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发言研讨材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思想发言研讨材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尊重的各位领导、老师，大家好：

首先感谢市教研室给我这次机会，与诸位同行共同探讨思品课教学的有关问题，倍感荣幸！现把我在教学中的一些零碎的做法稍作整理，作为个人对2012年中考的一个不成熟的总结，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在今年的毕业班教学与备考工作中，我的主要做法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让学生爱好这门课程，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是学习的内因，学生肯不肯学，信心足不足，积极性高不高，直接决定了学习的效果。尤其是毕业班，学生的思想波动比较大，不稳定他们的思想，是不能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的。因此，我在接手学生的开始，就十分注重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给学生进行了理想前途教育，让每一位想升学的学生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有自信。并且有针对性找部分学生谈一次话，期望通过师生间平等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加师生间的亲和力，营造优良的学习氛

围，从而促进他们学习积极性的提高，稳定他们的学习情绪、端正他们的学习态度。让学生真正爱学、乐学、想学。

第二、学案导学，以学定教，提高课堂效率。

在课堂教学中，要提高教学效率，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尤为重要。我们学校的老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应用了市教研室所推广的“学案导学，以学定教”进行教学，效果非常明显。

（一） 制定优质学案，在团队配合中要实力。

我们学科教师在钻研课标和分析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市教研室下发的学案，结合本校实际学情，对学案进行增删、修改，将自己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特别是具体的操作层次上的方法和技巧编入学案，只有这样经过自己的思考、加工、制作才能内化为自己的能力。带着自己编写的学案参与集体备课（每周二上午第三节课），在集体研讨中与其他老师交流，从而完善学案，形成定稿。事实充分说明，学科成绩好坏，取决于学科教师团队的共同努力，只有充分挖掘团队合力，配合协作，才能得到提高。

（二） 充分利用学案，提高课堂效率

我们任课教师在拿到学案后，结合学案和学情，再一次钻研课标和分析教材，对重点知识、重要问题

进行标注，同时，要将这节课的具体操作过程在学案项目的一旁写清楚，真正实现教案、学案、操作案的一体化。课上根据学案，简单的问题，在经小组交流后， 问题基本都能解决；对于难度较大的倾向性问题， 在学生渴望释疑的心理状态下，教师应针对疑难点，快速确定讲的内容， 抓住要害，讲清思路，明晰事理，并以问题为案例，由个别问题上升到一般规律， 以起到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归纳出新旧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知识网络，从而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

“学案导学、以学定教”必须要求学生有充分的课前预习，只有充分的课前预习才能发挥学案的作用，学生才能解决基础知识，找出本节课要解决的问题和存在的疑问并做好标记，上课时解决。久而久之，使学生由“学会”到“会学”，也能使学生在学习中找到乐趣，更加乐于学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思品课本来就时间紧、任务重，使用学案无疑会加大课堂容量，如果没有充分的课前预习，45分钟很有可能不够用，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所以学案印出来后，一般在周四或周五发给学生下周的学案，目的是让学生提前根据学案预习教材，明确学习目标、把握教材重难点、查询疑惑知识，完成课前预习题目，将不会或者不懂的问题进行标注，以便课上更好的自主学习；上课前，教师必须进行分层抽查学案，及时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从而把握学情，更好的引导学生课上完成学习任务，将学生中的疑惑问题有效的解决。课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标注的问题进行小组讨论、交流等多种合作形式，发挥优秀学生的带头作用，多角度、多层次的辨析，尽可能的相互启发，消除个体疑点。

实践证明，学案导学、以学定教对于课改的顺利实施，对于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全面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第三、要突出时政热（焦）点，提高学生的迁移力。

中考试题将时事热点与教材的重点有机整合,着重考察学生关注社会的程度和知识迁移的能力。为此,我在复习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以时事热点问题为背景,注意材料的选取,注意命题的针对性, 以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如在处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这个热点材料时，我先引导学生归纳需要用到的知识点（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国情，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青少年怎样做贡献，我国是一个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等知识），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考虑出题人可能从哪些角度命题，然后根据不同的题目去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更好的去适应中考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要熟悉这些内容，还要很好地将这些内容与教材相关内容进行联系，并根据近年来中考启示类试题的解题要求能够准确地生发表自己的正确看法, 以提高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整合、迁移能力。

第四、把握中考动态，在变化的信息和热点中明确复习方向。对中考脉搏的把握，是做好中考总复习的有效前提，在进行中考复习前至少要做好“四研”：研究新课程标准、研究教材、研究考试说明、研究近几年来的中考试卷，以把握命题的指向性，在复习中做到有的放矢。比如，研究教材与考试说明，就知道对教材内容有所取舍，有所删补；研究中考，你就会发现近几年来中考主观题在一些敏感问题较少涉及，那么对这些专题内容在总复习中我们只要求作面的了解而不必作点的深入分析，就懂得有所侧重。考前的几个月，我总要认真地研究最近两年的中考试卷，从中发现问题，寻找命题的方向和出卷老师的思路，哪些内容考过，本地的时事怎么考等等。每一年的时政热点都很多，哪些内容该作专题讲，哪些内容要作重点讲，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有些时政热点，是重点，但不一定是考点，考试说明里面强调，思想品德课所关注的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是共性的问题；同时它关注学生的发展，坚持以学生为本，有利于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这是个性的问题。因

此，整合一年来的时政热点，首先必须源于教材然后又跳出教材，最终回归生活，以学生身边的实际为结合点，从而达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第五、注重方法，在精选试题和有效训练中多下功夫。思品课时有限，只有科学的复习方法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应考能力。在总复习上，我

采用三轮复习法，通过分段复习达到循序渐进的目的。

第一轮以师生共同建构和学生自主建构知识体系为主，辅之以合作探究、小组互动讨论的方法，围绕中考目标重新梳理教材，形成纵向和横向的知识体系，使学生真正参与其中，查漏补缺，达到“开卷有益”。

第二轮以专题复习和归类复习为主，在此之前形成的知识体系中打破教材顺序，用专题提炼精华，达到系统的整合。在这一轮复习中要注意前后知识的综合，在突出学科知识的整体把握的同时，还要突出知识的内在联系的考查，有机地将初一至初三年级的心理健康、道德、法律和国情教育内容融为一体，努力体现宏观把握和微观落实的考试特点。

第三轮重点进行综合模拟训练，侧重考前模拟功能，以练为主，着重进行材料的整理归档，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好泰安各县市的模拟题。复习过程中，我辅之以时政热点教学，激发学生课后探索求知的欲望，学会找热点。在模拟考试方面，实行分层教学，以难—中—易的方式出试卷，效果较好，难的目的是让尖子生引起重视，不让尖子生产生考试容易考的错觉，易是为了让学困生看到希望，只要认真学习方法对头就会考出较好的成绩，从而让考试发挥考前练兵的目的。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轮复习中因为时间紧，坚决防止题海战术，要精选题目，对不同的题目进行分类、剪贴，从而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提高做题质量。对于学生的测试，要及时、认真地进行精讲点评，在精评中给予表扬鼓励，这样学生就愿意接受测试。希望得到你的肯定，在竞争中提高能力，真正发挥测试效能。

总之，“教无定法，但有规律可循”。中考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而对能力考查离不开基础知识。因此，在学习中，我们要狠抓基础知识，注意让学生熟读教材，掌握基本概念、观点。要求学生对基础知识，一、必须“牢记”，二、必须“会用”，学会对所学知识进行运用，从而掌握知识点内在联系和系统性，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还有，以课本为基础，还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做题能力，要根据不同的题型，强调典型实用的做题方法并且用相应的题目进行训练，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篇2

一、以活动为载体，不断提升干警思想政治素质和为民服务能力

在队伍建设工作中，我们坚持重实效、求进步、谋发展，坚持以提高思想素质、完善工作机制、转变工作作风、强化能力建设为目标，立足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服务群众使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有机结合，互为促进，共同协调发展。实现了思想政治工作新突破，取得了新成效，使干警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

1、充分利用中心组学习、支部会等形式，组织干警深入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系列丛书和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干警集中观看《的四个昼夜》、《焦裕禄》和《刹“”戒贪欲》等系列群教影片，进一步加深了广大干警对“为民、务实、清廉”的理解认识；我局组织全体干警参加了8次全省“政法大讲堂”专题教育讲座，集中学习了多位知名教授专题电视讲座，进一步强化了司法行政干部职工的思想理论武装；局政治处在群教活动中遴选出1名先进个人，送报市司法局组成了“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典型”报告团。于5月22日在我局作了“市司法行政系统践行群众路线司法为民先进典型报告”，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发了全系统干警干事创业的激情。

