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表明，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亿，其中青少年网民（19岁以下）约占全体网民的23%，达1.6亿。而网络空间近年来又与青少年犯罪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广大家长和社会公众极为关心的社会问题。

上网时间过长，容易接触不良内容，玩网络游戏没有节制，到了沉溺、不能自拔的程度，这些现象构成了家长们颇感头痛的“网络沉迷”问题。对此，这份送审稿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采取技术措施，限制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游戏时间和单日累计时间，禁止未成年人每日0-8时使用网络游戏服务。这一规定被网友戏称为“网络宵禁”，一时间，“网络宵禁”该不该施行，能否起到效果，这些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实，如何在网络空间里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意义上的保护，已经不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几乎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因此，这些规定首先体现出了“宣言”的姿态，就是要把对青少年遭受网络的不良影响程度降到最低。其中，“不得在网络空间展示可能诱导未成年人实施暴力、欺凌、自、自残、性接触、流浪、乞讨等不良行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威胁、侮辱、攻击、伤害未成年人”，“发现网络欺凌的”的组织和个人“负有救助义务”。这些原则性的宣誓和表态，显然是针对当下网络空间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要求。

此次制定条例在宣誓原则性问题之外，还要构成一种“技术要求”，即要实现对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和网络游戏运营商的技术性约束，达到对青少年进行保护的目的。比如，此次征求意见中，很多人最为担心的是“网络宵禁”能否实现，规定中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网络游戏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进行注册，有效识别未成年人用户，并妥善保存用户注册信息。”但对于沉迷网络游戏的孩子来说，包括一些唯利是图的网吧经营者，会对这样的“技术障碍”望而却步吗？比如，忽视上网者的未成年人身份，或者提供虚假信息“掩盖”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真实情况。而一旦无法对青少年上网进行有效识别，“宵禁”又从何而来呢？

一直以来的担心，未能消除的疑问，并未随着法规的即将推出而风平浪静，反而在疑云之下，产生了更多的忧虑。青少年上网从教育问题、成长问题、家庭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就考验着社会治理者、学校、家长等各方面人士的应对智慧。如同大禹治水的传说一样，是“堵”还是“疏”，与其严防死守地看管孩子不使用网络、不上微信和不接触网络游戏，不如进行有效引导。未成年人自控能力弱，很多人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甚至通宵达旦、夜不归宿，而网络游戏供应商、网吧经营者又可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有意忽视未成年人的沉溺现状，放弃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牵涉到千家万户的社会难题。此次送审稿能以“网络宵禁”来回应和规范这一现象，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一个送审稿不可能包罗万象，总会有各方面的缺憾和不足。比如，有专家认为，呼吁了多年的对影视剧和电视播出节目的“分级管理”，是否可以借用到网络空间。网络内容尤其是网络游戏可以通过“分级制度”避免青少年接触不良内容。没能在此次送审稿中涉及“分级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缺憾。此外，虽然规定了社会和个人关注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问题，但什么是“网络欺凌”，怎样认定和处置“网络欺凌”，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之处，在实践中会遭遇“缺乏可操作性”的疑问。

篇2

为丰富全市未成年人暑期生活，促进广大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新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市科协等部门决定在全市组织开展2017年度“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宗旨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立德树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中国梦”学习教育、文明礼仪养成教育活动为主线，以“七彩夏日，快乐成长”为主题，遵循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精心组织开展益德益智、丰富多彩、深受未成年人喜爱的暑期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在暑期活动中拓宽视野、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快乐成长，争当品德高尚、富有理想、快乐健康、全面发展的新一代xx人。

二、活动安排

1. 我是“梦想”小使者——“践行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各地各部门要通过绘画、演讲、歌咏、征文、座谈、微电影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内容，发动广大中小学生讲述、描绘自己亲历亲见的“中国梦”，树立以实干兴邦精神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6月－10月，市教育局、文明办、文广新局、共青团、妇联、新华书店等单位组织开展“阅读文化经典，建设书香校园”xx市第四届中小学生读书节活动；我市将组织小学和初中代表队于7月下旬参加在南京举办的全省青少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景剧大赛；今年是建党96周年，为了进一步培养少年队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怀，7月1日，市文明办、教育局、文广新局将举办“童心向党、校歌嘹亮”中小学生合唱比赛；市关工委依托校外辅导站开展“学史立志，崇德向善”主题教育活动；如皋市开展“走进纪念馆，走近历史”系列活动和“奔跑吧，少年”——重走路闯关比赛，引导未成年人传承和弘扬精神；xx长少年素质教育实践未成年人开展“寻根之旅”夏令营和军事夏令营；启东市举办“闪闪红星照我心”的演讲比赛；崇川区组织开展少年特种兵等暑期训练营，锤炼青少年学生的意志品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2. 我是美德小标兵——“雷锋精神我传承·文明礼仪我行动”暑期实践活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结合《江苏省未成年人文明礼仪规范》内容，引导未成年人学雷锋、树美德，积极参与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博场馆要招募一批小小志愿者参与场馆的管理、服务工作，并做好相关培训。各地各单位要把文明礼仪养成教育作为暑期实践活动的重点，采取多种形式，创设、整合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引导未成年人争做“文明小义工”“爱心小天使”，培养良好道德习惯。8月，市文明办、教育局、关工委等部门组织开展“美德少年、三好标兵”公益夏令营；xx博物苑在暑假期间开展小小讲解员培训与志愿服务活动；海安县举办“文明礼仪进社区”专题讲座，用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八礼四仪”基本内容；如皋市组织开展“暑期小岗位，接轨大社会”系列活动，引导未成年人积极参与暑期岗位体验，培养社会责任感。

3. 我是文化小达人——“经典浸润心灵，艺术启迪人生”，开展未成年人经典诵读、诗教乐教活动。依托各级各类校外活动阵地，围绕传统节日，以“童心里的诗篇”创作征集活动为契机，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诗教乐教活动。市文明办、教育局、文广新局、团委、妇联、关工委、科协等单位联合举办xx市“七彩的夏日”启动仪式暨“游览之礼”示范观摩活动；暑假期间的每周六下午，市少儿图书馆举办“苗苗悦读坊”，带领孩子们倾听绘本故事，感受阅读的快乐；xx慈善博物馆、江海小记者总站组织江海小记者开展电影之旅、名师大讲堂等系列活动；海门市举办“我是小小弘謇人”经典诵读活动；启东市组织开展“文明伴我行，城市美如画”墙体绘画征集活动；通州区开展“阅读越美”之“朗读我能行”暑期擂台赛，培养未成年人主动读书、喜爱读书的学习习惯；港闸、崇川、如东县、开发区等地将组织开展青少年文艺汇演、征文活动、演讲比赛等。

4. 我是科普小能人——未成年人科学素养提升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2017－2020年）》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在未成年人中广泛开展暑期科普宣传、探索研究、体验实践等活动，引导未成年人体验科学，增强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暑假期间，xx博物苑组织开展生物大讲坛、“健康哥哥”等系列活动，带领青少年多识花草虫鱼鸟兽，学习自护自救方法；7月，xx科技馆组织开展机器人夏令营活动；海安县妇联、福缘志愿者服务队、xx大学杏林学院联合开展杏林艺术文化科普行，面向留守儿童和孤儿开展“我爱科普”知识宣讲和实验制作等系列活动；海门市科协举办农场体验活动，走进自然、亲近自然，为未成年人搭建科普课堂；通州区科协举办流动科技馆巡展，让科普展品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激发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崇川区举办“魅力崇川，创新领航”科技夏令营。

