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劳动价值论范文
时间:2024-02-23 17: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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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科技革命及知识经济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仅仅从课本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直接解释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因此,应研究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发展劳动价值论。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点滴体会。
一、的劳动价值理论
什么是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是从分析1夸特小麦出发,指出在1夸特小麦里面,有一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价值。这种共同的东西的实体是什么呢?马克思经过详尽的分析后认为它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并不是现成的出发点,而是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用的劳动的含量。这一点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得很明白。马克思说:’‘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因此,价值是社会对个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有效用程度的一种评价。从劳动到价值有一个质和量都要进行转化的客观的社会过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有关商品价值这一术语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它指的是商品在交换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某种等质的东西,即商品中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已经转化成社会劳动(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而不再是私人劳动(即个别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价值仅仅是指“凝结”在某种使用价值中的抽象劳动,马克思在多处不断地阐明“凝结”这一思想,例如,马克思说了:“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显而易见,在谈到商品价值时,马克思总是强调它是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劳动,而不涉及生产商品时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但是,这种细微的却是极其重要的区别,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引起注意。
二、劳动价值论面对的现实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相应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同时给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要由“知识价值论”来取代;第二种观点要建立新的“劳动价直论”;三是主张“发展”劳动价值论,充分注意到科学技术等,“知识”在财富,乃至价值创造造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知识及包含知识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与活劳动一起创造了价值,而且比活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些主张虽然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活劳动不再是,或者不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
这些主张对劳动下介值论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前罚门认为,“句句是真理”,不容经典作家的论述与之有任何差异;改革以后,虽然认为的某些个别论述、个别原理可以发展,甚至修正,但由于思维定式的作用,仍然认为的基本原理不能发展。澎门认为,发展基本原理不等于否定基本原理,发展是以坚持基本原理的本质为前提的。理论本身包含“内容”和“方法论,’两方面,内容的根本就是“基本原理”,方法论即“唯物论和辨证法”。当然,这也说明,发展只能在坚持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本质的前提下进行。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之一是应该发展的,但发展要坚持两个前提:即“唯物辨证”的方法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是“只有人.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新形式下坚持“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是因为这一“本质”仍然揭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的劳动下介值论是科学理论。马克思从分析商品二因素入手,科学揭示出劳动的二重性质,科学地解决了价厦形成、决定和实现的难题。但是,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本质的理论,它揭示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津,不是商品经济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规律。在商品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价值论有不同的表现形丸探讨这些不同的具体形式不是马克思的任务,他也不可能对当时还没出现的“阶段”的,般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作出准确描述。这一任务正是马克思的后继者—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理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化是对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技术能否创造价值,将书本上的理论和现实实耐目结合,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知识是劳动创造的,而且是复杂劳动创造的,所以知识有价值,而且商品中凝结的“知宝州介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知识作为脑力劳动的结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将自身价值转移于新产品之中。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与书本上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矛盾之处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在创造造知识的劳动中从事基础科研、教育等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成分被划为不创造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结果科学技术劳动只剩下技术劳动;但科学理论研究的是技术创新的基石断口前提。二是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同一劳动单位时间里生产更多的产品。把这种劳动仅仅解释为是一种复杂劳动,单位时间里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是没有说服力的。三是根据劳动生产率与价值的关系的规律,并不能推导出科技不断进步会使产品中的’‘知识价值”含量越来越高的结论。科技进步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喇氏单位商品的佣直量,但无论劳动生产率姻可,等量劳动时间总是生产等量的价值。科技进步水平被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等额抵消,因而科技进步并不增加劳动的总价值量。
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单从课本上理解是不够的,一定要从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叁冲目结合,使经济学能更妞断旨导洲门的实践,也是洲门今天学习经济理论的主要目的。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有效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价值时,总是强调它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由于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可以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劳动的量,所以马克思在谈至嘀品价值时,又强调了’角直是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
政治经济学中用“凝结”、“凝固”、“结晶”以及“物化”等等用语,不能仅仅单纯地理解为要把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在一定的使用价值面,更深入的理解是:马克思使用“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等等用语,就是要强调,在商品生产中可以直观知道的具体活劳动时间,并不是都能不折不扣地“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全部转变成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不是社会必要的(浪费的、多耗费的等等无效用的)劳动时间是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而是作为“杂质”衫洲滁了,只有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大家知道,倒可劳动产物都耗费了州门的劳动,但其社会效果却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中不需要进行商品交换,就不必计较其中有效用劳动的含量。劳动产物也只有在商品交换中,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的有效程度才需要,并且获得评估,使表现在物的形彭让匕的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经过“凝结”的过程,将无效用的劳动作为“杂质”排除之后,剩下的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形成商品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本质上应是有效劳动价值论,理由有三个方面:
首先,有效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指商品中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的表现,而不考虑这种活劳动耗费的社会有效用程度。
其次,我们把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称为有效劳动,那末很自然地,有效劳动总量的多寡就是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抢以造产品的数量,即与使用价值的数量成正比的,这才是真正地体现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这样,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量的劳动量所产出的使用价值数量增加了,目也就是消耗同量的劳动量所创造的价厦总量也增加了,转化率提高了,即具体活劳动的有效性增加了,这就能圆满地解释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总量却在增加的现象
再次,科技的发展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了巨大作用。有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书冲副变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已达60—80%,活劳动的作用显著下降,这与商品佣直是由耗费劳动决定的观点存在突出的矛盾。因为才剐居耗费劳动价值论,设备越落后,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多,创造的个别价值也越多;而设备越先进,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少,创造的个别洲也越少,这样,科技进步反而成了获取更多价值的障碍了。从有效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顺里成章的。科技的进步,先进机器设备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耗费的劳动量到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的转化率,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
三、“创造劳动”与“超额利润”
要想理解“超额利润”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搞清楚课本中的“总体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困惑。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现实的情况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其生产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种劳动形式的“个别分化”和总体“结合”的情况更加纷繁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某些形式的劳动主要是智力劳动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分离出去,另一些原本分离的劳动形式又“总体地”结合在一起,限于“物质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商品形式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已不局限于‘.间接生产”领域,创造价值的劳动不能再局限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创查介值的方式也进一步社会化、复杂化。大量的科技劳动潜藏于其他“物化劳动”中,掩盖了价直的真实源泉,这是形形“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论述是基于当时的生产社会化情况,化好旨的’‘总体劳动”主要限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结合,’,而且他的论述只是在“资本一般”的限度内。
从科学劳动部门内部看,科学劳动不创造价值。由于科学理论研究的牛条珠刀险,其成果不能变成商品,因而其“价值”不能直接体现,这是传统理论的思维。那么从事理论科研的“创造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我们按传统的理论从正反两方面来分析一下:如果不承认理论科研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同等劳动条件的企业一旦采用了先进技术,在同等劳动强度和同等劳动时间会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利润”不可能是先进设备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其本企业的劳动创造的,因为他们并未多付出“社会必要劳动量”。如果承认基础科研劳动创造价值,则运用的其他生产环节的“价厦.,属于物化劳动,它已经等额转移入产品之中,因而“超额利润”的来源仍然得不到说明。
篇2
一、有利条件能使较少劳动创造较多价值
为了展开分析我们的问题,首先有必要确切把握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这看似老生常谈,但不少分歧都与此有关。商品的价值,体现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市场经济中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按照通常的说法,它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充满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首先表现在同类商品生产者之间,其次也表现在商品的买者与卖者之间乃至买者之间。正是这种竞争关系决定了同类商品一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个别劳动耗费量即个别价值,另一方面却只能有一个为市场确认的社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意味着诸多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量与被市场承认的劳动量往往并不一致,正是这种不一致决定着他们的不同命运。竞争迫使他们千方百计降低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使它小于社会价值,力争以较少的劳动(包括活劳动与物化劳动)耗费能够被市场认可为较多的劳动耗费。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正是通过这种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运动,才能够发挥优胜劣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巨大作用。
那么,商品生产者怎样才能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商品的社会价值有个全面理解。大家知道,商品社会价值的实体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的这一界定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是由两类标准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制约的。其一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历史经验证明,劳动者在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方面的差异相对说来要小得多,而他所拥有的生产条件的差异要大得多,发展变化的潜力几乎是无可限量的。而且,如果说在手工劳动时代是活劳动支配物化劳动,那么,随着机器大工业不断发展进步,情况就大变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这一变化今天更加突出了。随着科技进步的加快,在制约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方面,前一标准条件更加明显地起着主导作用了。各厂商拥有的生产条件是先进还是落后,从根本上决定了所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量的对比关系。令人遗憾的是过去不少人对这一点是重视不够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是多个变量的综合,包括分工协作、生产组织与管理、生产规模、自然条件与生产技术或生产资料的效能等等。但其中生产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技术创新与进步对社会生产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例如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可以不断创造出各种新产品丰富人们的生活等。但可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则是它所起的一种最基本最普遍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是我们探索技术创新在价值创造中的独特作用时所关注的焦点。
