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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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现行农业税制及农业税征收状况

1．我国现行的农业税制度

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收体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计税土地面积和计税常年产量基础上征收的农业税收，名义税率为15.5%，实行以征收实物和征收代金大致各占1/2的定额征收方式。常年产量以1998年前5年农作物的平均产量确定，并且保持长期稳定。另一方面，1994年，我国进行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流转税为主体、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辅的新的税制体系。新税收体系基本没对农业税做改动。2000年，中央开始在部分农村推行税费改革，改革内容之一就是调整农业税政策，对农业税税率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农业附加税并入新的农业税。新的农业税实行差别税率，最高不超过7%。

2．每年征收的农业税所占的比例

农业税属于间接税税种，具有累退性。近几年，我国每年征收的农业税占总税额的3%左右。根据统计：1999年，全国税收总额10682.58亿元，农业税423.50亿元，占3.96%。直至目前，每年的农业税额也不足500亿元。

二、现行农业税制带来的问题

我国农业税的形成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建国之初，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政府收入主要依赖农业的贡献，在那个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确实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税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行的农业税制呈现出很多缺陷和弊端。

1．不合理的农业税制对农民不公平

农民所承受的税负比城市工商业者的更繁重。有人做过调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取消其他统筹收费后，农民的负担水平为8.4%。如果考虑我国农产品平均商品率只有40%，则换算后的农产品商品的流转税税负高达21%。对于城镇工商业者，增值税销售货物的起征点是月销售额2000—5000元，折合年销售额24000—60000元。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的农产品销售额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因此不应该缴纳流转税。如果比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月基本扣除额800元，折合成一年就是9600元。照此标准，农民也不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农民作为消费者已经为国家税收做出了应有贡献，其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中的外购式消费占到农民纯收入的一半以上，并且他们还要承担其他税负，如消费税。这种现行的城乡二元化税制格局，对于农民来说极不公平。

2．现行农业税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一般是针对商品流转额，或者是针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或其他性质的净收益。我国现行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颁布的。该税制既不是针对农业生产净收益征收的所得税，也不是按商品流转额征收的商品税。不论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商品率是多少、效益好或坏，只要使用了土地都必须交税。而且，农业税的计算没有扣除生产成本，计征基数中连农民的自食口粮也包括在内，农民的生产耗费（包括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消耗）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反而必须交税。实质上，这种农业税是一种类似“地租”的土地税。

3．现行农业税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且降低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农民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经济比较优势。我国现行农业税制，一方面使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本来以种地为生的农民离开了土地，结果使得大批农田被抛荒；另一方面束缚了我国农产品进一步扩大的国际市场，减少了国内市场占有率，从而减少了农民的就业总量。大量农民收入不固定，难免会引起一系列社会稳定问题，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我国的农特税定位仍为农业税。因此，我国无法对进口国外农产品征税，也无法对出口国内农产品退税。这就削弱了我国本身脆弱的农产品的竞争力，不利于在WTO成员国中的严峻竞争。

三、免征农业税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加入WTO，在农业体制上要与世界惯例接轨，应当免征农业税。笔者认为免征农业税是可行的，分析如下：

1．农业税所占比重低，免征农业税对国家财政影响不大

表1资料表明，我国农业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并且总体比重不高。全部取消农业税，中央财政损失也仅为几百亿，仅2003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就突破2万亿元，相比之下，免征农业税的缺口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转移支付填补。取消农业税，农民在同等收入下相当于增收，负担也减轻了，农产品成本降低了，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各项支出也可相应减少，对于国家财政的压力减小，而且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浪费和违规截留。

表1

年份国家财政收入（％）农业税（％）9951005.80

19961005.35

19971004.83

19981003.95

19991003.70

20001003.69

20011003.14

2．我国人均耕地少，农民无力承担繁重税赋

我国人多可耕地少，农村人均有效耕地0.42公顷。不足1亩的可耕地收入，也只能养活农民自身，农业剩余很少。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人口太多，人均可耕地资源太少，农民税费负担太重。以农业税为例，据统计，1985—1999年的14年中，全国农业各税由42.05亿元增加到423.50亿元，增长了9.07倍，年均增长7.43%。同期，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7倍，年均增长5.54%，农业税收的增长超出农业总产值增长近2%。农业税对以种田为生的农民来说，是生存的重负。为了保障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免征农业税是必要的。

3．缩小城乡差别，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的需要

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经济要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别。目前城乡之间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难题，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次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6860元，是当年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多。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和补助，城乡之间真实差距在6∶1之间。城乡差别太大。为在2020年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必需对现行农业税制进行改革。免征农业税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协调城乡经济发展。

4．免征农业税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需要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工业在发展初期需要农业提供原始资本积累，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转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对国内农产品进行补贴。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有提高。早在2001年，GDP就达到95933.3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6371.0亿元，排名世界第六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应该处于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但是多年来，我国从农民手上征收太多，而对于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却投入太少，2001年，我国财政总支出18844.0亿元，可用于农业各项支出为905.30亿，所占比例仅为4.8%。因此，免征农业税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有利于工农业的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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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炳坤 唐仁健 单位：农牧渔业部政策研究室

