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教育的形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纪律教育的形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三醋酸甘油脂；醋纤丝束；滤棒；胶孔；原因；预防

中图分类号TS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76—0171—02

0引言

滤棒成型机组的增塑剂施加装置是滤棒加工过程中的重要生产环节，是滤棒取得稳定质量的关键装置之一。因此，对增塑剂上胶装置实施先进控制和优化一直都是滤棒加工企业、设备制造企业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增塑剂上胶装置也由单转刷、双转刷及转速可变转刷的传统上胶方式，直至演变到目前最先进的喷雾上胶系统。通过采用喷雾系统进行直接上胶优化了过程控制，细化了施加的胶液粒度，增塑剂分布更加均匀。

1 WF—F4型甘油施加系统原理

主甘油箱内甘油通过离心泵注入小甘油箱，并在小甘油箱内通过预热器进行甘油预热，使三醋酸甘油酯加热到40℃左右， 当设备运行时，小甘油箱内的定量泵把三醋酸甘油酯按设定好的压力（一般10kg左右）送往甘油分配器，分配器通过管路将甘油输送到7个甘油喷嘴，甘油成雾状向上喷出，对着运动的醋酸纤维丝束带喷洒，通过调整介于丝束与喷嘴之间的活门开度来控制丝束接触到甘油雾的量，从而完成丝束的甘油定量施加。多余的甘油酯集中在喷洒室底部，通过回流管返回主甘油箱。甘油施加量的调节装置由伺服电器控制一个活门来实现，当机器启动运行时，伺服系统根据机器运行速度的快、慢同步开大、关小活门，从而保证丝束上甘油施加量的均匀一致，停机时活门关闭。

2增塑剂的作用及胶孔的产生原理

为了达到滤棒的硬度要求必须施加一定量的增塑剂，现大部分醋酸滤棒生产企业所使用的增塑剂为三醋酸甘油脂，适量、均匀的喷洒在丝束带上，单丝表面会形成不均匀、间断的粘性流层，然后逐步扩散到丝束纤维结合点上，最后使得滤棒内上万根单丝通过一个个结合点粘连在一起，并固化，使滤棒达到合适的硬度；当超量的增塑剂施加到丝束上时，增塑剂首先软化丝束表面并且缓慢地向丝束内部渗透，逐步扩大到丝束的其它区域，随着增塑剂的更进一步渗透，整根丝束形成粘性流层，丝束数量越多溶洞体积越大。滤棒在固化一定时间后，增塑剂融化丝束后形成的溶洞称为胶孔。因此，为解决滤棒胶孔问题必须尽可能找到产生滤棒胶孔的原因，并逐一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措施预防滤棒胶孔的产生。

3 嘴棒胶孔产生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

3.1甘油施加量过大

针对此种此种上胶方式，当设备生产速度在400m时，压力调整到12kg的上限压力，活门开到最大值，测得甘油施加量为15.3，所生产的滤棒没有产生胶孔。

如果在调整活门开度的过程中，设置的原点位置太高，则成型机在起步加速的初始阶段或低速生产时，由于活门开度相对较大，生产速度低，丝束上过量施加甘油，胶孔大量出现，孔在滤棒中的相对位置不固定，且孔很大或滤棒溶化。

针对此种情况，在设定好原点参数后，要从100m到最高生产速度（ZL22机型为400m，ZL26机型为600m），每增加50m取一次样进行甘油施加量测定，使每个点的甘油含量均在工艺要求之内，这样的原点参数才为合理参数，能保证各车速生产的嘴棒甘油含量指标，避免原点参数设置不当产生的滤棒胶孔。

3.2甘油雾化不良

如果到达喷嘴内的甘油压力太低，一般低于6.5kg时，则甘油在喷出时不能很好的形成雾状，甘油呈滴状或水柱状喷出，且喷出角度小，集中在很小的范围内，接触到甘油的丝束部分甘油量太大，胶孔滤棒大量出现。由于甘油系统有压力监控，当整体压力低于设定压力时（一般设定压力低点为8kg），成型机收到停机信号，自动停机，而当7个喷头中的某一个喷头滤网发生部分堵塞时，此喷头内部压力也会降低，这时甘油雾化不良，甚至出现柱状。

针对这种情况，应首先保证甘油的清洁，定期（我公司根据实验情况规定每周）清理主甘油箱过滤网、定量泵过滤网及甘油喷头过滤网，清理完成之后喷头过滤网液阻减少，甘油压力会降低1kg～1.5kg，还要进行甘油泵压力及甘油含量的校准，以保证甘油含量的工艺指标。

3.3甘油箱上罩导流槽甘油溢出

甘油箱上罩积聚的甘油顺顶板及侧板汇流进导流槽中，从导流孔返回下甘油箱，如果导流孔因丝束飞花长时间不清理等因素堵塞，导流槽中甘油积满溢出，流到开松的丝束上，则形成滤棒胶孔。此种情况下胶孔滤棒数量较多，且胶孔在滤棒中的位置不固定。

针对此种隐患，可以通过设备保养时清理甘油箱上罩各导流槽、导流孔进行预防。

3.4甘油箱积聚丝束飞花

开松好的丝束进入上胶箱进行甘油施加，与上罩的四个导流槽及下箱体的4个导丝板接触，由于丝束限位辊的限制作用，不与上胶箱前后两侧的板、槽相接触，如果导流槽和导丝板在加工过程种光洁度不够，或者在对上胶箱作清理、保养过程中用硬物划伤了表面，则飞花极易在这些地方积聚。这些积聚的飞花被甘油完全浸润，积聚到一定程度后被丝束带走，进入滤棒中，形成滤棒胶孔。胶孔滤棒数量较少，且胶孔大小不等，在滤棒中的位置不固定。

针对此种隐患，要保证加工的光洁度，在运输、保存过程中注意作好防护；在安装时要进行认真检查，用一团开松的丝束擦拭时没有挂丝现象；在设备保养时要用软布进行擦拭，保证不伤及表面；每班点检时要用一团开松的丝束测试有无挂丝现象，发现异常及时进行抛光处理，保证丝束运行过程中与上胶箱接触面不积聚飞花。

4结论

通过对成型机喷雾上胶系统的分析及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措施，解决了成型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胶孔缺陷，提高了产品质量，提高了设备效率，达到了预防滤棒胶孔缺陷的目的。

参考文献

篇2

案例描述的是一个新任县职教中心校长的内心困惑。其焦虑产生的现实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学校已连续两年全市职校办学综合考核排名倒数第一。二是履新之后原有的普通高中管理经验与新岗位要求之间的磨合阵痛。三是学校办学氛围尤其是教职员工的情绪低迷。他的焦虑折射的是当前职业教育带有普遍性的一些内涵发展问题。

职业教育毕竟是具有自身“类型”特征的教育，新校长的岗位不适应，首先表明一个能胜任岗位要求的职业学校校长的成长与培养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多年来开展“职业学校校长岗位培训”的原因所在。一个具有普通教育背景的校长突然“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到职校履职后必然有一个由不熟悉到熟悉，再到胜任的过程。案例中的校长尚处在一个熟悉情况的阶段，学校管理的成效短时间内难以显现。

其次表明，职业学校校长的选任在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提升中的重要性。目前职业教育系统校长的任命，往往是在谋人事的“职级”而非职业教育的“事业”，还存在一种“官本化”的弊病。因为县级职教中心校长的行政职级比一般普通高中校长的职级要高，所以普高校长到职校任职就是一种“升迁”。但如果按照这种规则选校长，不考虑人选和学校的实际办学情况，不听听学校教职员工的想法，选出的校长难免会“水土不服”。

最后反映的是综合评价一所职业学校办学质量的科学性问题。当前教育主管部门开展的省市职业学校师生技能大赛、创新大赛、“五课”教研“两课”评比等活动，对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有强力的促进作用。仅就技能大赛来说，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也提出大赛要逐步实现“四覆盖”——覆盖到所有职业学校、所有专业、所有专业教师和所有学生，“四促进”——促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课程教学改革、“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但这毕竟是选拔性的竞赛，往往影响基层学校参与的积极性及学生参与的普遍性。因此，仅有竞技性的技能大赛，没有合格性的技能测试抽查，是很难准确评价一个学校的技能教学质量的。其他赛事情况亦大抵如是。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应该是全面性、发展性的综合评价，那种以牺牲“大多数”来培育“少数精英”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省着眼长远，注重可持续发展，决定从今年起在部分省辖市及专业开展学业水平测试试点，到2015年实现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统一测试。到那时，评价一所职业学校，不仅有“群英荟萃”的技能大赛业绩，还有“群体众生”的学生学业测试成绩；行政关注的不仅有学校所获各类大赛的奖项多少，还有社会、企业、学生及家庭对学校的满意度。到那时，G校长首先考虑的一定不会是那些“短平快”的施政措施了吧。

（徐健 江苏省海安县教育局）

篇3

“十二五”时期是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旅游业成为拉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同时也使旅游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步伐大大提速。旅游产业的竞争从景点竞争、线路竞争、城市竞争，开始进入区域竞争时期，在此过程中，着力处理好加快发展与科学规划、提高速度与夯实基础关系的前提下，提升旅游核心竞争力和创新力，成为河南旅游战略转型期的重要任务。

一、河南旅游亟待转型升级

近年来，凭借着独特的区位、文化等优势，河南旅游呈现出较快、较好的发展态势，各项旅游经济指标再创新高，旅游业已成为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11年河南省接待海内外游客首次突破3亿，达3.07亿人次，旅游总收入2 802.06亿元，全省接待旅游人数和综合旅游收入分别排在全国第5位和第7位，位居中部地区首位。但是，相对于旅游发达省份，河南旅游业仍存在很大差距。一是客源结构不尽合理，客源主要依赖省内与周边省份市场，而入境旅游人数和收入比重偏低。游客以观光为主，停留时间短，人均消费水平低，综合经济效益差，客源波动性大，旅游淡旺季明显，节假日火热，平时偏冷。二是旅游市场化程度不高。旅游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旅游产品培育、开发及市场推广单一，知名旅游品牌不多，龙头企业不强，目前全省没有一家旅游上市公司，旅游企业小弱、散乱的局面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旅游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强。旅游企业经营机制不活，对旅游企业的管理体制不顺，多头管理、区划分割等现象突出。三是区域旅游整合不足。旅游资源整合不足，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力较弱。产业融合发展不够，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程度低，其关联性、带动性作用发挥不够。政府及企业对旅游区域统筹发展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没有形成大旅游的格局。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新要求，河南旅游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旅游产业亟待转型升级。

二、转型升级期河南旅游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1.旅游规划规范程度不够高，高层次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欠缺