二、先进技术与商品价值创造的复杂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率先使用比社会平均技术优越的先进技术,能使所生产的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从而能够以较少的劳动创造较多的社会价值。这就提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即先进技术与价值创造的关系究竟应如何认识?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在生产中只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创造价值。马克思还明确说过“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马克思的这些论断,如果单从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说,或者单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说,都是不难理解的。在分别考察的场合,由于单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因此,个别厂商使用先进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生产的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当然会相应降低。同样,如果这种先进技术在市场竞争中已被普遍采用,已经成为社会平均水平的技术,用它生产的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当然也会相应降低。所以,在分别考察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社会价值时,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只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创造价值的原理是一目了然的;同时,自然力本身不但没有价值,而且技术越先进,利用自然力的水平越高,单位商品的价值不但不会相应提高,反而只会相应降低,从而根本谈不上它会创造价值。但是,如果从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运动中进一步分析,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比如,某个厂商率先使用了一种先进技术,能够把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社会价值以下,但在市场上却仍能按同一价值出售,具有同一(社会)价值,就好比它包含了实际上并不包含的同一劳动时间。那么,如何进一步分析说明这一现象呢?如何解释上述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差额部分的成因呢?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思路。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仍应归因于操作使用先进技术的工人或“总体工人”的活劳动。理由是先进技术本身在这里已经是物化劳动,如无活劳动启动操作,它就无法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同时,它在活劳动操作使用于生产时,既然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因此,上述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部分的源泉也不在它那里。为了自圆其说,这种观点进一步强调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操作使用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的素质必然不断提高,其活劳动的复杂程度也日趋增高,认为这才是产生上述差额部分价值的源泉,至少也是这部分价值的来源之一。笔者不能苟同这种观点。我感到这种观点无论从历史事实看还是从逻辑分析看,都未必恰当。
先从历史事实看,近200年来先后经历三次重大科技革命。在此期间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生产中使用先进技术的活劳动与使用正在被淘汰的技术的活劳动相比,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劳动的复杂程度在逐步提高;虽然如此,仍要看到在有些重要场合情况并非这样,甚至恰恰相反。比如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逐步淘汰工场手工业的过程时曾深刻地总结说:“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把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的水平。”他引用了大量资料,指出英国当时纺织品等重要部门机器生产中,作为简单劳动力的童工、女工已占工人总数一多半,于是“从事各种不同形式活动的比较复杂的劳动消灭了,代替它的是简单的机器劳动”马克思还多次指出由于大批女工、童工等更简单的劳动力被资本雇佣,使熟练的男劳动力也贬值了,从而直接间接地促使相对剩余价值乃至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这就说明上述观点并不能全面概括丰富的历史事实。即使在今天,就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说,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传统第三产业
与新兴第三产业之间也有重大差别,需要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
再就逻辑分析说,上述观点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悖论:操作先进技术的劳动越复杂,它所生产的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不但不会进一步降低,反而会相应提高,从而只会缩小而不会扩大这一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差额。而且,如果它过于复杂,以致使这一差额趋于消失,就会出现类似马克思所说过的那种情况,即它只不过是一种劳动变换而已,生产力却并未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技术的先进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分析还会看到,当这一先进技术被普遍使用时,这一个同样的活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社会价值就会降低到上述个别价值的同一水平。这也说明了上述活劳动复杂程度有所提高这一点,虽然在许多场合的确是事实,但它只能制约或影响上述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差额的大小,而不是产生这一差额的根源。
看来上述观点失误的原因在于未注意区分马克思所说的两种不同的劳动所起的自乘劳动的作用。应该明确复杂劳动所起的自乘劳动作用与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所起的自乘劳动的作用是不同的。拙作《生产力高的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成因》对此曾作了分析,这里再强调一点:前一种自乘作用在分别观察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社会价值时,或在观察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运动时,都是存在的,都会产生增加相关价值的作用;后一种自乘作用却不同,它在分别观察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社会价值时都并不存在,只是当观察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或矛盾运动时,它才存在,才会起到自乘劳动的作用。这是因为前者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活劳动本身的特点,后者产生的根源则在于活劳动使用的技术的特点。因此,对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来说,真正需要进一步分析的不是活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否提高及提高多少,而是本身复杂程度既可能提高也可能没有提高的活劳动何以能够具有特别高的生产力,这种特别高的生产力为什么能够使这种活劳动起自乘劳动的作用。下面为了在纯粹形态上分析我们的问题,不妨运用马克思常用的方法,暂且舍象活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这一变量。
三、马克思的提示:机器的生产率
关于上述劳动的为什么具有特别高的生产力,以及特别高的生产力为什么能够使这一活劳动起自乘劳动作用的问题,马克思有一个提示对解决这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就是他关于机器的生产率的提示。马克思指出利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接着他对生产一台机器本身所费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可节省或代替的劳动之间的量的关系作了分析,强调“物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他并强调指出“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
从马克思这些论断中可以梳理并引申出几点重要思想:(1)作为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不论是手工工具还是机器,都具有一种利用自然力以节省或代替人类劳动力支出的功能,从而能够不同程度地提高劳动效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正常的或平均的生产条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在社会生产中,通过劳动资料的使用所可达到的节省或代替人力的平均水平。而使用先进技术于生产则意味着节省或代替人力的水平已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而才导致用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这一结果。需要明确指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机器可以节省或代替的劳动,主要指的并不是形形的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否则他就不会在机器所费劳动与所代替的劳动之间进行量的比较。鉴于今天科学技术又比马克思当时有了惊人的发展,它在生产中的应用不仅更有效地节省或代替了各种体力劳动,而且还在节省或代替脑力劳动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因此还需要明确指出,在商品世界,各种生产技术的应用在节省或代替人类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方面所采取的形式虽然各种各样,但实质上都可归结为对人类抽象劳动的节省或代替。(2)机器所以能够在用于生产时具有节省或代替人类劳动的功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就是制造机器所耗费的劳动一定要比它在用于生产时所可节省或代替的劳动少。否则就没有必要制造和使用机器了。应该指出,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当代各种生产技术。(3)机器这种所费劳动与所可节省或代替的劳动之间的差额,马克思又把它称为“机器的生产率”。这是两种既相通又有所不同的表述。我们假设这一所费劳动为A,所可节省或代替的劳动为B,那么,马克思所说的差额就是指B减A的结果,而机器的生产率则为B/A。一个是绝对差额,一个是相对比率。两者可以互相换算。从分析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说,采用B/A更简便适用一些。这种机器的生产率,实质上体现着使用机器于生产时所可被生产者无偿利用自然力以代替人力的水平。技术越先进,这一水平就越高,于是用它生产的单位商品的活劳动消耗就越少,从而其价值也就越来越小了。
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马克思在提出机器的生产率后,还从商品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矛盾运动的角度对有关剩余价值的问题所作的分析。他说:“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尔被采用时,会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劳动变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他接着又说:“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
马克思在这里的提示值得深思。他一方面把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当作相对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部分,另一方面又对二者的成因有所区分,并未简单等同起来。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里他把超额剩余价值的成因归为机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被垄断使用,从而即使是女工、童工更简单的劳动也能因而具有特别高的效率;而当机器在生产中普遍采用时,商品的社会价值下降到这一个别价值的水平了,这时这同一个工人的同样的劳动就不能继续起自乘劳动的作用了,从而超额剩余价值就消失了只是在这种条件下他才说于是“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这是因为这时机器生产率不论多么高,它都只等于社会平均达到的同一水平,因此谁都不再能够靠使用这种机器就比别人节省更多的人力。于是,机器除了照旧在生产中转移自身的价值外,不会再为个别曾经垄断使用它的企业继续带来超额利润了;但与此同时,相对剩余价值却普遍增加了,这种增加意味着资本家对“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剥削的加深。
马克思的这一提示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超额剩余价值同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先进技术被垄断使用密不可分。在这种条件下,用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就会小于社会价值,但在市场上却好象仍然耗费了与社会价值所代表的同样多的抽象劳动。这样看来,正是由于所使用的先进技术以它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产率,在生产中相应节省或代替了更多的人类劳动,才既创造又填补了商品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当然,一旦这种先进技术普及了,商品的社会价值降到上述个别价值的水平了,这种在价值创造中利用自然力“冒名顶替”人力的西洋景就被揭穿了;同时,超额剩余价值也消失了。但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又会出现,新一轮在更高水平上利用自然力“冒名顶替”人力的现象又会产生,并继续被激烈竞争的市场所默认。
四、技术创新劳动自身的价值创造
先进技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是创造和填补用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部分的根源所在。但是,先进技术并非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并且不是一般劳动的产物,而是创新型复杂劳动的产物。因此,归根到底,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又是这一根源的根源。因此,以上所说的先进技术在创造价值中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正是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的特殊作用的体现。在市场经济中,这种技术创新劳动通过作为它的智慧结晶的先进技术所起的特殊作用,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在商品世界普遍存在着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运动中,永不停歇地起着拉动各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价值不断降低,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的历史火车头作用。技术创新劳动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这一无可替代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规律的丰富内涵与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那么,技术创新劳动本身的价值创造又应如何认识呢?由于技术创新劳动结晶在它所发明的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先进技术上,因此,问题可以归结为先进技术本身所费劳动或它的价值应该如何估量。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先进技术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混为一谈,不要用它的使用价值去估量它的价值。当然,各种先进技术的使用价值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但从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的角度看,其使用价值可以说正好集中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更高的生产率上,即体现在用它生产时所可无偿地代替人力的更高水平上。事实上,率先买进它用于生产的厂商所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这正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在原则上明确肯定了这一点。他说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就是它的使用价值”。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机器所费劳动要远远小于它在使用中所可代替的劳动一样,先进技术也必然具有这一特点。而且,先进技术既然比社会平均水平的技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它的B/A必然更大一些。这意味着它所费劳动增加的幅度一定比它可代替的劳动增加的幅度小一些。这正是一切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必须具有的共同特点。因此,如果以先进技术所可代替的劳动量去估计它的价值,就会偏高了,甚至会否定用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事实,从而否定了这种技术的先进性。
由此可见,先进技术的价值仍应从发明创制它所费劳动的角度去分析。不过,这里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先进技术既是技术创新劳动的成果,那么它在一定时期内就具有独家生产的特点,还只有个别价值,缺乏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价值。但它的个别价值又不能过高,以免率先购买使用它的厂商不能使自己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丧失购买它的必要性。与商品社会价值相比,这种仅只体现在个别价值上的实际劳动耗费量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某些不确定性,波动的幅度比较大。尽管如此,我们在交代了这一点后,下面还要对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耗费量作些探索。
