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代法治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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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正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运行中的“剂”和“添缝剂”，能够指引法官在制度框架内自由裁量，而又不失其公正性，尤其是在制度规章缺失的情况下。[1]法官作为以国家名义行使审判权的居中裁判者，在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法院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2]法官手中操有最终解决纠纷的审判权和裁决权，虽然在法律职业者中，检察官、律师对法律的适用和裁判的作用也有重大，但案件的最终裁判权握在法官手中，所以西方国家对法官的资格要求比律师、检察官更高。[3]事实上，人民将其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保障重任托付给法官，理所当然要求法官必须是具有较高的素质、业务素质和道德修养的人，必须是民众可以而且值得信赖的人。但是，法官在运用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保障权利的有效运作过程中，最突出最重要的是实现法官独立，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机构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贯彻实施。为此，让法官独立的审理案件已成为实现现代司法理念的前提和基础，成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一项迫切任务。

二、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独立制度的关联

“理念”就是原理和信念，或价值观。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而现代司法理念是现代法治原则的结晶，是人们在现代司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的基本观念，支配着人们建立制度、运用制度、改造制度的一切行动，其内容广泛、含义深刻、意义深远。当前，关于现代司法理念的论述观点不一，可谓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现代司法现念应包括以下内容：1、公正。司法公正是现代法治的根本性标志，没有司法公正就没有法治，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司法对于法治的实现至关重要。2、独立。它是司法权独立性的体现，要求法官有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维和判断力。3、中立。司法主体在司法活动中，应在利益处于冲突状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不偏不倚和中立超然的状态，而不应存有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预断和偏见，这也是法官必须达到的境界。4、效率。司法本身应及时、高效，以确保法律效益价值的最终实现。

如果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那么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自当《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实施后，标志着我国司法制度正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法院适用法律的活动是通过法官的严格执法活动来实现的。法官作为司法工作者，其主要任务是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严格适用法律，法官除了应向法律负责以外，不应该接受任何机关和个人的指示及命令，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对法律的诚挚理解来理解法律”。[4]法官独立的实质是司法独立的深入与细化，法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应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其执行法律不应受外来因素的干涉。“法治有时被称为法律的最高原则，它要求法官制定判决时，只能依据现有的原则或者法律，而不得受随意性的干扰和阻碍。”[5]我国《宪法》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确立的独立审判原则。在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成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时，突破了产生它的和制度上的限制，成为对所有法治国家有普遍意义和作用的又无一定统一模式的一项法律准则，不论是西方自由政体的国家，还是坚持的国家，司法独立和公正都是模范司法体系必须遵循的原则。[6]法官独立包括法官的实质独立和身份独立。法官实质独立“是法官在执行职务时，除受法律及其良知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要求每一个法官应独立自主地根据法律和对事实的判断做出公正的裁判。法官的身份独立“是法官职位之条件和任期有适当保障，以确保法官不受行政干涉”。[7]独立审判固然要排除来自法院内外的影响和干涉。但真正的独立审判还是要靠法官以牺牲的精神奋力去争取和维护，如果法官不能抵制法院内外的影响和压力，做不到独立审判，那么独立审判也就永远只能成为我们的“理念”。

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公正观是司法价值观中的第一要素。法官的独立性决定了法官不仅应具有系统、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娴熟的裁判技能和宽厚的人文素养及科学知识，而且还应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以及自觉以法律概念进行思考、判断认识问题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法官的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平等、正义、效率意识是做好新世纪审判工作的基础保证，因此法官应当具备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不徇私情、惩恶扬善、正直善良的现代职业司法理念，用现代、科学的司法理念去发展、改革法官制度，特别是完善法官的独立制度，这将成为法院改革的重要催进剂。

三、我国现阶段法官独立制度存在的弊端

随着《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的实施，我国的法官独立制度已逐步建立起来了，法官的理念和思维已逐步形成了，但由于社会发展的快节奏性，加之制度本身具有的不完备性，使现行的法官独立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不完整性和与现实社会的不相适应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法官管理行政化

司法权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必须保持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以保证其活动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法官只应接受监督而不应接受命令，法官享有的审判权应当是平等。[8]但由于历史原因，现行法官制度对法官的管理实质上是行政化管理。一是法官等级的行政化。法官之上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法官与庭长、院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完全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而现行的法官等级，实际是行政职务加工龄换算出来的数字符号，导致法官把行政职务的升迁作为追求的目标。此外，法官的待遇不是与法官等级挂钩，而是套用行政级别，将法官当成公务员进行管理。二是审判管理的行政化。法院内部普遍采取岗位目标责任制等行政手段对法官进行考核，通常规定法官的办案数、结案率等指标，行政色彩很浓。法院内部案件的审批制度也体现了强烈的行政化色彩，我国的各级法院，法官审判案件往往要向院长、庭长请示汇报，院长、庭长有权对案件的审判提出意见，甚至改变合议庭的决定，拟定的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也必须经院长、庭长审阅签署以后才发生效力，这实质上是行政首长负责制。法官管理的行政化，直接破坏了法官审判的独立性，使法官的审理权与裁判权严重分离，还造成了法院审判效率的低下，最终的结果是，使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受到影响。

