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建筑论文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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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承诺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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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图书馆服务再造，职业规划，馆员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图书馆的形态与服务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纵观图书馆的发展及演变过程，其读者服务工作历经了由传统的封闭到开架再到网上服务，由被动单一的一般到主动多样的针对，由手工到自动化、网络化，再到数字化服务的演化过程。当今网络环境下，就图书馆及图书馆的承担者图书馆员应该如何规划职业生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图书馆的变革及服务再造

1. 近代史时期的图书馆变革

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为欧洲资产阶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迫使封闭的、只向少数贵族阶级开放的图书馆开始向广大民众开放。图书馆的工作从单纯的整理、收藏扩展到图书的采编、存贮、传递、利用等环节。19世纪末，英国图书馆员布朗提出图书开架制，实行开架借阅。这种开放式的图书馆管理制度实现了图书馆服务从以书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改变了以前的重藏轻用的服务理念，使图书馆向前大大地进了一步。

2.现代史时期的图书馆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引起了全球的信息革命。图书馆的服务形态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计算机操作代替了手工操作，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也逐步深化，图书馆不仅为读者提供原始的资料，还对其收藏的资料进行加工处理信息传播，满足用户对篇、章、摘要、数据、图表等知识单元的信息需求[1]。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图书馆员的加工存贮，信息检索的能力。

3.网络时代的图书馆变革

当时代的脚步跨入20世纪90后，现代通讯设备的迅猛发展大，互联网和高速公路热以不争的事实向人们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网络环境。大量的信息纷至沓来，信息爆炸造成的信息垃圾对想获取特定信息的个人造成了极大影响，人们还是处于被动地接受信息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Web1.0时代。图书馆在服务上缺乏以读者为中心的交流方式，更多的是扮演了知识传播者的角色。google成为人们信息求助的第一站，占领了全球70%以上的市场[2].我国还有百度及搜狐等商业信息机构.信息存取方式大部分被商业信息机构所占有,没有多少图书馆职业的位置.有人断言图书馆机构将会在未来消失，这些令图书馆人倍感危机论文提纲格式。

进入21世纪后，一种被成为“Web2.0”时代的，不仅“可读，可写”和“可互交”的Web2.0服务逐渐出现。围绕Web2.0理念为核心的Blog(博客)，Wiki(网络百科全书),Rss(简易信息聚合),Sns(网络社区)等新型网络信息服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用户可以在网上获得更多传播，分享，交流的自由。Web2.0的成功给处在水深火热的图书馆人带来了思考和希望。由图书馆员自行设计适合图书馆的软件，服务系统，技术课程，图书馆网站，图书馆网络服务，这对图书馆来说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人开始研究并运用Web2.0的软件技术,终于开发出了Lib2.0,又一次完成了图书馆服务的变革与再造。我们看到，变革是永恒的，顺应变革的最好对策是将自己融入到变革中去[3]。

二．Lib2.0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再造

1.利用Blog（博客）作为与各院系统交流的基地。

Blog是weblog（网路日志）的简写，指一种特别的网络出版和发表文章的方式，倡导思想的交流和共享。Blog以其零技术、零成本、零编辑及零形式等特征，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注意成为近年来网络界的热点之一。学科馆员借助Blog这个交流平台，建立主题各异的“学科博客”，如读书互动blog、咨询导航blog、馆内部blog、专家知识blog、以及馆员个人blog，用户可以对信息内容发表评论，并能根据自己的需求订阅相应的专题博客。

2.利用wiki搭建参考咨询的主题指南

Wiki是指一种多人在网上协同创作的知识共享的模式，可实现Wiki功能的网站称为Wiki网站。用户可以反复修改，添加、删除Wiki网站的网页，这使协同写作称为可能，而且Wiki还可以保证随时恢复到正确的版本。Wiki可以让更多的更多的专业人士和其他馆员一起建设特定的知识库，从而既保证了资源的覆盖面，高质量和新颖度，也促进了用户和图书馆员的沟通。

3.利用RSS升级你的“新书通报”，实现用户信息推送

Rss是web2.0最重要的应用之一信息传播，带来了全新的信息管理方式和网络阅读革命，它提供主动的“推”技术直接把信息送到用户桌面，对用户，它以频道订阅方式，随时抓取网络上自己需要的信息，完成Rss定制后，一旦用户勾选的相关信息有更新，系统就会自动把信息推送给用户。Rss可以推送读者的借还书及预约图书的信息，也可以推送读者推荐图书是否购买及到馆信息，采访人员可与书商进行Rss频道订阅，第一时间获得新书目，同时把书目订单推送给书商，双方的互动，大大缩短了采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4.开放图书馆系统，实现标签（tag）服务

标签是人们在网页上随意用来定义相关信息的标记，用户可以方便地管理自己的网页内容，展示自己的兴趣，标签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三．如何规划图书馆员的职业生涯

Library2.0让图书馆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为图书馆员职业生涯的开发带来了新的契机。社会信息化浪潮、Web2. 0 及Library2. 0,再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为图书馆员的职业能力开发提供了广阔自由开放的天地,助推了图书馆员这一职业的全新升级[4]。无论将来科技手段怎样发展，图书馆如何现代化，服务都是贯穿图书馆发展过程的一个主题，如何适应现阶段的广大读者的需求，完成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的再造，是我们图书馆人时刻思考的问题，我们的职业规划要时刻与时代的步伐相适应。笔者认为职业规划应该有个人和组织两种方式。

1.个人的职业规划

（1）更新观念，培养发展进取的理念。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的革新导致图书馆事业内在发展规律的变化，导致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改变。因此，馆员必须主动认识这一转变的必然性，培养发展进取的理念，努力激发自身的创造性，研究相应的服务对策，让主动创造意识成为图书馆馆员的基本理念。转变思路，正确认识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形成全新的、创造性的、发展的理念，再造出更加实用，更加高效的图书馆服务模式。

（2）争取受教育机会，提高图书馆素养。每位馆员都是一个可以发展的个体信息传播，只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才能实现自身的成功转型。我们现在不只是读者的服务员，还应是他们的信息咨询员、信息导航员及信息专家，要完成这一职业定位，就要不断学习，主动参加一些业务培训、继续教育、专题讲座和一些本专业的学术会议，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3）要爱岗敬业，培养开拓创新的能力。图书馆员要本着“服务第一，读者至上”的原则爱岗敬业，热情服务，一个优秀馆员所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知识、信息，更重要的是完美的人格魅力和创新理念。馆员要热爱自己的职业、爱书、爱读者，才能自我激励，努力工作，开发潜力，创作性地开展工作论文提纲格式。图书馆新技术新理论的不断运用，读者需求的千变万化，业务问题的层出不穷，需要每一个馆员不断地发现与创新，实现服务再造。具有创新能力是馆员实际工作能力的体现与提升，也是馆员能力建设的核心，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2. 图书馆组织对馆员的职业规划

（1）合理地为馆员进行职业规划。没有一流的人才，就没有一流的图书馆，美国图书馆曾就各个因素在图书馆服务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图书馆建筑占5%，信息资料占20%，图书馆馆员占75%，由此可见，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5]，图书馆领导要细心观察并规划每位馆员的职业定位。有的人适合干内部事务性工作，有的人适合干拓展创新服务工作，把他们分为知识型、管理型、服务型、辅助型等工作岗位，让每位馆员根据自己的特长去竞聘，图书馆要制定完善的、科学的竞聘制度，对每个具体的岗位的基本任务，技术指标、任职条件等做出明确的规定[6]，使每个馆员都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或职位。这种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调动馆员们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2）培训馆员，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对图书馆现有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信息传播，开发现有馆员的潜质是当前图书馆馆员素质发展的重中之重。培训的内容有计算机操作的基本常识、网络知识，还应有图书情报学，文献信息学等全方位的学习，培训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单位组织部分馆员参加某高校组织的本专业的进修班、研修班；本单位设立专业培训班，请资深的本单位专家或聘请外单位的专家授课；参加图书系统或文化机构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班；参加专题研讨会等等，通过各种培训，在图书馆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气氛，从而使图书馆能真正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在网络环境下，能够充当起“学科专家”、“网络导航员”、“特色数据库专家”等时代赋予图书馆员的全新角色。

（3）创造浓厚的学术创新气氛。面对时代变革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图书馆要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运用创造性的思维，要把图书馆馆员培养成能够开创新局面、勤于思考、勇于创造、富有献身精神的创造性人才。图书馆领导要支持馆员的创新活动，大力开展关于创新服务的讨论。听取不同的意见，团结不同的人，对有思想、有见解、有创新才能的馆员要倍加珍惜和重视。鼓励他们申请课题，发表新思想、新见解、新方法，为他们争取科研经费和奖励。使他们形成一个你追我赶的良好学术氛围，进而拿出成果，用于创新实践。通过不断地加强图书馆技术的队伍，使图书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为读者提供更好的知识服务和创新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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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职称论文高级会计师，高会评审，财会论文，工业企业制造企业商业外贸房地产建筑施工交通，行政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高校财务管理，会计教育教学论文论文写作指导。

一、环境问题与环境会计

（一）环境问题与环境会计在环境与社会经济领域,有再次重要的国际会计具有里程碑性质:一次是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另一次是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这两次由世界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之重要性在于，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以及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成为政府议事日程中的重要项目之一，各国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开始协调行动。

在近30年中，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各阶段都有若干主要标志：第一阶段，1968年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一书；1972年联合国举行人类环境会议。第二阶段，1987年被确定为欧洲环境年；联合国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第三阶段，1992年联合国举行环境与发展大会；英国政府著名的《绿色经济计划》。第四阶段，英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环境管理制度的国家标准文件BS7750，欧共体颁布第一部有关环境管理和环境审计制度的国际性标准文件EMAS；国际标准组织开始起草全球性环境管理和环境审计的标准文件ISO1400系列。由上所述可见,国际上对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社会之关系问题的关注，正在日趋具体化和标准化。

在环境会计领域，首先进入实务的是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报告），即披露公司各种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信息。在8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的披露方式是在公司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分析与问题讨论”部分，以后成为年度报告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并最终成为独立的年度环境报告。最近几年中，联合国关于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的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对跨国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问题作了连续的追踪调查和分析，并将其作为每届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秘书处每年的国际会计与报告专题年度评论，在1996年就是以环境会计作为主题。

以斯堪的那维亚（北欧）航空集团公司（SASGroup,由瑞典、挪威、丹麦三个国家的若干航空公司组成，均为上市公司）为例看，1995年SAS单独编制并其第一份年度环境报告,该报告涵盖其航空运输业的机场、机上贸易业务的相关环境信息（旅馆业务的环境信息另外处理），与公司的年度报告同时。这份年度环境报告的内容非常详细，主要包括：（1）SAS的环境战略；（2）SAS在飞行，机上服务,地面服务的各种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平衡表，分为投入与产出两方）；（3）总裁就环境事项的年度总结；（4）董事会就环境事项的年度总结；（5）分别各种业务的环境信息;（6）对大气影响的专题分析;（7）公司环境管理实务；（8）为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而进行的新技术开发工作；（9）各种有关的知识栏目；（10）公司环境管理机构及通讯联系，等等。

我们知道，公司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其年度报告，其中与财务会计有关的内容均需经过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书（审计报告）。由此，对于公司的环境信息(特别是与财务会计有关的环境信息)，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环境会计法规及环境审计问题。

（二）环境会计与相关法规当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报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除了引伸出环境审计问题以外，也引伸出了对公司在环境治理、保护、预防、管理等方面费用支出的会计处理(包括确认、计量等)问题。环境会计问题较之环境报告要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如环境会计对象、环境会计基本原则、环境成本计量等，并且最终会落实到是否需要专门订立环境会计准则。可以说，环境会计问题是目前会计界面对着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其困难之处在于，既要适应不断增加、变化和完善着的环境法规（国际的、国家的、地方的），还要建立和健全有关的会计标准，同时还与环境核测和计量技术有关。

二、环境成本之界定及计量

对于环境成本，很难给予精确的定义（从国内外文献资料看，讨论环境成本时往往有其特定的立足点），可是在会计领域讨论成本项目，又不能不给出较为明确的界定。这里首先从不同的视角对环境成本概念加以阐释，进而讨论其确认与计量。

（一）不同空间范围的环境成本不论怎样界定环境成本的内容，从一个企业看，总是可以区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这种区分是基于当期（会计期间）是否由本企业承担可计量的环境成本。这里的“是否应当由本企业承担”,并不是一个会计问题,而是一个法规问题。内部环境成本指应当由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包括那些由于环境方面因素而引致发生，并且已经明确是由本企业承受和支付的费用，比如排污费、环境破坏罚金或赔偿费，环境治理或环境保护设备投资，等等。

