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经济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政府采购 寻租

一、政府采购过程中寻租的概念

政府采购寻租是指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采购方和供应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以损失社会利益和经济效益为代价的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1.政府采购过程中寻租概念的一般理解

单从寻租的基本概念出发，政府采购过程中的寻租是特指政府采购市场中采购方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或形成的“租金”的追求。在这里，政府采购寻租行为分为“寻租”和“设租”两个过程，“寻租”过程是政府采购方对政府采购中因各种原因形成的固有的租金的追求。随着“寻租”过程的发展，逐渐出现了“设租”过程。这里讲的“设租”是指采购方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供应商设置关卡和障碍，“逼”其交纳“过路费”。任何在某一交易或活动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人都可能有“设租”，其特点是“强者”利用权力向“弱者”发动攻势，最终获取非法收益，简单地说也就是，这种寻租过程与腐败息息相关。

2.政府采购过程中的寻租概念的广义理解

通过对政府采购中“租金”流向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采购中供应商同时也扮演着寻租者的角色。对于供应商来说，参加寻租活动必然提高其收益，而这一部分收益的增加也是通过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实现的，即供应商通过参与寻租活动从政府采购方获得某种垄断特权而取得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部分利润的增加来自于政府采购寻租成功后采购方所获租金的分享。也就是说，在政府采购寻租过程中政府采购方和供应商“瓜分”了租金。这时整个政府采购寻租活动的实质是采购方和供应商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双向寻租”，即在采购方进行寻租的同时，供应商也在寻租。本文对政府采购中寻租行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后者，即广义的政府采购寻租行为。

二、 政府采购过程中的寻租行为的经济分析

1.政府采购过程中竞争寻租过程分析

在现实情况中往往是一项采购项目有众多的供应商竞争，每个供应商都想得到该供应分额的大部分甚至全部。

我们假定一项采购活动中有三个供应商 分别为A供应商、B供应商和C供应商，三者都进行寻租，采购方不是同A供应商进行寻租活动就是同B或C供应商进行寻租活动（也可以理解为，A供应商的寻租成功就是B和C供应商的寻租失败），并且三者的寻租成本分别为LA、LB和LC（为简化起见，只计经济投入），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对于A供应商的寻租成功函数为：

（1）

因为B和C供应商的寻租投入只会对A供应商寻租成功起到负作用，所以是的增函数，而是和的减函数，即， ，。抛开其他外界因素，寻租成功作为一种产出，其内生因素是各个供应商的寻租投入。虽然采购方存在寻租偏好和寻租惯性等问题，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那只不过使某方供应商寻租投入加大而已。

寻租成功的斗争过程可以用古尔诺――纳什均衡过程来说明。在这里，每个供应商都视另外一个供应商的寻租投入为既定，然后根据寻租成功函数来计算自己的最优投入。可以想象，在某一时期的每一点上，围绕寻租成功的竞争会重复展开，直至每个供应商都正确计算出它应该采取的最优寻租投入量。上述过程可以用图来描述。

虚线t t*上各点表示A供应商由LA与LB和LC的组合所产生的最优寻租成功水平，该线为上斜的，因为在寻租成功函数中，LB和LC的组合的增加导致A供应商寻租成功率的下降，LA必定会相应增加以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该曲线向上突起，是因为随着LB和LC的组合的增加，对于理性的LA来说，相对一定的租金，愿意继续投入的寻租成本将越来越少。AA’是供应商A在Z＊点对于供应商B与C的组合的反映函数。在LA给定时，LB和LC组合的上升会降低A供应商寻租成功率，使A供应商蒙受损失。如果按最优组合，A供应商的反映是针对 和 组合的增加而增加ΔLA，把自己寻租成功率提高到比不做反映要高的水平，但往往不足以恢复到原有水平，这是因为对于采购方来说，对寻租供应商的选择具有“惰性”，即在同样的寻租水平下，不愿意轻易改变选择对象，所以A供应商只有再增加ΔLA’，使得采购方得到的利益大于改变选择对象带来的风险时，才能维持寻租成功水平。因此对于供应商A、B和C来说，对方采取行动往往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要大于平均水平。所以供应商都希望“一锤定音”，即一次寻租报价就可以寻租成功。这样就可以理解在现实中，寻租供应商为什么高寻租成本的，争先恐后的进行寻租活动的原因了。

2.政府采购过程中寻租行为的约束激励模型分析

我们采用Willenbrock在1973年提出的竞标模型，该模型认为在竞争的环境下，供应商最优报价的确定可以转化为一个风险性决策问题：各种报价水平相当于各种行动方案；提出的报价获胜或失败分为自然状态（获胜记为，失败记为）；提出报价且θj发生时的后果价值为θj。因此采用期望效用值模型可以确定供应商的最优报价。即供应商的报价行为应该满足：

（4.4.1）

其中P〔θj〕的含义指发生θj的概率（其他符号上文有解释）。我们可以进一步简化这一公式。

假定：（1）报价（即行动）后果的价值函数V〔,θj〕是供应商效用函数U〔，θj〕的单调变换函数，则我们可以使用价值函数来表示供应商的效用而对分析结果不产生影响;(2)供应商的报价或行动失败使供应商得不到任何正的价值或效用（也没有损失），这时可以认为V〔,θ2〕=0；（3）只有两种自然状态，获胜或失败，则P〔θ1〕+P〔θ2〕=1。那么(4.4.1)式可以简化为：

（4.4.2）

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P〔θ1〕V‘〔*i,θ1〕=0

*i就是供应商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报价。假定满足二阶条件P〔θ1〕V“〔*i,θ1〕≤0则供应商的期望效用为：

EUN＝P〔θ1〕V〔*i,θ1〕（4.4.3）

上面是在没有寻租行为条件下的分析。如果供应商具有寻租动机，则需要在模型中加入几个变量。这样在寻租行为下，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满足下列公式：

其中PR为因寻租行为导致的更有可能获胜的边际概率，因为我们假定寻租行为是可以增加（至少不减少）获胜机会的，即PR≥0，C为寻租成本，即供应商为获得PR而转移给采购人员的补偿（不考虑寻租中双方的心理寻租成本）。依旧有〔,θ2〕=0，则上式可以简化成：

（4.4.4）

此时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就是在寻租条件下使供应商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报价。同样假定满足二阶条件。则供应商的期望效用为：

（4.4.5）

从这两个不同条件下的一阶条件可以看出，在有无寻租行为的两种情况下的均衡报价是不一样的，存在*i≥，因为供应商付出一定的寻租成本，自然要求报价要比没有寻租时低，这样才能不降低自己的效用。（4.4.5）式减去（4.4.3）式得：