（二）法官素质较为偏低

我国法官从整体上看，因恢复法院之初，对进入法院队伍的人员素质要求并不是很高，使得法官队伍过于庞杂，整体素质偏低。1995年《法官法》颁布后，明确规定了我国法官的任职资格条件，以规范法官制度，但由于该法没有溯及力，对原有的审判人员并没有触及，只对该法实施以后进入法官序列的人员有效，因而不能改变已有法官素质过低的状况。同时为了不与已有法官队伍的基本情况相差过于悬殊，对于任职条件规定偏低，如学历要求大专以上；工作年限规定两年即可；年龄满23周岁。以这些条件来衡量所选任的初任法官，应当说既不可能有深厚的法学功底、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也不可能有广泛的社会资历，虽然要经过初任法官的资格，但却不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审判技能培训，就让他们开展专业化极强的审判工作不能不说勉为其难。选任资格过低导致法官整体素质不高，难以让人们对其独立行使司法权，确保司法公正产生信任。另《法官法》第11章惩戒部分、法院系统的“八不准”、《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等专门对法官的行为规范做出规定，但是，现有的对法官执行职务行为的很多规范中，禁止法官所从事的行为，多是违反法律甚至应受到刑事处分的行为或是恶性较重的违纪行为。法官作为一种职业，应有其自身的符合司法裁判的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除了应具备一个良好公民的品德条件外，还必须具有高于一般“良好品行”所特有的准则，才能维护法官的声誉、地位和纯洁，以法官内在的素养保持其独立性，使法官的整体素质符合法官的角色要求。然而目前法官的操守标准过低，应当属于“司法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并没有纳入法律和纪律规范中，[9]削弱了司法职业道德的作用。在未曾真正建立起司法职业道德机制之前，法官队伍的纯洁度、可信度不免到影响，从而也直接影响了法官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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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明，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痴呆发生率为4.6%，其中阿尔茨海默症(AD)占老年人痴呆症的63%，多发梗塞性痴呆为28%，脑组织损伤后遗症、化学药物中毒以及神经系统变性或营养缺乏导致的痴呆约占10%。

老年痴呆症的发生既是医学问题、家庭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从医学上讲，我们提倡对老年痴呆症的早发现、早治疗。将老人的病情及早地控制住，以免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给老人、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损失。在医学还没完全攻克这种病症前，家人及早地发现老人出现的一些早期症状，借助医学手段控制病情，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也可以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在使用治疗老年痴呆药物时，家属或患者有必要了解一些情况，合理选择药物非常重要。目前有3大类药物在治疗老年痴呆中发挥着作用：

第一类是快速起效的对症药物，如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可帮助恢复记忆力，但此类药有效时间短，停止用药记忆力又会再度减退。

第二类是病因性治疗药物。如抗氧化剂银杏制剂等，此类药物作用见效很慢，或可改善痴呆病程。

第三类是改善某些伴发症状的药物。如患者伴有抑郁、焦虑、恐惧、兴奋等症状，必须同时服用相关的药物。

简单地说，在药物治疗上，第一类药属于治标，第二类药属于治本，二者必须结合使用，才能有效地控制疾病的发展。

最近十年来，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已成为痴呆症的一线治疗药物，确认了其有效缓解认知功能障碍的地位。研究表明，国产的双益平、毒扁豆碱等对痴呆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可显著改善轻、中度早老性痴呆病人的认知功能。此类药物对脑内胆碱脂酶具有选择性抑制作用，易通过血脑屏障，具有促进记忆再现和增强记忆保持的作用。临床上适用于良性记忆障碍，提高患者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像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及人像回忆等能力，对各种痴呆患者和脑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记忆障碍都有改善作用。

双益平是一种经济、适用的国产胆碱酯酶抑制剂。患者使用应该根据病情和用药后反应，用量和疗程可酌情增减。日剂量不得超过0.45毫克。一般无严重不良反应，过量可出现程度不等的头晕、恶心、呕吐、出汗等副作用。一般不需处理或减少服用剂量即可消失。此外，还有多种进口的同类药物，但由于价格昂贵，不适用于一般痴呆人群的长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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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宗法伦理；传统社会；宗法精神

引言：

宗族在词源中的意义是指：“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的远近来区分感情的亲疏。”《礼记》中的：“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能伦理者也”则很好的解释了伦理。实质上，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有着太大的区别。宗法制度作为个人与社会的选择标准、个人与家族的亲疏远近、个人与国家的附属关系，很完整的体现了伦理的价值观。古代的宗法伦理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对现代法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中国传统社会宗法伦理的发展

（一）夏商时期：以“天神”观为核心的早期宗法伦理思想

夏启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都。这个王朝正是建立在浓重的血缘和浓厚的神权之上，迷信色彩非常很重。商王朝也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并壮大起来的。夏商统治者以“天讨”“天罚”的观念作为刑法的理念，并以此来治理国家和威慑人民。

（二）西周时期：周公制礼，确定人伦等级秩序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伦理思想是在西周时期形成的。周公认为人与人之间等级秩序的基本原则是“尊尊”“亲亲”。“尊尊”要求小辈服从大辈，下级忠于上级；“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思想理论代表了西周初期统治阶层的基本宗法伦理道德观念。

（三）先秦时期：构建“君臣父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

孔子继承了周公的“礼治”的思想，主张“为国当为礼”，“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他要求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以礼而行。孟子不仅强调人治，而且强调德治，重视教化。教化的方式是“教人以伦―父子有亲，君臣有礼，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治国之道。

（四）两汉时期：从“天人感应”到“三纲五常”

儒家伦理之所以登上历史舞台是因为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极力推崇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是有自主意思的神，人间的一切因缘皆取决于天。他以“天人感应”为依据把“三纲五常”进一步系统化、神秘化。

