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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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商品和服务质量的社会监督，维护社会公德，正确引导消费，促进生产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辽宁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用于生活消费和有偿接受生活服务的个人或单位。

本条例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有偿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经营者、消费者均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本市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

新闻单位应当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实行舆论监督。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消费者有下列权利：

（一）自由购买商品和选择服务；

（二）了解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

（三）购买商品和接受生活服务，有权获得符合规定的质量、价格、计量、卫生、安全等保障，索取必要的购买凭证或收据；

（四）因商品、服务质量低劣遭受损害，可要求负有责任的经营者修理、重做、更换、退货，以至赔偿经济损失；

（五）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负有责任的经营者拒绝承担责任时；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依法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对商品或服务问题，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

（七）发现经营者有违法经营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和控告；

（八）少数民族消费者法定的特殊利益和合理的传统消费习惯受到侵害时，有权提出批评或向有关部门投诉；

（九）要求接受消费教育和咨询。

第六条  消费者有下列义务：

（一）购买商品和有偿接受服务时，应尊重经营者的劳动，遵守经营服务场所的有关规定；

（二）选购商品时，应爱护商品；

（三）按商品使用说明书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商品，遵守与经营者的约定；

（四）承担由自身责任而造成的损失；

（五）消费纠纷投诉必须实事求是，并提供有关证据。

第三章  经营者的责任

第七条  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坚持公平自愿、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应消费者的要求，如实介绍商品和服务的有关情况；

（二）生产、销售的商品和提供的有偿服务，必须符合质量、计量、安全、卫生等有关标准和规定；

（三）保持商品商标和标签的完好，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应作出明显标志；

（四）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标准，并明码标价；

（五）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按规定或应消费者要求开具购物凭证和收据；

（六）出售需要调试的商品，应为消费者当面调试，有保修期的，应做好售后服务；

（七）产品达不到规定标准，但仍有使用价值的，生产厂家应标明质量等级，经营单位出售的残次商品，应在标签和购物凭证上注明“处理品”字样；

（八）削价处理的商品，应如实标明原价和现价。削价处理的食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

（九）商品和服务性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

（十）出售试销商品，必须有检验合格证；

（十一）出售作为奖品的商品也应按规定实行包修、包换、包退；

（十二）加工衣着和生活用品，必须给消费者出具记有原材料名称、数量、样式、标准及取货日期等内容的单据；

（十三）外地来沈从事加工、服务的个体业户，开业时应向所在区、县消费者协会（委员会）交纳一定数额的消费者损失抵押基金，并以合同形式签约，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离沈时返还；

（十四）对采用定期还本方式出售商品的，必须经公证部门公证；

（十五）以提供长期保修为条件出售商品的，应在购物凭证上注明商品使用“期限”；

（十六）开展邮售业务的，必须保质保量，按期履约；

（十七）经营者与消费者发生纠纷时，经营者必须如实提供事实情况及有关证据；

（十八）家用电器维修人员修理家用电器时，应填写有收货日期、修理部位、更换零部件名称、取货日期等内容的修理登记卡片，在保修期内应及时维修，不得借故推诿。高档家用电器一次维修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天，遇有特殊情况不得超过四十天；

（十九）必须履行国家规定或双方约定的包修、包换、包退义务；

（二十）出售商品必须使用标准计量器具，保证数量，商店和集贸市场应设公平秤（尺）供消费者使用。

第九条  禁止经营者下列行为：

（一）出售假冒伪劣商品；

（二）制作虚假的商品广告、服务广告；

（三）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以欺骗手段引诱消费者误购商品，搭配销售商品；

（四）以假充真、以旧充新、以劣充优、掺杂使假、偷工减料；

（五）短尺少秤、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

（六）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腐烂变质、过期失效（包括没有标明生产日期的食品和药品）及违禁商品，以“处理品”名义销售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

（七）生产、销售危害人身安全和健康的食品、药品、家用电器；

（八）出售罚没走私商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

第十条  经营者应制订并公布文明服务、售后服务、处理消费纠纷等制度，并应指定有关机构（人员）调解消费纠纷。

第四章  消费者协会

第十一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是代表消费者合法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监督组织。

第十二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由地方行政管理机关代表、社会团体代表、消费者代表和新闻单位代表组成，下设具体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第十三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在各级人民政府指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协助有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和通过新闻单位，依法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具体职责和义务是：

（一）受理消费者投诉，调解消费纠纷；

（二）向有关部门提出改进商品和服务质量方面的建议；

（三）对消费纠纷调解不成的案件，当事人可申请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仲裁；

（四）涉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查询；

（五）协助有关行政部门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进行处理；

（六）对有关行政部门应依法进行处理而未及时处理的，可建议、督促有关部门或提请上级主管机关及时处理；

（七）对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消费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协助有关部门对商品、服务的质量进行检查；

（九）征求和收集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向经营者反馈商品、服务质量信息；

（十）参与评选优质产品、优质服务活动，根据消费者反映，向有关部门提出撤销优质称号的建议；

（十一）根据消费者反映和实际调查，经有关部门检查鉴定后，对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通告或召开商品质量新闻会；

（十二）组织经营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沟通信息；

（十三）接受消费者咨询，指导消费者合理消费；

（十四）与外地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共同处理跨地区的消费纠纷案件。

第十四条  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应聘请监督员，协助本会对商品、服务质量进行社会监督。

第五章  调解与仲裁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委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社会团体设立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进行调解和仲裁。

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消费者协会（委员会）。

第十六条  消费者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当直接与经营者协商，经营者当时能够解决的，必须解决；当时解决不了的，自消费者提出之日起十日内解决。

第十七条  直接交涉不成或经营者拖延不解决的，可向消费者协会（委员会）投诉，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

第十八条  调解不成的，消费者可向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区、县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受理标的额五千元以下的消费纠纷案件；标的额超过五千元的，由市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受理。

第十九条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审理消费纠纷案件和仲裁决定的执行，适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制定的《沈阳市消费纠纷仲裁办法》。

第二十条  消费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按下列规定期限向消费者协会（委员会）或有关部门投诉：

（一）法律、法规有时效规定的，在规定的时效以内；

（二）有约定期限的，在约定期限以内；

（三）没有规定或约定期限的，在一年以内。

有责任的经营者愿意承担责任的，不受时效限制。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卫生防疫、畜牧检疫、商品检验、海关、公安、司法等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予以查处。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出售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和危害身体健康的，应根据不同情况，由有关行政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和用强卖骗卖手段推销商品的，除责令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情节严重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二）出售需要当场调试的商品，因未当场调试出现质量问题而拒不退换、修理的，应责令经营者退换、修理，并承担消费者往返运送商品的费用；拒不执行的处以该商品价格的一至二倍罚款；

（三）不按规定或约定履行包修、包换、包退责任，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的，除责令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商品原价的50％以下的罚款；

（四）提供加工服务不符合标准的，责令经营者重作、修理；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应负责赔偿，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加工费的二倍以下罚款；

（五）对强行搭售商品的，除责成经营者收回搭售商品、退还货款外，情节严重的，处以搭售商品的一至二倍的罚款；

（六）在修理、加工过程中偷换零部件、调换原材料的，除责成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情节严重的，处以赔偿损失金额的五倍以下罚款；

（七）外地来沈从事加工、服务的个体业户，拒不交纳消费者损失抵押基金的，由消费者协会（委员会）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或吊销营业执照；

（八）应有使用说明书的商品没有使用说明书或使用说明书内容不真实、不全面，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经营者赔偿；

（九）邮售商品不能保质保量，按期履约的，除责令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外，处以邮售商品原价一至五倍的罚款；

（十）出售走私商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除由有关部门给予处罚外，责令经营者承担损害的责任；

（十一）修理高档家用电器超过规定或约定时间的，按修理费金额处以一倍以下罚款。

有上述行为的，除对消费者所受损害给予赔偿外，对情节严重的还应受到有关行政部门的处罚，直至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依法执行罚款处罚时，必须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罚款收入全部上缴财政部门。

第二十四条  出租柜台、场地和举办展销会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在经营活动中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承租、参销的经营者负责赔偿；消费者无法向承租、参销经营者索赔时，由出租、举办单位先予赔偿，然后，再由其向承租、参销的经营者索赔。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处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篇2

【关键词】图书盗版经济法防治

盗版是我国现阶段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和难题之一，又是我们必须面对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图书盗版是当前我国盗版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图书盗版现象对出版产业和国家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破坏，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本文从经济法的视角，试图对我国图书盗版问题及其特质进行定性分析，并提出尝试运用经济法手段解决该问题的可行性及具体思路。

一、我国图书盗版问题的现状及危害性分析

图书盗版是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未经允许擅自翻印图书，侵犯图书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非法出版活动。

1、现状

200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全国各级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共受理的9691件案件中，共收缴各类盗版品8505万余件，其中查缴的盗版图书达1869万余册。据有关部门统计，张抗抗的《情爱画廊》盗版书有数种版本，有200多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围城》已发现的有30多种；《廊桥遗梦》盗版书的数量是正版书的3倍。

综合起来，当前我国的图书盗版现象具有范围大、数量品种多、速度快、质量较高、专业性强且涉外盗版案件有所增加等特点。

2、危害性

（1）侵害了著作权人的权益。

（2）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损害了出版社的合法利益。

（4）严重扰乱了市场经营和管理秩序。

（5）导致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6）严重破坏了自主知识产权和民族知识经济的发展。