利用，并且令，其中的含义是寻租报价与不寻租报价给供应商带来的效用之差，可以称为寻租效益。将上式变为：

（4.4.6）

当，供应商将选择寻租，此时：

（4.4.7）

反之，当时，即

（4.4.8）

由于寻租成本过大，供应商将选择不寻租；当=时，供应商的行为将是依据某一概率的随机变量。

通过（4.4.7）式可以看到，一般是一个恒常的量，主要取决于供应商的效用函数，难以控制（如果寻租效益很大，则不等式右边的值很大，则供应商有很强的动机去寻租）。要想使供应商规避寻租行为，有两个变量可以控制。一个是寻租成本 ，加大寻租给供应商带来的成本，能够有效的减少供应商的寻租动机，这一实际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经验结论在上式中得到体现。另一个是寻租成功概率PR，如果能够降低寻租可能成功的概率（寻租导致获胜的边际概率），也能防止供应商的寻租行为。

对采购人员来说，如果项目廉洁采购成功给自身带来效益r （给予军队采购机构和人员的福利、奖励等），假定项目采购不成功也不会得到惩罚；如果进行寻租，可以得到 的效益（也就是供应商因寻租而付出的成本），如果寻租被曝光，将得到 的惩罚（ 为收益的惩罚比例）。则采购人员在没有寻租行为时的效用函数是：

（4.4.9）

Pi〔θ2〕是供应商i报价失败的概率，根据实际情况，大部分的政府采购项目最后基本上都能完成，因此所有供应商均失败概率很小，即可以假定=0。从而将上式简化为：

EUN=r（4.4.10）

即采购人员自身得到的期望效用就是他的报酬。而在采购人员有寻租行为时的效用函数是：

（4.4.11）

其中PE为采购人员寻租行动曝光的概率， 在供应商效用函数中是寻租成本，在采购人员的效用函数中则成为寻租所得。（4.4.11）式减去（4.4.10）式得：

（4.4.12）

与对供应商的分析相似，当：

(假定1-PE-KPE>0)时 （4.4.13）

采购人员倾向于接受寻租，即寻租收益C 相当大时，采购人员会铤而走险。相反，当：

时， （4.4.14）

采购人员将拒绝寻租。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加大r， 和 都能够使不等式右边值变大，从而能够防止采购人员的寻租行为，从实践上来讲，就是要完善对采购人员廉洁采购的激励措施；加大对采购项目的稽查力度，提高惩罚水平。

参考文献：

[1]顾海良等:《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2]邹 薇:《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3]Richard Jensen and William 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1976

[4]Bhagwati，J.“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DUP)”，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Oct.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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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保护，财政政策

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期并未对环境问题有着足够重视，以致生态环境长期处于恶性循环状态。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环境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突破环境的制约瓶颈、搞好环境保护至关重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进行，财政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环境保护的财政对策，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运用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从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看出，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在资金的使用上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国在运用财政政策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财政环保资金投入不足，地区差异大。环境质量的改善需要很大的资金和技术投入为依托。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表明，当治理生态环境污染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达1%-1.5%时，可以控制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当比例达到2%-3%时，生态环境质量可有所改善。目前，我国各级财政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投入，大体维持在1.2%左右，属于投入偏低的国家。

另一方面，财政用于环境保护投入的资金规模在地区差异上仍然很大。2000年，上海市环保投资占同期GNP的比例为2.4%，位居全国首位。这一比例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新疆和宁夏最低。为0.2%左右。西部的各省市平均水平为0.41%，属于中部的各省市平均水平为0.68%，属于东部的各个省市平均水平为1.2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环保投资规模的地区差异是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的反映。

（二）缺乏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我国长期以来对于环境问题一直处于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状态，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滞后性，当环境恶化以后才采取措施投入资金进行补救，这样不仅不利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相比于事前的预防，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发达国家政府在此方面的投入机制相比于我国则较为完善。日本政府2003年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财政预算为35.1亿日元， 2004年为24.7亿日元。2004年美国根据《能源政策法》拨款3亿美元， 用于实施太阳能工程项目， 其目的是在2010年前在联邦机构的屋顶安装2万套太阳能系统。因此我国要想促进环境的改善，还需要积极建立和完善财政环保投入机制，采取事前预防与控制，而不是事后补救。

（三）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力度函待加强，税收手段未得到充分发挥。在过去几十年里， 欧盟国家更倾向于利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手段来进行污染控制， 在欧盟国家中， 丹麦、芬兰、德国、荷兰和瑞典都进行了系统的绿色税收改革。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则更倾向于使用污染配额， 实施排放权交易：各个排污企业的实际排污量得到政府的承认， 并发给排污量许可证， 然后企业可以出售此排污权， 也可以从别的企业收购。

我国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 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人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同时，现有的环保相关税收不够健全，尚未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相比起发达国家，我国在此方面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改善。

二、财政对策分析

（一）筹资方式多元化，扩大财政投入规模。为了改变我国在环保投入方面严重不足的局面，政府有必要扩大环境保护支出的规模，并且在此基础上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速度，加大对“绿色”科技和“绿色”企业的支持，使环保政策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财力物力有限，国家尚处在发展期，要大幅提高环保的财政投入会面临许多现实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代替政府这一单一主体，在减轻了财政负担的同时也降低了风险。

（二）建立绿色预算制度， 确保资金的稳定投入。建立公共预算项目， 在经常性预算中， 设立节能支出科目， 安排相应的节能支出预算用于节能科技的研究与开发、节能技术示范和推广及节能教育和培训。在建设性预算中，加大财政的节能投资力度。逐步提高节能投资占预算内投资的比重， 更多的利用贷款贴息方式。选择一些特别重要的、投资数额巨大的国家级节能项目， 国家财政可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予以支持。设立中央对地方的节能专项拨款， 节能专项拨款不得挪作他用。

（三）合理利用税收手段，对环境污染进行控制。税收作为重要的调节手段，也应合理应用到环境保护中来。目前，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要想落实环保政策，必须开征环境税。这一举措存在其优越性，它对人们的污染行为有着良好的约束作用，并且能在较短时间内收到良好的成效。但同时，税收作为一种特殊的调控手段，也不可滥用，这必须经过周密的考虑和检验，以防止在税种征收过程中出现的款项挪用或贪污，从而影响了环保政策的实施。

三、结论与启示

综观以上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分析，我国在环境保护的财政支持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体现在制度上的不完善，也体现在人们意识层面的薄弱性。财政政策的运用的确能够为环境保护带来良好的效应，但这种效应若是只体现在政府单方面的努力上，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和响应，仍然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财政对于环境保护的支持，不仅要体现在以上所述的几个方面，作为环境受益者的我们，也必须提高环保意识，清楚认知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严重负外部性，积极响应政府的环保政策和举措。只有在这种双向的局面下，财政政策才能得到更加充分和有效的实施。

参考文献：

[1]李欣.环境政策研究[J].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7）

[2]李娅.发达国家循环经济财税激励政策实践及启示[J].地方财政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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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适用房；财政政策；效应；供给；调整方向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9.3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9-74-02

