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简述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FTP；风险管理；成本管理；决策优化

一、 引言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大多已经建立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即FTP），并取得良好的效果。通过实践证明，FTP机制是实现全额资金管理模式的有效工具（许一览，2012）。此外，FTP机制的运用范围与调节范围也非常广，Kawano（2005）在其研究中指出FTP的柔性机制可以为所有类型的商业银行所使用；王平和肖军（2012）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机制设计和内部收益率曲线建设的影响；在模式上，吴沭林（2016）则总结了我国商业银行运用FTP的现状，对比分析商业银行对于FTP管理系统运用的现状及不足，探索提出适用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商业银行FTP模式，此外针对FTP模式的研究还有Dimitriu（2010）和Pendse（2012）。针对FTP在商业银行中的应用，现有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业务中的风险共担与负债业务中的成本管理两个具体的问题，现有研究较少，且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本文以上述两个问题为切入点，探讨其在实践过程中决策优化的可行性与具体途径。

二、 背景描述与参数假设

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参数，解释如下：rd>0表示存款利率，是关于存款期限的非减函数，现阶段商业银行在制定存款利率时多以存款期限为主要依据，没有与存款额度挂钩，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市场的竞争加剧，由于大额存款的议价能力较强，根据存款期限与额度制定存款利率是一种市场趋势。rl>0表示贷款利率。贷款利率不但与期限、额度相关，还与风险相关，同时考虑三种因素的贷款利率差别定价是一种未来趋势。针对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大小关系，我们有以下考虑，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但本文研究的背景为长周期利率市场均衡化的状态，由于利差是商业银行盈利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设rl>rd。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差别定价虽然给予了商业银行很多自主定价权，但是，闫肃仙（2009）通过对日本银行业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资金定价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发现经过长期的价格博弈，利率会回归，最终达到一种均衡态，在此情形下，存贷款利率主要决定因素是市场外生的。这是因为过于激烈竞争对所有竞争者的成本压力都会很大，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竞争状态。在本文中，为了更好的聚焦研究问题，我们认为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均是由市场决定的，是一种经过长期市场竞争达到均衡状态的外生变量。此外，ri>0表示同业拆借利率。用pd>0表示存款业务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pl>0表示贷款业务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在本文中我们假设银行总行制定具体的FTP机制，在此机制下，总行与分行根据自己的决策变量追求各自利润最大化，文中以符号？仔h表示总行的期望利润，符号？仔b表示分行的期望利润。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绘制了一个银行资产负债流程简图（见图1），图中红色线条构成的部分为银行的负债业务流程，绿色线条为资产业务流程。此外，我们认为，银行总行可以通过同业拆借业务来调节其资金池的盈余与缺口。

三、 FTP中资产业务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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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状 趋势

一、前言

在科技和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商业银行面临的考验越来越严峻，传统的模式不仅要突破，更要找到更多增强竞争力和增加利润的突破口，本文基于这些现状，寻找银行的经营数据，分析银行现状，并预测银行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商业银行的现状

（一）、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根据央行公布数据显示，全国2016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也在大幅增长，规模为6.5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93万亿元。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61万亿元，同比多增9301亿元，由此社会融资率同比还是上升的。

中国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67%，较上季末上升0.08个百分点；中国第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贷款余额12744亿元，较上季末增加881亿元；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负债总额184.1万亿元；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199.3万亿元。这些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二）、市场利率变化，总体盈利能力下降

在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脱媒加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季报显示，上市银行整体盈利增速持续放缓。除中行和建行净利润增幅超过1%外，其余3家大型银行业绩增速均不足1%。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曾经作为银行最大收入来源的息差空间已经越来越窄，息差收窄成为拖累银行盈利的最主要因素。工行在一季报中表示，受2015年以来5次降息持续影响，年化净利息收益率为2.28%，比上年全年下降19个基点。中行一季度实现利息净收入795.36亿元，同比减少14.64亿元，下降1.81%。净息差1.97%，同比下降0.25个百分点。因此总体来看，银行的总体盈利能力普遍持下降水平。

（三）、大力发展新兴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使用网络的规模也增大。据调查，2015年6月我国互联网用户网上银行使用率为53.70%，环比增长14.4989%，同比增长16.2338%。这可以看出我国网上银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网上银行业务也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方向。

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属于商业银行对传统金融业务形式的一种创新，通过网络银行的金融产品，方便人们随时了解各种理财产品，同时在网上办理传统银行业务也大大提高了效率。由于银行对网络银行的开发力度不够，加上网络银行的普及率不够，因此银行业需大力发展新兴业务，促进利润的增长。

银行业的盈利压力将继续加大，利润见顶，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而资产管理将成为一个新常态。此外，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由创新转变为规范，银行应与互联网新技术更加融合，鼓励更多的跨界合作，成功的关键是应思考如何利用新技术的特点，发挥"1+1>2"的效应。

三、我国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理财产品私人定制化

随着信息化数据化的到来，银行可以运用网点、移动终端、传感器网络等渠道把结构化或者非结构化的海量数据整合，并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改革战略，同时能够分析得到客户的行为数据，充分了解客户消费和理财偏好，并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内调成自身的风险偏好，为客户制定更符合其偏好的金融理财产品，基本实现私人定制，从而扩大银行的客户量，增加收入渠道。

（二）、打破传统的服务模式

网络银行和其他各种理财app的发展，使得人们更加便捷的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很多业务，因此为了提高竞争力，保证客户资源不外流，传统银行办理业务的模式注定要被改变。根据大数据的分析，银行能迎合客户的偏好制定合理的理财产品，同时也能更加有效的引导公司职员的服务方向，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储蓄者能享受到更加周到的服务，由客户主动变为银行服务更加主动，效率更高。此外，传统的等客户上门的营销模式也不再适用，而是积极开发利用网络银行和手机银行功能，在迎合客户需求的同时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业务开发客户的未知需求，创新的速度要紧跟科技的进步速度。

（三）、商业银行可能是跨界的银行

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加剧，行业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已经很难定位其产品或者企业的属性，跨界经营成为趋势。跨界银行就是银行依据不同的产品和消费者的偏好，把一些原本没有联系的要素相互融合，通过这些产品和支付等服务手段的经营合作，获取更多的客户好感，实现市场和利润的最大化。银行的跨界合作已在进行，以后将更加的深入，例如房贷和房产销售的结合。

在以支付宝、Paypal、拉卡拉为代表的第三方及移动支付正在以自己更加灵活的身段改变用户实现支付的入口，冲击银行的传统汇转业务，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不少银行纷纷进入电子商务和其他领域，例如建行的B2C购物商城已开业两年，其他例如农行，招商、交行等都有涉足电商。未来商业银行将通过与第三方支付、网络运营商等外部合作资源对接，实现银行、客户、第三方三方一体，使得客户资源能够共享并且拓展银行收入来源，在银行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创新合作。

【参考文献】

[1] 希拉.郝弗南著，力建华、雷纯雄等译，商业银行战略管理【M】.海天出版社，2000.

[2]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中外资商业银行竞争力比较调研报告，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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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商业银行 策略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自1996年开始，至目前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存款利率实行1.1倍的上限管理模式，经历了十多年循序渐进的改革。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简述

我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遵循着“先放开银行间利率后放开客户利率；先放开外币利率后放开本币利率；先放开贷款利率后放开存款利率；先放开大额存款利率后放开小额存款利率”的路线在稳步推进。1996年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1997年放开债券市场利率；1998年改革贴现利率形成机制；1999年保险公司大额定期存款实行协议利率；2000年放开外币贷款及大额外币存款利率；2003年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2004年实行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存款利率上限”管理；2005年放开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2006年个人住房贷款下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0.85倍；2008年个人住房贷款下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0.7倍；2012年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0.7倍；2013年7月，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取消0.7倍的利率下限。下一步，央行将择机逐步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稳步实现存贷款利率的完全市场化。

二、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下的商业银行应对策略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利差收入减少，管理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的难度加大。为顺应利率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应在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和培育市场化定价能力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一）调整优化业务结构

在收入结构方面，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商业银行呈现出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占比降低、非利差业务占比上升的趋势；由过度依赖利差收入的传统盈利模式，向利差收入与非利差收入均衡协调发展转型。根据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例如，美国商业银行非利差收入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0%不到持续提升至2000年左右的30%。

在业务结构方面，实现信贷业务和非信贷业务、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并重发展。在客户结构方面，实现批发和零售并重，批发业务大、中、小型客户并重发展。

（二）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2013年6月13日，阿里巴巴支付宝推出“余额宝”业务，用户存留在支付宝的资金不仅能拿到“利息”，而且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这也表明利率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且正在加速。

借鉴成熟市场经验，抓住存款、理财、避险、综合化服务等主要潜力领域，全面加强创新力度。通过现金管理服务创新、结算功能拓展来稳定核心存款；以理财业务为主要增值服务，提升客户黏度和综合贡献；以综合化为切入点，加大金融集团母子公司联动产品创新力度；以避险为出发点，进行衍生产品创新。

（三）加强利率风险管理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随着利率管制放松，利率的波动性会有所增强。利率风险是指利率的变化和资产负债期限的不匹配给商业银行带来净利息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利率风险主要包括重定价风险、收益曲线风险、基差风险和选择权风险。目前，资产负债组合期限结构错配和定价基准不一致产生的重定价风险和基差风险，是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的主要来源。

要转变观念，从被动控制风险向主动经营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风险管理观念转变。加快普及利率风险管理知识，把利率风险上升到与信用风险管理并重的高度。有效识别和计量风险，优化利率风险计量体系。进一步运用缺口、久期、敏感性分析、净利息收益模拟及压力测试等计量工具，形成全方位的利率风险计量、报告体系。

（四）培育市场化定价能力

实施标准化与差别化相结合的定价策略，标准化定价模式以量价平衡为目标，挂牌利率与主要竞争对手保持一致。差别化定价模式通过提高价格灵活性更好地服务客户，提高银行长期盈利能力。对于高价值客户给予充分的价格优惠，对于低价值客户则适当提高回报要求。

遵循风险与收益相匹配原则，利率市场化下贷款定价应覆盖成本与费用、风险损失和目标盈利。一笔贷款的科学定价，需要多维度的管理会计成本分摊，需要健全的信用风险管理测评体系，需要完善的内部资金计价方案。

三、加快适应利率市场化要求的配套能力建设

（一）建立主动的定价管理目标机制

1.明晰定价策略和目标。定价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体市场供求关系确定的情况下，定价策略和目标要适应商业银行总体的市场竞争策略。坚持量价均衡发展，合理确定定价目标，并逐级对下传导。

