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国家治理 现代化框架 财政基础理论

财政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进行治理的支柱。在财政范畴下，有关于税务等多个管理内容，并且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财政方面改革成为一系列改革的首要方面。合理的财政基础以及相关体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维护市场大环境安宁，本文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进行研究，希望有助于我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完善及发展。

一、财政在国家治理框架中的地位

在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提出，财政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础以及重要支柱这一看法。在以往的财政地位描述中，是将财政的涵义定位为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的有关于我国财务收入及支出的配置活动，将部分社会资金用于国民生产或公共服务中，满足人民对于社会的需求。国家治理框架作为一个较为专业的语言，与财政概念有着较高的相关度，因为国家治理框架中，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内涵，而财政作为经济领域内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样存在于国家治理框架范围内，而在以往对财政的定义中，只存在于国家治理框架下经济中的一个小范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对财政进行定位，将财政的认识更进一步，使得其在我国治理体系中提升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是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

二、财政基础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直接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程度，有关于财政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增多。为建设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开展了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努力构建我国形象。此外，财政是国家资金使用方面内容，有关于国家建设治理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财政资金进行支持，在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现代化进程有了一定的提升。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治理体系改革也有了新的思想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推进治理体系中其他方面的改革程度，将财政作为其中的关联点，是有必要的。

三、现代化财政制度体现

我国税务制度已保持了较久的时间，但就当前改革开放的相关情况来说，税务制度仍然未转变为一个引领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税务制度的表述从之前的公共财政转变为当前的现代化财政，在公共财政当中，税务制度所带有的直接性质为共有，其财政性质也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合的。而在现代化财政当中，国家财政情况的转变主要与时展情况相关，从我国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上着手，与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现代化程度相关，构建出现代化财政制度，这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产生的一种财政方式。但这并不表示现代化财政脱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相反，现代化财政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加了时代元粗，更为深刻的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程度与时俱进，并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创新点。现代化财政制度仍然是以公共性为财政活动的基本特点，并将财政收入用于有关于公民需求的方面，将建设后的服务设施及其他实体建筑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当中，更好的营造社会主义文明氛围，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四、财政基础理论与社会主义法治

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当中，可以看出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中的各个环节都处于法治管理当中，在其活动中体现的是法律规范以及相关行为准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中，法治体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党已将依法治国这一理念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保障人民生活及国家运作长治久安。因此，将财政作为我国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部分，同样需要受到法治内容的限制。但当前我国有关于财政方面的法律法规仍存在不完善之处，相关工作人员对于财政的法制观念并不理解，在此种情况下应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将财政发展的方方面面纳入到法治社会的框架中，并且规范相关工作人员的财政活动，对其进行法治教育，了解到财政对国家治理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填补当前财政法制中的空缺。

五、税务制度的法治规范

有关于税务制度的法制规范有三点。其一是将财政状况作为法治的出发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针对财政状况进行相关活动时，要详细记录财政收入的来源以及财政支出的去处，构建合理动态的财政收支管制，在法治规范的基础上，规范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的财政活动，必须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其二是有关于财政预算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预算，从民生入手，真正做到财政收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三是有关于政府财政的公开性，应将其各个部门的资金使用状况进行公开，做到权利由民监督，避免以权换钱事件的发生。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开始围绕着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变，在财政基础理论中，主要指出了财政在我国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具体情况与税务制度息息相关。此外，有关于税务的相关改革是我国各个方面改革的结合点，从税务进行改革可以直接影响到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将财政作为首先需要控制的方面进行建设，可以全面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童伟，牟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科理论新体系――“社会共同需要论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01）.

篇2

新视角之一：预算管理尤其重要

在新常态下，企业预算管理的重要性越显突出，作为企业CFO应该重视和组织好企业预算的编制，虽然制定预算费时、耗力，但这也是财务部门真正与业务部门形成战略合作伙伴的最佳机会，CFO对此应十分清楚。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盈利水平，进而决定了企业命运。在新常态下，压缩企业支出，使其综合成本低于竞争对手，以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成为CFO必须要做好的功课。

新视角之二：管理会计是有效工具

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的，不仅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还是会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向。

目前新技g与管理创新融合，为管理会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实了新的内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自身无法控制外部环境，但对于内部管理的提升，企业自己可以说了算。可以说，从企业内部入手的管理而言，管理会计是极为有效的管理工具。

在新常态下，CFO要协助企业建立面向管理会计的信息系统，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以坚实的大数据为基础，实现会计和业务的有机融合。让财务工作不再局限于记账、算账、报账，而更要了解决策者的信息需求，充分以管理会计为工具，超越财务会计的限制，为决策者提供有效的各种财务与管理信息，从而对企业价值增值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视角之三：税务筹划很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深化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已下放和取消审批600多项；加强负面清单管理，为企业创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经济环境；全面推进"营改增"工作，为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减税。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税务筹划将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并形成不可逆转的“新常态”。在新常态下，CFO要潜心研究各种优惠税收政策，做到对国家税法的变化心中有数，在每个会计年度开始之前，就要结合企业的未来战略和经营策略，做出最有利于企业的税收筹划，合理降低企业税负，最大限度避税，提升企业利润，壮大企业实力。

新视角之四：要化解贷款风险

长期的投资拉动型增长不断地积累着过剩产能并推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当经济处于下滑通道时，要改变依赖单一的融资方式，特别是应该避免出现民间借贷融资这种低效率、高成本、高风险的交易，防止企业陷入资金盈利不足以支持资金成本的局面出现。当今金融市场不断地创新，企业的财务部门，要利用好市场的融资工具，进行低成本，低风险的融资。

在新常态下，CFO要有效地化解困扰企业的贷款风险问题，力争资产负债率不上升。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建议企业坚持没有合同不生产，不付款不发货的政策，避免出现资本风险与市场风险叠加、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新视角之五：现金为王是保障

通过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混合制试点等改革来推动企业的发展比简单的通过大幅放松货币政策来实行短期的刺激更适合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不会出现大幅的放松，企业一定要把"现金为王"的理念渗透到企业的价值链管理当中，才能保有一个更好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

篇3

[关键词]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概念

财政支出绩效，是指财政支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它全面客观地反映出财政支出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促进财政支出制度方法的完善，促使财政资金能够被更高效地利用。因而，对财政支出绩效进行评价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

我国对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内涵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个观点——“制度说”和“行为说”。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制度说”的观点，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当是一项制度，通过该制度国家能够对财政支出进行有效的管理，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马国贤（2005）认为：“财政支出效益（绩效）评价是根据投入产出原理，借助一定分析工具，对财政支出的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制度。”陈工、袁星侯（2007）认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就是依据一些指标体系，借助于一定的分析工具，对财政支出的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制度。”而“行为说”观点则认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点应该在行为活动认识方面，具有灵活性和具体性。张少春课题组（财政部教科文司，2007）认为：“对政府公共支出的目标、结果、影响等方面进行的综合性考核与评价。”

财政部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中对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定义如下：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产出和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由于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起步较晚，可借鉴经验较少，尚处于初级阶段，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内涵仍需跟据实践与发展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总结。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研究重点为绩效评价的不同类型、绩效评价可以达到的目的和政府部门怎样来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等。在绩效评价的分类上，Julnes和Holzer（2001）将绩效评价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成本、收益、结果评价；项目影响、产出评价；组织的政策和过程评价。在绩效评价的目的上，Behn（2003）认为有如下八个方面，分别为评价下级、控制下级、制定预算决策、激励雇员、提升组织的重要性、奖励完成情况、了解项目的效率、提高绩效。在选择绩效评价方法方面，Sean等（2006）通过公共教育绩效评价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绩效评价会给管理者反馈出截然不同的组织信息，选择绩效评价方法需要遵循相应的原则，而其具体选择原则尚需进一步研究，但绩效评价战略与组织特征相匹配应当作为原则之一，即通过分析组织的特征来选择评价方法。

（二）国内研究现状

1.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目的

马志敏（2009）发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浅析》一文，认为对财政支出绩效进行评价应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效益，避免支出结构和规模的不合理性；有利于加强对财政部门权力的约束，促使财政管理方式的创新与变革；有利于科学安排财政制度，保证财政制度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刘朋（2011）在《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制的思考》中提出创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制的工作目标，即规范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规范项目申报行为，提高预算安排的科学性，增强部门、单位使用资金的责任意识。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方法

申书海（2002）通过《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一书提出目标评价法，即将当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水平与其预定目标标准进行对比分析，衡量完成（或未完成）目标的因素。该法适用于对部门和单位、周期性较长项目及规模结构效益方面的评价。余小平等（2004）在《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中提出了综合评价法、模糊数学法和生产函数法。综合评价法为选取多种指标，制定权数从而计算出综合评价值以作为考评依据，该方法评价较全面、准确度较高，但操作难度大；模糊数学法是运用模糊数学建立模型用以综合评价的方法，即将难以进行比较、判断的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模糊关系进行多层次综合评价计算，适用于效益能准确提供的财政支出评价，项目支出和单位支出的绩效考评；生产函数法是通过确定生产函数，得出投入产出水平即经济效益水平，该方法可以准确评价综合经济效益以及资源配置经济效益、技术进步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等，但在确定函数关系时难度较大，更适合考评项目的绩效。

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

翁俊钦（2006）在《刍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一文中提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分别建立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库。根据指标的适用性将以上两类指标均分为通用指标、专用指标、补充指标和评议指标四种类型；根据指标的不同性质将各类指标划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贾晓云（2007）在《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一文中进一步将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根据不同的取值基础，划分为行业指标、计划指标、经验指标和历史指标四种类型；其中定量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绩效指标。基本指标包括基本财务指标、国家（国际）通行指标、公众关注指标等。绩效指标包括经济建设、财政支农、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政府采购标、政府运转九大类支出指标。

