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的渊源范文
时间：2023-04-12 07:29:1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法的渊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条约;惯例;一般法律原则
这里所指的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国际法的法律形式。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此外，还有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国际仲裁法庭和国际法院的判决、国内立法和国内法院判决、各国政府所发表的关于国际事务的文件、国际组织的决议(特别是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以及权威的公法学家的学说等。
一、国际法的主要渊源
通说的国际法渊源是指形成法律的方式的两个渊源，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在国际社会内没有超国家的立法机关。国际法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协议和认可而制定的，凡以条约形式表现的国际法，称为协定国际法，而以惯例形式实现的则为习惯国际法。
对于国际法渊源如何理解，西方和前苏联的法学家有着各种见解。西方国际法学家斯塔克认为:“国际法的渊源可解释为国际法律学家所确立的规则并予以适用的那些实际材料，可分为五个主要类别或形式，即惯例;条约;司法判决或仲裁法庭判决;法学著作;国际机构、组织的决议或决定。”前苏联学者伊格纳钦科等认为:“所谓法律渊源是指那些表现固定法律规范的正式形式，法律渊源是一个或几个法律规范存在的外表形式”，认为国际法渊源有三个，即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文件。此外还主张把司法判决、学者的见解等列为辅助渊源，但仅有指导意义，不具有法律效力。
(一)条约 条约是国际法上一切工作的工具，其作为国际法的渊源是指一般多边条约，即有多数国家参加的、以宣告或修改国际法规范、或创立某些新的国际制度为目的和内容的多边条约或国际公约，国际法上称之为“造发性条约”(Law-makingtreaties)，即规定的内容是当事国为了达到共同目的而规定的一般行为规范。应当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多边条约都是国际法的渊源。西方国际法学者布赖尔利(Brierly)认为，由于下列三种目的而缔结的多边条约、国际条约可称为造发性条约，“或宣布对某一特定问题法律规定的理解、或规定某项新的一般行为规则、或确立某项国际制度”。斯塔克将造发性条约分为两种:“提出普遍国际法规则的条约(如)和提出一般或相当于一般规则的条约”。
(二)惯例 国际法的惯例就是指被接受为法律的各国的一般实践。也就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习惯和树立的先例，这些习惯和先例一旦为各国长期重复并被接受为法律规范时，便成为国际惯例。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法院应适用“国际惯例作为通例(一般实践)之证明而接受为法律者” 。英国法学家柯佩尔曼(Kopelman)分析惯例的构成因素时认为:“国际惯例是由各国类似而重复的行为引起的。当事国有意识地重复某一行为时，它们是遵照法律办事的”。因此，惯例包括两个因素:第一，各国重复类似的行为、第二，各国感到它们行动时是履行一项法律的义务。
惯例的证据主要从各国的对外实践中去收集。加拿大国际法学家卡斯泰尔(Castel)指出:“习惯法规范是由各国的对外关系、国际机构、国内法、司法判例等实践具体化的”。此外，各国政府对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条约草案的意见，联合国大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等，也被认为是惯例的确凿证据。随着历史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经过大多数国家的同意，可以变更旧的惯例规范和以各国的实践为依据创立新的习惯法规范。
惯例和条约既是相互联系的，也可以相互转化。国际惯例可以转化为国际条约，如《海牙法规》(1899年和1901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所通过的十三个公约和一些声明文件)。国际条约也转化为国际惯例，如1856年《巴黎宣言》关于战时中立国自由贸易的规定逐渐变为普遍遵守而形成一种国际惯例。转贴于
二、一般法律原则
篇2
长时间以来，法律的渊源被认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些人认为立法者是法的渊源，这是考虑到立法者是制定具体法律的实际操作者。有人认为应该从赋予约束力的角度来分析法的价值渊源，并认为法的价值渊源是法的渊源。自然法学家认为的上帝法、理性、正义是法的渊源，而实在法学家认为法律秩序内的法规以价值的根本规范是其法的渊源。
二、重温《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
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是对国际法渊源的一种完整陈述。笔者在此引用《奥本海国际法》对国际法渊源的定义：奥本海教授认为国际法渊源应该分为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两类。形式渊源是指法律规则产生其有效性的渊源，即是什么使法律规则有约束力。实质渊源是指该规则实质内容的出处，而一般讨论的国际法渊源主要是指国际法的形式渊源。
1.不论普遍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这里的关键词是：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国际公约、条约)条约是对国际习惯加以解说和适用，习惯是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是法律规则形成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旦经过法律确念就会具有普遍的约束性，即成为条约。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后简称《公约》)为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被称为是条约法的法典。作为专门处理条约法问题的问题的国际法公约，它被称为是成功的国际法编纂和良好的条约法典。《公约》不仅仅汇编了当时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同时结合当下的国际现状对条约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逐步登上国际舞台，公约加入了新型独立国家的观点。并且确定和重新确认了包括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等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特别重要的的是《联合国》。已经成为现今国际社会基本法律文件。为世界和平稳定，地区争端解决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法。
2.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这里的关键词是International custom(国际习惯)国际习惯是国际法最古老和原始的渊源。国际习惯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经济制度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惯例没有普遍约束力，只有当双方或多方共同约定之下才有约束力。以国际商法为例，国际商法是商人习惯法与时代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商人习惯法。这种商人习惯法不已国家为界限，国与国之间趋于同化，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游刃有余。施米托夫认为国际商法有两个分支：一个为国际贸易法，另一个是国际公司法。笔者在此以国际贸易法中的WTO法为例，分析习惯作为法律渊源的作用。时至今日随着国际贸易的逐步发展，WTO法是当今世界调整国家间贸易关系最重要的法律规则。在对WTO法的运用过程中，其技术性强的特点显现的十分充分。明显的技术性要求WTO法需要形成一个系统的、程序性的流程。这个流程是年复一年商人在买卖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形成一系列的商业惯例。WTO法就是通过对这些商业惯例的总结升华并且进行法律化从而形成法律规则，从而成为一种习惯。
3.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这里的关键词是the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一般法律原则)一般法律原则是不同于条约和习惯的，他不是国际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能主观的认为他就是辅助渊源。一般法律原则的产生不是在国际活动交往中，而是产生于各国国内生产生活实践中。他不是认为制定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在人脑海中的道德评价尺度。而国际法原则是根源于国内法的一般原则，是各国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共同道德标准例如善意原则，从而形成了国际法一般原则。
4.在第五十九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这里的关键词是judicialdecisions and the teaching(司法判例)国际法渊源的辅助和间接渊源种类繁多，并不是每一种都可以作为国际法的渊源。能作为辅助资料的学说大多为法庭判决、学者著作等。
篇3
在当今国际法领域内，自然法与实在法已然相互结合。且国际法的本体也是由自然法与实在法两个方面构成的。由于当代国际关系纷繁复杂，单纯的自然法学或者单纯的实在法学都无法解决一些国际难题。因此，不能片面的认为国际法只是自然法或者国际法只是实在法。自然国际法与实在国际法的结合已经是国际法律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一、自然法的探究
（一）西方自然法传统探究
自然法萌芽于古希腊。本文由收集整理在当时，自然法被定义为“理性”，自然法实质就是理性法。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对末世希腊产生了重要影响。该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的学说指出“其中心意旨是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理性来解释；每一个行为都必须以理性来证实”。而在中世纪，自然法思想承接了古希腊自然法“理性”思想的学说，并且将其与神法等同起来，使得理性和信仰具有同等的价值地位，从而使自然法披上了神秘的面纱。笔者认为，自然法和基督教的结合，虽然在当时的目的是让自然法为天主教的政治服务，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人类自然理性到宗教信仰的一种回归。
而格劳秀斯为自然法所下的定义是：“自然法是一种正当理性的命令，它表明一个行为是否符合理性的本性，而具有一种道德上可鄙的或必然的品质，因而这种行为也就为自然的创始者，即上帝所禁止或命令。”在他的论述中，国际法是由渊源于神意的自然法和渊源于人意的万民法所构成的。但自然法仍然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服从万国法的义务仍然是来自于自然法。其后的自然法学派是作为以昭示着宇宙和谐秩序的自然法为正义的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是在人类制订的协议、国家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自然法。正义明确成为自然法的标准。而作为“极端的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普芬道夫，他的观点深受格劳秀斯的影响，但又不同于格劳秀斯，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正当理性的来源，普芬道夫强调自然法来源于人性，人性论的自然法成为其特色。他对理性的依靠和对平等的注重，为自然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二）探究后再重构
沿着自然法传统中那些先辈们的足迹，可以对自然法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自然法应当时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一种自然规则，它通过自然理性发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性的价值理念，即正义。而这种以正义为核心的自然法就成为了一切制定法的基础规则。且作为一种指导性规范，所有的社会行为的参照标准，自然法应当是永恒不变的。这种永恒不变的性质可以从阿奎那四分法中找到根据并印证之。这种无论处于何处都具有相同权威，并通过理性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作为评价实在法优劣的参照，应当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
因此，笔者认为，融合前人的自然法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可以提炼出自然法的核心，即理性正义。自然法实质是一种正义，并且这种正义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种理性正义具有抽象的正确性。它虽然是实现社会目的所必需的规则，但是它并非象实在法那样本质上是经由人的意志被制定出来的，而是人类充分运用智慧去不断认识，不断挖掘，最终找到的指导社会内在和谐最本质的规则。