内部环境成本与外部环境成本相比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其已经可以作出货币计量（尽管并非一定合理和精确），从而才可能作为内部成本。外部环境成本是指那些由本企业经济活动所引致但尚且不能精通计量，并由于各种原因而未由本企业承担的不良环境后果。正是由于对这些不良环境后果尚未能作出货币计量，所以尽管已经被认识，却不能追加于始作俑者，因而还不能称之为会计意义上的“成本”。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环境质量确实已经受到了影响甚至破坏，即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环境成本。

环境成本的“内部”、“外部”之分，并不是绝对的，对此可以从下述几点理解：

第一，某些情况下内部和外部环境成本同时并存。譬如“排污费”是由于本企业向外部排放有害气体、污水中废弃物质而向环境管理机构交纳的费用，由本企业负担，因而属于内部环境成本。但是外部环境成本亦同时存在：从数量上说，计算交纳排污费是按照环境管理机构制定的标准，在实务中，这种标准往往偏低，不足以弥补环境污染引致的各种损失。从性质上说，即使全部排污费都用于治理环境，也存在污染和恢复之间的一段滞后期。在这段时间内，环境污染的破坏作用已经漫延开来并导致新的更大的环境成本。

第二，某些情况下内部环境成本会早于或晚于外部环境成本而发生。譬如，本企业考虑到某经济事项对环境的潜在损害可能性而提取准备金，在会计处理中先发生了内部环境成本，而外部环境成本此时尚未发生。再譬如，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赔偿金，往往由于法律程度而耽延一段时间，而会计处理总是要等到实际赔偿时才作为内部环境成本，这时显然已经晚于外部环境成本。

第三，从会计配比原则讲，外部环境成本最终都应当转为内部环境成本。但是在会计实务中，两种环境成本之间既存在“转化时间差”，还存在“转化数量差”。而且象空气污染导致酸雨以及生态破坏等引发的社会环境成本，几乎不可能做到“会计配比”。因此，究竟外部环境成本在多长时间内和有多大比例可以转化为内部环境成本，取决于环境法规的完善程度及环境会计标准的可操作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法规的建设与环境会计体系的建立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二）不同时间范围的环境成本

着眼于对环境成本的会计处理与其实际发生的时间吻合性，可以将环境成本作三种类别划分：过去环境成本，当期环境成本及未来环境成本。换句话说，在会计期间内作为环境成本而确认处理的有关费用支出项目，其所补偿的可能是以前的环境损失，也可能是当期环境损失，还可能是预见到的将来环境损失。

1.对过去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指本会计期间内发生的环境性费用是基于清理以前造成的环境污染或补偿以前造成的环境损失。当具有追溯效力的新环境法规或会计法规生效时，这种会计事项就会增多（有时也可能是法律诉讼的结果）。也就是说，企业以前的经济活动在当时并未与环境法规不合，或者在当时的环境检测水准下企业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今天的新条件下情况有了变化，企业不得不为过去的负面“产出”承担后果。在会计处理中，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会计盈亏是分期计算的，当期因为以前若干年的经济活动之不良环境影响而增加了了环境性费用，事实上的结果是当期的和以前的会计盈亏都不完全符合实际，那么怎样评价企业的财务业绩才为合理？第二，企业当期的经济活动及产品都可能与以前年份有所不同，如产品已升级换代，甚至已转产完全不相同的产品，这在实务中会有千差万别种情况，那么在实施会计配比原则时，当期的环境支出怎样与以前的活动及产品相对应？可见，对过去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既引发了财务会计方面的经营业绩计量甚至税赋疑问，也引致了管理会计方面的业绩考评疑问。

2.对当期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指本会计期间内发生的环境性费用是基于清理当期环境污染或补偿当期环境损失。从一般意义上说，在会计实务中不会对此产生认识上的疑问，可能存在的难点是怎样在测定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合理地分配和归集环境性费用。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具备较好的的环境管理和会计计量基础。

3.对将来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指本会计期间内发生的环境性费用是基于对将来环境污染和损失进行清理和补偿的经费准备。就会计处理特点而言，这使我们联想到了各种会计准备金（如坏账准备金），因而或许可以为了叙述的方便而暂且称其为环境成本准备金。

在会计处理中，设立环境成本准备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由于环境成本准备金是以对将来不良环境影响的估计为基础，当期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会计支出，而环境成本准备金列为费用成本项目，会影响当期盈亏进而影响纳税，所以需要有可操作的法规依据。如果企业是以纳税以后净利润中的一部分提取作为环境成本准备金，则需要以企业内部法规（如章程，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等）为依据。第二，当期环境成本准备金的数额提取之估计，与各种经济活动或产品的配比对应,既需要环境测量标准,也需要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可见，对将来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并不仅仅是一个会计问题，还涉及到环境法规和企业规章，并且与如何判断将来的环境事务趋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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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功能的环境成本着眼于企业所发生的环境性支出的功能,可以将环境成本作三种类别划分：弥补已发生的环境损失，维护环境现状、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利环境影响。这种功能分类也可以表达为基于环境支出动因的分类。

第一种弥补已发生的环境损失所引致的环境性支出，所弥补的可能是以前时期的环境破坏后果，也可能是当期的环境破坏后果。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环境损失已经发生。企业所支出的环境性费用，其目的仅在于或只能够用于弥补已经发生的损失（现实中往往不足以弥补！），而不可能形成任何资产增量或收入增量。针对实物的支出只是对因污染而导致的物质耗损的弥补，针对人的支出则是对因污染而导致的健康耗损的补偿。可见其补动性支出的明显特点。

第二种用于维护环境现状的环境性支出,与不良环境影响是同步发生的,用以维持环境现状而不致于恶化。从会计处理看，应当认识到这样两点：其一，这类环境支出虽然不会形成企业的生产能力增量，但是会形成其他资产增量或收入增量：用于环境保护设施或环境治理设备时增加了资产存量，用于环境保护人员的工薪支出则增加了人员收入。其二，当支出是针对环境保护或治理设施（备）时，本会计期间应当承担的应当只是其一部分，即会计处理中的费用化与资本化之区分问题。总起来看，这类环境支出仍然是被动性支出，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性。

第三种用于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不良环境后果的环境性支出，是发生在环境损失出现之前，并不是专门用于弥补性项目，所以属于主动性支出。会计处理中需要考虑到这样三点：其一，这类环境支出不但会形成资产增量或收入增量，而且可能会增加或改善生产能力（比如购置了有助于改进产品环境属性的设施或设备）。其二，对于形成的物持资产增量之会计处理,显然会有分期摊销或折旧计提,这时会与环境法规及会计法规有关。其三，总起来看这类环境性支出更象是一种投资行为，只是其目标具有特殊性，既不属于生产能力投资，又不属于非生产性设施投资。

三、环境成本的会计处理：追踪与分配

由前所述可以联想到，在现行的会计准则框架下，对环境成本的会计处理会遇到许多疑问，不能不涉及到会计界以外的环境法规根据。毋庸置疑，环境成本的追踪与分配应当作为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的一个主题，从而对环境管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考虑环境成本的会计处理，目前需要着重讨论环境法规和会计法规两方面问题。

第一，所依据的环境法规。没有环境法规就不会有会计意义上的环境成本。在经济社会中，利润是企业经济活动的第一导向作用力或内在基本动力，没有来自社会的环境法规压力，环境会计不可能在企业内部自然生成。回顾环境会计在欧美发达社会的产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使是许多自觉计量环境影响后果和披露环境信息的大型跨国公司，也是在其长远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而行事，绿色（环境保护）形象与企业长远经济利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各个国家的环境法规都会逐渐增多。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内部的高层管理人员及财务会计部门主管人员必须对环境法规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关注其对本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影响，关注其对本企业远期及近期财务业绩的影响，制定相应的措施。

从务实的角度看，立足于环境法规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可以作这样三种判断：其一，现行环境法规。这是指那些已经由立法机构或政府部门公布并生效的环境法规。当然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其二，可预见到的环境法规。这是指那些已经由立法机构或政府部门提出的草案文本(征求意见稿)，其实施之日已经可以预见。企业对此应当做积极主动的准备；其三，潜在的环境法规，这是指那些虽然尚未有正式的草案文本，但是已经被人们广泛注意到，并且在专业部门，实务界及各种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刊物）成为讨论内容的环境法规题目。企业对此尚不需要在行动上有所准备，但是企业在制订长远战略中不能不予以考虑。

第二，会计法规及原则。从会计实务角度看，大多数环境法规对于会计事项处理并不具有可操作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计界就可以因此而忽视环境法规，因为环境法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经济活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并且必然或迟或早会落实到会计实务中。在会计实务初始阶段，对各种环境事项的处理可能做法不一，久而久之，无论从企业内部还是外部，都会提出对会计法规及会计原则的需求。

从前面所述可以归纳，环境成本的会计处理在会计方法论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会计期间引出的资本化与费用化之划分；二是由配比性（可追踪性）引出的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之划分。

关于环境成本的资本化与费用化处理，一般而言比较清楚。企业用于环境有关项目的支出，从受益期间看总会有短期性与长期性之分，从而引出环境成本的资本化与费用化处理之划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会计处理的后果,即对当前及未来财务业绩的影响,以及对企业持什么态度开展环境管理活动的影响。换句话说，环境成本的资本化或费用化处理之分，其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会计技术，而是在于后果判断和比较。对此，只要回顾一下研究与开发（R&D）支出在会计处理中的资本化与费用化之几十年争议，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环境成本的追踪，在环境成本核算中，如何针对不同的环境费用起因去追踪环境成本，即针对不同的环境成本核算对象，对已发生的（会计）环境成本鉴别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并加以分配归集，这是一个会计技术问题，也是环境会计中的主要难题。

从设计思想看，立足于环境费用的可追溯性，可以对已经发生的环境费用作这样四种判断：其一，很确切属于直接费用，即费用发生动因很清楚，譬如在某种产品过程中排污量超标发生的环境费用，又譬如针对某种产品生产过程而增加的环境保护设备投资。其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直接费用，但不很确切，即若干种费用发生动因有所交错。譬如某种材料使用于若干种产品生产，在该种材料初加工阶段发生的环境费用，就具有这种特点。其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间接费用,但也与直接生产有关,譬如仓库等建筑物改建工程引致的环境费用。其四，很确切属于间接费用。对于上述四种情况,会计处理中对第一和第四很清楚,对第二和第三则比较复杂。特别在环境费用金额比较大时，怎样对之处理，直接关系到企业财务业绩和内部责任业绩评估。这时应当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费用？与哪些产品或设备有关？有没有相关的生产作业记录？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是建立和健全成本会计基础工作，特别是各种基本记录。有了完整详细的工作记录，对成本费用的追踪、计量及分配归集才会有根据。

四、环境成本管理

如同成本会计具有双重目标

生命周期评估(LifeCycleAssessment,LCA)是在环境经济问题研究中建立起来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是指这样一种环境分析体系：对一种产品，一种作业加工或一种作业活动的全过程中对环境施加的负面影响作全面分析和评论，目标在于将其减小到最低取度。与LCA类似的一些概念也常在有关文献资料中看到，包括：LifeCycleAnalysis,GradletoGraveAnalysis/Assessment，Eco-balanceAssessment，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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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环境影响评估体系，LCA包含四个组成部分：设立目标，存量分析，影响分析，改进分析。作为一种实施系统，LCA由三个阶段组成，即上述后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阶段存量分析涉及面很大，对某种产品或作业之生命过程全部环境性能源、资料以及排放物加以确认和计量。第二阶段影响分析，针对第一阶段的存量测定，测算和评估潜在的生态环境影响。第三阶段改进分析，对通过诸如产品和加工的重新设计等各种途径，减少、消除所测定环境影响的潜在可能性作出判断。

3.FCA与LA

全部成本会计（Full-CostAccounting,FCA）将产品带给环境的未来成本（如废弃物的处理）纳入会计核算范围，并追溯分配予各该产品，是一种全新的成本会计架构。就功能而言，FCA的作用在于：（1）从远期看，为公司发展战略提供完整的成本信息基础，让企业管理者对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现时成本和未来成本有清醒的了解和认识；（2）从近期看，为企业产品定价及生产经营调整，提供成本信息基础。在企业会计实务中，尽管已有企业接受全部成本概念（如英国石油公司年度报告），但是显然还看不到全面运用FCA的案例。因为企业在产品定价中以FCA信息为基础，显然不利于自身的竞争地位。所以FCA作为企业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中的一种信息工具可能更为现实。这时全部成本可以从几个角度分析：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现时成本和未来成本；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

作为FCA的一种替代，遗留物成本计算（LegacyCosting,LC）出现在了成本会计领域。LC是对企业产品及生产经营活动之环境影响（后果）的专门核算。遗留物成本包括：（1）为了将负面环境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而发生的预防性费用；（2）评估环境影响程度的评估费用；（3）修复环境损失的费用。这里，第三种涉及到的环境损失，又可以分别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来可以通过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使用等环节的预防措施而避免的损失（但未能避免），另一种是由意外因素导致的损失。

