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4-02-22 17:58:2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产权制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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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使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变得更为重要。本文以金融危机为背景,从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的现状入手,分析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存在的会计漏洞,进而从会计防范的角度探讨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设计的思路

关键词:国有中小企业 产权制度 改革 会计制度

产权制度,就是国家为调整与财产有关的经济权利关系所作出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围绕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产权制度得到不断完善,逐步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产权清晰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前提,产权结构多元化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产权的顺畅流动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内在要求,企业家的选拔与有效的激励约束是现代产权制度的特征。对于灵活多样的国有中小企业,按照上述模式进行改革显然不切实际,必须有适合中小企业产权改革的特殊模式,而该模式的核心则是会计制度的设计。合理的会计制度不仅有利于中小企业产权制度的顺利改革,对防止产权的流失也会起到明显的作用。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国有大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中小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却没有引起各方的重视。相关部门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改革上,对其改革路径、改革模式、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极为关注。而把这些套路强行的搬到中小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上来,会造成中小企业产权改革的各种窘境,使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严重滞后。在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模式设计上也存在许多的欠缺,特别是财务制度的设计上,存在许多的漏洞。十五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企业改革步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借企业改制之机悬空、逃废金融债务的现象。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信用关系,致使金融机构大量债权悬空,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国有资产流失。与此同时,国有资产的杠杆效应没有明显的发挥出来,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减少的同时,在收益创造上也大量的萎缩。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

(一)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明晰化是市场经济和国企改革的必然要求

产权明晰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前提,是国企引入责任损失主体的有效途径,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条件,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与重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力较弱的国有中小企业进行合理的产权制度优化有助于国有资产杠杆效应的体现,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存力,实现国有资产收入的最大化。同时国有中小企业产权的合理流转有助于国家对关键性行业的调控,并且能实现资产与市场的活化。

(二)财务会计制度强化是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手段

财务会计制度的明晰是产权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和基本保障,在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财务的模糊不清将导致资产的流失等许多问题,这也是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管理制度和人员的疏松,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经常出现“改则变、变则流”的奇怪现象,大部分中小企业资产流向了私人的腰包。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前提。在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尽快实现产权的具体化、人格化,形成清楚、明晰的产权界定。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复杂的产权结构现实和诸多的产权改革障碍,加之对社会、经济系统稳定性的考虑,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只能选择一个逐步的过程,并且对不同的改革对象进行不同的产权制度选择。

(三)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财务制度模型分析

财务制度在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非常明显,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产权制度改革效益函数:W=At(k,g,r,q)f(z,s,l,n)

W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综合效益值;A函数表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外生变量影响,其中t函数表示外部效应的指数影响关系,k即为会计制度,g为管理制度,包括内部和外部管理,r为人员素质,q为其他影响因素;f函数表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内生影响因素,其中z表示企业资产组成部分,s表示国有资产收益率,l表示企业所处行业或领域,n表示其他因素。由上述产权制度改革效益函数可以综合评价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综合效应。其中,会计制k,单独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这表明,会计制度对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会计制度设计思路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必须建立明晰的会计监管和审核制度。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下,促进国有中小企业产权的优化。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会计制度设计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加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探索过程中的会计审核与监管

由于国有中小企业的灵活性,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存在多种灵活的方式:“国有民营”模式――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权宜选择;国有资产的长期承包与租赁经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员工持股的股份制改革――走共同富裕的产权优化道路。上述种种产权制度模式的改革其宗旨就是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调整与优化,在此过程中必须加强相应的会计审核与监督制度,做到资产调动的明晰化和公开化。同时加强政府部门在会计监管与审核上的监督和管理力度,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离开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推动,将难以顺利进行。

(二)加强产权改革中资产的评估与审核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必须经过严格的资产评估和审核,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资产评估结果要经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部门确认。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发生产权变动时,应申请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有关部门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应要求改制企业提交有关金融机构出具的金融债权保全文件。国务院承担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部门要加强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认真做好改制企业的资产确认和评估工作,严禁将改制企业的国有资产人为低估和无偿量化分配给个人。资产评估机构必须有合法的资格认证和开业证明,要真正办成公平、公正的社会中介组织,依法评估、严格自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加强会计制度真实性规范性管理

要从严查处中小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的不法行为,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改制过程中存在的产权至上、急于求成、不规范化的问题外,中小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第三方的评估机制以及政府有关部门、机构的监督机制没有真正有效的运行才是其关键所在。所以必须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而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核心则是明晰的会计监管与审核制度。只要会计制度明晰化与真实化,其他所有行动将处于会计制度的监管之下而变得有条不紊。

结论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也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必须引起各方的关注,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同时,要结合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企业的现状,进行不同模式的探索,在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上同样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会计制度的实施必须严格,必须做到公正与真实,否则产权制度改革的会计监管将流于形式。而对于不易引起重视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严格而制度性的会计制度会起到明显的规范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世瑜.论财会管理在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中的作用[J].商业会计,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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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科技文化和知志产权制度的差异角度探析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因由。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必须对现行科技政策的内涵加以充实,包括建立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科学教育体系和完善相关科技知志产权制度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政策;科学精神;知志产权

一、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造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着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经济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文化差异和产权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释力。有学者将李约瑟难题归咎为传统社会的氛围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特质和知志产权制度差异的问题上。以下笔者将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成因。

二、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如果说把人类现行的知志体系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可归为最后一种。科学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社会文化系统与构成对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适合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主应包含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和反对权威义等方面。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并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道德伦常,修齐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关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与奥秘,相反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文化的形成归因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备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小农社会不大讲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对这两者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给自足,靠天吃饭也使得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感兴趣,以致清末的重臣们看到西洋先进的科技还斥之为“奇技巧,以为不足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与科学、尤其与自然科学绝缘,呈现出一副具有浓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学科知志体系。

历史上,传统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产权,尤其是知志产权。这也使得科技生长的产权制度环境比较欠缺。统治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统治的需要,并非为民众提供技术专利的保护和鼓励社会进行技术创新,或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志产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三、李约瑟难题对我国科技政策革新的启示

(一)完善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比古人更全面客观。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科学知志的重要性,但谈起文化的含义,人们或多或少还是首先将其与人文学科知志体系挂钩,对于科学知志,则更多的归到知志技术范畴。为此,我们应改变狭义的文化观,将代表人类知志发展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知志体系纳入文化的视野。尤其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更是不能缺少科学精神的培育。“科技文化所体现的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是推动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大学科学教育应重视科学史知志的讲授,强化科学教育理念的传授,关注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大力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内涵和价值的把握与理解,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对科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不足。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仅仅为政治、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具,没有发掘出隐藏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内涵。当然,科学精神的培育也应该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但不代表热”既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强劲的竞争力。如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被现代科学话语解读为讲究和谐统一,注重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后工业化时代,饱受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后,人们深深的体会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提供源远流长的理论支持。

此外,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中有益养分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说过,近代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我们科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当在大力培养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恰到好处地调节科学中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改变将科技看成一种纯粹工艺技术的偏颇观点,发掘科技背后的精神内涵。简而言之,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科学精神的培育应成为未来科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关于中国科技政策革新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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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相容性环境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体育资源在配置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体育产权问题,因此现实的体育产权制度开始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在理论上属于制度的变迁,只是在一定的政治约束前提下,这种变迁过程会比较复杂,进程也会比较缓慢。所以有学者提出了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式应该是变迁初期以强制性为主,逐渐和诱致性想结合,整体渐进式地进行,实际上,这种变迁方式符合我国目前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具体而言,现实中已形成的体育产权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建立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惯性,但当社会生产力发生变革,要求体育产权制度变迁时,往往很难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约束。虽然从宏观上这种体育产权制度的变革是为了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变迁过程却要受到一定的政治约束,是一种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博弈。所以,体育产权制度进行变迁时,需要一种相容性环境建设予以配合,以此来保障整体变迁的顺利进行。

