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制度范文

时间:2024-02-22 17: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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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制度

篇1

其实,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领域的其它公平有着共性,我们可以具体地把公平划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所表现的就是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接受教育权利平等、接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基本人权;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所表现的就是如果在起点不公的现实中,可以通过相应的宏观制度、政策和微观层面的师生关系的互动等继续体现和维护教育公平;高等教育的结果公平,所表现的是最终收益,学生的学业成就上的最具有实质性的公平,是教育的质量层面和目标层面上的平等收益。

1创新行政管理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政府加强制度建设,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利益矛盾、促进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实现高等教育公平,也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逐步实现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过程。作为由国家实行的公共行政政策,扩大高等教育公平的主要途径是:政府首先必须以行政实行每一个教育阶段的制度,逐渐普及教育;在教育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必须要消除基于偏见、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的不公平限制,形成公平、公正和公开的规则;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基本原则是有利于缩小事实存在的不公平差距,纠正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状况,处于弱势群体最应该首要的给予帮助等等。

1.1高等教育公平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效能

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理想呢?全社会要实教育的共同发展,主要责任在政府。俗话说,“只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事儿。”政府应该通过创新针对教育上的行政管理制度尽最大可能解决一些极其难办的事情,就像前边所说关于“教育公平所表现出的上学难、择校难等问题”,可以想象,政府行政行为的难度和阻力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培养一名专业能力精、综合素质强的大学生涉及到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专业设置,师资力量和科研氛围等等都是有着较高的标准,办好每一所高校所涉及的问题面还要比这些更广,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政府要充分发挥服务型效能解决问题,高等教育质量自然就上去了。因为教育公平不仅仅是我国面临的困惑,也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困惑,教育公平更是检验一个国家建立服务型政府具有说服力的标准。

1.2行政管理为高等教育公平提供了有力保证

高等教育一直是人们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实现高等教育公平,需要抓住机会公平这个关键,政府的行政制度为提供这个公平的机会而保驾护航;实现教育公平,离不开规则公平的保障。一些教育不公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多因为有不合理、不公平规则在“撑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下,保障教育公平,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合理配置资源,重点照顾落后地区、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等,使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公平分配分布,尽量使人人都有相似的教育机会、成长环境。有了政府提供的教育政策这道“圣旨”,目前愈演愈烈的上学难、择校难都将失去现实利益基础和心理基础,将不攻自破。因此,促进教育公平,政府的行政制度与权力必须要整治和完善教育制度科教视点体系,着力促进教育制度规则公平,依法治教,规范管理,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用科学制度保障教育事业“阳光运行”,放射出惠及亿万人民的公平正义光芒。

1.3教育公平是行政公平体现出的成果

在现实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其他不公平的现象,造成这些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既有行政改革不完善和体制不健全的原因,又有行政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因素;既有现实因素,又有历史原因。保证行政管理制度公平,加快行政管理制度发展步伐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行政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现象,最终的解决途径还是要靠科学的发展生产力与分配制度。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合理实施行政公平制度,把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做厚,同时更要合理地为教育“切好蛋糕”,增加教育经费才会更有效地促进教育公平。否则,只能是低水平、低层次的“教育公平”,受教育的“贫富差距”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因此,教育公平是行政公平构建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同时也是重要的组成一部分。

2实现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建议

创新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可以放眼于高等教育未来的顶层设计,突出重点领域,掌握长期困扰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难点问题和能层层化解社会关注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问题等。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绝不能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确保这些学生顺利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是政府责任和行政公平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每年资助各级各类学生达1.8亿人次,资助经费从2003年的18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510亿元。仅2010年度,国家助学贷款资助人数就突破了100万人,贷款发放金额超过100亿元,较2009年度分别增长11.6%和32%,创历史新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进步与完善,特别是现代教育制度的不断确立与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创新与改革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2.1确立政府“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教育事业可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是半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政府在提供教育资源时,应把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推进教育公平作为重要的理念和目标,高等教育虽说不在义务教育领域内,但也不能游走与教育均衡发展之外。处于一个人在接受教育的顶端阶段,高等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更是政府为接受教育的民众有着沉重的责任和光荣的使命。政府要将“第一责任人”的意识集中于宏观的和基础的工作中,如提供科学合理的教育政策和制度、监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提供、保障教育领域的公平竞争、确保高等教育阶段资源分配的平等、保护教育领域的弱势群体等,并以此来保证教育的公益性与教育领域的社会公平。

2.2政府行政权力的下放要做到张弛有度

当前,政府加强对教育体制的宏观调控功能,构建适应现代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是权力下放的范围和权力行使限度的问题。为了更有利地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和效益,国家要充分号召和调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振兴教育事业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国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一直强调简政放权,却相对忽视了其范围和限度。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地方和学校的办学积极性;但是权力的下放,也不是放得越多就越好。高等教育事业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不断强化和继续完善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型职能。以完备的公共财政制度为依托,区分好基本教育服务和高等教育服务,界定政府管理不同类型教育服务的职责。

2.3构建起政府行政管理对高等教育的法制模式

政府要转变教育管理的模式,建立与社会主义以法治国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配套的管理体制。然而,我国的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领导管理的意志和行政命令的意识形态,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上级指挥下级,下级服从于上级并向上级负责;对高等教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活动缺少相关职权和实施程序,缺少严格的法律约束和法律监督机制。这种管理方式强调的是权力的行使,而非责任的承担,势必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容易导致借用行政权力诱发高等教育腐败与不公平现象的出现,更不利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变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渐成熟,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依法治校更是我国维护高等教育公平方针的有力措施。根据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实行依法治教,就是要把高等教育管理和办学特色纳入法治轨道,是深化教育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公平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完成新时代教育工作的历史使命。

2.4保障就业是促进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体现

保障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各级政府、高校以及全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大力度,形成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强大合力。各级政府可以做到将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就业可以纳入当地所有就业人群的总体规划之中,就当前形式来看,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问题已放在政府行政工作任务的头等大事之一。政府的行政方向还应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引导和号召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服务,为大学生就业减少成本、提供方便,加强统筹安排,可以从清理毕业生就业的制度障碍入手,具体表现在深化户籍、人事和用工制度改革等;政府对企业在聘用人才方面应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落实吸收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使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大学毕业生的“蓄水池”;政府应完善大学生的创业扶持政策,为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学生开展自主创业提供服务;积极鼓励年轻有为的高校毕业生投身于基层工作的,大胆任命、大力提拔。对高校来说,要把促进就业作为头等大事,努力拓展毕业生就业空间。

2.5关于实行终身教育措施

我国目前主要实行的是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校教育资源的制约,在学生入学、受教育过程中遇到的不公平对待,在以后的生活中很难得到补偿。而实行终身教育制度则要求建立灵活多样的开放式的教育体系,即使学生的前期教育不充分,也可以通过以后的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其他形式的教育得到补偿。

3结语

篇2

首先,新加坡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对其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重大的规定性和保障作用。我们知道,公共政策执行效率同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央集权的体制有利于保证各级政策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顺从政策意志,并能较好地协调各执行组织之间的关系以有效保证公共政策的统一执行与实施。例如,新加坡的在职教师教育政策,不仅由政府制定统一的培训方案及其课程,而且还统一规定相对固定的培训机构、培训地点和时间。其中,在职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为了满足不同水平不同学科教师的需要,新加坡国家教育学院提供了多样化的培训计划与课程,其中有提升教学人员专业知识的培训课程,如物理教学在职文凭(In-serviceDiplomainPhysicsTeaching)计划;也有为学校管理者或教师提供的里程碑培训项目。2001年,新加坡教育部正式启动“教育服务专业化发展与职业规划”方案,该方案有3条专业发展路径供教师们选择。其中,而选择高级教师路径的人员,可接受课程与教学设计、教育心理与指导、教育考评与测量、研究与统计四个领域的专门培训。[4]这种由政府相对统一制定的方案不仅有利于教师平等接受各种再教育和培训活动,而且还能缩小各所学校教师质量的差距,最终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不仅如此,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有利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教师最需要提升的素质培训方面。这样不仅使其政策执行所需的大笔经费得到了较为充足的保障,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利用效率。如为了吸引在职教师积极参与各种培训,新加坡教育部下拨专项经费,用以支付在职教师培训时所需的相关费用等。[5]再如,为了让新加坡中小学教师都能掌握并能使用现代信息技手段教学,在其信息技术教育总体规划的第一年(1997年),该政府在其后的5年时间内下拨了20亿新元,专门用于学校配备硬件设施、帮助学校建立网络、开发课程软件以及培训师资等。[6]正是由于经费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才有充裕的执行资源。总之,新加坡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师培训的具体途径、教师教育发展标准以及教师教育所需费用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中央统一制定或下拨。这种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其政策在各所学校推行时比较顺利,有效地保证了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较为普遍而彻底的实施。

二、法律制度的影响

新加坡严厉的法律制度对其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重要的规范性作用。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得以顺利执行,除了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政策法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教育发展规模等因素影响外,还受到这个国家法律法规的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必须具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否则就无法执行。[7]在新加坡,由于自然资源极其匮乏,人是其唯一资源,而教师作为承担开发人力资源的主力军,其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成败。因而新加坡政府极其重视教师人力资源的开发,并将教师专业化培训方案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台,从而使其政策执行做到有法可依。例如,为了保证教师教育政策能持续有效地执行,增强教师参与培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持久性,新加坡政府不仅颁布了《教师法》和《教师教育法》;而且,为了让教师安心教学和终身学习,该国还颁布了《就业法》、《工作关系法》和《公积金法》等教师福利方面的法律法规。[8]这些法律条文不仅明确了教师参与在职培训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就其福利待遇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新加坡的法律文件对教师教育政策的执行不仅具有强制作用,而且还具有激励作用,有效地促进了政策的实施。不仅如此,在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中,执行机构与人员会经常面对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歪曲理解或拒不执行等问题,这也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9]我们知道,法律手段在教师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不仅能消除阻碍其政策目标实现的各种干扰,而且还能保障其政策执行活动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10]再有,法律还可以明确规定执行政策的各级机构及其人员的职责权限,而职权关系的法律化能提高其政策执行的严肃性,从而克服其盲目性和随意性。例如,新加坡的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教育学院培训教师的理念、具体任务、目标以及实施方案。不仅如此,良好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把教育政策执行中良好的行政意志、民众意志和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武器。这样不仅能满足教师的需求,有利于教师教育政策执行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而且还能维护政策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利益配置的合法性。[11]比如,新加坡政府在其《教育法》和《教师法》中,明确提出维护教师的尊严和人身合法权益。只有当法治能充分为师道尊严、教育受到伤害而保驾护航,作为教育理念的执行者能得到充分理解和认同时,教师职业的自豪感才能得到激活,教师才能切实感到教书育人职责的神圣,也才能自发地学习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这个国家的教育才会发达。[12]再如,为了让教育经费切实用于教师教育,以避免个别妄想贪污或挪用教育经费的行为,新加坡政府不仅出台了严厉的法律文件,同时还建立了反贪局等监督与惩罚机构予以配合。因此,可以说新加坡的法律制度为其教师教育政策的顺利实施起到了明确责权、统一民众意愿、防止行为等作用,较好地避免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三、经济制度的影响