一、目前，我国农业方面的税种主要是农业税及其地方附加.农业税的税率是在五十年代后期确定、六十年代初期调减并且沿用到今天，对于稳定农民的税收负担、组织国家财政收入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这些年来土地使用面积的调整、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现行农业税已经不能适应农村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日趋充分地显现出它的缺陷和弊端.其表现之一，是农业税的实际税率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而逐步降低。1957年全国农村征收实物农业税按当年统购价格折款为29.7亿元，占同年农业总产值的5‘5肠.1984年征收实物农业税34亿元，只相当于同年农业总产值2，800.5亿元(已扣除村办以及村以下所办工业的产值)的1.2肠。即使按照“倒三七”比例收购价计算，1984年的农业税额也不过45.9亿元，仅占同年农业总产值的1.6拍。由此不能不承认，现行农业税的税率确实偏低.从1985年开始，国家已经将农业税由征收实物改为征收代金，并且由原来按照粮食统购价计算改为按照印倒三七”比例价计算.这一改革终止了原有征收实物的落后方式，使农业税正式介入商品货币关系，是现行农业税收制度改革过程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它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农业税税率长期偏低的状况.其表现之二，是不同产业、不同作物、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组织之间农业税负担极不平衡.现行的农业税负担基本上集中于种植业，林牧副渔业承受的税收负担很轻，或者不承受税收负担。在种植业中，由于粮食价格显著低于经济作物价格，但按单位面积征收的农业税额是相同的，这就使得粮食种植业的实际税率显著高于经济作物种植业.在粮食种植业内部，农业税负担较重的是老的集中产粮区，而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的集中产粮区税收负担相对较轻.最后具体到各个农业经济组织，由于各自的产业构成、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有所不同，导致它们之间的实际税率差别较大。农业税负担畸轻畸重的状况，加剧了农民经济收益的不平衡，影响了农业内部各个生产项目的协调发展。农业税的实际税率偏低;看起来似乎对农民有利，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农业税实际税率偏低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有些部门和地区往往根据这一事实而不恰当地增加农民的税外负担，进行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使农民的税外负担大大高于税收负担.根据不同地区的调查，除了少数乡镇集体企业发达的地区以外，绝大部分地区的税外负担平均每个农业人口达到二、三十元，高的达到六、七十元，个别地区甚至达到一百元左右.即使以平均每个农业人口税外负担20元这个保守的数字匡算，全国农村的税外负担总额达到160亿元左右，相当子农业税的3倍至4倍.应该征收的税收负担没有收上来，不应该征收的税外负担却大量增加，这正是我国农村税收关系紊乱的主要症结.

二、为了改变现行农业税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有必要对现行农业税制度进行有力的改革.改革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相应提高整个农业税的税率，着重提高原先税收负担较轻的产业、作物、地区和经济组织的税率，解决长期存在的农业税实际税率偏低和农业税负担畸轻畸重的向题;二是实行土地使用税和产品销售税相结合，既解决现行农业税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又解决土地资源合理使用的问题。比较而言，我们赞成后一种改革方案.土地使用税和产品销售税相结合的特点之一，是税款的固定与变化相配合.土地使用税的税款是固定不变的，产品销售税的税款是随着产品销售量的增减而相应变化。这样，对于那些以自产自用为主的农户(其中包括大量的贫困户)而言，一般只要按规定缴纳土地使用税，不缴纳或者很少缴纳产品销售税，有利于稳定以至减轻他们在农业方面的税收负担。对于那些商品率较高、农业收入较多的农户而言，除了按规定缴纳土地使用税以外，还要根据产品销鲁额的多少缴纳产品销售税，保持税款与收入之间的同步增长.初看起来，实行土地使用税与产品销售税相结合，似乎比现行单一的农业税复杂一些，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现行单一的农业税之所以显得简单，主要是立十多年没有进行调整，保持增产不增税造成的.如果根据水涨船高的原则对现行农业税进行调整，即使实行三年一定的政策，手续也相当繁杂，其中核查耕地面积、确定常年产量和作物品种等，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而实行土地使用税与产品销售税相结合，只是开始在核查土地资源面积这二环节工作量较大，以后在相当长时间内无需重新核查，对于产品销售税通常在销售环节加以控制就可以把握.设置土地使用税的基本目的，在于促进土地资源合理使用。作为同农业方面税收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税种，土地使用税并不是专门为农业用地设置的，它所包含的内容应当广泛得多.除了农业用地的税收规定以外，还应当包括非农业用地，例如工亚用地、建筑用地、交通用地等。一般说来，农业用地应当实行低税制，非农业用地则实行高税制、占用耕地的非农业用地还要实行特高税制，促使非农业用地部门关心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的节约使用，为保证农业的正常发展留下足够的土地资源.同时，对于农业用地的税收负担也要区别对待，使用耕地的税收负担应当相对高些，使用山地、草地、滩涂、水面、荒地的税收负担应当相对低些，以资鼓励农民从事开发性的生产项目，尽可能改变劳动力过份集中于耕地种植业的状况，逐步扩大耕地种植业和其它生产项目的经营规模，不断提高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同土地使用税一样，产品销售税也不仅仅涉及农产品销售问题.农产品销售税只是整个产品销售税的一个组成部分。产品销售税就是按固定税率从产品销售额中提取和缴纳税金.不同产品的税率是不同的，税率应当与产品的价格挂钩，税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产品价格的高低，税额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产品销售收入的多少。根据目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剪刀差、农产品价格总水平偏低的状况，农产品的产品销售税在税率上应当低于工业品的产品销售税。我们认为，农产品的产品销售税税率加权平均水平应当控制在3肠，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农产品价格总水平偏低给农民销售收入造成的损失.当然，由于各种农产品价格水平高低的不同，有些可以适当高于这个平均税率，有些应当低于这个平均税率。例如，粮食价格长期偏低，经常处于各种产品价格曲线的谷底状态，今后也很难完全改变这种情况，因此粮食的产品销售税税率可以考虑定为2肠。棉花、油料、糖料、麻类、蚕茧、竹木、烟叶、茶叶等产品的价格相对高于粮食，产品销售税税率可以考虑定为3肠左右。牲畜、家禽、肉类、奶类、蛋类、鱼类以及皮革、兔羊毛和蔬菜等的价格水平又高些，产品销售税税率可以考虑定为4肠左右。其它如水果、药材、木耳、花卉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产品，产品销售税税率可以考虑定为5肠以上，但最高不宜于超过10呱.在对农产品开征产品销售税的同时，现有的农村特产税应当立即取消，不能出现重复征税的现象。

