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缓就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暂缓就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尊敬的领导：

您们好，我是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的10级航空物流x班的xxx。由于户口迁移至学校，自己想把户口，档案留在广州，但目前无法确定，已经填了户口类型是在学校托管，所以想要申请暂缓就业。

为使学校能及时了解，上报暂缓就业毕业生的情况，以便给暂缓就业毕业生以更多的帮助，本人郑重向学校承诺：

1． 符合办理暂缓就业的条件，明确暂缓就业的政策，本人自愿申请办理暂缓就业。

2． 认真阅读暂缓就业申请表及承诺书，并妥善保管。

3． 有新的去向后，10日内到学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4． 暂缓就业到期时，于当年7月10日前自行到学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领取报到证，并到学校保卫工作部户口迁出手续。

5． 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有关规定

6． 拿到报到证后，承诺自动取消

承诺人：

篇2

迁移档案存在不同情况，处理方式略有不同：

大学毕业，已有就业单位，就业指导中心开具报到证，档案会调到新单位的档案管理部门，拿着报到证去新单位报到即可，如果新单位没有档案接收能力，需要到所在地人才市场报到。大学毕业后办理了暂缓就业的话，就直接拿着暂缓就业协议书和工作时签的那份协议书直接到就业指导中心办理，发给报到证，档案会调回到原籍所在人才市场，最后拿着报到证回原籍所在人才市场报到即可。单位之间迁移档案，需新单位开具商调函，送给原单位档案管理部门，由档案部门对接档案的迁移工作。人才市场之间迁移档案，可以让目的地人才市场开具一份接收函，然后拿着接收函去起始地人才市场办理档案迁移。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一、关于对少年犯的处罚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 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少年犯处罚宽宥的原则，但也存在下列问题有待完善：一是对少年犯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段未能作出进一步的合理区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在划分刑事责任的范围时明确规定，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只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等八种严重刑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究其原因，盖因这一年龄段的少年的智力发育状况尚距离成熟期较远，因而其刑事责任能力是有限的。他们较之已满16周岁的少年在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上明显不同，在处罚上也理当有所区别，故应比已满16周岁的少年犯在处罚上更为宽大一些。二是从轻与减轻的选择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较难准确掌握。如有的以年龄段划线，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少年犯，一般考虑适用减轻处罚；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少年犯，则一般考虑从轻处罚。这种分段适用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过于绝对的一面，且缺少明文规定。另有的对少年犯通常只适用从轻处罚，而很少考虑减轻处罚。这些情况都使从轻与减轻的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三是在存在多种冲突量刑情节时，因缺少适用规则，常常使从轻与减轻处罚情节被从重与加重处罚情节相抵消，从而导致对少年犯宽宥处罚的原则落于虚置。我们认为，由于不同年龄段的少年犯的智力发育状况不同，其刑事责任能力亦有所不同，因此对16周岁前后的少年犯在从宽处罚的幅度上加以区别是有必要的；当多种量刑情节同时并存时应当按照何种顺序适用法律也应该作出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对于少年犯的处罚规定宜载明以下内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减轻处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同时存在从重、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先行适用从重、加重处罚情节，然后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

二、关于附加财产刑的适用问题

对于少年犯能否附加适用财产刑，目前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均存在不同看法。肯定说认为，我国刑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对此并未作出否定性的规定，因而应当依法适用；否定说认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少年犯一般都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如果对少年犯适用财产刑，则无异于将刑事责任转嫁给其父母或其他法定人，从而有违一人犯罪一人当的罪责自负原则。我们认为，这一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具体说来，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包括没收财产与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这种刑罚的对象是犯罪分子本人的财产。因此，能否判处该种刑罚，关键在于犯罪人有无自己独立的财产。就少年犯而言，绝大多数少年犯在犯罪前均生活在以法定人为中心的家庭之内，通常没有条件形成属于他们个人的财产。因而不存在承担没收财产刑的法定适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宜判处。但是，有的少年犯罪前因继承或接受赠予已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我国民事法律对未成年人的财产继承或赠予权利既然予以保护，在其实施了犯罪行为之后，对其财产权利也应当可以依法予以剥夺，不能因为其未成年就享有绝对的财产权利。因此，当少年犯具备法定条件时，也可以判处没收财产。关于罚金刑，由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其追诉或执行的时效，这就意味着罚金刑可以在犯罪人任何具备了财产的时候予以执行。从发展的眼光看，少年犯犯罪时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是暂时的，而在将来获取一定数量的财产则是绝对的。况且刑法第53条还规定罚金刑可以一次或分期缴纳，据此，我们认为对少年犯可以判处罚金刑，而不必拘泥于其眼前之财产的有无或者数量的多寡。当然，对少年犯判处罚金刑的，应与成年犯有所区别。不能因为罚金刑是附加刑就不予宽宥。这种宽宥既可以表现为罚金数额的相对减少，也可以表现为缴纳期限的一定放宽。在法定人自愿的情况下，还应当允许其代为缴纳。

三、关于累犯从重制与盗窃累犯加重处罚原则的适用问题

从各国累犯制度设立的初衷来看，其打击重点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屡次故意犯罪，改造难度大的罪犯；其处理方法通常是采用从重或加重处罚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明确规定了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又规定，犯盗窃罪且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加重处罚。我们认为，这样两项规定不应适用于少年犯，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少年罪犯的主观恶性不深，尽管多次犯罪，往往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较多，出于理性意志抉择的情况较少，通常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因此，少年犯不属于累犯从重制的打击对象；二是对少年犯适用刑罚的目的是重在教育挽救，而不应以惩罚与报应为重点。司法解释规定对盗窃累犯罪加一等，即在上一个法定刑档次内裁量刑罚，显然具有浓厚的报应色彩。它与保护少年福祉原则明显不相协调，也与对少年犯处罚宽宥原则不相一致。据此，累犯不宜作为对少年犯罪的法定从重或加重处罚情节。

四、关于前科报告制度的适用问题

为了保证从事特定职业、行业的人员的纯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即“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根据这一制度，受过刑罚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时，应当如实报告。报告后，不符合录用、入伍标准的，就自动失去资格。一些没有特殊要求的行业、职业，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其所犯罪行的大小及现时的表现情况，决定是否录用。对于应当报告而不报告的，如果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此类人员从事特定职业、行业或入伍的，有关单位应取消其已取得的职业或资格；法律未作特别要求的，用人单位可以将之作为解除工作关系的理由予以辞退。由此可见，前科报告制度必然会给曾经犯罪者造成某些权益的丧失、资格的限制和名誉的损害，在这一层面上，它具有延缓犯罪者回归社会进程的负面影响。少年犯往往是因一时过错而误入歧途，对其加以处罚的目的也是重在教育，应尽力为其铺就回归社会之路。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日本、美国、德国的少年法都对少年时受到有罪判决的效力作了特别规定，即实行消灭前科制度，也称取消刑事污点制度。其法律后果是：当事人在法律上应视为没有犯过罪的人，在就业、求学与担任公职等方面应与其他公民享有同等的待遇。我们认为，这一制度的合理内核应当为我所用，即为了促进少年犯的改造及巩固教育改造的成果，消除少年犯重新步入社会时的内心阴影，减少其再犯可能性，对于那些已经认罪悔罪的初犯、偶犯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少年犯，经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审查决定，可以免除少年犯的前科报告义务，并把这一内容在有关少年刑法中作出明确规定。

