社会变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变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明成祖设置贵州行省时,以强制手段废除思南、思州两土司,在其地设置八府四州,由此揭开了“改土归流”的序幕。以后凡被政府“改流”的土司,私田大多被没收,招民耕种,按亩纳粮;公田则任随开垦为业。于是有钱有势的人纷纷广占田土,不再按照土司原有的一套模式对土地进行管理,改而将土地出租给劳动者。这在当时的贵州,正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取代封建领主制的一个过程。

清代,规定“驻一郡之兵即耕其郡之地,驻一乡之兵即耕其乡之地”。为确保军需,把军屯剩余的土地分给当地人民耕种,收取屯粮。军屯以外的余田,或由官府招民佃耕,或让汉族地主承领转佃。加上军田、民田均可买卖,导致了土地的剧烈兼并,客观上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没落土司变卖田产的事屡见不鲜,说明民族地区正经历着一场社会结构的巨变。原先那些不可一世的部落首领每况愈下,中央政府委任的流官,成了民族地区新置州县的真正统治者。

从明到清,封建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一步步实现了在土司地区建立直接统治的愿望。延续数百年的改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历代中央王朝对贵州地区推行的羁縻治理策略,有效地遏制了元明以来土司专横拔扈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肯定了土司地区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从而促进了贵州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

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对云贵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随着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及新农作物品种的引进,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明代以前,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许多地方仍然处于“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的状态。尤其在边远地区,耕作技术十分粗放,“刀耕火种”,甚至使用木石工具的现象相当普遍。明朝初年的大开发,加上社会变革将大批的劳动者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

贵州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使用,在明清两代不仅相当普遍,而且已经深入到僻远山区。在雷公山及湘黔交界的腊尔山区,从生产用的犁耙、刀具,到生活用的锅勺、针锥一应俱全。有关文献记载黔南苗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时,形容当地“波耕水耨,盈盈其间”,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见,民族地区已开始摆脱原始农业状态,向成熟的封建农业经济迈步。

明代的广设卫所、大兴屯田,在贵州形成一个个移民新村。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卫所驻军和屯堡居民不能不全力以赴地垦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由于食盐、布帛、农具及各种日杂用品必须向外购置,久而久之,卫所和屯堡大多发展成为定期或不定期的市场。这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大大促进了全省,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商品交换。

这一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的棉纺织业发展很快,逐渐成为手工业中的主要门类,形成了一些纺织中心,如兴义、郎岱、大定(今大方)、安化(今德江)、榕江等地。仅黔西南的兴仁城就有织户上千家,弹花弓500余张。铁、汞、铜、铅的冶炼在民族地区也十分兴盛。苗族地区锻造的铁具,达到很高的技艺水平,有关文献称:“苗人铸刀必经数十锻,故坚利无比。”铜、铅两项是明清之际铸钱的主要原料,贵州的上述两种产品大都出自民族地区。

篇2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进入21世纪，民主化浪潮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过去，信息传输通道极为有限，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受到设备、纸张、消费能力与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民众的表达自由很难落实与操作。而如今的媒介融合时代，数字、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媒体传播方式日益丰富，为受众开启了交流的大门，创造了交流的条件。信息传播的互动性增强，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者。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深入了解世界的变化与发展。用户是媒介生存、发展的根基，新媒体因其便捷、快速等特点已经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发展潜力巨大，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

微博就是新媒体的领军人物，在许多公共事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浪微博自2009年启动内测起，用户就开始以每周50%的速度增长。在微博平台上，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关注值得关注的人，及时焦点新闻，拥有转发和评论功能，实现传播的最佳效果，图文并重，内容真实准确。现在已有500余家传统媒体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在新浪平台开设了官方微博，这正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的典型表现。随着微博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社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媒体从业人员和突发事件当事人开始使用微博，微博讨论和关注的话题也从日常琐事转向社会事件，微博逐渐成为网民收发信息的首选媒介之一，其涉及领域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重大事件、防灾救灾，还是在公民权益、社会救助等各个领域，微博都成为重要的信息载体之一，往往也能对事件的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微博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新场域，培育了一批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群体，也塑造了一个相对令人欣慰的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政治领域的改进留有值得遐想的期许。如2010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三人被烧成重伤。如果说宜黄强拆事件会在中国城市的“圈地运动”史上留有特殊的印记，那么其原因就在于微博的介入。比照每天层出不穷的强拆事件，宜黄强拆一案的规模并不是最大，强拆行动也没有造成最大的伤亡，但“微波”却使宜黄强拆案达到国内强拆案的顶峰，掀起舆论“巨澜”。被强拆的一个房主通过微博向大家直播了整个强拆过程。顿时，万众目光齐聚宜黄，在微博上同情弱者、制约强权已成为基本共识，任何一个违背该共识的人都会遭到网民们的痛击。微博的介入将地方政府与被强拆房主之间的权力博弈，置换成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这种置换使得强拆政府不得不面对来自整个社会的强烈质疑，进一步推进了事件的发展和解决。另外，手机报、4G网络、iPad、国内社交网络(校内网、人人网)、手机电视、公交电视、微信等也在新媒体的舞台上大放光彩。手机报宣告了一杯茶、一张报纸时代的终结。其优点十分明显，不消耗印发时间，传播速度比报纸快，讯息接收比电视便捷，随身携带比电脑方便，阅读不受地点限制，这种快捷得知讯息的方式得到广大受众的青睐。4G网络已经覆盖全国大部分城市、县城和重点乡镇，用户持续增长，运营商不断推出新的服务功能，实现了多功能业务的布局。iPad是苹果公司推出的革命性产品，其定位介于苹果的智能手机iPhone和笔记本电脑产品之间，通体只有四个按键，与iPhone布局一样，提供浏览互联网、收发电子邮件、观看电子书、播放音频或视频等功能，使人们一次性与各种新媒体进行全方位的互动交流。国内社交网站也逐渐进入平稳发展期，通过精准广告、互动游戏、社区活动吸引网民，人们能够与朋友保持了更直接的联系，建立大交际圈，其提供的寻找用户的工具还可以帮助用户找回失去联络的朋友。

随着各种新兴媒体的产生，我国传媒市场从报纸、广播电视、户外媒体“三分天下”，转变为报纸、广电、户外、渠道、网媒及移动互联网“五强竞争”的新格局。各种新媒体已在信息传播的平台上崭露头角，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无数人;每个参与者，不论出版者、传播者还是消费者，对内容拥有对等的、相互的控制。

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

新媒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的消亡。报纸作为高附加值信息的采集者、筛选者和者，其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新媒体不可取代的。网络等新媒体的信息把关方面存在缺失，人们往往对新媒体所的信息存在疑虑，而报纸则通过长期以来专业化的操作和采编流程的严格把关，在受众中拥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但是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传播角度、内容、方式完全由新闻从业人员来操控，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微博等多种平台信息，成为信息的直接参与者，增强了互动性，打破了传统模式。因此，传统媒体可以把新媒体当作信息来源，通过各种信息把握舆论走向和受众心理。新媒体也可以在传统媒体的影响下，对各类新闻议题进一步讨论和追踪，使传统媒体的新闻视野得到拓展。

这个过程便形成了报网互动的大好局面，报纸的读者可能会为了解更多信息而浏览使用网络等新媒体;同时，网民也可以通过网络认识报纸，并形成相对稳定的读者。这样把各自的受众群合二为一，不仅扩大了受众群体，而且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传播平台。网络报纸便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的产物之一，在保持传统报纸排版样式的基础上，突破报纸只用文字和图片传递新闻和信息的局限，运用多媒体以及超链接，让新闻报道内容更丰富、立体，传播形式更多元;同时扩大新闻来源，通过各种网络论坛或者留言板，获得新闻线索和素材，网站可以借助报纸文章来加大自己的深度报道。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联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应该在保持各自个性的基础上，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取长补短，形成传播合力，共同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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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剧;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7(C)-0092-01

关于音乐剧的起源,国内外说法甚多。一说起源于19世纪欧洲古典轻歌剧和喜歌剧;一说起源于美国本土的乡村歌曲、黑人灵歌与爵士音乐和流行的歌舞杂耍;一说起源于19世纪后期英国人创造的“音乐滑稽戏”和“音乐喜剧”。然而,无论哪种说法,都无法否认社会的变革,对音乐剧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

一、英国音乐喜剧是美国百老汇的老师

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和公众的心理节奏大为加快,社会审美意识也发生巨大变化。在英国伦敦,有一位头脑灵活名叫乔治•爱德华兹的剧院经理,在他的太子剧院推出了一部名叫《快活姑娘》的新剧,并第一次使用了“音乐喜剧”这个称谓。移居美国的大量欧洲移民把高度发达的欧洲文化带入这片神奇土地上来,其中就有古典轻歌剧和喜歌剧。毫无疑问,以爱德华兹为代表的英国音乐喜剧给了美国人以极大的启发。他们仿照英国音乐喜剧的模式,创作了几部实验性作品,为来日美国音乐剧强劲崛起奠定了基础。

二、音乐剧使百老汇名扬全美

其实,20世纪初百老汇只是纽约普通的一条街道。但自从美国音乐剧在这里安家并渐趋成熟,百老汇的名声便逐渐改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百老汇首演了许多的音乐剧,培养了许多的音乐剧大师和明星,伴随美国音乐剧近百年的历程,创造出音乐剧产业令人咂舌的神话。它是美国音乐剧从幼稚走向辉煌的历史见证。因此说百老汇哺育了美国音乐剧毫不为过。

三、《俄克拉荷马》,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

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百老汇音乐剧得到了迅猛发展,诞生了大批生机勃勃的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俱佳的剧目,受到了美国公众狂热的欢迎。其中最有生命力,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当推1943年首演的《俄克拉荷马》。

《俄》是由被称为“百老汇黄金搭档”之一的作曲家R・罗杰斯和剧作家D•小哈默斯坦联袂创作的剧目。它以热烈、奔放而又幽默的笔调表现美国西南部俄克拉荷马地区一群纯正勤奋的拓荒者的生活。故事生动曲折、妙趣横生。其中许多极有乡村风味的音乐场面、歌曲和舞曲,旋律之准确生动,令观众闻之难忘。它汇聚了美国人的文化性格,正直、豁达、幽默、率真、热情、奔放,被人认为自有百老汇音乐剧以来,第一部对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作了典型概括和充分表现的划时代杰作。而纽约百老汇也理所当然的成了世界音乐剧的“首都”。

四、战后百老汇――令世界疯狂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美国音乐剧佳作迭出,大师辈出,音乐剧的天空群星璀璨,光芒四射,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在20世纪50―60年代,堪称百老汇经典杰作确实不少,例如1951年《国王与我》、1954年《康之舞》、1956年《窈窕淑女》、1957年《西区的故事》、1959年《弦乐之声》、1964年《屋顶上的提琴手》和《哈喽!道莉》、1966年《来自拉曼察的人》。

五、躁动的时代和躁动的百老汇

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以及美苏冷战,政治低迷,经济滑坡,失业率上升,种族歧视等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百老汇音乐剧也进入了变化莫测的时代,作品从不同侧面反应了美国社会动荡不安、风气低下、文化心态普遍浮躁的严酷现实。