近年来，随着商品房价格的日益走高，住房成为压在很多人身上的一个重负。我国历届政府都把住房看作是最大的民生，先后出台许多住房保障措施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2008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的要求，提出2009―2011年3年间，通过投资9000亿元，增加200多万套廉租房、400多万套经济适用住房，并完成100多万户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改造工程。2011年，中国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规模将达1000万套，相比2010年的590万套，增长70%，保障房建设规模创历年之最。

一、 我国经济适用房供给总体状况

根据2007年颁布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以及售价，依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1]。作为一种住房保障机制，经适房运作而并不是政府建起低价住房就可以了，必须是一套完整的体系，还要有配套的政策支持。

相比商品房总体每年16%-30%的增长率，经济适用房投资很不稳定，在2000年和2001年分别有24%和10%的增长率，而之后几年甚至出现14%的负增长。在2006年后，由于国家重新关注经适房建设，近几年投资稳步增长，但是经济适用房投资占商品房总投资比例却几乎逐年下降。

2006年以来，由于政府加大投资，经济适用房建设开工面积得到较大加快。在经济适用房政策之初，经适房占商品房开工总量的15%以上，而近年来却只占5%左右，表明虽然近两年政府加大了投入，但在商品房价居高不下、住房保障需求旺盛的今天，供应比例仍显不够。

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一般采取行政划拨的方式，这使得以土地出让收益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地方政府兴趣不大，对经适房投入力度普遍很小。一方面，缺乏稳定和明确的资金来源，再加上其社会保障的属性，不论企业或是政府，对经适房的建设都不积极，在资金和政策的牵制下显得随意和盲目；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适用房建设过于依赖新建住房，却忽视了二手住房市场等存量住宅市场的挖掘[2]。这使政府财政负担较重，无力提供足够房源满足需求。以上这些影响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经济适用房供给总量的不足。

二、我国经济适用房主要财政政策

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一般低于同档次商品房，差价就是因为政府在建设过程中对开发商的土地供给、税费征收等方面都提供了优惠。

2007年建设部等7部门联合《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采用划拨方式，并应纳入当地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在申报年度用地时单独列出，确保优先供应。经适房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项行政事业费，项目外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则全部由政府承担[3]。

经济适用房与一般商品房相比，同时具有社会性和保障性，因此获得了财政给予的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一是用地实行行政划拨，并免征土地出让金，减免大部分税费，给予低息优惠贷款等。二是经适房的成本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建安工程费等8项因素，此8项因素综合确定的售价比同区位商品住房低的部分，系因免交土地出让金所致[4]。三是实行微利开发原则，开发商的利润应不高于3%。财政支持的资金一部分是来自财政预算的专项基金――住房公积金，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

财政部表示，2011年将切实加大市县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规模，确保将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和土地出让净收益按规定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5]。积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放大财政政策效能，通过采取财政贴息、政府资本金注入、税费优惠等措施，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

三、完善我国经济适用房财政政策的对策

1、从“补砖头”到“补人头”

所谓“补砖头”，就是政府给予开发商优惠和补贴,降低其成本，由开发商向市场供应中低收入群体买得起的低价房；所谓“补人头”，则是政府直接发放货币补贴或租金优惠券到那些需要补贴的人手里，从而提高其住房购买力。现行经济适用住房政策以“补砖头”为主，这一政策存在明显的缺陷，会降低开发者的积极性以及住房市场效率，应直接发放货币补贴供中低收入居民在购房或租房时使用。补贴资金的来源，则可通过拍卖那些原本计划无偿划拨给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土地来获得[6]。

2、合理界定财税补贴对象

享受财税优惠政策的对象，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国外享受住房优惠补贴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5%，而目前北京市设定的标准为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下，按此标准，北京将近85%的人都具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7]。监管部门应结合个人所得税明细制度，进行收入审核，除现行的网上和窗口公示之外，还可增加新闻媒体公示，并扩大公示范围，加强社会群众监督。

3、加大政府监管力度

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商品住房，市场不能自发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的适当介入。首先，应当成立专门的经济适用房管理机构，严格审批开发商资格、户型和建设标准，严格控制经适房房价。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用地，应依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合理布局，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应。严禁在以经济适用住房名义取得划拨土地后，改变土地用途，变相搞商品房开发。

4、补贴分配动态化

按照收入五等分法，通常将居民家庭收入划分为高、中等偏高、中等、中等偏低、低5个档次。其中，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都只占很小的部分(各约10%左右)，中等偏高、中等、中等偏低收入阶层占绝大部分[8]。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受益对象要定位清楚，各城市可根据各自经济发展水平自主确定受益对象的收入标准。适时对购房者的收入水平进行核查，对已购经济适用房但收入水平高出购房标准者，应要求其租售，以满足新的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缓解当前经济适用房严重的供求矛盾。税收优惠的标准也应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有效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文魁.经济适用房政策对住房保障绩效的影响探析［J］.全国商情, 2009,（03）.

[2] 龙奋杰、董黎明. 经济适用房政策绩效评析［J］.城市问题, 2005，（07）.

[3] 姚玲珍.中国公共住房政策模式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 张帆.杭州市经济适用房供给体系及其运作绩效评价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 2008.

[5] 郭江华.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现状与改革思路[D].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6] 刘学平.再论经济适用房政策失败原因与补救路径[J].国土资源导刊，2004,(04).

篇4

共利益作为服务的目标，使得其能够通过资本集中、劳动力集中等手段，促进社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政府采购就是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

为。”［1］由于经济实施体的特殊性以及重要性，政府采购从而成为各学者交流的热点，其经济效益也值得深究。本文以微观经济学为背景，分析政府采购在社会福利、委托以及博弈论方面的经济影响，并提出政府采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采购中的委托问题

在政府采购中，主要涉及的关系人有: 纳税人、缴费人、各级政府、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和供应商等。“采购过程中一般会形成‘纳税人———政府———财政部门———专门政府采购机构———采购官员’这样一条四级委托链。”［2］初始的纳税人由于没有管理权力和决策权力，因此不能通过签订合同作出决策以谋求利润，但是，他们希望享受由于政府采购而带来的福利改善。采购官员作为该委托链的最终方，具有采购决策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自然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谋求利益最大化，因而与人( 纳税人) 产生利益冲突，发生委托问题。

该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于: 所买非所需，意愿未

实现。纳税人希望政府部门采购适当商品，而不是奢侈品。例如，为干部配车的主要初衷在于方便为其代步，使得其办事效率提高，更好地为民办事。

部分干部却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满足其自身对奢侈品的追求。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信息不对称难以避免。政府采购官员具