三、我国长期以来在财政税收方面的一条重要方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个方针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可以沿用的，但又存在很大的不足，就是有可能超越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取之过多，因此应当以“取之适度、用之恰当”的提法来补充，就农业税收制度改革而言，我国农业税税率长期偏低的状况确实需要改变，但是也不能在税额方面增加过快过陡，必须看到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仍然比较低，应当随着农民经济承受能力的加强而分步骤地实施.我们认为，从农业用地方面征收的土地使用税总额可以大休控制在目前农业税总额的水平线上，即保持在45亿元至50亿元之间。其中，从耕地部分征收的土地使用税占6杨，即30亿元左右，平均每亩耕地征收土地使用税2元左右。与目前平均每亩耕地承担农业税3元相比，土地使用税的税额有了相当程度的减少，这种情况有利于减轻粮食种植业的税收负担，特别是有利于减轻经济落后地区以自产自用为主的农户的税收负担。除了耕地以外，从山地、草地、滩涂、水面等其它农业用地征收的土地使用税占40肠，即不足20亿元，按卯亿亩面积匡算，平均每亩征收土地使用税0.4元左右。当然，征收这类土地资源的土地使用税也应当区别不同情沉，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例如，滩涂、水面的土地使用税可以适当_高于山地，山地的土地使用税可以适当高于草地。在上述各种土地资源中还可以从简划分为若干等级.池塘养殖的土地使用税可以与耕地一致，而一般水面养殖的土地使用税则应当相应降低.在产品销售税方面，税额的控制完全取决于税率。税率一经确定，税额也就随即确定。1984年全国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1，44。亿元，如果按照3肠的平均税率计算，应当征收产品销售税43.2亿元。这部分税额就是比目前农业税净增加的税氛据此匡算，: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增加税收负担5元左右.如果目前农民的税外负担有明显下降的话，也是农民经济承受能力所能承担的.这样，土地使用税加上产品销售税，合计为90亿元左右，按1984年农业总产值2，800.5亿元计算，约占3.2肠，与原先的1.6肠相比，农业税率偏低的状况也就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从而既避免了农业税款增加过快过陡的情况，也实现了改革农业税收的目的，初步理顺了农业方面的税收关系。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量的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将相应增加.、鉴于目前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和不同生产项目之间收入极不平衡的状况，我们认为不同农产品的产品销售税应当有步骤地分批出台，’对于那些价格己经放开的产品可以列入首批开征产品销售税的范围，对于那些价格尚未放开的产品则应当暂缓开征产品销售税，以利子增强农民对于增税的经济承受能力。需要指出，由于从事农业的农民缴纳土地使用税和产品销售税，加上我国人多地少、农民平均出售的农产品数量少，就不应当再征收类似工商所得税性质的经营所得税，以资鼓励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至于极少数经营规模较大收入较高的农户，可以通过城乡一致的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较高可以适当降低。其次，实行上地使用税与产品销售税相结合的税收制度以后，征收的税额将比目前单一的农业税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取消地方附加，地方财政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层次，可以通过税收收入的分成来解决.