一、相容性环境的界定

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相容性环境是在体育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从变迁的起点到变迁目标的完成都有相容性环境予以支持。这里相容性突出的是对不同时期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适应性,并且在整体变迁中相容性是动态的,是不断随着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具体要求改变的。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相容性也是相对的,即针对不同时期的体育产权制度变迁运行是相容的。

构建相容性环境包括相容性政府有效作用、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运行及相容性有效制度供给三个子环境的构建。这样构建是因为政府有效作用、体育产权市场运行和有效制度供给是与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相关作用最大的三个影响环境。具体原因有三点,第一,相容性政府作用是基础环境。相容性政府作用宏观上包括国家建立相对应的适应环境,微观上包括各地方部门予以相容性的政策支持。构建相容性政府作用是配合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中政府的重要作用发挥而进行的,是一个相对系统的过程。换言之,只有把政府作用下的变迁方式转化成实际运行时可执行的环境依托,才能使国家或政府在整体变迁中达到预期的目标和获取效益。因此,在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中需要相容性的政府作用环境给以支持、引导和监督,这是最基础的相容性环境。第二,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及其运行是重点环境。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与市场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市场性”,这种“市场性”包括体育产权的交易、维护以及相应的监督,如果能够从市场的角度入手变迁旧体育产权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将比较容易,有助于平衡各产权主体的利益关系,也有助于明晰体育产权的清晰度和相应的权利与责任。所以体育产权市场是重点环境。第三,相容性有效制度供给是保障环境。体育产权制度变迁涉及因素较多,并且大多数相关问题是前后紧密联系的,需要一系列有效制度的供给,以保证整体上的体育产权制度变迁连贯有条理并切实可行。这项子环境的构建是从体育产权制度变迁整体上考虑所需的相关制度,注重的是相互之间的联系和配合,所涉及到的有效制度供给也是最基本,最需要的制度供给。换言之,这项子环境可以确保体育产权制度变迁运行的最基本需求,同时也是相关参与主体利益的调节基础,是一种保障性的子环境。

此外,相容性环境中的三种相容性子环境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非常密切的三种环境。其中相容性政府作用是关键,对其他两种相容性子环境影响较大,而相容性有效制度供给一方面直接影响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运行,另一方面又是检验相容性政府作用是否有效的关键。而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运行会对前两者产生一定的反作用。

二、相容性政府作用分析

1. 变迁中政府作用的界定

在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整体运行中,政府作用很突出,概括而言,变迁中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变化上:第一,政府作用的范围会逐渐缩小,突出表现是随着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深入,部分体育规则及相应决策由现实的微观参与主体决定,或者当出现内部体育联合体并形成相应的有效行业经营规则后,减少了政府的作用范围。第二,政府作用的侧重点会有所变化。在政府自身政治利益得到一定保障的前提下,政府作用的侧重点转向了对其他参与主体利益的保障上,这同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相吻合的。第三,政府作用的现实效果会逐渐增强。政府的作用是在一段时期内才能呈现具体效果的,例如变迁初期政府的作用由于遇到的困难较多,效果会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各种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政府作用的整体效果会随时间的延续而逐渐增强,表现为现实问题解决效率提高,针对性强,对整体变迁的作用越来越接近预期目标。

另外,相容性的政府作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中产生具体作用时有一定的边界。这个边界既可以促进政府作用的积极发挥,又可以抑制政府过多的政治性干预,确保体育产权制度变迁得到最有效的政府支持。由于体育产权制度的重要性,政府在具体作用时的边界与其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程度和自身的政治偏好相关,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政府在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内容受到自身的政治偏好影响较大,这与国家本身的政治体制相关,也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相关。第二,政府的作用程度由其参与市场经济程度决定。在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中整体体育产权交易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作用就越强,越偏向于计划经济,政府的作用难度也越高,作用范围越广。相反,体育产权交易的市场化程度越大,市场在配置各项体育资源时作用越大,政府的相应作用就有所降低,作用的范围也就相应减小。当然,市场经济在配置体育资源时也会存在失灵,此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这是政府正常作用下所应包括的。可见,政府的作用边界就是在特定时期政治偏好满足的情况下,根据体育产权市场化交易程度而确定的作用界限,这个界限体现了政府在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中的目标,也体现了体育产权制度变迁时市场化的参与程度。

2. 相容性政府作用的具体建立

首先,建立针对性体育主管部门。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整体过程较复杂,由于涉及到的因素多,需要协调的问题也较多,必须由针对性的体育主管部门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负责。换言之,政府在这场制度变迁中要想起到相容性的作用,必须拥有一套系统的,自上而下的体育独立主管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就是在这场变迁中不直接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代表国家,承担相应的强制式变迁角色。此外,在除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主管部门以外的政府部门之间也应相互密切配合,为变迁提供便利,提供所需的政策性支持。其次,完善相关体育法制环境。与体育产权制度变迁联系最紧密的就是各项法律法规,要想顺利进行变迁,政府需要首先在法律上做出规定予以支持。这是确保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最有效手段,并可以保证新体育产权制度运行的稳定性。此外,对于国家自身利益的保证和对其他微观参与主体责任的确定也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方式进行明确规定。不过,在整个相容性政府建设中这也是难度较大,建设时间较长的部分。因此实际构建时可以通过过渡式的行政规定予以帮助,但正式的法制环境建设是不能忽视和滞后的。第三,强化政府的体育服务意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作用更多体现在服务方面,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也是需要相应服务主体扶助的制度变迁,特别是在新的体育产权制度没有完全建立时。但是必须强调体育产权制度变迁初期政府的这些作用往往是通过强制手段实现,随着变迁的进行,政府的这些作用则更侧重于服务性而非行政性,非命令性,这是一种从管理向服务过渡的必然趋势。

三、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运行分析

1. 变迁中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运行定位

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中,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运行是重点,与此相适应的运行环境实际上就是有针对性地建立各项有效支撑政策,保障体育产权市场重要作用的实现。这种支撑不仅包括政策上的,还包括思想意识上的支撑。现实中,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构建难度大,相应体育产权交易受限多,所以具体的运行更为复杂。实际上,这种环境的特点突出表现就是相应体育产权市场建立时,如果不做到充分的多方协同性准备,整个体育产权市场只能起到表面作用,无法实际运行。

2. 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运行平台

从现实执行角度看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运行实际上就是体育产权市场发展的一种平台,建立体育产权交易市场平台,需要公平,公正的原则,并应建立监督机制予以配套,共同推动体育产权交易的有序进行[7]。所以在分析相容性体育产权市场运行时,需要把其发展的平台纳入其中,从而有效地提供一个适合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体育产权市场发展环境。具体构建包括四个运行平台。