5. 我是“阳光”小模范——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和成长关爱系列活动。以县（市）区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各乡村学校少年宫、校外教育辅导站等为依托，继续组织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千场宣讲活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实施《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广泛开展未成年人自护教育、心灵呵护和针对留守流动、孤残儿童等特殊未成年人群体的关爱行动。xx市妇联、文明办、教育局等单位组织开展关爱留守流动儿童“共享·快乐·平安”主题夏令营；暑假期间，以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专家志愿者为主体，将走进部分社区，对广大市民和青少年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宣讲，还将举办“心灵成长”学生团辅夏令营；市互联网协会、港闸区互联网信息中心联合开展“指尖少年，阳光成长”青少年网络素养提升工程活动，进行网络文明教育宣讲和捐赠活动；海安县将举办“心海护航”——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三巡”活动；如东县组织贫困生和留守儿童外出研学，并开展公益兴趣培训夏令营等活动；海门市文明办、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组织“心理阳光工程”进社区团体辅导活动；启东市结合“走帮服”活动开展“太阳花”困境儿童关爱行动，围绕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赠等开展关爱帮扶活动。

三、工作要求

1. 加强领导，广泛发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真正做到思想重视、经费保障、责任落实，形成市县联动，覆盖城乡，惠及全市未成年人的工作布局。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社区工作者、“五老”人员、社会志愿者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主动参与和组织未成年人社会实践活动。要善于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益性文化阵地等各级各类校外活动场所的作用，不断拓展未成年人暑期活动的空间。

篇3

[关键词]儿童参与权；儿童参与；家庭参与

一、引言

儿童参与家庭生活是儿童参与权实现的坚实内容。为了确保儿童在家庭中的权利，除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CRC)的相关条款，一些国家的法律条文也做了明确规定。例如，西班牙对儿童的法律保护条款第9条提出，儿童在家庭中享有被聆听的权利。而《欧洲的儿童政策》第4条指出儿童作为有权利的个体，应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家庭和社会事务(Ochaita等，1997)。欧洲儿童权利实施公约(2001)要求签约国赋予儿童在家庭程序中的程序权，包括让有充分理解能力的儿童获得相关信息、得到咨询、发表意见、就相关决策可能的结果得到解释的权利等，儿童也有权申请特别的监护人代表他／她自己的意见等。

儿童参与家庭生活是为儿童参与社会生活做好准备(Tomanovic，2000)。如果儿童在家庭生活中决策都很困难，那么在影响儿童生活的重大决策方面以及发生危机时就更加困难了。家庭是对儿童影响最早、影响时间最长的社会子系统，对儿童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家庭活动等都会影响到儿童各方面的发展。例如，家务活动的社会化价值有助于儿童责任感的发展，有利于儿童的成长与自主(Cohen，2001)。家长认真聆听儿童的声音，在儿童早期就让儿童合理的选择可以使儿童对自己的意见和人际关系更自信(Faber，1995)。让儿童参与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法(Gordon，1970)，实施更民主的家庭决策(McGinnis&McGinnis，1982)会使儿童更有效地准备好发表自己的意见，做出选择，并支持他人也这样做。儿童不是被动的受影响者，相反是家庭的能动成员，与家庭成员相互作用影响。儿童参与家庭生活和决策，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和谐，也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和社会化。因此，家长除了照顾和保护孩子的主要责任外，也需要注意发展孩子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在家庭及其他社会领域中的角色价值观存在极大的文化差异。讨论儿童参与权时，许多研究表明家长的看法举足轻重，因为家庭中一般由家长来决定儿童权利能否实现(Ruck等，2002)，家长是儿童利益在公共领域的全权代表，这种现象在工业化国家非常明显。文化差异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强调独立或相互依存方式的程度不同。在一种强调独立行为方式的文化中，儿童的自主和自足是受到重视的。与此相反，在重视相互依存的文化环境中，强调的是合作、顺从、非独断、对群体和家庭的忠诚(Prout，2000)。所以，家长如何看待儿童参与权将决定着家长如何来权衡养育儿童和发展儿童自主意识的关系，也影响到家庭中儿童参与的实现情况。国内近年来开展了关于如何实现儿童参与权的一系列讨论或活动，儿童和公众初步认识了儿童参与权。但是，如何促使儿童参与权的实现，尤其如何提高家庭的功能，为儿童构建良好的参与环境，还需要结合我国社会文化的特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验，提出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方案。因此，本研究将对上海市的家长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家长对儿童参与权的看法以及儿童在家庭中的参与情况，推进儿童参与观念在家庭中的树立，提高家长和儿童对儿童参与的认识，确实推动儿童参与权利的落实，促进上海市儿童与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

二、调查方法

(一)调查问卷

课题组在查阅文献和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基本信息包括家长的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等；项目信息涉及家长对儿童参与权理念的理解及态度，儿童在学校、家庭和社区三个领域的实际参与状况，家长对儿童参的看法和建议。题型主要是单项选择题，还有少量多项选择题和开放问题。

(二)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上海市1083名中学生家长，其中初、高中各三所。共收回问卷1183份。样本基本情况为：父亲占43．5％，母亲占56．5％，性别比率适中。年龄分布情况依次为40-45岁(47．1％)、35-40岁(23．82％)，45-50岁(21．5％)。学历以高中或中专最多(36．6％)，其余依次为大专(22．1％)、大学本科及以上(21．7％)、初中及以下(19．7％)。职业分布情况依次为职员(如公司职员、售货员、服务员)(30．5％)、专业人士(如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科研人员)(20．8％)，企事业管理人员(如公司经理、厂长)(13．8％)、工人(14．1％)和农民(3．2％)。

(三)调查方法

家长问卷由各班主任讲清调查目的、意义、方法和注意事项之后，让学生转交家长填写，次日收回。

三、结果与分析

(一)家长对相关法律和儿童参与的了解状况

1．家长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状况

与儿童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和CRC，分别涉及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调查结果显示：家长知道最多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86．9％)和《未成年人保护条例》(73．9％)，其次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46．9％)，最少是CRC(29．1％)。

我们将家长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分为五级：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不太了解、不了解。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了解程度呈正态分布(见图1)，说明大部分家长对这两个法律的了解程度一般，非常了解和不了解的人数都很少；家长对CRC的了解程度呈偏态分布，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家长较多(52．2％)。

家长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的途径大致是通过媒体(如读报、读杂志或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等)，占75．8％；其次从亲人或其他人那里听说的(13．1％)；参加各类培训(8．5％)及其他(2．7％)。另外，家长的学历与其对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的程度呈正相关，这说明家长学历越高，对相关法律和理念的了解相对越多。

2．家长对儿童参与的了解状况

调查显示：家长对儿童参与权的了解也呈偏态分布，51．2％的家长听说过或者知道儿童参与权，其中，只有12．7％的家长认为他们了解或非常了解儿童参与权，约38．5％的家长表示了解程度一般，表示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有46．9％(注：1．9％为缺损)。可见，家长对儿童参与权的了

解总体上不够深入。家长了解儿童参与权的途径主要通过媒体(74．9％)；其次是从亲人或其他人那里听说(14．4％)，与CRC的了解途径相似。

我们将儿童参与方式分成五个等级：(1)由成人决定并指派儿童参与活动；(2)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但成人没有采纳；(3)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并得到成人的采纳；(4)儿童提出活动建议，和成人一起做出决定；(5)儿童自行组织活动，并邀请成人参与。从1至5的递增表明儿童参与程度不断增加。对于“什么是儿童参与”，家长选择最多的是“儿童提出活动建议，和成人一起做出决定”(4)(56．7％)接着依次为“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并得到成人的采纳”(3)(53．2％)、“儿童自行组织活动，并邀请成人参与”(5)(37．6％)、“由成人决定并指派儿童参与活动”(1)(20．4％)和“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但成人没有采纳”(1)(12．8％)。

(二)不同领域的儿童参与状况

1．家庭领域

调查问卷将与儿童相关的家庭领域分为四种：教育决策(如学校选择)、个人生活决策(如购买与儿童有关的物品)、家庭生活决策(如购买家庭用品、家庭的娱乐活动)以及家庭重大决策(如购房、搬迁)。对于儿童是否可以参与到这些方面，家长看法各不相同，72．7％的家长认为儿童可以参与到教育决策中，79．6％的家长认为儿童可以参与到儿童个人的生活决策，55．8％的家长认为儿童可以对家庭生活的决策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参与进来，而在家庭重大决策上只有28．5％的家长允许儿童参与。