（7）阻碍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图书盗版问题的原因分析

1、反盗版立法存在严重缺陷

我国现行的反盗版法律体系由五部分组成，分别如下。（1）法律层次。主要包括：《刑法》、《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审计法》等。（2）调整印刷、出版发行法律关系的行政法规。如《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等。（3）行政规章。如《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4）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如《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即TRIPS协议）等。（5）相关的司法解释。如《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5、6条对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制品罪的量刑标准做出了具体解释。

对上述法律、法规体系中所包含的与图书盗版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法律法规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刑法量刑偏轻，不足以惩治和威慑违法犯罪者。

（2）侵权赔偿仅限于不充分的补偿性赔偿，而不是惩罚性赔偿，不能对盗版者产生强大的震慑效应。

（3）确定行政责任的选择性条款太多，刚性不强，赋予了执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4）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不完善。表现在：①对印刷厂、零售商的准入资格没有刚性要求；②没有建立图书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致使对中介机构的监管无法可依，而中介机构恰恰是盗版的多发地带。

（5）对盗版书的知情消费者未给予必要的处罚。

（6）出版产业规划法缺失，致使出版产业缺乏稳定有序的宏观调控管理，无法有效规范产业运营，难以为反盗版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7）图书定价的立法监管缺位。正版图书定价普遍较高，为盗版书、盗版者的生存提供了极大诱惑和获利空间。

（8）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审计法》都缺乏针对图书行业的税收监管规定和审计规定，导致对图书行业税收监管和审计监督手段的缺失。

（9）从立法的聚散性上看，我国的反盗版立法体系虽然已初步建立，层次比较完备，但法规条款分散，缺乏系统性，且相关法律法规中缺乏威慑力强的刚性法律条款。

2、反盗版执法体系不健全，行政执法力度不够，且执法中主观因素、人为因素较多。

3、反盗版司法制裁不严，且制裁中主观性色彩较强。

4、图书消费者维权守法意识淡薄。

三、我国图书盗版问题的经济法防治策略分析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通过经济方面的法律手段规范图书出版业，制止图书盗版现象就显得尤为紧迫。

1、运用市场规制法对盗版现象进行防治。规制，是指一定的主体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市场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或鼓励的行为。它包括法学界通常所说的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

（1）运用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就是建立出版社、印刷厂、发行商和零售商进入图书出版业的准许制度，从源头上遏制图书盗版现象出现的法律措施。

（2）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图书盗版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该法同样适用于图书出版行业，可以起到制止和打击图书出版业中的盗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对盗用畅销图书书名和内容、盗用出版单位名称和作者姓名的违法行为，对高折扣或提供回扣促销等不正当行为要运用该法予以严厉打击。同时，还要适时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相关不合时宜的条款、明确执法责任主体并加大执法力度。

（3）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图书消费主体的角度出发，增强他们的维权意识和维权勇气，从而增加盗版商的违法成本，使盗版商在无利可图甚至倾家荡产的情况下放弃违法行为。

（4）运用图书产品质量法。大部分盗版图书印刷、装帧质量差。要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追究盗版图书出版商、非法盗版经销商的责任，尤其是违法者的经济责任，使其放弃违法行为。

2、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法的调控力来遏制图书盗版。

（1）制定产业规划法。

（2）对图书行业加强价格调控。

（3）规范图书采购行为。

（4）全监管图书出版行业的税收法律、法规。

（5）加强对图书出版行业的审计立法和审计监督。

四、结语

构建反图书盗版法律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实施反图书盗版法律、法规是一项系统工程，打击并最终消灭图书盗版现象更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打击并取缔图书盗版现象需要法律制定机关建立健全法规体系、需要行政执法机关严格依法行政、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增强打击图书盗版现象的意识。只有以经济法律、法规为主体，辅以其它方法，并进行综合治理才能有效遏制并逐步消灭图书盗版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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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法院作出赔偿数额的判决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一种赔偿制度，它体现了对受害人的抚慰功能、报应功能、遏制功能和对市场交易的鼓励功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责任构成要件、责任的内容、责任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具有其特殊性；针对现行立法的缺憾，应当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借鉴美国法浮动限额制度解决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对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尽快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自2009年6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10章专门规定了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责任”，其中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 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的 赔 偿金。”这一规定确立的食品安全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保障我国消费者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则不够严谨，且过于简单，在具体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通过分析《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全面了解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提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现代法治体制要求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食品安全法》在规定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的同时，引入了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又称报复性赔偿制度，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制度，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传统产品的补偿责任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主要在于平衡和填补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而后者主要目的是预防和遏制类似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受害人补偿和抚慰的功能。加害方的违法行为有可能会给受害方造成财产上的损失或者人身上的伤害，甚至会给受害方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对这些损害加以救济。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发挥的补偿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受害方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补救更充分。加害方对受害方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是没有办法用金钱予以明确计算和确定的，因此，需要采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来弥补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缺陷，使受害者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从而有利于化解纠纷和矛盾。二是追求损害完全赔偿原则的结果。一方面，在食品安全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者基于受到的人身伤害，可以要求违法者对其提供赔偿，但我国法律确立的人身伤害损害赔偿标准比较低，进行赔偿时人身伤害遭受的损失也难以得到证明，对受害者并不能提供实际上的完全赔偿。基于此，采取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更能充分地补偿受害者遭受的损害。另一方面，受害者为提起诉讼所要支付的各项开支繁多造成维权成本过高，例如差旅费、律师费等，过高的维权成本制约消费者积极维权，而这些开支可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得以补偿。

2．《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加害人报应的功能。近年来，如 “敌敌畏火腿事件”“苏丹红事件”，更有震惊全国和世界的“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是促使我国立法机关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加害人的惩罚功能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同态复仇的原则，让加害人承担因侵权行为而需承担的后果。在侵权案件中，一般情况下加害方的行为都会给受害方造成物质上的损害。因此，由法院判决加害方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符合“因果报应”的基本观念，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立法价值。二是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不法行为人适用更重的经济负担来制裁其不法行为。对违法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针对两点：其一是针对违法者行为上的不法性，其二是针对违法者道德上的应受谴责性。在食品安全领域，法律规定只针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不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过低，是造成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的原因之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不法行为人苛以更重的经济负担，从而使其违法成本提高。不法行为人如果进行了不法行为，那么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重的责任，以达到惩罚的目的。

3．《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不法行为人遏制的功能。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惩罚”的特性，决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又具有遏制的功能。法律是最严厉的制裁方式，对食品安全领域中的违法生产者及经营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以规制，对其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从而有利于遏制不法分子继续从事违法经营行为。遏制功能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威慑功能。通过对违法分子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一方面会对正常经营的生产者及经营者起到教育、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增强他们知法、懂法、守法的思想和意识。另外，惩罚性赔偿制度也会对不法行为人产生威吓、遏制的作用，有利于预防和阻止他们继续实施非法经营行为。二是激励功能。由于加害人所作出的加害行为的责任加重、经济成本提高，而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这种成本具有不确定性，就会使加害人因惧怕承担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而不再实施违法行为。此外，惩罚性赔偿制度给受害人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收益（这种收益可能引起受害人追求超出损害赔偿范围之外的不当利益）。因此，客观上会激励受害人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引发受害人提起诉讼的诉求和积极性。

4．《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市场交易的鼓励功能。食品安全与每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息息相关，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不法行为具有不道德性、违法性、反社会性，其不法行为损害了受害人甚至整个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通过确立高倍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在对加害方给予惩罚、对受害方给予安慰的同时，也可以化解民间纠纷和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和谐。《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保护食品领域市场交易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侵犯他人财产权的非自愿交易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营造自愿交易的市场环境。二是惩罚性赔偿能鼓励市场交易，使潜在的侵权人认识到正常交易行为的收益与侵权行为的成本相比，合法经营的收益更加合算，从而使潜在侵权人放弃侵权行为，激励合法交易。如果赔偿金太低，潜在的侵权人可能会实施损害行为，从而不利于市场交易的稳定与发展。笔者认为，我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和恐慌，在《食品安全法》中引入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和保护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和理解这一制度。

1．《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因此，针对食品经营者，是否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通常要考量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行为的违法性。指行为违反了规定的义务或违反了法律的要求，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生命健康和安全权，甚至侵害了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由于食品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食品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将会造成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极大损失；二是主观恶意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了区别对待，对生产者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即生产者只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销售者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即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进行销售的，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2．《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在食品安全法律关系中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是：一是应当赔偿消费者的实际损失。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包括赔偿消费者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二是消费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有必要指出的是，以营利为目的专门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获得“十倍价款赔偿”的行为与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法律价值和立法精神不符合。因此，鼓励消费者监督食品安全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获得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在责任承担上有可能遇到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竞合的情况，在法律责任发生竞合时，《食品安全法》确认了保证受害人利益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

3．《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合同领域还是适用于侵权领域，抑或合同领域和侵权领域都适用，这涉及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性质的认定问题。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对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作出的专门规定，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特殊侵权责任，理由有两点：一是《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一种产品责任，产品责任适用于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产品责任领域中的一般规定，《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产品责任领域中的特殊规定。在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律适用竞合时，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应当优先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二是如果在合同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要求食品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则缺乏请求权基础。在食品安全领域，生产者和经营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消费者对生产者不享有合同债权。即消费者如果要求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没有请求权基础，不能对生产者主张违约损害赔偿。因此，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向生产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时的请求权基础应当是侵权责任。

