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商业银行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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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股份制改革；银行；绩效影响

在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仍存在诸多问题，脆弱的银行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早在1998年我国政府就有给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来减少坏账的举动，之后又有多次注资。然而，商业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绩效并没有切实提高。目前，我国政府正试图通过股份化和上市来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机制。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已有三家上市（建行于2005年10月27日在港上市，工行2006年9月25日在港上市，中行同时具有A股和H股），农业银行的股份改革工作也在逐步开展中。那么，股份制改革对解决银行的问题是否有帮助呢？是否会给银行带来绩效的提升呢？

本文选择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考察的样本对象，通过分析和比对我国商业银行有关指标的变化趋势，对改制上市是否有助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绩效问题进行探讨。样本期间为2000～2005年，共6年时间，银行数据来源于CSMAR经济、金融、证券研究数据库所公布的年报资料。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为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

一、银行财务效益指标分析

“净资产收益率”（ROE0）和“总资产报酬率”（ROA）是测度商业银行财务效益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可比性高，综合性强。图1和图2列示了2000～2005年四大国有银行、十家股份制银行、上市银行（指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深发展、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浦东银行和华夏银行）的ROE和ROA的变化趋势。

可以发现四大国有银行无论在ROE或ROA指标上，在2003年之前，都要普遍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或上市银行，而在2004年之后有一定的提高。从图1可以看出，国有银行的ROE指标区间在2003年之前位于0.02-0.04之间，2004年后提高到0.08之1上，股份制银行一直稳定在0.08之上，而几家上市银行的ROE指标也在2003年有较大的转折，指标跌至0.08，之后又升回0.1之上。所有样本银行的ROE则处于0.06-0.14这个区间。从图2可以看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ROA指标大致处于上升的状态，从0.004上升到0.011，但在2003年有小幅度的回升和反弹。股份制银行和上市银行都一直稳步上升，分别从0.006上升到0.011和从0.007上升到0.011。而所有样本银行的ROA指标则从0.005升至0.011。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四大国有银行无论是ROE还是ROA指标在2003～2004年都出现异动，都在2003年小幅下降，在2004年大幅的上升，这可能是因为政府为中行和建行的公开上市做准备，展开的新一轮“注资”和资产剥离，使得中行和建行的ROA和ROE指标“人为”地快速提升所致，从而使得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指标出现此现象。二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表现财务效益状况的两个指标中都普遍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或上市银行，这说明股改或上市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银行的财务效益状况。

二、银行资产安全状况分析

在资产安全状况方面，设置“不良贷款率”指标，不良贷款率是国际通用指标，采用五级分类标准。图3列示了2000～2005年四大国有银行、十家股份制银行、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各类资产安全状况财务指数的关系。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在10以上，股份制银行和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基本落在了3－15之间，而所有样本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5－20之间。

这个现象就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蕴藏的风险要高于股份制银行的普遍认识。

四大国有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适应国际化竞争的需要，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三次大的改革。一是1995年国家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二是1998年国家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的资本金充实改造，三是1999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改革。

应该说，四家银行在国有政策的扶持下，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明显改善，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但是，上述三次改革都是从改善四家银行财务状况着手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其内部治理机制，改革仅仅停留在“治标”的层次，而没有实现“治本”。

三、小结

从财务效益指标分析可以看出，股改或上市对银行的财务绩效还是有影响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区别在于，国有银行不像股份制银行那样能敏感地感受市场波动，也就是国有银行的历史存留问题。这种历史存留问题造成了股份制改革的困难，使得上市的效果在短期内不能体现出来，但从股份制银行的财务状况好过于国有银行，可以证明长远看来股份制改革是有效果的。

市场化能够推进国有银行独立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与股份制银行拉小差距。一方面，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旨在深化国有银行市场主体地位的改革措施是有效的，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例如对银行新设分支机构审批权限的放宽、新业务审批方式的放松等等，能够对银行业市场结构进行优化，这应当继续深入下去。

另一方面，股份制银行在刚开始营业时建立了较好的规章制度，且业绩不错，可是慢慢地这些银行的行为又逐渐向国有银行趋同。主要原因就在于股份制银行大多是依托某种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组建起来的，其规章制度是参照国有银行的版本制作的，人员基本是从国有银行中挖过来的，经营者的选择方式与激励方式与国有银行也没有根本区别，治理结构流于形式，董事会在聘任行长方面没有多少实质性发言权。这就提醒我们，着眼于我国银行业的长期发展，国有银行显然不能简单的“一股就灵”，现代企业制度要落到实处。

从资产安全状况分析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脆弱性指数远远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主体单一，国有产权比重过高，权责不明，政企合一的制度特征比较明显。在这种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过多的政策性业务，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历史包袱非常沉重。同时还受到政府有形或无形的担保，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损害了自身的稳健经营。

股份制商业银行产权主体多元化，在内部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弱化来自政府的干预，有利于政企分开，又解决了由于银行内部所有者缺位而引起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逐步上升，贷款效益明显优于国有商业银行。

从分析可以看出，股份制改革并不能立即给国有银行的业绩带来提升，但股份制改革也不是完全无效的，只要不陷入产权观念上的幻想，就能实现改革的目标。

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这条正确的改革之路；另一方面，仅仅在产权所有制的名称和形式上做变更意义不大。改革旨在通过产权优化，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银行治理模式——一套包括内部产权安排和外部激励约束并重的制度安排，并且这样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演化的，是经得起市场竞争的。

只有这样，我国银行业才有可能构建正反馈的循环机制，使有效的产权安排得以保留，低效或无效的产权安排被淘汰。伴随着银行业市场结构和内部治理机制的不断优化，使得正反馈效应不断增强，最终锁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演化路径上。

参考文献：

1、张世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研究综述[J].现代管理科学,2000(4).

2、李建军.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性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和比较[J].金融论坛,2004(1).

3、周四军.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测度与实证研究[J].经济纵横,2006(9).

4、刘洁,张慧.中国银行业绩效生态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06(2).

篇2

关键词：中型银行竞争银行产业效率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稳定增长，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金融资源运用效率。银行储蓄资金是社会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

一、中国中型银行比较弱小，小银行极不发达

中国的信贷市场份额商度集中于四大国有银行，中型银行(本文指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份额很低，小银行(特别是民营小银行)极不发达。

根据2000年的数据，中国商业银行(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及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为116406.9亿元，四大商业银行占84.6%，其他商业银行比例为13%，外资银行只占2.4%。当然，随着业务经营范围管制的放松和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如果我们将其他商业银行理解为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果把城市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理解为小型金融机构，他们的力量更加弱小。

在银行体系方面，美国银行有8000多个，大概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全国性的银行，例如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这些银行也是大的跨国银行，影响遍及全球。第二层次是跨地区银行，例如美洲银行、富利特银行。第三层次是地区银行。这类银行数量很多，一般都在某一州开展业务。为当地大的企业和大城市的居民服务。第四层次是社区银行。这类银行有几千家。主要为某一小城镇或大城市的某一社区的小业主和居民服务。这四类银行形成自然的分工。都有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工具，使社会不同层次的企业和居民都能得到相应的金融支持，从而使经济活动在不同层面上都能有效的开展。

中国银行业的区域结构很不合理。作为第一层次的全国性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开发银行，与美国相比有两大区别。一是中国全国性银行的资产集中度太高，集中了全国银行资产额的80%多(美国全国性银行只占全国银行资产额的40%，但服务的范围却不对称，广大农村，小城镇以及大城市的小企业都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服务;二是中国没有跨国银行。中国银行虽然在国外有一些分支结构，但基本上是为中国进出口企业和当地华人服务的小机构，不能叫做跨国银行。

作为第二层次的地区超级银行，如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同美国同类银行相比，也有两个主要区别。一是美国地区超级银行一般都在某些地区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而中国的这几家跨地区中等银行在任何地区的市场份额都很小，对任何地区都无大的影响力。二是美国的地区超级银行，一般都有相当的跨国业务，而中国的上述银行都是纯国内银行。作为第三层次的地区银行，在中国非常薄弱。美国基本每州都有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地区银行，中国只有少数省有省级地区银行，如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由城市信用社改组的城市商业银行。与美国相比，中国地区银行数量很少，规模很小，没有形成气候。作为最后一个层次的社区银行，从严格意义上讲，在中国还没有。

综上所述，中国银行业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信贷市场的极大份额，竞争还不充分，中型银行比较弱小，小型银行极不发达。这种状况会造成银行业集中度过高，不利于形成充分竞争的信贷市场环境。金融业是一个有机联系、互相补充的多样性生态系统，既需要大中小型商业银行，也需要面向社区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

二、中型银行的壮大有利于银行业竞争和效率的提高

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中中型银行的市场份额非常小，这使得中型银行没有力量对大型银行形成真正的挑战，使大银行得以长期维持低效运行的状况而没有改革的压力。笔者认为，中型银行的壮大是提升银行业竞争和效率的关键。

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应该是梯度传递的有序竞争，才能衍生出一个富有竞争和产业组织效率的信贷市场。小银行在市场上除了和同等规模的银行全面直接竞争外，还会部分地和中型银行直接竞争，但由于实力有限却无法给大银行造成实质性竞争压力;中型银行在业务上除了和同等规模的银行全面地直接竞争以外，还会部分地与大银行和小银行两边都发生直接竞争:大银行在业务上除了和同等规模的银行全面展开直接竞争外，还部分地会和中型银行直接竞争，而不屑于争夺小银行的客户。

三、做大做强中型银行的政策建议

1、实施做大做强中型银行的战略。

大力支持中型银行做大做强战略的实施将带动和加快银行业改革和产业组织效率提升。做大做强中型银行是提高中国银行业整体竞争力的关键。这一步棋下好了，可以将银行改革的全局“盘活”。鼓励现有的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中型银行做大做强，将会较快地打破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寡头型市场结构，加速整个银行业的竞争和改革，带动中国银行产业效率的提升，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银行业对民间投资者要全方位、多层次开放。

中型银行的做大作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要鼓励民间的资金投资银行业，鼓励银行间的重组和兼并，支持帮助中小型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2003年十六届三种全会文件以及2005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文件都已明确提出，要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而目前为止全国意义的民营银行只有一家，这值得我们深思。银行业要能相对自由的进入和退出才能保证在足够的竞争中产生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微观层面银行有良好的经营效率才能保证宏观层面信贷资金乃至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鼓励小型银行(特别是民营小型银行、社区银行)的发展。

当前中国银行产业生态结构存在重大缺陷，小型银行(特别是民营小型银行、社区银行)极不发达已经严重影响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要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这一领域。另外，可以考虑将现存的各类信用合作社拆分、改组为小型社区银行和规范的合作金融组织。各类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不宜按照目前的趋势全部引导其向商业银行的方向发展，其绝大多数仍应定位为面向社区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这也是其在未来的金融业竞争中唯一的生存之道。因为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不会涉足其毫无优势可言的社区关系型融资的领域。但中国的信用社必须尽快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银行和合作制金融组织。