三、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策

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没有形成规范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对象具有局限性、评价结果不具备约束力等，财政支出绩效监督面临着理念障碍、体制障碍、操作障碍等多重障碍。对此，我国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提出有益的见解。

（一）健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制

刘朋（2011）在《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制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应建立创新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要做到“三个结合”：把绩效评价结果与年初预算安排相结合，把绩效评价与预算执行中期评价、决算评价分析相结合，把绩效评价与财务管理的核算评价相结合。同时要加强绩效评价信息建设，建立绩效评价信息交流与沟通平台，开发绩效评价分析系统软件，充分利用和依托现有的政府采购评审论证专家信息库，构建绩效评价专家信息库和中介机构信息库。

（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寇琳琳（2012）在《健全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健全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首先应明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和客体，主体应由政府部门、专家组织和社会公众组成，客体为部门单位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性资金；其次要明确选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的原则，包括社会效益原则、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及系统性原则；然后确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反映财政支出规模的指标、反映财政支出结构的指标，应根据财政支出结构设置、反映财政支出合法合规性的指标、反映财政支出效益的指标；最后是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相关配套措施，包括界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要原则与基本依据、制定财政支出绩效目标与绩效评价标准、明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和工作程序、各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应当关注绩效评价结果及其应用。

（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制度模式

张雷宝（2007）发表《我国财政支出绩效管理面临的现实难题与实现路径》一文，认为我国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制度改革会经历启动、发展或完善、成熟三个阶段。启动阶段为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即思想学习与制度移植）；结合本国或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试点和探索；会产生一定的盲目性或试错性。完善阶段为日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制度模式；绩效管理责任不断被明确和落实；绩效管理的财政效果不断显现。成熟或相对成熟阶段为全面绩效管理或绩效预算得到施行；财政绩效管理方式、方法与程序日益规范化；形成不同层次相互配套的财政绩效化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具备较充足的公开透明性。

综上所述，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起步较晚，但学者与政府均已意识到其重要性，在借鉴其它各国先进经验及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探索并进行合理的创新，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体系。

[参 考 文 献]

[1]马国贤.政府绩效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陈工，袁星侯.财政支出管理与绩效评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3]张少春.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4]De Lancer Julnes， Patria and Marc Holzer. Promoting the Utilizations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1， 61（6）： 693-708

[5]Behn， Robert. Why Measure Performance？ Different Purposes Re-quire Different Measur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3， 63（5）： 586-604

[6]Sean Nicholson-Crotty，Nick A， Theobald and Jill Nicholson-Crotty. Disparate Measures： Public Managers and Performance-Measurement Strateg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 66（1）： 101-113

[7]马志敏.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浅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29）：110-111

[8]刘朋.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制的思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0）：146-147

[9]申书海.财政支出效益评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2

[10]余小平，等.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EB/OL].http：//.cn，2004（2）：114

[11]翁俊钦.刍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J].现代服务，2006（23）：164-165

[12]贾晓云.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8）：57-58

篇4

关键词：公交都市；公交优先；核心要素；实施方案

1 公交都市：一项意义重大的城市战略

1.1 “公交都市”的核心要素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诸多社会问题，那些在城市建设中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公交都市”因其高效的运输系统和良好的城市环境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一时之间“公交都市”被认为是城市发展的典范。目前国际上已形成一个共识：公交都市是国际大都市发展到高级阶段，在交通资源和环境资源紧约束的背景下，为应对小汽车高速增长和交通拥堵所采取的一项城市战略[1-3]。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的将其理解为一个以公共交通出行为主的地区，正如《公交都市》作者罗伯特瑟夫罗所说，一个功能卓著和可持续的公交都市并不等同于一个公共交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小汽车，或者甚至承担了大多数机动化出行的地区，而是代表一种城市形态和机动化环境，一种能有效替代小汽车出行的交通方式。一个城市能够称之为公交都市，是它的公共交通服务与城市形态相互配合默契可以有效发挥公交优势。

因此公交都市内涵广泛，不再只是公交系统内部的优先问题，而要体现公共交通在城市发展中的引导与主导作用，这涉及到城市发展、公交设施、公交服务、运营管理等各层面，是公交优先战略的提档升级，从公交系统自身效率提升向公交系统引领需求方向转变。

1.2 “公交都市”的主要特征

成熟的公交都市的有着以下特征：

（1）公交与城市空间：公交走廊、枢纽与城市空间结构互相契合、互相支撑

以公交设施引导城市开发、支撑城市形态是公交都市最大的特色。用地开发集中于轨道交通沿线两侧的走廊带内，不论是如东京这般的特大城市，还是北欧的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都是沿着轨道交通进行城市的扩张，人口分布也与轨道交通形态互相契合[4-7]。

（2）公交与土地开发：城市形态紧凑有序、土地开发集聚节约

依托公交枢纽进行高密度开发，实现公共交通走廊对居住和岗位分布的高覆盖。以香港为例，《香港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有专门的轨道导向的住宅开发密度分层规定，规定将住宅发展密度分为三个区，分别对应不同的开发密度上限：有大容量的公共运输系统服务的地区的第一区，可以进行最高密度的开发；有大容量公共运输系统服务但不是很方便的第二区，可以进行中密度的开发；公共运输系统容量极为有限的地区的第三区，只能进行低密度的开发。与此同时还要求在轨道站点周边要进行多元化开发。在此导向下，香港的公共交通覆盖了53%人口以及75%就业岗位。

（3）公交体系层次：多模式、多层次公交系统功能承接不同客流需求

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扩展、城市尺度的增大，城市公共交通出行需求呈现多层次分布，因此在公交都市里，公共交通系统必须进入多模式发展阶段。无论是以轨道为骨干的东京、首尔，还是以快速公交为骨干的库里蒂巴、波哥大，均围绕骨干网络构建了大量的枢纽设施，以此将整个公交系统进行锚固，在区域上形成铁路网络与地铁网络耦合的大公交骨架体系，在城市内部，形成公交巴士与地铁无缝衔接广覆盖公交体系。

（4）公交品质服务：公交出行便捷舒适可靠，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确保公交分担在机动化出行中占优势地位

世界级公交都市十分注重高品质公交服务的建设，以乘客感受作为考核公交服务的主要指标，在公交服务方面实现了从“面向线路运营”转变为“面向乘客体验”，以全天候、全覆盖、多模式的高品质服务体系满足乘客多样的出行需求，与其小汽车竞争：

（5）公交运营保障：健全高效的保障机制，保障公交优先、可持续发展

纵观各发达城市公交发展制度，主要涵盖管理体制、财政制度、规划制度、运营制度、需求管理、监管制度等六方面，其中在公交都市的建设过程中，公交管理体制和公交财政制度相对来说最受重视，很多城市以此作为突破点制定相关政策保障，优化公交发展路径。在公交管理体制方面，无论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公交运营市场化）还是以伦敦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政府购买公交服务），政府都通过完善的监管机制对公交企业进行考核，以保证公交服务质量。此外成熟公交财政制度对于公交都市的发展也相当重要，系统化的财政体系、多样化的财政来源以及针对性的补贴机制才能保证公交运营的可持续性。

2 南京公交都市总体目标

2.1 南京创建“公交都市”的发展环境

2.1.1 区域发展一体化

高铁时代，南京成为中国四纵四横铁路格局中南北、东西干线的重要交汇点。根据国务院《长三角指导意见》，将“进一步提升南京等特大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扩大辐射半径。”而南京城市总体规划也提出了南京“ 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城市定位，南京作为国家综合性枢纽地位将得以加强。与此同时，南京“国家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性质在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得以确立，即将上报国务院的《南京都市圈区域规划》扩大了南京都市圈成员数量，再一次提升了南京的区域辐射能力。

2.1.2 城市发展多级化

经过多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在不断的拓展，“中心城-新城-新市镇”的多级框架已然拉开。在都市区层面则将形成以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新城（地区）中心组成的公共活动中心体系，构建以放射形交通走廊为发展轴的“一带五轴”、高品质、高效率一体化发展的现代都市区。根据《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20年南京将往千万级人口规模发展，城镇建设用地也拓展至990平方公里。

2.1.3 交通发展综合化

随着区域重大交通建设和综合运输模式不断优化，南京将全面进入以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江海直达联运为主导的现代化综合运输时代。在城市化和机动化双重浪潮的席卷下，城市道路扩容空间日趋缩小，道路交通必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目前南京私家车的拥有量已突破百万，公共交通的发展也进入了与小汽车高增长竞赛的关键时期，在此情况下，南京急需构筑以高品质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多种交通方式高效衔接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2.2 南京创建“公交都市”总体目标

2.2.1 总体目标

在《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确定的构建“畅达、绿色、和谐的现代化大都会综合交通体系”的交通发展愿景，以及《南京市综合交通规划》提出的“一体化公交都市”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南京结合交通运输部关于公交都市的目标要求，提出创建“公交都市”的近远期目标：近期确立公交优先的地位，建设国内一流、国际水准、人民满意的公交都市；远期固化公交主导的地位，构筑高效率、高品质、高适应性的一体化公交都市。

2.2.2 发展战略

（1）公交优先战略。要在法律、投资、财政、税收、土地、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等各个环节，为公共交通发展提供优先条件。