（五）近代：儒家传统伦理受到严重冲击

19世纪末，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儒家的伦理思想遭到了重创。“依伦理而轻重其刑”中华法律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它标志着中华伦理体系开始瓦解。

二、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时期的历史转型

宗法伦理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法制变迁中遭到了很多拷问。在时代的变迁中，宗法伦理文化一直发扬着它固有的传统观点，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法制社会的改革。

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法律至上，传统的宗法伦理强调的是等级制度的威严。传统的观念并未因为时间的远去而消散了它固有的魅力。强调等级森严和人治为本的法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法治的独立精神。现代之法治具有不同于传统礼治的现代内容。现代法治把宪法视为最大的契约，要求通过宪法来保障公民权利；法治的基石是以宪法界定、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说，宪法保护公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利是法治的本质特征，宪法做主导的法律高于政府的运作。中国传统的“礼治”没有宪法的主导，而是一种“治法”，即政府通知的工具，人所获得的是人伦义务而丧失的是人的基本权利。

三、宗法伦理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宗法伦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宗法伦理带来的影响也日益显现。那些消极的影响不容小觑：

（一）等级观念导致权利崇拜

宗法伦理过分强调等级制度，“亲亲”“尊尊”的伦理观念在等级差异精神体现的特别明显。在现代社会中，受等级观念的影响，一般民众在面对事物的选择时，最先考虑的是不冒犯不违背当权者的利益，其次才可能会考虑这种行为是否会违反法律秩序和社会道德。

（二）裙带之风盛行

传统的宗法伦理强调个人权利的极端扩张，以血缘关系为中心并因此导致了裙带之风盛行。在古代中国，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同的伦理圈。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人们是无法公平的做到平等看待一切并且平等对等一切的，追求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在远古中国是没有滋生的土壤的，以血缘为远近关系的宗法伦理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契约精神的。

（三）群体为重

现代民法的精神是讲究公平正义客观公正的，宗法伦理过于强调群体观念，不注重个人的价值，这种价值取向是不利于现代法治的发展的。宗族在远古社会占据了大半江山，家族、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宗族社会人们做出选择时唯一所需要考虑的东西。重视群体价值，轻视个体价值，不注重个体在群体中的作用，这必然会导致各种束缚的条款，阻碍人们思想的发展，逐渐使人们价值观趋于统一，并确立群体观念，不利于个人价值的体现。

（四）“和为贵”的伦理观

现代法治的诉讼意识是为了解决诉讼，而在宗法社会是强调“非讼”“和为贵”的。在人们厌讼观念的观念中，现代法治的解决讼争的制度很难得到正常有效的贯彻实施。宗法伦理消解了人类追求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法治建设，必将走进胡同。

四、现代法治对宗法伦理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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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师 法治观念 法律意识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董云，华中师范大学学院。

教师法治观念，即教师对法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在中国知网中输入“教师法治（制）观念或教师法律意识（素养）”，针对该主题的文献共计85篇。统计得出，96.7%的于21世纪，发表在近五年的论文占54.1%。由此可见，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关于教师法治观念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近几年达到顶峰。但所得文献总计十分有限，这也说明关于教师法治观念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笔者通过认真研读以上文献后，做出综述如下：

一、教师法治观念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教师法治观念是教师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教师法治观念是培养法治观念公民的需要

（三）教师法治观念是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

二、教师法治观念基本现状及问题研究

由于不同等级的教师的法治观念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因此，为了确保分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笔者将从农村教师或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农村教师或中小学教师法治观念基本现状及问题研究

（二）高校教师法治观念基本现状及问题研究

三、教师法治观念缺失的原因研究

（一）社会因素

2.法律法规不完善和宣传不力。王虹（2009）等认为，我国制定的教育法律法规不完善、不系统，在法律责任方面划分模糊，导致难以切实执行。另外，相关部门对教育法律的宣传不力，从而导致广大教师出现认识问题。

3.经济利益的驱使。董爱玲（2008），张玉格（2008）等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部分教师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把金钱、名誉和地位看成了自己工作的出发点，没有切实履行教师义务，产生了拜金主义思想。

（二）自身因素

2.世界观、价值观偏差。朱红丽（2009）等认为一些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功利观出现了偏差，滋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急功近利思想，忘记了自身的良好形象，放松了对自己的监督。

四、增强教师法治观念解决的对策研究

（一）从国家角度来看，要加强教育立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学校角度，要加强学习教育，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四）从教师自身角度来看，要更新观念，树立现代教育思想

五、研究评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对教师法治观念的研究基本是从意义、现状、原因及对策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其中，教师法治观念研究的意义是从学生、社会和自身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的;教师法治观念的现状主要从农村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两部分分开进行说明的，并对导致问题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最后提出了各自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即从国家、社会、学校、自身四个方面寻找解决途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上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研究文献总数偏少，对问题重视不够

相对于对其他社会群体法治观念的研究，如农民、大学生等，教师法治观念方面的研究文献总数偏少篇。这也说明目前教师法治观念这一专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单一，结论的适用性不强

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教师法治观念这一专题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虽然可以对调查结果进行定量研究，同时也节省了人力、时间和财力。但是，该方法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它只能获取书面的社会信息，而不能了解到生动、具体的社会情况，很难作深入的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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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法制教育的普及率高与法制理念树立情况不容乐观之间的矛盾