2.建立利率授权管理体系。为贴近市场、提高定价的灵活性，需逐级建立利率授权管理体系。利率授权底线根据客户贡献度不同进行差别化授权，明确超授权审批的量化标准。同时根据市场走势，定期或不定期动态调整利率授权底线。

3.建立定价管理责任体系。既要明确定价综合管理部门的牵头管理责任，又要明确定价归口部门的具体责任。既要明确客户经营部门的定价责任，还要明确具体产品经营部门的定价责任。要将定价责任落实到接触市场、面向客户的各个环节，才能建立起贴近市场、各司其责的定价责任体系。

（二）建立导向明确的考核评价机制

考核评价机制是实现经营目标的主要抓手。要适应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商业银行变革的要求，通过建立导向明确的考核评价机制，促进集约化经营。通过科学评价客户综合贡献度，实现对外合理报价，对内合理计薪。

1.完善考核机制，提升考核权重。引入利率管理配套激励政策，引导各级机构加大贷款客户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力度，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注重存款量价均衡发展，降低存款付息成本，通过内涵式发展，提高创效水平。

2.将定价纳入客户经理考核体系。增加客户经理和产品经理定价考核指标。将存贷款定价纳入到客户经理和产品经理的个人考核体系中，并与其绩效工资挂钩，引导一线人员多维获取谈判信息，研究谈判策略，提高谈判技巧。

3.突出效益导向，引导战略转型。加大对中间业务的财务资源配置，引导各级经营管理者从传统业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努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和业务领域，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三）提高定价管理的系统支撑能力

1.加快开发存贷款定价管理系统。加快开发存贷款定价管理系统，支持定价定期分析和通报，支持定价监控和过程管理，支持定价政策制定和决策。通过定期分析和效果回顾，及时调整下一步管理要求和政策措施。

2.加强数据挖掘，精准评价客户。进一步加强管理会计系统的运用，充分利用信息系统进行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对客户现金流及综合收益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准确评价客户综合贡献度。

3.建立利率及利率风险预测模型。强化对利率走势的分析，建立市场利率信息收集、反馈和分析系统，并利用利率预测模型对利率的未来走势和利率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更好地管理和规避利率风险。

（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培育专业人才

充实利率管理人员队伍，除在价格管理部门设置专职定价岗位外，需在主要业务部门设置定价管理岗位，做到研究型人员和管理型人员相匹配，政策制定人员和政策执行人员相匹配，及时跟进利率市场化步伐。

注重利率相关知识培训，特别是定价政策和定价知识培训，促使银行员工，特别是直接面对客户的一线人员掌握相关的利率基础知识、利率政策和具体产品定价技巧，使得客户经理在营销客户时，不是简单地随行就市，而是能把账算清楚。

（作者为会计师、CPA）

参考文献

[1] 鲁政委.利率市场化开启之后的思考[J].北京：中国金融，2012（15）.

[2] 周明杰.我国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J].昆明：时代金融，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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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竞争力评价模式的构建

区域竞争力定义

假设前提。一是关于“分行”。鉴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组织体制，本文所讨论的分行是指商业银行一级或二级分行，考虑到现在大多数股份制银行在省会城市设立的一级分行已具备省分行的特性，与国有银行处于事实上的同一竞争平台，因此，这里的分行也包括省分行一级。二是关于“区域”。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具有高度相关性，导致银行机构的设立基本与行政区域划分相同，因此，本文对区域假定为同一省域或同一计划单列市。

区域竞争力定义。本文将商业银行分行区域竞争力定义为：商业银行分行在同一金融生态要素区域内，通过积极的市场开拓、有效的控制管理和全面的客户服务，获得比区域内竞争对手更多市场份额和经营利润的能力。通常表现为银行经营目标结果的实现和经营能力的提升。为更好地表达区域竞争力的这层内涵，借用WEF和IMD的竞争力方程式，本文将商业银行分行的区域竞争力定义描述为：

商业银行分行区域竞争力=区域竞争力结果×区域竞争力过程

这里的区域竞争力结果，即区域竞争力的过去表现，是一个时期内银行同业竞争的静态反映。根据商业银行的“三性”（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要求，区域竞争力结果最终体现为商业银行分行的经营成果，具体包括利润的实现情况、市场份额的变动情况和不良贷款的增减情况。

区域竞争力过程指的是区域竞争力结果是如何实现的，即商业银行分行是通过何种措施和手段取得并维持目前的竞争地位，如何将潜在的各种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经营结果，它反映的是区域竞争力的动态变化过程，揭示的是区域竞争力结果背后的隐藏推动因素。

从上述定义可知，商业银行分行区域竞争力是区域竞争力结果和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结果是过程中各种能力综合运作后的最终表现，过程是结果实现的必要前提。因此，商业银行分行要从结果和过程两方面入手以提高区域竞争力。

区域竞争力评价体系

本文从区域竞争力的定义出发，围绕区域竞争力方程式中的区域竞争力结果和区域竞争力过程两个方面，构建相应的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区域竞争力的实际影响因素。

区域竞争力结果评价体系。根据区域竞争力结果的内在涵义，本文选取商业银行分行经营目标中的三个显性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即获利结果、市场份额结果和风险控制结果。其中前两个结果涵盖了分行经营的主要目标，最后一个结果反映了结果实现的质量状况。

区域竞争力过程评价体系。相对于区域竞争力结果的显性表现，区域竞争力过程在区域竞争力评价体系中反映的是商业银行分行的各种能力，突出的是区域竞争力实现的背后推动因素。对此，本文将区域竞争力过程分解为获利能力、市场扩张能力、成长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五方面进行区别评价。

（1）获利能力。反映商业银行分行通过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实现产出最大化的能力。

（2）市场扩张能力。反映银行在同业竞争背景下，通过不断整合金融产品，完善营销渠道，建立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3）成长能力。反映分行的可持续发展情况。

（4）风险管理能力。反映分行在风险管理目标、管理内容、管理技术、管理组织及管理机制的全方位综合能力，突出银行在风险识别、评估、控制、监测等环节中的管控实力。

（5）自我控制能力。反映分行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主动摒弃短期化经营行为，建立规模与能力相适应、管理和发展相协调、约束和激励相统一的综合能力。

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商业银行分行区域竞争力概念及其评价体系，结合区域竞争力结果和过程两个评价体系，逐一分解各个能力单元，构建一个多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区域竞争力评价方法

总体思路。本文关于区域竞争力评价方法的总体思路是：延续上文分析逻辑，将区域竞争力区分解为结果和过程两个方面，对银行经营成果指标和获利能力、市场扩张能力等五项能力指标逐一与市场平均值进行比较分析，分项汇总相加后，得到区域竞争力结果指数和区域竞争力过程指数，然后将两者进行乘法处理，最终得出完整的区域竞争力指数及其排名。在对最后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时，本文将结合策略方格模型设计思路，在二维表格中描述各行所处位置，以检验评价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

本文所设计的商业银行分行区域竞争力评价方法，与已有的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中所使用的IMD评价法、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数学综合判定法等方法相比，简单易操作，且适用性较强。此方法克服了传统方法中权重分配设置困难的问题，通过利用数据指标间的逻辑关系，比较分行在市场中相对位置，从而忽略了各指标间的权重关系，避免了人为干扰因素。克服了传统方法需大量数据才能进行评价的问题，此方法是建立在有限公开的数据基础上，且整个评价分析过程简单易懂，社会各界均能从中获取所需信息。

评价过程。通过收集、处理、编制、分析、检验五个环节完成对商业银行分行的评价。

（1）原始数据收集。根据当地银监局及人民银行公布的统计报表、各家上市银行总行公布的年报、地方金融统计年鉴及区域内公开披露的各类信息，计算每个指标的实际值，并对实际值进行分类排名。

（2）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项指标的经济意义和表现形式不同而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对每个指标值（包括市场平均指标值）进行标准化转化，形成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分布。具体做法是，将每个指标值与分布的算术平均值之差除以标准差。标准化后的数据即实现了与市场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的初衷，又方便统一运算。

（3）区域竞争力指数编制。按区域竞争力方程式，将标准化后的区域竞争力结果和过程的内部指标值进行分类相加，分别形成各自区域竞争力指数。然后将两个指数相乘，最后得到完整的区域竞争力指数及其排名。

（4）评价结果分析。在对区域竞争力结果和过程进行单项分析的基础上，借用策略方格模型设计思路对分行的区域竞争力进行综合分析，并简述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具体途径。

（5）评价结果检验。通过收集现有评价主体对商业银行分行的评价内容，进一步检验评价结果的有效性。

区域竞争力评价实证分析

样本选取背景

宁波市是我国十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本文选取了宁波市十家股份制银行分行作为实证分析的客观对象，以检验区域竞争力评价方法的实际应用性。十家行中最早成立的是浦发，最晚是2006年成立的华夏。经过数年经营，各行都已顺利渡过了成立初期的适应发展阶段，现正处于稳定增长期，因此有了统一比较的客观基础。此外，十家行业务经营模式差异性不大，且经营背景基本相同，对比分析后更能说明评价方法的可行性。

实证分析过程

本文选取的评价年度为2010年，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宁波人民银行、宁波银监局的统计报表，各上市银行总行公布的年报和网站信息、《2010年度宁波金融统计年鉴》及宁波银行业各类公开的数据信息。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逐一计算各项评价指标值，汇总相加形成区域竞争力指数，再按上文方法进行综合分析。

区域竞争力结果指数。对区域竞争力结果评价体系中表示银行经营结果的三项显示性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计算，汇总相加后得到区域竞争力结果指数，如表2所示。浦发、中信、光大区域竞争力结果指数值排在前三名，浙商、兴业、招商则处于后三名。

区域竞争力过程指数。按照区域竞争力过程评价的五个方面分项计算指标值，在形成获利、市场扩张、成长、风险管理、自我控制五个能力指标值后进行相加处理，得到区域竞争力过程指数。

区域竞争力指数及其结果分析。为消除原始数据标准化过程中出现的负数情况，使得评价结果更加直观，本文按照通用统计方法分别对区域竞争力结果指数和过程指数进行百分制转化，形成标准差为10，均值为90的百分制标准得分。即，

区域竞争力结果（过程）指数百分制得分=90+结果（过程）指数*10

百分制处理不影响原先评价结果的相对位置。然后，将两指数进行相乘，最终得到完整的区域竞争力指数及其排名，如表8所示。

区域竞争力评价结果检验。在通过走访、调查等方式了解了各行2010年度的业务发展情况，参考了年度监管评级、分行系统内排名等信息之后，本文认为对宁波市十家股份制银行分行区域竞争力的评价过程及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并通过对部分行的综合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

