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资源环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资源环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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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运用；本土文化资源；创设；区域活动环境

佛山是明清时期“四大名镇”之一，历史底蕴深厚，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佛山是著名的陶瓷之乡、狮艺之乡、武术之乡、粤菜之乡、民间艺术之乡，孕育并保留了秋色、醒狮、舞龙、粤剧、龙舟竞渡等大量体现岭南文化精髓的民间艺术及民俗事象。深入挖掘并利用本地区优秀的文化资源，为幼儿创设丰富的、健康的生活和活动环境，对于满足幼儿发展需要，帮助幼儿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都具有深远的教育价值和意义。禅城区是佛山市中心城区，有“南国陶都”之美誉，石湾陶艺更是佛山陶瓷文化的奇葩。本土化资源的运用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运用优秀的本土文化资源创设孩子喜闻乐见的区域活动空间，是本地区学前教育积极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本土精粹的一种表现，也是提升教育品质、促进幼儿园品牌建设、课程内涵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 充分利用园舍三维空间，拓宽孩子自主活动的场所

佛山陶艺、民间文化有着千年的历史，将本土资源渗透在区域环境、主题内容中，孩子在有准备的环境中自主探索、自由创作，开发思维，激发了无限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幼儿活动室是幼儿园环境的主体，对于活动室的地面、墙面和中空这三维空间的规划，充分融合佛山民间文化的元素，遵循动静分开、因地制宜的原则，创设基本区域和特色文化，让班级文化更有特色、更有内涵。

（一）整体规划，融合本土文化资源，创设基本区域和特色区域

根据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创设语言区、科学区、表演区、美工区、角色游戏区、结构游戏区等等，环境创设做到有规划、有设计，明确各区域的教育功能，突出主题内容，做好各类素材的收集，利用空间、因地制宜地为孩子区域活动做好充分准备。一方面，在日常的教育活动过程中，充分收集与本土文化资源有关的材料，例如：图片、光盘等，另一方面，在每个阶段的活动环境创设过程中，注重筛选出与活动主题相关联的文化资源材料，例如：以陶泥为主要材料，加入竹刀、转盘、擀面杖等等。

（二）有得放矢，根据孩子“最近发展区”，渗透本土文化教育

“孩子是脚、教育是鞋”，符合孩子年龄特点、实际需求与兴趣爱好的教育，相信孩子是能够发挥生命中巨大的原创潜能，获得成功体验、幸福人生。佛山的本土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资源丰富。我区幼儿园根据自己的课程特色，明确孩子发展目标，深入挖掘具有教育价值的本土文化资源，从众多的本土文化教育素材当中，开发适合孩子的课程内容，提取可以利用、有教育价值、操作性强的部分与区域功能有机结合，孩子在自主、自由的区域活动中陶冶性情、丰富经验、培养良好的学习品质。与此同时，教师不断调整教学方法，有效选择材料，既贴近孩子生活，又满足孩子兴趣；活动区中体现孩子的学习轨迹、活动过程，本土文化与幼儿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区域活动环境与主题内容相互融合，发挥区域活动环境应有的教育作用。

（三）传承发展，整合五大领域教育内容，凸显课程建设本土化特色

佛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文化底蕴深厚，通过传承、变通推陈出新，判断符合孩子年龄特点和认识水平，整合五大领域教育内容，让孩子在环境中浸润、在环境中学习、在环境中创造。通过自由自主的区域活动，培养幼儿的参与意识、合作精神，增强幼儿责任感和自信心，使幼儿体验参与环境创设过程的快乐和成就感。

（四）有效利用，发挥空间特有功能，增强区域活动环境创设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区域活动环境创设注重有效利用，变――变午睡室为活动室，在区域活动时间里有充分的空间支持孩子自主游戏。如：睡床搬起并整齐叠高，区域活动时拉上屏风，空间间隔出来，孩子在相对宽阔的区域里，利用起表演用的道具，如狮子头、凤冠等，就是一个传统文化表演区域；挖――深挖活动室里原有布局上的合理改造，让孩子从不同的高度感知周围、认识世界，利用相对私密的空间――小阁楼，开设神秘探索区域、娃娃家、手影剧场，有意境、有情境的空间更有利于孩子更投入游戏；伸――伸展阳台、教室角落创设区域，让空间的利用效率实现最大化。创设“陶艺工作坊”、“剪纸吧”，让孩子在有现空间进行无限的操作体验活动，积极创设固定与动态相结合的宽敞的区域活动场地便于孩子活动、游戏。

（5）因地制宜，拓展公共空间环境，彰显园所特色文化之内涵

教师最大化利用楼道、长廊等空间为孩子创设开发区域活动环境，凸显幼儿园的文化内涵。将活动所需的工具和材料放置在便于取放的学具柜中，把音乐、表演、建筑等容易对其他幼儿产生影响的区域放置在走廊等处，一来场地拓宽，二来不至于干扰到他人。不仅如此，对于内容、形式相似的区域，在班与班之间也进行了连通，是一个两个班、甚至整个级组共用的区域，许多的孩子都喜欢表达、表现，而在游戏的过程中，两个班级的孩子会有交流、沟通与协商，发现与探索，也促进了孩子间的交往和合作。例如：创设小班角色游戏“温馨小屋”、中班社会交往“茶趣之园”、大班科学发现“探索天地”；区域活动创设充分体现了“利交流、利操作、利行动”的原则。

户外游戏区，开放玩水区、攀爬区、跳跃区、平衡区、等多个游戏区，孩子三浴锻炼，愉悦性情、发展动作、增强体质。与此同时，兼顾传统文化在户外活动中的价值，尝试开创户外区域游戏：“舞狮”游戏区、“拉车”游戏区让孩子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民间游戏的趣味性，锻炼上臂肌肉、促进交往合作能力。在活动角中尽情模仿着、创造着、表演着……传统的本土文化游戏，蕴含着纯真、朴素的韵味，让孩子们百玩不厌，乐在其中。

只有创设本土化的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科学合理的布局区域，才能让孩子们在蕴含教育价值的区域交互作用过程中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彰显幼儿园的文化内涵、课程特色。

二、 有效投放操作工具材料，激发孩子探索学习的兴趣

皮亚杰提出“儿童智慧源于材料”，区域活动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材料来表现，区域活动材料丰富，形式多样，幼儿在操作过程中就会变得更我自信、大胆、专注、聪慧。通过实践研究，孩子天生好奇，对环境、材料充满热爱，天生就有方法去操作、去摆弄，主动探索。环境创设好，区域规划合理、材料投放适宜，孩子自主活动的秩序感也会随之建立起来。

（一）丰富本土化游戏资源，凸显课程教育价值

独特的本土文化使得幼儿园的孩子拥有与众不同的区域活动内容。幼儿园在常规区域建立的同时，根据孩子的需要与兴趣，挖掘民间资源，投放本土化的材料，创设“陶艺工作坊”、“剪纸吧”、“创作基地”等区域，根据主题内容、师生布置区域活动环境，投放材料工具，为孩子的选择和使用更准确、有目的性。教师在陶艺创作区，按陶泥类、工具类、辅助材料类、作品区分开，材料、工具明显地投放在一个学具柜上，供幼儿需要选择，每类物品都经过教师充分考虑，思考投放何种材料、投放多长时间、辅助工具有哪些、孩子前期的经验怎样等等。如开展“博物馆”主题活动中，孩子们根据自己前期参观佛山博物馆的经验，开展谈话活动，师生、同伴间进行分享交流，生成“恐龙”学习主题，通过视频、图片、图书了解恐龙的生活习性、外形特征，接着亲子进行利废利旧手工制作，增强孩子对恐龙形象在脑海里的再现，经过加工和创新，融入适合于幼儿年龄特点和赋予童趣的教育素材，用陶泥制作形态各异的“恐龙”，孩子尽情表达表现，创造属富有个性的艺术作品，完成后孩子们还举办“恐龙博物馆”，生成陶泥艺术课程。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作品呈现在环境布置中时，那种成功的喜悦、自信的力量会让他们自然而然的融入其中，尽情的去探究和学习。孩子的作品虽然显得粗糙、稚拙，却凝聚了孩子们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在环境创设中，只有充分发挥孩子的主观能动性，使孩子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创设活动中来，使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思维力、创造力及个性品质得以充分发展，才能有效地发挥环境在孩子身心发展中的教育影响作用。因此，在环境创设中，要为孩子提供机会，使孩子成为环境创设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二）提供低结构开放性的游戏材料，促进幼儿个性发展

区域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性、自主性。在为孩子准备一部分封闭材料，设计一些规则性游戏的同时，更应该为孩子投放大量的开放性材料，引导幼儿自发性游戏，为幼儿提供可以使用的替代物，以物代物，充分发挥孩子想象力。虽然现在的成品玩具应有尽有，但是这样的玩具为幼儿留下的自由想象和创造空间相对较小，因此，在游戏活动中，教师充分利用家长和社区资源，为孩子准备废旧材料制成的半成品以及具有开放性的原材料，收集纸片、布条、纸箱、木板、包装纸、绳等作为孩子游戏基本材料。幼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利用开放性低结构的及具半成品游戏材料进行操作和探索，培养了孩子良好的学习态度与品质、发挥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师生们共同制作大量的“美食”，为后续的的“应记面馆”、“西关茶馆”角色游戏提供大量游戏材料，大量投放了各类本土材料供幼儿欣赏与娱乐，极大地满足了幼儿的探索兴趣，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坚持利用社会公共资源，推动本土文化传承与发展

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三方面资源，社区资源、专家指导、家长参与，为区域活动环境创设提供有力的保障。孩子通过参观陶瓷博物馆、“南风古灶”、“梁园”、“民间艺术社”，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教师通过专家们的指导，加深认识，提升技能；家长积极参加幼儿园的传统文化教育，增进情感、形成教育合力。孩子、教师、家长在本土文化的滋养下协同成长，丰富孩子生活与学习经验，推进文化传承与发展。

区域活动环境，既是教育的背景，又是教育的手段，同时又是教育的本身，珍视区域活动的教育价值，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孩子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发挥“小区域、大智慧”的作用，把佛山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以不同的角度和表现手法融入区域环境创设和活动中，让孩子的生活学习更有趣、体验操作更真实、表达表现更自如。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2010.4

[2]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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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益；评价指标；评价体系

土地整理是指人类在土地利用中不断建设、改造，并重新配置土地资源的过程，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土地产出率的重要途径。它泛指人们为了一定目的对土地进行调整、安排和整治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一项涉及工程与技术、经济与法律、行政与管理的系统工程，其实质是合理组织土地利用。

土地整理作为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及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手段，在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食物安全和生态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平衡在土地整理活动中的重要性，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应出现。本文基于我国土地整理的实践，综合目前所学的知识，探索构建一个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应评估的指标体系，以求为土地整理中资源环境效益的评估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土地整理资源环境影响分析