2、扎实开展“转变作风司法为民”活动。①结合政法系统开展的“交心谈心”活动，局领导班子成员间、各基层司法所长及干部职工充分发表了个人看法，交流了心得，并结合自身工作的具体情况作了交流发言，大家认为在活动中一定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努力转变自身工作作风，实践“枫桥经验”，做人民满意的司法行政人，为营造良的的法治工作环境作出贡献。②认真组织开展了四项专题教育。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惨痛教训，深刻领会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结合我局实际，要坚持不懈抓好学习，坚定理想信念，认真查找、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理论武装，排除思想干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开展好载体活动，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深化雷锋精神系列教育活动，扎实开展走基层活动；要边学边改，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落实整改措施，确保整改到位，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2014年1月6日组织干警认真学习了省政法干警违法违纪典型案例选编，切实筑牢“不敢违、不愿违、不能违、不必违”的思想防线。通过开展四项专题教育，使队伍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工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3、结合“走基层”扎实搞好五项集中整顿。组织民意调查组，由纪检组和政治处带队，采取随机现场走访群众、电话随机抽访群众、问卷调查等形式，深入乡镇、街道开展明察暗访，调查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满意度，听取对平安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活动开展以来，已开展明查暗访3次，走访群众56人次，收集意见、建议7条，发放调查问卷50余份，群众满意率达到95%。对所有警车驾驶员进行了一次教育谈话。使机关干部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两支队伍在深化服务“八件实事”，在提升司法行政队伍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的工作水平有效大改善。一是干部作风得到改善。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有了新突破,法律服务行业展现了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新面貌、新气象。二是窗口建设成果显现。我局三家司法所、横山司法所等部门作为示范窗口在制度、服务、管理各项制度建设和硬件建设中迈出了坚实步伐,整体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三是创先争优活动落到实处。做到把创先争优活动与法律援助服、法律服务行业的工作特点、队伍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四是服务群众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积极探索法律服务行业队伍建设长效机制,在为民服务中不断拓展法律服务工作新思路、新领域，服务群众的能力，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得到提高。五是干部队伍思想稳定，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无一例违纪违法事件发生。

4、扎实开展好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自今年2月群教活动开展以来，该局党组高度重视，按照市委的统一安排部署，紧密结合区司法行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谋划，全面部署，迅速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制发了活动实施方案、召开了动员大会，层层深入，稳步推进，切实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①以“三有”为标准，深度研学，打牢根基。一是量化学习安排，做到学习质量有保证。细化明确了学习内容，并精心准备了学习资料，据统计全局已开展专题学习23次，形成心得体会36篇。二是丰富学习形式，做到学习方法有讲究。先后组织干警观看了8期全省“政法大讲堂”专题讲座及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的系列讲座宣讲片；举办了2场“先进典型巡回报告会”等等。三是开展交流研讨，力争干警心灵有触动。组织党员干部从区委群教办指定的十专题讨论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全局有针对性地开展交流讨论2次。②以“三听”为内容，开门评风，广纳谏言。一是走到群众中间听取意见，做到“深听”。局党组班子率先垂范，主动“走上门”、“沉下去”，依托党员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深入基层司法所、法律服务机构、联系点社区（村、企业）开展了专题调研。二是征求不同群体的意见，做到“兼听”。活动中全局党员领导干部调研走访走访基层司法行政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对象45人，召开专题座谈会2场，向区直各单位和前来我局窗口单位办事的群众发放教育实践活动问卷调查函30份，认真听取不同群体提出的意见建议。三是运用多种渠道征求意见，做到“广听”。畅通群众提意见的“绿色通道”，将传统方式和新媒体方式相结合，在一楼设置意见箱，在官方微博和门户网站上开辟征求意见平台，广泛征求办事群众和网民的意见。③以“三严”为尺子，查摆问题，逗硬批评。一是严格对照群众意见，保证查摆问题不跑偏。针对各种渠道汇总的12条原始意见，局党组组织专门力量，认真分析每一条意见建议，深刻剖析每一条意见所指向的思想根源，梳理归纳出党组班子存在的突出问题5类共计9条。二是严格进行对照检查，保证剖析问题不走虚。局班子和党员干部对照工作实际，对照“”表现，深挖根源，确保对照检查材料剖析认识到位。材料严格经过五轮把关，其中局班子材料反复修改了4稿，局长蒋艳平同志对照检查材料修改了4稿，其他班子成员也分别修改了3-4稿。三是严格开展谈心批评，保证提出问题不落空。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领导干部做到“四必谈”，局班子、各支部分层分类谈，推心置腹地沟通思想。8月13日，局党组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8月22日，局党支部召开了专题组织生活会。党员干部以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敢于揭短亮丑、维护全局团结的觉悟，把缺点和不足讲透，把问题和意见谈开，仅局党组成员间就相互提出批评意见47条。4、以“三全”为要求，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一是坚持“”导向，整改问题“全动员”。针对查摆出的问题和民主生活会上提出的问题，制定了《市区司法局领导班子问题整改方案》，提出切实整改措施8条。二是坚持分门别类，建立台账“全方位”。对收集到的问题进行分类整理，建立了《“”问题整改台账》、《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整改台账》等共计五本台账。针对省委提出的解决政绩观不正确、执行不力等“9个突出问题”，召开专题会议，制发了《深化正风肃纪工作切实解决“”突出问题9+6专项整治方案》，定时、定责、定人进行专门整治。三是坚持活动长效，制度建设“全覆盖”。按照“废、改、立”三种类型，全面细化了机关管理制度、规范了议事决策制度、创新了业务管理制度、强化了风险防控制度，做到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以制度全面推进司法行政工作。据统计，建章立制环节梳理全局制度共计44个，其中废止制度3个，继续有效制度24个，修订完善制度9个，新建制度8个。

二、加强队伍建设和管理

1、做好队伍建设与稳定工作。2014年，我局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用编及考录工作，对考入我局的两名人员进行政审，完成了下半年考录用编的申报。目前，我局编制由38个增加到40个，在编人员由36人增加到38人，同时做好了干部职工思想工作，使干部队伍能保持稳定，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2、强化业务能力培训，提升队伍战斗力。搭建学习交流平台，选派干部参加各类专项业务知识培训班，进一步提高了干警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认真做好干部集中教育培训工作。今年以来，组织局内中层干部和司法所长培训6期，共计180人次；人民调解员骨干培训3期，共计54人；法律服务人员执业培训2期，共计37人次；安置帮教、社区矫正业务知识培训4期，共计144人次；1人参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人民满意公务员”主题培训，同时选派干部参加了省市司法部门举办的各类培训。确保干警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同时，完善了教育培训奖励机制，鼓励干部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在经费和时间上给予保障和支持，今年，我局1名干部通过了司法考试。

三、深化纪律作风建设，树立队伍新形象

充分履行司法行政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职能，全面落实“畅通工程”导办员制度，开通了“148”24小时法律服务热线，利用“12345”政府热线平台做好了法律援助咨询。强化党风、行风、队伍、业务建设有机结合，促进司法行政事业健康发展。一是抓好了党风与行风建设相结合。坚持抓党风，促政风，带动行业作风建设。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体干警和法律服务人员爱岗敬业，以党员带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头联系群众、真抓实干，带头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带头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促进政风建设，带动全系统行风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加强。二是抓好了行风建设与队伍建设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从严治局、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的队伍建设方针，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标准，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素质，树立行业良好形象。三是抓好了行风建设与业务工作相结合。各级各单位都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业务指标，狠抓措施落实，圆满完成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以出色的工作促进了行业作风建设。逐步完善惩防体系建设，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和关键岗位人员的监督。

四、存在的问题

1、专业人才和法律业务骨干短缺。司法行政机关肩负着普法依法治理、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管理、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与法律专业知识密切相关的工作职能，决定了司法行政队伍必须是一支专业的法律队伍。然而，我局法律专业人才考入少，其他非法律专业人员多的情形比较突出。

2、基层司法所条件较差，人员配备较少，少数人员工作缺乏动力。随着司法行政工作职能的转变，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基层司法行政干警普遍感到工作任务较为繁重，加之职级待遇难解决，一心想调离到党政机关等容易解决职级的部门。加之近两年干警因人员借调、调动等原因频繁流动，绝大多数是基层的一线司法助理员，造成了部分基层司法所人手不足，对司法行政的业务发展和便民服务带来了一定困难。

3、工作主动性有待提高。少数干部对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地位和职能作用认识还不够充分，认为司法行政工作属于“软职能”，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手段，工作热情不高，进取意识不强，满足于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对新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进司法行政工作缺乏研究和探索，开展工作还习惯于老思维、老办法，缺乏新意。

五、明年工作打算

1、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立足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大力加强司法行政干部队伍建设。

2、进一步开展各项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局内活动开展的宣传报道，加强先进典型的塑造。

篇3

近年来，××市工商系统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条例》），坚持“复议为民，定纷止争”的工作原则，不断创新复议工作理念，健全和完善复议工作制度和机制，行政复议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和原则

牢固树立起与法治社会要求和时展需要相适应的执法理念和原则，是依法行政的时代需要，也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此，××市工商系统坚持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学习贯彻《复议法》和《复议条例》，充分认识到，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与法制的追求，对公平和正义的呼唤，以及对安定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向往会越来越迫切，要发挥好工商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改革和改进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工作。行政复议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复议工作的好坏，不仅影响到工商部门形象和行政执法水平，而且事关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需要全面改进和提高。要改革和创新行政执法工作以及复议工作就必须首先转变思想，更新观念。为此，××市工商局从转变观念入手，全面推进行政执法改革。*月，召开了全系统“改革行政执法工作，促进和谐工商建设”工作会议，提出了在执法工作中要积极树立“公正、法治、和谐、大局”四个执法理念和坚持“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经营者合法权益相统一；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相统一；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相统一；行政执法、普法宣传和指导帮扶相统一”四项执法原则，这“四个理念”和“四项原则”与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的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六项原则以及国家工商总局提出的“四个统一”精神是一致的，符合当前国家经济社会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形势的要求，也符合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实际，是当前××市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为指导××市推进行政执法改革，促进行政复工作的创新，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积极探索，完善制度，不断创新复议工作机制

近年来，××市工商局紧紧围绕“法治工商”建设目标，积极创新行政复议工作体制机制，努力改进行政复议的方法、方式，把“四个理念”和“四项原则”以及“以人为本，复议为民”的理念融入执法实践。