五、关于非监禁刑和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问题

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中关于“尽可能减少未成年人的监禁机会，采用更多的替代措施”的精神，我们有必要充分运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监禁刑和非刑罚处理方法，尽可能减轻刑罚给少年犯带来的痛苦程度，避免和减少少年犯因受到刑罚处罚而产生的一些不利影响。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监禁刑中，管制刑的适用率极低。我们认为，适用管制刑对于主观恶性不深的少年犯足以起到刑罚的威慑作用，具有较好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效。因为，适用管制刑，既可以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监督改造少年犯的作用，不致影响少年犯的学习、劳动和家庭生活，对于刑后教育以及学习、就业的安排具有连续性；又可大为减少因关押而极易引起的相互交叉感染之弊。因此，对少年犯在贯彻执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前提之下，宜尽可能地适用非监禁刑，还包括尽可能多地运用缓刑。当然，这里的尽可能多用并非不讲标准或适用条件。如对少年犯适用缓刑的条件虽比成年罪犯放得宽一些，但也必须坚持三个条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系初犯、偶犯且犯罪后有悔罪表现；三是家庭或社会确实具备监管条件、判缓刑后不致失控。在司法实务中，上述三条往往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查和把关：一是严格坚持以社会危害性程度为判断标准，只有确定对少年犯不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不致再危害社会时，才可考虑适用缓刑；二是衡量少年犯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时，应以其主观恶性的大小为重要依据；三是在考查少年犯应当具备的内在条件的基础上，还应确认把少年犯放在社会上，要有较好的改造环境。如果经过考查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之一的，则一般不宜适用缓刑。具体说来大致包括四种情况：即共犯中情节严重的主犯、有前科劣迹的、曾被收容劳动教养两次以上的以及犯罪后拒不认罪的。总之，在对少年犯的处罚上应尽量考虑多用非监禁刑，同时也必须注意用之得当。

六、关于暂缓判决的运用问题

具有现代意义的暂缓判决制度发端于英国，发展于美国，现在美国各州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少年观护制度。所谓暂缓判决，是指法官对某些犯罪的少年被告人在适用刑法上处于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先判定少年被告人有罪，但暂不作出刑罚决定，确定一个考验期，然后视其在考验期内的表现好坏，再作出刑罚判决与否以及如何适用刑罚决定的一种审判方法。我国现行法律对此未作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中值得进一步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我国少年审判实践中掌握的原则是“宜紧不宜松，宜少不宜多，”具体选择中采用的是排除法，即下列五种少年犯不能适用暂缓判决：一是可以直接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或宣告缓刑的被告人；二是共同犯罪中的被告人；三是有前科的被告人；四是有可能被判处重刑的被告人；五是没有监管条件的被告人。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少年审判活动是实践先行，相对缺少具体的操作规范，因而从严掌握适用暂缓判决的对象是适宜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作为一项特定的司法活动，它应当经由立法来确定明确的适用对象，长此采用此种排除法，难免挂一漏万，此其一；其二，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等，应当在法律上与有期自由刑缓刑区别开来，以体现不同的针对性和着重点。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可以把暂缓判决的对象直接规定为已经判决有罪，但对其是否适用刑罚暂时尚难于确定的轻罪少年犯。它比判决适用有期自由刑缓刑的少年犯在犯罪情节上应当更加轻微一些。但在此并不意味着被暂缓判决的少年犯于考验期内表现欠佳的不能判处有期自由刑缓刑。最终是判处免于刑事处分，还是判处自由刑缓刑，全然应当根据其在考验期内的表现而定。判决前罪行较轻的事实只是暂缓判决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人认为，对于少年中常见多发的性犯罪和盗窃罪之被告人，不宜适用暂缓判决。原因是这两种犯罪少年于犯罪后继续置于自由环境中容易病灶复发。我们认为这一观点难于成立。依此势必把上述两种少年犯均处以监禁刑，这样既于法无据，同时也缺少事实与法理根据。因为暂缓判决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与保护观察制度相配套、相衔接，决非宣告后就放任不管，故这种从犯罪类型上限制适用对象的观点为我们所不取。

篇4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领域，主要是B2B（企业对企业）、B2C（企业对个人买家）、C2C（个体之间交易）三种形式。根据现行税收体系，尚未缴税的主要是C2C模式的网上店铺，例如淘宝网店，而天猫、京东、当当网等B2C平台上的商家基本都已在纳税。

国家相关部门的频繁举动和表态，也让不少中小网店经营者“心惊胆战”。国家税务总局实行《网络发票管理办法》，被视为是为征税做准备。随后，对于如何规范电商市场交易及市场秩序，国家工商总局举行了座谈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一次新闻会上表示，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和企业的义务，税法对传统企业和电子商务企业是统一适用的。商务部正在积极推动《网络零售管理条例》出台，目前仍在前期调研，尚无具体的出台时间表。

通过对网店采访发现，不少卖家认为，依法纳税是公民和企业的义务，但网店全面征税时机未到，尤其是年销售额数百万元、雇员百人以内的“小微型”网店，以及更小型的“夫妻店”“大学生创业店”，已经在解决就业难题，建议像扶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一样扶持。

根据阿里巴巴方面向记者提供的数据，目前阿里巴巴零售平台上约有700万户网商，其中小微网商占大多数：淘宝网卖家仅自己1人的占58%，5人以下占97%；天猫卖家雇员3人至20人的占81%。

一些网店从业者认为，对于想做大、想走品牌化经营道路的网店，企业本身会选择纳税的规范体制。

对于暂缓全面征税是否有碍公平，网购品牌“千姿百袋”的负责人严龙智认为，线下很多批发市场，不开发票往往也就不用交税，相比之下，互联网让交易透明度高，更难逃避缴税，是不是同样也不公平？

不少受访专家表示，目前很多网店连营业执照都没有，全面征税条件尚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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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暂缓的概况：制度与实践

暂缓，又称缓予，是指对于触犯刑法的人，根据其犯罪性质、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该犯罪人的年龄、处境、犯罪后的表现等法定情况，公诉机关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依法作出的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从制度设计及实践情况来看，暂缓这种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处理，在诉讼程序上最终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暂缓的被告人在法定期间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关于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则公诉机关撤销暂缓决定，公开宣布对其所犯罪行不再；二是在暂缓期间，如果违反有关暂缓的监督管理规定，则公诉机关应当撤销暂缓决定，提起公诉。认识暂缓的制度内容及实践情况，是我们之后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对暂缓的制度内容及实践情况予以简单叙述。