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同时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使得“他们作为采购方案的提出者，一般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私人信息”［3］。然而，委托人( 纳税人) 如果希望通过自身能力获得市场信息，所需花费的成本远远高于人( 政府官员) ，并且，大多数委托人并不具备了解市场动态的专业知识。如果人与供应商发生贿赂关系，那么对于委托人来说，他们很难发现，即使部分具有专业知识且高度关注社会的委托人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也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因此，可以说委托人基本上将政府采购放权于人，让人全权制定决策、签署契约，使得人偏离委托人意愿进行采购成为了可能。

第二，委托的契约关系不完备。委托

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人与人在实施政府采购过程中可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双方的行为”［4］，由于政府采购中采用的是长期契约，并且没有证明文件作为委托人的担保，同时，职能机构的官员不能像企业一样程序化、规范化，也无法完全实现责任制。由于采购官员具有这样选择的任意性、责任的不健全性，因而更有机会利用不完备的契约条件谋求自身利益，继而使得纳税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二、政府采购的博弈分析

虽然我国政府采购已尽力完善监督机制与评

估机制，并通过招标投标公开化来尽力避免贪污、受贿等有损于经济效益的现象在采购过程中发生，但由于“两库建设不完善( 技术专家库与供应商库) ”［5］、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市场的竞争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就直接导致了政府采购市场中存在不完全竞争，从而促成寡头垄断的形成，继而产生形形的博弈行为。

我国《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以及“有利害关系”这个定义的模糊性，政府官员暗箱操作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

“采购官员及供应商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容易合谋达成一个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私下协议，以共同对付政府和纳税人，损害国家和纳税人的利

益。”［6］

不妨将采购官员与供应商的密谋行为看成一

个博弈矩阵，因此，他们双方都有选择是否参加密谋的权利。如果采购官员与供应商达成了密谋协议，也就是说，供应商可以通过产品溢价销售获得利润，而采购官员通过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进而得到寻租的收益。如果双方均不选择合谋，那么供应商只能以市场价格进行出售，官员也无法得到寻租收益。

假设市场上不存在具有惩罚违法者的监督机

构( 或者说监督机构不健全) ，采购官员与供应商之间的博弈就会成为合作博弈。

对于供应商来说，如果他合谋且采购官员也合

谋，那是最好的，他可以获得最高的利润; 如果采购官员不合谋，那么他也可以以市场价格将货物卖出，虽然得不到溢价收入的400 元，但是仍然有销售所得的600 元。如果供应商选择不合谋，而政府官员希望合谋来得到寻租，供应商不给予配合，供应商就会失去订单机会，受益为0，甚至有可能因为成本投入等原因达到收益为负。如果政府采购官员秉公执法，他也可以以市场价格获得600 元的销售利润。对于供应商来说，无论政府采购官员是否合谋，他选择合谋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说，合谋对于供应商来说是一个占优策略。同样地，采购官员如果选择合谋，无论供应商如何选择，都将是获益的，因而合谋对于采购官员来说也是一个占优策略。

因此，这个博弈矩阵的最终纳什均衡在于双方

都选择合谋，此时，采购官员获得寻租机会，供应商可以通过垄断获得溢价收益。由于合谋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便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自我保护，共同对付纳税人。这也就解释了采购官员贪污受贿现象屡见不鲜的原因，即政府采购总是存在无效性。

三、政府采购中的社会福利效益分析

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方，为了发挥公

共物品的效用，其必须扭曲市场原来的均衡点。同时，“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满足政府采购最优解的各项苛刻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便出现了政府公共品采购活动过程的低效性以及活动结果的非理想性，即政府失灵。”［7］这就使得政府采购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政府无法做到万能、高效。政府部门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群所组成，他们一定会受到信息、经验、知识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决策能力也是有限的，信息量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对于采购规模、采购方式以及采购比例并不能准确地掌握，很难作出相应的判断。政府采购采取“两上两下”的采购预算方式，因而就造成了各个部门衔接以及交流的障碍，使得其高效性大打折扣。

第二，政府失灵难以避免。由于我国的政府采

购采用的是预算方式，即部门给出采购预算让上级进行审批，经上级同意后进行采购。这样的形式使得各个部门都会尽力追求预算最大化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贪污受贿即会从中发生。再加上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决策的过程中受到信息约束、激励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失灵难以避免。

四、根据上述问题的解决意见

( 一) 加强《政府采购法》的宣传，完善政府采购体制

对《政府采购法》的宣传，有利于采购官员和广大纳税人了解自身的权利以及义务，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事项的公示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便于当事人及公众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考虑到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在整个政府采购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制定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以及相关的配套法规势在必行。从我国情况来看，我国应实行“半集中半分散”的模式。对政府采购中的集中采购部分，通过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如政府采购中心来组织进行，从而有利于形成采购规模，节约财政资金，有利于加快政府采购市场的形成; 对政府采购中的分散采购部分，由各支出单位自行进行，但必须遵循有关的政府采购法规政策。采购体制的完善是政府采购透明化的基础，因此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同时，通过完善采购体制，对于“半分散半集中”模式的推广导致其逐渐规范化，使得其契约关系逐渐完备，可以有效地解决委托问题。

( 二) 完善监督机制，招标投标“白箱化”进一步发展

采用招标的优势在于: “招标的竞争性报价是

多维的，投标人不仅在价格上竞争，还要在采购对象的性能质量上竞争。”［8］由于这样的竞争机制的引进，使得采购官员无法随意联系商家，双方达成共谋，从而获利。同时，监督机制对于采购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设想一下，如果政府官员和供应商面对一个竞争性招标的市场，同时具有完善的监督机制，那么他们的合谋就会有法律风险，合谋的收益也会大幅度降低。假设惩罚机制以及监督机制较为完善，他们的博弈矩阵会由“合作博弈”转化为“囚徒困境”。这时，双方都选择不合谋才能达到纳什均衡。

如果供应商与采购官员合谋，他们所得的支付

函数为最大。但由于在现代政府采购中引进招标、投标的竞争机制，采购官员在众多的供应商中经过竞争选出最优标，替代了传统的对比决策模式。这就使得供应商在竞标中市场化的成本增大、中标的风险加大，概率却下降，合谋所获得的期望收益下降，因此其行贿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

相对应的，采购官员在招标、评标的标准程序

中由于受一系列规章的制约，同时，由于专家库的引进，导致评标过程更加专业化、系统化。采购过程是在完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合谋所起的作用大大降低，其主动合谋的预期支付函数因成功的概率太低且风险较大而难以实现。由此可见，采购官员与供应商的预期支付函数的总和不能达到帕累托改进，合谋不符合个人理性的要求。

监督机制对于采购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

意义，因而在完善竞争机制的同时，加强采购部门的外部监督对于保证采购过程透明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包括财政部门的全程监督、供应商的申诉监督以及技术专家的评标监督。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的配合引进使得合谋不再无成本，从而可以将“合作博弈”转化成“囚徒困境”。