4．《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竞合问题。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多处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从概念的关联关系上看，《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的规定，似乎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归类于合同责任；其次，从立法的先后顺序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于1993年，《合同法》制定于1999年，所以立法机关有意通过《合同法》来规定该制度的法律责任类型是合同责任。对此，一般认为，如果经营者提供有瑕疵的商品或服务使消费者遭受了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并因此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中惩罚性赔偿责任[3]。《食品安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存在竞合：一是生产者、销售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未造成消费者固有利益的损害，消费者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要求对销售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二是生产者、销售者生产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仍存在欺诈行为的，如生产或销售的食品本身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存在假冒知名或名牌食品等比较典型的欺诈行为，对此，消费者是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要求对销售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4]。笔者认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对惩罚性赔偿问题做出的相关规定，存异但又有竞合，这对从不同的层面依法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完善《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借鉴英美法系的规定，在民商事领域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依法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规范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从立法层面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1．《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的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十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建立在“价款”上的，而并不是建立在消费者实际遭受的或者实际需要填补的损失上的，所以，惩罚性赔偿数额确立的基数标准并不合理。一般来说，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食品消费支付的价款都比较少，即使适用 “十倍”的赔偿，对消费者也并不能起到实际上的抚慰作用，对违法经营者也起不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由国外法律的立法制度可知，基本上是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而我国法律却是以“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同样是数倍赔偿责任，但实际赔偿数额却相差甚远。以“价款”作为计算的依据，无法达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期目的，以“价款”作为计算的固定标准，无法实现实际的补偿和实质的公平。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英美国家或者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惩罚性赔偿的标准基数，即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

2．《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目前，我国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为基数；二是最高法院公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以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款作为基数；三是《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以食品消费者支付的价款作为基数。但是，《食品安全法》以所“支付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在学理上产生了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例如在购买昂贵的奢侈食品时，普通消费者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食品，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纠纷，消费者如果主张适用“十倍惩罚性赔偿制度”，到底是以已经先期支付的价款作为基数，还是以食品的总价格作为基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以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作为基数，“购买价款”就是指商品的购买价格，这个标准就非常准确和合理。所以，《食品安全法》是食品安全领域中适用的特别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消费者保护适用的一般法，只有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和整个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3．《食品安全法》应当借鉴美国的浮动限额制度，解决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对违法者的惩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承担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的计算方面存在问题。这种固定倍数的计算方法过于僵硬，一方面难以体现法官对个案的具体处理和具体分析时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难以体现权利和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时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在美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金额采取浮动限额制度时，法院一般会根据原告实际损失赔偿金的倍数、被告的不同类型、原告所受损失的类型或原告损害赔偿请求的类型、被告侵权行为的类型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之后所确定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才能与具体案件的实际保持一致，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体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5]。笔者认为，在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的背景下，为切实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应有的功能，充分实现实质正义，应当借鉴美国的浮动限额制度，来解决我国《食品安全法》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问题。

4．《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对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生产者主观构成要件的规定有失公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适用的归责原则过于苛刻。《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对生产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即不论其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过错，只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6]。该法第96条仅就销售者规定了“明知”的主观要件，并未对生产者作同一要求，这种区别对待无疑加重了生产者的负担。综观各国立法，在食品安全责任领域主要适用过错原则，如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一般认为，行为人如果实施的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严重疏忽，行为人才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存在大陆法系所称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二是对生产者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有适用提前的嫌疑。由《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内容可知，食品生产者只要是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应当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以规制。从立法者的初衷和目的上看，生产或者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是在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后，消费者购买或者是使用了该不安全食品，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产生了现实的威胁，才有可能对食品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如果根本就未发生消费者消费不安全食品，也根本就未造成实质损害，则不存在适格的主体主张权利。因此，为避免司法实践中理解上的分歧和冲突，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对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 度 的 主 观 构 成 要 件 应 为 存 在 故 意 或 重 大过失。

5．《食品安全法》应当尽快增订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以保障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食品安全标准是指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要素以及各个环节所规定的统一技术要求。《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实施的效果，取决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完善与否。食品安全标准存在三个认定标准：一是国家标准，二是地方标准，三是企业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3章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得知：食品安全标准是通过国家统一制定，并且强制执行和实施的。法律同时也规定，如果未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如果未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行制定食品安全标准。除非企业制定了更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外，就有可能制定出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安全标准，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食品安全法》应尽快增订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条件和程序，以保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全面贯彻和实施。

总之，《食品安全法》规定侵权法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必要的[7]。我国是一个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大国，在正确理解和运用食品安全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础上，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这对依法有效保护食品交易中的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113．

[2]张敬礼．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426－429．

[3]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83－184．

[4]王吉林．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之解读[J]．天津法学，2010（1）：47．

[5]金福海．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35－238．

篇4

今天，县人大常委会对药监局贯彻执行《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安监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和工商局贯彻执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情况进行评议。这是县人大常委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开展人大代表评议工作的重要举措。对促进政府依法行政、认真履行职责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充分体现了县人大常委会对药监、安全、工商等部门的执法工作以及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监督。

刚才，各位代表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受评单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既充分肯定了他们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又客观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县政府希望这些部门要认真研究这些评议和建议，尽快制定整改措施，不断提高工作质量，推动依法行政进程，为加快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做出应有贡献。下面，我代表县政府讲三点意见：

一、正视差距，不怕揭短，变压力为动力

在这次评议会上，各受评单位对各自的工作都进行了认真陈述，态度很诚恳；各位代表畅所欲言，提出的意见也很中肯。通过这次评议，我们既看到了工作中的成绩，也看到了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更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评议的目的不是与某个单位、某位领导过不去，而是通过评议，更好地促进我们的工作。所以，各受评单位一定要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努力做到：第一，要正视差距。在这次评议会上，各位代表在充分肯定受评单位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诚点击查看本资料原创网站更多文章恳的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还存在差距。“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有了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差距，不敢正视差距。只有不怕差距，正视差距，才能在差距中找准目标，才能有赶超先进的动力。第二，要不怕揭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平时不容易暴露的“短”，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对于各位代表的“揭短”，我们要心怀感激之心，因为给你指出来，你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工作中才能对症下药。第三，要敢于承担责任。对于工作中的不足和失误，对于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要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接受事实，不要怨天尤人，更不能推诿了事，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失误的责任，并在工作中努力加以克服和改正。

二、强化措施，认真对待，切实抓好整改

通过这次评议，我们更应增强依法行政意识，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会后，各受评单位要高度重视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采取有效措施抓好整改。一是认识要深。这次执法检查评议活动，是增强我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活动，不是开开会，发发言，走走过场就了事的。希望各受评单位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站在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认真对待这次评议活动及评议意见。二是措施要硬。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各受评单位有认真分析，研究措施，制定方案，采取有力措施，一项一项分解，一项一项落实，确保整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各受评单位要在两个月内向县人大、县政府书面汇报整改情况。三是效果要好。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各受评单位要本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集中精力抓整改，一心一意求实效，把精力用在抓落实上，用在解决执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上，面不是用在耍花枪、搞形式的汇报材料上。

三、转变职能，改进作风，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篇5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营造良好经济社会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2010年，我局将抓好以下工作为重点，全面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一．进一步创新完善服务方式，促进科学发展

我局将继续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及时跟进，找准切入点，创新完善服务方式，大力推进“政策扶企”、“商标强企”、“信用兴企”工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一）帮助企业脱困解困，全力支持企业发展。一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促进全民创业若干政策意见》,开展“工商帮扶进万家”活动，组织工商干部主动对接困难企业，用足用活职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二是要继续推行预约服务、“绿色通道”服务、标准化服务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服务举措，不断提高服务效能。要强化市场准入服务，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准入环境，放宽准入条件，加大对市场主体的解困、扶持力度。三是要以工商所为前端、以经济户口为支撑、依托责任区监管和企业的重点巡检，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形成企业生存状况及运行情况的实时快报，及时为党委政府、为企业、为社会提供决策资讯，服务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拓展企业融资渠道，盘活企业存量资产。一是全面开展股权出质登记，帮助企业解决利用股权获取贷款，解决资金短缺、融资困难的突出问题；二是开展股权出资登记工作，扶持企业以股权出资，投资于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帮助企业做强，促进投资增长；三是积极探索推进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办法，帮助企业盘活无形资产，获取发展资金，缓解当前融资难的矛盾；四是进一步规范动产抵押物登记，促进银企合作及时有效的为企业融资提供服务；

（三）实施商标发展战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要以“一所一标”“一（镇）乡一标”工作为载体，深入开展调研活动，精心制定商标培育计划，强化引导，把商标发展的重点放在具有地域优势和加工制造优势的农副产品、旅游产品、工业产品上，提高全县商标申请量和注册商标总量。要加强商标行政指导，积极鼓励、帮助企业实施商标战略，主动争创驰名、著名和知名商标，依靠品牌来帮助企业提升的自主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抵御经济风险能力。

（四）认真落实优惠政策，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严格执行“两费”停征规定和已经取消的各项收费项目，严格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三免”政策，杜绝搭车收费、强行收费等违纪违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和经营户的负担。要进一步落实各级关于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积极引导和扶持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残疾人、退役军人和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鼓励企业积极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