（一）域外的情况

关于暂缓的法律制度，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予以规定。从少数规定暂缓制度的国家来看，目前所知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德国刑事诉讼法153条a规定了暂时不予，即附条件暂时不予制度。该条规定：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要求被指控人：（1）作出一定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纳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者（4）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以这些要求、责令适合消除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并且责任程度与此相称为限。该条还规定，检察院应确定履行上述要求、责令的期限，被告人履行要求、责令时，对其轻罪不予追究。

德国附条件暂时不予的适用，是基于检察机关的对于轻罪案件享有一定的与否的裁量权，但其暂缓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主要包括：第一，罪质条件。被指控人所犯罪行为轻罪。德国根据因犯罪而被科处的刑罚的严重程度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暂缓只适用于轻微犯罪，对重罪和违警罪不予适用；第二，实质条件。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所谓“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就是考量对被告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公众是否有兴趣对被告人等因素。第三，程序条件。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第四，必须履行一定的要求、责令。

虽然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附条件暂时不予制度，但据说暂缓制度在德国国内有很大的争议。从这一制度最终在立法上得到确认的情况来看，持肯定论者的主张在立法时处于主导地位。而德国刑事诉讼法相关实践情况表明，暂缓在德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81年-1997年，在德国，提起公诉的案件所占比率相对较低，最高的率为19%，最低时仅为12.3%，绝大多数案件由检察机关采取包括不、撤销案件等其他方式予以处理。而在不案件中，根据153条a作出的不案件在这些年均在案件中占较稳定的比率，大约是检察机关处理案件总数的5.6%-6.2%。[2]

除了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于德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暂缓制度，[3]而且据说其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也有明显效果。根据宋英辉教授的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暂缓占日本全部不案件的9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30%左右。1994年，日本检察厅公办理案件2126988件，其中不案件为658163件，占全部案件的30.9%；暂缓案件621463件，占全部案件的29.2%，占全部不案件的94。4%。[4]

（二）我国的实践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暂缓制度，但缓予作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一种处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探索的一项改革。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类似做法，就被人们称之为缓予。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共青团浦东新区区委联合启动的“诉前考察制度”。根据其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首先由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查清犯罪事实，认为符合适用缓诉条件的，向犯罪嫌疑人发出《社区矫正建议书》，向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发出《家庭帮教建议书》，以征求他们的同意。然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向社区工作服务站发出《社区矫正通知书》，并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和犯罪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签定《社区服务协议书》。同时成立一个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考察小组，负责对该未成年人进行日常考察。在考察期内，由社区工作服务站指定专业社工督促罪错未成年人在社区从事公益劳动，安排他们参加社区的有关活动。每周安排他们与其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沟通以了解其思想状况。考察小组每月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小结。考察期满后，由考察小组写出书面的考察总结，提交给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该处以考察小组的考察总结为基础，查看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根据社区服务记录，并综合家庭、被害人等各方面因素，对有悔改意向并表现良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免予。而对没有悔改意向，表现不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则立即提起公诉。[5]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暂缓制度未作规定，各地的“实验”性做法因此显示了不统一的局面。但也有基本相同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某人民检察院《关于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暂缓制度的规定》中。根据该规定，我国“实验”中的缓诉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象是未成年人；实体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2）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3）在确定的3至12个月的考察期间未犯新罪；程序条件是：（1）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2）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3）通过检察长审批决定是否暂缓；（4）办理取保候审手续；（5）定期帮教与考察；结果有两种：未犯新罪就作出不决定或又犯罪而移送。[6]

然而，某些地区检察院的暂缓规定虽然在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广大司法工作者和理论界的欢迎，”[7]但人们对此的争论[8]表明，对我国某些地区检察院的暂缓“实验”，尚存在着不同意见。虽说不同意见者发表文章的数量远逊于赞同者，但我以为，一方面。其意见中确有值得重视的见解，另一方面，其意见所代表的未必是如同论文数量之比的少数人，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暂缓制度赞同者的探讨，而且应该倾听不同意见者的声音。

二、暂缓的争论：价值或问题

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实行暂缓制度的讨论，目前主要有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意见。持肯定意见者在讨论中更多地是关注在我国实行暂缓的价值，而持否定意见者则重在揭示我国实行暂缓所存在的问题。以下我们对这两种意见中关于价值和问题之争作简要综述。

（一）价值

持肯定意见者的对我国实行暂缓的价值判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暂缓可以促使未成年犯罪人真正悔改，重返社会，更好地体现“惩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刑罚原则。

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有很大的不同。未成年犯罪人还处于生理、心理发育期，各方面都很不成熟。一些失足少年，既是社会安宁的犯罪者，又是社会不良环境影响侵害的受害者。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虽然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但客观因素例如家庭、学校和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的东西的影响是主要的。因而对他们就事论事地定罪科刑既显得不公正，既不利于综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缓诉，通过悉心安排的社区服务工作，使罪错少年对自己的行为表现负责，树立自重的观念，培养一个积极的生活模式，引导他们依法行为，避免再度触犯法律。同时，也可以减少对他们的学业、就业及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

2、暂缓是诉讼经济原则的体现。

刑事诉讼是一项高成本的国家追诉犯罪的活动，而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又极其有限。这一矛盾促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诉讼效率的重要性。如果实行缓诉制度，则可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惩戒效率，使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重大案件中去。

3、实行暂缓也是符合国际潮流的需要。

二战后，世界各国无不结合本国国情，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征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刑事政策予以调整，出现了社会化、非刑罚化、人道化的倾向，只是各国所采取的措施与程度有所区别而已。针对我国日趋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我们有必要以“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其实行缓诉，而非一味地定罪科刑。

（二）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对我国实行暂缓的问题揭示，概括而言主要存在三个方面：

1、暂缓“实验”缺乏法律依据

暂缓既缺乏刑事实体法的依据，也缺乏程序法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拥有酌定不的权力，但该项权力并不是其可以实行暂缓的法律根据。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酌定不的法定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其他不具备该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允许检察官有与否的自由裁量权。依据我国刑法，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规定十分明确，即已满16周岁的负完全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对8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在刑事处罚上则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该规定，仅仅以未成年为理由，是不能成为刑事诉讼法酌定不条件的，当然也不能成为暂缓的法律根据。