家长对儿童参与家庭领域的看法如下(见图3)儿童在个人生活和教育决策的参与程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儿童在家庭生活决策的参与程度呈现正态分布，儿童在家庭重大决策的参与程度呈现逐步递减趋势，50％左右的家长认为儿童可以以第三和第四种方式参与，40％的家长认为儿童可以采取第一种方式参与。

注： 1．由成人决定并指派儿童参与活动；2．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但成人没有采纳；3．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并得到成人的采纳；4．儿童提出活动建议，和成人一起做出决定；5．儿童自行组织活动，并邀请成人参与。以下同。

2．学校领域

调查问卷把学校领域中的儿童参与分为四种：课堂学习、班级管理(如班级选举)、学校社团和各类文娱活动(如乐团)以及学校管理(如学生评议、校纪校规的制定)。从家长对儿童参与学校活动的现状和期望比较(见图4)来看，两条趋势线几乎呈现平行，家长对四大学校活动方面的期望值明显高出现实状况，高出9-19％，说明家长对现在学校各种活动中的儿童参与现状与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差距。大多数家长认为儿童可以参与到课堂学习、班级管理与学校社团及各类文娱活动，但参与学校管理的支持均低于其他活动，现状和期望值都低于其他方面。总体上，大部分家长(约89．1％)表示支持儿童在学校中多参与各种活动。

相对于家庭中参与的情况，儿童在学校中的参与程度相对低一些(见图5)在课堂教学、学校管理和学校社团和文娱活动中，儿童的参与方式依次为第一、三、四、五、二种方式；班级管理中，儿童的参与方式依次为第五、三、四、一、二种方式。

3．社区领域

调查问卷将社区活动分为公益活动、文娱活动和宣传活动。从家长赞成儿童参与社区活动的比例来看，依次为公益活动(72．2％)、文娱活动(41．5％)、宣传活动(39．7％)。儿童在社区公益活动、文娱活动和宣传活动中的参与方式十分相似(见图6)，也就是说社区各种活动中的儿童参与情况基本相同，近70％的社区活动是事先由社区组织者安排好活动计划，再将活动任务分配给儿童(第一种方式)。相对于家庭和学校领域的儿童参与情况，儿童参与社区活动的总体情况不佳，儿童的自和决定权相对很少。

(三)儿童参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比较

从以上分析可见，不同领域和同一领域不同活动中的儿童参与方式不同，于是，我们进一步对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个领域中的参与进行比较(如图7)。

图7显示：家庭中儿童参与的程度最高，只有15％是由家长安排活动，其次是学校，有40％有教师安排活动，社区参与程度最低，超过60％的活动由成人安排；另外四种实质性参与形式的分布趋势类似，顺序依次均为第三、四、五、一种。

(四)儿童参与的合适年龄

就儿童从什么年龄开始可以参与到各个领域的决策问题，调查问卷作了开放式提问。结果发现(见表1)：家长认为儿童参与各种领域的平均年龄在12-13岁；但多数家长认为儿童在18岁可以参与家庭决策，6岁参与学校决策，16岁参与社区决策。

四、讨论与启示

(一)家长对CRC和儿童参与权的理解有待深入

调查结果显示，约一半的家长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媒体)了解CRC和儿童参与权，表明家长还是比较关心与儿童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权利。近年来，上海在宣传、落实和发展儿童参与权方面已经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上海市妇联及其下属机构多次组织儿童参与权的培训，这些活动让许多从事社区儿童工作的人士了解儿童参与权。但是，有关培训活动较少直接指向家长，所以家长很少能从培训中对《儿童权利公约》和儿童参与权得到深入了解。家长对儿童参与形式的理解也存在一定差异。从家长了解儿童参与权相关信息的途径分析来看，家长主要通过媒体(报纸、杂志或电视、广播、网络等)获得儿童参与权的相关知识，其他途径起的作用很小。

为了推动儿童参与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家长对儿童参与权了解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展开工作：第一，继续利用各种媒体进行更广泛的宣传，从广度上扩大家长对儿童参与权的了解。第二，借助社区资源，针对家长群体，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例如，家庭教育巡回报告、周末家长课堂、编印和分发家长教材、社区亲子活动等。这样，既能扩展家长对儿童参与的了解范围，也能加强家长对儿童参与的了解深度。

(二)家长支持和儿童参与

成人(包括家长)的赞成和支持儿童参与各种领域是儿童参与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问题。父母对儿童成熟的要求和家庭的温暖支持能够提高儿童的参与，而父母的控制则会减少儿童的参与(Gauvain&Susan，2000。西班牙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儿童在家庭中的参与程度越来越深，主要是因为西班牙父母的养育风格变得越来越有参与性，越来越民主(Alberdi，1995)。在我们的调查中，虽然上海的家长对于儿童参与权的认识不够深入，但在问及三大领域中儿童应该参与哪些活动时，大多数家长表示儿童应该参与不同领域的各种活动。有些领域(如学校)中，家长对儿童参与的期望高出现状，这说明家长对儿童参与的现状并不满意。

对于如何促进儿童参与，家长们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1)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多宣传

儿童参与理念；(2)学校、家庭和社区应该组织一些合适、具体、有针对性、多样性的活动，允许儿童尽可能多的参与活动的组织和策划；(3)培养儿童的参与意识以及独立自主的能力。这些都说明，家长已经认识到儿童参与对儿童的成长有积极的作用，也意识到要为儿童参与提供一个更为合适的环境。根据家庭、社区和学校三个领域中儿童参与情况来看，家庭中儿童参与情况最好，进一步说明了家长已经在日常生活中重视儿童参与。

我们的调查也证实，要推动儿童参与行动，家长的赞成和支持非常重要。家长的赞成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儿童参与的了解，因此，借助社区和学校对家长进行宣传和培训是必要的。

(三)儿童参与和成人的责任

根据对家庭、学校和社区三大领域中儿童参与情况分析发现：不同领域儿童参与的方式不同，同一领域中的不同方面儿童参与的方式不同，而成人支持儿童参与的程度也不同。目前，家庭中儿童参与情况最好，其次是学校，最后是社区。调查也表明，家长认为儿童参与的现状不够理想，期望儿童参与得更多。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多数家长认为儿童可以参与的实际年龄偏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那些年龄虽小但有主见能力的儿童的参与机会。对参与年龄的高估说明的可能是家长对儿童自主能力的低估，也就导致家长在决策过程中，以保护或代劳等理由，限制了儿童的自主机会。

儿童参与的意识随社会发展逐渐提高。一些研究和实践支持了儿童参与的可能性。Morrow在1998年的调查中显示，儿童意识到家庭中的决策可能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但一些儿童认为自己能在家庭中发表意见，即使很年幼的儿童也能理解并讨论关于“权力”的问题。父母倾向于将个人事务(如发型和衣服的选择)看作是儿童个人的选择而不应有父母决定(Smetana&Asquith，1994)，但父母可能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容易忽视或否定儿童参与的能力。1994年和1996年的欧洲议会会议上，儿童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也表达了他们想要积极参与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热情(Ochaita，etal.，1997)，这说明了儿童参与实现的可能性。2004年，上海市人大在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时，参与讨论的青少年发表意见踊跃。我们注意到，儿童虽然有参与的能力，但需要成人的认同和支持，因此，成人有责任让有主见能力的儿童能参与社会生活。

篇4

最新2021年学校消防安全活动总结

为了进一步强化师生消防安全教育，贯彻落实教育局文件《关于在各县学校组织开展安全知识宣传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活动的通知》有关精神，强化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师生应急自救能力，提升抗击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能有组织、迅速地引导学生安全迅速疏散。我校全体师生于20xxx年年1月22日下午进行了全校性的消防应急疏散演练。从撤离命令到全体师生全部撤离到指定的安全位置，用时1分10秒，演练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了今后安全管理工作的长期性和有效性，现将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演练活动组织到位。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落到实处，学校领导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亲临指导、参与，学校政教处认真细致地制定此次演练活动方案，并通过班主任会、班会、课间操进行动员，明确各自的职责要求，班主任举行班会进行指导要求。全校师生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并抓住这次演练机会，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筹划缜密，演练方案安全可行。