二、自然国际法的探究
（一）自然国际法
自然国际法作为自然法的一个分支，是自然法在国际法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自然国际法与自然法在本质上相同。如果说自然法的核心是正义，那么自然国际法的核心就是国际正义。这种存在具有抽象的正确性，是指导实在国际法的普遍规则。而且这种存在是必然性的，如果某些实在国际法规则违背了自然国际法的，那应当是无效的。自然国际法对国际社会成员具有抽象的强制力量。
（二）自然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自然法’所尽的最伟大职能是产生了现代‘国际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自然法对国际法的影响具体体现：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的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由苏阿勒兹从普遍道德中演绎而得，此后成为了自然法的规范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法和人道法是国际法的重要分支，而目前国际法的人权观则被认为是从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理论中引申而来的，实质上与斯多葛学派所持的人的内在精神平等的自然法普遍理性观念是一样的；其他如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则和自然法的平等精神相一致。还有对现代国际法中的外交豁免、战争规则的论述，都可以从近代自然法中找到其根据。因此，在整个国际法体系中都充满了自然法学派学者的理性和智慧。
三、自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综合以上对自然法以及自然国际法的论述，笔者认为自然国际法应该处于比实在国际法更为重要的地位，而不是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因此，作为自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更是重中之重，自然国际法作为“法”而非单纯的指导实在国际法制定和实施工具，应当有着它自己独立的原则，即正义。自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被重新定义和总结并正确反映自然国际法。
（一）正义的概念
1.中国传统正义观
正义，历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的价值观念。在未产生法律之前，正义就是人类社会中所推崇与追寻的美德和理想境界。在产生法律之后，正义就成为了一切法的制定标准和永恒价值追求。因此在研究国际正义时，需要对自然法中普遍的正义观念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再去认识国际正义。
正义的英文表述为justice，在牛津法律大词典中被定义为法律应努力达到的目的和道德价值；正义要求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受法律拘束；正义是法律上的善良和行为标准尺度或准则，可以根据正义对行为进行评论或评价。在中国古代，正义之“义”为“宜”（合宜），正义就是不偏不倚的裁制事物使之合宜，以此使之符合公认的道德规范要求。正义更多的指的是一种道德修养，并且是没有个人之私的一种近乎圣的一种美德，并没有作为评价指导制度，规则的价值内涵，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正义的评价才开始设计到制度的层面。因此，正义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它所侧重的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导向，并且强调这种价值导向的正当性。
正义按照原理应当时可变的，但正义作为自然法最核心的内涵，应当具有其稳定不变的内容，也就是说正义有一个不变的底线，这个底线可以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文明中所共同具有的，在当代社会关系中，文明社会正义的底线应当是权利。
2.西方传统正义观
柏拉图作为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将正义作为他的终极追求。其代表作《理想国》讨论的正是正义折翼永恒主题。在柏拉图看来，正义是“以善报友，以恶报敌，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报答”。但他对这种定义其实并不满意，他认为：人们如果与坏人作为朋友，那么正义也可能是在助恶损善，以恶报敌是在伤害别人，对别人的伤害难道也算是一种正义吗？柏拉图的疑问所反驳的正是一种用功利化的视角来追寻正义。柏拉图认为，从功利化出发无法论证正义就是善的，也无法达成正义。而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论述比较全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法律本身与否也体现着正义。
普芬道夫认为正义通常被界定为一种经常性的、不可被取消的、让人各得其所的意愿；正义就是指在对待他人时候的举止得当。而著名思想家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著作，在当时以功利主义为主导的西方正义理论中所阐述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最大幸福，那么这个社会制度就是正义的，罗尔斯深深的批判了这种学说。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二）正义之重构
上述关于正义的概念，可以说都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正义是一种自然的匹配，而不是合法和约定出来的，它本身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人们只需要通过理性去认识它，并将其指导于人类社会中。正义存在的本身，就是为了衡量社会的规则或者制度是否公正和合理。
笔者认为，正义是符合绝大多数利益的行为，真正的正义是不存在的，当正义绝对化以后，正义就必须对每个人的利益负责，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某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被处以死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因为他是恶的，是非正义的，因此惩治他就是正义的。但是对于被判处极刑的人来说自己的人权被剥夺，对他来说是非正义的，这存在一种视角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很难将正义的标准达成一致。博登海默曾经指出“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变成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揭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疑惑”。这一论述不仅说明了正义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而且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体现出正义的研究需要一定的视角。
（三）正义在当代国际法律中的体现和延伸
前面对于正义的理论研究应当成为当代国际正义理论研究的基础。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国际正义是维持国际法律关系的重要手段。国际正义的价值应当成为指导实在国际法制定和实施的标准。张文显教授在其《法理学》指出，正义存在一个底线，这种底线在当代社会中表现为人权，因此，如果说正义是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一种权利，那么国际正义就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权利，它的基本内容是国家主权。
国际正义是国际社会中对国际法律的永恒价值追求。"每个社会成员仅仅因为他是社会成员之一，就有权不仅享受其他社会成员所提供的个人生活所需，而且有权享受每一个人都想得到而实际上确实对人类福利有益的一切好处和机会"。当今许多国家，都在其宪法中明确肯定了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自由权利。这充分体现了正义在国家母法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的出现更是推进了正义在国际法中的发展。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撕破了国家面纱，开创了追究战争罪犯个人责任的先例等等。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正义在国际法中的重要地位。
篇4
一、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法渊源
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国际法渊源主要见之于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GATT1947》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补充规定和《反倾销协议》的相关规定。其规定为：“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性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进行如反倾销协议确定的比较价格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当的可能性。”①其原因在于，GATT/WTO制度是由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创制的，其运行也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所以在倾销认定时，所有价格的确定及比较都要求在市场经济国家正常贸易过程中；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交易中，西方国家认为其企业完全受政府控制，其价格不能反映其正常的价值，也就不能用来作为判断正常价值的依据。所以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就不能以该国企业的有关价格作为依据来判断倾销与幅度。
二、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内法渊源
1、美国的国内法渊源
美国在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美国在《1930年关税法》、《1979年贸易法》及《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等法律中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有关规定中。根据美国国内立法的规定，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由商务部确定的那些不按成本和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作，商品在该国的销售不能反映其公平价值的国家。通常情况下，商务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第一,该外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自由兑换的程度；第二，该外国劳资双方协议工资的程度；第三，在该外国允许设立合资企业及引进外资的程度；第四，政府所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程度；第五，政府控制资源分配以及对企业产品价格及产量控制的程度；第六，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适当的其他要素。②
2、欧盟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渊源③
欧共体于1968年制定的《802/68号条例》是其第一部反倾销法，其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对该法进行了修改。1995年的《384/96欧盟理事会条例》第二条第七款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如何计算正常价值作了特殊规定。然而，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欧盟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仅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列举的办法，凡被列举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国，欧委会就会认为其国内价格不能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可靠依据，并在实施反倾销时给予“特殊待遇”，即统一反倾销税规则和替代国制度。④
三、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依据
1.《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双边协定反倾销条款》（“中美反倾销条款”）
“中美反倾销条款”规定，“中国和美国同意可以维持它目前的反倾销方法，该方法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这一条款的有效期为15年”；“中国可以要求美国调查机关按照美国法律审查某个特定经济部门或整个经济体是否属于市场导向”，从而争取排除“非市场经济方法”的使用。这里的“非市场经济方法”就是美国现行反倾销法中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价值的方法――生产要素价值法。