五、环境审计及国际“六大”的实践

环境审计（EnvironmentalAudit）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并且目前对其存有许多争议（争议不在于应不应该进行环境审计，而是在于其内容、方法和实施）。一般而言，环境审计是对任何商业性生产经营活动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及后果的系统性考察和分析评估。环境审计当然应当有其基本的法规依据，但又不仅仅限于符合法规要求。

环境审计的提出有两个起因：一是作为社会审计延伸出来的一个新的分支，主题在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其中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当就业压力较大时，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怎样对待维护环境标准和生产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污染）这对矛盾。由于社会审计涉及面非常广泛，社会审计方法又缺少其特性，所以环境审计位于其中也受到了一定局限。环境审计的另一个起因是越来越多的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报告)。由于缺少关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技术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纷纷加入到环境报告的行列中时，人们就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怎样对不同公司的环境报告加以比较呢？如何看公司环境信息的可信程度呢？前一个疑问是针对环境会计（即环境会计标准或准则），后一个疑问是针对环境审计。由于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是经过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公司、会计师行）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于是很自然地，会计师们也就对环境审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注册会计师能够担当环境审计职责吗？毕竟环境审计并不是只针对环境会计事项。第二，注册会计师对所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出具审计意见书（审计报告）并签署后，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环境事项的复杂性和环境效应的长期性，以及环境标准的变动性，对公司环境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签名审计报告，也能承担其法律效应的责任吗？这是目前争议较大的两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再展开讨论。，但是可以提出一些基本想法：（1）注册会计师不可能当然地具有从事环境审计工作的资格和能力，但是对与环境相关的财务收支事项则具备审计能力。（2）环境审计涉及面很广泛（不象财务收支审计那样专门化），应当由一个审计团队集体负责（不同专业的人员）。（3）对环境审计的结果（审计报告）之法律责任要求，可以分别期限，比如在几年以内承担何种责任，几年以后承担何种责任，并辅之以比较清楚的条件界限（比如有重大的法律修改就应除外）。

国际“五大”会计公司在会计和审计各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包括实务和研究两方面），在环境会计方面也是如此。近年来，“五大”会计公司都雇用了环境顾问，并积极开拓环境会计方面的业务和开展环境会计方面的问题研究。

ArthurAndersen(AA)会计公司开发出了一种“生态会计”（Eco-Accounting,1994,Chicago）”模型及配套软件程序。其功能在于，帮助企业对环境总成本及其主要组成部分进行确认、追踪、累积、估算及管理。该模型定义了一百多种环境活动，以成本矩阵形式组织和表达所有数据，并对所有各种主要环境活动的业绩加以计量。整个程序包含三个阶段：一是确认环境成本，二是计量环境业绩，三是分析评估并提出替代方案。各个阶段中都包含有一系列的实施步骤。AA生态会计模型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它并不试图取代现行的企业会计体系，而是一种补充和延伸。

DeloitteToucheTohmatsh（DTT）在1992年为一个全球性企业环境管理组织开发出一项“环境自我评估规划”，一方面帮助适应国际商会（ICC）的可持续发展战备，同时帮助公司优化环境改进措施。DTT还在1993年进行了一次公司环境报告实务及动机的调查（对70多家跨国公司），并了详细的分析报告。

KPMG在1992年进行的环境报告国际调查，包含十个国家的近七百家公司。据回答，有四百多家公司将环境话题融入了其年度报告，有一百多家公司编制单独的环境报告。调查表明，大多数公司都将环境信息置于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分析部分。

PriceWaterhouse(PW)，已经在1990、1992、1994作了数次连续性环境报告及环境会计问题调查，每次调查都详尽的调研报告，并且从调研报告之题目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其主题进展：“EnvironmentalCosts:AccountingandDisclosure(1992)”，“AccountingforEnvironmentalCompliance：CrossroadofGAAP,Engineering,andGovernmant(1993)”,

“ProgressontheEnvironmentalChallenge：ASurveyofCorporateAmerica’sEnvironmentalAccountingandManagement(1994)。”先是环境成本核算与披露，进而由环境会计实务延伸到会计准则及政府行为，再进一步将环境会计与环境管理相系。

综上所述，国际性大会计师公司对环境会计问题予以了相当大的重视，这对于推动环境会计实务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六、借鉴和启示

如何考虑建立我国环境会计体

系这一课题呢？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环境会计实务及环境法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更要依据技术处理方面的专业标准。环境会计的建立与发展，有赖于政府有关部门及职业团体的有组织的行为，即建立环境法律（法规），制订和实施专业标准。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会计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社会团体（如绿色和平组织）和学术界所关注和探索领域，而是进展到了具有政府组织行为的行动领域。

会计职称论文高级会计师，高会评审，财会论文，工业企业制造企业商业外贸房地产建筑施工交通，行政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高校财务管理，会计教育教学论文论文写作指导。

1.以英美为例看政府行为

先来看英国。英国的“环境管理制度BS7750”作为一项国家标准于1992年正式颁布执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颁布实施的环境管理法规。BS7750对公司环境管理系统的开发、实施及维护都提出明确要求，督促公司实现其已确定的环境目标和政策。在环境报告方面，环境信息披露最早是作为社会责任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90年代以后，官方和公众接受并强化“绿色化”意识，也对公司信息披露产生了更大的压力，所以大公司纷纷在年度报告中增加环境信息部分，甚至单独编制环境报告。1996年7月11日《会计时代》介绍，根据KPMG的一项调查，披露环境信息的大公司，1994年为65%，1995年增长为77%，而最大的100家公司则全部编制和提供环境报告。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众多公司编制和披露环境信息，并没有共同接受和依据的专业标准。正如《每日电讯》1996年12月19日一则短评所说，大公司的“绿色”报告中充满了晦涩的专业词汇表述。第二,目前环境报告中还缺少比较有效的财务信息,因而环境会计及环境审计都有待发展。有鉴于此,英国政府环境部在1997年2月颁布了一份适用于所有企业的文件“环境报告与财务部门:走向良好实务”。它虽然不是强制遵循的，但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份文件，自然是发挥其规范化的作用。

再来看美国。美国的环境会计法规建设分为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三级。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法规可以大体上划归两类：一类是关于环境破坏之清理与复原的责任；另一类是关于环境监测与污染控制，以及与标准有联系的个人或财产损失负债。

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的会计准则架构下，企业对环境事项进行会计处理时，主要依据1975年的第5号准则(SFAS5)或有负债会计，以及与之配套的财务会计准则指南FIN14。由于这两个文件都是针对一般性或有负债，所以在确认和计量（估计）环境负债方面并不具体。FASB从1989年起，指定工作小组(EITF)专门研究环境事项的会计处理，并很快提出了“EITF89-13石棉消除成本会计”和“EITF90-8污染处理费用的资本化”。按照这两份文件，环境污染的处理费用，一般都应作为当期费用支出处理（即费用化），只有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才允许资本化处理：（1）延长了资产使用寿命，增大了资产的生产能力，或改进了其生产效率；（2）减少或防止以后的污染；（3）资产将被出售。以后，1993年提出的“EITE93-5环境负债会计”，要求将潜在的环境负债项目从一般的或有负债中单独列出并加以估计。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环境会计方面也作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其组织编写的《环境会计导论：作为一种企业管理工具》一书，不但从概念上澄清了环境会计的三种含义，而且在环境成本计算、成本分配、环境会计信息应用等方面为企业管理实务提供了技术指南。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针对上市公司规则，规定其环境事项的披露要求。

2.国际组织的努力

自从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以后，许多国际组织都设立机构或工作组，研究环境问题。

先看联合国。联合国有一个关于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的政府间专家工作组（SIAR），每年开一次工作会议，环境会计是每届会议的主题之一，并且是1995年会议的核心议题。该工作组也组织专题调查，调查研究报告，内容一般集中在跨国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相关问题。SIAR的工作无疑大大推动了环境会计的推广，但其工作本身主要是讨论和调研，尚无有约束力的规则性文件产生。

再看欧共体。欧共体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于1993年3月达成共识(1990年第一次提出草案),通过并了“环境管理与审计计划（EMAS）”，并于当年7月生效。在此之前，1991年曾提出了两项重要的草案“生态审计(Eco-audit)”和“生态认证(ECO-labeling)”，鼓励成员国和成员组织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EMAS鼓励成员国企业设立环境目标和政府,并由外部独立审计师验证其执行结果,为合格的企业颁发“绿色证书”。EMAS被认为是有关环境管理体系的第一份国际性标准。

最后看国际标准组织(ISO)。ISO于1993年5月成立了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计划在5年内建立若干重要标准作为一般行动指南,这就是ISO-14000系列。其中包含六方面内容：（1）环境管理制度;(2)环境审计;(3)环境标志；（4）环境业绩评价；（5）生命周期分析；（6）环境方面的产品标准。1995年,作为ISO-14000系列之一的“国际环境管理标准ISO-14001”和“ISO-14004”的修订稿完成，经过最后征询后正式生效（由于各国意见不尽一致，生效日期计划表一再推迟，正式颁布于1996年9月)。与此同时，三项审计标准草案“ISO－1410，ISO-14011,ISO-14012”也开始被审议。

以上所述,最重要的是欧共体EMAS和国际标准组织的ISO-14000系列。这两套国际性环境管理标准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内容都比较接近，但也存在很多差别，以致于已经出现了专门比较ISO-14001和EMAS所谓“桥梁文件(bridgingdocument)”1997年在欧洲和美国举办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这两个标准系列，以及环境会计和环境管理的其他问题。由此可见，环境会计和审计法规（标准）的建立，的确不是在短时期内就很容易完成的参考文献：

3.会计职业团体的努力

篇4

一、文艺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状况

2001年5月10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同时还召开了“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教育部有关人员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们回顾了文艺美学20年的成就与贡献，进一步明确了文艺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问题以及它与美学、文艺学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不少专家提出应该突出问题意识，将文艺活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在文艺美学这一研究范式下切实推进中国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国家教育部门把文艺美学作为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设立专门的研究中心，对于文艺美学这样一门新兴学科而言，它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第一个以“文艺美学”命名的国家级研究机构被隆重推向新世纪的学术前台，标志着文艺美学的学科合法性身份终于得到了国家教学与科研权威机构的正式确认。更重要的是，以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为契机的一系列站在学术前沿的讨论、总结和反思必将把文艺美学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文艺美学”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王梦鸥的一本《文艺美学》，但该书只停留在对中外著名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评介层面，而没有对“文艺美学”的名称、学科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等作相应的界定和论述。作者原本也无意于创立和建构“文艺美学”这样一门独立学科。自觉地为“文艺美学”命名、并有意识地建构“文艺美学”这一独立学科的，是以胡经之为代表的一批大陆学者。

1980年春，在昆明召开的全国首届美学学会上，胡经之首次正式提出“文艺美学”概念。1982年，他在《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中指出：“文艺学和美学的深入发展，促使一门交错于两者之间的新的学科出现了，我们姑且称它为文艺美学。”1986年5月，山东大学中文系等六家学术单位在山东泰安发起召开首届全国文艺美学讨论会，围绕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此后，围绕文艺美学学科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学术界特别是在文艺学和美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如今，文艺美学这一具有原创意义的学科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20多年来，文艺美学学科由概念的提出到学科定位的长期论争，给美学界和文艺学界众多密切关注学科发展的学者带来过许多欣喜和忧虑，并几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亮点。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艺美学的著述数量逐年攀升，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理论空间迅速拓展，学科内涵日趋丰富，在科研和教学等多个领域同时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繁仁的《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一文有比较详尽的描述。曾繁仁认为：“文艺美学学科产生在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运用比较综合的方法，吸取古今中外各个学科的长处，力求做到哲学与美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中国与外国、古代与当代、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统一。这一学科的发展是挣脱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旧的认识论束缚的需要，也是我国新时期学术研究中冲破旧的僵化理论紧箍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美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与现实艺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自身的一种内在要求。”[2]

的确，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新老几代专家和学者们多年努力的结果。在众多体现文艺美学研究不平凡的研究实绩的成果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我们描述当下文艺美学学术动态和研究概貌时是不容忽略的：