（一）积极推行“庭审式”复议方式。为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辩论权、知情权等合法权益，促进行政复议机关公开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市工商局参照行政诉讼的庭审程序和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对重大、疑难复议案件由以往的“书审”改为“庭审”。复议机关主持，双方同时参与复议，由申请人、被申请人当场陈述，并进行举证、质证、辩论，庭后由复议机关根据庭审情况做出复议决定。青岛、××等市工商局2005年就开展了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庭审”的探索，并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市工商局将这一做法在全系统进行了推广，受到了一致好评。今年*月，××市工商局受理了一起不服吊销营业执照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审查时××市工商局发现，一方面申请人对有关国家法律法规不了解，另一方面当事人与作为被申请人的执法机关缺乏沟通。于是，××市工商局决定采取庭审方式，把双方召集到一起，通过被申请人就有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对被申请人作出处罚的理由和依据的说明，申请人对法律的规定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同时，××市工商局又建议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积极指导帮助申请人依法重新办理登记手续。最后，当事人不仅自愿撤回了复议申请，而且对××市工商局的这一做法给与高度赞扬。行政复议采取庭审方式，不仅有利于复议机构全面把握案情、准确适用法律、加大行政复议的透明度，而且增强了当事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信任，也有利于缓解当事人情绪，减少不服复议而提讼情况的发生，做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同时，有助于被申请人机关发现问题，引以为鉴，达到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的目的。

（二）探索建立案前和解、案中调解机制。按照《复议条例》的精神，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以及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纠纷行政复议案件，××市工商局积极为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创造条件，促进当事人与行政机关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争议的负面效应。近年来，××市各级工商复议机机构尝试把协调方式引入行政复议，积极运用调解手段，化解行政争议。为了使复议调解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市工商局始终遵循公平、自愿的原则，不断建立和完善调解、和解制度。实践证明，通过调解，不仅能尽快解决纷争，促成当事人化解矛盾，同时，也节约了行政成本，减少资源耗费，促进了社会和谐。*年以来，××市工商系统通过和解、调解结案的行政复议案件已达*件，占申请人撤回申请终止行政复议数量的*%。

（三）全面实行行政复议建议书制度。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审查与自我完善。复议机构可以通过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为进行合法性与适当性进行审查，对行政主体做出的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市工商局认真贯彻《复议条例》的精神，积极推行行政复议建议书制度。在

将复议决定送达行政相对人后，复议机构针对复议案件存在的实体以及程序方面的问题，制发行政建议书，送达被申请人机关，限期改正，并将改正情况报复议机构备案保存。对一年内同一办案机构同种情况发生两次以上的，追究办案机构负责人相关责任。××市工商系统对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确定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案件，普遍制作了复议建议书。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有效的促进了违法行为及时纠正，同时也树立了复议机构的权威。

（四）努力增强复议决定书说理性。“说理式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复议科学公正的具体体现。××、××、××等县局在2007年就开始采用说理式行政处罚决定书，取得了良好的执法效果。××市工商局及时总结该做法并借鉴兄弟市市的经验，在去年的××市工商法制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市推广“说理式处罚和行政复议文书”，要求××市系统制作的复议决定书，要充分叙述双方的意见、理由、复议机关认定的事实、对焦点问题的认定分析、作出复议决定的理由和适用法律依据等。推广以上做法，强化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叙事说理，体现了复议审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取得了以理服人、宣传教育的良好效果。

三、加强领导，落实措施，夯实行政复议工作基础

围绕全面推进复议工作改革和提高，××市工商局从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法制机构，提高行政复议应诉人员素质，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等几个方面，狠抓落实。

（一）强化对行政复议工作的组织领导。××市工商机关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强化对行政复议工作的组织领导。××市工商局坚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首长是本机关行政复议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把行政复议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在××市工商系统形成了主要领导负全责、分管领导负主管责任、承办人员负直接责任的组织责任实施体系，主要领导经常调度行政复议情况，分管领导全面掌握本机关每起复议案件，并对案件复议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为确保行政复议工作的正确实施，各级工商机关都实行了重大案件集体审核制度，对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等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决定。领导的重视，认识的到位，制度的完善，措施的落实，为全面推进行政复议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理顺工作体制，加强行政复议队伍建设。为确保行政复议工作的组织实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着力解决好行政复议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案经费以及办公条件等问题，努力适应行政复议工作需要。一是高度重视和加强行政复议机构和队伍建设，××市*个县（市）、区工商局全部建立了法制机构；××市县以上专职行政复议人员*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占总数的*％。在配备法制机构工作人员时，优先选配政治过硬、责任心强、法律水平高的人员充实到行政复议工作岗位，一些地方更是把法学专业或通过司法资格考试等作为必要条件。目前全系统行政复议人员中有33人具有律师资格或通过司法资格考试。二是配备必要的行政复议办公条件。各级工商机关都配备了专用车辆、照相机、摄像机、微机、传真机等必要的复议办案设备和复议听证室等专门办公场所，复议经费也都全部落实到位，行政复议工作做到了措施周密，保障有力。三是为适应工商系统法制建设的需要，充分发挥取得律师资格的法律人才的作用，××市工商局成立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职律师办公室，承担研究行政执法及行政复议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复议和应诉案件等工作，也有力地促进了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

（三）加大工作措施，抓好行政复议制度的宣传工作。一是充分利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和“12.4”宪法宣传日等活动，协调和组织有关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进行广泛报道宣传，向社会宣传行政复议制度和运用行政复议制度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成效，并正确引导行政相对人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二是××市工商系统以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法律五进”活动为载体，深入社会普法，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济南、××两个市局分别被作为全国“法律六进”工作经验交流会和××市深化“法律五进”现场经验交流会的典型单位，进行了现场参观和大会发言，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三是加强对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能力培训，不断提高××市行政复议队伍的整体素质，为做好行政复议工作打好组织基础。××市工商局每年都采取送出去、请进来，以案说法、集中培训等方式，加强对行政复议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办案水平。××市工商局法制处还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定期或不定期召集各级复议工作人员进行案例剖析研讨，就案件与审理进行点评，近两年已召开了*次案例评析会。通过这种培训方式，有效提高了行政复议人员的案情分析、案件处理的能力。四是创新普法形式，拓宽普法领域。××市工商局充分利用协会资源和网络资源，多渠道开辟法制学习园地。在局内部工作网上开辟了“网上法苑”栏目，梳理执法依据，推广执法经验，交流执法信息，组织理论研讨和案例评析，加强了对系统执法工作和行政复议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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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两课”教学 教学改革 实践教学

一、引言

加强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以下简称“两课”）的实践教学，是坚持理论实践性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保证，是优化“两课”教学的现实需要[1—2]。“两课”教师在钻研理论的同时，需要着力研究实践环节的改革，一方面充分利用好课堂教学时间，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走进社会大舞台去实践。“两课”实践教学改革对老师的“教”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内在动力，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和课外实践拓展，提升学生认识社会、增强责任感的能力，是摆在“两课”教师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高校学生进入大学后所接触的第一门思想政治课，这门课在所有的“两课”中起着打头炮的作用。大学生从高中跨入大学是人生重要阶段，如何让大学生尽快适应角色转变，让大学里的第一门思想政治课真正进入大学生头脑，让大学生从思想政治课学习中体悟到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肩负着光荣的使命。自“05改革方案”以来，高校一直将“两课”实践教学环节纳入教学改革的议事日程，“两课”教师也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此，笔者结合教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实践谈谈体会，供大家参考。

二、认真做好课前调研

（一）切实做好实践教学对象的主体需求分析

在实施实践教学之前，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笔者在进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课程教学过程中，采取书面抽样的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学生对这门课的教学方式及实践内容诉求摸底。通过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95%以上的同学期待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丰富，在不偏离教材前提下应紧贴时代主题和热点话题，增加课堂讨论和交流。同学对实践内容建议比较多，主要集中意见有可以结合历史事件组织学生参观，围绕重要节日或最近社会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讨论汇报。对思想政治课课程成绩评价方式，学生建议不应以一张试卷决定成绩，可以按小组打分，将平时课堂讨论和课后小组活动纳入重要部分。最后考试不要拘泥于出一份考试试卷，可以撰写学习心得或主题调查报告等。只有真正了解学生诉求，政治课教学实践环节改革才可能真正贴近学生、贴近实际。

（二）掌握实践教学的方法

对“两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和学生实践需求进行必要认识后，需要进行具体实践环节的实施。“两课”实践教学分为三部分：课堂教学实践、校内实践和课外实践[3]。

课堂教学实践是最基本的教学实践环节。对绝大部分学生来说，他们接受最多的是课堂传授的知识。课堂教学实践是实施校内教学实践和校外教学实践的基础和前提，是衡量老师综合能力的基础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

校内教学实践是课堂理论教学实践的直接延伸，校园有丰富的理论教育资源和现实实践素材，一是有知识丰富的教授专家，且愿意与学生互动。二是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电子阅览室，随时能提供学习参考。三是有众多朝气蓬勃的现代大学生，他们思维活跃，有思想有激情。因而，校内教学实践重点应该放在课堂理论教学的拓展上。

校外实践教学是高校校内实践教学的延伸，校外实践教学重在了解国情、民情和实施社会服务。大学生带着课题走进街道，走进社区，走进厂房，走进农村意义深远，一方面能真正了解国情民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能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全面素质。因而，校外实践教学的重点应放在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上。