在法律知识与法律理念普及的问题上，法律知识的获得并不难，难的是法律理念的树立和法律素质的养成。我们曾经认为普法就对法律条文的传授，所以在历次的普法活动中都只是注重公民学到多少部法律，记住了多少法律条文，而忽视法律理念的植入。我国这种“至上而下”的法律宣传方式是基于我国公民法律知识缺乏和法律意识荒芜的现实，这种大规模的普法“造势”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对法律感觉相对陌生的普通中国人的观念，让他们初步地领悟到了法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这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法律条文再背得滚瓜烂熟，而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对公民法律意识的树立和法律素质的提高也还是于事无补。

2、人民群众对法律知识的渴求与法律宣传内容、途径、手段过于单一之间的矛盾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各种矛盾也将趋于多发和复杂，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知识的渴求也将越加强烈。尽管我们的法律宣传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偏差，集中体现在：有些法律宣传并不贴近[本文转载自[人民群众，没有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对于与公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普法教育依然把教育老百姓如何履行法律义务放在首位，较为忽视权利方面的教育；法律宣传的形式仍然过于单一，依旧以传统的“摆（摆摊法律咨询）、讲（讲法制课）、赛（法律知识竞赛）、考（法律知识考试）”为主，而忽视了公众对普法形式需求的多样化。

3、全民法制观念、意识的不断增强与针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普法还有差距之间的矛盾。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全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得到了明显增强，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但与此相对应，针对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的普法仍然有较大差距，少数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法律素质依然不高，在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法方面做得不够，执法违法、执法犯罪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对社会法律秩序的严重破坏，使得一般公民对法律的信任下降，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固然这不尽是普法工作没做好的原因，但其中不少案件确实反映出少数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法治观念淡漠，社会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存在漏洞，社会法治化管理程度不高，依法决策和管理的意识不强。

二、如何解决上述矛盾，使法制宣传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努力的实践：

1、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树立现代法制观念、崇尚法治这一中心，在社会上真正树立起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权威

这里面的“渔”和“鱼”分别指的是法律制度、知识和法律观念、意识。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知识不能替代法律意识，普及法律应该涉及更深的层次，既要解决普及法律知识的问题，更应当解决法律素质、法治精神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是让人民群众自觉自动地学法守法的根本保证。为完成建设法治国家这一过程，必须树立法制观念这个核心。首先要倡导政府依法行政。政治活动应该倡导法治反对人治，坚持依法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根治权力腐败问题。同时需要人们用自己的行动推动政府行为受法制约。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崇尚法治就是要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自觉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重要性毋庸质疑。因此，我们要继续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重点学习宪法和基本法律，坚持把宪法的学习宣传作为普法工作的长期任务，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树立宪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基本观念，提高依照宪法和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能力，实现由提高全民法律知识向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再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用法治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2、树立科学发展观，着力于公民法律素质的提高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其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也应贯彻和体现这一原则，要把提高公民法律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普法教育工作目标之一。在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上，应把满足公民的法律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加大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结合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往在普法内容的选取上，往往偏重于新颁布什么法律法规就一味地宣传什么；或是急功近利的氛围相当浓厚，出现什么社会问题就向百姓“强行灌输”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绝不是我们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目的之所在。

普法不仅仅是“静态”的法律条文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更重要的是通过传递各种法制信息，使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生活达到“动态”的法治普及。要承认和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对象人群的个体特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因为普法对象层次不一、需求不同、接受能力也不尽相同，因此，普法除了普及一些适用于公众的普遍的法律知识、法治思想和法治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层次、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群体等特点，在现代法律理念引导下，施以不同的法制教育内容。

与此同时，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应率先垂范。曾在一本书中看到这么一段话，觉得很有道理：“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办事、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秉公执法的行为就是最好的法制宣传教育，并且胜过上百次的说教。”对普通的百姓要让他们知道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而不是单纯地强调法律义务，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提升法律的权威和感召力，使人们能切身感受到法律在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变被动地接受法律教育为主动地学习法律，使学法成为人们生活的内在需求。从历次普法的实际效果看，宣教内容在过度强化实用性的同时缺乏其应有的针对性。理念的偏差必然导致普法内容的片面性甚至公民法律素养的畸形和社会法治环境的变异。普法教育要以适应于公众掌握、满足公众需要作为检验标准。

3、树立创新思想，创新普法宣传形式

形式创新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创新的实现手段，是实现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现实目标的保障。在以往的普法活动中，我们传统的“摆、讲、赛、考”等方式在一定的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公众对普法形式的需求多样化，普法不应该是单向灌输，而应根据受众的需要和心理特点开展普法，善于开发新颖的形式和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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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 法律信仰 信仰 培养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①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②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99页。

①「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4页。

② 张文显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③ 同①，第8页。①「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②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4页。 ④同上，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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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的生存、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人的生活样式，而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应当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法治文化是有关法律的物质成果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包括人们的法律心理、法律理念。法律心理是人们对法律物质成果的非理性认识，包括对法律物质成果的情感、信仰和期待等。法律理念是人们对法律物质成果的理性认识，包括对法的权威、本质、价值以及法与社会关系等的自觉看法。法治文化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施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与人治文化相对立而存在的先进文化、进步文化形态，它将引领并主导着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我们需要着力倡导和培育的主流性法律文化。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命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从法律制度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内核，从法制体系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培育。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因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法治，市场经济的本质在法治经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也在法治。

二、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核心，完善我国的制度文化

作为制度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范畴内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我们所要积极倡导培育的法治文化，就更加需要有良好完善的法律制度。