首先,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当然是一种复杂劳动,但又与那些可以由许多人同时分别重复进行的一般复杂劳动有所不同。它以在不同领域内与不同层次上率先成功实现了某种从人类未知到已知的独创性为特点,别人一时都还未能取得相同或相似的成果。
其次,如果说一般重复进行的复杂劳动需要以一定的教育培训为基础,劳动者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从事某种相关的重复性复杂劳动,并相应地进行商品价值创造,那么技术创新劳动则有所不同。他们虽然需要接受甚至更多的教育培训,但有了这个基础还很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进而从事艰巨的创造性的探索,并率先取得创新成果。只有这样,他们的艰辛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被市场承认。因此,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在价值创造上所要冒的风险就比一般重复进行的复杂劳动所冒的要大得多。这正是这种创新劳动的特点之一。
再次,技术创新劳动虽然一时还只形成个别价值,但它仍是一种市场需要的社会劳动,因此,还需要从整个社会着眼去估量这种劳动的耗费。事实上技术创新劳动虽仅由某人或某单位率先取得创新成果,但在此之前与在此同一期间往往还有其他若干探索者在从事类似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虽还未开花结果,但他们探索中取得的某些进展与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失败是成功之母。率先成功者往往因善于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才少走了弯路而拔得头筹。因此,社会地看,这种率先成功的技术创新所耗费的劳动中,还应该包括其他尚未成功的探索者的复杂劳动的一个合理部分。如果缺乏这一部分,该项技术创新的成功就可能相应推迟,需要继续付出的创新劳动反而可能更多。
根据以上分析,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可以看作是某种倍加的复杂劳动。
总之,作为技术创新劳动的产物,先进技术的个别价值必然是比较高的。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先进技术在市场上一时还处于独家垄断的有利地位,因此还可以在一定幅度内以高于自身价值的垄断价格售出。这就涉及先进技术的发明与使用所带来的利益(首先体现在用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上),如何在不同人群中进行瓜分或分享的问题,对此笔者拟以后另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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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探讨
马克思既不是劳动价值论的首创者,也非与生俱来的劳动价值论者,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历程经历了反对(异议)到转折再到拥护的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各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因此,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探讨也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结论性的陈述上,而是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突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形成的过程尤其是其科学内涵拓展的阐述。
一、自成一家的理论创建——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形成与解说
马克思之前,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上已经占据了开拓性的位置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一点上,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可谓达到了资产阶级界限内的最高成就。然而,由于社会实践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严重的失误,以至于1823年李嘉图逝世后,劳动价值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被曲解和庸俗化。
受理论纷争局面的影响,马克思最初对劳动价值论持有异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才得到最终转变。至此,马克思展开了对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思考,即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细胞—商品为逻辑起点,分析价值、交换价值作为商品基本要素的内在规定性,进而推演出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形成的,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因而也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枢纽。马克思说:“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但是,劳动不一定形成价值,劳动也并不只限于特定的范围和某种单一的形式。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有多种情况决定的,包括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以及“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等等。可见,价值形成离不开劳动,这里的劳动既有体力劳动也有包含了科学、管理等因素的其他劳动形式。
二、各执一端的理论争鸣——价值论相关学说的辨析与探讨
李嘉图开启的比较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伴随着李嘉图的去世逐渐式微,19世纪70年代起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边际效用理论称雄的时期。所谓效用,是指商品用来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它是消费者对一切商品和劳务的一种主观心理感觉的评价,这样就限制了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发挥作用的效力。
马克思肯定了效用作为经济学的一种分析工具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对理论的缺陷进行了透彻的批判。分析两种理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首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价值的基础生成论,效用价值论是价值的现实决定论。劳动价值论旨在强调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养活资本家阶级甚至整个社会的是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生产资料、机器设备、厂房只能转移价值,只有工人阶级的劳动不仅能转移旧价值,还能创造新价值,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基础和源泉。效用价值论意在说明商品市场上,消费者以现有的货币收入,在既定的价格水平条件下,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合理的配置,从而实现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劳动价值论是尊重劳动和投入的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是服从欲望和需求的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关注商品的生产和形成过程,强调无产阶级的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形成的根本性动力,没有无产阶级超过一定点的剩余劳动,就不会呼唤出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大的生产力,因而劳动价值论尊重经济发展中劳动的基础性作用,为劳动者争取工资、权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经济大潮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和欲望的商品就能赢得市场,实现价值,否则,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
三、日新月著的理论发展——新形势下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马克思以后的一百多年,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应对挑战,就需要面对新形势和新情况,探求对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基于前两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正确理解和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1.分析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健全分配体制
在存在商品经济关系的条件下,价值的生产是价值分配的基础,价值创造的多少也制约着价值分配的多少,但是,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是基于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不同情况,而与劳动价值无关。价值生产的过程中,和劳动付出一样,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也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单纯强调按劳分配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既尊重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又兼顾了要素所有者要素投入的成本和贡献,这样的价值分配机制有利于各种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也能有效调动要素所有者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同向运动的最大合力,避免了其中出现零和效应。
2.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资关系
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固有矛盾。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阶级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家阶级的财富建立在无产阶级堆积的白骨之上,劳资关系紧张,资本家阶级连续的武力镇压和工人阶级不断的反抗、罢工充斥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依然是生产过程形成的基本关系,虽然“资本剥削劳动”的现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但是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是商品市场上平等的主体,双方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买卖。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工具的正确运用,也为维护生产者的合法权益,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价值因素,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主席说:“不如马克思,不是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真正的者。”
但是,我们的理论研究往往是“诗必漆园之旨归,赋则柱下之义疏”。所以对传统理论很难得出正确的认识,更不用说超越了。
近来,理论界正对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展开热烈的“深化”研究。而这种“深化”多半就是像这两句诗所说的一样,只是对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重新的诠释、注疏,以今天新的经济现实去印证传统的旧理论,所以,没有办法对劳动价值论做出新的正确的认识和超越创新。
钱伯海教授的《论深化劳动价值认识的根本关卡》①一文也不例外。钱教授认为,以往所说的“物化劳动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的观点,是深化劳动价值认识的根本关卡,只有突破这个关卡,才能深化劳动价值的认识,也才能为按资本、按技术要素分配找到理论依据。但是,本人在细读钱教授的文章后发现,钱教授在突破这个关卡后,也不过仍旧守在传统的“劳动决定价值,劳动创造价值”的错误理论的圈子里面,只是在里面打了个转转,对劳动价值的原意曲解一番罢了,并没有什么深化创新或超越。
钱教授的见解,在当前的深化研究活动中可能很有代表性,所以本人觉得很有必要在这里提出一些本人长期研究劳动价值的体会,并就钱教授的观点提些看法,与大家一起讨论,以期对问题有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本人的研究早就发现,劳动价值论关于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及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是一个存在严重错误的理论。所以,要对劳动价值论作出正确的认识,必须重新回到价值论的原点,在传统的价值论外面重新审视价值的定义和价值因素,而不是在旧价值论里打转转。或换言之,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根本障碍,就在于对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理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劳动创造价值)的神化和迷信本身。
一、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
劳动价值论关于“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及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存在着三个致命的错误。下面来一个个剖析。
1、错误的理论推导
劳动为何是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并且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是这样推导出来的: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就只剩下一个属性,既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区别,全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②
所以,劳动并且只有劳动才是商品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
这个推理乍看起来似乎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实际上也迷惑了许多人,所以一百多年来一直无人能见其“懈”,以为劳动价值论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圣经”。其实,其中之“懈”一点就破,不堪一击。
其错误之处在于,推理首先假定:a,商品一定要是劳动产品,并且商品体中有而且只有使用价值和劳动产品两个属性:b,使用价值只可能有质的差别,不可能有量的分别。这两个错误的前提。
我们说,实际上,第一,商品不一定都要是劳动产品,如人们无意中偶然拾获的金刚石,没有人在其上面花费过劳动,但它与人们有意识专门去探测开采的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成为商品,一样有价值。处女地也一样。并不会因为它没有被人耕种过就不可以成为商品,就没有价值(在第3点中我们将论及)。劳动产品并不是商品的基本属性。第二,使用价值并非只有质的差别而没有量的不同。如猪肉中的瘦肉与肥肉这间,玉溪卷烟厂的“红塔山”与“红梅”两个品牌的香烟之间,很明显,其使用价值的量是不一样的。其实,商品的有用性(劳动价值论所说的使用价值,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与劳动一样,也有具体形式的一面和抽象内容——都是对人类的需求的满足——的一面。具体形式只是质的不同,而抽象内容就可以有量的分别。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这里不作详细的阐述。
2、牛头不对马嘴的对应关系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与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互对应,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③钱伯海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首先关注了这一点,并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精髓和重大发现”。依我看,“精髓”则“精髓”矣,重大发现却未必。
我们知道,商品的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一个是自然性质的东西(使用价值),一个是社会性质的东西(价值):而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个都是自然性质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人类劳动的形式或内容其中的一个方面,二者同生同灭,是绝对不能分开的,即有具体劳动就一定会有抽象劳动,有抽象劳动也一定会有具体劳动。而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不一样,既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不一定有价值,虽然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有使用价值。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这样对应的话,则,当产品尚未成为商品(尚未有价值),或最终都没有成为商品(没有价值),这时抽象劳动创造了什么呢?它干什么去了呢?难道生产者只耗费了具体劳动而没有耗费抽象劳动吗?这显然讲不通。
其实,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首先共同创造了使用价值(或者说效用),然后才有价值。价值是后来的事,不存在所谓的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之间的对应关系。
3、子虚乌有的“虚幻价格”
马克思最后觉得他手上的“武器”不够用的时候,竟然很大胆地庄周幻碟式的“虚幻”出一个虚无缥缈的“虚幻价格”来。
他说,“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④
对此,我不禁要问:
A、这种“虚幻价格”(其大小)由什么来决定?是否有某种或某些决定因素呢?如果有,则它(它们)应该是有规律的或固有的,那为何不能算作价值因素呢?如果无,则“虚幻价格”的大小怎样确定呢?总不可能是由交换者随口说定吧?
B、既然无价值的东西可以有一个“虚幻价格”,则有价值的东西是否也可以有一个“虚幻价格”呢?如果有,则其原本的价值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时,商品的价格必然等于“价值价格”(由价值决定的价格)加“虚幻价格”,价值在价格面前根本就“形同虚设”。如果没有,则又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已经有了价值价格吗?而这说得过去吗?比如土地,人工耕作过的土地没有“虚幻价格”而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则有吗?
C、为何处女地可以有“虚幻价格”而空气及太阳光却没有?