第一,公开性平台。在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中,体育产权交易的公开性是要求对体育产权评估价值的价格表现由市场决定,而不是人为的评定。并且所有的相关体育产权交易信息都应是公开面向市场、面向社会的,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或短期内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实际从长远的交易成本上看都是一种增加成本的行为,不利于体育产权市场整体性的发展。具体建设时可以通过各种媒体的介入提高公开性,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反馈机制,从公众角度进行各种信息的,增强体育产权交易信息的效果。第二,公平性平台。在体育产权交易过程中,各参与者除了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以外,对自己与其他参与者的选择权是否一致最为关心。这其中,借助政府的作用,体育法制的构建是公平性得以实现的最基本保障。实际运行中应该加大政府作用的实际效果,并注重对微观参与主体参与能动性的引导,使微观主体正视其自身的主体地位,发挥能动性,协助完成相关体育法制体系的建设。第三,公正性平台。公正性平台的建立更多依赖于人们思想意识的建设,虽然行政的法律法规作用不能忽略,但实际上,基于客观的立场,在不掺杂个人主观意愿情况下进行的体育产权市场运行,更需要人们在思想意识上以公正性地态度建设这个特殊性的体育产权市场。其中,高素质的体育市场从业团队,整个交易机构的权责明确,市场交易过程中体育中介服务的质量,以及相关体育产权交易信息的公正性披露都是重点。第四,监督性平台。构建这个平台可以从体育产权市场的外部监督和内部自律出发,外部监督包括政府各体育部门的监督和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内部自律可以通过完善的程序、明确的责任机制和适宜的奖惩制度来完成。总之,监督性平台构建的结果直接决定了其他平台的作用大小,也直接影响了体育产权市场的运行效率,在现实构建时,必须重点考虑,并与其他各项平台同时进行,不能滞后。

四、相容性有效制度供给分析

1. 相容性有效制度供给的趋向

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离不开有效制度供给,虽然强调所提供的各种制度应该是有效的,但更突出的一点是相容性,因为体育产权制度变迁处在不同阶段时,相应的有效制度供给也是不同的。分析其整体上所需供给制度的趋向就是以解决不同体育产权制度变迁时期的最根本困境为出发点,抓住关键性的重点和难点,以一种最有效的相容性制度供给为动力,带动其他相容性有效制度的提供。这个趋向的确定实际上要求对体育产权制度变迁进行透彻分析,找到不同变迁时期,体育产权制度变迁所需的基础性制度,然后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供给。当然,由于制度供给离不开政府的行政作用,所以这种环境的具体构建与相容性政府作用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制度供给趋向的另一方面就是与相容性政府作用密切配合。这种配合实际上并不容易,既要求政府作用时提供出相容性的有效制度,又要求所需的相容性有效制度能够引起政府的重视。现实情况中,后者是变迁过程中内部微观参与主体起作用后所产生的制度需求,也就要求政府在有效制度供给上要密切配合内部因素的积极作用。

2. 相容性有效制度供给的具体建立

相容性有效制度供给实际包括三方面:基础性制度供给、正式性制度供给和非正式性制度供给,三种制度供给的建立各有侧重点。第一,基础性制度供给建立。对于这种制度的建立必须要提前,不能滞后。特别是在体育产权制度变迁初期,基础性制度就应该根据具体的变迁设计及时有效的被提供。但是真正做到及时有效并不容易,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解决制度供给者,即国家或政府的利益预期,在保障其基本利益的设计下制定相容性的基础性制度;另一方面,要打破原有思想观念的约束,从新的角度和出发点研究体育产权制度变迁,集中力量针对性地解决基础性制度供给。第二,正式性制度供给建立。正式性制度供给所涉及的方面和内容比较复杂,不像基础性制度建立过程那样较为集中,往往随着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进程需要不断完善补充,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其中最关键的是分析不同变迁时期的特点,例如体育产权制度变迁初期相应的约束条件多,困境大,建立正式性制度供给时就应该找准突破口,逐渐完善。而变迁后期,正式性制度供给应转向注重全面性,这样才能确保体育产权制度变迁所需的正式性制度与所处变迁的进程相容。第三,非正式性制度供给建立。非正式性制度供给对前两种制度供给起到辅助作用,它的具体建立主要体现在建立方式上,因为非正式性制度涉及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所以可以从宣传,引导和监督的角度进行相关非正式性制度的建立。具体在体育产权制度的变迁方式上,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相关宣传和引导作用,突出其内在的影响,而对体育产权变迁的具体规则应该体现引导和监督的作用。总之,从不同的方面建立侧重点不同的非正式性制度供给是其基本出发点。

五、结语

在体育经济的整体发展中,体育产权制度变迁日益被重视。运用制度经济学研究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相容性环境,既可以奠定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又可以拓宽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研究思路。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与相容性环境的建设密不可分的,因为政府的有效作用、体育产权市场运行与有效制度的供给是关系到体育产权制度能否客服困境,顺利完成变迁目标的关键,并直接决定了其整体变迁的效率与质量,所以三者构成了体育产权制度变迁的相容性环境。这三种相容性环境需要在现实的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中予以关注,以此来推动体育产权制度的整体变迁,促进体育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艳刘金生:再论我国体育体制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8(6):20-23

[2] 陈军:我国职业竞技体育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J].四川体育科学,2008(1):6-7.

[3] 张小林戴狄夫:我国体育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新制度经济学考察[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6):1596-1598

[4] 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306~308.

[5] 鲍晓明:体育产权制度创新的思路和建议[J].体育文史,1995(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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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产权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障

加强技术创新,有利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尽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发展民族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持续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也在于通过获得技术优势或用技术优势换取成本优势,进而获得市场优势。但这些优势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是否享有对技术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因为在市场经济中,高新技术商品(产品或服务)的交易主要是知识产权的交易,而知识产权的交易归根结底体现为经济利益的交换与分配,离开了利益关系,就无所谓知识产权关系。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是通过授予知识产权主体一定范围的私权,允许其以书面形式向社会公众充分公开其技术或其他形态的知识为代价,换取国家法律保护下一定期限的龙断权。知识产权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与技术创新、高新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从西方发达国家创建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来看,知识产权的发展表现为“社会生产科技化、科技成果商品化、知识商品产权化和权利制度体系化”这一历史特征。知识产权是在法律上对技术创新成果的确认,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财产,在高新技术企业资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运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促进高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意识到用知识产权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1)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方向的引导作用。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而高新技术表现的“高”、“新”特点,使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进而导致企业对创新产品和技术路线选择上的盲目性。而知识产权由于是以公开技术内容为代价的私权,会使企业及时获知自己从事的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状态和技术的法律保护状态。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的技术创新成果必须具有新颖性,由此在企业对比分析以后,便可以已公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产品开发方向,确定技术开发路线,既可避免重复研究,又可保证技术创新难题在可能的技术领域和可行的商业领域中解决。

(2)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传播作用。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下,一方面可获得高收益,另一方面引导其它企业对这种高收益的追求进而进行技术模仿,在模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形成持续创新。对国家而言,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通过持续创新,技术得到传播、扩散,形成新的产业群。授予主体以知识产权是将专有权和促进技术信息公开统一起来,其公开的技术内容为传播提供了前提,为知识的传播、技术的转移提供了极大便利,促进企业生产要素根据市场原则合理流动。

(3)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主体的利益保障作用。知识产权对高新技术企业利益的保障作用还体现在:如果企业的知识产权被侵害,就会产生基于这种对知识产权支配权而形成的一系列的请求权和抗辩权,以保障企业利益的最终实现。如果对技术创新成果没有给予法律上的保障,技术创新的成果就会白白地“流失”,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总销售额的5%的研发投入就会付之东流,30%的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劳动成了徒劳。

(4)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规范作用。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竞争的存在使得不正当竞争成为可能,因为侵权仿冒的成本要比企业进行“高投入”的研发成本低得多,“寻租”行为成为可能。由技术创新形成的高新技术,因其易流动和无形性,使得技术秘密被侵权经常发生而认定侵权十分困难,知识产权制度追求权利人的技术垄断与公众利益的平衡,这种立法的“二元”价值目标决定了知识产权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要遵守公平竞争原则。其次,知识产权所具有的专有性,使其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确立的合理使用、在先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就是对权利主体垄断权的限制。再次,知识产权制度确立了发明人、专利权人和单位对技术创新收益的分配机制。

2知识产权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中远未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保障作用