4、提高国家对整个银行业的监管能力和水平，防范并尽快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鉴于目前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脆弱的金触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所以防范外资银行大量涌入的风险其最根本的立足点应放在国内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上。银行业开放使外资银行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安全运行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因而，要不失时机地转变监管重心，强化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监管和风险监管。

篇3

1999年4-10月，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国家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AMC)相继成立，它们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注册资本金均为100亿元人民币，由财政部全额拨款，其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分别收购、经营、处置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约1.4万亿元不良资产，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化解金融风险。虽然AMC的设立仅仅是政府为解决国有银行呆坏账过多和国有企业债务危机而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并规定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存续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十年”，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完成政策任务后仍面临着逐步向商业化方向转轨的新任务。目前，随着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环境和社会信用环境的完善以及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不良贷款率将逐渐下降至较低水平等等，商业化转轨的条件基本具备，AMC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AMC如何发展转型，实施何种发展战略，便成为一个必须面对且亟待妥善解决的问题。

一、 AMC处置不良资产的现状及发展机遇

AMC自成立以来，综合运用债转股、债务重组、资产重组、打包出售、承销上市、利用外资等多种方式，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基本达到了处置速度快、回收率高、成本支出低的目标，可以说不良资产处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据银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 ，截至2006年3月末，我国四家AMC共累计处置不良资产8663.4亿元，累计回收现金1805.6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0.84%,资产回收率为24.2%,完成了处置进度的68.61%。其中：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2468.0亿元，回收现金546.6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2.15%；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2707.8亿元，回收现金278.3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10.28%；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419.9亿元，回收现金328.1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3.11%；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2067.7亿元，回收现金652.6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31.56%。随着不良资产的被处置，不良资产贷款率下降到了较低水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基本上完成了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

根据上述情况，财政部上报国务院的《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请示》(下称“请示”)获得批复。“请示”要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2006年年末以前，完成核定的债权资产处置回收目标。达到设定的“两率”(即现金回收率和现金费用率)要求，处置完不良资产者，将进行商业化转型。直到2004年4月底，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正式出台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投资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委托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商业化收购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为AMC拓展业务、深化改革走向市场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

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改造上市，为AMC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并相继上市，AMC对金融机构新生不良资产的商业性收购业务已正式开始。根据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07年3月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为11614.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7.02%。因此，AMC在2006年底前基本处置完第一次政策性收购的不良资产后，其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并不会因此结束，商业性收购资产将会全面市场化，国有金融管理资产的市场化转型将是不可避免的。

二、AMC发展转型的战略

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共性来看，不外乎面临着两大主题：一是切实加快对现有收购资产的有效处置，力争如期完成财政部下达的责任回收目标；二是积极谋求未来发展，开拓业务领域、创新业务手段等，以便在国家正式出台关于AMC改革发展模式的决定前抢占市场，为商业化转型奠定基础。

从对资产处置来看，AMC的现有收购资产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存量债权；二是回收的非现金资产；三是政策性债转股。对于存量债权资产，AMC在2006年前已处置完毕，也就是说AMC与原收购债务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全部清理完毕。对于回收的非现金资产，AMC通过一定的变现方式进行变现，以补充债权直接变现来源的不足，如通过资产出售拍卖、股权转让、租赁等方式，确保回收目标的完成；对于政策性债转股，国家一直区别于一般性不良资产，对AMC实行单独考核。实践证明，上述三类方法是有效的。

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完成既定目标后，对于未来发展目标国家给金融管理资产公司的定位是：服务于金融改革，仍以资产处置为主线，最大限度回收资金，减少国有资产损失，并使AMC逐步发展成为新一代的投资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最终实行商业化经营。为实施这一目标，金融管理资产公司制订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战略：

（一）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战略。为进一步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要适时采用金融创新产品，如资产证券化等。资产证券化就是将一定期限内不能流动的资产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可流动的债券。它在处置大规模不良金融资产、化解金融系统风险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实际情况看，在逐笔零售处置的同时，采用打包批发可以加快处置的速度，同时也可以提升资产的处置层次。

（二）扩大业务范围战略。根据国家批准的经营范围，AMC可以进行的中介业务包括：资产证券化、在一定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等；同时，要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通过股权转让、资产出售等措施，加快国有企业的改组；通过与境外投资者的合作，借助外方的资金及业务优势来盘活企业的不良资产。另外，由财政部、银监会、人民银行等几个部门制定的AMC的转型方案规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增加10项经营范围，包括：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基金、证券、风险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等，将AMC转型为金融服务企业。

（三）加强资本金的动作战略。AMC成立时，财政部分别为其划转了100亿元资本金，由现金、固定资产和划转投资三部分组成。但实际上现金只有20亿元，由于公司的资本金有限，在商业化收购、投资时就会遇到营运资金短缺问题。为充分发挥和利用资本金的作用，应赋予AMC运用资本金的相应功能，即投资和拆借功能。通过资本金的有效运作，促进资本金的保值增值，提升不良资产的处置回收价值，并为其商业化运作提供一定的资金需求。

（四）企业文化战略。企业文化对于打造一支有凝聚力的团队、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AMC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为公司员工创造各种业务学习的机会，要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地开展人才培训、重点人才培养的活动，形成尊重知识、鼓励创新、公平竞争的环境，塑造公司自己的企业文化，提高市场竞争力，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三、发展转型重点要解决两个问题

根据财政部起草的AMC改革方案，明年开始商业化运营，为发展转型正式拉开大幕。从目前来看，AMC要真正实现商业化转型，必须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 对原有收购的不良资产损失进行清算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针对1.4万亿元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收购资金主要来源于负债，包括央行的再贷款及相对应的国有银行发行的10年期债券(按国务院规定，再贷款和债券的利率均固定约年2.25%)。其中，人民银行再贷款约5800亿元，向对应国有银行发行10年期金融债券约8200亿元，其每年需要偿付的利息就超过300亿元。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七年来，累计应支付的利息等费用超过2000亿元，但其现金回收总额为1800亿元左右，支付利息尚且不足，还不包括处置过程中的成本费用。

显然，利息负担对AMC来说是沉重的，直接导致其资金链问题，这会造成AMC最终无力解决已经形成的损失，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形成的最终损失，由财政部提出解决方案，报国务院批准执行”。也就是说，对于最终损失由财政部、央行量力买单，逐年消化，这样AMC向商业化转型才有一定的财务基础。

(二) 对AMC角色的重新定位和转型

1. 充分利用转型的大好机遇，实现速度和效率的统一。AMC要抓住战略转型的机遇，就要从现在起，在资产收购、处置与经营过程中，以效益为中心，以利润为目标，实现由政策性运作为主向市场性运作为主的本质性转变。一是要做到收购资金的来源市场化，即收购不良资产的资金来源要从现行国家全额组织的政策安排，逐步向主要依靠市场来筹措过渡，如可以通过向市场发行公司债券、向中央银行再贷款、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公司资本金等等一系列方式来筹措。二是AMC对不良资产的收购行为要由政策逐步向市场经营转变，收购方式由行政计划指令转向市场自主选择为主，由剥离方式转让向双方自愿转让购买转变。

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贷款营销信用建设策略

一、当前商业银行贷款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信用环境欠佳，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有顾忌。

一个国家或地方如果信用环境不好，金融机构就不敢投放信贷，外地客商也不敢前来投资，资金的良性循环、资源的有效配置，乃至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无从谈起。由于受社会各方面不良因素的影响，现实中有些企业的诚实守信意识薄弱，故意以各种方式逃避债务，也有一些企业存在观望心态，能拖则拖，加上企业因经营活动困难，关停、破产等原因，逃避债务，给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的形成添置阻力。

2.金融机构贷款营销缺乏总体规划，存在盲目性和随机性，片面强调“大额贷款”，忽略“小额贷款”。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权普遍集中到上级银行，基层银行除了质押贷款等少数品种外，贷款权限很小。同时，由于每笔贷款要经过对客户的信用等级评定、内部授信、贷款调查、审查、贷审会审议、行长审批等程序。相对小额贷款来讲，大额贷款的调查、发放成本较低，因此在金融机构的贷款营销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重视大额忽视小额”，片面追求“大额贷款”是情况比较突出，对众多中小企业设定较为苛刻的指标等限制性条件，基本上是实行非抵押不贷，一些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企业很难达到银行贷款的条件，影响商业银行贷款的营销活动。

3.金融机构贷款未完全树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观念、一味强调银行的经济效益。

在目前商业银行的贷款营销中，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观念，往往只从银行自身角度和利益考虑，单纯注重自身贷款风险防范和经济效益，而忽视企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在企业生产形势好时，急需支持，或者当企业产品由于市场周期作用或其它因素步入低谷，最需要银行的继续支持时候，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可能停止贷款，使企业陷入困境。在贷款营销对象上，通常集中在现有的有限的信誉度高的企业，而不注重新市场和客户的开发，造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而对一些市场前景虽好，但目前仍处于发展不太成熟的企业，则不予重视，不予扶持、培育，从而出现不需资金的企业集中营销，急需资金的企业却贷不到款的情形。

4.商业银行贷款市场不完善，市场营销机制未完全建立。

商业银行正处于体制转轨之中，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一定程度上仍承担着社会职能，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管制比较严格；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机构设置、业务经营、用工机制及分配方式等方面都要执行上级统一规定，金融创新空间小和动力不足，限制了市场营销的提升。大部分商业银行员工都认为，寻找优质客户是市场营销部门的事，从而存在整体营销不足、业务宣传过多的弊端。银行内部各专业部门之间缺乏应有配合，营销过程中往往是一个业务部门单打独斗，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营销整体，缺乏联动效应，难以通过产品交叉销售实现经营效益。

5.商业银行贷款营销人员素质不过关，影响贷款市场拓展。

合格的营销人员不仅要精通营销，还要懂心理学、管理学、统计学、会计学等，还要强调职业道德。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营销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不能适应现代市场营销要求，营销活动不规范，营销行为异化甚至偏差，直接影响市场拓展效果。

6.商业银行“惜贷”，企业贷款难和银行难贷款并存。

商业银行放出贷款会产生收不回的风险，可能会因为控制风险的能力不强而不愿放出贷款，宁愿将货币存入央行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造成了有款贷不出，或有款不愿贷的现象，叫“惜贷”。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观念不断强化、风险意识进一步增强，贷款越来越谨慎：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营销能力仍然偏弱。因此在市场中，银行资金宽松，社会又有较强的资金需求，但发生的交易却不充分。这固然有客户和市场的原因，但从银行角度来看，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还不善于从大量的需求中寻找商机，不善于从中小企业中选择优质客户。于是，出现了争先恐后“惜贷”。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提高信贷营销能力，加强信贷营销工作。

二、制约商业银行实施贷款营销战略的主要因素

1.商业银行经营决策指导偏差。

商业银行作为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所确定的信贷战略偏重于大公司、大城市、大行业，信贷经营重点是上级银行，区域支行的信贷权基本被取消，基层行有责无权，缺乏应有的贷款营销自，影响了基层商业银行对区域经济的投入，能满足商业银行信贷准入条件的客户少之又少，这样，商业银行就不能有效地组织发放贷款，剩余闲置资金就不能生息获利。银行只有贷款达到一定规模，用好资金，才会产生最佳效益。作为银行的领导层，决策层要坚决消除“怕冒风险”的顾虑，要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有效地引导和调动信贷人员放贷的积极性，这才是上策之举。