第二，初步明确了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学术对象和研究范围。经过多年的理论上的探索与论争、学科上的比较与借鉴、教学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文艺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终于得到了教育体制的权威确认，但是，有关“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学术对象和研究范围”的讨论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个被某种权威机构确认的定与一尊的“说法”，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论争仍将继续下去。大多数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在“文艺学”和“美学”这两大传统学科交叉、重叠的结合部产生的一门新学科，“是文艺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它把传统美学中处于次要位置的文艺提到中心位置，加强了文学和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的研究。文艺美学与传统的文艺学不同，它放弃了对文学艺术意识形态意义无休止的刨根问底，淡化了传统文艺学的政治功利色彩，而注重从文本、创作与接受的不同层面及文艺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文学艺术内在的审美规律。可以说，“文艺美学”并不是“文艺学”和“美学”这两大传统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以此两大学科为基础的融合众多学科相关因素而综合创新的一门新兴独立学科。

在某些学者看来，从美学的角度来考察文学艺术成了文艺美学解决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的基本途径。例如，胡经之在《文艺美学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这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文艺学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为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古典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审视重在整体感悟，轻于分析解剖，难作理性把握。西方美学对文学艺术的审视，则善于条分缕析，抽象推理。中国的古典文艺学应该吸取西方美学之长，从中国的艺术实践出发，由感性具体上升为知性抽象；然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还得由知性抽象上升为理性具体，回返到艺术实践，从而在更高阶段上把握艺术活动的整体。这正是中国文艺学走向现代化，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必由之路。”[3]但是，也有人认为，“把文艺美学作为美学或文艺学的下属分支学科，从所谓‘一般美学’和‘一般文艺学’的逻辑预设出发对文艺美学的定位、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简单逻辑推演和学术克隆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文艺美学是在美学与文艺学两大学科长时期的相互渗透、融合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新兴文艺研究学科。交叉性决定了文艺美学与某些传统的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在对象、内容甚至体系架构上的某些一致性或重复性，同时也决定了这一新兴学科在学科生成和理论生长中的综合性。以学科交叉为基础，在研究对象、理论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走综合创新之路，将是文艺美学学科发展的契机和优势所在。[4]

第二，有关文艺美学的文章和专著纷纷问世，学术资源的开发和学术成果的积累已具相当的规模。某些文艺美学的学术专著竟然能够一版再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门新兴学科拥有广泛的关注者，具有很大的学科发展潜力，已经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胡经之等编辑并且由许多十分活跃的学者撰写、包含不少文艺美学论文的《美学向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胡经之主编的《文艺美学丛刊》（曾出过数期），由叶朗、江溶、胡经之等发起并主编的《文艺美学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数十种），王朝闻主编的《艺术美学丛书》（多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已出数十种）等，这些大型丛书性的著作为文艺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就个人著述而言，文艺美学的理论实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周来祥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美学规律》（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王世德的《文艺美学论集》（重庆出版社，1985），杜书瀛的《文艺创作美学纲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第1版、1987第2版），胡经之的《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1版，1999第2版），杜书瀛主编的《文艺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1版、1998第2版）等，都是文艺美学研究领域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优秀学术论著。

此外，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术机构，如国家教育部和各个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国家学位委员会等，已经把文艺美学确立为二级学科。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招收文艺美学方向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可以说，文艺美学这个学科，正红红火火地建设着、发展着、前进着。

二、文艺美学在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方面的新进展

文艺美学学科上的不可替代性，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的认同和确证。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迅速崛起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领域，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对变革时代悄然兴起的各种新形式、新思潮和新方法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为轰轰烈烈的文艺实践活动提出富有学理性的鉴别、批评和指导意见，并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支持和学术依据。最初是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们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深感传统文学理论越来越不适应时代文学艺术发展的需要，文艺创作和批评以及相关教学与科研被束缚于一种僵化的传统理论之中，大多数作家、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都曾经为“理论的贫困”感到过迷茫和焦虑。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鲁迅的“拿来主义”。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西方国家的形形的新旧思潮也如决堤之水，滔滔不绝地向中国学术界倾泻而来。文艺美学正是在这一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量涌入中国学界的时期应运而生的。它从美学角度研究文艺活动独特的审美规律，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研究的僵化思路和学术观念，是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我国学者自己创立的一门融民族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独立学科。

20多年后的今天，当形形的文艺思潮和美学思潮渐渐从喧嚣走向沉寂时，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为什么还会成为文艺美学以及作为相关学科的美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呢？有研究者认为，我们现在习用的这两大传统学科均非出自本土，“美学”概念主要来自西方，“文艺学”概念主要来自前苏联。它们各有各的特殊性。“在西方和苏联的学科体系中都存在着欠缺，前者因缺少一个“文艺理论”的层次而留有缺环，后者因没有理顺‘文艺理论’与‘美学’之间的关系而形成错位。而我们长期以来同时受制于这两个异质的学科体系，连同其固有的欠缺都接受了下来，岂能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呢？因此，我们应该把文艺批评、文艺理论、文艺美学三者的总和称为‘文艺学’。这样，‘文艺美学’作为‘艺术哲学’，既在这一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文艺理论’又保持着较高的哲理思辨的品位，进而形成其特有的基本问题和范畴体系，显示其独立的意义、功能和地位。[5]

也有学者对“文艺美学”概念的学术目的和时代意义进行了新的阐发。例如，王元骧认为，创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学术目的就在于把对美的哲学思考与艺术活动实际经验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使哲学美学更能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还设想，文艺美学在研究的方法上应有相应的改革和创新，应把原来纯属于演绎的、思辨的、自上而下的、“蜘蛛织网”式的方法转而向归纳的、经验的、自下而上的和“蜜蜂采蜜”式的方法开放。他相信，“当我们的思维在克服传统美学研究中的纯思辨的推演的方法而转向对艺术实践的总结的时候，就不能完全排除和抛弃‘文艺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所应该具有的反思的特性，惟其这样，我们才能使‘文艺美学’保持美学应必具的哲学韵味，而不至于完全等同于艺术理论。”[6]

也有学者对从已有学科的逻辑预设出发对新学科进行学科定位的作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谭好哲在《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一文中指出：把文艺美学作为美学或文艺学的下属分支学科，从所谓“一般美学”和“一般文艺学”的逻辑预设出发对文艺美学的定位、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简单逻辑推演和学术克隆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文艺美学是在美学与文艺学两大学科长时期的相互渗透、融合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新兴文艺研究学科。[4]从“交叉性与综合性”的角度来界定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应该说是一种颇有见地的新思路，但是，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是否能走出其学科界定的“概念魔圈”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目前，大多数有关文艺美学的学术著作和理论文章，对于本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理解，还基本上停留在比照传统的文艺学和美学概念和范畴的层面上。而学界关于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学的关系，如前所述，还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更何况，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不证自明性”本身就是十分可疑的，因此试图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论定出发对文艺美学的学科位置和性质等进行逻辑上的推演必然面临学理上的困难。[7]事实上，“什么是文艺学？”或“什么是文艺理论？”这样的问题，比“什么是美学？”一样，一直是学术界长期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例如，“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在中国大陆就有很多名称。或名为“文学概论”，或名为“文学的基本原理”，或名为“文学理论基础”，或名为“文学原理”、“文学理论”、“文艺学引论”、“文艺学概论”、“文艺理论”、“文艺学基础”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内容探讨和行文中，文学理论与文艺学、美学等学科并置不分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或本为《美学概论》，却以大半篇幅研究文学；或本论文学理论，却冠以“文艺学”的名称；或专谈文学理论，却阑入美学。至于在具体表述中，诸如“文艺学美学”、“美学文学理论”、“美学文论”等说法经常见之于文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中。[8]那么，造成“文学理论”学科“名”“实”不清、界属不明的原因何在呢？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以‘卜四个原因。首先，是由“文艺学”的译名及“文艺”一词词义的多样性而引起的。其次，“文学理论”学科在中国百年来发展不够成熟是造成其学科界属不清的重要原因。第三，中国人的学科观念淡漠和中国人的整体思维观，也是造成文学理论名实不符、学科界属不清的原因。第四，美学与文学理论难分难解的密切关系也是造成文学理论学科界属不清的原因。[8]

一般认为，文学理论被认为是文艺学中一个组成部分，文艺理论的“名实不清、界属不明”必然导致文艺学的“名实不清、界属不明”。至于美学，其“名实之争”较之文艺学则一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文艺美学作为文艺学和美学的交叉学科，其“名实之辨”或“界属之分”只能比文艺学和美学的情况更为复杂，它如同由两个变量所决定的第三个变量，其变易的“灵敏度”与前两个变量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如何理解它与文艺学和美学的学科关系呢？基于文艺美学的学科生成背景和理论语境，有些学者反对把文艺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文艺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同意从特殊分支学科的角度考察其学科性质，提倡把文艺美学看作美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综合创新的一种新的现代形态，并从这一角度分析和理解它与美学、文艺学的关系，从这一关系全面而充分的比较中论定其学科地位和性质。

总的说来，近年来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是多方面的。从王德胜辑录的文艺美学年度论文索引中，我们不难看到，文艺美学研究者已经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艺学和美学等学科学术前沿的方方面面。例如：葛启进关于“艺术意境与审美场”的系列论文、廖信裴关于“通俗文学的审美意识”的研究、赵月美关于“作家的审美追求”的研究、董小玉关于“文学创作中审美与审丑的失衡”现象的研究、范爱贤关于“现代艺术精神”的研究、陈友峰和韩丽萍关于“当代文艺审美机制的缺陷”的研究、张耕云关于“数字媒介与艺术”的研究、丁松丽关于“艺术形式美的探讨”、关于“模糊美”的研究、赵月美关于“文学审美接受心理流程特质”的研究、陶陶关于“诗歌审美理论中的‘现量’观照”研究……仅从2001年度所取得的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就可以看出，文艺美学这一具有相当强人生命力的新兴学科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学术前景。

三、文艺美学在文艺部类和文化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从学科发展的大趋势看，近些年来，文艺美学在文艺各部类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两个方向获得了迅速发展，近年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在这两个方向都有突出表现。随着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的研究越来越趋向门类专业化，音乐美学、舞蹈美学、戏剧美学等艺术理论对不同艺术的独特审美奥秘的探索也越来越深入，文艺美学在突出艺术部类审美“自律性”特征的同时，也兼顾了艺术审美的“通律性”。但是，随着文艺理论在近年来出现的“文化转向”，文艺美学也越来越趋向于文化美学，特别是文艺美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作，已明显表现出把文学与整个文化融合起来的倾向，可以说文艺美学正在逐渐向文化美学转移。正如钱中文所说的，作为一门学科，“文艺美学为我们提供、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文艺美学，有着天生面向艺术的多维原则，有着面向人类文化的多向性。所以文艺美学扩向文化美学，也是很自然的事。”[9]

文艺美学对艺术的审美观照已深深渗透到文学艺术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就2001年度所发表的近百篇与文艺美学相关的学术论文看，2001年是文艺美学研究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书法、音乐、电影、电视、摄影、建筑、服饰等文学和艺术部门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问世。可以说，新世纪开门的第一年是文艺美学获得学术研究大丰收的一年。例如，马凤华对“诗骚中的声音色彩”的审美审视；欧阳晓影对“国画的气韵”的探索；成立对“国画革新”的美学反思；王立民对“绘画欣赏中的审美同质性与异构性”的比较；刘荫梁对“喜剧美学”的论述；董锋的“悲伤美”研究；曹建对“书法美学”的评说；刘承华对“古琴美学”的探讨；邓光辉、唐科、史可扬等对“电影美学”的关注；高鑫与权英卓等对“电视艺术美学的思考”；肖伟奇关于“审美情感与摄影创作”美学分析；黄华静的“建筑视觉美模式初探”；吴卫对“贝聿铭的美学世界”的透视；曹娅丽对“服饰审美”的描述；巩庆海关于“设计美”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一年文艺美学研究在各个具体的艺术领域的深入探索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

篇5

一、王国维的美育思想

1903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论教育的宗旨》一文，该文中提到：“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到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事毕矣。”①

这是近代中国最早述及美育的理论文献，并且将美育提到了与智育、德育相同的高度，倡导美育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组成，王国维的这一理念，确实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创举。而且，他不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呼吁，对美育则从学理的高度进行了科学地阐述。王国维提出：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

他认为审美直接关乎人的感官，而无须思虑，审美是超物质性的，虽然许多美的事物有它的实用性，但在欣赏它的“美”之时，不涉及实用价值，美属于精神而非物质范畴，美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任何人学术思想的形成，固然与个人的天赋禀息相关，但肯定也会受到前人思想的影响，王国维也不例外，他的美育思想深受“西学”与我国传统“国学”的影响。西学对王国维的影响首先要数哲学大师康德的美学思想了，此人是王国维最早崇拜的西方哲学家，康德美学思想中对王国维最突出的影响便是“审美无利害性”学说，康德认为，人与事物的审美关系完全不同于人与事物的利害关系，大千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与人发生着利害关系，但人与事物的感性形式却不存在利害关系，而美只与事物的感性形式有关，所以审美不具有利害关系。“审美无利害性”学说对于区别美不同于自然万物，探索审美的特殊本质有着重大意义，是西方近代美学史上的重大命题。我们可以见出，王国维“美之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美学命题跟康德“审美无利害性”学说的渊源关系。此外，康德的“审美自由”、“美在形式”等观点也对王国维美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王国维提到：