该条款允许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继续实行目前的非市场经济方法，即允许美国根据WTO《反倾销协定》第二条第七款和GATT附件I关于第六条第一款注释和补充规定第二项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采用非市场经济方法时，不必负举证责任，即不必证明中国是“贸易被完全垄断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⑤
《入世议定书》第15条规定了中国“入世”15年内中国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案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从法律上解读，该条款有以下要点：
第一，颠倒了对调查产品反倾销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的举证责任，增加了中国生产者的举证责任。根据WTO《反倾销协定》和GATT附件I的规定，WTO进口成员方对被调查产品反倾销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负有举证责任。但按照《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规定，如果被调查的中国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类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方可以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即“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实际上赋予了WTO进口成员方对被调查的中国出口产品自动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的权利。《入世议定书》第15条颠倒了举证责任。
第二，按成员方的国内法市场经济标准审查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增加了中国出口产品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难度。如果按照WTO《反倾销协定》的规定，中国已符合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但是，《入世议定书》第15条要求中国根据WTO进口成员方的国内法证明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四、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本质的法律分析
1.这是对GATT/WTO宗旨和原则的严重背离
GATT/WTO的宗旨就是追求公平自由竞争，为此，它确定了最惠国待遇、非歧视等基本原则。但GATT/WTO却又在其体制区分“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在贸易救济中区别对待，这严重背离了GATT/WTO的宗旨和原则。
2.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严重歧视
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体系，1955年GATT仅仅提出了在进行反倾销调查、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时，用其自身的价格进行对比并非总是适宜的可能性，但并未提出解决方案，也未规定判定市场经济的具体标准。这就为美欧等西方国家或地区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留下了足够的创造空间，他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制度漏洞，打着维护公平竞争的幌子，从其本身利益出发制定了任由其自由拿捏的替代国制度(类比国制度)、一国一税制度(单独税率制度)，又颁布了任由其自由解释的市场经济判断标准。这些都是极具弹性的规定，行政当局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过程极具歧视性和不公平性。⑥
注释：
①参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译：《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147页。
②陈力:《美国反倾销法之"非市场经济"规则研究》，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3期，第82页。
③实际上在WTO体系中欧盟并不具备独立法人地位，真正具有法人地位的是欧共体，鉴于人们的习惯，在此将欧共体表述为欧盟。由于欧盟独特的政治经济组织形态，在此意义上，将其归结到国内法的范畴。
④杨瑶：《欧盟反倾销规则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9期，第38页。
篇5
30度左右的温度，灿烂的阳光，热闹的海滩，夏季是最适合出行法国南部的季节之一。不过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单纯领略法国南部的迷人风光，而是与一众爱好葡萄酒的新、老朋友一同发现法国的美酒美食。
我们先后参观了四家酒庄的酒窖。每一家都让我们印象深刻，流连忘返。第一站是在南法普罗旺斯省St Tropez的一家大型酒庄联合体。在这里，大家第一次全面接触和了解了桃红葡萄酒。很多朋友之前都没有喝过桃红，甚至以为桃红是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混合。酒庄联合体的负责人亲自接待了我们，并安排了专业的品酒讲解环节，还有酿酒师到场解答各种我们对于葡萄酒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很多款心仪的葡萄酒。随后，我们参观了酒庄的葡萄园，绵延数公里的葡萄园，一直伸展至海边，一行人徒步走至高处，回头望见这郁郁葱葱的绿混合着远处的湛蓝，不禁让人深深陶醉。
夜色时分，酒庄负责人也为我们准备了惊喜，晚餐选在了一家建在沙滩上的地中海风情餐厅，据说老板娘曾经是法国著名歌星Claude Francois的伴舞之一，当晚这位法国女郎就着音乐，在我们桌边翩翩起舞，舞姿曼妙。大家边品杯中桃红美酒，盘中美食，边欣赏曼妙舞姿，伴着徐徐的地中海风，倾听着空中飘扬着优美的香颂旋律，从夕阳西下吃到夜幕低垂。
第二个使我惊艳的是位于普罗旺斯省的小镇Lourmarin上一个精品小酒窖。小镇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已被列为法国保护古镇，镇上还葬着著名的作家加缪。我们参观的酒窖名为 Tardieu & Laurent，是Michel Tardieu创立，大家都万分期待一品他亲手酿制的美酒，全因酒窖里的每一款酒都被Robert Park评为 90分以上，这对任何一家酒庄来说，都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殊荣。
果然，该酒庄没有让人失望，在充满橡木桶和葡萄酒香气的地下酒窖倾听酿酒师的讲解，并且品尝佳酿，真是一件美事。酒庄的白Hermitage和教皇新堡颇受众友人的喜爱，好多人都忍不住买了几瓶带走。酿酒师告诉我们，只要保存得当，能储藏20-30年。
当天晚上，我们入住了小镇非常有特色的米其林星级餐厅的酒店。酒店的主厨是全法为数不多的女主厨之一。她为我们精心烹制了5道可口的米其林2星美食。佐以当地的特色美酒， 相得益彰。她的先生是酒店的店主，很有才华的摇滚乐队主唱，曾经组团巡回美国演出，为了庆祝我们这群来自中国的葡萄酒爱好者，他特地约了多年的队友，倾情演出一整晚。
以为此次行程已达到惊喜最高点的我们，在2天后参观Beaumes-de-Venise地区的酒庄葡萄园时，再次被“惊喜”。Beaumes-de-Venise地区的葡萄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全部生长在海拔300-600米的山丘上，远看犹如中国的梯田，绵延在无穷无尽的山谷之间。据介绍，这里在2亿年前是海底，后来由于地壳的变动，使原来海底的土壤（称为三叠纪土）渐渐上升，行程了今天的丘林和山脉，这片产区即为罗纳河谷。在这片特殊的土壤之上，不仅酝酿了大受欢迎的歌海娜，还有一款Muscat麝香葡萄，它酿的天然微甜桃红和白葡萄酒非常受女士们的欢迎。
当晚，我们在酒庄的餐厅大快朵颐了，喝着Muscat麝香葡萄酿的甜酒，搭配鹅肝酱，绝妙的味觉体验。
一路的美景、美食、美酒，以及诉说不尽的人文历史，全部都与葡萄酒息息相关。在这次的旅程中，学了不少葡萄酒的知识，结交了无数的中外爱酒人士，甚至包括亚洲唯一的葡萄酒大师李志延，借鉴一位长居巴黎的美食美酒评论家的话说：美酒美食不分贵贱，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我觉得此道理放之四海皆准。希望下一次，是和新的一群朋友再次开展一回属于自己的葡萄酒之旅，发现并爱上适合自己的那些葡萄酒。
每一款葡萄酒都是有魔力的
《生活家》：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喝红酒的呢？认识红酒有什么渊源或者故事吗？
袁疆：大多数的人是先喝红酒，觉得不错之后才开始卖红酒，而我是开始卖红酒之后才开始喝红酒的，这个和大多数的卖酒人不同。
《生活家》：葡萄酒有什么魔力呢？能够让你把它当作事业来做？
袁疆：你看我的名字拆开来有两个土，两个田，疆本身也是疆土的意义，我和土有着天生的亲近感，葡萄酒是最能反应风土条件的饮料，喝酒的人能够通过葡萄酒进而了解全球各地风土条件，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生活家》：这个解释很有趣，那您是通过什么渠道去认识那么多酒的呢？
袁疆：多喝，要对每一种就产生好奇心，你看到那么漂亮的色泽，那么漂亮的瓶子，难道没有想尝一口的冲动吗，对于爱酒之人来说，每一款葡萄酒都是有魔力的，而我们恰恰抵挡不了这种魔力。
《生活家》：那您有统计过尝试了多少款酒吗？未喝酒前和喝酒后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袁疆：没有仔细的统计过，不过大概算下来，应该超过500种酒，自从和葡萄酒接触后，我觉得现在更会享受生活了，也更热爱生活了。
《生活家》：这么多种类，会不会产生味觉疲劳？
袁疆：肯定不可能全部分辨，只是对几种常见的葡萄酒能分辨，这个还需要长期的积累。 每一种葡萄酒的味道都是不同的，丹宁也是不一样的，神奇的橡木桶赋予每一款酒不同的香味，所以不会产生味觉疲劳。
《生活家》：那您喜欢喝哪个酒庄或者哪一款酒呢？该酒有什么特别之处？
袁疆：目前比较喜欢澳洲的设拉子如掌这款酒，还有法国罗纳河谷的歌海娜葡萄酿的酒。味道很独特，香味也也别好闻，让人沉醉。
《生活家》：澳洲的酒和法国的葡萄酒有什么不同？
袁疆：大体上来说，法国酒厚重一些，比较像满汉全席，而澳洲的酒像川菜，有力度，香味足。光论葡萄酒的话都差不多，只是因为地域不一样，所以自然环境造成的口感上的区别。新世界的酒阳光充足，酒精度数相对较高，果香味浓，容易入口，比较适合入门级的葡萄酒爱好者；以法国为代表的旧世界的葡萄酒讲究口感的复杂和平衡，喝起来感觉略涩，法国北部的酒又有些酸，入门级的爱好者不一定喜欢，但比较资深的品酒者会比较喜欢。
《生活家》：您怎么看待国人喝葡萄酒，像拉菲和拉图这些顶级酒庄在国内比较受追捧？
袁疆：其实国人喝葡萄酒的风气也是近几年才形成的，大部分人算是刚入门，一开始就喝顶级名酒着实有些浪费。我建议，刚开始喝葡萄酒的人，从新世界的酒，如澳洲、智利的酒开始喝，这样的满意度反而会更高，喝到一定的阶段之后，能对葡萄酒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了，再尝试一些名庄酒，循序渐进，这样比较好。
《生活家》：澳洲的葡萄酒有什么代表，口感如何？
袁疆：设拉子葡萄是澳洲酒的典型代表，果香味浓郁，口味强烈，属于有激情的类型。适合配川菜、湘菜等重口味的菜系。
袁疆推荐
河谷庄园索米尔半干桃红起泡葡萄酒
产地：法国卢瓦尔河
葡萄品种：60%白诗南 20%霞多丽 20%长相思
酒精度：12.0%
香味：甜美的香果 坚果味
色泽：桃红色
搭配菜肴：海鲜或者禽肉、较清淡的中国菜肴
RMB168
隆宝庄园教皇新堡干红葡萄酒
产地：法国罗纳河谷
年份：2008年
葡萄品种：歌海娜 西拉 慕合怀特
香味：黑水果 黑莓
色泽：深宝石红色
搭配菜肴：辛辣的食物、红肉、奶酪
RMB569
马塞尔庄园图兰长相思干白葡萄酒
年份：2009
产地：法国卢瓦尔河图兰
葡萄品种：100%长相思
酒精度：13.0%
香味：白果 青草 醋栗 蜂蜜
色泽：柠檬黄色
搭配菜肴：芦笋 鱼 海鲜 奶酪
RMB126
西西里之恋起泡白葡萄酒
产地：意大利西西里岛
葡萄品种：100%黑达沃拉
酒精度：12.0%
香味：夏日红色水果的清新香气
色泽：青柠檬
搭配菜肴：适宜餐前酒，配小吃或者意大利面
RMB120
菩提城堡卢瓦丘甜白葡萄酒
年份：2009
产地：法国卢瓦尔河安茹卢瓦丘
葡萄品种：100%白诗南
酒精度：12.5%
香味：桃子 花香 蜂蜜
色泽：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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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
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
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
《联合国》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
《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
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
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
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捍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
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