（2）公交引领战略。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布局，引导可持续的城市用地开发，引导健康的城市交通出行结构。

（3）公交支撑战略。构建与国铁、航空等对外交通相衔接的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提升城市区域地位。

3 南京创建“公交都市”的六大行动

为了实现“公交都市”的发展目标，南京将开展规划健全、多元网络、场站建设、服务提升、智能管理、绿色交通6大行动，通过12项具体工程打造城市多元公交、一体公交、畅达公交、品质公交、智慧公交以及绿色公交。

3.1 健全规划体系，发挥规划先导作用

科学编制规划，将《南京市创建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实施方案》提升为总体方案，指导“公交都市”建设科学、有序的推进。以此为基础，开展包括公交专用道、中运量新公交、出租汽车、智能公交、慢行交通等多个专项规划，注重各规划之间的衔接，确保规划方案的实施。

3.2 优化公交网络，实现公交全面提速

通过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中运量新公交系统、优化公交普线、增加公交支线，完善公共交通骨架网络；通过加快公交专用道网络的建设与监管，提高公交信号优先通行路口的比例，全面提升公共交通运行速度。

3.3 加大场站建设力度，完善换乘枢纽设施

全面整合公交场站资源，加快公交停保场与首末站的建设，增加场站规模；建设城市综合换乘枢纽、城际公共换乘枢纽、轨道综合换乘枢纽以及城乡换乘中心四级公交枢纽。

3.4 改善公交出行环境，提升乘客出行感受

以提升乘客出行感受为目标，加强车辆更新力度、提高公交车车型标准，加大中高档空调公交车的投入，提升乘客乘坐舒适度。完善职工职业培训制度，提高企业员工文化素养。同时本着“开门办公交”的原则，加强公众对公交服务的参与和监督，广泛吸取公众意见。

3.5 提升公交信息化水平，提高公交运转效率

建设“一个中心、三大应用系统”的智能公交系统，实现公交信息实时、公交车辆实时调度、公交运营科学高效。

3.6 应用节能减排新技术，推进低碳城市建设

应用节能减排新技术，淘汰所有国Ⅲ（不含）以下标准的公交车，推广清洁能源公交车辆应用，建设绿色公交示范线路。

4 南京创建“公交都市”的保障体系

4.1 组织保障

成立南京城市公共交通委员会，高位协调、高位推动南京公交优先发展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公众团队与技术团队，完善组织推进机制，研究制定全市“公交都市”建设规划、计划，出台相关重大政策、扶持措施，建立部门协同、联席会议、信息反馈、督察督办4大联动综合保障机制，统筹协调解决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4.2 政策保障

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号），制定完善南京市创建公交都市相关法规和政策。出台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意见及实施细则，全面推进全市公共交通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

4.3 资金保障

将公共交通投入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体系，设立市、区两级公交优先发展专项资金。出台《南京市公交优先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按管理办法将每年所需资金列入当年政府投资计划，用于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补贴。

4.4 用地保障

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及轨道交通建设为契机，坚持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理念，优化提高轨道交通、中运量新公交及公交专用道沿线土地的开发强度，逐步构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并建立公交用地储备机制和场站用地使用跟踪管理制度。

4.5 监督保障

进一步明确“公交都市”建设各单位的职责，建立绩效考核评估机制，制定年度考核评价体系，由市城市公共交通委员会和市监察局联合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纳入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重大项目召开听证会，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5 结束语

在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南京建设“公交都市”任务艰巨，但却又是城市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未来的五年里，南京将通过众多工程积极打造高效率、高品质、高适应性的一体化公交都市，实现城市交通的结构健康发展。但同时我们必须不断的提醒自己，“公交都市”的本质是人、土地、交通三者的和谐发展，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让土地与交通谈场恋爱”吧！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需要城市的决策者、规划者和建设者们共同坚持不懈为之奋斗。

参考文献

[1]张丽莉，韩冰源，唐震.智能模式识别方法在道路交通工程中的应用研究[J].森林工程，2012，28（5）：66-71.

[2]马玉蕾.学府路常规公交与地铁一号线的协调研究[J].森林工程，2012，28（6）：79-82.

[3]丁柏群，刘艳.一种基于集散系数修正的乘客OD推算方法―以哈尔滨市某公交线路为例[J].森林工程，2013，29（4）：112-116.

[4]瑟夫罗R.公交都市[M].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5]郭继孚，孙明正，刘雪杰，等.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思考与建议[J].北京：城市交通，2013，11（2）：7-12.

[6]陈小鸿，叶建红，杨涛.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困境溯源于路径探源[J].北京：城市交通，2013，11（2）：17-25.

[7]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Z].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2011

篇5

一、财政法的概念

“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行为,即国家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财政管理和财政支出等;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规定的显性制度,也可能是财政活动中自发形成的、有待法律确认的隐性制度;最后,财政还可以指一种社会关系,它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从形式层面看,财政法就是调整财政关系之法。按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这种界定方式因为凸现了财政法独特的调整对象,所以可以使财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分。由于这种定义方式颇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涉及到法律的价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适应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所有情况。无论是奴隶社会时期,还是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资本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财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从其调整财政关系这一点找到。也正是基于这个共性,财政法学才可能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延伸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国家,从而形成财政法制史或比较财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广泛适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为前提的。当事物的共性被作为唯一的追求对象时,其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弃。对于身处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家的个人或团体来说,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种与自身发展密切关系的特殊性同样不可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决定其发展方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自从国家产生、法律创制以来,人类共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四种不同的历史类型,不同历史时期财政法的职能定位和价值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财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君王或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中心,财政权力只是君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上财政权力并非来自于人民,相反,它们是压制人民权利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法仅仅是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财政政策的一个工具而已,缺乏独立的与民众利益声气相求的价值取向。财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财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财政支出方面则仅仅停留在技术性层面,满足于统治阶级内部从上到下的管理和监督。

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君权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财政问题上。封建君主的横征暴敛激起了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市民革命由此爆发。如英国的历次革命均因国王滥施税负而起,最终为人民通过议会争得“课税同意权”;美国的革命则发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缴茶叶税,最终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新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开始确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制度的设计和建设。

基于这个前提,财政法的宗旨和原则都较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财政被定义为一种服务于大众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须受到人民的制约;其次,财政权力不再是一种单纯用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它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同时也在此范围内受人民的监督;再次,财政的民主基础备受重视,人民通过议会行使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权成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最后,财政法的功能开始转向保障财政的民主统制,财政权力的失范成为关注的重点,人民的基本权利开始凸现。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法明显不同于君主专制时期的财政法,尽管它们都符合在调整对象方面的共性。

社会主义革命在部分国家胜利后,尽管消灭了私有制,在最根本的程度上为人民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传统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公有制的实施并没有为人民如何授权、如何规范和监督的权利提供太多的机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被定性为人民的利益当然代表。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权力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时,也曾因为不受限制和监督而酿成大错。财政法虽然理论上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旧会变成保障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具体的表现是,大量的财政法规由政府执法部门制定,财政的民主统制被视为毫无必要的妄谈;财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规范财政权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国家政策;人民不仅难以实现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在具体的财政执法中也难以得到程序的保障。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使得财政法未能走出权力的阴影,其先进性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就财政法而言,揭示出其调整财政关系的形式共性当然必要,因为这有助于界定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同时通过对调整对象的解构,可以构建财政法的活动范围与内部体系,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财政法学来说,仅仅满足于此是十分不够的,因为它无法揭示出财政法更深层次的内涵,对我国目前的财政法治建设也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故此,财政法的概念还有待于从时代特性方面进行深入挖掘。

从实质的层面出发,我们认为,现代财政法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以增进全民福利和社会发展为目标、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具体内涵包括:

(1)民主是财政法的制度基础。

财政法的民主性体现为,财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组成代议制机构,也可以直接通过全民公决行使财政权力,决定和监督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与的关系表现为,财政法涉及到公权力的分配,因此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运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结构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都是财政法有效施行的前提。由于财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就此而言,财政法其实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的具体化。

(2)财政法的目标在于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尽管广义的财政法包括税法、费用征收法等可能导致公民向国家让渡财产的领域,但从整体上看,财政法应该是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为基本宗旨的。无论是财政收入法还是财政管理或运营法,其除了保证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防范行政权力侵犯人民基本权利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规范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经济发展。即便是财政收入法,其合法性依据除了相关法律规定外,还在于通过调整资源分配、收入差距、景气周期以及保证合理财政支出等职能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并最大可能地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财政法的目标不仅在于体现宪法基本权利的质的规定性,同时也在于从量上扩大权利的覆盖范围及实现程度。

(3)财政法以财政关系为调整对象。

财政关系其实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拟制,它指的是财政行为未经法律调整以前所引发的经济关系。通过对财政关系的分析,可以划定财政法的内部体系框架,理清财政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

系,从而确定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二、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通常情况下,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既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行为,也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制度,还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关系。财政行为着眼于财政主体的动态过程,财政制度着眼于财政运转的外在环境,财政关系则着眼于财政现象的内在联系。动态过程受制于外在环境,但也是外在环境的创造力量,而内在联系则是对动态过程和外在环境更高层次的概括,其内容更为丰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时以财政关系为最优。