政策执行虽然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最终服从于特定的经济利益主体。因而,政策的有效执行受其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对其政策执行起着导向作用。比如,新加坡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开放性的,自由经济与统制经济相结合的混合型市场经济体制。[13]这就决定了该国教师教育政策在其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必定受其影响并与之相协调。一方面,新加坡政府统一制定具体的教师培训方案。另一方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呈现出自由竞争的机制。比如,新加坡政府要求承担培训任务的不同机构为教师提供既能满足其专业发展需求,同时也能提供满足教师非专业发展需要的菜单式课程。而教师自主选择培训机构与培训课程,既能增强他们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14]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提升了教师教育政策的质量及执行效率。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制约着其公共政策的调整与执行。可以说,新加坡任何阶段的教师教育政策,无不体现出引导、鼓励人们将自己的才智、精力和各种能力用到经济建设上。[15]如在1965年提出发展基础教育以配合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时需求大量小学教师,于是新加坡政府就集中精力培养小学师资。当教师数量得到满足后,该政府又开始提高教师质量。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采取分流教育制度,对于教师也采用不同的分流培训措施。到了1987年,新加坡正式推行将英语作为第一教学用语,母语为第二教学用语的双语教育政策,随即也组织教师掌握英语教学语的培训。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加坡经济发展战略注重创新,为此提出“注重培养学生思考、少教多学”的教育发展策略,并组织在职教师参与各种新教学方式的培训。进入21世纪,面对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挑战,新加坡政府不断改革教育发展模式,目的是让每位学生均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教育。[16]在这种背景下,教师的作用、角色和核心使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其培训模式随之改变,政府在结合过去“理论—实践课程系统”的基础上,强调规范教师学历、学位制度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构建新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加强教师对课程设计、提问和反馈等教育基本理念的理解;强调教育以学生为工作核心,注重培养学生获得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能力等等。[17]2007年,新加坡教育部又提出重点培养教师具备专业实践能力、领导和管理能力、个人效力等技能。此外,还要求教师通过日常反思、行动研究、导师合作、实习、见习等方式,来加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18]由此可见,新加坡任何阶段的教师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完善,都充分地体现了根据其市场需求来配置资源以更好地满足教师实际需求的特点,而这一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总之,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对其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具有导向作用,而且也制约其政策调整的方向,其最终目的是使教师教育政策与其经济制度更为密切的配合。而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有效地促进其政策的顺利推行。这是因为经济制度在其政策执行过程中,能够将实施政策的任务与物质利益挂钩,并以责、权、利相统一的形式固定下来,间接规范人们的行为,给执行人员以内在的推动力以增强其政策执行的效力。[19]比如,新加坡政府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激励教师努力工作并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而且,政策执行还与目标群体拥有资源的多寡有关,目标群体资源越丰富,法令执行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非生产性成本就越低。[20]如为了吸引和留住一流的人才献身教育事业,以培养未来有创新、有能力、高素质的下一代,新加坡政府努力招募优秀人才从教,并购置现代化的教学器材。而良好的福利待遇、教学和科研环境,又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前往新加坡任教,而高素质的人才对于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21]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程度不仅影响着政策方案的调整与完善,同时也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普遍性与彻底性。[22]

四、激励机制的影响

篇3

关键词:教学敏感;表征维度;表征形态

作者简介:金绍荣(1980-),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王德清(1950-),男,四川德阳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民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1)33-0050-04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的职业院校课堂教学活动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教学目标过多强调理论基础和知识厚度的掌握,教学过程以讲授和习作为主,课堂组织形式机械呆板,职业性和技术性的氛围欠缺,学生课堂上“非暴力不合作”现象常见,究其原因,固然与教师的教学管理水平等客观性因素有关,但教师的教学敏感(对教学目标、教学角色,师生关系和教学情境的自我意识)等主观性因素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教学敏感缺失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很难有机整合,要么课堂教学冲突不断,致使教师无法开展有效活动;要么课堂情境死气沉沉,学生常常游历于课堂教学内容之外,听课有如坐过山车,缺乏对职业知识的渴求愿望。诸如此类,严重阻碍了职业院校学生“思想性素质、身心性素质、知识性素质、方法性素质、技能性素质、能力性素质”等“六性”素质结构[1]的养成和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既然教学敏感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是教学敏感呢?其在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活动中又是怎样来表征其影响作用的呢?

二、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敏感的表征维度

教学敏感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审时度势,把握教学时机,创设师生心理互动情境,生成有效教学的自我意识。它是由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三种心理成分所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心理现象的内在统一,也是教师对教学知识中“缄默知识”的直觉认知以及对现代教学思想的实践感悟。教师需要教学敏感,这就如同园林设计师需要敏感地把握景物层次,建筑师需要敏感地把握线条,画家需要敏感地把握色彩,药剂师需要敏感地把握药性,诗人需要敏感地把握文字意蕴一样。但职业院校教师的教学敏感却是从教学情境的场域性、教学语言的思想性及教学声音的感染性这三个维度来加以表征的。

(一)教学情境的场域性

场域是布迪厄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布迪厄(1998)指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架。”[2]教学情境的场域性是指课堂教学环境如同教师和学生共建的心理场域,师生置于其中感知教学情境的变化以及所采取的相应行为。它是经过一种经过教师特殊加工的微观教学环境,置于其中的教师要对课堂中出现的异常情况保持高度敏感,善于把握和领悟瞬息即逝的教学情境,及时转化课堂教学中的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以引发学生积极思考,使他们在情景交融的教学互动中收获感悟,体验知识、放飞心灵、娴熟技能,进而深化对所需学科知识的理解、所求人性修养的关注和所备职业技能的重视。为此,职业院校的教师要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建构课堂教学情境的场域性。

一是要整体把控教学要素,努力架构灵性的教学场景。在职业院校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首先应努力把握好教学情境的主体性要素。不光教师要对学生的课堂学习行为产生及时感应与有效反馈等敏感行为,而且学生也应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有效对接与适时跟进等敏感行动;其次,还应切实关注教学情境的客体性要素。要注意通过教学媒体与教学手段等来灵性和活化教学活动,营造师生互动的教学场域,进而在立体动态化等多维刺激中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最终促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依据教学情境信息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进而达成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是要紧密跟进教学目标,切实营造适宜的教学情境。在职业教育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紧密跟进教学目标的要求,切实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确定一些有利于师生心灵互动的教学方案、组织设计一些有利于师生心绪飞翔的教学方式、创设一些有利于师生情感升华的实训情境,进而建构一种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教学心理场域,从而在适宜教学氛围的营造中切实提升职业教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三是要密切关注教学对象,及时创设和谐的教学环境。在课堂教学中,一是要密切关注学生的一举一动,审时度势,针对学生的差异性来创设合适的教学环境;二是要紧扣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联系实际,宏观统筹,在学生完成具体工作任务的过程中通过形成性评价来优化原有的教学环境,进而在教学环境的创设与优化中不断提升职业教育课堂教学的质量。

总之,教学情境的场域性如同在“情境-教师-学生”三者之间形成良性推进的心理场,它将不断改变学生的认知结构和心理结构,最终启发学生的心智、建构学生良好的心理素养。

(二)语言的思想性

语言的思想性是指教师能洞察言词在教学情境中的精妙表现力与生命力,真切感悟其生命的觉醒与丰富,使课堂教学语言富有创造力与活力。职业院校教师的岗位特点决定了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要把语言的运用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教师语言的思想性是塑造学生心灵最为精细和极为有效的武器,它可以唤醒学生内心精神世界的自觉,进而使师生获取生命的自由与富足。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学问题,哲学无非是通过语言分析把问题讲清楚[3]。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把语言作为人存在的家,他认为“语言是人的存在的基础。”[4]由此不难看出,语言对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以及人的思想交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要成为一名有所建树的职业教育老师,不但要求其应拥有良好的语言敏感力,而且还应具备善于透过语言去洞察学生的心灵秘密的能力,进而通过教师的语言艺术来唤醒学生精神境界的有效提升。

而为了实现这一境界,对职业院校的教师来说,一是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优良的师德素质是展现教师语言思想性的前提。只有那些职业道德修养高尚的教师才能把教育工作当成一项塑造学生灵魂的伟大事业,才会通过时刻关注和呵护学生的心灵等方式把对学生的爱融入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进而用充满道德力量的语言去感染学生,激发其学习热情,鼓舞其学习斗志。

二是要娴熟运用课堂教学语言艺术。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艺术是指在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从而给学生以美的感受并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一种艺术。教师在日常的课堂教学活动中,一定要有意识地通过铸造语言的风格美、建构语言的音色美、感悟语言的节奏美、体味语言的结构美、体验语言的情感美、感受语言的意境美等途径,在言简意赅、生动流畅、抑扬顿挫、高涨迭起、情感四溢、情景合一的语言美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课堂教学语言艺术。

三是要切实提升语言修养水平。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一句不经意的说法轻则伤害学生一时,重则伤害学生一生。反之,教师适时的一句鼓励的话语能唤醒学生为其理想和信念的实现而不懈努力奋斗,这正是教师语言的魅力和实质所在。诚然,课堂教学中的身教固然重要,但具有道德感染力的语言艺术之于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也是无可替代的,一种充满艺术魅力的教学语言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教育,因此,从道德教育层面来看,教师也应具备高超的语言艺术,这不但是教师语言的思想性呼吁教师要杜绝“语言暴力”的实然,而且还是教师语言的思想性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语言修养水平的必然,甚至更是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通过教学语言艺术来突显教学的道德美之应然。

(三)声音的感染性

声音的感染性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对教学的有声语言敏锐感知及其相应的行为反应。法国史学家兼评论家丹纳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一切骚扰不宁,起伏不定的情绪,连最微妙的波动,最隐蔽的心情,都能由声音直接表示出来。而表达的有力,细致,正确,都无与伦比。”[4]言语的声音形态是蛰伏在言语字里行间中的生命律动的表达,是言语生命现象的彰显。

职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密切关注声音的感染性,让情感与思想随着声波的跳跃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和互动情结,从而使理性思维的蓓蕾、感性激情的火花在声音的艺术释放中绽放。具体而言,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可根据教学内容的轻重与难容确定教学声音的节奏美和逻辑美、也可根据教学对象的言谈与举止创设教学声音的情感美与意境美、还可根据教学过程的起伏与紧凑生成教学声音的流畅美与舒适美、更可根据教学目标的特点与要求设置教学声音的风格美与旋律美,进而在音质的纯真甜美、音调的抑扬顿挫、音量的高低强弱、音速的快慢有致、语句的断连疏密、音符的轻松明快等声音特征的有机整合中不断拨动师生的情感之门和思绪之弦,并通过声音的感染性作用来引发师生的思想共鸣,形成情感互通、水融的良好课堂氛围,进而激发学生愉悦、积极、享受型的学习情感,为完成职业教育课堂教学目标打下基础。

三、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敏感的表征形态

职业院校的师生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从“情境的场域性、语言的思想性及声音的感染性”等表征维度来关注课堂教学的敏感性。然而,这些表征维度都是从视觉、听觉及动觉等感觉层面来进行思量的,故其大多停留在感性层面。要使教学敏感上升到系统性的理性认识高度,必须要从进一步深化的角度对其表征形态进行整体把握和科学认识。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我们将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敏感之表征形态划分为场景性敏感、反思性敏感和人际性敏感三种类型。