( 三) 迫使寻租成本增加

政府采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环节上的寻租

行为，是因为其具备了寻租产生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 国家权力干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体制漏洞使租金成为可能; 市场主体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而萌发的寻租动机; 权利人基于利益追求和制度缺陷的设租行为。当这三者具备时，也就为寻租创造了基本的条件［9］。

政府官员的寻租对于社会来说会造成十分重

大的影响。“权力寻租侵蚀了社会财富，浪费了稀缺的资源，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10］为了避免权力寻租给社会带来的无效性，应该在政府采购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遏止寻租行为。在选择供应商时，真正运用招投标方法，将采购工作置于“阳光”之下;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加剧，通过竞争增加寻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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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社会发展来看，农村税费改革减少了政府对农业收入的汲取，为了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国家出台了大量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支持“三农”，推动了农村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基层财政在落实国家涉农补贴补助政策方面发挥着中枢作用。从基层财政管理来看，从1984年开始，我国按照建立与乡政府相适应的乡一级财政的总体要求，开始了全面建设乡镇财政的试点并逐步推开，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做大做强乡镇财政。自2000年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来，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推进，基层财政特别是乡镇财政职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组织收入为主的征收管理型向发放各种补贴为主的支出管理型转变，公共服务职能全面加强，政策性强、责任重大、工作量成倍增加，对部门综合协调能力和资金监管水平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综合上述分析，基层财政建设涉及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方方面面，是政府在农村职能发挥的凭借和保障，是政府调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实现发展目标的有力抓手，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了部门自身。当前开展基层财政建设要放宽视野，关注时展的背景和任务，做长远的规划和全局的部署，自觉融入农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大格局中，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处理好自身建设和功能发挥的关系，通过开展建设确保财政职能作用充分有效发挥和财经管理秩序全面规范，确保各项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以财政建设的提升来带动政府能力的提升，以政府能力的提升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科学认识基层财政建设的内容关系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健康推进基层财政建设首先需要对基层财政建设涉及内容及特殊性有一个全面科学的认识。从内容来讲，之所以重点推进基层财政建设，是因为当前基层财政架构和管理水平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作用发挥的需要，存在大量的缺失内容和薄弱环节。这些缺失内容和薄弱环节首先表现为基层财政工作中凸显的各种问题，包括县乡财政职能定位不准，县乡村各级财政管理责权配置不够合理，管理体制机制不够规范，基层预算约束力不强，预算程序不完善，财政资金监管机制不顺畅，乡镇财政基础工作较为薄弱，机构队伍建设需要加强等。弥补这些问题和不足就是当前推进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处理好了这些问题，基层财政建设水平也就得到了切实提高。同时，从存在问题反映的建设要求来看，现在农村基层财政建设主要表现为一种职能大调整时期的系统性缺位，而不是某项建设内容不到位的问题，需要从职能、体制、管理机制、机构人员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面的补充和完善。从结构关系来看，基层财政建设的内容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外部主要是完善体制机制，处理好财政与其他部门、村委会和群众的关系，规范财政管理秩序，确保各项政策资金的落实效益，关键在于提高基层财政监管水平；内部主要是构建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层财政管理框架体系，理顺基层财政财务管理关系，提升基层财政预算管理水平，关键环节在乡镇财政。在推进基层财政建设过程中，还必须关注基层财政建设的特殊性。即理论上基层财政包括县、乡两级，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却涉及县、乡、村三级组织。因为村是我国最基层政权组织，虽然不设立一级财政，但由于承担了部分政府资金分配管理职能，也需要纳入基层财政建设范围。从现在大多数地区政府建设情况看，县一级是较为完备的政府管理架构，乡镇一级除了较为发达地区以外基本上是一级不完整的政府管理架构，而村一级则是实行村民自治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又受委托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所以，推进基层财政建设必须对这种特殊性给予充分重视，一方面关注当前农村不同地区改革发展的特殊背景、任务和矛盾，及其对财政提出的要求和存在的不足；一方面要对基层财政建设涉及各级组织的特殊性有正确认识，实事求是探索适宜的管理模式，实现各级职责权益合理配置和顺畅衔接。

三、加强基层财政建设要强化县级财政辖区责任

自古以来，县级都是我国较为稳定的一级政权组织，政府职能和机构较为完备，在处理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方面拥有较大的自。同时，县级政府承担着统筹辖区内城镇和农村发展的职能，而各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各有特点，政府和财政工作的重点有所不同，基层财政建设基础也不一样。所以，对于基层财政建设不能搞一刀切，而应该关注地区差异，将一般性要求与地方特点相结合，进一步明确县级财政的辖区责任，扩大县级财政自，由县级财政立足区域城乡发展实际，统筹制定县域内基层财政建设规划方案并负责落实，着力加强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的指导和管理，全面规范和理顺基层财政管理关系，搭建较为完备的基层财政管理运行平台。同时，即使在同一个县域内，不同乡镇发展水平和发展任务也不相同，对于特殊的乡镇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较强的乡镇，可以考虑按照县域发展规划和实际发展需要实行差异性财政管理体制机制。在推进基层财政建设过程中，应该将规范分配关系的体制和激励经济发展的政策进行适当区分，体制是基础，要首先通过完善基层财政体制理顺基层分配关系，然后再考虑结合县域发展规划有选择、有重点地出台财政激励政策办法推动局部经济发展。此外，要将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和推动区域社会进步分开考虑，加大县级调控主导权，在有效促进县域主导产业和园区发展的同时，处理好县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防止拉大县域内乡镇之间社会发展差距，确保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四、加强基层财政建设关键在于提高乡镇财政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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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分析；市场竞争力；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1-0156-04

随着竞争力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市场竞争力对一个企业的影响。基于市场竞争力的财务分析将为人们进一步分析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自身的影响提供更为合理、全面的信息。

一、市场竞争力的概念及其主要表现

市场竞争力主要是指企业在自身所在行业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依靠自身的资源或战略优势为市场提品或服务，并获得盈利和自身发展；在优化与整合市场及自身资源要素的基础上，形成对市场影响与控制的系统性综合能力。

市场竞争力主要表现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上游供应商竞争能力、下游购买者的竞争能力、潜在进入者竞争能力及替代产品竞争力等的水平与发展状况。而影响市场竞争力的指标主要为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品牌影响力、规模效应和网络布局、经营管理和配套服务、收费水平、产销一体化水平和增值服务等。