（五）加强引导服务，认真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要跳出工商看工商、抓工商，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工商部门掌握企业信息资源的优势，主动搜集发达地区企业发展和产业转移信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摸清企业情况，找准投资项目，搭建合作平台，搞好企业对接。

（六）加强工商窗口建设，提升准入效率。进一步建立工商登记窗口告知单制度，认真落实首办责任人、服务承诺、限时办结等工作制度，本着能宽则宽、能简则简、能快则快原则，放宽登记权限，理顺审批流程，简化准入程序，缩短办照时间，改进服务方式，通过高质量的窗口服务树立良好的工商形象。要开辟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的“绿色通道”，对重大投资项目，实行专人专件办理，推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加班服务，主动跟踪、主动配合、全程服务，为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的环境。

（七）贯彻中央农村政策，深化新农村服务。一要进一步拓展职能，积极引导培育、扶持规范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经纪人队伍，要有计划地对农民经纪人进行科技、法规和营销等方面的培训，逐步提高经营者的素质，引导他们守法经营、诚信规范，促进农业产业快速发展；二要围绕“一所一标”、“一（镇）乡一标”工作，加快特色农产品商标的申报注册工作，积极引导广大涉农组织利用商标来开拓市场，促进农民增收；三要深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把加强农资市场监管作为重点，坚持一手抓维权服务，一手抓整治行动，全方位实施农资经营索证索票制度，定期对农资经营户进行检查，全面规范农资经营户的经营行为，为农业安全保驾护航；四是切实落实“合同帮农”十项制度，推广涉农合同示范文本，加强对“订单农业”的合同指导，提供针对，抵御经营风险；五要关注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将各级政府关于促进创业就业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为政府分忧，为农民解难。

二.进一步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和谐稳定

我局将继续认真落实中央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监管职能作用，进一步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加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大力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稳定、社会和谐。

（一）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强化流通环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一是继续做好《食品安全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年底前要实现宣传资料100%发放到集贸市场、超市、小食杂店，第一责任人100%参加《食品安全法》的学习培训，彻底解决《食品安全法》宣传学习的盲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二是认真做好食品流通许可证发放的准备工作。要在证照分离的原则下做好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发放工作，以便国务院《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和国家相关规章下发后能及时、快捷、合法发放食品流通许可证。三是以加强乳制品、群众日常生活必须品、季节性、节日性视频和重点场所监管为重点，强化市场日常巡查和质量监督检查，集中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商品等违法行为，着力解决重点区域、重点品种和重点经营户的突出问题；四是继续开展流通环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专项检查，加强对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监管，加强对钢材、化工、建材等原材料质量的监管；三是要积极策应中央和区市关于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启动对农村内需市场的特别监管，严防不合格农机、家电等大宗商品流向农村。严厉打击以“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名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销售不合格商品等各种违法经营行为。

（二）突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一要继续加大广告市场整治力度，拓宽基层工商所广告监管执法的覆盖面，以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违法问题易发多发的药品、医疗、保健食品等广告为重点，进一步强化对新闻媒体广告的监督管理，不断巩固和扩大广告市场整治成果，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二要继续加大无照经营的查处力度，严厉查处超范围经营、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行为，严厉打击危害人体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等违法经营行为，维护公共安全；三要以保护涉农商标、地理标志、著名商标、驰名商标为重点，加大商标行政执法力度，有效遏制将著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登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四要继续打击合同欺诈行为，加强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和格式条款备案工作，加大对拍卖活动的监管力度，维护重要生产资料、农副产品购销、加工承揽、旅游、中介服务等领域的秩序。

（三）切实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振消费信心。以推进“四个平台”建设为重点，切实抓好消费维权各项措施的落实，不断提升消费维权水平。完善和规范“一会两站”建设，积极推进12315网络“五进”，积极开展消费维权宣传教育，倡导科学、健康、文明消费。要充分发挥消费者权益政府办公会议制度作用，建立消保维权的部门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大服务领域消费维权力度，力争把消费纠纷解决在基层，着力提高消费信心，引导和促进消费者扩大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维权拉动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作用。

（四）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严厉打击黑网吧，继续做好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安置帮教、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预防青少年犯罪，积极开展扫黄打非、禁毒、反假币、反洗钱等专项工作，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传销，规范直销，充分发挥基层工商所职能作用，做到群防群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进一步强化班子队伍建设，提升工商形象

我们一定要积极应对停征“两费”带来的阵痛和工作形势的转变，抓住班子建设、基层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三个关键环节，积极推进“四个转变”，努力实现“四高目标”，全面提升工商形象。

（一）突出重点，加强班子和队伍建设。要继续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要总结前期学习活动经验，用科学发展观检验各股室所工作成效。特别是看一看各股室所发挥工商职能、服务发展的态度是否积极、措施是否有力、成效是否明显；履行监管职责、加大执法力度的监管是否到位、责任是否落实、市场是否稳定、权益是否保护；带好干部队伍、树立工商形象的能力是否具备、作风是否过硬、行为是否廉洁等。

（二）完善机制，推进规范化建设。规范运转、务实高效的管理机制，是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重要途径，也是打造“三个过硬”干部队伍的必要保障。一是建立健全队伍教育培训机制。针对不同层次的干部，分级培训；根据不同的工作岗位，分类培训。坚持做到培训与使用相结合、培训与考评相结合、分类与分级培训相结合，建立完善注重实效的教育培训机制，全面提高履行岗位职责的本领。二是建立健全科学的岗位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科学合理地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规范工作流程，定事以岗，以岗用人，使每位干部职工在适合的岗位职责与熟练的规范流程下有序运作。要建立责任追究制，落实好奖惩激励机制和监督制约等机制，为效绩考核提供制度支撑。

篇6

一、引言

《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基于与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合同，因产品缺陷致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承担加害给付的法律责任，而此条文同时规定了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推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连带责任，与食品生产经营者共担风险，以下主要以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明星代言为例，对其原因、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方面予以探讨。

二、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分析

(一)代言明星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应承担连带责任

明星代言广告是其吸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以巨额代言费与广告主签订合同，表面上看由广告主支付，但此负担最后还是转嫁至消费者，基于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法律在认可明星代言人高额收益权利的同时，也应为可能出现的虚假宣传、产品质量等问题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

(二)代言明星与食品生产经营者共同侵权须承担产品侵权连带责任

代言明星因为与广告商以及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之间签订的巨额代言费合同显然不是其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因为根据合同之债相对性原则，消费者并非合同当事人，对因产品缺陷所造成的损害应该无法给予损害赔偿，而且这也不属于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情况。那么，基于明星代言依附于买卖合同关系的产品经营者，产品买卖合同能否作为其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笔者认为此时对于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的产品使用人无法以加害给付责任对其赔偿，而且代言明星也并非此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有的学者提出，明星广告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合同法律关系，而明星代言的是以其公众影响力，受大众爱戴和信赖标识经营者的产品，明星的代言行为与消费者形成默示的保证合同。可是明星代言合同只是向消费者推荐某种产品，基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心理，代言明星并没有对所有不特定的消费者给予一种允诺或保证，也不是对其承担保证责任的默示，所以笔者认为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并不是基于广告代言合同、产品买卖或者默示保证合同等合同之债。

根据我国侵权法的相关规定，产品生产经营者因产品缺陷而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笔者认为明星代言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构成共同侵权更为合理，即因缺陷产品使消费者受损害是基于产品代言、生产者及销售者行为结合而导致的，产品代言行为依附于缺陷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产品代言有助于生产经营者侵权行为。根据广告心理学原理，广告代言人特别是名人在传播中形成的晕轮效应、移情效应、示范效应会在受众(即广大消费者)中产生特殊的心理效应，可以使相关产品或服务迅速被消费者所认知，令消费者对产品、服务产生认可，并最终说服其做出决定促成购买行为。所以，明星代言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扩大产品的销售，对于产品缺陷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事实中，产品代言行为依附于缺陷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代言明星应与生产经营者承担共同侵权连带责任。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生产经营者与广告代言人明知其食品存在缺陷，仍然故意利用广告虚假宣传;二是广告代言人知道其代言的食品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却放任其虚假宣传的后果;三是广告代言人应当知道，却没有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疏忽或者懈怠了解其代言食品的安全性。其中，第一种、第二种属于主观关联共同，第三种为客观关联共同，无论是主观关联共同或客观关联共同，广告代言人都应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即使广告代言人与食品生产经营者间对于所代言的食品质量及广告的真实性没有任何的意思联络，当他们的行为导致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害的结果出现时，仍应承担连带责任。

(三)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的份额

但是，代言明星的连带责任的承担比例不应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份额相同，毕竟明星代言并不是造成消费者损害事实的直接原因，食品经营者应对其加害给付行为负主要责任。笔者主张依据代言明星应承担依其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出于保护消费者弱势利益的价值衡量，消费者有权要求食品经营者、食品生产者或者代言明星中的全体、部分或任何一个人承担责任，若代言明星清偿该产品侵权之债后，有权再向食品经营者、食品生产者予以追偿，追偿的范围为超出其应该负担的依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所应承担的赔偿份额。