土地整理在增加耕地有效利用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在当前的土地管理以及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目前增加耕地数量仍然是土地整理的主要目标和动力，因而出现了片面追求新增耕地数量，而不重视土地整理活动可能对所在区域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情况，存在着诸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土壤资源和景观多样性等方面未能同步增强的问题。

（一）对生物资源的影响――生物多样性

土地整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增加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因此，原有未利用地上的原生、次生自然生态系统将被单一的农作物所替代，景观多样性将降低，某些生物的生存空间遭到破坏，导致植物、动物的物种多样性的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在土地平整工程中，机械对土壤的扰动，使土壤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破坏了土壤中的微生物生境，从而导致土壤微生物大量死亡；混凝土渠道的修建虽然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但却导致渠道中水生生物的死亡。

为了营造水生生物生存的环境，通过排水沟设计为水生生物提供避难所。土地整理中排水沟通常不加衬砌，而且在田块的较低部位，由于地下水的渗漏，即使在最干旱的晒田期也能涵蓄一定的水量来保证水生生物的存活；田块间的田埂、道路两侧的农田防护林则可以成为一些动植物的栖息地，对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有着积极作用。

（二）对水资源的影响――水资源短缺与地下水位

土地整理中土地质量的提高、耕地和经济林面积增加，都要求有足够的灌溉水源作保证，土地的生产潜力必须依靠水分保障才能发挥，这样就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同时，如果水资源利用不当，也会导致大量水资源浪费、水源短缺、土地质量下降等诸多问题。同时不同的土地整理方式对地下水位也有直接影响，进一步影响到灌溉水源的稳定及土壤的盐碱度。因此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要防止滥用水资源，合理高效地运用水在土地整理过程中的作用。

（三）对大气资源的影响――大气状况

土地整理活动对大气及相关生态过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地表植被覆盖状况、土壤结构与质地，以及改变水文结构、地形地貌等间接方式表现出来。主要反映在造成大气污染、影响局地小气候过程及区域大气质量状况等方面。前者如荒地开垦、林地砍伐、草地过牧等导致地表，从而造成大气中粉尘、杂物的浓度增加；后者如农田防护林带网的建设，不仅可防风固沙和改善农田小气候，还会通过涵养水分、净化空气等改善农田周围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

（四）对土壤资源的影响――土壤结构、质地、肥力

在土地整理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土壤的各种性质及相关生态过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土地整理改变土壤结构。如荒地垦殖改变原有土层结构；筑路及村镇建设机械压实土壤破坏土壤结构；坡地开垦扰动地表、坡面，引起或加剧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其次，改变土壤质地。农地耕作势必导致地表土层土质疏松和粒度细化，在山地区将易导致水土流失，在干旱地区又可能为扬尘、沙尘暴等。再次，土地整理对土壤肥力也有巨大影响。为追求提高耕地产出率而一味加大耕地垦殖力度或不顾土地适宜性要求调整土地整理利用方式，反而会造成土壤肥力和生产力降低，甚至引发一系列灾害，如造成土壤侵蚀、土地荒漠化。最后，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不仅会对土壤造成污染，还会杀害土壤中丰富的微生物，造成土壤污染并加剧土壤退化。

（五）对生态资源的影响――景观多样性

在土地整理中，各种灌溉排水设施、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未利用土地的开发，会减少生物的栖息地，使生物生存环境破碎化和土地利用景观单一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区域内土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简化，破坏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当前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进行土地整理时，过分追求高品位的设计，在田间大量铺设混凝土路面和沟渠，减少了绿地面积和生物栖息的场所，使得区域生态系统简化，影响了景观多样性。

二、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应评价研究

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应评价是指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根据选定的指标体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从资源环境系统层次上，运用综合评价的方法评定土地整理实施后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性质及状态变化的结果。它对于全面系统地分析土地整理的资源环境影响、保护区域生态系统及其资源环境平衡、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1、典型性原则。资源环境的组成因子多，各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评价指标体系不可能包括生态环境的全部因子，只能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与土地整理活动有关的最能反映生态环境本质特征的指标。

2、全面性原则。土地整理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多方面，多维度的，包括了大气、水文、生物、土壤、生态等各个方面，各因素共同组合成一个复杂综合题，每一部分都不能孤立。因此，选取指标要尽可能地反映生态系统各个方面的特征。

3、综合性原则。资源环境是自然、生物和社会构成的复合系统，各组成因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每一个状态或过程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个指标都应是反映本质特征的综合信息因子，能反映资源环境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

4、简明性原则。指标选取以能说明问题为目的，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有用的指标，评价方法尽可能地简单。

（二）评价指标的构建过程

1、明确研究对象――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应。

2、内涵分析――土地整理资源环境具体影响因素及内涵。资源环境是有众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综合系统，包括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及其他资源数量与质量，充分认识这些可能影响将有助于综合分析总体的资源环境效应（见图1）。

3、指标选择。在分析完内涵与具体的因素方面后，便是针对各方面大指标选取一个合理且具有代表性的二级指标，进而细化出各量化的三级指标（即末级指标）。各指标的具体细化及分类有利于资源环境效应的量化研究。

（三）评价指标的建立

1、生物多样性指数指评价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丰贫程度。生物多样性是资源环境系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丰度决定着资源环境系统的面貌，是反映资源环境质量最本质的特征之一。生物的多样性可依据其种类分为植物及动物。植物的分布及其数目、总类共同构成植物的多样性，而动物的多样性则以动物的种类数量和人类居民点的分布及密度为代表。综合以上植物、动物（一般动物与人）的各方面，生物的多样性丰贫程度也就一览无余。

2、水资源指数用于反映被评价区域水的丰富程度。水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是生态系统物质流与能量流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尤其在西部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中，水是资源环境系统的决定因素。在土地整理的具体实践中，水资源的分布又被划分为滩涂、河流、湖泊三个方面。单从这三者的数目上笔者难以断言水资源的丰贫，因此笔者引入了流量、储蓄量和湿度等动态因素，以便更直观全面的把握水资源的总量多少。

3、大气状况指数主要用于反映土地整理对大气的影响。其质量的高低及气候的差异。由于从根本上土地整理区域中的大气状况是由通过改变地表植被覆盖状况、土壤结构与质地，以及改变水文结构、地形地貌等间接方式表现出来。所以笔者将最直接的决定因素植被覆盖状况及数目引入指标，以便于更全面的了解大气状况的指数高低。

4、土壤资源指数指评价区域内土壤质量、结构及污染情况。土地整理的直接对象是土地，这也是土地整理资源环境影响效应中最关键的因素。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对资源环境系统产生的压力超过了资源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资源环境系统功能不断衰退，土地污染是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表征之一。与此同时，土壤的质量、结构及肥力也是评价指标的重要方面，通过实验调查易于获得数据。

5、景观多样性指数是指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方面的多样性。景观是一个大尺度的宏观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景观要素组成的，具有高度空间异质性的区域。笔者主要从其数量结构及空间格局两方面选区指标分析（见表1）。

（四）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1、赋予评价指标权重。通过对每个因素的性质、特点及对土地整理过程的影响的分析，确定每类及各项指标及其中各项在整体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赋予相应的权重，以达到评价的科学合理。首先，评价出个大类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整体影响中的权重。主要方法为专家打分法，以此对各一级指标权重赋值。其次，在依据各二级指标在各自相关领域中的重要性程度进一步对其赋值，三级指标赋值也采用的类似效果。

在具体的权重确定过程中，除了采用特尔菲法以外，还参考了文献，以此确立的权重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见表2）。

2、评价指标分值的计算。在对具体土地整理的项目进行打分时，先按各指标分别进行评定，再进行加总评价。

首先，依据土地整理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打分。针对其调查结果，以100分为总分评分。在评分过程中，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等级一≥85；等级二为≥70并

其次，采用加权法求和。各指标分值为权重乘以分数，其后对其进行加总。即：总分值=∑权重*各指标分值

再次，评价。依据总分值对土地整理中的资源环境效应进行评价。其等级分类与上述分等类似。即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等级一≥85；等级二为≥70并

三、总结

土地整理投资项目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且项目类型多样。总体来看，我国土地整理项目的资源环境评价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系，资源环境评价的地位还没有法律规定，国家级的资源环境评价机构尚未建立，项目的持续性评价和环境、社会影响评价还很薄弱，评价数据尚未建立，资源环境评价的信息反馈机制还不完善等等。

本文仅根据土地整理项目相关因素分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土壤、生态环境、景观等方面的指标尚难准确把握,构建的指标体系有待于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永川.浅谈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以北京市为例[J].资源与产业,2008(10).

2、赵庚星.土地整理效益评价研究及应用[D].山东农业大学,2004.

3、牛传军,贾芳芳,马好霞,王秀茹.土地整理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08(1).

4、贾丽,张雅杰,於忠祥,王廷.土地整理中的生态安全问题[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8(3).

5、苏少青,林碧珊,曾晓舵.土地整理中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及对策[J].生态环境,2006(4).

6、张超,高敏华,黄昭权,都伟新.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指标建立及方法应用[J].资源・产业,2005(5).

7、黄霄羽,毕银丽,张占录.土地整理中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系统构建[J].资源与产业,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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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动态模拟；北京市山区

中图分类号：F1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2-0018-07

动态模拟是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动态模拟研究的是问题而不是实际系统本身。因而研究的问题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思路和动态模型。我们曾先后采用动态模拟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大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我国西部牧区草地资源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西部省区退耕还林与粮食供需平衡、天然林保护工程、西北内陆干旱区流域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预期效果（吕晓英等，2001，2003，2006，2007）。本文以北京市山区可持续发展为例，再对区域动态模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探讨。

山区是典型的区域地理单元和行政辖区。在北京都市经济的建设中，北京市山区的可持续发展，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京山区的可持续发展涉及到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要动态地把握具有复杂反馈机制的大系统的行为趋势，不仅停留在传统定性描述阶段的“这种只是叙述的分析形式对揭示系统的真实性是不够的”，即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已经被用于建立知识结构的数学，在处理重要的社会系统中所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方面，也不是完全适应的”(福瑞斯特，1968)。因而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而动态模拟尤其是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方法。为此，我们采用系统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通过建立大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展示2005年到2025年期间，北京市山区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并通过各种情景下的发展方案比较分析，为山区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以下就山区可持续发展概念、研究思路、模型建构以及政策模拟等作一简介。

1.山区可持续发展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过程。它要求的是，不仅当前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甚至对于下一代来说，同样应该是可持续地发展。因此，研究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和判断。北京市山区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山区林业、畜牧业、种植业、乡村两级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持续发展，以及山区作为首都绿色屏障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的不断持续增长。这是研究北京山区可持续发展需要把握的基本内涵和研究的重点内容。山区可持续发展有许多评价指标。根据北京山区的功能定位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北京市山区可持续发展最基本和核心的评价指标是，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和农民以及乡、村收入这两大类指标。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指标，主要是指随着北京山区森林面积不断扩大，森林的防止水土流失、固碳制氧、净化空气和净化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变化趋势。收入指标包括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以及乡、村两级企业和农村私营企业的收入变化趋势。这两大类指标值的不断增加，反映了随着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山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同时乡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可以看出，只要突出研究这两大类基础性指标变化的趋势，就可以对北京市山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作出基本判断。