旅游的规划与开发是一个综合的科学聚集行为。它涉及地理学、环境学、生态学、美学、人文、历史、建筑等，然而，在河南以往的各项旅游规划和开发中，特别是在一部分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旅游规划者和开发商的头脑中，认为没有关于以上学科的参照和科学数据，旅游区照样可以开发、照样有人游。因而有些规划只注意到当地资源的开发，而没有将资源的开发、旅游景点的建设与旅游市场结合起来，使得规划脱离实际，难以奏效；有些规划虽然也有市场分析，但多以“假定”、“假设”为依据，缺乏科学性的目标市场定位和推广方案设计；有些规划还脱离了整体观念，以自己的地域想当然地规划旅游小市场，却脱离了河南旅游市场实际需求而呈孤立状态。例如河南各地的漂流旅游项目和各种层次的旅游节庆活动，不少项目至今还不能肯定规划开发的目的是对内还是对外形成市场，而一年中只有半年或更少的时间或只有在节假日才能吸引有限的客流，花费大量的投入却大半年以上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2.旅游产品缺乏市场核心竞争力

从旅游者的角度来看，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产品乃是一种总体性产品，是旅游目的地为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而提供的各种接待条件和服务的综合，即所谓总体旅游产品。从企业角度讲，旅游产品是指企业借助一定的设施和设备面向市场提供的服务项目，即所谓单项旅游产品。就根本性质而言，旅游产品属于服务性产品，它具有无形性、不可转移性、不可储存性等特点。“十一五”期间，河南省旅游局以“文化河南·壮美中原”的旅游形象，通过国内主流媒体大力宣传，在旅游形象的塑造和推销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河南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旅游胜地，“寻根旅游、武术旅游、古都旅游”等目的地形象的知名度、美誉度迅速扩大和提高，在推销河南旅游产品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实的旅游市场运作中，无论是总体旅游产品还是单项旅游产品，省内外的旅行社推出的包括旅游线路在内的河南旅游产品更多的还是走低端价格竞争路线，没有开发高端客源层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质量无法保障，旅游业经济效益的实现受到极大的限制，使河南旅游产品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旅游产品的服务性也没能够得到及时的提升而始终在低层面上运行，致使游客“再游河南”大打折扣，这十分不利于河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对河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决策制造了极大的障碍。

3.旅游企业营销观念陈旧，策略滞后

河南许多旅行社、旅游酒店、旅游景区等旅游企业不重视营销，其营销投入严重不足，而且企业之间又缺乏横向联系、交流和促进，造成旅游营销信息分散、各自孤军作战的局面。大部分企业重省内营销，轻省外营销，营销思路和手段单一陈旧，缺乏大市场、大营销、联合营销、品牌整合营销的观念和行为。在旅游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过程中，旅游企业的营销观念陈旧、措施不当、策略滞后是转型升级期河南旅游业发展缓慢的最主要的因素。

三、转型升级期促进河南旅游再发展的对策

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X效率；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12-0079-05

收稿日期：2009-06-22

引言

效率是银行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在过去50多年中，银行效率问题研究一直受到关注。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角度：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分别是由银行资产规模扩大、产品和经营的多元化带来的效率，X效率则是由银行经营中不为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所能解释的部分，主要是指由于银行内部管理水平提高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反映管理能力的X效率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远大于规模和范围效率的影响。X效率是美国经济学家Leibenstein在研究企业微观层面效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企业的X效率和内部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安排，毫无疑问会对商业银行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效率?而已有文献对此问题研究还比较薄弱。在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的形势下，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提高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较系统地考察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对X效率的影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在我国，关于银行的效率测定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的实证研究方兴未艾，从已有文献来看，目前关于X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测度研究。相关研究很多，研究的区别主要在方法或者样本上。如姚树洁等(2004)用22家银行1995-2001的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法分析银行效率；王灵华、薛晶(2008)运用数据包络法对我国12家主要商业银行2004-2006年的效率状况进行了定量考察；也有采用三阶段DEA法研究银行效率。研究结果总体上认为我国银行效率是稳步递增的；二是影响我国银行效率的因素研究。关于银行业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对银行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关注。分析产权结构影响的研究所得结论也不一致，如姚树洁等(2004)发现非国有银行比国有银行效率高11％-18％：郑录军、曹廷求(2005)则发现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效率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邹鹏飞(2008)发现股权集中度与效率呈倒U形关系，内部人持股和效率正相关。

纵观近年来学者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发现较系统地从公司治理视角对商业银行X效率进行研究的文献还较少，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产权或竞争的影响，即便有考虑到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是使用某些指标作为成本变量来代替，没有涉及到具体治理机制。这样将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当作黑箱处理，无法具体分析特定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也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本文采用近几年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从股权结构、董事会和经理层等层面选取反映治理机制的变量，分析其对商业银行X效率的影响。

一、假设提出

(一)股权特征和X效率　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X效率的影响，目前有两种观点：帮助和掠取(邹鹏飞，2008)。帮助效应观点的依据是，国有大股东对国有银行存在隐性担保作用，可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降低对银行资本金的关注和要求，从而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而且国有银行在政府主导的一些优质大型基建设项目上有优势；掠取效应观点的依据是，由于国家所有的实际所有人缺位，对管理层的监督和约束不力：国有商业银行可能会承担一些政策性任务，这也不利于银行效率的提高。本文认为，近年虽然随着商业银行的改革，国有股东的行为在逐步合理化，行政干预等非市场化非透明的行为在减少，但改革效果需逐步体现、道德风险也需要逐渐克服、市场竞争能力也需逐渐提高。故提出假设：

H1：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X效率产生负向影响。由于组织结构的特殊性及市场准人的限制，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相对较为集中，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较高。Shleifer & Vishny(1997)指出，大股东的存在可以解决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提高公司经营效率，但其前提必须是有一个良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环境，避免大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侵害。当第一大股东拥有绝对控制力时，可能会通过对少数股东的剥夺来实现自身效用，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约能力就显得重要，当第一大股东和第二、第三大股东的持股量相差悬殊时，不利于相互制衡。因此，提出假设：

H2：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对X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H3：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X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二)董事会特征和X效率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不同董事具有不同方面的知识，提高董事会规模，实现董事的多样化可加强同外部环境的联系，获取广泛的资源基础，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和科学性。但是董事会规模越大，相互之间协调和沟通所需花费的成本就越多，所以董事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受市场准入的限制，银行业往往具有自然垄断的倾向，这导致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比一般性行业企业要大得多，相应商业银行董事会的规模也较大。我国各银行的董事会规模一般在13到19人之间，在国际银行业属中等规模董事会。提出假设：

H4：董事会规模对X效率的影响为正。

传统理论看重独立董事的重要性，认为独立董事可以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客观性和专业性。但质疑者认为由于效用函数不同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独立董事看作股东的化身是有悖于独立董事的理性假设的，不能忽略独立董事与股东之间的问题，而且外部董事缺乏足够时间和专业技能，对其期望过高不现实。即使在实施独立董事制度时间较长的美国，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也一直受到怀疑和批评。我国实行独立董事的时间还不长，各方面机制都还有待完善，国内实证研究也没得到较一致的结论。本文赞同独立董事首先是问题的一部分，其次才是可能有助于缓和问题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提出假设：

H5：独立董事比例提高对X效率没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理论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应分离，以维护董事会监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而积极主张采取“两职分离”。但现代管家理论倾向于采用“两职

合一”的领导结构。他们认为，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和组织决策的速度。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此时CEO对董事会的控制力就更强，导致董事会对经理层监督机制弱化。而两职分离虽然有利于避免这些问题，但也可能因为权利斗争产生矛盾和内耗，从而影响公司运行效率。本文提出假设：

H6：两职合一对商业银行X效率的影响不确定。

Lipton和Lorsch(1992)宣称增加会议时间能够提高董事会效率，董事会会议开得越频繁，董事们也就越乐于履行那些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职责。与此相反，Jensen(1993)则认为，董事会会议很多都是走形式，并非确实需要，董事会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往往是用来讨论公司的日常事务，而且如果大股东控制了董事会，那也就控制了董事会会议的内容和结果，因此就决定了董事会会议这时候只不过是举手表决的形式而已。因此，董事会会议还不如少开。因此，提出假设：

H7：董事会会议次数对X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三)高管层薪酬和X效率　将高级管理层的薪酬和企业业绩相联系，是西方企业管理体现激励制约机制和解决问题的一种通行做法。不同于制造业的是，金融类公司对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依赖性更强，经理人对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更大。Jensen(1993)的研究表明，管理层拥有一定的股权时，其更倾向于从股东利益角度来决策。但是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管理层持股的较少，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基本没有股份，个别股份制银行管理层持股比例也很低，对管理层的物质激励主要就体现在薪酬上面。因此，提出假设：

H8：管理层薪酬对X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二、模型和数据

(一)商业银行X效率测度的方法与模型X效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大类，参数方法(Parametric Method)必须通过建立明确的生产函数来确定生产可能曲线；非参数方法(Non-Parametric Method)则无需通过设计函数的形式来构造效率前沿的形状。两类方法各有利弊，本文基于研究需要和所获取的样本数据特征，选用参数方法中的随机边界法作为研究工具。根据Aigner等(1977)、Battase等(1992)的研究，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表达形式为：

Yit=Xβ+(Vit-Uit)，　i=I…N；t=I…T，

其中，Yit是第i个企业在t时期的产出，Xit表示第i个企业在t时期投入量的k*1维向量；B是未知参数向量；v表示随机误差，u≥0，表示无效率参数，u和v是相互独立的分布。为区别两种不同意义的构成成分，在模型中假设：(1)由于无效率只能使产出下降，所以假定u服从半正态分布；(2)由于随机波动既可增加也可减少成本，所以假定v服从对称的双侧正态分布。X效率指标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X-effj=E(exp(-ui))=[1-φ(σε-εiλ/σε/1-φ(-εiλ/δε]eXp(-u+0.5σ2ε)

由于银行的特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不像生产有形商品的制造业，银行不仅生产无法识别的产品一中间服务，而且也提供一系列产品一复合型产品。有关银行投入、产出项的认定历来是效率研究的主要争论焦点。本文在投入产出变量选择上以中介法为基础，为弥补中介法在产出考虑上的不足，将总收入作为银行产出。将固定资产净值、营业支出和劳动力作为银行投入。但由于多重共线性，多次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力不显著，所以在最终确定的模型中剔除该变量。

(二)公司治理机制对X效率影响的经验模型

利用随机边界模型估计出X效率之后，再来探讨公司治理机制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模型如下：

TEit=α+βXit+γYit+λZit+ηControlit+μit

其中TE为商业银行X效率，Xit代表商业银行股权状态的几个变量，Yit代表董事会特征的几个变量，Zit为高管薪酬变量，Controlit为控制变量，包括GDP的年增长率和资产规模。μit为误差项。所选公司治理机制变量定义于表1。

(三)样本数据　由于公司治理变量的数据收集问题，本文只能以近年来上市商业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本文选取这10家银行2004-2007年共4年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各银行网站。