(一)场景性敏感

场景性敏感是指职业院校的师生在课堂教学自然环境中形成的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个人适应环境的敏感意识。教学自然环境包括课堂外部环境和课堂内部环境,教室周边的景物、声音、光线、气味等都是课堂外部环境,教学设施、实训设备、课堂氛围等是课堂内部环境。场景性敏感对教学来说,有些是有利的,有些是不利的,教师要善于消除不利因素对生成场景性敏感的影响,要充分挖掘有利的因素甚至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来促进场景性敏感的生成。

具体来说,教师要结合课堂教学的需求,充分利用时空因素和人文情感因素,将多功能教室、多媒体手段等自然环境和个人认知风格、团体动力等人文情感因素等有机运动、巧秒整合,通过宽松舒适的教学场景的创设来生成课堂教学活动的场景性敏感,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职业教育的教学实践表明,一个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的教师,突然改在多功能教室运用多媒体手段采用小组合作式学习形式进行教学就必然会增强学生的场景性敏感,促进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进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为此,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充分利用环境因素以及非环境因素,准确把握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动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采用适宜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及教学媒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切实有效的课堂教学管理常规,以形成一种适宜的教学场景,进而通过生生之间的适当竞争和有效合作来增强他们的教学敏感度,最终提升职业教育的课堂教学质量。

(二)反思性敏感

反思性敏感是指教师立足瞬息万变的教学情境,以教学活动为思考对象,敏锐捕捉教学情境中动态生成因素的反思意识。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提出,教师与其说是“技术熟练者”,不如说是“反思性实践家”。因为“反思性实践家”的思维方式具有“对瞬间变化的即兴思维、对问题情境的主体式的感性的深度参与、问题表象中多元视点的统整、对问题表象与解决中的背景化的思考、实践过程中问题的不断建构与再建构”[5]等独特性。为此,舍恩主张,教师要用“反思性实践”去替代以技术理性为原理的“技术性实践”,要立足于特定的教育教学情境,解决特定情境中的问题,进而在行动中进行反思,获取实践性知识。因此,从“技术熟练者”走向“反思性实践家”是职业院校教师由普通型教师向专家型和智慧型教师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必然历程,它表明了当前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活动的复杂性对职业院校的教师提出了许多更高、更严的要求。

然而,职业院校的教师要想顺利实现从“技术熟练者”到“反思性实践家”的有效转型却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实践教学积累和理论不断提升的过程。因为在反思性实践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学被看作是特殊的人在特殊时间、特殊情境中建构的一次性事件,恢复了实践情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追求结构化之意蕴,要求教师对于具体情境做出灵敏、细致的反应,并在情境中生发教学的意义。”[6]故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主导者,职业院校的教师要灵活监控整个教学过程,敏锐把握学生的问题与需要,高度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有效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适时对学生的课堂学习行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进而有效引导学生获得知识建构、素质养成和能力提升等成功体验。与此同时,职业院校的教师还应在具体的课堂教学情境中,凭借职业敏感及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捕捉和不失时机地创设教学时机,灵活机智地应对复杂、不确定的教学情境,进而使整个课堂教学活动向着有利于学生知识生成的方向推进,从而建构出一种有利于启迪心智、生成知识、形成技能和发展能力的教学氛围,借以保证职业教育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

(三)人际性敏感

人际性敏感又称人际敏感性,在这里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情绪与思维变化并采取一定的应变措施与其变化协调一致的策略意识。人际性敏感不仅是从事人际交往工作者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而且也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教学思想的必然诉求,更是职业院校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如何在职业院校的课堂教学实践中生成一种轻松、振奋、充实、愉悦的人际性敏感,进而使整个课堂教学活动提升到一种理想的境界,一直以来都是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有志之士致力解决的问题。

但人际性敏感的生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但要求教师从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努力营造一种自由、畅达、开放、平等的学习氛围,并通过情感融洽型的人际关系场的建构来保证课堂教学活动的有效运行。而且还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学生,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通过全面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及仔细观察学生的一言一行等路向,努力建构一个理想的、有利于师生情感交融和心灵传动的课堂教学活动场域。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理想的学习氛围不但是课堂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有效沟通的基础,而且也是师生良性互动、有效沟通形成的前提条件。因为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活动不单纯是一个传递知识、形成能力、养就素质的过程,其更是一个师生之间积极沟通、有效互动的过程。当师生关系处于融洽、和谐的发展阶段时,就能使师生深深体验到人际关系的和谐美与情感美,并进而由此产生愉悦的学习心情和强劲的创新动力,最终保证职业教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四、结语

教学敏感作为职业院校教师的一种意识直觉和理性感悟,它能有效提高教师的课堂应变能力,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但教学敏感的养成是教师专业知识逐渐积累和教学理念不断实践的结晶,是教师长期经验的自然习得和有意培养的能力积淀。虽然它不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教学敏感一旦生成,它就会在师生之间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和理想、适宜的活动场域,进而使师生在和谐的教学活动氛围及理想的活动场域中不断通过综合职业能力的提升和整体素质的提高等外在表征来保障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活动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梁成艾,全,唐瀛.论职业院校学生的“六性”素质体系及其养成途径[J].职教论坛,2010(12):27.

[2]刘博.教育场域中创新推广的资本分析――从布迪厄的观点出发[J].开放教育研究,2010(1):45.

[3]M・麦金.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

[4]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过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17.

篇4

关键词:财政管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包括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是我国行政管理职能和权力部门,是以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权力部门。在上个世纪90年代,相关部门颁布了两部制度,分别是《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解决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社会变化对行政事业单位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属于过渡性质会计制度。近几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这过渡性质的制度,似乎凝固了新时期会计核算步伐。该局面对于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协调发展非常不利,并且影响到国内财政机制运行,甚至于会产生财政的风险。所有地方财政的管理体制创新改革均不可避免财政层级的简化问题,这关系着财政管理成本降低与效率提高,同时也会影响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明晰。财政预算管理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的管理制度难以有效解决事权划分和政府之间的税种难题,因此需要不断的革新和完善。本文根据笔者的工作经验基于财政管理视角分析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一、财政管理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中作用

(一)利于单位预算和核算精细化

从财政管理方面来分析,新制度确立有利于管理资金类型、资金来源以及资金流向等各方面的核算。例如,《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提到,将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的核算进行细化,并且增多了精算的方式,以双分录操作方式为例,双分录操作方式有效的促进数据的使用,并可以对数据操作进行不同维度检测以及查询,可将数据更为清晰和直观的反应出来,便利于数据统计部门更好的将数据使用提供依据[1]。

(二)更为直观的体现全面化

新制度执行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在行政单位以及事业单位中开展会计核算目标需要一个既定的过程,并且重点在于可充分利用预算管理资源,并不断的满足财务双重管理的目的。这样的方式优点如下:1)不断的优化单位财务报表结构,使得整个结构更趋向合理化;2)增加正在建设中的管理项目,并规定各个科室必须定期汇报会计信息;3)可以检查出体制外的资金项目。新制度的执行能更好的将单位整体的财务状况展示出来,使得资金结构更为优化。

(三)客观体现单位综合财务状况

执行新制度,在处置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方面具有更为明显的优越性。同时,对于五星资产管理方面具有较大的改变,例如,许提折旧以及摊销等缺陷作了进一步的优化,这种方式能客观地展现出管理综合财务情况客观,能及时有效预防“小账”的情况出现[2]。杜绝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使得行政单位的会计更为清晰,以便更好对财力进行重新组合与配置,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客观反映综合财政状况。

二、基于财政管理视角分析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措施

基于财政管理视角,分析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措施,有以下的3方面体会:其一,不断地做好制度本身的完善工作;其二,要做好有关工作的融合以及连接工作;其三,发挥信息财务管理的优点[3]。基于财政管理视角分析,行政事业单位开展会计制度改革要根据上述3方面开展。

(一)完善新制度自身的补充工作

每一项制度要在正确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完善,近时期新旧制度间的更替工作正好证实了这一点。从新制度执行现状来看,新制度的颁布在今后的会计工作中发挥实际的意义,能做到有理可依,例如,固定资产的折旧问题,一般在执行应用中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因此,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固定资产能否做好计提折旧操作,新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以就计提、折旧的年限的具体年限已作出相对应的指导。现有的行政事业单位政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受限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严重不利于行政单位财务制度的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对行政事业单位财政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改革中需要注意财政层级框架设计的简化,严格根据每一种税种所占比情况进行规划,以期在保证税收合理性;同时,新制度的使用范围,依据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选择的会计制度,当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所以,关于制度自身而言,还需要做更深一层的政策制定,以便更为完善的规定制度,使之应用于全国各个范围内,统一使用标准[4]。

(二)要做好有关工作的融合以及连接工作

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属于不同范畴。从改革方面来分析,单位资产管理、财产管理以及预算管理等方面,需要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对制度制定不断进行完善,新执行制度要做好对应的工作,两者必须有机结合,相辅相成。要不断的增强行政单位资产管理工作之间的衔接工作,将行政事业单位管理、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实现统一。当前,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使用,尤其是在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分类方面,将固定资产分为六大类型,然而,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账务信息和管理信息系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必须尽快的做好分类工作,对财务核算与资产管理进行综合考虑。同时,将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规定作为参考依据,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与资产管理的有效融合与连接。

(三)发挥信息财务管理的优点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行政事业单位可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管理,实现统一管理模式。在预算、核算以及决算方面,使用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管理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建立并不断的完善数据库,将单位所有的会计核算信息归纳到同一个数据库中。使得我国的财政管理模式更为专业,对于核心业务系统的使用,通过互联网实现共享,这样能不断的优化核算的业务流程,减少业务人员的工作量,全面实现财务核算集中管理的目的。

三、结束语

总之,每一个行业的都在不断的进行制度改革,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是公共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财政管理和政府会计体系还处于发展阶段,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霍锦秀.从财政管理视角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改革的思考[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5,12(06):187-188.

[2]陈黎笋.新会计制度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探讨[J].财会学习,2015,5(18):49+100.

[3]刘薇.从财政管理角度浅析行政事业单位新会计制度[J].财经界(学术版),2016,5(03):150.