2、暂缓于我国的司法无益且有害

由于暂缓是对法定的酌定不的超越，因而是十分有害的，其一，它表现出的是对检察机关裁量权的滥用，会出现如同免予一样的司法权滥用，不利于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形象；其二，它违反了公诉权的实质内涵，造成对审判权的侵犯，检察机关借此通过对判处三年以下的被告人不予追诉而作出无罪的法律认定；其三，暂缓造成与缓刑适用的冲突。由于暂缓与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相比较,除适用对象(仅为未成年人)小于缓刑适用外，在适用条件上基本是相同的，即可能判处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给予一定的考验期等。但是，缓刑属刑罚的具体运用，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内容，缓刑的作用在于既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又使犯罪分子感到受到刑罚的威慑力，体现惩罚与宽大、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而暂缓则将应当按缓刑处理即判刑的案件作为放弃追诉处理，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另外，暂缓所规定的考验期必须受取保候审期限的限制，只能在一年之内,这就使得一部分原本应当判处三年徒刑的犯罪却只需要经过短暂的期间就能脱离法律的追究。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对法律的违背，暂缓是没有依据的违法试验。并且，在立法没有作出规定时，适用暂缓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检察机关如果决定暂缓，该如何制作法律文书？该适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哪个法条？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还认为，在酌定不适用范围内的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实行暂缓同样不宜，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应重在教育而非刑罚，这也是主张实行暂缓制度者所认同的，而基于这一点,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应以便宜主义为原则、以法定主义为例外，即只要符合酌定不的条件，应当尽可能决定不。而暂缓在明知未成年人犯罪符合酌定不条件时，却要附加规定一定的考验期以及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等，相比某些成年人犯罪案件在适用酌定不时却不需要附加条件，这种以增加条件为代价的挽救，显然不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另外，刑事诉讼应当遵循快速、及时原则，意在使被追诉人尽早地从诉讼程序中解脱出来，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尤其应当如此。但暂缓对原本符合不条件时，在能够立即决定不时,仍然要给予考验期，人为地增加了未成年人害怕追诉的心理负担，不利于未成年人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及时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3、暂缓所欲实现的价值可以其他方式替代

暂缓制度在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污点等方面的价值，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完善。例如，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放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假释的条件，甚至于可由立法专条对此作出宽于成年犯罪的规定；还可规定采用不定期刑，即对未成年人犯罪确定的刑期不在判决时予以宣告,而是根据其服刑的情况来决定服刑的刑期；另应建立取消刑事污点的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有罪判决效力作出特别规定：对于服刑期满后一定时期内确属改过自新者，取消其受过的刑事污点，视为未受刑事处分。[9]

以上是关于暂缓制度的讨论中出现的主要观点。以下我们将通过对这些观点及相关问题的分析，探讨我国实行暂缓制度的前景。

三、暂缓的前景：疑惑及探索

如果我们希望现在关于暂缓制度的讨论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我以为应在以往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即暂缓的内容与特点问题、暂缓“实验”的法律依据问题、设置暂缓制度时应注意的问题，以求解除疑惑、明确前景。以下对这三个问题分别予以扼要说明。

（一）暂缓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分析

暂缓制度的内容与特点是我们进一步分析相关问题的基础，因此，有必要予以简要揭示。

1．暂缓制度的基本内容，根据德国等国的法律规定和我国的相关“实验”，概括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暂缓的法定条件与暂缓的制约措施。

从暂缓的法定条件来看，既有实体法方面的条件，也有程序法方面的条件。实体法方面的条件如指控被告人所犯的是轻微犯罪、被告人系未成年人等；程序法方面的条件如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等。暂缓的法定条件设定是否妥当，不仅关系到该制度的正当性，而且对该制度在实践中是否能顺利运行有重要影响。对此，我们在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从暂缓的制约措施来看，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司法机关的制约，二是来自被告人的制约。，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暂缓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我国的“实验”虽然尚缺乏相关的制约措施，但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有效的制约措施是必须的，而且，对我国的情况而言，有效的制约措施所包含的内容甚至于可能更多。对此，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2．暂缓制度的特点，相对于其他不而言，其基本特点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对终结诉讼的非确定性；相对于缓刑而言，这是一种非刑罚的校治犯罪的方法。我们知道，任何特点都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于不同的参照，我们对同一事物可以认识其不同的特点。而我们在此探讨暂缓制度特点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讨论我国是否有必要设置暂缓制度，因此，我们将暂缓的参照设定为其他不。

暂缓从其名称上看与“不”不同，然而，就其制度设计的宗旨和实际运作情况来看，这就是不的一种形式。这种不的形式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法定不和酌定不相对比，最鲜明的特点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对终结诉讼的非确定性。即暂缓的适用范围超出了法定不和酌定不的适用对象；而且，一旦决定法定不或酌定不，那么，该决定在程序上就具有终止诉讼的确定效力，而暂缓决定以后，对被告人是否终止追诉，尚处于不确定状态。

暂缓从其内容上看与缓刑有共通之处，即刑事责任承担的非确定性，且这种非确定性都与被告人在考验期的表现相关。然而，两者却有质的差异。缓刑是一种刑罚方法，暂缓则是一种程序性的处置手段。我以为，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暂缓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价值，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有无设置暂缓制度的可能与需要。而结合这两个特点对暂缓制度必要性的讨论，正是我们现在加强的。

（二）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

关于我国的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是否存在问题，肯定和否定意见对立明显。我认为，否定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的意见，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如果其主张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酌定不是其法律依据，那么，暂缓所具有的非确定性特点，该如何解释？酌定不既然并不具有该特点，其作为暂缓的法律依据，至少在充分说服力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其二，如果其主张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酌定不是其法律依据，那么，暂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的制度创新意义就将顿减。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更突出的问题在于，酌定不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制度，然而，暂缓只不过是德、日等少数国家规定的制度；不仅如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早有酌定不的规定，但暂缓却是最近几年的探索，也就是说，从酌定不到暂缓，其间还有明显的距离，并且，两者没有法律上的依从关系。

当然，肯定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否定设计暂缓制度的法律依据，更不意味着否定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从制度创新意义上来看，探讨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应是个更有价值的工作。而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讨论尚有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余地。我们以往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将主要精力放在暂缓制度与检察机关裁量权的关系上，似有脱离主战场的嫌疑。显然，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及其制约是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而暂缓却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产生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并无此问题。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及其制约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问题的解决。在法理依据方面，还应当做更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三）暂缓制度设计中的若干问题

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问题的解决，只不过是解决了暂缓制度的正当性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前景如何，不仅需要解决正当性问题，更需要解决制度设计的相关问题。只有制度设计良好，才能真正解决暂缓制度的正当性问题，并有效预防、减少实践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

暂缓制度设计合理，是解决其正当性问题需要。例如，在设计暂缓制度时，如果我们将法院对检察机关决定暂缓的制约作为必要措施，那么，所谓暂缓对审判权的影响问题将自动消解，关于这方面的正当性问题，也就因此而不复存在。又如，在设计暂缓制度时，如果我们将被告人的同意作为检察机关决定暂缓必要条件，那么，暂缓对权利保障有损害的严厉指责，就会因此而失去了靶子。