在历史上,由于人们对财政职能的理解不同,财政关系的范围也随着变化。自然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替君王筹集行政管理、国防安全与扩张以及皇室开支的经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也仅限于筹集收入满足国家日常经费开支的需要,很少通过再分配的形式调节社会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预资源配置。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集中爆发。为了应对危机,财政的职能开始不断扩展。首先,财政应当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有效配置资源,然后保证财政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财政活动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财政投融资的规模、结构,并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其次,财政开始通过自身活动进行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再分配,以缓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如个人所得税累进征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实施社会保障等。最后,为解决市场自发运行中所产生的经济周期问题,“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开始实施,如在经济过热中提高财政收入水平、压缩财政支出,而在经济萧条时则通过减税等方式培育消费和投资能力,同时加大财政支出以增加社会需求,以此刺激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进行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由于生产和生活都通过财政进行控制,不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或生产周期波动,因此财政资源配置职能也就将收入分配和经济调节完全包容在内。另外,由于财政活动无所不包的禀性,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与金融都呈现难舍难分的关系。如,国家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不仅可以取走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积累,而且还包括折旧基金等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物质资料,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款的拨付也都是通过财政直接进行的。这样,企业财务的独立性就会完全丧失,从而依附于国家财政。又如,银行不能自主从事贷款业务,却必须按照财政的意图为相关项目提供建设资金,银行存款成为财政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也被称为“第二财政”。

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财政职能的探索已经出现了显着的进步。

第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被视为独立经营的商业主体,其财务关系与财政关系完全分开,财政只是在投资和利润分配时才与企业发生联系。

第二,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也已经理顺,财政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引导银行发放贷款,但是不能进行强迫。财政关系的范围至少将商业性货币资金关系排除在外。

第三,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明显,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开始显现,开征个人所得税、实施社会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场失灵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开始出现周期性波动。为保持经济的稳定性,财政开始主动寻找反周期的对策。如为了消除经济疲软,我国近几年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核心内容就在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在财政改革实践中开始接受公共财政的观念,财政的活动范围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据此作了大幅度调整。例如,对设计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够进入市场的单位,财政不再对其提供资金;对高等院校、文化艺术团体等介于市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单位,财政不再全额承担其费用,差额部分由其通过收费加以解决;对于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权的领域则不断增加投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扩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员,现在又在逐渐向农村推进;在财政投资方面,对于竞争性产业,财政不再作重点投入,财政资金开始明显地向基础产业、幼稚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活动范围的一条准则,公共财政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

由此可见,作为财政法调整对象的财政关系历史上并不是等同划一的。受财政职能不断变化的影响,财政关系的质和量实际上都在随之变化。从形式上看,财政关系一般包括财政收入关系、财政管理关系和财政支出关系三种,但每一种财政关系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财政关系界定为以财政为主体所发生的关系,从质的属性看,财政关系是一种具有公共性、必须通过国家筹集资金加以实现的社会关系。

所谓公共性,是指某种物品(包括制度、服务)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一般需要,但却不能经由市场交换而实现的特性。如果某类物品完全不能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必须由财政全额负担,则可称之为具有完全公共性。如果某类物品部分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财政只需负担其差额,则可称之为具有部分公共性。如果某类物品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不需要财政负担,则可称之为不具有公共性。即便财政已经参与其中,也应该激流勇退,终止这种财政关系。由此可知,公共性是判断财政关系内涵和外延的一条基本准则。

篇6

【关键词】国企改革；社会责任；与民争利；市场竞争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很多阶段。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通过扶持国企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多数民营企业在这种趋势下却遭遇的沉重的打击。一时间，关于国有企业的“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成为当下热议话题。国有企业的改革似乎已是迫在眉睫了。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众多的国有企业不断的兼并，国有企业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利润总额却快速增长。据统计，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从1998-2003年实现利润从二百亿元提高到五千亿元，增长了二十二倍，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国家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其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同比增长38%，根据央企须上缴利润5%-10%的红利计算，去年共上缴红利440亿元。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从2011年起，对央企统一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比例，并扩大征缴企业范围。这一数据一出，引起很多人的议论，他们认为近2万亿元之巨的国企利润，居然只上缴区区440亿元。这样的企业，还是不是应该被称为国有企业？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国企上缴红利不但比例低，其上缴的国企分红非但未能纳入公共财政造福于民，反而是公共财政经常要从国库中拿钱补贴国企！

国企的本质应该是全民性和公共性。简单来说，国有企业的财产应该是全民所有的，所以，国有企业经营取得的收益自然要反馈与全民。按照这一特性理解，国有企业盈利后，应该服务全民，提供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保健等。

二、国有企业改革陷入“与民争论”漩涡的原因与影响

目前“与民争利”话题，正是中国国企改革历程中亟待突破的难关。国有企业利润逐年攀升，大力拉动国家经济发展，但同时国有企业利用政策扶持及垄断行业的先天优势，不断压榨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不仅通过垄断定价打压民营企业发展，更是侵占了大量社会资源，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国企改革进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还能保持较快速的增长，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财政的4万亿刺激，而这个刺激大部分作用于国有企业投资上，但投资的有效性很少有人关注。国有企业如此重视执行政策，很难在此基础上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管理者以中央财力为后盾，不计后果进行投资，通过盲目的粗放经营来扩大企业规模，陷入了“虚假繁荣”的怪圈，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国企所有者以私人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经营永远无法实现。

第二个原因是国家依赖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方针。国家依赖国有企业来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同时也要注意国有企业一味扩张对国民经济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造成的不良影响。据相关统计，国资委分管的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吹高房地产泡沫，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如果国企的过度扩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那自然是不可取的。

三、如何正确看待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的位置

所谓“与民争利”中的“民”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民众，二是指民营企业。因此，“与民争利”既可以理解为与民众争利，也可以理解为与民营企业争利。如果国有企业通过让广大消费者支付高价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并把垄断利润用于企业内部的分配，这样的“与民争利”要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也要履行好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不能把营利目标建立在让民众支付高价的基础上。通常指责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并非指它与民众争利，而是指与民营企业争利。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以竞争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正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因此，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只要是公平竞争，争利行为就无可指责。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推动公平竞争，不断拓宽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领域，改善其投融资环境，以营造更好的竞争环境。通过不断推进改革，可以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今后我国还会继续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努力降低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的门槛。但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并不是要求国有企业退出，而是要形成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形成这样的格局，一方面能够促进国有企业效率提高、资产增值，增加人民群众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权益；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与其说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不如说它是“为民争利”。我们既要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与国争利”，也要允许国有企业“与私争利”。如果以不“与民争利”为理由，要求国有企业退出所有竞争性行业甚至关系围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既是对全民所有权的侵害，也是对公平竞争原则的破坏。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上，应当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一些关键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要起控制作用；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

国有企业不应从竞争领域退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原因来阐述：首先，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民利和经济利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实现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人民摆脱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其次，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有利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市场也有盲目性，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发挥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第三，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

但是，我们要在肯定国有企业地位的同时更要注意到他的诟病。虽然国有企业可以增强我国整体竞争力，但国企的最初目标毕竟是服务于民，而不是背道而驰。国有企业不能一味的去追求高额的利润，而忽视了占有大量国家资源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美国财富杂志在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排名中，中石油及国家电网公司，在榜单中位居倒数前两名。从榜单看，欧美企业雄居排行榜前茅，垫底的偏偏是整日把与国际接轨挂在嘴边的国内垄断巨头。既然是接轨，就不能只想闷声发大财却不承担或很少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公民”这个概念，如今颇为“炙手可热”。衡量企业公民有三大标准，一是企业要遵纪守法，二是企业要遵守国际标准，最关键的则是第三点：企业必须自愿承担社会责任！

四、小结

国企竞争力的提高固然重要，国企的地位固然也是无法撼动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在争夺企业利润与地位的同时做好一个企业公民。国有企业在今后的改革中，如何努力做到合格的“企业公民”，对于国有企业今后的发展将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朱秋霞.中国财政制度――以国际比较为角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7.

[2]杨志勇，杨之刚.中国财政制度改革三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李荣融.宏大的工程宝贵的经验――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三十年[J].求是，2008（18）.

篇7

一、国库会计核算概述

（一）国库会计核算的基本内涵 国库会计是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运用银行会计的核算方法，对各级预算收入、支出、退付及划拨、清算等资金运动情况进行真实、及时、完整的记录、反映和监督，确保国库资金安全与完整，提高国库资金运行的效率和效益，保证和促进各级预算的顺利执行。国库会计是人民银行经理国库职能的基础和具体体现，是一种与预算会计密切联系的特殊的银行会计。按照会计的目标理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该系统提供的信息既要有助于解脱管理者对资源的经营责任，又要有助于外界信息相关者决策。作为一种特殊的银行会计，国库会计反映和监督的是财政预算资金的收入、支出、退付和划拨、清算等资金运动情况，通过这种会计活动服务各级政府等有关部门，保障和促进各级政府预算的顺利执行。

（二）国库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 国库会计核算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运用政府预算科目和银行会计科目、凭证、账簿、报表等会计方法，及时准确地办理预算收入、划分、报解、入库和库款支拨、退付等业务；另一方面是对国库资金的收纳、划分、报解、入库、退库和支拨等进行监督。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预算收入的缴纳，即对缴入国库的预算收入按政府预算收入科目和有关会计科目进行分类核算、汇总；（2）预算收入的划分和留解，即国库根据中央、省、地、县、乡等不同的预算级次和财政体制确定的收入留解比例，按规定的核算方法，对已缴纳的预算收入进行划分、留用和报解；（3）预算收入的退付，即根据规定和授权，将已入库的预算收入款项退还给申请单位或申请人；（4）库款支拨，即对已收纳入库的预算资金根据预算规定的用途和合法支付凭证，向预算单位供应预算资金；（5）国债发行和兑付，即根据国债发行和兑付计划，向发行和兑付银行清算资金；（6）预算外收支，即对预算外资金进行收纳和再分配。

