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环境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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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企业；创业环境；组织生态；环境要素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1-0069-06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study of the key environmental elements which influenc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elements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 A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including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inance， market， technology， talents， social culture， infrastruc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determines the quality and the quantity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 is form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pport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the joint action of induced factors and mandatory factors by the interaction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bsystem and a progressive cycle and will play its role through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Key words：science-and-technology enterpris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al ecology； environmental elements

一、引言

科技创业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对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有重要意义。科技企业创业环境是指与科技企业的创业活动相关的各种外部影响因素及科技企业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由于外部环境始终处于不可控制的、不断变动的状态，因此科技企业创业是一系列适应环境系统的复杂的、富于创造性的活动，科技企业的创立是企业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复杂性和变动性也给创业环境研究带来挑战，因此，系统研究科技企业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对于优化科技企业创业环境，促进科技创业企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科技企业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

基于已有文献，结合科技创业企业的特点，本文将创业环境构成要素归纳为七个方面，即政策法规环境要素、金融环境要素、市场环境要素、科技环境要素、人才环境要素、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和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要素。

（一）政策法规环境要素

Hart认为，创业政策的目的就是为熊彼特式的企业家从事创新与创业活动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政策范畴涵盖从地方到中央甚至国家以外的多方位政府活动[1]。Degadt认为创业政策包含激励企业创建和提高初创企业的存活率，为新企业创造更好的成长机会等[2]。Lundstr?m & Stevenson认为，创业政策是为激励一国或地区经济主体的创业精神并提高其创业活动水平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它针对创业过程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各个阶段，着眼于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机会和技能，并以鼓励更多的人创建自己的企业作为首要目标[3]。因此，创业政策是以支持创业过程为核心，同时兼顾改善文化、制度等环境因素，并运用政策工具培育企业家和创业企业的政策。政策法规通过激励创业者、增加和改善创业机会、优化创业资源、完善创业条件等途径作用于创业全过程，对创业活动提供重要支持。

（二）金融环境要素

金融环境是指科技创业企业所处的金融机构、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以及在创业过程中所得到的金融服务、金融支持状况。Timmons认为，不同企业的不同成长阶段，资金需求不同，小的成长型企业可以寻找内部资金，但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将逐渐从内部融资转向外部融资，即从银行、公共债券或权益市场融资[4]。科技创业与一般创业不同，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尤其在创业初期，投入极高，创业者有限的自有资金，远远不能满足创业的需要，与此同时，研发过程又具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因而科技创业具有较大的风险。只有高投入、高风险的金融服务支撑，才能解决科技创业企业的资金困境，保证企业的存活及成长。对应科技创业的高投入、高风险的金融服务必须有高回报，实现高回报的有效形式即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在创立初期就要考虑未来退出问题，而退出机制与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良好的金融环境支撑了科技创业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融资需求。

（三）市场环境要素

市场环境是指创业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处的环境系统，包括市场需求、市场服务体系、市场壁垒、市场竞争等要素。市场环境与科技创业企业的产生、发展直接相关。市场需求孕育了创业机会，决定着企业产品的未来市场，进而决定着科技创业企业的生存。市场需求又为技术创新指明方向，提供了持续创新的动力，推动了科技企业的创立。市场服务体系是指为市场主体提供的包括基础设施、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的一系列服务，是科技创业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如果区域市场服务体系较为发达，就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业企业的发展，反之，则会制约其发展。市场壁垒是指相对于企图进入某行业的新企业，现存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或者说是新企业进入所面临的各种不利因素。一般情况下，市场壁垒越大，创立科技企业的难度越大。市场竞争对科技创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营造公平环境、推动技术选择和加速技术更新。

（四）科技环境要素

科技创业是以技术创新为目标的创业行为，其成功与否与区域科技环境密不可分。Saxenian认为硅谷的成功在于有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技术体系，能促进各个专业制造商进行学习和认知，能够灵活地调整所需要的一系列相关技术[5]。所谓科技环境是指科技创业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科技要素的集合，既包括各类科研平台设施和人、财、物、信息各类科技资源，又包括各类交易平台和政策法规等。科技环境通常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包括各类科技孵化器、科技中介机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高校科研机构等；软环境主要指支持和促进科技创新的科技政策、法规、平台、网络等。科技硬环境与科技资源供给和成果转化的物质条件有关，科技软环境则与科技企业关键技术的选择与应用有关。因此，科技环境要素是科技企业创业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

（五）人才环境要素

技术创新离不开人才的支持。Schmenner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技术人才的可获得性及获得成本成为新创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6]。Hyde研究发现，硅谷地区人员的频繁流动降低了硅谷地区信息交流的成本，提高了创业企业的运作效率[7]。Shane通过研究1994―1998年间以技术专利形式创业的企业，发现了智力对创业率的显著性影响[8]。人才环境影响着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培养，进而影响到科技企业的人力资源供给以及技术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创业人才脱颖于技术创新人才，他们能充分利用自己、他人和社会所拥有的相关知识、技术、能力、信息、资金、管理等资源，创立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社会增加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生产力、新的就业岗位、新的财富、新的福利，推动社会进步。创业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教育培训，而人才流动机制则是科技企业获取人力资本的关键。

（六）社会文化环境要素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企业所处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信仰和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等因素。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科技创业诸多变量中重要的变量之一。区域文化和某些区域内大家共同的信仰和行为方式会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创业文化的各构成要素与创业活动具有相关性。Morris和Schindehutte研究表明，基于文化的价值观对创业企业的成长具有很大影响[9]。持有相同价值观的同一种族的人，其创业行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风险承担、成长倾向、创新等。Saxenian在研究宏观社会环境和社会网络对科技创业的影响时，发现地区社会文化氛围对当地创业活动拥有巨大影响[5]。

（七）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要素

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要素是科技创业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是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是创业活动的载体，创业企业的效率与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获得成本高低密切相关。自然环境是企业获取资源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科技创业的成功与否。

三、科技企业创业环境构成要素模型的构建

在对科技企业创业环境构成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组织生态理论为指导，从系统资源供给的角度，构建科技企业创业环境构成要素模型。依据组织生态理论，企业生态系统包括企业生物因子和非企业生物因子。其中，科技创业企业生态系统的非生物因子由社会因子和自然因子构成。社会因子包括影响科技创业企业生存发展的宏观社会经济要素，即政策法规要素、金融环境要素、市场环境要素、科技环境要素、人才环境要素和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对应为六个环境系统，即政策法规环境、金融环境、市场环境、科技环境、人才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由于科技创业企业处于微观市场中，本模型将市场环境同科技创业企业归为同一层次。在科技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自然界即其所需资源的客观来源，因此自然因子可以被认为是基础设施和自然要素（环境）。科技创业企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因子由科研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政府及其提供服务的企业、供应商以及同质企业群所构成，成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主体。企业生物因子的核心即同质企业群体―科技创业企业。所有因子共同构成了一个复合生态系统，系统内各主体之间通过建立的生物链关系，相互交织形成牢固的网络结构（见图1）。

在这个系统中，科技创业企业与上下游企业进行产品或服务的交换，并且根据自身对资源的需求，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以达到自身发展的平衡状态。同时，创业环境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各个环境并不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系统，它们既有独立的运动轨迹，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动态的创业环境系统。系统中各种环境要素不仅直接影响着科技创业活动，而且相互联系共同对科技创业活动发挥作用。各种环境要素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对不同创业者的影响程度不同，因而对创业企业的重要性不同。

四、微观创业导向下科技创业环境要素子系统作用分析

（一）市场环境要素子系统作用分析

市场是创业机会的来源和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企业是市场的参与者，市场的实质是供求相互作用的制度安排或组织形式，是企业生存的微观环境。根据波特的产业竞争模型，市场环境由供应商、顾客、替代品、潜在进入者和竞争对手组成。市场环境关系到创业灵感能否成为创业机会以及创业机会的优劣。从需求角度看，创业就是发现并满足顾客需求的过程，没有顾客需求的创业灵感不能成为创业机会，而创业成功的标志往往是企业的高市场占有率。市场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来源于市场，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价值通过市场得以体现，替代品、潜在进入者以及竞争对手都会影响竞争环境，创业者必须对市场环境进行有效评估，以决定是否建立新企业，将创业机会转化为现实产品或服务。同时，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科技企业创立之初最先考虑的是市场环境，市场需求诱导了企业技术创新，而潜在竞争对手、替代技术以及资源的供给变化则会迫使企业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从而影响创业企业的技术选择和战略方向。

市场要素是创业环境模型中的其他要素的复合体。良好的市场环境的形成与多种因素相关：一是政府效率和政策法规的完善程度，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自身行政效率的高低、政策法规的完善程度将对市场运行产生直接影响；二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地区经济越发达，市场需求的规模和层次越高，越有利于产业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促进良好市场环境的形成；三是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的便利状况，交通、通信、运输等基础设施越完善，地理位置、气候等自然条件越有利，越有助于市场交易的开展和发达市场的形成。

（二）政策法规环境要素子系统作用分析

政府政策对科技创业活动具有正面影响，并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作用于创业资源，政府通过制定有利于科技创业的政策，给予创业企业在税收、场地、融资方面的优惠或补贴，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企业竞争力，使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加大；二是作用于创业机会，政府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科技政策等本身就具有导向性，为科技创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

政策法规环境要素与其他环境要素相互联系，相互支撑。一方面，政策法规的建立完善为其他环境要素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依据。如，进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有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制定鼓励科技创新的法规政策，有利于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活动强度，优化科技环境；制定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有利于完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政策法规的制定要依据现有市场、金融环境、科技发展水平和当地社会文化习俗。