三、切实抓好实践教学的实施

首先要优化实践教学课程的培养方案。任课教师要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进行课程教学安排详细设计，甚至细化到哪一阶段如何进行何种内容实践。进度如何安排，主题选择等均需要细化。包括设计统一实践手册，将实践时间安排、要求、目的、具体内容、实践考核方法等一一标注。实践手册做到学生人手一册，手册上面有实践单位考核打分等内容。

实践教学安排分前期部署动员、中期检查、后期汇报等环节，真正将实践教学落到实处而不至于出现走过场现象。

其次要抓好实践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内容丰富、涉及知识点多，实践环节实施需要紧扣三个环节：课堂教学、校内实践教学和校外实践教学[4]。

（一）课堂教学

关于课堂教学，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章节安排互动。如关于理想这一章节，可以展开以“理想”为主题的演讲比赛，通过演讲让同学回忆起深藏心灵深处的儿时梦想，激发他们奋发向上的热情。也可以进行理想与空想的辩论。“爱国主义”这一章可以让同学收集爱国方面资料，谈谈新时代大学生如何树立爱国意识，组织学生观看革命教育片，如《走进新时代》，增强爱国热情。“法律基础”这一部分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知法、懂法、守法。让同学收集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和关注的案例，如吴英案，药家鑫案等，通过案例讨论让同学对我国法律发展历程有比较感性的认识。国家新法律修订也是学生需要关注的重点，如《新婚姻法》、《劳动合同法》、《物权法》等均是当代大学生需要了解的。组织学生观看《经济与法》，能让同学将抽象法律知识灵活运用到现实当中解决现实问题。

（二）校内实践教学

校内实践教学，可以结合大学生自身行为习惯或与大学生密切相关事例、热点展开调查。如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章节时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现状调查；大学生校园文明行为和不文明行为调查；当代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就业观、择业观这一章节时进行大学生恋爱观及违反恋爱道德的行为调查；“树立正确理想”这一章节时进行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调查，等等。在法制教育层面值得大学生反思的调查内容有：大学生违纪、违规、违法行为典型案例调查；大学生法制观念淡薄的典型表现，等等。这些调查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可以以小组的形式分工深入调查，然后将调查结果进行交流，变成大家共同的收获，也可以将个人自愿调查和个人与小组结合开展调查。其目的都是对大学生自身的道德状况及法制观念有感性认识，真心体验大学生学习道德理论知识、学习法制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从而进一步激发深化学习这些理论的热情。要拓展和深化课堂理论教学，这样的调查实践绝对不可忽视。在此基础上，可采取教师讲坛、学生论坛、师生共同研究的形式深化理论学习。教师讲坛可由教师分工负责，每位教师负责两三个专题，既可促进教师搞科研，又可丰富学科教学理论知识，还可聘请校内或校外有关专家围绕课堂理论教学开展系列理论知识讲座，对拓展学生的理论知识，开阔学生眼界很有必要。教师讲坛的选题，既是课堂理论教学的延伸和深化，又是学生学习的理论疑点、难点和关注的社会热点。譬如，现代以德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八荣八耻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指导意义、大学生法治观念教育的针对性等。学生论坛可组织学生边阅读、边研讨。如关于法制知识学习论坛，可以讨论一些案例，也可以组织模拟法庭，运用角色扮演、角色转换、辩论等方式，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

（三）校外实践教学

校外实践教学是最难落实，也是最能锻炼学生的一个重要环节。校外社会实践资源丰富，社会性、现实性强，更能体现实践教学的主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高，效果好。校外实践教学活动可以分成调查、参观、服务三大类。调查、参观重在了解国情、民情。如讲述“爱国主义”这一章可以进行以弘扬革命传统为主题的调查、参观活动，包括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烈士纪念馆、访谈老英雄老模范，等等。谈新农村建设、文明社区建设，可参观先进企业、文明新村，等等。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历史悠久，可以组织学生参观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增强学生爱国情怀。组织学生参观南京博物院、南京云锦织造厂，让学生充分体会南京博大精深及南京人民在城市建造中发挥的作用。充分利用当地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建设成就。对大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优良革命传统教育。充分利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让学生目睹和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改革的辉煌成果，从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与此同时，可以开展实践基地建设，紧密结合教学实践需要，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进典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典型作为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组织有说服力的材料，有序、有效地为整个实践教学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服务活动主要是组织学生依托专业知识广泛开展科技文化服务。可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实施不同服务项目，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既提高熟练运用相关知识的技能和方法，又增强社会责任感，达到业务学习和思想品德双丰收。如笔者曾经教过法律专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建议学生到南京安德门劳务市场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笔者教学的班级有位同学来自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笔者好好抓住这样的契机，让该同学结合切身体会，介绍他眼中的天下第一村，这样资料真实，事例丰富，比笔者收集资料给同学讲解新农村建设效果更好。例外可以与团委配合，利用假期开展社会实践服务活动。学生们根据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群众提供有关医疗、教育、法律、科技等咨询和义诊服务，体现了服务农村的宗旨。通过“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深入农村、接触实践，不仅了解了更多的社情民意，而且思想深处实实在在地受到了教育，增强了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责任感。

“两课”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意义深远，只要我们对“两课”实践教学有了深刻而正确的认识，重视并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和安排，“两课”教学就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并在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唐荣双，唐鹏.高校思政课实施课堂教学实践、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J].中国校外教育，2011，（8）.

[2]彭德林.高校“两课”实践教学的三个原则[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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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总论调整对象经济法学史

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产生是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经济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功能日益彰显，经济法学在经济法研究中日臻成熟的22年里，以经济法一般问题为对象的经济法总论研究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近年来关于经济法学历程回顾的力作虽有若干，①但专以22年总论研究为主题的探讨似尚不多见。实际上，即使仅以总论研究为主题回顾和前瞻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涉及诸多研究领域，仍有必要将论题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以总论的研究进路展伸视线，或许是可选的诸多具体化路径之一。研究进路，一般的理解是指研究主题、视角及其演进路径。以研究进路为题可以将体系和领域、内容和方法、层次和角度等因素进行联结考察。众所周知，调整对象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极其特殊的理论地位。以总论研究中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标本，其本身既是论题进一步的具体化，又是总论回顾与反思的思维路径之一。本文正是以总论中调整对象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例，回顾总论研究进路中的成果与经验教训，并力图揭示对未来总论研究包括调整对象研究的某些启迪。

总论之基础：挥之不去的调整对象研究

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主题的全部。经过了中国经济法学的三个时期的更替和发展，②调整对象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总是成为引领各个时期总论甚至整个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奏。

自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之初的1979年“民法、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始，调整对象问题就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并经常是中心主题。是次讨论中，与会学者的论题集中于经济法调整对象，③这成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与民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可区分性大讨论之肇端。三个时期中的几乎每一次经济法理论问题研讨，调整对象问题都成为经济法总论乃至整个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中心主题或主题之一。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法研讨会，从1979年到2001年10月共有64次，调整对象至少在其中的56次中属主题之一。1991年以前，它甚至是其中心主题之一。检索有关经济法总论研究论文的结果，同样是这一现象的佐证。

而且，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阶段的界分看，各个时期的交替都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④看起来暗合于经济体制变革的经济法学发展时期的三分法，也是以调整对象研究发生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每一次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改革，都会带来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的新，并形成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革新。从1979年以后，1979年、1984年及1991年，分别是变革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时期的区分点。根源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回应着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在每一次经济体制大变革提出之后，都要对新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新的定位，并且这些新定位都带来了总论其他理论以及总论整体的发展。比如1985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法学初步发展时期，调整对象研究的集中在以有计划商品经济背景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并形成了以“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论”为典型代表的几种理论。⑤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法学开始步入走向成熟时期。其中头3年的总论研究集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经过这3年的探讨和后来的完善，形成了许多关于调整对象的观点和若干较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⑥这些经济法学说，是提出者在以调整对象为核心的基础上，对经济法总论若干重要领域的基本观点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体系化。调整对象的地位从这些学说——尽管是同大于异——内部各观点间的联系和不同学说相应观点间的区别中即可显而易见，甚至可以从不同学说的定名中窥见其一斑。总观三个时期，划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阶段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调整方式、原则等其他理论为标志，而是以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变革为标志的。逻辑推演角度考察，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调整对象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且还可能对调整对象理论问题之所以能在总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之所以能几十年来如此吸引经济法研究者视线的内在原因获得进一步认识。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总论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成为论者的共识。因此，探讨调整对象理论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离不开对整个经济法学学科形成基础的一般探讨。新学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对原认识对象的认识的丰富并产生分化，另一方面源于新的且有必要新立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的产生。从认识的丰富和分化来看，法学从作为一门学科到法学分化为多门传统法学学科，是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结果。从新的认识对象产生来看，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当新的事物产生，人类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并达到足以新立一门学科时，新学科的产生便不可避免。经济法学的产生当属于后一类型。高度共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法现象并不是与法同时产生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传统的法现象不足以有效容纳社会关系时才产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对这一新的法现象研究获得的认识达到足够丰富的时候，经济法学即告产生。而经济法学科的产生，则全在于对经济法的研究专门化，以实现深入、全面揭示经济法之不同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的目的。因此，经济法本身及其社会意义之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