从描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均值为3.08，最大值为8.315，说明大股东的控制力普遍较强；第二大股东持股均值在0.129，最小值0.014，最大值为0.5；董事会规模最高19人，最低13人，均值为16.26，在合理范围之内；独立董事占比均值为0.303，达到要求的1/3的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均值为11.2，达到了规定的次数以上。这些说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架构在形式上基本走向规范。基于篇幅限制，没有列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X效率值估算　本文利用Frontier 4.1程序对随机边界模型(1)进行了估计，获得极大似然比参数估计值(ML)。限于篇幅，参数估计结果没有列出。其中单侧偏误成分由似然比(LR)检验来鉴定，最终似然比(LR)检验结果是显著的，将参数估计结果代人X效率的计算公式，得到商业银行的X效率值，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商业银行的X效率值在2004～2007年间都呈上升趋势，说明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的管理效率呈改进趋势；从样本期间各银行的平均值看，各银行间效率有一定差别，但差距在不断缩小；招商银行的平均效率值最高，达到0.9149，华夏银行的平均效率值最低，为0.7906，意味着提高商业银行整体效率还有一定空间。

(二)X效率影响模型估计　首先考察了变量的两两相关性，发现股权变量间相关程度较高，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将股权状态变量natu、S2、Z分别加入模型，而董事会特征变量和高管薪酬变量保持不变，其中高管薪酬变量和资产规模变量取对数，构成模型(1)和模型(2)。利用测算出来的X效率值，采

用STATA10.0软件估计。

对模型的固定效应F检验和随机效应BPLM检验的统计量都不显著，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在显著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都可以采取混合pool回归。由于结果显示资产规模变量不显著，所以剔除了该变量。通过White异方差检验，伴随概率分别为Prob=0.0029和Prob=0.0056，说明存在异方差。经异方差校正后的估计结果示于表3。

从表3看出，两模型的判定系数分别为0.827和0.831，较为理想，说明模型解释能力都较强。股权特征变量中，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X效率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国有股的帮助效应和掠夺效应目前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X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第二大股东影响力的提高并没有促进银行X效率的改进，这一结论与前面的假设不符合，仔细分析，原因可能是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普遍较低，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第二大股东持股均值在0.129，最小值0.014；另外，股权结构虽然是公司治理的基石，但股东的所有权是通过董事会来实现的，如果银行董事会和高管之间的治理机制没有理顺，这样股权制衡的正面效应也得不到体现。

董事会特征变量中，董事会规模对X效率有显著正影响，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024和0.02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支持资源依赖理论，也说明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规模处在合理范围之内：独立董事比例对X效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83和-0.82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独立董事比例与效率负相关，这一结论与大家的期望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独立董事对银行业务了解不够，影响了其专业知识的有效运用；还因为独立董事也是人，在没有被企业股东和其他市场参与各方当作人来选择、激励和监督时，独立董事可能只是公司治理的装饰品，自然无助于改进公司治理。两职结构的系数显著为正，分别是0.042和0.051，说明两职合一有助于提高效率；董事会会议频率的影响系数不显著，也证实了提出的假设；

高管层薪酬变量系数虽然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物质报酬的激励作用并不突出，和前面的假设不相吻合。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还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任命，董事会对于管理层任免没有终极决定权，特别是国有银行其行为模式和自我评价标准还是没有完全脱离行政化，他们也很少会由于自身的技术问题或者银行的绩效差而被解雇，管理者可能会把精力用在关系投资上，而没有全身心致力于公司经营。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借鉴已有的对商业银行X效率和公司治理研究的基础上，采用2004～2007年商业银行的数据，从公司治理机制的视角对商业银行X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X效率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X效率的影响也均不显著。这提示我们股权结构的合理化只是公司治理完善的第一步，产权制度改革固然很重要，但它并不是改革的全部，还需要完善银行其它内部治理机制。

第二，独立董事比例与X效率显著负相关、董事会会议频率的影响不显著，董事会规模和X效率正相关、两职合一有助于提高效率。这意味着独立董事和董事会治理的技术含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于独立董事治理问题的改进，要同等重视其独立性和积极性，兼顾利益和声誉的激励。还可以考虑实行“独立董事报告披露制度”。独立董事的意见，无论是否被采纳，都通过规定的途径给予披露，让中小股东和投资人等有知情权，以便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独立董事的诚信勤勉进行监督。

第三，管理层薪酬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现代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人才的竞争是关键，可以通过增强董事会对管理层任命的影响力来影响管理层；注重长期激励，一方面继续探索经理层合理的持股比例，另一方面，通过培育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依靠文化的激励和凝聚，让经理层成为有责任感的职业经理人。此外，还应该发挥银行经理人市场对管理层的长期激励约束作用。

篇5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背包旅游 问题探讨 发展对策

现代旅游者追求个性化的体验，背包旅游作为一种时尚的自助旅游形式，为具有相当独立旅行能力的旅游者所钟爱。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女性在世界旅游市场上逐渐形成较大的消费规模，女性背包旅游也成为国内女性追随的潮流，本文主要是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背包旅游的发展进行初步的探析。

一、生态女性主义与背包旅游

（一）起源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和当代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源于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首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生态女性主义将生态学与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试图寻求一种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并且认为一个生态学家必定会成为女性主义者，同时它也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视角，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共性：即反传统性，反对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凌驾于社会与自然之上，可以治理一切祸患与灾难。

背包旅行方式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出现的，代表了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共性，这与生态女性主义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反叛思想不谋而合。20世纪60年代，国外的早期背包旅行者一直以“漂流者”的身份自居，其旅行形式被形容为半政治化宣言，借助旅行抗议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统治与霸权，是当地主流文化的叛逆者。国内背包旅游流行于中国的大中城市，是经济生活和教育环境良好的青年人所热衷的一种旅行观念与行为倾向。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思想

1.女性与自然的认同

生态女性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和自然的认同。主要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性别歧视和自然歧视之间以及女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之间有着社会逻辑的、历史的联结和不可分割性，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女性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和自然都是生命的缔造者，也是抚养生命的载体，她们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女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孕育生命，抚养子女；自然则不断地新陈代谢、往复循环地生储存能量，并用自身养育了一个奇妙且复杂的生物圈。

2.整体自然观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应从异化的、等级制的二元论转向多元共存的整体自然观。在整体自然观中，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之间存在相互依存性，任何依存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的，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关系。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先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荒缪的偏见，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借口，正如科布所强调的“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倡导一种新的生态文化模式，强调万物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提倡整体自然观，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

3.关怀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放在整个人类“性别化存在”的历史范畴中考察，批判男权文化，将张扬与建构女性文化当作解决生态危机和性别冲突的根本途径。生态女性主义提倡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怀，深切而典型的关怀本质上应该把对自然特定部分的特殊联系、关心和移情作为一种体会和经验，而不是把自然作为一般抽象物对待。关怀要求平等关系，无论关怀方还是被关怀方地位都是平等的，同时也要求关怀方和被关怀方的角色互换。人类应当意识到在向自然获取关怀的同时，也应当关怀自然。

二、背包旅游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关系

（一）背包旅游发展需求与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相似性

从商业角度出发，要促进旅游目的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基于用户需求的概念上针对性地规划，而背包旅游发展中的“用户”则是背包旅游者。背包旅游者喜爱生态环境良好的原生态目的地，为了追求旅游效果的真实性，他们愿意牺牲更多的舒适性去看更美的景致，在没有原住民居住的地区，背包旅游者乐于采用安营扎寨的露营方式，以期完全融入自然，故背包旅游发展中注重生态环境是首当其冲。而生态女性主义直面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以女性的视角来考察生态危机，提倡在生态觉悟的基础上和谐发展，可以看出，背包旅游发展与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层次上有着隐性的关联。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生态环境优越地也是背包旅游发展的基础。

（二）背包旅游者与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相似性

大部分背包旅游者与生态女性主义者都站在自然的角度，反对人类对大自然过分的开发。尽管背包旅游者也有放松型的游憩需求，但他们更多强调感受，希望在旅行中最大程度地体验当地真实生活和人文风情，对商业化或舞台化的表演文化有抗拒的态度，这与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对大自然的开发，回归原生态有异曲同工之处。从近年来背包旅游者的性别发展趋势来看，女性群体数量和质量上升，且多是生态环保者，女性背包旅游者能更好地从女性角度维护大自然母亲的原真性。

（三）背包旅游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共同困境

背包旅游发展过程中，背包旅游者前往的旅游目的地一般都是原生态保存较好的地区，但随着背包旅游者的移动与口碑交流，他们去过的旅游目的地被开发者看中，成为旅游规划开发的对象，虽然开发地即旅游目的地经济有所上升，但开发后反而成为背包旅游者的噩梦之地。具有女性生态主义的背包旅游者们想从根本上维护大自然最原始的状态，但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洪流，却无能为力。

三、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背包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新旅游目的地的商业化开发

背包旅游者所到之处大多是风景独特之地，易被投资者或者政府看中进行开发，不可否认，背包旅游是一种从下而上的旅游形式，是ST-EP（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的极佳实践模式，可被推广为条件差、风景资源级别高的贫困地区发展旅游的形式。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现存的背包旅游盛行地都在面临着商业化开发的不良影响，一方面，开发的不合理性，国内发展旅游的思维仍处在“要旅游，先修路”层面，开发者多以男性征服大自然思维主宰，驾驭大自然、服务人类为主，例如泰山修建旅游车导致水淹三孔，开发的不合理性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开发速度过快，“老少边山穷”地区适合发展背包旅游，但为了经济发展的快速推进，例如虎跳峡沿线景区客栈兴建现代化设施的速度与当地民众思想的进步步伐不协调，同时也不符合背包旅游者节俭环保的住宿要求，旅游服务的庸俗商业化，导致背包旅游者的重游率降低。

（二）已开发旅游目的地的困境

针对背包旅游者已开发的旅游目的地，首先，从生态女性主义追求原生态的角度出发，已开发旅游目的地生态已不是最初的生态状况，面临着下一步发展的困境，是继续定位于发展背包旅游市场还是转型成为大众游客服务的旅游景区。其次，已开发旅游目的地外来人群与本地居民关系的处理问题。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由于生产不足，导致旅游地变成“旅游飞地”或带有“飞地”性质，即指城里人或者外来投资商占据了旅游业中的经营者地位，并且占有绝对或者绝大部分的受益权，使得旅游目的地成了城里人的飞地，这种状况不利于扶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再次，生态女性主义倡导伦理关怀，背包者追求个性化的探索，例如沙发客的流行、野外徒步探险等，就此情况，对于所在旅游目的地值得思考的是，旅游风险如何进行管理，如何强化背包旅游者的风险意识，给予背包者足够的人性关怀。

（三）背包旅游者自身的异化

背包旅游者自身异化的方向，分析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由于国内社会及个人家庭对背包旅游价值理念的不认同，很多背包旅游者在迫于压力下转化为安全系数较高的大众旅游者。