三、代言明星承担的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旦出现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事实，明星是否就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食品安全法》弥补了《广告法》的缺陷，对明星代言虚假广告也给予了一定的连带责任。因为根据我国《广告法》的规定，承担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为广告主、广告者、广告经营者，以及在虚假广告中推荐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不包括以个人名义的商业广告虚假宣传活动(如广告表演者、代言人)，作为代言人的明星的代言虚假广告行为也没有予以规制。可是，在实际的明星代言纠纷中，明星承担责任应符合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明星代言虚假的食品广告的事实。代言人可以在与广告主签订的书面合同中，约定与广告主的责任分担，不要只约定广告报酬。代言人还要履行一定的查证义务，要查看广告主的营业执照、查验其各种真实有效的证明文件，通过这些步骤，明星才可以去代言。我国对明星代言的审查尚为形式审查，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有关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和评估机制的规定，代言人代言时应尽到查看广告主的质检、合格证、卫生许可证等必备证件的义务，如果代言人连这些最基本的义务都未尽到，就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明星代言的为虚假的食品广告。虚假广告的界定，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广告法》第3条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一般认为，虚假广告就是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广告，它的虚假性主要表现是消息虚假、品质虚假、功能虚假、价格虚假、证明材料虚假。而在明星代言虚假的食品广告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广告的内容与食品的质量不符，尽管广告需要适当的夸张艺术性，当不能与食品质量差距太大或者试图掩饰其缺陷;二是广告的内容与代言人的自身情况不符，明星在未亲身试验所代言的食品是否安全的情况下予以推荐。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此处的损害应是明星代言食品存在缺陷所致，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食品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的法律规定，而《食品安全法》并未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的损害予以明确，在产品侵权责任中，损害是指使用缺陷产品所导致的死亡、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以及其他重大损失。在食品领域，应是食品食用人自己在食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食品而出现的人身或财产损害。

明星代言虚假的食品广告与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间存在因果关系。代言明星并不是所有经其代言的食品出现问题就一定要承担责任。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和其他方法，对商品质量、制作成分、功能、用途、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笔者认为应考虑到虚假广告是否引人误解，因为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经济人，其购买决策可能受到明星效应的影响，但是消费者会理性判断，即使虚假的广告，消费者也可以不会误解而去消费。比如欧洲的明星代言产品的宣传效果不是很大，不同于美国要求明星代言需明示担保的高要求，欧洲人坚持理性消费的理念和习惯。欧洲人的消费习惯是，如果要买一件大宗物品，首先要做的是上网了解情况，在网上货比三家，这样既可知晓商品生产厂家的具体情况，也可了解消费者对其的评价。如果网上没有，他会设法找朋友了解。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司法解释第8条可知，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认定。所以，即使名人代言了虚假广告，但这些虚假广告以明显的夸张方式宣传产品的，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那么消费者购买此食品与明星代言该产品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对某一特定领域的明星予以知晓，而且消费者也会基于理性选择利益最大的商品。

四、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的举证责任问题

举证责任问题，对于食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而言，其所承担的产品责任是适用过错责任，而且基于其强势地位，并且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应承担严格责任。但是对于代言明星而言，其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为间接共同侵权人，笔者主张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消费者提出诉讼后，明星代言人可举出证明自己代言无过错责任的证据。明星可举证证明其具备代言产品亲历性的条件，如自己有食用过或者代言期间内一直在食用，并且是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而推荐给消费者，或者明星也可举证自己同时尽到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义务。如明星不仅到工商局、药监局、卫生局等国家机关去了解其代言产品的详细信息外，还要求其委托律师、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调查鉴定以证明产品没有问题。同时，明星还可举证自己所代言的食品广告并没有引起消费者的误解，只是出于广告的艺术夸张性表现的需要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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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农村　食品安全　法律意识

近年来，从“三鹿奶粉”到“瘦肉精”，从“地沟油”到“毒豆芽”，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一次次敲打着人们的神经，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敏感问题。在媒体的广泛报道、执法部门的大力查处下，城市的食品安全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不良商家制售假劣食品的违法成本正在逐步增加。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一些“问题食品”专供农村市场，形成了“城里有城里货，农村有农村货”的局面，这已经严重威胁了农民尤其是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

一、我国农村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消费者普遍缺乏食品安全意识

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在购买食品的过程中往往图便宜，简单地追求低价格、好口感和分量足，至于所购买的食品是否是正规食品企业生产的，是否使用过量色素、防腐剂、增香剂等食品添加剂，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相关强制性规定，消费者并不在乎，缺乏对食品安全性的考虑，这就使得一些“傍名牌”或者是在城市市场淘汰的过期、劣质食品流向广大农村地区。造成了品质好、价格高的正规食品在农村没有市场，买得起、吃着香的劣质食品在农村占领了市场。

（二）缺乏规范的食品生产和流通体系，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

当前，我国农村食品经营者多为家庭作坊、小卖部、小摊点等分散经营模式，食品经营者整体素质偏低，守法经营意识不强，食品加工户无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等现象普遍存在，生产条件差、卫生环境不达标、加工水平低等问题严重，甚至一些违法经营着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使用违禁成分进行食品加工，严重危害了公众的健康安全，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三）缺乏法制宣传教育，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

我国《食品安全法》已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国家随后还颁布了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条例，在我国《刑法》中也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标准和出发标准予以提高。这在法律层面上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力度还不够，广大村民缺少了解和熟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途径，这一方面使得农村的制售问题食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威慑，另一方面，广大农村消费者也缺乏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另外，从根源上讲，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属于熟人社会，讲究人情，遇到纠纷和问题时很少想到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食品安全问题也往往得不到重视，即使购买或使用了问题食品，只要没有造成严重的疾病，也往往不予追究，这也纵容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四）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任务重、难度大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食品生产和销售的业户多，经营分散，单个经营者规模小，隐蔽性强，有些还分布在边远山区。食品加工的小作坊往往位于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无照经营的多，并且这种小作坊形势的食品加工店隐蔽性强，成为了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此外，农村地区的食品生产和销售往往是小本经营，而我国《食品安全法》对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规定的最低出发标准为2000元，而有的小卖部或小作坊全部货值也不过2000元，在监管过程中，出发标准难以执行到位。另外，部分农村小摊贩、小餐饮店业主属于农村弱势群体，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往往考虑这部分农村群众的生存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在依法取缔或查处时容易对他们产生同情心而手下留情，这一难题使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很难彻底进行。

（五）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缺乏人力和技术支持，监管不到位

在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中，监管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在县级以上地区，食品安全监管组织比较健全，有完善的工作制度和议事规则，监管手段较为先进，而在农村，虽然成立了食品安全协调组织，但是在农村食品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人少事多的情况下，工作难以抓到位。另外，县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乡镇没有向下延伸的专门机构，有的虽然设立了站、所，但是监管力量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

监管技术水平偏低则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通病，农村问题更为突显。农村食品监管部门检测设备缺乏，没有科学检测的技术手段和专门人才。在广大农村，抽检样品大部分要送省、市级食品安全检验机构检测，周期长、成本高、效率低，往往出现抽检结果还没出来，该批产品已经卖光了的尴尬，导致监管人员积极性不高，有质量问题的食品不能够及时被查处。

（六）农村地区食品经营缺乏规范的准入制度

农村食品的制作和销售中，无照经营现象比较普遍。农村食品经营户的随意性很强，想开就开，相关就管，特别是一些家庭式的经营户和个体小摊贩，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这些经营者小本经营、流动性大、隐蔽性强，很少主动到当地工商等相关部门板栗证照手续。而对于这些无照经营户，监管部门依法取缔的成本高、难度大，经营者恢复违法经营的成本低、难度小，成为了农村食品市场监管的老大难问题。

二、解决我国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改善农村食品安全状况

价格低廉的假冒伪劣食品之所以在农村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农民购买力不强所导致的。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他们才有能力购买大品牌、质量过硬的商品，那些傍名牌的假劣食品也就逐渐失去了市场，农村食品安全状况也就能得到改善。

（二）加强食品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村经营者的自律意识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面对农村食品经营者和消费者食品安全知识缺乏的局面，政府应该加大对食品安全的教育力度，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宣传设施，如电视、广播，同时采用发放和张贴宣传资料以及板报等形式在农村开展普法及食品安全教育。一方面，增强消费者识别食品优劣的能力，让他们了解非法食品添加剂的危害，从而改变他们不科学的消费观念，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通过对《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村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在购买到假劣食品或者由于食用这些食品造成身体伤害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使流动食品摊点、小食品商店、小卖部、小作坊等食品经营者认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和违法应当受到的法律制裁，提高他们的自律意识和守法经营意识。

（三）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针对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缺乏人力、技术手段和检测设备落后以及欠缺部门协调合作机制的难题，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力度，将食品安全监管的力量向广大农村地区倾斜。增加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数量，通过教育培训原有监管人员和招聘高素质人才进入食品安全监管队伍的做法，提高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整体素质。推广先进检测技术手段在农村地区的使用，为基层监管单位购置必需的食品安全检测设备和仪器，提高农村食品安全检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对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职责分工进行整合，横向上消除管理部门职责重叠与遗漏现象，既要对目前分散在农业、卫生、环保、质监、工商等部门的监管权限进行全面的梳理，做出更加合理、明确的分工，又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威部门能够领导和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通过联合检查、信息共享等方式整合监管资源，形成监管合力；纵向上要增加监管部门在农村基层的下设机构，从而保证对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的经常性和广覆盖，尽量扫除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盲区。