（三）国库会计核算的特点 国库会计核算具有相对独立性，既属于银行会计的范畴，又具有预算会计的特征。从银行会计的角度来看，国库会计是人民银行会计核算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账户设置、账务平衡、记账方法等方面与银行会计有共同点，但在具体执行国家预算收入的收纳入库和库款拨付的核算、反映和监管上，又不同于一般的银行会计业务，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主体不同，国库会计服务的特定单位是国家金库，银行会计服务的特定单位是流通领域中从事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即银行。二是核算对象不同，国库会计核算的对象是预算资金的收纳、划分、报解入库与库款的支拨所引起的国库资金运动过程及其结果，银行会计的核算对象是银行信用业务中存款的存入和支取、贷款的发放与收回、业务收入与支出等引起的货币资金的增减变化过程及其结果。三是业务范围不同，国库会计涉及财政、税务、海关和银行结算业务，银行会计涉及的是银行与非银行的金融信用业务。从预算会计的角度来看，国库会计核算与总预算会计、税收会计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库会计每天编制的收入日报表是总预算会计登记收入分类账的唯一合法凭证，是分析掌握预算拨款的可靠依据。因此，国库会计核算在凭证使用、科目设置、核算内容分类、国库报表编制等业务上与预算会计一致。

二、国库会计核算的重要性

国库会计核算作为国库业务管理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工具，其工作好坏、服务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和制约预算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及其分配使用，对国家预算执行乃至经济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国库会计核算在国家预算收支活动中，发挥着执行、反映、促进、监督以及决策支持作用。自1994年分税分级财政制度改革以来，国库管理制度、预算体制的变化对国库会计核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体现出国库会计核算的重要性。

（一）为分税制改革奠定基础 分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关系，同时调整了政府间资金上划、下拨的约束关系，增强了各级政府当家理财、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动力。而国库会计核算为各财政部门开设账户，统一办理预算资金结算，集中进行会计核算和会计档案管理，对预算内资金和非税收入等进行管理，使各项收入能够直达国库和财政专户。由此可见，国库会计核算在分税制改革体系下不仅为深化收支管理、细化预算编制、严格预算执行和强化资金调控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同时弥补了预算约束软化，增强了财政财力，为强化财政职能、克服财政缺位，增强财政性资金的调控创造了条件。

（二）为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搭建良好平台 一是国库会计核算通过使用财政账户的集中管理、分户核算，实现了信息集中，完善了财政内部运作机制，简化了工作程序，为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搭建了良好的操作平台；二是国库会计核算在保证资金规范运作的同时，实现了对资金运动的全程监控，从而完善了政府资金的约束机制，为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搭建了良好的控制平台；三是国库会计核算保证了各类资金收支项目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保证了会计账目的客观真实性，为国库资金的使用和调度提供了真实的信息平台。

（三）为国库现金管理提供有利条件 国库现金管理是在国库会计核算的基础上，通过对财政资金运动的准确预测和严格控制，对财政资金的存量进行有效管理。一方面，国库会计核算对财政预算资金的及时收入和支出，减少了大量资金的闲置，有利于提高国库资金使用效率，控制财政支出增长和债务增长；另一方面，国库会计核算实行收入划分、共享分成、总额分成、税收返还等处理，有利于优化资源有效配置，扩大国库现金管理运作，将财政资金纳入市场运作，促进金融市场创新深度和层次。

三、国库会计核算发展历程

（一）国库会计核算发展历程 自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和《国家金库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国库会计核算体系从建立到不断完善，经过了漫长的过程，随着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纵观近3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国库会计核算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5～1990年，是我国国库会计核算体系发展的初级阶段。1985年以前，人民银行系统中没有独立的国库部门，国库工作处于会计、国库合署办公的状态。所有国库会计核算业务均是由手工操作完成，无论是记账、算账、报账，还是计算、审核、对账、编制报表，都是在手工条件下由很多人共同完成的，会计人员没有更多的精力从事核算业务以外的工作，更别提进行会计分析、预测、统计和控制。通过几年的建设，国库会计组织体系基本建成，国库会计核算也从人民银行会计中分离出来，实行单独核算，结束了国库账务由银行会计部门代管的局面。

第二阶段是1991～2001年，经历了几次财税体制改革后，国库会计工作摆脱了手工记账的传统核算方式，基本实现了电算化。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库会计核算规程》，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分设了中央金库和地方金库两套账务，2000年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库会计核算管理与操作的规定》，这些规定的颁布实施使国库会计核算日趋规范。同时，鉴于这一时期的国库会计电算化仍属于初级水平，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发推广了“国家金库会计核算系统”1.0版，结束了国库会计核算没有全国统一的应用程序的历史，规范了各地在核算操作中的不同做法，提高了国库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国库会计电算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新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是2002年～2008年，国库会计核算管理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基本实现信息化系统全覆盖。“十一五”期间，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在全国铺开，为适应新形势，中国人民银行完善开发并推广了“国家金库会计核算系统”2.0至4.0版本，进一步提升了国库会计核算电子化水平。至2005年6月，所有地市级以上国库均全部直接参加现代化支付系统，成为国库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依托新的国库会计核算系统平台，先后建立了国库资金汇划报解新模式、财税库行之间的横向联网系统、国库集中支付等，实现了支付凭证的电子化，进一步加快了各级库款入库速度。从此，国库会计真正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结算渠道和结算方式，实现了国库资金的实时清算，提高了财政资金的时间价值和使用效率。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印发了《国库会计管理规定》、《国库会计核算业务操作规程》等制度文件，为统一国库会计核算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国库会计核算体系现状 近几年，国库会计核算已步入全新的信息化系统阶段，随着国家金库信息处理系统（TIPS）的全面推广和国库信息管理系统（TMIS）的建设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家金库会计核算系统”的基础上开发了“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TCBS），逐步实现了国库会计集中核算，国库会计核算内容和手段越来越丰富，表现出来的问题和风险也发生了改变和转移。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国库会计核算网络化。会计电算化应用软件已从最初的单机运行、简单应用逐步发展为联网运行、多层次、多业务、多功能的综合业务应用系统。目前，国库会计网络化实现了国库与财政税务、商业银行与国库、财政税务与商业银行的网络互通、无缝链接，国库会计通过与财、税、库、行的横向联网，实现网络的传输和信息共享，国库会计核算彻底摆脱了人工传递凭证、账单、报表等环节，所有凭证往来、信息传递都通过网络来实现，使得国库会计核算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征收部门、经收处延解、占压国库资金的现象从根本上杜绝。至此，国库会计核算信息的集中度、共享度以及灵敏度大大增强，成为顺利推行国库单一账户和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重要技术保障。

（2）国库会计核算便捷化。一是业务自动处理。国库会计核算系统依据原始信息和预先设置的参数，对收入划分、共享分成、总额分成、税收返还以及账务处理进行自动业务处理；二是账务实时记载。国库会计核算账务及上下级国库账务能够实时记账，从而实现收入直达入库和调拨款项直接到账；三是信息按需生成。国库会计核算中的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等自动生成，可在需要的时候输入筛选要求实时查询，随时打印。真正实现了数据电子化存储、数据共享等现代化管理目标。

（3）国库会计核算无纸化。无纸化即电子化，是将纸质税票计入系统，使之变为电子税票票据，再借助网络完成票据在各部门之间的传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资金结算。利用电子票据相互传递进行数据、资金的交换，大大缩短了资金在途时间，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目前，国库会计地方横向联网系统主要就是依据这种方式实现了无纸化操作，取消了业务办理中的纸质凭证传递，以加密加签的电子信息为办理业务的依据，使用在了国库集中支付、国库资金实拨、非税收入缴库等业务环节。

四、国库会计核算发展改革路径

随着国库职能的拓展，国库会计核算方式不断更新，国库会计核算的工作范围也在不断延伸和拓展，信息化发展释放了部分人力资源，要求国库会计核算逐步实现由“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转变，具体是“三项管理”。

（一）外部预算管理，突出国库会计核算的预算概念 一是完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引入预算管理理念。国库会计核算既能核算预算内，又能核算预算外；既有目前的总账、分户账核算体系，又有按照预算单位和预算科目的预算控制体系，使基层国库部门做到相对独立以便行使国库监督职能，发挥国库会计核算的主观能动性。二是预算内外资金合并，完善国库单一账户。将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国库会计核算范围，取消商业银行为财政和预算单位设立的零余额账户，统一由国库部门从国库单一账户将财政资金直接核算支付给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使得每一笔资金支出流向明确。三是加快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步伐，提高资金收益。尽快出台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办法，适时开展地方国库现金管理，保证财政资金安全、增值，减少改革阻力。四是逐步尝试债务管理。债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库会计核算，逐步也要把各级政府部门债务安排完整体现在国库会计核算中，便于统筹资金。

（二）内部监督管理，突出国库资金安全的风险理念 一是建立国库会计标准化管理体系。在全面总结国库核算管理经验基础上，以提高国库会计核算质量为重点，研究制定国库会计的管理标准化流程，推动国库会计标准化管理示范点建设。二是加大对现有3T系统的升级改造，使之能在较大程度上符合各地的业务需要，并进一步推动3T系统在全国的推广使用。三是采取积极措施，突破现有桎梏，推动银行票据在国库会计核算领域的应用。