（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
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
（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
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终酿成了当今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都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发达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人均数量高出发展中国家几十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然而，多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回避和推卸责任，甚至利用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双方环境权益的斗争异常尖锐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
（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
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
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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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我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对与我国有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按照协议的规定申请承认。
申请人到我国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应提交下列材料：
1.书面申请书；（申请书应记明以下事项：（1）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址；（2）判决由何国法院作出，判决结果、时间；（3）受传唤及应诉的情况；（4）申请理由及请求；（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书正本及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
3.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中没有指明已生效或生效时间的，还应出具判决已生效的证明文件；
4.原告为申请人的，还应提交外国法院已合法传唤被告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
5.被告为申请人的还应提交应诉通知和出庭传票。
另外申请人还应注意，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承认：
1.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
2.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
3.判决是在被告缺席且未得到合法传唤情况下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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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国对非援助机制
(一) 援助机构
1998年以前，法国将受援国家分为两类即“阵营国家”和“阵营外国家”。所谓“阵营国家”，指的是37个原法国殖民地国家和后来逐渐加入的非洲国家；而其他接受法国援助的国家为“阵营外国家”。对不同类别国家的援助分别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合作部负责37个国家；海外事务部负责大洋洲的三个海外领地和马约特岛；外交部负责近100个其他国家。法国对不同类型的受援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有其各自的援助工具、管理方式和主管部门。各主管部门都有其单独的对外援助预算。
自1998年起，法国政府对援助机构设置进行了深入改革，目的在于简化发展援助机构，使援助更为透明有效。改革之后，法国的援外管理体制由四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是国际合作及发展部际委员会(CICID)，由总理亲任主席，成员由与发展援助相关的12个部长组成，总统派出一名代表参与该委员会的工作。其主要职能是每年制订一份总体规划，决定法国援助的方向，并监督各相关机构在援助地区和领域方面与优先政策是否一致。第二个层次是财政、经济和工业部和外交部，其中前者起决定性作用；主要负责确定法国开发援助政策的内容及国际合作的方针，确定重点援助国家名单，监督地区和行业间优先顺序的协调问题。第三个层次是法国开发署，该机构作为援外执行部门，负责援外合作计划和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及直接管理。目前，法国开发署在9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9个海外省开展业务，它保留了工商部门及特殊财政金融机构的性质，有一定的自。同时，对优先援助区的双边援助规划，也主要由开发署负责。第四个层次由法国国际合作高级理事会(HCCI)和法国国际合作公共利益集团组成。前者隶属总理办公室，成员来自国际联合协会、地方行政单位、基金会、专业组织及大学，主要任务是定期商议政府及非政府间的国际合作，就援助政策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后者则是为促使法国技术援助机构更好地适应双边合作新要求，增强法国在此领域的国际投标市场竞争力。
其他对发展援助起重要作用的部门还有法国艺术协会、发展研究院、驻外法语教学署等。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援外管理架构，从宏观和微观领域强化了对外援助的职能，同时也使得援助更加透明有效。
(二) 援助国别
在改革援助机构的同时，法国政府还调整了对外援助地区政策。1998年，法国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首次确定了“优先团结地区”。“优先团结地区”包括低收入且没有进入资本市场的最不发达法语国家，同时也包括一些非法语国家。目前，该类国家共有55个，其中43个在非洲。“优先团结地区”的设立，对于促使双边援助更有选择性、更能集中在最贫困国家，发挥着积极作用。“优先团结地区”中的国家可以享受“优先团结基金”，主要用于国家政权(司法、经济管理、国家政权、国防和警察)、制度改革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对于“优先团结地区”以外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和部分亚洲国家)，法国政府侧重于技术、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
此外，法国政府还建立了“新兴国家储备金”，每年大约有15个国家可以享受到这一基金，主要包括中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但“优先团结地区”中的个别国家可同样享受“新兴国家储备金”中的资金，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南非等。从2000年开始，对于“优先团结地区”中的国家，法国政府定期制定多年度发展合作战略文件，指导双边发展合作；对于“新兴国家”，采取一项一签的办法，且只签署针对具体项目的发展援助协议，不制定战略文件。
二、法国对非援助特点
法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外援助问题，并将其作为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法国的援助政策、援助对象和援助方式都随之经历着调整。
(一) 援助规模经历阶段性变化
从援助规模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国对外援助金额基本在40亿美元以下，对非援助则在20亿美元以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法国对外援助的动机和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冷战期间主要由意识形态主导转变为由多方面因素决定，而援助金额则突飞猛进。根据OECD统计，从1985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法国对外援助金额从31.33亿美元增至84，66亿美元，对非援助从14.07亿美元增至39.8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1.68％和12.25％；尤其是冷战结束当年(1990年)，法国对外援助和对非援助额分别大幅上涨了23.47％和36.09％。
1995年希拉克上台后的第一个任期，法国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把援助转变为以增加投资、拓展市场为主，法国对非援助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自2000年起，对法国海外省(只保留两个)的援助不计算在法国官方发展援助中，因此，法国官方发展援助额又有所下降。统计显示，1995年至2001年问，法国对外援助金额从84.43亿美元大幅降落至41.98亿美元，对非援助从36.36亿美元降至15.30亿美元，分别缩减了50.28％和57.92％。
“911”事件之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各国的ODA总额开始快速增长，法国也不例外。2002年可谓是法国对外援助的一个转折点。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推动，目标是在此后五年内，使法国官方发展援助增加50％，2007年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2012年达到联合国确定的占国民生产总值0.7％的要求。为此，法国政府在2002年秋提交的预算中，第一次将发展援助列为国家的优先计划。同时，法国政府多次在区域和国际会议上，推动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这一年于加拿大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期间，法国批准了八国首脑会议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投资环境，在教育、医疗、水等领域提供援助，并支持在防止冲突和良政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此外，行动计划还要求，在同年3月墨西哥蒙特雷大会上承诺的新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中，至少一半将用于非洲。
这一年，法国官方发展援助额增加到54.86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30.68％；特别是对非援助26.02亿美元，大幅增长70％。2002-2006年期间，法国对外援助的总额和对非洲的援助金额均呈较快增长态势，五年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17.9％和18.66％，对非援助额增长率高于平均增速。
2007年萨科齐总统上台后，主张将受援国在“政府管理方面的承诺”作为对外援助的先决条件；再加上法国国内日趋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法国对外援助额特别是对非援助额呈较快的收缩趋势。2007年，法国对非援助额同比下降31％，只有35.58亿美元，2008年继续下降5.28个百分点，降至33，7亿美元，而这一援助金额几乎是近年来的最低值(仅高于2002年)，只达到2006年历史最高值的65％。尽管2009年法国对非援助又有所上升，达到40.9亿美元，但仍然低于2006和2007年的水平。
(二) 非洲在法国对外援助中的占比有所下降
从法国对外援助的地区分布来看，200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其援助当中的地位基本呈现上升之后再下降的态势，其中2006年，法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占比达到74.7％的历史最高值，之后一路走低至2009年的55.7％，这一比重为近年来的最低值。
对于非洲大陆国家而言，占比下降的趋势尤为严重。不仅在法国对外援助总额中，而且在法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当中的比重也是一路走低。2002-2006年，非洲在法国援助总额中占比均在44％以上，最高时曾在2003年达到49.2％，但2007年之后，这一比重逐年下降，2008年仅为30.9％。2009年有所回升，但也只达到了32.5％。同时，2002-2008年，在法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额中，非洲占比从71.97％持续走低到52.16％，地位明显下降。2009年恢复到58.3％，仍无太大起色。
(三) 援助对象采取普遍与重点相结合
法国对非洲援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普遍与重点相结合。一方面，目前法国对非洲54个国家和地区(包含马约特岛)均有援助，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基本上都属于“优先援助地区”国家，可获得最优惠的援助资金；另一方面，法国将援助集中在一些重点国家，其中包括那些属于法国传统势力范围的国家，特别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2009年，法国对非援助的前十位国家和地区当中，除埃及外，其余九个国家和地区均是与法国联系紧密的法语区国家／地区。近年来，法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援助占全部对非援助的比重基本呈上升态势。