2.北京市山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思路

北京山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要按照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以北京市政府提出的山区发展规划为依据，通过调整农林牧结构和加快乡村两级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实现山区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要促进山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实现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不断增长，构筑和强化山区对北京市的绿色屏障作用。

为此，本项研究建立了大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展示从2005年到2025年未来20年间，北京市山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乡村两级和私营企业、农村人口的发展趋势，以及山区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的变化趋势，并进行多种情景的方略比较和分析，为政府和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北京市山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由种植业、畜牧业、林业、乡村两级和私营企业以及人口、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等六个模块构成。这六个模块之间的基本关联，如图1所示。种植面积、种草面积、荒山造林面积及其变化过程都要受到现存荒山荒地面积的制约，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存在使用面积的制约，例如林业中的退耕还林会直接减少耕地面积，荒山造林面积的不断扩大，也会使荒地中可用作耕地和草地的面积同时减少。草场和种植业为家畜提供饲草并对家畜存栏数量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在市场条件下，还可以通过异地购进饲草饲料减轻本地饲草料对饲养家畜的制约）。从生产函数来看，乡、村两级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劳动力、农业产品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生产要素的影响。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取决于林地面积和质量。环境受到生态服务功能以及乡村和私营企业污染排放和治理的影响。可持续发展就是上述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制约和促进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北京市山区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就是以山区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极性为依据，通过上千个方程构建而成的大型模型，使上百个变量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用动态模拟的方法，展示出未来20年北京市山区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3.山区可持续发展动力学模型

下面概略地介绍种植业模块、乡村和私营企业模块、林业和森林服务功能及价值模块的研究思路和主要结构。

3.1 种植业模块介绍

种植业模块主要研究荒地、耕地面积变化趋势，以及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产量和收入变化状况。

3.1.1 荒地面积。根据有关资料，2004年北京市荒地总面积为77.75万亩。今后荒地主要用于人工造林和作为草场，少量通过流域治理后形成耕地。荒地面积等于上年面积减去当年荒地减少的面积。荒地减少的面积主要是京津风沙工程造林面积、水源涵养林面积、山地种草和小流域综合治理中的新增耕地面积。今后，每年可能新增加的京津风沙造林面积、水源涵养林面积和耕地面积，都采用表函数形式来赋值，而且通过变化这些表函数值可以达到对各种规划方案进行比较和分析的目的。

3.1.2 耕地面积。耕地面积是流位变量。当年耕地面积等于上年末耕地面积加上当年新增加面积，再减去减少的耕地面积。每年可能新增耕地面积以表函数形式赋值。每年可能减少的耕地面积主要包括：用于水源涵养林占用的耕地面积，耕地种草面积，果园新增面积，非农占用耕地面积，都以表函数形式赋值。

粮食作物中主要研究小麦、玉米和其它粮食作物的占用耕地面积、产量及收入。经济作物面积通过其占耕地面积的比例求得，主要研究油料和药材等。耕地面积减去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面积后等于其他农作物面积，主要研究蔬菜、瓜果类、青饲料和其他作物。在完成上述计算后，最后汇总得到粮食总收入、经济作物总收入、其他农作物总收入以及种植业总收入。

3.2 乡村和私营企业收入模块介绍

从货币角度看，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是一种资金周而复始，不断流转的过程。企业依赖一定的劳动力、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购买原燃、材料而开始进行生产，销售产品获得收入，除去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耗费，包括销售成本、销售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以及营业外收支等，形成企业可分配利润，然后再提取企业盈余公积金、公益金、应付利润等，最后形成企业未分配利润。利润是企业投入资本的增值，也是企业可以自有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筹资部分。企业上述资金流转过程，形成了资金流转回路，如图2所示。北京市乡村两级企业和私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资金运转过程及其扩大生产和增加收入的动态模拟，基本都按照这种分析思路所展开。由于企业资金流转和扩大生产的机理和过程基本相同，因此，可以采用系统动力学中高级DYNAMO的宏函数（宏指令）进行描述，然后在乡、村和私营企业的运算过程中逐一调用。

宏指令MACRO是具有特定功能和相应的指令名的一组方程。宏指令常常在下述情况时应用，即当模型中的一块结构多次重复出现，唯一的差别是可能具有不同的参数或输入值。把这些方程用一个单一函数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命名，即形成用户自定义的宏指令。自定义宏指令简化了描述过程，缩短了程序请单，更便于阅读和理解模型。

3.3 林业模块

和其他生物体一样，林木的生长、发育过程也是一种具有反馈机制的动态过程。从整个群体而言，无论天然林还是人工林，当成过熟林枯死被采伐后，经过人工造林或迹地更新，林木便开始进入了幼龄林，再经过中龄林组、近熟林组后，又转入到成熟林和过熟林组。各个林龄组依次周而复始地循环，构成了森林群体不断繁衍再生的完整的大回路。

在这种往复循环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按林龄划分的面积和活立木蓄积量的变化都是一种累积过程，因而它们在系统动力学中被看做是流位变量。而林木的自然增长和枯损以及前一个林龄组向后一个林龄组的转移速度，还有人们对林木的各种方式采伐等，都具有流率（或速率）变量的特征。森林林分变化的过程和轮伐周期很长，因此特别适宜采用系统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根据研究目的建立相应的林龄结构模型，开展林分面积和蓄积量变化过程的动态模拟和政策分析。

按照北京市山区有林地林分来源，模型划分为天然林、人工林和飞播林，在每一林分中，又划分为幼龄林（1～2）、中龄林（3）、近熟林（4）、成熟林（5～6）、过熟林（7）等7个林龄组。以天然林为例，林龄结构动力学流程图，如图3所示。图中只包括了林龄面积和蓄积量及其与主要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在逐年计算出各林种的林龄面积和蓄积量之后，再根据林龄面积或蓄积量，利用不同计量公式，十分方便地计算出历年森林的直接价值、各种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以及人工造林和森林管护投资等多项指标。

4.动态模拟的政策分析――以林分变化及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及价值为例

4.1 林分变化趋势

4.1.1 龄林面积变化趋势。北京市山区荒地面积为77.75万亩，主要用于栽植生态林、果园、牧草地和少量耕地。2005年，北京市山区有林地总面积为573.1万亩，从扩大牧草地为主、适当扩大林地角度，预计2010年有林地总面积可能增加到580万亩，新增面积6.9万亩，年均递增率为0.24%，2020年可能增加到586.5万亩，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0.11%，到2025年有林地总面积可能为587.1万亩，比2005年增加14万亩。

在上述方案下，总体看，林分面积结构将逐步趋于合理（图4）。有林地面积中，幼龄林地面积将呈现出逐年减少的总趋势，2005年幼龄林地面积为336.1万亩，占林地总面积的58.64%；2010年预计为292.23万亩，2005年减少43.77万亩，所占比例下降为50.40%；2020年减少到198.91万亩，所占比例下降到33.91%；2025年再减少到160.54万亩，25年间共减少了175.56万亩，所占比例下降到27.34%。总体看，中龄林地面积变化较小，2005年中龄林面积为141.17万亩，占林地总面积的24.63%；2010年面积略有增加，预计为141.63万亩，2020年略有减少，预计为141.16万亩，到2025年预计减少到133.24万亩，占林地总面积的22.69%。近熟林、成熟林和过成熟林地面积都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它们占林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由2005年的9.10%、6.28%、1.34%，提高到2010年的13.24%、9.51%、2.43%；到2025年分别提高到19.51%、21.61%和8.86%。

4.1.2 林地蓄积量变化趋势。和林地不同龄林面积变化趋势一样，不同龄林的活立木蓄积量结构，也逐步更加合理（图5）。2005年以前，北京市山区林分龄林蓄积量结构很不合理，林分质量较差，主要表现在幼龄林和中龄林地面积较大且活立木蓄积量较多，而近熟林和成熟林地面积和活立木蓄积量都较少。2005年北京市山区有林地活立木总蓄积量约为884.55万米3，其中幼龄林和中龄林地蓄积量分别为255.71万米3和263.58万米3，分别占有林地总蓄积量的28.91%和29.80%，而近熟林、成熟林和过成熟林分别占总蓄积量的15.26%、19.66%和6.37%。到2010年，幼龄林和中龄林地的蓄积量合计占到总蓄积量的51.43%；到2025年，幼林龄和中龄林地的蓄积量占总蓄积量的比例，才分别降低到17.68%和16.72%，届时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地的蓄积量分别占总蓄积的19.24%、29.64%和16.71%，龄林立木蓄积量结构变得比较合理，林分质显著提高。

4.1.3 天然林地龄林面积和蓄积量变化趋势。2005年北京市山区天然林地总面积为276.59万亩，今后基本保持不变。天然林地龄林面积的构成很不合理（图6）。2005年幼龄林地面积占天然林地总面积的64.39%，也就是说，在天然林地中，约有2/3是近些年里成长起来的幼龄林； 中龄林面积占27.88%，近熟林和成熟林才各占5.38%和2.11%。到2025年，天然林中的幼龄林面积可能减少到99.5万亩，仍然占天然林面积的35.97%，也就是说，经过25年的龄林转化，幼龄林面积还要占到天然林面积的1/3以上。中龄林面积基本上保持在77万～79万亩之间，所占比例大体在29%左右。2025年，近熟林和成熟林面积分别占天然林面积的20.25%和13.98%。可见，虽然经过25年的生长，天然林各龄林面积结构仍然不合理，表明对北京市山区天然林需要进行更长时期的保护和加强抚育。

天然林地各龄林立木蓄积量结构也很不合理（图7）。2005年幼林蓄积量占天然林总蓄积量的47.01%，中龄林蓄积量占37.38%，幼龄林和中龄林地合计蓄积量占到总蓄积量的84.39%；而近熟林蓄积量占10.62%，成熟林蓄积量仅占4.52%，可见，幼、中龄林蓄积量明显偏大。到了2025年，幼龄林蓄积量所占比重仍然达到38.63%，中龄林蓄积量比重为25.04%，近熟林蓄积量比重上升到19.39%，成熟林蓄积量比重也仅上升到14.75%，即经过25年的生长和抚育，天然林各龄林立木蓄积量结构仍不合理，林分质量仍然较差。

4.1.4 不采伐方案人工林地龄林面积和蓄积量变化趋势。2005年人工林总面积为262.53万亩，2010年可能增加到268.74万亩，年均增长0.47%，2020年可能增加到274.77万亩，年均增长4.45%，2025年可能达到275.13万亩，比2005年增加12.6万亩。从各龄林面积来看，2005年人工林龄林面积结构极不合理，幼林和中龄林地面积所占比重过大（图8），幼龄林面积占人工林总面积的49.31%，即人工林地中将近有一半是幼林地；中龄林面积占到22.92%，近熟林面积占13.60%，成熟林面积仅占11.50%。到2025年，预计幼林地面积占人工林总面积的比重将下降到18.91%，中龄林面积比重下降到17.14%，近熟林面积所占比重上升到18.41%，成熟林面积比重提高到29.11%，过成熟林面积所占比重也上升到16.43%，龄林面积结构逐渐趋于合理。