（三）会计信息管理，突出国库会计分析的增值服务 一是在思想上重视国库会计分析工作，认识到国库会计分析对加强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要充分发挥国库部门的自身优势，与财政、税务等部门进行信息交流，建立对口的国库会计信息资料库，增强国库会计核算数据的采集能力和加工处理能力，为国库会计信息需求者提供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二是提出核算分析服务理念，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和规范化的会计管理，实现国库会计信息的实时处理和反馈，建立全方位会计信息分析服务理念，为财政、税务、海关等政府部门，甚至是商业银行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

参考文献：

[1]丁雪晖：《扁平化管理与国库会计核算管理探析》，《现代经济信息》2011年第12期。

[2]王军波：《对我国国库会计理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11期。

[3]王雍君、 蔡燕青：《以国库会计为重心构造政府会计》，《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4]潘景荣：《基层央行会计核算的现状及对策建议》，《内蒙古金融研究》2010年第11期。

篇8

关键词：税收本质；制度分析；公共财政

一、税收与产权间的本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在以交易费用概念为发端的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产权理论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作为产权理论奠基石的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费用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初始产权的不同界定决定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表明，排他性产权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实现市场交易进而增进效率的前提。由此使得以效率为主题的经济学将视角由单纯的资源配置层面深入到产权制度层面。在科斯奠基性论文之后，德姆塞茨、张五常、阿尔钦等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理论。使得产权学派的研究更趋于精细化，在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诺思教授则独辟蹊径，不仅在长期经济史考察基础上突出了产权结构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把产权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地将经济学对产权制度的关注引人到对国家及其财政制度关注上。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交易不是物的交易而是附着在物上的产权的交易，但产权本质上作为一项排他性权利，需要强制力来予以保证实施。由于国家在强制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能比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更低成本实现产权的界定、保护与实施。因此从效率角度看，国家就天然合理地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并使得国家与产权之间具有了内在联系：一方面，离开国家我们无法理解产权，毕竟如果没有国家法律的界定与强制力的保护，产权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离开产权，我们也无法理解国家，毕竟国家的法律和权力就是旨在社会范围内界定和实施一套权利规则。因此，诺思认为，由于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国家可视为“为获取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与公正的服务作交换”的组织，简而言之就是国家界定、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笔者认为，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从未对税收本质予以明确概括过，但这一论述鲜明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税收本质观，即从规范意义上来说，税收本质上应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税收本质观既表明了税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又划定了其合法性范围。由于国家凭其暴力潜能的优势介入产权时能有效降低产权保护和实施的成本，因而国家征税有其合理性基础，而税收则来源于政府——这一人与人交易所产生的合作剩余。考特和尤伦从无国家的自然状态到市民社会下国家这一思想实验即证明了这点。反之。如果国家获取收入时不是基于保护产权而是剥夺侵犯产权，那这样名义上的税收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所认为的“只要承认，法律——政府的管理结构——具有生产力，那么就得承认国家有权从经济中取得部分有价值的产出。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来保护所有权并使契约付诸实施，那么国家也就无权来分享总收入”。由此来看，税收关系着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间的界限，其与产权问的本质联系体现在：一方面，征税作为一个资源由私人产权转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只有税收明确了产权才能明确。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所以也只有产权明确了，税收才能明确。

二、现有税收本质观之不足：制度视角的重新审视

对于税收本质，长期以来在财税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二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公共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但从制度视角来考察，两种税收本质观都尚存不足。

我国传统财政理论沿袭了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本质观的分析思路，明确表达了其税收本质观“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同时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间具有本质联系，而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则是税收本质属性的具体表现。但笔者认为，从制度视角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学将税收本质定义为“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存在较大缺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缺陷就更为明显了。我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无本质联系。国家征税固然要靠政治权力，但靠政治权力而获得的收入并不都是税收，诸如没收财产、通货膨胀等都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获取的收入。即使对其属性再加上固定性的限制，也尚无法与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的罚款收入相区别，因为后者在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同时也另具有依据法律的固定性特征。所以，单方面强调政治权力仅能将税收与公债、收费等财政收入形式相区别，但却并不足以真正认识税收本质。我认为，如果离开私人产权是很难真正认识税收本质及其契约关系的，因为在私人产权不能确立或受侵犯下税收的合法性基础便难以确立。若单纯强调政治权力性，则可能导致并非保护而是侵犯产权的国家行为，并由此带来国家依政治权力而攫取的租金而并非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

公共财政理论则承袭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主题的分析视角，建立了以公共产品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近十几年来，经过我国学者的不断阐释和倡导，公共财政理论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其税收本质观的理论逻辑日益清晰。即“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应当承认，从资源配置视角看，把税收定义为公共产品价格有其合理性，特别在市场经济下更具有其积极意义。但从制度视角来看，这一对税收本质的概括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制度视角看，并不存在公共产品和直接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尽管公共财政论列举了路灯、治安等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所谓“公共产品”，但从公共选择的制度过程来看，任何一项支出议案都不可能获得一致同意，在多数票规则下就必然产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甚至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由此带来相应的受益方和受损方。部分人不仅被迫强制消费某种所谓的公共产品甚至还要为此而纳税。产生私人产品市场交易所不可能存在的消费和付费上的强制性问题。(2)按公共财政论的税收本质分析，公共产品税收价格在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我认为，政府作为事实上的垄断组织，其垄断定价总是在竞争价格和边际成本之上的，公共产品价格定义未能揭示出国家租金天然存在的事实，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类似于竞争性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3)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按传统公共财政论对公共产品的分析，由于搭便车的存在使得市场无法提供公共产品而应通过政府征税来提供。但随着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早在1974年，科斯通过调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产品概念的灯塔在英国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给。而近年来对公共产品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更是显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区、非营利组织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产品。由此表明，政府税收与公共产品间并无本质联系，将税收本质界定为公共产品的价格也有失偏颇。

三、新型税收本质观的历史实证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税收与政治权力、公共产品间均不存在本质联系，而与私人产权间具有本质联系，税收在实质上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制度分析视角得出的这一新型税收本质观，其理论结论是能得到历史实证支持的。

考察西方发展史可以发现，凡在私人产权能得以确立的历史阶段就存在税收关系，反之则不存在税收关系，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十分明显。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产权一税收关系初始萌芽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商品货币经济自发萌芽生成的这一阶段，城邦国家财政制度和私人产权制度间内在联系已开始萌芽生成。特别是古希腊时期的梭伦改革以及古罗马时期的罗马法，标志着城邦国家(或共和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私人产权制度并予以保护实施。这一时期，就同时产生了对商人、自由民征收的市场税和财产税，而奴隶因既没有自身劳动力产权更没有财产权，故没有被征税的资格。㈣(2)不存在产权一税收关系的中世纪时期。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最基础的制度结构，此时既不存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权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劳动力所有权，由此产生的是农奴与其庄园领主间围绕土地使用而形成的依附关系。由于产权的不存在性且此时国家并不介入私人产权安排，所以这一期间并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国家税收。国王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其自身领地收入，其不仅不对农民直接征税，而且对其诸侯领主也只依封君封臣关系而享受一些贡纳。(3)产权一税收关系扩展的市场经济初期。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在贸易发展与庄园制瓦解的基础上，产权制度与税收制度间的内在关系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商品和要素的排他性产权逐渐形成，而这离不开国家的努力，各新兴民族国家则致力于扩张市场和提权保护。其目的是向以商业资本为代表的新兴财富征税。在此期间确立了包括商品税、财产税在内的现代税收制度，甚至随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新型产权形式的出现而开征了所得税。(4)产权一税收关系稳固的市场经济成熟期。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国家和产权间的关系是单方面控制关系，即国家既可能出于长期税收利益而有效地保护和实施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租金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尤其当国家面临即时财政压力时更倾向于后者。但近代后期，西方各国在历经道路不同的财政立宪变革之后，在较为有效地保护产权基础上限制住了国家攫取租金的行为并同时赋予了税收合法性基础，从而为市场经济的真正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性制度结构。

虽然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但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史同样可以发现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凡在排他性私人产权难以确立的时期，也就难以存在明确清晰的税收关系，反之则反是。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自然经济时期的古代社会。在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及其法制从未承担起私人产权界定和实施的角色，有效率的私人产权也从未出现。㈣如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对其所有制性质虽存在学术争议，但一般认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排他性产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下国家仍然是终极土地所有者，而在秦以前更是典型的土地国有制。在没有私人产权及国家不介入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就没有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其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租税难分。我在中国财税史中能找到这么几句啼笑皆非的话“《广雅》：赋，税也”、“《说文》：税，租也”、“《说文》：租，田赋也”、“《广雅》：租，税也”。(2)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确立了全面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在排他性要素产权不存在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明确的税收关系。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国家主要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而获取收入，税制曾高度简化至名义上只存在工商税这一税种，但这一税种在实质上也并无存在意义。因为此时作为国有产权主体的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你我界限，采取利润上缴还是税收只具管理上的意义，此时税利之分在本质上是根本分不清且没必要区分的。(3)转轨与市场经济时期。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开始，在以国家主动放权让利为起点下，市场化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排他性产权日益形成的过程，也同时是一个国家越来越需要并越来越多地从私人产权而非国有经济中获取收入的过程。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已日益明显，尤其是2004年的私产人宪，在立宪层面上明确了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

四、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明确从产权界定和保护出发来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

经过长期的理论争鸣，目前我国财政理论界对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已基本取得共识，实践中也早已确立构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改革目标，但在公共财政及其公共性内涵的理解上尚存分歧。囿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视角，主流观点是从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来定位公共财政。但从制度视角来看，市场交易不是表面上的资源配置而是其背后的权利配置，排他性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与基础。而国家则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都表明，政府既可能有效地保护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而只有产权通过立宪层面对政府权力施以硬性约束时才能予以有效克服。因此，基于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有利于在制度层面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没有私人领域就没有公共领域，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公共财政以市场经济为基点，而市场经济以产权为基石，产权则系于财政立宪，这应是我国公共财政构建的实质内涵之所在。