四、在解决了农业税收制度改革的税种、税率等问题以后，还需要研究解决税款的征收问题.一般说来，土地使用税的征收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只要按照生产单位使用的土地资源种类、面积和等级，根据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税率计算和征收就可以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是，对于产品销售税的征收工作却不那么简单。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掌握产品销售额，这是征收产品销售税的基础。在我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经营的条件下，如果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农产品的销售额，就难以开展产品销售税的征收工作。产品销售税，顾名思义就是销售部分才征税。根据这个特点，只要在悄售环节采取有效措施，还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是针对不同的收购形式采取不同的征税方式。我国农副产品的收购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国营商业部门收购，二是工业和其它部门采购，三是非农业居民向农民购买。1984年网营商业部门收购额为1，。70.3亿元，工业一和其它部门采购额为:。。.3亿元，非农业居民向农民购买额为169.4亿元，分别占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1，440亿元的74.3肠、13.9帕和11.8肠.这三个部分相辅相成，构成了我国农副产品流通的总体格局。虽然各种收购形式在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的比重今后会有所变化，但是这些基本形式仍将长期存在下去，从而就可针对这些基本形式制定出不同征税方式.对于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可以采用委托代征的方式。就是说，应当赋予国营部门和供销合作社一种新的职能，委托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代表税务部门向农民征收产品销售税，具体方法是在农民交售农副产品时按不同产品项目的规定税率从销售额中直接扣除，同时给农民开具税款票据。这种以扣款征税的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恰恰相反，它是以法律规定为后盾的.事实上，我国现行农业税的征收也是在很大程度上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的，只不过在今后征收产品销售税时变得更加明显而已.对于工业和其它部门原则上可以参照上述征税方式，只要具有一定规模、经营比较稳定的单位，尽可能委托它们代征产品销告税.但是，由于这部分单位情况比较复杂，在经济形式上有国营的、集体的，在经营方式上有专门从事购销的，也有收购、加工兼营的，还有从生产、加工到悄售综合经营的，因此不宜采取单一的委托代征方式。同时，妥健全与完善银行系统的职能，通过金融机构加强对企业经营情况的监督，以刊于为征收产品销告税等提供准确的基础数字.再次，还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委托代征中的故意漏征少征现象。对于非农业居民向农民购买的部分，主要采取以集体贸易税形式征收产品销售税的办法。在税务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可以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结合起来，在收取工商行政管理费的同时代征集市贸易税，或者在征收集市贸易税的同时代收工商行政管理费。由于在集市贸易上农民不仅可以通过出售产品获得生产环节的成本和利润而且可以通过出售产品获得零售环节的成本和利润，因此集市贸易税既应包括产品销售税的内容，又应包括零售环节的产品营业税的内容。这样，集市贸易税理应是上述两个税种的合并，集市贸易税的税率理应达到或接近上述两种税率的总和，以利于国营、集体和个体在相等的税收条件下开展竞争，同时也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创造必要的条件。最后，决不能忽视税款征收与地方财政留成挂钩的重要性。不论征收土地使用税还是产品销售税，也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征税，没有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政府的通力协作是难以保证顺利进行的。为了调动乡政府的征税积极性，实现土地使用税和产品销售税按规定的税率如期征收上来，必须对现行税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适当给地方财政、尤其是乡财政从税款收入中留成一部分，使地方则政收入同税款征收工作完成得好坏直接挂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其它文章中加以阐述。

篇3

    1、以农业收入为征税对象;

    2、以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

    3、实行两种方式征收;

    4、实行由国家统一控制下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5、地方政府具有相对较多的管理自主权。

篇4

免征农业税前，====年,全县农民负担农业税、三提五统各项集资等税费总额====.==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元，====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万元，按====年底==.=万农业人口计算，农民人均负担==.==元，亩平==.=元，较改革前人平减少==.==元，减幅==.==%，亩平减少==.=元，减幅==.=%，====年农业税全免，总额====余万元，人平==.==元。

二、农业税取消后的新气象

（一）农民负担有效缓解。免征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由过去的“多取、少予”开始向“多予、少取”转变，====年全县农民人平直接减负==.==元，加上粮食直补资金===万元，良种补贴===.=万元，农民人平减负==.=元。全额免征农业税，杜绝了一切向农民伸手的借口，堵死了向农民搭车收费的路子。调查对象中，均未出现收费现象，基本实现了“零负担”。

（二）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免征农业税前，乡村干部强制征收和暴力征收时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直接导致了农村非稳定因素的增加。农业税全免后，职责发生转变，乡镇干部的工作方式也随之而变。乡镇干部在工作形式上，从过去“索取型”向“给予型”转变；工作职责上，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过去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计生）”的矛盾焦点中解脱出来；群众关系上，从“油水关系”向“鱼水关系”转变，受到农民的欢迎。==%以上调查对象对免税后的乡镇政府表示满意。

（三）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免征农业税后，加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不断落实，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弃田抛荒的少了，复垦耕种的多了；粗放经营的少了，精耕细作的多了；撂荒面积减少了，种田大户增多了。====年水稻种植==.==万亩，同比增加=.==万亩；烤烟种植=.==万亩，较上年增加====亩。