（三）金融环境要素子系统作用分析

与政策法规环境要素一样，金融环境要素属于企业社会因子之一，是科技创业成功与否的关键环境要素。一方面，当科技企业处于创立初期，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导致银行不敢给企业贷款；另一方面，科技创业资金需求数额小、频率高，银行放贷成本较高，导致银行不愿意给企业贷款。两方面原因造成了科技创业融资难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业企业的发展。良好的金融环境意味着更多的风司、金融中介，意味着更加便利的、个性化的融资服务，能够助推科技创业者获取金融资源，把创意变为现实，实现快速成长。

金融环境是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环境要素与其他环境要素之间存在合作共赢的关系。如果政府政策支持创业、创业者具有较强的能力、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科研成果符合社会需求，那么风险投资就会投向创业企业，就会为创业融资创造条件条件，从而形成良好的金融环境。

（四）科技环境要素子系统作用分析

一方面，良好的科技环境表现为丰富的科技创业资源：科技成果丰富、易于转化；科技要素流动性好、易于获取，科技成果获取渠道畅通、交易成本低；另一方面，良好的科技环境还表现为更好的科技创业机会：众多的科研机构、中介组织和企业所组成的科技生态系统，架起了成果转化的桥梁，形成较为成熟的商业化模式，孕育了更多更好的创业机会。

科技环境要素与创业环境模型中的其他环境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科技政策是政策法规环境的一部分，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能够为营造科技环境提供有效保障；科技的主体是人才，科技的价值实现需要市场，良好的科技环境离不开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也离不开市场环境的改善；创业企业的技术研发过程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科技环境的向好发展。同时，科技环境要素的优化对其他环境的改善具有正面影响，科技环境越完善，社会创新氛围越浓厚，科研成果转化越多，社会经济发展越快，其他环境要素将会相应得到改善。

（五）人才环境要素子系统作用分析

人才环境要素是创业环境中最具活力、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人才环境影响了科技创业的主体―创业者。接受良好教育、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进行科技创业；敢于冒险富于创新的人更有意愿进行科技创业；眼光开阔、思维敏锐的人更能够把握市场需求捕捉创业机会。人才环境影响了科技创业资源：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科技企业人的层次与结构、创业团队的建设，制约着企业的资源获取，极大地影响了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与生产能力。

人才环境要素与其他环境要素相互联系，相互支撑。优秀的历史文化积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崇尚科学、重视教育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利于良好的人才环境的形成；政府支持教育、重视人才的政策法规为改善人才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良好的人才环境为其他环境要素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科技研发、金融创新、市场开拓等都离不开人才，人才环境要素是创业环境的核心因素，也是决定科技创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六）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子系统作用分析

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属于企业社会因子之一，其对科技创业的影响表现为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等对创业者及其行为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要素是创业环境中的深层因素，其对科技创业的影响是隐性的，往往通过人们的观念发挥作用。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就是拥有“提倡创业精神，鼓励承担风险，宽容失败，支持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氛围，它对于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投入创业活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文化环境要素与其他环境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每个区域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这种观念和习俗不会轻易改变，它们通过影响人们的需求偏好，进而影响科技企业的生存和经营战略。可以想象，如果企业在创立过程中，其产品或服务偏离了社会习俗、违背了社会价值观，创业肯定不会成功。同样，其他环境要素的优化也会受到社会价值观和社会习俗的制约，社会文化环境要素间接地、深度地影响着其他环境要素，只有适应社会价值观和社会习俗，才能构建良好的创业环境。

（七）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要素子系统作用分析

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要素是创业环境模型中的宏观环境要素，创业环境中所有要素的建立都要以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为基础，自然环境是高于创业环境的大系统，创业环境是自然环境的子系统之一，创业环境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创业环境的变动又会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影响。自然环境是客观存在，而基础设施是后天建成的，基础设施建设水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基础设施是科技创业所依托的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出创业环境的优劣。所以，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要素是反映创业环境状况的最直观要素。

五、科技创业环境系统演化过程分析

上述对科技创业环境要素的分析是从子系统角度进行的，我们仍需要从系统整体角度把握创业环境的形成及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从微观角度看，创业是创业者利用创业资源，发现、评估和利用创业机会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创业环境密切相关，创业环境的动态变化影响了创业企业的微观创业活动。创业环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类似于生态系统的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类要素起着主导作用：某些环境要素必须在遵循一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经过较长时期的累积循环，才能形成和发挥对科技创业的支撑作用，这类环境要素可称为诱导性因素；而另一些环境要素可以通过政策、法规及政府的力量强制性地发挥作用，这类要素称为强制性环境要素，如政策法规环境要素[10]。

诱导性环境对创业活动具有引致和激发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创业企业生态群落中的金融、科技、文化、教育、市场等诱导性因素通过累积循环、孕育发酵，共同或单独作用于创业的微观要素―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者，从而激发创业企业的创业行为：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提高了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影响了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把握和对创业资源的认识；金融服务的发展改善了创业资源状况，从而影响了创业者的创业决策，而金融服务的发展则依赖于大批金融专业人才；科技环境的提升有利于创业者对创业资源的获取，增加创业机会，而科技环境的优化需要科技人才的培养，以及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教育的功能在于培养人才，对创业要素和其他创业环境要素形成支撑；市场环境决定了创业机会，影响了创业资源的供给，市场环境的改善离不开其他环境要素的提升。

强制性环境对创业活动具有保障和推动作用。作为市场“有形之手”，政府对创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法律法规的确立为创业活动提供了制度性框架，确保了创业活动按照一定程序和规范展开，并为创业活动成果进行确认和保护；政府制定和实施促进科技创业的有关政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对创业资源的把握；政府服务质量和行政效率直接影响着微观创业活动。

诱导性环境和强制性环境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一方面，强制性环境为诱导性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诱导性环境反作用于强制性环境。法律作为制度的正式约束层面，其建立完善依赖并受制于非正式约束―社会价值观与社会风俗。综上所述，诱导性环境因素和强制性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微观创业活动，同时各环境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呈现非线性关系（见图2）。

六、结语

本文试图从影响科技创业活动的关键环境要素入手，建立一个系统分析创业环境及其与微观创业活动关系的概念模型。这些影响要素包括政策法规要素、市场要素等七个方面，它们同科技创业企业一起构成了整个创业生态系统，决定着科技创业活动的数量和质量。科技企业创业环境的形成和优化，是在一些主导性要素的作用下，通过各环境子系统交互作用、累进循环而形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创业活动的复杂性，对科技企业创业环境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深入，尤其要关注特定情形下影响创业的特殊要素的作用机理，这对于在实践上指导创业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Hart David M. The emerg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governance， startups， and grow thin the US knowledge economy[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Degadh Jan. For a more effective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perception and feedback as preconditions[R]. Research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Rencontres de Saint-Gall， 2004： 8-10.

Lundstr?m Andres， Stevenson Lois.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for the future[J].Swedish Foundation for Small Business Research， Irwin， 2003（1）： 45.

Timmons J A. New Venture Creation[M]. Chicago： Irwin， 1994： 60-65.

Saxenia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research university：a search for the boundarie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Research Police， 1999.

Schmenner R. Making Business Location Decision[M].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2.

Hyde A. How Silicon Valley has eliminated trade secrets and why this is efficient[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0（11）：243-251.

Shane S， Venkataraman S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J]. Research Policy， 2003（32）：181-184.

篇2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挖掘机行业得到飞速的发展，中国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挖掘机市场。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挖掘机制造公司、国有和民营企业都看好中国挖掘机市场，纷纷进入中国挖掘机行业进行开发、生产和销售。在全球化竞争的冲击下，国内企业要想在这个市场中取得一定的优势，必须在自身所处的市场环境中营造企业独特的市场营销策略，营造企业发展的市场需求。在此情况下，通过对我所在公司的营销环境的调查、分析，希望对国内挖掘机行业能有一个借鉴的作用，以更好的发展中国挖掘机行业。

二、调查方法

1、调查时间：2010年**月10日~2010年**月23日

2、调查对象：合肥**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三、调查内容

我所在的合肥**是一家主要以日本挖掘机的机械工程公司，公司连续12年成为日立挖掘机整机销售量最大的店，被日立建机株式会社授予“世界规模最大最优秀的日立挖掘机商”称号，并于2009年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而公司能12年不变日本挖掘机主要和其独有的市场营销环境分不开。下面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来介绍公司的营销环境：

（一）宏观环境要素

1、经济因素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重建、城市规划、基础设施、房屋在建等都需要大批机械设备，国家也大力支持该些项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挖掘机行业的发展。而经济的增长，也使得个体投资者也大力投入到该行业，尤其为房地产行业。

2、人口因素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需求总是大于其他国家。且人口主要集中在中东部，也刚好迎合了外企及相当多的企业在该地区的发展。

3、技术因素

对于高科技产品在大众行业中的应用，国内还是一个空缺，但日本的挖掘机在引进中国的时候就采用了高科技的、高质量的材料等，所以在中国市场上一路横行。

4、政治和法律因素

国家支持中西部的建设，对于机械行业来说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它的发展也是势不可挡的。

（二）微观环境要素

1、企业内部环境

企业坚持以让我们的家园更美丽为企业愿景；与时代共进，与伙伴共赢为企业宗旨；文化激励，制度约束为管理理念；营造客户关系，销售企业信誉为经营理念；超越自我，追求卓越为座右铭；资源有限，市场无限为市场观的企业理念不断要求自己从而创造神奇。