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相关知识可知，当需求对价格的弹性系数较大时，满足以下的需求与供给模型。市场占有率可间接由企业所对应的市场需求量表示，而销售毛利率则间接由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决定。假设整个行业市场的产品价格与需求量不变，当成本一定时，价格越高，则毛利率也就越高；而价格提高导致市场需求量减少，故市场占有率变低。由于市场的变化总是趋向于均衡点，当市场的需求量确定时，其价格也就确定了。企业通过改善工艺流程、提高技术水平等来降低产品成本，同时，提高产品质量，不仅会使市场占有率提高，其销售毛利也将提高，这就是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故由以上分析可构建如图1所示的企业市场竞争力发展模式，即由市场占有率与销售利润率共同决定了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发展模式。当市场占有率与销售毛利率都很高时，可将此类型的市场竞争力发展模型定义为成熟型；当市场占有率和销售毛利率一个较高而另一个中等时，可确定为良好型市场竞争力的发展；而当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销售毛利率较低时，就是成本优势型，反之即为价格优势型；当市场占有率与销售毛利率都为中等时，则确定为增长型的市场竞争力发展模式；当市场占有率和销售毛利率一个中等而另一个较低时，则其市场竞争力发展较差；当市场占有率与销售毛利率都较低时，则为萎缩型。

二、构建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评价模型

由上文对企业市场竞争力发展模式的确立与分析，本文的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将在对企业市场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企业在市场占有率、市场定位等非财务指标与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等财务指标。运用基于市场竞争力的财务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有助于企业更为深刻地了解自身存在的优、劣势，以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本文主要使用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来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建出的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模型。

（一）构建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层次结构模型

本文构建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层次结构模型的第一层次：主要以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综合评价为决策目标；第二层次：从产品的销售情况、产品质量的市场口碑、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控制权、产品潜在市场发展能力及经营前景预测这五个方面入手，将其设置为一级指标来细分决策目标；第三个层次：进一步深入分析与评价企业的具体财务或非财务指标来确定二级指标，对市场竞争力的财务分析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

其中，在该层次结构模型的二级指标中，本文提出了新指标或改进了旧指标，具体如下：

销售周转率=营业收入÷[（存货期初数+存货期末数）/2]；

债权周转率=营业收入×（1+17%）÷[（应收账款期初数+应收账款期末数）/2+（应收票据期初数+应收票据期末数）/2]；

债务周转率=（营业收入+期末存货-期初存货）÷[（应付账款期初数+应付账款期末数）/2+（应付票据期初数+应付票据期末数）/2]；

EVA=税后净利润-资本成本，即=净利润-分配的现金股利。

（二）该综合指标体系权重的设置

本文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对该综合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赋值。

1.根据上文的层次结构模型，统计具体的调查问卷数据，构造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五个方面分析的判断矩阵（如表1所示）。

同理，使用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进行分析和计算。

2.通过上文对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判断矩阵的构建，最后由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可计算得出二级指标各自的具体权重（如图2所示）。

三、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基本框架及指标体系结构

利用层次分析法的具体分析步骤，根据对上文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基本框架及指标体系结构的描述，进而构建出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具体内容及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

四、应用―案例

本文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例，通过运用上文构建的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13年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空调产品的销售进行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

本文搜集到2013年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指标数据（如表3所示）。通过将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并计算后可得到对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市场竞争力的评价总分为86.42。

结语

综上，虽然本文构建的基于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主观判断性，但其建立的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体系仍具有创新性、完整性与系统性，亦将推动市场竞争力财务分析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新民.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刘宇平.基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财务能力评价研究[D].沈阳：沈阳工业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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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天然石材产品；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

上个世纪初到本世纪的100多年来，世界装饰石材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建筑业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装饰材料的要求也越来越趋向于天然材料，随之而来的是石材装饰用材需求的逐年提高，到2006年，世界对装饰石材的年需求量以标准2厘米厚成品材为计算单位，约为年12亿平方米，总重量超过4000万立方米，加上建筑石材与异型材，世界石材的年消耗量达到7.35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1.4亿吨。我国是石材生产大国，但是却不是石材生产强国，我国石材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究竟如何？面临着那些困境呢？

一、理论框架

（一）贸易竞争指数TC=（出口―进口）/（出口+进口），其数值在（-1，1）之间，数值越大越具有竞争优势。

（二）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

RCA大于2.5，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2.5至1.25之间，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1.25至0.8之间，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RCA小于0.8，则国际竞争力较弱。

（三）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某种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种产品出口额的比例，用MS表示。

二、对我国天然石材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分析

(一)我国石材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有下降趋势

从2001年到2007年间世界主要天然石材出口国家前十一位的国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相对稳定，且一直大于9%，甚至接近于20%；出口大国印度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一直都是不断的攀升，从17%一直上升到22%,成为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国家；埃及、土耳其MS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外，其他国家基本上保持稳定；我国的天然石材国际市场占有率却逐年下降，由3.7%下降到2.1%，这种下降趋势还有可能持续。我国石材的产量居于世界第一位，出口量也位于大国行列，然而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低于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天然石材出口大国，这充分说明我国天然石材的国际竞争力还很弱。

（二）我国天然石材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为负值

如表一所示意大利的TC指数一直是负数，但是有上升趋势，意大利的TC指数数值略低于我国的TC指数数值，相对于我国天然石材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美国的TC指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仍然大于我国的TC指数；其他国家的TC指数均大于0，并且大多数国家的TC指数都有上升的趋势，只有少数国家的TC指数保持稳定，这些国家的TC指数都表示这些国家呈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我国的TC指数却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且TC指数数值接近-1，这说明我国天然石材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除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国家还相差很远，我国天然石材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很弱。

我国RCA呈现下降趋势，且趋于小于0.8。

三、影响我国天然石材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

影响我国天然石材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很多，其中包含了国家不断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这一因素的影响，但是通过我国石材产品出口额的不断上升可知退税并非主要因素，我个人认为以下因素是尤为重要的：

（一）我国石材的开采缺乏总体规划，包括发展战略、空间布局、营销网络规划等；我国石材开采过程中造成巨大的浪费，生产所带来的石粉碎石废料也严重污染了当地环境；

（二）我国石材行业呈现出“小、土、散、乱”等状况，无序竞争严重，由于进入门槛低，造成低价竞争，成品质量低，由此引起的反倾销，索赔等也很严重；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分工协作水平低，产业链不完全；从而造成中国整体虽然出口数量上涨但是出口额却下降的局面；

参考文献：

[1]Michael E Porter.国家竞争优势[Z].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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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 财政政策 税收 资金扶持

一、西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现状

西藏作为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基础薄弱，各产业尚不发达的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已成为财政、税收收入的新的重要增长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得益于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比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于99年8月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强调“要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加快全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重点，制定优惠政策，创造宽松环境，鼓励放手发展。”

二、新形势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有利条件

1.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不断健全完善

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适合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的实施和立法的逐步完善帮助人们消除了非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的“差别待遇”，在经济领域实行了同权利、同义务、同处罚。非公有制经济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其法律责任也不断科学明确、具体可行。

2.西部大开发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大好机遇

第一，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企改革，通过转让、租赁、拍卖、兼并等多种形式对国有小企业、困难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为西藏非公有制经济低成本扩张和结构转换升级创造了条件。第二，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农村结构调整的战略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广阔的空间，通过加盟参与市场开发与建设。第三，有缓解资金和人才瓶颈制约的机遇。西部大开发将导致人才和资金回流西部，可以缓解西部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另一方面国家已出台解决非公有制经济资金匮乏的措施。