发达国家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定了名目繁多、卓有成效的商标战略、专利战略等知识产权战略,大大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如美国最早将保护发明人的专利制度作为市场竞争的武器。日本在日美专利战中受到挫折后,以美国为师,加强了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和实施。为了更好地占领加入WTO后的中国市场,各国跨国公司把对华知识产权活动的重点放在了高新技术领域。截至1999年12月31日,在我国专利申请中,国外知名的石化跨国公司申请的专利数就占到本领域的80%。在核技术、医药化学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90%以上是外国企业;在航天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国外比国内高出30倍,相比之下,知识产权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中远未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保障作用,表现为:

(1)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权意识缺乏。具体为:①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习惯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成果管理模式,往往凭着经验或传统观念进行市场经营,缺乏专利意识和品牌意识,或对品牌的保护和防范意识,没有意识到知识产权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无形财产,没有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技术创新的成果,在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市场份额越来越小,甚至被别人挤掉。②相当部分企业不是重复研究与开发,就是没有对技术创新的成果及时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反被他人以侵权为由告上法庭;有的则干脆仿冒别人的技术创新成果,严重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和信誉,更重要的是长期的仿冒行为会使企业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队伍,永远无法摆脱对别人的技术依赖。

(2)技术创新中尚未确定明确而稳定的知识产权战略。首先,研发项目的选择上缺少知识产权战略谋划。在企业的研究开发目标决策阶段,虽然有像海尔等极少数企业开始主动利用专利文献来为决策服务,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在开发立项上都有一定的盲目性,或只根据市场的短期需求确定开发目标,没有想到或不会利用专利等知识产权文献来全面分析技术、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情况,不善于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技术和市场优势的储备;其次,在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不善于利用专利等知识产权文献来提高研究开发工作的起点和效率。往往是在专利文献上已经公开的技术内容,本来可以用来直接参考或不必再去开发的内容,有的企业却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自己从头做起,重复开发,做无用功。最后,研究成果的专利申请阶段,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中也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些企业研制出新产品、新工艺后,由于没有申请专利,被别人仿制失去了市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有甚者,被外国企业拿走或廉价买去,申请了外国专利,使该技术的出口反而受到限制。

(3)技术创新文化中缺少知识产权的价值内核。对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价值内核进行考察时,我们不得不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处的传统文化环境进行分析。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人治主义传统、德治主义传统、泛刑主义传统和无讼诉主义传统等传统法律文化。这些传统法律文化缺少知识产权制度和技术创新所要求的价值内核,从总体上讲对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发展都具有消极影响。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需要倡导追求产权的价值观和鼓励竞争的价值观,而儒家的“中庸之道”则与上述价值观格格不入,由此企业总是不能够主动、积极地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技术创新成果,而是依赖于“家长”,即行政部门的指挥棒,以行政手段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3构建知识产权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战略保障

所谓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可以理解为:高新技术企业长远的发展和全局的利益角度出发,为了抢占或维持技术创新的制高点,运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在技术竞争和市场竞争中谋求最佳经济效益,并能保持自己技术优势的谋略,确立构建知识产权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战略保障,这是因为:①现代企业制度必然要求企业重视知识产权这一无形财产权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权明晰,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是企业“法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资产总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②知识产权战略有利于充分保护知识产权,防止和控制企业的无形资产流失。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在树立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意识、营造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和保护创新成果的经验等方面的不足,造成了知识产权大量流失。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有利于企业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全面地、长期地和及时有效地保护。③企业产权战略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确保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④知识产权战略有利于企业制造国际名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应当从认清知识产权本质和研究知识产权战略入手,及时制定和实施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一般可分为专利战略、商标战略和商业秘密战略等。从对知识产权的运作角度又可分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战略、企业知识产权利用战略、企业知识产权价值战略、企业知识产权投资战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等。

4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法律保障

首先要完善和制定法律法规,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律,以保证高新技术企业既定的知识产权战略按照预期目标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是依托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法律以其国家权威性、强制性和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保证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依据和强有力的实施保障。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是知识产权战略目标实现的前提和保障。由于对知识产权的利用、管理、保护都受到法律的规范,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每一步都必须以法律规范为行为规则;法律规范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对实现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目标又具有可靠保障作用。可以说,企业知识产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优化配置,是有效的知识产权法律和知识产权战略性运用的共同结果。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必须遵循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

篇5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之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而在没有知识产权历史文化底蕴的国人眼中,由于种种原因,保护似乎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内容,乃至某些情况下成为该制度的唯一内容。强调保护没有错,因为不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之权益,会使创新受到影响;但是,过于强调,则会走向该制度设立目的的反面,它会阻碍社会科技进步,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

TRIPS协议第7条“目标”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利于促进技术革新、技术转让和技术传播,有利于生产者和技术知识使用者的相互利益,保护和实施的方式应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并有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该条明确地给出了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在于促进技术转让和传播。与其相关的“原则”条款(第8条)规定,为了防止权利所有者对知识产权的滥用,防止不合理地限制贸易或反过来影响技术的国际性转让的实施行为,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其条件是这些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相一致。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世界贸易组织对技术转让的重视。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保护,甚至把保护看作知识产权制度的唯一目的;保护是手段,而在保护条件下利于技术转让和扩散才是其目的。实际上技术流转(包括转让和转化)与知识产权制度密切相关:后者重点解决知识产权的确权和保护问题,它为前者的前提和基础,前者主要解决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的途径,为后者的目的和归宿;当然在转让的过程中也是需要保护的。

长期以来,人们受知识产权制度的重心在于保护之观念的影响,以及实践中有关知识产权的实务或案例给人们造成的感觉强化了这一理念,以至让这种认识或感觉误导了人们对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目的的真正了解和定位。实际上,19世纪后期,林肯的著名话语为知识产权的目的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即“专利制度是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专利制度的目的在于促进、激发天才即所谓的发明家们进行创新的积极性,而这种创新的积极性依赖于利益的实现,但利益如何实现?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发明人自己使用、生产、销售,并通过专利制度取得合法垄断权来实现技术的价值并获利,一种是发明人通过技术转让来实现获利目的。前一方式在工业化早期、在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因分工还处于不太发达时期较为常见。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高新科技日新月异、人类分工进一步细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研发、生产和营销开始逐渐分离,特别是随着独立研发机构和研发组织的出现,技术似乎也完全可以独立于设备等,成为一种商品,技术转让和转化活动会日渐频繁,由此使利益的实现更多地还是通过技术转让来完成。当然保护在实现这一利益的过程中无疑起到巨大作用,但这不能视为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目标。而可惜的是多数人在解读这句话时往往将其狭隘地理解为必须为专利权人提供保护及保护途径,至于保护的目的却疏于研究或延伸了。

由于历史原因,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是应客观上保护需求而诞生的,故其立足点和目标一直是以“保护”为重心的,有学者直接将知识产权定义为“保护技术开发或创造经营等正常进行的一种权利制度”。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若干年来,人们基本上都是在追随这一思路。实际上这一思路的背后的目的在于促进技术转让,让有创新精神的人获得利益。在技术日益精细的今天,显然实现利益的途径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转让和流转;专利人在自己通过技术转让获得利益的同时,也让技术释放出巨大的潜力,为更多的人服务,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结合知识产权无形性、无限性、排他性和可复制性等特征,笔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设立的目的不能仅仅限于维护权利人的利益,鼓励创新,还在于在保护和公众共享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点,更在于推动静态的知识产权变成巨大的财富,即在流转中增加价值,在确认权利人对知识产品创造者对知识产品占有与支配的的同时,保障知识财富的最佳动态利用,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保护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鼓励创新的一种手段,是让知识产权能为更多的人服务的途径。