劳动价值论当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实际上并无“虚幻价格”这个东西。有价格必定先有价值。价值在先,价格在后。价格是价值的具体实现或货币实现。除了一些影响价格偏离价值的偶然性因素外,通常价格因素本身就是价值因素。
所以,决定处女地价格大小的因素本身是价值因素。处女地之所以有价格。是因为它本身有价值。这个价值是由占有性及有用性两方面来决定的。土地(处女地)可以为某些(或某个)个人或集团占有(或取得),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同样地占有,存在着占有的困难度,存在着占有与消费之间的差异性----我们把这种性质叫做占有性;同时,土地对人们有用,可以满足人们如建住宅、建工厂、建商场、修路、耕种、养殖等等方面的需要----我们把这种性质叫做有用性。所以土地有价值,别人想要得到,必须付出代价,先占有的人(集团)才会将它让渡给他。这与是否曾经有人在其上面花费过劳动没有必然联系。
而空气及太阳光则不同,虽然它们也有有用性,对人们的作用很大,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它们二者,但二者没有占有性,即人们谁都可以随需随取,而不要经过他人之手,你也没办法将之独自占为己有,除了你自己享用的之外。
可见,劳动并不是价值的必要因素。价值与劳动没有必然的联系。价值的必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占有性,一个是有用性。占有性用占有困难度来表示,有用性用效用来表示。价值的大小就是由这两个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劳动是商品占有性的一个普遍而特殊的形式,也是用来衡量商品占有困难度的其中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占有性的全部。所以劳动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
上述的三个方面,恰如一个鼎的三个足,劳动价值论这个“巨鼎”就是由这三个“足”支撑着的。我们知道,一个鼎的三个足,如果其中的一个有问题,这个鼎就有倒下的危险。现在三个“足”都有问题,都不堪一击,那么这个“巨鼎“还能巍然屹立吗?可想而知。
二、“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错误
1、“劳动创造价值”说法的错误
首先我们要弄清价值的准确含义。
我们的许多论者似乎不清楚商品价值的准确含义,所以他们关于所谓的价值源泉及价值因素的说法非常混乱,一塌糊涂。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呢?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面开篇也曾经有正确的阐述,“(商品)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⑤也即是说,商品(交换)价值是此商品与彼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交换关系。这个表述已经很准确,我觉得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去对之重新定义。但是,马克思在后来的论述中,连他自己也搞糊涂了,“商品价值是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劳动是价值的实体”,似乎价值是商品体上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交换比例或交换关系。而我们的劳动价值论追随者所看到的“价值”也是这个概念——这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其错误之处可参见上面“一”的论述)。他们的一切研究或论述都是在先认定这个概念为完全正确的命题之后再展开的,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对这个概念(定义)的正确与否做出判断,实际上他们似乎认为已无须作出判断,似乎已铁定无误——已是“圣经”或“神旨”。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所谓研究,也只须对这条“圣经”作出诠释,注疏或左捏右补即可。
从上面所述的价值的正确含义中可以看出,商品的价值,实际上象物理学上物体的比重的含义一样,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值,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际的量(更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知道,物体的比重是假定水的密度(即单位体积的纯水的重量)为1之后,该物体相同单位体积的重量比值,是一个比例值而不是实际的量,所以,说“某某创造价值”就象说“某某创造比重”一样,存在逻辑上的错误。
另外,人们不断谋求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目的就是要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生产出尽量多的效用(劳动产品)。这样,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耗费降低,价值减小(依劳动价值论而言),这与“劳动创造价值”说法正好相矛盾。
从“一”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劳动并不是商品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它只包含在占有性这个因素里面)。它并非象价值论所说的那样,是商品价值的实体——好象它在商品体上的“凝结”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体一样。说白一点,价值既非劳动所生成亦非有劳动所决定,所以说,“劳动创造价值”的说法,在逻辑上,在事实上都是一个错误。
2、“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说法的错误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暂且不管上述所指出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本身的错误,现在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看看“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说法的错误。
钱伯海教授认为,所谓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创新。他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有三大理由,第一,物化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物化劳动是剩余价值的主要创造者);第二,物化劳动是复杂的高级劳动,并且是本期的活劳动,第三,物化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以实物产量计量的“实际价值”而不是以劳动时间计量的“理论价值”。⑥下面我们来对这三大理由逐一分析之。
①关于物化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物化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等于说物化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等量的劳动时间(即等量的劳动),创造等量的价值。不管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如何改变,只要二者相加起来的总量没有改变,即总的劳动时间没有改变,所创造的总价值量(必要价值+剩余价值)也就没有改变,即没有增多。这样,怎么能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就是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呢?
②关于物化劳动是复杂的高级的劳动及本期的活劳动。物化劳动(科技工作及经营管理),不管其如何复杂,如何高级,强度如何大,在其物化的过程中,即它变成机器设备、材料、动力等等的过程中,已经凝结固定下来了,是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在后续的生产过程中变多或变少,这与它是不是本期的活劳动并无关系。等于说,物化劳动不管其有多复杂,多高级,其中包含有多大的劳动量,都已凝固在机器设备、材料、动力等身上,它有多大的价值也都已包含在机器、材料、动力等身上,并不因为它如何复杂如何高级,就会在后面的生产过程中变出更多的劳动,因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所以物化劳动不管有多复杂,多高级,是不是本期的活劳动都没有创造出价值,只可能转移更多的价值。
③关于“理论价值”及“实际价值”。钱教授认为,商品价值有两种,一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即“以劳动时间为内涵的‘理论价值’”,一种是“以实物产量为内涵的‘实际价值’”。
我们实在弄不懂钱教授的“理论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分别。既然钱教授死死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即死死坚持主张商品价值由劳动所独自创造及决定,则商品价值以实物产量计量与以劳动时间计量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实物计量时其中包含的劳动会比以时间来计量的劳动变多或变少了吗?而这可能吗?既然所含的劳动量没有变化,其价值量怎么会不一样,怎么会增多呢?
又如果“实际价值”不以劳动来计量(因为它不以劳动时间而以实际产量为内涵),那它的单价是如何确定的呢?依据什么呢?使用价值(效用)?如果是使用价值(效用),那它还是劳动价值吗?这很是问题。
钱教授可能觉得自己的话不够份量,所以也没有忘记把马克思请出来,“以实物成果为内容的实际价值,马克思也认定这种价值。”----我是第一次,相信广大的学者也是第一次听说——“例如众所周知的复杂劳动,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这里讲的物化为较多的价值的‘价值’就是指以实物计量的实际价值,而不是以时间计量的理论价值。”⑦其实非常显浅,马克思所说的“物化”是指劳动----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从人体转移到了物品(劳动产品)上面,从活劳动转化成了凝结在物品身上的死劳动的意思,而并不是说,人力劳动(抽象劳动)转化成了物品,抽象劳动变成了使用价值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复杂劳动包含有较多的劳动量,(即单位劳动含量较高),在同样长的时间里面,可以在产品身上转化成较多的凝固的劳动(抽象劳动),也就可以在产品身上形成较多的价值,而不是说形成较多的劳动产品——实物(如钱教授所说的那样)。钱教授把马克思的“物化”解释为“劳动转化为实物产品”的意思,不知是他为了自圆其说而的意曲解,或是本身的无知。我们知道,(在“一”中也提及过),钱教授在他的文章里面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即劳动价值论极力主张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所以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物化为较多的价值”的劳动绝对是抽象劳动而非具体劳动,同时这里所说的“物化为较多的价值”的价值,也绝对是以劳动量——劳动时间,即复杂劳动的劳动时间乘以复杂系数(复杂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时所得的时间长度的倍数)——来计算的“理论价值”,⑧而绝对不是钱教授所说的“创造出更多的实物产品”的“实际价值”(因为实物产品——即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所创造的)。
那么,物化劳动对商品价值有没有“贡献”呢?我们不断地努力提高科技水平及管理水平并应用于生产,不断提高生产力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弄清的问题。
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是抽象劳动创造出来的,数量的多少是由所耗费的抽象劳动的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则物化劳动,先进的技术及管理,不但对价值没有“贡献”,反而对价值的“创造”起到负作用。既然这样,我们为何要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及科学管理,不断追求高效率——比如农业上培育高产良种,工业上制造出先进的机器代替手工或产量较低的落后机器——呢?原因在于,我们实际需要的不是产品的“价值”而是产品的“效用”(劳动价值论称之为“使用价值”)。或者说,我们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的不是产品的价值(更不是劳动)这东西,而是作为财富的根本属性的产品的效用。所以只要产品数量不断增加,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价值有没有增加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虽然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里,财富的多少通常是以价值(即货币量)的多少来衡量或表示,但实际上价值并不等于财富,即价值并不等于效用(或使用价值)。表面上价值与财富好像是一致的相统一的。但在统一性的背后是互相矛盾的。而正因为背后的矛盾性被表面的一致性所掩盖,以致社会对财富的追求被表现为对价值的追求,关注财富被表现为关注价值(货币量)或产值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实际上(如“一”中所述),商品价值也不是由劳动所决定,因而生产效率提高了,商品价值(单位价值)是否下降,还要看其他因素——占有性的其他因素及有用性因素——的情况,并且就算单价下降了,总价(全部产品的总价值量)也未必下降——因为数量增加了。这样就追求价值(产值)或价值“贡献”而言,的确还是有数可算的。或换言之,物化劳动的确可能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但这个“价值”,不是劳动价值论所说的以劳动时间来计量的“理论价值”,也不是钱伯海教授所说的以产品数量来计量的“实际价值”,而是以“占有困难度”及“效用”来计量的正确的“真实价值”。
可见,劳动价值论没有办法解释物化劳动——先进的技术管理——对价值的“贡献”,也没有办法解释社会不断地努力提高科学技术及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原因——不管你如何深化,如何创新都是枉然的。
参考文献:
①《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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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品牌价值 价格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当下,伴随着科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商品也不断更新换代,新产品层出不穷。面对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商品市场,人们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名牌产品,比如手表、包包、手机等等。在同一家代工工厂里由同一批工人使用相同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只因为最后冠以不同的品牌,其在市场上的售价就天壤之别。这种现象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商品的价值、价格到底有什么决定?”这个问题萦绕在很多人的心头。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当今时代的适用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过时论”的观点开始被很多人接受。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开始的,以期通过本次研究,能够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揭示品牌价值背后本质的东西。
二、理论现状研究
(一)品牌价值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于品牌价值的研究持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基于企业、消费者两个角度对于品牌价值的研究。基于企业角度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就是将品牌价值看作能为其带来有形、无形收益;而基于消费者角度的研究主要是将品牌看作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即强调品牌的使用价值。这两个角度都未能真正触及到品牌价值的本质。结合不同学者的观点,并基于本文研究的需要,作者先将品牌价值定义如下:品牌价值就是指由该企业员工经过很长时间、共同创造的,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效益的一种无形资产。
(二)品牌研究价值的现状及不足
1.社会劳动价值论。钱伯海教授在马克思“活劳动”基础上,提出了“物化劳动”的观点。认为“物化劳动”就是企业中的厂房、机器设备、辅助材料等,这些都是由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是活劳动的物化或凝结。并将“活劳动”、“物化劳动”同归为社会劳动,提出了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按照钱教授的观点,品牌价值的创造最终也可以归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创造的。但是,钱教授有关“物化劳动”的观点,其实就是指生产要素与“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也就是承认了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观点,这里也就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价值创造”、“价值转移”的观点,即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原有价值只是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其并不能创造价值,创造新价值的只能是劳动者。
2.用“虚劳动”解释品牌价值的形成。何炼成教授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将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进一步划分为“实劳动”与“虚劳动”两个内容。何教授把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体力、脑力式的抽象劳动称作实劳动,而把凝结在信息等虚拟产品上的抽象劳动成为虚劳动。其有关“实劳动”、“虚劳动”的观点对于解释无形资产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路径,但是,在解释品牌价值方面则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品牌价值有正、负之分,而“实劳动”、“虚劳动”对于品牌价值具有负效应的一面很难进行解释。
3.智能价值论。智能价值论是童天湘在《智能社会的形态描述》一书中提出的,其提出以能量革命和智能革命这两种革命为依据来划分人类文明史。知识自身并没有力量,知识只能在使用、处理、创新等被运用时才真正具有强大的力量。新知识、高智力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而非一般的知识、信息。童天湘认为,伴随着物质型经济向智能型经济的转移,商品的价值也从由体力劳动创造的转向了由智力劳动创造的。根据童天湘的理论,品牌价值也应该是由智力劳动创造的,这在表面上理解确实如此,但是,其还是未能真正抓住价值创造的本质。智力劳动同时存在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两个方面,真正创造价值的是智力劳动的抽象劳动,而智力劳动的具体劳动是使用价值的源泉。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深化
1.对“劳动”概念内涵的深化。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其主要的生产方式是――机器大生产时代,劳动主要出在于物质生产领域,非物质生产活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因此,马克思所讨论的劳动还主要集中于物质生产领域。而如今,随着科技、信息、计算机等的发展,科技、管理、信息等方面的劳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因此,在我们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时,必须把这些劳动包含在内。
2.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的新认识。马克思认为,根据劳动复杂程度的不同,可以将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两种。简单劳动具体是指那些不用经过专门的培训、学习,可以直接从事的劳动;而复杂劳动是指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学习,掌握了一定的知识、技能的人才能从事的劳动。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单位时间内的复杂劳动比单位时间内的简单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而对于复杂劳动来说,也会由于科技含量的不同,其复杂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复杂程度高的复杂劳动比复杂程度相对较低的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更大。