（1）浦发。在所有区域竞争力结果和过程13项指标中，浦发有6项指标市场排名第一，最终得到的三个区域竞争力相关指数也排名第一，这与专家访问中得到信息完全一致，浦发确实是宁波区域内同类银行的领头羊。但值的注意的是该行的成长性指标排名不够理想，调查中也发现同样问题，这可能与该行的大中型客户定位有关系。

（2）中信。与浦发相比，该行的区域竞争力结果和过程均处在辖内同类行第二位，这与实际市场情况基本吻合。该行的内部管理上较为稳健，企业文化较为温和，2010年度加大了市场拓展力度和存量不良贷款处置力度，部分竞争力指标排在市场前列。调查中也发现，该行在年度系统内排名上升较快。

（3）民生。从评价分析可知该行的区域竞争力过程好于结果，说明该行中小企业战略定位在宁波市场上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其“商贷通”中小企业系列产品在2010年度发展情况良好；部分指标如资产收益率、净息差等均市场排名第一，反映该行的资产获利能力优势。但调查也发现该行部分业务的合规性问题较突出，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这从区域竞争力风险管理能力指标中得到了验证。

（4）光大。综合区域竞争力过程和结果两方面可知，该行当年的经营成果相对较好，尤其是风险把控能力和盈利效率方面具有一定的区域竞争优势，但由于2010年度不良贷款处置进程不是很理想，且存在存款波动问题相对突出等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的情况，这从2010年监管部门的各类公开通报信息中得到了验证。

（5）招商。根据国内《银行家》杂志2010年度的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结果可知，招商银行总行在同类银行中排名第一，但本文的分析结果为第九，走访调查结果也显示该行名次未达到市场前几名，这可能与分行经营模式不够稳健、客户拓展力度相对不足等因素有一定关系。

提高区域竞争力途径简述。从上述实证分析过程可知，商业银行分行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在于如何将区域竞争力过程优势转化为结果优势，如何通过调整过程要素组成结构以提高潜在竞争能力。基于此，本文认为提高分行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是，提高区域竞争力过程组成要素中的六大能力。具体为：一是平衡好资源投入总量和使用效率间的关系，合理控制非生息资产规模；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提高资产定价水平，确保获利能力稳步上升。二是以优化投入产出比例为原则，积极协调市场扩张数量与质量间的关系；集中优势资源拓宽市场发展渠道，实现网点单产和人均单产的稳步上升，努力提高市场扩张能力。三是以客户价值实现为核心，积极探索差异化经营思路，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为着眼点，加大与区域金融市场的融合力度，提高成长能力。四是实现从风险管理向风险经营方向转变，提高对各类风险的掌控能力；建立以机制控制为核心的管理体系，积极培养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切实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五是摒弃盲目的市场规模扩张，采取措施约束各类短期经营行为；积极推进负债、资产和中间业务的协调发展，提高自我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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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西部大开发 金融业

一、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支持政策

西部大开发的顺利推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中央财政资金对于西部地区的投入是十分有限的，因此需要借助金融杠杆进行投融资调节。西部开发10年来，国家从金融信贷上对于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项目信贷政策给予了倾斜，金融支持成为国家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政策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重点支持铁路、主干线公路、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大中型交通、能源项目建设。对投资大、建设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根据项目建设周期和还贷能力，适当延长贷款期限。第二，扩大以基础设施项目收益权或收费权为质押发放贷款的范围，诸如农村电网收益权、公路收费权以及城市供水、供热、公交、电信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第三，增加农业、生态建设的信贷投入，特别对西部特色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发展在信贷方面给予支持，扶持一批有发展前景、带动作用强、以公司加农户为经营方式的龙头企业。第四，运用信贷杠杆支持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支持电力、天然气、旅游等西部优势产业发展。以上金融支持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力保障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一大批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的顺利建设，是10年西部开发取得明显成效的重要支持性因素。

二、西部开发10年西部的金融业发展

西部大开发10年是西部现代金融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截止2001年底，西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个数占全国的27.3%，从业人员数占全国的24%，资产总额占全国的17.9，法人机构个数占全国的35.9%；人民币各项存款占全国的16.5%，各项贷款占全国的17.9%；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的15.2%，保险公司数占全国的6.4%。尽管与东部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但与西部大开发之前相比，还是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一）商业性金融快速发展，但占全国比重仍然较低

首先，在我国金融领域内最具覆盖性的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主要包括国有独立或控股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等。一般而言，评判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银行网点数量的多少。目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网点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较少，12家股份制银行在西部地区设立分支行的有10家，且主要集中于省会城市。在西部各省银行网点分布中，四川省银行机构网点最多，地区仅有中行、农行、建行设有分行。

其次，存贷款额和存贷比指标大小直接反映了商业银行在某一地区的业务发展状况，间接反映了其利润来源状况，同时也反映出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所以，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增幅也是一个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存贷款呈现上升趋势，本外币贷款余额从2001年末的19348亿元增长到2011年末的10.5万亿元。从全国来看，西部地区信贷总量占比始终保持在17%左右，信贷增长速度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较为客观地反映了西部地区商业银行主要业务发展的增长态势，说明西部大开发政策极大地盘活了区域金融，有效带动了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西部地区银行存贷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西部银行借贷现象严重，许多西部分支行将资金上存总行，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出西部地区。同期西部地区GDP在全国所占比重上升与存贷款量在全国比重下降并存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西部资金有相当部分已经流向了发达地区，这将会增大西部地区发展的资金缺口，导致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

第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网点数和资产规模也是判断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的重要方面。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西部地区的网点分布过少，全国共有301家，西部只有49家，占总数的16.28%；各股份制银行分布网点数不均，除了交通银行外，招商银行在西部地区营业分行最多，网点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型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重庆、西安和成都由于其经济实力与地理位置优势，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西部的集中区。从资产规模上看，西部地区在股份制银行总资产规模中所占比例很小。从已公布的各银行年报来看，招商银行西部6个分行资产规模总数为510.11亿元，占其总资产规模的8.5%；深圳发展银行西部3个分行资产规模为65.64亿元，占其总资产规模的4%；华夏银行西部5个分行资产规模为277.87亿元，占其总资产规模的9%。由于股份制银行是按照商业化模式进行运作，以追求投资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关注的是一个区域的投资环境和货币信用水平。由此可见，造成网点数和资产规模较低最主要是受到西部地区投资环境、金融生态环境以及资金收益率、货币乘数效应等因素的影响。

（二）政策性金融健康成长，但倾斜度和关注面亟待扩大

政策性金融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政策性贷款，是市场机制失灵和不足的产物，负责承担商业性金融机构无力或不愿承担的长期资金信贷业务，不断补充和完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功能。西部地区政策性金融发展比较滞后，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在政策性金融上给予了大量的政策优惠和重点产业的金融支持政策，重点支持西部地区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关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村综合改革，支持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支持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发展。其中，农村金融是整个政策性金融关注的焦点，加大支持“三农”的政策性力度是政策性金融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西部大开发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人民银行陕西分行、成都分行和重庆营业部在总行的政策指导下，相应制定了对本辖区内农村金融环境适用的政策条例和指导文件，积极推进小额贷款政策，增加支农再贷款，加大对西部乡镇企业的信贷支持。据银监会统计数据，截止2010年底，西部11省正式开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52家，占全国开业总数的44%，其中村镇银行41家，贷款公司3家，农村资金互助社8家；贷款余额达到17.3亿元，向25000多户累计发放贷款15亿元，向526户小企业累计投放6.7亿元。西部“三农”获得的政策性金融供给逐渐增强，西部农业优势产业进一步凸显，加快了西部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了西部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而言，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区域发展中的特殊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的覆盖范围也过于狭窄，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和发展。

三、进一步强化西部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

一是要扩大人民银行西部地区分行的调控权限，如总行要增加对西部大开发地区人民银行分行再贷款、再贴现的限额，适当延长再贷款期限；对金融机构因支持西部开发中出现的临时性、季节性资金需求贷款给予支持等。二是要适当增加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种类，如放松西部地区金融机构业务限制，吸引更多的国内外金融机构进驻西部地区开展金融业务。同时考虑在西部大开发地区试行私人投资办银行。

（二）实施差异性的金融监管

人民银行要充分考虑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和金融发展方面的阶段性差异，采取倾斜性货币信贷政策。一是对西部地区省级分行在系统资金往来利率和期限上实行比发达地区更加优惠的政策；二是实行较为宽松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适当提高存贷款考核比例，加大授权授信力度，增强西部大开发地区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三是实行较低的贴现率，增加西部大开发地区的贴现限额；四是减免西部地区存款利息税，以吸引发达地区资金流入。

（三）完善城乡金融组织体系

突出的二元经济特征决定了西部各省区金融需求具有多层次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城乡金融组织体系，满足西部经济发展中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一是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小金融机构和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为城乡金融市场一体化和服务体系多元化提供支持。二是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市，探索运用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券、股权投资基金等融资工具，特别是拓宽农村地区基金主体融资渠道，形成适宜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三是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竞争性农村金融体系，满足农村地区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四）增强现代金融服务功能

不断优化信贷结构，重点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信贷支持，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内部管理，认真纠正金融服务中附加条件和收费不规范问题，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密切跟踪和监测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态势，加强区域性系统性风险防范，促进区域经济平稳健康协调发展。不断优化信贷结构，重点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信贷支持，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内部管理，认真纠正金融服务中附加条件和收费不规范问题，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密切跟踪和监测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态势，加强区域性系统性风险防范，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平稳健康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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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在深交所挂盘交易，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11年11月，距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登陆深交所上市交易两周年之际，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先生推出了创业板退市制度。创业板在国内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故对创业板的绩效分析没有完善的方法可供借鉴。不过，很多的学者利用各种统计方法对中小板及各行业上市公司进行过一些研究。林森采用stoNED方法，结合DEA与SFA方法的优点，对中国商业银行1996年～2005年间的绩效进行评价，认为我国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显著低于非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本文选取首批登陆创业板的28家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1年的经营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维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利用因子分析对这些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价，为创业板公司经营业绩的评价方法提供一种新视角。