2、市场营销渠道机构

公司一直坚持从日本总部进货，严格要求自己，不弄虚作假，保证质量，品质，信誉，承担风险等，同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把服务做在客户开口之前。

3、竞争者

公司组织人员对同行业进行调查，分析竞争者的一切情况，找出其优点借鉴，缺点完善，不断提高自己在同行之中的优势地位。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公众

公司通过对公益事业的支持等提升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信誉度，让消费者知道、了解自己的产品，扩大销售规模。

四、环境要素的分析

虽然我们看到国家对机械行业的支持力度以及其美好的发展前景，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机械制造企业产销继续增长，但其速度却有所放缓。而挖掘机等建筑产品已步入加速增长期。因此，公司应该加强对企业产品质量，品质，技术方面多做要求，尽量在同行中显示其与众不同的保障。

五、国内企业的对策

1、加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吸取外企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在技术和设备上不断拓进。对于较小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应该先于外企合作，以其力量壮大自己的实力，用以比较充分的资金以及海外比较先进的管理模式与本土化相结合

2、引进先进的人才并组织新技术、新技能的培训，在对人才使用上要扬长避短、因人而异，最为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掘员工的责任意识、团队精神、创造潜力，能够将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那么企业必定能吸聚人才、稳定队伍、开拓创新、持续发展来扩充企业的内部人员素质和管理要求。

3、实现5S、6S管理，能够严格控制生产原料的购买、存储、生产、销售的管理。在企业文化的建设方面上，公司要以建立“诚信合作、精简高效、坦诚沟通、团队合作、渴望成功”为企业文化理念。

篇3

《决定》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提出了“生态空间”的重要概念，并围绕该概念设计了系列制度。但是，《决定》本身并未对“生态空间”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相关立法文件中也鲜有涉及，学界更少有学理上的系统和深入探究。当“生态空间”概念在《决定》中作为核心概念提出并承载了相关制度创新时，我们有必要分析和厘定其具体内涵，并分析其作为核心概念进入环境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生态空间的内涵厘定

《决定》首次在中央宏观环境政策层面使用了“生态空间”的概念，并围绕着“生态空间”进行制度构建，包括生态空间的类型划定、确权登记和用途管制，这就为生态空间的保护与管制提出了制度需求。生态空间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它是指生态系统结构所占据的物理空间、其代谢所依赖的区域腹地空间，以及其功能所涉及的多维关系空间。简单而言，生态空间是某物种为维持自身生存与繁衍而需要或占据的环境总和。揆诸既有研究和前例，当前的研究与立法并没有对“生态空间”进行详细定义，但是，国务院于2010年12月21日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虽然没有明确界定生态空间的定义，却详细列举了生态空间的构成，包括绿色生态空间及其他生态空间。绿色生态空间包括天然草地、林地、湿地、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其他生态空间包括荒草地、沙地、盐碱地、高原荒漠等。在生态学的语境和研究范畴中，涉及到生态空间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第一，空间效应，生态空间是一种生物要素与环境要素相互作用与活动变化的舞台，它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形态和运动规律;第二，空间功能，生态空间是一种抽象空间，它与特定的环境相结合，构成生物可利用的“资源”，它揭示了生态空间的分割占有过程，其基本理论是以生态位研究为基础;第三，空间行为，将生物自身的空间活动作为研究主体，试图解释生态空间异质性的动因。生态空间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环境法律所界定与规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空间功能紊乱与规律违反的指称。因此，《决定》所提出的对生态空间的确权登记和用途管制必须以对生态空间的内涵外延、效应规律和承载力测度为前提。

(二)生态空间管制政策转换为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生态空间的概念是《决定》在中央环境政策层面首次提出的。环境政策的内生属性特征有:第一，政策最明显的特征是灵活性，政策制定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具有高度不完全性，采纳某一特定的环境政策的未来社会成本和生态收益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第二，经常会有与环境政策相关的重要的不可逆性出现，这些不可逆性可能是由环境危机自身所引发的(例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降低这些危害的政策的适应成本所导致的(例如，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投资也许是不可逆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来源于现有的科技认知水平的限制，常常需要处于不断的修正之中;第三，就实际情况来看，环境政策很少采取要么现在要么永不的选择方式，常常是处于不断变动修订之中。纳入环境法律体系的环境政策能够克服零碎性和管制性，所以将一些重要的环境政策上升为法律不失为一种好的机制设计。实际上，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环境立法，即是由清洁生产政策、循环经济政策等转化而来的“政策型立法”。因此，《决定》以“生态空间”为核心概念所设计的生态文明政策创新必须转化为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以将抽象的政策目标具体化，丰富原则性的政策体系的内涵，增强其可操作性。

二、生态空间管制对环境法律理念的拷问与挑战

《决定》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围绕着“生态空间”所规定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及用途管制等制度，在环境保护的理念、逻辑和范畴上均进行了创新，这一环境政策若转换为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对于当前的环境法律理念和制度体系提出了更新的内在需求。

(一)环境法律规制“环境问题”核心范畴的变迁

环境法是在人类对于环境问题认识不断深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环境问题是因为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变化，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但哪些环境危害事实应被列入需要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规制的“环境问题”，不是由事实自身可以自我说明和解释的，而是需要整个社会达成某种共识，这种活动被社会问题建构主义者称为“问题宣称获得”。申言之，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资源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种类多样、程度有别、特征各异，基于管制成本和资源有限性，人类只能选择从当前最为严峻的环境风险出发，经由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形成广大民众的共识，得出当前环境法律体系规制环境问题的重点领域。环境问题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抽象概念，随着时代背景变迁，其所指称的对象和核心范畴也会有所差异。以几次工业革命为关键节点，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成倍增长，总体而言，环境问题呈现从单一到全面、从局部到全球的趋势，但不同阶段需要重点规制的环境问题“核心地带”也会发生移转，这使得环境立法对于“环境问题”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界定。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肇始阶段的环境法主要解决的环境问题是区域环境污染，比如，美国国会制定的第一部联邦环境立法是于1955年颁布《空气污染控制法》，此后出台的卓有影响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是针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立法。二战后，再度成为德国经济复苏的发动机的鲁尔区沦为德国空气污染重灾区，为应对前所未有的空气污染，适用于全德范围的第一部联环境立法《联邦污染防治法》在1974年正式生效。日本现代环境立法开始于1967年制定的《公害对策基本法》，韩国也于1975年制定了《公害防止法》。我国台湾地区的环境保护一词出现于1971年以后，环境保护仅局限于公害污染防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科技进一步发展，加之人口急剧增长和消费主义盛行，人类以空前的速度超出生态平衡的限度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了水土流失、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草原退化、土壤贫瘠化、水资源枯竭、气候异常和物种灭绝等生态破坏。这些新时期凸显出来的“环境问题”成为了环境法律必须直面的紧迫任务。所以，在这一阶段，环境法律虽然依然要防治“环境污染”，但另一重要目的和任务即在于生态保护或“自然保育”。环境问题内涵的拓展或丰富也客观上要求环境法律规制对象与规制重心的拓展变化，比如，日本的环境法目的即从《公害对策基本法》(1967年)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中心而控制公害转变1972年的《自然环境保全法》和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中的以保护自然和环境为中心而控制人类行为。瑏瑡通过粗略梳理各国环境立法目的和规制对象的演进脉络，不难看出，环境法律在分别应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之后，《决定》实际上提出了当前的环境法律所要面临的新的任务和挑战———保护和管制生态空间。基于自然资源对于人类同时具有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现行环境法所规制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大多是人类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发生的，其本身具有价值判断上的正当性。

环境法不是要完全否定与摒弃这些行为，而是要判断该行为是否合理、是否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以破坏其恢复和增殖能力。而对于是否“合理”的判断则依赖于环境标准。现行环境法律制度实施绩效的评价标准是考察对人类行为的控制是否在纳污能力或恢复能力之内，以此作为评判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合理开发利用、进而判断其是否环境违法的依据。在这种制度逻辑之下，以环境资源和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然属性规律作为标准，在实施中很难实现自然资源对于人类发挥经济功能与生态功能两个领域的资源配置的动态均衡，以至于在环境权的研究和主张中难免出现“单方面权利”的偏好，环境法的实施片面强调保护清洁优美的环境权利而忽视甚至是排除合理利用环境的权利，瑏瑢甚至有学者在这种制度逻辑下走得更远，主张环境法要保护“自然体”的权利。这是现行环境法从自然资源本身为制度基点设计制度体系的必然逻辑结果，而这客观上既导致了当前的环境法律制度难以见容于传统法律体系，也滋生了环境法律制度本身的操作性不强等弊病。《决定》中“生态空间”核心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进路。“生态空间”的划定，本身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的，按照对于人类产生的主体功能的差异，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市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其他空间等，赋予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主体功能，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控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开发方式和保护内容，在国土空间结构中实现绿色生态空间的管制。在这种逻辑起点下设计具体制度体系，才能在内在机理上更为契合环境法所应秉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即前提是承认国土空间中的自然资源首先要满足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经济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在国土空间中划定、保护和扩大绿色生态空间，以保证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不超过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二)环境要素到整体空间