当然，设计良好的暂缓制度，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正当性问题，而是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发挥对刑事诉讼的公正、效率及对相关权益的保护方面应有积极作用。关于如何设计良好的暂缓制度，在这个篇幅有限的论文中自无可能展开论述。我们将留待今后予以探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以往的讨论关注德国等国的有益经验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对建构我国的暂缓制度来说，仅此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考虑我国的相关特殊情况。例如，被害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在暂缓制度的设计中如不被重视，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合理性将会成为问题。

[1]据笔者所知，较早讨论暂缓的学术论文是由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撰写的。参见洪道德《改“免予”为“暂缓”》，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2]参见赴德考察团（岳礼玲、张朝霞、卞建林）：赴德考察报告（附录一），载陈光中 汉斯—约格 阿尔布莱希特（德国）主编《中德不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72页。

[3] 也有人认为，日本的规定与典型的暂缓制度并不相同。日本的犹豫处分作为不的一种情形,并无考验期，如被告人又犯新罪，只要原犹豫处分正确,检察官只能就新罪进行追究，在法律后果上与无罪的不相同。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4]参见宋英辉《日本刑事诉讼的新发展》，《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5]龚瑜.上海浦东新区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N] .中国青年报,2004,4,18(第2版)。

[6]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7] 参见曹晓云、丁永龄：爱心呼唤迷途的孩子----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探索少年司法保护体系纪实，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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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工 参加工作时间 工龄计算 思考

一、概述

参加工作时间和工龄的认定，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根据《中国劳动人事大辞典》解释：参加工作时间是指参加根据地、解放区党政机关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时间。而工龄，是指职工以工资收入为生活资料的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时间，其核心要素包括劳动的提供和工资收入的获得。工龄是国家确定职工工资和工资性津贴的主要依据，是衡量职工工作年限长短的标志，是职工退职、退休、享受保险待遇和带薪休假等福利待遇的基本条件。同时职务或岗位的晋升也往往与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有关。

二、现状

1.高校毕业生参加工作时间和工龄的认定问题

高校毕业生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高校扩大招生后，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毕业生就业出现困难。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国家及相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包括〔2009〕3号、国科发财〔2009〕97号、人社厅发〔2009〕47号等文件。

优秀高校毕业生特别是研究生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根据国科发财〔2009〕97号文，按公开、自愿、双向选择的原则，聘用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助理或辅助人员参与研究工作，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高校毕业生参与项目研究期间，其户口、档案可存放在项目承担单位所在地或入学前所在地人才交流中心。就业后工龄与参与研究期间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社保缴费合并计算。

目前大部分企事业单位接收高校毕业生就业一般只是双方签订服务协议或劳动（或聘用）合同，不接收毕业生的人事关系。高校毕业生毕业后出现下列情况：（1）离校未就业情况：高校毕业生毕业时与毕业学校签订暂缓就业协议，或将人事关系（档案）转往人才市场托管，而本人实际处于待业状态。（2）就业未离校情况：高校毕业生毕业后实际已就业，但因用人单位不接收其人事关系，为了让人事关系暂时有个地方保管，毕业生与毕业学校签订暂缓就业协议。由于档案管理与人员的管理不在一起，档案中除了个人填写的履历材料有记载其在被单位正式接收前的工作经历，而没有用人单位形成的档案材料（如岗位聘用证明、工资审批表等）来佐证个人填写的工作经历，因此当高校毕业生被企事业单位或机关单位正式接收时就会出现一个毕业生有多个参加工作时间的问题，以至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均不知如何确认高校毕业生的具体参加工作时间和工龄计算。

2.留学回国人员工作时间问题

留学回国人员中有的是在国外高校毕业后直接在国外工作，随后被引进回国工作的；有的是原在国内工作，办理辞职或离职后到国外留学，后又回国工作的。根据目前的工作时间或工龄计算的相关政策，一般不计算在海外就职工作期间的工龄。海外工作时间不能连续计算工龄，最终影响到留学回国人员在国内工作时的相关待遇及退休后的待遇计发。下面是2个实例：

案例1：吴某1984年本科毕业分配到某高校工作，1988年10月至1990年12月赴日本公派留学，1991年10月至1997年3月在日本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原工作单位保留其人事关系。但因吴某博士毕业后未按时回原单位工作，而是继续留在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原单位提出不再保留其人事关系，于是吴某于1997年7月向原单位提出辞职并获批准。2004年7月吴某以中科院 “百人计划”人才引进到某研究所工作。2006年7月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计算吴某工资套改年限时扣除了1997年7月至2004年6月在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的时间，因此吴某工资套改后的薪级工资就比同时参加工作且同时晋升同级别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低了4级。

案例2：叶某国内硕士毕业后直接赴美国留学并于2005年12月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继续在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1年9月以中科院“百人计划”人才引进到某研究所工作。该科研单位认定其参加工作时间为2011年9月。

另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尚未完全建立，目前我单位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只是建立了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根据社会保险机构对养老保险投保要求，需提供广东省人力资源和保障厅下达的工作调动或聘（录）用批复函才能按相应类别人员进行投保。但往往因工作需要，海外留学回国人员在聘（录）用手续未完备（即未获地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复）的情况下就已到位工作，因此出现实际到单位工作时间、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聘（录）用批复时间以及养老保险投保时间等不一致的情况。我单位就有一位留学回国人员，2009年3月留学回国到位工作，省人社厅批复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批复成文时间为2009年7月，养老保险缴费时间为2009年9月。后来该同志调动到上海工作，因上海已全面启动社会保险，在核定其参加工作时间和视同缴费时间时就遇到难题。

三、思考与建议

机关、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中有编制和非编制之分，编制职工的人事关系基本上由用人单位负责管理；而非编制职工基本上是实行人事制度，用人单位对非编制职工只是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服务协议，完善社会保险，而其人事关系由单位或个人委托人才服务机构，因此存在人、档管理分离的现象，档案不能反映其实际的工作经历。尽管根据〔2009〕3号文，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助理期间计算工作年限，但一旦被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录用均存在参加工作时间和工龄认定问题。

基于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工作人员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双轨制”，就目前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形式多样化、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未完善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新参加工作人员及留学回国人员的参加工作时间及工龄，作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如何把握政策，现针对现实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关于高校毕业生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

根据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办理暂缓就业而实际已就业并被国有单位聘用为研究助理或辅助人员的高校毕业生，应该计算其参加工作时间。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参加工作时间和工龄认定工作，个人应提供（或个人档案中应有）双方签订的就业服务协议或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应由当地社保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的以单位形式缴纳的社保缴费清单）、国有单位任职存档文件、年度考核表、工资晋升审批表等。同时将审核认定结果形成材料归入个人档案，并将上述证明材料归档，作为参加工作时间和工龄认定的重要依据材料。