（一）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核心

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必须要确立一个明确的价值基点，即以何样的价值为核心来构建这样的法律体系。这一价值的核心，就应当是公民的权利保障。因为确立这样的基点，不但符合法律文明进步的历史走向，符合保障人权的现代法的理念，符合法律调整的内在目的；同时也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实际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有利于把“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法律生活的领域加以具体化。“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核心”不是要绝对地排斥公共权力行使和设定必要法律义务的必要合理性，而是要明确地排斥目前现实生活中在许多方面仍然顽强存在着的“以权力为核心”和“以义务为重心”的思维模式、管理模式及行为模式。

（二）以制定完善的良法为前提

法治的存在需要以良法的存在为前提，这是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经典定义中就已指明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厉行法治和健全法制框架指导下的立法，可以说是成就斐然，举世公认。但即便是如此，我们仍不能断言说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已经很良好、很完备。事实上，我们还只是初步确立起了适应法治要求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制定的法律也有待依据变化了的情况而进一步地修改和完善，才能确保我国逐步建立起完善良好的法律制度。

（三）以公正的法律实施为重点

法治不但要以良法存在为前提，更要以良法的公正实施为目的、为保证、为重点。随着我国无法可依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法律实施和法律实效的问题日益凸现，成为影响法治的主要矛盾。从近年来人民群众投诉于国家机关的来信、来访统计比例大幅上升的事实看，一方面说明有群众维权意识增强和社会进入矛盾高发期的正常合理因素，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目前我们执法与司法的状况并不能令广大群众满意，甚至于某些案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实在令人堪忧。虽然说整个法律的实施，是包括着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执法司法和公民群众的普遍守法两个基本的方面，但前者即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的执法和司法者却始终处在决定和影响法律实施的主导方面。因此，作为一个必须满足法治要求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实现执法和司法的公正。因为只有执法和司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公正，而这显然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

三、以宣传教育为依托，提高全体公民的法治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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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人治；理性

一、理性的法治

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法治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治国方式，正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才指出"法治应优于一人之治"①，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多年封建伦理社会的国家来说，法治无疑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必须给以足够的呵护，故我们不能没来由的神化法治，更不能想当然的构造21世纪的法治国家，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法治。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法治只是治国方略的一种最好的形式，正如学者所说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只是相对好的治国方式：人们渴望比法治更好的治国方略，但因各种因素不具备，因而人们不得不以退而其次的办法选择了法治。而法治从被选择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缺陷，只是瑕不掩瑜才为人们所接受所选择。从此意义上说，法治只是人们无奈的选择②。在没有准确体现人们意愿的治国方略下，不得不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的优点的同时，不得不（不管情愿不情愿）也认可、默许了它的缺陷。而事实上也确实这样，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识的法治，社会观念的核心在人们心目中最突出的是和谐，人们靠传统习惯、、道德教化就可以起到社会控制、道德约束的作用，因而我们总信奉着学者们如下简明的结论，传统社会不需要法治，也产生不了法治，法治只有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催生下才能得以生产，它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略，但绝不是唯一方略。杜撰法治的神话，无限度抬高法治的作用，既不符合理论旨趣，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待法治的真实态度应该是理性的法治观。

二、法治并不带来传统人文精神的必然丧失

法治作为制度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制度观念、制度文化、规则体系、组织体制等综合体。法治显然不是力求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它并不排斥其他治国手段的综合运用。依法治国与保持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资源并不矛盾，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本身就涵盖了社会自然生成的东西，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共同生活规则，构成了法治原则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法治推进蕴含了现实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法治至少给予了社会最基本的安全、平等、公理、人权。人类在经历了多种社会制度后，才趋同于这一模式，就足以说明问题。法治进程尊重中国独特的文化底蕴，并对法文化传统保持清醒的批判，比抱残守缺，更能促进自身文化的优化。

三、政府推进法治与权力制约的冲突

（一）法治化途径

当法治推进成为现实时，我们首先必须解答法治途径的问题。应当说，权力推进在中国是一个既成事实。自晚清变法以后，频繁的政治动荡似乎没有抑制法制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执政者大多对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的设计表现出了热情，权力推进法制现代化也有一定效果。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法治时代的到来，民众的法意识仍然相当薄弱。这不能不让人们深思个中其由。我国法治实践发端于近代对国外法律制度的移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由社会内生出完整的法治模式不过是奢想，因此法制现代化一直由政治力量推进。清末变法到民国法律改良无不是国家行为，由于政治利益是执政者首先考虑的问题，法制在为权力服务时，抛弃了法制的民权基础，以法制现代化为标志的"法治"，只是一种政治权力的新潮装饰而己。建国之初，虽然制定了一些基本法律，但法律在国家生活中只是一种工具，但改革开改变了封闭社会结构后，长期的法治理论缺失，着实让我们在建立与社会发展配套的民主与法律制度时，显得漏洞百出。迄今为止，法在规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还难有作为。在面对现有社会条件，寻求推进法治途径时，我们发现自己仍然没有选择的余地。就目前而言，推进法治的现实方案无外三种：第一，强调国家在法治建构中的主导地位，法治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制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与思考，取决于国家从整体上设计出立足于中国国情条件的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第二，以政府进行法制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推进。第三，把法治视为渐进过程，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习俗、传统。显然以上方案都明确了权力推进法治的必要形式。在第三种说法中虽然没有对权力的直接确认，但本土资源最重要的也是政治资源，即对政府推进法治予以肯定。故政府推进法治仍然是现实答案。