为了确保消防安全疏散演练顺利进行，学校政教处拟定了“元门乡中心学校消防安全疏散演练方案”，并在方案中就演练的时间、地点、内容、对象都作了具体的说明。为了确保演练活动按方案顺利进行，演练活动领导小组在演练的前一天又亲自通知班主任和疏散教师，进一步明确疏散集合地点、疏散顺序和注意事项。要求班主任教育学生，听到总指挥的宣布后，全校师生必须服从指挥，听从命令，立即快速、安全进行疏散；不得拥挤、推搡，不得重返教室，更不得喧哗、开玩笑；如发现有人摔倒，应将其扶起，帮助一起逃离危险地。要求各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到达规定的位置，完成各自的任务。

三、师生参与，演练效果呈现良好。

1月22日下午，班主任和疏散老师各就各位，广播响起报警消防信号，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用手捂住口鼻，弯腰有秩序地迅速撤离。到达目的地，各班班长马上清点人数，报告主任。然后各班在操场集合，王燕燕校长就此次疏散演练的成功和不足做了总结：此次活动，学生从教室撤离到操场安全区只用了约1分10秒，演练按方案进行，整个演练过程既迅速而又有条不紊。此次安全疏散演练，增强了师生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以及在突发性灾害发生时的安全防范应对能力，逃生能力，使学生们树立起以“安全”为主的自我保护意识，圆满完成了整个演练活动，达到了预期目的。

四、取得的成效

1、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有所增强，对消防安全常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对抗击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有所提高，全校绝大多数班级能有组织、迅速地引导学生安全疏散，对今后应付突发事件很有益处。

3、演练过程中，学生的遵守纪律观念、“一切行动听指挥”观念经受了考验，班集体荣誉感得到了升华。

4、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应变能力也受到了锻炼。

最新2021年学校消防安全活动总结

为贯彻落实xxx市教育局、公安消防支队《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的通知》（【20xx】96号）文件精神，中心学校于9月5日召开了校长办公会，在会上xx校长亲自带领大家学习文件，对新学期安全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和周密安排。会后，全镇各中、小学和中心幼儿园，迅速传达了中心学校校长办公会的会议精神，成立以校长（园长）为第一责任人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新学期安全工作重点，积极开展了消防疏散逃生演练、安全隐患排查、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宣传周、法制教育宣传教育开学第一课等安全教育系列活动。现将我校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工作总结如下：

一、成立组织，强化责任意识

初中以校、小学分学区和中心幼儿园均成立了以校长、园长为第一责任人的安全教育领导小组，成立了以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副园长）或主任为直接责任的工作小组，具体进行安全教育工作开展。这样，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分工具体。各校成立了校长、班主任分级包干的安全责任制。

二、营造氛围，突出重点内容

全镇各校开学初就将安全法制课排上课表，落实上课教师，要求教师撰写安全教育教案；各校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每天对全校师生进行安全教育宣传，通过板报、橱窗、张贴标语等形式，营造人人重视安全教育、校校重视安全教育的良好氛围。通过这些形式突出开学初期安全教育的重点内容：开展消防防疏散逃生演练、安排好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宣传周活动、上好法制教育宣传教育开学第一课，认真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三、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为把安全教育工作做到位，为将各项活动开展落到实处，中心学校于9月10日由中心学校校长、副校长、校务委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4个检查小组，深入到全镇2所初中、三所完小、村小和教学点、中心幼儿园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检查组每到一所学校通过听汇报、实地查看、访问学生等方式深入细致的排查学校安全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如实记录，要求限期整改或及时整改。

第一组组长校长来到土桥小学实地查看时，发现未用的篮球架横放在操场中间给师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胡校长带领检查组成员和学校老师亲自动手，将篮球架搬至安全的地方。这样就及时排除了安全隐患。其他各组也是如此，发现安全隐患，能现场整改的就及时整改到位，不能及时整改的，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间，填写《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追踪登记表》，学校责任人在登记表中签字明确责任和整改要求。

四、开展活动，确保生命安全

全镇各校新学期开学后，积极组织开展安全教育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多彩的活动不仅能让师生的安全意识得到增强，而且让师生在丰富的活动中增强了安全法纪知识，为保护生命安全习得了很好的方法。

1、由当地消防大队配合，为师生上开学第一课，作一次消防知识专题讲座。9月18日，该校还开展了师生安全逃生演练活动，师生在活动中充分认识安全逃生的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学校于9月3日——9月9日开展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宣传周活动，学校召开教职工大会，各班召开主题班会，采取不同形式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安徽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各班还以此次活动为主题出了一期内容丰富的黑板报，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生命保护意识。

2、xx初中采取灵活多样色形式组织学生观看了《开学第一课》：布置学生于9月2日晚上20时～21点30分在家观看中央电视台的《开学第一课》节目；组织各班于9月3-5日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在学校多媒体教室观看网络重播节目；组织学生撰写观后感，各班于9月10日班会课，评选出其中的精彩文章并予以展示。学校把9月3日-9月7日这一周作为安全法制宣传教育周，利用班会课开展安全法制教育，教师上课提前些好教案并交学校存档，布置了安全法制教育作业，老师及时批改后上交学校存档。

3、中心幼儿园于20xx年9月12日特别组织全体师幼进行了消防演练活动。活动前，园领导对全体职工进行了消防知识培训，消防负责人作了有关消防用具的介绍与使用，同时制定了详细的演练方案，安排好各班老师对幼儿进行了精细的安全教育活动，使幼儿更进一步地了解到火灾的危害、火灾中自救逃生的注意事项和技巧，以及出现特事特办的处理方法。演练中，各班级配合协调，忙而不乱，幼儿在演练活动中守纪有序，活动效果很好。这次演练，提高了教师和幼儿应对火灾的.能力，得到了幼儿家长的好评。该园将九月定为安全教育月，以“消防安全第一课”为活动载体，制订了《白帽中心幼儿园疏散演练方案》和《疏散演练应急预案》，详细地安排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安全主题教育活动：园长亲自主讲了一堂消防常识课，对家长进行了一次消防教育，对教职工进行了一次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培训。这些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广大教职员工对消防知识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安全责任感。

最新2021年学校消防安全活动总结

xx镇中心中学始终把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做为学校重要工作，消防安全关系到学校财产安全和教师员工的生命安 全。

在接到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开展学校消防安全大检查的通知后，中心中学学校非常重视，立即召开校长会，传达通知精神，胡校长要求各学校不要有丝毫懈怠与麻痹思想，各校要对本单位进行消防安全排查，学校校长做为学校安全第一责任人，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工作方法，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将事故隐患减少到最低，最大可能的提供安全保障，确保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不受影响。

各校在召开中层领导会议后，及时安排部署了消防安全工作，对消防工作进行了层次分解，明确责任。学校团队辅导员早上利用升旗仪式对学生进行了消防安全教育，要求学生在校内外不玩火，安全用煤;不玩电，不接触裸露的电线和电器开关等。利用黑板报进行了防火防触电的安全专题教育。各校总务处、班主任及时对教室、走廊等地方的电线、电器、教学设备进行了一次排查，发现破损的插头插座及时更换。对各功能室消防设施(灭火器等)进行了检查。各校各班级开展以防火防触电为重点的安全宣传教育，在班会上以安全教育为主要内容。通过学生向家长宣传防火防电的重要性，提醒家长做好家庭防火防触电等安全工作。

各校均于本周开展一次以消防安全为主的安全预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篇5

鹤城区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2006年6月）

自实施《鹤城区妇女发展规划》和《鹤城区儿童发展规划》（2001－2010年）以来，我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省、市妇女儿童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改善妇女儿童生存发展环境，着重解决涉及妇女儿童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问题，切实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努力推进城乡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2002年，我区被省妇儿工委定为实施“两个规划”试点区。2003年，被确定为湖南省实施两个规划示范区，荣获“怀化市妇女儿童工作先进单位”称号。2004年荣获“湖南省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示范区”称号。2005年被评为“湖南省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先进集体”。