“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记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②

正因为审美的无关功利性，审美过程消除了审美主体对现象世界的感官欲念，审美自由的特性也随之彰显。王国维认为美是自由的，美育是审美的自由观照，一切自然之美乃至艺术创作的美是使人们愉悦的对象，艺术不是人们可利用的“器物”，更不应该成为社会政治与道德说教的工具。另外他还提出了：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就美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于形式，固不俟论。”

在我国传统的文艺观念中，艺术的形式常常被视为“雕虫小技”而不受重视，王国维认为美的本质乃在于形式，而“不关乎材质（内容）”，形式美是艺术的特殊性所在，尤其是音乐、雕刻等艺术门类。他认为审美的过程只应唤起审美主体的美感兴趣，而不应该引起人的欲念，所以审美更应关注美的形式这一本质。对此观点，人们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以为王国维此说是在完全否定美的社会功用，其实不然，正因为审美的过程具有超越功利的特点，所以审美能使人远离政治、道德和各种欲念，但世界不存在完全独立自足的精神实体，事物的美、人类的审美不可能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正因为审美的超物质性，从而使得审美更具有情感、精神、理想层面的普遍人生意义，即王国维美育思想中的“无用之用”观点，也许这样来理解王国维的美学观才是客观、全面的。王国维的审美观点，从探索美的本质规定来认识美的社会功用，对于纠正我国历来过于关注艺术作品内容“善”的审美规定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进步。此外，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美学思想、席勒的审美游戏说、尼采的天才论等美学思想对王国维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不再赘述。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传统国学根底的人士，王国维在接受西学影响的同时，也全面吸收了我国的传统审美学说，表现在他积极主张道家超然、无为的美学观点，反对儒家用仁义道德作为美的本质规定，例如老庄的“少私寡欲”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观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观、李贽的“童心说”等等，在王国维的美育思想中均有体现。王国维将西方近代“审美自律”的美学思想与我国历代传统的美学观点相融合，他的美育思想“是借助西方现代审美主义思潮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材料进行阐释、刷新和改造的结果”③，他明确提出了文艺要超越道德政治、美的本质在于形式、美育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等观点，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是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开端，他为从封建地主阶级审美观为核心的旧体系转向资产阶级审美观为核心的新体系奠定了第一块基石。”④

二、王国维的音乐审美教育观

20世纪初，以学堂乐歌运动为先导的我国近代新音乐已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但社会人士对音乐教育功能的认识依然十分模糊，再加上国难民困的社会现实，对学校音乐教育功能的认识就是宣扬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工具，外加通过乐歌来倡导新思想、新观念，简单地说，就是要让新音乐担当思想宣传的工具。社会统治阶层这样要求、文化精英人士如此鼓动、就连音乐界的专业人士也一般附和。虽然这般的新音乐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促进了学堂乐歌的普及，但没有认识到音乐艺术的特殊本质，从长远看必定不利于中国社会新音乐的进一步发展。王国维谙熟艺术审美的特殊本质，认识到了此举对新音乐发展的弊端，在《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一文中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然就唱歌集之材料观之，则吾人不能不谓：提倡音乐、研究音乐者之大半，于此科之价值，实尚未尽晓也。夫音乐之形而上学的意义姑不具论，但就小学校所以设此科之本意言之，则一调和其感情，二陶冶其意志，三练习其聪明官及发声器是也。一与三为唱歌科自己之事业，而二则为修身科与唱歌科公共之事业。故唱歌科之目的，自以前者为重。即就后者言之，则唱歌科之补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内容。虽有声无词之音乐，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科之材料为唱歌科之材料也。故选择歌词之标准，宁从前者而不从后者。若徒以干燥拙劣之辞，述道德上之教训，恐第二目的未达，而已失第一之目的矣……循此标准，则唱歌科庶不致为修身科之奴隶，而得保其独立之位置欤。”⑤

此文虽短，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堪称中国音乐审美教育第一文。王国维在文中表达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痛斥当时学校唱歌科教学只重道德修养而不重审美教育的不良倾向，批评业内人士不懂得情感教育是音乐审美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在王国维看来，诗文的好坏不在于所写的对象、所用的词藻，而在于情感的真挚与热烈，更何况作为最富于情感的艺术形式――音乐呢！音乐审美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情感教育，必须从音乐审美教育自己的特点、规律出发，用其独特的美感形式，施于学生美的陶冶、涵养美的情感，才能实现审美的目标。第二，科学论述了音乐教育的三方面功能：一调和其感情、二陶冶其意志、三练习聪明官及发声器，一与三是音乐艺术“自己的事业”，是本质功能，二则是附属的修身功能；若唱歌科不致力于自己之事业，非但完不成美育的主目标，也无法达成道德修养的副目标。在此亦可看出王国维的美育观并非杜绝艺术的社会功用，其宗旨就是从培养完全之人物的高度来倡导美育和艺术教育的。“将艺术教育完全政治化和道德化是十分狭隘片面的，然而艺术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却是艺术本身不可缺少的维度，也是艺术教育在学校体制中获得重要地位的必要条件。”⑥科学地美育教育应当是在实现情感教育这个第一目标的基础上附带去达成修身的副目标。第三，王国维始终认为美的本质在形式，音乐的形式与歌词的内容相较，宁重前者，音乐审美教育功能的实现并不依靠歌词内容的利害观念，而是要依靠音乐自身的形式美来达成。他提出音乐审美教育的对象必须选择美的作品，在歌曲中当然指曲调美和歌词形式之美的有机结合，他的观点挑战了我国自古以来“文以载道”、“尽善尽美”的传统信条，极具进步意义。第四，倡导要保持音乐审美教育的独立地位。在王国维看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整个美术（艺术）界均无独立之地位可言，他说：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⑦

他极力主张学问的独立自由，艺术不应该是“羔雁之具”，学校音乐教育要遵循审美教育的宗旨，用音乐艺术自身的美来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感、塑造完美之人格、培养完全之人物，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独立位置，并发挥出音乐审美教育不可替代的特殊育人作用。

三、近代中国新音乐发展的两种理念

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方面，伴随着西方列强对老大中国的入侵，西方文化及西方音乐开始渗透进中国社会、特别是学校教育之中，例如西方传教士在我国沿海地区办的教会学校中就已开设了音乐课程的教学，部分中国学生开始接受西方音乐的教育；另一方面就是国人对西方音乐的主动接纳，为了革新社会、振兴中华，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参照西方开办新式学校教育，乐歌课便是新式学堂中的教学内容之一，随着部分留洋求学音乐人士的回国，我国国内出现了第一代传授西方音乐的教育人士，以上几方面合力，促使了我国近代新音乐的发端。然而，缘于对新音乐本质及教育功能的认识不一，自我国新音乐发展之初，就对新音乐的社会作用及发展理念存有异见。

首先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社会精英及竹庄、曾志等音乐界人士为代表的“音乐精神教育理念说”，他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新音乐的首要目的便是开启民智、培育新民。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作为近代中国维新派的干将，均是新式学校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对学校中的新音乐教育都有认真思考并作有科学表述，康有为指出：

“夫礼乐不兴，治何能洽？不待礼乐而能治洽，则礼乐何用？何必兴哉？……食不必精，要可以饱；衣不必绣，要可以暖；礼乐虽不及先王，要可以移民。”⑧

他科学地认识到音乐对人的情感培养有着学校教育中其他科目所不能替代的教育作用，遂提倡音乐教育特别热情，但他的出发点显然旨在提倡音乐鼓舞、砥砺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及对社会改良的作用。梁启超亦非常重视音乐教育的社会作用，对学校音乐教育也多有提及，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的表述。康、梁二人作为教育维新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的音乐功能观均侧重于政治学的分析，意在宣扬“礼乐育人”的伦理主张。作为社会政治精英的音乐观点或许我们后人尚可接受，那么当时的音乐界人士又持怎样的音乐功能观呢？竹庄说：

“音乐既关乎德育，则于风俗人心影响尤大。凡所谓爱国心、爱群心、尚武之精神，无不以乐歌陶冶之。则欲改良今日中国人之人心风俗，舍乐歌末由。”

而在我国学堂乐歌的先师曾志那里，音乐则成了包治人生、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写道：

“知音乐之为物，乃可言改革音乐，为中国造一新音乐。然则音乐有利于国也何如？曰：音乐之于学校改良儿童性质尚小，音乐之于社会改良一般人民性质更大。”

此种“音乐精神教育理念说”向上可以追溯到我国传统的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向下可见自20世纪30年代起，由于受俄苏功利主义审美观思想的影响，我国音乐界相继产生的左翼音乐、解放区音乐，直至音乐、样板戏、语录歌等音乐艺术的全面异化，这种理念一直贯穿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全程，“从历史的角度看，新音乐在过去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里，大体上是一种工具艺术，亦可以说是一种实用艺术。”⑨

其次，在我国新音乐的发展中也产生了以王国维为代表的“音乐的审美诉求理念说”，在对艺术从美学理论层面进行自觉探求的基础上，对音乐艺术的审美本质与社会功能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王国维提出了音乐艺术要追求本身的审美价值，音乐不能沦为道德与政治的奴隶，要确保音乐艺术的独立地位等主张，上文《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便对“音乐的审美诉求理念说”作出了全面的解释。王国维的理论对当时社会音乐思想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为后续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如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令》即对美育作出了政策性说明，并开始在我国学校教育中实施音乐艺术的审美教育、20世纪末起我国实施的“以审美为核心”的学校音乐教育等。从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上看，不受传统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束缚，强调音乐艺术的相对独立性，认为音乐艺术是个体人性自由的体现，持有这种思想的也大有人在，如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审美观、魏晋时期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明清时代追求情趣和韵味的文人琴乐思想等等，但能从学理的高度对音乐艺术的审美本质做出分析，总结音乐艺术的审美规律，并提出普遍性的音乐审美理论，王国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可以说，王国维的音乐审美诉求理念，是我国近代音乐审美理论的一块界碑！

结 语

由于王国维的音乐美育思想没有能贴近当时国难民困的社会现实，满足不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因此他的观点很长时间以来是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冷落与排斥的，声音自然微弱。然而，一旦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正常、多元化的时代，从有利于音乐艺术本身发展的高度看，王国维的“音乐审美诉求理念说”无疑更具合理性，他的音乐美育理论为此后乃至当代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无意于全然否定“音乐精神教育理念说”，在特定的时代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其积极意义在于实现了音乐社会功能的最大化，但同时也使得音乐艺术本身的审美价值逐渐缺损。所以说，王国维的音乐审美诉求理念科学指引了我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

①林文光《王国维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②佛雏《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

③何志钧《新时期审美主义思潮评析》，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8年第9期，第15页。

④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⑤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⑥曾繁仁《现代中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比较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⑦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⑧《康有为全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篇6

【关键词】上海/地理学

【正文】

一、中国地理学的开先河之作

1858年（咸丰三年），英国人慕维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出版。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慕维廉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轩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经济、宗教。他的中文著述还有：《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及《知识五门》。《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该书分上、下编，共十五卷，线装木刻本。上编主要讲地理，除总论外，分别论述亚西亚、欧罗巴、阿菲利加、亚墨利加、大洋群岛等五个地域，“分文、质、政三等”论述。下编主要讲地质，标题是：地质论、地势论、水论、气论、光论、草本总论、生物总论、地文论、地史论〔1〕。 将世界地理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之后，上海还陆续出版了《绘地法要》（著者不详，金楷理、王德均译，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地绘图》（富路玛著，傅兰雅、徐寿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候丛谈》（著者不详，金楷理、华衡芳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绘海图全法》（华尔敦著，傅兰雅、赵元益译，1901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等介绍西方地理学方法技术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图》、《平园地球图》（两图均为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年代不详）等地图。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张相文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二册，上海南洋公学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四册，上海兰陵社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两书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印行总数达二百万部以上，为地理学知识在我国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2〕。

1908年，张相文著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地文学一词来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学），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发，至民国二年（1913年）已发行了第三版〔3〕。 作者鉴于当时一般的地文学著作不是译自东洋就是西洋，故撰此书，“会萃各大家学说，博引旁搜，一切证例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力求“亲切详瞻”〔4〕。 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可贵的创举。

张相文在《地文学》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无味，而於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蕲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此言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地文学》一书，篇幅不多，全书共197页， 附中西对照表长达13页，附彩色图十余幅。该书的特点主要有：

（1）内容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五编。

（2）“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如讲到太阳系的形成时， 介绍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说。