当前的环境法律体系着眼于保护环境要素。环境要素是组成环境的结构单位，是构成人类环境整体的各个独立的、性质不同的而又服从整体演化规律的基本物质组成，也被称之为环境基质，包括水、大气、森林、草原、岩石、土壤等。我国当前的环境法律体系的立法思路是依据环境要素的具体分类分别制定法律制度，形成了近30部体系庞大的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单行法。在环境法学界通说以及各类教材中，也一般将环境法律体系分为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两大部分。吕忠梅教授直接把这两部分分别称为“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和“环境要素保护法”。瑏瑣其中，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是指以防治环境要素污染为立法对象的一类法律法规，以各具体环境要素为立法依据，以对某一环境要素污染的防治为内容，在我国主要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环境要素保护法一般以某一环境要素为立法对象，在形式上表现为保护某一要素的单行法，在我国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我国现有的在环境要素保护及污染防治分别立法的思路下形成的环境法律体系，在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少弊端:

1．立法理念上难以有效贯彻自然生态环境的系统性。

现行的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这两大类单行法体系，均是针对自然环境中的某一特定环境要素制定的，没有考虑到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各生态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其主要目标是保障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合理利用，而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维护。瑏瑤

2．立法体系难以体现环境要素之间的联系性。

现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保护法均主要以环境要素为标准，针对不同环境要素的特点、功能、规律和规则需求分别立法，但是，各环境要素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特点要求在考虑单个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污染防治时必须重视对其他环境要素的影响。当前，环境法律之间的分立、不协调甚至是冲突现象严重，即使反复从研究上总结和理念上倡导各环境要素保护法之间的沟通与协同，但这种环境要素协调关系虽然其他国家立法有所涉及，瑏瑥却并没有体现在我国立法中。在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以环境要素分别立法的框架下，环境行政执法机构权限分配的原则是一种分散管理模式和分业体制，客观上加剧了环境法制困境。

3．环境法律实施成本高昂。

对各种环境要素分别立法的思路导致环境法律体系庞大，内容复杂，即使是专业人士也不容易了解这类法律的全貌。环境法所涉的执法机构众多，容易导致法律适用标准和执法尺度不一。瑏瑦环境法律制度实施要求各环境管理部门结合不同行业和领域的现状以及特点决定在多种制约下以及环境政策预期下不同环境要素的最佳的污染标准在哪里以及哪种消除污染的设备是必用也可用的。瑏瑧但这种以单一环境要素为控制对象的思路，很容易使得相关执法部门为本部门职责范围内风险的“最后一成”或“最后一英里”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难以从环境整体上进行考虑。一旦为了不从生态整体上看待规制效果，就很容易出现为了规制单一环境要素剩余的少量风险却要花费巨额的社会资源的现象，这会影响到资源在其他风险规制领域的投入。瑏瑨若围绕《决定》中使用的“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法的保护对象，则能够矫正现行的以环境要素为核心和依据构建的环境法律体系引致的上述弊端:一是“生态空间”是环境要素的上位概念，突破了环境要素的单一性和分离性，注重了诸多环境要素所共同依存的国土空间，改变了环境单行法以单一环境要素展开制度设计的现状，这样可以考虑如何在生态整体思路中基于各环境要素的联系协调而综合设计制度以保护生态空间。二是“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治理的核心概念，要求对于“生态空间”的保护和法律规制依据的标准不再是对于环境要素的“污染”或“破坏”，因为判断人类行为是否合理使用生态空间进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规制的依据不再是“污染”或“破坏”这样否定性的评价，而是以生态空间占用是否合理作为依据。“占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态空间占用是一个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方法，它通过跟踪人类利用的大多数消费品和产生的大部分废弃物估算生产和维持这些消费品的资源以及同化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性生产土地或海洋面积。瑏瑩使用“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法律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改变完全依据环境要素作为环境法律制度实施的核心依据。生态空间占用作为环境法上判断人类行为是否需要规制(行为违法与否)的判断标准，通过对一定的经济水平或人口对生产性自然资产的需求规律的把握，可以确定人类对自然资产的利用程度，超过此程度水平则进入环境法规制视野。与此同时，生态空间占用可以通过将合理的占用数量进行具体量化来定量分析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具体化的一种进路。

三、生态空间政策在环境法上的制度需求

《决定》中以“生态空间”为核心概念进行的制度设计，并不是“新瓶装旧酒”的语词转换，而是在概念内涵、治理理念和制度路径上进行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创新。由于《决定》作为中央宏观政策而带有抽象性、概括性和原则性的内在属性，我们需要将《决定》中提出的“生态空间”概念及制度转换为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以实现其可执行性。

(一)确立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的立法目的

环境法立法目的是国家在制定环境法时希望达到的目的或实现的结果，它决定了整个环境法律体系的调整对象。主张将“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即主张其作为环境法律体系的调整对象。《环境保护法》(1989年)第1条规定了其立法目的:“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分析《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的变迁可见:第一，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加入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其作为立法目的之一;第二，将原来立法中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立法目的转换，不但是对学界长期诟病的现行环境立法秉持的经济发展优先的价值选择的摒弃，而且也吸纳了当今世界通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笔者建议，在以后《环境保护法》再修订时，还应当加入“保护生态空间”的立法目的，理由有:

1．虽然“生态空间”包括天然草地、林地、湿地、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包括《环境保护法》第2条列举的众多环境要素中的部分内容，但是，作为这些环境要素上位概念的“生态空间”本身提出了独特的规则需求。对于“生态空间”的保护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单一环境要素自身的自然规律出发，以是否遭受“污染”或“破坏”来作为行为规制的判断标准，而是适用生态空间占用是否合理的标准。

2．虽然“生态空间”由天然草地、林地、湿地、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构成，但是其内容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完全等同于《环境保护法》中列举的草原、森林、水等环境要素，它并不是由这些环境要素构成的集合概念，而是与这些环境要素存在着交叉关系。申言之，“生态空间”这一概念虽然也以保护环境要素为基础，但更着眼于上述环境要素在国土空间上的比例和结构，这契合生态文明和生态理性对于环境法制提出贯彻生态整体性的需求。

3．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法立法目的，能在制度机理上真正有效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正式确立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但是，可持续发展所秉持的人类需要与环境限度的二元价值很难在当前环境法中实现平衡，因为，可持续发展要求突破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单一思路，形成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生态法治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部门法问题，而是需要所有法律共同参与并建立新的运行体制和机制。瑐瑠1989年《环境保护法》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立法目的，被批评为同时保障人体健康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二元论”，并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目的不应当由环境法律部门承担而应由其他市场经济法律部门承担。此次《环境保护法》修订摒弃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第5条规定了“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但现实中如何能够彰显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发展、满足人类的需要为中心呢?笔者认为，“生态空间”的理念和内涵本身契合可持续发展观的主张。“生态空间”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便兼顾了人类需要和环境限度。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农业空间和其他空间一起作为国土空间的构成部分，其类型划分及其具体内涵与构成本身便是从满足人类多种需要的角度出发的，生态空间所提供的生态产品也能满足人类的多重需要。与此同时，生态空间保护、改善、规制制度，也是以环境限度作为依据。并且，围绕“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的立法目的设计的系统制度，可以将可持续发展观具体化而不再是仅仅作为制度理念、指导思想和价值目标。我们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生态空间的自然资源条件、国土密度、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因子测算出不同区域生态空间的需求与供给能力，进而为生态空间占用合理性确定具体的量化标准，瑐瑡这样，还可以细化全国各地具体的生态空间保护与改善的具体目标任务。

(二)构建体系完善的生态空间管制法律机制

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关于生态空间管制的相关规定，这一诉求被遮蔽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立法目的和整体思路中，我们需要构建契合生态空间管制内在需要的高效运行的管制机制。构建体系完善的生态空间管制机制，需要测定我国在当前特定的人口、经济、科技等综合情势约束下为支持公民生产生活需要的资源消费和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能够提供生态产品的国土空间。这一国土空间是否被合理占用的判断需要根据上述多重标准，这也提出了内在管制制度需求。目前国内外城市对生态空间的管制主要通过生态功能区规划、生态格局规划和生态控制线规划这三类规划来实现，瑐瑢相应地，体系完善的生态空间管制机制也应当包括这三个方面。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了环境保护规划制度，但还没有完全涵盖生态空间政策的内涵与制度需求。为了完整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并管制其用途，需要一个包括空间划定、格局划分和行为禁止的系统过程，需要专门的机制体系。可行的法律机制构建思路是，在《环境保护法》中从上述三个方面规定生态空间管制机制，然后通过专门立法(环境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详细规定其具体内容，地方政府也必须结合本区域的生态空间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将该制度体系进一步具体化。

1．生态功能区规划制度。

生态功能分区是依据区域生态环境敏感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以及生态环境特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进行的地理空间分区。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2008年联合编制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详细规定了我国生态功能区类型、名录、主要生态问题及生态保护的主要方向，并列举了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域。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详细列举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禁止开发区域(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的名录及其信息。这些生态功能区的划定，划分了不同生态敏感性区域存在的生态环境及生态保护的主要方向和制度需求，从法律视野考察则是对人类的行为及行为是否适当提出了不同判断标准。所以，我们需要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相关规定，在制度实施细则中将上述生态功能区规划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按开发方式划分的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相对应。同时，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原则上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禁止开发区域以自然或法定边界为基本单元，分布在其他类型主体功能区域之中。”禁止开发区域的名录已经确定，其他三类区域由县级行政区为单位，这又要求地方立法应当进一步细化生态功能区规划制度。当前，《象山县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安徽省石台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纲要(2011－2020年)》等地方政府制定的生态功能区划相继出台。