一、几年来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两个规划”全面实施。一是加大规划宣传力度。围绕“两个规划”的目标任务，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宣传妇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新闻及网络媒体宣传、举办培训班、开展妇女儿童宣传月活动等方式，大力宣传进步文明的性别意识，宣传先进妇女典型，提高了全社会对妇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加强监测评估工作。区妇儿工委及各成员单位均成立了“两个规划”监测评估领导机构以及监测统计组、专家评估组，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监测评估组织体系，并制定了详细的评估方案。落实了妇儿工委成员单位对“两个规划”监测统计的指标体系，完成了年度指标体系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年度妇女发展状况和儿童发展状况报告。为了进一步提高监测评估水平，2005年11月下旬，我区还举办了“两个规划”监测评估工作培训班，区妇儿工委及成员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二）整合社会资源，切实履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职能。一是切实维护妇女参政议政权力。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干部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培养选拔妇女干部目标考核责任、联席会议和分工合作等制度，促使更多的妇女人才脱颖而出。目前，全区共有女干部2500多人，占干部总数的48％。其中副处级8人，科级以上317人，占科级干部总数的41.5％。区属副科以上行政事业单位班子中有女干部166名，其中党政正职30名。全区有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60人，分别占总数的14.6%、20.4%。截至2005年底，全区女党员总数为2438人，占全区党员总数的23%，五年来全区共发展女党员387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30.2％。二是切实维护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权力。全区认真贯彻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开展打造“技术蓝领”、“创业明星”、“就业超市”及开展“再就业援助活动”等举措，切实保障妇女劳动权益。据统计，近年来，全区共培训女职工7934人次；新增女性就业人数4725人；转移农村女性富余劳动力12845人；安置女性下岗失业人员3856人，其中通过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实现再就业下岗失业女职工达720余人。三是拓宽了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渠道。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全区各级各部门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加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工作。劳动部门积极受理涉及女职工权益的投诉举报152起，立案查处148起，处罚45起；查处涉及女职工侵权案件50件，查处非法使用童工企业7家，清退童工7人；积极开展生育保险，先后发展生育参保单位228家，参保女性4200人，覆盖面达60％。司法部门加强弱势妇女儿童法律援助服务工作，先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援助案件140起，其中102名未成年人因援助减轻处罚；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100余起；各学校法制副校长先后为学校解决法律事务98件。政府法制部门每年定期上街设点开展法制宣传，先后接待咨询人员近千人，解答妇儿维权方面咨询600余人次。区政法部门对、强迫妇女、拐卖妇女儿童等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行为，实行“快捕快诉、限期办结”。区计生部门严历打击以堕女胎为目的的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行为，2005年对全区374家医疗保健机构、个体诊所进行了“地毯式”大清查，并为87名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发放奖励扶助金10余万元。区妇联继续加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网络建设，建立维权联席会议制度，在行政村以上各级均建立了“家庭暴力报警点”，覆盖面达100％，并在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了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四是进一步维护妇女儿童保健权力。大力加强妇幼保健队伍建设，农村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专职人员配备率达100%。紧紧抓住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这一工作重点，层层落实责任制，实行贫困救助，提高住院分娩率。5年来，共入户调查孕产妇2720名，发放贫困孕产妇救助卡129张，救助129名贫困孕产妇，发放救助资金4万元。截至目前，全区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22.57人/10万，较去年同期下降76.4%，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为零，住院分娩率达95.53%，高危住院分娩率100%，产前检查覆盖率93.50%，妇科病普查率27.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12.41‰，婴儿死亡率降至11.51‰。

（三）努力改善生存环境，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办好事。一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大农村改水改厕工作力度，2005年先后启动并实施了杨村自来水厂、黄金坳欧盟援建改水改厕两个工程项目，完成改水改厕1000余户，受益妇女儿童逾2万人。二是改善农村卫生保健状况。2005年全区完成杨村乡、鸭嘴岩镇等2所乡镇卫生院改建工作，为11个乡镇卫生院添置了医疗设备，一定程度解决了当地农村群众“就医难”的问题。今年拟投资90万元改造凉亭坳乡、芦坪乡两所乡镇卫生院，项目建成后，受益人口可达7万人。三是改善城乡妇女儿童学习培训条件。2003年，我区投资182万元，修建了全市唯一的青少年儿童校外活动中心。2005年投入343万元，完成了杨村中心小学、城南学校等8所中小学校危房改造，学校面貌得到改观。今年，我区启动了占地90亩，总建筑面积6200平米，总投资900余万元以女性培训为主的怀化宏远农民工跨地区培训中心建设项目。四是大力开展妇女儿童扶贫帮困工程。区四大家领导坚持定期开展为孤残儿童送温暖活动，今年“六一”期间为区社会福利院孤残儿童赠送慰问金和慰问物品2万余元。区教育局采取控流保学措施，将920名贫困学生档案资料链接到“湖南助学网”，确保困难学生入学。区计生服务站为全区农村贫困妇女免费进行了妇科病查治并发放药品，对982名有证待孕的育龄夫妇提供了优生遗传检测服务。区妇联每年对贫困儿童进行一次调查摸底，登记造册，积极牵线搭桥，五年来共资助贫困儿童500多名。区残联积极发挥协调作用，大力推进残疾人的扶助工作，先后帮助近2000名残疾妇女儿童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帮助减免残疾人子女学杂费近20余万元。

二、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一）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是顺利实施“两个规划”的关键。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听取区妇儿工委关于两个规划实施情况的汇报，在制定和实施鹤城区总体发展规划时，注重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需要，通盘考虑，整体部署。2002年7月，颁发了《鹤城区妇女发展规划》和《鹤城区儿童发展规划》（2001年～2010年）。鹤城区政府坚持做到“五个纳入”，在每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中，坚持妇女儿童事业项目占一定比例，切实保证“两个规划”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步实施。

（二）建立健全妇儿工作机构，是实施“两个规划”的组织保证。区委、区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动情况，对区妇儿工委进行了多次调整，成员单位由最初的14个增加至37个。区妇儿工委对两个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立项，对各成员单位实行量化管理。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了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妇女儿童事业的良好局面。

（三）加大资金投入，是全面实施“两个规划”的重要保障。区政府每年都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妇女儿童事业。2005年，全区落实教育事业拨款3000余万元，医疗卫生经费330余万元，妇儿工委工作经费1.4万元，从资金上保证了“两个规划”的贯彻实施。

（四）狠抓农村地区规划项目实施，是全面实施“两个规划”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区加大对农村卫生三项建设的力度，积极落实妇幼卫生补助和配套经费，加强乡卫生院产、儿科建设，全区95％的乡镇卫生院、防疫站和妇幼保健机构的业务用房得到改善，增添了基本设备，培训和建立了一支相当规模、相对稳定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卫生院产儿科医护人员队伍。全区综合性医院均设立了妇产科，乡镇80%的接生员已转变为保健员，初步形成了全区城乡妇幼保健网，有效地遏制了三项死亡率。1999年，我区被列为全省降低“两率”项目加强县。为实现项目目标，2000年，建立了以区妇保院和黄金坳中心卫生院为孕产妇抢救中心的两条生命绿色通道，保障了全区孕产妇的生命安全。通过项目带动，干部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就业观念和健康理念及行为的得到改变，近7000多名贫困妇女和贫困母亲直接受益或受到良好的影响。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不断优化妇女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区妇儿工委充分发挥有关成员单位的宣传优势，整合社会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进一步营造妇女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各成员单位充分利用一切宣传工具，继续广泛宣传妇女儿童政策法规和理论及宣传妇女儿童工作先进典型，动员社会方方面面关注妇女儿童问题，关心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

篇6

为深入贯彻党十七大精神和全国妇联十大精神，县妇儿工委把《县妇女发展规划（—20__年）》和《县儿童发展规划（—20__年）》（以下简称“两个规划”）贯彻实施结合起来，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实施，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的关键期和机遇期。半年来，县妇儿工委办以高度的责任感，结合中期评估情况,进一步加强妇女儿童规划的实施，做好了各项有关工作。