无疑知识产权的确权――确定权利人在市场中的排他权即合理垄断和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或同意以知识产权从事任何商业将受到处罚等――是前提,它为技术在全球合理流转创造了条件。现在需要加大力度的工作是建立利于技术在全球流转的制度,结合知识产权的其他特征,特别是其无形性、信息形态性和可复制性,加速技术传播,通过流转实现无形的知识产权的价值。如果将保护与更快地推动知识产权流转,特别是技术转让较好地衔接起来,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日趋完善的制度下能充分利用和分享知识产权带来的益处。

但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厚此薄彼:“厚”保护而“薄”流转;注重了静态的保护和确权制度,而忽略了动态的流转制度的确立,即忽略了将智力成果转化为巨大价值的转让和许可等制度的确立,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几个重要的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均是将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其首要或唯一任务的,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等,前三者直接将“保护”作为公约名称的关键词标明公约要旨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前言中指出“有志于为鼓励创造性活动而加强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成立该组织,并在其“宗旨”中明确规定“通过各国间的合作,并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适当配合,促进在全世界保护知识产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前言中指出缔约方“出于以尽可能有效和一致的方式发展和维护保护作者对其文学和艺术作品之权利的愿望”等而达成该协议;TRIPS协议将知识产权视为私权,并提高了保护水平,扩大保护范围,将知识产权保护推向又一个高峰;但有意思的是,它又同时明确了与保护似乎有些冲突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目标和原则;可惜的是,人们在研究其内容时着眼点仍放在保护和确权上,对目标的落脚点――技术转让和扩散――有所忽略。因此,总体上说,保护知识产权成为目前国际条约的主要宗旨。

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下,掌握技术或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未能将技术等知识产权发挥出潜在的能量,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的机会,进而阻止了落后国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人类智力的浪费。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导致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有资料表明,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如果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协议(仅指TRIPS协议)完全生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最大的赢家,获利最多,如美国每年可获取的许可使用费高达191亿美元,德国、日本和法国将分别获得68亿、57亿和33亿美元;而同期发展中国家将付出更多的代价,象中国、墨西哥、印度和巴西知识产权的纯进口国每年将向专利持有者分别支付52亿、26亿、9亿和5亿的专利许可使用费。这有悖于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最终目的――推动世界的和谐发展与和平。世界上技术发展的速度日新月异,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的保护确权上,将是制度设计上的悲哀。 因此我们必须依据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在知识产权私人权利、公共利益和人类利益间寻求到利益的平衡点。WTO框架下的TRIPS协议为WTO一揽子协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法律地位和强制执行性无疑将会使知识产权在全球保护水平的提高,目前来看它有利于发达国家,加重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的负担,虽然2001年的多哈会议的《多哈宣言》和2003年8月30日WTO总理事会通过的《执行多哈宣言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第六段》决定,在知识产权尤其是技术获得的某些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有所松动,但其离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还有很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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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环境技术创新;产权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144-02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业已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循环经济的概念界定、模式分析以及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经验的总结等方面。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环境技术创新的支撑,而环境技术创新成果又需要相应的产权制度保护,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与产权制度创新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然而,目前理论界关于三者结合起来的系统研究还非常贫乏。从系统的、集成的观点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清技术与产权之间的互动演进及良性循环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巨大推动作用,有助于探索适合我国的循环经济实践模式。

一、循环经济发展与环境技术创新的内在联系

1.循环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次技术范式的变革

技术范式的变革(Technology Paradigm Shifting)是技术主体的积极行为在新产品、新工艺、新的消费观念等方面的体现,是一系列新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体系的出现[5]。通过对弗里曼技术创新分类法的分析,有益于理解循环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次“技术范式”变革的观点。弗里曼认为,技术创新按其对经济系统影响的大小可分为四大类[6],即渐进的(或称增量的)创新,根本性创新,“技术体系”的变革和“技术范式”的变革。其中,“技术范式”的变革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和渗透效应最为巨大。

循环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设备创新以及原料创新,这些技术创新可能是渐进的创新,也可能是根本性的创新,它们都统一于由环境友善技术应用所形成的“技术体系”变革之中。以环境无害化技术和环境友善技术为支撑的“技术体系”变革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即改变原有的“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大幅度的降低输入和输出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来实现经济的质量型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循环经济发展以环境友善技术体系变革为依托,对线性经济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技术主体的积极行为在新产品、新工艺、新的消费观念等方面得以体现。

2.环境友善技术体系创新为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实施循环经济需要独特的技术支撑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技术是环境友善技术,其特征是污染排放量少,合理利用资源和能量,更多地回收利用废物和产品,并以不损害环境质量的方式处置最终废弃物。环境友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如下技术类型:污染治理技术,主要用于消除污染的环境工程技术,其特点是不改变生产系统和工艺路线,只是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通过净化废弃物来实现污染控制;废物利用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实现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清洁生产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污染零排放和产品的绿色化,它在环境友善技术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资源替代技术,通过这些技术使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减少自然资源的初始投入量。当然循环经济的发展还需要环境质量监测技术、排放监测技术及信息传递技术的支撑,它们同环境友善技术一起组成了循环经济技术体系,其应用与发展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二、生态市场产权制度创新与环境友善技术创新的辩证关系

1.产权制度创新通过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性以增加创新收益

环境技术创新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要使技术能够得到高效和广泛的运用,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以保证新技术产生的收益不致被外部化。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的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推动经济增长的全过程。在缺乏产权制度保护的情况下,个人或企业的创新收益往往不能得到保证,这将严重影响整个社会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以污染治理技术创新为例,当生态市场资源是公有财产时,没有人有动力进行污染治理,因为污染治理总是要花费成本的。此时,即使有污染治理的技术发明,个人和企业也没有积极性去使用。而当生态市场产权得以明晰,生态资源的使用就不再是零价格,而是必须付出与环境容量相对价格相符的市场价格时,生态资源的稀缺程度就可以通过市场价格得以体现。

2.技术创新增加了产权制度演进的潜在利润,降低了新的产权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为进一步产权制度创新创造条件。生态市场产权制度的明晰需要支付制度变迁的成本,而这一制度变迁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创新水平。比如要对环境容量进行产权明晰,就必须具备环境质量监测技术、排放监测技术和信息传递技术,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我们就很难做到以较低的成本对环境容量进行产权明晰。正是这些监测技术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不断地降低环境容量产权明晰的成本,从而推动着排污权交易的顺利进行。而排污权交易的顺利进行,又推动着污染治理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排污权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而使各种明晰环境容量产权的技术如环境质量监测技术、排放监测技术、信息传递技术等得到迅猛的发展。总之,产权制度创新诱导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降低产权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为进一步产权制度创新创造条件,而新的产权制度创新又诱发新的技术创新,技术与产权互为依赖,协调发展。

三、基于技术与产权互动演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但是,目前依然有许多技术创新与循环经济发展背道而驰,其中关键原因就在于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的非排他性引起的。这种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的非排他性导致了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成为一种无价的公共产品,引起了竞争性消费,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就必须要明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的产权,形成排他性的明晰产权机制,使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价格在市场中显现。此时,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就与劳动力、土地及资本同样地作为生产要素被企业计入成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会主动寻求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更合理利用的环境友善技术,推进面向循环经济的环境技术创新。在环境容量资源产权可转让的情况下,对更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的技术需求就会增加,新技术供应商也更乐于投资开发新技术,所以供求双方积极性都很高,从而带来环境友善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更加迅速。而污染治理技术、废弃物回收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及资源替代技术等环境友善技术的普及与推广,意味着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容量资源供给量的逐渐增加。技术与产权互动演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可用下图表示。

总之,人类正是依靠产权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演进,不断地改变资源利用结构和资源利用效率,不断地扩大资源基础存量,才克服了一次又一次资源严重稀缺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才创造了今天的文明和繁荣。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产权与技术互动演进的可持续发展史。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资源稀缺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迫切需要通过“技术范式”的变革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严重稀缺所带给人们生存的压力,因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然,“技术范式”的变革也依赖于一系列面向循环经济的环境技术创新,同时,技术创新又依靠产权制度创新的激励和保护。我国要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同时依靠技术创新与产权制度创新,并使二者在互动演进过程中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参考文献:

[1] 石磊.从物质循环论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J].环境科学动态,2004,(1):1-3.