篇5

【关键词】指令流毒性 量化监管 动态调整 股指期货

一、引言

高频交易如风暴一般的席卷了华尔街,据统计2009年之前,美国市场中将近2000个交易公司中几乎2%是高频交易公司,然而2009年开始美国高频交易公司分别占了70%的股票市场交易量和近50%的期货市场交易量,这些高频交易公司通常充当了做市商的角色,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也提高流动性。

市场微观结构指出知情交易者可以利用不知情交易者获利。指令流被认为是有毒性的当它逆向选择做市商时,做市商可能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提供流动性的同时承受了损失,而指令流毒性会产生巨大的市场风险。

传统的衡量指令流毒性的PIN值(伊斯利,基弗,奥哈拉和裴普曼提出了一种算法,即通过报价序列中的数据推断出知情交易的概率即PIN值。

学者伊斯利在知情交易概率PIN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可直接估计高频交易中的指令流毒性(VPIN)。这种方法可以避免估计那些不可观测到的参数,并且可以随着新信息到达市场的速度来随机的更新VPIN,克服了在交易量很大的市场里难以估计PIN的困难,是一种较为简单易操作的测量指令流毒性的处理方法;实证结果表明VPIN可以预测短期毒性诱导的波动,特别是当涉及到大的价格波动的时候。

刘文文,张合金使用VPIN模型,2010年6月17日到2011年7月15日的数据来衡量我国股指期货市场上的指令流毒性;分析结果表明,VPIN可以监测到沪深300指数期货大跌和大涨时候的指令流毒性。

林焕耿试图基于VPIN构造高频交易策略,使用沪深300股指期货2011年11月到2012年10月的高频交易数据,以15分钟为时间框架计算VPIN及收益率。分析结果表明,当VPIN较大时,收益率与其一阶滞后项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VPIN对于预测股指期货收益率的作用。

综合国内外研究而言,国外研究学者从市场微观结构――信息模型出发,研究得出VPIN模型来直接估计高频交易中的指令流毒性,并基于“闪电崩盘”提供了验证。但VPIN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设定是由研究者的经验值而定,并非一个科学的值,该模型算法仍有待提升。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的是样本为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2013年5月2日至12月31日的当月主力合约的高频交易数据。

光大乌龙指事件发生在2013年8月16日,于是决定选择样本期间为2013年5月至12月。其次,在选取样本数据中,对于乌龙指当天的数据经过反复思考论证,决定使用次月主力合约的当天数据而非当月主力合约中的当天数据。因为光大乌龙指事件发生在8月16日,恰逢8月当月主力合约的交割日。上午发生了乌龙指事件光大买入了一揽子股票触发了一系列买卖交易,引致股市出现疯狂的上涨。尽管A股出现了较大的市场异动,但IF1308合约(当月合约)交割一切正常,顺利交割,交割量处于正常水平,未出现异常变动。交易量在小范围内放大,只有极少的大量买卖单入场。并未出现异动。可以看出乌龙指当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次月合约中,更能吻合市场的真实情形,于是最终使用次月合约中的当天数据来替换当月合约中的当天数据。

三、模型设定与计算

直观的说,模型解释了不知情交易中正常水平下的一只股票中的买和卖,并且使用数据来定义不知情交易指令流的概率,即ε。异常的买或卖的量解释了知情交易,并用这个量来定义θ。存在异常买量或卖量的交易阶段数用来定义α和β。

随着交易的进行,流动性提供者观察交易并且建模犹如他们使用贝叶斯定律来更新他们对指令流毒性的认知,这些认知在本文中被描述为参数估计。P(t)(Pn(t),Pb(t),Pg(t))我们记这个为流动性提供者对于事件的想法。在时间t,n表示没有消息发生,b表示坏消息发生,g表示好消息发生。于是他的认知(参数估计)在时间0时的P(0)=(1-α,αβ,α(1-β))。

这里,αθ+2ε是所有订单的到达率,αθ是知情交易订单的到达率。PIN非常直白的表现出了在一个信息交易阶段开始交易的可能性。PIN可以计量在整个订单流中,由于知情交易者而引起的部分订单,并且价差等式表示,PIN是决定价差的关键因素。

这些公式阐明了观点流动性提供者为了识别出进出市场的最优的水平需要正确的估计PIN值。PIN值的意外增加将会导致流动性提供者在不调整自己价格的时候蒙受损失。

计算PIN值的模型标准的途径使用了最大似然法来估计不可观测到的参数(α,β,θ,ε)操纵着交易中的随机过程,并且PIN源自于这些参数估计。在Easley(2012)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在高频市场中直接的测量毒性的分析估计,并不需要不可观测参数的中间值估计。他们改进了算法,用交易量的时间试图匹配市场中新消息到达的速度。这个以量为基础的算法,我们记为VPIN,为在高频交易环境下测量指令流毒性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度量方法。

整合交易能减轻交易分裂的影响,使用标准化的价格变化使得交易量分布以概率计算(我们叫做体积分布)。我们计算买量和卖量(VBτ和VSτ)用一分钟的时间条(我们之后会展示我们的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其他时间段的整合),但是分析也可以用交易量的分段。

同步交易量篮子使得我们可以很简单的估计这种规范。特别是,回想起我们将一个交易日分割至等规模的交易量篮子并且每一个交易量篮子相当于是一个时期的信息到达。这意味着VBτ+VSτ是一个常量,对于所有时间限制τ来说这个常量等于V。然后我们近似交易不平衡的期望为在n个交易篮子的平均交易不平衡。

计算VPIN是基于成交量划分的时间而非时钟时间。实现基于成交量的取样方法是将交易序列以均匀成交量分组,称为一个“成交量篮子”。一个成交量篮子是成交量加总的一组交易。完成篮子的最后一笔交易如比所需要的大,超过的成交量将被划分到下一个篮子,按照这样的成交量篮子取样后我们获取到一个观测值。构建成交量篮子时对每一笔买入和卖出成交量进行分类,成交量的方向与交易指令单毒性存在潜在联系,结合总成交量水平和成交量的方向可以指示出存在新信息的可能性。因此,买入成交量占多数说明毒性来自好的信息,反之亦然。我们通过观测买单和卖单之间交易的强度和不平衡性来估计出VPIN。

估计VPIN值需要选择V,即每个篮子的交易量,并且n是篮子的数量通常近似交易不平衡的期望。我们初始规定V为日平均交易量的50分之一。如果我们选择n=50,我们将会在50个篮子中估计VPIN指标,日平均交易量相当于找到了一个日VPIN值。我们的研究结果在广泛范围的V和n值选择下是稳健的。

每生成一个交易量篮子都会更新VPIN指标。这样,当51个篮子满了后,我们舍弃掉第一个篮子并且根据2-51个篮子来计算新的VPIN。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沪深300指数期货市场计算出的29734个VPIN值做统计,VPIN的偏度为1.341,说明该序列明显右偏;峰度系数为2.440,说明该序列具有厚尾的特征,从这些统计值可以看出样本期VPIN不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对沪深300指数期货市场的计算出的VPIN值做频度统计,VPIN值绝大多数集中在0.1和0.2这样的低位上,小于等于0.2的占了70.29%。说明市场在大部分时间的表现还是较为稳定的。处于0.2到0.6之间的中间值占到了29.37%,说明市场虽有波动,但整体波动在合理范围内。而高于0.6的只占了0.64%,VPIN高位值出现的次数微乎其微,说明异常波动总是占了很小的部分,这就意味着,通过实时监测VPIN值的发展动态,如果VPIN值出现了较高的数字的时候,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极有可能市场会发生巨幅异常波动。

(二)流毒性指标波动性分析

检验VPIN波动性指标包括各种各样的参数问题。本将通过在沪深300指数期货市场对不同的交易量篮子选取的过程来展示VPIN计量的稳健性。

选取交易量篮子的量在检验VPIN值中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过去使用的算法中,因为VPIN包括了交易不平衡和交易强度,聚集一定的时间间隔可以降低变量的噪声并重新调节。可以通过观察在同一天,使用不同的时间间隔聚集篮子内交易量的VPIN值表现,来检验稳健性。

本文中,交易量篮子内采用的是逐笔交易区分买卖交易量来聚合交易量篮子,以交易量篮子滚动计算VPIN值。而交易量篮子的大小(V)会影响到VPIN的计算。因为V越大,篮子数n就越小,滚动计算的次数少,意味着估计有不详尽的可能。如果V的设置选择太小,滚动计算次数太多,虽然更精确了却也是加大了计算量。一方面要保证计算VPIN值得准确性,另一方面也要控制计算量免得做多余无用功还浪费时间。

本文对VPIN模型的关键参数设定添加了动态调整的过程,经过反复的计算与调整,对交易量篮子(V)的值扫描更多的值,得出在更多V值下的VPIN模型计算的稳健性,给出V有效的参数库。以光大乌龙指事件当天2013年8月16日的VPIN来看:沪深300指数期货市场,V取日平均交易量的1/250―1/150之间,VPIN指标能够准确预警出乌龙指事件:

结合上图可知,V选取1/200―1/150日平均交易量,VPIN指标都可以在乌龙指发生前指出市场流毒性高,能够很好的预警出乌龙指事件,具有事前预警效果。

而对于1/200―1/150日平均交易量之外的参数,VPIN输出结果并不如预设中的准确。图2中V取1/100日平均交易量,由于交易量篮子的取值过大,导致滚动的次数少而错失了关键的监测点,从图中可以看出VPIN对乌龙指的到来并没有预警指示;而图3中V取1/250日平均交易量,由于交易量篮子取值过小,篮子滚动次数大大增加,虽然在乌龙指发生之前出现预警指示,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滚动次数过多使得VPIN过于敏感,在上午10点多就有预警指示。

五、结论

本文借鉴国外针对新型电子化交易市场的量化监管经验,在等交易量信息交易概率(VPIN)的基础上,优化模型参数的评价过程,提高算法的执行速度。本文基于光大乌龙指事件,运用VPIN模型对我国沪深300指数期货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分析光大乌龙指事件当天的VPIN表现,得出VPIN指标在乌龙指发生至少1小时之前就给出预警指示,具有预警性。在沪深300指数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巨大波动性出现之前,VPIN值已经给出预警性指示,说明VPIN指标具有预警作用。并对VPIN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良好,使量化交易市场的事前预警更加准确、可靠。

参考文献

[1]证监会,光大证券异常交易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2013年8月30日.2013.

[2]林焕耿.基于VPIN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实证及交易策略研究[D].厦门大学.2014.

[3]王冰,李想.浅议量化投资在国内市场的发展[J].经济视角.2011.7(03):46~47.

[4]熊熊,袁海亮,张维,张永杰.程序化交易及其风险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2(03):2~39.

[5]于鹏.一种期货交易模型介绍[J].中国证券期货.2013.21(02):43~44.

[6]叶伟.我国资本市场程序化交易的风险控制策略[J].证券市场导报.2014.24(08):43~45.

[7]姚静.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的选择[J].经济导刊,2011(6).

[8]方浩文.量化投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管理现代化.2012.32(05):3~5.