2005年，人工林地立木总蓄积量为511.93万米3，2010年增加到620.24万米3，年均增长3.91%，2025年可能达到1013.8万米3，25年中年均增长率为2.77%。人工林龄林蓄积量相对比较合理（图9），2005年，幼龄林蓄积量占人工林总蓄积量的15.59%，中龄林蓄积占24.55%， 近熟林蓄积占18.35%，成熟林蓄积占30.82%，过成熟林蓄积占10.68%。此后，龄林蓄积量结构逐渐向过成熟林演化，到2025年，幼龄林蓄积占人工林总蓄积量的比重下降到4.34%，中龄林蓄积比重下降到11.25%，近熟林蓄积比重为19.02%，成熟林蓄积比重为39.11%，过成熟林蓄积比重上升到26.27%。龄林蓄积量结构的这种变化表明，人工林可以适量采伐，以便减少过成熟林蓄积量所占比重。

4.2 人工林采伐方案的林分变化趋势

根据前面对人工林龄林立木蓄积量分析，设计从2005年开始，对人工林的成熟林（第6级）和过成熟林的立木蓄积量分别按其存量的10%进行采伐，并叫做方案2。采伐以后，对有林地林分及森林生态服务价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动态模拟情景分析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

4.2.1 采伐总面积和总蓄积量变化趋势2005年采伐总面积和立木蓄积量为1.81万亩和12.46万米3，2010年为1.92万亩和11.62万米3，2020年为2.96万亩和14.43万米3，2025年将达到3.50万亩和17.22万米3。可以看出，采伐面积将逐年增多，采伐立木蓄积量先是逐年减少，到2010年以后，又逐年增多。

4.2.2 采伐后龄林面积和蓄积量变化趋势。由于采伐后迹地更新，新造林面积增多，方案2幼龄林地面积比不采伐时呈逐年增多趋势（图10）。2010年，方案2幼龄林面积为121.09万亩，比不采伐面积（112.36万亩）增加8.73万亩，2025年方案2达到83.66万亩，比不采伐面积（50.03万亩）增加了31.63万亩。与不采伐方案相比较，采伐后成熟林面积和过成熟林面积将比不采伐时的面积逐年减少。2010年方案2成熟林面积比不采伐时面积减少了4.32万亩，2025年减少面积扩大到13.44万亩。2010年方案2过成熟林面积比不采伐时面积减少了4.56万亩，2025年减少面积扩大到33.01万亩。

与不采伐时相比，采伐方案2人工林立木总蓄积量减少数量呈逐年扩大趋势。2010年方案2立木总蓄积量比不采伐时减少了59.84万米3，2020年减少量继续增加到182.61万米3，2025年减少数量进一步扩大到257.53万米3。

4.3 人工林采伐对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影响

一般认为,森林资源价值可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大部分。其中，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直接使用价值指与森林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利用直接相关的价值，例如木材、非林木产品、游憩等。间接使用价值指人们间接从森林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中获得的效益，例如流域保护、固碳制氧、净化空气等。选择价值是人们为了将来能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森林资源的某种服务功能所意愿支付的价值。存在价值是人们为确保森林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继续存在所意愿支付的价值。遗产价值是人们为子孙后代将来利用森林资源所愿意支付的价值。

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估算还很不规范，计算结果相差很大。李忠魁等（2001）对北京市森林资源价值作了初步测算，结果表明,林地价值、木材和果品产出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及社会效益价值四大部分的现值分别为20.8亿、159.16亿、2 119.88亿和13.53亿元人民币，总计为2 313.37亿元。其中,环境资源价值占总价值的91.63%。余新晓等（2002）对北京市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面积为4 056.64km2 的北京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每年为167.78 亿元，其中涵养水源价值为91.67亿元，净化水质价值为15.3亿元，保持土壤价值为2 806.92万元， 固碳制氧价值为2.24亿元。净化环境价值为48.65亿元，游憩价值为9 074.98万元，林果品价值为8.73亿元。高云峰等（2005）对北京市山区森林资源价值评价结果是，2003年北京市山区森林资源整体价值（现值）为3 143.51亿元。其中，使用价值为2 974.96亿元，占94.64%；非使用价值为168.55亿元，占5.36%。在年直接使用价值中，林地总价值为7.47亿元，林木总价值为23.58亿元，经济林产出价值为12.23亿元。间接使用价值中，涵养水源总价值为50.46亿元，保育土壤价值为1.01亿元，净化环境总价值为17.74亿元，固碳和制氧价值分别为4 781.60万元和3 541.93万元（合计为8 323.53万元，）防风固沙价值为602.88万元，游憩价值为7 543.34万元。

目前，在森林资源价值估算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一是，大多以林地总面积和总蓄积量去计量功能价值，而很少从龄林组成角度进行估算。其二是，现有的价值计算中，有些功能，如涵养水源中森林蓄水功能与净化水质和调洪等功能价值重复计算。其三是，大都没有开展动态模拟，因而也很少进行有关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吕胜利等，2006）。

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很多，从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目的考虑，我们以龄林变化为基础，动态地研究了北京市山区有林地森林涵养水源、保土、保肥、固定二氧化碳、制造氧气、净化空气（吸引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等）等主要功能及其价值。在不采伐森林情况下，2005年初步测算的上述森林主要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为32.34亿元，其中森林涵养水资价值为26.50亿元，保土价值为0.67亿元，保肥价值为3.68亿元，固定二氧化碳价值0.73亿元，制造氧气价值0.65亿元，净化空气价值0.11亿元。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也具有动态特征。到2025年预计北京市山区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将达到45.07亿元，比2005年增长39.39%，年平均增长1.34%

人工林采伐方案，虽然每年可得到一定数量的木材和薪柴，但是整个山区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及价值将逐年减少（图11）。2010年预计方案2全市山区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为35.04亿元，比不采伐时生态价值减少近0.8亿元，减少了2.23%；2015年方案2生态价值为37.59亿元，将减少1.67亿元，减少了4.26%；2020年方案2生态价值为39.69亿元，将减少2.68亿元，减少了6.34%；2025年方案2生态价值约为41.24亿元，比不采伐时减少3.83亿元，减少了8.51%。可以看出，分别采伐成熟林和过成熟林地立木蓄积量的10%，在2015年以前对全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及价值的影响小于5%，而在此后影响将越来越大。所以，在2015年以后，对人工林的采伐比例应不超过成熟林和过成熟林立木蓄积量的10%，并要逐年有所减少。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种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们又假设从2005年开始北京市山区有林地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增加100亿元，达到132.34亿元，但此后不进行人工林采伐，称之为不采伐方案3。同时，在方案3基础上，又假设和方案2一样进行采伐，并将此称为方案4。对方案3和方案4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2010年采伐方案4比不采伐方案3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减少了2.16%，2015年减少了4.19%，2020年减少了6.83%，2025年减少了8.84%。这说明，即使在估测的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增大的情况下，在2015年以后，北京市山区人工林地成熟林和过成熟林的立木蓄积采伐比例，同样不能超过10%，否则山区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及价值将显著下降。

5.结语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用于了解系统行为和设计系统，并非用于预测未来。实际上，用模型去设计一个系统也就是在创造未来（福瑞斯特，1987）。系统动力学导取内部的观点，认为系统的行为是由系统的内部结构和政策变量引起的。因此，系统动力学研究问题的最终目的，就是找出哪些政策变量和结构的变化可以改善系统的行为。同时，在现实社会里，经济、社会、科技的管理和发展的决策，都面临着长期目标和短期行为之间的抉择。几乎每项决策或政策，如果从长远来看它是有利的话，则它的短期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反过来也一样，有利于短期利益的政策，则往往使长期发展的环境恶化。因而判断某项政策或决策是否恰当的标准，一般来说，不应着重于它的短期效应，而应着眼于是否能促进系统的中、长期发展（福瑞斯特，1987）。通过上述对北京市山区可持续发展系统动力学建模思路、模型结构的介绍，尤其是对林分龄林结构变化以及人工林采伐方案对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及价值影响的动态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市山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意图，不是偏重于一般的经济数字预测，而是在于通过对各种可能情景下的系统行为趋势的比较，寻求更加有利山区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如何在情景分析中能够体现决策层的经验和想法，是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动态模拟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加强的重要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农学院三项基金资助项目“京郊山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模拟研究”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吕晓英等.退耕还林与西部省区粮食供需动态平衡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01.（2）：10～14.

［2］吕晓英等.中国主要牧区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03.(2)：115～119.

［3］吕胜利，吕晓英.天然林保护工程综合价值的动态模拟与投资的费用-效益分析［J］.开发研究，2006,(3)：11～16.

［4］吕晓英等.西北内陆干旱区流域综合治理方略的动态模拟.甘肃社会科学，2007.(3)：114～118；新华文摘，2007,(16):28～31.

［5］Forrester,Jay W.1968.Principles of Systems.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

［6］Forrester,Jay W.1987.系统动力学及其在城市区域发展研究中的应用.深圳:华夏文化交流中心编.

［7］李忠魁等. 北京市森林资源价值初报［J］.林业经济,2001,(2):36～42.

［8］余新晓等. 北京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初步研究［J］.生态学报，2002,(5):783～786.

［9］高云峰等.北京市山区森林资源价值评价［J］.中国农村经济，2005,(7):19～29.