2.商业银行信贷责任制考核不尽完善合理。

银行信贷责任制考核不尽完善合理主要表现在：银行的调查岗、审查岗、审批岗“三岗”未形成真正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信贷管理体系。只有调查岗承担全部放款责任，审查、审批岗无任何责任牵挂。这样，不可避免地对信贷的准入存在着一定的偏松现象。有的商业银行出台的信贷人员贷款终身责任追究制，这种做法有欠妥的地方，这对解决人情贷款、关系贷款、不廉洁贷款、防范信贷人员发放贷款操作风险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内部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不仅影响了基础行的贷款营销积极性，甚至使大批信贷员不安心本职工作，信贷人员认为与其背负责任，不如不放款，缺乏主动营销的内在动力。基层行营销激励机制相当滞后，对优质的营销项目没有相应的奖励办法，片面强调贷款清收责任，对信贷人员制定的责任追究制度始终没有回归到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上来。这种不分原因而把责任全部加于信贷人员的制度导致基层商业银行恐贷、惜贷甚至不贷。

3.社会信用环境恶劣加大了营销难度。

造成银行难贷款的重要原因就是当前社会信用环境差，企业或个人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较为普遍，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也给银行开展贷款营销工作增加了难度。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有效需求满足，贷款营销渠道受阻，不是银行无钱可贷，而是有钱贷不出去，企业整体素质相对落后，银行贷款把关严格，审批谨慎，企业很难达到规定，因而获取信贷支持的难度大，同时，目前又缺乏减少信用风险的配套机制，社会担保体系迟迟没能建立，企业大多只能办理抵押贷款，环节多，手续繁，期限短，收费高，中间环节收费大大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水平，增加了企业负担。因而，社会信用环境不佳客观造成了企业贷款难和银行难贷款的双向矛盾，加大了贷款营销难度。

4.商业银行营销产品缺乏特色，阻碍了品牌开发。

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和银行资源的有限性使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满足所有客户提出的全方位服务要求，也不可能拥有绝对的优势来应对所有的竞争对手，而目前基层银行贷款种类雷同，服务单调竞相争夺相同的贷款对象，银行普遍忽视了深入的市场调研，对市场的内在金融需求很少研究，金融产品大多还只是相互之间的模仿复制，没有有效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不能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差别化服务，不能结合本系统、本单位、本区域实际特点，突出营销重点和自身的经营特色，对优势行业、优良客户和项目，通过持续营销打造自己的品牌。

三、商业银行贷款营销的策略

1.加强商业银行营销队伍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加强商业银行营销队伍建设，提升服务水平是要调动信贷员积极性，信贷员是银行贷款营销的主力军，其的言行举止代表着银行的形象，所以必须打造一支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爱岗敬业的信贷员队伍，重点通过培训学习，让他们掌握各方面知识，要求加强学习信贷业务基础知识和信贷相关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在贷款活动中要多问、多听，在资料分析中要多做推理。

2.商业银行要加强贷款营销激励机制，拓展信贷业务。

目前，信贷管理制度的不断规范和贷款责任追究力度的加大，大部分银行工作人员在贷款营销上产生了消极思想，束缚了贷款的拓展，存在惧贷思想，对放贷款缺乏主动性，从而导致失去了许多优质客户。在盘活存量贷款中怕担责任，消极对待，造成大量资产损失。为了消除银行工作人员的为难情绪，促进工作，可采取不同的措施，培养银行工作人员开拓创新、积极进取意识和正确的工作态度，完善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明确存量贷款的管理责任和清收责任，建立激励措施，对超额完成任务、收回率达标要重奖，以推动银行贷款工作的展开。

3.加强客户管理，区别对待，争取优质客户，善待中小客户。

商业银行要做好不同客户的筛选，对不同客户采取不同的贷款政策。对黄金客户要重点扶持，对优质客户积极争取，精心呵护，对不良客户，限制贷款，提高利率；积极扶持有潜力的中小客户，商业银行对多数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支持，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化为银企间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从而增强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目前商业银行都将效益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因此发展潜力大、忠诚度高的中小企业已成为商业银行新的效益增长点。

4.商业银行要积极推进诚信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

诚信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作为商业银行，在积极推进社会诚信建设中，最主要的是立足自身，进一步完善客户贷款评级授信体系，对信用度好的优质企业，实行贷款优先、利率优惠，鼓励客户诚实守信；要努力推动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增强公民信用意识；积极参与整顿社会信用，重塑银企信用关系，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不讲信用不贷款”的良好信用氛围。总之，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商业银行贷款营销工作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这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正确处理市场营销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树立科学的市场营销观，采取有效策略，积极应对，确保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佟焱著.我国银行市场营销的发展与创新[J].金融纵横，2004(7)

[2]奚群,沈涛著.银行营销能力的培育途径[J].中国金融，2004(1)

篇5

Abstract:The article introduced the policy-type financial existence rational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hina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development phase and the reform mode.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 国家开发银行 股份制改造

Key words:Policy-type finance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Joint stock system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张强(1966- )，男，原籍河南驻马店市，中铁十六局集团贵广工程指挥部职员，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

一、 政策性金融存在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对政策性金融的存在问题进行过探讨，大体分为以下流派：

一是资源配置理论。贝冢启明（1981）认为，政策性金融的存在与政府通过规制缓和措施，减少民间金融的非效率性，以及它对民间资本的补充作用有关。由于民间资本市场不够健全，政府有必要介入民间资本市场。Majella Anning（1999）指出，市场拥有强大的力量传输信息，但不善于预测利率和政策性变化。市场需要引导，但并非控制与跟随。

二是公共产品理论。政策性金融作为公共金融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中的（布坎南）俱乐部产品。罗学东（2005）认为，通过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和政策性金融活动弥补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市场本身的缺陷，可以在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中发挥协调，平衡作用，有助于政府在金融体系构建中发挥作用。

三是信贷配给。Stiglitz和Weiss（1981）提出，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这是政策性金融存在的微观基础。

四是金融发展理论。Jonathan Fox（1997）认为政策性金融要继续发挥作用，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必须保持适应性，发挥资金投向的先导作用。Gerardo della Paolera,Alan M,Taylor（1999）认为应该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市场上自寻生存发展之路。

二、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历程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探索

政策性金融在国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二战结束后，各国出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政府必须以国家信用集中和积累资金。同时市场机制的缺陷也需要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20世纪40―60年代，政策性金融蓬勃兴起。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由此也带来了金融全球化问题，导致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世界各国为顺应经济发展，纷纷进行金融改革，重组金融机构，在此冲击下，政策性金融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①一些政策性银行被其他银行所兼并，一些因为经营无力或融资困难难以为继而关闭。②一些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政策性银行转化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或全能银行。③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继续保留下来，但进行了相应的业务调整或重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混业经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它打破了传统的经营模式，使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逐渐模糊，金融机构业务交叉并走向多元化，综合化。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国际上的政策性金融组织和各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改革传统的政策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制是一种必然趋势。即抛弃仅着眼于“社会效益”、不强调经营业绩、不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以及过分依赖政策性补贴和行政性运营的模式，转而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市场上自寻生存发展之路。

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产生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要求必须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金融体制。1994年我国正式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依靠市场发债，筹集和引导境内外资金，遵循金融规则，利用各种现代金融工具，为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服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以来，其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从1994年3月到1998年初的开创阶段。在宏观经济背景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短缺经济，各个方面都存在瓶颈制约。第二阶段，从1998年至2004年的发展转变阶段。在宏观经济背景上是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时期，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已经从短缺经济过渡为过剩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扩大内需的方针，加大基础设施贷款投放力度，支持经济增长。统一思想，树立目标，并从促进地方政府信用建设入手，把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优势和政府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第三阶段，从十六大以后，国家开发银行系统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理论，进一步深化对开发金融的认识。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经营效益不断提高。

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也是对政策性银行持续经营的要求。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政策性银行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在其商业化后，仍能实现金融系统稳定、金融市场体系健康发展的目标。从世界范围来看，政策性银行呈萎缩趋势，1/3的政策性银行亏损和大量不良资产导致了其经营的不可持续性，这也是我国政策性银行进行商业化转型的重要动因。同时，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是一个动态的改革与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性程度逐渐降低，市场化程度逐渐上升。国家给予政策性银行的优惠和补贴以及信用支持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的，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在金融市场相对成熟、社会信用体系相对发达的条件下，政策性业务自然会趋于萎缩。

三、国家开发银行改革的模式

张伟教授在《经济体制转轨绩效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个案研究》一书中[1]，对国家开发银行的未来改革模式进行了研究，提出国家开发银行应向商业银行发展，另外重新组建财政型政策性银行。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我的建议是，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模式应当是“分账管理”的集团公司体制，即划分为政策性业务银行和商业性业务银行两个子公司，分别管理国家帐户和银行帐户；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对子公司独资或控股，国家开发银行整体进行股份制改造，最终成为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集团。

（一）国家开发银行“分账管理”的理由与实现途径

“分账管理”的优势是既能履行政策性职能，又能开发商业银行业务。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政策性银行的存在在我国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是必要的。而且我们推行的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在必要时给予一定的干预。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失灵是经常发生的。如果不能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国民经济就难以良性发展，甚至会陷入崩溃。所以保留政策性银行是必要的。

“分账管理”，需要分设国家帐户和银行帐户，国家帐户面向“政策性财政投入”和国家资本；银行帐户面向市场业务，具有商业性收益，但这些业务不享有政府给予的任何优惠条件。并由银行帐户的利润来弥补和充实国家帐户的政策性损失。这样既保持了国家开发银行的“国有血统”，又提高了银行自身的经营效益，并使财务管理系统化，明晰化，避免了政策性资金与银行经营资金的混同。国内外许多从事商业性业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普遍采用这种方式，即通过特别账户或信托基金，实行专项管理，隔离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王伟，2007)。比如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设有海外经济合作账户和国际金融账户，泰国农业与农村合作银行(BAAC)、韩国产业银行、韩国输出入银行等的业务也分为两类管理，分别设置会计账户，分账核算。亚洲开发银行通过优惠窗口“亚洲发展基金”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低息长期开发援助，通过“技术援助特别基金”、“日本特别基金”提供技术援助赠款。这些特别账户的设立，将政策层面的专项业务与其他一般性商业性业务加以隔离，能够保证资金成本较低的优惠基金不被用于商业盈利性业务。

（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的实现途径

国家开发银行要保持公有性，就要保证国家在股权结构中的控股地位。国家开发银行应选择国家控股的银行股份制，这是一种将资本多元化严格限定在政府资本控制框架下的资本结构改造，它与国有独资的产权性质无本质区别[1]。其主要功能是消除国有独资银行进入市场筹资在公司组织形式上的障碍，并不具有两权分离的作用。因而保持了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与商业性的统一。