二、方法简述

（1）思想原理。利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法，对多维面板数据进行动态处理。根据原始变量相关性的大小对原始变量进行分组，使得同组内变量间的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通过几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来构造综合评价函数，简化众多原始变量及各指标间的重复信息。对多维面板数据进行动态处理，可避免仅用一个截面数据进行绩效评价的片面性，同时也可以深度挖掘潜藏在面板数据中的有效信息。（2）具体步骤。搜集数据，构造原始数据矩阵；将原始数据正态标准化，以使不同指标的数据有比较意义；计算各年份的相关系数矩阵；计算各个时间截面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及特征向量；根据因子贡献度选取主因子，构造主成分的线性表达式；建立并计算各个时间截面的样本综合评价函数，构造综合评价矩阵；对综合评价矩阵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因子得分，按照因子得分对各上市公司进行排名。

三、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采用2009年10月30日在深交所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2008年至2011年的年报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银河证券海王星交易软件。根据年报数据，考虑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利润构成情况、盈利及成长能力情况以及每股财务情况，共选取了如下11个具体指标：资产总额、资产负债比、利润总额、净利润、净利润现金含量、主营业务收入、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增长率、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每股现金流量。（2）分析过程。第一，选取28家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2年的年报财务数据中的11项指标，以每年为一个截面，分别对每个截面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一个各年份的综合评价矩阵。第二，对综合评价矩阵进行样本适度检验。KMO检验值为0.517，大于0.5，说明样本容量是可行的。Bartiett球度检验的卡方值为47.925，P值为0，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说明可以对该面板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第三，按照方差贡献率提取了两个主因子，根据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因子总得分计算公式为：F=0.589f1+0.411f2，依此得出，28家上市公司的绩效排名（表1）。第四，结果分析。表1给出了分析的结果。将该结果与2011年年底，各上市公司股价市盈率进行比较，发现这两个排名比较接近。这说明，用该方法对这些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排名基本符合市场预期，该绩效排名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上市公司的股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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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足够股权激励的经理人，往往无法从增加的公司收益和资本利得中获得相应的好处，因此，任何公司的治理中需要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使通常没有股权的经理人为了最大化公司价值努力工作，而不只是追求自身利益。这个问题就是金融学中的“委托—”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7］。基于“理论”的公司治理理论指出，有效的公司治理取决于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和规范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三个不同的层次。内部治理机制由公司内部的决策、激励和监督机制构成，并通过这三个方面来有效地发挥作用。外部要素市场的竞争———如产品、资本、信贷和经理人等要素市场竞争，激励并约束着公司的内部人，构成了公司的主要外部治理机制。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约束机制包括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为保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司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制定的一系列规定。过去的关于银行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文献，大多基于银行和一般公司的差异，并得出了外部治理机制对于降低银行“成本”效率较低的结论。而相关的实证文献则是从外部环境“直接”作用于银行绩效的角度出发，论证外部治理机制对于银行业绩的影响，李维安、曹廷求(2004)在对山东、河南两省城市银行的研究中发现，银行业竞争对于银行绩效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法律环境没有对绩效产生预期的影响，并将这种结果归因于两省法律环境差异不大［8］。有别于前人的研究视角，本文将从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贷款”和一般公司产品的交易方式的差异出发，发掘出一种过去未曾被学界、银行界关注，但却又真实存在的“间接地”影响银行绩效的外部治理机制，而对于这种理论的探索，必须先从银行贷款和一般产品交易方式的差异入手。下面本文就两种交易方式的差异性进行深入的阐述。商业银行作为一种最早的金融中介机构，最初只是完成接收存款和提供贷款的职能，而现代商业银行在原有资产转换的职能基础之上，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又担负了提供支付体系、风险管理和信息处理以及监督借款人的职能。但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仍然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商业银行媒介资金、提供流动性经济功能的具体体现。贷款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其交易性质和一般公司的产品有着根本的区别。贷款本质上是商业银行和借款人之间订立的一份有着法律约束效力的合约，合约规定银行在一段约定的时间内让渡一定数额资金的使用权给借款人，而借款人有义务在合约期内偿还本金并为使用银行借款支付利息。需要强调的是:一般公司的交易往往是即期结束，即公司出让物品所有权或是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了客户对于所有权或服务的支付，这种交易方式就是常见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由于交易的即期完成性，购买产品的客户在交易发生之后的财务状况，不会对出售产品的公司产生影响;而银行和客户(借款人)的交易关系和一般公司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延续到了整个贷款的合约期，在此期间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决定了银行是否能够实现本金的回流和利息的获得。正是这种交易关系的延续性，使得传统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可以通过作用于借款人财务状况的方式间接影响银行的经营业绩。本文提出的“间接的银行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理论”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的银行外部治理机制理论，传统理论没有认识到银行贷款资产的特有的延续性，只是基于一般公司治理理论出发，认为由于银行资本结构、资产交易以及监管的特殊性，市场竞争、法律环境等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绩效的外部因素无法影响银行，降低成本，从而改善银行的营运效率。间接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否真正通过影响借款公司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产生影响，取决于要素市场竞争、法律法规制度等一般公司外部环境的对于借款公司的治理效率。高效的借款公司外部治理，将有利于其保持自身的财务健康，从而间接提高银行绩效并降低银行风险;反之，则将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提高银行风险。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在综合过去一般公司外部治理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从要素市场竞争性、法律法规环境两种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提出研究假设。假设1:借款公司要素市场的竞争性和债权银行的业绩正向相关。贷款合约的非标准化及非市场化，银行经理人任职资格的明确规定，银行经营领域的严格管制，以及近乎苛刻的行业准入和参股限制，都导致传统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很难“直接”作用于银行，并对其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不过，在贷款合约延续期间，竞争性的要素市场给借款公司的经理人提供了足够的市场压力，激励其出于自身利益和职业前途的考虑，努力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市场份额，确保借款公司的财务健康，避免公司因资不抵债而破产清算。Fama(1980)［9］，Shleifer和Vishny(1997)［10］分别从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出发，认为市场的竞争性将使经理人和股东利益趋同，降低成本。Hou和Robinson(2006)研究表明相比于高度集中的行业，竞争性行业获得了更高的收益［11］。Karuna(2007)发现竞争性行业有着更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并认为应该对有权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的经理人进行监督［12］。Guadalupe和Prez-Gonzlez(2010)使用19个国家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市场竞争通过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和强化破产威胁，降低了经理人利用公司控制权图利自己的能力，提高了公司治理质量。此外，还发现当国内行业面临来自国际竞争压力时，公司的经理人和所有人将更少地利用手中的控制权谋求私人利益［13］。在上述相关文献以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要素市场的竞争性越强，那么，借款公司的管理者就存在更大的压力为公司的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以防止被更为敬业和不侵占股东利益的管理者驱逐出市场，而更为努力的借款公司管理者，更有可能保持公司的财务健康，从而要素市场竞争就以一种“间接的”作用于借款公司的方式，确保银行的贷款本息能够得到按时支付，由此本文提出了假设1。假设2:法律法规环境的完善程度和银行业绩正向相关。由于银行的债权结构具有分散性，因此，尽管从法律上，债权人拥有参与银行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的权利，但分散的债权人不免会存在“搭便车”的现象，而且，在银行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债权的分散性使破产清算协议难以在众多债权人之间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都使债权资产受到保护的存款人彻底丧失了监督银行股东从事过度风险行为的激励，这样就降低了债权人对于银行内部人利己行为的约束力，削弱了破产、清算等法律法规在银行治理中的作用。然而，由于银行贷款资产交易的延续性，在贷款合约的存续期间，高效的破产清算、接管等法律程序和执行效率将给予借款公司经理人行为决策极大的约束力，为了避免公司因资不抵债而破产清算或是被接管，经理人将努力保持公司财务健康，确保本金的偿还和利息的支付。很多学者就一般公司的外部法律制度环境对公司的影响展开研究，Gilson(1989)指出破产的法律威胁提高了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的高管和董事被替换的可能性，高昂的个人成本趋使着高管和董事更勤勉地工作［14］。Claessens和Laeven(2004)［15］，Baietal(2004)［16］证实公司生存的法律法规环境影响着公司的治理水平。在提供了更好的投资者保护和法律执行效率更高的国家，投资者愿意为股权支付更高的价格，公司的价值也更高(Claessens和Laeven，2003［17］;Klapper和Love，2004［18］;LaPorta，2002［19］)。Levine(2003)研究发现，在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债权人获得固定的合同收益;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无法偿还债务时，债权人可以通过没收担保品、债务重组或破产等方式获得企业的控制权［20］。因此，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制度和破产制度的有效性。JanninePolettiHughes(2009)通过12个西欧国家的公司样本发现，法律体系以及对于投资者的保护影响着公司的价值［21］。Giroud和Mueller(2010)考察发现在通过了公司并购法后由于接管威胁的上升，导致公司内部治理效率以及业绩的提高［22］。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完善的借款公司的外部法律法规环境，有助于约束公司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确保债务合约的履行，实现提供贷款银行本金的如数偿还和利息的按时支付，从而提高银行的业绩。