篇4

关键词：资源环境承载力 生态城区 绿色规划 绿色建设 运营管理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6.006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但是，快速城镇化却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新城市建设必须以人口密度、产出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科学合理编制规划，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建设标准过度超前；应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保障绿色生态城市的建设。[1]

一、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绿色生态城市概念辨析

（一）资源环境承载力

资源环境承载力（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 Capacity），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资源结构符合持续发展需要区域环境功能仍具有维持其稳态效应能力的条件下，区域资源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包含了资源、环境要素的综合承载力概念。

任何一个系统的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同样，一个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也是有限的。超过这个承载力，将会导致一系列的“城市病”。所谓的“城市病”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堵、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城市病”的出现拉响了资源环境承载力风险预警。[2]

（二）绿色生态城市

绿色生态城市是指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发展中，构建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和能源等资源，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控制总量提高效率。总之，绿色生态城市建设秉承“以承载力定发展、以承载力促发展”的理念，根据城市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来确定城市建设规模，求特色而不贪大，求宜居而不盲目扩张。

2013年，国家住建部在《“十二五”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市发展规划》文件中明确了“十二五”期间推进绿色低碳城市建设的重点任务以及实施100个绿色生态城市示范建设的具体目标。随后，各地方省市纷纷出台地方绿色行动方案来指导推进生态城市的建设。国家和地方省市的行动证明绿色生态城市的建设可以有效缓解“城市病”。

二、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绿色生态城市建设策略

增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管理策略，如建立科学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决策机制、补偿机制、优化机制、合作机制和评估制度，从政策管理方面来提高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另一方面是实施技术，本文以绿色生态城市创建为抓手，以提高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目标，重点阐述城市在绿色规划、绿色建设和运营管理三个阶段需要的绿色生态技术策略。[3，4]

（一）增强资源承载力的管理策略

1.构建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科学决策机制

制定土地、水、能源、生态环境以及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综合管理条例；明确资源环境保护开发的法律责任边界，制定科学决策程序；完善科学决策组织机制，建立地方资源环境决策委员会制度；建立专家智囊团队，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

2.建立资源环境平衡补偿机制

创新土地管理模式。推动低效存量土地功能更新与置换，建立可建设用地指标的空间交易制度；深化资源要素价格改革，通过税费调整等调控手段，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探索生态受益区向生态保护区提供经济补偿的方法；建立环境权益交易中心，环境治理项目可采用“招挂拍”方式对外开放。

3.统筹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利用

优化资源承载力内部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破解资源环境瓶颈；优化产业结构，依靠科技创新，使产业结构向科技化、信息化转变；推广资源重复使用与再生，加大对节能降耗、能源替代等新技术的研发、投资、补助和贷款支持力度；统筹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资源环境开发利用规划，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

4.开展资源环境保护开发利用的区域合作机制

在承载力上开启大循环思路，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为原则，构建区域发展分工协作、利益协调机制；开展环境保护的区域合作机制，成立区域环境保护治理各部门间的联席会议；完善区域合作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协作环境保护与治理常态化、固定化。[5]

5.建立资源环境治理水平与效率成效评估制度

对资源环境治理水平与效率进行考核。政府部门列入资源环保社会征信体系考量范围，将提升资源承载力目标列入领导实绩考核中，建立资源承载力风险评估制度，推动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化，形成承载力预警系统。

（二）增加承载力的绿色生态城市创建策略

资源条件既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开发利用创新生态技术，可为绿色生态的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绿色生态城市的建设模式如图1所示。

1.生态规划

一部好规划可以改善和提高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增加城市竞争的资本，绿色生态城市的规划要强调规划之前的协同性，确保可操作性，真正成为城市建设的纲领和依据。

绿色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实施的核心与基础，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的内容：

（1）项目定位策划：生态城市定位是整个生态城市建设迈出的第一步，一个具备现实可操作性和饱满想象力的城市定位，将决定该生态城市建成的水平，也是其对外宣传的特色口号。生态城市定位必须立足于城市的资源、环境、人文以及发展定位等因素。

（2）指标体系构建：绿色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是度量、描述、判定、评价和预测本区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有效工具，调研国内外低碳建设案例、评价标准及国内低碳生态政策，综合参考区域绿色生态相关政策、气候特征，以及项目的上位规划，通过借鉴、对比、优化等研究分析工作，构建既突出项目特点、又满足国家绿色生态建设要求的绿色生态指标体系，用以指导和控制绿色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以及后期的运营和管理，保障区域的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如图2所示）。

（3）绿色生态规划：在生态规划理念的指引下，以绿色生态指标体系为目标，基于对商务规划的绿色生态分析，编制包括绿色建筑、绿色交通、低碳能源、水资源综合利用、固废处置、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专项规划，指导和保证项目绿色生态建设指标在规划阶段的分解落实。

2.生态建设

生态建设阶段为实施操作层面的内容，将规划阶段工作内容落实到实际的开发建设中。主要包括通过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南、建设导则和其他相关技术文件要求，以支撑建设单位对生态建设要求的落实，保证项目的落地与实施。同时希望能够形成具有示范作用的生态城市建设模式，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1）建设管控：建设管控是绿色生态城市能够建成实施的重要保障。该部分工作主要由三方完成，承担建设的二级开发企业负责设计、施工建设等事项，第三方监管机构则对其技术指标进行审查，再由政府职能部门对各阶段的审查进行批复，最终保证各项建设工作有序、保质、安全的完成。管控模式如图3所示。

（2）生态建设导则：针对绿色生态指标的不同落实主体，将建设技术导则分为绿色城市建设导则与绿色建筑建设导则，分别对一级开发企业和二级开发企业的绿色开发在技术层面进行指导，以指标体系为建设目标，针对指标内容分别从标准条文、条文说明及实施要点等内容展开描述，确保指标的技术可行。

（3）绿色生态技术支持：根据项目特点、所处自然资源及气候条件、开发主体的经济实力、市政设施和当地政策等，梳理出适宜生态城市的技术措施，为最终建成绿色生态城市提供技术支撑。

3.运营维护

运营维护阶段是生态城市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包括生态城市运营和生态城市维护两部分。可以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发挥园区的技术优势，探索建立专业化的运行管理服务机构，搭建实时在线的信息监管系统平台以对园区生态进行监控。

三、绿色生态城市建设案例分析

后世博园区是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地，是上海“十二五”重点发展区域之一，拥有丰富的物质和文化底蕴，在发展绿色生态城市发展模式上有很好的自然人文条件。规划用地为5.28平方公里，建筑总开发量约为660万平方米，其中新建建筑面积约为540万平方米。项目前期工作已对园区市政能源供给量、交通现状、环境现状等资源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并且考察了全区内可再生能源潜力，以对园区内资源承载力有定量的结论，为接下来的生态规划工作铺垫。目前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国家政策规定，结合控规，考虑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及资源环境条件，同时与园区规划建设目标相一致，在确定的碳减排总体目标基础上，对承担减碳任务的项目进行详细分解，制定了13个指标层、27个指标项的城区建设指标体系，对指标项逐项解释，并按园区片区实施分解。

（二）园区相关规划编制

由三部分组成：1.园区结构规划，通过土地规划形成园区的功能结构强调以核心功能为引导，完善配套功能，并塑造与主体功能相适应的各具特色的空间环境；2.详细规划，基于园区地块完成地块详细规划，突出各地块功能、生态方面的特色；3.专项规划，世博园区编制了包括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交通和低碳市政的专项规划，明确提出了能源、建筑、交通和市政方面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落实指标体系中指标项的目标值，并提供了各专项规划的空间布局和技术策略。各专项规划空间布局如图4所示。

（三）资金管理措施

为了使有限的市级财政资金切实可行地用于世博园区绿色建筑建设，避免漏用、滥用、挪用或其他不正确的使用行为发生，需加强对资金使用监督管理。从项目启动前期、中期和后期各个阶段对专项资金进行全过程控制，通过事前论证、事中检查、事后评估审计等手段，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合理使用有限资金，使其发挥最大的功效。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人炸式的增长给城市建设及城市资源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探索实践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非常迫切。目前，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能像绿色生态城市这样存在如此普遍的共识，它必然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的道路选择。

绿色生态城市建设对我国城市发展来说还是任重道远，国内绿色生态城市模式大多停留在提出生态发展目标和理念的理论的概念层面上，具体的实践尚在进行。但只有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不断总结，科学的理论再指导建设实践，绿色生态城市道路才能越走越远。

说明：本文系上海市科委项目“世博园区后续低碳、绿色、节能综合开发与改造研究”（课题编号：11dz1201502）。

参考文献：

[1]李旭，刘炎.低碳、生态、绿色――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J].城市规划学刊，2011（2）.

[2]姚毓春，宋冬林.资源枯竭型地区转型的社会承载力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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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喀什；城镇化；资源环境；耦合关系；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喀什经济特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耦合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收录日期：2017年3月3日

我国新疆是典型的干旱地区，喀什是中国的西大门。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会议正式设立喀什经济特区，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为实现喀什地区乃至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喀什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布局分散、城镇结构不合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好坏又直接影响了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以及城市发展水平。而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推进城市化进程是缓解干旱区城市资源环境压力、克服生态脆弱劣势和有效利用资源的必然选择。因此，在脆弱的绿洲生态环境约束下，持续推进城镇化，杜绝因城镇开发造成土地沙漠化，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等恶性循环，要注重城镇的环境保护，选择适宜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推进特区城镇经济的良性发展。鉴于此，本文运用1999～2014年有关资源环境和城镇化数据，在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研究喀什经济特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15》、《喀什统计年鉴2015》，样本取喀什经济特区（不包括兵团农三师）1999～2014年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相关数据。为全面衡量城镇化水平构建了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在内的城镇化指数，以及包括城镇污水处理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在内的资源环境支撑力和万元GDP能耗在内的资源环境压力指标。城镇化水平用UR表示，资源环境支撑、压力分别用ZC、YL表示。本文数值差异大且指标是异量纲级，为了便于数据综合和统计计算，首先要进行数据的无纲量化处理。木文采用标准化的方法对数据进行转化，标准化公式为：

二、实证分析

（一）方法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本文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得出指标R的特征根、差贡献率以及方差累积贡献率，从而求出各指标综合得分并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用Eviews8.0软件分析城镇化指标与资源环境指得分。

1、VAR模型有效性检验。为保证VAR模型动态分析说服力，需用Granger因果和平稳性检验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喀什经济特区ADF统计量大于10%显著水平临界值，为非平稳序列，而一级差分序列在10%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为平稳序列，存在同阶平稳，可以进行协整检验。为保证模型的有效性及动态说服力，选取AIC和SC最小准则，确定城镇化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的滞后阶为2。进一步采用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来检验城镇化指数与资源环境指数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表1。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下，喀什经济特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迹检验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值检验值在5%显著水平下，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表1）

2、VAR模型稳定性检验。本文建立喀什经济特区城镇化UR与资源环境ZY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该模型AR多项式特征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之内，该模型具有稳定性。结果见表2。（表2）

（二）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动态分析

1、脉冲响应分析。本文对城镇化UR与资源环境ZY的有关变化规律进行分析，运用VAR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广义脉冲响应分析方法不依赖变量的排列顺序，可提高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我们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分析来分析城镇化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影响机制及影响程度大小。函数响应期设定为10期，响应结果见图1。随着城镇化冲击期数的增加，喀什城镇化响应值呈增加趋势，在第9期达到峰值，资源环境响应值不断下降，第1期为正影响效应的峰值，其后不断衰减，第9期最低，之后基本稳定，说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未导致资源环境总体状态变坏。（图1、图2）

喀什经济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冲击作用分析。城镇化在受到资源环境的一个正向压力作用下，第1期内城镇化有所下降，第2期至第9期不断上升，第10期趋于平稳。可以看出，在资源环境压力下，城镇化发展受到抑制，长期会缓慢增加。

2、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主要来分析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资源环境支撑、资源环境压力变化的贡献程度，分析结果见表3。给出了城镇化变量不同预测期限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结果。喀什城镇化主要受自身的影响，其对自身的影响效应先降低后上升，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资源环境问题对其约束制约作用也逐步增大，但对其贡献度最大的仍旧是自身效应，资源环境因素不是阻碍城镇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要加强资源环境支撑措施或减小城镇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表3）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法研究了新疆喀什经济特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VAR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影响显著。VAR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喀什经济开发区城镇规模扩张，招商引资力度加大，人口增加以及能源资源消耗增加，污染排放也大幅增长。在加快建设喀什的同时资源环境问题加重，从而也会对城镇化发展产生相应的约束作用，但是约束效应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发展喀什城镇化必须在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上实现突破，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发展过程中。推进水利、交通、能源、生态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兼顾绿洲生态瓶颈。牢固树立环保优先理念、生态立区意识，加快实施重点生态工程，走一条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实现喀什经济开发区跨越式发展和将其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

主要参考文献：

[1]万本太，王文杰，崔书红，潘英姿，张建辉.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J].生态学报，2009.3.