（3）对于旧地学家迷惑不解地许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学地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例如，在讲到片麻岩的形成时说：“原始界（太古界）岩石，层理清晰，乍见儿如水成岩，而其成分则为结晶质；又与火成岩无异，是为化形岩（变质岩），大抵受地下之热力与压力，使最古之水成岩，悉数融解，再为凝结，逐变为片麻岩。”

（4）重视联系中国实际。“举为例证，以本国为宗， 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兼及他国”如讲到地质时代各界、系地层时，就指出其在我国的分布，讲到河口泥沙沉积时，则以崇明岛为例而加以说明。

（5）“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

二、活跃的地理学术组织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一段颇为繁荣的时期。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外，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活动逐渐地活跃了起来，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活动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先后出现“中华地学会”、“建国地学社”和“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三个地理学术组织，并发行了《地学季刊》和《地理之友》两个地理学术刊物。

1.中华地学会及《地学季刊》

中华地学会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绥成（中华书局编辑）、 盛叙功（暨南大学教授）、李长傅（东方舆地学社兼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丁绍恒（大同大学教授）、刘虎如（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人发起，先后参加会员约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会员，外地会员约20余人，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辽宁等地。

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地学季刊》。1932年1 月创刊号出版，共刊载18篇文章，合计约20余万字，由大东书局印行。“发刊词”称：“地学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关系，使吾人于世界各处之风土人情，能详释其因果，寻求其系统，以明今后应如何改造之途径。……同仁有鉴于此，组织中华地学会，以期交换知识，发展地学。内而国计民生，外而国际概况，俾有真确之认识。期有裨益于中华之建设，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学季刊》一卷四期出齐，共80余万字，此时由于印刷困难，1935年2月2日举行第三次年会，讨论季刊的继续出版工作，并修改会章，改选职员，聘请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桢、金兆梓、翁文灏、费伯鸿、舒新城、为名誉会员，选举葛绥成、李长傅、盛叙功、丁绍恒、顾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绍唐为执行委员、葛绥成为总务主任、李长傅为编辑主任、褚绍唐为干事。《地学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学会自行印发，每期约15万字，内容理论与实际并重，着重系统研究和现代趋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约50余万字，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约代售处。

1937年抗战开始，因会员分散，季刊无法继续出刊，学会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学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计约130万字， 刊载各类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续载7篇，译文24篇，如不计续载则为117 篇）。其类别为：1.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思想的论文6篇；2. 经济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国地理28篇；5.历史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地名学及地理学家）19篇；6.外国地理6篇；7. 地理教学9篇；8.游记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书目及书刊评介3篇；11.国外地理动态及会务报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种思潮都在此汇聚。当时上海地理学的领域中部分人士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介绍新哲学观点的地学刊物。这方面的文章计有楚图南的“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李长傅的“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2卷1期、2期）、“转形期的地理学”（2卷4 期）等约10多篇。

楚图南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绍了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最先的渊源，当然要从嘉尔（即马克思）算起，他的《资本论》的名著里已经提出了经济怎样为一切历史建筑或社会建筑的基础。由于经济手段或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历史或社会也不能不随之而变化。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地理学上的问题，即人地相关的问题。于是发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自然契机（因素）规定了呢？还是社会契机（因素）规定了呢？据蒲列哈诺夫的意见，自然环境是最终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人类，这便是这派人文地理学的最基本见解或根本原则。这个原则的最初应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体系的大致规定，则始于威特福噶尔诸人的《地理学批判》。”李长傅在该刊二卷中连续发表了四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地学观的文章。他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一文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人地关系论后指出：“人地关系的缺憾，据威特福噶尔之说，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要救济这缺憾只有利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他又在“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一文中认为：“正确的地理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它应用于社会科学即唯物史观，应用于自然科学即自然辩证法。人对自然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因此发生人对自然、人对人们二种活动……，自然以劳动过程为媒介，才能在人类之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学的现象，其主动力不在自然、不在人类，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该文还引介威特福噶尔的图式，说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不同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中心思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文章不得不用隐晦的词句论述，如资产阶级为“布尔乔”，马克思为“马卡尔”、“嘉尔”等巧妙地躲避当时政府的审查。

《地学季刊》中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长傅的“中国地理区域论”（1 卷1期和3期）两篇文章是比较系统的中国地理的区划研究。前文介绍了中国各种地理分区（如张其昀、翁文灏、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顿、洛克斯比的分区和田中季作的东北分区等），并加以评论，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见，分全国为25个地理区。后文分为绪论和本论两段。绪论历述地形区（野田势次郎、史密斯、李长傅）、气候区（竺可桢、甘德楼）、生物地理区（邹树文、钱崇澍）等部门分区及综合分区（张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长傅等）。作者将全国分为北部、南部、东北及西北四大区，26个分区，并论述了各分区的特征。以上两文是我国三十年代较系统的地理区划研究论文。

李长傅的“中国湖泊的研究”（1卷4期）论述了湖泊的意义、分类、成因、变动与人生的关系及我国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为我国早期系统的全国湖泊研究论述。

褚绍唐的“中国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对我国205 个较大的城市，从地理位置、腹地条件、水运和气候条件及经济基础分析了我国都市的地理因素，为我国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学季刊》在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图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卷3期）。该文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发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关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与唯物辩证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目的等。作者还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说明历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历史的地理因素或条件，来阐发中华民族、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

在地名学方面，葛绥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论述了地名的意义、种类、构造、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是我国最早较系统的地名研究论述。李长傅的“扬子江名称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时即有扬子桥，扬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扬子桥设扬子县， 扬子津扬子江之名已散于诗歌文章中。当时扬子江仅指扬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顺治十五年）马尼刺大学教授D.F.Navarette始称中国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译为扬子江，并谓此江发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卡尼（Marcartney）至扬州，称自此至扬子江岩约二英里，此后在国外的文献中，遂多称全江为扬子江。

关于地理景观方面的论述，葛绥成的“景观研究（1卷4期）论述了文化景观、空中摄影、景观综合、景观论等内容，主要根据日文材料，此文为我国介绍景观论的早期论述。

转贴于 此外，还有盛叙功译介的日本黑正岩的“科学的经济地理学”（ 1卷1期、2期），德国威特噶尔的“中国农地的灌溉问题”（2卷2期）和“中国治水事业与水利事业”、丁绍恒的“中俄界约桌原委与边防之危机”（1卷1期）、葛绥成的“十年来的中国疆域和政治区划的变迁”（2卷1、2期）、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略”（1卷4期）、 楚图南译的“近代地理测量及绘图学之发达”（2卷2期）、何锡昌的“自然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1卷3期）、张沦波的“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卷3期）、葛绥成译Taylor.G的“环境和人种”（2卷 3、4期）等较重要的文章。以上说明，30年代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的《地学季刊》站在时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作用。

2.建国地学社

建国地学社由卢材禾（社长、复旦大学教授）、乐汉英（上海艺术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陈闻远（南京朝报编辑）、卢毅（复旦大学教授）、黄望平（中华铁工厂工程师）、庄国钧（立达图书公司经理）、王成祖（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圣约翰、东吴大学教授）、黄国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陆承荫（中华舆地学社绘图组长）、蒋天任（苏州中学讲师）、申广霆（暨南大学助教）12人发起。据他们向当时社会局申请备案〔5〕的理由称：（1）集合地理学者，研究专科学术；（2）联络会员感情，增进工作效能；（3）协助政府推进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国方案，以为政府之参考；（4 ）促进国民理解地理建国之重要，以养成正确之国家观与世界观。他们准备做的工作有：（1 ）聘请专家编辑地理教材，地图以及各种专门著作；（2 ）计划制作地理模型、仪器、照片，以应一般教学与普及之需要；（3 ）对本国各区域作精密之实地调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报告；（4）举行学术演讲；（5）搜集地学资料，会员约30至50人。据笔者访问当时活跃在上海地学界的现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钱今昔教授，该学会在上海虽未开展较有影响的活动，但当时的地理学工作者积极以地理学参加抗战后国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3.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

1947年8月31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召集年会， 讨论中学地理课程问题，因时间匆促，一时未能获结果，乃推举葛绥成、许逸超、褚绍唐三人负责召集上海中学地理教师作一讨论。9月10日， 中学地理讨论会在晓光中学开会，各大中学地理教师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绥成报告开会宗旨，许逸超讲述地理学教育的趋势。旋即讨论地理教学实际问题，如教学时间问题、高中自然地理教学问题、高中本国地理区域问题、各省区域面积问题、外国地名译音问题。讨论结果由于问题颇大，需较长时间讨论与研究，乃决定筹备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推举葛绥成、许逸超、王文元、邱祖谋、卢材禾、褚绍唐、陈尔寿、陈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为筹略委员。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在市立育才中学成立，到会会员四十七八，会上洪绂先生作了中国省区改造问题报告，最后逐条讨论章程并选定第一届理监事。推举翁文灏为名誉理事长、王成祖为名誉副理事长、许逸超为理事长、葛绥成、卢材禾等14人为监事，褚绍唐为总干事、葛绥成为总编辑、洪绂、丁锡祉等11人为研究委员。该会成立后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为“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同时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均进行组织分会。武汉分会由邹新垓主持；北平分会由王成祖、李良骥二人主持；东南分会由李式金（厦门大学）主持；南京分会由孙承烈（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会由冯绳武（兰州大学）主持；昆明分会由王立本主持，贵阳分会由王钟山（贵阳师范学院）主持；台湾分会由任德庚（台北师范学院）主持。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已成一全国性的地理学术组织〔6〕。 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其旨趣拟本纯学术之立场，探讨新地学之真义，以效之方法，使达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辑地学之新资料，以谋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地理教育”。〔7〕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成立后，会务积极进行，1947年10月21日召开首界理监事会，并欢迎中央大学李旭旦教授由美国返国，开会时由李先生报告了美国地理教育状况，并决定该会刊物名称为《地理之友》，创刊号于1948年3月出版〔6〕。该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灏在其发刊词中称：“地理研究对于国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类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我国科学地理师资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当，是人所共晓的事，以至三十年来的地理教育，始终在非驴非马的状态中。……但补救之道不外两点：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输正确观念和知识；二是服务地理界的同志，要从今后下决心训练自己，同时放弃一味室内埋首陈书的陋习，各就所在各地做实地考察。这样时日一久，自有相当满意的收获。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负起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两期，第1 期文章有：许逸超“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洪绂“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绥成“记清代地图学家邹代钧”、丁锡祉“地理基图”、李震明“中国地形的区分”、杨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之变更”、马湘泳“钱唐江下游地形实察与今后潮汐之影响”、李震明书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褚绍唐“修正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草案意见书”、章生道“北行纪要”。第2 期文章有：刘恩兰“我国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适用”，刘德生“台岛地形随笔”、卢材禾、秦华麟“台北区域地理”、徐俊鸣“河南的地理形势和军略价值”、陈尔寿“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銮“东北地理景观”、秦华麟“〔新书介绍〕谌译中国区域地理”、陈大森译“刚果河之游”。许逸超在“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一文中认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为两组九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个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据因果原则、通论原则、分布原则。分布原则是地理学特有的原则。“地面上任何现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义。火山的原因和现象，个别叙述，地质的意味很浓，但寻求火山的分布，并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带要环绕着太平洋沿岸，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学的特质。但文中也存在着当时地理学者将自然现象同人文现象简单类比的问题，“至于我们中国，有人说是老而不死的一个国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难推料。我们知道，这种由幼而壮而老而返老还童的轮回哲学，本是地形学的基本原则，今日人文地理的许多现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绂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地理学为中学初级教育重要之一门，应使学生认识中国大好河山，无尽之富源，与我刻苦耐劳之人民，从而引起爱国爱乡之念。学地理始知中国之伟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国文化之地理基础，以冀从因袭的，传统的文化根基上，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质方面，由目前在崩溃中的传统的经济重建科学的技术的经济，……。”李震明在“中国地形的区分”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地形的要点、分布、界线、几种特殊的地形（黄土、赭色砂岩、石灰岩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区（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东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适用”一文中讲述了区域的顺序、位置的意义、地形气候的比较、分布范围的确定、统计数字的应用、时事发展的诠释、风土人情的影证、风景区的描摹、图解的补充、中外地理的差别十个地理教材适用的问题。陈尔寿在“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一文中论述了当时我国黄泛区的复兴问题，YVA （长江上游水利计划）的梦想和南北两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继续修筑和南方黄浦港的正式开辟）三大水利建设要务。在黄泛区的复兴问题中提出“不仅是希望这个区域能够恢复昔日的旧观，并且可以将‘工业农’的理想在这里作为试验，……”。它们反映了当时上海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继编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学会成立，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逐并入其中，刊物停办。