3.决定品牌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价值量的时候,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这里用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非单个生产者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劳动时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同一行业内的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对于当时的消费者来说,其差异并不大,其竞争主要是同质商品的成本、价格竞争。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如今品牌成为各消费者做决策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对于消费者来说,每个品牌都可以被看成独立的有其却别于其他商品的,由各企业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融入了不同的理念、文化等内涵。因此,其价值量的决定因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此指的是品牌价值形成所用的劳动时间。这里的品牌价值创造的劳动时间并非马克思提出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指其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由于品牌的特殊性,品牌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个别劳动时间相等。
三、从劳动价值角度分析品牌价值
(一)劳动创造品牌价值
对于品牌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认识,要从发展了的马克思理论看待。品牌这种无形资产属于非物质生产内容,其价值是由企业员工通过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创造出来的。从提出品牌建立构想、产生创意、建立商标,到品牌宣传、品牌维护,再到品牌文化、理念积淀,最终形成一个颇具竞争力的品牌,都需要员工源源不断的劳动活动,而其中涉及到的劳动以复杂劳动为主。因此,品牌价值的产生,同样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只是受到时展的影响,更多的价值创造活动转向了非物质生产领域。
(二)品牌价值、商品价值与品牌商品的价格
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品牌价值即是由劳动者的长期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而商品的价值是指商品生产过程中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品牌商品的价格则是其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在这里的价值不仅仅包括商品的价值,而且包括品牌价值。这是因为品牌商品在出售的过程中,其自身及包含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还包含了商品品牌的价值。即品牌商品的价格是由其品牌价值再加上商品价值决定的。由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贴牌商品的价格问题了。当同样是在富士康由同批生产工人生产出来的手机被贴上不同的品牌,其价格就差别很大。尽管该批手机的商品价值是一样的,但是其品牌价值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手机的商品价格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别。
同时,品牌商品的价格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数量,而是按照马克思价值规律的论述,品牌商品的价格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其自身价值上下波动。当该品牌商品的数量供不应求时,品牌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到价值之上;反之,当数量供过于求时,品牌商品的价格又会下降到其价值以下。品牌商品价格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品牌商品价格为何在某时期出现下降的问题。
(三)市场经济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仍然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因此,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这对基本矛盾在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生产品牌商品的劳动,同样也具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双重属性。其商品能否为消费者所接收,这取决于其生产的商品是否符合社会需求。比如,诺基亚由于其错误的判断,导致其生产的商品不符合社会需求,使其私人劳动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困难,最终导致其在手机市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并未过时的观点。现代很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观点的人,很多都是未能真正理解其内涵,混淆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不明白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或者是未能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能将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纳入到马克思所讲的“劳动”中去。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法语本中已经将劳动的内涵扩大了:“一旦个人产品转化为社会的产品,转化为集体劳动者的产品,而这一集体劳动者的不同成员以极其不同的程度参与材料的加工,或近或远,或者甚至根本不接触材料,生产劳动、生产劳动者的定义就必然获得更广泛的意义。要成为生产者,不再必须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集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或完成其某一职能就够了。从物质生产的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被看作一个人的集体劳动者来说,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集体劳动者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2}。因此,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唯一来源,其内涵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但其本质从未变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9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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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论文摘要:非劳动步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首先是非劳动生产要素在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形成中的贡献,这是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和尺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产权关系和商品经济原则,是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贡献在现实经济关系和法律上的体现,是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这两个方面都有科学的阐述。
十七大报告(2007)进一步把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上升到制度的高度,说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越来越成为中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中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一直是分歧较大的问题。不少人为了论证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贡献,放弃劳动价值论,认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还有人为了既坚持劳动价值论,又说明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现实,认为生产和分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与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没有必然联系。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实质上都是把劳动价值论与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对立起来。我们认为,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理论依据,首先是非劳动生产要素在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形成中的贡献,这是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和尺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产权关系和商品经济原则,是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贡献在现实经济关系和法律上的体现,是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直接依据。劳动价值论对这两个方面都有科学的阐述。
一、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论述了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
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或尺度,是其在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中的贡献。关于非劳动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中的贡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系统的阐述和充分的肯定。对此已成为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在此就不再进一步展开阐述。目前理论界分歧较大的是,非劳动生产要素是否对商品价值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有人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依据,对此持否定的态度;有人为了肯定非劳动生产要素在商品价值量形成中的贡献,则放弃劳动价值论,坚持西方经济学中的“要素价值论”;还有人想千方百计地从劳动价值论中寻找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根据。这些不同的观点包含着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非劳动生产要素只有创造了价值才算是做出了贡献,否则就没有贡献。我们认为,根据马克思(1867)的劳动价值论,非劳动生产要素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贡献,除了它是价值生产的必要条件和它本身的价值构成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其最大贡献恰恰不是它本身是否能创造新价值,而是它能否节省活劳动和降低商品的价值量。
马克思的这一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是科学的,而且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甚至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常识。作为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使用的劳动资料,无论是手工工具还是机器设备,都具有一种利用自然力以节省或取代人类劳动支出的功能,从而能够不同程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人类发明和利用先进机器设备等非劳动生产要素,主要是看中了它具有节省或取代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活劳动的功能。商品价值是活劳动的凝结,采用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能节省活劳动,当然也就降低了商品价值量。从企业生产经营者的角度看,他之所以不惜代价购买先进技术设备,或租借先进的生产要素并向其所有者支付报酬,就是看中了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节省活劳动,从而降低单位商品的实际生产费用。企业清楚地知道,正因为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从而使自己企业单位商品的实际费用(个别价值)大大低于社会的平均标准(社会价值),才能够按高于个别价值和等于或低于社会价值的价格出售取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有人总是以这种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为由说明技术设备等非劳动生产要素能创造新价值,这是不妥的。如果真的像有人认为的那样,非劳动生产要素本身也能创造新价值,那么,率先采用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企业,其单位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和个别价值量必然会大于社会平均劳动耗费和社会价值,这样企业不但不能取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甚至还要亏本破产。要是这样的话,哪个企业会采用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呢?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普及,从而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后必然会降低单位商品社会价值量,从而使率先采用先进技术设备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趋于消失。这也恰恰说明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采用不仅不创造价值,而且是降低了商品的价值。人类发明和采用先进技术设备,改进生产资料的质量和效能,就是为了节省活劳动,以较少的活劳动支出生产出较多的产品,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
对此,有人可能会说,不正是因为非劳动生产要素能够取代人的一部分和或大部分活劳动,才证明了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参加了“劳动”,创造了价值或具有较大的价值吗?这样认识是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首先,根据马克思(1867)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活劳动的凝结,只有人的活劳动才是商品价值的源泉,而非劳动生产要素作为人的活劳动的凝结物,已经是完成了的活劳动,即过去的劳动或死劳动,不再具有与劳动力相等同的性质。认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就等于说价值能够创造价值,这是不通的。主体和客体、人的劳动和物的作用是不能相混淆的。同时,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不能把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贡献即使用价值当作它的价值。马克思认为人们生产非劳动生产要素所耗费的劳动量就是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价值,它的价值作为不变资本,转移到利用它生产的新产品中去。应用非劳动生产要素能够代替或节省的人类劳动的功能就是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贡献即使用价值。后者远远大于前者,马克思把两者之比称为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如果把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误认为它的价值,那就会把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大降低,以致从根本上抹杀用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进行商品生产的必要性。
有人还可能会说,如果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即所取代的人的活劳动不创造价值,那么,又如何解释率先采用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企业所取得的超额利润的来源呢?对此,一种普遍认为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解释是,操作使用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高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创造较多价值。这种解释同样不符合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点。如前所述,采用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当然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力,但劳动生产力高的劳动并不是复杂劳动,更不会创造较多价值。不可否认,率先采用新技术设备的劳动生产力高的企业,劳动者的劳动同一般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相比,可能会相对复杂一些。但如果劳动过于复杂,等于或高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就等于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企业生产的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不但不会降低,甚至会高于社会价值,这样企业就无法取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只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超过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才是真正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企业才愿意采用新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力。只要企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超过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那就意味着劳动复杂程度的降低。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
实际上总观马克思(1867,1894)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剩余价值论可以看出,个别企业率先采用先进非劳动生产要素,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所得到的超额利润,并不是来自该企业,而是来自其他企业或部门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它体现的是通过部门内部的竞争和部门之间的竞争实现和分配价值(或劳动)的关系。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的深层含义,就在于说明部门总劳动时间或社会总劳动时间在部门内各企业之间或整个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合理分配间题。