三、农业税取消后面临的新问题

（一）乡镇及村组干部的角色转换尚未及时到位。

=、思想观念不适应。长期以来，乡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收税，能把税费收齐就是最大的成绩，其他行政职能逐渐弱化。现在沿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乡镇工作==%—==%的工作对象没有了，乡镇工作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更加突出。调查中，==%以上干部认为“农民全部减负，干部如释重负”、“农民种田不交钱，农村工作何去何从”。免税后，乡镇干部帮助农民抓调整，首先就丧失了动力机制，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跟乡镇干部尤其是一般干部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除计生工作外，乡镇干部大都产生了盲目感，对农业税取消后的工作心里没底。=、工作方法不适应。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明确，各项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的经营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单纯靠行政命令开展工作已没有了市场和空间，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涉及到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搞好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增收等问题，==%以上乡镇干部表示心里没底。=、发展思路不适应。农业税费一直是乡镇赖以运转的财源，农业税取消后，虽然有基本相当的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是一个定数，只能维持乡镇基本运转，根本谈不上偿还债务、发展公益事业等。农业无税，乡镇财源何来，怎样发展？这对于长期习惯就农业农村抓农业农村的乡镇决策者来说，是最大的难题。有的乡镇领导反映说，农业税取消后，就发展思路角度来讲，乡镇干部的担子不轻反重。

（二）乡、村两级组织正常运转更加困难。一是财力大辐减少。免征农业税后，一般乡镇减收==余万元左右，多的==余万元，财力缺口大，==%以上的乡镇干部误餐补助和其它津贴无法兑现；村级收入较取消农业税前平均减少==%左右，每个村的收入包括各级转移支付平均不足=万元，只占正常运转所需支出的==%。调查显示，全县仅有==%左右的村组织有收入，其中收入上万元的村仅占=%，==%左右的村级组织没有收入。以湘江乡调查的三个村情况来看，====年总收入=====元，总支出=====元，结余=====元，被迫还旧借款=====元，赤字=====元。二是债务积重难返。免征农业税前，==%以上的乡村由于垫税、村级集体企业亏损、重点建设及招待等诸多因素，致使乡镇和村级组织负债现象较为普遍，不堪重负。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乡、村两级债务高达====余万元，其中乡镇负债====万元，村级负债===万元，平均每个乡（镇）在===万元以上，每个村在====元以上；其中负债最严重的沱江镇累计债务高达===万元。乡村债务久拖难解已成为一些地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三是村干部队伍难稳定。免征农业税后，村级唯一的集体收入来源被卡断，村级资金严重不足，各村正常支出难以保证。全县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不足====元，==%的村干部表示每年招待乡里干部的开支就不止====元，村干部成了“倒贴”干部，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湘江乡村民小组长在取消农业税前人均年发放===—===元，免征农业税后由于经费紧张已取消。四是农业税征收遗留问题多。过去在农业税征缴过程中迫于“双过半”和“结硬帐”，乡镇、村级组织通过借、垫等办法完成任务，有的向银行贷款，有的用乡村干部的工资垫付，目前全县农业税尾欠仍有====万元不能收缴到位，平均每个乡镇==万元左右，致使乡、村债务难以化解，乡、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乡村偿债压力很大，且因为==%以上是贷款，考虑到利息等因素，债务有上升的趋势。五是农民土地矛盾纠纷增多。由于取消农业税，土地收益增值，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争田要地的现象，由于国家土地承包政策明确规定“土地一定==年不变”，也使部分农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农村人平占地悬殊竟在=倍以上。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的遗留问题日渐显露，农户之间因界端不详、面积不实、权属不明产生矛盾，一些原来已退田的农户又要求收回土地自己耕种，少数村将闲置地集中租赁给种田大户或外来户经营，农民现在又要求发包到户或提高租赁费或重新分配。六是公益事业开展困难。免征农业税前，村级集体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免税后，村级的道路维修、塘坝沟渠修整、学校建设等村级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骤减，由于资金短缺，农村开展的“一事一议”存在“有事不议，有事难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加上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导致的投工投劳不足，造成村级公益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三）农资上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增收不乐观。调查表明，化肥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水涨船高”，直接影响农民增收。以沱江镇山口铺村==组农户饶家杰为例，====年发现化肥等各项费用明显上涨，购买同样的化肥平均每亩上涨==元，农药平均每亩上涨==.=元，翻耕、抗旱抽水费每亩上涨==元，地膜、农具等其他物资价格全面涨价。同样的一亩耕地面积所需的农资费用，比上年涨价就超出===元。因此，因涨价而超出的各项费用高出了农业税免税额。调查中，有的村民埋怨说：“上面在骗我们，免了农业税，每年我们要出更多的钱（购买农资）”。