(四) 援助方式有所变动
法国对非援助资金方式大体可以分为无偿捐赠和贷款两类，细分类型则包括债务减免、技术合作、人道主义援助、食品援助等。其中，无偿捐赠比例较大，在对非援助总额(净支付额)中所占比重均在80％以上。但从其发展态势来看，在2006年达到高峰之后，便呈逐年下挫的局面。2009年，法国对非无偿捐赠只有34.9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大幅下跌了37％。债务减免是无偿捐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之前比重均在43％以上，2005年甚至达到57％；但2007年之后明显收缩，2009年债务减免只占无偿捐赠的25％左右。
与对非无偿捐赠递减的趋势不同，法国对非洲提供贷款则逐年上升。2009年，法国为非洲提供贷款的数额达到29.56亿美元，是上年的三倍多，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多边援助的数额和比重近年来也有持续和明显的上升态势。2009年，法国对非多边ODA援助额达到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8％，在法国对非援助总支付额中的占比达到45.6％，这意味着法国日益注重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对非援助以成套项目和基础设施等硬件投入不同，法国更注重对非援助中的软件投入，2006年至今，技术合作在对非援助净额中的比重始终在33％以上。
四、法国对非援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纵观法国对非援助战略及其调整，表现出充分的灵活、务实的特点，这对于完善中国对非援助、深化中非关系以及处理中法各自在对非合作中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 重视文化宣传
纵观法国对非援助的历程，可以看出，法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特殊的密切关系，不仅止于经济领域，更深刻地体现在思想文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文化输出与教育培训在法国对非的发展援助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几乎在每个法国援助非洲的项目中，都会涵盖“教育”和“文化”的内容，有的还涉及培训青年干部的内容。例如法国与马里政府签订的2006-2010年合作框架协议规定，在今后五年，法国将向马里提供约3亿欧元的援助，两国优先合作的领域之一，就是提高法语语言能力。这种做法增进了非洲民众对法国的了解，也有利于维持法国在非洲的形象。
相形之下，与中国和非洲间热络的政治经济关系相比，双方的学术、文化和教育交往仍然较为滞后，现有的人力资源合作项目多是为培训非洲国家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精英层面而设置的，援建农村学校等措施也多是集中在校舍建设等硬件方面，对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等事关思想文化输出等方面的投入尚显不足；在非洲的孔子学院虽已有20多家，但实际效果并未彰显；再加上宣传不足，令非洲民众难以理解中国文化的真正精髓，也难以切实感受到中国政府出自真心的帮助。未来中国应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和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中非文化交流，特别是学术和教育交流，因为这些领域的合作成果往往会直接影响到非洲的精英阶层；同时，也要拓展民间交流，大力支持建立中非之间官、商、产、学、研等多渠道、多层次的沟通平台。
(二) 合作机制的紧密性
法国对非援助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体制和办法，借之保持着法非之间长期和紧密的联系。例如，作为对外援助的执行机构，法国开发署深入到全球90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其分支机构会经常与当地政府就其所关心的问题展开对话，结合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战略，制定出国别业务框架；继而根据这一框架进行项目的甄别，并全程参与当地项目的预评估，与业主进行会谈，签署合同，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和最后的评估反馈。这一套严格的体系，保证了法国官方发展援助能够与当地需求密切配合，也切实保障了开发署的工作效率，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三) 借重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目前，在非洲国家内部，倡导
帮助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在民众中有很大影响。作为贫民阶层的代表，这些组织对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并不认同，认为从这种经贸关系中获利的往往只是当政官员和少数富人阶层，与普通老百姓无关；而民间非政府组织的交往则可以体现大众的利益。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了与非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的交往。2002年，法国有几千个非政府组织在国外执行发展项目。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如企业、职业组织及工会、大学及医院等都参与了发展合作。非政府组织参与发展援助的优势在于它们有创新能力，能够提出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同时，它们还致力于在法国和被援助国家的平民之间建立一种密切联系，有助于在受援国家树立法国的良好形象。
中国的对非援助绝大多数是政府间行为。即使中国政府在当地援建了大量的医院、路桥等有利于民生发展的项目，但其中一些工程的立项、可行性研究、环保、业绩评估反馈等环节因缺少当地民众的参与，其实际效果也大打折扣。有鉴于此，在未来对非援助和中非经贸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国内各种行为体的作用，扩大对非人文交流，鼓励学者、非政府机构、企业、民间团体等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将非洲各个层面的行为体也纳入中国对非合作的对象中。
(四) 注重多边合作
在发展援助方面，法国政府非常重视加强与联合国、经合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每三年派遣独立专家团对法国的开发援助情况进行评估。1998年法国援助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根据经合组织的评估报告进行的。2008年，多边援助(含向欧盟、世界银行、联合国系统等多边机构捐款)就占到法国官方发展援助的41％。法国通过多边援助，积极参与有关国际和区域合作，争取话语权和主导权，以实现其双边援助无法达到的目的。
对于中国而言，未来应重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平台，与其他各方加强交流、相互配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多边合作意味着公开和透明，中国应在中非经贸合作特别是援助非洲的方式、途径、目标等方面逐步公开。当然，公开相关信息首先应是在中非双方同意的前提之下进行，否则可能在非洲方面产生误解。同时，多边合作还意味着与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这也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应当加强的。
此外，还应尽可能扩大和增加中非经贸合作的平台，例如在发展中非合作论坛的同时，在国际多边领域进一步突出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在亚非峰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亚非合作，力求使中非经贸合作的平台多元，影响深远。
(五) 对当地政治问题保持适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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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讲座的主要目的是给予大学生和有兴趣的大众以法律的基本知识。我将试图勾画出国际法院目前在划分各国争议海域时的方法。在分析法院的判例时，我将主要以卡塔尔和巴林问的海洋划界争端案为例。法院于2001年3月就本案作出判决。虽然这不是法院最近的海洋划界判决，但该案涉及包括了国际法院和仲裁法庭在处理与海洋划界有关的争端时可能需要处理的绝大部分问题。而且，法院在该案中采纳的海洋划界线更能反映出法院目前有关划界的标准方法。
3.然而，对于你们当中那些并不十分熟悉海洋划界法律的人而言，或许我首先简要介绍一下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即《公约》）规定的各种海域及其范围，继以海洋划界法律的发展历史，是适当的。
一、《公约》规定的各种海域
4.《公约》规定了四种海域，即：
——领海，邻接沿海国领土（包括陆地领土及其内水，在群岛国的情形下则为群岛水域）的一带宽度为12海里的海域；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领海。
——毗连区，从领海基线量起最远扩展至24海里的区域，沿海国可在其中行使为防止和惩治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犯其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所必要的管制。《公约》没有规定毗连区划界，因此我在本讲座中也不再讨论该区域。
——大陆架，包括领海以外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最远可扩展到350海里，如果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扩展到350海里或超过该距离的话；或者扩展到200海里，如果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没有扩展到该距离的话。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沿海国对其大陆架的权利是根据事实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根本不需要对有关区域提出主张。对200海里外大陆架的主张应提交给根据《公约》第76条第8款建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并由其加以审查。然而，迄今法院的判例都只限于最远200海里的划界主张。
——专属经济区，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从领海基线量起不应超过200海里。在专属经济区内，一国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关于经济性开发和勘探该区，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生产能等其他活动的主权权利；对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管辖权。
5.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外是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使用，除了深洋洋底及其底土的资源——对它们的开发应由《公约》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而设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
6.虽然许多海洋区域都仅仅属于一个国家的海域，但是还有许多的海域各国在其中的权利是重叠的，如果不以单纯的距离标准作决定的话。正是在此类情况下，各国需要就海洋划界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它们经常将争端诉诸国际法院或仲裁法庭。
二、海洋划界法律简史
7.可以说，海洋划界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958年之前为第一阶段，当时调整划分海洋空间的国际法规则未被编纂。习惯国际法仅承认沿海国对紧邻其海岸（一般到3海里的距离）的水域，即领海的主权。一些国家还出于防止和惩治违犯其海关、移民、财政和卫生的法律和规章的目的主张毗连领海的公海区域（或毗连区）。那时并不存在有关在领海以外的海域内行使主权的一般权利的习惯法。
1958年至1982年是第二阶段，此时海洋划界的法律由1958年日内瓦公约（包括《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大陆架公约》和《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调整。在这一阶段，12海里宽度的领海以及各国对大陆架的权利逐渐被各国承认。
1982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即本讲座将要关注的阶段，此时《公约》的缔结在领海、毗连区和大陆架之外增加了第四个各国有权行使主权权利的海域——专属经济区。