实证分析

1．研究样本。尽管中国具有统一的法律制度，而各个地方在执法质量、市场竞争程度等公司经营外部环境上却有着很大差异。而且，直到2004年银监会颁布《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之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只局限于其总部所在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上两点就为本文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从市场竞争、法律法规环境的角度出发，检验间接银行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自然的实证条件。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以我国61家未进行跨区域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2005－2009年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银行经营数据和治理信息来自银行官方网站、《金融时报》公开披露的年报，而描述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法律法规环境的数据则来源于樊纲2011年公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1997－2009)》。此外，本文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各个省市的统计局网站。2．变量选择与定义。为了对在第二部分提出的“银行间接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假说进行检验，本文在借鉴国内外银行治理研究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之上，构建了银行经营业绩、特征、内部治理、行业特征、宏观经济指标以及外部治理环境13个变量，简述如下:被解释变量。在国内主要的银行治理实证文献中，如李维安、曹廷求(2004)，赵昌文、杨记军、夏秋(2009)［23］，选择了资产收益率(ROA)、权益收益率(ROE)作为衡量银行业绩的指标，本文将继续使用ROA和ROE作为实证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有必要强调的是，由于下文的实证力图证实一种外部环境通过作用于借款公司，从而间接影响银行的外部治理机制的存在，这就要求必须控制住银行外部环境对于银行业绩直接影响的干扰，为此，本文从樊纲2011年公布的市场化指数中选择2005－2007年度各省市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法律制度环境两个指标，分别衡量借款公司经营所处的要素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为什么通过选择这两个指标能够说明外部环境的确是通过影响借款公司财务状况的方式“间接的”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并排除了环境对于银行业绩的直接影响，下面将从理论研究、相关文献以及实证设计的基础上进行简要说明。从上文的理论分析中可以认识到，资本结构的特殊性、资产交易的不透明性以及严格的政府监管，都使得外部要素市场竞争机制无法直接影响银行的绩效。为了从要素市场竞争程度对于银行业绩的影响中分离出同属于外部环境的金融业竞争的影响，本文将从樊纲指数中选择金融业竞争程度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从而有效的保证了外部竞争是通过作用于借款公司财务健康的方式间接影响银行。曹廷求、李维安(2004)选择银行数量作为银行竞争程度指标以衡量银行业竞争对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的直接影响，并发现了银行业的竞争促进了业绩的提高。就法律法规环境指标的选择而言，本文也有别于国内其他相关文献，卢峰、姚洋(2004)采用每年经济案件结案率(即结案数和收案数之比)作为衡量法律体系效率的综合性指标来研究我国金融压抑为特征的背景下法律体系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24］，而曹廷求、李维安(2004)采用银行当年提讼的案件数量作为衡量其赖以生存的外部法律环境的指标。从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及过去的研究文献出发，本文认为，银行债权的分散性、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大大削弱了债权人监督银行的激励，而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以及高度的政府垄断性，也制约了银行债权人运用法律手段限制银行从事过度风险投资活动的能力。因此，法律制度不会直接对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有着高度政府垄断色彩的银行体系。曹廷求、李维安(2004)为上述分析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在他们的研究中并未发现法律法规环境对银行业绩产生直接影响的证据。综合以上分析，本文选择樊纲2011年公布的市场化指数中衡量一般公司经营的整体法律法规环境指标作为另一个解释变量，以证实本文提出的法律法规环境可以通过作用于借款公司的方式间接影响银行的业绩。控制变量。本文选择了银行个体、金融行业、宏观经济三个层次的指标作为实证研究的控制变量。对于银行个体指标的选择，本文遵循同类实证文献的做法，包括了银行特征、银行内部公司治理两个方面。其中，银行特征使用年末银行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和银行资产负债比衡量，而银行内部公司治理指标使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来表示。金融行业指标使用樊纲2011年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竞争程度指标。3．描述性统计。为了能够初步了解本文实证检验所采用变量的基本数量特征，表2提供了统计性描述。在表2中，本文增加了离散系数指标，即变量标准差/均值，它可以用于比较有着不同规模变量的离散程度。由表2可见，样本中最具盈利能力的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权益收益率分别是盈利能力最差的银行的约68倍和24倍，而拨备覆盖率的离散系数约为18，这在本文的所有变量中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贷款风险存在很大差异。要素市场竞争程度的离散系数是7．298，而法律法规环境完善程度的离散系数只有3．333，表明相对于要素市场而言，我国各省市法律法规环境差异不大。银行规模和杠杆的离散系数在所有变量中相对离散程度较小。董事会独立董事比例均值为11．49138%，而最小值为0，表明我国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独立董事的制度并未建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64．7991%，最大值达到了89．9900%，说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有着很高的股权集中度。

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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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为了影响汇率水平，在通常情况下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卖外汇时，就发生了外汇市场上的官方干预。但是当局并不能完全正确理解识别经济基本面所含的汇率，即使他们能够识别，但汇率干预的成本远大于它的收益。同时，设计汇率干预的另一个困难在于这样的事实：当局不容易了解已经观察到的干扰到底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因此，就很难判断是否应该在外汇市场上对这种年扰作出特别的反应，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官方干预的需要可能只有在事后才能确切地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官方的外汇干预效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实际中我国的情况又如何呢?这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理论简述

从理论上讲，官方干预包括冲销干预和非冲销干预。冲销干预是指，官方同时或者在很短的时滞内采取行动抵消或“冲销”官方持有的国外资产的变化对国内基础货币的影响；非冲销干预是指，当局通常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卖外汇，而并不采取抵消行动。一般来说，非冲销干预能够影响汇率，同样也通过引导基础货币存量的变化影响货币政策，而基础货币的变化导致广义货币存量、利率和市场预期的改变，最终引起汇率的变化。然而，冲销干预的有效性是非常有争议的，对官方在外汇市场上千预的有效性的争议的核心很大程度上与冲销干预有关。

冲销干预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影响汇率：改变资产的相对供应量和发出政策意图信号。

1.影响渠道：资产组合平衡渠道(portfoli。balancechannel)

官方干预通过资产组合平衡渠道的影响可以在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模型(?BM)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在这个框架内，投资者根据各国资产预期的相对收益来平衡他们的资产组合。

由于在实证模型中要考虑非货币资产的选择是困难的，而且在双边基础上数据并不是可以获得的，为了测量PBM，第一类是建立在PBM简化形式上所得解的估计值这一基础上的。这种方法通常被叫做直接需求方法。第二类集中在求解PBM的风险溢价上，并检验不同货币面值的债券的完全替代性，这种方法叫逆向需求法。

PBM的本国资产和外国资产不完全替代性的假设相当于把预期贬值和国内外利率差加以分离的风险溢价的假设；而在PBM中，这种风险溢价原来是相对的本国债务和外国未清偿债务的函数。在使用逆资产需求方法估计资产组合平衡模型中，许多研究者估计了这样的一个方程式，风险溢价(ρ)是国内外债券持有量(Bt和BT)的函数。

2.影响渠道：信号渠道(signalingchannel)

信号渠道或预期渠道(穆萨，1981)假定：干预通过向市场提供新的相关信息影响汇率。更确切地说，通过信号渠道冲销干预发生的影响是私人主体改变了他们对汇率的预期，这或者是因为他们改变了他们对货币当局未来的可能的行动的看法，或者是因为他们改变了他们对货币当局的影响的看法。

汉弗珀杰(Humpage，1989)通过对下式的回归检验了通过信号渠道进行冲销干预的操作的假设：

这里INTt是干预变量，εt是白噪声误差；两期滞后的名义汇率是预期汇率的近似值，并用对利率差的预期来捕捉货币政策的影响。在最近的研究中，张和泰勒(Chang和Taylor，1998)使用1992年10月1日至1993年9月30日的数据对路透社报道的在日元一美元市场上与日本银行干预有关的消息，进一步考察了日本银行干预的效果。他们发现，在路透社刊登干预报道的前后，日元一美元汇率波动的变化非常的不明显。他们使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恩格尔，1982)，发现在路透社报道干预前30-45分钟他们的干预临近时对汇率的极为频繁的波动有最大的影响。

二、我国外汇干预机制分析

在我国，其制度背景比较特殊，我国外汇干预尚未形成成熟的三大市场机制的传导效应。央行根据货币调控的预期目标，先后运用了再贷款回收、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进行冲销。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说，是怎样的效果?下面在M-F框架内分析。

在M-F模型框架内，非冲销干预在改变外汇供求数量的同时，也引起国内基础货币和利率变动，这将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变化，从而增强对汇率的影响效果。同时，外汇干预也能通过改变金融市场的资产结构，对汇率产生影响：在汇率的资产组合平衡模型内，假设一国居民的财富由本国货币(M)、国内债券(B)和国外债券(F)三种资产构成，投资者依据不同的收益水平和风险水平进行资产组合，均衡汇率形成的同时也受到三大资产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如图1，三条资产平衡线MM、BB和FF分别代表短期内在财富一定的条件下，货币市场、本币债券市场和外币债券市场均衡时的I-S组合，A为初始均衡点。在非冲销干预的情况下，若货币当局用国内货币买进外币资产，那么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在给定汇率水平下引起利率下降，从而MM向左移动到；同时，外币资产供给减少，外币债券市场出现超额需求，使得本币汇率下降，FF向右移动到；BB曲线不变，最终三曲线在C点重新实现均衡，汇率由S0贬值到S1，增强了干预效果。在冲销干预中，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购进外币资产的同时，在公开市场出售本币债券回笼货币；这一过程中，外币资产供给减少同样引起FF曲线右移至FF’；同时，本国债券供应量增加使得本国债券价格下降，导致债券利率上升，BB线也右移至BB''''，而货币供给量MM曲线不变；三曲线最终交于B点，此时S2大于S0，汇率仍实现贬值，但贬值效果因国内债券利率的上升而部分抵消，且本外币资产替代性越强，干预效果越弱。在预期理论框架内，货币当局在进行干预时，可向市场传达一种干预意图或未来货币政策的信号，这将改变投资者市场预期并进行相应资产调整，引起即期汇率变化：如货币当局买入外汇资产，市场投资者预期政府有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倾向，从而增加私人外汇资产的持有，引起本币贬值。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非冲销干预的利率和资产组合机制可以放大干预效果，降低操作成本；但这种干预要以利率平价条件和改变货币供给为前提，干预规模不易过大，否则，会引起内部经济失调。冲销干预可保持货币供给独立性，但冲销效果受本外币资产替代程度、资本流动利率弹性及公开市场业务规模等因素的制约。干预的预期机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货币当局自身要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实力，并能把握信息披露有效的时机。现实中，各国背景与制度不同，干预方式和作用机制也会存在差别。但是，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讲，有效干预的关键是在实现汇率稳定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内部经济的冲击。

二、对1994年以来央行冲销干预的实证分析

1994年?正率并轨后，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长，为了稳定汇率，央行通过频繁干预，导致外汇储备继续高速增长，截至今年6月末已达9411多亿美元，居全球第一。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改变了货币供应机制，从而使央行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

(一)1994--1997年外汇干预和再贷款冲销的操作

1994年汇率并轨后，这一阶段国际收支年均顺差达451.2亿美元，外汇市场供过于求导致当时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对出口企业造成影响。为此，央行人市干预，相应投放大量人民币。在人民币稳定甚至升值预期下，套利资本通过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外汇黑市等途径流入境内，进一步加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对此，央行采取减少或收回商业银行再贷款进行对冲。根据测算。这一时期外汇占款共增加12217.5亿元；而央行回收商业银行贷款约3310亿元，未冲销余额约有8900多亿元。再贷款冲销相对不足，加上冲销时滞等因素影响，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国内M2(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速高达34.5%、29.5%和25.3％，较大幅度偏离了预定目标，并成为当时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直至1997年，银行再贷款需求大幅下降，同时持续冲销效果逐步显现，通货膨胀才得到缓解。