六、衰落与崛起,伦敦向纽约挑战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百老汇业已元气大伤,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

正当百老汇为自己的生存危机绞尽脑汁之时,一批雄心勃勃的英国人已经羽翼丰满,正待展翅高飞,也预示着英国人驰骋天下的时代业已到来。

七、20世纪末,英国人征服百老汇

1981年5月1日,有劳埃德•韦伯作曲的《猫》在伦敦首演。它取材于艾略特的诗集,是一部拟人化,充满幻想色彩的舞台杰作。作者通过各色各样猫的故事,诉说人间的悲欢。《猫》的首演,轰动了伦敦,也轰动了整个欧洲大陆。从1982年10月,《猫》移师纽约,分别上演于纽约第50街温特花园剧院和百老汇,同样在美国人中间掀起狂潮。并获得第37届托尼奖之最佳音乐、最佳剧本等多项大奖。此后十余年来,《猫》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常演不衰,累计上演场次高达4万余场。这个神奇纪录,是任何百老汇剧目均无法望其项背的。

八、整个世界为你疯狂

在音乐剧发展史上,美英两国艺术家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创造,才使音乐剧这门新型的戏剧形式从一种粗糙的文化快餐发展成为风靡世界的娱乐艺术和市民文化,才使音乐剧从艺术创造、舞台呈现到商业运作等各个环节都逐渐成熟起来,并使之成为20世纪人类创造的最杰出的文化成果之一而载入史册。然而,如果我们据此认为音乐剧艺术仅是美英两家的专利,有失偏颇。世界上许多国家艺术家都为音乐剧艺术发展成长做出过重要贡献。亚洲的音乐剧正在积蓄力量,以期来日一击冲天,欧洲、南美、大洋洲各国的音乐剧亦处在风起云涌之中。音乐剧艺术恰如春风中的小草,在世界每一块土地上昂首摇曳。由此不难看出,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决定着音乐剧的兴衰。或者说,社会就是音乐剧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的土壤。

在21世纪的社会变革浪潮中,音乐剧又将走向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百老汇音乐剧》.慕羽著.海南出版社.2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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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信专家在现场演示众多创新硬件、软件和服务解决方案，包括5G、LTE、云、IP、网络虚拟化、大数据分析、OSS/BSS和电视与媒体技术等，这些解决方案将提升数字化体验，助力一个所有能够受益于连接的事物都将彼此连接的网络社会成为现实。

5G实现突破

尽管目前5G标准尚未创建，且要到2020年左右才能实现商用，但爱立信已经展示了5G的基本功能，这些功能对于用户和机器类通信中广泛采用5G技术至关重要。继爱立信5G无线测试床实现业内最高5 Gbps吞吐量之后，爱立信又迎来两个全新的技术里程碑：5G-LTE双连接（5G-LTE Dual Connectivity）和5G多点连接（5G Multipoint Connectivity），并在2015年全球移动通信大会上进行了展示。

爱立信最新的5G无线测试床的创新体现在室内外移动设备与无线接入网之间的交互，包括：

5G-LTE双连接：5G移动设备在LTE和5G无线接入网覆盖区域之间移动，与这两张网络建立并行连接，然后再进行网络无缝切换。5G-LTE双连接将支持5G网络为终端设备和无线接入网提供多标准和多频段支持。

5G多点连接：5G移动设备并行连接两个5G基站，通过多个下行数据流提高比特率性能，同时提高信号强度和弹性。5G多点连接将成为支持包含宏蜂窝和小蜂窝覆盖的多层网络的关键。

5G技术将影响整个移动网络及相关的生态体系，从终端设备到无线接入、IP核心网、云计算。从无线接入的角度来看，5G将包括现有LTE技术的演进，并将增加新的无线接入技术，通常在更高的频率上实现接入。不同频段、技术标准和网络层的紧密互联互通对于确保数十亿互连设备、机器和事物的无缝连接，以及支撑用户、商业和工业应用至关重要。

爱立信高级副总裁兼无线业务部主管Arun Bansal表示：“爱立信5G无线测试床是技术创新与实现的完美体现，反映了爱立信对领导5G技术发展的承诺，在这里，我们测试并突破了移动性为社会带来变革的极限。”

无线领域

展会上爱立信推出了全新的无线系统，此无线系统是一个革命性、设计前卫、模块化的移动网络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将提高手机用户的应用覆盖。爱立信无线系统基于爱立信多核基带架构，提供业界领先的性能，助力运营商迈向5G发展道路，同时大幅减少能源需求、站点空间和安装时间。现网演示爱立信的LTE独特性能体现了其领导力：

Psi覆盖，可经济高效地为下一个30亿移动宽带用户提供连接。

单基带TDD-FDD载波聚合提供业界领先的性能，借助全球首个纯软件、后向兼容的基带升级来实现此性能，支持运营商仅通过软件升级来增加他们网络的TDD覆盖范围和容量，该载波聚合功能在Networks Software 15B中提供。

LAA是4.5G技术，它整合授权频段和非授权频段后，可提升智能手机用户的室内应用覆盖。

采用世界领先设备商的最新产品，演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互联互通。

管理服务

爱立信还演示了如何使用网络运营商中心（NOC）来代表运营商管理世界各地的网络。NOC在无线接入网可用性、丢包率和会话激活时间等方面拥有骄人的技术措施，但在监控语音、网页浏览和视频流媒体等服务质量方面效果不太显著。今年，爱立信将首次演示它如何使用服务运营中心监控服务质量。

OSS/BSS

凭借运营支撑流程即服务的理念，无论爱立信何时签约来管理运营商的网络，它所用的工具和流程的产品组合现在都可以服务形式提供给运营商。运营支撑流程即服务支持以服务形式提供OSS/BSS工具，有助于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并减少客户的投资需求。此外，爱立信将独特的计费和电信专业知识的完美结合，包括： 开箱即用的费率方案、灵活性、计费、忠诚度奖励和商业情报。

电视与媒体

此次，爱立信还推出了创新的基于云计算的下一代付费电视平台，提供全球最敏捷的电视体验。

爱立信媒体分发网络是一个在固网和移动网络上交付管理和未管理内容的单一的纯软件解决方案。这一全新的解决方案利用最新的云和虚拟化技术，发挥业务助推框架的作用，实现更高的网络效率，增强体验质量和增值服务。

Cloud & IP

新款爱立信路由器6000系列也在展会上得以亮相，该系列产品结合无线和IP传输，紧密集成爱立信无线系统和爱立信网络管理器，并提供高容量和集成的SDN功能，还为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展示新款爱立信虚拟路由器。

同时展出的爱立信云系统是一个完整的堆栈解决方案，可处理跨多个行业的各种工作负载，为5G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展示面向NFV的“实时”云执行环境，基于OpenStack的虚拟化网络功能，面向混合云的策略驱动的PaaS，云环境中的数据完整性，数据中心硬件和包括规划和执行的云转型策略。

另一热点是WiFi呼叫，利用这一技术用户可以使用智能手机通过WiFi与LTE语音进行无缝互联互通。

行业与社会

面向行业与社会的知识管理方面，爱立信以智能交通为例，演示“面向行业和社会的知识管理”，体验如何借助自动化和知识管理处理货运列车运输的案例。

海运ICT云是一个典型的管理云解决方案，可连接海上船只和岸上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可包括管理船队，监控发动机和油耗，监督航线和导航，并确保船员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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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互联网，是基础。

就是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来改造企业的内外部，内部主要指企业信息化，外部主要指和外界的联系方式。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创业者，在开展生产经营和日常管理时，都要使用互联网这一基础工具。在这一层，互联网直接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第二层：互联网改造，主战场一片红海。

可以用技术手段、路径方案和细分市场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互联网改造的路径。根据硅谷传奇投资家彼得・蒂尔《从0到1》的理论，互联网改造主要做的是从1到N的优化、深化、细化工作，这项工作的主要属性不是创新，而是复制，成功的关键在于规模和市场份额。

怎样进行互联网改造？要针对痛点、引导需求和顺应习惯。在技术条件不成熟时硬推概念，如微信的多次商业尝试、手机淘宝的“来往”等；创造需求而不是引导需求，如开个所谓的互联网餐饮店、上门洗车等，是在互联网改造中要吸取的教训。

第三层：互联网创造，目前还是蓝海。

互联网创造是互联网改造的升级，主要是从0到1的过程，创新是主旋律，主要包括组织重构、生产流程再造、商业模式创新、新产品制造等四个方面。

目前组织重构的案例还比较少。小米算是一个，据说其内部组织管理特别扁平化，且没有设置KPI指标。生产流程再造里最典型的案例是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烂大街的话题。新产品制造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互联网创造，像可穿戴设备、无人机、无人驾驶车、3D打印等，良莠不齐，有的已成功，有的还在路上。

互联网创造里最需要警惕的是伪创造，打着新产品的名号吸引用户眼球，骗开用户的钱包后留下一片骂声，这其实是互联网的“快”思维在作祟。目前大部分所谓智能产品，以及大部分所谓的智能穿戴设备，都属于这一类。真正的互联网创造，同传统的制造业一样，需要较长的研发时间，需要不断试错不断总结，绝对不是一个“快”字能解决的。

第四层：社会变革，是方向。

由互联网引发的社会变革，主要分为行业关系变化、社会规则变化和社会结构变化三个方面。

行业关系变化的主要表现是各种生态圈的建立和跨界发展。目前正在构建的有阿里的电商生态圈、腾讯的社交生态圈以及百度的搜索生态圈等，金融业、媒体业以及多种O2O，正在形成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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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行刑社会化是世界性的行刑体制发展趋势，俄罗斯刑法典在刑罚体系设计上充分体现了这个趋势，同时俄罗斯刑事执行法也始终贯穿行刑社会化的精神，共同推动了俄罗斯自由刑的变革。但是俄罗斯正处于社会变革过程中，刑罚的丰富和社会的发展难以匹配，造成很多刑罚种类在现阶段难以实现，阻碍了行刑社会化的发展。鉴于中俄两国刑法特殊的历史渊源，从行刑社会化的视角审视俄罗斯自由刑的变革，去芜存菁，将对我国刑法中刑罚的完善和执行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以下简称刑法典）由俄罗斯国家杜马于1996年5月24日通过，迄今进行了七百多次的修改，最近的修改在2008年5月13日。1996年12月18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以下简称刑事执行法典），最近的修改在2007年12月1日。这两部法典均自1997年1月1日起生效实施。两部法典在继承前苏联法律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的某些价值理念和具体的立法经验，反映了进步的民主思想和刑事法律思想，行刑社会化的精神贯穿于俄罗斯刑事执行立法[1](P113)，对以后陆续制定的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刑法典与刑事执行法典有着积极的影响[2]。

一、行刑社会化对自由刑变革的推动

进入科学时代后刑罚的目的由报复转向以预防犯罪、改造犯罪作为其宗旨。与此相适应，行刑也就随之成为预防犯罪，尤其是预防犯罪人再犯罪的主要环节。正是基于此。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对行刑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从过去较严厉、较封闭式的行刑状态向较缓和、较开放式的行刑社会化方向转变，这一转变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制刑、量刑的改革。