[2] 杜世勋,曹利军.循环经济技术范式和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研究[J].管理评论,2005,(2):37-40.

[3] 顾丽,彭福扬.面向循环经济的企业技术创新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2):50-53.

[4] 汤天滋.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经验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5,(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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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环境产权;自然资源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006-02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分析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的弊端,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把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经济分析道路。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环境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

一、环境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基础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它反映了产权主体对客体的权利,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并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社会工具。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从法律的角度,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这些权利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以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1]也就是说,产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自由。产权界定的实质是财产权利的配置, 不同的产权界定方式不仅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且影响财产分配的公平。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意义在于,至少使能够给他人带来利益的人能得到受益者的认可和回报,使损害他人利益的人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补偿。因此,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强调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即便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只有在对产权有明确的界定后,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只要产权不明确,外部害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明确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性。

产权理论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产权交易。人们进行产权交易的原因就在于不同主体对同一物品的经济价值会有不同的评价,即它可以给不同的主体带来不同的收益。科斯认为,在零交易成本的环境中,产权交易在清晰的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当然,现实中的交易不可能没有成本。因此,不同的产权的结构设计可以带来不同的效率,而作为权利最基本的反映形式,法律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二、环境产权的性质

人们一般倾向于环境产权是典型的公有产权,所以环境产权应该表现出非排他性。但是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产权并非是完全的非排他产权。例如,清新的空气,在乡村和城郊是完全非排他、非竞争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享用,阻止其他人享有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增加一个人的享用也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效用;但在拥挤的城市,随处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就不是人人都可以免费享受得到的,特别是在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大都市,只有居住在生态环境较好、人口密度较低的社区才能自由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因此,清新空气在大规模人群中具有了排他性和竞争性。简言之,环境作为一种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必须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一旦超过环境容量,环境的排他性则明显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产权的排他性源于稀缺,一旦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安全健康的生存条件成为稀缺,环境资源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环境产权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也由此产生。

三、产权理论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范围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的《社会成本问题》对产权的研究就是从环境问题入手的。文章通过对许多环境问题的案例展开经济学分析,最后得出了学界非常熟悉的科斯定理。产权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外部效应问题制度根源的一条重要思路,而环境问题正是经济活动外部不经济性的具体体现,因此,环境问题是产权理论研究的起点和重要的应用领域,而产权理论又为分析导致环境破坏的权利安排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由于对科斯定理在理解上的不同,导致了理论界对环境资源产权的许多不同观点。市场理性学者对科斯定理的实用性深信不疑,他们认为所有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都可以通过产权途径去解决,其代表人物有安德森、利尔、史密斯和古帕塔等。安德森和利尔合著的《从相克到相生――经济与环保的共生策略》一书是市场理性学者的代表作。该书的基本思想是环境是一种资产,围绕环境资源是可以建立界定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环境资源的所有者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来确保经济与环境的共生。因此自由市场机制是替代环境管理中“专家战略”与“政府控制战略”的有效途径。

有的学者对产权制度完全解决环境问题表示怀疑,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环境资源的产权是难以界定的。环境产权的界定不同于一般物品的产权界定。环境产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财产权利,其与一般财产权是有严格区分的。一般财产权利强调财产所有权人对财产的所有、使用、处分及收益权,集中反映财产主体的权利;而环境产权则既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资源的权利,同时还必须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资源的管理责任。其原因是:

1.环境资源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而一般财产不存在外部性问题。 环境污染一旦形成,公众就会遭受损害。因此,环境资源的权利主体可以放弃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权利,但不能推卸管理环境资源的责任。

2.环境资源是一种十分珍贵的自然财富,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逆转性。 环境污染之后形成的某些物种的灭绝,人类无法使其再生,每一种物种的灭绝都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笔宝贵财富。

3.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或保护不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健康及其生活质量的保障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都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可以失去发展机会,但却不能失去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四、我国环境产权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向――以自然资源产权为例

1.自然资源产权主体虚置

现行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除外并进一步对基础性自然资源―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但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逐渐为国家所有吸收。国家所有看似产权清晰,实则不然。在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委托―,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发生了分离。但是,这种公有制基础上的委托―关系与私有制基础上的委托―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缺乏明确人格化的所有者,自然资源及其收益从理论上讲属于全体人民或有关集体,但它们却没有支配、转让等产权所有者所应有的任何权利。 产权界定即产权关系的不明晰。

2.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制度缺失

宪法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资格的规定与限制,使其他主体无法进入,没有多元所有权主体的参与,自然资源的不可交易也就成为现实。所有权主体的二元结构决定了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可能进入市场, 即使有可能进入也是残缺和不完全的,这也正是中国自然资源市场无法发育的根本原因。排斥了交易,使用也就失去了价值,使用的不经济性也就成为必然。

3.产权结构的设计不尽合理,使用权和经营权安排亟待改进

我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阶段主要是国有产权形式。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公有公用”的概念和逻辑。这种“公有公用”在实践中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我国森林大面积的被砍伐,草原普遍退化等,均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哪些正负外部性很大、紧缺和对一个国家经济有重要影响及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资源,如稀缺的矿产资源,生态湿地等,都需要以强制性的公共产权的形式来安排其所有权,而那些排他性、竞争性较强的,如一般的商品林、荒地、普通的小型矿产资源等,可以通过私人所有的产权安排增加市场的竞争力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五、结论

笔者认为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从单一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到建立多元化的所有权体系,逐步完善产权交易体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关键。对于具有重要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产权界限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草原、矿山等,在平衡公共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根据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大小,将其所有权拍卖给不同的市场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对于产权边界模糊、界定成本过高、外部性较强的自然资源,如海洋水产资源,地下淡水资源、石油等,应当继续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由统一的机构组织单独管理,改变过去的政出多门的所有权结构。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美).法和经济学[M].张军,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泰瑞•安德森,堂纳德•利尔(美).从相克到相生――经济与环保的共生策略[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篇8

一:认真研判,制定方案

在接到上级工作要求时,乡政府党委高度重视,接到通知当天,连夜召开了紧急关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推进的专题研究会。针对我乡的实际情况,拟定并上报了我乡的产改工作的实施方案。并且在后续产改工作推进的同时,结合工作推进情况召开数次工作推进会,督导督查产改工作进度。

二:学习要点,解决难题

成立产权改革工作指导小组,以农发中心彭邦平主任为组长,农发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为组员,在产改工作开展前期多次去县对口局委和有经验的乡镇组织学习。并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虚心请教,发现难点、难题。研判并解决问题。

三:重视宣传,互帮互助

在摸到产改工作的头绪的同时,积累经验。结合每个行政村的特色,高度向村民宣传产改工作的重要性,并得到各村党委的高度配合。村领导,村干部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去其他村学习交流产改工作遇到的难点和好的经验。形成全乡,拧成一股绳,一个目标做产改工作的大好势头。

四:狠抓落实,把工作做的细致

篇9

去年,中国在公布其“十一五”规划时强调了在过去成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从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中受益,社会不平等的情况有所加剧。更多依赖于市场力量意味着某些农村地区医疗、教育和生活水平的降低。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人们发现这种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增长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能持续的。以前所走的道路已经无法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我们需要调整方向。

同时,要为众多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要获得更多的资源满足庞大的社会需求,继续增长是必需的。然而,其他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即便经济增长,也只有产出的增长速度大于生产率增长水平时,才会增加就业。

从全球来看,中国在出口方面的成功是很多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威胁到了这些国家的就业。谈论竞争和市场的好处是一回事,而对于在市场游戏中失败的国家来说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很多地方,保护主义情绪开始抬头。

诚然,中国已经积累了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够应对任何危机。然而,汇率的提高仍然会对农村产业造成不利影响,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出口产业可以经受得住汇率增长,但中国要面对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中国要通过人民币升值和补贴农业来抵销美国和欧盟提供的补贴,就必须动用教育和医疗等其他发展目标所急需的资金。此外还需要通过出口税等其他手段来修正贸易失衡,而且不能同时加大城乡差距。

为什么要提出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概念

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能够在中国和其他很多东亚国家起作用?是否有其他方法来满足它的需求?