第二种是背包客中有经济基础较好的族群，仍然喜爱独立自由的探索，会背着包到处闯荡，但他们改变了人们传统印象的苦行僧的背包客形象，携带较多的电子产品，对设施和服务要求比较高，人称“富驴”。

第三种是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背包旅游者，他们是所有旅游者中最多人性化和最少商业化的群体，生态与环保意识强，道德素质高，此类具有生态意识的背包者异化成为生态旅游者、野生动物保护者、文化古迹的维护者等。

（四）国内背包旅游市场的挑战

背包旅游市场被定位为我国先导类的客源市场，从国外背包旅游发展的经验来看，背包旅游者在目的地的逗留时间长，人均消费高，市场规模大，热衷探险旅游产品，同时对旅游设施的要求低，是最使基层农村社区得益的旅游群体，对旅游安全敏感性低，游览反季节、反热点，能够起到平衡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格局的作用。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看，背包旅游的同质化发展与人类支配自然的偏见有着联系，国内背包旅游目的地差异化的消失，会导致国内众多背包旅游者开始倾向于去国外发掘，从而失去国内背包旅游者这一庞大的市场人群。由于对背包旅游的不重视以及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背包旅游发展的状况不乐观，国内旅游者如何接纳这种背包旅游的形式，扭转国内旅游者对此类旅游的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认识、引导与规范市场，提高背包旅游者的重游率与推荐率是一大关键点。

四、生态女性主义对背包旅游发展的启示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应该摧毁人类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等级制度，重新承认自然的主动性及意向性。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背包旅游的发展，除了从背包旅游者角度考虑发展需求外，还需要从大自然的角度重新审视发展过程。

（一）保持旅游目的地的原真性

旅游目的地的开发过程，应该以保持目的地的原真性为首要前提。生态女性主义强调自然的整体性。首先，开发主体自身要有较强的生态意识，在客观分析了背包旅游市场之后，基于背包旅游者的需求，适当合理地进行规划设计；其次，要从原居民角度出发，以确保旅游目的地开发的原真性。这样，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避免由于旅游目的地同类化而导致的恶性竞争，用逼真的旅游环境与良好的生态提高背包旅游者的重游率。

（二）提倡政府介入的引导性开发

背包旅游的发展涉及众多的行业利益相关者，需要住宿、交通、旅游景区、旅行社、网络等行业相关者的支撑，结合中国当地的实情，政府在背包旅游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关怀伦理和具有包容性的商谈，要求女性和其他被排除的群体积极参与民主实践。同时，商谈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能够容纳各种差异的观点。政府在进行背包旅游发展的规划中，要展开多种座谈会积极包容各个行业的观点，结合当地特色进行研究，让本地居民多参与开发过程，尽量多地保持当地的思想，采取引导性的措施，以延缓旅游目的地发展过快导致的毁灭性。

（三）赋予女性参与背包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

在规划过程中要邀请当地原居民参与，要充分征求当地原居民的意见，尤其是当地的女性居民。这是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生态问题，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女性原则的式微，拯救生态危机在于提倡“女性原则”，而父权制是建立在掠夺与破坏自然界及地方文化、剥削和排斥妇女的基础之上的，不仅造成了自然生物圈的破坏，也危害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因此，女性生态主义认为，性别差异因素会造成在规划决策中的巨大差异，弱化男性主宰大自然的思维模式，落实女性的参与是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最后，要增加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女性参与的力度，要有明确的规定和措施，确保落到实处。

（四）普及背包旅游发展的生态思维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维护者。政府在引导开发过程中，考虑背包旅游者的特性和生态女性主义对自然的维护，可以完全打破“要旅游，先修路”的发展思维束缚，旅游景区内无须修路，天然的探险环境反而更吸引背包旅游者。其次，在住宿设施方面，背包旅游者的住宿最多采用各种廉价方式的组合，包括农家旅馆、青年旅社等，无须兴建大型宾馆等配套设施，同时，生态环保也是背包者关心的，应宣传设施利用中的环境亲善行为去吸引绿色背包客。

参考文献：

[1]朱璇.漂移的旅行者——关于背包旅游者的演进轨迹[J].旅游学刊，2007，22（2）.

[2]方明，吴次芳等.基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农地保护制度创新研究[J].经济地理， 2013，33（2）.

[3]都岚岚.后回潮时代的美国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D].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4]刘飞.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及其现实意义[D].武汉理工大学，2007.

[5]朱璇.背包旅游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4）.

[6]Warren K.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M]. Rowman& Littlefield Pub Inc，2000（1）.

[7]方刚，罗蔚.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72）.

[8]郑红宾，陈雄，孙丹.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乡村旅游的发展探讨[J]. 乡村旅游，2011，22（10）.

[9]刘济良.论后现代主义与生态德育[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0（6）.

[10]袁玲红.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4）.

篇6

关键词：兴趣 英语教学 效果

在以往的英语教学过程中，不少教师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采用“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方法，让学生被动接受。这种唯我独尊，远离学生的教学态度对培养兴趣不利，效果不佳。学习兴趣是学习积极性中很现实、很活跃的心理成分，它在学习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只有从实际出发，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提高英语教学效果。

一、兴趣问题必须重视

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也曾经说过：“学习的刺激力量乃是对所学教材的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求知欲。心里学上提到，所谓兴趣，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倾向性的一种心理现象。兴趣的基础在于需要，对需要的满足就是成功，这种满足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即产生新的兴趣，这就是学生的求知欲。

歌德说：“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而英语语言习惯的形成和交际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记忆。因此，英语教学中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记忆效果，无疑是教学成败的关键。

二、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1.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古人云：“亲其师而信其道。”，可以说，师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兴趣的高低。中学生因其所处特殊的年龄阶段，逆反心理相当严重，假若教师一味以严厉的姿态出现，凡是批评当先，往往会使教育效果适得其反。久而久之，学生对任课教师的畏惧也引发到对所教课程的厌恶，更不要说有学习兴趣了。因此要想学好英语，必须关心爱护学生，与学生建立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

了解学生，尊重学生，做学生的贴心人。教师应当及时了解学生的难处，掌握其心理，对有困难的学生给予热情的帮助。一个能尊重学生、体贴学生的老师，学生同样也会尊重他、喜欢他，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教好英语、学好英语的基础。

2.寓教于乐的课堂教学。新版的初中英语教材，内容大都是真实的、自然的交际情景，这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锻炼机会。采取直观教学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使英语教学过程更生动、有趣，而且更能加深理解，强化记忆，同时还能训练学生的听、说能力，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具体方法有：

a.利用简笔画。简笔画是最简单、最实用的一种教学工具。有人说一画值千字，这一说法恰到好处的表明了简笔画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引出新单词、提出新句型，操练句型，复习旧句型还是讲解课文都可以用简笔画。简笔画的优点在于使课文中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且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师生一同分析、讨论简笔画的过程中，教学内容自然呈现，可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b.利用实物。在教单词、句型的过程中，如果把新单词和实物联系起来，一定能使学生的兴趣大增，达到生动形象之效果。如：教单词apple，orange，pencil 等时，教师可以准备实际的物品或随时指出这些东西。另外，教师可以在课前制作实物，或发动学生自己制作，学生利用自己的作品进行训练，效果更佳。比如在教育有关颜色的单词时，教师可带一盒颜料或多种彩纸，在一张白纸上学一个单词就填一小块颜色或贴上一张纸，这样学生从音、形、意等多方面感知，理解和速记，轻松又有效。

c.课堂小游戏。课堂小游戏是使学生轻松而乐于参与教学的一种妙法。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有趣的竞赛娱乐活动，不但使学生知识得以巩固，更能在大范围内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感受到学习英语的乐趣。

d.创设情境。新教材是以：“语言交际为原则”编写的。其本身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有很多的情景会话描述。如果我们把书本上的内容搬到生活中来，以学生为中心，采取动作表演等手段进行情景教学，既可以使课堂轻松活泼，又可以培养学生在实际情境中的交际应付能力，不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第三册的完成时态，可先叫一个学生：“Please close the door.”学生去关门，老师问全班同学：”What is he doing？”生回答：“He is closing the door.”关好门后，再问：“What has he done？”然后启发学生回答：“he has closed the door.”紧接着把这两句话写在黑板上。为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可再举例，让一女生擦掉黑板，同时问她：”what are you doing？””I am cleaning the blackboard.”擦掉以后问：“what have you done？”并帮助他回答：”I have cleaned the blackboard.” 同学们跟着复述，教师板书这两句话，并给出现在完成时的主要用法：表明过去的动作对现在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构成形式：助动词have/has+动词的过去分词，由旧句型引出新句型，旧时态过渡到新时态，学生既感兴趣又不感到陌生和突然，很快就接受。

3.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仅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语言实践机会。课外活动的形式要灵活多样。英语游戏是课外最受学生喜欢的活动之一，老师编出一些实用有趣的游戏是很有意义的。开展英语竞赛，举行英语晚会，英语诗朗诵，英语演讲比赛，英语讲座，开辟英语角，出英语墙报等等，都是英语课外活动很好的形式。

总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习之母”，一个好的英语教师应当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英语课上成活泼有趣的语言技能课，使学生体验到学习英语的乐趣，乐于去学，学中有乐，乐中进步，从而达到提高英语教学效率的目的。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案例教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G642.4？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51-0087-02

一、引言

随着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而发生的技术经济变革，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正在向着两极发展：一类掌握着技术资本，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和广泛的号召力，他们的成功有目共睹；另一类人应该说是享用产品的普罗大众（如：微软的用户），仅仅是终端的一个用户，这类人只是享用，代价是对产品的负面作用一无所知，并直接承担着一切负作用。事实上，人们正在为这样的无知支付成本，如：废弃电池的污染如何消除、汽车在带来快速的同时产生的尾气污染怎么办、操控资源分配的人肆意掠夺破坏千万年来人类社会形成的分配机制会带来怎样的恶果，等等，这些问题目前都是无解的。

产生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壁垒形成的障碍。从古至今，知识一直是掌控在少数人手中的，但彼时人类社会运行的速度是缓慢的，大众能够用行为检验知识的后果，能够用较小的代价为错误买单，至少人类不会为错误支付生存的基本条件。现在，我们已经创造了足以毁灭自己的核武器，我们在为自己能够改变自然的能力沾沾自喜之时，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破解困境的根本途径只能且仅能在于让知识和创造知识的方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这不仅表现在对新事物的创新开发上，同样表现在对新事物的审慎接受上。

事实上，由于将客观现象与规律纳入现代数学的理论框架，进而进行逻辑演绎和检验是当前知识创新的主要途径之一，我们称这样的过程为“科学思考与研究的一般思维过程”。显然，培养人的“科学思考和研究的一般思维过程”是破解知识创新聚集的关键，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数学是理解、探索当代社会经济规律和科学本质的基本钥匙，因此，大学数学教育对培养学生“科学思考和研究的一般思维过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文余下部分将研究如何做的问题，组织方式为在第二部分里简述案例教学法的历史背景与特点，在第三部分里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施案例教学的可行性，在第四部分中提出实施案例教学法的配套措施及注意事项。