(二)1998—2000年外汇干预和公开市场操作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出口增长大幅减少，1998—2000年国际收支年均顺差仅为229.5亿美元；加上周边国家汇率不断贬值，市场形成了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当时政府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央行一度减少对外汇市场购汇，外汇占款急剧减少，三年间仅增加2308.8亿元。同时，国内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情况，央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纷纷先后归还再贷款，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进一步受阻。国内货币投放相对减少没有引起利率的相应提高和资本流入，相反，为治理通货紧缩，央行连续降息，人民币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7.47％，下调到1999年的2.25%，在本外币负利差和贬值预期影响下，国内短期资本进一步外流。1998—2000年国际收支错误遗漏逆差高达422.7亿美元，其他投资逆差则达932.7亿美元，这种趋势进一步减少了国内货币供应。为此，1998年5月，央行恢复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和1999年，通过债券逆回购等方式投放货币2622亿元，占当时基础货币增量的87%，基础货币增长逐步回升。2000年起，随着金融机构流动性增强和债券市场出现投机现象，央行改变公开市场的操作方向，开始采用债券正回购，实行货币回笼。

(三)2001年以来的外汇干预和冲销操作

2001年起，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恢复高速增长，同时，央行为治理通货紧缩继续降息，但同期美联邦利率也持续下调，本外币又形成正向利差为主。伴随经济基本面好转和海外政治压力增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日益增强。为稳定汇率，央行被迫扩大购汇规模和人民币投放量，同时，在公开市场通过不断增加债券交易种类、频率等方式增加冲销力度。但随着政府债券逐年到期和相继抵押，债券正回购严重缺乏“弹药”，资产冲销空间日益缩小。2003年4月开始，央行通过滚动发行央行票据回笼货币。2005年，央行共发行了27882亿元的央行票据，共进行了62次正回购操作和3次逆回购操作。3次逆回购操作都是在年初为应付春节期间的社会流动性需要而进行的，逆回购投放的基础货币很少，总共只有368亿元。2005年62次正回购操作的交易录达到了7380亿元。同时，在持续单向冲销下，央行已对商业银行形成过多负债，导致其对信贷总量的控制能力下降，2004年末，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为177363亿元，2005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0.7万亿元。由此可见，在货币供应与银行信贷的调控目标之间的配合，并不是令人满意的。

四、对我国冲销干预的深入分析和完善构想

从上述干预实践可以看出，央行日渐陷入平衡稳定汇率和控制货币增长的两难境地，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从干预目标看，我国过于追求人民币汇率的静态稳定，外汇干预的主要目的是使汇率朝着实际均衡汇率方向靠拢。央行在日常干预中也很难判断真实的均衡汇率方向，只能通过短期频繁干预来实现中长期稳定，使得干预失去了主动性。

同时，银行结售汇和最高持汇规模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市场投资者的资产选择，本外币替代程度较低。这种制度有利于防止冲销引起的大规模游资的冲击；但外汇干预缺乏相应市场机制的配合，只能通过增加直接干预的规模和频率来达到预期目标。最终，央行吸收了外汇市场大部分供求压力，加大了干预的操作成本和汇率集中管理的风险。

在冲销效果上，再贷款本身存在计划刚性无法即时回收，且冲销对象和干预不一致等问题，造成货币供给结构不合理。由于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较小，国债正回购等资产冲销方式也无法对抗外汇占款持续性增长。央行票据作为负债冲销的手段，虽然在理论—上可无限制发行，但实践中也存在局限性。因此，我国对冲工具的选择余地十分有限，随着外资流入进一步增强，国内冲销缺口也将不断扩大，内外冲突更趋激烈。可见，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不能兼得的“三元悖论”同样存在。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对干预目标设定进行调整

继续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不仅可以恢复其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功能，而且也能提高央行干预的主动性和政策的有效性，减轻外部通胀输入。目前，央行可适当放宽内定的汇率波动日标，降低日常干预的频率。

(二)逐步放松汇率形成的制度约束，继续稳定的汇率改革

央行可以因势利导，加快市场建设，理顺各种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联性，逐步增强干预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汇率改革后，央行可逐步摆脱外汇市场供求中的被动地位，将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作为调控手段。在冲销上，央行可适当增加短期国债持有量，发掘各种新的冲销工具，并积极推进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

(三)加强官方干预的国际协调

从理论上讲，从官方干预的国际协调中得到的利益相对于单方干预得到的利益更加明显。今后我国要进一步增进国际间政策合作，在扩大外汇援助资金来源的同时，加大外汇干预力量，提升应对货币危机的实力。

(四)加强人民币汇率干预的政策配合

考虑到资本流动放宽后，我国本外币替代程度上升，冲销干预效果将逐步削弱，因此，增强与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是弥补此缺陷的重要途径。央行在干预时，要注重与国内财政、货币政策间的协调，推进港币与人民币一体化建设，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目前，人民币汇率干预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币冲销干预与基础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可选择的方案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加紧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的建设，配合外汇的公开市场操作，加大外汇干预的缓冲余地。由于受再贷款规模的限制，回收再贷款已不适于作为冲销干预的主要手段，因此有必要大力发展公开市场业务，将其作为冲销干预的主要手段以加强对基础货币的控制。

其次，逐步健全短期货币市场，改进利率机制，逐步提高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我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是汇率干预与货币政策合理组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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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2.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于过去的高污染，高耗能的能源，人们对新型的低能耗能源开始关注，并加大了技术研发力度。作为一种新型节能改造机制——合同能源管理应运而生，开始在全球推广。但是，由于合同能源管理的投资收益周期长，导致节能企业出现融资困难的局面，也影响了我国节能业的健康发展，节能服务企业的融资问题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建设重视的焦点之一。本文就立足于现实，分析了合同能源管理融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实际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对如何拓宽节能服务业融资渠道、解决融资困难等给出了见解，希望能对节能服务行业融资提供参考。

［

关键词 ］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措施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255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种基于市场的、全新的节能新机制“合同能源管理”在欧美等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基于这种节能新机制运作的专业化服务公司（ESCO）也迅速发展，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发展成为新兴的节能产业［1］。但在我国，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推广相对缓慢，资金短缺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为提高能源利用率，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合同能源管理专业运作服务公司融资问题，并将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引入我国能源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重要意义。

1合同能源管理简述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EPC［2］），是一种以节省能源的费用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投资方式，用户可以使用节能收益来对工厂和设备升级，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能源利用率。在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时，一般不要求企业自身对技能项目进行大笔的投资，可与盈利性的专业化的能源管理公司签订合同，以推动节能项目的进展［3］。也可以将合同能源管理看作是一个成果导向系统，即将投资、融资、技术运用、能源分析、能源管理等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并以此来指导企业的各项管理与商业活动。一般不要求企业自身对技能项目进行大笔的投资。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下的节能企业业务流程模式为：首先，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ESCO）与用能单位接触，了解用能单位的用能状况，确定改造意向；其次，对用户各种耗能设备和环节进行能耗诊断，提出改造方案，并与用户沟通；再次，在诊断的基础上，设计出改造方案，包括项目实施方案和改造后节能效益的分析预测，并告知客户使其充分了解能源改造后的效果；然后，ESCO与客户进行服务合同谈判，并签署协议，约定经济收益分配。一般来讲，节能服务公司承担主要风险，在合同期内收益大部分归ESCO所有，合同到期后，公司不再分享收益；然后，合同签署后，ESCO开始对项目进行投资改造，其费用由公司全部支付；最后，项目完成后，ESCO进行全程服务，并对人员进行培训，对能耗、节能量进行监测，并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收益分成。

2我国合同能源管理现状

虽然我国合同能源管理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国家政策地支持下，节能产业也持续快速的发展，并不断走向成熟，从2006年到2010年，EMCA会员增长了5倍，从业人员从1.6万人增长到17.5万人，产业服务规模也从47.3亿元增长到836.29亿元，在“十一五”规划期间，节能服务产业拉动社会投资资本超过1800亿元。同时，到2015年，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将发展到2000多家，产业总产值将达4.5万亿元。节能服务产业逐渐形成了以节能服务为核心的配套产业链，成为国家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朝阳行业。

但是，在节能服务业蓬勃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如管理落后、融资困难等现象，影响了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的发展，进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4］。

3我国合同能源管理融资问题的分析

目前，合同能源管理的融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能源管理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虽然合同能源管理发展迅速，但由于机制问题导致融资困难；另一方面，从节能服务企业自身来看，我国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时间短，各项制度不完善，同时经营规模小，信誉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企业的形象不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ESCO的融资［5］。另外，由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投资收益时间长，市场机制不完善，节能服务企业多而不精，实力差距大等，造成用户的怀疑，同时改造风险也较大，被银行等金融机构列为高风险投资项目，为融资进一步添加了困难，虽然私人投资渠道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的短缺，但是私人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很难满足企业的需要，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民间借贷不规范，风险大、成本高，使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的渠道进一步缩窄。我国合同能源管理融资问题已成为其发展得主要障碍，对其问题的产生有必要进一步分析：

（1）节能服务企业自身的不足。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竞争激烈，企业的经营状况往往属于机密，不能将信息公布于众，而是有选择性地带有一定目的的对部分信息进行披露，使信息质量和披露范围都不能满足融资的要求；②节能服务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资金不雄厚且各项管理制度不健全，存在不透明的现象。此外，节能服务企业的信息披露平台水平较低，导致信息不对称，限制了其信息的生产能力，进而限制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了ESCO的资本成本，影响了其健康发展。

（2）节能服务企业缺少担保渠道。一方面，由于EMC项目节能投资收益周期较长，往往需要ESCO预先垫付资金，这就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得融资成为节能服务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很多节能服务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如中节能、信合节能、天壕节能等服务企业，大部分是规模小，经营分散，实力弱等特点，银行资信评级低，导致银行需要提高担保，而企业本身的担保资源又有限，无法提供土地、设备等实物担保，造成了银行授予额度低或者直接不予信贷等局面［6］。此外，虽然部分银行推出了节能融资专题项目，但是要求条件高，很少有节能服务企业具备所要求的条件。

（3）风投者选择谨慎。由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收益长，短期获益力差，负债率高、缺少核心技术等特点，造成风险投资者持观望态度，投资谨慎。这又进一步将节能服务公司推向实力不强、没有信誉的坏形象一面，进而造成融资的困难。

（4）银行对节能服务业的认识不足。鉴于我国能源合同管理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银行对其业务流程和运作模式都不熟悉，加之节能服务业成本回收周期长，项目收益主要来自后期，导致银行在对节能企业评估时不够准确，进而列为高风险项目拒绝贷款［7］。此外，节能服务企业与银行衔接机制也不够完善，一方面，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需要经过长时间审核，增加了企业经营运行成本；另一方面，在对节能企业进行风险评估时，没有对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系统的测算，仅以企业目前的资金状况进行评估，最终以高风险、偿还能力不佳而拒绝企业的融资申请。