8.在海洋划界法律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划界方法之间的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根据“等距离线”方法，国家之间的海洋边界必须沿着“每一点均与［海岸］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中间线”。另一种方法试图修正基于等距离划界可能产生的不公平（特别是在相邻，而非相向海岸的情况下），建议划界只基于公平原则或产生公平结果。习惯国际法和《公约》所采用的，以及法院所适用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两种方法的结合。
三、国际法院和海洋划界
9.法院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所采取的程序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步骤：
——识别相关海岸和基线；
——查明是否存在任何相关海域划界的先前的协定；
——（需要时）适用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划分领海；
——适用公平原则/相关情况规则划分大陆架/专属经济区。
10.法院在任何海洋划界操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划界时要考虑的相关海岸。然而，法院的判例法清楚无误地证实，“陆地统治海洋”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它意味着海洋的权利源于沿海国对陆地的主权。这样，许多海洋划界案件要求法院，作为初步步骤，裁决对有争议的岛屿或陆地领土的某些沿海区域的主权问题。按照《公约》第121条第2款——它反映了习惯国际法，岛屿，无论其面积，享有与其他陆地领土同样的地位，并因此产生同样的海洋权利。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有关海瓦尔群岛、包括哈特贾南在内的贾南岛、吉塔特杰拉达和大陆领土的祖巴拉沿海地区的主权存在争议，我将不详细讨论法院判决的这一方面，因为它与领土主权的法律，而非海洋划界的法律相关。我只需要指出，法院在本案中的裁决主要依据该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卡塔尔和巴林在它们1971年完全独立之前都曾是英国的被保护国的事实，以及英国对该地区领土边界的解释——得到某些条约草案、往来通信和官方决定的证明。法院裁决，对祖巴拉地区和包括哈特贾南在内的贾南岛的主权属于卡塔尔，而对海 瓦尔群岛和吉塔特杰拉达的主权属于巴林。
11.在裁决了对有争议的领土，包括岛屿的主权后，法院然后转向划界问题本身。
四、识别相关海岸和基线
12.由于一国对海域的权利是参照其海岸线测算的，因此法院在任何海洋划界案件中都需要确定当事各方产生重叠主张的海岸线，这称为相关海岸，包括大陆和任何岛屿及小岛。显然，相关海岸的概念排除了那些由于不面对划界区域从而不引发重叠海洋权利的海岸部分。法院在“突尼斯/利比亚案”中指出：
“出于各方间大陆架划界的目的，需要考虑的不是每一方的整个海岸；一方海岸的任何部分在水下的延伸，如果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不能与对方海岸的延伸重叠，则法院将不会对其予以进一步考虑”（“大陆架案”：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1982年国际法院报告，第61页，第75段）。
13.而且，法院在“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中没有将喀麦隆面对赤道几内亚比奥科岛的，从而与喀麦隆和赤道几内亚之间的划界，而非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的划界有关的海岸部分包括在相关海岸当中（“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的陆地和海洋边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诉讼，2002年国际法院报告，第442～443页，第291段）。实际上，在其判例中，法院始终强调在确定相关海岸时需要“忠实真实的地理情况”（“大陆架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1985年国际法院报告，第45页，第57段）和避免“完全重塑自然”（“北海大陆架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1969年国际法院报告，第49页，第91段）。
14.一旦法院确立了相关海岸，就需要识别基线。基线是确定每个海域的起点。倘若各国未能就沿着相关海岸的基线达成协议，或者尚未画出基线，则法院将还需要确定基线。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法院需要确定基点和基线，并且讨论了许多这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
15.通常用来测算海域宽度的基线是沿海国官方承认的大比例尺海图所标明的沿岸低潮线。
（a）直线基线
16.然而，法院在1951年12月18日的“英挪渔业案”的判决中适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建立基线，并已经在《公约》第7、第9和第10条获得承认，这就是直线基线。可以横越河口和海湾，以及在海岸线极为曲折的地方，或者如果紧接海岸有一系列岛屿的地方画直线基线。直线基线绝不能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
17.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巴林主张其主要岛屿的东海岸以外的各种海洋凸地“可以被等同于一系列岛屿，它们与大陆构成一个整体”（“卡塔尔和巴林间的海洋划界与领土问题案”，实质问题，2001年国际法院报告，第103页，第213段），因此它有权连接这些凸地画直线基线。法院在该问题上不同意巴林的主张。法院虽然承认有关的海洋凸地是巴林整个地理构造的一部分，但法院指出，它们不是一个“极为曲折”的海岸的一部分，它们也不能被定性为“一系列岛屿”，因此该情况不同于挪威案中所分析的，以及《公约》中所描述的海岸情况。巴林还主张它是一个事实上的群岛国——尽管没有正式作此宣示，因此它有权根据《公约》第47条画“连接群岛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各点的直线群岛基线”（同上，第96页，第181段）。然而，法院指出，由于本案巴林在其正式请求中没有提出这一主张，因此法院不能就该问题表态。这样本案中就使用了正常基线。
（b）低潮高地
18.由于低潮高地的存在，法院在决定本案中可适用的基线时还面临另一个难题。根据《公约》第13条，低潮高地——即在低潮时四面环水并高于水面但在时没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如果全部或部分与大陆或岛屿的距离不超过领海的宽度，则可以作为基线。
19.然而，在卡塔尔和巴林案中，某些低潮高地位于两国领海的重叠区域，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主张12海里的领海而巴林大陆海岸与卡塔尔半岛海岸之间的距离都不超过24海里。因此，原则上各方都有权使用低潮高地的低潮线来测算领海宽度。为划界的目的，国家源于《公约》有关规定的相互竞争的权利似乎势必将彼此抵消（2001年国际法院报告，第101页，第202段）。
20.但是巴林主张，它已经提交了对所有这些低潮高地享有主权权威的充分证据，因此只有它有权在确定中间线时考虑它们。
21.法院拒绝了巴林的这一主张，指出一个国家不能通过据为己有获得位于其领海界限内的低潮高地的主权，如果该低潮高地也位于另一国家的领海界限内的话。它裁定这些低潮高地不能被用作基线的组成部分（2001年国际法院报告，第101～103页，第204～209段）。
五、先前存在的协定
22.《公约》预想各国在诉诸法院或任何其他国际法庭前，应首先努力就海洋划界达成协议。因此当被请求划分海洋边界时，法院将首先需要决定是否存在任何既存的协定——正式的或默示的，规定了相关海域的划界，或是规定了应予适用的划分界线的方法。如果存在部分协定（例如，关于划界的起点或终点，或者初步的有关基点或基线），则法院将把该协定作为划界的基础。
23.在许多案件中，海洋边界是否已为先前的正式协定解决了的问题曾十分重要。例如，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的陆地和海洋边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诉讼，2002年国际法院报告）中，尼日利亚质疑许多划界或有关系的条约和协定的有效性。另一个例子是“格陵兰和扬马延案”，其中各方争议一个1958年的海洋划界条约是否适用于有关区域的问题（1993年国际法院报告，第50～51页）。法院被请求解释有关条约并对它们的可适用性作出裁决。
24.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虽然英国政治人在一封1947年给巴林和卡塔尔统治者的信中就海床的划分作出一个决定，但各方都不承认该决定有拘束力，因此法院没有考虑它是否等同于一个划分争议海域的先前的正式协定。
25.法院必须不仅关注正式协定，而且还要考虑各方之间是否存在任何默示协定。其实，在法院看来，国家实践（例如“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中的石油特许权实践，或者“大陆架案”：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中的渔业管理实 践）可能证明一个关于特定海洋划界，或是用特定划界方法划分领海、大陆架和/或专属经济区的默示协定或默认。
26.但是法院承认，关于此类默示协定的证据必须是压倒性的而且长期存在。但是迄今默示协定尚未在法院裁决的任何一个案件中得到确立。
27.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各方未提出有关默示协定的主张。这样法院需要自己来完成全部海洋划界。
28.各方请求的划界是一条单一海洋边界。在划界区域的南部，巴林和卡塔尔的海岸彼此相向，而且各自海岸之间的距离均不超过24海里。实际上，南部的单一海洋界线只是划分各方的领海，即划分各方享有领土主权的海域。在北部，各方的海岸类似于相邻海岸；法院需要划分属于各方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各国对这些海域只享有主权权利和功能性权利。我将首先考虑法院划分领海的方法。
六、领海划界
29.《公约》第二部分第二节规定了适用于领海的规则；第15条规定：
“如果两国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邻，两国中任何一国在彼此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形下，均无权将其领海伸延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30.该规则被称为“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并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被认定为具有习惯法性质。法院进一步指出，在适用该规则时：
“最符合逻辑和最广泛使用的方法是首先划一条临时的等距离线，然后按照存在的特殊情况考虑是否必须调整这条线。”（“卡塔尔和巴林间的海洋划界与领土问题案”，实质问题，2001年国际法院报告，第94页，第176段。）
31.法院随后采用了该方法，画了一条临时等距离线然后考虑是否存在要求调整该临时等距离线的特殊情况。
（a）特殊情况——小岛
32.特殊情况是那些可能修改无限制适用等距离原则所产生的结果的情况。法院裁定巴林的吉塔特杰拉达岛——一个12米乘4米的无人居住、没有植被，且位于卡塔尔大陆和巴林大陆中途的小岛，构成特殊情况，划界时不应获得任何效力。它由此调整了临时等距离线，使之在紧贴着该岛的东部之外穿过。相反，卡塔尔稍大一点的贾南岛——距离卡塔尔海岸仅2.9海里，没有被视为特殊情况，并被给予了全效力。
33.法院进一步裁定，巴林主张构成其锡特拉岛一部分的海洋凸地法施特·阿兹姆——卡塔尔主张它是一个与该岛分离的低潮高地，是一个特殊情况。法院指出：“如果法施特·阿兹姆被看作锡特拉岛的一部分，则不适于将等距离线作为海洋边界，因为鉴于该岛表面只有不到20％的面积永久高出水面的事实，这将使边界不成比例地靠近卡塔尔大陆海岸。……另一方面，如果法施特·阿兹姆被看作一个低潮高地，则等距离线将触及法施特·阿兹姆，并因此同样不是一条合适的划界线。……本院认为，无论基于何种假设，这样都存在特殊情况，从而有理由选择一条在法施特·阿兹姆和吉塔特舍杰拉之间穿过的划界线。”（“卡塔尔和巴林间的海洋划界与领土问题案”，实质问题，2001年国际法院报告，第104页，第218段。）
34.可以说，小岛和海洋凸地是典型的特殊情况，无论在领海划界还是在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划界中都如此。法院曾在许多案件中——包括“北海大陆架案”、“突尼斯/利比亚案”、“利比亚/马耳他案”和“卡塔尔诉巴林案”中承认，等距离线的公平性取决于是否采取了预防措施来消除某些小岛、礁石和小的海岸突起的不成比例的影响。
35.难以从法院的裁判中指出任何关于如何消除这些凸地的不成比例的影响的简单规则。其实，主要取决于案件的情况。小岛对等距离线的影响将根据如下情况而变化：该岛位置距离海岸的远或近，以及各方的海岸线是相邻还是相向。有鉴于此，法院已经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处理任何不成比例的影响。
36.然而，在大多数案件中，法院将给予海洋凸地以部分效力（例如通过调整等距离线，使得该岛的位置似乎更加靠近其本国海岸，正如“缅因湾案”中对加拿大海豹岛的处理）——一般而言，岛屿的位置越远离海岸，其歪曲边界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其获得的部分效力就越小。在一些案件中，如“卡塔尔诉巴林案”，岛屿将几乎不会获得任何效力。
（b）特殊情况——海岸线地理
37.当进行领海划界时，法院一般将通过修改等距离线来消除特殊情况的任何不公平影响。然而，在一些案件中，修改临时等距离线将不足以实现公平结果。这样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2007年10月8日判决）中，法院虽然坚持认为等距离仍然是领海划界中的一般规则，但开始形成如下观点，即简单地调整临时等距离线并不足够，而特殊情况要求使用一种名为平分线（即通过平分海岸线的线性近似物所形成的角度而获得的线）的不同的划界方法。法院认为，和等距离一样，平分线方法也是一种几何学方法，可以用来实现——