国际经验带来的启示是：不论国有独资银行还是国家控股银行，都应采取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公有银行中国家资本采取股权管理形式，从而使国家与银行的产权清晰。国家作为最大的股东派代表进入银行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委托经营者经营资产，经营目标是资产收益。如奥地利银行的股份是由联邦政府股、维也纳控股公司股、其他金融机构股和少量外资股组成。世界复兴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也存在由会员国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各会员国依据认缴股份数额分摊银行的现金资本和债务责任担保资本等。

国家开发银行与原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一样，所有权属于国家。二者的不同在于，国家开发银行享有国家优惠的财政政策支持。另外，二者的筹资和贷款对象也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市场行为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这就保证了国家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在市场运作手段和方式上的一致性。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别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陆续实现了上市。经营业绩和资本总量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大大提高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根据我国《证券法》、《股票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家证监会批准的上市规范性文件分析，国内银行上市必须满足的条件是：连续三年盈利；资产按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要下降到较低水平，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从国家开发银行的财务数据来看，可以看出国家开发银行是符合上市条件的。

参照国内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经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为：

一是进行股权结构改造。即政府或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适当让出部分产权，将国家开发银行直接改为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吸收企业法人股份，成为独立法人实体。在保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应当提高国家开发银行国有股的管理质量。①形成国有资产所有者对所有者代表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国家通过机构行使所有者权力，形成对所有者代表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②形成所有者代表在选择经营者和做出重大经营决策方面的负责制，形成对高素质、强能力所有者代表的良性筛选机制。③建设金融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国有金融资产或股权的出售、转让、租赁、破产、拍卖等。

二是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的改变从根本上要求公司的治理主体、目标及其方式的改变。国家开发银行应该建立完善和规范的治理结构。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国家开发银行应当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成“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现代组织结构体系。①逐步完善股东大会，根据同股同权同责原则公平分配权力，明确责任[1]。②再由股东大会按照责权统一、一身不兼二职、相互制衡的原则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2]强化董事会的战略领导地位，在董事会下设业务执行、审计、薪酬委员会、风险控制部门等专业委员会；提高监事会地位，从组织结构、人员配备、费用与报酬方面赋予、保障和激励监事会行使监督职权。③由董事会通过公平科学的业绩考核制度选拔任用经营者。通过职业培训、经理竞争上岗制度等，建立现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机制，保证经营管理者的高素质。

对于国有银行上市的方式，有人主张国家开发银行分拆上市，比如将几家效益好的省级分行合并组成一家独立的银行先上市，然后再将其余分行逐步并入。笔者认为，国家开发银行应当选择整体上市的方式。这样可以保持现有格局，容易操作。并且国家开发银行整体效益良好、管理水平较高，不存在上市的财务障碍和管理障碍。

参考文献：

[1] 陈元.改革的十年，发展的十年――开发性金融实践与理论的思考[J].求是，2004(13).

[2] 张伟.经济体制转轨绩效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个案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3] 张晋生.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产权结构与产业定位―兼议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股份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2(2).

篇6

关键词：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分析；新会计准则

中图分类号：F81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2-0045-05

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6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100强榜中，金融企业有11家上榜，比上年增加了1家，合计纳税775.85亿元，比上年增长98.21％，户均贡献企业所得税129.31亿元，较上年增长81.69％，说明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企业盈利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从2007年开始，我国向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金融业务，对现阶段仍然比较脆弱的我国银行业具有很大的冲击性。目前，对银行业征收的税收主要包括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和教育附加、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等。关于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以及刘佐、王聪、安体富、倪红日等专家学者都曾有所研究，但主要侧重于对金融企业宏观税收政策和总体税负的研究，本文则从改革现行银行企业所得税制度角度，来具体分析我国现行银行企业所得税负担问题，并结合2006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提出降低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途径。

一、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现状

企业所得税是在分配环节征收的，其负担高低直接影响纳税人的可支配收益。

(一)与一般性企业税负比较

我国商业银行的现行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为33％，但其所得税实际负担较重，见表1和表2。

从表1和表2看，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负基本维持在10％左右，远低于33％的名义税率，而银行企业的所得税平均税负呈上升趋势，远远超过上市公司(金融企业除外)，2005年银行业所得税税负甚至超过33％的名义税率。

(二)我国商业银行总体税负比较

按照OECD多数国家做法和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的计算方法，来分析金融企业的纳税占其总收益的比重，目前我国银行企业的总体税负(流转税加所得税，不包括金融企业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的增值税)偏高，其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的总体税负情况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四大银行在上缴全部税款后，实际上利润空间已经很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本充足率，使其难以真正进行商业化运营，见表4。

我国中央银行在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监控和监管中，借鉴国际上行之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特别是借鉴《巴塞尔协议》的有关内容，制定了一系列监控指标，其中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大于或等于8％。但表4中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未达标，企业资产风险较高。

二、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偏重的影响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仍然存在融资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比重过高；居民金融资产单一、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发达、创新能力较差；盈利水平较低、金融风险相对较大等问题，与上述问题相比，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较重只是影响银行企业发展的因素之一，但可以直接影响银行企业的盈利水平，见表5。

对表5中数字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工商银行的税前赢利、资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在八家银行中最低。从资产规模来看，该银行与法国农业信贷银行集团相当，但税前利润、资本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却只相当于法国银行的八分之一。与美国相比，我国金融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只是美国的6.4％和9.9％，与日本相比也只达到日本的15.33％和21.42％。按我国这样的回报率，除国家投资外，任何投资者都不可能接受。

我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低下，究其原因，一是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二是我国的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三是目前的银行业税负偏重，对企业赢利存在较大影响。因此，我国的银行业长期以来高税负和低赢利是并存的，其所得税税负与其纳税能力是不相称的，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银行业的发展。

三、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偏重的原因分析

我国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偏重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宏观政策方面

银行企业与财政之间传统的依赖关系，使得银行企业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家在设计银行企业税收政策时趋向于偏重的水平。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金融企业以国有银行为主，只需向国家上缴利润，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因其可以为政府快速、便捷地提供资金，逐步成为“二财政”，一方面金融企业资金依赖于国家拨付，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也离不开金融企业这个“钱袋子”。即使在两步“利改税”后，我国已经建立起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在内、内外资有别的课税体系，但在金融企业税收政策设计上，基本采取“区别对待”的特殊政策，以缓解财政收入的压力：1994年税制改革，对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实行5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直到1997年才将国有金融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下调到33％。此外，针对银行企业的所得税税收优惠很少，现有的税收优惠也主要是针对外资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刘佐认为这主要是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没有把金融业作为税收鼓励发展的对象。”

(二)微观制度因素

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与一般企业相同，但由于银行企业自身经营和会计核算的特殊性，导致其应税所得偏高。

1　账面应税收益虚高

与一般性企业不同，银行企业的应税收入确认采用混合型收入确认基数。按现行税法规定，以90天为界，从结息日起，逾期不足90天的按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原则，已收和应收未收贷款利息均确认为应税收入，逾期超过90天的则遵循收付实现原则，以实际收到的利息作为应税收入计算纳税，即在应税收入的确认上，现行税法采取的是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相结合的原则。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只要企业应税收入实现了，无论是否实际收到现金或银行存款，均必须以现金或银行存款支付各种税款，当收入实现而未收到现金或银行存款时，则需要企业先行垫付各种税金，使得企业负担加重、经营风险增加。

此外，由于银行的主要业务是贷款业务，贷款利息是其收入主要来源，而贷款利息是按季度计算的，除了一次性还本付息的短期贷款外，一般来说中长期贷款的利息，在按季结算时其资金并没有直接以现金形式流入银行，导致银行在未收到现金利息时却要以现金形式支付税金，这种纳税形式本身就意味着银行

需要垫付税金。加上目前银行企业存在大量的不良贷款，使得其应税收入远远高出实际收入，因此，即使金融企业所得税税率与一般企业相同，其所得税税收负担也比一般性企业要高。

2　呆账准备税前扣除差异

目前各类银行都存在大量呆账问题，每年要在税前扣除的呆账损失数额也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我国目前会计制度和税法对呆账损失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在会计上规定呆账准备提取和呆账损失确认的主要文件是《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2年1月1日起执行)、《金融企业呆账准备金提取管理办法》 (财金[2005]49号)、《金融企业呆账准备金核销管理办法》(财金[2005]50号)、《财政部关于呆账准备提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5]90号)，而税收依据的文件有些滞后，主要有《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2002年10月1日起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审批事项的通知》(国税发[2003]73号)，二者对呆账准备的提取范围、提取方法和损失认定等均存在差异，对银行应税所得有较大影响，从而影响其企业所得税负担。

(1)计提范围差异

税法规定：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包括贷款(含抵押、质押、担保等贷款)、银行卡透支、抵债资产、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担保垫款、进出口押汇、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拆借拆出)、应收利息(不含贷款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应收保费、应收分保账款、应收租赁款等债权和股权。当实际发生的呆账损失金额超过已经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时，超过部分可以在税前据实扣除，因此税法最终是可以全额扣除呆账损失的。

会计规定：金融企业应当按季分析各项债权和股权资产的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发生的贷款损失，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对预计可能产生的长期投资损失，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范围为金融企业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贷款(含抵押、质押、无担保等贷款)、银行卡透支、贴现、信用垫款(含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信用证垫款，担保垫款等)、进出口押汇、拆出资金、应收融资租赁款等。“坏账准备”的计提范围为存放同业款项、应收债券利息(不含贷款、拆放同业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应收经营租赁款、其他应收款等各类应收款项。“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为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不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或公允价值法确定期末价值的证券投资和购买的国债本息部分的投资)。

从内容上看，税法规定的呆账准备包含了会计上的坏账准备、贷款损失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从范围上看，税法规定的范围大于会计规定的范围，主要表现在抵债资产、股权债权投资和拆放同业应收利息上。其中税法对抵债资产的规定是“银行收回的以物抵债非货币资产低于债权部分可按呆账或坏账损失的规定核销”，其实质是对债权(贷款或投资)损失进行核销，而非核销抵债资产本身的损失。抵债资产损失应该是抵债资产处置或变现损失，一般作为“营业外支出”处理，不作为坏账损失。因此，税法中关于抵债资产“呆账准备”提取问题，实质可以分解为“贷款损失准备”和“投资损失准备”提取两部分。对于股权债权投资会计上只提取“投资跌价准备”列入成本，但税法又规定“投资跌价准备”不准税前扣除，而是将其纳入呆账准备的提取范围，因而，对于股权债权投资损失，会计和税法规定最终也是可以税前扣除的，只是扣除的途径不同。现行税法规定拆放同业利息收入计人“金融机构往来收入”，不征营业税而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拆放同业应收利息，在会计上不属于坏账准备的计提范围，而税法上却属于呆账准备计提范围。

综上所述，从最终结果来看，除拆放同业应收利息外，银行企业呆账(坏账)准备和损失，税法和会计规定都是可以据实扣除的，只是在扣除时间和途径上不一致，属于暂时性差异。

(2)计提比例差异

税法规定：金融企业可以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按本年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的1％提取，公式为本年允许扣除的呆账准备＝本年末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1％-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余额。