（二）法治主体

法治的主体是人民，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在法治进程中民众与权威都有彼此无法替代的作用。如果在国家管理领域法治形式不能完全替代人治，不管这种人治是否基于善良的理由，法始终是治民的，人们对法运作的切身体验与无法时代就没有什么不同。进而只要权力至上的生活经验没有改变，人落门对法治就不会有信心，法也就永远不会被社会接受。

法治并不否认权力的存在，只是给予权力合适的存在方式。尤其在中国现有社会条件下，确定政府在推进法治中的重要作用是必要的。所以法律首先确认权力，分配权力，而后才有制约权力之说。权与法的关系在于："权力启动时悟守法律界限，遇阻时寻求法律保障，其另解是，权力在无法律根据时不得推定，有根据时不得越限，遇障碍时不得放弃"③。而要做到这一点，社会还得通过法律形式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但正象人们所看到的，在现实中，与政府决策的自由度相比，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力是相当薄弱的。这就是人们在分析两者关系时，更强调法对权力制约的原因。

客观地说，国家政权整体运作中的法治因素增长（不单指法制的表象）有无可能，要取决于促使这种因素增长的综合条件，我们很难预测改变现有法与权的实质关系需要多长时间，但权力至上毕竟不是中国社会的终极存在。法治国家既然能在更大程度上减少政治动荡，抑制权力腐败，保障社会安全，应当说是时势所趋。

四、民众法治观念与社会推进法治的矛盾

强调社会推进法治时，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社会整体法意识与其承担法治推进的责任不相适应。正是社会主导的良好愿望似乎不能替代现实，人们提出了政府推进法治的主张。对此笔者从客观理性角度所得到的观点是：第一，民众法意识的启蒙，是在其参与法治进程中才能完成的；第二，民众法意识滞后于其使命，是权力社会长期运作的结果。第三，民众法意识的淡薄还包括了政府官员的法观念不足。迄今为止，传统法律意识的转换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人，观念的更新不仅是老百姓的事，还包括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前两点强调，要改变普通人法意识，得同步改善法治环境。

在中国法治的实践不过百年，与数千年的人治传统相比，它只是起步，因此传统法意识对法治推进仍然构成了现实的阻碍。即使是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一精神历程仍没有划上句号。

第一，世代相传的法律虚无意识，使得从前对法律体系的健全和法治的重大进程，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冷眼观望的态度，法治进程也因缺乏民众参与而受阻。

第二，在新的社会规范一时难以发挥作用，整个社会机体又失去了权力约束时，民众缺乏尊重自然规则的意识，又极易演生出人欲横流，这是法治缺乏守法基础的另一表现。它使法治在权力推进与社会自治之间陷入了两难困境。

第三，传统的法生活经验，导致民众畏法心理极深，在中国以平等为特征的私法体系还不为社会所普遍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避法如避灾祸，他们情愿民间解决纠纷，不愿涉讼。今天当法律体系出现多元化发展，法律的保护作用日益被立法者所强调时，人们对涉法还是讳莫如深，这一方面是潜在法意识作崇，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民众对法律机制现实运作的种种疑虑。

第四，人情对法的侵蚀，使民众的规范意识淡薄。在传统社会中维系人伦情感，显然比遵守法的规范更重要。必要的时候可以屈法顺情，舍法用情，用人伦情感去支配司法活动。至于法顺人情，导致执法的随意性，破坏司法公正的现象，更是使社会深受其苦。

五、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任何法治建设的"速成论"与"悲观论"都是不正确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的法治化已不可逆转，只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法治化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二）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把体制改革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把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与严格执行和公正司法结合起来；把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机关的监督与社会培养专门法律人才，发挥法律专家的作用结合起来。对此，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是只重经济不重视其他方面的协调发展。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诚然，经济对法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但经济的发展本身是一个社会的过程，政治、法治都对经济有重要的反作用。另一种观点是主张对体制动大手术。在法治建设中重视体制问题是必要的，但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不利于法治建设的体制深入改革。而不能把问题全部归于体制，因为离开了对国情的综合考量，不切实际地去对体制动手术，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是不明智的④。

（三）中国的法治建设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又要注重挖掘本土资源⑤

法治有一系列原则、制度和程序。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以之为价值取向。西方发达国家有久远的法治传统，有数百年的法治实践，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他们的法治经验。

（四）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人治现象还会存在，但必须加以限制

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制约，中国在短期内不可建成完备的法治。因此，国家的治理模式必然表现为一种混合的样式，即法治在发展，人治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应当承认，法治在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值得庆幸的。人治现象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在。但是，由于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化，选择了民主政治和法治，我们就必须逐步地缩小人治的空间，对仍然存在的人治现象进行法的规范。人治可能还有存在的理由，但这绝不构成放纵人治的理由。法治正是在与人治的斗争中成长的。因此，用法治来规制人治现象是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之一。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66-167页。

②杜宴林：《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一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③ 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徐显明序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④雷振杨《中国法治制约因素分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2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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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多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开了法治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民有9亿生活在农村，要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于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治”文化，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人治”高于“法治”；重刑轻民，重义务，轻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法律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产生着阻碍作用。要消除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并借鉴国外现代法治经验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

（三）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法治社会,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农村法治文化作为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内容。首先，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价值和目的就在于裁判世间纠纷、惩罚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也是矛盾、冲突得到有效化解，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两者在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其次，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力。法治文化有助于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保障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建设，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当前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