“长期以来被认为公平而又简单的标准，即原则上，在顾及案件特殊情况的同时，应着眼于对当事国海岸向海展延的重叠区域予以均分”（“缅因湾地区海洋边界划分案”，1984年国际法院报告，第327页，第195段）。
38.上面提及的“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中的特殊情况事关海岸线地理。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间的陆地边界的终点位于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它是一块极其外凸的领土，而其向北和向西南的两侧又都是凹陷的海岸线。这意味着，将要在边界科科河的两岸所确定的那一组基点会在构建等距离线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法院指出，“鉴于这些基点之间的距离很近，定位时候的任何变化或错误都将在构建等距离线时被不成比例地放大”（2007年国际法院报告，第742页，第277段）。而且，科科河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在海中的沉积添附导致其三角洲呈现出一种极为活跃的形态变化，特别是当它从海岸延展出去的时候。根据这些情况，法院认为所有这些因 素导致的结果是，任何今天构建的等距离线在不远的将来就可能变成武断和不合理的了（同上）。
39.现在我来讨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
七、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
40.在提交给法院的案件中，各国日益请求法院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一条单一海洋边界。这发生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这种线的优点是管理便利。无论1958年《日内瓦公约》还是《公约》都未提及单一海洋边界的概念。事实上，法院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指出：“单一海洋边界的概念并非产生于多边条约法，而是源于国家实践，其原因在于国家希望确定一条不间断的边界来划分归属于它们管辖的各种不同的，且部分重叠的海域。正如本院分庭在‘缅因湾案’中所言，在管辖重叠的区域，为不同划界目的而确定一条单一边界‘只能通过适用一个标准或综合适用一些标准来实现，这种适用不对这些……目的中的一个给予优惠而损害另一个，同时同等适合于划分两个区中的任何一个’（1984年国际法院报告，第327页，第194段）。该案中，分庭被要求画一条同时划分大陆架和上覆水体的单一界线。”（“卡塔尔和巴林间的海洋划界与领土问题案”，实质问题，2001年国际法院报告，第93页，第173段。）
41.而且，分庭在“缅因湾案”中指出：
“一般国际法对所有邻国间的海洋划界的规定可以界定如下：［……］
划界应通过适用公平标准和使用实际方法实现，该方法能够在考虑到该地区的地理构造和其他相关情况的条件下保证公平结果。”（“缅因湾地区海洋边界划分案”，1984年国际法院报告，第299～300页，第112段。）
42.实际上，《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第1款设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规则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
43.换句话说，“公平原则/相关情况”规则适用于划分单一海洋边界，正如它适用于分别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a）等距离对公平原则
44.历史上，法院的判例，例如“北海大陆架案”、“突尼斯/利比亚案”、“缅因湾案”和“利比亚/马耳他案”显示，等距离规则和公平原则规则是不同的，因为公平原则规则没有给予等距离作为划界方法的首要地位。这样，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拒绝了关于习惯国际法要求使用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划界的主张，而是裁定根据习惯国际法，“［大陆架］划界应通过协议，按照公平原则，并考虑到一切相关情况来实现，以使每一当事方尽可能得到构成其陆地领土向海中和在海底下的自然延伸的全部大陆架部分，并且不侵犯另一方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北海大陆架案”，1969年国际法院报告，第53页，第101段。）
45.法院在“突尼斯/利比亚案”中重申了这一立场，强调“法院也不认为在本案中，作为第一步，需要审查适用等距离方法划界的效果，并只有在当它认为等距离线的结果不公平的时候才拒绝该方法而采用某种其他方法。法院采用等距离线划界的裁决只能基于源自对一切相关情况的评估和权衡的考虑，因为法院认为等距离既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原则，也不是一种与其他方法相比具有某种优越地位的方法。”（“大陆架案”：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1982年国际法院报告，第79页，第110段）。
46.可以看出，在法院的早期判例中。根据“公平原则/相关情况方法”，为了确定适用何种划界方法，必须在第一阶段同时考虑相关情况和公平原则。
47.然而，法院的近来判例已经趋向将这两种规则之间的差异最小化。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法院指出：“特别适合于领海划界的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和自1958年以来在判例法和国家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关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公平原则/相关情况规则，密切相关。”（“卡塔尔和巴林间的海洋划界与领土问题案”，实质问题，2001年国际法院报告，第111页，第231段。）
48.而且，在“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中，法院在谈到公平原则/相关情况方法时说：“该方法与适用于领海划界的等距离/特殊情况方法十分类似，包含两个步骤：首先画一条等距离线，然后考虑是否存在要求调整或移动该线的因素以便取得‘公平结果’。”（“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的陆地和海洋边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诉讼，2002年国际法院报告，第441页，第288段。）
49.这样，在划分相邻和相向海岸间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时，法院现在一般将首先临时画一条等距离线，或至少考虑这样一条等距离线是否合适，然后再考虑是否有情况导致必须调整该线，或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使用另外一种划界技术以便取得公平解决。“卡塔尔诉巴林案”，以及“格陵兰/扬马延案”和“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中采用了这种方法，最终的划界是修改的等距离线；而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中，法院最终决定，鉴于该案的具体情况，等距离线不能产生公平结果，并适用了平分线方法。我想补充一下，在最近的“黑海海洋划界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中，法院在仔细考察了当事各方争议的各种相关情况后，决定不需要调整法院所画的临时等距离线。
（b）特殊情况对相关情况
50.而且，虽然与领海有关的规则说的是特殊情况，而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有关的规则说的是相关情况，但法院在“格陵兰/扬马延案”中承认它们是完全一样的。法院说：“虽然它是一个在起源和名称上不同的类别问题，但是在1958年《公约》第6条的特殊情况和习惯法中的相关情况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同化趋势，这当然是因为两者均是为了能够取得公平结果。这在海岸相向的案件中肯定特别正确，其中，如同已看到的那样，与第6条的规定一样，习惯法的倾向已经是假定中间线能够初步达到一个公平的结果。在海岸相向的案件中，不论是划分大陆架、渔区，或是一条全方位的单一边界，如果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与公平原则/相关情况规则产生 了几乎一样的结果，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格陵兰和扬马延之间地区的海洋划界案”，1993年国际法院报告，第62页，第56段。）
51.关于什么能够构成特殊/相关情况，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说：“实际上，国家为了保证适用公平程序而可能作出的考虑是没有任何法律限制的……”（“北海大陆架案”，1969年国际法院报告，第50页，第93段。）
52.然而，在“利比亚/马耳他案”中，法院增加了如下警告：“对法院而言，虽然确实不存在一个各种情况的完整清单，但明显的是只有那些同大陆架法律制度有关的理由，以及同大陆架划界适用公平原则有关的理由才能被包括进来。否则，大陆架法律概念本身可能由于引进和其性质相异的理由而被从根本上改变。”（“大陆架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1985年国际法院报告，第40页，第48段。）
53.这对其他的海域而言同样是正确的。这样，尽管生态学特征构成专属经济区划界中潜在的相关情况，但它们在大陆架划界中将不会那么有关。同样的，虽然地质特征与大陆架有关，但对专属经济区划界而言不可能是决定性的。
54.然而，法院在“缅因湾案”中指出，海岸地理将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同样有关。这在划分单一海洋边界时很重要，因为法院在此类案件中的立场是，给予那些由于其中立特质因此最适于在多重目的划界中使用的标准以优先地位。
（c）相关情况——海岸地理
55.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法院遵循其判例，首先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了一条临时等距离线。然后它转而考虑是否应各方提出的各种相关情况要求而调整该临时等距离线。
56.各方提出两个与海岸地理有关的主张。与海岸地理有关的情况包括海岸的构造和长度，以及任何特殊或不正常的海洋凸地的存在，这些无lwxz8.com 北京写作论文疑是最可能导致调整临时等距离线的特殊情况。
57.海洋划界中与海岸地理有关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比例概念。比例基于各方毗邻待划界海域的海岸的相对长度和划界划归各方的海域空间的相对面积。在“北海大陆架案”中，法院将比例描述如下：“按照公平原则完成的划界应在归属于有关各国的大陆架的范围和它们各自海岸线长度间产生的一个合理程度的比例——海岸线的长度按照它们的一般方向测量……”（“北海大陆架案”，1969年国际法院报告，第52页，第98段。）
58.在许多案件中，如“缅因湾案”、“格陵兰/扬马延案”和“利比亚/马耳他案”，法院通过比较各方海岸长度的比率和临时界线划归给各方的海域的比率来考虑临时等距离线的公平性。如果一方的海岸线远远长于另一方，而临时界线划分的海域没有反映出海岸长度的差异，那么法院就修改临时界线以达到一个更加公平的比率，但不需要精确的数学比例。然而，法院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各自区域应当与海岸长度成比例——因为法院已经说过‘对该区域的分配由此是划界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格陵兰和扬马延之间地区的海洋划界案”：丹麦诉挪威，1993年国际法院报告，第67页，第64段）（“黑海海洋划界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2009年2月3日判决，第39页，第122段）。
59.比例的概念还被用来作为海洋划界的公平性的事后验证，即不成比例检验。
60.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卡塔尔主张其长得多的海岸线要求对临时等距离线作出调整。法院鉴于其海瓦尔岛归属巴林的裁决不同意该主张；它不认为各方相关海岸的长度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61.海岸地理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海岸线的构造。例如，在“北海大陆架案”中，被荷兰和丹麦夹在中间的德国海岸的凹陷性质被视为一个相关情况，因为：“当在一个凹形海岸的不同点上画两条这样的［等距离］线，如果该弯曲很明显的话，必然会在离海岸较短的距离上相交，从而使被它们围起的大陆架区域大致成为一个顶点向海的三角形，并且，如同联邦共和国所指出的，把该沿海国同这一三角形以外和以远的其他大陆架区域‘切隔开来’。”（“北海大陆架案”，1969年国际法院报告，第17页，第8段。）
62.法院认为，当各方的海岸具有同样长度时，未考虑这一点将导致不公平。
63.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海岸线的构造同样被视为相关情况。法院在该案中认为，法施特·雅里姆——一个巴林海岸线的遥远延伸，时大部分没于水下，而在其所处区域巴林和卡塔尔的海岸相邻且具有类似特征——如果获得全效力，则会“歪曲边界并有不成比例的效果”。法院说：“由一个时最多只有极小一部分露出水面的远离大陆的海洋凸地造成这样的歪曲将不会导致一个符合上面提及的所有其它有关因素的公平解决。在本案情况下，公平的考虑要求法施特·雅里姆在划定北部界线时不产生任何效力。”（“卡塔尔和巴林间的海洋划界与领土问题案”，实质问题，2001年国际法院报告，第115页，第248段。）
（d）相关情况——划界区域的地貌
64.在“北海大陆架案”、“突尼斯/利比亚案”和“缅因湾案”中，法院每每考虑待划界区域的地貌，特别是查明是否存在任何特征中断了大陆架的连续性。在那些案件中，法院明显认为任何此类的不连续可能与大陆架划界、最终采用的单一海洋边界有关，尽管在那些案件中没有发现此类不连续。