然而，何为经济法的特殊性，亦可谓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认为最能集中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应是争议最小的论断。多年来法学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假设或模式：法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的分门别类即建基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类别；根据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别，法分成不同的部门，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以某一部门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便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揭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揭示了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依此逻辑，经济法学科之存在价值，即在于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部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在于或者首先在于其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这也就必然奠定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特别是总论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当然，不必讳言，在深受中国特殊的学术体制左右的特殊学术氛围中，许多经济法学者不得不在接受上述近乎定律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探索经济法现象的特殊性，才可能在“既定平台”的有限空间中为经济法学独树一帜。这也是不断加固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总论研究中核心地位的重要客观原因。而事实上，法学界对调整对象的顽强探索，确实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地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拓展、辐射和回映：从全部主题到中心主题再到主题之一

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证明在法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并不必然表明这种独特性证明成为法学研究的全部。恰恰相反，当人们认为独特性证明完成或基本完成后，调整对象的研究便仅仅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而这，在22年中国经济法学发展史中表现为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经济法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的研究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如1979年8月的经济法学术座谈会、1980年6月的“民法、经济法学术讨论会”。从1980年9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体系讨论会到经济法学走向成熟时期的初期（大致在1995年以前），调整对象问题都是中心主题。其中，在1986至1987年、1993年至1995年的两个小期间，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内容。虽然，分时期看，1981年后直至兴起时期结束，除继续围绕调整对象这个中心主题外，领域曾扩展及经济立法、⑦经济法的体系、经济法地位、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调整方法、经济法责任等。⑧1985年开始的初步发展时期，总论研究领域也曾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拓展：关注概念表述的规范化；注重经济法体系的内部构造；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概括开始类型化；部门法地位及其与邻近部门法关系研究，在突出可区分性的同时，开始关注功能的协同性；经济立法研究从强调“铺摊子”转而开始强调立法缺陷的弥补、立法效益的提高、立法体系的完善；敏锐地觉察并研究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与制定基本经济立法的互动，且部分地付诸实践，如第一次草拟出了《经济法纲要》。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总论研究，呈现出领域上的扩张甚于内涵的深入，体系上的构架甚于填充，理论上的“搬来”甚于“汲取”。这或许是一个学科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从另一方面还折射出中国经济法学开拓者们为推进经济法体系化、学科化的历史使命感、学术勇气和激情。而在“走向成熟时期”内，除1993年至1995年外，调整对象研究在整个总论研究中开始从中心主题淡化为主题之一。从而，总论研究重心实现明显的位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层次的深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前两个时期所没有的新辟的经济法宗旨、经济法价值研究以及从新视角进行的经济法原则研究，在揭示经济法之于人类经济社会的有用性及其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指导机理方面，获得了对经济法的新认识；部门法的地位研究在继续探求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与相邻部门法的可区分性的同时，大大细化了功能上协同性的探讨，注重了可区分性和协同性的融合；在体系研究上，将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律体系分开并从法律规范体系的构造上进行探讨渐成自觉；总体特质研究开始超越分解的、各领域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贯通上去寻求特质方面有了新进展，现代性、协调性特质研究渐成共识。特别是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无论是体现为领域的拓展还是层次的深化，都试图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问题上获得理论支持。而且，事实上，经济法产生发展问题研究，原理的而非杂象性的，理论的而非描述性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无论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中心主题还是主题之一，无论总论研究领域作何种扩展、层次作何种深化，都围绕着实现揭示经济法特质的目的。一方面，从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经济法总论理论体系来看，调整对象是牵动总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关键点。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认识的不同，直接地导致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和经济法体系的构想的不同，并对经济法价值、宗旨和原则的解读，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式的分析、经济法立法思想和实施机制的确立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都成为调整对象理论在不同方向上的辐射，成为对调整对象理论的辅支持，成为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总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诸多拓展都表明：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既是总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以调整对象为核心向周遭辐射并时时回映着这一核心的历程，从而也是经济法各层次、各维度的特质不断被揭示的历程。

特质与体系化：总论研究进路的缺陷、原因和前瞻

20多年的总论研究，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是关于经济法总论研究进路反思所需要探讨的。以调整对象为例，当论者可能为重心位移，为对调整学术研究对象的关注不断减弱而叹息“三代以降，文化下移”时，我们却感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经济法总论研究的进路是出处不平凡、路上多坎坷、去处在明晰。进一步的分析仍以调整对象为例并顺着前文的思路进行。

1995年以前的10多年里，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调整对象问题成为确立经济法现象与传统部门法相比之“新”的唯一研究进路，进而成为论证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特异性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理论武器，长时期维持着中心主题的地位，并几乎成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由此从反角度看，在肯定调整对象的重要地位，肯定多年来调整对象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意识到，多年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过于强烈地关注调整对象，不能不说是总论研究进路中的缺陷之一。其后果至少包括：过多消耗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淡化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重要论题的研究，影响了总论体系的形成；过分强化了与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可区分性屏障，淡化了法的体系中诸多部门法之间的协同性和整个法体系的系统性，并反过来影响了经济法理论和其他法学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进而也一定程度上被迫扩大了经济法理论与所谓法学主流理论的距离，使经济法理论边缘化趋势日渐明显；影响了部门经济法“小总论”的研究，使“小总论”要么成为总论的翻版，要么成为对总论的“离经叛道”；催化了经济法学界内部许多有意无意的、无谓的，甚至演变为“新意识形态”的论争，影响了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基本共识的形成，并事实上有可能影响了学界理论的融合和学者们的团结协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将上述后果十足地归因于对调整对象的突出有失偏颇，但如果认为上述后果不同程度地可以归因于总论研究中过分突出调整对象，恐怕并不为过。

如前所述，在建国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法是调整对象的基本理论假设之后，对在中国新出现的经济法现象进行初始研究以明确其本质时，⑨除了从调整对象入手是“正统”进路之起始外，要么是旁门左道，要么放弃研究。所以，兴起之初的几次研讨会，调整对象问题成为其研讨的全部主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种现象，在中国法学界关于其他法部门的研究中都不曾有过或者不曾如此强烈过。之所以如此，除上述学术体制原因外，还因为下面诸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法现象在当时仍属于新兴的法现象，人们察觉其产生不过几十年时间，经济法理论积累和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共识都极为有限。二是经济法现象本是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为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问题而产生的，并不特别直观和感性，它与传统法部门并非于完全相像的层面、维度、方式存在。用传统理论和方法认识经济法现象难免会感到“剪不断，理还乱”。⑩三是经济法现象在中国1979年开始大量出现以后直到1995年，由于不具备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与现实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的经济法研究一时难以从现实中获得充分的经验素材，即便形成了某些理论成果也难以获得经济现实的实证。四是由于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这个基本假设，连同所根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具有特别地位。而且，在中国法学还没有多方位学习借鉴国外法学学术时，全盘吸收苏联法学理论以应付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学复兴的一时之需不可避免。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研究在内也吸收了其法学的基本假设、研究进路，同时也承继了苏联法学界延绵50多年的民法、经济法部门法地位之争。而将诸多原因集于一身在其他部门法中也都不曾有过。

如果转换视角来试图考察一下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其目的何在时，我们发现显而易见的是，调整对象的揭示本身并非目的，它仍然只是手段。就学科层面即直接目的来看，经济法总论研究之目的在于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多维度特质，终极目的则在于为整个法特质的揭示和现实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法特别是经济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的福祉做出理论贡献，同时满足人类的求知欲。那么，能够实现直接目的和终极目的的整个经济法研究都应当是经济法学应当涵盖的领域和达到的层次。其中，一般性特质的探索则都应当是总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调整对象，仅仅只是经济法许许多多特质性问题中的一个，尽管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一个。需要从一般层面揭示经济法之特质的总论问题还非常之多。有的从未涉足，有的刚有所研究，有的仍然处于混沌状态。试扼要论之：

一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法律关系研究，是揭示在法律规范之下主体间关系基本内容的探索，是贯穿法学理论特别是部门法理论的一根红线，是解剖法律情景下社会关系的实验分析，是揭示不同部门法特质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总论体系化的又一关节点。法律关系研究如此重要，但极其遗憾的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尚处于混沌初开的状态。在1992年以前的经济法理论框架之下，形成了若干关于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其中不乏颇具阶段性价值的成果。但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经济法的核心和边缘在逐步廓清之后，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又成为空白状态。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经济法上法律关系几近空白状态之严重性，于是法律关系研究之一的主体研究又被个别地提出来，并鲜有进展。然而，这还只是开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经济法上的权利、经济法上的义务，甚至经济法上的客体，都仍处于空白地带。

二是经济法上的责任问题研究。没有了法律责任，部门法理论就难以获得现实社会生活的支撑力。以前经济法学有关论著所讲的经济责任，事实上是传统法学所归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外在承担方式之一，早已不应当将其与经济法责任等同起来。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论著甚至教科书将二者等同，这表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至于经济法责任主体的确立、经济法责任成立要件、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等更深一层的问题，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是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这与法律责任有关，但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00年，法院系统以推动司法改革为题变更经济审判庭名称，有学者在进行相关探讨过程中提出经济法可诉性相对较弱，经济法实施领域和途径与传统部门法有所不同等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没有一套与经济法相应的，归咎经济法责任、实现经济法上的权利的诉讼程序制度，是导致审判机关改弦易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部门的做法之正误自有历史评说，理论工作者多年来对如此重大的领域关注不够，对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不足不能不说是失误。即便是关于在行政领域的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除了主要为立法完善服务所进行法社会学研究外，专门性的实施机制研究也显得苍白无力。