有人总是以马克思(1867)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这样一段话来证明超额利润来源于率先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劳动生产力高的劳动:“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我们认为,要科学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能仅仅以这段话为依据,要联系上下文,联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点和整个经济思想体系。马克思这段话是在通过一个例证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后讲的。这个例证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劳动生产力高的劳动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内不能创造较多的价值,超额剩余价值不是来自企业内部劳动生产力高的劳动。正是劳动生产力高的劳动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不变,但却生产出了较多的使用价值,才会导致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并按社会价值出售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二、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论述了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直接原因
根据马克思(1867,1894)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剩余价值论,正因为非劳动生产要素是人们实现社会生产以获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产品或利益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并且利用先进的非劳动生产要素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活劳动,以及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才导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产生,导致了生产资料归不同的主体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所有者或占有者不仅可以直接利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经营获取收益,而且也可以把生产资料委托或转让给他人生产经营,自己凭借单纯的所有权或占有权取得收益,不参与收益分配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既是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贡献在现实经济关系及法权关系上的体现,又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或占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正如马克思(1867)所明确指出的:“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
根据马克思(1867,1894)劳动价值论及其剩余价值论,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也是市场经济原则的体现,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归不同主体占有和支配的生产要素都采取商品形式,资本、货币等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抽象表现”。企业、单位、个人等投资人股、购买债券、出租资产、把货币存人银行等,实际上是把归自己占有和支配的非劳动生产要素这种特殊的商品即“作为资本的商品”让渡给别人去使用,这同一般商品的让渡一样,对他人生产要素的使用者必须从企业经营所得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向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支付一定的“价格”或“所有权的报酬。”否则,生产要素所有者宁肯让生产要素闲置,也不会无偿让渡给别人。其次,生产要素的“价格”或“所有权的报酬”都是由市场调节,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生息资本虽然是和商品绝对不同的范畴,但却变成特种商品,因而利息就变成了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就像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有供求决定。这种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要素价格,必然会引导生产要素所有者按照市场需求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调整生产要素供应量,对生产要素的投向做出合理选择,从而达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提高市场配置效率的目的。再次,根据马克思(1867)劳动价值论及其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实现形式,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客观要求。
三、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论述了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
篇7
论文摘要:马克思劳动价位论作为整个马克思经济孕大厦的基石?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产业结构和劳动形式发生童大变化的今天?一些人对劳动价值论的真理性地位开始怀提和动摇。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怀挺?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位的真实源泉、劳动价值论与非劳动价值论的共存、价值决定与价位分配、劳动内洒与外延的拓展、劳动价位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等问题是窝要澄清的理论认识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在同形形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一直面临着来自各个经济学派的斗争。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人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更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考,一些人据此便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为了不让纷繁复杂的现象影响人们的视听,全面准确地把握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始终让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澄清如下几个理论认识问题。
一、价值的真实源泉问题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没有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和实体,是商品内在的属性。为了区分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马克思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一次劳动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两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不同的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作用于不同的劳动对象,生产出不同的劳动产品,把整个生产过程看作是有区别劳动在起作用的时候,这样的劳动称作具体劳动。抽象劳动是指不记劳动的具体形式和过程,无论是谁,无论使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生产出什么样的劳动产品,都不考虑,已把它抽象成了一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付出,这时的劳动已具有了一般性上的意义,这样的劳动就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决定的,由三部分构成:C}V+}。其中C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料、然料)通过具体劳动的作用转移来的价值。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虽然是物,但它是在前一个劳动过程中物化了的劳动,追根溯源,它也是劳动的凝结。Y与m是由抽象劳动再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其中Y用来补偿劳动力商品的价值,m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为了透彻地剖析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认为劳动力是商品,劳动不是商品。劳动力商品和其它普通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因素。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劳动力商品又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劳动不但能创造价值,而且还能创造一个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由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现就在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其差额就是剩余价值。通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价值的源泉是非常清楚的,它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
二、劳动价值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论的共存问题
在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根据需要,创立了多种价值理论,其中主要有以庞巴维克为代表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价值论,以马协尔为代表的均衡价格理论,以重商主义者约翰·罗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价值论等。这些非马克主义的价值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价值的形成过程。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商品的有用性和稀缺性决定的,这个有用性是指对消费者某种欲望的满足程度,稀缺性是指商品的供给相对于消费者的需求来说的有限性和短缺性,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形成价值的必要条件。生产要素价值论是从价值分配的角度来阐述价值决定和形成的,他为了论证生产要素参加分配的合理性,于是牵强附会地把除劳动以外的土地、资本等要素也说成了价值的源泉,于是自然形成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得工资,资本得利润,土地得地租,各得其所,资本剥削的性质在萨伊这里就被完全掩盖起来了。均衡价格理论把商品在市场竞争中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交换价格当作了商品的价值。货币主义价值论最基本的观点是货币就是金银,金银就是价值,货币等于价值。
非的价值理论,虽然没有真正揭示出商品价值的真实源泉,甚至对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范畴的认识模糊不清,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从各自的角度谈了自认为是价值的这种实体的形成过程。它们分别在各自所处的时代、范围和赖以产生的条件环境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一种理论去否定另一种理论,用非此即彼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非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系,这既不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社会价值多元化发展的现实。
劳动价值论是从社会公平角度关注人性的解放。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论是从效率的角度关注财富的增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价值论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对待不同的价值理论,只有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不同的价值理论,可以在各自的理论域与现实域里.根据各自的需要,朝着各自的方向,按照各自的发展规律努力发展。相互之间,以包容的心态,海纳百川的胸怀,取其之长,补己之短,在一个更大的理论域与现实域内共存共容,最终共同趋向更加完善。
三、正确认识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
在现实中,往往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怀疑甚至否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特别是怀疑或否定土地、资本等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获取报酬的必要性;二是为了维护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而去“改造”或者干脆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两者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各自解决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决的是价值创造问题;按生产要素分配解决的是价值分配问题。人类社会采取何种分配方式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决定的,它们从来不取决于价值是如何创造的。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它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人类社会之中、其间人类社会几经演变,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采取了不同的分配方式;而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却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曾改变过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分配方式。
是否需要以按生产要素分配来修改或“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我认为这也完全没有必要。认为物质生产要素或物化劳动也能创造价值的观点,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把一些物质生产要素包含到创造价值的源泉中去,这不仅与他们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混淆起来有关,而且更主要是与把在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创造同使用价值的生产混淆起来直接相关。马克思从来不否认物质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和财富的创造中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对它们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重视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并肯定了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威廉·配第的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又一次明确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可见,商品生产一方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或者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是价值的创造,即抽象劳动的凝结。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弄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就会用使用价值或财富的生产过程取代价值的创造过程,进而把除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生产要素也包括到价值创造的源泉之中去。
四、生产劳动的内涵与外延拓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劳动是指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然而,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相比,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经济中,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提高,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劳动的内涵与外延必须进一步考虑: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熟练操作劳动四部分劳动构成。不同层次的劳动,在创造价值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间接生产劳动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它在生产劳动整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过去只把直接生产劳动看作价值源泉已不符合实际了,现在应该明确: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间接劳动(包括服务性劳动),都是劳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辩证统一问题
篇8
论文关键词:罗默;剥削;模型
一、罗默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的模型分析
约翰·罗默是分析的的创立者之一和主要代表人物,他运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的剥削理论进行了大量的修正,并提出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本文将通过罗默的6个模型来论述他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文中把模型标注为A、B、C、D、E、F以方便理解。
1.模型A——微观经济均衡模型
假设1.一个由1000个成员组成的社会;
假设2.只存在一种商品——玉米,所有成员都喜欢消费它;
假设3.生产玉米需要投人劳动和玉米种子;
假设4.每一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拥有同样的技能和生产能力,而且都掌握现有的生产玉米的技术知识;
假设5.每一个人都具有生存偏好:每人每周需要消费1单位玉米(让我们假定这是生存的需要);在满足了这一需要以后,他宁愿选择闲暇而不愿选择继续工作并消费更多的玉米。
假设6.每个成员都要求再生产出他一开始拥有的玉米种子储备,如果他拥有的话,而玉米种子是这一模型中惟一的资本。
假设7.总的初始的有形资本为500单位的玉米储备;
假设8.这一社会中存在两种生产玉米的方式,或两种生产技术,它们被称为农场技术和工厂技术:农场技术和工厂技术的生产周期均为1周(7天),生产量却不一样;
假设9.假设存在对有形资本的平等主义的分配,即每个成员都拥有1/2单位玉米——总的有形资本在全体成员中平等分配;
假设10.这一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即不存在交易;
通过这一均衡解,罗默提出了这一社会再生产自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也就是,在技术、作为资本的玉米种子和消费需要既定的情况下,个人生产1单位玉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2天。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发,罗默对剥削的技术性定义是:“在既定的经济中,如果某些成员必须从事超过社会必要时间的劳动才能挣得他们所需的消费品集,而其他人以少于社会必要时间的劳动就能挣得他们的消费品集,那就可以说剥削将会存在。”…前者是被剥削者,后者是剥削者。根据这一定义,模型A中不存在剥削,因为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资本的稀缺和对有形资本的不平等所有权引出后两个微观经济均衡模型。