（四）严格规范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在食品经营者成立时，要把好准入关，严格依法审批，依法登记注册，对食品经营者主体的审批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理，对不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的，卫生部门不发许可证，工商部门不登记发给营业执照，确保食品经营主体的质量过关。在经营过程中，要对经营者进行跟踪审查，做到年度验证验照，对发现食品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过期失效的，或者有重大食品违法经营行为的，要依法取消其食品经营资格或核减其食品经营范围。监管部门在日常的执法过程中，如果发现食品经营者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应当依法对经营者进行处罚，不能纵容其违法行为的发生，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此外，还要监督食品经营者向供货商索证索票，建立进货验收台账，并实施不合格商品下架与召回制度，切实保障农村的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五）推广农村新型食品销售模式，改善农村食品购买环境

浙江省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启动了“百县万村放心店工程”，效果显著，在引导经营者自律、为农民提供安全的购物场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经验值得在全国推而广之。在放心店的建设中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对现有农村传统的“夫妻店”、“代销店”按照放心店的要求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和引导信誉好、规模大、实力强的经营性企业将销售终端扩展至农村。根据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鼓励实施商品准入工程的商贸企业到农村开辟便利连锁机构，引导、扶持大型正规的超市、连锁店进入农村，规范、整合农村食品市场，形成规模经营，这既有利于保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形成示范，又有利于淘汰一些经营不规范、质量无法保证的企业，促进当地消费观念和经营方式的转变。

（六）构建农村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体系

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相关信息进行，同时要利用在农村地区广泛采用的公示板、宣传单等形式，对食品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和劣质商品进行曝光，使这些不良商家逐渐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失去市场竞争力，达到引导农村消费者选择优良企业和购买安全食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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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重视，促进“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全面开展

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作了汇报，根据全市实际情况，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制定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通知。会同市委宣传部、市依法治市办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司法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开展“学习宪法尊法守法”主题活动暨自治区第十二个“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的通知》，昌市治办[2016]2号，并以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文件形式转发到各乡镇、街道依法治乡镇、街道领导小组办公室，各部门（单位）。二是召开协调会。由于宪法法律宣传月牵涉的部门多，活动的时间长，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司法局组织召开由市委宣传部、市政法委、市直机关工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市委经济办、市民政局、市商务和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市民宗局“法治七进”牵头部门、以及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市文广局、亚中集团物业的领导和同志参加的协调会。统一思想，明确分工。三是召开工作部署会。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单位）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的局面。各乡镇（街道）、依法治乡镇（街道）也能够按照全市的统一安排，抓好此项工作，及时召开会议，就活动的内容、人员、宣传方式方法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由于各项基础工作做得早、想得细，为此次自治区第十二个“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2016年4月15日在人员密集、商业网点较多的亚中商城举行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由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李俊文主任主持，副市长多力坤.艾沙同志作了市开展自治区第十二个“宪法法律宣传月”的动员讲话，宣传活动中市人大副主任黄保元、市政协副主席艾赛都拉•买买提等领导对我市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进行了巡视检查，并给予了肯定。

全市共有49个单位,130余人参加了这次法律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群众进行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宣传，散发法制宣传单和宣传手册、宣传资料、出动宣传车、挂横幅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律师、公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律工作者为群众现场解答法律咨询问题100余次，共发放《民族区域自治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宗教事务条例》、《维吾尔自治区法制宣传教育条例》、《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等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法律法规，同时散发《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工会法》、《社会保险法》、《人民调解法》等155种内容的法律、法规宣传资料4.5万余份。利用电视台滚动播出宪法法律宣传月标语20条。

二、创新形式，宣传广泛

1、在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期间，市地税局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扩大宣传覆盖面，增强宣传效果，除了利用传统的电台、电视台、报刊作为宣传媒体外，进一步拓展宣传渠道，利用手机、网络、LED传媒等多种传播途径，进行宪法、税法宣传，起到了宣传覆盖面广，效果突出的作用。并利用市政府、东方广场、东升鸿福酒店前LED屏播放宪法、税收政策图片。在邮政、信函上印刷宣传标语或税收法规，扩大宣传力度。

2、市畜牧局宣传车沿线广播宣传，车头前挂“市畜牧兽医局动物防疫法宣传车”，深入农牧区各乡镇，动物及动物产品交易、经营场所进行宣传。共出动宣传车24车次。

3、在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期间，北京南路街道结合国卫复检，邀请法律工作者对各社区党支部书记、楼栋长、居民群众、社区干部及“访汇聚”工作组成员进行《宪法》、《计划生育管理条例》、《残疾人保障法》及反等法律法规的讲座培训人员达1600余人。并在13个社区以道德讲堂和法治讲堂的形式，分别进行了《国旗法》、《食品安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爱国卫生知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计划生育管理条例》、《环保法》教育培训，受教育达12000余人。共开展宣传教育35场，LED电子屏标语宣传620条，悬挂布标210条，宣传栏宣传26块，有线电视宣传8小时，发放宣传资料3200份，解答居民群众法律咨询152人次。

4、宁边路街道在宣传月期间加强了针对流动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普法教育、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依法维权，开展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宣传月期间，辖区发放法律法规宣传资料3200份，悬挂横幅7条、展出法制宣传版面30块。把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与需求性的法律服务结合起来，帮助群众依法维权，解决困难，强化守法意识。

5、建国路街道各村、社区以远程教育、板报为载体，组织200多名村、居两委班子、全体党员、群众代表的法律知识培训班，法律知识结合实际案例讲解《物业管理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条例》等并由姬新会专家讲解《土地管理法》。

6、在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期间，延安北路街道组织宗教干事、社区全体干部、三民工作组成员在民乐社区基督教堂对1000余名教徒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7、滨湖镇结合本地实际，举办了法律知识竞赛，各参赛代表队共计45名队员均认真准备，积极参加，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其中滨湖镇还举办了一期法律知识讲座，通过聘请“六五”普法讲师团讲师为各站所、各村委会成员及驻村工作组共计120人讲授了宪法、民法通则的案例内容，做到上一堂课，普及相应法律知识，感受法律氛围。

三、认真组织参加自治区“学习宪法尊法守法”知识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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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湖南镉大米；食品安全；经济法价值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从近几年的新闻报道来看，老百姓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却已经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近几日，在食品安全问题方面，关注度最高的非“湖南镉大米”莫属。没想到，食品安全的问题竟然已经发展到入侵中国人主粮的地步，可想而知事件的波及范围和舆论影响力有多大。食品安全问题固然受到重视，但风头一过，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对事件的反思十分不到位。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以“湖南镉大米”为例，在经济法的视角下看待食品安全问题。

一、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原因

常言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任何问题的产生和导致，都具有其多样化的原因。正是通过对这些原因的梳理和分析，才能为从源头整治问题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现实途径。接下来，笔者将通过所关注事件的相关报道，以点带面式地阐释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1.作为源头的大自然环境遭受污染

在《湖南：正排查镉超标大米来源》一文报道中，有这样的表述：由于矿产开采，湖南有个别地方存在重金属污染，目前已有重度污染土地，改为建筑用地不再种粮。在此，通过我们所学生物学中的食物链知识可知，作为一级消费者的植物可以从周围的环境中吸收无机物转化为自身的营养成分而生长，而重金属在其中沉淀。加之食物链的拉长，一级一级地逐步累加，可想而知，毒性也在进一步加大。因此，从大环境的角度来看，污染问题是导致当下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原因。

2.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完善

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食品安全的行政规章，专门规章为主体，以诸如《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中国加入或批准的食品安全方面的国际条约等法律，法规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为补充构成的集合法律形态。

尽管法律法规众多，但是在整体上还是缺乏体系的构建。在市场准入，竞争秩序的维护，产品质量的规制等方面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在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缺乏科学的问题食品召回体系。但值得欣慰的是，由于近年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尽管我国似乎缺少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机构和风险信息交流平台，但互联网和人们的口耳相传在冥冥之中使得信息的散布面惊人加大，也使得可预期的受害人群尽量降低。

3.生产者或经营者的商业伦理败坏，价值观扭曲

每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产生后果的严重性似乎成为了衡量生产者和经营者道德沦丧程度的标杆。但无论民众以何种标准衡量生产者和经营者的道德，我们可以唯一确信的是：生产者或经营者的商业伦理败坏，价值观扭曲。我们运用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假设生产者和商人都是理性人，他们均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表面上看，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似乎只要在良好模式的引导下，便可催生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却是：中国人盲目相信这个理论，但却忽视了大环境的改造。在没有良好的社会氛围影响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容易导致对规则的弃之不顾，进而是对伦理的忽视，最终引发价值观的扭曲。

4.的裙带利益关系导致监管不力

在《镉米元凶：土壤污染欠债暴发，治理需天价》一文报道中，我们可知多年前关于湖南大米镉超标的预警已频频响起，但官方没有予以重视。既然湖南镉大米最初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一份《地质报告》，那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官方没有予以重视？这其中又有何缘由呢？湖南是全国最大的水稻产区，年产达2600多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3%，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美誉。是否正因为湖南作为产粮大省的这一特殊重要地位，使得官方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如果给予充分重视的话，那么管理和治理的费用不容小觑，同时如果真的想动用大量资金处理该问题，那么其中的审批等复杂的利益关系又难以理清。问题的暴露，问题的调查，问题的公布，这些环节都让人深深嗅到了其中不同利益群体的纠葛，这同时又是一场民众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较量。