二、案例教学法及其特征

1.案例教学法的发展。案例教学法的起源有说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案例教学[1，7]，有人说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古希腊苏格拉底的问答教学法[6]，但是作为教学法得以认可和推广，哈佛商学院功不可没。1910年克普兰德（Malvin T.C.Opeland）教授最先使用讨论法进行工商管理教学，1920年在当时商学院院长的支持下出版了第一本商业方面的案例集。1955年至1965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哈佛商学院每年暑期举办一次客座教授案例法项目（The Visiting Professors Case Method Program），使得案例教学在美国商业教育中广为普及。1980年起，我国引入案例教学法，并在MBA教学中得以广泛普及。目前，案例教学在我国仍处在探索研究的阶段。

2.案例教学法的起点。哈佛法学院朗德尔教授最先提出案例教学时是为了克服“德怀特法”（Dwight Method）的弊端，该法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怀特教授之名命名的，是一种“讲授、背诵和练习相混合的方法”，它要求学生在课前必须对专题论著进行阅读、背诵，其考试就是靠记忆力的背诵。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处于被动的状态，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无法胜任复杂案件的处理。朗德尔的教学理念深受当时盛行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影响，他认为：作为科学的法律是由原则和原理构成的，每个原理都是一个漫长的、通过众多的案例取得发展的，因此，有效地掌握这些原理的最快和最好的途径就是学习那些包含着这些原理的案例[6]。他认为掌握某种原理或原则最好的发展途径是通过对法院判决的案例进行学习。而这样的教育理念也是遵循于当时科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中的试验与验证的理念。

3.案例教学法的特征。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对讲授法的超越，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在教学过程中调动了人（学生）的主动认知的功能，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教师占有绝对正确知识的师生关系。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知识来源于三个方面：自我、同学和教师[2]。源于“自我”，指的是学生在课前对案例的研究和准备。为了在课堂上的发言，学生必须在课前花4～8小时进行资料的研习，从而得出课堂上的发言内容；源于“同学”，指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案例研习的准备阶段，在3至4人组成的讨论小组中，知识源于组内同学间的讨论，另一个是，在课堂讨论上，不同组间同学们观点的碰撞与交流；知识的第三个来源在于“教师”，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并不是如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样的旁观者或话题引导者，教师在这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地实施对学生学习的帮助，包括：参考资料及其来源的提供、总结案例所蕴含的原则和原理、展示发现这些原则的思考框架。与传统意义上的课堂不同，案例教学中，课上发言的主体是学生，每个讨论小组要派一名代表在课堂上宣讲本组同学们的观点结论和论据，同时全组同学要对其他小组同学的质疑给予解答。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一个节目主持人，把握课堂的节骤，给每个小组和每个同学充分展示自己观点的机会。此外，在案例教学的课堂总结中，教师要对学生观点进行点评，这个点评不是评判对错，而是对学生是否遵循了学习的原则和原理，优缺点分别是什么，以及怎样进一步完善自己，并提供为此还需学习的参考资料。与知识学习的教学目标不同，采取案例教学的教师不会用考卷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在案例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其参与教学的程度、课堂发言的表现息息相关，是对学生学习实效和协作能力的评价。

综上所述，案例教学是基于“人的认知源于经验的学习”这种的认知理论，所以，它的教学特点是通过案例创建经验过程，使学习者通过浸入的方式获得对待学习的知识、理论的认识，并体验到展示案例中的理论或原则的程序。

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施案例教学的可行性

自1978年恢复高等教育之后，我国大学数学教育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改革之中，早期是学习内容的变革，从向苏联学习逐步向欧美学习，从知识内容学习的教学向运用知识能力的教学，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和实践，虽然数学建模活动和课程的引入，使得一部分学生从实践中获得了很强的运用数学的能力，但是，也出现了由于学习内容的高深莫测，致使绝大部分学生放弃了对数学建模的学习，这是有违引入数学建模课程及活动的初衷的。2005年之后，广大教师自发地开始探索在数学课堂上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能力的教学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文献[8]，[9]，[10]的作者，通过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中的例题的改编，试图培养学生运用现代数学的方法，但这样的尝试效果是有限的，因为这种教学还没能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突出出来，它仍属于讲授法的教学范畴。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要在数学教学中完成怎样的教学目标？

在我国，困扰现代数学教育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用”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为什么科学家们能将客观现象用数学公式加以表示”的问题。案例教学法是将学生置于案例的环境之中，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学得的知识找出处理案例的方法，得到处理问题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途经的经验，从这种经验中自我总结出运用原理和准则的方法。因此说“案例教学法”是解决上述困境的一条途径。在工科大学本科教育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继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或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之后，开设的以随机现象为研究对象，用现代分析数学的方法揭示随机规律的一门数学应用课程。尽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一门数学课程，但其教学目的是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构建随机现象的数学模型，掌握分析随机现象的数学方法，模仿和学习由问题导引数学理论的科学思考与研究的一般思维过程。案例教学刚好是通过浸入的方式，使学生掌握发现知识、原理或原则过程的一种教学模式，因此，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实施案例教学不失为是一种选择与突破。

四、《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施案例教学的建议

将客观现象纳入现代数学框架并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而这又恰是理解现代科学、社会和经济等领域中规律、原则和原理的关键所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的一门科学，随着现代信息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本门科学中的科学思想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人们希望掌握揭示客观世界中的随机规律的方法，从而进行有效的决策。所以，案例教学法应用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之中，既是课程知识体系本身的需要，也是大学数学教育的要求。那么，该怎样在本门课上进行案例教学呢？

首先，要进行案例准备，通过组织任课教师进行认真的研讨（这个研讨应该是指让每个教师对案例教学的概念有深入的、统一的理解和认识），找出适合案例教学的专题，然后针对所提出的专题分别收集相关的案例材料；其次，教改的起始阶段应该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并通过对照组进行评估，然后再进行不断的改进，直到有了成熟的案例集和授课组织模式，再将这种授课方式进行推广；再次，教学管理层的支持，案例教学是对传统讲授法教学形式的根本性的变革，一名教师到完全把握案例教学的特点并能运用自如地进行授课需要至少3至5年的时间，实际上哈佛大学案例教学法的产生、发展至推广先后经历了100年的时间，仅是案例教学法在管理课上的教学实践就经历了1910年至1920年10年的准备，到1920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案例集，在1940至1950年代的十多年里，探讨研究案例的准备、编写和使用的一揽子问题，在1955年至1965年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才得以推广[7]，因此，没有教学管理层耐心的人力、物力、评价方面的支持，这样的改革都只是形式的、转瞬即逝的。管理层该怎样支持案例教学的教改实践呢？

1.制度支持：在教师个人申请和管理层选拔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案例教学改革研究团队，这个团队的任务是：编写案例、进行案例教学的实践和对案例教学效果进行比对研究，逐步形成可操作和推广的方案和办法。注：团队成员应该是由有教学改革经验的教授加上3至4名讲师共同组成；案例教学实践要有实验班，为了便于比较，至少要有3个不同层次学生组成的实验班：数学成绩优秀的学生、数学成绩一般的学生和这两类学生的混合；每年的任务除了编写案例和进行教学实践外，还要和有经验的一线教师、教学管理层至少进行一次案例教学效果的研讨工作，既是工作经验总结和汇报，又是专家学者共同研讨、质疑和提建议的场合。

2.资金支持：案例教学已经是在法学、医学、管理及其他许多学科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在数学学科的教育中还没有真正的案例教学出现，这与数学学科的教育侧重理论知识的学习有关，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得大多数学生会认为数学是死板、枯燥且是与实用无关的，不过，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任何学科都变得越来越仰赖数学的刻画和表述，因此，在数学教育中应用案例教学法，使学生尽早进入科学思考的训练之中，这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为了早日普及“案例教学法”，我们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资金的支出应该包括：对参与此项工作的教师基于工作补贴和成果购买、案例编写的调研和教学效果比对研究、每年的研讨会等。

3.鉴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一门基础性的数学课程，因此实施案例教学要采取反复论证，小心实践，逐步推广的原则。在论证阶段要解决案例的编写工作，避免将案例编成例题的形式，而且，实施案例教学改革试点的班级，学生成绩考核方式必须改变，并且要坚持进行对比测评研究和执行教学效果学生、同行和专家评议。

综上，为了使案例教学法能够在数学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这也是教育理念的发展趋势），并取得好的效果，必须进行艰苦的实验和研究，只有取得可靠的成果之后才应进行大范围的推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持有信心、恒心和耐心，相信教师们的教研团队的努力；持之以恒地给予资金、政策和教师待遇的支持；耐心细致地进行教学改革研究的指导，不做简单的高高在上的评估人，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评价对错和好坏，而是找到实施案例教学法的途径，从而使学生受益，达到为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史美兰.体会哈佛案例教学[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2）：84-86.

[2]刘刚.哈佛商学院案例教学作用机制及其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8，（5）：89-91.

[3]张家军，靳玉乐.论案例教学的本质与特点[J].中国教育学刊，2004，（1）：48-50，62.

[4]刘彦文，管玲芳.案例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08，（4）：69-75.

[5]郭俊辉，曹旭华，王富忠.案例教学效果的最有模型探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3）：140-144.

[6]杨光富，张红菊.案例教学：从哈佛走向世界——案例教学发展历史研究[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8，（6）：1-5.

[7]郭德红.案例教学：历史、本质和发展趋势[J].高等理科教育，2008，（1）：22-24.

[8]李兴东，张政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加强案例教学的探讨[J].数学教学研究，2012，（4）：54-57，62.

[9]王琼，何哲飞.点穴式案例教学在概率统计课程中的研究[J].大学教育，2012，（9）：115-116.