行刑社会化是指为了避免和克服监禁刑存在的某些弊端，使刑事执行服务于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而应慎用监禁刑。尽可能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使其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同时对于罪行较重有必要监禁的罪犯，应使其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并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参与罪犯矫正事业，从而使刑事执行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1](P42)。行刑社会化是基于刑罚人道化的思想，将人的权利和尊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人格矫正为前提、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可以说是行刑人道化的深层展开和必然归宿。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刑罚目的就是“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不使其为害”[3](P336)。

自由刑是以剥夺人的自由为主要内容，使受刑者在一定的设施内被拘禁。自由刑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成为刑罚体系的中心，替代了生命刑与身体刑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的中心地位，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自由刑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把罪犯关押在监狱，使其与社会隔离，阻断其与社会的联系交流，这与执行自由刑的中心目的——“重返社会”相悖，即“自由刑在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同时，可能也使其丧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4](P231)；其次，众多罪犯关押在一起，容易交叉感染犯罪恶习，滋生新的犯罪；最后，执行自由刑的运行成本巨大，不仅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其改造效能也令人失望。因此，行刑社会化所代表的行刑发展的大趋势必将推动自由刑在制定和执行方面的变革。

二、俄罗斯刑罚体系的框架

俄罗斯联邦先后在1922年、1926年、1960年和1996年制定了四部刑法典。受传统刑罚报应主义的影响，前三部刑法典确立的刑罚制度追求对犯罪的惩罚目的，刑罚制度的设立一味地追求剥夺自由刑，而与剥夺自由刑无关的刑罚考虑得很少。这样的刑罚结构影响着行刑社会化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多年来，许多刑法学者提出要限制死刑，增加与自由刑无关的刑罚种类和刑事法律性质措施（如没收财产、强制医疗），并扩大它们的适用范围，1996年刑法典正是符合俄罗斯社会巨大变革的需要，同时与行刑的调控功能相对应，在刑罚制度上作了修改和完善。但必须看到，自由刑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与时代的发展步伐相一致，俄罗斯刑法典在刑罚制度方面频繁进行修改就是法制与经济社会不协调的产物，因此俄罗斯的自由刑变革之路必将很曲折。

俄罗斯刑法典确立了法制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原则、罪过原则、公正原则、人道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和刑事法律性质措施应该与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实施犯罪的情节和犯罪人的个人身份相当，应该是为了恢复社会公正、改造犯罪人和预防实施新的犯罪所必需的和足够的，同时刑罚不得以造成身体痛苦或侮辱人格为目的。刑法典中的人道原则是最具特色的，在刑罚体系的设计和刑罚执行中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体现。

刑法典是刑事执行法典的基础，刑事执行法典是刑法典规定的刑罚的操作化和现实化，刑事执行法典也体现了行刑社会化思想。刑事执行法典的任务就是调整执行刑罚与服刑的程序和条件，规定改造被判刑人的手段，维护他们的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在被判刑人适应社会方面给予帮助。法典第9条规定了对被判刑人的改造和改造的基本手段，包括改造被判刑人就是培养他们尊重人、尊重社会、尊重劳动和尊重人类社会生活的准则、规则和传统以及激励其守法行为；改造被判刑人的基本手段是：规定执行刑罚的程序和服刑程序，教育工作，社会有益劳动，接受普通教育，职业培训和社会感化；改造被判刑人手段的适用应考虑刑罚的种类、所实施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被判刑人的身份和他们的表现[5](P13－17)。

遵循上述原则和目的，1996年的刑法典在刑罚种类方面的调整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改变了1960年《苏俄刑法典》规定的诸刑种的排列顺序，实行由轻到重的排列，不再把死刑当做暂时的刑罚方法列在刑罚体系之外；增设一些新的刑种；为了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需要，废除流放、放逐、公开训诫和责令赔偿致成的损害四个刑种；对罚金、劳动改造和剥夺自由的适用条件作了修改与补充；死刑只适用于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犯罪[6](P70－73)。

1996年刑法典第44条规定了13种刑罚：罚金：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剥夺专门称号、军衔或荣誉称号、职衔和国家奖励；强制性工作；劳动改造；限制军职；没收财产（失效）①；限制自由；拘禁；军纪营管束；一定期限的剥夺自由；终身剥夺自由；死刑。其中新规定的刑种有强制性工作、限制军职、限制自由、拘禁、终身剥夺自由。库兹涅佐娃认为该刑罚体系具有三个优点：有利于实现刑罚个别化、反映人道主义精神、遵循法制原则[7](P24－25)。

按照刑罚执行方法不同，可以把刑罚分为三种：（1）与剥夺或者限制自由无关的刑罚；（2）与限制或剥夺自由有关的刑罚；（3）死刑[8](P192－207)。在13种刑罚中有8种刑罚没有与社会隔绝，实现了行刑社会化。俄罗斯在行刑社会化方面的进步还体现在社区刑罚的种类丰富上，属于社区刑罚的有：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劳动改造；强制性工作；限制自由[9](P113)。

上述的刑罚种类在《刑事执行法典》中都规定了具体的执行程序和机关。刑法典生效时强制性工作、限制自由和拘禁由于物质条件的不具备尚不能实际适用。尽管立法者希望将执行强制性工作（2004年底之前）、限制自由（2005年底之前）、拘禁（2006年底之前）的必要条件建立起来，便于适用这些刑罚[8](P191)，但是仅强制性工作在2004年12月28日被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适用，有关俄罗斯联邦法院判处这个刑罚的实际运用由2007年1月11日的《第2号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议》作出，而拘禁和限制自由的适用尚遥遥无期。

刑罚的多样性是行刑社会化的必备条件，也是自由刑变革的基本趋势。俄罗斯刑法典在刑罚体系中表现出的多样性，特别是对犯轻罪的犯罪分子所设定的多样化刑罚，使得法官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考虑犯罪分子的个人情况去适用刑罚。法官们更倾向于采用与限制和剥夺自由无关的刑罚，在保证对罪犯有效责难的同时，促进罪犯矫正和回归社会，实现刑罚目的，这符合行刑社会化和轻刑化的世界潮流。

三、俄罗斯自由刑变革的基本路径

行刑社会化要求俄罗斯的立法者在刑罚执行开放与控制罪犯危险性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反对将行刑社会化理解为单纯的监禁刑执行开放、增设非监禁刑或者推进社区矫正刑，而将其视为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10]。

（一）作为自由刑替代措施的缓刑、假释是俄罗斯主要的行刑社会化制度，因此必须扩大缓刑适用，加大假释力度。

1.缓刑。根据刑法典第73条的规定，法院对于判处劳动改造、限制军职、限制自由、军纪营管束或者8年以下剥夺自由的被判刑人，认为其不实际服刑也能得到改造的，可以判处缓刑；在判处缓刑时，法院应当考虑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的程度，犯罪人的身份，以及减轻情节和加重情节；在判处缓刑时法院要规定考验期，考验期的长短取决于刑期的长短；在缓刑的时候可以执行附加刑。但是，缓刑不能对罚金、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拘禁、强制性工作适用。不禁止对有前科的人，其中包括前科没有依照法定程序撤销或消灭的人适用缓刑。考虑到严重和特别严重犯罪对社会和公众的危害性，对这些性质犯罪在适用缓刑时应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所以2003年12月8日立法者对刑法典进行修改，改变了以前没有对任何种类犯罪（即第15条规定）适用缓刑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对8年以上剥夺自由的严重犯罪和全部特别严重犯罪不适用缓刑。

修改后的俄罗斯缓刑制度同中国相比还是很宽松，其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实践经验、对法律认知水平和职业素养程度。在轻刑化和行刑社会化的思想指导下，俄罗斯法官判处缓刑的状况甚至引起了很多俄罗斯学者的不安。据卡夫里洛夫教授的资料显示，每年法院要审理3万件同刑法典第222条（非法获得、移交、销售、保管、运送或者携带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和爆炸装置）有关的刑事案件，其中70％的被判刑人判处缓刑，法官在判处缓刑时没有考虑到武器的泛滥所产生的社会危险，尤其是与恐怖活动有关的社会危险[11]。即使对缓刑的高适用率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从行刑社会化的视角看还应该扩大适用。

2.假释。刑法典第79条规定，正在服军纪营管束或剥夺自由刑的人，如果法院认定他不需要服满判处的刑罚即可以得到改造，则可以假释。在假释的情况下可以完全或者部分地免除附加刑。通过2003年12月8日的修改，俄罗斯的假释制度在适用对象上已经回归了只对剥夺自由的人适用假释的传统理论。2006年7月11日俄联邦明确了对以剥夺自由刑替代其所判处死刑的人可以适用假释。

法院对于那些虽然没有服满所判处的刑期，但是已经达到刑罚目的的被判刑人实行假释符合人道原则和行刑社会化的要求。《2001年第25号联邦法律》对第79条3款进行修改，进一步放宽了假释的条件，即只有在被判刑人实际服满以下刑期之后才可以假释：（1）因轻罪或中等严重的犯罪被判刑的，不少于刑期的1／3；（2）因严重犯罪被判刑的，不少于刑期的1／2；（3）因特别严重的犯罪被判刑的，不少于刑期的2／3；（4）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的人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少于6个月。

俄罗斯刑法中没有减刑制度，对于被判处终身剥夺自由的被判刑人来说，必须在法院认为他不需要继续服这种刑罚并且已经实际服满不少于25年剥夺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够被假释。服终身剥夺自由刑的头三年恶意破坏服刑管理制度的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间新犯严重或特别严重犯罪的被判处终身剥夺自由的犯罪人不得假释。这些规定过于苛刻，不利于对判处终身剥夺自由的被判刑人再社会化，应该降低实际服刑的年限，给其更有利的重返社会的条件，这更符合俄罗斯刑法典所坚持的人道原则。

（二）完善社区刑罚执行的条件，扩大社区刑罚的适用。

1.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即禁止担任国家公职或者在地方自治机关中任职，或者从事某种职业活动或其他活动。这个刑罚种类属于混合刑，即能作为主刑，也可以作为附加刑使用。当这个刑罚适用时不将被判刑人与社会隔离，仅对被判刑人施加重大的心理影响，大大限制了被判刑人参与国家和地方管理权利实现的可能性。

根据《2006年第12号联邦法令》所作的修改，这种刑罚作为主刑或者是罚金、强制性工作和劳动改造的附加刑，及缓刑的条件下，由被判刑人住所地或工作地的刑事执行监察机关执行；在作为限制自由、拘禁、军纪营管束或者剥夺自由的附加刑时，由执行主刑的机构和部门执行，主刑执行完毕后由被判刑人住所地或工作地的刑事执行监察机关执行。刑事执行监察机关对被判刑人进行登记；监督被判刑人遵守法院刑事判决对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禁止性规定：检查被判刑人所在单位的行政以及有权撤销禁止被判刑人从事的活动的许可证的机关对判决要求的执行情况等工作。因此，要加强刑事执行监察机关的力量，才能有效担当起执行的职责，同时需要被判刑人工作单位的配合，刑事判决对被判刑人的工作单位和服务机构具有强制力。