2．生态格局规划制度。

生态格局是针对错综复杂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规划设计区域性空间格局，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结构过程的完整性，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瑐瑣生态格局规划以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结构和功能为目标，针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干扰来源，以排除和控制干扰为目标对区域国土空间进行规划设计。国外非常重视城市生态格局规划，比如英国公布的大伦敦的环城绿带法划定伦敦市区周围的环城绿带用地，其在环城绿带内除部分作农业用地、不准建造工厂和住宅的经典做法广被仿效。我国《天津市生态布局规划》通过生态安全、资源效率、污染物总量三条底线的设定形成了全市“五带、四廊、三区”的基本生态格局。近年来，其他城市也陆续通过了《武汉生态框架控制规划》、《杭州生态带概念规划》、《昆明市生态隔离带范围划定规划》等以规划城市生态格局，管制生态空间。3．生态控制线制度。生态控制线制度是在研究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为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危及城市生态系统安全，通过划定生态保护范围界线，在该范围内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开发建设，尽量保护自然生态的原貌的制度。生态控制线制度的实施是通过对特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利用行为的限制甚至是禁止以实现该区域生态空间的离散保护和整体涵养。我国深圳市最早于2005年通过《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实施生态控制线制度;武汉市于2012年通过《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广东省政府于2013年10月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的通知》(粤府函［2013］202号)，成为全国首个全省实施生态控制线制度的省份。质言之，从概念内涵、学界观点和上述地方立法制度体系概括，生态控制线是划定的生态保护界线，被划定的生态控制线的区域进一步分为生态底线区和生态发展区。瑐瑤生态底线区是生态安全的最后底线，遵循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要求;生态发展区是指自然条件较好的生态重点保护地区或生态较敏感地区，在满足项目准入条件的前提下可有限制地进行低密度、低强度建设的区域。

瑐瑥有研究者以《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2005年)为个案，分析与检讨了我国近几年来在一些地方试点实施的生态控制线制度，发现当前试点的生态控制线制度在几个方面尚存在问题:第一，生态控制线制度的法律地位问题，生态控制线并没有直接的上位法依据;第二，生态控制线范围内各类主体的权利保护问题;第三，生态控制线本身的合理性问题;第四，生态控制线划定的程序问题。瑐瑦在《决定》规定生态空间管制制度之后，结合其制度内涵、制度功能以及上述对于现行生态控制线制度弊端的总结，笔者建议，在未来系统开展的生态控制线制度建设中，应当改进之处有:(1)在《环境保护法》中或将来可能制定的生态保护国家专门立法中正式规定生态控制线制度，为地方立法规定生态控制线制度确立上位法依据。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19条第1款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该款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但仅此不够。正如上述分析，生态控制红线是一个有梯度的生态保护范围界线制度体系，包括了生态底线区和生态发展区，《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可以划定生态底线区，但没有规定生态发展区的界线制度，第19条第2款规定的是“特殊区域环境保护制度”，这与上述在生态控制线制度体系中规定的生态发展区生态控制线制度无论在价值目标还是在制度内涵上都存在着诸多差异。(2)基于国土的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存在着相互重叠和相辅相存的关系，建议在具体的制度实施细则中，以及在将普遍具体化的地方立法中进一步将生态控制线制度细分为限制开发利用制度和禁止开发利用制度两个层次，其中，禁止开发利用制度预期结合耕地红线、纳污红线以及《决定》提出的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规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来实现。生态空间的红线管理包括自然生态保护的空间红线、自然资源利用的时间红线、区域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容量超载的阈值红线、生态结构耦合的中庸红线和生态功能进化的功序红线等。瑐瑧(3)因为生态控制线制度的制度预期目标是保护生态空间的生态利益，但同时生态空间中的自然资源也会对该区域的主体产生经济价值，二者都是正当的，因此，当限制或禁止生态空间开发而影响该国土生态空间范围内主体的经济利益时，应当结合生态补偿制度予以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31新增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可以作为制度依据。(4)通过制定细则，规范生态控制线的划定程序，结合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保障生态控制线划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生态空间管制，除了构建专门制度体系，还需要利用既有的环境法律制度。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均为国土空间的有机构成部分，生态空间管制机制包括生态功能区规划制度、生态格局规划制度和生态控制线规划制度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在国土空间中划定为维持生态系统所需要的物理空间，并针对国土空间中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带等确定禁止或限制开发利用的区域。若生态空间管制制度体系进入环境立法并在全国和各地普遍适用，则需要对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中可以适用的法律依据有《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划定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会对生态空间造成直接影响，而这些空间划定即为对国土空间的利用，属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第7条规定的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其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具体适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评价、审查和跟踪评估等程序性规定。但是，从生态空间管制需求角度检视当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体系，则存在需要改进和具体化之处:(1)开始实施于美国的战略环评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从理论上讲，战略环评的对象应当包括政策、规划和计划，但我国的战略环评对象主要限于政府规划而未包括政策。政策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现在各地已经通过地方立法规定了生态空间管制制度，这些政策从根本上影响到生态空间管制效果，应当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完善中将战略环评对象的范围扩展至政策层面，并针对生态空间的各级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2)根据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7条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2条的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的综合利用规划和专项规划才需要进行环评，但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原则上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由此导致的矛盾和漏洞是，在当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体系下，《象山县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等县级地方政府陆续制定的生态功能区划不需要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因此，针对生态空间管制的制度需要，应改进现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是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规定，对生态空间控制三类规划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国土空间同时对人类存在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生态空间也要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以满足人类需要，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也有生态服务功能。因此，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在自然属性上相互重叠。生态空间管制机制中，无论是划定生态功能区还是确定生态格局或生态控制线，在划定的区域内都是通过不同层面、方式或程度，在生态空间内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的偏向保护从而不同程度牺牲其经济价值，这就会对依赖该区域内自然资源生产生活的主体的利益造成影响。因此，当通过适用生态功能区规划制度、生态格局规划制度和生态控制线规划制度以管制生态空间时，需要适用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在公开相关环境信息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公众参与三类规划的制定。同时，让公众广泛参与生态空间控制制度实施，也是生态世界观的塑造过程，瑐瑨有助于制度预期的实现。但是，在我国当前《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以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综合规定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更多是将环境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消弭环境执法困境、提高执法效率的手段，在制度定位上并没有将环境公众参与上升为公民的一项民利的高度，说明政策决策者基于环境问题的专业性而认为一般公众无专业知识和能力来实质参与，从而将其排除在外。瑐瑩因此，笔者建议，环境公众参与制度适用于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具体化路径有:(1)在公众参与范围上，需要将宏观上多大比例范围的国土空间化为生态空间，微观上具体的生态功能区划、区域生态格局的形态指标体系和生态控制线的具体范围走向等内容均需要征求公众意见，让公众参与环境公共事务;(2)在公众参与形式上，综合采取审慎的民意调查、互联网公共论坛、民主恳谈会等形式以保障公众对专业性的生态空间管制的观点能够充分交流、理解和表达利益诉求;(3)在保障配套措施上，应当将公众参与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和生态补偿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四、结语

篇4

意义所在

进一步完善城市土地价值研究体系。传统的土地价值理论认为，土地价值是土地收益即地租的资本化，没有考虑到土地的生态景观价值。土地价值构成的缺陷，严重阻碍了其在土地资源利用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正确和充分认识土地价值的组成，有助于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方向，完善土地价值的内涵。

拓展我国城市土地价值的研究领域。当前，国内对城市土地价值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地价评估及动态监测、地价时间、空间或时空分布规律等方面。而围绕生态环境从微观因素来重点剖析城市土地价值的研究还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在我国开展这项研究十分必要。通过研究可以形成一套适用于我国国情的，揭示生态景观环境变化影响城市土地价值变化规律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可以指导城市规划的合理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是依据城市现状及发展趋势对当前或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发展的计划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但长期以来，对城市生态景观环境价值认识的缺乏，导致生态景观环境要素，如绿地、广场等，成为城市规划中的“边角余料”，无法形成合理的城市生态景观环境体系，所以难以在规划上得到反映。通过研究生态景观环境对土地价值作用的规律，可以从土地经济角度为城市规划决策者提供借鉴意义，调整规划方向和理念，重视生态环境对土地价值的增值作用。

可以促进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房地产商品，尤其是住宅，价值最大，地域性强，人们在做出购房决定时越来越关注居住环境的质量。城市景观环境研究土地价值变化规律的研究，有助于开发商理性投资，增加景观环境投资，注重房地产开发与自然景观环境保护的结合，实现房地产的健康长远发展。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保持自然生态良性持续发展为基础，使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的承载力相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往人类建设城市得到的主要教训之一是使城市远离了自然，导致城市自然环境丧失，城市环境严重恶化。基于城市生态景观的土地价值变化规律研究。可以从生态景观环境角度优化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结构和方向，从土地经济角度提高人们的城市环保意识，以“生态环境区位”来配置土地资源，使土地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实现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研究现状

城市生态景观环境与土地价值和房地产价值的研究，国外开展得比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如Rjdker和Henning注意到空气质量、水质量等一些环境特征对作为消费物品和生产要素的土地价格有影响作用，他们借助特征价格模型发现土地价格与空气质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随后。各种关于城市生态景观环境要素对土地或房地产价值的影响的研究接踵而至。1973年以来，美国的Darling、Morales等人运用特征价格模型研究了美国独立树对不动产价值的贡献；Arthur c・Neleon通过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华盛顿镇的实证研究。发现边缘城市存在的拥挤、污染、噪音等环境问题对其土地价值具有负面影响。1998年，Reynolds和Realado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湿地，如森林沼泽湿地、灌木湿地和浅塘湿地等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2000年，Liha nwainen与An晒Mieninen通过对芬兰Salo区的研究，发现距离林地的距离每增加1Km，就会导致住宅平均价格降低5.9％，且在其它特征相似的前提下。拥有森林景观的住宅价格要比没有的住宅平均高出4.9％。