会计规定：贷款损失准备和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由金融企业自行确定。中国人民银行2001年12月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规定：按风险程度将贷款分为五级计提损失准备：一般贷款1％，关注类贷款2％，次级类贷款25％，可疑类贷款50％，损失类贷款100％。其中，次级类和可疑类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因此，贷款损失准备和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范围可以是1％～100％。

由于税法规定的计提比例较小，而企业是按照资产可能发生损失的程度来确定计提比例的，二者在某一个纳税年度计提的金额差异较大，当金融企业未发生呆账(坏账)损失但高风险资产所占比重较大时，按税法规定只能扣除1％计提的坏账准备，暂时性差异较大，当年应税所得将会增加，企业所得税税负也会增加。

(3)损失认定差异

税法对呆账损失的认定条件规定了13种，而会计上规定了15种，具体存在认定差异的有9种，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

一是会计确认为呆账，但税法上未确认。如会计规定“金融企业经批准采取打包出售、公开拍卖、转让等市场手段处置债权或股权后，其出售转让价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可认定为呆账”，但税法没有此项规定，即意味着税法不确认此损失。

二是税法和会计都确认为呆账，但税法的确认条件更严格。如会计对符合规定的银行信用卡透支款项可认定为呆账，其规定条件包括持卡人和担保人依法宣告破产、死亡、失踪等6种情形，只要符合其中1条即可，而税法只规定“银行卡被伪造、冒用、骗领而发生的应由银行承担的净损失”认定为呆账，显然税法规定要严格得多。

因此，这种损失确认条件不同导致的差异，属于永久性差异，同样会导致银行所得税负担加重。

四、降低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途径

商业银行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担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在宏观上政府要转变指导思想，“理顺政府与金融的关系”，在财政实力加强的条件下，逐步摆脱对银行企业的依赖，同时也要采取相关措施，改变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投入方式，使银行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二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消化和降低所得税负担对银行企业的影响。首先，在金融企业内部要加强成本管理，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企业成本核算、改变员工激励机制、注重税务筹划等手段来自我消化企业所得税负担，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其次，是为企业创造公平、有序的外部竞争环境，减少各种外来因素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扰。所得税政策属于影响银行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国家要在权衡财政承受能力的同时，改革现行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制度，合理减轻银行机构所得税负担，

促进银行企业的良性发展。

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在2008年开始实施，从税率和税收优惠等方面为银行企业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对银行等金融企业应税所得的确认方法和原则仍需进行调整，以减轻银行企业沉重的税收负担。此外，2006年我国出台了新的会计准则，其中专门针对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准则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金融工具列报》等准则，与原准则有较大改变，因此，需要结合新会计准则，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制度。

(一)应税收入确认全面引进收付实现制原则

新会计准则将金融资产分成四类：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金融负债分为两类：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确认，以企业是否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为标准，而不是原来的“交易发生”。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一般是“公允价值＋交易成本＋后续变动收益”，也不是原来的“当期应收金额”。因此，在调整税法时，首先应该在资产和负债的分类上与会计保持一致，减少由于分类方法不同而带来的对法规理解的差异；其次，在计量上也尽可能与会计保持一致，即采取“公允价”为基本计量标准，减少由于计量标准不同带来的法规认知差异。第三，在收入确认原则上，税法需要给予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同的待遇，引入收付实现制原则。因为对银行而言，贷款利息收入是其主要营业收入，在企业存在大量不良贷款、应收未收利息逾期日期长短不一、风险程度也不同的情况下，若严格实施权责发生制，必然加重企业税收负担，因此，应该借鉴国际惯例，对逾期应收未收利息按照实际收到的利息确认收入。

(二)结合准则调整呆账损失扣除办法

新《所得税》准则明确规定，对所得税一律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与应付税款法和收益表债务法相比，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更注重暂时性差异，可以直接得出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能更直接反映递延所得税对企业未来的影响，可处理所有的暂时性差异，但对企业会计核算的要求较高，也将增加企业会计核算成本。因此，在调整企业所得税政策时，应该同时考虑尽可能减少这种由于会计与税法规定不同而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1　调整计提范围

(1)抵债资产调整。由于税法对抵债资产计提呆账准备，其目的是核销债权损失，因此，可以在税法呆账准备计提范围中取消抵债资产，对抵债资产低于债权部分的差额，直接作为贷款损失准备处理，这也符合抵债资产本身的性质。

(2)股权债权投资调整。税法对股权债权投资计提“呆账准备”，与会计对其计提“投资跌价准备”，对所得税的影响基本相同，因为它们都可以达到在税前扣除的目的，只是途径不同而已。而金融企业与一般性企业不同，投资行为是企业主要经营业务之一，投资收益可以直接作为“营业收入”处理，投资损失也可以直接作为“营业支出”在税前扣除。因此，可以将银行的“投资跌价准备”作为特例允许税前扣除(一般性企业仍然规定不得税前扣除)，同时在呆账准备计提范围中取消股权债权投资内容。

(3)拆放同业应收利息调整。拆放同业应收利息的本质，与贷款应收利息是相同的，只是贷款对象的区别而已，因此，应该将拆放同业应收利息，与贷款应收利息采取相同处理方式，即对逾期90天的拆放同业应收利息也转为表外列示，并按照实际收到的利息收入确认收入。

2　调整计提比例

篇7

新的金融形式下，国内商业银行都在进行着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都在密切地注意着金融市场上的细微变化，进行着各个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以应对这一形势和挑战。目的只有一个：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取得胜利。现银行生存空间受到的挤压及求得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研究其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对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必修的课题，而其中要以中间业务的发展研究最为迫切。

（一）发展中间业务己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之一

近年来，由于金融改革深化、金融竞争加剧、金融管制放松、公众需求的不断刺激，以及中间业务自身经营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等特点，中间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在国外，各国商业银行都非常重视开展中间业务，非利息业务收入己经成为各国商业银行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将更加剧烈。与国际接轨，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

（二）中间业务将是入世后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竞争的焦点

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后，会根据自身条件和优势，有选择地开展一些重点业务，不会什么都做。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已被国有商业银行瓜分，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资产负债业务较为困难。面对我国巨大的中间业务潜在市场，具有经营中间业务偏好的外资银行一定会利用自己的业务品种多、经验丰富的优势，将中间业务作为在中国争夺市场份额的理想切入点。

（三）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发展中间业务的良好机遇

我国商业银行服务纷纷告别“免费大餐”，而进入收费时代。商业银行要抓住这一机遇，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使其成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另外，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企业等对银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多，希望银行提供多种多样的金融服务，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市场前景很广阔。

（四）发展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现状的迫切要求

近年来，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要走出这种困境，银行必须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减少对存贷款业务的依赖。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困境的主要出路。

（五）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虽然近年来，银行的中间业务取得了一定发展和成效，但从总体来讲存在着起步晚、层次低、品种少、发展慢、范围小、效益差等问题。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接近银行业务收入的“半壁江山”。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平均为11%。面对银行业激烈的竞争，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综上所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以适应金融市场化要求，已成为商业银行的迫切要求。

二、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改进措施建议

由于银行的中间业务操作性较强，理沦性较弱，从上面分析得知，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在业务范围，服务功能，技术手段上面都存在问题，而改变这些问题的根本首先要从观念上转变。

（一）转变思想观念，高度重视发展中间业务

目前，国内同业已纷纷将收入可观、风险较小的中间业务作为发展重点之一，争相抢占市场份额。面对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各支行应改变以往将中间业务作为辅佐业务发展的思路，摒弃单一讲规模扩张、讲发展速度的传统思维，转变为讲经营结果、讲发展质量、讲管理效益，深入发掘中间业务作为联系客户的纽带，以中间业务作为客户结构和利润机构调整的切入点，带动资产负债结构的改善和平衡发展。各支行要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克服畏难情绪，要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紧跟省行和营业部对中间业务空前重视的工作思路，将中间业务作为与资产、负债并驾齐驱的业务之一，将发展中间业务作为下阶段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强；要改变仍然以银行卡、结算等基础类业务的自然增长为主，融资类、资产类高端业务处于被动发展状态的经营形式，重点以理财业务为切入点，积极拓展投资成本少、收益回报率高的创新型、知识型的理财类、融资顾问类高附加值中间业务。

（二）增强业务及产品创新，提高服务水平

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最主要是要更新经营观念，高度重视拓展中间业务在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中的重要性和商业银行竞争中的紧迫性，要从思想观念上深化对中间业务的认识，尽快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上来。从中间的基本概念，体系、范畴等方面便会行上下形成共识。从形势发展的宏观必然性去认识中间业务的地位和作用，把中间业务纳入银行整体业务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中，在综合经营计划中加大考核比重，激发各级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努力挣脱长期坚持“存款立行”思想的束缚，从更高的视角来确立新时期的经营理念。

观念更新才是成功的先导。因此，商业银行应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统一和提高各级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对发展中间业务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市场观念，增强竞争意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着力转变业务发展方式，发展中间业务既是商业银行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商业银行参与市场竞争不可缺少的手段。即在中间业务发展的经营理念上，实现由过去只注重负债、资产业务向负债、资产中间业务多元增效、齐头并进转变；在经营目标上，实现其间接创收向直接创收转变；在经营意识上变过去中间业务为“副业”收入向“主业”经营的转变。以传统业务优势带动中间业务的发展，通过中间业务的发展壮大来支撑和促进传统业务的巩固与发展，使两者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1、创新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服务

（1）加强金融创新，强化产品开发

商业银行要在中间业务市场稳定地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必须要做好市场调查和研究工作，广泛了解社会对中间业务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创新，开发满足各方面不同需要的业务品种，推行自身鲜明特色和多样化的营销策略。一是加强中间业务的广告宣传，在政府的支持下，着力营造银行产品消费的正确舆论环境，提供一个公司财务人员与银行专业人士广泛交流的机会，点对点地击破，尤其针对一些优质、效益高、信誉好的企业。二是根据自身的规模和地位，寻找那些与银行优势和潜力可以结合得比较好的市场机会，采取差异性市场策略，提供独特的金融产品服务。三是充分注重客户需求的差异性，运用客户细分战略，即稳定大型客户，大力发展中高端个人客户，适度发展中小型客户，努力拓展同业客户，提供“量体裁衣”式服务。这几类客户的特点各有不同：大型客户，例如，爱立信公司在银行的业务中多属于单一贷款型，稳定程度不高，但它们选择余地大，议价能力强，因此中间收费很难，应该多转变产品功能，不吝惜为高端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服务。例如，北京工行先后为中国石油等多家大型企业集团开办了资金网络结算服务，为中国铁道部等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为友邦保险等提供本外币理财方案，为华北电力等提供外债置换和风险管理方案等，这一系列创新服务都从深层次上赢得了高端客户们的信赖；对于覆盖网点在大中城市的商业银行，拓展中小客户尚存一定的空间，可采用一定的价格战略，加上优质的服务，吸引中小客户的注意力，以少量的信贷投入为先导，配合批量的定价较高的中间业务，造就稳定性高的中小型客户群体。四是以高附加值产品为重点开发中间业务产品，加大金融创新力度。首先，适应信用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开展承诺、担保类业务。对一些信誉较好的企业积极开办担保签证、借款保函、备用信用证业务，为信誉卓著的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发行短期票据提供票据发行便利，对客户提供备用贷款额度和透支、循环贷款额度服务等。其次，大力开展针对公司和个人的代客理财业务。商业银行可以将证券投资咨询、外汇买卖、投资组合设计与存放，融资、信用卡、保管箱、结算等业务相结合，提供“一揽子”服务等。最后，逐步进入交易性的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市场，探索代客理财和财务顾问服务。开拓中间业务的市场也要借助一些营销学的手段，具体表现在面向客户策略。五是要注重品牌建设。品牌背后的内涵就是核心竞争力，如果把品牌和产品来比较，最大的区别就是，产品是可以模仿的，品牌是不可以模仿的。品牌不仅仅代表我们对服务质量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代表客户对你的了解和忠诚，提升品牌的目标就是提升客户的忠诚度。例如，香港汇丰银行的信用卡就有卓越理财信用卡、白金VISA卡、汇财金卡、万事达金卡、美元汇财金卡、日财金卡、联合航空VISA金卡、优惠卡、商务卡、户口卡等十几种；恒生银行的综合理财服务则分为优越理财、翱翔理财（男士）、悠娴理财（女士）、BIA纵横理财、BIAJ?r理财等类别；在这方面，国内的商业银行中的招商银行走在了前列。