2.强制性工作。这种刑罚是1996年增设的刑种，类似于西方刑法中的社区服务刑，是对个人的直接感化方式。强制性工作是被判刑人在主要工作或学习后的空余时间无偿完成社会有益工作，工作的种类由地方自治机关和刑事执行监察机关协商后指定；强制性工作的期限为60小时至240小时，而每天的服刑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如果被判刑人恶意逃避服强制性工作刑，则可以用限制自由、拘禁或者剥夺自由代替，执行限制自由、拘禁和剥夺自由一天折抵强制性工作8小时；被认定为一等残废的人、孕妇、有3岁以下孩子的妇女、应征服现役的军人以及依照合同在军队服役和从事士官工作的人不得判处强制性工作。强制性工作的执行从法院判决、裁定、决定的副本交到刑事执行监察机关之日起不晚于15日开始。刑事执行监察机关对被判刑人进行登记；向其说明服刑的程序和条件；同地方自治机关协议被判刑人强制性工作对象的清单；监督被判刑人的行为；对其已服刑的时间进行总计。

但是，在1997年1月1日刑法典和刑事执行法典生效时，实施强制性工作的物质和法律条件并不具备，因此当时该刑罚无法适用。直到2004年12月28日该刑罚才被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适用，2006年12月30日《刑事执行法典》确定了该刑罚执行地点和监督机构。

3.劳动改造。劳动改造刑是经济处罚，是在正常工作过程中执行刑罚，不阻断被判刑人与社会的联系，符合行刑社会化的要求。劳动改造的期限为2个月以上2年以下，服刑地点为被判刑人的工作地点。从被判劳动改造刑的人的工资中应扣除法院判决所规定的数额作为国家收入，限额为5％至20％。如果被判处劳动改造的人恶意逃避服刑，法院可以用限制自由、拘禁或剥夺自由代替未服完的刑期。一天的限制自由、拘禁或剥夺自由分别折抵劳动改造一天、二天或三天。

执行劳动改造的困难在于：对于没有工作的被判刑人的执行；对于有工作的被判刑人，单位不愿承担协助监督和扣划工资的责任。针对上述困难，刑法典第50条作了相应修改，对于被判处劳动改造的没有主要工作地点的人，由地方自治机关同刑事执行监察机关协调，在被判刑人居住的区域内确定工作地点；同时还增加了对被认定为一等残废的人、孕妇、有3岁以下孩子的妇女、应征服现役的军人以及依照合同在军队服役和从事士官工作的人不得判处劳动改造的规定，凸显了该刑罚的人道原则。

《刑事执行法典》通过必要的修改，完善了执行程序和条件，明确执行机关的具体职责，增强了劳动改造的效果。法典甚至涉及具体的被判刑人的休假、退休、工作和生活地点的变更、工作态度等方面，充分体现了行刑社会化的意义。

4.限制自由。限制自由是将在法院作出判决前年满18岁的被判刑人，在不与社会隔绝的条件下安置在专门机构实行监督。这是俄罗斯刑法新增的、特有的一种刑罚措施。可以对实施故意犯罪而被判刑但无前科的人和实施过失犯罪而被判刑的人适用。在被判处限制自由的人恶意逃避服刑的情况下，可以用剥夺自由代替。同时，为了使该刑罚更具人性化，对于被认定为一等或二等残废的人、孕妇、有14岁以下孩子的妇女、年满55岁的妇女、年满60岁的男子以及应征服现役的军人不得判处剥夺自由。

按照《刑事执行法典》，被判处限制自由的人在专门机构——劳动改造中心服刑，该中心的界限由俄罗斯联邦政府确定。中心通常位于被判刑人居住地或判刑地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地域范围内，被判刑人的经常居住地所处的联邦主体没有劳动改造中心的情况下，可以在其他联邦主体的劳动改造中心执行。为了体现行刑社会化，《刑事执行法典》还规定了种种优待措施，为被判刑人提供日常生活和卫生保健保障；保证没有专业特长的被判刑人能够获得初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供奖励等。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该刑罚自刑法典生效以来从未实施过，虽然立法者声明不晚于2005年完成实施该刑罚所需的必要条件，可是迄今为止尚未通过相关的联邦法律，严重干扰了法律的权威性和行刑社会化目的实现。

（三）在减少剥夺自由刑适用的同时，加强剥夺自由刑执行的社会化趋势。

俄罗斯刑罚种类中的剥夺自由刑是拘禁、军纪营管束、一定期限的剥夺自由和终身剥夺自由。因为军纪营管束适用对象的特殊性，在此不加以研究。

1.拘禁。拘禁是新的刑种，是将被判刑人在严格与社会隔离的条件下拘押，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在用拘禁代替强制性工作或劳动改造时，期限可以少于1个月。对在法院作出判决时未满16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有不满14岁孩子的妇女不能判处拘禁。对军人在禁闭室执行拘禁。

拘禁是一种典型的短期剥夺自由刑，被判处拘禁的人应该在严格隔离的条件下关押，并且应该将被判刑的男子、被判刑的女子、未成年被判刑人、以前在劳动改造机构服过刑的被判刑人和有前科的被判刑人分开关押。拘禁刑的目的在于避免短期犯与长期犯的交叉感染，使短期剥夺自由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是对短期剥夺自由刑的一种改革。为了达到拘禁刑的目的，俄罗斯立法者主张设立独立于监狱、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改造村之外的专门刑事设施——拘禁所。

拘禁所的条件和监狱相同，执行拘禁的程序也与执行剥夺自由一致。在服刑期间被判刑人不得会见除律师和有权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人之外的人；不能获得除生活必需品和应季衣物之外的包裹、物品和印刷品。不能对被判刑人进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不允许在无人押送的情况下行动。被判刑人只有每天1小时的散步时间，每周要为拘禁所无偿工作4小时等。可见拘禁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因此在俄罗斯对拘禁的诟病颇大：（1）由于对被判刑人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间短，刑罚的威慑机能减弱，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目的不能完全实现；（2）被判刑人在服刑时丧失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释放后无所适从，容易自暴自弃，造成社会不稳定，有碍于其“重返社会”；（3）被判处拘禁的人多是初犯，愿意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拘禁所，等于贴上犯罪人标签，伤害自尊心，也使他们丧失对拘押的恐惧感，使刑罚的特殊预防效果大打折扣；（4）拘禁不但让被判刑人感觉不到严厉性，也难以让一般人感到其威慑效果，难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5）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向国家杜马正式提交了把拘禁废除的法律草案，认为执行该刑罚需要建设140座拘禁所，最少耗费750亿卢布（约30亿美元），支出巨大[12]。总之，由于存在争议和政府部门的消极态度，拘禁迄今为止尚未实施，而且俄罗斯刑法学者认为寻求非剥夺自由性质的刑罚来替代拘禁是当前俄罗斯刑事政策的重要任务。

2.一定期限的剥夺自由。修改后的刑法典第56条规定，剥夺自由是通过把罪犯投放到劳动改造村或者安置在普通、严格、特别管束制度的劳动改造营或监狱的方法使其与社会隔离；剥夺自由的期限是2个月至20年；在数罪并罚时，部分或全部相加剥夺自由刑所判处的最高刑期不得超过25年，数个判决并罚时，不得超过30年。

剥夺自由体现着国家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制裁的严厉，有助于恢复社会公正，借助将被判刑人与社会隔离和管束制度改造被判刑人，同时预防实施新的犯罪。可是，剥夺自由阻断了被判刑人以前的社会联系，改变其习惯的生活方式，强迫忍受身体、心理负担和痛苦，造成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这些都不利于行刑社会化，所以法院应当尽量减少剥夺自由的适用。

在俄罗斯的司法实践中，因罚金执行困难，限制自由、拘禁实施的条件还不具备，法官在无奈的情况下，首先和基本采用的刑罚措施仍是剥夺自由，约占判决总数的30％。其中对24％的轻罪和中等严重犯罪判处剥夺自由，这是很不好的现象。现在俄罗斯有80多万人正被执行剥夺自由，占据了欧洲第一位，而欧洲采用剥夺自由的判决不超过13％～18％[2]。

在不能大幅度减少剥夺自由适用的现实情况下，谋求行刑个别化和社会化就成为剥夺自由刑变革的基本趋向。行刑个别化是区分不同犯罪分子的特点和危险性，在劳动改造村、劳动改造营和监狱分别执行剥夺自由，但监狱只能关押男性罪犯。《刑事执行法典》经过多次修改，加强了剥夺自由刑的行刑社会化趋势，很多制度设计都是为了保障被判刑人的再社会化，如改造机关对于未满30岁的被判刑人必须进行普通教育；对没有技术专长的被判刑人进行初等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残疾人、60岁以上的男子、55岁以上的妇女，将根据他们的愿望进行培训；联邦刑事执行机关要为此制定刑事政策和法律规范，并对被判刑人能够获得高级职业教育施加影响等。

当代俄罗斯法学理论界广泛使用“被判刑人的社会适应性”、“被判刑人的劳动适应性”、“被判刑人的社会复权”概念，将其作为被判刑人再社会化是否成功的考量指标。“被判刑人的社会适应性”要求在刑事执行立法中建立从刑罚执行直到释放后恢复自由阶段的再社会化的有利条件和整体措施；“劳动适应性”是指被判刑人获得了改造机构所在地劳动和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专业技能，使其在释放后到国有企业工作成为可能。在刑事执行立法理论中“被判刑人的社会复权”是很新的概念，要求完全恢复刑满释放犯的宪法和全部民事权利，保护他的合法利益。“社会复权”的工作绝对不应该由刑事执行系统的行政机构实施，应由国家政权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实施。俄罗斯学者呼吁成立有充足物质保障和财政支持的专门国家机构——社会复权中心，制定《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复权法》，来保障社会复权的有效实现，预防重新犯罪[10]。

3.终身剥夺自由。终身剥夺自由是1996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新增设的刑种，开始是作为死刑的替代刑种出现的，即法院考虑减轻处罚情节后，认为对特别严重的侵害人的生命的犯罪人可以不适用死刑的情况下，就判处终身剥夺自由。2004年7月1日的《第74号联邦法律》结束了终身剥夺自由作为死刑替代刑罚的历史，成为真正独立的刑罚种类。根据第57条规定，对实施特别严重危害生命和特别严重损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适用；对妇女，以及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法院作出判决时已年满65岁的男子，不得判处终身剥夺自由。

俄罗斯在1999年冻结了死刑的适用，用终身剥夺自由和剥夺自由25年来替代。在这种情况下，终身剥夺自由有进一步扩大适用的趋势，甚至对传播者也判处终身剥夺自由。终身剥夺自由同死刑类似，都是最严厉的刑罚措施，扩散适用将严重干扰行刑社会化和轻刑化的大趋势，同时也要考虑是否可以缩短25年的被判处终身剥夺自由人假释实际执行期限。

综上所述，行刑社会化要考虑刑罚的公正，保证行刑开放与社会开放的协调，避免盲目扩大剥夺自由刑开放度，盲目推进社区矫正刑，从而破坏刑罚的公正，增加社会的不安全因素。但也要避免因担心剥夺自由刑开放会引起社会不安全，而放弃自由刑变革推进，从而导致因刑罚进化后滞于社会发展制约社会进步的后果。我国刑法典创制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其刑罚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参照原苏联刑法模式。因此，俄罗斯和我国刑法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俄罗斯在行刑社会化道路上的自由刑变革比我国先行一步，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注释:

① 2003年12月8日的《2003年第162号联邦法令》废除没收财产刑，但是因为争议很大，2006年7月27日的《2006年第153号联邦法令》把没收财产作为一种刑事法律性质的措施在刑法典第15.1章中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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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萨姆索诺夫．国际标准要求下被判刑人组织劳动和社会复权的现实问题[J].刑事执行体系：法律、经济、管理，2006，(5).