2.模型B——“劳动市场孤岛”模型
在模型A的基础上“假设9”换为,有10个人是富人,他们每人拥有50单位玉米,另外990人是穷人,他们不拥有任何玉米种子,而只拥有劳动力。“假设5”增加一些内容,模型B里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玉米的严格意义上的增长。换句话说,如果他不付出额外的劳动就能获得玉米,那他将希望如此。“假设10”改为存在劳动力的交换,也就是可以选择出卖劳动和雇用劳动。可以其他都与模型A相同。
这时候要实现均衡(富人和穷人的最优选择),就要利用劳动市场,让富人成为资本家雇佣穷人。罗默提出,实现均衡的关键在于工资率要维持在每天1/3单位玉米,也就是穷人在农场劳动的生产率,因为这样每个穷人都不会在意在农场工作还是在工厂工作,因为实际收入是一样的(工作3天,得到1单位玉米)。每个富人工作0天,被雇佣的穷人在工厂利用50单位玉米种子为他生产100单位的玉米,其中50单位玉米用来补偿原有的玉米种子的资本,50/3单位玉米用来支付工资,剩下2/3×50—33.33单位玉米为每个富人的利润。
依据罗默为技术性意义的剥削下的定义,可以得出在模型B中存在剥削。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变,依然是2天,但是穷人劳动3天,富人劳动0天。所以,罗默认为用他的微观均衡模型同样可以描述马克思讲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工人付出的劳动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受到剥削;资本家付出的劳动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是剥削者。
3.模型C——“资本市场孤岛”模型
这里其他条件与模型B相同,只是“假设l0”改为没有劳动市场,但是允许资本的借贷。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相互借贷玉米种子,但是只能为自己工作。
这时候l0个富人愿意把玉米种子借给穷人,利率是每周66,%,在这个利率下穷人向富人借3单位玉米,在工厂劳动3天生产6单位玉米,偿还3单位玉米的本金及2单位玉米的利息,留下l单位玉米供自己消费。这种安排与在农场工作没有差别,因此穷人对在工厂工作或者农场工作持无所谓的态度。此时,富人劳动0天,可以收回50单位玉米的储备,并得到50*66 2/3%=33.33单位玉米的利息。可见,资本市场的模型在均衡状态下也存在剥削。模型C是为了表明劳动市场上的劳动力和工资的交换不是剥削理论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剥削也能在不存在劳动力与工资交换的资本市场上出现。
通过这3个模型,罗默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从技术意义上论证资本主义剥削的唯一途径,因为他用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均衡模型同样可以表明这种剥削。同时他认为技术意义上对剥削的论证很难从道德上批判资本主义。因而,他提出了两个从技术意义上是剥削但很难认为是不公正的模型。
4.模型D
与模型A只有“假设l0”不同,就是社会成员将自己分为两个阶级H和S,前者是雇佣者阶级,后者是劳动出卖者阶级。
S先在工厂花1/2天用自己的1/2单位玉米生产出1/2单位玉米净产品,然后他以每天1/3单位玉米的工资价格(相当于在农场工作的收入)向3个劳动雇佣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花17天加工他们总共为17单位的玉米种子,生产出的l?单位玉米的净产品中,1/2单位玉米是他的工资,剩下的1单位玉米每个劳动雇佣者得到1/3单位玉米的净利润。在这里,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看,每周为H劳动17天生产17单位玉米净产品,却只得到1/2单位玉米,他的剩余劳动价值被劳动雇佣者H剥夺了,也就是存在剥削。但是,H并不是完全不劳动,而是还需要的农场工作2天挣得他另外2/3单位玉米。从结果来看,H在农场工作2天,消费l单位玉米,S在工厂工作2天,消费1单位玉米。因而,罗默在这里提出从道德的角度看剥削是不存在的。
于是在模型E中罗默通过一个更直接的例子说明在技术意义上存在的剥削,在道德意义上并不一定被认为是剥削,因此通过技术意义的定义论证出的剥削,不一定在道德上具有说服力。
5.模型E
模型A中的“假设2、3、4、6、8”不变,但是初始分配是不平等的,卡尔1单位玉米,亚当3单位玉米,消费偏好也不一样,卡尔偏好消费2/3单位玉米而不劳动,亚当偏好消费31/3单位玉米,和劳动4天。
这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安排就是,假设卡尔提出以每天1/3单位玉米的工资雇佣亚当。亚当用工厂技术为卡尔工作1天生产1单位玉米净产品,得到1/3单位玉米的工资。卡尔得到2/3单位玉米作为利润供他消费,而且不用劳动。亚当需要用自己的3单位玉米用工厂技术劳动3天生产3单位玉米净产品,加上为卡尔工作1天的1/3单位玉米的工资,最后得到供他消费需要的31/3单位玉米。这一结果令双方都满意,也就是实现了均衡,但是出现了剥削。卡尔不劳动,是靠剥削亚当的劳动生活。然而,卡尔是个穷人,亚当是个富人。因此罗默提出,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上的同情心应该给谁呢?显然不会给亚当。
通过模型D和E,罗默认为从技术意义上讲的剥削并不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也就是认为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来说明剥削的存在很难从道德上具有说服力。而由初始分配不均导致的剥削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如罗默所说的,“当剥削是一种不公正时,这不是因为剥削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而是因为在一个剥削的环境中所花费的劳动和所得到的收入是不公正的财产初始分配的结果。”
因此,罗默提出剥削应直接以财产关系来定义。为了通过径直归结为初始财富的不平等来重新定义剥削,罗默又提出了一个模型。
二、对罗默的剥削理论的评析
1.坚持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罗默对马克思关于剥削的思想进行了重构,主张从道德上向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挑战,谴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不公正,对于坚定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念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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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论评估方法评估结果资产评估是专业机构和人员对资产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的行为和过程。资产评估方法是实现评定估算资产价值的手段。按分析原理和技术路线的不同,资产评估方法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即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目前,不少学者对资产评估方法与评估结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趋同论”,即评估方法的多样性应服从评估目的的唯一性,若方法应用得当,则评估结果应服从趋同规律;一种是“不同论”,即评估目的决定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不同,则评估结果不同。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都肯定了一点,即评估目的决定评估方法,因此,笔者认为要理清评估方法与评估结果的关系,需要先理清评估目的与评估方法的关系。众所周知,资产评估一般目的是评估资产在某一时点的公允价值。假设价值具有稳定性和唯一性,那么无论技术手段和方法如何变化,其评估结果应保持趋同。
一、评估结果趋同性的理论阐释
资产评估学是经济学的—个重要分支,正如《国际评估准则》所指出的:“资产评估植根于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那么,资产的价值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唯一性?我们可以从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对价值的研究成果中进行探寻。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三种基本评估方法都能在西方经济学的论著中找到理论依据:成本法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收益法以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市场法以均衡价值论为理论基础。
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等。早在17世纪下半叶,威廉?配第(1623~1687)就将生产成本与商品价值联系起来,认为商品的价值应归结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而劳动量的大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1~1790)提出除土地和劳动之外,资本也是生产的一个主要要素。他在《国富论》中指出,价值是一种客观现象,一个物品存在是因为它具有效用,稀缺性也使得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一件物品的“客观价格”一般都反映了生产它所需要的成本。至此,建立了“成本——价值”关系模型。马克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劳动价值论从供给者的角度阐释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所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一定评估时点,创造某种资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因此其价值也是一定的。
效用价值论的理论核心是研究物品的效用,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但直到18世纪上半期,效用价值论才在经济学著作中得到明确表述。这一时期的效用价值论表现为一般价值论,即“一切物品的价值都来自他们的效用”。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三人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物品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物品的边际效用量,取决于最后一单位物品能够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人们对该物品的欲望逐渐减少,即物品的边际效用递减”。效用价值论从需求者角度解释了商品的价值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它认为效用是一种主观心理评价,是一种主观价值论。从资产评估来看,资产的效用体现在为其占有者带来的收益。资产未来的收益越多,资产价值就越大。在一定时点上,资产未来的收益能力、资产的收益期限是相对稳定的,折现率受评估师主观判断的影响较大,然而,当评估师职业能力和经验相当时,资产的价值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稳定。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将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创建了均衡价值论。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之两刃,是同时起作用的。就短期而言,供应相对固定,价值是需求的函数,而在完善的市场下,价格、成本和价值终会趋于一致。在均衡价值论中,马歇尔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价格,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都由供求决定。在这方面,供求价值论有一定缺陷,然而供求价值论的核心不在于说明价值的形成,而在于研究价格的决定。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的价值等同于市场均衡价格,均衡价格由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一定评估时点,在充分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供给量和需求量是一定的,因此均衡价格也是惟一的。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为,相同资产的价值在同一时点上是趋于稳定的,而资产评估的目的在于评估资产某一时点的公允价值,这就决定了运用不同资产评估方法评估出来的结果应趋于一致。
二、评估结果出现差异的现实分析
从理论上讲,当评估基准日一定时,对同一资产使用不同资产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所得的评估结果应是趋同的,但在评估实务中,评估方法不同,评估结果往往存在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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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科学,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每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提出,无不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反应在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在奴隶制的希腊和罗马萌发产生的。古代的思想家,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组成的,它有两种用途:一是供人使用;二是用来交换,而在交换中,两种不同效用的商品之间必定存在使它们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去证明这种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需要支出人的筋肉力量和脑力的劳动,而错误地认为是货币,而他们所认识的货币,也不是凝结有淘金人抽象劳动的,历史的、稳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只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使商品得以相互衡量比较的工具。因此,在有意无意之中,实际上就把两种商品交换时的均等关系归结为由货币的效用引起的。
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经院思想家,包括被奉为“神学泰斗”的托·阿奎那,虽然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商品相交换,其中必有使两者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这一思想时,正确地认识到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能力,但是,他们从维护僧侣和封建主世俗利益出发,又转而认为在实际的交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参与者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而且是神决定了人们的不同地位,进而说明封建等级制在封建社会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也是一种效用决定观。
如果说古代思想家实际上不存在价值的概念,他们的效用决定观只是对交换价值而言的,那么,从萨伊开始,西方经济学则接过古人的效用决定观,并把它发展成价值论,以此来对抗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马克思批判、提炼而成的劳动价值论,为夺取政权后急于把矛头指向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效力。萨伊的效用价值论用萨伊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十分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而生产有效用的商品,除了劳动外,还需要资本和自然。这样一来,就使政治经济学能说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的不对抗性,就能防止人民铤而走险。
“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把商品的价值决定建立在人对商品效用的心理评价上,所以,他们的效用价值论,即所谓的边际价值论,是主观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把人对商品效用的评价作为价值的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这样一来,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就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财富是做工的人创造的,而实际上资产阶级拥有的社会财富,其绝大部分是靠对雇佣工人的掠夺和欺诈得来的。
由上,对经济学两千多年发展沿革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经济学作为一门有鲜明伦理评判指向的社会科学,其发展、演变固然受科技力量决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其发展的轨迹却始终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伦理判断取向的规范,这种规范则突出表现在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的价值论的争论、取舍上,而两千多年来,围绕价值论的争论和取舍又集中在劳动价值论和形形的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阶级性和学术上的“伪”“实”性以及运行上的实践性的争辩上。因此,在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大经济时刻,革新我国传统经济学,使其既能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以指导我国经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又能体现我国社会制度本质要求,体现创造世界的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就必须从构建科学的、符合我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价值论入手,而要这样做,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比和反思,深化对从经济学朦胧产生起一直左右其演变的这两大基本价值论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在理论和实际中起支配作用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在人类社会出现时关于“劳动创造世界”这一朴素的唯物观念在价值论上的升华。它指出在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者的条件下,使人们得以平等的交换各自所得而又具有客观性实体的依据只能是从自然取得供社会享用的物质产品时的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量,即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量,因而,其无愧是为创造世界的劳动者利益呐喊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建国后的长时期内,在理论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坚持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问题在于马克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创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时,人们对于物质的认识尚停留在物理学的“分子理论”的层面上,即停留在可见物的层面上。因此,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经济论著中,价值是活劳动这一实体对象化,即凝结到物质产品中去的结果。物质产品是可见的,劳动在其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借助于以(可见的)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作用于(可见的)劳动对象,经过加工、改造、制作,生产出具有一定的物理、化学、几何属性的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可见产品的过程。