（5）国家的政策支持不够。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节能减排鼓励政策，并扶持相关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但由于合同能源管理自身的局限性和投资的复杂性等限制，在其回收成本之前需要缴税，不利于节能服务企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影响了金融机构的投资热情，造成融资困难的局面。

4针对合同能源管理的问题，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

针对上述合同能源管理的问题，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实际分析，构建多层融资体系，拓宽节能服务企业的融资渠道［8］。

（1）国家从政策上加大对合同能源管理的支持力度。首先，国家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相应的鼓励发展节能服务企业的具体政策，设立专项的节能服务项目担保基金并建立相应的运作机制，例如，担保基金可以让银行托管，每家会员企业每年上缴一定的风险基金等，根据企业的缴存记录，分配不同贷款额度，这样最大限度降低银行对ESCO贷款的风险，或者担保基金由政府财政支出，以示政府对该项事业的支持，但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可采用企业缴存和政府财政支出并用、地方政府分层次、分级的管理的方式建设担保基金，这样分工管理有利于提高整个节能服务企业的发展水平，避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其次，将各地政府建立的“后补助”资金改为融资担保基金，同时扶持中小节能服务企业的创新发展，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节能企业对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的问题。

（2）加强银行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认识，为EMC节能项目设计多种融资渠道［9］。银行一方面要改变过去的评估方法，应当对节能服务企业的信贷业务进行独立核算，并综合考察项目的风险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要与ESCO公司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充分了解节能服务企业的运行机制，并与企业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如资金储存与流通等经济业务往来，为企业融资提供良好的环境。此外，商业银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多种EMC项目融资渠道，例如，以偿还贷款仅限于项目的本身的项目融资方式、以银行在提供服务中获得专有信息进行的关系专用的关系型融资方式，以企业自有专利权质押进行融资或者通过发行高档债券将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方式，或者设计合理的租赁融资方式等，以构造多层次、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创造有利于ESCO公司融资的环境

（3）节能服务企业自身制度的完善。首先，ESCO公司引港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消除银行对企业信息了解的不对称；其次，在市场经济中，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经营水平和管理水平，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更新技术，采用新方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逐渐扩大自己的规模；再次，树立良好的信誉形象，加强宣传，提高大家对节能服务企业的认识，为融资创造良好的氛围；最后，对企业自身的发展潜力进行科学的评估，加强与用能客户的沟通，建立良好的关系，提高企业的资信程度。

5结论

合同能源管理虽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节能机制，它分工更加细化，运作更加专业化，对降低能耗，节省能源有重要作用，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目前，我国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渠道狭窄，各种机制还都不健全，影响了融资渠道的畅通，使节能服务公司受于资金限制，不能很好的扩大经营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适当拓宽能源服务业的融资渠道，构建多层次节能服务企业的融资体系，促进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韩民，孟祥源.多层次的合同能源管理金融市场体系设计［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4）：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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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婉菁.合同能源管理融资问题解析及应对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3（7）：231-232.

［4］段小萍.低碳经济情境的合同能源管理与融资偏好［J］.改革，2013（5）：120-126.

［5］于鲁平.论我国合同能源管理中融资租赁机制的合理构建［J］.法制与社会，2014（4）：184-185+187.

［6］ 马一多，任宏，胡锋，等.基于造价控制的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模式选择［J］.城市住宅，2014（12）：118-120.

［7］郜丽波，罗运涛.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研究［J］.项目管理技术，2012（11）：90-94.

［8］温瑶，张有峰.有效解决合同能源管理的融资问题［J］.经济导刊，2010（11）：12-13.

［9］曾爱红.合同能源管理融资问题探讨［J］.工程经济，2013（1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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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粤美的；伊利，MBO；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37－04

一、引言

随着我国产权结构调整的稳步进行，MBO也逐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认可和重视，虽然中国的管理层收购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间已有几起几落。就我国具体国情而言，在MBO的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标的公司的价值一般远远超过收购主体的支付能力，需要一系列的融资方案来解决，但由于我国金融工具的缺乏和相关政策法规的限制，收购资金很难通过合法渠道取得。融资难已成为制约我国MBO运作的瓶颈。在MBO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收购标的的价值一般远远超出收购方自身的支付能力，管理层往往只能够支付得起收购价格中很小的一部分，多数金额就要通过融资来弥补，因此，融资能否成功成为管理层收购的关键。由于我国金融工具的缺乏和相关政策法规的限制，收购资金很难通过合法渠道取得，一直以来，融资难成为我国MBO顺利进行的主要制约因素。

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学者及研究人员对于我国上市公司MBO的融资问题做了研究和探讨，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包括法律因素、融资方式、政策体制、融资渠道、融资创新等诸多领域。

其中，毛艺平（2004）选取已经公开披露信息的6家实施了MBO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对收购资金的构成和缺口资金的融通渠道展开分析，提出我国上市公司MBO的可能主要有以股权为资信进行融资等五种融资渠道。班奕（2005）通过对MBO融资方式与法律配套的研究，认为我国目前存在金融管制太多等问题，应当采用改革贷款限制、放松股权质押等手段加以解决；王松涛（2004）对融资的还款风险、融资活动的暗箱操作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对管理层收购的融资问题进行规范的观点；杨照东、段艳红（2004）从融资结构角度对MBO做了探讨，认为多元化的外部融资是公司内部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改造的关键所在；就融资创新方面，肖通（2005）从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两个角度做了研究，并提出需要进行融资工具创新等建议；邵燕波（2004）比较了国内外的管理层收购的融资机制，提出应当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等观点。

鉴于目前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一些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制度性因素和法律因素的逐渐完善，使得MBO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综合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MBO融资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探讨。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对粤美的和伊利股份MBO的具体情况作了回顾与比较；第四部分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MBO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案例回顾

（一）粤美的MBO过程简述

1998年4月15日，由北镇政府投资并授权管理镇属资产的顺德市北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1998年8月28日，投资发展公司受让了粤美的9 288.487万法人股，占发行在外股本总额的28.07%,由此成为美的的第一大股东。 1998年10月28日，顺德市北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顺德市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1999年6月4日，以何享健之子何剑峰为法人代表的开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协议受让北镇经济发展公司所持有的发起人法人股3 432万股，占粤美的公司总股本的7.98%，开联成为美的的第二大股东。

2000年4月7日，由美的集团管理层和工会共同出资组建了顺德市美托投资有限公司。它是由粤美的公司管理层何享健等22名经理和工会共同出资成立，注册资金1 036.87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何享健。其中，美的公司管理层人员持有美托股份约占美托总股本的78%，工会持有剩下22%股份。

2000年5月10日，美托投资有限公司与粤美的原第一大股东顺德市美的控股有限公司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美托投资有限公司以每股2.95元的价格，协议受让了美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3 518.4万股，占总股本的7.25%，成为粤美的第三大股东，由此拉开了粤美的管理层收购的序幕。此次法人股的收购成本在1亿人民币以内，管理层持股款的10%以现金方式缴纳首期，其余90%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解决。融资渠道是美托以美的股权质押从农村信用社取得贷款，美托投资成为粤美的第三大股东。

2000年12月20日，美托投资有限公司与美的控股有限公司再次签定《股权转让协议》，美托投资公司以每股3元的价格受让美的控股公司7 243.0331万股。股权转让完成后，美托投资正式成为粤美的的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上升到22.19%，由代表当地地方政府的顺德市美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逐步转移到由粤美的管理层自然人控股的美托投资公司手中。

2001年1月19日美托投资再度受让增持，美的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所持的部分公司法人股转让给投资公司。此次转让的股份占美的公司总股本的14.94%。受让后，美托投资和顺德开联分别成为粤美的的第一、第二大股东，这两个公司均属粤美的管理层控股的公司。美的控股持有美的公司200万股法人股成为公司第三大法人股东。

2001年6月21日和6月27日，顺德市美的控股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剩余股权分别转让给顺德市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顺德市信宏实业有限公司，顺德市北镇人民政府完全放弃了在粤美的的股权，完全从粤美的的控股地位上退了出来。

经过MBO之后，何享健有两条途径持股粤美的，一是何享健作为美托投资的第一大股东，持有美托投资公司25%的股份，因而间接持有粤美的股份；二是何享健作为美的高管直接持有粤美的的股份。其他粤美的高级管理层也是通过这两条相同的途径持股粤美的。

（二）伊利股份MBO过程简述

1.事件过程

2003年3月18日，伊利股份公告，金信信托将受让原大股东所持国有股，成为新大股东。2003年4月8日公告获得财政部批复。2003年7月，金信信托出资2.8亿元，以10元/股从呼和浩特市财政局手中受让了占伊利股份14.33%的国有股，正式成为伊利第一大股东。在入主伊利股份之后，履行其开始的承诺，未派任何董事、监事和其他管理层人员。

2002年10月，伊利董事长郑俊怀在董事会上提出购买国债的想法，11月开始，伊利分五次打入子公司牧泉元兴公司资金，用于在金通证券进行国债投资，共计2.8亿元，与金信信托受让伊利股份14.33%的国有股所用的资金总额相同。

2004年6月，伊利独董事件暴发，中国证监会介入调查。当时伊利的三名独立董事俞伯伟、王斌和郭晓川发出《独立董事声明》，要求对伊利股份巨额国债投资和华世商贸公司等问题聘请独立审计机构进行全面审计。然而，在8月3日，俞伯伟却在伊利股份的临时股东大会上被罢免，同日王斌也提出辞职。

2004年12月27日，金信信托所持有伊利股份5 605，7486万股社会法人股和呼和浩特华世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的844，8482万股社会法人股被人民检察院因案件查办需要依法予以冻结，期限从2004年12月24日起至2005年12月23日止。

2004年12月30日，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公安厅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伊利股份董事长郑俊怀、副董事长杨桂琴、董事郭顺喜、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张显著及证券代表李永平等五人执行逮捕。

2.MBO的实际运作方式

郑俊怀等人以国债投资委托理财名义，将伊利股份资金分多次通过伊利股份子公司牧泉元兴公司，以国债投资委托理财名义，将现金打入闽发证券和金通证券。而金通证券是金信信托的控股子公司，随后，由证券营业部将牧泉元兴放在其账上的资金买国债，然后抛掉，进行国债回购。由于牧泉元兴公司持有的是“B字头”账号，属二级托管，证券营业部将所有的国债做回购，都可不在账上显示，这笔钱对于证券公司也是表外资金，最后这些资金就可不被察觉地转移到金信信托，以偿还金信信托用于收购伊利股权的现金。