三、地理教育事业与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国也是较早开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馆开设了地理课〔8〕；1876年创办的格致书院也开设有地理课〔8〕。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也开设了地理课〔8〕，1899年至1903 年中国近代地学大师张相文在此教授国文与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科开设了史地组，后在文学院下设史地系。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主要任课教师有：葛绥成、李长傅、邬翰芳、孟寿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学史地系成立，先后开设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气象学、地形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楚图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辉、许逸超、盛叙功、洪绂、王文元、褚绍唐、葛绥成等先后在此开课〔11〕。复旦大学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史地系，其设立的目的是：“养成能独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养中等学院史地课之良好师资”；“灌输全校学生以史地知识”〔12〕。开的地理课程有：中国地理、气候学、地图学、经济地理、地学概论、人文地理、亚洲地理、美洲地理、欧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锷、叶粟如、顾颉刚等曾在此任教。〔13〕

这一时期，上海凭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许多地理学著述，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有：葛绥成编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数学法》、《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地形学》等书；李长傅的《人文地理学》、《地理政治学》、《转形期的地理学》、《南洋地理志略》等书；盛叙功的《农业地理》、《交通地理》；丁绍恒的《近代本国地理沿革志》；张资平的《地图绘法和绘制》；楚图南的《地理学发达史》等书。地图出版在国内更是一枝独秀，大量的地图出版机构（如世界舆地学社、东方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图。其中《申报地图》为我国的地图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地图》是上海《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习惯统称，是上海《申报》为创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开始编绘的。它在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根据古今中外经纬测量成果，运用等高线，并采用分层设色法编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为我国地学所做的另一贡献是为我国培植了地图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张到日本小林又株式会社胶印厂印刷，印价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终确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国印刷质量较高的地图大都由当时《申报地图》培植起来的上海中华厂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从译介到独立研究不断发展；研究力量从个体到形成组织；内容逐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地理教育较发达；地理出版兴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教育和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子贤：《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页。

〔 2〕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

〔3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作者为张相文堂兄弟。

〔4〕《地学杂志》创刊号：绍介图书。

〔5〕上海市社会局第五科36组55号（上海档案局全宗号6、目录号5、案卷号1807，该资料现藏上海档案馆。）

〔6〕“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务概况”，《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缘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9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学年鉴》民国十八年，藏华东师大档案馆。

〔11〕据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钱今昔教授回忆。

〔12〕复旦大学历史档案第51卷。

篇7

一、朱载制呦仪僖衾掷砺鄣哪谌

朱载制呦仪僖衾掷砺郯括操缦、操缦谱、雅乐琴歌、旋宫琴谱、七弦琴旋宫理论、七弦琴琴律理论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涉及古谱学、乐律学、仪式音乐、歌唱理论等中国音乐学的方方面面，反映出明代中国音乐所达到的学术水准。兹分述如下：

1　操缦

操缦，按照今人的理解应当是“操弄琴

弦”，或说“操缦，即今之和弦”。一般根据《札记・学记》“不学操缦，不能安弦”的记载，认为其渊源古老。实际上操缦就是现如今古琴弹奏中的“仙翁”和弦的方法。朱载侄杂诓夔系娜鲜独醋杂谄涓福是一种家学的传承。他对于操缦的理解可见“操之为言，持也；缦之为言，缓也。操持歌声，令极慢缓，《虞书》所谓‘歌永言，声依永’是也”，这是从音乐风格上的把握。同时他还提及“是知雅乐以操缦为纲要，操缦失传则雅乐失传矣”。这里他所发扬的内容使我们了解到，雅乐的音乐风格应当与操缦所体现的音乐风格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对操缦的掌握，我们即获得了对雅乐风格的认知，换句话说，如果说操缦已经是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音乐实践，那么宫廷雅乐的影响就可能一直留存于这种民间的音乐实践之中。为此，他在《律吕精义》及《律学新说》等著作中多次提及操缦这一颇具理论内涵的七弦琴音乐实践。朱载衷谒的理论表述中流露出的这些理念，对于全面理解他的乐律学思想不无意义。

关于操缦的实践，朱载忠其父所述“殊不知定弦和弦，此二者即古所谓操缦者也。兹谱出于方外口传，有理有象有数，有音律节奏，所以超胜余谱。而琴家或未晓，是故表章之，详解之，为弦歌之谱也。谱拟弦音而作，然亦有其义焉。‘定当达理定’，言定弦之人当达定弦之理，而后弦可定也。下文二句，咏叹之声耳。前段首处，击钟为节，故名金声；后段首处，击磬为节，故名玉振。二段为一章，配歌一声也。歌彼一声，弹此二段；二段未弹毕，歌声不敢尽。操持歌声，令极缦缓，此之谓也。”这段记载已经将操缦的音乐实践表述得十分细致。其父所传的古操缦旧谱如下所示：

前段名曰金声 定当达理定 达理定定当达理定

后段名曰玉振 定当达理定 达理定定当达理定

这样的安弦、和弦方法在古琴上还体现出“正、应、和、同”的不同演奏手法。所谓“正者，本弦散声是也。应者，别弦实音而与本弦散声相应是也。和者，散声相生，和而不同是也。同者，齐撮两弦，如同一声是也”。这里所指实际上分别是空弦散声(正)、某弦上四度或五度的按音与他弦散声(应)、某弦散声所生之五度音(和)、互为同度的两空弦音(同)。它们构成了操缦的主要演奏手法。

操缦的调弦规则是：“凡弹操缦者，只按十徽音。十徽寻不见，方去九徽寻。”这是朱载智俾衫砺鄣闹匾基本原则，后文会详细论到。

2　操缦谱

朱载制呦仪倮砺壑猩婕暗降牟夔掀字饕有如下几类：

(1)五音操缦十八首(见谱例1)。这是琴上和弦的基本手法谱。所拟弦音的词为：“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以其变为十六字和十三字不同节奏的两段，合为一首，共十八首。

(2)五音琴旋宫谱(见谱例2)。这是一种完全用古琴和弦演奏的诗经乐谱《南风歌》，完整地体现了操缦的演奏原则，实现了六十调旋宫的实践。

(3)七音琴旋宫曲谱(见谱例3)。朱载衷谄洹鞍耸四声新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旋宫琴谱，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弦的乐器用到瑟和古琴，但强调“琴瑟非二，音律如一”。所咏唱的歌词是《诗经》中的《关雎》。

(4)合乐《立我熏民》谱(见谱例4)。这已是一首具有总谱性质的雅乐谱式。其间琴瑟所用的乐谱仍为安弦、和弦的操缦谱。

3　朱载值钠吆⑶僖衾掷砺奂中表述在《律吕精义》内篇卷六、七《旋宫琴谱》上、下两章。其对七弦琴音乐进行论述的主旨在《旋宫琴谱第九之上》中开宗明义，做了全面概括：

诸书虽载六十调八十四声之说，然有体无用，而初学难晓。今以琴发明则体用兼备，庶初学易晓也。借管弦浅事，喻律吕深理，要在琴与笙耳，盖笙犹律也。吹律定弦，古人本法也，以笙代律，今人捷法也。于世俗乐家，择其新点好笙用之，纵然高下与律未必全同，但经点笙匠新整理相协，则可以定弦也。不协者，勿用也。琴有五音为均者，有七音为均者，指法大同小异。先论五音为均，明六十调也；次论七音为均，明八十四声也。凡各弦散声，即本律之正音。第十徽实音，为散声之母，能生本律也。第九徽实音为散声之予，本律所生也。惟此两徽，雅乐尚之；不尚余徽者，恶其乱雅也。

此外，在《律吕精义》外篇卷八《论弦歌二者不可偏废》中又有上述理论的补充性论述。

如上所述，朱载止赜谄呦仪俚囊衾掷砺垡郧偕闲宫为主线展开，他以“六十调新说”、“操缦节奏和弦指法”、“旋宫谱六十调指法”、“八十四声新说”、“雅乐密传子午二琴”、“十六字操缦引”、“正应和三字谱”等为纲，将其琴律理论的内涵逐一展开。而在这一系列内容之中，则体现着他的音乐实践观、应用律学观、民间音乐观和哲学层面的“体用观”。

他的琴上旋宫理论“以恢复古法旋宫为追求目标，在使用民间‘紧角为宫’和‘慢宫为角’的旋宫方法中，实践了琴上旋宫六十调、旋宫八十四调的理论”。这是朱载智俾衫砺壑械木粹部分。其间体现朱氏音乐实 践观之处，在于他十分注重来自民间的七弦琴操缦演习，同时他明确将音乐实践与应用律学理论联系起来，所谓“借管弦浅事，喻律吕深理，要在琴与笙耳”；而这种联系又都建立在民间音乐的实践基础之上，所谓“盖笙犹律也。吹律定弦，古人本法也，以笙代律，今人捷法也。于世俗乐家，择其新点好笙用之，纵然高下与律未必全同，但经点笙匠新整理相协，则可以定弦也。不协者，勿用也”。可以看到，朱载值那俾衫砺弁耆是建筑在民间音乐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而他所建立的七弦琴“律子”、“律母”之说及其衍展，又将应用律学和理论律学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这样，从音乐实践出发而构成的完备琴律理论体系，则充分反映出他的“体用兼备”的哲学理念。

二、朱载智俾衫砺鬯嘉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1　关于“琴中本然音”、“琴中本然音均”的理解

在朱载值穆裳思维中，论及新法产生时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旧法黄钟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簇，如是顺行至仲吕止，此术臣习之熟矣!然以琴中自然本音校彼律位，则不相协，盖旧法似未尽夫精微之理也。臣于静夜之后，每深思之，务于穷究其所以然。一旦忽有悟焉，更立新法，推定律位，与琴中本然音均自相吻合。盖律吕之真数，固亦如此求之，不独琴之一事而已。然先儒未尝穷究至此极处，臣虽得之，而人未肯信矣。今列新旧二法所算尺寸附录于此，以俟后世明理善数知音之士，将琴音仔细校定，审而辨之，则疏密自见矣。”

这段文献有几个表达值得重视。其一，朱载质窃谄呦仪俚囊衾质导中发现旧法与七弦琴的调音有不同，从而认为“旧法未尽夫精微之理”的。其二，朱载忠郧僦凶匀槐疽粲刖煞ㄋ生之音的律位相校，则不相协。于是他以为“旧法似未尽夫精微之理也”。其三，当朱载忠运立新法产生之音与七弦琴音互校，结果是“与琴中自然本音均自相吻合”。其四，朱载秩衔自己的这个发现是“先儒未尝穷究至此极处”，故而，他希望以科学实证的数据，得到后人的理解。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载侄杂谌分损益律和新法密率的理论实证，都以七弦琴的琴律理论为参照；而其理论表述的关键词则是这里提到的“琴中自然本音”和“琴中本然音”。为此，学界就此曾展开过较深入的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相关讨论中，陈应时先生认为：“朱载职研侣伞⒕陕稍诠徘偕献霰冉希他的目的在于说明‘新法密率’较之‘旧律’更接近于‘琴中本然音均’(这是当时一种学界普遍的解读方法，可以理解为一种由本然音构成的乐音框架。笔者注)，但实际上却又大大充实了琴律研究的内容。因为在这比较之中，不仅包括了十二平均律和三分损益律，其中还含有琴徽本身所示的‘四分损益律’(即纯律)。”陈先生在这里看到了朱载值穆裳思维中多种律制互融的思考过程。他甚至也注意到了朱载炙用的琴律理论是一种称之为“琴三分律”的理论体系。但却未就朱载直救说睦砺郾硎龇绞健⒐丶词做出明确的阐释。当时，丁承运先生撰文，注意到了朱载炙言的“琴中本然音均”(这是当时学界一种普遍的解读方法，可以理解为一种由本然音构成的乐音框架。笔者注)和“自然本音”。丁先生甚至也注意到了朱载帧熬呕铡⑹徽调弦法”，并根据琴人的实践解释了朱载炙言“更立新法，推定律位，与琴中自然本音均自相吻合”的道理，从而认为朱载炙称的“‘琴中自然本音’或‘本然音均’，即是明代琴乐中应用九、十徽调弦法所决定的各徽间的按音音位”。但是，显然这里对于“琴中自然本音”和“琴中本然音”的理解并不确切。因为“琴中自然本音”当确指为琴上的某个音位，而不是徽间按音那些凭听觉把握，并不十分精准的所谓“各徽间按音音位”。