2.关于留学回国人才参加工作时间和工龄的认定问题

建议留学回国人员在海外工作经历计算参加工作年限，计算连续工龄。在认定其海外工作经历时需提供驻外领事馆开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海外任职证明等材料，认定时需查验原件，并收取复印件，并将相关材料归入个人档案。

以上是新形势下本人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关于参加工作时间和工龄计算认定问题提出的几点思考及建议。连续工龄的计算，是一项严肃且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每位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针对新时期出现的问题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社会发展和改革中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坚持以人为本，让人力资源管理切切实实地为职工服务。

参考文献

[1]谢妙芳.高校毕业生参加工作时间的确定[J].人力资源管理，2010（5）：96-97

[2]俞嘉骏.建议调整引进人才工龄计算方法[J].人才资源开发，2009（7）：39

[3]王聪颖.关于工龄计算问题的几点思考[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5）：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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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缓刑的主要类型

纵观世界各国关于缓刑的法律规定，缓刑主要分为三类：

1、缓宣告主义缓刑。缓宣告主义又称宣告犹豫主义，由英美两国创制，故又称英美主义，这种缓刑在司法实践中又存在刑的暂缓宣告和罪的暂缓宣告两种表现形式。刑的暂缓宣告是指对判决有罪或者根据案件事实已经被认定有罪的犯罪人，停止诉讼程序且暂不宣告刑罚，将犯罪人交付监督考验，如果犯罪人在规定的考验期内没有重新犯罪、保持善行，即免去刑罚的宣告。罪的暂缓宣告是指暂缓做出有罪认定的缓宣告缓刑，被告人在被判决有罪之前，暂停或终止有关诉讼程序，从而避免做出有罪判决，将被告人交付考验。

2、缓执行主义缓刑。缓执行主义又称执行犹豫主义，是指对犯罪人定罪量刑并予以宣告后，在一定期限内暂缓执行所判刑罚，如果在该期限内未发生撤销缓刑的事由，即不再执行该项刑罚。这类缓刑包含原判决丧失效力的暂缓执行和原判决保留效力的暂缓执行两类。原判决丧失效力的暂缓执行是指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如果没有出现应当撤销缓刑的情形，不仅不执行原判刑罚，而且原判决丧失法律效力，即发生犯罪人自始未受刑罚宣告的法律后果；原判决保留效力的暂缓执行，是指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如果没有出现应当撤销缓刑的情形，则对其不执行原判刑罚，但原判决仍然有效，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被永远保存。

3、综合缓刑。综合缓刑制是缓宣告主义和缓执行主义有机结合的缓刑类型，是指在宣告缓刑（暂缓宣告或暂缓执行）的同时对犯罪人附加或者结合其他制裁手段的制度。

二、我国缓刑类型的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第四章第五节第72条至77条中，对一般缓刑制度作了规定，其中，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第449条对战时缓刑进行了规定：“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

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缓刑可分为一般缓刑和战时缓刑两种。从国际通行的分类方法来看，均属于缓执行主义缓刑，一般缓刑属于原判决保留效力的暂缓执行制，战时缓刑则属于原判决丧失效力的暂缓执行制。

三、国外缓刑类型的发展趋势

现在世界很多国家刑法中关于缓刑种类的规定，正在朝着针对罪行情况而适用不同缓刑类型的方向发展，很多缓刑法制发达国家都规定了不止一种缓刑类型。

在英美法系国家，缓刑类型非常丰富。例如，美国首创的刑罚缓期宣告制，至今仍是各司法区适用的重要缓刑形式，此外，美国的缓刑类型还有刑罚缓期执行制、综合缓刑、审前考察监督、附条件释放等。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1983年在普通缓期执行和附考验期的缓期执行基础上，增加了附完成公共利益劳动义务的缓期执行，1989年又增加了附考验期的推迟刑罚宣告。德国1969年的新刑法对缓刑制度作了大幅度修正，除将既有的“附条件刑罚缓期执行”改称为“缓刑交付考验”，还借鉴英美的刑罚缓期宣告制，建立了“保留刑罚的警告”。葡萄牙的现行刑法不仅规定了缓执行缓刑，而且在1982年刑法典中还引入了缓刑令，即认定被告人有罪但缓期宣告其刑。西班牙1983年刑法典草案也对缓刑进行了全新的规定，保留了缓期执行类缓刑，增加了缓期宣判类缓刑。同时，两大法系国家在缓刑类型规定上出现了相互借鉴、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综合缓刑出现与日益广泛运用正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体现。

四、进一步丰富我国缓刑类型的必要性

1、刑罚轻缓化、个别化发展趋势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刑罚轻缓化、个别化已经成为理论学界和实务部门的共识。缓刑集中地体现了刑罚轻缓化、个别化的价值理念。从缓刑的起源看，缓刑最初仅仅是为了克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创设的监禁刑替代方式，而随着缓刑的演进和发展，缓刑已经成为以教育、改造犯罪人为目的的重要非监禁刑措施，将犯罪人放在社会上进行矫正，对犯罪人实行分类处遇，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避免了监禁刑带来的再社会化障碍，实现刑罚经济的目的，简单说，缓刑给了犯罪人更为人道的矫正方式，发展顺应了刑罚轻缓化、个别化、社会化的潮流。

2、鼓励犯罪人积极改造的需要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缓刑种类的规定只有缓执行类型，主要是保留犯罪记录的缓执行缓刑类型（一般缓刑）。而犯罪记录的存在与否，对个人来说意义重大。一个人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往往会受到社会公众的歧视或另眼相待，不利于他们在社会上正常的工作、生活。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犯罪人的家属从其子女长期发展的需求出发，祈求法院能免除对孩子的有罪宣判；许多缓刑犯希望法院能以他们在缓刑考验期的良好表现作为消除他们犯罪记录的条件。既然社会有其需要，而犯罪记录对个人的矫正又确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建议增加一些可以消除被告人犯罪记录的缓刑类型，进一步丰富缓刑类型。

3、扩大缓刑适用的需要

缓刑在国外得到广泛的适用，缓刑适用占犯罪总人数的比例保持在70%—85%左右。根据联合国1994年的统计，美国当年的适用缓刑人数占犯罪总人数84.7%；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当年的适用缓刑人数占犯罪总人数69.8%。而我国缓刑适用占犯罪总人数的比例仅在20%左右。有条件地扩大缓刑适用，已经成为刑法理论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共识。进一步丰富缓刑的类型，建立一个具有多样性、开放性的缓刑体系，有利于司法部门根据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缓刑，有利于扩大缓刑的适用。

五、完善我国缓刑类型的建议

我国立法上的缓刑类型仅有缓执行这一单一类型，不足以充分发挥缓刑的价值与作用，尤其是对未成年人、初犯等教育矫正方面的作用。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针对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的轻微犯罪，增设缓宣告缓刑