多年来，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的法治水平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现代法治文化的方向提升。但当前农村有的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治文化的建设还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还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当前，阻碍农村民主法治进程、影响现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因素主要有：

（一）长期人治历史造成了人们畏法息讼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由于我国传统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农村一些地区至今还缺乏现代商品社会所具有的那种民主政治的传统，有一些农民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意识比较淡漠，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有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视寻求司法诉讼为畏途，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依凭“乡下事乡下了”的传统，寻求“私了”或纠缠于行政解决的途径，还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基层干部在处理农村大量的复杂事务时，常漠视法律，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办法息事宁人，一味以不扩大事态为目的，丢弃法治原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被人们所接受。

（二）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文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农村地区的法治文化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构成，两者息息相关。作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乡镇所在地，其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氛围的影响十分明显。局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贫乏苍白。在一些社会文化环境较差的地方，文化设施还较为缺少，文化活动的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迷信成风，不健康的书刊、音像泛滥，并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因而严重地毒害了社会空气，戕害了青少年的心灵，导致有的青少年因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

有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民传统上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尊从，使得乡镇区域常常是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区域而存在的，这就使得乡镇执法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内法治文化的状态发生重要影响。在一些社会文化落后、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有的乡镇干部因自身文化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有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区域内依然是传统的人治氛围；有的公款吃喝成风，参与赌博成癖；有的受地方势力、家族利益所左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甚至有的干部自身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其负面效应所及，污染了一方的社会空气，致使部分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难以养成，对法律正义的期待难有信心。

三、加快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如何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保障农业和农村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逐步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步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笔者认为可把以下几方面作为着力点：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宣传，营造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

“五五”普法规划首次将农民列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为此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引导他们尊重法治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营造出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使依法办事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的自觉，使法律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缺少的武器。法制宣传教育所具有的增强公民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的功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正是承担着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村镇规划的土地征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招标投标、农村流通体系有序构建、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障、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等，都与法律法规息息相关。因此，在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中，要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农村“大普法”的格局，结合当地农村的特色和实际，开展形式多梓、丰富多彩的农村普法，把法律真正交给农民，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广大农村扎根开花。在普法过程中，首先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树立人文的普法理念，从法律对农民的思维、道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入手，通过法治文化的传播提高农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从而形成一种依法办事、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要以村级“两委会”成员、党员、村民代表为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注重选择农民身边需要的法律，开展普法互动活动，让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关注转变，把事关农民切实利益的《合同法》、《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摆在突出位置。要利用村级服务中心的农民法制学校、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新闻媒体、法制文艺等平台，大力宣传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使之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让农民对普法宣传效果看得见、摸的着、记得住，并从中尝到甜头，得到“实惠”。

（二）完善农村民主制度，构筑安定有序的法治屏障。

要深化民主法治村创建，强化村民自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制治”的转变。要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依法享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利，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人，成为民主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切实体现“以人为本”，从而不断促进广大农民群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做到“民选干部为人民、民选干部受监督”，同时要求村干部主动带头守法，使村级决策管理和财务活动真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公开化的轨道，还政于民，对村民负责，受村民监督。

（三）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构建和谐农村的精神支撑。

构建和谐法治新农村，不仅要从法律制度上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要提供教育和引导，从文化上营造谅解宽容的和谐意识，提供和气、和睦、和谐的精神支撑，为法治和谐农村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形成社会进步的凝聚力。要建立起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体系，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要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八荣八耻”及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的宣传教育，同时，还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开展禁毒、禁赌等专项斗争，消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以净化农村社会环境，促进村风文明。

（四）加强涉农执法力度，打造依法行政的法治环境。

加强对农民的司法保护，依法切实维护农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为此要合理设置基层司法机构，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要建立高素质的农村司法队伍和涉农执法队伍，保证其独立、公正，依法行使职权。要坚决打击各种坑农、害农的犯罪活动。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和非法吸收农民存款、集资诈骗、赌博等犯罪活动。要落实村“两委会“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建立健全村组干部监督制度，推动村务财务公开。要落实农民群众工作，妥善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的非诉类问题。强化执法监督，完备执法监督机制，严肃纠正和查处各种执法不严、执法违法行为，定期对执法、司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有效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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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文化；儒家法律传统；现代法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17-02

法律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内隐在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这些法律现象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儒家传统法律文化。时至今日，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仍在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如何看待儒家传统法律文化，如何发掘和更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如何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相融合，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制建设的契合，便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融通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具有不同价值体系和规范结构的社会，与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相对应而生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亦是两种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类型的文化。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互相排斥是显而易见的。据此，学界不少学者都主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较多，对现代法治的建设构成一定的障碍。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之间虽有矛盾，但依然存在有融通性的可能。这种融通性来自于法律文化对法律制度的社会，它塑造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从而对附着在社会特征上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和发展发挥主导性、支配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作为制度的现代法治并非是从变法或移植中得来的，而是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来的。”[1]

儒家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它作为人类历史的积淀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承继性，它“不仅是历史地存在的过去，而且是历史存在的现在，它在一定历史时代可以达到高峰，也影响着后世的制度模式、风格和习俗。因此，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灭的顽强生命力”[2]。

从另一个角度看，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间的融通，还是社会及法律发展的客观需要。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凝聚人心的社会机制，它是稳固社会秩序的内在保障。因为，“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的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的、不稳固的。”[3]

西方社会在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也十分重视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吸收，如现代西方民法渊源于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私法制度；现代陪审团制度历经数百年发展演变；而构成英美法系基础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也是其自身长期发展、延续选择的结果等。