二、食品安全问题所反映的三大问题

食品安全事件所反应的问题远远不止三个，这里所阐述的三大问题是笔者从“湖南镉大米”事件爆发以来，通过在时间轴上标记的相关报道，用最粗浅直白的语言所概括出来的。笔者相信，更多更高水平的学者对于食品安全事件所反映问题的分类肯定更为细致明确。

1.信息不畅

众所周知，信息在市场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这里所说的“信息不畅”，特指的是食品的流通环节，即消费者天生处于一个信息获取弱势者的地位，而这样的信息极度不对称将导致市场失灵。

在《北京市场九成大米产自东北》一文的报道中，有这样的表述：一眼就能从包装上识别出产地的大米并不多，还有些产品包装袋上的生产商有好几个地址，也分不清到底是哪里产的。由此可知，即使消费者在媒体的曝光后知道某种食品出了安全问题，由于信息获取地位的低下，信息的极度不对称，他们仍然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其害。同时，这侧面也反应出一个问题：消费者对于自身权益的保护仍需加强，他们需要采取措施去尽量加重自己的砝码，使得信息天平的倾斜程度不太过分，如成立公益组织致力于食品药品监管局的信息公开工作等但这样的工作需要有一定专业素养的人士进行。

2.监管不力

食品安全监管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对从事食品生产和流通的企业行使监管职能，在微观层面展开的对食品市场自身活动的一种干预。包括市场准入制度，日常监管活动以及对质量违法行为的查处等。政府通过对食品进行从原料到加工，储存直至最终消费环节的全过程监督和管理，控制并预防整个食品链上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与隐患，全方位的确保食品的安全。

“监管不力”的问题在前文中已有所阐述，在此，笔者想要另外阐释的问题是：监管不力的机构对责任的推诿推卸问题——对自身的“监管不力”未能做到好好检讨反省，却是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将自己的责任最小化。

“湖南镉大米”事件爆发后，某些学者又“愤慨”地“指责”：现行米镉标准即大米镉含量标准过严，使不该成为“镉米”的大米，成了“镉米”！如果将标准放宽至国际标准，那么中国的“镉米”数量将寥寥无几！似乎对于责任的推诿，推卸比起对问题的处理解决来得更为重要。而偏偏这样的责任推卸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3.补救不足

在“补救不足”的方面，笔者想着重提出两点：一是对不安全食品去向，即下游的合理担忧问题；二是对被公众忽视利益受害群体的人文关怀问题。

“湖南镉大米”事件爆发以来，公众舆论所倾向保护的利益群体显然是消费者，但是在公众忽视的角落，是否有着这么一群人的利益也在遭受着侵害？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甚至不知道镉是何物却深受其害。这就是日日夜夜与重金属土地有着“肌肤之亲”的农民。198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出具全球意义的12种危害物质，镉被列为首位。而镉是可以通过长时间大面积的接触而透过皮肤进入人体的，现在所确定“镉大米”的来源是吸收了原本便富含重金属的土地中的镉。那么，在此事件中的生产者——农民，是否深受其害？我们的社会舆论是否应该关注这部分弱势群体，他们不知道镉的存在，却身体受损却全然不知。

三、食品安全问题中的经济法价值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中所体现出的经济法价值的探索，首先，必不可少的是：我们需要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性质有明确的界定。食品安全问题必然属于公共安全事件，必然涉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而经济法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市场缺陷和市场障碍问题，进而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之间的矛盾。

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当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它还要兼顾国际社会利益。经济法的中心价值环节应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实质）经济公平。而从泛化的价值缩小到食品安全问题上经济法的价值，不得不提及《食品安全法》。以人为本是经济法理念的核心要素，属于经济法的内在价值，是经济法理念的核心，《食品安全法》正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制定本法的，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一切也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问题中的经济法价值落脚点仍是在于公共利益。笔者认为：当下的中国对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有着盲目的迷信，同时对利己主义最终将导致利他主义的理论也盲目自信，而对孔子的儒家思想却是一味地排斥。正如经济法在食品安全问题中的落脚点终究是公众利益一般，我们不能奢求经济学上的“理性人”能完全理性而不越边界，我们不能奢求他们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合理有效运行。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应该强调儒家思想上的“德”，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把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形成一种不容侵犯的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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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锋，李长健.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的整合与创新：基于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双重视角[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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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命权死亡赔偿金性质赔偿范围计算标准

问题的提出

2005年12月15日凌晨6时，3名女学生结伴搭乘同一辆三轮车去上学，在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遭遇车祸身亡。事故发生后，各方当事人达成赔偿协议，两位城镇户口女孩的家人各自得到了20余万元的赔偿。14岁的何源虽然从出生时起就随父母在属于重庆主城区的郭家沱街道生活，但因是农村户口，何青志夫妇却只得到5.8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和4万元的补偿金。赔偿的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该条确定了受害人应分别根据所处的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来决定赔偿数额的“区分原则”。

然而，仅仅因为户籍上的城乡差异，就使同一车祸中受害人的死亡损害赔偿数额出现天壤之别，从表面上看来的确十分不公平。200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以一则《三少女遭遇车祸同命不同价》的报道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命不同价”现象受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和强烈批评。甚至有学者和人大代表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并建议立法机关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进行违宪审查。

随后，许多地区纷纷出台相应的法规和实施条例，对“同命不同价”作出变通性的规定。例如，2006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安全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农村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正当生活来源的，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2006年9月8日出台的《广西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规定：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其赔偿额均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而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第17条也对此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很显然，这些地方立法是十分有意义的。其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使城镇和农村的公民都能获得平等的实现矫正正义的机会。然而，笔者认为，在“同命同价”还是“同命不同价”的问题上，尘积了太多立法的瑕疵、学界的分歧、媒体的误导和民众的困惑，进而引发了对现行立法的许多情绪性的解读和曲解。因此，有必要对侵害生命权及其损害赔偿的理论及立法进行一番梳理，以正本清源，对目前的民事立法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命”有“价”乎？――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所谓“同命同价”或者“同命不同价”，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是指公民的生命权遭到非法剥夺后所获得的死亡赔偿金等赔偿款项的数额（死亡赔偿金的名称在立法上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下文将会深入地讨论）。而大多数主张“同命同价”的学者其实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生命是“有价”的，受害人的继承人所获得的死亡赔偿金即是受害人生命利益被非法剥夺的相应对价，而生命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因此，“同命”当然应该“同价”。然而，这个逻辑前提是否成立？死亡赔偿金是对人的生命利益被非法剥夺的对价赔偿还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赔偿？在此基本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人的生命是人的最高的人格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是人的第一尊严，①是无法以金钱和价格来衡量的。死亡赔偿金所赔偿的只是由于受害人的死亡所造成的收入损失等损失，而非对生命利益本身所作的赔偿。②

侵害人的生命权所应承担的责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采取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的方式，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野蛮报复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这种野蛮的复仇方式逐渐被其他责任承担方式所替代。例如日耳曼法上有所谓的赎金(Suhnegeld)制度，以取代复仇，这种赎金因人之等级高低而被加以明细，一个人所享有的赎金代表该人所值的价格。如果该人被杀，那么其所享有的赎金将被直接支付给其家人。③而中国古代也有所谓的“烧埋银”制度，要求行凶者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还需要对受害人的家属进行民事赔偿，以抵命价。

然而，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文明的更加发达，人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人命越来越不可能以金钱价值来衡量，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民法就越来越不可能要求加害人对生命本身进行赔偿，因为这与生命至上的法律理念相违背。因此，学者认为，与健康权、人身权等人格权一样，生命权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利益是无法以金钱来衡量的，当生命权等人格权遭到不法侵害时，当事人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地造成了，无法通过金钱赔偿的方式来进行弥补。侵害人给付的赔偿金并不是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对价，而只不过是受害人所支出的费用（医疗费）、误工费用、因身体受损增加的生活上必要支出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乃至对精神痛苦的抚慰。④

同时，一个个体的死亡并非是与他人全然无关的事件，相反，它会撕裂、改变许多与受害人相关的社会关系，如夫妻关系、子女扶养关系、继承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等等，无不一一受到当事人死亡这一事件的重大影响。所谓“人死不能复生”，死者已矣，侵权法再也无法对其进行什么救济，但是却不能对死亡所撕裂和破坏的法律关系保持冷漠和沉默，而必须予以正视并作出合理的安排与处理。从这个角度来说，死亡赔偿金的真正意义，并不是对死者生命的抵偿或者救济，而只是对因受害人死亡而受有损失的生者所进行的补偿和抚慰而已。

而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死亡赔偿金赔偿的是人格利益的损失，是生命权丧失的损失，而不是死者收入损失的赔偿。因此，必须“同命同价”。⑤在众多主张“同命同价”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日本学者西原道雄的“西原理论”。下面就简要地介绍一下“西原理论”并进行讨论。

在死亡损害赔偿问题上，日本判例一直坚持以死者收入损失赔偿为中心，并注意区分受害人的职业、劳动能力、社会地位及身体的健康状况等，对受害人亲属因被害人的死亡所受有的损失进行类型化和个体化的计算，逐渐完善且形成了一套比较精确的计算方法，一直沿用到上世纪60年代。⑥但进入上世纪60年代，该判例立场遭到以西原道雄为首的日本学者的强烈批评和责难，他们列举并论述了日本判例的种种弊端。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死者的收入损失很难通过公式化的计算得出结果，因为每个人的劳动能力及收入有着巨大的差别，以统一的雇佣者的平均收入来计算每个受害者的收入损失，对受害者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第二，死者的收入损失在死亡赔偿数额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无疑把人视为生产利益的机器，亵渎了人的尊严并违反生命平等的宪法理论，人为区分人的等级，对国民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第三，总而言之，他们最终主张将人的生命人格利益的失去概括为一项非财产损害（死亡损害说），并认为应当尽量将这一损失定额化，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目的。