[2]方创琳.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安瓦尔・买买提明，张小雷.新疆南疆地区生态环境特点及其对城市化的约束[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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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这就决定了生态旅游城市的创建必须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结合起来。煤炭资源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创建生态旅游城市相比其他地区难度和压力更大、面临的问题更多。因此，有必要在分析研究生态旅游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基础上，理性推进其生态旅游城市化进程。

一、生态环境恶化对生态旅游城市创建的约束效应分析

(一)通过破坏生态环境影响生态旅游城市化

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脆弱度得分偏高，直接影响了煤炭资源型旅游城市的创建。我国北方煤炭资源型城市大多以重工业为主，能源消耗量大，“三废”排放量巨大。城市与区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矿山开发中产生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占用和破坏大量土地，且矿山开发诱发的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十分普遍。生态环境恶化也引起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如酸雨、沉降、污染灌溉造成大片农田绝收，致使农业基础受损和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此外。环境破坏还直接对城市造成破坏，比如水土流失引发洪涝灾害破坏城市基础设施影响城市化等。由于矿产资源的开发，产生了大量的松散固体废弃物，破坏了地表的植被资源，同时地表塌陷或排土场堆置，改变了原有的地形地貌，为水土流失人为地创造了条件。

(二)通过降低水――发展旅游业最重要要素的支撑能力，抑制生态旅游城市化

因环境破坏水质污染而导致水资源短缺的城市，不仅直接影响城市化进程，还通过水价上扬，提高生产和生活成本而降低城市竞争力，间接抑制城市发展。近年来，我国东北、内蒙古、山西等省、自治区的一些煤炭资源型城市由于煤炭开采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治理压力较大又缺乏足够的资金，从而大大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生态旅游城市化进程。陕西是全国缺水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关中地区的宝鸡、咸阳、西安、渭南、韩城经济带，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6。先天性的水资源短缺与后天的缺乏保护治理成为困扰陕西生态旅游城市化发展的难题。

(三)降低投资环境竞争力排斥企业资本，减缓生态旅游城市化

生态旅游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必须要求有丰裕的地区财力作支撑。否则，很多创建旅游生态城市所必须的硬环境与软环境就无从解决，政府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投资可以解决这一些问题，然而，生态环境成为企业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它也是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尤其是现代高科技企业对生态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地区环境、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及地区服务水平。环境的恶化加剧了地区环境治理成本的高额代价，对投资环境、人才、服务水平都会产生一系列反应。因此，支撑城市发展的这些要素出现问题，势必会减缓生态旅游城市化的进程。

(四)通过降低经济增速。放慢生态旅游城市化步伐

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和态势，和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极为相似，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79年美国丹尼森对1972～1975年间美国私人部门进行的研究表明，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中16％可归因于环保法规：1990年美国巴伯瑞对美国5类制造业的调查研究表明，导致美国1960～1980年间年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中，10％～30％可归因于减少污染增加环保投入。环境保护投入争夺了经济发展的有限资金，使得经济增速下降，放慢城市化步伐。生态旅游城市化只是城市化到一定阶段的更高产物，生态环境恶化降低经济增速，势必会放慢生态旅游城市化的步伐。

二、生态旅游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胁迫效应分析

(一)投资扩张中的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

企业作为城市化的基础单元，不同于人口，其个体差异很大，不仅规模上有分化，而且性质上也有差异，所以分析企业细胞的生态环境影响，不能像分析人口一样简单地以个体密度反映其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表征企业细胞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主要从规模和性质两个方面进行。其中规模分用地规模和经济规模，性质则可用能耗和水耗等指标反映。生产扩张中的城市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胁迫机制反映为：改变企业细胞的用地规模或占地密度，增加生态环境的空间压力：引起产业结构的变迁。改变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方式；提升经济总量，消耗更多资源和能源，增大生态环境的时间压力；带来更多的环保投资，提高人为净化能力。缓解生态环境胁迫；促进技术进步和政策干预，推广使用清洁生产技术，控制污染排放总量，减轻生态环境压力。

(二)人口密度的生态环境胁迫

人口的生态环境效应与人口密度和生活强度取决于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习惯。人口密度决定排污一般水平，生活方式则决定排污变化水平，二者共同构成排污实际水平。旅游城市的发展。人口包含大量的旅游人口的增加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效应：一是人口密度增大生态环境压力。一般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快于城市地域的扩张，因此旅游城市化水平愈高，人口密度愈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就越大。二是旅游城市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促进了消费结构变化。使人们向生态环境索取力度加大、速度加快。

(三)城市交通扩张的生态环境胁迫

交通是旅游城市创建的重要硬件，旅游行文的增多必然带来城市交通的改善提高。交通的生态环境效应主要表现在：交通建设引起水土流失和尘土飞扬；交通运输产生噪声污染。汽车尾气带来大气及土壤污染；高架桥对景观破坏，产生视觉污染。城市交通扩张的生态环境效应机制为：城市交通扩张提高道路网密度，对生态环境产生空间压力；交通扩张刺激车辆增加。提高汽车尾气污染强度；交通扩张对城市化产生节奏性的促进和限制使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时空耦合节律；技术进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政策干预影响交通建设方向。

三、生态环境与生态旅游城市发展交互影响的耦合规律分析

我们用生态环境与城市化交互作用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字型

进行耦合规律分析。按照库兹涅茨倒U字型理论的基本原理。在生态旅游城市发展初期，当生态环境容量衰竭水平按照一定速率Ve增加时，城市化水平Vc会按相应速率提高。当生态环境容量衰竭水平达到或超过特定阈值B时。城市化水平变化速率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逐渐减慢。从而形成一个倒U型变化曲线，并出现三种情况：

当Ve>Vc时，属于生态旅游城市化发展缓慢的保守阈值或最小阈值B1：

当Ve=Vc时，属于生态旅游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佳阈值B0；

当Ve

按照这一变化规律，就可寻求生态环境容量变化水平的提高或降低的影响程度。根据国内外同类研究实践和已有的工作积累进行理论分析，发现我国煤炭资源地区生态旅游城市化水平容量增长变化率与生态环境容量增长变化率交互作用的动态变化过程大体上符合库兹涅茨倒U字型变化规律。因此。可以以此分析我国煤炭资源地区生态旅游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容量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而制定相应的措施，合理推进生态旅游城市的建立和发展。

四、在耦合关系基础上创建生态旅游城市意义分析

生态旅游城市化的主体因素是人，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人类得到生态环境的惠泽，同时人类积极合理的使用和修缮可以改善生态环境的发展。否则，让二者相对立、相矛盾则后果不堪设想。基于此，在耦合关系基础上构建煤炭资源地区生态旅游城市意义则显得尤为重大。

(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使资源型城市创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到同步提高，从而使生态经济的社会复合系统实现从失衡向综合平衡及从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煤炭资源型城市的良性可持续发展除了要考察各种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外，还必须考察各项生态环境指标：煤炭废料及劣质煤回收利用率、电力余热利用率、污水和垃圾等处理率、投资带来的环境损失以及空气环境质量。

(二)提高城市竞争实力的需要

城市竞争力中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环境竞争力。环境竞争力是指为企业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提供的环境条件(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人类在推进生态化建设中所造成的非理性、非可持续发展导致每年投入巨额资金去治理环境，弥补生态环境创伤。同时，世界各国都将环境竞争实力作为比较城市竞争力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实力，而环境竞争力在其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煤炭资源型城市(镇)除了合理开发煤炭资源外。从改善产业结构角度出发也要适当开发其他资源。在推进城市化建设、增强城市竞争实力过程中，要对各种资源进行保护。禁止滥采滥伐和过度开发。大力发展“无烟产业”代替污染企业。提高环境竞争实力，提高城市竞争力。

(三)向未来生态旅游城市过度的需要

生态旅游城市是一种更高要求的城市模式，其中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而旅游者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未来的城市不再单纯追求“以混凝土为主，点缀些许绿色”，而是追求城市中的生态多样性，向生态化城市方向发展。

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镇)在迅速扩张中已经逐渐凸现出资源型大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破坏问题：固体和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和缺水、地层破坏、土地荒漠化等。因此。煤炭资源型城市向生态旅游城市过度，必须尽早作好生态化建设基础工作，避免今后付出巨大的代价治理城市生态环境。

(四)发挥煤炭资源型生态城市经济辐射作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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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口贸易在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给国内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十分突出。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转嫁自身的环境压力,利用我国的进口渠道,将自身难以处理或处理成本过高的“洋垃圾”大量地输入到我国,这些“洋垃圾”中包括电子垃圾、医疗垃圾、废塑料、废旧衣物和无法处理的污染物等,给国内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1993年9月,韩国共有七家公司以“其它燃料油”名义,将1228吨废旧物由韩国运抵南京港。经查明,船上装的全都是污水、腐蚀性液体等化工废弃物。1995年6月,从德国进口678吨货物抵运江西,进口品名为废塑料,经海关人员开箱检查,发现集装箱内全是食品袋、饭盒、饮料罐等生活废弃物。2005年3月,在荷兰鹿特丹港截获的一艘前往中国的英国货船上,54个集装箱内装满了食品垃圾、塑料废品、饮料罐、旧衣服、废电池以及废旧手提袋等生活垃圾。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正是利用我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的机会,逐步向我国转移污染源,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我国的进口贸易过分强调市场导向,而忽视了进口贸易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容并举。由于市场功能的缺陷,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国内进口商为了追逐废弃物的回收利润,不惜以环境作为代价,进口发达国家的“洋垃圾”。为此,我国每年为处理这些进口垃圾花费了巨额成本,给经济和环境带来了双重损失。然而,进口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对环境的影响有利有弊。只要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可以实现进口贸易与资源环境的互利共赢。

当前,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推进我国进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要求我国的进口贸易要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与兼容性。那么,加强进口贸易改善资源环境的基本途径与实现途径的探索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进口贸易改善国内环境的基本路径