(二)有利于阐释我国税收法治的根本内涵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共财政是法治财政，这些都已是基本共识。但对于税收法治的理解，通常都只停留在税收征纳关系法治的功能层面上，而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则能从立宪层面上阐释税收法治的深层内涵，即要从个人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上来阐释税收法治问题。我认为，从产权一税收本质联系出发，征税的过程就是一个私人产权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纳税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征纳关系上与国家间形成委托关系，其之所以同意将私人产权让渡为公共收入，是为了换取国家的保护和公正。按照现念，这种保护包括财产权、生命和自由，从而产生一个建立在个人产权(权利)交易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因此，在征税权力关系上体现的是立宪层面的社会契约关系，并在此契约下形成征纳双方平等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由此构成了税收法治的元规则，而各项税收法治的具体规则则奠基于其上，涵盖了税收法定主义和受公众规范约束的预算全过程，也由此才能对国家权力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行为作出约束和限制，从而奠定财税法治的基点。

(三)有利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税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更是当前时期税务行政工作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并已在尊重和保障纳税人权利等问题上得到了较多讨论。而我认为。新型税收本质观从公民权利本位出发有利于在理论源头上进一步明确以人为本的治税理念。当我们明确从私人产权界定、保护和实施角度来看待税收本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方面个人权利(包括产权)需要国家权力的界定和保障，否则就没有产权也不存在市场交易；而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来源于税收并从属于个人权利，私人产权开辟了私人领域进而在立宪层面上界定了公共领域和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范围。由此可以认为，包括产权在内的公民个人权利具有本源性的终极意义，而国家权力及其征税权在立宪层面上受限于私人产权，其不仅不能侵犯和危害公民产权，而且必须以公民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公民权利观构成了国家理财治税的权力基础和合法性范围。

篇9

公共财政制度是我国财政改革的长远目标，对于怎样恰当地对公共财政进行定位，理论界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同的意见，甚至不愿意使用“公共财政”这个名称。但是，无论从政府的财政规划方面，还是诸多财政杂志来看，“公共财政”这一称谓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普遍化，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因此，对于公共财政的界定，需要形成一个明确的意见，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一、公共财政的一般界定

从本质上来看，公共财政与财政、国家财政并没有差别，都是特指国家进行的分配活动，都涉及财政收支、财政平衡、财政管理等内容。它们在中文名称上的不同，主要是翻译的问题，英文中的财政概念用“public finance”来表示，如果对其直译就成了“公共财政”。然而“finance”一词具有多种意思，可翻译为“财政”、“财务”、“金融”等，只有在其前面加一个“public”进行限定，才能明确地表示“财政”这一概念。可见，“公共财政”和“财政”都对应于“public finance”，二者并无本质区别。财政是国家进行的分配活动，本来就是公共性的，因此，在“财政”一词加上“公共”二字似乎有同义反复之嫌。

虽然从本质上看，公共财政与财政具有共性，但是，由于历史上认识偏差的原因，使二者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财政称为‘公共财政’，而把社会主义财政称为国家财政，是生产建设性财政。这样一来，约定成俗，公共财政就成为资本主义财政的代名词，自然两者之间就有了根本的区别。”①另外，从相关的理论研究来看，公共财政的讨论多是西方财政学上的一些内容，由此可见，我国的公共财政研究在若干方面是与西方财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笔者认为，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财政模式”。其主要原因可以从现实经济和财政理论两方面来认识。

政府的财政活动属于经济范畴，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按照的观点来看，经济决定财政，因此有必要对西方国家的财政进行重新认识，不能把公共财政等同于资本主义财政。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和理论界都认同了要构建适应我国特色的公共财政制度，那么，公共财政也就不可能是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财政，而只能是国家财政的一种；是与我国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实行的财政模式不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财政模式。

之所以认为公共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财政模式，还因为公共财政理论中的市场失灵论。无论从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是近代的政府干预主义，政府财政活动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古典经济学的财政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其学派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实行“廉价政府”，一般都认为国家的财政支出不具有生产性，应该尽量控制，而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各种目标。因而财政支出的范围仅限于市场机制无法作用到的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公共机关等方面。这一观点在西方持续了一百多年，财政一直也都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

但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萧条和动荡。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稳定发展、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即所谓的“市场失灵”。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建立了全新的政府干预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发展。在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滞胀”时期，一些经济学派如供给主义、货币主义等派别又开始重视自由市场主义，他们认为政府的大量干预并没有带来比市场更多的效率，从而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让市场自身去解决问题。

纵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其基本要点有：第一、政府财政的支出范围主要着眼于社会公共需要方面，不去干涉市场经济能够处理好的私人需要方面，不直接介入社会生产性领域，把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任务都交由市场去完成；第二、财政支出十分注重效益的提高，并采取各种数量方法如成本效益法、最低成本法等来进行财政支出决策，只有具有较大效益的项目财政才会介入；第三、预算管理制度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逐渐复杂化，财政本质上作为一种利益分配的关系，必须建立相应的法治制度，才可能保障财政分配达到预期目的；第四、在财政体制上坚持分权制下的制衡，社会公共需要是有区域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具有地域性，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上比较有效率，所以，适当的分权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各地之间又有很大差别，财力也各不相同，所以，权力也不能下放过多，还要保持一定的制衡力量；第五、坚持税收负担的最小化来设计税制，在设计税制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尽量做到“税收中性”，在征税的过程中努力降低征管成本和纳税人的奉行成本。

二、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的内涵与特征辨析

关于财政（public finance）的定义，早期的西方学者认为，财政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或者称之为政府资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我国传统财政学关于财政的定义，尽管表述各异，大体上还是概括为国家的收入和支出活动，甚或将收支活动等同于分配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public finance，日本岸田俊辅在1978年的《图说日本财政》将其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②，美国马斯格雷夫在其1973年初版的《财政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序言中说：“财政这一名词，传统地应用于包含税收和支出措施的那套政策问题。这不是一个好名词，因为根本问题不是资金方面的，而是涉及资源利用、收入分配和就业水平的，不过这个名词已为人们所熟知，而且称之为公共部门经济所引起的误解将不会更少些。”他在该书1980年第三版中说：“本书论述公共部门经济，不仅包括其资金，而且包括它对资源利用的水平和配置，以及它在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全部关系。虽然我们的主题是归属于财政学的，但它涉及到问题的资金方面，也涉及到实物方面。而且，它不单纯是个公共经济问题。因为公基部门是在和私有部门相互作用之中运行的，所以两个部门都进入分析，不仅支出和税收政策的效果有赖于私人部门的反应，而且对财政措施的需要也取决于财政措施不存在时私人部门如何行动。”③而中国前财政部长项怀诚主编的《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一书认为，财政，也叫“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④。厦门大学张馨教授在《公共财政论纲》中的定义是：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⑤。

总之，中外传统财政学基于时代的背景和条件，把财政定义为收入和支出，如以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考察，实在是太偏狭了，有的学" 者将收支活动等同于分配活动更不足取。将财政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表明public finance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限于财政收支及其管理，更不能限于货币资金管理，而要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结合到资源的配置、收入的分配、经济的稳定，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强调财政是经济的一个范畴，甚至于用中文的“公共财政”来替代“财政”。但是，将财政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又失之过宽，因为无论中外，除政府的财税部门之外，央行、计经委、通产省、商务部等之类的政府所属机构，其经济活动断然不属财政。反观项怀诚和张馨的public finance定义，将财政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某种（类）经济活动，则有其合理之处。所以，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已为大家所公认，尽管理论界的描述尚不尽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界定，它既是对财政活动的高度概括，又涉及财政活动的范围，关系到以公共财政为基点的公共经济及其财务管理等诸项活动的范围、目标与方式。

笔者认为，public finance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国家的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1.public finance的理财主体是国家，具体包括各级政府及其理财专职机关，其理财主体具有层级性。这里的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又设置具体的理财机关，专司相应的理财职能，如中国目前的财政、海关、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系统等。

2.public finance活动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的职能，过去理论界对国家职能的概括一般指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这没有错，目前理论界关于公共财政的核心演化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有其道理的。如果说前者的关系链为：国家或政府的职能——社会公共需要——财政的职能——……；后者的关系链是：社会公共需要——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财政的职能——……。

那么，问题的症结之处在于国家职能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关系。就国家职能而言，“横看成岭侧成峰”，其既可分为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可分为阶级性方面的职能（对外进行战争或防御、对内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等）和社会性方面的职能（提供公共福利、优化资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并有适度的经济增长等）。再就社会公共需要来看，社会的即公共的，社会的职能亦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在传统财政学描述的实现国家政治、经济职能中，是包含着社会公共需要的，只不过公共需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如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和当代资本主义时期、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阶段等），其内容、范围、方式有所差异，并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以此观，前述关系链诚可为：国家或政府的职能——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财政的职能——……。

3.public finance活动的根据（或依据）是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政治权力即国家作为主权者的权力。马克思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⑥。政治权力为国家所独有，其主体就是国家，所以，政治权力即是国家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国家政治权力所涉及的对象范围，从地域的角度看，就是政治权力所能达的全部空间，如领土、领空、领海；从人员的角度看，就是该国所判定的公民或居民。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就是税收。