篇6

一、当前形势下,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的现状

首先是没有完善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对于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体制还存在着很大问题,财务会计人员专业知识水平不到位,最重要的是没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在管理上很随意。有些单位还没有规定明确的岗位责任制,财务人员对自己的职权范围不清楚,使得整个单位的财务管理混乱失控。‘

其次是财务内部控制的意识比较薄弱。财务管理的关健性内容就是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可以促进财务管理制度的顺利实施,也是财务管理制度实施的重要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对于财务的内部控制意识薄弱,甚至财务人员对财务内部控制都缺乏理解。

还有就是在财务资产管理上的随意性。财务管理的核算工作以及各种出库、入库工作都没有录入账簿,相关的款项的来龙去脉无从了解。一般情况下会出现管账不管物或者是管物不管账,不能做到两者的产效结合。

最后则是财务管理预算上没有科学的方法。作为财务管理内部控制中心环节的预算工作,必须要有严格的系统程序。而且有些事业单位随着项目的增加,财务的预算越来越随意,最后导致财务管理工作失控。

二、立足内部控制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

基于内部控制角度,健全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行政事业单位要建立完善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才能保障财务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财务管理。因此,我们要根据法律的规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准则,在财务的管理上接受内部控制监督,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工作作 ,使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实现制度化,从而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所以,要严格按照国家财务制度管理规定,不断地完善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在财务的开支上一定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培养财务人员的大局意识。

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人文素养。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有扎实的会计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常识,财会人员在财务的管理工作上有着重要的责任。所以,行政事业单位一定要注重财务人员的资格审查和专业培训。首先是对财务人员的从来资格进行审核,财务人员不仅要有会计资格证,同时,还得要求从事财务工作的经验。然后就是行政事业单位要加强财务人员培训工作,行政事业单位要对单位的财务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一方面提高其的专业水平,另一方面,对财务人员的人格修养也有一定的提升。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科学理财,树立新的理财理念,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上存在着很多矛盾,要处理好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转变观念,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财务管理。科学的财务管理理念,强调的是整体意识和大局意识,要体现出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性。行政事业单位可以将财务的集中管理和专项管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管理,由单位的财务部门进行了统一的核算之后,再实行相应的管理办法。

强化财务管理责任人的控制意识和责任意识。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要对单位的财务工作和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做出系统完善的信息登记。单位可以实施奖罚分明的制度,鼓励员式人人参与,从而更好地促进财务管理工作的进行。

行政事业单位可以建立财务管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明确有关责任人。有关单位要给出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使得有关人员以及全体员工都可以按照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对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尽心尽力。保证财务管理工作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进行为企业实现信息化系统管理提供重要条件。

总结: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国内的经济有了全新的面貌。但是,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上仍需要加强,尤其是在财务管理上的控制和监督,这是当前行政事业单位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然而,内部控制制度是行政事业单位如何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确保单位的经济运营情况,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奠定了基础。所以说,我们要注视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加强单位的内部控制,完善财务管理体发,保证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曹.基于内部控制角度探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国经济研究学院.2010(2).

[2]丁彬.基于内部控制角度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创新浅析.中国人民经济研究学院经济论从.2011(5).

[3]张艺.从内部控制角度探究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创.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10(12).

篇7

关键词:独立学院 学生社团 思想政治教育

近年来独立学院一直备受关注,逐步成为本科层次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独立学院办学过程时间短,工作重心往往落脚于眼前紧迫问题,忽视了学生社团的巨大能动作用。本文通过调研浙江省2016年部分独立学院学生社团及社团活动,充分认识学生社团发展现状以及出现的问题,提出充分发挥独立学院学生社团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途径与方法。

一、独立学院的学生与学生社团的特点

学生社团是在校大学生在保证完成学习任务和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自主开展促进自身发展的学生组织[1]。目前,独立院校社团种类多为政治思想型、专业学术型、科技创新型、艺术兴趣型、体育娱乐型及公益服务型[2]。为研究目前我国独立学院的学生和学生社团活动的具体情况,笔者对2016年浙江省部分独立学院的社团活动调研,结果如下。根据调查数据,在2016年这些独立学院的学生社团组织活动共计168场,可见目前社团活动中仍以文体娱乐型、艺术欣赏型为主,思想政治型的活动相比之下数量较少,一方面说明学生对这方面的活动兴趣和热情不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独立学院对社团在思政教育作用不够重视,思政教育进社团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独立学院社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

在经济社会变革深入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大学生思政教育需利用新举措新途径提升教育的实效性[3]。结合独立学院学生和社团的特点,笔者发现处于发展阶段的独立学院的学生社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尤为明显。

(一)学生社团是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宜载体

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传统教学方式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特别是对于自我中心意识高与自律意识低与学习热情低的独立学院学生,学生社团无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较为适宜的载体。社团活动中成员志趣相同,活动效果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社团活动可以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效果。

(二)社团活动是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独立学院的学生呈现价值取向现实,所以利用社团的理论学习活动,加强政策分析和相关理论学习理解,激发政治热情,丰富思想教育的平台尤为重要 [4]。高校思政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引导学生社团,促进工作创新发展。

三、发挥独立学院学生社团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途径

独立学院要重视学生社团的建设,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社团的支持和管理,推动社团良性发展。

(一)借鉴普通高校思政教育进社团的成功经验,加强社团的引导和管理。我国普通高校在学生社团的指导与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成功经验[5],独立院校可借鉴这些经验,加强引导与管理。一方面实施社团导师指导制度,选配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高的指导教师,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另一方面,在行政单位上设置社团管理的专门机构,专门负责社团事务,制定日常管理制度和完善社团评优制度。

(二)优化学生社团类型结构,重点培育思想政治型社团。为改变政治思想型和专业学术型的社团相对发展缓慢的现状,独立学院要注意优化学生社团类型结构,统筹管理和整合同类项社团,加大政治思想型和专业学术型的社团扶持力度,促进多类型社团共同发展,使得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才能形成积极有序、蓬勃向上的持续发展势态。

(三)完善社团内部制度,培养社团精英人才。大学生社团虽是自发组织的团体,但为了促进社团良性发展,在建设中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社团内部制度,推动制度的规范化建设。同时,注重社团骨干人才培养,建立日常的社团干部培训平台,加强干部日常工作考核,培养社团精英人才。

四、结语

总之,为了更好发挥社团在思政教育的作用,独立学院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多部门协同合作服务社团的作用,注重社团教育的实效性,从整体上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李瑾,林娟.湖北省独立院校学生社团发展现状及对策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07,(4):185-186

[2]许齐芳,奕德泉.学生社团是高校构建和谐校园的有效载体[J].党史文苑.2006,(8):73-74

[3]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J].党建.201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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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自实施“双证书”制度以来,提倡以就业为导向,走工学结合之路,培养具有面向施工生产、管理等一线高技能型人才,同时兼顾职业素养教育,使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及科学创新精神。这期间经历了由传统单一的学历证书培养模式,过渡到现行的“双证”融合培养模式,使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方法、手段发生了根本改变,构建了多层面、多种方式的双证书融合渠道,以保证高职教育教学质量,适应社会和企业的需求。

1 高职高专实施“双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1)课程体系的培养目标与国家资格标准不相一致。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标准缺乏有机联系,办学模式基本上是沿用本科学科体系结构,高职高专的教学虽说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改革,但还是没摆脱原有的教学模式,课程体系的构建大多数仿效本科院校的相关专业,课程定位不够准确,没有很好地结合双证制度突破性地开发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的培养目标针对性不强。

(2)实践教学条件与双师型老师的配置上不能满足“双证”教学要求。高职高专现行的实践教学条件还是停留在双证之前的阶段,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所必需的实训条件还比较薄弱,还没全面针对各项资格证所要求的技能配备实训场地及设备等。在师资资配置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双师素质的教师比例严重不足,教师整体的能力和水平不能满足“双证”教学的要求。如何打造一支真正的双师型队伍是每一所高职高专院校所面临的难题,在校的老师大多都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但缺乏企业的实践经验,对本专业相关职业资格标准和要求缺乏足够的认识。

(3)现行职业资格证书种类不全。许多专业无对应的技能证书可考,如市政专业目前开设的课程是以桥涵、道路及市政管道等施工为主的课程体系,而职能部门开展的是建工专业的7大员考试,这就造成了学生为了应付考试,通过参加培训班等方式学习与考证专业相关的课程内容,由于时间短,又带有功利性,学到的内容廖廖无几。存在问题是学的是市政专业课程内容,而国家只认证建工等专业的职业资格,导致学生对自己专业学习目的不明确,为了更好就业,盲目参加各种建工专业的资格认证考试,而疏忽了市政专业课程的学习,这种资格证的制度并未促进学生掌握一些技能,反而违背了体现专业特色这一要求。

(4)考核方法不完善与监管不力。一般学校会在考前开设培训班,短期内完成考前培训,这样以来并没有将考证所要求掌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融入教学中,人为地分为两个教学方向,教学方法、教学任务及教学目的等,考核制度不严谨,通过考证并没有提高学生的各种技能。考核方法往往是通过一张试卷,也就是笔试,缺少考核实操能力这一环节,因为拿资格证时没有经过实操考核,因此在平时的课程实训时不能引起高度重视,实训基地常常是乱哄哄一片,并没有为走上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劳动、人事、行业、企业等多部门颁证,但监管是一片空白,持证上岗应该是许多行业、职业的基本要求,但各监管部门监管不严,遇到无证上岗的事,收费了事,造成就业准入执行不到位。

2 解决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1)高职专业课程体系与职业资格认证的构建。高职高专课程标准,应由颁证部门、企业用人单位与学校共同制定,按照标准确定核心课程体系,课程标准的构建首先要明确学生未来就业岗位的要求,岗位相对应的技能要求,每个岗位上所对应的职业资格证,只有融入职业资格标准及学历教育标准,使专业课程标准与行业的岗位职业技能需求紧密结合。把工作过程中所需的知识、技能、素质要求的每一个考核点编入专业课程标准之中,成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这样才能确保培养出来的学生做到“毕业就能上岗,上岗即能操作”,充分体现高职教育应有的特色。

核心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构建,必须基于学历教育的标准、岗位工作过程及相应职业资格标准进行分析,对所要求的知识、技能、素质进行分解,根据分析的结果,开设相关的核心专业课。开发课程时,融入学历证及国家资格证的每一个知识点,理论课程的开发定位于学历教育标准,而满足职业资格标准的知识要求;实训课程的开发定位在职业资格标准的技能要求,又满足高职高专学历的技能要求;根据职业岗位所需的职业道德、文化素质等职业核心能力的要求,以培养学生职业素质为目标,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根据行业通用能力要求,以培养学生协作能力和方法能力为目标,提高学生的就业适应性和针对性;这样针对性地调整课程结构,将学历教育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结合起来,在课程设置上既要关注学生岗位技能的培养,设立与就业技能培养直接相关的课程;同时也要保留必要的学术性课程,重视学生学术水平的提高,与高职高专的学历挂钩,组成一个合理的核心课程体系。

(2)加强实验实训基地建设,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满足“双证”融通的学生职业能力训练。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应按照学历标准、国家资格证标准要求,采用全真模拟的方法,建设高度仿真的一线施工基地,软硬件设备、安全、施工环境等符合职业岗位的要求,使学生能够致身于生产一线的岗位中进行职业技能训练与职业素养的训练,掌握的知识技能与市场需求零距离。还可以以订单式的培养模式为企业培养人才,这样就可以引入行业的设备设施投资,企业提供设备设施,可以保障实训条件和技术保持在先进性。学校按企业及行业要求为企业培养急需的人才,为企业提供对口式人才服务,良好的人力资源可以缓解企业用工荒。建设的基地可以作为企业职工再教育的场所,也可以为后期的各工种考评工作提供一个实操考核的场地,这样企业也为学校提供了良好的教学资源,是一个双赢措施。

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要充分整合实践环节教学资源,有两种方案可以实施:一种方式是与其它院校实现资源共享,加强高职院间同类专业的区际合作,通过合作的方式,专业相近的院校各自主导一个或几个岗位实训基地的建设,一个院校的实训条件不可能全面覆盖所有岗位,即使很全也较难达到实训要求。高职高专院校都有自己的王牌专业,分工建设实训基地的模式,既可以整合实训条件的优势,又为学生提供较好的师资资源,这样就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专业共建,联合打造以优势专业群。另一种方式是校企合作模式,学校可以将企业的生产一线作为实训场所,学生以岗位工作人员的身份置身于生产一线直接参加生产和实际工作、进行顶岗实习的场所,对学院的实践性教学环节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为满足学历及国家职业职格技能要求,从事技能教育的指导老师不但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知识,也就是需要“双师型”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如何实现双师型,有如下几条措施可以借鉴:一、影子工程,年轻教师通过本专业具有双师型教师的传、帮、带等方式,使年轻老师在具有扎实理论知识的同时,不断增长实践教学的能力;二、师资培训,每学期按计划外派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锻炼,提高专业技能学习,引进行业的最新技术和方法,这样才能打造一支具有教学能力的双师型队伍。三、引入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参加各种培训学习,通过考证的方式,以促进双师型建设。