四是总论分论的体系化研究。应当说，近几年在总论分论的整体性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是，现状还不容乐观。总论分论“两张皮”、“小总论”过于薄弱现象远未克服，总论内部体系化也还有漫长的道路。固然，诸多空白点的填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关注总论分论体系化，并进行专门研究，这又是一个薄弱地带。一门体系化不够的学科，是很难屹立于学科之林的。

五是学科方法论研究。这并非空白地带，而是相对不足。在1986年前后和1995年后，关于学科方法论研究曾几度提升，并且亦有不少成果，但离持续的、突破性、体系化的方法论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论者的注意，一些学者进行了新角度的尝试，有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

六是经济法学理论通俗化的研究。应当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重大的经久不衰的学说，其基本理论无不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至因琅琅上口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理论，这是真理传播的规律之一。中国经济法学走到今天来之不易。多元化的甚至是标新立异的理论抽象进程固然也是探索和印证真理的必由之路，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对探索和印证经济法真谛还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多元化的、繁杂而深奥的论证过程还原为简明实用，解决实际问题，并为普通的立法、司法、执法人员乃至法学院的学生喜闻乐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那么，不难预见，诞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经济法学将有最终被实践远远抛离的危险。

七是经济法学术史的研究。固然中国经济法学自产生距今仅有20多年的历史，同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历史。如果人们赞赏以“忘记过去就是自我背叛”作为座右铭的话，好好地回顾、清理、总结这段不太长但非常丰富、深刻的学术史，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益于经济法学整体发展的重要工作。

八是经济全球化的法律规则与国内经济法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例如，WTO规则之所以被人们理解为规范成员方政府的法律规则，从本质上说，无非是因为各成员方政府行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的职能必须接受并主动发挥WTO这一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协调。国内经济法不仅是规范本国经济运行主体的法律，也是规范一国政府管理经济行为，防止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滥用的法律。两者的天然联系显而易见，但两者链接的理论基础、基本方式和手段，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规律，则是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法学总论课题。

参考文献：

①例如，王艳林：《中国经济法学：面向2l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张守文：《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杨紫主编《经济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史际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等等。

②关于中国经济法学发展时期，有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法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79年到1984年的兴起时期、1985年到1991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和1991年到2001年的走向成熟时期。关于历史分期，另文探讨。

③参见“关于民法、经济法的学术座谈”，《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④经济法学发展的分期，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三分法如前注②。两分法中，有的以1992年为分期点，有的以1986年为分期点。以1992年为分期点的观点中，还有的又以1986年为前一时期的两个阶段的分段点。无论是何种分法，认为它们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当不无道理，尽管有直接和间接之别。

⑤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还有“经济管理关系论”、“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论”等。其他在前一时期已经存在的观点，虽然在这一时期仍有出现，但显见式微。

⑥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等等。

⑦经济立法，并不全是经济法的立法。但是，在兴起时期其后一段时期，经济立法基本上被理解为经济法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经济立法对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20多年来国家对经济立法的渴求和社会对经济立法的高度关注，不要说经济法学如此巨大发展，就连产生的情形可能都要大大改写。因此，在认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全部主题、中心主题时，不能否认经济立法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所具有的同样重要的地位。只是在今天看来，经济立法早已不是或不应是纯粹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⑧例如，1983年10月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沈阳）、1983年12月的经济法研讨会（北京）、1984年8月的全国经济法制工作会议（杭州）等会议讨论主题，以及若干概论式经济法教材，都可以表明研讨主题在拓展。

⑨本文在许多地方不用“本质”，而用“特质”、“特征”、“特异性”等词。

⑩即使到了《民法通则》颁布后，仍有许多论者仅仅从主体上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进行区分，结果此进路是无果而终。1992年以后，影响较大的几种调整对象的观点自觉不自觉地摆脱纯粹主体式的界定模式，正反映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主体上的特殊性。而这，仅仅只是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不是一个层面和维度的表现之一。

11.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民法、经济法的部门法地位之争便随着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而起伏浮沉。中国关于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其部门法地位的争论，虽时间跨度还不至于那么长，但其参与规模、涉及的领域丝毫不逊色于前者。80年代后期甚至有惊人的相似。另见孙皓晖等《经济法民法学派之争的历史启示》，《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

12.可参见张士元：《谈谈经济法主体的范畴和分类》，《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刘文华：《中国经济法主体理论问题探讨》，《1983年10月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大会发言材料》；李中圣：《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新探》，《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

13.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该文中对经济法主体进行了基本的类型化，并提出了经济法上的行为的概念类型。

14.可参见盛杰民等的论文，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颜运秋：《经济审判庭变易的理性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15.关于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是新近的重要探索。见，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

篇6

    一、基本权利研究界限的模糊与方法的偏离

    体系化是判定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由于体系化基本权利研究起步较晚，上述三要素的发展较为迟滞与缓慢。有学者对中国基本权利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作为学术概念的基本权利”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才“重新回到中国宪法学者的学术视野之中”的，而对于“基本权利概念的系统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1]。

    从研究对象来看，早期基本权利研究局限于个别基本权利条款，没有抽象、提炼和概括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权利原理。有些个别基本权利条款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如言论自由、平等权等，其他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住宅自由、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人格尊严、财产权等的研究尚不深入。从研究对象来看，基本权利的释义体系不仅包括个别条款，亦应包括适用于所有条款的普遍性原理，即总论与个论。以中国现有宪法学教科书体例与内容为例，可知基本权利所占比重较少，且缺乏原理性的总论，即使偶有教材安排总论，个论与总论难成比例，往往总论只有寥寥几笔。实践发展、研究队伍、学术视阈、方法锤炼等多重因素决定中国前期研究多局限于个别基本权利的讨论，且各基本权利的研究深入程度亦不相当。

    一门学科的发展史是方法的发展史。①在基本权利的发展历史中，可见不同时期占支配性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均打上政治烙印，是政治与学术交互影响的产物。其突出特点是，使不同学科间的研究范围与界限模糊了，导致相对于法学的方法偏离。主导前期研究方法的是政策性阐释、普通法律分析、一般社会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政策性阐释是对个别基本权利的理论、功能与现实意义的阐述与分析，它是社会学而非法学的；普通法律分析见于对个别基本权利条款进行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的分析，着重于法律效力与责任的判断；综合性方法是运用历史、政治，乃至经济学分析特定基本权利规范产生的原因、背景等。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有四：一是没有关注基本权利规范本身，不将规范作为研究对象；二是没有将基本权利规范置于宪法关系的框架中分析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三是没有运用基本权利原理分析规范，诸如主体、限制理论、效力、宪法责任(即如何处置违宪法律、规范性文件及其他公权力)、国家保护义务等；四是没有运用宪法解释分析基本权利规范，特别是视情况而定分别或者综合运用文意、原意、体系与目的解释的方法习得规范含义。

    体系化以其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为特征，是一种相对自洽与封闭的状态。②在该状态下，特定学科具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使用特定与共通的研究方法，寻求对某一问题的解答。体系化可化约为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固定的研究对象属于实体内容，共通的研究方法属于程序规则。日本行政法学者铃木义男曾言：“行政法学姑且假定其分别为总论与各论……其主要之任务，乃由庞杂之各个法规中，抽出其共通之法理，予以得为其前提之基本法理，而为行政法规解释适用上之基础工事。”[1][36]“既负有学科之名……最低限度须应其‘学’的要求，而保有相当的体系。”[2][36]体系化的目的在于以其封闭与独立拒斥不良因素的侵入与干扰，纯洁其内涵，使学术与政治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而完成本学科独有的学术任务，因而体系化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诱因。学术诱因在于将特定学科独立于相邻学科之外，政治诱因在于使学术尽可能免受不良政治的干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宪法发展曾苦于不良现实的政治牵绊，刻意发展宪法释义学，将宪法研究的对象树立于规范之上，使用宪法解释方法推导规范条款的含义，以此抵制政治现实对真理与公义的压制与歪曲。德国拉班德采用法律形式主义将法学研究确立为对宪法规范的阐释，试图建立一个不与伦理道德、政治、历史以及其他东西掺和在一起的“纯净的”科学法学，建造“一个适合创新建构实在法和旨在对这些实在法进行解释的概念和原则体系”；③日本美浓部达吉吸取拉班德的理论，树立法学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指出“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常常应该是法学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事情”；④中国台湾地区宪法释义学的发展等，⑤无不是在政治与学术双重意义上使宪法学脱离一般社会科学方法并解脱政治压力的一种学术努力。

    简言之，判定基本权利体系化的标准是法学方法的释义学贯彻的程度。“基本权利研究”并非单纯的学术用语，而是与基本权利释义或者体系等同的一个概念。如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与法律学、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法律解释与法律解释学意指相同，宪法解释等同于宪法解释学。基本权利研究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基本权利规范，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坦率而言，尽管寻求中立的基本权利规范含义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现实的侵扰，释义学的体系化在实现其自洽的同时未尝不是一种逃遁，或曰对政治现实的回避，颇有些不得已。⑥连德国学者也承认，“那些在方法允许的范围内研究现行法律教义的人，在政治与学术上会觉得更安全”[2]。这种逃遁蕴涵着双重风险，即对普遍性原理或者域外理论过多的借用有可能影响基本权利本土化的程度，以及僵化基本权利。