相对于国外而言，国内此类研究开展较晚，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园林景观已越来越成为购房者选择住宅商品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有研究资料显示，2004年上海市陆家嘴靠近黄浦江的景观房价格比远离江景的住房价格平均高出约1倍，稀缺资源景观房与一般景观资源房的价格差距通常可达到20％左右。

浙江大学吴宇哲和富毅对杭州市住宅价格分别进行时空演变规律与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共同发现杭州市住宅价格总体上以西湖为中心向四周递减，武林广场是住宅价格的次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自然水域、广场绿地等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其它研究如周刚华通过收集2000～2002年间的居住和商业用地样本，对杭州和绍兴两个城市土地价格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环境质量因素是影响两个城市土地价格的重要因素。此外，杜德斌、蒋芳等对城市地价进行区位研究时，发现公园、自然水域等生态环境要素对地阶的影响很小或不显著。

国内比较新的、正式的对城市生态景观环境与房地产价值进行的定量研究为数甚少，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广州和济南两个城市。我国香港大学的c・Y・Jim和HWendy・Y・Chen，运用特征价格方法对广州市城市环境因素对住宅价格影响的研究中，发现环境因素是决定广州市住宅价格的关键因素，其中，绿色空间视野和临近水体特征均能提高住宅价格，其贡献分别达到7.1％和13.2％；在广州市居民消费偏好与环境外部性研究中发现，包括绿地供应、临近公园和绿色空间、水域景观在内的优质户外环境对住宅具有显著的特征价值。Fanhua Kong、Haiwei Yin等借助GIS技术和景观指数，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对济南市城市绿地舒适性价值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城市绿地对周边住房价格具有积极影响，其中风景林区规模距离指数、到公园和广场绿地通达性以及城市绿地百分比等生态景观环境变量的统计显著性达到了5％。

存在问题与不足

纵观国内外研究，尤其国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

作用机理研究不足。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实证角度开展的，缺乏景观环境改善和塑造对土地价值产生作用的原因或机理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如土地价值的构成、景观环境的作用等，无法从本质上揭示其作用和贡献。

景观环境指标体系不完善。已有的研究都是侧重于生态景观环境某一要素(如空气、森林等)或某几个要素(如森林、公园与水体等)来分析其对土地或房地产价值的影响，指标单一，缺乏一套相对完整的衡量城市生态景观环境质量的指标体系，不具备普适性。此外，对相关指标的量化主要采用虚拟变量和距离衰减两种方式，同类要素不同个体之间作用(或规模)大小的量化甚少，量化精度不高。

缺乏土地价值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虽然部分研究借助了GIS技术，但是其侧重点在于各指标的空间量算，对于它们对土地价值的影响只是做一些描述性分析和评价，没有具体研究土地价值在景观环境作用下的空间分布规律。

此外，由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变较晚，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一心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较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价值的研究。

今后完善的方向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从土地价值、生态景观概念出发，揭示土地价值的构成、土地价值的影响因素、生态景观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景观对土地价值产生作用的机理，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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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预防、处理、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问世以来，我国政府亦高度重视低碳经济政策体系的构建，《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于指导低碳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应看到，由于部分低碳经济政策的内容尚不够合理，致使政策失灵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低碳经济政策并有效实施，以此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从微观经济个体的角度透视 

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作为尽可能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以最大限度地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而制定并实施的低碳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逐渐摆脱传统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战略目标。但是，实践中却时常出现政策效果与预期目标相偏离而不能有效推行国家意愿或政策传递与交接过程出现断层而不能有效传达政策意志的情况，由此导致了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根据政策全过程的不同阶段，可以将政策失灵分为政策制定失灵、政策执行失灵、政策评价失灵和政策监督失灵，[2]笔者主要探讨的是政策制定失灵方面的问题。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根据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同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由于受“有限理性人”的限制无法考虑到政策目标的方方面面，因而在决策时可能无法做出真正反映现实需求的决策，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因受到内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而偏离目标。从这一点上说，低碳经济政策失灵有其客观原因。但笔者认为，仍有必要探究在这些客观原因背后是否有其他的可控因素导致了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低碳经济政策的贯彻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从规划低碳经济发展方向的宏观层面，到发展低碳城市与低碳产业的中观层面，再到对企业、个人行为规范的微观层面，层层推进。然而，尽管低碳经济是一个宏观的经济概念，但它的政策效果却是基于企业和个人这一微观层面不断积累、传导和上升才能最终达成的。因此，从微观经济个体的角度分析低碳经济政策失灵的表现及成因，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低碳经济政策失灵问题。 

在微观经济个体数目尚未达到饱和状态的范围内，自然环境可以被看作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公共物品，其对于微观经济个体而言既是基本不花费任何成本就能获得的资源要素，也是基本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破坏的环境要素。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破坏环境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时，微观经济个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可能会罔顾政策法规和社会道德。而当大部分微观经济个体都采取高碳经营行为时，微观层面的高碳化将上升为区域产业、城市的高碳化，进而使整个国家的产业、能源、消费结构高碳化，[3]此时，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二、微观经济个体视角下低碳经济 

政策失灵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高碳化运作收益与代价不对等导致的“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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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监测

生态监测是采用生态学的各种方法和手段，从不同尺度上对各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格局的度量，主要通过监测生态系统条件、条件变化、对环境压力的反映及其趋势而获得。生态监测的对象可分为农田、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湖泊、海洋、气象、物候、动植物等。每一类型的生态系统都具有多样性，它不仅包括了环境要素变化的指标和生物资源变化的指标，同时还要包括人类活动变化的指标。

2 生态监测的类型

根据生态监测两个基本的空间尺度，生态监测可分为两大类：

2.1 宏观生态监测。

研究对象的地域等级至少应在区域生态范围之内，最大可扩展到全球。宏观生态监测以原有的自然本底图和专业数据为基础，采用遥感技术和生态图技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IS）。其次也采取区域生态调查和生态统计的手段。

2.2 微观生态监测。

研究对象的地域等级最大可包括由几个生态系统组成的景观生态区，最小也应代表单一的生态类型。微观生态监测以大量的生态监测站为工作基础，以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对生态系统各个组分提取属性信息。

根据监测的具体内容，微观生态监测又可分为干扰性生态监测、污染性生态监测和治理性生态监测以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生态监测。

宏观生态监测必须以微观生态监测为基础，微观生态监测又必须以宏观生态监测为主导，二者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监测应包括宏观和微观监测两种尺度所形成的生态监测网。

3 生态监测的任务

对生态系统现状以及因人类活动所引起的重要生态问题进行动态监测；对破坏的生态系统在人类的治理过程中生态平衡恢复过程的监测；通过监测数据的集积，研究上述各种生态问题的变化规律及发展趋势，建立数学模型，为预测预报和影响评价打下基础；支持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生态研究及监测计划，如GEMS（全球环境监测系统），MAB（人与生物圈）等，加入国际生态监测网络。

4 生态监测的技术方法

生态监测技术方法就是对生态系统中的指标进行具体测量和判断，从而获得生态系统中某一指标的特征数据，通过统计分析，以反映该指标的现状及变化趋势。在确定具体的生态监测技术方法时要遵循一个原则，即尽量采用国家标准方法，若干国家标准或相关的操作规范，尽量采用该学科较权威或大家公认的方法。一些特殊指标可按目前生态站常用的监测方法。

生态监测具有着眼于宏观的特点，是一项宏观与微观监测相结合的工作。对于结构与功能复杂的宏观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其中，生态监测平台是宏观监测的基础，它必须以三S技术作支持，并要具备容量足够大的计算机和宇航信息处理装置。三S技术，即地理信息技术（GIS）、遥感技术（RS）和全球卫星定位技术（GPS）。三项技术形成了对地球进行空间观测、空间定位及空间分析的完整的技术体系。它能反映全球尺度上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提供全球或大区域精确定位的高频度宏观资源与环境影像，揭示岩石圈、水圈、气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在RS和GIS基础上建立的数学模型，能促进以定性描述为主到定量分析为主的过渡，实行时空的转移，在空间上由野外转入室内，在时间上从过去、现在的研究发展到在三维空间上定量预测未来。

3S技术是宏观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方向，是其发展的主要技术基础，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遥感手段将在生态环境监测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作为“3S”技术的核心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美国、欧洲、日本和我国都在制定新的观测计划，国内北京、上海、重庆、厦门等地都在推进基础数字化工作，推广GPS定位观测，这些计划的实施将为区域环境监测提供重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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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会计仍处于产生、发展阶段，如何确定其核算范围，对环境资源如何进行计量，如何将会计的核算引入环境管理中，有待于人类的正确认识。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效用性、稀缺性、模糊性等特点，在人们对其认识过程中，需要建立一定的“阶梯”，这个阶梯就是基本前提和制约条件，即会计基本假设。财务会计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较为的基本假设，并且在此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核算体系。环境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可以沿用财务会计提出的一些前提或制约条件，但环境会计的核算、依存条件毕竟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完全借助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来建立环境会计的核算理论和核算体系，必须建立符合环境会计特点的一些假说和制约条件。