（四）取消农业税对林区发展意义不大，林农返贫未能得到扼制，林农区的经济差距日益加大。“三林”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林区水田面积少，种田方面的农业税本来就不多，免除农业税政策并没有给林农带来多大的实际意义，国家的扶农、惠农政策为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致使粮食价格高位运行，加上自然条件限制、林业保护性政策不到位、林业税费居高不下、部分惠林政策被取消、现行的惠农政策不能充分享受等因素，致使林农返贫更加严重，林区与纯农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严重不足，吃饭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林区耕地少，人均水田=.==亩，粮食直补政策人均实得仅=.=元。相反由于国家采取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主要靠买米度日的林农为此每年人均增支购粮款在===元以上。====年以前林农每年自产粮====.=万公斤、林区平价定销粮===.==万公斤、造林抚育补助粮===万公斤，三项====.==万公斤，人均年口粮达===公斤，吃饭问题已经解决。====年以后，林区平价定销粮、造林抚育补助粮被取消，林农吃自产粮和市场购粮。====年===个林业村自产粮===万公斤，人均===公斤，比====年人均减少===公斤，人均年缺粮=个半月。吃“三夹饭”（包谷、红薯条、大米合煮）的现象重新反弹。二是经济来源单一，收入仍然较低。林农基本靠木材采伐销售为生，====前人年均木材指标=至=.=立方米，由于木材径大质高，木材销售价高，林农人均实得===至===元。====年后，采伐指标逐年减少，人年均=.=至=立方米，加之木材市场疲软，销售价降低，兼之受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影响，扣除一定的运输成本和上交的税费及劳务开支后，林农人均实得仅有===至===元，比====年人均减少===至===元。加上国家实行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木材限额采伐等林业政策，林农从生态公益林中所得补助仅为=元/亩（扣除管护费，实得=.=元/亩）。且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划分，导致林农对林木和林地缺少了经营自，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砍一轮树种三年土，解决三年杂粮”的生产生活门路也没有了。雾江乡龙虎村谢冲小组共有林地====余亩，其中====亩被划为公益林，此后，该小组几无树可伐，全组===多人每年仅靠国家按=.=元/亩实得的=====多元补偿度日，人均不足==元。据统计，====年全县林农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其中水口镇仅为===元。目前林区现有贫困户=====户，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人，占全县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三是基础设施差，发展仍然缺乏后劲。目前林区==个组未通电，===个村未通电话，==个村未通公路，===个组未通小四轮、板车路。由于交通不便，林农每年支付木材陆运费===多万元，买米交通费===多万元，人均增支===多元。====年，林区有过伐组===个，占==.=%，这些村组由于无树可伐收入锐减。由于林农用于吃粮、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的==%以上，致使林农发展生产投入严重后劲不足。

三、对策和建议：

（一）积极反映“三林”问题、呼吁国家调整现行有关林业政策。（=）建议恢复已经取消，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林粮挂钩、造林补助等林业优惠政策。这对调动林农营林积极性，保障林农基本口粮，维护林区林政和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制定调整有关林业政策。建议对林农实行“一取消、一补偿、一补贴”政策。一是取消育林基金，让林农直接在林木交易中增加收入。同时，对因取消育林基金后给地方政府减少的收入缺口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予以弥补。二是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对现有公益林的林木资源进行价值评估，实行一次性补偿或分期补偿。对绝大部分山林划为公益林、耕地严重不足、生存条件特别困难的林农，实行生态移民，将公益林木补偿费和林地征用费一次性补偿到位。公益林林地的补偿标准应基本上按照市场机制确定，以不低于每亩林地每年能为林农产生的经济收入为参照进行补偿。改变现行补偿（=元/亩）过低的状况。三是建立对林农实行生态直接补贴机制。参照种粮直补政策，可根据林木采伐指标或造林抚育面积，对林农进行粮食补助。（=）配套完善有关林业政策。为了确保政策落实，建议从水力发电、森林旅游、消耗森林资源的企业、排放污废物破坏生态的部门、企业和个人收取生态资源税，作为对生态营造、管理、保护的经济补偿，使生态资源补偿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建议对林业实行长期限、低利息的信贷扶持政策，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对被划定为国家生态公益林的营林贷款实行减免或挂帐停息政策；在明晰林业产权的基础上，实行林木、林地资产抵押的金融扶持林业政策；加大对林区县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进林区健康稳步发展。

（二）不断加快配套改革步伐，深化调整和完善涉农政策。

=、进一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根据中央机构改革方案及省里的要求，各个乡镇将分流=/=—=/=的富余人员。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机构改革。（=）要撤并机构。科学设置乡镇机构，并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要改革村组机构，大量精简村组干部，实行联组合片，由村干部兼任片长。（=）要分流人员。下大力气清退编外人员，压缩在编人员，解决好富余人员的出路。一是鼓励乡镇干部带薪带职离岗发展经济；二是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三是对==岁以下，没有达到大专以上文凭的乡镇干部实行脱产轮训，学习培训期间工资不变，培训费用自理。

=、进一步加强农资市场管理，还利于农民。同时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害。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帮助农民科学种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要鼓励和促进农资生产企业开发高效、高能、价优的农资产品投入市场，尽可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既能增加产量，更能增加收入，实现农资企业与农民双赢的效果。同时，政府要引导农民改变产业结构，种植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档次，提高耕地的综合效益；引导农民广泛使用有机土杂肥，这样既能改良土壤结构，又能降低农业投入的成本，还能减少农村因自身环境污染给农业生产、生活带来的损失。

=、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依法完善二轮延包等土地流转方式。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各项补贴政策的出台，土地问题逐渐凸显为农村的突出问题，更显示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发生的新情况和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用活用足党的农村政策，努力化解国家土地政策与土地承包现状之间的矛盾，及时依法完善二轮延包，调处各类土地纠纷，签订承包合同，颁发经营权证，做到“四至”清楚，权属明确，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同时，对农民在抛荒地重新耕种的，要合理引导，做到有序开发，不得乱砍滥伐、过度复垦。对长期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包地在保障其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引导其通过代耕代种、转包、租赁等方式流转到人多地少的农户。对外来经营业主以协议方式开发村集体空地，也应通过其它承包方式保障其经营权，采取土地使用权入股、有偿转让等形式，既保护承租者的合法权利，又适当考虑农民的既得利益。