不可否认，将死者的人格利益看作一项独立的权益并将死亡损害赔偿定额化，能降低原告的举证责任，促使当事人尽快达成和解，提高诉讼的效率。然而，前文已经反复强调，生命的损失是无法通过金钱的补偿来填平的，通过定额的赔偿为生命定价，不仅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更是对平等精神的践踏。生命平等的真谛在于，在因侵害生命而引发财产和非财产损害时，被害人可以获得均等的实现矫正正义的机会。⑦而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所置身的社会关系都是充满个性的，看似相同的死亡事故给死者的近亲属所带来的损害也必然呈现出个体性的差异，采取“一刀切”式的“定额化”赔偿，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的方式，虽然直接干脆，却不符合事物的本质和公平的理念。

因此，笔者同意上述的第一种观点，认为死亡赔偿金所赔偿的并非是受害人的生命利益的损失，而是由于受害人的生命被剥夺所引起的收入损失等间接的损失。以这种观点看来，由于每个受害人预期能够获取收入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死亡赔偿金的数额当然也应该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来，所谓“同命同价”，自始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生命本“无价”，死亡赔偿金所赔偿的只是受害人的收入损失的预期利益而已，而这种利益损失是充满个性、因人而异的，根本无法也不应该以统一的数额来确定。一些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而以“同命不同价”这种情绪化的字眼来突出个案中的差距，是对舆论公正的违背，是对民众的误导，也是对法律的不尊重。

死亡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和死亡赔偿的范围

死亡赔偿制度真正要救济的是因受害人的死亡而受到利益影响的近亲属和继承人，那么这些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呢？可以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观点分为两大派：一派为“继承主义”，另一派为“固有损害主义”。

继承主义的要义在于：第一，先认可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成立损害赔偿关系，受害人获得对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二，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因受害人的死亡而由其继承人继承。此派学说又细分为间隙取得请求权说、民事能力转化说、加害人赔偿义务说、死者人格存续说和同一人格继承说等等，不逐一介绍。⑧

而与继承主义持相反意见的固有损害主义的主要观点为：第一，人死不能复生，死者的民事主体资格既因死亡而归于消灭，就不可能也无法再向加害人请求死亡赔偿金，否则，与民法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基本理论相违背；第二，侵权法的任务就是对因受害人的死亡而受有损失的其他生者进行合理的补偿和抚慰，同时追究加害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固有损害主义又可分为双重直接受害人说和死者近亲属直接受害说。⑨

总的来说，两派观点各有千秋，也各有各的缺陷，相比较而言，以固有损害赔偿主义的解释在法理上更站得住脚。因为在当事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受害人的民事主体资格理应归于消灭，这是民法的基本常识，此时仍以权利的转化或者继承的瞬间发生等理论来解释侵害人的赔偿义务，在法理上有削足适履之感，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说服力不够。然而，不论是继承主义，还是固有损害赔偿主义，都不否认受害人的继承人及近亲属提起损害赔偿的诉权，而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诉权而已。它们真正有意义的区别在于对死亡赔偿范围的确定上。

根据继承主义，受害人的近亲属所能获得的赔偿应当是被害人死亡前后的利益差额。为了准确地计算出这一差额，他们将被害人的损失区分为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再将财产损害分为积极损害与消极损害，积极损害主要包括医药费、看护费和丧葬费等等，消极损害则是被害人如果继续生存而可以创造出来而由其近亲属继承的利益，称为可得利益，也有学者称之为“余命损害”。⑩

而根据固有损害主义，第三人就自身固有利益的损害提出的请求项目一般包括丧葬费、抚养费、被害人父母、子女、配偶等近亲属的抚慰金等。相形之下，依固有损害主义获得的抚养利益损失赔偿和抚慰金赔偿数额，一般都要远远低于依继承主义获得的死者余命损害赔偿数额（也就是收入损失数额）。

所以，尽管继承主义在法理上存在着诸多尴尬，但日本判例“仍旧牢守继承说，恐怕主要是因应死亡赔偿高额化的要求并维持死亡赔偿与伤害赔偿的均衡。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即使普通人的收入也远远超过其个人生活及家务方面的支出。也就是说，按继承说可由近亲属继承的、正常计算出的被害人可得利益在额度上往往大大高于按固有损害说计算出的遗族的扶养利益。在被害人没有扶养权利人时，继承说的优势更显现无遗”。

我国的死亡赔偿立法现状

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前，许多法律法规就有着关于死亡赔偿的规定。

如1991年9月由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6条规定：“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

1993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2000年7月修正的《产品质量法》第44条改变了原第33条的规定，明确规定因产品质量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其内容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如出一辙。

虽然这些法律法规中都出现了如“死亡补偿费”和“死亡赔偿金”等概念，但对这些用语的性质和内涵，立法和司法解释却又作出了不同的回应。这种冲突的局面直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才得到改变，根据该起草者的解释，该解释第17条采取的是继承主义。{11}

然而，这种继承主义又不是原装的继承主义，而是经过改造了的继承主义立法。根据继承主义，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一般不能再单独地进行规定，因为这一部分损失已经被包含在死者的收入损失中了，再规定生活费就是一种重复。但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却将死者的“收入损失”区分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被扶养人生活费”两个部分。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计算“死亡补偿费”，以平均生活费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二者之和大致相当于“收入损失”。《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对继承主义的改造还体现在对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上。

我国的死亡赔偿立法遭遇责难的原因和出路

应该说，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采取继承主义的立法模式，规定死亡补偿费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补偿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是符合法理的。

其遭遇非议和责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广大的民众还是把死亡赔偿金看成是对生命利益本身的赔偿，而生命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一律“同命同价”。而在我国的民事立法采继承主义的现状下，死亡赔偿金所赔付的只是受害人的收入损失，“同命不同价”的现象绝对无法避免；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死亡补偿费的计算标准，即将受害人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而采取不同的收入标准进行计算，从而突出了死亡赔偿的城乡差别。采用这种标准，在本文开篇所提出“重庆三少女交通事故案”等极端的个案中，就会出现死亡赔偿金在不同的受害人之间存在天壤之别的情形，从而引发人们长久以来对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所累积起来的愤怒和怨恨。

要想消除广大民众的误解和责难，重新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必须对症下药、正本清源。

一方面，要做好普法教育工作，使社会各界和广大的民众正确认识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意义。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是“无价”的。“死亡赔偿金”或者“死亡补偿费”所赔付的不是生命所代表的人格利益灭失本身的损失，这部分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仅仅是赔偿受害人的收入损失这部分预期利益而已。这才是死亡赔偿金的原本意义。这项工作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完成，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学术界、舆论界的广泛配合及公正无私地宣传才有可能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适宜地调整或修正现行的立法，以使继承主义发挥其弥补受害人的近亲属的损失、体现公平公正的法治理念。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过，《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所采取的继承主义是改造过了的。在日本的判例和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运用继承主义时是关注每个被害人生前的经济状况和收入水平及其获得收入的能力的，并且全面地根据这些因素来对受害人的收入损失进行计算，从而得出一笔笔个性化的赔偿数额。而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影响死亡赔偿金数额的因素主要包括受害人的户籍、年龄等，其中，受害人的户籍对死亡赔偿金的影响非常大，而受害人自身获得收入的能力则基本不予以考虑。那么，我国为什么不宜采用日本司法实践的做法，综合各种因素客观评价当事人的收入损失呢？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说法，如此规定既与过去的法律法规相衔接，又不致因主观化计算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笔者以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这种担忧也是不必要的，因司法的不公而导致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几率简直微乎其微。与其如此，不如还继承主义的本来面目，全面客观地考察受害人的生前收入水平及其获得收入的能力，并用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具体数额。也许这样，既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又不会陷入“同命不同价”的无谓纷争当中。

结语

当下的死亡赔偿金立法由于采取了类型化和定额化的计算标准，导致因同一事故死亡的城乡居民死亡赔偿金出现巨大反差，而遭到了学术界和公众“同命不同价”的强烈批评。然而，这种批评和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错误认识：以为死亡赔偿金就是对生命利益损失的赔偿，而人人生命平等，理应“同命同价”。但现行的死亡赔偿立法所采取的是“继承损失说”，即赔偿的是近亲属对赔偿受害人收入损失的预期利益，而每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赔偿的数额当然也就应该有所区别。这种立法选择本来无可指责，但却由于在计算标准上采取了简单的城乡二元标准，一方面不能公平公正地反映每个受害人收入损失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死亡赔偿的数额悬殊，而引来舆论和学界的广泛批评。因此，应当还原“继承损失说”的本来面目，以每个受害人生前的经济水平和获取收入的能力为最基本的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注释

①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67页。

②④姚辉，邱鹏：“论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16、117页。

③李宜琛：《日耳曼法概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2～133页。

⑤杨立新：“制定侵权责任法应着力解决的五个问题”，《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第164页。

⑥⑧孙鹏：“‘生命的价值’――日本死亡损害赔偿的判例与学说”，《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⑦刘士国等：《侵权责任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⑨曹诗权，李政辉：“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法学评论》，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