65.然而，法院在“利比亚/马耳他案”中对这一立场进行了保留。该案中，利比亚主张一个海下的断裂区——距离马耳他海岸远远近于利比亚海岸，应被用作利比亚和马耳他大陆架之间的边界线。但是，法院指出：“既然法律的发展使一个国家可以主张属于它的大陆架自其海岸最远扩展至200海里，不论相应的海床和底土的地质特征如何，因此在这个距离之内，无论是要证实有关国家的法律权利，还是要在它们的主张之间进行划界，都没有理由赋予地质或地球物理因素以任何作用。就证明权利的有效性而言，这一点尤其明确，因为 至少就那些位于从相关海岸量起200海里以内的区域而言，通过大陆架而主张的任何海床区域，其权利只依据从主张国海岸量起的距离，而这些区域的地质或地貌特征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样，因为当事双方海岸之间的距离小于400海里，所以没有任何地球物理特征能够位于每一侧海岸量起200海里外，称为‘断裂区’的特征不能构成终止马耳他陆架向南扩展和利比亚陆架向北扩展的根本中断，好像它是某种自然边界。”（“大陆架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1985年国际法院报告，第35页，第39段。）
对于权利的确立不起作用的因素，也没有任何理由应当为划界的目的将其作为相关情况而加以考虑。的确，过去法院曾经承认划界区域的地球物理特征的相关性，如果它们有助于辨认当事双方大陆架之间的分隔线的话。在“北海大陆架案”中，法院说：“考虑该陆架的地质以便发现某些构造特征的方向是否会影响划界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在某些地点，它们清楚地表明了大陆架附属于那个其领土此大陆架在延伸的国家的整个想法”（1969年国际法院报告，第51页，第95段）。
在1982年的“突尼斯/利比亚案”中，法院再次承认“鉴于其在一些情况下作为大陆架权利的证据的重要性，如果地理情况适合，自然延伸的识别在确定公平划界时具有重要作用”（1982年国际法院报告，第47页，第44段），而且法院还曾评论说“海床的明显断裂或不连续”可能构成“两个分离的大陆架或两个分离的自然延伸的界限的无可置疑的显示”（同上，第57页，第66段）。依赖这个判例将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当该判例似乎在划界中赋予了地球物理学或地质学因素某种作用的时候，它在权利制度本身找到了正当理由，这种制度过去往往给予上述因素以一定的地位，但现在就从海岸量起不超过200海里的海床而言，这种制度已经过时了。（“大陆架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1985年国际法院报告。第36页，第40段。）
（e）其他相关情况
66.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巴林主张它对位于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临时等距离线卡塔尔一侧的某些珍珠滩享有历史性权利。法院拒绝将其作为相关情况加以考虑，主要因为证据显示珍珠采集传统上被看作沿岸居民共有的权利，而不受主权控制，而且因为珍珠养殖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停止了。
67.虽然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尚未导致法院对临时划界线作出过调整，但是历史性权利是一个被承认的特殊情况，《公约》在有关领海划界的规定中专门加以提及。然而，关于它们是否存在于大陆架/专属经济区中则是有争议的——后者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被视为公海。然而，在“格陵兰/扬马延案”（丹麦诉挪威）中，“有关居民所进行的不同种类渔业的传统特征”在最终界线的划定中被赋予了一些作用（1993年国际法院报告，第71～73页，第76～78段）。
68.在法院受理的海洋划界案件中，各国曾提出各种各样的其他相关情况。我在本讲座中没有时间对它们一一进行详细讨论，但有必要简单一提。
——渔业：在“格陵兰/扬马延案”中，在划分渔区（现在为专属经济区）时，法院调整了临时等距离线以确保各方对毛鳞鱼种群的公平利用。
——石油矿藏/石油特许权和油井：与对渔业的方法相反。法院在“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中说：“石油特许权和油井本身并不能被视为应当调整或移动临时界线的相关情况。”（“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的陆地和海洋边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诉讼，2002年国际法院报告，第447～448页，第304段）。
——社会－经济因素：法院将只有在划界有可能对有关国家的人民生计和经济福祉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才会将社会－经济因素作为相关情况加以考虑，如“缅因湾案”的情况。在其他案件中，法院的立场是，划界不应受有关两国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影响，例如“利比亚/马耳他案”。
——安全：在“格陵兰/扬马延案”和“利比亚/马耳他案”中，法院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安全可能是有关的考量，但只有当划界线十分靠近一国海岸的时候。
八、划界的起点和终点
69.相邻海岸间的海洋划界的起点一般是两国之间位于低潮标的陆地边界。然而，在陆地终点不确定的情况下，法院曾在向海不远的距离确立海洋划界的起点（参见“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判决，第310段），而将陆地终点的确定问题留给有关国家通过外交解决。
70.相向海岸间的划界最好界定为有两个终点。关于终点，法院的主要实践是划分直到200海里的单一海洋边界、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或是直到第三国的权利可能受到影响的点。
71.关于第三国的权利可能受到影响的点，法院的判例中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不确定划界终点，而只是指出该线的延伸方向，直到第三国的权利受到影响的点（参见“卡塔尔诉巴林案”，2001年国际法院报告，第222～223段；“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2007年判决，第319～320段）。该方法的优点是，它确保当与该第三国达成协议时该地区将有一个完整的划界，而该第三国的权利也不受法院的影响。
72.第二种方法是在第三国所提主张的界限截断该线（参见“利比亚/马耳他案”，1985年国际法院报告，第26～27页，第22段）。该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它可能导致对法院管辖权的决定由第三国掌控并取决于该国主张的危险局面（参见Y. Tanaka,“Predic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2006, p. 244）。
九、结论
73.总之，法院的判例已经演变。目前它为海洋划界确立了一套统一的主要步骤，无论是有关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划一条单一的海洋边界。这些步骤如下：
——通常，法院必须首先考虑是否海洋划界的任何部分已经是各方之间的正式或默示协定的对象——如果是，那么法院绝不能影响该部分划界。
——然后法院必须确定划界的相关海岸，以及确定用来构建临时等距离线的基点。基点的选择应完全在法律的基础上作出，至于任何从该选择中产生 的不公平则将在以后阶段处理。
——在绝大部分案件中，然后法院将着手画一条临时等距离线（除非特殊/相关情况要求适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然后法院将考虑，鉴于许多特殊/相关情况，是否需要调整该临时等距离线（或选择的其他线）以便划界取得公平解决。与海岸地理相关的情况（特别是海岸线长度、海岸线形状和岛屿的存在）是这里最为有关的。然而，法院也可能考虑许多其他情况，例如历史性权利、社会－经济考量、自然资源的分配、安全以及各方的行为。
——法院可以适用不成比例检验来事后验证修改后的划界线是否公平，以及如果不公平，作任何必要的进一步修改。
篇10
只要国家间有商事交往,就会有调整这种商事交往关系的法律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商法是随国家间商事交往的产生而产生的,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排它性。意大利在中世纪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商法,被称之为“商人法(LawMerchant)”。它包括商事合同、汇票、海上保险、破产等,尤以海商法最为发达。这种商人法后来随世界贸易中心转移至大西洋沿岸,波及法国、西班牙、荷兰、德国及英国。商人法的典型特征就是国际性(相对于一国而言)和自治性(纯粹为商人间的习惯约束规则,强调契约自由、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
17世纪以后,欧洲大陆各国相继形成了中央集权,欧洲各国便以立法的形式调整各种商事关系。这种法律具备了国家强制性因素,但它们一般也参考吸收了上述商人法的一些内容。在此基础上,大陆法系逐渐形成。随着商事活动范围扩大和复杂化,大陆法系国家制定了很多单行商事法规。此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美国和英国形成了所谓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抗衡,使得国际商法的定义和处理难度加大。
总体来说, 20世纪以前,国际商法基本上局限为国内法或区域习惯法。因此,这种状况不利于科学技术所能提供的商事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于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民间或政府组织间的国际组织便致力于制定统一的国际商法或编纂统一的国际商法惯例,而且,这种统一的趋势在加强。
当然,还应看到,全面统一国际商法,短期内是不大可能实现的。这是由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各国经济发展背景及文化差异等因素决定的。发展中国家有相当一部分,不仅有适用国内和涉外两套不同的商法,而且希望将国际经济新秩序原则注入到国际商法中;发达国家则仰仗其财力、物力,竭力地要他国放开市场,在商法中引入表面上看来平等的“自由开放”、“国民待遇”原则。此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仍然常常存在很大分歧。上述诸多因素都给国际商法的进一步统一带来了难度,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难题呢?国际电子贸易(EDI)的产生和进一步扩大,有可能促成国际商法的统一。
二、EDI简述
EDI是英文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的缩写。关于EDI的定义有多种,对EDI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关于EDI的严格定义应该是这样的: EDI是使用统一的标准编制资料,利用电子方法,将商业资料由一立的电脑的应用程序,传送到其他的独立的电脑的应用程序。在这个定义中,有三点是非常关键的:(1)用统一的标准编制资料; (2)利用电子方法传递; (3)是独立的电脑的应用程序与其他电脑的独立的应用程序的连接。
EDI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所有相关部门、公司的电脑,能识别和处理商业单据; (2) EDI是用电子方法传递商业资料。这就有别于传统的传递方式;(3) EDI是电脑应用程序之间的连结,这就使EDI能完成以贸易为中心的全部业务过程。正是由于以上三点,使EDI区别于传真、电传、电子邮件和中介交换等传统的贸易方式。
EDI的想法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引进美国运输业。1968年美国运输业的许多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开发电子通讯标准的可行性,这个委员会就是TDCC (Transportation Data Coordinating Committee)———运输数据协调委员会。TDCC摘出的方案形成了当今的EDI的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 EDI的研究进入银行的支付系统。稍后,美国的医院供给网、铁路业等均使用EDI进行商业、行政和日常工作。此后,其他国家纷纷加入,使用EDl广泛地进行商务活动,到今天,应该说EDI成为当今商务活动一个必不可少且越来越重要的商务手段。
三、EDI将促成国际商法的统一
EDI的出现和进一步>！
(一) EDI呈加速发展的势态,即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
由于EDI的重要性日渐显着, EDI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运用也日益广泛。据统计, 1992年仅美国采用EDI进行交易的国际贸易额就达2亿美元。1995年,在全球范围内应用EDI进行交易的公司达到40万家,其中欧洲占35%。环太平洋地区各国公司之间的单据传递,一半是用EDI方法进行的。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显示,通过EDI的商业的营业额, 1997年达到500亿美元,预计到2005年,这个数字将会超过5000亿美元,将达到全球贸易总额的80%。是什么原因促使EDI的发展如此之迅速呢?主要是由于EDI与传统的贸易方式相比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1)减少了不确定性。在传统的以纸张单据为基础的贸易业务过程中,由于邮寄和处理的延误等原因,使贸易双方在预定的时间内不能有效地完成贸易过程。而EDI则能有效、及时、准确使贸易双方完成贸易过程。(2)省力。有关信息只需输入一次,进入EDI以后即可自动处理,这样就节省了重复录入数据的工作量,城少职员的工作量,节省了费用。(3)开辟了全新的商务方式。EDI不但可以用于国际贸易中的数据通信,而且可扩展到飞机订票、旅馆订房、订车等各种业务,甚至扩展到医院和其它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