这里言及的缓宣告缓刑，是指法庭对于被告人已经作出了有罪认定，并且对要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刑罚已经作出裁量，但是对于那些符合成年人缓刑判处条件（即不考虑其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从宽情节，也可以对其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可以作出暂缓宣告罪刑的决定，规定一定的考验条件和期间，待考验期间届满，再决定是否宣告罪刑。因为我国没有犯罪前科消灭制度，行为人的行为一旦被宣告为犯罪，则前科记录将会伴其终生。对未成年犯罪人而言，犯罪前科的保留将会给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阻力，对他们今后的教育、就业、生活都将产生消极影响。

2、扩大原判刑罚失效的缓执行制的范围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战时缓刑实行原判刑罚失效的缓执行制，对一般缓刑则实行的是原判刑罚生效的缓执行制。笔者认为，扩大原判刑罚失效的缓执行制的范围，在一般缓刑中也予以有区别地设置，例如对于在缓刑考验期内不仅履行了缓刑义务，而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或很好地挽回了其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可以在缓刑考验期结束消除其犯罪记录。

3、罚金刑可以适用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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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后档案存放人才市场（建议）：

1)毕业没有找到单位的（或考研），可以去学校或单位所在的人才市场进行档案挂靠，千万不能弃档。人才市场都是人事局办的，是官方机构，这是政府部门，拥有档案保管权，有权办理转正定级，放在那里起码有安全保障。但要提醒的是， 一旦找到工作要及时办理就业手续，以便能够及时的进行转正定级，方便后面的正式调动。如果没有找到工作，也要记得人才交流中心的集体户口是属于临时户口，有两年的限期，毕业超过两年就不能继续托管了，会变成“死档”。一定要记得去处理。可以自己申请打回原籍，以免档案丢失。

2)毕业后找到单位的，可放心的找就业地方人才市场挂靠，而且挂靠的人才市场可能会接收个人手上的档案。从存放在人才市场之日开始，就可以算我们的工龄了。就算以后到别的地方发展，也可以通过发调档函，很方便的转到新就业地人才市场。这样既不影响在当地工作，也不影响职称‘晋级’，工龄还能连续计算，顺畅地完成衔接。这里有个注意点是找到的第一份单位工作如果未做满一年，无法请求人才市场进行转正定级，将会失去干部身份。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离职，也一定要等到我们的第一份工作做满一年已经申请转正定级获得干部身份后。

3)毕业后找到单位后又辞职到其他地方去的，这里还有个注意点：某些地方的人才市场5年内如果没有交档案保管费，人才市场保管档案的义务就会自动解除，档案会被封存，我们的档案会成为“死档”（35岁之前可以档案激活，35岁之后，就麻烦了）！

3、毕业后档案主动打回原籍（建议）： 不管是否参加工作，都可将自己的档案拿回到原籍人事局或人才市场，省的以后麻烦，毕竟以后如果有事情可以让父母帮着处理。把档案放在家乡的人才市场，以后在外地找到工作后不会麻烦,一方面工作又不需要档案，就算是是找到国企、考到公务员，单位发函到你家乡人才市场调档案就可以了。

4、毕业后档案寄送公司/单位（不太建议）： 现在一般公司都是把员工档案统一放在公司所在区的人才市场的。建议档案还是不要归公司管理，以防自己离职的时候档案很有可能被公司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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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高校9月的迎新季如火如荼地进行，招聘季也随之悄然而至，各高校就业网站时常从9月就开始有一些就业招聘信息。原本还应该坐在教室里上专业课的大四学生，已经开始忙碌穿梭于各招聘会场、用人单位面试地点了。招聘热是如何形成的呢？对于就业单位，他们生怕优秀人才被其他单位抢走，尽可能把招聘工作提前。而对于学校，生怕用人单位的进人指标被其他学校学生占满，尽可能希望用人单位早到学校开招聘会。对于学生来说，生怕好的职位被他人抢先，也希望应聘能尽量提前。因此，大四学生们已无心上课，甚至有的教师戏称现在的大学本科不是四年制，而变成了三年制！套用一句话：在就业路上匆忙赶路的大学生们，能否慢一点儿，等等那个应该具备多一些专业知识的自己！面对“快”招聘，“快”找工作，是否应该“慢”下来，趁着在校，先裨补阙漏，有所广益。羽翼既丰，又何惧不能翱翔？

@ 李怡佳（厦门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导致“慢”就业的原因很多，既有就业形势和就业结构的影响，也有青年一代就业观念的变化。这种“慢”可能是自主型追求更好的“慢”，也可能是被动型漫不经心的“慢”。前者表现为不仓促就业，有计划地放慢脚步，给自己一些时间，通过一些经历来进一步了解社会环境，认知自我和观察职业世界，以更好地定位职业生涯从何处开始；后者表现为拖着不找工作，或因自我效能感低，或因各种客观的就业条件所限，他们抱着得过且过或者啃老的心态度过毕业季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进行就业指导时，自主型积极的“慢”，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提供参与游学、支教、创业探索的资源和平台，并协助其多体验、多探索、多思考，“慢”出质量。被动型漫不经心的“慢”，应当及时介入指导，了解“慢”的真实原因，这可能多半与学生的信念、认知或心理有关，需要特别的关注和针对性的扶持，不要让“慢”成为托辞和借口。

@宋健刚（东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针对不同的“慢就业”情形，应区分情况看待。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下，越来越多拥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高素质、高学历的高校毕业生投入创业中，他们以自己的思维、知识和技术，推动社会创新，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对暂缓就业的毕业生，我们也应当从多元化的角度来看待。“95后”的毕业生也开始进入就业市场，很多人追求的是与兴趣相结合、人岗更匹配的职业发展理念，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就业，在高校全方位提供职业生涯规划、求职理念等方面的指导基础上，要容许他们有“追求”的过程和时间。对于就业存在困难的毕业生群体，高校就业部门要从知识、能力、技巧、经济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也要向相关用人单位做好推荐工作。

@仵林军（南京理工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对于大学生“慢”就业，我们认为需要辩证的看待。部分大学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学习，走出校园时，希望给身体和心灵一定放松，认真做好职业规划，为今后更好的发展打好基础，这种“慢”是一种沉淀和积累，是值得尊重和理解的。这种“慢”是为了未来就业的快、高、好。对于部分大学生以“慢”就业为借口，逃避社会竞争，“原地踏步”“在家啃老”，社会应该持反对态度。“慢”就业，而非“不”就业，这种“慢”是一种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不负责任。我认为通过大学期间的“职业规划”教育，可以实现“慢”就业的前移，把“慢”就业的“慢”前移到大学期间，使大学生规划好大学学习生活，实现“快”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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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合同法；企业；操作性

中图分类号：D92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6―0082―02

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体现了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在实际劳动过程中一系列关系的规范，其核心是对劳动者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最低工资以及休息等权益的维护。然而，任何一部法律的颁布实施，都没有像《劳动合同法》这样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更是刮起了“旋风”。归纳起来，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叫好的，有提出质疑的，也有建议修改或暂缓执行的。对该法律的称赞，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对广大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而对其提出质疑，主要论点有增加企业成本说，有影响充分就业说，有劳资对立说，有影响经济发展说，等等。为什么一部刚刚实施的法律，能引起社会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呢?