篇7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　现代性　范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究竟应怎样看待“现代性”，应怎样看待“发展”，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持续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在当前众多的现代性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中，贝克、吉登斯等学者所阐述的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一个在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解释现代社会本性及其发展的新范式。批判地分析风险社会理论的范式变革，借鉴其变革路向，可以促使人们在面临纷至沓来的理论思潮冲击时，更为审慎地抉择发展和现代化的方向。

一、颠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畴框架

风险社会理论以社会学的方法探究现代社会，寻求范式的创新，首先需要突破的就是经典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范畴框架。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经典社会学理论所处的现实场景是“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它的中心论题是：在一个匮乏社会中，社会生产的财富是怎样通过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已构成现代性在当代的主要“阴暗面”，并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风险社会”成为当代社会理论必须面对的生活情境，它将原有的中心论题变换为：作为现代化一部分之系统地生产出来的风险怎样才能被避免、减弱或疏导?如何使其既不妨害现代化，又不超出可以容忍的界限?风险社会理论据此认为，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和框架，已无力解释新的社会变化，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观念障碍。那么，在风险社会来临之后，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畴及其框架究竟出现了怎样的不适应症状呢?按照贝克的说法，经典社会学理论是在其3条基本原则上出现了问题。

一是地域性原则。该原则认为，社会行为需要附着于地域上，地域的远近造成了社会关系的远近。经典社会学植根于民族国家之中，但社会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应用之际，完全是未经质疑的。在一个交往日益网络化的现代世界中，经典社会学愈发显现出一种地域上的偏见。

二是社会集体性原则。该原则认为，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决定，并且无法选择环境。这对经典社会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家庭、阶级乃至民族等概念都是因之设想出来的。然而，伴随现代社会的分化与个体化的进程，集体环境会愈发依赖个人的自我界定，关于既定的集体环境的想法也就会烟消云散。

三是进化原则。该原则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将按照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不断取得进步。经典社会学的这一基本原则立足于西方，意味着一种功能上的成就，一种较高程度的社会化，一种高于其他社会化形式的独特之处。持有这样一种进化上的偏见，社会学便既不能作思考，也不能组织。

毋庸置疑，上述3条原则展现的核心范畴——民族国家、集体(阶级、家庭、民族)和进化(进步)及其相互关联——构成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框架。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经典社会学的这些在以往看来似乎不可动摇的理论，因其前提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地位而失去往日的解释效力。这是因为现代风险已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自然和传统的彻底除魅将现代人类抛入风险社会之中。曾经主宰现代科学、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工业社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连同它创造的神话已经被消解，风险的全球化、个体化、不确定性成为现代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缺乏对这种变化的理论自觉，社会理论就无法说明这个时代。正如贝克所说：“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想要回归到工业现代性的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些正统的理论和政治学仍然与进步的观念和技术变迁的稳定性保持着联系。”。他还尖锐地指出：“即使常规社会科学做了再多高度复杂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还是摆脱不了循环论证。通过使用一些旧的范畴(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民族国家等)，它们想当然地得到了它们实际想要证明的结论：那就是我们仍旧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常态’世界中生活、行动和死亡。”

经典社会理论属于工业现代化时代，在全球风险时代，它必须被超越。这种超越，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范式的变革。正如贝克所言：“这种变化的根源植根于迄今的现代化动力的框架中，但它同时超越了这些框架，造成了基础的变化，造成了一种范式的变化，促使我们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阐发出新的概念，同时发展出新的社会与政治机制，以便为这种挑战寻找到合适的答案。”llJ2有鉴于此，贝克等人认为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学的基础，为社会科学发明出新的概念框架，或给旧的概念框架作出全新的解释，充实以全新的内容。与经典社会学理论相对应，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范畴替换他们认为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变化的传统范畴：用全球化的理论视野替换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用新形式的个体化取代曾经占据核心地位的阶级和家庭；用风险观念解构“进步”的观念等。风险社会理论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颠覆，较为准确地勾勒出现代性发展的当代特征，为人们反思和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平台，有助于打破僵化的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促进社会理论框架、范畴及相应的实践机制的创新。

二、避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言路

篇8

关键词：汇编语言；实验教学；实验安排；实验教改

中图分类号：TP313-4

汇编语言作为面向机器的软件，在计算机应用中拥有重要的地位，主要应用在对实时性要求高、对硬件设备进行控制的场合：比如在过程控制、媒体接口、通信等用高级语言难以实现操作的场合，必须使用汇编语言。虽然目前系统软件的开发已有不少采用高级语言，但给出的目标程序往往还是采用汇编语言的形式，并且还有不少系统软件要求必须使用汇编语言编写。因此，对于计算机的开发、应用技术人员，必须熟练掌握汇编语言才能分析、修改和扩充计算机系统软件、增加计算机功能。

1 实验教学环节在汇编语言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计算机学科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学科不同，特别是与硬件密切相关的课程。由于汇编语言课程是与硬件的操作密切相关，实验环节在教学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提高学生的阅读、编辑和调试功能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计算机高校会指出要加强上机实践环节，学生通过实验课的理解工作有CPU，内存，接口和外部设备，在计算机的表达和传输数据产生的看法。在汇编语言的实验，以达到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因此，在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学中应注意的不仅是实验和理论教学应认真贯彻落实是基于实验的原理。实践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很显然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困难，第一他们需要从缺乏必要的感性认识，没有足够的实验时间。

2 汇编语言实验教学的现状分析

首先，汇编语言属于低级语言，对于初学者而言，学习高级语言等于电脑在迁就人的思维方式，而学习汇编语言则需要人去迁就电脑的思维方式，要设身处地地用电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学生学习汇编语言时遇到的最大障碍。

其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基本还是采用传统的授予式的教学方法，和所有的程序设计语言一样，要学好汇编语言，实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很多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书上的程序都能看懂，基本原理也都明白，但是在真正要亲自动手去编写程序的时候却无从下手，甚至连第一句怎么写都不知道。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注意让学生及时上机练习。因此，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应该有所创新和突破。

再次，教师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验的思想，一方面，教学方法普遍采用的仍然是讲授法。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现在课堂教学大部分使用多媒体教室，这就使得部分教师授课时过分依赖多媒体演示，很多内容都是通过多媒体演示仅让学生看看了事，并不重视让学生进行实际操作。

最后，因为汇编语言本身具有难学、难理解、难调试、难维护、可移植性差这些缺点，随着计算机运行速度的提高和内存容量的增加，人们对时空效率的要求已不再那么迫切，汇编语言的优势已不再那么突出，学生学习汇编语言固然存在着不少困难，但汇编语言在某些方面仍然有着高级语言无法比拟的优势。所谓“兴趣是好的老师”，作为教师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在开学初就明确告诉学生这种考核制度的存在，使之开始就消除怠慢的情绪，从根本思想上重视实验。

3 实验教学内容的设计新思路

“汇编语言”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而且有些内容只有通过学生上机调试过，才会有更深的体会。所以实验教学安排应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合理选择实验内容，尽量避免过多过杂。有些实验内容可以安排在讲课之前，即“实践先行”或“项目驱动”让学生先实际操作然后带着问题来学习，这样会大大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内容选择时应注意举一反三，即以启发思维为主，对设计型、综合型实验只要求能够完成预定实验目标即可，不苛求实验过程与步骤的统一。在实验课上，可以将教师演示和学生实践穿行，并且注意重复对比，让学生及时发现自己操作上的失误，加深对汇编语言编程操作规范的理解。另外，在实验中教师不需要处处包办，要学会适时放手，鼓励学生自己动手修改程序，有时学生对自己编的程序没有把握，一旦经上机实验亲手调试后就会很清楚了。学生在计算机上修改程序，观察修改后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了解改动部分在整个程序中所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认识和理解不是通过说教得来的，而是切身经历的、看到的，学生对于它的理解、记忆就要深刻的多。

3.1 改革实验方法。摒弃传统的DOS环境，采用汇编语言集成环境AsmEdit。该环境具有如下特点：（1）以Windows为平台；（2）有一个功能与Windows的记事本相同的编辑环境，可方便地编辑汇编语言源程序；（3）在设置汇编、连接、调试等可执行文件的位置后，可以在集成环境中通过菜单或者快捷按钮来进行汇编、连接、调试等工作，而不需要分别执行相应的命令。还可以显示如果在DOS下操作时这一步操作所需要敲入的命令行；（4）只要按几下鼠标就可以快速插入一些内容：预先设定的一些文件格式，DOS下的EXE文件，COM文件等；汇编语言指令及其使用格式；伪指令以及预先设定的一些程序片段，如过程定义等等。

3.2 利用Debug调试工具，加强实践环节。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用汇编语言编写的源程序在上机调试时大部分的程序不能直接看到运行结果，所以需要充分领用好Debug这个调试工具，能够熟练利用这个工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指令和程序，有效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和上机调试能力。

为了充分发挥Debug的作用，需要把Debug的使用方法贯穿到整个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始终，比如，在讲授CPU内部的寄存器结构时候，可以教学生用Debug查看各寄存器的状态等。在程序设计部分，Debug发挥更大的作用：大部分程序的运行都需要借助Debug来查看运行的结果，当程序运行错误时，还需要借助Debug来进行调试，利用Debug来随时查看寄存器和内存单元的内容，找出错误所在，从而不断修改直到程序运行通过。

4 实验内容的具体安排

具体的实验内容应覆盖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各个要点，主要包括DEBUG、汇编语言编程环境、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类型分为选作和必做。每个实验分属验证型、设计型或综合型。基于以上思考，笔者在实验内容的选择、实验步骤的设计和实验文档的组织等诸方面都做了精心的考虑和安排，尝试为“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编写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指导书》。下面列举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实验：

实验一 汇编语言实验平台及调试工具的应用

5 结束语

参考文献：

[1]赵树声，杨建军.DOS/Windows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6.

[2]沈美明，温冬婵.IBM-PC汇编语言程序设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7.

[3]刘均，周苏，金海溶等.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4]钱晓捷.32位汇编语言教学技巧[J].计算机教育，2012（02）：88-91.

[5]陈逸菲，赵丽玲，张颖超等.汇编语言的对比教学法[J].计算机教育，2011 （24）：45-48.