环境资源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产，但是由于存在着国家，国家凭借其权利对地域进行划分，同时也划分着环境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控制权，环境会计进行核算时有必要划定空间范围，并仅核算本空间范围内的环境及其资源。按国界划分环境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实际上是把本国环境资源的储量、开发、利用、环境资源降级和保护等作为一个整体，从国家的角度对其进行核算和控制。在整体内部又有各个独立核算的微观经济组织以环境资源为物质基础进行经济活动，并从环境及其资源中享受着利益。本国地域内的环境资源所有权均属于国家，但微观经济组织对其可以有使用权和控制权。因此，环境会计不但要界定国家间环境资源核算的空间范围，而且还要界定微观经济组织间环境资源核算的空间范围。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环境资源特点及其利用现状，需要拓展代际界限，提出长期延续发展的目标。后代人不仅享受着前代人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并以有形资本形式表现的劳动成果，而且也必须承受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后果。今天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人类，由于过度破坏地球资源和污染地球环境，可能会使今后几代人的处境恶化。针对这一状况，世界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即“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而满足其需要。”将可持续发展概念融汇到环境会计核算中来，就是从会计的角度评价本代人和后代人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和环境污染状况。因此，环境会计核算不但要反映本代人的环境资源利用、开发和环境污染状况，而且还要反映本代人为后代人留下的环境资源情况。

人类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几乎都涉及到对自然世界的改造，而且从目前情况看，人类进行的经济活动往往会导致过分的环境衰退。因为许多自然资源不是劳动的产物，当其被人们分享时，利用环境资源的人类并未就其真实的价值作出偿付。要有效地抑制对环境资源的过分掠夺，必须给环境资源一个适当的价格，即以货币计量其价值，并要求使用者对耗费的环境资源按其价值偿付。环境资源的效用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有着质的差别，如果能寻找一种效用单位对环境资源进行计量，则环境资源就只有量的差别。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充当综合计量尺度的计量单位只有货币。

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环境资源需要划分范围；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都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要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必须确定其便于计量的价值尺度。对这些前提和约束条件进行归类，可以得出环境会计的基本前提为：会计主体、可持续发展、货币计量。

一、会计主体

环境资源虽然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并有其固有的特点，但环境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严格地限制在独立具有所有权、使用权或控制权的某一国界或地域内，或是实际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微观经济组织内。这样界定的空间范围，称为环境会计主体。环境会计主体所拥有的环境资源不仅是当代人进行经济活动和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当代人留给后代人的财产。以环境资源为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时，必然会形成环境资源的耗费，同时也能够从环境资源中获得效用。为了给后代人留下可供发展的物质基础，当代人需要一定数量的投资以保护环境。因此，环境会计的会计主体实际上是处于环境系统中的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当代人利用环境资源所进行生产、消费，并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投资而构成的整体。

环境会计主体带有环境会计的特色，表现为：(1)将环境会计主体划分为不同层次。从国界的角度划分环境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称为宏观环境会计主体；从区域的角度划分环境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可称为中观环境会计主体；以各个微观经济组织划分环境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可称为微观环境会计主体。(2)将会计主体置于环境系统中，从而将游离于核算系统之外的环境资源的价值消耗与补偿纳入会计核算系统，核算人类与环境系统的能量交换。(3)体现环境、未来、公平的思想。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划定了本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的空间界限。会计只核算本会计主体内部的环境事项以及本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环境事项；同时考虑本会计主体内不同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寻求代际之间的公平合理。这体现了各个会计主体在同一时间本同空间共同占有地球的环境资源，其目的在于寻求代内公平。

二、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假设是指环境会计核算以会计主体在自然资源不枯竭、生态资源不降级的基础上，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假设是在环境恶化的条件下，作为环境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受到其影响而提出的一种制约条件。如果自然资源开发过量，生态资源的降级加剧，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可能会被迫停止；而如果环境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则可持续地进行下去。可持续发展基于这一原理，提出了会计主体进行正常经济活动的时间性规定。尽管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会计进行核算和监督的正常程序和方法都应当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环境会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可持续假设具有以下特点：(1)可持续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三方面以及相互间的高度统一和协调，其中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主导。按照可持续发展，社会总资本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环境资本构成的，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总资本的非减或增值，充分条件是环境资本的非减或增值。(2)可持续发展强调两个持续性：一是当代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代人要对过度耗用的资源进行补偿，不能蚀本；二是后代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代人不能侵占后代人的环境基础。当代人和后代人的两个持续性构成了一个国家(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3)可持续发展界定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权利和义务。当代人与后代人是平等的两个主体，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是债权和债务的关系，是保管与被保管的关系。当代人保管后代人的资源，向后代人承担将这部分资源安全完整地交付给后代人的义务。后代人有要求当代人保全资源的权利。这一划分体现了各个主体在不同时间、同一空间共同占有该国或地区的环境资源。代际公平指当代人与后代人在环境资源上享有同等权利。为了寻求代际公平，必须核算超量耗用环境资源的价值及其补偿，反映对传送给后代人的环境资源的增益和减损情况。(4)可持续发展理论将经济社会建立在环境系统的基础上，经济社会系统从环境系统中获得物质能量，并向环境系统排放废弃物。经济社会系统的生存与发展以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前提，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信息子系统的会计系统当然也建立在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之上。

三、货币计量

会计作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主要提供定量的信息，会计信息要定量，就必须选择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由于过去环境核算没有选择适当的计量单位，致使环境会计长期得不到应有发展，人们头脑中没有环境资源的价值观念，只注意到环境资源给人类带来的效益，忽略了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按照劳动价值理论，环境资源没有价值，只有使用价值。而按照边际价值理论分析，环境资源不但具有效用，而且具有效用价值，效用价值也可以计量。效用计量单位可以用生物量度、物理量度、化学量度、实物量度等计量单位予以反映，也可以用货币计量单位。环境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应选择货币计量单位。货币计量的优点是能为不同质量、数量的物品提供一个统一的量度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但由于受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要将实物量度转化为货币量度，有时其精确度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用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共同表现环境资源的数量成为必要。多种计量表现能够互相补充，提供更加完整准确的信息，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此外，环境会计主体内的环境投资、环境费用、部分环境效益等仍然包含着劳动价值量，对于这部分环境要素仍然可以按包含劳动价值量的货币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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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为环境的极度破坏付出了代价。环境会计便是从会计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记录，以此为环境保护做出客观的评价。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的不断恶化，环境会计，特别是环境会计计量的研究将会越来越重要。

关键词：环境会计；计量方法；实施建议一、推行环境会计的意义

环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于环境污染也愈加受到关注。截至到2012年，我国的废水排放总量已经达到了6591922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674509.3亿立方米；各地区沙化面积达到17310.77公顷。与此同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从2001年的1166.7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7114亿元，增幅达到83.6%①。我们应该注意到，如此严峻的数据背后是企业不断的生产，又不断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是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付出的代价，它急迫的需要企业来承担责任，或者说这种成本――环境成本。会计理应对这种环境成本进行公允的反映和记录，以真实而完整的反映企业信息。

美国当代会计学家井尻雄士认为：会计计量是会计系统的核心职能。那么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环境会计的核心自然也在于计量。

对环境会计进行计量的意义在于：第一，它能抑制企业，特别是生产型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财务会计目标之一便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无论是激励企业对环境的积极保护，还是惩治企业对环境的大肆破坏，环境会计都能通过向企业内部和社会传递信息，达到企业自制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进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绿色增长。第二，会计对环境这一隐形因素进行反映，能够更加全面的放映企业的价值，使得企业的财务信息使用者得到真实有用的资料。

然而环境会计的瓶颈也在于此，如何真实而可靠的对环境进行计量是目前环境会计遇到的最大的难题。

二、环境会计的对象

环境会计对象在传统会计所反映和管理的内容中加入了环境的内容，特别注重环境科学和会计实物的结合。有学者提出，环境会计的对象不全是自然资源环境，而应该是企业环境行为涉及的自然环境空间、环境要素和环境因子。也有人认为环境会计对象是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不断损耗和不断补偿的循环过程②。

三、环境会计的特点和要求

1.环境会计的特点

非交易性，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多元计量等等是环境要素的特点，同时也成为了环境会计计量的难点。

首先，环境会计的各个要素不是商品，不能流动，没有定价，因此很难像其他会计要素一样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其价值。其次，环境会计计量的要素由环境资源价值、环境成本、环境效益等构成，它们的内在数量关系并非一致，即具有非同质性。正是这种非同质性给环境会计计量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再次，环境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其计量尺度自然是以货币为主，但是环境资源价值仅仅通过货币进行反映是绝对不够的。譬如，环境污染之后，对生态平衡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对居民生活造成了多大的负担，对企业形象造成了多大影响单单通过货币是不能够完整量度的。最后，由于操作困难等原因，很可能使得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记录的结果具有模糊性，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同。

2.环境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相关性。目前，我国环境会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是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金融机构等。因此，企业环境会计需要披露的信息应集中在政府宏观管理、经济政策、环境政策、投资信息、信贷决策等等之中。

可比性。我国环境会计计量还处于初步阶段，保持环境会计信息之间的可比性，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过去、预测未来。

可靠性。虽然环境会计计量在操作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们大可不必牺牲可靠性来满足可比性。环境会计计量不同于传统的会计计量方法，它需要除了货币以外的其他度量单位进行全面反映，复合型计量单位将会是环境会计计量单位的发展方向。

重要性。环境会计计量应满足重要性原则，以使得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的不同时期，根据相关信息对使用者的重要程度，进行相应的披露。

四、环境会计计量的方法

正如上文所述，环境会计的难点在于计量。正因为环境资源的价值难以确定，会计学界产生了各具特点计量的方法，其中有市场价值法，人力资本发，机会成本法，恢复费用法，防护费用法，模糊数学法等等。