3.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振兴地方财政的客观要求

西藏财力十分有限，引进外资不易，国企振兴也尚待时日，促进财政增长可谓任重而道远。而非公有制经济自发展以来，不要政府投资，没有财政补贴，也不要政府承担风险，由于其产权明晰，责、权、利一致的财产机制;自我投入、自我积累、自我扩张的资本聚集机制;短小精干、快捷灵活、互惠互利的营销机制，使个体、 私营企业保持旺盛的活力和竞争优势，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促进非公有制的财政对策

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转变理财观念，积极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努力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1.在资金方面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

财政部门加大对基础设施、公共支出的投入，可以改变并完善城市的基本面貌，这是优化投资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财政部门要积极探索增加对非公有制经济投入的新途径。如设立贷款担保基金，吸引银行资金投入，对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经营业绩好、有发展前途、讲信用的非公有制给予大力支持。对市场销路好、经济效益高的种植和养殖项目、畜产品深加工项目、农畜产品购销的贸易流通项目及从事民营企业、开发性企业应适当运用财政资金加以扶持，通过贴息优惠等办法，改变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不涉足非公有制经济的观念，实行政策倾斜。

2.强化服务意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做好促进工作

财政部门应转变职能在强化服务上下功夫，第一，做好信息咨询服务，财政部门要发挥宏观经济部门的调控作用，及时收集、整理和区域内非公有制经济所涉及的行业布局、数量前景预测等相关信息，引导他们发展。第二，做好管理服务，要帮助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主及财会人员提高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对个体、私营企业财会人员的持证上岗、职称申报评聘等工作要纳入全区财务人员统一管理渠道。第三，抓好资产评估工作，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要积极为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做好服务工作，在评估过程中既要客观公正，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又要做到服务优质高效，积极促进企业的资产重组。

3.完善税收征管措施，做到合理公平税负

西藏各级税务机关主要施行“定期定额”，对少数有建账能力、帐证齐备的私营企业采取“查账征收”。在新形势下，税务部门要统一认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要做好服务和咨询工作，对国家出台的税收政策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减、免税政策要全部公开。第二，完善税收征管办法，各征收机关应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更简洁、更实用、更能方便纳税人纳税的征收，努力形成适合西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税收征管方式。

4.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发展舞台

财政部门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对市场建设进行投入，会同工商管理部门按照“多方集资、多方兴建、统一管理、共同受益”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多渠道吸收资金，加快市场建设步伐。要鼓励个体户、私营企业投资联建市场，对出资者应在场地、房租、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照顾。管理部门应统一规划市场，把现有条件较好的小商品、服装、农副产品等专业性零售市场逐步发展为以批发为主、批零兼营的市场。把初具规模的专业市场发展为产、供、销服务一条龙的功能齐全的市场。在拉萨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创办各类具有一定特色的诸如民族服饰、传统手工艺品等经济小区，集中管理、连片开发，形成特色经济群体。

综上所述，西藏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扶持指导和规范。随着各项财政政策的贯彻落实，必将迎来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大突破的春天。

参考文献

[1]黄万纶:《西藏概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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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财政政策；税收；资金扶持

一、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现状

作为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基础薄弱,各产业尚不发达的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已成为财政、税收收入的新的重要增长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得益于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比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于99年8月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强调“要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加快全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重点,制定优惠政策,创造宽松环境,鼓励放手发展。”

二、新形势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有利条件

1.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不断健全完善

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适合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的实施和立法的逐步完善帮助人们消除了非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的“差别待遇”,在经济领域实行了同权利、同义务、同处罚。非公有制经济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其法律责任也不断科学明确、具体可行。

2.西部大开发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大好机遇

第一,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企改革,通过转让、租赁、拍卖、兼并等多种形式对国有小企业、困难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为非公有制经济低成本扩张和结构转换升级创造了条件。第二,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农村结构调整的战略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广阔的空间,通过加盟参与市场开发与建设。第三,有缓解资金和人才瓶颈制约的机遇。西部大开发将导致人才和资金回流西部,可以缓解西部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另一方面国家已出台解决非公有制经济资金匮乏的措施。

3.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振兴地方财政的客观要求

财力十分有限,引进外资不易,国企振兴也尚待时日,促进财政增长可谓任重而道远。而非公有制经济自发展以来,不要政府投资,没有财政补贴,也不要政府承担风险,由于其产权明晰,责、权、利一致的财产机制;自我投入、自我积累、自我扩张的资本聚集机制;短小精干、快捷灵活、互惠互利的营销机制,使个体、私营企业保持旺盛的活力和竞争优势,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促进非公有制的财政对策

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转变理财观念,积极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努力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1.在资金方面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

财政部门加大对基础设施、公共支出的投入,可以改变并完善城市的基本面貌,这是优化投资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财政部门要积极探索增加对非公有制经济投入的新途径。如设立贷款担保基金,吸引银行资金投入,对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经营业绩好、有发展前途、讲信用的非公有制给予大力支持。对市场销路好、经济效益高的种植和养殖项目、畜产品深加工项目、农畜产品购销的贸易流通项目及从事民营企业、开发性企业应适当运用财政资金加以扶持,通过贴息优惠等办法,改变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不涉足非公有制经济的观念,实行政策倾斜。

2.强化服务意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做好促进工作

财政部门应转变职能在强化服务上下功夫,第一,做好信息咨询服务,财政部门要发挥宏观经济部门的调控作用,及时收集、整理和区域内非公有制经济所涉及的行业布局、数量前景预测等相关信息,引导他们发展。第二,做好管理服务,要帮助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主及财会人员提高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对个体、私营企业财会人员的持证上岗、职称申报评聘等工作要纳入全区财务人员统一管理渠道。第三,抓好资产评估工作,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要积极为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做好服务工作,在评估过程中既要客观公正,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又要做到服务优质高效,积极促进企业的资产重组。

3.完善税收征管措施,做到合理公平税负

各级税务机关主要施行“定期定额”,对少数有建账能力、帐证齐备的私营企业采取“查账征收”。在新形势下,税务部门要统一认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要做好服务和咨询工作,对国家出台的税收政策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减、免税政策要全部公开。第二,完善税收征管办法,各征收机关应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更简洁、更实用、更能方便纳税人纳税的征收,努力形成适合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税收征管方式。

4.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发展舞台

财政部门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对市场建设进行投入,会同工商管理部门按照“多方集资、多方兴建、统一管理、共同受益”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多渠道吸收资金,加快市场建设步伐。要鼓励个体户、私营企业投资联建市场,对出资者应在场地、房租、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照顾。管理部门应统一规划市场,把现有条件较好的小商品、服装、农副产品等专业性零售市场逐步发展为以批发为主、批零兼营的市场。把初具规模的专业市场发展为产、供、销服务一条龙的功能齐全的市场。在拉萨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创办各类具有一定特色的诸如民族服饰、传统手工艺品等经济小区,集中管理、连片开发,形成特色经济群体。