(一)通过产品效应改善和保护环境

进口贸易通过具有环境影响的商品或服务的国际交换来影响环境。WTO多哈回合把这些商品和服务称为“环境货物与服务”。如果交换的商品有助于环境保护,或者作为另一种危害环境商品的替代物,那么,贸易对环境会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按照环境经济学的理解,任何产品除了具有市场上商品价值(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外,同时具有一部分环境价值,但这一部分价值有时是负价值。最终产品的社会价值是市场上商品价值与环境价值之和。具有环境负价值的商品有两种内涵:第一,商品是正价值与负价值的复合物,负价值往往是代表其中一部分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那一部分,如食品的包装等,可以通过改善负价值那一部分的环境属性提高商品的复合价值。第二,整个商品在考虑环境成本后,净价值量为负值,例如二手市场上出售的旧电器等。如果进口商品的环境价值为正价值,那么进口贸易对国内环境具有正面影响。反之,进口贸易的产品效应给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据统计,我国一些不法商人为了提炼黄金、铜、锡等金属的回收利益,全世界有70%的电子垃圾都进口到我国。电子垃圾大都含有对人有害的毒素。如果将这些垃圾掩埋在土壤中,有毒元素就会渗透出来,对土壤造成严重的污染。如果进行焚化,这些原料将会释放大量的有害气体和重金属,对空气造成污染。所以,电子垃圾就是典型的环境负价值的产品,处理成本高,环境的负面影响大,给我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失。因此,进口贸易改善资源环境的产品效应,一定要充分考虑产品的环境价值,综合评估产品的环境属性。要与优化进口商品的结构结合起来,统筹安排。

(二)通过供给效应改善和保护环境

首先,通过进口资源性产品防止国内稀缺资源过度开采。进口贸易直接影响国内的总供给,进而成为影响一国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世界各个国家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异,不可能完全或充分拥有生产所需的全部要素,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进口稀缺的自然资源,缓解稀缺资源供应紧张的局面,有效地防止了国内因为供应紧张,而避免了我国稀缺资源面临“竭泽而渔”的后果。

其次,通过进口稀缺性产品防止国内有限资源的无效利用。进口是基于国内需求而产生的,当国内市场上某类商品的供应不足,容易引起价格的上涨,并通过价格信号,最终刺激了生产和投资。但有些产品的供应具有季节或区域上的失衡,并非是产能不足或供应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功能的不完善,一旦国内稀缺产品价格的上涨可能会误导盲目投资与重复开工生产,造成对土地、环境资源的浪费。但通过进口稀缺产品,增加了国内稀缺产品的供应量,改善了供求关系,有效地防止物价的上涨,从而消除价格的快速上涨而引起在经济、环境等领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可能引发非理性的生产和投资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但供给效应同样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一定要与理性需求相结合。例如,自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加快,钢铁工业也迅速发展,粗钢生产的规模也逐年递增,从1990年的6638万吨上涨到2008年的50049万吨,上涨了7.54倍。与此同时,我国铁矿石的进口量也随之攀升,从1990年的1419万吨,到2008年的44413万吨,翻了近31.3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起我国对世界铁矿石进口的严重依赖,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进口的铁矿石流向了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的小高炉企业。其结果是供给效应一方面缓解了国内资源供应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浪费。因此,进口贸易的供给效应必须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相适应,不断优化进口产品的需求结构和使用结构,才能实现供给效应的环境保护功能。

(三)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改善和保护环境

进口贸易是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所谓技术溢出,是指跨国企业在实现技术的当地化过程中,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被视为技术传递和扩散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发展中国家由于受资金、科研、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同世界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有关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贸易,从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是缩短其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有效途径。一国通过进口贸易不仅可以购买高质量的外国最终制成品,而且还可以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来提高本国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可见,与出口贸易相比,进口贸易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技术扩散的外溢的方式,但技术基于环境表现为中性的,它一方面作为环保性技术的有效工具而体现了其环境的正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其他技术工具而衍生出破坏环境的负价值。因此,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所体现的环境价值,受到技术的工具属性及运用的行业属性。

进口贸易具有促进环保性技术传播和扩散的正效应。依据内生增长理论,进口贸易一方面可以提供运用新知识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品的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在不断的技术改进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形成动态的效益,促进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如果进口节能治污设备和资本货物的进口,可以防止国内环境的过度污染破坏,又能有效地摆脱国内供给的约束,增强节能治污的技术和能力。例如,粉碎型格栅除污设备在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已投放使用。由于其核心技术难以掌握,关键材料难以配置,国家和地方的一些重大环保工程过去只能从国外进口设备。通过国内的转化和吸收,河海公司用一年多时间开发成功,并获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四)通过产业优化效应改善和保护环境

一国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具有基础性地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淘汰产能低下、技术装备落后、污染严重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产业,从而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新型服务行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比重,全面实现产业的更新换代。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促互融;通过改善产业结构,调整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全面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体系。

进口贸易的产业优化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进口贸易是联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重要纽带。它通过扩大国内的资源配置范围,使国内潜在的高端需求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满足,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使资源从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的行业转移和流动,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第二,进口贸易是加剧国内市场竞争的重要途径。它通过产品的进口,刺激国内同类行业提高技术与管理水平,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竞争能力。从而使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高效率的企业获取规模经济,带动经济结构的升级。第三,进口贸易具有产业诱导功能,通过进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引导国内需求结构的升级。一方面,进口本国尚未生产的产品,开拓了国内市场,可以诱发国内新型产业的成长;另一方面,通过进口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满足国内新型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为国内创造资源环境财富。

三、对我国进口贸易的政策启示

(一)进口贸易要体现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1.进口贸易一定要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一方面,要将国内的进口需求分门别类,根据产业的发展方向,确立进口贸易的重点行业。优先满足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环保产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的进口需求,并在税收、财政等多个环节给予必要的优惠。对于污水处理设备、回收利用设备、空气净化设施和清洁生产设备的进口,要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扶持。要通过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限制产能过剩、污染严重、重复建设的落后产业的进口需求。要提高进出口贸易公司的专业化水平,建立进出口贸易公司自律和他律的社会机制,坚决克服进出口公司只管进口不顾环境的不良倾向。要加强生产型企业的自行进口的管理,完善进口产品国内流向及后续使用的监管措施。当前,要切实加强进口的监控和评估工作,规范和整顿进口秩序,把握好进口的规模节奏,推动我国进口贸易从被动限制向主动调控转变。切实防止盲目进口、无序进口、重复进口。要建立和健全进口产品的环境评价体系,构建进口对产业及环境损害的预警机制。

2.进口贸易一定要与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相统一。要提高具有进口替代功能和技术扩散功能产品的进口比重。通过提高技术扩散性产品的进口,降低国内自主研发的成本,缓解国内重复生产投资而带来的环境压力。通过技术性产品的进口,有利于通过技术的消化吸收,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形成内生供给增长能力,推动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向日本等发达国家进口彩色电视机,90年代中期,我国又大量进口计算机、手机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掀起国内同类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并初步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如今,彩电生产、计算机生产、手机生产己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出口部门,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进口贸易要体现绿色经济的发展要求

1.进口贸易一定要与低碳经济发展相融合。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为基本途径的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要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结合起来,重点在于改变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提高水能、风能等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比重。同时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所以,在进口贸易中,优先保证高科技产业、服务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重点发展产业所需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进口需求,从根本上解决重点行业的能源供应和能耗结构,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升级和整体跃迁。其次,要考虑一般产业节能降耗设备的进口,鼓励资源消耗少、排放低的设备和设施的进口比重。对于使用和消耗过程中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的进口产品,要多管齐下,加以严格的限制。

2.进口贸易一定要与循环经济发展相协调。发展循环经济是构建“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它是以节约高效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必须与一定的消费结构、技术手段和相关设备相结合,因而要突出进口贸易在绿色消费中的引导功能,要通过循环利用产品和环境友好产品的进口,发挥绿色消费的示范功能,切实转变国内的消费结构,促进国内需求与循环经济的耦合。

(三) 进口贸易要上升为环境价值的制度要求

1.我国的进口贸易必须尽快实行绿色关税制度。要通过制度安排,控制和减少环境负价值高的产品进口。对有毒有害化学品及其他可能对我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实行准入制度,同时,要完善进口贸易税收政策,并以此发挥进口关税的环境导向作用。如国内确实需要但一时又无其他替代品而必须进口的产品,应大幅度提高其进口关税,使环境成本得到必要的补偿。对国内目前不能生产的污染治理设备、环境监测仪器以及环境无害化技术等进口产品,可减征或免征进口关税。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清理各项限制进口政策,有选择地对部分国内不能生产的重要机电设备的关键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类大宗商品的进口,给予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或以年度暂定税率的方式给予进口关税优惠。

2.我国的进口贸易必须尽快实施环境准入制度。我国进口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进口废弃物对我国环境的危害。我国废物入境数量巨大,而且增速惊人,1990年进口量99万吨,进口额2.6亿美元;1993年进口量828.5万吨,进口额15.75亿美元;1997年进口量1078万吨,进口额29.5亿美元;而2001年这一数字为1119万吨,达到了历史最高,占当年全年进口额的2.07%。洋垃圾的大量进口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危险废弃物的堆放、拆解、处置等过程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水质、大气、耕地并危及人类的健康和安全。要加快制定相关环保法规和环保标准的步伐,建立并强化进出口贸易的环境准入制度。要通过绿色壁垒,建立自己的绿色保护屏障,防止污染废弃物的流入,确保国家环境安全。

3.我国的进口贸易要尽快实施资源保护战略。要通过进口贸易实现国内资源的休养生息,保护资源的生态环境,增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要充分发挥我国作为世界进口大国的优势,争取更多的资源定价话语权,提高大宗资源的进口议价能力。例如,中国是国际铁矿石的最大买主, 2009年,国际国内钢铁需求萎靡,全球各大钢厂都在大幅减产,钢厂对铁矿石的需求大幅下降。世界市场上铁矿石明显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并明显向买方市场倾斜。在这种形势下,2009年5月,以宝钢为代表的中国钢铁企业和澳大利亚FMG公司达成铁矿石粉矿价格下降35%的协议,在以较低成本的情况下解决了我国铁矿石的供应问题,从而避免国内铁矿石的过度开采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杨莉等,商品的环境经济属性与区际环境影响研究[J],生态经济,2009,(1):38-52.

[2]叶华光,国际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与政策启示[J],科学与管理,2008,(3):34-36.

[3]崔宇明、常云昆,环境经济外部性的内部化路径比较分析[J],开发研究,2007,(3):40-43.