一、召开全县妇女儿童工作和两个规划终期监测评会议，总结规划实施5年来的工作情况，安排部署20__年工作任务

5月10日，县妇儿工委办召集县妇儿工委主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县妇儿工委成员单位委员、联络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约85人参加了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会上，谭智鹏副县长肯定了我县妇女儿童工作取得的成绩，结合省终期评估督导反馈意见和市妇儿工委办公室工作会议精神，对妇儿工委的工作情况及20__年的工作要点作了总结和部署，要求各成员单位准确、及时统计数据。县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通报了两个规划终期监测评估结果执行情况。此次会议总结了工作经验，明确了工作任务，鼓舞了斗志，增强了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责任感，对促进两个规划的贯彻实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围绕中心，创新载体，促进“和美平安家庭”建设

县妇联围绕县委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新形势的要求，紧紧抓住妇联工作特点，创新活动载体，履职尽能，努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开展“和美平安家庭”创建活动。4月28日，县妇联、县委宣传部、团县委等单位联合组织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中小学生上万人在县委、县政府门口隆重集会，举行庆“五一”“迎奥运环城”慢步走活动和“和美”创建活动启动仪式，按照县委统一部署，县妇联在全县农村组织开展以“和美家庭”为主题的“平安家庭”、“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成立了“和美平安家庭”创建领导小组，制订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和美”创建活动启动仪式让全县人民对该活动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每个乡镇确定一个有基础、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和美村庄”为“和美平安家庭”创建工作试点，以点带面，全面推动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和美家庭”创建活动。争创和谐家庭活动以推动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家庭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和谐为目的，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在全县广大农村家庭中开展“与文明同行，建和美家庭”、“平安家庭”、“让和美平安在家庭”、“环保节约家庭”等活动；开展创“学习型家庭”读书竞赛和家庭助廉活动；以“四防”（防拐、防盗窃、防抢劫、防隐患）、“四无”（无、无赌博、无暴力、无犯罪）为内容，建立一批“和美平安家庭”示范点，树立一批敬老型、奉献型、教子成才型，才艺型、廉洁型和节约型家庭典型。

三、开展“爱心手牵手，关爱计生贫困母亲”活动

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婚育新风进万家的要求，以扶贫帮困进农户为主题，以促进贫困母亲就业、创建平安、和谐、美德家庭，构建和谐为目的，结合“春蕾计划”、“双学双比”、“巾帼建功”等活动一起开展“爱心手牵手，关爱计生贫困母亲”活动。2月底至4月初，县、乡妇联干部深入全县21个乡镇225个行政村，对家庭确实困难、有致富愿望的独生子女户或纯二女结扎户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摸底调查，建立了“计生贫困母亲” 档案，明确了帮扶对象。4月17日和5月4日，分别在县国土局六楼会议室和清溪镇举行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救助发放仪式和大米发放启动仪式。迄今为止共发放救助款20万元，大米8000斤。救助贫困母亲300余人。20__年元月4日，县女领导干部联谊会会员在周平主任的带领下，深入安平镇、竹山乡等乡镇开展春节慰问计生贫困女性行动。共发放救助资金1万元，救助贫困计生女性41人。

四、认真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努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结合两个规划中期监测评估结果，各成员单位针对存在普遍性的问题和差距，认真整改，进行专题调研和实质性研究，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对策，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着力解决妇女儿童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了两个规划顺利实施。

（一）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参与程度。认真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努力消除社会偏见和性别歧视。加大了对妇女就业和妇女儿童受教育等领域的经费投入，采取多种教育、培训形式，提高妇女素质，增强妇女参与社会管理和市场竞争的能力。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开发女性人才。在村支两委换届中抓好了村妇代会建设，推荐了一批优秀农村妇女骨干担任村委会主任，确保了村委会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性，村民代表会议中女性代表达到了40%以上。拓宽了妇联组织网络，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妇女组织，规范和加强对团体会员和各类妇女社团的服务与指导。召开了县女领导干部联谊会理事会会议。

（二）切实保护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认真执行《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母婴保健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以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等法律法规，依法查处、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打击、管理、防范和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土地承包权益、违反女工劳动保护规定、非法雇佣童工、拐卖妇女儿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等违法行为。开展了关爱艾滋病妇女行动，将患者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抓好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减轻艾滋病对妇女儿童的危害。

（三）积极做好农村贫困地区妇女儿童工作。一是把推进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与加强妇女儿童工作结合起来，努力改善了农村妇女儿童生存发展条件。加大了对贫困妇女的扶持力度，组织妇女参加“阳光工程”培训，掌握致富本领，发展劳务经济，帮助了农村妇女增收致富。二是全面落实 “两免一补”政策，重点扶持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和失辍学女童就学。关心、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切实为他们办好事、办实事。“六一”前夕，县妇联协调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春蕾计划”，广纳社会资金救助贫困女童，使近百名女童得到了救助。其中我县军山乡大来村一个换肝女孩得到了市检察院全体干警的帮助为她送去2万元慰问金，湘南大学免费提供其上学，安排其父母在校务工。5月28日、29日、30日，县妇联在全县开展了“献爱心、真情互动”现场捐款资助活动，使因贫困即将失、缀学的女童得到帮助能继续完成学业，进一步营造了“爱护儿童、为儿童办实事”的良好社会氛围。节日期间，县、乡（镇）妇联干部深入到单亲家庭、父母下岗及因贫困面临失学的儿童，给她们送去节日的慰问金和学习用品共计2万余元。妇儿工委领导小组看望了各乡镇中小学贫困300多名，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立志成才。三是积极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大力发展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把加强农村妇幼卫生保健工作列入政府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内容，今年4-5月份，联合卫生局、计生委组织医疗队为广大农村妇女儿童开展免费体检活动。使农村妇女儿童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实现免费婚检，继续实施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项目、实行贫困孕产妇救助，加强流动人口妇幼保健服务，基本解决农村妇女住院分娩问题，确保母婴生命安全。四是是继续积极关爱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继去年省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免费普查项目在我县全面铺开以来，400余疑似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接受了免费普查。被查出的8名先心病患儿得到了有效治疗，有8名先天性心脏病重患儿将接受省中医学院免费治疗。

五、加强了妇儿工委工作的宣传力度

春分节期间，县妇联联合司法局等单位开展了三八维权周宣传活动。在全县张贴妇女权益保障、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宣传标语50条，在城关镇门口设立妇女维权咨询点1个，接待近1000人的咨询，解答了近1000名妇女咨询的难点及疑点问题。发放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策略》等宣传手册5000多册，印发法律知识宣传单2万余份。参与经济发展、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调查问卷,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深入调研,把调研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工作创新发展紧密结合，与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紧密结合，与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紧密结合，以进一步地履行妇联职能，更好地服务妇女、服务基层，撰写了调研报告4篇。县妇儿工委办公室坚持做好了信息上报工作，积极向省妇儿工委和市妇儿工委及时上报工作动态，及时反映我县实施两个规划的进度及妇儿工委工作情况。截止目前，上半年已发表信息45期，为县通迅提供信息28篇，郴州妇女网17篇，进一步加强了妇联的信息交流。

篇7

[关键词]侗族大歌；社会结构；三对核心关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3-0054-7

大歌，是侗人复杂歌谣体系中的一种，侗语称“嘎老”[al laox]或嘎玛[al mags]。[al]可准确译为汉语“歌”，[mags]和[laox]是近义形容词，在侗语中常作“大”或“老”之用。作为典型的多声部歌唱，大歌流布于侗族南部方言区第二土语区两省四县的侗人生活中。以南侗社会结构变迁为视角，本研究所关注的是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其当代保护机制中面临的多重两难问题。对于侗族大歌来说，以“亲缘一地缘”为基础的南侗传统社会结构是其在民间生长的文化底线，而乡村社会结构的当代变迁则从根本上影响到大歌当下存在方式，并为大歌的保护带来诸多难以回避的两难问题。