笔者认为，仔细研读朱载值那俾衫砺畚南祝首先应当澄清的是朱载炙言“琴中自然本音”和“琴中本然音”原本是一回事。不能将引文中“与琴中本然音均自相吻合”所提及的关键词理解为“本然音均”，从而赋予其“由本然音构成的乐音框架”的意义。这里的“均”只能读作“jun”，是“都，全都”的含义；而不能读作“yun”，它不具有任何乐学含义。那么“琴中自然本音”或“本然音”是何所指呢?检阅朱载值娜部琴律理论文献可知，朱载值那俾衫砺廴部以操缦乐谱为载体，而其操缦乐谱则全部以琴上九徽、十徽按音音位来体现。这就是朱载衷谄淝俾衫砺壑兴说的“凡弹操缦者，只按十徽音。十徽寻不见，方去九徽寻”。可见九徽、十徽音在朱载值那俾衫砺鬯嘉中至为重要。九徽、十徽音，应当就是“琴中自然本音”和“琴中本然音”。为什么这样说?回到讨论音高规范的律学领域中来，可能会有更明确的理解。

九徽的弦长当在全弦的三分之二处，是全弦音高的上方五度音，音分值为702；十徽的弦长当在全弦的四分之三处，是全弦音高的上方四度音，音分值为498。由此出发，再看朱载治什么特别注重使用十徽、九徽来进行操缦演习，答案也就明晰了。朱载种所以认为“九q、十徽，琴之纲领，调弦考律必先较之，乃天地自然之音，非人力所能为也”。就是因为702音分的九徽音、498音分的十徽音是来自于琴律实践，由纸折法产生的弦上低次泛音，它们成于自然，而其音高又是与十二平均律五度、四度音差最小的，仅有2音分，这对于一般人的听力来说是难以分辨的。因此，九徽、十徽是自然律与十二平均律最好沟通的音位。特别是在音乐实践中它们又都决定于“援笙证琴”，民间世俗的笙也正体现着近似十二乎均律的特点(后文详述)。于是，九徽、十q音，以其自然本音的属性，发挥着易于沟通十二平均律的律制特性，将它们理解为“琴中自然本音”和“琴中本然音”应当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朱载值拇厦鞑胖窃谟诙云呦仪偾俾衫砺鄣陌盐罩校将九徽、十徽的律学规范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正是在这九徽、十徽和两徽间律位所构成的十二律框架中，朱载置枋隽怂的“紧角为宫”和“慢宫为角”的七弦琴旋宫理论。

从整体上判断，这种旋宫实践的律学特征已经体现为一种近似十二平均律的性质。‘在朱载挚蠢矗用九徽和十徽，加上九、十q中间的律位，十二律就全了。

据图可知，九、十徽徽间律位恰在九、十徽弦长的中央，现据琴上弦长做详确计算：

两徽间律位弦长：　 3/4(十徽弦长)-2/3(九徽弦长)=1/12

1/12×1/2=1/24

两徽间律位距十徽的音分值：

log(3/4-1/24)×3986.313=597

597-498=99(音分)

两徽间律位距九徽的音分值：

log(2/3+1/24)×3986.313=597

597-702=-105(音分)

可见，两徽间的律位是597音分的增四度，它比九徽音高低105音分，比十徽音高高99音分。这个徽间律位对于九、十徽产生 的半音音程并不属于114音分或90音分的三分损益大小半音，也不属于112音分或70音分的纯律大、小半音。而它们(包括九、十徽间597音分的增四度)都趋向于十二平均律增四度或十二平均律半音关系。由此而产生的十二律间的音程关系趋向于十二平均律也就十分清楚了。这就是朱载通过他的著述反映出的琴律律学思维的实质。于此，我们也就更能理解前文所引朱载止赜凇扒僦凶匀槐疽簟钡穆凼鲋校为什么以七弦琴琴律理论对三分损益律和新法密率进行理论比较了。

2 “以耳齐其声”传统的接续

前文述及朱载值那俾衫砺壑赋觯骸敖韫芟仪呈拢喻律吕深理，要在琴与笙耳，盖笙犹律也。吹律定弦，古人本法也，以笙代律，今人捷法也。于世俗乐家，择其新点好笙用之，纵然高下与律未必全同，但经点笙匠新整理相协，则可以定弦也。不协者，勿用也。”从音乐实践的观点看，朱载址浅？粗孛窦湟衾值氖导。所以他说“于世俗乐家，择其新点好笙用之”。而这种民间沿用数千年之久的应律乐器，近年来为诸多民族音乐学家所属意，例如张振涛、景蔚岗、陈克秀诸君都有十分精到的文论问世。从律学的角度来看，景蔚岗所测晋北民间笙律已具有十二平均律的倾向。这种自古以来在民间音乐实践中传承的经验性音响规范体系，有别于正史中记载确凿的律学理论体系。应当说，朱载值那俾衫砺凼导与这种具有十二平均律倾向的民间笙律所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实在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朱载衷谒的琴律理论中对这种历史存在做出了重要的记录，这是中国乐律学史上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朱载侄杂谡庵志验性律学规范体系的认知，不仅归纳出了理性表述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记录了那渊源有自的“以耳齐其声”的实践。由此，更凸显出这位乐律学家理论层次的丰富性。

(1)援笙证琴、援琴证律的实践描述――一种重要的历史存在

朱载衷谇俾衫砺凼导中屡屡强调笙琴互证的原则。例如：“或问：新律旧律，其同异易知也；孰真孰伪，斯难知也。答曰：试验则易知耳。试验之法有二。其一：累黍造尺，依尺造律，吹之试验。其二：吹笙定琴，用琴定瑟，弹之试验。”“琴瑟与笙，相互为用。……自操缦失其传而弦歌之声遂绝；不绝如线者，琴与笙在也。以笙定琴，以琴定瑟，则得之矣。”

笔者较详细地梳理了朱载止赜凇扒袤匣ブぁ苯行操缦演奏的原始材料，发现这些材料可以反映朱载值娜缦滤枷耄浩湟唬琴、瑟、笙在发音特点上具有相似性(都有和音的功能)，所谓“盖琴瑟之与笙，此三器最相似……笙之独簧不能成音，必合两三簧而后成音，则知琴瑟亦然，独弹一弦不能成音，必撮两三弦而后成音，先王之乐，琴、瑟、笙簧未有不相合者”，而这种相似性古已有之。《诗经》中关于琴、瑟、笙演奏的描述应当是这种古老音乐实践的真实反映。其二，朱载衷谄渲作中多处详述了这种琴笙互证的操作方法，并辅以图录，证实了这种音乐实践的可行性。其三，朱载只姑枋隽苏庵制呦仪俨夔涎葑嗟囊求和实际音响效果，并说明了它有古法可依的历史文化内涵。其四，这种琴律理论的实践，其音高规范来源于民间音乐的传承(“所需之笙需儒道教之”；《律学新说》并载“臣往年与善琴者论古今雅乐高下……时典乐尤世贤亦知音者，以所带来神乐观笙吹其所习旧乐，与琴谱相较，所论不虚也”)。朱载衷谇俾衫砺鄣氖导中，以市俗神乐观之笙为准，身体力行，发扬了这种古老的民间音乐实践中的音响规范传统。同时，他所见证的这种传统又来自其父。由此可见，作为具有深刻理论思维的乐律学家，他所传承的这种经验性的音响规范法则是历史真实的记录，而这种经验性的理论描述又是于此前古代一般乐律学文献中所未见的，因此它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可见一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朱载炙描述的笙琴互证的琴律理论实践中，还清楚地表现出朱载侄浴耙远齐其声”这一古老传统的继承。例如从前述“两徽间贴纸条图”中推算出的两徽间律位与九、十徽构成的105音分和99音分两种半音音程，可以无碍地存在于朱载值那俾衫砺厶逑抵校说明这种倾向于十二平均律的有微差的半音音程关系，已被朱载值奶觉所包容。此外，朱载衷凇堆爬置艽子午琴定弦捷法》，中，将子琴七弦的定音取十徽定之，将午琴七弦的定音取十一徽定之，事实上这是将琴上十徽和十一徽的音程关系(498-386=112音分)纳入到操缦安弦的琴律体系。如果同朱载止⒐⒂诨车娜分损益旧律体系中的大半音(114音分)相较，朱氏在这里包容了纯律和三分损益律的大半音(又是一个相差2音分的不同律制体系中的)音程。而这些包容均在朱载痔觉允许的实践之中，可见古已有之的“以耳齐其声”的律学实践传统在朱载稚砩系玫搅颂逑帧

应当指出，20世纪末期，中国乐律学界对这种源于实践的经验性律学规范原则时有所悟。这方面的探索或以自然律的概念，或以钟律、琴律、笙律的名目得以展开，但对这种传统的历史联系却还没有得到更为详确的描述。因此，朱载衷诶史的时空中感悟到的这些实践经验就显得弥足珍贵。

(2)人心之灵，理数之本

朱载衷谡庵忠衾质导中的感悟，蕴萌于其父所言的“夫数以理为本，人心之灵理数之本也。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先儒岂欺我哉!”朱载滞ü自己的勤奋实践和思考，从传承于民间的笙律音响规律中感悟到了“人心之灵，理数之本”的道理，这里的“人心之灵”，应当是朱载制窘璩凡的音乐敏感，洞悉民间音乐实践，在“以耳齐其声”的传统之中包容自然音响规律，并将这些体验融于他的琴律理论实践框架才获得的。于是他才从实践出发，从听觉出发，寻找科学规律，驾驭科学规律，批评传统律学史上唯数理逻辑是从的三分损益旧律理论，逐步寻到了准确揭示音响规律的数学法则。因此他才敢说“新法所算之律，一切本诸自然之理，而后以数求合于声，非以声迁就数也”。他认为“新法所算之律，一切本诸自然之理”，应当理解为数理精详的十二平均律成果，在听觉上是与由民间笙律建立起来的琴律实践有着相通之处的。张振涛先生曾指出：“十二平均律，以及只有在这一律制中才能解决的旋宫转调的难题，在笙竽类乐器上，因其五八度相合的音乐实践就天然地趋向着、接近着这一律制。”这正是朱载智俾衫砺凼导所暗合的科学规律的准确表述。特别是朱载衷谡饫锼档叫侣适恰耙允求合于声，非以声迁就数也”。这在过去十分让人费解。只有理解了朱载值那阆蛴谑二平均律的琴律理论实践。理解了他对“琴中自然本音”的认识，才能知道他的“新法密率”是使用准确的数学方法，揭示了他在琴律理论实践中早已把握到的接近十二平均律乐音音响规范的科学本质。

3　律子、律母说解析

朱载衷谧约航立的琴学理论中几次提到律子、律母的概念。例如他曾说：“凡各 弦散声，即为本律之正音。第十徽实音为散声之母，能生本律也。第九徽实音为散声之子，本律所生也。惟此两徽，雅乐尚之。”“十徽为律母，是故尚之也”；“琴弦散声为律之正音，按第十徽为律之母，按第九徽为律之子，律母云者，能生散声者也；律子云者，散声所生者也”。而朱载值那俾衫砺凼导也全都建立在这律母、律子之上。从律学的含义上说，作为律母的第十徽是全弦为宫的上方四度音，音分值为498。作为律子的第九徽，产生全弦为宫的上方五度音，音分值为702音分。因此，朱载智俾墒导中使用了四度、五度调律法。据统计，朱载侄杂诼赡傅氖褂寐食过90％，可见这个498音分的音程对于他音乐感悟中的重要性。还可注意，如果取散声下方498音分的四度，又正好是散声所生律子的低八度音。这样，对于律子来说，高低音之间的这个八度就成为498+702=1200(音分)。这是一个十二平均律的完全八度音程。因此，朱载衷谇俾衫砺壑兴看中的律母(十徽)和律子(九徽)的音程规范，实际上确定了十二平均律八度的准确关系。他的律子、律母说这种寓于琴律实践的表述方式，实际上暗含着对音乐实践中“上五、下四度”调音规律的经验性把握，从钢琴的调律实践来看，这种调音办法一直沿用至今。张琨所著《钢琴的调律与维修》一书认为：“最适合于产生十二个音律的方法，是用五度关系(七个半音)和四度关系(五个半音)。因为五度关系、四度关系具备两个有利条件：第一，这两种音程的半音数与十二不是整除数，否则，没等调完十二个音，就会出现重复已调的某些音了；第二，这两种音程是协和音程，音响上的特点比较鲜明，容易听辨。”这里的描述除了可以证明钢琴调律所采用的办法是“上五、下四度调律法”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钢琴调律人员也十分看重这种源于自然规律的四、五度音程音响特点的鲜明性。可见，在乐音音响世界里，无论中西人们对于十二平均律科学调音规律的认知是相通的。在朱载值囊衾质导过程中，对这律母、律子音程关系的认识应当说是源自民间笙律(这是一种上五度下八度生律法)。朱载纸民间笙律运用于他的琴律，从而提炼出律母、律子说。引申来看，在中西音乐实践中，将对自然律音程的认识用于音乐实践的这种共性规律的揭示，其历史的、文化的意义在朱载终饫镆丫得到十分重要的彰显。这是朱载智俾衫砺鄣挠忠桓鲋匾的历史意义。

三、朱载帧霸悸省崩砺鄣睦砺奂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