至于服务、策划、管理等明显需要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对日常生活还是生产都有效用的劳动,由于其产生的效用不具有物质上的可见性,或者说,产生这种效用的劳动没有可见的物质使其凝结,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些劳动按“物质是可见的”、“价值的实体必须是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的脑力和体力的凝结”、“生产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作用于物质资料,改变其物理、化学、几何属性以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等理念,分别归结为纯粹为实现价值的形态变化而进行的、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流通过程中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的劳动,“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的生产性劳动。应该说,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和论述在可见物质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中是能把他的“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从而是合理而有说服力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没有可见的物质作为实体支撑的效用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例如,人的心理活动和状态等,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效果和作用,而用马克思的对可见物质生产领域考察而形成的“劳动价值论”很难做出不无矛盾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理论和社会现实发生矛盾,而理论又不能完美说明现实的情况下,人们一般采用承认现实而质疑理论的做法。和100多年前马克思尚未用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说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时,人们面对理论和实践的两难选择,普遍采用承认现实,并用流通中不等价交换的理论来解释资本增殖原因的做法一样,人们根据这些看不见物质实体的效用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实际作用,把它们和在物质资料生产从而可分配的对象生产中的基本物质要素,即土地和有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的人(或者讲是劳动)、以货币或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本等并列起来,形成了所谓多要素决定论的基本理念。和马克思学说几乎同时产生而在19世纪末以所谓“边际革命”在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中确立其主导地位的“效用价值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萌生出主张使用价值决定价值、供求决定价值、机器设备创造价值等怀疑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和思潮,其产生的原因也是鉴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社会经济现实时所面临的上述困境,因而在本质上是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种仿效。因此,在未来的我国经济学的革新中,简单地以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资产阶级性来加以否定是不够的,更应通过对其学术上的“伪”“实”性和运用上的实践性的批判,为进而构建既具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又能在超出可见物质领域之外具有科学说服力的价值论奠定基础。
三
应该承认,19世纪中、后期西方有那么多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流派企图取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在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开始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又有人试图仿效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相比确实具有以下实际存在的优势,从而构成其所谓的“实”,则是其中一个不争的实际原因。
其一,效用价值论,即使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产生时,虽然“粒子物理学”尚未产生,人们尚不了解“点粒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点粒子”是不可见的,物质的80%左右是由不可见的所谓“暗物质”构成的道理,但却在无意中进入了对效用,包括由人的心理感受等引起的没有可见物质作为实体的效用的考察(以现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可见的物质实体,不等于不存在物质实体,可能是由“暗物质”构成其实体罢了)。这就使效用价值论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范围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宽,而科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恰好证明建立在“分子理论”上所认识的可见物质只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小部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确实有没有可见物质实体的由人的劳动产生的效用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实”,却成了效用价值论的一种理论优势,因为这比只考察可见物质领域的劳动价值论更符合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的实际,同时也似乎使劳动价值论无法完美解释的问题有了答案。这应该是现在不少人热衷于效用价值论的原因之一。
其二,效用价值论者,尤其是数理经济学派大量运用高等数学来表达其价值理论,发展到以马歇乐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数学方法则被广泛地用来说明经济理论。这应该是效用价值论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实”,或者是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叙述方法相比表现出来的另一种优势。
其三,效用价值论者为了走出后面要论述到的其在价值论推理过程中的矛盾和混乱,每每以财富的生产来混同或取代价值的生产。这对于那些淡漠经济的伦理性,一味追求财富增长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最乐于接受,也是最现成的理论支柱。这就使本来是效用价值论的以“伪”证“实”的不高明的手段,却产生了使效用价值论得以更快传播、扩散的一种优势。
但是,效用价值论要去除经济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社会科学的阶级性、社会性,本身就是科学上的“伪”,而要以这种不容置疑的“伪”来论证效用决定价值是“实”,就使效用价值论的整个推理论证过程充满矛盾和混乱,到处面临不能自拔的困境。
作为一种价值理论,其所阐述的价值概念必须同时具备社会性、历史性、客观性、可计量性及变动的规律性,而五性同存又首当其冲地表现在其所阐发的价值实体上。效用价值论把效用作为价值实体,而作为价值实体的效用,如果是客观效用价值论所指的物品的有用性,那么,作为由物的物理、化学、几何等性质产生的效用是客观存在,但却是自然界的物、劳动产品和商品所共有的,因而抹杀了作为商品的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同时,不同物的效用是各不相同的,即不可能有同一而无差别的质,根据数学常识,则是无法计量的,从而也就不存在变动规律性;如果价值实体如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是人对物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是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但是这种评价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动的,是依人的主观感觉为转移的,因而也就不具有同质实体的同一无差别的客观性,同样不能满足五性同存的条件。
效用价值论者从一开始就发觉了他们在价值实体上面临的困境,因而就在推理中采用循环论证、混淆概念、臆造条件等方法,以求自圆其说。
客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价值就是物品的效用,而效用的创造不仅需要劳动,还需要资本和土地。使用劳动要支付工资,使用资本要支付利息,动用土地则需支付地租。因此,工资、利息、地租就是生产效用,即生产价值的费用。价值就由这些费用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上述推理是典型的循环考证,根本无法走出其在价值实体的论证上所面临的困境。因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那么,这三者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呢?根据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显然只能说由劳动、资本、土地的效用决定,而要得到这些效用,必须要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要得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又需要劳动、资本和土地,要得到劳动就要支付工资,动用资本和土地则需支付利息和地租。于是,决定价值实体的工资、利息、地租又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想以生产费用论走出价值实体的非同质性和不可计量的困境,却因为循环论证而只能在原地踏步。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过程则是:财货的价值是由其能使人得喜悦和愉快,免除痛苦的效用决定。而人对由财货带来的喜悦感的大小强弱,则是财货的稀少性决定的。为了给人以直观的感觉,边际效用论的开山鼻祖戈森,奥地利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门格尔、庞巴维克等人还以依次递减的数列来表示用每个单位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或享受的感受程度,以为这样就可以走出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规定的价值实体因非同一性而无法计量的困境。其实不然。因为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本身正是人们花费劳动去生产这些财货的原因,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要害正在于要使价值和劳动彻底脱钩,因而不管主观效用价值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用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来证明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感觉和评价就是价值实体的。首先,按他们的解释,有用性和稀少性决定物的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就是价值实体,那么,当人们问到那些对人有用而大自然可以无限供给的物品的价值决定,就无言以对了;其次,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财货,指的只是生活消费品,当人们问起生产资料的价值时,他们的回答是由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所耗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而这些生活资料又是动用生产资料才生产出来的。由此,主观效用价值论也陷入了无限循环推理的泥坑。
为了摆脱上述困境,客观效用价值论者和主观效用价值论者都求援于供求论,以为用供求论可以使他们最终走出无限循环推理的困境。其实也不然。因为,其一,作为价值,早在商品进入交换前就已存在,而交换价值则是不同商品内在价值的比例关系,价格则是这种比例关系的货币表现。以供求论来说明价值,实际上是以价格来代替价值。其二,供求关系根本不能说明价值和价值量,因为供求变化只能说明价格背离价值的程度,而根本不说明价值本身,当供求平衡时,供求双方都对价格失去影响力,就不能说明价值本身了。所以,应该反过来说,是商品价值的变化,引起价格变化,进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其三,用供求关系来说明价值实际就是价值的流通决定论。离开生产领域而讲价值由流通领域的竞争和供求变动决定,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为掩盖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的榨取而故意用一般的买卖关系来解释价值;另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的矛盾和混乱使效用价值论者不惜到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封建社会晚期的重商主义学说中去寻找出路。
西方经济学在今天之所以面临无法摆脱的危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价值论的虚设应该是其中重要性的、基础性的原因。
四
由上,通过对两千多年来一直左右着经济学演变的两大基本价值理论的考察可以得出由以下两点构成的结论:
其一,要适应我国由封闭的计划经济进入开放的,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市场经济的巨大变化,对经济学进行革新,用简单的扩展马克思在考察可见物质领域形成的价值实体的内涵和外延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在科学,从而人们的认识力和社会实践都已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无视暗物质的存在,无视在高科技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运用不可见的劳动工具和手段(如点粒子震动的各类各种波段等)作用于同样不可见的由暗物质构成的劳动对象,无视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产品(如信息、服务、管理等等),或者仅仅套用在可见物质生产领域中现成的分析方法和观念,而不对暗物质生产做出符合其规律性的、科学的说明,并纳入价值论和以此展开的经济学中,则使为劳动者利益呐喊的经济学由于只涉及物质生产领域的一小部分(科学证明,物质存在的形式80%以上是暗物质)而不完整,从而无法科学地解释高科技、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现实,更无从进而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由此而挫伤从事暗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应有的综合国力的提升。
其二,同样,仅仅因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以“财富生产”来取代“价值生产”就以为据此就可以推动我国国力的提升,认为只有借助数学方法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因为西方经济学在无意中涉及到了对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分析,就以为它是最贴近科学和社会实际的、能全方位(包括可见物质和暗物质)揭示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规律性的经济学,因而要仿效西方经济学来实现我国经济学的变革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
首先,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尽管大量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一针见血地批评的那样,如果数学方法能真的解决经济问题,那我们有诺贝尔数学奖获得者,又有尖端的大型计算机,一切经济问题都将被精确地解决,世界将变得十分安定,可惜世界的现实经济问题却是大堆存在。所以,布坎南主张,经济研究还是要靠观察、积累和语言文字的论证。
其次,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经济和世界接轨,反映和指导经济活动的经济学自然也应和经济学的国际主流学派接轨。但是,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对18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各主要流派斗争、演变过程的考证,被称之为正统的、主流的新古典学派,尤其是其中的边际效用学派因存在缺乏对经济和政治关系整体性的理解、缺乏对社会变迁和转型征的联系,把资本取得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宰地位看成自然的而非历史的使然,所关心的仅仅是人们在资本、劳动、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中由偏好表达出来的需求和对其做出的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从而存在失却伦理判断性和实践性等弊端,正受到各种规范经济学、尤其是新经济学的批判而逐渐失去其正统和主流地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即使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指导社会在“理”、“管”中增加财富,也只不过是在无意中涉及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考察,因而更贴近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但也不能因此而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学革新的模本。因为财富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财富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一方面可增加供社会享用的物质资料,提高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财富的生产又会产生一系列环境、资源问题,有可能危及子孙后代生活、生产的条件,而对已生产出来的财富和已产生的科技力量,如果分配和运用不当,同样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和不幸。因此,无论是标榜为研究财富的经济学还是研究价值的经济学,回避或故意模糊人文精神中善与恶、公正公平与歧视掠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把自己打扮成“纯科学”的经济学,都只能是伪科学。而在价值生产或财富生产的领域里,规范其活动的最基本的人文之手就是要承认“劳动创造世界”、“财富是由在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的劳动者创造的”。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和奴隶主经济学、封建主经济学一样,人为地割断财富和劳动的本源性的联系,而且还借用自然科学成果,为自己披上“纯科学”的外衣,不仅说明其虚伪,而且暴露了它的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后的有恃无恐的心态。如果以这样的经济学为范本来改造我国的经济学,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根本不能相符的,其结果,即使社会财富增加了,却离“世界大同”目标更远了。这种“先生产、后治理”的弯路,难道还值得我们一试吗?
总之,未来我国经济学的革新的方向应是: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正视和承认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现实,按照“暗物质”生产领域的特点和规律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把它贯穿于经济学的始终。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取自然科学之有用成果,对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消费品、服务等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探求其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范围的做法,在传统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增加定量分析的内容,建立既有符合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伦理规范性,又对市场中各个要素及其发生作用的各个角度和层面具有认识力的,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体系。
收稿日期:2002-11-10
【参考文献】
[1]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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