从已有研究来看，侗族大歌之所以长存南侗一域并以全民参与的方式介入到民间生活的各种细节，根本原因在于其传承、传播、展演等等行为方式均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相融合呼应。南侗人以稻作为生，世代定居且安土重迁，传统的社会结构以“亲缘”与“地缘”为纵横展开。透过同地缘歌班组织、近地缘内婚制度和远地缘村落结盟，南侗的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被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种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前，侗族大歌的操弄几乎完全依附且融化于此社会格局当中，同时，歌唱又反过来成为南侗人维系和强化传统人群关系的极重要的文化符号。

作为一个农业社群，南侗社会结构在当下最明显的变化，即是“业缘关系”对于“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渗透。以商品经济、人口流动和九年义务学校教育为基础的业缘关系在90年代以后南侗农村的普遍形成，对大歌的生存带来根本影响。频繁且巨量的人口流动，使大歌的基础组织“歌班”几近瓦解；内婚制度的解体和婚恋方式的变化，使大歌失却原有的人际沟通功能；同时，大歌的传承完全打破原有的地缘和亲缘边界，以学校、舞台、媒体、网络等多种方式在民间并存。上述种种当下事实，为大歌保护策略的筹划和践行带来颇为复杂的现实局面。

一、业缘介入：社会结构变迁与大歌生存样态的整体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业缘关系”开始全面介入到南侗传统的“亲缘一地缘”二元人群结构当中。在社会学的解释中，业缘关系是在广泛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由职业活动而结成的人际关系。90年代之后，南侗实现了全面三通，通电、通路和通电话打破了南侗半封闭人文空间，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对第三产业的强调促使南侗经济迅速转型。6到16岁的未成年人基本都在学校上学，而17岁到50岁的成年人大多都在城市里打工。业缘关系的全面介入迫使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松动，而大量游客的涌入，也令南侗本土生活方式与观念发生巨大转变。

时至今日，农业依然是侗家生活的根本，但土地与农人的关系、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社群内外部关系结构却发生了明显改变。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半世纪以来的侗乡经济格局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不断转型。侗乡的产业结构调整典型体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以侗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旅游业成为第三产业的经济支柱。而无论是发展旅游还是外出打工，以大歌表演为基础的民族风情展示都已经成为重要经济来源。

随着侗乡的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和学校教育的普及，侗乡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外出打工使大部分青壮年侗人常年远离故土，村寨内往往只剩中老年和孩子们留守。又因为义务教育和学校的普及，稍大一些的孩子要去很远的县城、州府或省城上中学、高中或大学，因而真正长期留守农村并担任劳动力的多为中老年侗人。人口流动的加剧和经济生活方式的调整，使得侗乡传统的“近地缘内婚”制度明显松散起来，远嫁娶他乡的情况比比皆是，侗人婚恋观念和风俗对年轻人的约束力正日益失效。

站在“侗族大歌”的角度来看，业缘关系对南侗社会结构的介入使大歌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近二十年来大歌流行区域明显萎缩，在总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侗乡，传唱于不足10万侗人之间。在下表中，笔者从组织基础、传承方式、展演模式、形态特征、功能目标五个角度，分别对大歌的传统生存样式与当下实际状态进行比较，并由此呈现传统的大歌生存样态在当下的整体变迁方式。

在“业缘关系”充分47A之后，对于南侗人来说，歌班不再是必要的人际群体，歌唱也不再是婚恋与社交的必然渠道。随着上学和打工的普及，“歌班”几乎完全解体。侗族农人走出了传统的地缘空间，同学关系和工友关系成为南侗中青年个体的主要关系。大歌的本土传承机制伴随歌班的解体也被日渐废弃，歌唱的传承要么被迫终止要么被学校传承、舞台传承抑或媒体传承等等新的方式所代替。而学校化、媒体化和舞台化后的大歌不再遵循南侗歌谣体系特有的语法原则，转而强调其声部的“多声性”和声音的“旋律性”以迎合新的局外听众群体。

如前文所言，在南侗传统社会格局中，大歌的组织、传承和展演均发生于特定的亲缘人群与地缘人群之间，并透过特定的仪式化行为方式反向延续传统的人群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生态环境中的大歌行为是一种“内向型自娱”的人际交往管道，歌唱主体的边界与人往的边界基本上两相弥合。在学校化、舞台化和传媒化之后，大歌的歌唱行为与目标发生根本变迁转而成为一种“外向型娱他”的展演，透过歌唱发展经济生活成为其种种行为背后最强大的驱动力。

二、保护什么并如何保护：大歌保护的两难抉择

与侗歌传统在侗乡日益低迷局面相悖的是，随着侗歌学术研究的深人和舞台表演的拓展，大歌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局外人认识并关注。2005年侗族大歌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列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摆在当地民众、学者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是如何在守护传统独特性的同时顺应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2002年7月，贵州省第九届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为大歌的保护酝造出良好的法律环境。2003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并在黎平县正式启动的《侗族大歌保护、抢救与发展》行动计划，为之后的大歌申遗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学术、社会与舆论条件。2008年2月，贵州省人大会议审议通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将大歌的传统文化生态空间的整体保护与活态保护提升到法制保障的层

面。

但愈演愈烈的现实是，侗乡传统社会结构的当代变迁，在动摇大歌生存底线的同时，也为大歌保护策略的具体实施带来多重两难的局面。透过对南侗民众、相关政府部门和地方知识分子多角度的访问，笔者尤为关注侗族大歌在保护对象上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原真性”与“多元性”以及保护策略上的“整体性”与“特指性”三种两难格局。

1.保护谁：个体性与群体性之间的两难

“传承人制度”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重要的保障性制度。从2007年开始，我国文化部先后公布了3488位国家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各地各级政府(省、区、市)也先后颁布了6332名地方项目传承人，被指认的传承人成为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活态长存的关键。在第二批和第三批名单中，有5位侗族大歌歌师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歌流布区域的贵州省和广西省也先后确认一批大歌歌师作为省级、市级与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整个大歌保护体系中，拥有优美歌喉、海量曲库、精通歌词创编，而且长期为歌班无偿传教的歌师[sangh al]个体成为核心认物。

尽管歌师举足轻重，但从整个大歌传承体系来看，“歌师”、“歌班”与“歌俗”三者一起构成了缺一不可的传承环链，歌班群体有组织的学歌并在歌俗中有规律的展演，是大歌在南侗民间生活中得以代际传递的基本方式，也是产生新一代歌师并确保歌俗活态长存的基础。侗族大歌在根本上是一种群体性的歌唱活动，而其在民间生活中最基本的功能也是维系、建构并复制南侗传统的社群关系。这一大歌民间传承的基本特征，对当代以“传承人一歌师个体”为中心的保护方式提出挑战：如何在保护传承人歌师个体的同时，重视并正视歌班组织和歌俗活动的“群体陛”本质?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侗族大歌在民间所遭遇最严重的威胁同时来自三个方面：歌师断代，歌班解体以及歌俗消失。其中，传统歌班组织的解体又是另二者产生并最终导致民间传承机制几近瓦解的根本原因。随着新式学校的进入和他乡打工的出离，一种新的知识系统和知识传播方式正在覆盖南侗旧有的知识体系，歌班的功能日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唱歌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单纯消遣。上学和打工带来的剧烈人口流动几乎完全切断了传统歌班重建的可能性，要想通过重组传统歌班来留住大歌传统，在当代青壮年人纷纷离家的南侗应该很难施行。事实上，目前我们在侗乡所见到的大多数“歌班”，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歌班原则，打破了“同地域、同性别、同近年龄和同辈分”的边界组合在一起。这种新型组合的歌班，其内部成员不再是传统的“做伴关系”，透过歌唱发展旅游经济才是歌班建构的重要目标。

本文之所以认为大歌保护在对象上形成了一种“个体性与群体性之间的两难”，即是看到南侗现实中传统歌班群体与歌俗仪式在解体现实与保护理想之间的困局。正视大歌的群体性本质，人们不得不面对将歌师个体作为保护主要对象是否有效，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的诘问。但转而再论，留守在侗乡的歌师们经纶满腹、爱歌如命、视传歌为己任，对他们的珍视已然成为我们留住侗乡歌声的希望，对歌师的激励也的确是目前仍能行之有效的基本保护策略之一。