（2）巩固传统业务，服务新兴市场

巩固传统业务不意味着仅仅保留传统的中间业务项目，还应当包括与其他类型增加利润的手段的结合。一是根据对基层行的调研，在实践中发现，工程审价咨询业务是巩固和发展政策性贷款、国家资金拨付业务的前提只有在工程预决算、招标、投标上有过硬的业务技术和高效优质服务，才能赢得委托方的依赖，使业务更上一层楼，而开展工程的审价、抵押物估价，又具有银行贷款风险防范和中间业务拓展的双重效应针对这类的现象，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由基层行汇报到总行，及时给予必要的业务调整。二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和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证券、保险期货期货、外汇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商业银行要充分满足改革过程中对中间业务的各种需要，及时发挥优势。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将为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新股申购验资、证券交易资金清算、银证通、资产托管、融资顾问、债务重组、代客理财等银证合作类中间业务提供广阔的空间；保险业对银行的依赖程度也在增强，特别是资金结算、代销保险、代收保费、代收理赔款等方面需要银行的积极合作；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交易资金清算业务的市场规模将前所未有地扩大，这给银行进入期货市场中介业务带来契机；外汇市场的发展对外汇交易和外汇资产风险管理的需求也将上升，为商业银行做大国际保理、福费廷、代客外汇买卖和综合理财业务提供难得的市场机会。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作为平台时，要切实加强客户与机构的沟通，调派专业的人才进行详细的讲解，创造和谐的三赢局面。三是利用目前大量的国有资产面临重组、民营企业面临二次创业和体制转型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入境并购的市场契机，依托本行客户，结合不良资产处置，参与企业的收购兼并，开办重组咨询、并购顾问和资产证券化业务针对国家投资体制改革后地方和企业扩大的投资自主权，开办融资策划、项目融资、资产融资、资产管理和银团贷款组织安排；按照“集团混业”的模式，成立行属投资银行，采取“上混下分”的方式逐步介入上市推荐证券承销、债券担保、股权资本融资等证券市场的投行业务；利用本行的信息资源，合作中介机构，拓展证券评级、项目评估、信用评级和调查、经济金融信息咨询等市场资信业务。

另外，建立中间业务创新的系统管理体制中间业务的拓展与创新涉及银行诸多部门的配合和业务交叉，因此必须创新中间业务的运作模式，建立一个统一的中间业务创新管理体系，为中间业务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首先，应实行中间业务与资产负债业务一体化经营，发挥整体功能优势。由各商业银行总行中间业务部设计全行中间业务发展的总体思路，提供指导原则，明确操作规程，建立业务规章制度，这既便于各商业银行和分支机构向客户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又利于形成中间业务与资产负债业务相互配套、支持、协调的经营机制。其次，应按各类中间业务与资产负债业务内在联系，将各行所辖中间业务的管理职责分别交给各级行的相关专业部门承担，中间业务部门则主要负责牵头协调银行内部各职能部门、银行与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组织新产品的市场开发与评估，研究制定中间业务市场营销策略，检查协调各业务部门中间业务实施方案及落实情况。最后，实行混业经营，为中间业务创新搭建体制平台，尽快实现中间业务与其他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信托业务以及投资业务等的交叉、参与及渗透。

2、建立健全持久的中间业务产品创新机制

为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注意制定中间业务产品的持久创新策略，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健全持久的中间业务产品创新机制。由于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较低，资本市场发育较慢，利率尚未市场化，因此应分层次分步骤，由易到难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第一步：重心应放在传统中间业务和风险较小的创新中间业务上，以便扩大市场份额，盘活信贷资产存量。首先，将结算、担保、、咨询等四大类业务的几十种中间业务品种培育成能打开市场赢得效益的拳头产品。其次，适时开办房地产中间业务和商业票据业务，在巩固发展银行承兑汇票的基础上，大力创新票据种类，扶植商业承兑汇票的发展。第二步：侧重发展传统中间业务以外的高层次、高风险但收益较高的业务。除证券投资型中间业务、代客理财型中间业务以及各种基金托管型中间业务以外，应侧重发展金融评估验证、资产评估、拍卖典当、破产清算、税务及保险等知识智力密集型业务。第三步：重点开发以货币期货、期权以及互换为主的金融衍生产品，把衍生金融市场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目标，科学安排、循序渐进地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充分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保值防险功能。

3、加速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及产品的创新

发展中间业务应拓展的重点产品：

（1）银行卡

银行卡是中间业务中发展最快的品种，大力发展银行卡是我国商业银行业务拓展的重点。商业银行应广泛与航空公司、证券公司、酒店、商场合作，采取联合发卡的形式，拓展银行卡的发卡渠道，扩大市场份额。同时要加强银行卡的自身建设，完善银行卡的各种查询、转账、代收代付、消费的功能，方便客户办理各项业务，提高银行卡的使用效率。

（2）财务顾问

为公司充当财务顾问、融资顾问、投资顾问、管理顾问等，与优质客户开展深层次合作。主要业务有：帮助公司改善财务状况，通过财务分析，找出问题，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协助公司安排股票或长期债券的募集，参与公司并购或重组，对大型的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包括经济分析和财务分析，寻求最佳筹资方案，起草招标文件的资金条件等。

（3）银证银保业务

我国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发展空间巨大，银证银保业务具有较大潜力，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强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沟通，探讨业务的进一步合作，通过发展银券通等新业务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4）国际结算

大力发展国际结算，是商业银行当前拓展业务的重要方向。要加大对大企业集团、外向型企业、三资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授信比例，支持国际结算的发展。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合作，通过充当投资顾问、财务顾问与之开展深层次合作，针对优质客户开拓收益较高的等业务。

（5）金融衍生业务

中央银行已同意开办外汇金融衍生业务，为改变外汇业务被动的局面，我国商业银行要大力开发外汇业务的金融衍生品，主要包括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外汇期权、远期利率协议等。

（6）银行咨询

一是信息咨询，主要为客户提供宏观经济信息、金融信息、政策法规、行业产品信息、利率、汇率、有价证券行情和开展技术咨询、房地产交易中介咨询等。二是企业信用评级。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程度进行客观评价，通过量化指标确定信用等级，为与之有联系的企业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三）完善营销体系，提高管理水平

1、国有商业银行应建立专门营销机构

完善中间业务营销的管理体系，应建立中间业务营销的管理机构。精简、高效的营销机构是加快中间业务营销的前提。中国银监会于2005年成立“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作为发展中间业务的监管部门。各商业银行应按照市场导向，在管理层建立横跨各业务部门的中间业务管理机构，在经营层继续全面推行客户经理制，从而形成上下互动的营销网络。中间业务管理机构的职能主要是负责中间业务发展战略规划的制订与新产品的研发，管理办法、制度、收费等标准的制订及日常协调、管理、监督等三大部分。客户经理的职能是做好中间业务的宣传介绍及市场推广，信息反馈，增强客户对中间业务的认知程度，使中间业务品种能够真正占领市场。这样一个从规划、设计、开发、推广、营销为一体的完整中间业务流程的建立，有利于市场营销高效有序地开展，以此促进商业银行实行经营方式由以企业自身为中心的单纯粗放型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集约型转变。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完善的中间业务考核体系。严格定量的考核和激励是进行中间业务营销的有效保证，在中间业务考核中，除了考核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率，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等综合性指标外，还应建立九大类中间业务及重点中间业务产品发展的专项考核指标，充分发挥考核对全行中间业务发展的导向性作用。

2、积极推行中间业务营销中的品牌化建设

金融品牌是商业银行保持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提高银行商誉的竞争手段之一，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业竞争的着力点和核心所在。一是对现有品牌进行整合，实行差异化发展。支付结算、银行卡、类与托管类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传统优势业务，应继续加大对这三大类中间业务市场的拓展力度，保持业务优势。咨询顾问类业务创收效率及盈利水平较高，目前却是商业银行的弱势业务，商业银行应提高该项业务的增长速度与市场占比。担保、承诺类与交易类业务创收效率较高但风险较大，应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谨慎发展。二是积极创新产品，树立新品牌。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优势和特色，开发特色产品，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无同质产品，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农业银行可根据自己的网络网点及人力资源优势，积极开发县域市场的个人服务项目，开发以银行卡为媒体，保险、国债、基金、外汇买卖的组合产品并附之于品牌，通过品牌建设树立商业银行在客户心目中的良好形象，造就品牌效应。三是加大宣传推广品牌形象。品牌往往是客户选择银行的主要因素，商业银行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介、通过提高内部服务质量、统一外部形象来吸引客户，扩大影响，在社会上树立自己独特的品牌形象。例如，近期农业银行推出的“伴你成长，商业银行”就是一个成功范例。

3、突出重点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应充分利用国有银行目前较好的个人储蓄存量和对公存款存量，扩大存款业务内涵，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一篮子”的中间业务产品。以客户为中心，积极开展营业网点阵地营销、重点客户联合营销、重点产品的精确集中营销等多样化的策略营销方式，百花齐放，增强中间业务的营销力度。

（1）以客户为中心，加大对优质客户的营销

第一，确立以优质个人客户为中心的业务增长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有25％的城市家庭步入中产阶级。一个稳定的高收入富裕阶层已经形成。在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长、社会财富加速向个人聚集的背景下，居民对以中间业务为主的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业务发展潜力和空间十分巨大。要抓好经济环境大好形势，根据客户层次变化及时调整客户结构和业务发展结构，确立“稳定小额客户、发展中等客户、争取高端客户”的目标，积极推广个人业务精确集中营销模式。对发展个人高端客户，重点对此类客户提供优先、优惠服务和理财服务，加大营销管理力度，提高服务层次和品位。对中端客户积极沟通、联系和挖潜，实施分层办法，从中发掘和培育潜在的高价值客户。对低端客户应通过合法合规、稳定可行的措施进行整合和分流，从而为中间业务发展夯实基础，实现客户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确立以优质对公客户为公司中间业务的营销目标。与对公客户相关的融资业务类、财务顾问类等高附加值中间业务的有效推进和发展应建立在对现有客户分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客户的综合特征，分析潜在需求，做出相应的推广策略和目标。以大型优质企业作为当前重点发掘的客户，以具有理财业务需求的中型公司客户作为未来重点业务发展对象。从中识别发展潜力大、成长价值高的客户目标，通过分析其经营范围和业务种类，跟踪其资金流向，识别其管理周期，在恰当的时机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财产品，从而通过集中关注和连续服务，与客户建立一个共同成长、双方共赢的长期性互动关系，使客户成为银行忠诚的合作伙伴。