（三）进一步搞好乡镇职能的重新定位，转移工作重心。

农业税免征仅仅是“少取”，乡镇应该在“增收”和“多予”上对农民给予更多关注，主要职能应是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重心由就农业抓农业向以工带农、以工促农转变，突出抓好农副产品加工业。一是要履行引导农民入市的职能。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产品销售队伍，推动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二是要履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职能。乡镇要花大力气制定出操作性强的农村建设规划，并认真付诸实施，探索多种途径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引导农民自愿协商投工投劳，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彻底改变农村脏、乱、散、差的旧面貌。三是要履行引导生产发展的职能。乡镇政府要引导村组干部转变观念，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当前，农民最盼的是快富，最缺的是资金、技术和信息。可采取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或乡镇干部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乡镇派驻企业服务、引导外出务工、参与支农中介服务组织等形式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四是要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由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目前，乡镇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上到下，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财政税收任务、招商引资）和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以及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做好新形势下的乡镇工作，要求乡镇干部必须对我国目前农业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较深的理解和把握，以便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重大意义。一定要使乡镇干部认识到，取消农业税的真正内涵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的发展阶段，实行包括取消农业税在内的各项惠农政策，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势在必行。乡镇干部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转变观念，调整心态，主动由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甘当公仆，积极服务广大农民，带领群众致富，发展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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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基本不单独设立农业税这一独立的面向农业的税种，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在统一的税制下，减轻农民的税赋负担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考虑到农业的产业特殊性和社会重要性，各国在统一的税收制度下，对农民赋税都采取了各种的优惠措施。在此方面，美国的做法具有代表性。在统一的税种制度下，美国政府给农民以各种可能的赋税优惠。表现在：

（一）在个人所得税方面，采取三种变通措施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一是允许农民采用“现金记账法”。这种方法只要求农民在收到农产品的销售货款后才向税务部门报告，而所发生的生产费用支出即可在当年的收入中全部扣除。这样就使农民可以通过从当年收入中减去提前购买下一年度使用的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其它投入品的办法来减少应纳税的收入基数，从而减少纳税额。二是允许农民使用“资本开支扣除法”。政府允许农业的“资本开支”即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支出，可以从付款当年的经营收入中全部扣除。而在我国购买固定资产的支出不允许从销售收入中扣除的，今年才在东北省开展企业购买固定资产的支出可以从当期产品销售收入中扣除的试点。

（二）在遗产税方面，采取变通方法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按美国的基本税制规定，遗产税是按死者遗产的资产净值来征收的。由于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农地价值要远远大于按农业用途估算的农地价值，若按市场价格计算农地价值就会使农地继承者多缴税。为了减轻农业继承人的负担，政府允许农地价值按实际的农业用途估算。从而大大减轻了农业继承者的税收负担。

二、国外农业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理性看待“取予”关系

一是农民“既负担，又享受。”另一种是“既不负担，也不享受。”美、法、德比较重视农业税收政策，相对地农民的负担也要重些，而政府将收取的农业税收入主要用于建设比较完善的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因而农民的损失从这一体系中获得了相应回报。从而既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也得到了实惠。这是一种“双赢”战略。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既不向农民收税，也不提供公共服务”的“自由主义”农业理论的国家。由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落后，所以，英国的农业落后于欧洲主要国家，疯牛病、口蹄疫等传布泛滥是一种必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和农村公共事务的存在，需要政府向农民集中一部分财力，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的。即使进入了发达社会，农业和农村公共事务的资金还应当来自农民，这是市场经济规则在农业上的体现，而且，税收是主要的调控经济的杠杆。目前，我国取消农业税，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极大的帮助，可以显著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使农民休养生息的作用，但从长远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完全靠其他部门的税收收入来支持农业，并不利于农业长期稳定地发展，英国是典型的例子。因此，统一税制，是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二）农民富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从国外农业赋税的实践可见，各国都把税收优惠作为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表面看，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规定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承担着多种税负。但实际上又对农业给予了各种优惠，以增值税为代表的各种流转税基本不交，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代表的各种直接税经过七扣八折，所交也寥寥无几；越是农业比重低的发达国家，对农业的税收优惠措施越多、优惠程度越高；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把从农业中征税作为他们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相反，却把对农业的扶持始终作为政府政策的重要目标，作为增强本国农业竞争力、促进本国优势农产品出口的一个重要手段。采取减免税的办法“补贴”农民，不仅对农业的支持更直接、更有效，还可以大大节省税务运行和管理成本。

（三）统一税制是必然的要求

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比重高还是低，其农业税制最终都与其他部门税制走向统一，这是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公平竞争和规范分配关系的必然结果。从理论上看，农业与其他产业在税政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农民生产和销售农产品如同企业生产销售商品一样，交纳增值税，有所得，则交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同是公民，应享有同等的待遇。这才能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四）统一税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税收制度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农业税制是否纳入一国主体税种之中，取决于三个因素，即：一是农业的自给半自给程度及征税机关能否准确核定农民的收入；二是农民的素质及农村人口的多少，以及国家财政承受的能力；三是征税成本的高低，即在一定时期是尽可能地利用现有制度资源还是彻底抛开而进行税制改革，哪种做法更经济合理。这些因素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把握。我国目前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国家财力薄弱，统一税制必然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三、完善我国农业税制的思考