(3)行业专家、岗位人员、企业人员及高职院校共同等组成专门委员会,针对那些缺乏资格证的专业,进行岗位分析、工种分析,做到科学划分工种,既要全面划分,同时又不能重复认证,使所出台的资格证书具有权威性、合理性及实用性。开发新的统一考试大纲、考试标准及技能鉴定标准,使新开设的专业及以前不能考证的专业重新焕发生机,不再造成学生的误解,认为没有对应资格的专业是小专业,冷门专业,同时误导学生盲目追随热门专业,造成热门过热,就业季难就业。充分利用职业技能或技术等级鉴定机构的权威性来影响专业的合理性,使有现行的资格认证标准来界定课程标准及教学内容,真正做到专业核心课程来体现专业核心内容。使专业的开展适应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求。使学生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材及实验实训和职业资格、职业标准、职业能力的要求全面接轨,互通互认,杜绝教学与技能鉴定“两张皮”的现象,既降低了学生的考试成本,又降低了鉴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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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教育政策/逻辑分析/主体性/价值追求

【作者简介】蒋园园(1982-),女,江苏盐城人,加拿大布莱顿大学教育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学、教育政策和法规。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09)06-0014-04

什么是教育政策主体性?教育政策主体性是一种认识论属性,还是本体论属性,抑或是价值论属性?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对教育政策的逻辑构成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教育政策现象能否超越教育政策主体性而获得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客观性?在以往的教育政策学理论研究中,这些问题都是沉睡着的“斯芬克斯”之谜。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教育政策主体性是很重要的教育政策范畴,它的主要内涵是作为教育政策主体的国家或政府(决策主体)、专家和智囊(咨询主体)以及教育行政机构及其官员(执行主体)所具有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是教育政策价值体系中高于其他范畴的上位价值范畴。正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左右了现代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形式和内容。为此,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不能脱离教育政策主体性来作为合目的性的前提,价值不能自证其合规律性,而必须通过认识论和实践论来寻找价值证据,这是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逻辑分析的一个基本手段。

一、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纬度

教育政策主体认识、信仰等许多问题,其实均可回溯到简单的思想范畴,这些思想范畴通过逻辑学就能得到透彻的处理。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纬度是教育政策实践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客观依据。E·迪尔凯姆(Emile Durkeim)曾说过,许多社会现象之所以具有一种规律的性质,实际上是强制性的结果,而不是普遍性的结果。人们在强制性面前往往将这种社会现象看成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团制造的结果。[1]教育政策作为现代教育的一个领域,教育政策主体是形成价值观念、构成价值关系以及影响价值判断的核心要素,因此,对于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纬度的探究是非常必要的。价值不仅体现着对人的需要的某种满足,而且还体现着人的主动追求。作为主体性价值的形式概念,其本质体现为:教育政策实施是使主体自身作为教育政策的对象,然后再成为主体的过程,有着更多的“价值负载”或“多重利益”参与其中。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是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结果,即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质上是教育政策主体的一种利益表达与整合过程,包括概念、判断和推论在内的通常所谓主观思维形式,其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主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体的重要特征决定或支配着主体的价值选择。

(一)主体性价值:概念的纬度

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的概念,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总是对于主体本身而言的,除了属于思维本身和通过思维所产生的东西外不能有别的内容。从主体性价值质的规定性来看,主体精神是自由的东西,是作为自觉地存在着的实体性力量。教育政策主体不仅要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教育政策责任以及教育政策的本质和价值,而且要考察教育政策本质的客观逻辑并建构教育政策活动的新型人际态度和思维方式。主体能力是把自己从一种潜在的主客统一体变成一种现实的中介,即具有外部实在性的主体性统摄客体性的统一整体的内在中介,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决定性力量。主体价值是指主体通过其对象性的各种活动,创造出适合作为主体在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发展方面所需的各种事物。这些产品反映着人的主体精神和主体能力,是人主体性的确凿证据。主体性价值的概念不是现成的东西,也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产生的,而是它自己活动的产物,它只是在把自己建立起来时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自己实现自己、自己产生自己、自己创造自己的活动,这种活动一停止,概念就不再是概念,主体性就不再是主体性了,主体性价值就不再是主体性价值了。

由此可见,从概念的纬度把论述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存在和本质的客观逻辑看作是概念来展示,这里面除去逻辑学(作为逻辑学、本体论及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所应有的意义之外,还包含着必须把论述从一系列价值原则及其理论依据到教育政策活动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基本问题和关系,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或思想,即着重揭示貌似自然的事实或“规律”背后的利益关系、价值选择和价值冲突,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来展示的思想,并为此准备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取向模式和内在格架。在教育政策科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人们曾经从许多不同角度和层面讨论政策研究或政策分析,但对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的认识没有给予关注。其实,正是因为价值的涉入使教育政策的主体性自觉地变为了存在着的实体性力量。就公共政策本身的特点和当前我国教育政策的具体背景来看,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教育政策的性质、方向、合法性、有效性和社会公正的程度。

(二)主体性价值:判断的纬度

概念自身是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出发点,它仿佛是一粒种子,从那里将要生长出主体性的整棵植株。因此,从判断的纬度分析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存在和本质的全部内容包含在主体性价值自身之中,来引导教育政策的形成,影响教育政策的过程,决定教育政策的结果,是贯穿在教育政策一切特殊性和个体性中的“灵魂”。一般而言,教育政策主体可以被简单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然而,无论是教育政策功能的实现还是教育政策需要的满足以及教育政策的实践活动都是构成教育政策的必要要素,是构成教育政策主体价值的客体内容。基于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判断,我们可以把价值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否定统一所抽象出的主体需要作为教育政策实践中主体性价值的利益诉求和选择取向。实际上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判断突破了所展开的客观性分析过程,是把自身的内容创造成为自己的客体的自由创造活动。因为价值本身既是特殊的东西,又是普遍的东西。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判断的进展重演了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从存在到本质到概念的逻辑发展进程。

托斯顿·胡森和莫里斯·科根曾经对决策者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过研究,认为他们分属于“政治”与“学术”两种不同的文化,由于不平等的地位、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以及对学术的不同看法,决策者和研究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意见分歧常常会引起他们的分裂”。[2]为何会分裂,从主体性价值判断的纬度来看,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内在的否定性把自身内部的各个环节区分了开来,同时又把区分开的环节的同一性建立起来了。决策主体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咨询主体和执行主体作为教育利益的代表,由于利益追求的差异会表现为价值认识和选择上的冲突。面对国家教育权力、教育制度、受教育权利、受教育机会、教育资源、教育过程中个人与组织的活动、政策环境,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原始的统一性被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判断分割,从而把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内容显示出来了,就好像种子发芽把种子内部的潜能表现出来了一样。自身判断将教育权力分配关系、受教育权利与机会分配关系、特定教育制度框架下个人及组织活动的关系、教育资源配置关系、教育政策与其政策环境的关系等概念中潜在的规定性揭示了出来。

(三)主体性价值:推理的纬度

教育政策本质上应该是教育政策的客体属性与主体的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效用关系。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自身是否定的自身统一,因而就是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发展的东西。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判断所建立的各种有区别的环节的同一最初是抽象的,在教育政策活动的过程中,不同的政策价值主体需要、利益、活动等动态地交织在一起,政策主体必然要面对政策问题作出价值选择,经过判断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和发展过程,不同内容和类型的价值选择之间相互博弈,通过价值组合和价值对抗等活动,最终构成不同的价值选择模式与取向,当这种同一被建立为具体的同一时,判断就过渡到了推理。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推理是概念和判断的统一,从概念自身的原始统一性来说,由于教育政策对象主体的价值追求是为教育活动提供教育环境或分配教育资源,使主体自身的教育活动得以有效的完成。为此,引导和促进教育政策主体确立合理的价值取向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从判断的自我分化来说,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决定并表现着教育政策的功能、教育政策主体的需要以及教育政策实践活动。

正因为如此,教育政策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有组织的动态发展过程,其逻辑推理本身实质上就是一个价值选择的结果。“教育政策的主体性价值与其他政策相比并没有更多的自由——并没有令人折服的理由根据说明教育政策有如此显著的特征和区别。”[3]相反地,推理作为主体性价值的自身反思,它的不同环节本身即是全体也即是概念,因而彼此同一。教育政策活动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就其为自觉地存在着的客观依据,即推理的各环节作为概念的不同规定性,是概念本身的一个“自由存在”,而主体性价值推理本身则因此是一个绝对否定性的全体,即一个自我规定、自我分化、自我统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自由而有机地进展的主体。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推理一方面能够在客观逻辑上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反思,另一方面通过主观逻辑的方法能够对教育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控制决策主体比较隐蔽的意向和行为,而作为这两者之间的反思规定体系则形成了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

二、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意蕴

肇始于逻辑学的纯粹概念是一个整体,必须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当作实在的或存在的来考察;另一方面,作为概念的概念来考察。这种概念用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具体的形式来说,其意蕴就是对于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存在、事实、“是”,主体性只是其基本属性之一;而对于价值、“应该”,主体性则是其根本性质。因为实体是本质论范畴运动的最高阶段,而本质又是从存在发展而来的。由于不同的教育政策主体对教育政策的价值的理解与需要存在着差异,在教育政策价值的实践和运行过程中,政策价值主体或利益需求主体的政策价值目标、政策价值评价和政策价值选择以及政策价值实践手段等因素对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自身、判断和推论的规定构成无法超越表面化的文本政策而溯及其背后真正的利益动因。或许只有在认同教育这种共同利益的实体基础上,它们才能寻找和彰显自己存在与发展的意义。据此分析,从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意蕴关注现代教育政策价值体系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立足主体性的逻辑表征来进行价值分析,主体性价值就会变成现实教育政策价值环节的统一体。

(一)合目的性的逻辑表征

目的性作为理性概念,由于否定了直接的客体而达到了自由的实存,教育政策价值的客观性向自身回复着主体性,它可以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要求每个人立足自身的主体尺度,选择对于自身、对于社会最有意义的价值。尽管目的最初是主观的,或者说,是一种自觉的主观的东西,然而,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目的,除了把自身作为主观的东西同外在客体区别开来,它还通过主体性思路与方法,明确主体的权力与责任,高扬主体性,消解传统价值哲学中的客观性神话、普遍性神话以及所谓永恒真理。正因为如此,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同目的性内在的逻辑联系随着主体性价值从消极地适应教育政策到积极地驾驭自己所认识的客体的进化,获得了日益丰富的表现形式。教育政策主体目的与利益的结合在一个辩证否定的逻辑链上不断运动,由对教育政策主体利益的漠视,到对教育政策主体价值的肯定。在教育政策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中,教育政策主体的目的与利益实现了逻辑上的直接结合,并产生了教育政策目的与利益彼此互动的逻辑关系。