（2）开展营业网点阵地营销

第一，要将柜台资源逐步向高效业务倾斜。营业网点是客户与银行沟通的重要桥梁，也是银行销售产品、提供个性化理财服务的重要窗口。不应该把网点仅仅看作是办理支付结算和存贷款业务的场所，应充分利用我行庞大的营业网点网络，积极发挥这种网络分销渠道的规模优势，向客户分销中间业务的产品。必须合理规划柜台资源，柜台服务要向高效业务倾斜，由以交易为主转变为以提供个性化、综合化服务为主。各营业网点通过理财区、低柜服务专柜，为高效业务提高快捷的受理渠道，提高柜台资源成本的收益率。

第二，要以自助银行、电子银行两个渠道引流低效业务。应结合营业网点的客户分流和服务分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低成本的电子渠道，实现柜台业务压力的引流，为客户提供多渠道分销的中间业务。一是通过自助服务区要大力发展ATM、存取款一体机等自助服务渠道，加强设备功能宣传和使用引导，提高自助渠道的利用率和业务处理能力，解决柜台业务排队问题。二是通过电子银行体验区，加大对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的营销力度，同时积极宣传电子银行在基金买卖、外汇宝交易和记账式国债等中间业务的安全便捷操作，加强电子银行对个人中间业务产品的分销力度，使电子银行在分流标准化的柜台业务同时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收益率。

（四）培养专业人才，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1、提高人员素质，促进业务发展

人力资源的投入，以及投入人员的素质，是整个业务发展的有效保证。通过增加人力资源、适当地调整人员配置、加强培训和准入，以人为本，为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

（1）提高人员素质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从事中间业务的人员素质较为匮乏已成为我国银行业不能开展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业务的瓶颈。所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人员素质的提高已成为影响中间业务发展的主要问题。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人员的素质。一是内在服务意识的提高。具体来讲就是要强化中间业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作风，要使其转变认为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附属业务，并且其占总收入的份额较小就可以不太注重这类业务的服务态度和服务热情的传统观念，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服务水平，推进中间业务的发展。二是提高内部现有中间业务人员的技能素质。具体措施就是要公开内部选举出精通业务、肯于钻研且具有开拓意识的人进行定期的专业的技能培训，加强其对计算机、金融、保险房地产、外汇、国内外经济形势等知识的掌握；鼓励员工参加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的资格考试，培养专门的中间业务人才。三是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并辅之以较高的物质待遇，促进优秀人才的不断流入为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加强培训与准入

完善人才培训机制，加大科技投入，为发展中间业务提供良好的软硬件设施我国现有的中间业务专业人才的不足就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培训力度、积极开发人才资源，造就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理论水平高、业务技术精通的复合人才，壮大中间业务队伍。一是立足于现实，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办法对现有员工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二是建立人才备选库，从现有人员中选拔精通业务、年富力强、善于钻研且具有开拓意识的人到中间业务岗位上来，通过国内外培训相结合，进行中间业务、外语、计算机、市场营销等方面较高层次的知识培训，为中间业务的开拓奠定基础。三是面向社会、大专院校、其他金融机构等，引进一些具有较高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充实到中间业务开发队伍中来。中间业务的竞争最终是技术装备和人才的竞争，商业银行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快金融电子化建设，集中组织银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制开发或引进全行通用、满足客户多种需求的软件系统，建立完备的金融网络信息系统，为中间业务发展创造技术和信息条件。

加强中间业务的人才培训，培养和引进复合型人才发展中间业务不仅需要经营管理人才，还需要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如经济金融专家、咨询专家、调研评估专家及精通各种国际业务和外汇买卖专家。但目前中间业务的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给中间业务的开展带来各种各样的困难。因此，各家商业银行应以人为本，着力培养一批品德优秀、懂经营、会管理，具备金融、法律、财会、税收、工程、企业管理、计算机、外语及开发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加强现有员工队伍的培训，对现有人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渠道进行培训，努力提高现有员工的队伍素质；同时应适当的引进复合型专业人才，尽快填补空白点，提高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为中间业务注入一批年轻化、知识化、现代化的新鲜血液。

2、建立有效的中间业务考核激励机制

加强考核，建立有效的中间业务考核激励机制。中间业务作为一项创新业务，在制度管理、经营考核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不能只局限于中间业务量等传统的考核模式，而是要将开展中间业务的种类和手续费收入等，特别是直接的收益作为目标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考核体系。各商业银行要结合实际制定明确的中间业务发展目标及考核管理办法，把近期计划与长远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逐步建立中间业务监督激励机制，把中间业务的市场调查、营销推广、收入效益纳入经营目标考核体系，设立中间业务专项费用，用于市场开拓宣传，对完成任务出色、工作有思路、有创新且收效显著的部门和个人，给予重奖。对临柜人员，可按办理中间业务的工作量，计发劳动报酬，使他们切实感到中间业务既能给银行带来利润，也能给个人带来利益。形成“人人重视中间业务，个个为发展中间业务做贡献”的良好氛围。

建立激励机制，完善考核机制基于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经营松散、竞争无序的状况，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制度，按效益最大化的要求，对中间业务进行必要的投入产出匡算，拒绝客户不合理的要求，应根据各地的环境和条件，确定目标，落实到职能部门进行考核，加大考核权重，强化激励和约束的机制，如对一线员工实行业绩一定比例的奖励等，根据其对银行经营的贡献度大小论功行赏。同时，还要把中间业务发展指标列入各级行长经营目标考核中，以此来充分调动银行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中间业务的整体快速发展。

（五）加强风险管理与监督

第一，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担保性、融资性、衍生工具等创新中间业务，必将加大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风险，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强化对中间业务的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监管。一是在风险预警方面，商业银行要加强中间业务的风险分析和预测，根据经营管理中的实际情况按业务风险的大小加以分类管理，采取相应措施分散、转移和化解风险。二是在风险管理方面，由于中间业务可能产生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并且有的中间业务可能形成商业银行的或有资产、或有负债，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开展中间业务创新时注意风险控制，防止不顾成本、一哄而上，盲目追求扩大中间业务规模的现象。三是在风险约束方面，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内控制度，使操作与监督分离，发挥稽核审计职能，形成自我约束和严格监督的机制。与此同时，有计划、分阶段地开放相关市场，推动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强化央行和同业协会对中间业务的调控和监管作用，督促金融机构严格执行国家法律和制度规定，保障中间业务的公平竞争。

第二，规范中间业务收费应与利率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利率市场化，会导致存款利率提高，使商业银行的息差变窄，令银行成本上升。为保证经营收益，银行必然要提高和增设银行服务收费，以弥补成本。因此，中间业务收费标准应与利率市场化进程相协调。增发公司会在增发前进行过度的盈余管理，这成功地误导了潜在的投资者，使得市场关于增发后公司业绩的预期发生了系统的高估，进而抬高了增发时的股价，然而，增发后，过度的盈余管理造成的后继业绩长时期的经营不善逐渐暴露，投资者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预期偏差，进而逐渐降低对SEO股票的预期，这反映在股票市场上就会造成SEO股价在长时期内的逐渐下降。过度的盈余管理造成的后继业绩长时期的经营不善便表现为增发后公司业绩的长期弱势，而投资者在长期内逐渐降低对SEO股票的预期所造成股价的逐渐下降便表现为SEO股票收益率的长期弱势现象。

篇8

关键词：农户融资制度；制度变迁；融资瓶颈；政策主张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8）09-0062-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但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浅化、农户贷款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呈逐渐加强的趋势。那么，农村金融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如何改革现有的融资格局和制度，使农村金融名副其实，使农户的正常融资需求得到满足？理论界从农村金融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出发，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本文在回顾农村金融理论和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就农户融资状况、农户融资瓶颈的原因及改革主张等理论研究成果作一综述，并对已有研究作简要评价。

一、相关融资理论回顾与简评

（一）“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

自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走上了金融改革与发展之路。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因为世界主流学派的货币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主要货币政策手段都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一国经济已发展到相当水平，货币金融制度比较完善。而现实情况却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货币金融领域存在着许多不正常和不合理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各国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二十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融资状况给予了高度关注，进而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

1.“金融抑制”论的核心内容。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为特权借款者和非特权借款者的同时存在，对于非特权借款者而言，“有组织的银行业在向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渗透上，在为一般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为小额借款人服务方面，是很不成功的”，若要获取外源融资，则“必须由放债人、当铺老板和合作社的不足的资金来满足”。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某些“飞地”特权借款者的融资特权：“银行信贷仍然是某些飞地”的“一个金融附属物”，这些受保护的公司和企业常常可以“预先占用存款银行的有限放款资源”。不仅如此，由于通货膨胀率奇高而利率很低，银行从这些特权部门获取的收益往往是负数，结果导致储蓄者减少货币持有量，使货币持有量大大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最终结果是货币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极低。

肖指出，经济落后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这些经济落后国家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具有高实质收益率的机会”，但却“缺少作为投资来源的储蓄”，而所以形成此种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实施了抑制的金融政策：价格操纵。价格操纵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的压制措施，如对存、贷款利率进行管制等。二是间接的压制措施，即通过“税收法案和管理机构限制储蓄者和投资者利用金融交易”。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由于麦金农和肖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因此金融抑制的含义也有所区别。麦金农所指的金融抑制主要是指在发展中国家融资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供给型压制，是一种事后的、静态的描述；而肖则主要从融资过程中政府的不恰当干预―价格压制入手，不仅肯定了供给型抑制现象的存在，而且提出了需求型抑制的概念，认为需求型压抑是供给抑制的连锁反应。当然，两者的聚焦基本是一致的：不恰当管制的存在使弱势群体在金融市场中更加弱势，这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不可小视的金融原因。

2.“金融深化”论的政策主张。麦金农指出，要消除金融抑制，必须“通过资金市场自由化来使利率高到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并消除通货膨胀”，但实施高利率还要掌握一定的尺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资助的”，此外，“金融自由化必须与贸易自由化、税制合理化和正确的政府支出政策相配合”。肖则对金融深化的尺度、指标以及深化的目标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认为金融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货币体系的改革与深化；将场外市场（即民间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纳入正式运行的轨道；鼓励银行等中介机构充分竞争；扶植长期金融等。总之，肖认为，金融深化“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均意味着一种寻求经济自由化的倾向”，“市场中的自由化决策能增进经济福利”。