原因之一：在社会的转型期，劳动者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体现了劳动者群体的价值取向。这也符合市场规律下的客观实际，《劳动合同法》恰恰迎合了广大劳动者的心理需求。

原因之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因不同社会角色的义务偏差较大，新的法律似乎陡然提升了劳动者的权益和地位，也需要用人单位较以往付出更多劳动成本，劳资双方心理预期还没有磨合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原因之三：当今的中国，虽然经济迅速发展，但大量的企业并非有效转型，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初，也正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宏观调控进一步趋紧，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之时。南方的企业还承受着冰雪灾害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多重的压力导致不少企业活力不足，步履维艰。于是一些企业更把执行《劳动合同法》当作新的包袱。

原因之四：一些社会责任人士担心新的法律实施，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协调好劳资双方的平衡关系，易导致企业减少用工，社会减少就业，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恶性循环，往往会违背制定法律的初衷。

原因之五：执行《劳动合同法》的一些配套措施有待跟进完善，需要积极正面的宣传引导，尽量避免偏向于某一方。比如，新法执行之初，劳动争议案件迅速上升，一旦官司裁判下来，强者和弱者往往调换了位置。还有一些劳动者对预期把握不定，不愿承担保险金个人应支付的部分，从而放弃应得的保障。再有就是现行的保障办法还没有实行跨区域的全国联网和接转，造成了对新法的执行难。

上述几方面是造成《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之初，就引起社会热议、争论的主要原因。然而，法律不是儿戏，一旦颁布实施，就具有严肃性和强制性。对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正式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摆在国人面前的除了执行，没有第二个选择；另一方面，也确实要解决好执法难的问题。因此，对于《劳动合同法》，并不是要不要修改或暂缓执行的问题，而是要如何增强执法的操作性，从而达到个人、用工单位和社会诸方面认可的最佳共赢局面。为此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首要的是降低保障成本。从现实情况来看，执行《劳动合同法》的难处，主要不在于是否及时足额兑付劳动报酬，因为整个社会兑付报酬的状况是越来越好，难就难在各项社会保障的成本方面，其中养老和医疗是诸保险的重中之重，不仅仅用人单位要付出代价，劳动者同样要承担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养老保险，在整个保险资金中(《江苏省社会保险征缴条例》规定有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保险)占到大头(一般超过60％)；其次是医疗保险(一般超过25％)。劳动者最现实，养老保险金是不能立即兑现享用的，很多年轻的打工者是在拼年龄、拼体能，也不一定有医保的强烈愿望。所以，一些劳动者对好的法律并不理会，在珠三角等地方甚至出现有些打工者退保的现象。对于用工单位，增加保障成本更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有人把一些地方企业关门或迁往境外责任归咎于施行《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压力。似乎用人者和被用者对《劳动合同法》并不一定都买账。究其深层次原因，还是保障的代价问题，代价大了，劳资双方都会仔细琢磨，不顾长久。劳动者惜本，企业更是想尽最大可能减少用工和逃避责任，由此就引发了执法难或就业难的问题，所以有人把《劳动合同法》比作“暂时还难以享用的奢侈的美餐”。同时，也因为保障成本高，“奢侈”的保障就难以提高覆盖面。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只有2亿人，照此下去，意味着将来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群没有养老保险，这离“建立和完整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差距甚远。

因此，降低保障成本就成为增强执行《劳动合同法》操作性、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最主要手段。那么，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能否降低成本?答案是肯定的。一是现有的保障资金有大量的结余(当然，结余的前提是享受保障的人数少)。就拿地处苏南与苏北之间有代表性的沿江某县而言，2007年征收企业在岗职工养老保险金17799万元，实际发放企业职工退休工资11737万元，资金历年累计结余为11688万元，其中当年结存6062万元，且呈现逐年递增的局面。若是没有大量的资金结余，也就不会有上海社保案的发生。据国家审计署对上海社保案的审计报告，截至到2006年7月，上海社保资金运营余额高达387.31亿元；二是按照保险理论，参保对象越多，资金的风险就越小，如果降低参保成本，同时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力度，社会保险的新增扩面无疑会有大的提升，这又促进了更加良性的发展；三是如果考虑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会提高对保障资金的需求，也可以采取保障成本增加的渐进方案，先是给低保障成本一个合理的过渡期(或者说是缓冲期)，使人们的思想更能接受，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科学提高缴费标准。总之，要把现行的保障成本降下来，才能有效提高参保面，又不至于造成较大的社会就业压力，充分保障、充分就业是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重要风向标。至于降到什么水准，则要根据社会就业总人数、享受保障人数等相关因素进行科学核定，原则是征缴与使用动态平衡，适量结余。甚至在将来，还可以考虑征缴标准的浮动制度。保障成本、就业数量、保障覆盖面是彼此关联的指标，降低保障成本，能促进就业，就业人数多，保障的覆盖面也会扩大。

其次，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资金跨行政区域合法便捷的接转制度。社保资金跨区域接转，是执行《劳动合同法》过程中必须迅速解决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跨行政区域就业的人数之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明显的特色。就业

者的年龄和就业地点的变化这一客观现实，要求保障资金的跟随和衔接，必须打破现有行政区域对保障资金接转的限制，这对有效执行《劳动合同法》，保障受益者利益，意义十分重大。好在有关方面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着手解决此问题，关键是速度要快，今后的国内接转要便捷可行。同时应承诺，在没有彻底解决此问题之前，若跨区域变换就业地点，原来的保险资金仍然有效，待时机成熟，无条件进行接转。对于暂时不能接转但需要在异地享受保障的，可由原就业行政区域出证明，由现区域视同本地条件进行垫付。

第三，适当倾斜和扶持保障压力大的行业。《劳动合同法》的施行，促进了企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然而企业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息息相关，同时因为劳动者数量和质量的原因，决定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执行《劳动合同法》压力最大的就是这些企业。因为这类企业利润空间小，职工的收入相对其他行业也低，所以，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合理的区别优待，以促进充分就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倾斜和扶持的办法，可以直接降低这类企业的社会保障缴费标准(但享受待遇不能降)；也可以针对行业特点(主要是拉动就业或关注民生的微利行业)，按照参保人数，或是行业平均利润空间，进行税费核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