2.保护什么：原真性与多样性之间的两难

在大歌保护这个论域中迄今为止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保护”，而将“保护对象一一侗族大歌”视为一种指涉清晰的存在。但是，在不同的局内人的观念中，到底什么人在什么场景中以什么形式唱的什么歌是“侗族大歌”?这个汉语词汇与侗语“嘎老”之间是否可以形成完整的对应关系?这些问题似乎不是人们斟酌的重点。而在笔者看来，“侗族大歌”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当下南侗呈现出来的复杂性远远大于人们的想像，并在根本上决定着保护策略制定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基本上，至少应该以“四种层次与四种变体”来描述大歌的当下存在方式。

所谓“四种层次”是指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歌的局内人，对“侗族大歌”这一概念的四种理解方式。在《南侗“嘎老”名实考：兼论侗族大歌一词的多重内涵》一文中，笔者以广义嘎老、狭义嘎老和本义嘎老三层次描述了当代南侗人对“嘎老”这一侗语概念三种彼此牵连而又区别明显的指向。简而言之，广义嘎老泛指南侗各类多声部歌种，狭义嘎老牵涉到“鼓楼异性歌班坐唱”时对唱的各类歌谣，而本义嘎老则特指鼓楼异性歌班对歌中的某一类歌种。换句话说，当局内人在使用“侗族大歌”这一中文概念时，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对象交流时其实各有所指，且不一定与侗语观念中的“嘎老”发生对应关系。更有意味的是，侗族大歌在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在各种力量(传媒、政府、地方文人等)的驱使下这一汉语概念的外延继续扩张，形成一种新的“泛义”，即包括琵琶歌、牛腿歌、酒歌、拦路歌等等各种类型南侗歌谣，均被泛指为侗族大歌。“侗族大歌”这一概念经由现代时空之旅，不再是南部侗族方言区第二土语区的一种特殊的歌唱形式，在局外人乃至局内人的观念中，它已经成为侗人音乐乃至侗人文化的象征。

除了术语指称上的四种层次之外，侗族大歌这一概念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因不同传播方式与传播目标而形成的“四种变体”。自上世纪50年代侗族大歌登上各种类型的舞台以来，大歌的局内学者、文人与音乐家便不断探索并发掘大歌的“舞台化”方式。这个舞台化的过程历经半个世纪未曾中断，甚至在澳洲学者凯瑟琳・英格兰姆(catherine Ingrain)看来，侗族大歌在南侗本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村落传统”(village tradition)与“舞台传统”(stage tradition)两条并行且互相影响的传承脉络。笔者认为，实际上大歌在当代的传承变迁远不止舞台这一种形式一一学校化、商业化和媒体化也同时作用于大歌的传播过程，并因之形成了大歌在当代的不同变体形式。“侗歌进课堂”是大歌学校化的主要形式，以贵州省为例，从80年代开始大歌就进入当地小学课堂，进而延伸进入中学音乐教育，最终成为贵州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的特色专业。与侗乡旅游业发展相伴随的是大歌的“商业化”，以旅游表演为基础的大歌商业化一方面与大歌舞台化发生直接关联，一方面形成了以经济为目标的各种新型展演方式。大歌的“媒体化”尤其是网络化为局外人认知大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大量的音像光盘制品也为大歌的局内传承传播在形式与内容上带来巨大影响。

笔者在此简要提出侗族大歌的“四种层次与四种变体”，目的仅在于强调“侗族大歌”这一概念在当代侗乡所呈现的复杂样态，并进一步呈现大歌保护对象的“多样性”本质。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讨论中，常常强调保护对象的“原真性”。但面对大歌在当代南侗呈现的“多样性”特征，我们的保护工作是否也应该采取一种“多样性”的策略。在甄辨大歌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变体的同时，针对不同意义的侗族大歌制定相应的

保护方案。事实上，在大歌的原生形式和众多变体中，有些是需要积极保护的濒危对象(如原生形态)，有些在本质上已经演变为保护方式本身(如学校传承)，还有一些则需要与原生形态在学理上做出清醒辨析(如舞台化、商业化与媒体化)以提出不同的应对策略。

3.如何保护：整体性与特指性之间的两难

尽管联合国与中国各级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陈列的，是不同类型的“特指个案品种”，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研讨中，以特指个案品种为中心的“整体性保护策略”被多次提到议事日程。多数学者与政府部门均认同并意识到，“整体文化空间”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指个案品种保护的基本必要条件。

在侗族大歌的个案中，所谓“整体文化空间”实则牵涉到三个不同层次的空间维度，他们分别是南侗歌谣体系、南侗歌俗仪式体系与南侗文化生态空间。正是在上述三种文化空间的有序运转之中，原生样式侗族大歌才得以在南侗民间生活中活态传承至今。

在以歌唱为核心表述方式的南侗音乐体系中，大歌是其中一种地域性的歌种形式。在大歌的流布区域，还有琵琶歌、牛腿歌、河边歌、酒歌、耶歌、拦路歌等诸歌种与其共生。从纯粹音乐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歌种具有不同的展演形式与形态，大歌因其特殊的形貌独立于各歌种之间。但在局内人的视野中，南侗歌谣体系各歌种之间关系极为密切，这种不可或缺、浑然一体的伴生关系源于歌唱的场域与功能。由田野调查可以获知，南侗诸歌谣的正式展演一般在仪式或仪式化的民间活动中，在不同的程序中展演不同类型的歌谣成为仪式之程序性与完整性的象征。换句话说，南侗各种歌俗仪式实为传统侗族大歌展演最直接和真实的场景。而在一个完整的歌俗仪式中往往不仅只有一种歌谣呈现，如六洞地区的『为也仪式中，七类(大歌、耶歌、拦路歌、酒歌、琵琶歌、牛腿歌、哆丢)歌种分别运用在不同的仪式程序中，并与芦笙、侗戏一起构成了完整的仪式音声声谱。对于传统南侗人而言，南侗歌谣体系与南侗歌俗仪式体系是大歌得以活态运作的必要条件。更进一步，南侗歌俗仪式具有明确的功能性特征，生长在传统南侗的文化生态逻辑之中，并与本土传统物质文化(稻作、鼓楼、萨坛、干栏楼)相互伴生共同形成南侗传统整体文化空间。

正是这种环环相扣的文化逻辑，为当代的大歌保护带来若干需要审慎处理的难题。随着农村经济体制调整与产业格局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后南侗传统文化生态空间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巨大转型，诸种传统歌俗仪式也在此革命性的转型中因失却原有功能而被荒弃。侗族大歌在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旧有文化生态环境，并以所谓“四种层次与四种变体”的新姿态应对环境的变迁。同时，与被重点保护的侗族大歌、琵琶歌相比，南侗歌谣体系中的其他歌种在南侗民间几近失传，整个歌谣体系极度萎缩，并在根本上影响到南侗歌俗仪式的完整性和功能性。尽管各级政府试图透过“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或“侗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的方式达成“整体保护”的理想，但这些保护区／博物馆的现实运作方式，往往是以保护之名兴旅游之道，很难达成设立的初衷。综观其日渐消失或转型的三种文化空间，大歌的保护势必因时因地在保护“整体文化空间”与保护“特指个案品种”的两极之间做出动态性的调整。

结语

以“亲缘”与“地缘”为核心的南侗传统社会结构，为大歌的传统生存方式提供了环环相扣的整体文化生态空间和传承传播机制。这一机制以歌师为灵魂、歌班为基础、歌俗为条件活态运作至今，与侗人的农耕定居生活方式、亲属制度地缘关系、口传文化体系发生密切互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业缘”关系介入南侗传统人群结构之中，在根本上改变了侗族大歌的生存场景，并形成了大歌传统在当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整体转型。这次转型对大歌的组织基础、传承方式、展演模式、形态特征以及各种功能均产生根本影响，其结果是到本世纪初，歌师断代、歌班解体、歌俗消失已经是成为南侗的普遍状况，而大歌的外部文化生态环境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