三、粤美的与伊利MBO的成败比较

（一）基本情况比较

（二）MBO主要项目比较

1.实际开始时间

粤美的1998年4月15日由北镇政府投资并授权管理镇属资产的顺德市北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1998年8月28日，投资发展公司受让了粤美的9 288.487万法人股，占发行在外股本总额的28.07%，由此成为美的的第一大股东。1998年10月28日，顺德市北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顺德市美的控股有限公司。从后边操作的情况来看，顺德市美的控股有限公司的成立为后来转让相应股权打下了基础。因此，这是一种政府的隐性合作方式，可以把它看作粤美的MBO的开始。

而伊利股份在2002年10月，伊利董事长郑俊怀在董事会上提出购买国债的想法，11月开始，伊利分五次打入子公司牧泉元兴公司资金，用于在金通证券进行国债投资，共计2.8亿元，与金信信托受让伊利股份14.33%的国有股所用的资金总额相同。“国债事件”无疑是伊利MBO的开始。

这两个案例相比，粤美的MBO开始于1998年，要比伊利着手进行MBO的2002年要早的多。

2.融资方式

郑俊怀等人以国债投资委托理财名义，将伊利股份资金分多次通过伊利股份子公司牧泉元兴公司，以国债投资委托理财名义，将现金打入闽发证券和金通证券。最终通过国债回购变相融资进行MBO。而粤美的MBO过程中，美托投资公司两次收购所用的资金,全都是通过股票质押而获得的银行贷款,而公司管理层个人通过美托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应先支付10%的现金,其余部分以后分期用红利付清。

3.合法性

伊利股份MBO是通过假借委托理财进行国债投资，变相挪用公款，其违法性显而易见；而粤美的是以股权质押的方式进行银行贷款，方式与我国《贷款通则》中的相关规定有所冲突，但比较隐蔽。

4.政府合作程度

从粤美的MBO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1998年4月15日，北镇政府投资并授权成立的管理镇属资产的顺德市北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紧接着在1998年8月28日，投资发展公司受让了粤美的9 288.487万法人股，由此成为美的的第一大股东。整个过程不难看出，顺德市北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成立与后边MBO的操作有很大的相关性，为后来转让相应股权打下了基础。因此，这是一种政府的隐性合作方式，可以把它看作粤美的MBO的开始。可以说政府直接参与了其MBO的过程。

而伊利股份MBO过程中，政府基本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待整个事件，并没有直接参与。

5.信息披露问题

粤美的两次转让价格分别为2.95元和3元，但这样定价的原因却未见披露；伊利股份作国债回购，尽量使相关信息不在账上显示，尽量使这些资金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得以使用。

（三）比较得出的结论

1.融资方式都有一定的问题；

2.减少信息披露或不进行信息披露是它们的共性；

3.不能忽视政府在整个MBO过程中的重要性；

4.融资问题成为制约MBO成败的关键。

四、结论及建议

（一）我国上市公司MBO融资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1.资本市场不够发达

西方发达国家健全的资本市场为杠杆收购提供了有效的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为股票、债券等产权和债权的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大大降低了企业收购的成本。在美国，上市公司MBO过程中，股本金占5%～20%，次级垃圾债权10%～40%，银行贷款占40%～80%，其余资金买方可以利用将目标公司资产作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或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贷得款项。而我国在权益融资中不能发行优先股,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也缺乏相应的转换工具,债务融资中缺乏信用贷款、卖方融资、公司债券、次级票据等融资工具。尽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来看，市场尚不成熟，基本上属于弱式有效市场，金融工具简单、融资渠道的狭窄使得MBO融资存在很大的障碍,从而引发了一些违法违规融资行为。

2.相关金融行业发展滞后，缺乏战略投资者

我国的金融制度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后，形成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资本市场为辅的融资制度。目前我国投资银行业务主要有证券公司、财务咨询公司等，与国外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相比,规模小、从业经验欠缺、专业人才缺乏、行为不规范，难以发挥投资银行应有的功能。而管理层融资收购涉及范围很广，不但要与政府沟通，对目标企业资产价值的估量，双方协商谈判，收购方的融资，还要考虑到管理层融资收购后目标企业发展战略的规范、资产重组整合等诸多环节。就任何一个企业管理层而言，不可能全部拥有该方面的资源和专业知识，这需要借助专业中介机构的力量。我国目前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实战经验和足够的专业人才，投资机构的业务素质和融资能力有待提高，而且业务素质仍受到许多制度上的影响，难以在融资、谈判和收购过程中及收购后的整合重组中发挥作用，难以对管理层提供可行的建议。战略投资者是指投资的目的不是长期持有企业的股份，而是一定时间后退出，以获取投资收益的投资者。它们可以是公司、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及各种基金。战略投资者可以解决MBO收购资金的问题，但是它们只有在看好企业的美好前景时，才愿意贷款给管理层或购买企业的股份，万一企业经营失败，不仅经理层受损失，战略投资者也可能血本无归。因此，要吸引他们投资，首先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即如何退出的问题。而目前我国二板市场尚未完全放开，非上市公司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这些实际情况使战略投资者不敢将资金投放于MBO中，从而进一步限制了MBO的融资方式。

3.法律上的不完善对MBO融资收购造成巨大的障碍

与MBO相关的法规、政策缺乏协调性,是诱发一些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规的出台,为管理层收购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支持,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致使各种经济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中缺乏市场准度,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方面。目前，对于管理层融资收购，普遍存在运作透明度低,违规操作现象。几乎没有哪家企业的管理层融资收购运作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律、法规条款要求。我国金融法规的限制使得MBO的合法融资渠道太少，巨额资金得不到满足。按照《贷款通则》的规定,从金融机构取得的贷款不得用于股本权益投资，对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也做出了严格限制。我国《公司法》60条明确规定公司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所以，目标公司为管理层中的个人直接收购的贷款担保在法律上并不可行。为了顺利实施管理层收购有的公司管理层通过发起成立职工持股会或投资公司,作为“壳”变相地规避《公司法》。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所有参与收购的各方只能注册一个“壳”公司作为收购主体。《公司法》却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又成为壳公司在收购中难以逾越的障碍。目前，这一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正在不断完善和修订中①。

4.资金来源信息透明度差、披露不规范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MBO案例中，为解决巨额收购资金问题多采取一些隐蔽迁回的融资手段。许多公司在公告中很少披露管理层收购资金的来源，这种做法违反了《证券法》规定的重大信息披露原则。从已经发生的管理层收购的信息披露情况来看，有的没有披露交易价格，有的在收购原因方面的阐述过于简单、笼统，没有针对各自的具体情况说明此次收购活动的原因，有的虽然披露了收购价格，但对收购价格的确定依据未能做进一步说明。另外，在收购资金的来源披露上，一般都是由受让方自筹或自行解决。由于大多数管理层收购的企业高层对收购所需资金来源闭口不谈，使得本来正常的管理层收购，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和争议。

（二）相关建议

1.政府在企业MBO过程中要扮演积极的角色

美的MBO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过程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整个收购过程的顺利完成，主要依赖于企业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有较明显的行政色彩。除了收购价格低廉外，管理层的收购价款可通过收购后的股份分红分期偿还，也是地方政府对经营者的有力支持。粤美的产权方面的问题是中国许多“红顶企业”的缩影，如果地方政府开明，那么MBO就可能顺利实施；如果不开明，那么当时设立企业过程中所使用的任何政府便利，例如，运用国有或集体企业招牌给企业经营带来的便利以及地方政府出面为企业争取银行贷款的便利等等都可以作为政府将原本产权模糊不清的企业直接定性为己有企业的借口。

2.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MBO融资有法可依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解决我国国企管理层融资收购的主要问题，从我国有关企业并购的法律条文来看，目前尚无一部涉及管理层收购制度基本框架的全国性法律。我国对企业的并购有一些法律规定,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司法》等，但总体上过于简略，可操作性不强，缺乏有关MBO方面的系统规定。在MBO的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与现行法律相抵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管理层收购的规范运作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必须尽快就管理层收购问题制定和出台专门法律法规，使MBO有法可依，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快立法进程，对《公司法》、《证券法》进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加强对MBO融资的规范和监管，使其逐步走上合法、公平、规范、透明的轨道。加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明确收购价格的确定依据，收购主体的财务状况，收购资金来源和还款方式等问题。完善监督机制，对资金的来源、使用及还款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以降低风险。

3.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MBO融资的退出机制

我国上市公司MBO融资的退出途径相对比较单一，缺乏多层次、相互交叉转换的融资工具和退出途径。而这个问题是战略投资者和风险投资者是否愿意参与MBO的重要决定因素。参照西方发达国家MBO融资退出机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的MBO融资机制：第一，管理层完成收购以后，可以进行大规模的重组以大幅度提高公司业绩，减少高负债带来的还款压力；第二，建立债务融资与权益资本相互转换的混合融资工具，例如，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等，在保证债务安全性的同时，增加债权人的灵活选择机制。

4.要尽快解决MBO中股权的定价问题

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除了规定：“当收购人为被收购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或员工时，应当由被收购公司的独立董事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被收购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对收购要约的条件是否公平合理等事宜提出报告”之外，对收购价格的确定并无明确规定。这就有可能导致相关的上市公司利用协议收购的方式进行收购，而使得收购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转让价格过低导致一个问题――如何公平地确定MBO中股权的转让价格，这成为防止和避免集体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因素。

5.信托MBO还需要不断完善

在实施MBO过程中，以《信托法》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等信托法律制度为依据，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为管理层收购提供必要的融资渠道：第一，信托机构作为融资方为MBO提供收购资金；第二，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管理层委托信托机构收购上市公司；第三，信托机构既接受基金等战略投资者的投资委托或集合社会资金向实施MBO的管理层提供收购资金，又代表管理层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利用信托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为载体的MBO，主要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操作比较隐蔽，在信息披露不太规范的情况下，管理层的身份可以不用披露；二是融资方便，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本身都可以提供收购资金，这样管理层融资非常方便；三是信托投资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财务投资者特性，使管理层可以规避对公司失去控制的风险。

6.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

信托投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信用，而“伊利事件”的出现就是由于大家公认的信托公司的参与导致，这必须使我们认识到我国的信用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虽然目前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已经得到了全社会充分的认识，但真正的建立和完善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信用体系的建立从开始就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基础,应该具有前瞻性，这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自律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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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令第112号）第43条.

[13]《贷款通则》（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令[1996]第2号公布）第2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