篇8

论文关键词： 环境教育资源 调查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论文摘要： 本文利用实地调查和查阅文献方法，对海南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调查，收集了环境教育资源信息，并提出了使用这些环境教育资源的几点建议。

前言

环境教育资源指对实现环境教育目的有利的一切因素，根据环境教育资源的特点可以把它分为显性环境教育资源和隐形环境教育资源［1］。海南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是一个以保护红树林及其生境为目的的世界重要湿地，环境教育资源丰富，是开展环境教育的好场所。2006-2007年在海南师范大学教改项目（HSJG0626）的支持下，我们对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调查，目的在于准确掌握保护区范围内环境教育资源的情况，为开展环境教育活动提供资源支撑。

1.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述

海南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省东北部，地理坐标东经110°32′—110°37′，北纬19°57′—20°01′，即海口市美兰区的三江镇、演丰镇和文昌县的铺前镇、罗豆农场的交界处，在海口市境内。其于1980年1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是我国建立最早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198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列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的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东寨港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为5400km2，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红树林，其主要保护对象是海岸湿地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主要的红树植物有16科34种植物，其中天然分布的红树植物有红树科的红海榄、海莲、木榄、尖瓣海莲、秋茄、角果木，马鞭草科的白骨壤，紫金牛科的桐花树，大戟科的海漆，使君子科的榄李，棕榈科的水椰，梧桐科的银叶树，卤蕨科的卤蕨、尖叶卤蕨，玉蕊科的玉蕊，夹竹桃科的海芒果，锦葵科的黄桂；保护区建立后，又从文昌、陵水、崖县等地引进楝科的木果楝，使君子科的红榄李，海桑科的海桑、杯萼海桑，红树科的红树，茜草科的瓶花木等，种类占全国红树林植物的80%以上。其中我国二级保护植物：海南海桑、拟海桑、红榄李；三级保护植物：水椰、木果楝，均已载入《中国植物红皮书》。另约有底栖生物152种、鸟类159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黑脸琵鹭、黄嘴白鹭、白琵鹭、黑嘴鸥、海南虎斑鸠、小苇千干鸟等，被称为“天然养殖场”和“鸟类天堂”［2］［3］。

2.研究方法

2006年7月—2007年9月，海南师范大学生物系41名师生参加的6个调查小组，先后到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北港岛片区、演丰片区、三江湾片区、塔市片区、曲口片区进行实地调查，先后到海南省林业局、海口市林业局、东寨港国家自然区管理局、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大学图书馆查阅文献，利用互联网查阅文献，收集海南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资源的信息，并进行整理［2］。

3.调查结果及分析

3.1调查结果。

把调查获取的环境教育资源信息进行分类、整理，结果如下：

3.1.1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显性环境教育资源主要有：

3.1.1.1植物类资源

维管植物96科246属317种，其中红树植物26种，半红树植物7种［3］。北港片区为红海榄群落、河港片区为红海榄+角果木群落、三江湾片区为海桑+秋茄群落、演丰片区为木榄群落和海莲群落、塔市片区为红海榄群落和白骨壤群落、曲口片区海莲群落。

3.1.1.2动物类资源

底栖动物68种，其中软体动物39种，甲壳动物19种；鱼类55种；两栖动物3种，爬行动物2种，鸟类111种，兽类3种［3］。

3.1.2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隐形环境教育资源主要有：保护区管理局专家的工作经历、海南师范大学生物系相关专业教师的工作经历、属地政府管理人员工作经历、周边社区群众的生活生产经验。

3.2结果分析。

3.2.1调查结果表明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可以用来开展认识环境的教育；从这些资源的变迁又能够了解到当地发展的历史，其中包含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用来开展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教育［4］。

3.2.2保护区管理局多年来一直与华南植物研究所、厦门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海南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培养起一支专业技术队伍，黄仲琪、李华亮、袁锋等熟悉东寨港保护区情况，又具有丰富的工作能力和经验，是在保护区开展环境教育的难得资源。海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有一批教师长期以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为背景，积极在大学生、中小学生、社区群众中开展环境教育，具有丰富的环境教育经验。保护区周边的北港社区、河港社区有一批群众已经认识到保护红树林的重大意义，他们积累起来的关于人与红树林关系的生活经验也是难得的环境教育资源。海口市美兰区原区委书记、现海口市人大副主任胡德志同志长期关注红树林，倡议、推进文明生态村建设，其了解、熟悉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的情况，并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是一名专家型领导，是难得的环境教育资源。

4.建议

4.1重新认识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环境教育功能。

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作为红树林及其生境的保护地、科学研究基地、鸟类迁徙路线、旅游景点已经被人们重视，附近中小学偶有到此开展郊游、认识红树林等环境教育活动，但是相对于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所具有丰富的环境教育资源来说，这样的低层面环境教育明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认清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环境教育优势，充分发挥其环境教育功能［5］。

4.2进一步加强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环境教育资源的开发。

环境教育资源包括显性环境教育资源和隐形环境教育资源，通过调查发现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隐形环境教育资源主要是各类人员的生活工作经历。以往大家注重的是显性环境教育资源，忽视了隐形环境教育资源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观念的限制，看不到隐形教育资源，更谈不上利用这些隐形环境教育资源了。从现阶段以“为了环境的教育”出发，显性环境教育资源明显无法承担此重任，必须加强各类环境资源的开发，以满足环境教育的需要［6］。

4.3按照主题，整合环境教育资源，设计、实施环境教育活动。

作为环境教育组织者一般都了解从教育的目的出发利用环境教育资源来开展环境教育活动这个规律。只要我们把教育目的确定了，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可以服务于这个教育目的的环境教育资源［7］。

4.4加强与环境组织联系，取长补短，提高环境教育质量。

世界自然基金会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既有在世界各地物种保护的工作经验，也有在世界各地开展环境教育的丰富经验。在中国开始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之前，已经与国家教育部、英国石油公司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8］［9］，把它们多年在世界各地开展环境教育的成功经验带到中国来。建议各学校积极主动与它们联系，获取环境教育信息，学习开展环境教育的成功模式，特别是学习它们开发利用地方环境教育资源的成功经验，加快中学生物课程环境教育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钟启泉，崔允.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59-169.

［2］田青.中小学环境教育概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49-68.

［3］邹发生.海南岛的湿地［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5：29-57.

［4］黄宇，田青，郭玉峰.学校中的环境教育［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87-95.

［5］徐美，刘沛林，申秀英.新课程理念下的中学环境教育发展创新研究［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6：145-149.

［6］贺莉萍.浅谈中学生物教学中的环境教育［J］.基础教育研究，2006，10：43-44.

［7］张伟，田青.整合与扩展［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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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游戏；游戏环境；互动性

区域游戏是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结合幼儿的发展水平，有计划地投放各种材料，创设活动环境，让幼儿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意愿，自主学习，主动进行探索与交往的一种游戏形式。区域游戏的构建与运行，涵盖了包括幼儿、教师、游戏材料在内的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不应是孤立的，而应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

区域游戏的互动性首先反映在区域游戏环境的构建阶段。在构建区域游戏环境时，应当使各项因素充分互动。本文从区域游戏涉及的各项因素入手，对区域游戏环境构建的互动性进行了剖析，并对区域游戏环境构建互动性的实现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利于幼儿教育的理论与实务。

一、区域游戏环境构建语境下互动性的含义

区域游戏语境下的互动概念是广义的，在区域游戏环境的构建过程中，既要注重人人互动，又要注重人物互动。

一方面，在区域游戏环境的构建中，教师、家长、幼儿应做到充分互动。教师应充分引导、劝诱；家长应有充分的信息参与回馈；幼儿作为区域游戏的关键应当充分参与、自主探索。另一方面，区域游戏环境的构建过程就是教师、家长、幼儿能动地对环境进行改造，使之符合区域游戏教学目的的过程。

具体来讲，这种互动性应当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人人互动。这主要包括教师、家长、幼儿之间以及其相互之间在建构区域游戏环境过程中的互动；另一方面，人物互动。这主要是指教师、家长、幼儿各自或共同地与区域游戏环境所涉及的场地、材料所产生的互动关系。

二、目前区域游戏环境构建存在的误区

互动性对于幼儿区域游戏环境的构建以及区域游戏的开展至关重要，但目前不少幼儿教育机构在此问题上仍然没有体现人人互动和人物互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构建区域游戏环境时，单纯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即教师在区域游戏环境构建的方方面面一手包办，忽视幼儿的参与及能动性的发挥。这种现象是区域游戏环境构建中最显著的问题。如果不将教师的主导作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会扼杀幼儿在区域游戏环境构建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使该环境构建失去与幼儿的互动性。

第二，在构建区域游戏环境时，幼儿教育机构与家长相分离，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割裂，忽视家长在幼儿区域环境构建方面的重要性。这种做法忽视了家长的作用。幼儿教育机构对幼儿的把握只是一般、普遍的；而家长对幼儿的认识是具体、特殊的。幼儿教育机构须充分了解这些信息，使游戏环境构建具有针对性。

第三，在构建区域游戏环境时，一味地模仿先进地区幼儿教育机构区域游戏环境构建模式，忽视本地资源、民俗资源对实现本地区域游戏环境构建互动性的特殊意义。

三、互动性区域游戏环境构建的实现

根据上文对区域游戏环境构建互动性的剖析，笔者认为，要实现和贯彻该互动性，应当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教师应正确处理主导和引导之间的关系，为幼儿在区域游戏环境构建过程中能动性的发挥预留充足的空间。这也是实现区域游戏环境构建互动性的前提。如前所述，目前不少幼儿园教师忽视了幼儿在环境构建的参与性。因此，在区域游戏环境构建问题上，教师的主导作用应当限定在保证游戏安全和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上。

第二，应当重视家长在区域游戏环境构建中的作用，加强沟通，实现三方互动。家长的作用为各国所重视。美国在《家长法案》《目标2000年教育法》中对家长参与问题予以明文规定；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幼儿教育机构实施“向家长开放”政策。因此，不能忽视家长作用，不能割裂教育机构、家长、幼儿这三者的辩证关系。幼儿教育机构应当将该教学信息让家长充分获悉，询问家长建议，通过家长了解幼儿的薄弱环节，分析对策，确定区域游戏环境构建的定位与方向。

第三，充分利用区域教育资源、民俗资源，使区域游戏环境易于与幼儿产生互动。幼儿的成长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其更容易在利用本地资源构建的游戏环境中找到归属感，更容易自然而然产生互动。

综上所述，互动性对于区域游戏环境的构建至关重要。为实现区域游戏环境构建的互动性，教师应为幼儿在区域游戏环境构建过程中能动性的发挥预留充足的空间；应当重视家长在区域游戏环境构建中的作用，实现三方互动；应充分利用区域教育资源。

参考文献：

[1]吕静，周谷平.陈鹤琴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1994.

[2]李季湄，肖湘亭.幼儿园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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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

>> 环渤海区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证研究展望 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演进趋势研究 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一个最新综述 降低地方债风险 取缔地方保护，构建统一市场 破局地方保护 区域环境 保护区域环境 推进生态公路建设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探讨 如何创设区域环境 关于环境污染防治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分析 “环保风暴”直击“地方保护” 美国治理地方保护主义的立法和举措 都市报的“地域歧视”和“地方保护”现象 研发绩效决定因素研究——基于区域环境的理论研究 跨区域环境治理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 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测度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非政府组织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研究 完善区域环境和材料投放是区域活动的前提 降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对策浅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管理 > 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水平以提升区域环境福利绩效 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水平以提升区域环境福利绩效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宋马林 金培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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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F：1.中国各区域以要素市场分割刻画的地方保护水平呈较明显的南北分布差异，要素市场分割水平呈现先发散而后收敛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