[6]熊小兵.“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比较教学法[J].计算机教育，2010（03）：15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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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社会管理； 体制变革；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5—0125—06

一、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对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新要求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历史性地突破50%大关，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而本质的变化，由传统的农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截至2010年底，中国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7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由29个增加到125个，8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到30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达到13个，城市群逐步形成。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带来的结果。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36%左右，即全国有21亿多人是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人口。这部分人口虽然进得了城，但是却享受不到城市同等的公共服务，融入不了所在城市，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本地人和外地人交往交流较少，存在着二元结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心理和社会联系上却是分离的。

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另一个重要力量和表现是城市边界不断扩大，大量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区域，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住上楼房，成为城市居民。有的成为城中村居民，住在城里，没有土地，却仍然保持农民身份，主要依靠卖地所得、出租房屋、从事二三产业维持生计。一些城中村转为居民委员会，有些仍然保留着农村行政村的建制。即使是转为居民委员会，但是大多数上楼农民对新建社区的认同感较差，经济上联系较多、心理更为认同的还是原来的村级组织。社区中存在着本地城乡二元人口结构，社会融合存在困难。

城市本身由于单位制解体，旧城改造，新建小区大量涌现，职住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人户分离现象越来越多。城市社区类型越来越多样，有新建小区、老旧社区、城中村社区，有高档社区、普通商品房小区、回迁安置小区；有传统单位大院、外来人口聚居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国人聚居区等等。有些社区人口构成单一，同质性强，有些城市人员构成复杂；高档社区，各方面条件较好，资源丰富，自治愿望和能力较强；而传统老旧社区资源匮乏，居住生活条件较差，有的甚至破败不堪，居民自治愿望和能力较差。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自身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青年一代的成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城市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结构、空间结构、社区类型和环境、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新型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二、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及其变革

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是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组织机构设置、制度安排及其相互关系。城市社会管理组织机构一般包括党的组织、政府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包括城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单位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社会管理体制。

中国城市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多个行政层级；从地域看，有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也有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不同地域的城市在人口规模、资源获取能力、经济发达程度上有较大差异，城市内部的社会管理要求也存在差别。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虽然各个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的任务各有不同，但是，城市政府架构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是设区的市，另一种是不设区的市。设区的市，通常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即市、区、街道办事处（政府派出机构）和居民委员会。通常情况下，无论人口规模大小，县级市不设区，县级市辖若干镇，通常城关镇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社会事务最复杂，镇下面再设居民委员会，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工作和生活在各种单位里，单位是社会管理的主体，是社会管理的主要载体，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被纳入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中。那时，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主要是单位制加街居制，以单位制为主导。在单位制和街居制下，居民来自同一个单位和居委会，同质性强、熟悉程度高，单位和街居掌握着居民工作和生活的绝大部分资源，对成员的控制能力强，居民对单位和街居的认同度高，依赖性大，同一单位和居委会的人们互动性较强。以三级政府或二级政府为主导，以单位为主体，以街居为补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的特点和要求。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体制已经进行了6次改革，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体制，一直处于多头分散、分割的状态，缺乏统筹协调机构。政府民生事业和社会服务事项由民政、劳动、卫生、教育、住房、文化等多个部门负责，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则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维护分别由公安、司法、等部门负责。一些政府行政机构的领导权又被分割在党委不同的部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户口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推出，单位制解体，人们在职业、居住地的选择上具有更大自，职住分离、人户分离成为常态，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城市人口结构急剧变革，社会阶层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关系协调难度越来越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需要新的组织和机构来提供，传统的单位制已经无力承担变化了的城市社会管理重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街道居委会逐步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力量，传统的单位制走向了街居制。

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通过街居体制向城市居民递送。但是街居体制在掌握资源、提供服务、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已经无法和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服务能力和效率相比。因为，此时城市居民的构成和要求已经日益复杂化和差别化，依靠行政手段和单一力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服务管理的需要。另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经济管理服务的功能大大增强，但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相对较为滞后，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设置较少且分散，获取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不足。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增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机构获取资源、提供服务的能力，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因此，迫切需要改革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传统街居体制，建立专门的综合性社会建设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建立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建立多元多样的社会管理体制。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探索

（一）设立负责城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专门机构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逐步得到重视和加强，2007年以后进入城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阶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指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完善社会管理。党的十七大之后，报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北京市成立了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随后又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市长为第一副组长的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各区、县也相应成立了工作部门和协调机构。社会工委、社会办具体负责全市社会建设政策研究、规划制定和统筹协调工作，负责综合协调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工队伍建设、志愿者工作，协调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工作，负责社会领域党建工作。近年来，上海市成立了社会工作党委，各区县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2009年，大庆市委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由市委一名领导任书记，下设七个科室，负责对全市社会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宏观指导、统筹协调、督促检查。各县区也相应成立了组织机构。2011年，大庆市将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合署办公，下属43个成员单位。2011年，广东省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南京市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2011年8月，中央政法委所辖的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统筹全国社会管理工作。地方各级政法委开始负责领导社会管理工作。2012年，广东省原兼任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的省委副书记同时兼任政法委书记，统一领导广东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1]

（二）改革和调整区街关系

一些城市探索区政府直管社区居委会，以减少管理层级，推进管理扁平化。具体来说就是撤销街道办事处，由区政府直接管理社区居委会。例如，贵阳市小河区、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安徽省铜陵市铜管山区等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现在，贵阳市、铜陵市、大庆市全部撤销街道办事处，吉林省辽源市在主城区也全部撤销了街道办事处。也有一些城市选择一个区的一个街道开展区政府直管居委会改革试点，如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街道、青岛市北区浮山后社区、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等。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另有一些沿海发达地区镇街根据外来人口多、常驻人口多的实际，探索如何进一步加强镇街管理，改革基层政府机构设置，强化社会管理服务和管理职能。

（三）改革和理顺街居关系

在区街体制改革之外，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进一步理顺街居关系，设立社区工作站，减少镇街对居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干预，减轻居委会的行政负担，强化居民自治。各地社区工作站的性质和设置方式不尽相同，主要有“一站多居模式”、“合署办公模式”、“接受委托任务模式”等几种形式。各地普遍在社区建立综合便民服务大厅。

一些地方以行政为主导改革街道社会管理体制，整合基层管理和服务资源。例如，广州市以“业务归并、人员整合、服务前移、管理落地”为主线，对街道机构、人员、职能、业务以及服务设施进行整合，并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了“大民生”、“大综治”、“大城管”的治理格局。广州市在社区建立“三中心”、“一队伍”，即行政服务中心、家政服务中心、维稳中心，以及综合执法队伍。

（四）建立多元化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一是培育民间组织，发挥它们联系广泛和服务便捷高效的优势。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改进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模式，探索建立枢纽型社会管理培育模式，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利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南通市崇川区开展“百团大建”，大力培育社区社团。二是搭建平台，为驻区单位和组织提供参与管理和服务的平台。一些地方建立社区居民议事制度，由社区居委会主任、居委会专职社工带领，以社区片长、楼长、层长为骨干，成立“居民议事厅”，对社区事务进行协商协调。三是建立商务楼宇工作站，加强商务楼宇党建工作，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开展这些工作目的在于，加强和改进商务楼宇和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管理。四是探索运用网格化管理方法，细化管理单元，再造管理服务流程，实现责任到人、减少管理层次和环节，达到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做出回应的目的。五是改革警务体制，推动警力下沉，充实基层治安力量，强化社区服务和治安维护。六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调处化解机制，在社区设立专门的调解室，推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不少城市社区还建立物业纠纷调解、环境污染纠纷调解、医患矛盾纠纷调解、房屋拆迁纠纷调解等专门的调解力量。

（五）探索多样化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探索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管理新体制。上海浦东建立“镇管社区”新模式。浦东是一个特大型的新城区，“大区、大镇、大街道”的特点十分突出。目前，实际管辖面积超过14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75万人，下辖街镇37个，其中最大的镇辖区面积达到1397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274万人。镇域内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居委会与村委会相混杂。长期以管理农村为主的传统镇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镇域内大量城市化社区发展的形势要求。浦东新区围绕如何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给社区管理和发展带来的挑战，提出“镇管社区”的概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取得了初步成效。“镇管社区”是指在保持镇建制和镇行政区划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社区共治为方向，以基层自治为基础，形成社会管理服务有效下沉、社区自治共治逐步发育的一种社区管理模式。[1]

探索外来人口新模式。一些城市外来人口多，有的远远超过本地人口数量。例如，福建省晋江市本地人口106万人，而外来人口高峰时期则达到110万人，其中，经济发达的陈埭镇外来人口最高。陈埭镇地处晋江市东北部，镇域面积384平方公里，辖25个村（社区），2012年有各类企业近2000家，90%以上是鞋业关联企业，年产旅游运动鞋近7亿双，享有“中国鞋都”美誉，综合经济实力连续多年蝉联福建省“五十强乡镇”榜首。2012年，全镇户籍人口78万人，流动人口高峰期达到32万多人。晋江市设立专门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各个乡镇街道也设立相应的机构，综合协调和统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事项，协助解决流动人口生产生活困难，维护流动人口正当合法权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主要与相关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与相关企业建立联系，掌握流动人口基本信息，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2]

四、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的困境

一是仍然习惯于行政管控，服务与管理没有有机结合，还是管控多服务少。尽管以人为本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越来越被多数城市管理者所接受，但是，还有不少地方借社会管理创新之名，行社会管控之实。不是着眼于从维护城镇居民的合理合法权益，不是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警力、增加技术装备上；不是着眼于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了解民情民意，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缓解群众不满情绪，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而是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进行事后控制；不是着眼于从制度上和根本上解决问题和矛盾，深入分析和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就事论事，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方法，不讲原则、不讲法治，信奉“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的哲学，把问题后延。

二是外来人口尚未真正纳入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内，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存在困难。社会和谐风险增大，本地人与外地人冲突增多。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严格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制度，城乡居民之间难以流动，社会为典型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大门的打开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2亿多进城的农村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由于户口仍然在农村，仍然不能平等地享受像本地城镇户口人口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看病、子女教育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权益。城镇外来人口仍然工作和生活中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里，在城镇内部形成一个新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沿海发达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外来人口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一代越来越多，平等意识、社会融入意识越来越强，特别是一些外来人口数量上相对本地原有居民占绝对优势的地方，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和谐相处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国家从人口服务和管理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促进外来人口的市民化。