出口带动的增长之所有重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它为创新提供了基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资源上,也体现在知识上。工业部门的规模越大,知识的转移规模就越大。在一个行业学习到的技能会逐步转移到其他经济领域。

其次,出口存在激烈的竞争,而竞争能够激发提高效率和创新的热情。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遵守国际标准,要确保整个经济链条都能获利。

第三,在发展初级阶段,生产能力可以超过消费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可以超过所生产的特定货物的需求。虽然很多家庭和公司都存在隐性的需求,但这些隐性需求只有在这些家庭和公司可以获得信用支持时,才能转变为有效需求。但在发展初期,信用评价体系和信贷合同执行体系等金融制度(以及配套的法律条件)还不健全。向外国消费者提供信贷往往比向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加容易。

的确,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有了卖主融资业务,也就是卖家能够借钱给消费者来购买其产品。

到了今天,出口带动型增长所起到的功能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实现。中国正在建立广泛的自主创新体系,不再依赖进口进行学习。中国已经建立了活跃的内部竞争机制,例如乡镇企业和其他经济单位之间的竞争。我们的确需要有强有力的竞争法来保证国内竞争保持活跃,而且中国应该提防那些主张树立“全国标兵”的人,树立这种全国标兵会损害国内竞争。

最后一点,中国在创建强大的国内金融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在这个阶段,为快速增长的国内信贷提供资金应该不成问题,特别是住房贷款和抵押债务等方面。但是,扩大消费的主要障碍并不是缺乏信贷,而是缺乏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一个强大的公共医疗系统、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系统和良好的全民教育。“预防性”储蓄压制了消费。这些改革会带来双重效益,不仅能够使中国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而且能够提高生活水平。

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当然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来实现,但对于中国如此之高的投资率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投资水平的问题,而是投资的配置问题。我们的担心是一些不当的奖励机制的存在--一些地方部门纷纷出台政策鼓励投资,这样既能创造就业机会,又能给自己带来收入。特别是在房地产方面,存在投资者只注重短期资金收益而不关心长期回报的现象。

新经济模式的核心是创新--用更少的资源以更高的效率创造更高的价值。创新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是将资源向研发倾斜,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努力学习如何在“一线”进行生产(即所谓的“最佳做法”)。但是,和所有资源一样,投向研发的资源也是稀缺的。我们可以将研发重点定位在不同目标上。不幸的是,西方公司的研发重点是减少劳动力的投入,而在减少环境影响方面投入得太少。这里的问题是创新的社会回报和私人回报是不同的。

例如,西方的高工资意味着通过减少劳动力投入获得高回报。即便是在失业率很高的国家,在节省劳动力方面的技术投资也很大,这进一步恶化了就业形势。对劳动力节约型创新的偏重造成了很多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如果生产率每年提高5%,那么每年的产出增长必须也保持5%才能确保稳定的就业。诚然,对于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来说,高失业率还有一个好处:庞大的失业大军能够压低工资水平,从而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然而,要创建一个和谐社会,就必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适应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对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的要求更高,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高工资并不是件坏事,发展的全部目的就是提高劳动者的福利。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是更深层次的。我们常说,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下创新体系的核心。但是,专利制度对创新的奖励并不很好地与社会回报相匹配。对创新的边际社会回报是让创新成果更快地产生实用效益。而专利制度是要将(临时的)产权授予第一个发展一种创新方法的人(更准确地说就是授予专利权)。

能够解释这种效益低下的高额成本的唯一理由是可能存在巨额的获利潜力。但是,如果不很好地设计知识产权制度,成本就会高出收益。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如果设计不当,甚至会阻碍创新。现今美国的问题就是它的知识产权制度妨碍了创新。在美国这种情况很普遍,对此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争论。对于其他国家,至少应该认识到,从某些企业领导和政府官员那里听到的冠冕堂皇的话并不能真正反映经济学家和学术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界人士的想法(这里所说的法律界人士并不包括受雇于公司的律师,他们已经从现行制度下获得了够多的好处)。

每个国家都必须有一个能够适应自身实际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个制度必须调整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平衡,而具体的方法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因为如此,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内,要求发展中国家推行一种发展导向型知识产权制度。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知识差距。而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不当,会使得缩短差距的目标更难以实现。问题的关键是,在世界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影响下,很多国家正在采用美国式的知识产权制度,但这种制度不仅难于适应美国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不适用,特别是在美国自己都还在适应阶段。

一个设计良好的创新体系是由一套手段组成,包括政府资助的科研(支持各高校、专业实验室甚至公司的研究)、奖励和专利制度。奖励制度应当对具有高社会价值的创新提供重奖,例如疟疾等重大疾病的治疗方法,而对模仿型药品提供小的奖励,这样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知识。当然,专利制度也是一种奖励,是一种变相的垄断权奖励。但是,专利制度的设计目的是限制知识的使用和提高价格,奖励制度则是借助市场经济和竞争的力量来尽量降低价格、鼓励知识的更快传播,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享受知识所带来的好处。

中国在制定创新制度时需要更多地注重奖励制度和政府资助下的研究,而少注重专利手段。因为创新应该更侧重于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我已经谈到,应该把创新重点放在减少环境敏感型资源的投入,而不是减少劳动力投入。而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应该吸取美国知识产权制度不理想的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例如,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程序性问题(应该对专利申请案进行置疑),要认识到事实上存在专利权授予过度的倾向。对于申请专利的个人而言,总是要谋求获得专利,试图把知识的公共占有属性部分归己所有;而对专利进行置疑的目的就是保护公共利益,将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东西转化为公众可以获得的东西。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会存在置疑不足的问题,而这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的程序设计来解决。

通过以上对创新制度的简单讨论,我们阐明了中国发展新模式的若干重要主题。第一,要取得这种新模式的成功,就必须认识到中国目前追求的目标和一般市场经济之注重gdp增长的目标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同时还需要认识到,即便就具体目标而言,西方的市场模式往往归于失败,而且不同西方国家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西方国家的那些特别关注更广泛社会目标的人往往自己就对某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不满。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可能有“走遍天下皆真理”的政策,把美国模式(例如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照搬到中国是错误的。对于别人的经验,总是需要消化后再吸收;而往往由于情况和目标不同,所采取的制度安排也就有很大不同,所以单纯模仿美国模式是不行的。

第三,很多关于制度设计问题的讨论(如知识产权制度)都没有事先吃透西方国家相关制度的实际特点和运行方法,而只是凭着理论上的理想模式进行判断,例如某些极端团体可能鼓吹的那些制度版本,而实际上根本没有付诸过实践。产权总是受到限制,总是伴随着责任。例如,一个人如果拥有一块地,就有责任确保它不被用于堆放有毒垃圾,如果堆放了有毒垃圾而造成地下水被污染,那么这块地的业主就有责任清理这些垃圾,即使这些垃圾不是他自己制造的。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平衡,以及社会对权利和责任进行制约,是产权制度安排的设计者应当考虑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仅仅简单地说我们必须保护产权,是难以搞清楚我们需要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