1.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是将环境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导致环境质量的变化，从而使得生产率和生产成本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产品价格和产出的变化。有学者给出了两种计量模型③。第一种是产量增加但不影响市场价格的情况下：V=Q(P-CV)-F。其中V表示生态环境价值；Q表示企业产量的变化量；P为价格；CV表示单位产品的可变成本；F为固定成本。这个模型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产量不影响价格，生态环境价值只取决于企业生产产品的多少，与其他因素无关。第二种是生态环境变化会导致产品的生产价格变化：V=Q(P1+P2)/2。其中P1、P2表示产量变化前后的价格。此模型表示环境价值同时受到价格和产量变化的影响。

2.机会成本法

机会成本法取自于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它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价值而必须放弃的其他的价值。将它应用于环境会计是指在没有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可以用替代用途的收益来计算环境破坏或资源占用的成本。譬如，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范围，使用一个鱼塘的收益来计量污染类似鱼塘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由于环境会计要素的非交易性特点，机会成本法可以避免因无法获得市场价值造成的计算困难。这种方法往往运用于废物占地、水资源短缺等情况。

3.防护费用法和恢复费用法

防护费用法是指为了保护环境不受破坏，或降低对环境的破坏而愿意担负的费用，以此来估算环境污染的损失。恢复费用法是指将被污染的环境恢复洁净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以此来估算环境污染的损失。

4.假象市场法

这种方法是指：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都无法获取环境资源价值的时候，只好通过建立假象的市场来解决计量问题。假象市场法有投标博弈法、无费用选择法、专家调查法等几种。

投标博弈法通过模拟商品买卖过程来了解被调查者的受偿意愿。之后通过对愿意受偿的金额进行加权平均来估算环境资源的价值。

无费用选择法指在所有的方案都不需要付钱的情况下，记录被调查者愿意选择的方案，之后通过比较得出环境质量的经济价值。

专家调查法是指发函询问各个专家对环境质量的意见，汇总整理之后以匿名的方式再次发给各个专家以获取进一步的意见，可以如此反复进行。当所有人的意见趋于一致的时候，便能够得出环境质量的经济价值。

5.污染许可证

这是一种经济学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既然环境污染不能够完全消除，那么政府就应该对环境污染进行管制，比如可以制定严格的排污量。当对各个企业限制排污量的时候，各个企业可以在市场里买卖自己企业的排污量，并严格遵守自己剩余的排污量，以此保证排污总量保持不变。这样便创造了一种新的稀缺资源：污染许可证。经济学家认为，污染许可证市场同样受到供求因素的支配，看不见的手能够保证这个市场有效的配置污染权。只有以高成本才能减少污染的企业才愿意以高价格购买污染许可证，而以低成本便能减少污染的企业也愿意出卖它们拥有的许可证。

如果污染许可证能够得以实行，在促进环境保护的同时便能够轻松解决环境会计计量的问题。它为环境资源创造了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里环境要素能够得到公允的计量，即买卖污染许可证时愿意支付的价格。同时，这样计量的结果避免了模糊性、不可比性、非同质性，还能够保证可靠性和重要性。

由于环境会计的特点和环境会计计量的要求，使得环境会计的发展还有待更多学者来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

［2］宁福顺,邵周元.环境会计计量方法简介［J］.财会月刊(综合).2006(3):44-45.

［3］刘琨.环境会计计量理论与方法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02):118-119.

注解：

①2012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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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生态学；课堂教学；网络

一、教育生态学

由于生态学和教育学的相互渗透，美国教育学者沃勒于1932年首次在他的著名《教育社会学》中提出“课堂生态学”（ecology of classroom）概念。上世纪80～90年代，随着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微观课堂生态受到关注。华盛顿大学的Goodlad.J（1987）首次提出了学校是个“文化生态系统”的观点，而生态教育学家C.A.Bowers又对学校微观生态（如课堂教学等）、文化、生态危机等教育生态问题进行了研究。本世纪初，Leather（2003）出版了《语言习得生态学》专著，标志着生态外语课堂教学正在形成。

二、课堂教学生态系统

Doyle & Ponder把英语多媒体课堂环境定义为一个包括课堂技术、物理、社会和价值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环境。其中课堂技术环境由计算机等硬件资源等要素组成，物理环境由光线与照明、颜色与温度等要素组成，社会环境由教室布置、班级规模、课程与教材、第二课堂等要素组成，价值环境由校风与班风、学习目的与兴趣以及对英语考试的态度等要素组成。这些要素一起构成英语多媒体课堂生态系统，而师生是该生态系统的主体，因此我们可以从教育生态学视角对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进行考察，进一步调查、分析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优化生态课堂。

三、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课堂生态化现状

本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方法分析大学英语课堂生态化现状。作者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共向2010级英语专业学生发放200份问卷，收回有效卷180份，问卷涉及教学技术、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和价值环境。对所有问卷选项进行量化后，用Excel的数据分析工具进行描述分析，结果发现四种环境要素的均数都不高，对其低分项分析如下：

1.课堂技术环境。各项要素分数较高，学生对此意见不大。

2.课堂物理环境。56%的学生认为感到压抑，70%的学生认为教室内温度夏天过高，冬天过低。

3.课堂社会环境。只有20%的学生对教室座位编排感到满意，仅40%的学生对现有的课程和教材表示满意，60%的学生对第二课堂感到不满意，认为在课堂之外很少接触到英语，课外活动不够丰富。

4.课堂价值环境。学生方面，只有10%的学生对学校之前的早晚自习感到赞同，25%的学生课余时间会去图书馆自修，查找资料。85%的学生认为英语专业考试目的是帮助就业，英语学习功利性较强，自主学习动机较弱；教师方面，80%的教师有固定教学模式，缺乏灵活性；75%的教师课堂上以讲授式教学为主，内容局限于教材，少有学生提问，课堂气氛总体偏向安静。

四、从教育生态学角度看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课堂教学

1.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网络环境下的英语课堂生态。英语多媒体课堂生态的着眼点是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强化学生的竞争意识，激发其英语兴趣及学习动力，从而在英语学习中不断产生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后又会激发求知欲，如此循环上升，不断地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面对个性迥异的学生，教师也要充分尊重差异，做到因材施教。随着课堂生态化的形成，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会不断增强，语言素质会不断提高，外语教育便可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坚实之路。

2.构建互动性的网络环境下的英语课堂生态。教学上的互动是教师和学生为完成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教和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教学生态环境和生态形式。教学互动的形式，大体上可以这样分类：师生互动、人机互动、生生互动、动态互动和静态互动、即时互动、继时互动和超前互动、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教师可以从学生上课听说的表现，对课内知识的消化等方面鉴别教学互动的效果。

3.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下的英语课堂生态。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教师与学生是英语多媒体课堂生态系统中的两个关键“生态因子”，师生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否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师生之间需要相互协作、相互尊重，教学过程要具有多样性、开放性、灵活性。和谐的生态环境离不开舒适的物理环境和技术环境，学校应该重视学生在这两方面的期望，努力完善各项设施，达到学生的期望值。

五、结论

教育生态学作为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为网络环境下的外语课堂教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运用教育生态学原理，创建生态化大学英语，改革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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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建设

1城市规划的重要作用

每个城市的发展都必须以城市规划为基础，在明确城市发展目标的前提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虑到城市的布局与发展，增加绿化率，为公民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城市规划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资金，克服土地开发中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给城市带来较好的城市风貌，能够吸引更多的招商投资，从根本上降低土地开发使用中的成本。同时，良好的城市规划能够提高城市环境，目前随着工业经济技术的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多阻碍，人们已经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科学的城市规划能够将工业区与城市生活区有效隔离开来，合理的布局城市所处地域，并将环境污染的处理措施作为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待。

2城市规划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2.1协调原则

城市规划设计的好坏制约着城市建设的成败，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经济、安全、美学的原则，城市建设主要是在规划的指导下，处理好城市局部建设和整体发展的辩证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这也是当代人类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2.2发展的原则

城市规划要坚持适用、经济的原则，贯彻勤俭建国的美德，城市规划应当符合防火、防爆、抗震、防洪、防泥石流等要求，保护好城市中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古迹，树立为全体市民服务的指导思想。城市建设与管理要不断促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力推广无障碍生态设计，为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城市规划建设的有效策略

3.1建立高标准的城市规划编制

城市规划编制可以使城市健康有序地发展，城市规划要着眼于勇于探索，以科学发展观为理念来指导，控制好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环节，把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作为基础，把生态环境放在首位，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机融合。

3.2生态规划设计方法

生态设计中如果缺乏文化含义和美感是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城市规划方法要避免把园林、绿地规划作为总体规划的一个专项规划来进行，要求在城市景观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创造高质量的城市空间环境，强化其地方特色。城市规划设计需要融合环境要素的全部内容，生态设计必须建立在经济、旅游、生态等专业的基础上，协调好土地的利用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在满足城市环境功能的基础上，不断改善生态设计的实践主体，体现出对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开发。针对城市公共空间生态景观的改造与更新，注意划分景观空间不同层面的渐进关系，为创造高质量的城市空间环境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借助于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优化原有景观要素，构建合理的景观格局，使城市整体功能发挥出最优的效益。

3.3遵循城市建设的规划体系

城市建设要符合城市规划的标准，建设活动必须遵循城市规划的要求，城市规划的各项建设必须从城市规划管理的角度出发，坚持并按照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及相关规定，结合建设工程的项目性质、资金投入等因素，把建设项目合理划分，整合建设工程作为规划设计中的重点工作，抓好规划项目工程的建设，城市建设要分缓慢紧急，按照城市规划确定的开发程序和部署的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重点项目，优先建设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基础服务设施，尤其是重要城市的框架结构先建起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要根据项目建成后，是否有经营性项目来确定运作模式，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便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