三是缺乏顶层设计，党政机构职能和机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中国现有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主要还是城市化程度较低时期的管理办法，不少地方还是以管理农村的方式管理城市。需要认真研究和建立为城市所有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适应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组织形式变化的新要求，适应脱离传统“单位”的社会人越来越多、农转居人口越来越多、外来流入人口越来越多的新形势；要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政社关系、政府管理和居民自治、多方共治的关系，处理好党政关系、政府内部机构的关系；要认真研究现行依靠政法委系统来统筹城乡社会管理的体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是社会组织发育滞后，不能适应城市社会发展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组织得到了一定发展，2012年底全国各类社会组织达到49万多个，在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就业、维护群众正当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现有社会组织数量、规模与13亿多人口大国的需求是极不相称的。社会组织发展速度慢，一些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和服务能力差；有些社会组织定位不清，成为“二政府”，自我发展能力弱，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偏离宗旨，搞创收谋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问题，也有政策法律和体制问题，还有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问题。从根本来说，是一些领导同志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甚至心存疑虑，不愿意让社会组织充分发展，对社会组织发展设置障碍。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党和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一切社会服务管理事务，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在城市社会管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政府承担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社会事务和责任，一些急需提供的社会管理和服务项目又存在空白点和盲区，城市居民多样化、差异化的社会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是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刻不容缓。除需要对少数几种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加强监管之外，对于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性社会组织，应该放宽准入条件，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和规范社会组织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管理，既要管理“社会”，也要“社会”管理，需要包括由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自我管理。

五是社区建设面临诸多困难，社区居民社区认同度不高，社区自治程度低。2012年底，中国居民委员会达到91万个，与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委员会77万个相比数量增加较多。大中城市中还有大量的城中村社区，从组织形态上看它们仍然属于村民委员会。还有其他多种类型的城市社区。由于城市内部不同类型社区拥有的资源禀赋和社区居民成分差异较大，社区难以用一种统一的模式去治理。而且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市管理模式习惯于把社区居委会当作“单位制”解体以后新的社会控制的单位，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腿”和“手”，承担大量的行政事务。当社区居民成分复杂时，社区居民内部的交往和交流就显得尤其重要，他们需要在职场之外建设一个友好和谐方便舒适的生活家园。实现这样的社区建设发展目标，就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区资源，特别是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的热情和力量。要创新社区体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和调动社区志愿服务、整合社区资源等方式为社区发展提供多方面的资源；创新社区发展方式，为社区居民搭建交流交往的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互助帮扶活动，让社区居民熟悉起来，在互相交流和相互帮助中建立和增强社区意识，使社区从居住共同体走向生活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

六是城市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设滞后，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空间资源占有和使用上新的不平等。城市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产生活体，是人类有意选择和市场驱动的结果。城市化既是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和城市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也是城市地理空间和城市资源不断扩大的过程。在城市众多资源形态中，空间资源居于重要地位，影响着其他资源和机会的占有。因此，公平合理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工作。要对城市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规划设计，充分考虑人与资源、机会公平合理地结合，从交通、住房、公共设施、社会福利的可得性及可及性等方面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基本需求及其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尤其要重视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防止强势群体过度占有城市空间资源，侵占普通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空间资源。现在很多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在城市规划方面，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在空间资源占有和使用权利的公平性考虑不够，使得城市空间变化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在资源和机会占有上不平等和不公平，产生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差距，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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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世界上兴起了以“大海”、“阳光”、“沙滩”、“海鲜”4S组合的海洋旅游热，海滨和海岛旅游区成为国际旅游者的主要流向地［1］。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海岛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海岛已经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2］。随着海岛旅游的不断发展，旅游对整个海岛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也更加广泛而深远，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逐渐成为旅游影响研究中新的热点。本文以广西北海涠洲岛作为案例地，分析海岛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对旅游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态度，以期为旅游开发和旅游管理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一、区域背景与调查

涠洲岛位于广西北海市正南方36海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面积为26．88km2，是我国北部湾地区最大的岛屿，也是我国最大和最年轻的火山岛。涠洲岛（包括斜阳岛）孕育于1－13万年前的数次火山喷发，拥有我国最典型的火山机构（火山口）和最丰富的火山景观，环岛生长着繁茂的珊瑚礁，自明、清海禁解除以来，我国两广沿海等地居民前来定居垦耕，后来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客家人聚居地和宗教圣地。2004年被国家国土资源部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以第二名入选《中国国家地理》等杂志评选的“中国最美十大海岛”。涠洲岛属北海市海城区管辖，辖区内有2个居委会、9个村委会和53个自然村，户籍人口1．5万人，以农业、渔业和海水养殖业为主。旅游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以北海市为依托，交通、通讯、食宿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南湾镇为核心，逐渐向整个海岛沿岸和腹地扩散并不断完善，黄金周、节假日的旅游接待成为岛民闲暇时的重要经济来源，而且岛民参与旅游业的意识不断加强，参与方式不断丰富，促进了涠洲岛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并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对海岛传统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旅游业对涠洲岛的影响，笔者于2004年7月、2005年5月、2007年7月、2009年8月分4次对涠洲岛居民进行了实地调研。整个研究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为主，并辅以相关文献搜集整理。通过涠洲中心小学和涠洲中学初中部学生以作业形式向当地居民发放半结构性“涠洲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调查问卷”，共600份，收回有效问卷442份，反馈率为73．7％。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族群、收入、文化程度、职业等）、居民对旅游的经济影响、环境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等内容。

二、海岛旅游开发的影响分析

（一）旅游经济影响感知

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对旅游的正面经济影响感知强烈，而对旅游的负面影响感知相对较弱（表1）。在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中，感受较为强烈的依次是“物价上涨”、“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就业机会增加”这3项，赞同率都达到了80％以上。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涠洲岛上出产资源有限，许多物品需要由外界供给。除海产品和香蕉、甘蔗、花生等作物岛上产量较高、价格相对便宜外，大米、蔬菜、服装等生活日用品以及建材的价格，因为加入了渡海的运费，自然比岛外高出许多。旅游开发后，游客不断增加，刺激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在黄金周期间，游客人数突然激增，供应无法满足需求，受价值规律的影响，物价自然会上涨。物价的变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为密切，因而也是涠洲岛居民感受最为强烈的，尤其对于那些没有在旅游业中受益因而收入没有增加的居民来说，消费水平的提高易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因而怨言较多。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涠洲岛旅游开发后表现得非常明显，岛上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等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被视为旅游规划中的重点。北海市政府不断加大对旅游配套设施的投入，15．6km的环岛公路于2001年底已经建成，2004年投入600万元建设国家地质公园，包括景区景点的道路建设，供水供电、通讯网络等较上世纪90年代也有了较大改善，基本上能满足岛民和游客的需要。与此相关的还有“外来投资的增加”，居民的正面感知也较高，达到77％。因为政府资金有限，多渠道地引进外资成了涠洲岛旅游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旅游业兴起后随之带动了许多相关产业的投资，如岛上最大的两家酒店（蓬莱大酒店、观海阁）和两家潜水公司（鑫昌隆、探索海洋）都是外地人投资兴办的。旅游开发增加了就业机会，这在涠洲岛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而且，从人口学特征中发现，对“就业机会增加”感知强烈的居民集中在300～1200元／月这个收入层次，因为这个收入层次在岛上比较普遍。这些人一般平时从事较辛苦的劳作，节假日时，参与旅游服务，获取报酬补贴家用，因而认为就业机会增多了。涠洲岛人原本以农耕和出海打渔为主，旅游开发后，许多居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旅游服务业中，目前岛上从事客运、餐饮、出海观光、农渔家接待、土特产销售等各类旅游服务的群众达1300余人，占岛上人口的1／10［3］。但是，这种就业机会受旅游淡旺季影响较大，春节、五一、十一“黄金周”和双休日游客很多，平时游客较少。就业机会增多以后，经济收入、生活水平随之提高。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商机，岛上出产的海参、鱼翅等海产品，珍珠、贝壳类旅游工艺品以及香蕉等热带水果，都深受游客的欢迎，旅游服务业的发展为更多的岛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改善生活的方式和途径。涠洲人对于旅游业与收入水平关系的看法还是相对客观的，73．3％的人认为收入水平提高了，20．1％的人认为没变，只有6．6％的人认为下降。当然，收入的提高与很多因素有关，就涠洲岛的现状来说，旅游业无疑是收益较快也较为显著的一个行业，而且，有78％的人认为，旅游从业人员的收入明显高于非旅游从业人员的收入。但外地游客的介入会带动当地的消费，物价也会随之上升，尤其在物价上涨幅度高于参与旅游者收入增长幅度的情况下，一部分人认为收入下降了，也是情有可原的。税收和土地价格的居民正面较低，分别只有64．1％、60．1％的人认为税收增加、土地价格上涨了，有26．5％、32．6％的人保持中立。原因在于涠洲岛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外来的大规模投资尚未进入，外来投资只限于局部的房屋租用，因而土地价格的上涨并未表现得非常明显。税收方面，政府支持农户多方位参与旅游业，只是象征性地收税，但相对原有的税收种类，还是增多了一些。涠洲人对于旅游带来的好处的看法还是有失全面。赞同“旅游使少数人受益”的占到了45．5％，反对的有33．9％，持中立态度的为20．6％。认为旅游使少数人受益的多为非旅游从业人员。这些人从旅游中获利少，又受到“物价上涨”等负面因素的影响，而会忽视“基础设施改善”等正面的社会效益。#p#分页标题#e#

（二）环境影响感知

为了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计划提高一些公共设施的服务水平，给当地居民带来一定的便利和实惠，但同时游客的增多可能对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表2）。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对旅游的正面环境影响感知最为强烈的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其次为“邮电通讯状况的改善”与“娱乐设施的增加”。前面两点的改善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实现的，成效显著，因而感受最为强烈。而娱乐设施的增加主要以私人新开的卡拉OK厅、游戏厅、网吧为主，种类比较单一，但对平时娱乐活动很少的岛民来说，还是具有较大吸引力的。而且，对“娱乐设施增加”感知强烈的多为收入在2000元／月左右的居民，这部分人多为饭店、旅馆的老板，收入较高，出入娱乐场所的机会较多，也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因而成为最反对外地人到岛上经营旅馆的群体。与娱乐设施相关的“休闲设施的使用”居民的感知不强烈，只有53．1％的人认为是增加的，认为减少的只占25．6％。因为旅游业还处于起步阶段，除节假日外，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不大，公园和沙滩等公共场所都是敞开式的，对居民并无使用限制，而一些景区经过整治，环境有较大改善，也常常成为居民消遣的场所。从整体的环境质量来说，大部分居民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与以前相比有所改善，但也有23．3％的人认为环境质量下降了。毕竟，环境质量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条件，涠洲镇旅游景区的环境卫生，不论是政府还是旅游公司，都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努力改善环境质量，吸引游客，提高景区知名度。但另一方面，游客增多后导致的沙滩、海水的污染是海滨和海岛旅游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尤其在一些游客比较集中的区域，垃圾和污水处理不善，严重地影响了景区和周围的环境。对此，有些居民意见很大，认为“环境污染严重”的居民感知达到了51．8％，且以年龄大于60岁的居民感知最为强烈。这可能与他们对比以前的生活环境，感觉反差较大有关。说明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涠洲岛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明显，其实，管理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苦于人手、资金的缺乏与种种责权关系的不到位，环境污染的治理难以跟上旅游发展的脚步。居民反映海边珊瑚破坏严重，而黄金周期间的旅客反映最为强烈的是沙滩上垃圾太多，严重影响到游兴。相对来说，生活垃圾的处理因为已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方式，50．4％的居民认为处理还算及时，但也有29．2％的居民觉得处理不及时，这与节假日游客的突然增多有关，因而政府部门有必要加大对节假日卫生状况的整治力度。另一方面，环境质量的改善也需要居民的自觉参与，许多居民意识到保护好有限的资源才是旅游生存、发展之根本，在政府的监督下，不再开采珊瑚石、滥采珊瑚、不随意排放污水等，环境保护意识有了显着提高，所占人口比例达到了62％。