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目的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坚持为国家发展与为教育发展的统一。从逻辑联系上来看,国家发展可以为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从而促进教育发展,教育发展则可为国家发展提供良好素质的公民从而促进国家发展,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教育政策目的的这种特性表明,目的最初虽是主观的,但并不是从外面提出并硬加到客体上去的偶然的规定,而是客体自身的内在本质或内在目的性。当国家发展与教育发展直接地发生逻辑互动关系时,合目的性就会使客体内在价值在客体中具体体现或显示出来。第二,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种统摄教育政策外部实存的主体性,是衡量教育政策价值的两个重要尺度。教育发展是整体发展,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于教育发展整体之中,是单一指向并互补的两个方面。只有在认同教育机会均等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教育政策才能寻找和彰显自己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合目的性使沉寂为“自在”状态的教育平等权利,揭示并激活成“自为”状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冲力,确信主客的同一为真,对立为妄。

(二)合规律性的逻辑表征

从逻辑学意义上讲,合理性就是合规律性。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理性一般是普遍性和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其形式就是根据普遍的规律和原则而规定教育政策行为。要把政策做成“应如何”?即按照主体的目的来确定价值,或者说,使主观的规定成为客观的东西,就要在宏观上保持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基本性质和方向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历史进步潮流或趋势;微观上保持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在目标定位、现实化的设计与操作等方面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说来,表现在教育政策主体能够规定自己,并按自己的规定来改造外界客观对象,使之与主观的规定一致,在逻辑层次上使它变成政策主体所要求的某种需求满足物。不为利益的存在形式而任意判定规律的逻辑要素,在统一性的基础上坚持偏移性原则,实现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在现阶段应当相对突出价值取向中“为教育发展”这一极,尊重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引导个体发展他们的主体精神,从而使国家和教育的共同发展得到全面自由和谐发展,为社会整体进步提供原动力。这样的逻辑过程才是真正地实现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需要的有机结合。

合规律性在逻辑上的核心要点是要有效地组合教育政策主体意志和利益的互动运作形式。在教育政策领域,国家利益和教育利益在观念上的障碍反映到教育政策中,会影响教育的生存与发展,最终会损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规律性作为教育政策的“均衡器”或“显示器”,简单用一种“应然性”来推及整体的“应然性”,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也行不通的。为此,在理论上要使自己的认识理念符合教育政策的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在实践上要使自己的主观目的同教育政策的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相一致,把认识自己和认识教育政策、改变自己和改变教育政策相统一。国家利益与教育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很多方面不再只是一般的观念问题,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合乎规律性的问题。伴随着知识权威和教育主体地位的确立,教育政策应当在现代教育的两翼,即人力资源开发与人的自主发展上保持教育的功利价值与非功利价值相平衡,提升和改善教育的内在品质,防止国家主义、经济主义、技术主义、能力主义以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等对教育的伤害,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三)目的性与规律性统一

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的最一般规定性是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现代教育政策的设计是在综合考察主体价值的目的性和规律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教育政策的价值既有合目的性的一面,也有其合规律性的一面。合目的性是基于为国家发展与为教育发展的统一以及做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在目的性上具有强烈的理论主义预设的特点,也就是说,国家发展可以为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从而促进教育发展,教育发展则可为国家发展提供良好素质的公民从而促进国家发展,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教育效率为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与实施基础,教育公平又为教育效率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和有效环境。由于教育政策主体价值是依靠蕴藏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中内在有序的逻辑关系运作的,离开了最基本的逻辑要求,仅仅依靠缺少目的性指导的实践活动,教育政策主体的价值是没有生机的。抽象地说,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合目的性同合规律性一般是普遍性和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具体地说,这里合目的性同合规律性是教育政策主体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两者的统一。

总之,从逻辑学视域分析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其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不是偶然的。作为主体性价值下的合目的性,在国家发展与教育发展秩序的维持上表现为一种双向制约与“塑造”,两者互为目的、互为手段。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在逻辑上应属于全社会的每个个体,在具体制度上是通过教育发展来实现的。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的价值理念代表了人类精神发展的基本走向,通过教育政策的主体性、否定的统一、绝对的否定性,理想便不再只是我们的理想,而是它自己的对象了。如果说合目的性要求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做到为国家发展与为教育发展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那么合规律性就是这种合目的性得以现实化的必要条件。合目的性的逻辑形式是可以概括合规律性的逻辑形式的,但合目的性的逻辑形式却不能无限制地适用于合规律性的逻辑形式,合规律性应当作为合目的性的有效形式而存在。在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的意蕴中,合目的性的实质逻辑内涵拥有合规律性形式的逻辑上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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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诉讼,临时权利保护,行政行为,停止执行

当事人的权利或者利益受到行政行为侵犯时,当事人必须在司法裁判作出以后才能取得确定的保障。然而,裁判不仅消耗经济上的成本,而且还消耗时间上的成本。行政诉讼从起诉到判决往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若无临时的补救办法,当事人的利益可能会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西谚云:迟来的正义等于拒绝给予正义(Justice delayed, justice denied),当事人即使以后获得胜诉判决也失去实际的意义。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设置临时权利保护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

各国行政诉讼临时权利保护一般包括诉讼保全、先予给付和行政行为停止执行等制度。鉴于诉讼保全和先予给付与民事诉讼上的相关制度差别不大,所以各国法律一般规定保全措施和给付程序准用民事诉讼法。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行政诉讼中别具特色的行政行为停止执行制度。

一、起诉是否停止执行:司法审查中的利益衡量

法院在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作出最终判断之前,要避免行政机关那些不可逆转的决定成为现实,也就是说,要防止行政机关给当事人造成某种不利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行政行为和公益的实现密切相关,当然不能仅考虑当事人私人的利益。同时,在行政行为具有对第三人效力的情况下,也不能为了保障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损害他方当事人的利益。-任何一方的利益都应当得到照顾,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不能作出无辜的牺牲。-但问题在于,如果不能短时间内作出行政行为违法还是合法的判断,在诉讼所需时间较长的情况下,法院应该采取何种措施?

(一)相互冲突利益的法律调整

如果一个社会为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我肯定留有空间,那么在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之间肯定会有冲突和碰撞。两个人可能会想占有同一件财产而且也都采取措施去得到它,这会使他们卷入一场严重的纠纷之中。几个人可能会从事一项合伙事业,然而他们在管理该企业或计算个人得失份额时却可能意见不一。一个人可能伤害另一个人并被要求对受害人进行损害赔偿,而他却可能会拒绝承担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或责任。不仅如此,社会所遇到的麻烦还有可能是一方为某个个人或者个人群体的利益与另一方是作为有组织的集体单位的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政府或许希望在某个私人占有的地方开辟公路或者建造建筑物。政府也有可能为了国内安全或者民族自卫而设定一些侵犯个人言行自由的约束和限制性规定。在战争时期,有组织的社会甚至可能不得不要求个人为了整个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生命。

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上述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的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种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如果没有某些具有规范性质的一般性标准,那么有组织的社会就会在作出下述决定时因把握不住标准而出差错,如:什么样的利益应当被视为是值得保护的利益,对利益予以保障的范围和限度应当是什么以及对于各种主张和要求又应当赋予何种相应的等级和位序。如果没有这种衡量尺度,那么这种利益的调整就会取决于或然性与偶然性,而这会给社会团结与和谐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利益既可以是个人的利益也可以是社会的利益。个人生命的利益、私有财产的利益、缔结合同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等等,都可以被视为是个人利益。罗斯科?庞德对那些要求得到法律制度承认和保护的以及部分同上述个人利益相重叠的社会利益作了辨识和阐释。概括他的观点,应当得到鼓励和增进的社会利益有下列诸项:一般安全中的利益,包括和平与秩序的要求、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关于保障家庭、宗教、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制度的社会利益;一般道德方面的社会利益;使用和保存社会资源方面的利益;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般进步的利益;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还有个人生活中的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这种要求使他获得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机会,并使他在社会中至少能过一种合理的最低限度的人类生活。(注1)

与上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关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上述利益不能同时得到满足,那么应当如何来确定它们的先后位序与确定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呢?在对上述利益中的这个或那个利益的先后位序进行安排的时候,人们无疑要作出一些价值判断;然而这些价值判断可以或者应当根据什么来决定呢?这就提出了一个“利益评价”(valuation of interests)的问题。一般安全方面的利益是否优越于财产保护和最大限度自我发展方面的个人利益呢?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的社会利益是否就高于充分运用私有财产,如开发石油的个人利益呢?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依据哲学方法对那些应当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作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权威性的位序安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所有利益都视为必定是位于同一水平上的,也不意味着任何质的评价都是行不通的。例如,生命的利益是保护其他利益(尤其是所有的个人利益)的正当前提条件,因此它就应当被宣称为高于财产方面的利益。健康方面的利益似乎在位序上要比享乐或者娱乐的利益为高。在合法的战争情形下,保护国家的利益要高于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利益。为了子孙后代而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似乎要优越于某个个人或者群体通过开发这些资源而致富的欲望,特别是当保护生态的适当平衡决定着人类生存之时就更是如此。

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调整以及对它们的先后顺序予以安排,往往是依靠立法手段来实现的。然而,由于立法是一般性的和指向未来的,所以一项成文法规可能会不足以解决一起已经发生利益冲突的具体案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就可能有必要确定相关事实并就相互对立的主张中何者应当得到承认的问题(由司法)作出裁定。(注2)

(二)利益衡量理论的思路

“利益衡量”理论作为一种法学思考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提出后,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方法。利益衡量论以价值相对主义为基础,注重甲、乙双方具体利益的比较。利益衡量论的首倡者加藤一郎教授指出,“对于具体情形,究竟应注重甲的利益,或是应注重乙的利益,进行各种各样细致的利益衡量以后,进行综合判断认定一方获胜。”(注3)

利益衡量也是一种法院判案的思考方法,这种思考方法和概念法学三段论式的传统思考方法不同。它不是进行简单的法条对照,而是对法条背后的利益进行评估、衡量。-正如边沁所说,立法者的职责是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造成调和。(注4)由于立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并且各种利益经综合衡量已较好的固定在了制度利益上。因此,在现行法律中寻求公平正义,应当成为司法活动这一特定领域的原则。由此出发,对个案的具体的利益衡量首先应该寻求现行法的根据。-然而,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很难采取一种非黑即白、非杨即墨的方式,直接运用抽象的原则确认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否定另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对诉讼双方相互对立的请求作出斩钉截铁的答复。英国著名法学家A. V. 戴西说,使两种根本冲突的权利得到协调的方法,充其量只能是在这两者之间达成一个大体的妥协。(注5)换句话说,法官要做的是尽可能多满足一些利益,同时使牺牲和磨擦降低到最小限度。(注6)

利益衡量涉及到价值问题。价值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法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判断取舍,取舍的一般原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较择其重”。法官根据前述生命利益高于财产利益、健康利益高于娱乐利益、生态利益高于致富利益等等一系列的原则,并在对相关事实上有了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作出内心判断与价值选择。

由于利益衡量的基本方法是价值判断。应当承认,利益衡量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不同的法官对不同的利益可能作出不同的评价。因此,案件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官个人的认识。但是,在没有客观标准存在时,主观评价实际上不可避免。(注7)

(三)司法审查中的利益衡量

行政争议或冲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纠纷,而是一种利益上的失衡。(注8)如果说行政权力代表的是公共利益,相对人权利代表的是个体利益,那么,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冲突,其本质就是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发生以后,由于代表着公共利益的行政权力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使得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无法保持实质上的平衡。正如Jeanne Manon Roland所说:“噢,自由,有多少罪恶是假汝之名而产生?” (注9)同样,“公共利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这种利益上的失衡,导致相对人的权利可能遭受非法的侵害,相对人所处的不利地位,使其单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恢复其利益的初始状态,而必须借助于另一种国家权力进行干预-行政诉讼,这种借助于司法权的权利救济制度,目的正是为了恢复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

如前所述,在行政诉讼中,任何一方的利益都应当得到照顾,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不能作无辜的牺牲。但问题是:如果不能短时间内作出行政行为违法还是合法的判断,在所需时间较长的情况下,法院应该采取何种措施?