综上所述,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扶持指导和规范。随着各项财政政策的贯彻落实,必将迎来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大突破的春天。

参考文献:

[1]黄万纶:《概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

篇10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理论，研究1978―2009年度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经济增长对财政科技投入有一定的拉动作用。GDP构成了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的Granger原因，而国家财政科技投入只有在滞后2年时才构成GDP的Granger原因。

关键词：协整检验 财政科技投入 经济增长

研究背景

马克思曾预见，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系统的内生变量，从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方面研究经济增长，认为科学技术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资本、劳动、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劳动和技术会受到对科学技术等经费投入的影响，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因素之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技上领先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竞争上必然领先或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加大政府财政对科技的投入，政府科技投入强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Porter（1990）等人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在科学技术方面对不同国家包括美国以及美国在不同产业中的竞争国的差异进行了比较。Barro & sala-I-Martin（1992）将财政支出进行了分类，着重研究了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affe、Trajtenberg 和 Fogarty （2000）认为研发投入不仅会促进本产业的技术进步，而且有助于其它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提升经济体的生产率水平。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单红梅（2006）采用广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了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米传民等（2004）对江苏省1997-2002 年的经费支出、科技人员投入和数据，通过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了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其结论表明经费支出和科技人员投入均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且科技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王海鹏（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受到长期均衡的影响。在研究的样本期内，发现我国科技投入和GDP 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方程，科技投入变动1%，导致GDP变动1.24%, 科技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上述文献主要存在三点不足：一是假定经济数据平稳。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具有时间趋势，显示出非平稳的特征，如果直接回归，可能导致虚假回归问题。

二是数据处理存在问题。在名义值换算实际值时，大多采用同一价格指数进行折实，这样的处理导致经济数据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运用数据得到的模型也就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三是缺乏对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利用1978-2009年度经济数据对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测算在该时间跨度中我国的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和短期弹性，以及检验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在变量的选取过程中，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因素。样本数据取1978一2009年的年度数据共23个，均来源于各期《中国统计年鉴》。本文用国家财政科技投入额（GIST）来反映我国政府财政科技的投入状况，用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增长。为消除物价变动对GDP和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影响，运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和零售商品物价指数 （1978=100）对原始数据进行平减，以得到实际值。然后再进行对数变换。分别定义自然对数的实际GDP和科技投入为LGDP和LGIST，其一阶差分分别为DLGDP和DLGIST。

（二）单位根检验

在考察变量间的关系时，一般的做法是根据现有的样本资料建立比较合适的回归方程，一个常用的计量分析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然而，由于现实中的经济时间序列通常都是非平稳的，不符合平稳性的假定。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使回归有意义，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在此使用ADF法检验LGDP和LGIST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这两个变量均是非平稳变量；但它们的一阶差分DLGDP和DLGIST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所以DLGDP和DLGIST为一阶单整，即I（1）序列。

（三）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由上文可知，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是LGDP和LGIS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可以对LGDP和LGIST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目的是论证LGDP和LGIST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根据Engle 和Granger（1987）两步检验法，在只有两个时间序列时，只可能存在一个线性的协整关系。这种情况下，E-G两步法显得非常有效。首先用OLS 方法对LGDP 和LGS 进行协整回归，估计两序列的长期线性均衡关系。如果回归参差是平稳的，那么LGDP和LGIST是协整的，也就是说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最小二乘法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LGDP=3.91007+1.1593LGIST（1）

(16.17) (27.73)

从协整方程（1）的估计结果看，回归方程拟合较好为96.24%，T统计量和F统计量都显著。设ECM为回归模型的残差，则ECM=LGDP-3.91007-1.1593LGIST。对残差ECM序列进行ADF 检验，以判断残差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可以看出，残差ECM在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是平稳序列，因此协整关系成立，说明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财政科技投入增加1%，我国经济增长1.1593%。

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形式存在。误差修正模型的原理是：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来看可能是失衡的；借助于误差修正机制，一个时期的失衡部分可以在下一个时期得到修正。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刻画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波动及调整机制。

DLGDPt=0.09385DLGISTt-0.0269 （LGDPt-1-3.91007-1.1593LGISTt-1）（2）

从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2）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0269，符合反响修正机制，表明短期的非均衡逐渐向长期的均衡状态趋紧；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DLGIST的系数为0.9385，说明短期内财政科技投入增加1%，经济增长增加0.09385%。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只能表明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和短期的动态关系，但并不能确定两者是否具备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即是由财政科技投入的增加带来经济的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财政科技投入的增加，对此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变量必须平稳，因此对LGDP和LGIST的一阶差分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根据AIC和SC最小化准则，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选取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存在财政科技投入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财政科技投入变动是经济增长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变动不是财政科技投入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利用1978-2009 年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GDP 样本数据，对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GDP 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稳定的。但通过协整检验，它们之间却构成了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计算和分析财政科技投入与GDP 建立的长期均衡模型中的系数可知，1.1593是GDP 关于财政科技投入额的长期弹性, 即财政科技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 GDP 相应增加约1.1593个百分点, 表明财政科技投入对于经济增长有较为积极的拉动作用。相反，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一）积极调整科技政策并强化财政科技投入

根据我国的历史经验，财政的科技投入不应该低于GDP的0.8%，否则没有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1983年的5.61%，之后连续17年下降，下降到2000年的3.62%，近年来又有所回升，但也是在4%左右。近30年来，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是递减的，但在1988年前还不低于最有规模，其后财政科技支出下降而且明显偏低，尤其是1994―1998年财政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0.6%，远低于美国和德国0.9%，近年来也是在0.8%徘徊。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均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加政府财政科技投入总量，但政府财政科技投入无论是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还是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趋势，而且都比发达国家的相应阶段要低很多。因此，在现阶段，我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继续加大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力度，提高科技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使其占GDP的比例逐步增加到1%以上。同时还要鼓励地方政府在科技投入方面的潜力，以保证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在总量上得到极大的改善。

（二）建立完整的财政科技投入资金使用绩效考评体系

根据财政科技投入的目标和原则，选择适当的绩效考核方法，设计能够体现科研项目特点的财政科技投入资金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完备的财政科技投入资金使用绩效考核体系，同时还要具体制定绩效考核的工作过程，最好让不相关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并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进行绩效考核，以达到公平公正的目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充分调动各科研单位运用好财政科技资金的积极性，提高财政科技资金的使用效益。

参考文献：

1.单红梅.1991-2003年间中国科技投入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J].系统工程，2006(9)

2.米传民，刘思峰，杨菊.江苏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