（三）社会文化影响感知

与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相似，居民对旅游的正面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强烈，对旅游的负面社会文化影响感知较弱（表3）。旅游开发促进了涠洲岛与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涠洲岛的知名度大大增加。对此，随着游客的增加，居民的感受也越来越强烈，有81．2％的居民认为，“当地的知名度与以前相比提高了”。因为游客的示范作用，也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居民思想观念的开放度也不断提高，能够接受更多新生事物。有78．5％的居民认为，思想观念与以前相比“更进步”了。与游客之间的沟通是否顺畅是直接影响旅游参与者收益的重要因素。涠洲岛的旅游尚处于起步阶段，居民对不断增多的游客持欢迎的态度，有76．5％的居民愿意与游客沟通、交朋友，而且有76．5％、70．8％的人愿意与游客多说普通话，甚至愿意学习英语，以加强旅游服务的竞争力。这种现象基本证实了对旅游地居民态度研究的一般结论，即从早期的欢迎到后期的憎畏。目前开发旅游业带来的可观的经济利益，对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帮助很大，但随着发展的深入和游客的不断增加，本地居民特别是与旅游业无关的居民的热情度会逐渐降低，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会受到冲击［4］。就目前的涠洲岛来说，这种情况表现得还不明显，比如，当地居民还没有改变传统的饮食习惯，只有37．3％的人逐渐接受外来的各种食物，认为当地的饮食口味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居民还习惯遵循传统的饮食方式，除日常的瓜果蔬菜、节日时的鸡鸭猪肉，平时总少不了海鱼、海虾等新鲜海味，口味清淡，和北海相似。供应外地游客的餐饮也是以海鲜为主，物美价廉，“到涠洲吃海鲜”俨然成为必不可少的旅游项目，老板只是偶尔根据游客的口味需要在配料上稍加调整。而对“不良现象（赌博、、吸毒等）与旅游业之间关系”的看法，持中立态度的较多，占44．8％，说明当地人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据调查，在旅游业开发之前，岛上已有很多人沉迷于“”赌博，旅游开发后情况并无太大改变，两者并无直接的关系。而现象有所增加却是事实。笔者实地调查时发现，两家外地人开的旅社安排有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小姐”多名。活动是非常隐蔽的，因而知情的本地人不多，负面影响的感受也不太强烈。但对直接影响到海岛旅游形象的“拉客问题”，67．2％的居民认为比较严重，71．7％的人认为应该制止，感受较为强烈。可见，大多数居民的文化自觉保护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人口学特征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在专科及以上的居民对于“不良现象”和“拉客现象”的负面感知较强烈，相对其他文化层次的居民来说，看法较为客观，显示出较高的文化修养，有可能成为自觉维护社区文明建设的带头人，处理得当的话，“文化精英”的示范效应将会极大地带动整个社区居民素质的提升，有利于目的地旅游形象的塑造。与预料结果相反的是，旅游开发不但没有导致居民之间交往的减少，反而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分别有58．3％、56．6％的人认为与亲戚、邻里之间的来往增加了，保持“不变”的也很多，认为减少的不到12％。毕竟参与旅游业，尤其是开旅馆和办餐饮，通常不是一人或几人之力能够完成的，有时需要亲友人力或财力的支持，常常是全家人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商机使当地人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因此更加注重人际交往和人情往来。对外来人上岛经营旅馆，居民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赞同或反对，以“无所谓”和“顺其自然”占多数，因为当地的旅馆还是以本地人出资为主，外地人只占少数，并未对本地人的利益构成威胁。#p#分页标题#e#

从表4的居民对涠洲岛上偏重于传统文化的旅游社会文化变迁影响的感知中可以看出，涠洲岛既有保持传统的一面，又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传统的一面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和传统观念上，妈祖崇拜和天主教信仰一直是岛上的两大，各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互不干扰，其中3000多名天主教徒主要生活在岛的北部，以盛塘村和城仔城的天主教堂为中心，其余村落信仰妈祖，以环岛居民为主，但也有少数住在南湾镇的渔民信仰天主教。两者在文化景观信仰仪式、信仰体系上都不尽相同，却能在岛上和平共处、互不侵犯。调查表明，有61．3％的人认为两种信仰不冲突，回答中立的有23．3％，只有15．4％的人回答“有点冲突”和“非常冲突”。调查访谈证明，住在南湾港附近的信仰天主教的妇女偶尔也会去天后宫烧香求签，为出海打渔的家人祈求平安。这也许与其渔民身份有关：虽然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也要遵循渔民的传统习俗，两者并无矛盾，大可同时存在。后续调查时，笔者住在下牛栏村的一户农家，该家女主人原为打渔人家女儿，信仰妈祖，嫁入该村后，受当地教徒影响，自然而然地改信了天主教，也习惯了周日早上去教堂作弥撒，而且感觉“信天主比信妈祖要自由一些，没有那么多约束”。这再次印证了涠洲岛多元共存的特点。而且随着旅游开发，原有的信仰方式并未受到影响，往常每年一次的“三婆祀”和“圣母诞”的习俗活动依然每年由民众自发举行，且有愈加隆重之势。对此，分别有68．1％和75．5％的人持肯定态度。但也有占人口25．1％、19．9％的群众没有明确的，认为“没有”的人只是极少数。相对陆地居民来说，涠洲人的思想观念还是比较保守、传统的，因而，对于“离婚”，有66．5％的人反对，持赞同意见的人只有7．2％。同样，对于“四代同堂”，有53．6％的人表示赞同，但也有16．7％的人不太赞同，认为子女多了，分家独立反而不容易出现经济纠纷。另一方面，有60．4％的涠洲人不反对与外界通婚，表现出保守中开放的一面。

居民对岛上文化变迁感受最为强烈的是禁忌和建筑形式。诸如“吃鱼不能翻转鱼身”之类的禁忌习俗过去在渔家一向极为重视，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天气预警系统的完善，“靠天吃饭”状况的改变，一些禁忌也在慢慢消失，调查显示，有41．9％的居民认为禁忌发生了改变，认为不变的只占20．9％。另外，随着政府为保护海滩资源，禁止开采珊瑚石建房政策的实施，最近20多年，新建的房屋都改为2到3层的钢筋水泥房，需要从岛外运进建筑材料，虽然成本较高，隔热隔音和牢固性也没有前者好，但大势所趋，新型建筑为也慢慢为岛民所接受。对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建筑形式，倾向于喜欢后者的较多，尤其是年轻人，占到了41．7％，超过了前者的33．5％。可见，居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改变，在物质生活方面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明显快于精神层面。但是，对于客家人一向固守的语言来说，情况有些复杂。在多族群来源的涠洲岛上，居民所使用的方言主要由客家方言（客家话）、粤方言（廉州话、疍家话、北海白话）和闽南方言（黎话）三大块组成。岛上并未形成通用语言，各个村落讲各自的方言，岛民在日常交往中经常处于一种多语言的转化状态。在村子里讲本村语言，在外村使用客家话、北海白话或普通话。调查结果显示，旅游开发后，完全使用或主要使用本族群语言———客家话、廉州话、黎话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为46．6％，但也有31．7％的人愿意以使用通用的汉语方言（北海白话、普通话）为主，持无所谓态度的居民则占到了21．7％。由此可见，涠洲岛的地方方言正在淡化，虽然目前表现得还不算明显；而居民使用普通话、北海白话等通用交际语的频率越来越高，体现出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正在不断加强。究其原因，与建国后学校的普通话教育、改革开放后涠洲建厂的增多，以及近年来旅游业兴起后大量游客的进入等诸多因素有关，这些都为涠洲岛营造出一个普通话的使用环境。学会说普通话，甚至学会说英语，成为涠洲年轻一代提高自身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的内在要求，普通话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岛文化在新时期主动接受外来文化传播的新特点，即文化传承中自身价值的实现往往具有决定作用。另外，笔者还设计了几项关于涠洲与大陆之间比较性的选项（表5），可作为对其文化变迁的进行分析的参考。结果显示，经常离岛去北海、合浦等沿海或内陆地区的人数所占比例极小，只有19．9％，竟然有17．6％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涠洲。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岛民的生活还是相当封闭的，见识比较有限。对于收入，有51．1％的人表示，与陆地居民比较，他们感到不满意，表示满意的仅占9．5％。通过被调查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分析得出，文化层次越高的人对自己的收入越不满意。对陆地人的看法，总体评价比较好的占到了43．2％，认为不好的只有14．1％，另外，有42．8％的人持中立态度。对遵守诺言与待人处事的看法也基本保持一致，认为“一般”的居多。可见，目前岛民对外地人的看法还是多持保留态度，认为“交往不深，了解不清楚”因而既无过高评价也无太低评价，这与访谈过程中所了解到的一些老年人所谓“外面人狡猾、奸诈，不如岛上人老实可靠”的旧观点明显不同。可见，与岛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有利于消除误解和偏见，而旅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另外，关于与北部湾习俗的比较，有58．7％的人认为大致相同，这与客观情况相符，毕竟目前岛上80％的居民为清代土客械斗逃亡而来的两广客家人的后裔，他们沿袭了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在建筑、服饰、饮食、信仰上的传统习俗，极具海洋风情，只是根据岛上炎热、多台风等特殊的地理环境稍加调适，在文化景观上相应地体现出一些独特的海岛性特征，比如，其房屋用珊瑚石或火山岩筑厚墙，低屋身，出檐短，砖带压瓦等，因而有人认为与北部湾相比不太相同。

（四）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

与对旅游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的感知相比，居民对旅游发展持较支持态度（表6）。有56．8％的居民对“旅游业成为涠洲岛的支柱产业”的观点表示赞同，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68．8％的居民更愿意从事旅游业，只有12．6％的居民还坚持以务农、打渔为生。此外，笔者还专门列举了涠洲岛几项游览景点，让居民选择哪项最值得游览。调查结果表明，人文古迹（天主教堂、三婆庙）在居民心目中的地位最高，占24．7％；其次是生物景观（珊瑚礁、候鸟等），占23．1％；涠洲岛最独特的火山地貌反而排到了第三位，占19．7％；海蚀地貌排第四，占17．9％，而客家民居生活体验位列最后，占14．7％。整体来说，居民对这几项的看法比较持平，没有过多的偏向，从选择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差异性是影响居民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对人文古迹中天主教堂的重视；经济利益的相关性也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如很多游客来涠洲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潜水看珊瑚，游客的需求直接关系到经济收益的增加，因而居民感受强烈；而在加大旅游宣传之前，居民对火山地貌的了解甚少，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涠洲岛作为中国最大、最年轻的火山岛的重要价值，知道海蚀地貌的就更少了。#p#分页标题#e#

三、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