    二、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

    首要的问题是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规范与政治现实疏离的另一面是宪法释义学脱离宪法 文本的可能。基本权利概念本土化是指以中国基本权利规范为中心，依据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践状况，通过宪法解释寻求特定基本权利规范含义的过程。其将目光集中于中国基本权利规范，选择外国法上可与中国既有理论与现实融通的原理与判例规则做旁证，确定规范含义，提炼中国基本权利的普遍原理。当下，不少学者依然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弃中国基本权利规范于不顾，以域外概念解释中国基本权利事实的现象。

    以外国法上的概念分析中国基本权利事实，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基本权利理论的贫弱，对于法治后发国家而言实属自然，但不意味着这一现象的合理性。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台湾宪法学释义学存在脱离宪法文本的情况，并非因为“直接移植”外国宪法学理与概念，而是受到长达四十多年政治历史因素制约而成。他认为，宪法释义学的移植，是为了避免政治环境对宪法成长的局限与妨碍；相对的，也正是宪法释义学的移植，而造就“不利”宪法本土化环境的形成。⑦1947年，著名法理学家蔡枢衡曾感言：“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4]它虽然反映了当时中国法学研究主体地位缺乏的状貌，但今日中国基本权利研究未臻此境。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规模尚弱，其学术代表性不突出，对相关国家理论的吸收、消化与借鉴也未见彻底。对一些基本概念认识的混乱与悖谬依然是中国目前基本权利研究中的客观实存。“借鉴”与“拿来”流于空泛，特色与流派形成亦未必有根基。如何基于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在合理吸收外国相关原理的前提下，实现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便成为一个问题。兹举两例予以说明。

    作为一个权利概念，“生存权”至少有三种不同含义：一是日本宪法上作为生活照顾的“生存权”，源于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25条的规定，“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为提高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而努力。”二是国际人权法上作为第三代人权的生存权，即以民族和国家为主体的集体权利。三是一些国际权利文件中的“相当生活水准权”，如《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中国部分学者在研究社会保障问题时，罔顾语境与规范含义之差异，即中国宪法第44条与第45条规定的物质帮助权与社会保障权，不同程度上机械援引日本宪法与第三代意义的生存权解释中国的物质帮助与社会保障。学界对一些基本权利概念尚未获得共同认识，学者宪法文本规范意识缺乏，是中国基本权利研究未获得主体地位的明证。

    又以“隐私权”为例，虽然已有学者尝试以宪法解释厘定中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的规范含义，但部分学者依然存有照搬国外宪法隐私权的倾向。英美与欧洲国家的隐私权有其独特的价值基础、发展历程和规范内涵。美国宪法没有隐私权的明示规定，隐私权属于司法创制的新权利。在1965年的Griswold v. Connecticut案中，道格拉斯大法官提出“伴影理论”(penumbras)，认为隐私权存在于《权利法案》第1条、第3条、第4条、第5条及第9修正案(即保留条款)的伴影交互重叠所创造的区域内，从而把对婚姻家庭隐私的保护纳入宪法权利保护之中。“权利法案所列的具体保证有自己的阴影地带，它的形成来自支撑权利法案存在的条款的辐射，几个明示条款的伴影交叠创造出隐私区域。”⑧伴随着安乐死与同性婚姻，美国隐私权已逐渐发展成为有关个人私生活的自我决定权。这与德国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隐私权形成很大区别。德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但是确认对个人隐私的宪法保护，其基础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尊严条款，及第2条规定：“在不侵害他人权利及违反宪法秩序或公共秩序规定的范围内，任何人均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以人的尊严为基本原则及最高价值，结合第2条人格权利，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关隐私权的一系列判决。在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对人格尊严、自治、隐私的权利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I中的“权利”，加上随后的1958年“骑士案”、1961年“高丽人参案”等，推动隐私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利得以确立。依据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利双重属性理论，隐私权保护既包括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也包括公权力侵权，形成了德国隐私权公私法一体的法律保护模式[5]。

    中国宪法文本没有明示的隐私权条款，以解释学方法阐释中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即可容纳对隐私权的保护。盲目将西学奉为圭臬，既说明学者宪法文本意识匮乏，亦无助于对基本权利概念的普遍理解，难以促成基本权利概念的中国化。

    三、克服僵化：范式的革命

    范式革命可破解因体系封闭导致的基本权利僵化。作为常态的范式研究是在一个固定和相对封闭的结构中进行的，它由三种要素组成，即信仰、价值与技术，亦即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持有共同信仰，奉行相同价值，沿用共有技术服务于某一问题的研究，此谓科学。反之，若某一学术团体内部成员缺乏相同信仰与共同的价值信奉，不遵循既定的学科技术规范，则该团体不能称为科学共同体，而只能是“草台班子”。

    库恩将科学分为常态科学与非常态科学，其中常态科学为范式研究。范式为学科共同体。“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促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6]范式存在的前提是科学(学科)共同体的独立存在。在特定科学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默认并遵循共同规则，循此方法得出的结论被视为可接受的。一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常态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假定、价值系统以及解决问题的程序”[7][3]。突破范式的研究为非常态，意味着范式危机或革命，此时结构内部已经无法提供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常态基本权利研究是在遵守范式三要素的前提下进行的。宪法学人信奉基本权利，将之视为价值，运用宪法解释技 术证成某一基本权利的规范含义。信仰、价值与技术各不相同。信仰是精神领域中的事情；价值从属于行动，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具有评价作用，是评价法律规范乃至公权力有效性的标准，属于形而上；技术是形而下的，是通过践行价值达至并满足信仰的必由之径。这决定了基本权利研究是在认同而非质疑基本权利规范正当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决定了宪法释义学是一种内敛而非外弛的研究方法。

    外弛属于库恩的范式革命。新问题的出现使学科共同体内部要素无从应对，需寻求外部要素支持，此时使用非本学科专属方法服务于问题解决成为必然。这属于学科上的“突破”。“所谓突破，则指一种科学传统之既久，内部发生困难，尤其是对于新的事实无法作出适当的处理。当这种困难达到了一定程度时，这门学科的性质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基本性的变化，换言之，即‘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危机’，它一方面突破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导向新传统的建立，使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7][3]基本权利释义也存在着内敛与外弛交互使用的现象。美国曾经将宪法解释分为“解释派”与“非解释派”两种(现已废弃这一提法)。解释派是指从宪法文本寻求依据以为裁决基础，非解释派是指从文本之外寻求裁决纠纷的规范[8]。严格而言，两者都是在解释宪法，只不过以何者作为佐证确定宪法规范含义：是拘泥于宪法文本文字本身，还是从生活事实中提炼规范；是服从“死的宪法”文字，还是依从“活的宪法”中的价值。前者是法律形式主义的，后者属于法律现实主义之一种，也是外弛方法在宪法解释上的表现。非解释方法的使用有两个前提：一是创制新权利；二是文本没有明确规定。非解释派体现在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中。隐私权是一项新权利，美国宪法文本文字并未规定这一权利，该权利是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一案中确立的。在证成该权利的过程中，法官除使用伴影理论之外，还以社会现实与大众心理为基础，确定私人领域的事务属于自主范畴，它们是基本的，也是州公权力所不能染指的。其后，在涉及差别对待与歧视妇女的平等保护案件中，最高法院再次突破传统证据规则，使用社会科学与心理学方法证明工作场所对妇女施加的不公平待遇侵害了妇女的身体与心理健康。

    一切常态科学都是在一定“范式”(典范)的指引之下发展的，但是新的科学事实不断出现必有一天会使一个特定“典范”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失灵，而最终发生“技术上的崩溃”。⑨在此情形下，引入其他方法证成并确定宪法规范含义实属必然，此即综合方法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的运用。需要说明的是，寻求一般社会科学方法服务于宪法解释与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基本权利有本质差别。前者归根结底属于宪法解释，是法官在法庭上为纠纷解决寻求规范支持的一种方法，是关于从何处“找法”，以及是否允许运用道德哲学与政治理论进行宪法解释的分歧，体现了基本权利条款性质的规则与原则之争；后者的目的不在于寻求与确定规范含义，而是讨论某一规范产生的背景、历史、作用等。例如，除文本主义方法之外，其他方法都是在结合宪法文本文字辅之以其他方法确定特定规范含义的过程。历史方法就是典型的例证。通过分析制宪史，研究开国之父在制宪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法官确定某一宪法规范或基本权利规范的原初含义。宪法历史解释方法不等同于宪法史研究。那种以宪法发展史作为对象的研究不能称之为宪法解释意义上的历史方法。虽然两种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截然不同，但所使用的方法与材料有相同之处。目前，学界多重方法的运用只是社会科学方法“幽灵”在基本权利领域中的徘徊，对规范含义的证成并无多少助益，只能视为基本权利规范的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分析。从研究对象与方法两方面来看，一切集中于宪法与基本权利规范的背景、历史源流与功能作用的研究都应归入相应的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范畴，既不属于为确定意义寻找的解释学的法学方法，亦不能称之为“外弛”。也就是说，脱离了规范含义寻求与确定的研究都非法学方法，纯粹意义上的法学方法是解释学上的事情，属于宪法释义。

    创制新权利是对封闭体系的突破，需要运用超出文本的方法，包括道德哲学与政治理论，但这些方法的运用须服从规范含义的发现。易言之，只要方法的运用没有服务于规范含义的证成，就不能称其为法学方法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有学者在分析劳动权时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呼吁在中国基本权利规范中增加阶层权[9]。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确存在一个以工人和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但宪法上阶层权存在的证成要复杂得多。观察言者的论说脉络，其只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表达不满与同情，并非立意寻找劳动权的规范含义，故可将其归为劳动权的法社会学分析之列。且弱势群体或低收入阶层的存在是制度与经济政策使然，已超出法律范围，属于政治与社会问题。