停止执行制度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难题而产生的一种临时权利保护制度。在紧急情况下,法院可以命令暂停行政行为的执行,以防止给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事后不可弥补的损害。如果经过审查发现行政行为是合法的,法院可以撤销暂停执行的命令,行政行为的执行可以恢复进行;如果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违法的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或者确认无效之后,也就谈不上再予执行,从而,停止执行就成为永久性的。

现代各国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停止执行制度。然而,各国对停止执行制度的规定方式却不尽相同,甚至是大相径庭-有的国家规定停止执行是原则,一旦当事人起诉,行政行为就停止执行,不停止执行只是例外;有的国家规定,起诉原则上不停止执行,停止执行才是例外-在司法审查中,停止执行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法院是适用原则还是适用例外,取决于“执行利益”与“延缓利益”两者间的风险分担与妥协。(注10)换句话说,究竟是否停止执行,取决于法官对两种利益的评估与衡量。

二、停止执行制度比较-以德、日为中心的考察

如前所述,各国对停止执行制度的规定方式是不一样的。德、日两国最具有代表性。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0条第1款确立的是“起诉停止执行原则”,而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25条第1款确立的是“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这两种规定是否存在原则上的对立,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共性?

(一)停止执行制度的依据

各国停止执行制度的根据,除了行政诉讼法,都还有更高位阶上的宪法上的依据。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之权利,受到公权力之侵害时,得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无其他法院有裁判权时,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依学说及实务,一致认为该项“权利保护无缺漏”条款,不仅开启诉讼途径而已,更在于确保权利保护的有效性。这正是包括“停止执行”在内的行政诉讼临时权利保护制度的宪法依据所在。因为,如果没有临时权利保护制度,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的保障就会落空。(注11)

在日本,鉴于临时救济对私人权利与利益保护的重要意义,在采取法治国体制,试图充实私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实质性保护的《日本国宪法》之下,(注12)设置对行政行为的临时救济制度是宪法上的要求。并且,该制度基本上也作为司法权的一部分来考虑。在这种意义上,如果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得以保障的话,就不能将是否承认撤销诉讼中的临时救济视为纯属立法者裁量判断的的事项。(注13)也就是说,宪法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对临时救济措施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其具体实施权则属于法院。

(二)停止执行的对象和条件

适用停止执行的案件一般是撤销之诉。(注14)停止执行的对象通常是积极的行政决定,即行政机关的作为行政行为。对当事人来说,该行政行为是不利的行政行为。否则,就不必要求停止执行。

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25条第2款规定:“提起撤销处分之诉时,为避免因处分、处分之执行或程序之续行造成难以回复的损害,有紧急必要时,法院得依声请决定全部或部分停止处分之效力、处分之执行或程序之续行。”据此,给予原告临时权利保护的停止执行必须满足三个积极要件:(1)撤销诉讼正在进行中(与不必以本案诉讼提起为要件的临时处分不同);(2)存在构成停止执行对象的负担处分;(3)为避免难以恢复的损害而有紧急必要。同时,《行政案件诉讼法》第25条第3款又规定:“停止执行,有可能严重影响公共福祉,或对于本案显无理由时,不得为之。”因此,停止执行又存在两个消极要件(否定要件):(1)有可能严重影响公共福祉;(2)就本案显无理由。学界认为,这些要件,大多是分别独立地得以认定,但是,在将各个要件进行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可以停止执行才是应该提倡的。例如,损害极为重大时,即使本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也应该承认停止执行。(注15)

法国行政法院对于请求停止执行的申请,审查极为严格,只有在符合下列两个条件之时,才作出暂停执行的裁定:其一,受攻击的行政决定的执行,可能导致不可弥补的后果;其二,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理由,可能导致受攻击行政决定的撤销。但是,即使符合上述条件,行政法院仍然有自由裁量权力,根据公共利益考虑是否暂时停止行政决定的执行,而且对于已经作出的暂停执行的裁定,随时可以终止。只有省长对于地方团体自治行政的监督所提起的行政诉讼,附有暂停执行的请求时,如果理由相当充足,行政法庭必须作出暂停执行的裁定。(注16)

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对停止执行制度作了规定,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5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公正的需要,可以在司法审查期间推迟它所采取的决定的实施日期。审查法院,包括上诉的法院和根据申请向审查法院发出提审状和其他令状的法院在内,在防止不可弥补的损害的必要条件和限度以内,可以发出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命令在司法审查程序结束以前,推迟行政行为的实施日期,或者保存原状或权利。”除行政程序法外,其他法律中有时也规定在司法审查期间停止行政决定的执行。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司法审查中,法院命令停止执行的权力,不需要成文法的规定,它是适用衡平法中制止状的制度。是否命令停止执行由审查法院自由裁量决定。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考虑四个因素:(1)申请人必须阐明如果不停止执行,他将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2)申请人必须阐明他有理由认为可能在司法审查中取胜;(3)停止执行不损害公共利益;(4)停止执行不损害其他当事人利益。上述四个因素互相影响,申请人对它们的存在负举证责任。(注17)

比较上述几个国家关于停止执行制度的规定,可以概括出停止执行必须考虑的核心因素包括:损害可否回复;胜诉机率;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当事人的利益。

(三)停止执行的申请和决定

行政诉讼中的临时权利保护要求利害关系人自己去动员行政机关或法院采取临时保护措施。也就是说,他自己因此就得承受-解释和提供证据的-负担:他必须证明这种保护是必要的。(注18)

关于申请停止执行的时间,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规定必须是在撤销诉讼进行中(前述停止执行的条件中已作说明),也就是说,提出停止执行的申请是在当事人提起撤销之诉并且法院受理案件以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则规定,当事人在诉前亦可申请停止执行,(注19)时间上并不限制在撤销诉讼进行之中。

在前述停止执行的申请条件中已说明,对于停止执行的决定,法院有自由裁量的权力。法院如果认为当事人的申请符合停止执行的条件,可以裁定暂停行政行为的执行;如果情况发生变化,法院也可以随时取消暂停执行的命令。

(四)停止执行的内容和效果

停止执行究竟停止什么?德国和日本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少争论。

德国《行政法院法》把“停止执行”称为“复议和撤销之诉的延缓效力”。“延缓效力的确切效果”(die “exakte Wirkung der aufschiebenden Wirkung”)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中止效果到底中止什么”(“Was suspendiert der Suspenseffekt?”)这个问题,对于相对人本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相对人最希望的首先是,不利行政行为不被执行,当前状态不出现具有威胁性的恶化趋势,他能继续从事一个被拒绝的活动等等。但是,为了从根本上理解临时法律保护,仍有必要弄清中止效果的确切效力(exakte Wirkung):如果涉及行政行为的效力本身,那么延缓效力似乎就具有“周边效应”(“Rundum-Geltung”);相反,如果仅仅要防止行政行为的执行,那么延缓效力,严格的说,就只是针对相应的执行主体。

关于延缓效力的确切含义的争论,从行政法院法第80条一经制定就开始产生。这场争论主要可以分为“效果说”(Wirksamkeitstheorie)和“执行说”(Vollziehbarkeitheorie)两种观点。

德国联邦行政法院长期以来一直奉行执行说:中止执行,而不是延缓效力。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执行说首先得到了行政程序法第43条条文含义的支持。(注20)这一条款明文规定,行政行为在被撤销之前一直具有效力,而没有提及“延缓效力”。在中止执行中,行政行为的效力本身仍然得到了维持。被抨击的行政行为本身,仍然是有效力的,只不过它不得被执行。

然而,执行说存在着学理上的矛盾。反对“执行说”的学者举例,当事人针对发给邻居的建筑执照(附第三人效力处分)不服,声请延缓效果之裁定,虽经法院准许,若采执行说则根本不能发生救济之功能,此类处分官署无从执行,而起造人继续兴建亦无违背法院裁定之可言;如采效果说则视已发出之建筑执照尚不发生效力,较为合理。(注21)

按照效果说,临时法律保护涉及行政行为本身的法律效力。此处,随着法律救济的提起,行政行为就缺乏行政程序法第43条意义上的效力之核心效果和含义。这种观点的理由如下:(1)只有借助对效果的阻止,在有对第三者效力的行政行为中,才可以解释针对被授益相对人的中止效果;(2)也只有这样解释,延缓效力为何也适用于不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得到执行的-直接形成权利的确认性的或者其他的-行政行为。目前,德国学界多倾向于效果说。(注22)

日《行政案件诉讼法》第25条第2款针对停止执行设置了效力的停止、执行的停止和程序的继续进行的停止三种类型。在这三种类型中,处分效力的停止是最为广泛的概念,或者说是效力最强的停止执行措施,其余二者都可以作为处分效力的停止的一部分来考虑。因此,《行政案件诉讼法》从避免过分停止的宗旨出发,规定能够通过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续行的停止来实现相关目的的情况下,不得进行处分效力的停止。(注23)在效果上,停止执行的效果仅面向未来发生。同时,停止执行的决定也具有对第三人效果。(注24)可见,日本立法采取的是“效果说”。

(五)停止执行的原则与例外

通常,立法首先规定了“起诉停止执行”或者“起诉不停止执行”的原则,表面上,法院只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作出相应的裁定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无论停止执行的原则如何确定,现实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都要求在原则之外必须有例外的存在。为了防止个别场合下个别正义被丢弃,法律必须在规定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例外。(注24)

因此,在起诉是否停止执行问题上,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僵化、不变的原则。原则之外有也必须有例外的存在。无论是德国法所代表的“起诉停止执行原则”还是日本法所代表的“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原则”与“例外”的结合使两种制度达到的客观效果是一样的。

根据原则和例外的具体状况,并不能立即作出哪种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利益保护的结论。换言之,两种制度不能断然说孰优孰劣。但是,从思考方法的路子来看,“不停止执行原则”将重点置于行政行为的效果保护上,而对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较为不利(比如,不可回复损害的证明负担,在“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制度之下,要求由原告承担)。(注25)所以近年来,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有仿照德国立法例,转采“停止执行原则”的修改动向。(注26)

三、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停止执行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一)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停止执行制度的规定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1)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2)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3)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很明显,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停止执行制度确立的是“不停止执行原则”,同时在原则之外又规定了例外情形。

(二)我国行政诉讼法停止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应当承认,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不停止执行原则”与“例外情形”相结合的规定还是比较完善的。如果单从行政诉讼法第44条的规定本身来看,这一条款不必作任何修改。(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