（二）金融约束论

金融约束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莫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于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基于战后日本及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奇迹而提出的又一金融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当干预，干预的主要手段是利率管制、特许经营权管制以及限制资产替代，以达到在民间部门（尤其是银行）创造租金机会，进而激励金融机构为获取“租金”而实施进取型经营战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但政府应如何实施相机抉择的调节政策，提出者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此，金融约束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是模糊的，可操作性不强。

（三）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领域的三个代表性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1. 农业融资理论。农业融资理论是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学说。该理论认为，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资金不足的问题，而农业的产业特性又决定了商业银行不可能向其融资，因此，有必要建立非盈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实行低利率政策。但实践证明，根据该理论而进行的实践是失败的，到二十世纪80年代，该理论被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所取代。

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与农业融资理论相反，该理论非常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农村居民（包括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低利率会抑制金融发展，高利率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该理论主张，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尤其应进行储蓄动员；在利率的决定上，应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必要实行专项目标贷款制度；承认非正规金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领域频繁出现，这表明在农村金融领域单纯实行市场化改造是行不通的，相应地，农村金融理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学者们认为，要培育稳定的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减少金融风险，仍需要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但政府到底应该在农村金融领域起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

二、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的改革

（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质与特点

从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来看，历次改革大都只是机构设置的变化，没有真正触及融资制度，更没有设计出一个针对广大小农户的具体融资制度。

1.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农村金融业的控制，以便于实施向城市倾斜的金融战略。周立认为，由于经济改革和转轨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的能力，在农村支持城市、农业让位于工业的发展理念下，在农村建立了强大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网络，结果使得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取得的是量的扩张而非质的飞跃，农村金融机构仅仅扮演了为城市工商部门积累资金的角色。

2. 采取了机构观的改革范式。从历次的改革来看，追求金融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体制变迁的主线（何广文，2004）。农村金融的每一次变动，基本上是围绕着金融机构的调整来展开的，所谓改革，无非是根据现有的金融机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为其建立各种法律法规，这就必然导致虽然改革的举措不少，但固有的问题总得不到有效解决（曹华，2004）。

3. 改革陷入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涉农金融机构寻找出路的怪圈，陷入了商业化改造与为“三农”服务的矛盾之中。为了扭转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后面临的显性亏损，1996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出台的实质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新型的为农民服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而是力图缓解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在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之间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点。而推动农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则与“三农”固有的特性冲突，使为“三农”服务的目标落空；放纵农村信用社盲目进行商业化的改造又进一步使唯一与农民联结的金融纽带松懈。

（二）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与路径依赖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既是在原有金融体系基础上的改革，同时又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这就决定了改革特有的路径及路径依赖：改革不能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必须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中权衡利弊。在农村缺乏金融服务的背景下，改革由增设机构并由政府控制入手，形成了供给主导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为了保证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利益不受到侵蚀，政府通过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维持城市金融的稳定，农村资金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大量流向城市。然而这样一来又违背了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企业在“国家亏损由国家买单”的庇护下，不讲求经济效益，资金的利用效率低下，而与此同时，农民贷款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已在改革中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启动并加速了金融市场化改革，通过窗口指导的形式要求农村信用社守住农村阵地，为农户提供小额信用贷款，但农村信用社迫于风险压力以及尚未消化的亏损包袱，在仿效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中“走向了商业化倾向的改革之路，与农户经济不可能对接，农户融资又一次被忽视”（李春来，2004）。

三、农户融资状况的实证研究及主要结论

（一）研究范式与研究内容

针对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从近期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1. 就研究范式来看。理论界在关于农户融资的问题上遵循着机构范式和功能范式两种模式，机构范式注重的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认为应从机构改革出发来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功能范式则重点讨论农村金融机构应具备什么样的为农服务的功能，从功能的完善来探讨农户融资问题。

2.就研究内容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如温铁军、史清华、曹力群）主要围绕农户融资的来源、动机、数量、成本、融资意愿等方面展开研究，虽然选取的样本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却大致相同。

（二）主要结论

1. 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县域金融萎缩。对农村资金采取机构计算法表明，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农村资金总量供给不足（温铁军，2001；何广文，2004；谢平，2004）。流失的渠道除了通过大量存差“农转非”外，主要是通过邮政储蓄实现的。

2. 非正规金融表现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长久的生命力。温铁军的调查表明，我国的民间借贷极具普遍性，发生率高达95%。沈明高在分析了全国10省4237户农户5年的面板数据后发现，从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的农户数量是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农户数量的1―2倍。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通过对全国20个省份地下金融进行实地抽样调查，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8164亿之间，但各地利率却呈现较大的差异。

四、对农户融资瓶颈长期存在的原因诠释

（一）交易成本高

多数学者认为，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融资的交易费用高昂是导致农户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周脉伏、徐进前（2004）运用信息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机构距离农户较远，获取借贷农户信息的成本高昂，同时导致农户自履约机制的缺乏，因此，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正规金融机构不会向农户提供贷款。刘朝晖、徐丽（2005）关于贷款成本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不仅考虑了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交易的高信息成本，而且还考虑到了与农户交易所要发生的高运营成本。过高的运营成本一方面源于每笔贷款的额度过小，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主要来源于农村金融领域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借贷在克服成本高昂的问题上却具有相当的优势：借贷双方都比较熟悉，获取贷前信息的成本低，贷后的监督成本也低，因此，民间借贷绝大多数没有严格的抵押担保条件，有的甚至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李命志，2004）。

（二）金融歧视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农村金融歧视政策，走的是“重城市，轻农村”的金融发展道路（谢平，2004），实行的是农村资金补贴城市的“以弱补强”政策（周立，2004）。不仅如此，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国有银行相比，始终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1996年与农业银行脱钩后，大量的高风险贷款强制转给了信用社，使信用社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都使得信用社对农户的贷款积极性受到打压。

五、打破农户融资瓶颈的政策主张

（一）从农户的真实需求和负担能力出发来改革农村金融制度

大部分学者主张从农户的真实需求和负担能力出发来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温铁军认为，国有金融机构与小农经济不可能对接，因此在农村只能搞互质的合作金融；李春来则认为我国农户基本上属于“道义小农”的范畴，也主张给农户提供互助合作制的信贷制度；何广文则从金融的“功能观”出发，认为农户的金融需求是多元化的，在农村应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而不仅仅局限于农村信用社；李剑阁和张杰认为，在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商业性的金融机构运行，而只能靠政策性金融或者国家农贷支持来解决。但也有学者与李剑阁和张杰的看法相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刘文璞研究员认为，农产品的资金回报率几乎可以和一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大工业企业相比，农村低收入阶层可以接受商业金融。

（二）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正式金融

1. 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的垂直合作方案。周立（2004）的观点与多数学者的看法相同，也认为金融体制的改革应该突破以农信社为主和供给主导型思维，建设“需求追随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解决的方案别有创新。他认为目前最有效的做法是通过某种机制的设计，使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由水平竞争走向垂直合作：即正式部门对非正式放贷人放贷，非正式放贷人再向农村的信贷需求者或其他的中间人放贷。

2. 改造现有正式金融方案。李命志认为，通过对商业金融的政策和法律引导，可以打破农户缺乏抵押品这一硬约束，从而使商业金融与农户贷款对接。如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引导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入；适当修改商业银行贷款制度，如对支农信贷实行单独考核；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商业银行用于本社区信贷投入的比例等等。

（三）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非正式金融

由于非正式金融在农村有着极大的成本优势，因此学者们对此种信贷方式给予了较好的评价。温铁军（2001）认为，在改造民间金融方面，可以借鉴“东亚”经验，即通过市场内部化的办法改造已经普遍化的民间金融，使之规范化为社区合作金融。周立（2004）通过分析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四大问题后得出结论：非正规金融解决农村金融市场四大问题的能力远远大于正式放贷人，非正式金融安排在农村的生存发展，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即使在一些政府努力向农村扩大信贷的国家，非正式信贷市场仍十分繁荣。

六、研究中尚存在的不足

第一，假设前提不科学。没有客观、科学地界定农户的类型，简单地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代替了农户融资行为选择的复杂的假设前提，农户的信贷偏好、农耕文化、农户之间的差异等等均被忽视，而这些恰恰是影响农户融资意愿和行为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第二，主要停留在现状描述阶段，对农户融资的个案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缺乏。

第三，没有跳出“就金融论金融”的研究范式，仅从金融学的角度来探求答案，因此也就没有彻底打开农户融资难的“黑匣子”，对农户融资难的成因没有给出全面的的解释。

参考文献：

[1]罗纳德．I．麦金农（美）：《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

[2]爱德华．S．肖（美）：《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3]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体系；行政抽取机制；金融政策

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79]56号文，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为标志，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建设。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国资金的供求形势变化相伴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以政府主导金融发展为基本体制背景，以资金余缺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阐述其形成和发展逻辑。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二、储蓄动员角色的体制背景

农村金融体制之所以呈现上述逻辑，与计划经济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宏观背景密不可分。这要从中国传统体制形成逻辑的分析中，进一步探寻其发展(见图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所言的“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利率、汇率、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最终建立起一个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城市部门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农村部门表现为。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农村部门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农村金融体制，自然也服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成为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低成本资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农”的名义下，壮大了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的基础。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使得金融供给远远不敷农村金融需求，反而使农村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农村金融供求表现出了总量和结构的明显失衡。农村建设和发展没有完成“非农化”，农村资金却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机构似乎成为农村资金的大漏斗，它们在农村吸收储蓄存款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相当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发放贷款。从短缺经济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农村发展也长期处于“负投资”的状态。面对总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丰富的农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供给却一直是刚性，甚至是相对萎缩的。

三、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

由图3可见，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9年5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6.3％的历史低点，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85％，或者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流动性严重过剩，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

四、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周立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但无论怎样，资金过剩和流动性悖论的出现，都为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金融环境。于是，中国政府的各种意图解决流动性悖论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次政策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正式金融机构为主，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出台，也是打压性的，如《民法通则》对于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规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出台。二是以农信社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关注动员农村资金，到关注农村资金回流，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果。进入21世纪起，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经连续6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

五、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至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这体现在：

首先，农户贷款覆盖面小。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其次，农村短缺总量巨大。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2007年的431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仅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5.66％，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过程中，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30年改革与发展的回顾，试图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体制原因和农村金融安排的复杂性。

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质疑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社会环境和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多还停留在市场逻辑之内，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依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若从更本质的角度讲，一个个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对农村发展的长期损害，可能大大超过农村融资量扩大的短期得利。当我们已经知道，农村的储蓄通过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农村的时候，我们说农村患了资金集体扶富的“失血症”。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发放一笔又一笔小额贷款的时候，他们又把农村本已经微薄的产业利润进一步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如若我们又在没有考虑农村社区内生的金融安排时，就将农村利率放开，那么，追求短期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会将农村利润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农村经济难再有复苏的那一天。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农村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外来的金融组织，如果要达到名曰“支农”的目的，只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即可。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竞争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一定帮助。

当然，上述的建议，还仅仅在现有体制内，做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就不能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也无法使农村获得比城市更为优越的信贷条件，也就无法彻底改变资金流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整体框架内，在自由贸易的丛林法则下，农村经济仍会陷入在弱肉强食的状态，农村金融自然还处于无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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