    四、解释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

    一切文本学都是解释学的事情。在遵循解释技术共通规则的前提下，确立中国宪法解释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学科与实践发展双重意义上不可回避的学术责任。这一原则就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该原则长期通行于中国法学领域，用于概括和提炼基本权利的特征。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该条既是基本权利限制的规范依据，也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宪法规范表达。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体现法律关系主体平等地位的前提下又融进了其他含义。这些意蕴为宪法独有，在构成基本权利体系解释原则的同时，提供了容纳新权利的开放空间[10]。⑩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首要内涵是平等。一般认为，民法调整平等主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宪法规范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不对等性。该认识只在“统治行为”或者“管理关系”的意义上成立，是一种依据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政治属性而非法律属性得出的认识。“统治行为”与“管理关系”分别从属于政治理论与行政学。前者意在强调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 统治的关系；后者阐明二者的关系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在宪法哲学或者政治哲学意义上，国家与公民是被授权与授权者或被委托与委托者的关系。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与公民是平等关系，这是由法律关系的属性决定的。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首先是国家与公民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虽然在涉及政治问题上有主权豁免原则，但英国法律认为国家公权力与个人在法律上平等，国家与公民都须在普通法院应诉，不设行政法院。这就是说，方法论上基本权利的讨论限定在法律范围内，而非政治学、行政学和哲学阐释。此外，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包含平等意蕴，也有明确的宪法依据。宪法第33条第2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项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一通常被认为体现平等原则的条款包含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规范含义，既说明权利义务相一致内在于平等原则，与第51条联系起来阅读，也说明平等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首要内涵。

    其次，国家与公民互为权利义务主体。宪法关系的属性决定国家与公民是宪法上权利义务的主体。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而非单向度的。一方面，公民享有基本权利须伴随着履行宪法义务，例如服兵役与纳税；另一方面，公民享有基本权利须国家履行相应义务为前提，包括尊重义务、保护义务与促进义务，个别基本权利规范的立法体例对此亦有体现，多数基本权利条款都有“禁止……”或“国家发展……”等。宪法第51条“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利益”，是二者互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规范表达。

    第三，表明基本权利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宪法第51条规定的“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构成基本权利的外在限制，也是基本权利受限制的目的，即为了上述目的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外在限制与内在限制有所不同。内在限制也称为内部界限，它是基于每一项基本权利的核心所划定的范围。内部界限与外部限制有着本质不同。内部界限构成每一项基本权利的核心，是任何外在限制所不能予以侵犯的。德国基本法第19条规定：“基本权利的核心不得加以限制。”例如，言论自由的核心是言说与表达，如果一部禁止表达的法律侵犯了言说这一核心，意味着侵犯了言论自由的内部界限，为宪法所禁止。每一个基本权利都有其内在界限，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不得超越该界限，这是限制须受限制的依据之一。基本权利基于公共利益所受到的限制属于外部界限，是指行使基本权利不得触犯公益或者他人利益。两者都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基本权利方面的体现。内在限制是基本权利主体自身同为权利义务的表现，因为在权利义务关系中，享有权利的一方同为义务主体。买卖合同中买方有取得货物的权利，但也有交付金钱的义务。言论既是个人的一项权利也是其义务，意味着在法理上，基本权利是不可以放弃的，也是无从放弃的。外在限制是基本权利主体与公益(他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表现，此处公民所受到的限制是一种宪法义务，即为了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须承担不作为义务。

    第四，基本权利冲突内在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宪法第51条“为了他人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其中“他人的……”不属于公共利益，个人行使基本权利受他人权利和利益的限制的实质是基本权利价值在私法领域中的冲突。基本权利冲突与基本权利因公共利益受限制是不同的。前者发生于私主体之间，法院须在不同法益之间进行平衡。因公共利益限制基本权利不发生基本权利冲突问题，发生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纠纷是典型的宪法关系。在此关系内，一方主张基本权利，一方主张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是基本权利价值，既不产生私主体之间的基本权利价值冲突，也不产生不同基本权利价值之间的权衡。(11)

    第五，包含了基本权利冲突理论。个人在行使基本权利时不得与他人权利和利益相冲突，意味着基本权利价值适用于水平的私法关系。这是宪法第51条规范含义之一，属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基本内涵。基本权利第三者效力与基本权利冲突虽有重叠之处，但二者着眼点不同。前者置于基本权利可直接适用于私法关系，后者强调在私法关系中不同主体同时主张基本权利，需法官在个案中权衡不同价值，决定取舍，或者同时保护。

    第六，确立基本权利相对主义原则。基本权利相对主义是指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不是绝对的，须受到限制。曾有论者认为，基本权利是最高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项以规范方式明确基本权利的最高属性，美国《权利法案》第1条规定的“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其中“不得制定”与“任何”也表明了基本权利的至上地位。但是，最高不意味着不受限制。基本权利有绝对保护主义与相对保护主义两种。绝对保护主义是指基本权利不受任何限制，这一观点只在宣示意义上成立。例如，近代宪法确立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初期，宣称这一原则的国家实际上也在施加私有财产一定的限制。社会中的个人以及个人与公益之间的冲突都无法使任何基本权利处于绝对地位，不受任何限制。多数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基本权利相对保护主义，只不过基于个别基本权利规范的价值属性、规范特点及在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中的地位，所受保护的程度不同而已，如宪法保留与法律保留，加重法律保留与一般法律保留等。至于何种基本权利采用何种保留，不能一概而论，应端量个别基本权利宪法上的规定、规范内涵，视个案情形而定。

    最后，提供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未列举基本权利是指宪法没有以明示方式规定的权利，有的称为宪法外权利、新权利或者保留权利。在美国，未列举权利是法官造法的结果，并被称为司法创制的权利。依据制定法国家权利法定传统，宪法未明定某项权利，公民就不享有该权利。但是，即使在制定法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有宪法外权利，一是基本权利应采取扩大保护原则，二是基本权利中隐含着某种自由。从中国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条款中也可推论宪法容纳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宪法第33条第1款 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概括条款，其包含了对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第51条“合法的权利”中的“合法”一词意味着保护法律规定的权利主张，还包含着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的主张。结合第33条人权保护的一般条款，第51条提供了容纳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规范基础，确保了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

    结　语

    围绕规范形成思想，发现意义，重视并习得从规范中提炼宪法精神，结合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明确规范含义是宪法释义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解释属于理解，是通过文本文字寻求意义，其任务“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11]，在方法论意义上构成法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区别。离开文本文字通过抽象原则赋予规范意蕴不仅不符合解释任务，也违背共同体应遵守的技术规则，妨碍规范意义的确定，最终破坏共同体的宪法信仰。作为宪法问题，方法论的终极意义在于将基本权利研究树立于规范之中，隔离被模糊了的政治与法律的界限，使宪法在一定范围内免于政治的不良干预，在相对自洽中体现其作为科学的独立属性，实现从“政治的婢女”宿命中的逃离。

    注释：

    ①德国学者在讨论德国公法史时，用大量篇幅与笔墨分析各个时期公法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成因，因为任何学术命题与研究方法都承载着当时政治的影响，是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映射与缩影。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

    ②德国学者评价拉班德创建的法律实证主义方法及其所著的《德意志帝国国家法》一书时说道：“接受拉班德方法前提的人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参见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59页。

    ③作为“拉贝尔的遗嘱执行人”，拉班德是德国国家法学说的杰出人物，“在思想上对这个专业统治了数十年”，“他将目光集中到为意志关系的统一体系进行教义性的建构上。他用的材料是帝国的实在国家法，通过‘纯粹的逻辑思考活动’从中找到‘统一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变化不居的实在法规定性所具有的思想品质。”从拉贝尔到拉班德完成了从法学实证主义到科学指导的法律实证主义的典型转变。法学实证主义相信在制定法之外存在着实在有效的法律秩序。参见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52—458页。

    ④[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6页。他在此书别指出，拉班德国法学研究的要旨在于实现宪法与政治学的分离。记述政治事实是政治学的任务，法学的任务在于用法律眼光观察现在的制度。法学的眼光就是分析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⑤参见成功大学许育典教授《从部门宪法到部门法制的公法体系新建构：以教育宪法建构教育法制为例》，在201 1年清华大学举办的“两岸四地公法发展新课题”研讨会上提交论文。

    ⑥德国学者在指出德国公法学的“实证主义转向”时认为，“激发国家法摆脱政治有双重原因，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革命创伤失败的痛苦回忆的政治，另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阻碍公法‘建构法学’的政治。”虽然这种转向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并且在方法上非常成功，但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失望。参见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57—358页。

    ⑦参见成功大学许育典《从部门宪法到部门法制的公法体系新建构：以教育宪法建构教育法制为例》，于2011年清华大学举办的“两岸四地公法发展新课题”研讨会上提交论文。

    ⑧原文为“Specific guarantees in the Bill of Rights have penumbras，formed by emanations from those guarantees that help give them life and substance.Various guarantees create zones of privacy.”See 381 U.S.479.

    ⑨技术上崩溃是一切科学危机的核心。危机导向革命，新的“典范”就要应运而生，代替旧的“典范”而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楷模。当然，新旧“典范”的交替，期间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早在旧“典范”如日中天之时，新“典范”即已萌芽，不过当时不受注意罢了。新“典范”当令之后，旧“典范”并不必然完全失去效用。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⑩关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规范含义与宪法法理解读，参见郑贤君《基本权利原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