财产权力就是所有者的权力，所有者的权力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含土地）的所有者权力，而且包括劳动力所有者的权力，其借以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形式，进一步分割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地租及工资等。由此可见，所有者的权力主体具有多样性，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包括企业、单位和个人。就财政而言，这里的所有者权力主体就是国家，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权力或出资者的权力主体，以上缴利润形式参与国有资本及相关的资本组织形式的利润分配，在我国目前阶段，依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即经营形式的不同，进一步界定为直接上缴利润、国有股红息、承包费和租赁费等。（特殊的）行政管理权力，是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若把政府也看作市场经济主体的一员，（特殊的）行政管理权力就是特殊的经济主体的权力，之所以特殊，在于其对象范围限于特定的对象、实施特定的管理所收取的规费和特许权使用费，其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即是政府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至于国家的信用权力，不独体现在财政范围，央行行使的也是国家的信用权力。就财政而言，国家的信用权力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就是国库券或国债，或财政性贷款。就四种权力来看，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是财政依据的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是财政依据的特殊权力。

4.public finance参与“分配”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把财政的结果归之于分配活动，这是正确的，但需明确的是，这是指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分配”，亦即财政分配制约生产，生产又决定财政分配；财政分配与交换、消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分配与其他社会产品分配‘（如工资分配、价格分配、信贷分配、财务分配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以，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立体的、多维的把握财政分配活动，是理解财政是一种分配活动的关键，但如果把财政分配活动仅仅归之于组织收支活动，则是有所偏颇的，是与现实经济情况不相符的。

5.public finance活动的结果是其一系列经济活动，具体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这些经济活动的货币表现则为财政资金，具体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三、对公共财政模式的再认识

厦门大学张馨教授认为，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⑦，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认为，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⑧，我们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公共性才真正取得独立、成熟、规范、完全的存在形式——公共财政，亦即市场经济财政⑨。所以，我们主张和赞同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这一观点，但公共财政这一财政模式和经济条件、国家财政是什么关系，显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理论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与此相适应，财政类型或模式也分为三种：自然经济——家计财政、计划经济——国家财政、市场经济——公共财政，应当说，这种分类有一定新意，但我们认为，既然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国家财政的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同理，国家财政中尚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

财政=国家财政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生产建设财政或统收统支财政）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公共财政）

顺便指出，理论界有人认为，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本质也是“国家分配”，因而“财政”就是“国家财政”。还有同志认为，国家分配论是财政本质的理论，公共财政论是财政现象理论或财政模式理论⑩。笔者认为，国家分配论不应仅仅是关于财政本质的理论，国家分配论除本质论外，尚包括运行论、调控论、政策论等，当然，这些理论必然且必须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而发展了的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并不矛盾，所以，核心是要强化对市场经济这一条件的研究。

既然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那么，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则拓宽和规范了财政关系涉及的经济主体和分配范围，财政关系的主体涉及到国内外市场的参与者，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财政分配范围不仅扩展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而且扩展到国内外市场及市场作" 用不到的范围。正因为如此，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要求用法制规范财政关系的主体和分配范围，正确划分市场和财政各自作用的范围，凡是由市场能够解决好的，就让市场解决；财政转向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效的领域或产品，凡市场管不好或管不了的，就由财政通过各种手段来管。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则改变了财政的运行过程，使财政关系的运行过程由经费供给变为经营管理，财政再分配也相应变为市场性的再分配和非市场性再分配相结合。这种变化，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关系运行不仅与自然经济中的财政关系运行有了原则区别，而且与计划经济中的财政关系运行也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人们仍然用原有的某些理财思想来看待市场经济中的财政关系，必然要产生严重失误，造成财政运行过程的紊乱。所以，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把财政关系纳入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轨道，是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诸如国库集中统一收付、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等应运而生。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则拓展了财政的职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财政的职能有了明显的扩大和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财政分配正是立足于这种基础，成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和发展经济最有效的调节机制，可以加速或抑制经济发展的速度，引导生产经营方向，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公平分配收入，平衡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等。如果没有财政的“第二次”调节，那就只能任凭经济的盲目发展，使社会经济处于波动或混乱状态。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为财政关系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扩大并强化了财政的职能，使财政关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①安体富：《论我国公共财政的构建》；高培勇：《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③王国清、程谦：《财政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项怀诚：《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安体富：《论我国公共财政的构建》，高培勇：《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 王国清：《公共财政：财政的公共性及其发展》，《经济学家》。1999年第6期。

⑩转引自樊丽明等：《探讨财政改革，完善财政政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许廷星。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

[2]许廷星，谭本源，刘邦驰。财政学原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6.

[3]刘邦驰，汪叔九。财政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

篇10

财政智库建设事关国家治理基础

智库类型多种多样，既有综合性智库，也有专业性智库。财政智库有其特别之处，具有一定的专业属性，不同于一般的、大型“百科式”综合性智库；但同时又具备明显的跨学科、跨领域、跨专业特征，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智库。这与财政的“立交桥”特性相关――财政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共性问题，是连接三者的桥梁。从历史演进视角看，财政是“国之命脉、万世之本”。从新时期财政定位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表明财政已不仅仅统筹国家收支安排，更是治国安邦的学问，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辐射性和牵引性，深刻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或者说，财政自身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能力是党的执政基础，也是国家能力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新形势下对财政的重新定位迫切需要财政智库从国家治理高度，提升财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可以说，财政智库建设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高端财政智库建设，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需要，也是治国理政的需要。

现代财政的职能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展而扩展，随着社会公共需要而融入人民群众生活之中，成为现代国家民主法治建设中的核心问题。这就要求从新的视角来认识财政，需要财政智库去探寻、研究、引领、咨政，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方案。

从学科建设上看，目前在我国学科分类中把财政学作为二级学科设置在应用经济学之下。这与财政学科的内涵与性质不符。财政学既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同时也运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数学的方法。概而言之，财政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和学科特质。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财政学更需要形成这种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公共风险多样化、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发展面临着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新形势下，迫切需要财政智库站在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高度，在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评估性研究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我国财政改革、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智慧与方案。

建设高端财政智库的现状与难题

在我国，传统智库多源于体制内的科研事业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属于典型的传统财政智库。1956年6月，根据同志关于财政部要加强财政经济问题研究的指示，财政部正式成立了财政科学研究所，2016年1月，经财政部同意、中央编办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代，财科院发挥了重要的参谋咨询作用。

第一，基本功能是财政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财科院自成立以来，始终强调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学术型的科研事业单位。一方面，引领学界，形成了财政理论上“国家分配论”这个主流学派，突破了苏联财政理论的影响，是当时体制条件下的创新。另一方面，紧密结合不同时期的政府决策需要，做了大量政策性的研究，为政策制定与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f，60多年来，财科院作为全国财政科学研究的龙头，在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始终站在学术和实践前沿，成为理论、制度和政策研究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第二，财科院作为传统事业单位，纳入与行政并列的编制体系之中，有稳定的预算资金支持。实行公务员制度以前，我国的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是互通的，差异很小。之后，两者差异凸显，人员不能双向流动，薪酬待遇也变成两股道，靠单位创收、横向课题来弥补。财科院的几代学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探本求真的学术执着，形成了“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但作为事业单位，财科院也面临着体制约束与管理难题等严峻的挑战。

第三，财科院是一个具有教育功能的智库。财科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多年来为国家累计培养博士和硕士3000余人，多数毕业生已经成长为国家各条战线的骨干。

理论探讨、政策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构成了财科院的基本功能架构和特征。与只做咨政研究的智库相比，财科院属于综合性的传统智库，历史积淀深厚，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难题。

以转型与改革激发传统财政智库新活力

新形势下，我国智库建设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传统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已不适应新型智库的要求，亟须转型。经过近两年的探索，财科院转型的战略方向日渐清晰，即建设一流高端财政智库，更好地为决策服务。与此相对应，财科院的职能在原来的“理论政策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基础上，增加了“改革政策方案评估、改革政策解读宣传和国际智库合作”，以适应当前发展形势和要求。

一是理论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新形势下，作为智库，应兼顾前瞻性、长远性、储备性研究与应急性、短期性、务实性研究，为宏观决策提供决策咨询，强化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同时，充分发挥智库研究与研究生教育互补的优势，为社会培养高端人才，传播智库思想。

二是改革政策方案的评估。建立有效的改革政策评估机制至关重要。一方面，应建立事前的风险评估机制，对改革政策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研判，制定相应的处置预案。另一方面，应建立改革政策后评估机制，对改革政策方案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形成反馈机制，不断完善改革政策。

三是改革政策的解读宣传。做好改革政策的解读宣传，应成为智库的重要职责，也是其发挥自身优势的鲜明体现。近年来，财科院专家在政策解读宣传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解读重大改革政策、宣传改革政策成效，影响力不断扩大。

四是进行国际智库合作。随着财政政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多边、双边对话，国际合作，全球治理，都需要一流智库提前介入、设置议题、引导舆论，为国际竞争与合作提供解决方案，扩大话语权。

以上四项职能，既是财科院在新形势下需要拓展的职能，也是各类智库需要共同探索的方向。而要实现这几大职能，则需要推进社会化改革，构建新型智库主体。

要坚持专业化、多样化、国际视野和独立性四个方面：专业化是保证智库观点权威的基础，是保持决策影响力及社会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多样化主要包括政策咨询多样化、沟通渠道多样化、人才布局多样化、资金渠道多样化。国际视野主要是指研究和分析问题要放眼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要有国际水准，智库的影响力更要面向国际。独立性是智库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专业化、多样化和国际视野都要建立在独立性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