篇8

关键词：参松养心胶囊；胺碘酮；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是一种较常见的临床疾病，其会引起乏力、心悸等症状，严重时会造成患者心脏猝死。目前常规抗室性早搏药物一般会产生不良反应，而且易造成心律失常。参松养心胶囊是基于中医理论指导下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含有多种中药成分[1]。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院2009年2月～2013年2月收治的108例心律失常患者双盲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患者53例，其中男性32例，女性21例，年龄47～78岁，平均年龄（60.4±12.6）岁。基础病情：风心病8例，心肌炎6例，扩张性心肌炎2例，高心病8例，冠心病29例；心功能1级15例，2级30例，3级8例；病程1月内11例，1～3月28例，3月以上14例。对照组患者55例，男性33例，女性23例，年龄52～82岁，平均年龄（63.2±13.4）岁。基础病情：风心病10例，心肌炎6例，扩张性心肌炎1例，高心病7例，冠心病31例；心功能1级14例，2级32例，3级9例；病程1月内10例，1～3月30例，3月以上15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因、病程以及病情等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对照组予口服胺碘酮0.2g/次，3次/d，1w后减少至0.2g/次，2次/d，2w后胺碘酮减少至0.2g/次，1次/d，如患者病情稳定3w后将药量维持在0.1g/次，1次/d；治疗组在此治疗方案基础上予口服参松养心胶囊4粒/次，3次/d。疗程均为4w，所有患者在治疗阶段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与治疗之前一致。

1.3观察内容 治疗前通过常规12导联心电图对QTC及心率情况进行测定；对动态心电图进行24h全程监测。后每3d对QTC及心率进行测定，2w及4w后对患者动态心电图进行24h全程监测，并监测血脂、血糖、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观察记录不良反应[2]。

1.4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卫生部制定公布的新药治疗研究评定标准进行疗效判定。显效：用药阶段心律失常症状几乎消失或期前收缩减少>90%；有效：与治疗前比较，心律失常发作间期长、持续时间短或期前收缩减少>50%；无效；未能使期前收缩减少>50%或心律失常基本未得到控制。

1.5不良反应 治疗组出现腹胀、胃胀、恶心等胃肠道反应2例，头晕3例，采取对症处理后得到缓解；对照组出现治疗组出现腹胀、胃胀、恶心等胃肠道反应3例，甲状腺功能轻度异常2例，窦性心动过缓3例，QT间期延长3例，小于用药前23%，两组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6统计学分析 利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采用？字2检验进行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进行计数资料比较，P

2结果

心律失常治疗效果与心功能状态有关，心功能状态越好，疗效越好（见表1）；心律失常治疗效果与病程有关，病程越短，疗效越好（见表2）；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8.68%，对照组为58.18%，两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室性心律失常的治疗主要强调病因治疗，调节改善基质，全面提高神经体液活性，从而消除诱发因子，达到终止室律的作用[4]。胺碘酮属于抗心律失常III类药物，主要用于室早与室上心动过速等，也可用于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3]。碘胺酮能够降低心肌耗氧量增加冠脉血流量，具有冠脉扩张作用，其在减少心律失常发生率与降低死亡率方面有一定疗效，并且在冠心病梗死远期VT/VF及心衰、猝死防治上由于其他AAD。参松养心胶囊主要成分为土鳖虫、桑寄生、人参、丹参、龙骨、黄连等。药理研究证明：参松养心胶囊可有效降低乌头碱所致大鼠心律失常率与CaCl2所致小鼠心律失常率，并有效降低心肌耗氧指数与耗氧量以及冠脉阻力，从而保证心肌细胞活力，增强其抗不良刺激能力，对自主神经功能进行调节，所以具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

本次研究表明，参松养心胶囊联合胺碘酮治疗心律失常总有效率为88.68%，明显优于碘胺酮58.18%，并且疗效均与心功能状态、病程有关，心功能状态越好、病程越短治疗效果越佳[5]。碘胺酮不良反应主要是窦性心动过缓与QT间期延长，严重者会导致肺纤维化。由于中老年患者器官功能代谢存在很大差异，其肝肾功能的代偿能力限制较大，因此选择药物时要充分考虑安全性，使不良反应降到最低。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不仅胸闷、心悸等症状明显改善，且未出现QT间期延长与窦性心动过缓等不良反应，分析其主要原因与参松养心胶囊对窦性心动过缓心率有提高作用，能够有效调节心律失常有关。

总而言之，参松养心胶囊联合胺碘酮治疗心律失常的临场治疗效果明显优于胺碘酮治疗效果，二者合用可以有效减少心脏不良反应、缩短胺碘酮疗程，提高口服胺碘酮的安全性，并能够有效改善气短、胸闷、心悸等症状，因而可以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金振一，张雪花，金花，等.参松养心胶囊治疗缓慢型心律失常的疗效观察[J].中成药，2010（08）.

[2]毛斌.乌头碱中毒致室性心律失常治疗方法研究[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学术版），2014（01）.

[3]杨新，杨燕，许国军.室性心律失常患者心率变异性研究[J].临床心电学杂志，2014（02）.

篇9

一、引言

交通可达性是指地域之间交通的便利程度，是空间相互作用的表征性指标。良好交通条件是旅游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的决定影响因素。旅游业发展潜力是指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在一定刺激条件下能够展现出来的潜在的旅游持续发展的能力。该指标是衡量地区旅游业发展前景与持续能力的综合性的指标，对提高旅游经济效益有较大影响。学术界目前关于旅游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国家或者地域为研究对象，以旅游业发展潜力概念和指标体系的构建为研究内容进行的研究。如曹新向（2007）构建了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运用相关性分析对我国31个省旅游发展潜力的差异进行量化研究；丁建军，朱群惠（2013）基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产业自我成长潜力和外源支出潜力等旅游业发展潜力指标对我国31个省市的旅游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王学峰，张辉（2013）在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了旅游发展基础、发展能力和发展空间等指标对西部12个省域的旅游发展潜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综上所述国内关于旅游发展潜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或者区域层面上，指标体系构建主要还是从旅游自身的要素出发。基于以上分析，目前对省内各地市旅游发展潜力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以交通可达性与旅游资源优势度来构建指标研究旅游发展潜力的就更少。为此，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市为研究对象，通过交通可达性来构建旅游潜力指标运用相关性方法对安徽省旅游发展潜力进行研究，以期对安徽省的旅游发展提供帮助。本文相关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公报》。

二、各地市交通可达性及旅游业发展分析

（一）各地市交通可达性评价

城市基础交通设施健全与否是所属地市交通可达性的客观反映。本文对地市范围内交通设施的状况选用三个一级指标来衡量，分别为航空状况、铁路设施状态、公路状况。每个一级指标下设若干明细指标如表1。经过数据标准化及德尔菲法赋以权重，以此使各地市的交通可达性具有可比较性。

数据标准化处理如：

（1）

为第i个指标标准化的数值，0

可达性系数计算公式如：

（2）

（2）式中指第j个地市的交通可达性的综合得分，分值越高其交通可达性越好；Aji为第j个地市第i个变量的标准化数值；为第j个地市的低i个变量的权重赋值。

通过以上构建的指标体系和相关的计算，得出如表2所示各地市的交通可达性系数。

从表2可以看出交通可达性系数最高的是安徽省会城市合肥，合肥的航空和铁路的交通可达性水平较高；其次是阜阳，阜阳有九条航线且列车班次与其他地市相比最多；淮北、马鞍山及铜陵等地市的交通可达性系数较低，低于0.1的水平，主要由于这些地区处于多山地区，（马鞍山和铜陵处于半面环山一面环水（长江））且缺乏丰富的旅游资源，交通设施的建设有一定的难度。从三个区域来说，皖南地区的交通可达性均值处于最低水平，皖南主要是山地丘陵为主，交通较为不便；皖中地域的平均交通可达性水平最高；从交通可达性构成来看，各地市的公路交通可达性明显强于航空和铁路，12个地市没有飞机场，多数地市的铁路交通只有普通列车班次，安徽的交通水平总体来说欠发达。

（二）各地市交通可达性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分析

旅游业的规模大小是旅游业发展投入指标，也是最基本的表象指标，而旅游业的收益是旅游产业发展的产出指标，也是其所追求的的最终指标，因此，本文以各地市旅游业的规模和效益两个评价指标来衡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

（三）各地市交通可达性与旅游业产出水平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各地市2012年旅游者人数和旅游业收入作为衡量各地市旅游业发展的产出指标，以此指标与交通可达性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结论如下：安徽16个地市交通可达性系数与旅游收入之间相关性达到0.637，双侧显著性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与各地市接待游客人次的相关性达到0.616，双侧显著性检验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市市域内交通可达性越高可以相应的提高旅游业产出水平。

（三）各地市交通可达性与旅游产业投入水平相关分析

地区旅游产业规模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投入指标，投入越多规模越大。旅游产业投入主要是资本的投入和人力的投入，所以本文选用旅游业固定资产投入表现资本的投入，用旅游产业的从业人数表征人力投入。用2013年各市的固定资产数、旅游业从业人数和各地市的可达性系数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结论如下：交通可达性与旅游产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达到0.755，且两者的双侧显著性水平检测在0.01以上显著；交通可达性与旅游产业从业人数投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也达到了0.675，且双侧显著性水平检测也在0.01水平上显著。

（四）基于交通可达性的旅游产业发展分析

从安徽省范围内的分布来看，皖南地区的风景名胜在全省占比较多，且多集中在池州市、黄山市及芜湖市，但由于这些地区多处于多山丘陵地区，导致城市本身的可进入性减弱。皖北地区旅游资源虽相对较为匮乏，但其公路交通的可达性较高，且京沪、京福等高铁建成也相应提高了其铁路交通的可达性水平，大大增加了其区域内的景点的可达性，对临近区域客源有一定吸引 力。皖中地域的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如安庆的天柱山、六安的大别山等，且合肥作为安徽的省会城市，经济较为发达，交通设施建设也较为完善。滁州、马鞍山、芜湖及宣城等地靠近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与此四地级市的交通可达性也较高，可以将长三角地区的客源市场作为重点开发。基于合肥、六安等是安徽交通可达性最高的地市，其客源市场主要为沿高速、高铁线路的1h和2h内可达的城市。如南京、常州、苏州以及上海等地区。可以看出交通可达性的高低对于地区旅游产业的效益和规模的发展都起着正相关的促进作用，由此各地市在旅游开发建设的同时也要相应的考虑其景点的交通可达性强度。在做省内具体的交通规划时可以适当考虑一些风景名胜区区位，加大省内风景名胜区的可达性，从而获得较高的旅游业效益。

三、旅游业发展潜力研究

根据表2可以得出安徽省16个地市的交通可达性系数，结合文献（韩春鲜.2009，基于旅游资源优势度差异的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分析）中给出的方法经计算可以得到安徽省各地市的2013年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资源丰度以及旅游资源品位度等指标的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的方法，对各地市资源丰富度与交通可达性系数进行排序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通过旅游资源品味度A、旅游资源优势度B以及各地市交通可达性系数C等指标构建旅游业发展潜力模型。首先对旅游资源品味度A、旅游资源优势度B和各地市交通可达性系数C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SA、SB、SC。旅游发展潜力的公式如下：