我们必须设计出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制度和政策,这是成功的关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只能再通过几个例子加以说明。我们首先来谈一下创建宜居城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将移居到城市,而城市的设计会对生活质量、总体经济效益和增加对环境的影响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仅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不会造就宜居城市的。对于某些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主来说,在城市扩建和城市空间规划中存在一种固有驱动力,而这种驱动力是有悖于创建宜居城市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必须对土地使用模式的长期后果有个清醒的认识;今天所做出的决策(例如路网的设计)将对未来几十年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点是我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国家信息系统的设计。要确保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转,就必须有通畅的信息流,但市场本身存在系统性的问题。个人往往不愿意披露相关信息甚至更糟,提供虚假信息。我针对虚假信息对现代经济的正常运行所造成的问题进行了很多理论性研究。我强调了良好会计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某些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危险(例如不当的股票期权奖励方式的不利后果)。最近我在研究机构内部和公共领域出现的信息问题。政府也需要有良好的信息支持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政府官员方面,也存在不愿意披露真实情况的问题,既不愿意向大众披露,也不愿意向有关部门披露。当然我们需要有强有力的法律来避免利益冲突。成功的私营部门管理者已经认识到多种信息渠道的必要性,而在公共部门也是如此。活跃、负责的新闻媒体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信息渠道。为此,必须有获取相关信息的路径,这正是知情权法的重要性所在。

论   

我认为,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在新的形势下需要一种不同的模式。正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所采取的模式自然有别于其他国家。

篇10

关键词 产权 会计 交易费用 产权会计理论

1 产权理论

1.1 产权的定义

产权是为了界定人们利用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的。在经济学界,由于不同的经济学家研究产权的角度不同、时期不同,赋予它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认为,产权就是财产所有者的行为权利,即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权利。显然,科斯是从外部性的角度来定义的。产权经济学家德姆赛茨认为,产权就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来自于以下事实,即产权帮助人形成那些当他与他人打交道时能够合理持有的预期,这种预期通过法律,习俗和社会道德表达出来。以菲吕博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在综述现代产权理论时,对产权下了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定义,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等。

以上产权的概念都是来自于西方学者,他们基本上是以私有产权为出发点,而我国学者大多是以公有产权或国有产权为出发点。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产权观点有:产权就是所有制权利;产权是反映经济主体对财产的权力关系的概念;产权包括两层含义即所有权与债权;产权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的权利,或者说人们使用资源时的适当规则;产权是以财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权力集合体,这个权利集合体由一组权利构成,包括产权主体对财产享有的所有、占有、使用、处置、收益等权利。

尽管上述有关产权定义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学术界对产权的理解已达成以下共识:第一,产权不再简单地被看作是人与外界稀缺物之间的关系;第二,产权不只是所有权,也是一组权利束;第三,产权作为一种人造的社会工具或制度安排,在协调和规范人们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必须得到社会的强制实施。这三点共识是对产权基本性质的界定,其他一切分歧主要是源于研究的视角不同。

1.2 产权的种类与功能

产权一般可以分为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两大类。产权的功能是指产权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作用。产权一般具有资源配置功能、激励功能、减少不确定性功能、外部性内部化功能、效率及效益功能的基本功能。

1.3 产权与交易费用

谈到产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交易费用概念。尼汉斯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把交易费用看成是起因于产权的转移,即由于产权的分散和交易才导致交易费用的存在。这就是说,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虽存在生产费用,但因无产权,无需交易,也就不存在交易费用。从这个角度看,交易费用产生于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易摩擦。在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是没有交易费用的,是科斯在1937年首先把交易费用因素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把交易费用主要概括为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和签订合约的成本,但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趋向于把交易费用作更宽泛的理解,认为交易费用就是一切制度运行的成本,是除生产费用以外的一切成本。如果这样,交易费用就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笔者赞同马修斯对交易费用所下的定义,他认为,交易费用是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约而支付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项合约而支付的费用。

虽然交易费用起源于产权交易,但是,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直接影响交易费用的大小。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时,产权作任何安排都是无所谓的;但在交易费用为正时,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张五常极而言之,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引起交易费用的多少,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2 产权与会计

2.1 任何时期的会计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产权关系上的

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五个社会形态,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所有制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同,相对应的会计也不同。这种不同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产权关系所致。在原始社会,财产属于公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会计是建立在朴素的公有产权关系基础上,其主要职能是简单地反映生产活动。从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私有产权,即排他性产权的出现,会计明显地表现出了双重性,即一方面要达到生产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另一方面还要维护产权主体的利益。会计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最大限度地被财产所有者利用。如果说会计的产生是一种必然,那么会计也就是为特定的产权服务的,并建立在必要的产权关系上。

2.2 任何一种类型的会计都要维护特定的产权制度

任何一种类型的会计都会受产权的影响,并表现为维护特定的产权制度。世界各国的会计模式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由于法律体系是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在法律上的直接表现,所以会计模式更直接的是与一个国家的产权结构相关。由此可见,会计与产权的关系是密切的。

3 产权会计理论

3.1 产权会计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产权会计理论在学科渊源上起源于产权经济学与会计学的交叉与融合。会计学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借鉴相邻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的新思想与新概念。产权会计理论则正是会计界在借鉴产权经济学的新思想与新方法的基础上所取得的一个研究成果。在产权经济学产生之前,中外会计界普遍奉行的是“技术主义至上”的研究思想,关注与研究的焦点主要是会计计量程序、计量方法等纯技术的问题,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会计界有识之士很快意识到以产权制度的合理配置为基础对会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其完全适用于会计领域。因为会计是一个人造的信息系统,在信息的接受、加工与传递的过程中,充满着行为选择与价值判断,而行为选择是否适当对会计信息的质量同样也应该产生着影响。按照产权经济学观点,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它远远大于某项计量程序,计量方法的改进所带来的结果。于是从20世纪70~80年代产权经济学形成之后,会计研究人员广泛借鉴产权经济学的思想、概念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会计领域中所遇到的理论与实务问题,使得会计理论研究越来越经济学化。

3.2 产权会计理论的主要特征与基本观点

3.2.1 产权会计理论的主要特征

产权会计理论是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思考与解决会计领域中的一切问题.与传统会计理论相比,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从研究对象来看,传统会计理论主要研究会计假设、会计计价和会计计量方法等问题,而产权会计理论主要研究会计信息的产权制度与会计制度问题。从研究思想来看,传统会计理论关注的是会计信息的计量问题,而产权会计理论关注的是会计信息生成时所依据的一系列制度和制度背后所体现的各种产权利益以及围绕这种产权利益所进行的制度博弈。从研究范式来看,传统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计量程序—计量质量—信息反映;而产权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计信息产权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制度效果。

3.2.2 产权会计理论学派的基本观点

目前产权会计理论学派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按照它们间的关联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会计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会计从最根本上讲是产权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为监督企业契约签订和执行而产生的,会计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使命在于反映产权结构、体现产权关系、维护产权意志。

(2)会计制度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会计制度是一份公共合约,是一份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

(3)会计制度的博弈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各方利益同等的制度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为了使得制度对自己最有利,有关各方围绕着会计规则制定权而展开博弈活动。

(4)会计制度可复制或可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会计制度中,正式契约性的制度具有可复制性,并且移植制度的成本比创立新制度的成本低。

(5)会计制度变迁理论。会计制度与制度环境具有一定适应性,制度环境的改变会导致会计制度出现僵滞,进而引起它走向变迁与创新,而会计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意味着新一轮的博弈活动的开始。

(6)企业剩余计量是靠会计系统来完成的会计对剩余的计量结果将直接影响着各主体的产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