中国在向现代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学者主张采用外发型方式，即以借鉴国外成功制度与经验的方法，促使中国法制现代化。笔者认为，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与借鉴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因为通过简单的法律移植，可以使我们以较少的成本参考别国的先进制度与经验。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考虑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单纯的法律移植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孟德斯鸠曾言：“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情。”[4]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并发现儒家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的融通，中国的法治建设之路必须利用本土的资源，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二、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特质

（一）推崇“德治”精神，道德渗透法律

法律与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重要的行为规范。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中一直重视道德的规范作用，强调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主张，要求统治者“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孔子进一步提出了“德治”学说和治国方略，明确强调“为政以德”的主张。《唐律疏议》更是开宗明义地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德治”精神导致了德礼融于法成为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自西汉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后，中国社会便开始了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发展过程，德治思想不仅是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与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封建法律的主要内容，从而使得中国封建法律具有强烈的伦理法的特点。

法律纵然不能过多地包含道德的因素，但是缺失道德性的法律肯定不会是好法律。“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对法律过分强调，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从而造成西方国家一边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边却是道德的沦丧的结局。”[5]这说明，法治社会的法律制定与法律实践，离不开民众认同的道德观念的渗透。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目前虽然法律法规数量较多，但有些法律法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法律法规未能有效体现广大民众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

因此，在中国法制化的进程中，儒家传统的“道德渗透法律”的做法值得借鉴。具体来看，一方面，法律制定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的道德观念，条文的设定必须以大众可以接纳的道德原则与精神为准则；另一方面，在中国法制化加快的情境下，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把握这种变化，与时俱进，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与完善，以顺应大众道德的发展要求。另外，在司法上，要更多地体现人情与人性，借助法律与道德功能上的互补，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整体秩序与公民个人权益。

（二）以和谐秩序的形成为最高价值理想

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以和谐秩序的形成为最高价值追求，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则以国家、社会与人际的和谐为其具体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论语・学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要以“和为贵”的立场修身齐家平天下，实现个人、社会、国家的和谐统一。

在儒家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目标便是保持其思想、感情和行为与宇宙的和谐，人还必须使自己的行为不破坏现存关系的自然平衡。中国古代的和谐理念便演化为一个具体的原则，那就是“无讼”。“无讼”是和谐的理念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与和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6]。

这种无讼的和谐观反映在纠纷的解决方法上，就是形成了当事人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互作让步以求得纠纷妥善解决的调解机制。笔者认为，当下我们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个基本内容。不难发现，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和谐秩序的追求是相通的。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体制、利益的调整及各种思想的碰撞导致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不断涌现，同样也遇到了西方社会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掘传统法文化中的调解本土资源，完善并进一步发挥现有的调解制度的作用，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缓解社会矛盾。

（三）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

“民本”主义是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它发端于商周时期神权衰落之际，孔子“仁学”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儒家法律文化民本思想的定型。

从法律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民本主义思想是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专制主义形成重要制约的思想体系，其保民、重民、教民、养民的理念，直接推动了传统司法制度的进步与完善，尤其是催生了中国传统司法中的慎刑观念、中正观念、恤刑观念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

传统“民本”思想蕴含的“民主”精神与现代法治有相通之处。首先，传统的“民本”思想体现了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以人为中心的人的自然性的基本特点。这是我们当下建设法治社会必须重视和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其次，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社会理想就是实现小康社会，这在大方向上与我们现今搞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是一致的。再次，传统“民本”思想特别重视民心向背，这点在我们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上也颇具借鉴意义。回归民本主义，以中国广大人民的福祉为执政基础，是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方向。

三、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

儒家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中华民族所选择、吸纳、共享，并经过时间的累积、净化，得以绵延、传承，因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文化不断变革，但始终没有构建起合乎中国法治发展方向的新型法律文化，究其原因，固然有历史的因素，但对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放弃和否定，却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资源，法的本土化是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必须首先充分考虑的因素。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儒家法律传统的种种弊端也在影响着现代法治的进程。因此，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毫无疑问要学习西方优秀的法律成果。也就是说，法的外来化的方式是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现代转换的有效途径。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外来化方式必须积极主动寻求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持，并使法律传统中的积极遗产转化、贯彻到现代法律之中，让法治理念真正打动民心、深入骨髓，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不能放弃法的民族性与本土化这个根本。如果我们不能创造性地发挥和应用前文所述本土资源中具有融通性的合理的文化因素，那中国的法治建设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譬如，关于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学界不少学者主张应调整中国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理由很简单，这是西方法治文化强调意思自治、权利本位、私权自治和程序公正等基本理念的本质要求。但这并不一定适用中国目前的现实国情，因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假设了双方当事人财力相当、诉讼技能相同，但这并不完全符合诉讼的实际情况，因为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诉讼技能上总是存在差距的，这种差距在诉讼中会直接反映出来，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并影响到诉讼结果的公正[7]。那么，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向何处去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对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现代特质进行思考，将前文所述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对以和谐秩序的形成为最高价值追求的理念进行传承与创新，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以和谐秩序的形成为归宿，以调解制度的构建与纠纷的妥善解决为思路的和谐式（主义）民事诉讼模式。

参考文献：

[1]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17.

[2]　汤唯.法律西方化与本土化的理性思考――也论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G]//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现代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10.

[3]　公丕祥.法律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55.

[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

[5]　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于法律制度和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哲学思考[J].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