（3）

对（4）中计算得到的旅游业发展潜力M业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以乘以10 之后的数据作为各地市的旅游业发展潜力值。如表6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旅游潜力最大的地区是黄山与宣城，这些区域的旅游资源处于较高的优势度水平之上，因此这些地区是安徽省现在乃至将来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处于第二层次旅游发展潜力的城市有六安、安庆和池州，三市旅游自然资源丰富，尚处于旅游景区开发初级阶段，交通的可达性是制约这些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合肥与芜湖处于安徽省旅游发展潜力的第三阶段，交通可达性系数较高，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安徽省内前茅，因此客源市场较为广泛；处于最后一个层次的是阜阳、亳州、淮北、蚌埠、宿州等9个地市，这些地市旅游资源优势度较低，且交通的通达性也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旅游业的发展整体上令人担忧。从安徽省整个区域来看，旅游业发展潜力最高的还是皖南地区，其次是皖中地区，发展潜力最小的是皖北地区。皖南地区有丰富的国际性知名旅游景区，目前已具有一定规模，且有国家重点旅游建设项目的支持，其未来依旧是安徽省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皖中地区虽自然的旅游资源优势度相较于皖南地区差些，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皖中地区旅游发展建设徐转换模式，其未来发展的爆发里较强；皖北地区的旅游资源优势度和交通通达性皆低，该地区的旅游业还得从基础做起。

四、结论与建议

现依据全文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及相应的建议：

首先，交通可达性对旅游业发展的效益与规模都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安徽省各个地市的旅游发展的起步阶段不同需要区别对待。如黄山市、池州市以及安庆市等地区的旅游业已较为发达，但是由于处于多山地区，交通设施不完善，究其未来旅游发展的方向是旅游的发展带动交通设施的建设；六安、宣城等地区的旅游资源丰富但是旅游资源的特色不明显，景点开发较晚，旅游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这些地区旅游发展要依赖于交通设施的完善，也就是说要以交通的便利性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合肥、芜湖、马鞍山等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但是缺乏具有吸引力的自然旅游资源的城市要依托其经济实力做好旅游产业模式的转换，发展城市旅游，以城市的建设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篇10

内容提要: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为借款国提供贷款援助时，通过交叉设定贷款条件强化贷款条件对借款国的约束力。依交叉条件设置方式不同，可分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与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其中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交叉引用，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条约性质的贷款条件获得了法律约束力。中国应未雨绸缪，推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实体内容与设定程序改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弱化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

贷款条件，一般理解为贷款方在向借款方提供贷款时所设定的条件，具体包括贷款的使用途径、还款日期、还款方式等，究其目的，主要在于保障贷款的安全性。对于发展性的国际组织而言，在保障贷款安全的同时，还着眼于贷款的功能性，即通过对贷款有效的、正确的利用，促进借款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金融援助活动中，贷款条件（loan conditionality）构成其核心要件，频繁出现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正式文件中。

然而，何为“贷款条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未对其进行过正式的、官方的定义。Goseph Gold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进行分析时指出，贷款条件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成员国按照组织协定的宗旨和条款的方式利用组织贷款而应遵循的政策[1]。笔者以为，从提供贷款的国际金融组织角度看，贷款条件是其为保障贷款安全与功能实现的限制性政策；从借款国角度看，贷款条件是借款国对国际金融组织所作出的一般性承诺。

学界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研究相对较多（注：仅以国内研究为限，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主要论文有：徐崇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利益分析和法律性质[J]中国法学，1999（5）；温树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改革的法律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2006，（4）；鄂晓梅.析IMF贷款条件的法律效力[J]法学评论，2002（5）；曹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研究：以阿根廷为例[J]国际金融研究，2005（11）；曹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与案例[J]国际政治研究，2005（4）。相对而言，研究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论文较少，主要有刘音论世界银行政策贷款条件性的概念及其发展[J]保山学院学报，2010（1）；方长荣世界银行非自愿政策与我国水库移民政策的比较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2002（2）），相对而言，对有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最为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交叉条件的研究却较为薄弱。（注：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研究论文涉及到贷款交叉条件，但均未展开深入分析。目前相关的专题性论文仅有Sidney Dell. The Question of Cross-Conditionality. World Development，Vol. 16，1988：557-568； Nicholas Kremmydas. The Cross-Conditionality Phenomenon-Some Legal Aspects.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s，Vol. 23，1989：651-675. 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尚付诸阙如。）然而，随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功能界限的日渐模糊，以及金融危机背景下两者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金融援助的活动不断增加，贷款交叉条件出现的频率也日趋频繁，因而对借款国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也在日益深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充足，现阶段暂无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需要，主要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但并不排除未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从而导致贷款交叉条件应用于我国。对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从法学角度进行研究，以便为我国在面临贷款交叉条件时提供应对之策。

一、贷款交叉条件的类型分析

有学者指出，贷款条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法律术语，不具有规范性，只是对客观现实和事实状态的描述而已[2]。相较贷款条件，贷款交叉条件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模糊、混沌。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未在正式文件中对贷款交叉条件进行过定义。

一般认为，贷款交叉条件是指贷款方与借款方在贷款协议中规定，如果借款方未能遵守或履行另一贷款方在另一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贷款条件时，则视作借款方未遵守本贷款协议。在国际金融法领域中，贷款交叉条件主要出现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文件中，比如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中提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某一借款国的贷款条件，并将借款国遵守或履行该贷款条件作为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借款国未能符合上述要求时，世界银行则拒绝提供贷款。依据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文件中对另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引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将贷款交叉文件分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与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一）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是指，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在决定是否向借款国提供贷款，以该借款国是否遵守并实施另一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条件为必要的前提，否则该国际金融组织将拒绝提供贷款。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下，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政策性贷款（注：政策性贷款（policy-based lending），是世界银行用于帮助借款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弥补国内政策改革与制度建设方面资金短缺问题的短期贷款，旨在实现借款国的宏观发展目标。与世界银行的项目贷款相比，政策性贷款的贷款周期较短，贷款资金的支付程序也较为简便。）时，世界银行要求该借款国必须首先或同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并必须首先或同时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贷款条件，才能向世界银行申请政策性贷款。反之亦然。有学者对贷款交叉条件的具体情形予以列举，指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产生于如下四种情形：（1）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对另一国际金融组织拟提供的贷款或者既有贷款款项的支取行使或试图行使否决权；（2）双方达成正式的协议，在未取得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另一方不向任何成员国或特定成员国提供贷款或其他相关安排（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3）双方达成正式协议，规定在未取得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另一方停止向任何成员国或特定成员国提供先前同意的贷款或安排；（4）根据双方之间的安排，一方的官方行为，尤其是宣布借款国丧失向本组织借款的资格，可同时导致该借款国无法获得另一方的贷款[3]。

在贷款实践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通过备用安排的方式向借款国提供贷款。在备用安排方式中，借款国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意向书，并就为取得贷款资金拟采取的国内经济政策改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协商、确定，并以此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决定提供贷款的条件。由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程序中，贷款条件系由借款国单方面提出并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后确定，借款国主动在意向书中设置贷款交叉条件的可能性极小，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协商过程中添加该贷款交叉条件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一般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程序不太可能产生贷款交叉条件。相对而言，由于世界银行在提供贷款时，要求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因此可能会出现贷款交叉条件。如1977年，世界银行在向牙买加提供贷款时，在贷款协议中设置的贷款条件之一，即是要求牙买加政府必须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获得一定额度的备用安排[4]。

构成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须符合如下三个要件：首先，贷款交叉条件系由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在考虑向借款国提供结构调整贷款时所设定，其目的在于实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安全的交叉保障；其次，贷款交叉条件应包含在世界银行的贷款协议中，构成贷款协议的正式条款之一，从而确保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再次，贷款交叉条件应明确提及借款国与基金间备用安排所设定的条件。如果贷款交叉条件仅仅提及备用安排的贷款条件，而未将其作为世界银行发放贷款的先决条件，则不构成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二）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在实践中较为少见，目前仅有一例，即前已提及的1977年世界银行在向牙买加提供的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获得贷款的先决条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采取非正式的、隐性的贷款交叉条件。

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是指，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表示对对方的贷款条件予以充分的尊重，在不存在正式协议安排的情况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自、独立的贷款决策导致同样的贷款条件的设置[5]。与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相比，在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下，另一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条件对本组织贷款条件的设置及是否提供贷款并无实质性的约束力。以政策框架文件（Policy Framework Paper，简称PFP）为例，借款国在贷款申请时应向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同时提交PFP并进行磋商，并最终交各自机构的执行董事会批准通过。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应首先就PFP进行讨论，讨论的重点在于文件的发展性与结构性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参考世界银行的评估结果对PFP进行讨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保持相对独立性，不必一定接受世界银行的意见。

从理论上讲，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包括如下三种方式：（1）间接的、非正式的磋商式贷款交叉条件，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否向借款国提供贷款进行非正式的最后磋商，并就贷款条件的设置达成一致。这种非正式的磋商被认为是间接的、非正式的磋商性贷款交叉条件[4]。在这种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设置过程中，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是通过与借款国的磋商，说服借款国接受其贷款条件。如果借款国不予接受，则两个国际组织均无法在贷款协议中添加其贷款条件。即使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拒绝贷款，也不会明确将借款国未接受或执行其他国际组织的贷款条件作为拒绝提供贷款的理由。（2）相互依赖性的、间接的、非正式的经济性贷款交叉条件，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某一借款国的贷款申请设置了类似的贷款条件。（3）非正式的、间接的、金融性的贷款交叉条件：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影响另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设置，是通过商业银行、区域性发展银行、双边或多边的贷款方等其他参与方，在多方间形成错综复杂的贷款交叉条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某借款国未遵守其贷款条件，则其他商业银行可能降低对该国的信用评级，并将银行业务撤出该国，从而可能影响到借款国的的经济状况，进而可能影响到世界银行政策性贷款的提供。再如，世界银行可能影响商业银行对借款国信用度的判断，从而导致借款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下降，进而影响到该国的信用政策和外汇储备，最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继续支持该国的项目贷款产生负面影响[6]。

二、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分析

（一）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性质

如前所述，在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中，一国际金融组织所设定的贷款条件对另一组织的贷款行为并无实质性的影响，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在某些情况下，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条件上的重合仅仅是一种巧合，并不具有法律上的联系。因此，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并不具有在法律上进行讨论的必要。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会对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设置以及贷款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

Richard Edwards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世界银行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备用安排或延期安排中对借款国的结论作为是否向该国发放贷款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在批准该项贷款前，贷款条件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无须再在贷款协议或担保协议中作出特别约定[7]。Nicholas Kremmydas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或者其他类似安排并非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的条件，而是先决条件（precondition），因而无须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对此予以明确[8]。普遍的观点是：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置的贷款条件构成世界银行是否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或发放一次性贷款或后续贷款的先决条件。

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中，基金的备用安排以及其中所设置的贷款条件，被认为是世界银行促进成员国采纳并执行结构调整贷款项下成员国规划的必要矫正措施。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将其设置为贷款的先决条件，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该成员国规划的成功实施。可以认为，这种先决条件构成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延展，也是弱约束力的基金贷款条件借世界银行贷款协议实现“硬化”的方式。

在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中，成员国应首先就贷款申请事宜与世界银行进行预磋商，并在磋商的基础上提交“发展政策书”（letter of development policies），表明其执行经济发展规划的意愿，以符合结构调整贷款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成员国提出的经济调整规划与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设定的贷款条件相近。发展政策书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是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结构调整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政策书中，借款国需阐述引致此次贷款申请的特殊情况、政府的发展目标，以及拟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以表明其克服本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等内容。世界银行对发展政策书进行审查，如审查通过，则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并发放贷款。

发展政策书的法律性质与意向书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不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间的国际性协议，在意向书基础上产生的备用安排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9]。相对而言，发展政策书与在发展政策书基础上达成的贷款协议，具有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有学者指出，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结构调整贷款时，在发展政策书中表明本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为获得贷款而实施这些规划的意愿，可视作成员国向世界银行发出的要约，而世界银行接到成员国的贷款申请后与成员国进行磋商，并对磋商后达成共识的贷款条件表示接受，则视为世界银行作出的承诺[8]644。借款国与世界银行在共识的贷款条件的基础上签订贷款协议，如借款国未能遵守贷款协议，则应视为违反国际条约，其中包括借款国未能履行或实施贷款协议中作为交叉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这一情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协议的交叉引用，构成国际协议的一部分，对借款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贷款交叉条件的合法性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在其成立协定中提到应与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5条第8项规定，世界银行应在本协定条文范围内，与任何一般的国际组织和在有关领域内有专门责任的公共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在涉及贷款申请或担保事项时，世界银行应适当考虑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的意见与建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有相关规定。《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10条规定，基金应在本协定条文范围内，与一般的国际组织和在有关领域内负有专门责任的公共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之初，对各自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职能有着明确的分工。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1条，世界银行的宗旨主要在于通过促进私人投资尤其是国际私人投资，鼓励通过国际投资以发展成员国生产资源的方式，促进国际贸易长期均衡的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1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着眼于借款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管理，旨在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短期贷款以促使其尽快恢复收支平衡，促进贷款资金的迅速回笼以满足其他成员国的需要。具体到贷款方面，世界银行旨在通过项目贷款为具体项目的建设提供长期贷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提供短期贷款以解决成员国短期内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两者在贷款事项上存在明确的界限。然而随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业务的调整，两者在贷款事项上逐渐出现重合。自1980年以来，世界银行开始拓展政策性贷款业务，推出结构调整贷款等非项目贷款业务，旨在为借款国填补政策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资金短缺提供短期贷款。世界银行在提供调整贷款时，对借款国设置的贷款条件包括债务管理、进出口政策、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传统上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世界银行之所以将贷款业务拓展到调整性贷款领域，是因为世界银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国际贸易收支失衡、贸易限制、通货膨胀等短期经济平衡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进言之，后者问题的解决构成前者目标实现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对其国内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促进生产性投资，从而实现经济与出口的稳定增长，相应的贷款条件也逐渐转向以基本政策改革、部门平衡和长期调整为特点的“供给管理”政策，更加重视增收对平衡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的作用[10]。

两者职能重合的区域越多，意味着两者在贷款条件方面进行交叉设定并借以实现交叉强化的空间更大。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实质上是以交叉强制守约的方式强化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各自贷款条件对借款国的约束力，有利于保障贷款资金的安全与有效利用。

但是，细究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缺乏合法性依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在有关贷款条件条款中，均未提及贷款交叉条件，这表明贷款交叉条件的设定与实施缺乏正式的国际法依据。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5条第8项第b款规定，世界银行在对贷款申请作出决定时，如果有关事项直接属于其他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而且该国际组织的参加者主要为世界银行各成员国，则世界银行应对该组织所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加以考虑。但该款仅规定，世界银行应对其他国际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加以考虑”，并未规定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应受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的约束。因此，世界银行如果在贷款协议中设置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可能导致其违反国际法。反之，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并未提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或其他事项中应该考虑其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的意见与建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设置贷款交叉条件表示反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89年协定中对两者的职能分工进行明确时指出，两者应避免在贷款协议中设置贷款交叉条件[11]。

即使如此，就目前而言，尚很难一概而论贷款实践中贷款交叉条件的设置存在违反国际法之处。究其原因：

1. 宽泛的协定条款预留了贷款交叉条件存在的空间

基金在贷款业务中主要采取意向书或备用安排的方式，其中所提及的目的与政策主要源于经济学意义，这使得基金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基金协定》第5条的“收支平衡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收支失衡本身，还包括其他经济学意义上的平衡目标，如通货膨胀、就业问题、贸易限制等。《基金协定》第1条所设定的宗旨含义也较为广泛，除明确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持外汇稳定、收支平衡方面的职能外，还规定基金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因此，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借款国设定的贷款条件或业绩标准超出传统意义上的收支平衡范畴，只要该行为旨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或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政策目的，都可以认定其行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所设定的职能范围。根据国际法院在“经费案”中确立的目的解释方法，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宗旨的目的解释可以将设定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行为纳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合法范围。前已提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对世界银行宗旨的规定较为广泛，兼之发展性宗旨与短期国际收支平衡间的关系，世界银行的宗旨除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外，还涵盖推动会员国的经济调整计划以解决其短期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鉴此，世界银行将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用安排的贷款条件作为成员国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符合《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的规定。

2. 贷款条件合法性的解释权在于国际金融组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29条，成员国与基金间或成员国间对于本协定条文的解释发生任何异议时，应提交执行董事会裁决。成员国如对执行董事会的裁决有异议，可以在裁决后三个月内要求将该异议提交理事会作最后裁决，由理事会的“解释条文委员会”作出最终决定。Gold指出，鉴于基金有权对协定的条款进行解释，可以推断出基金有隐含的权力对自己的决议进行解释[12]。世界银行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解释办法的规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相同。根据《协定》第9条，会员国与银行间，或会员国与会员国之间对于本协定条文的解释发生任何争议时，应即提交执行董事会裁决。对执行董事会的裁决不满的，会员国仍可要求将争议提交理事会作最后裁决。

有关贷款交叉条件的决议合法与否，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设定决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或世界银行理事会手中，这使得本组织的有关决议被认定为越权行为的可能性非常小。

三、我国应对贷款交叉条件的对策

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实践中使用交叉条件引发许多争议。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实质上是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硬化，而贷款条件内在的合理性缺失，导致贷款交叉条件缺乏合理性的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学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所捆绑的条件，其政策出发点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的地理、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偏袒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未能针对性地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无视发展中国家逆差的结构性、长期性和外部性，强令它们实行紧缩性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问题[1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呈现出从单纯注重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到重视结构性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转变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内体制的改革，然而以市场为导向的贷款条件，以及贷款条件中所附加的非经济措施包括人权条件，使得发展中国家对贷款条件持反感与戒备的态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实质上是发达国家通过附加苛刻的经济改革条件，进而敦促或催化受援国的政治改革，从而最终攫取该国的部分国家主权[14]。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也面临着严重质疑，总体而言，以经济自由化为导向的贷款条件在借款国国内的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由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存在的先天性缺陷，贷款交叉条件在强化贷款条件强制力的同时，也使得贷款条件不合理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放大。由于贷款条件的交叉关联，借款国如果不能满足或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那么它们不仅无法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贷款，也无法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因此，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急需贷款的发展中国家的被动地位，只能接受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某些贷款条件：从短期来看，有助于防止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恶化；但从长期来看，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然而，上述争议并不影响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借款国提供贷款时使用贷款交叉条件的频率。有研究指出，近1/4的调查国在接受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时，被迫接受了同样的私有化条件。

目前，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较多。2009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我国利用世行贷款2010-2012财年世行贷款备选项目规划，贷款总规模高达53.94亿美元，主要用于农业（农林水）、交通、能源及节能减排、城建环保、社发及其他领域[15]。从短期来看，我国尚不存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的必要性。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2009年，我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均保持“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改善[16]。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状况，至2010年3月已经达到24470.84亿美元[17]。因此，世界银行在对我国贷款协议中暂时不存在贷款交叉条件的情形。但我国并不排除未来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贷款交叉条件对我国的适用，因此我国应未雨绸缪，注意到贷款交叉条件对我国的潜在影响。具体而言，针对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我国可采取如下对策：

1. 推动贷款条件内容的实质变革。目前贷款条件主要强调通过外部压力对借款国的国内制度与组织机构进行大幅改革，并将贷款条件与借款国国内人权状况、环保问题相挂钩，往往对借款国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产生了反作用。可考虑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放弃在贷款条件方面的主导权，建立以借款国自我约束为基础的贷款条件，从而使贷款条件更能反映借款国的实际需求，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国问题。

2. 推动贷款条件程序的改革，促进贷款条件制定过程的可信度与透明度。总体而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主要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应积极推动扩大参与渠道，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参与贷款审批与贷款条件审批的程序中去。同时，促进建立外部评审机制，通过强化发展中国家市民社会力量的话语权与活动能力，对不合理贷款条件的设置建立外部约束机制。

3. 弱化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如前所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通过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的交叉引用而获得法律约束力。建议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增加相应的条款，对贷款条件引用的法律性质予以补充说明，强调此类贷款条件的交叉引用不在于为借款国设定法律上的义务，而是仅仅旨在为借款国提供指引，借款国在获得贷款后即使不实施或履行该交叉引用的贷款条件，也不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注释:

[1]Goseph Gold. Conditionality[R]. IMF Pamphlet Series，No. 31，IMF，Washington，D.C，1979：2.

[2]刘音. 论世界银行政策贷款条件性的概念及其发展[J]. 保山学院学报，2010（1）：87.

[3]Sidney Del. The Question of Cross-Conditionality[J]. World Development，198816（5）：557-568.

[4]IBRD. Loan Agreement （Program Agreement） between Jamaica and the IBRD，Loan No. 1500 JM[R]. 1977：1.

[5]Richard E. Feinberg.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545-60.

[6]Azizali. F. Mohammed. The Role of the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in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G]//Adjustment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Arab World. IMF，1990：84-85.

[7]Richard W. Edwar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llaboration[M]. 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hers，1985：272-273.

[8]Nicholas Kremmydas. The Cross-Conditionality Phenomenon- Some Legal Aspects[J].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1989，23（3）：657.

[9]鄂晓梅. 析IMF贷款条件的法律效力[J]. 法学评论，2002（5）：39.

[10]Brian Trubit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nditionality and Options for Aggrieved Fund[J].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1987（20）：678-681.

[11]IMF. Bank-Fund Collaboration in Assisting Member Countries （SM/89/54，Rev. 1）[EB/OL]. （1989-03-09）http：//imf.org/external/pubs/ft/sd/index.asp？decision=DN17.

[12]Joseph Gold.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e Fund’s Stand-by Arrangements and Why It Matters[R]. IMF Pamphlet Series No. 35，1980：40.

[13]大卫勃兰尼，宋小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基金组织“条件限制”的论争[J]. 世界经济，1987（7）：30-31.

[14]张磊. 于IMF援助条件的本质辨析——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为视角[J]. 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35.

[15]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2010-2012财年备选项目规划获国务院批准[EB/OL].[2010-06-12] http：//ndrc.gov.cn/xmsphz/t20090729_2932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