第一阶段，取消费农业税，集体公共事务采取“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税费制度；第二阶段，随着国家财力增强和小城镇的发展，当农村人口降为5%以下，农业已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农业应同其他部门一样，实行统一的税制。应完善财产税、开征土地税、逐步引进增值税和所得税。

（一）开征土地税：农业土地使用税是对使用农业土地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为取得这种应税资源的使用权以及相应的级差收入而课征的税。开征土地税具有可行性。一是，自古以来，农民已习惯于种地纳税；二是开征土地税，简化了常产评估、粮款折价等繁杂的税收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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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theoretical departments of nanjing institute politics of pla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摘要:成本和收益比较是决定制度变迁的关键。我国从2004年开始降低农业税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农业税免征，2006年后，全国将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零赋税”。从新制度 经济 学的角度来看，免征农业税将是净收益。但从短期来看，免征农业税对于政府来说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相关制度创新主体对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一致赞同、支持和推动了这一制度在全国的推行。

关键词：农业税 制度创新 成本 收益

abstract: analysis of cost-profit is the key point to the system innovation. in 2004,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lowers it’s rural tax rate in economic flourishing reg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try to cancel farmer’s rural tax. in 2006,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cancel all the farmer’s rural tax. in the ey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that the cancellation of rural tax will be a net profit in a long run, but it is a negative cost. at present. related behavior corpus adopts and promotes this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keyword: rural tax rate rural tax system innovation cost profit

从2004年起，国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等11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从2004年此项政策的实际执行看，减免农业税的步伐已经大大加快，截止到2005年1月底，全国已有26个省市区都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税。2005年3月5日，温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郑重承诺：（2005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2006年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那么，免征农业税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市场经济行为？一些农业和经济专家认为，考虑到

二、我国农业税免征的成本－收益 分析

（一）个体成本－收益分析

就个体收益而言，首先，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民负担过重居高不下，是多年来的老大难，连政府的吃喝招待都要摊在农民头上，最高时有的地方每人每年高达400多元，占到农民低收入的30%，农民不堪重负。近两年在中央“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下，加大了对农民的减负力度，农民负担有了较大的减轻，但有的地方又跳不出时减时增的怪圈，总在那里习惯性地时不时地打农民的主意。过重的负担，挤占了农民家庭消费，直接 影响 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农业税免征对于饱受沉重税负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2004年，中央取消了特产税，为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减少农业税1个百分点，可再为农民减轻负担70亿元。截至2005年1月，已有26个省（区、市）宣布取消农业税，全国农民直接受惠300多亿元。2005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2006年全国将全部免征农业税，农民将获得更多益处。

其次，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农业 发展 。

参考 文献 ：

[1]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 经济 学 理论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a].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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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theoretical departments of nanjing institute politics of pla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摘要:成本和收益比较是决定制度变迁的关键。我国从2004年开始降低农业税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农业税免征，2006年后，全国将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零赋税”。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免征农业税将是净收益。但从短期来看，免征农业税对于政府来说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相关制度创新主体对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一致赞同、支持和推动了这一制度在全国的推行。 

关键词：农业税  制度创新  成本 收益  

abstract: analysis of cost-profit is the key point to the system innovation. in 2004,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lowers it’s rural tax rate in economic flourishing reg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try to cancel farmer’s rural tax. in 2006,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cancel all the farmer’s rural tax. in the ey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that the cancellation of rural tax will be a net profit in a long run, but it is a negative cost. at present. related behavior corpus adopts and promotes this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keyword: rural tax rate  rural tax  system innovation  cost  profit 

从2004年起，国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等11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从2004年此项政策的实际执行看，减免农业税的步伐已经大大加快，截止到2005年1月底，全国已有26个省市区都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税。2005年3月5日，温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郑重承诺：（2005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2006年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那么，免征农业税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市场经济行为？一些农业和经济专家认为，考虑到

度创新往往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摩擦与冲突而引起的。在我国的改革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改革中利益受损者(包括收入增加相对缓慢者)由于要承担巨大的社会成本付出，容易引发“仇富”心理，这种情绪越高，制度创新阻力越大，成本付出就越多，达到一定极限最终将导致社会的全面崩溃。 

3、政治成本－收益。这是以权力角度来衡量某项制度创新的成本。政治规则一般受到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约束，经济效率常常不是其主要目标，它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收益。对制度创新而言，这种收益不仅表现为要求通过制度创新能增加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在国力增强后获得更广泛的国内政治支持和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中的力量，达到巩固权力之目的。另一方面，制度创新也必然使权力中心面临相应的政治代价，譬如改革使权力扩散，弱化了权力中心的权威性，经济自由化所诱发的多元化政治力量可能对权力中心产生某种潜在的威胁等等。毫无疑问，只有在制度创新的预期政治收益大于政治成本，权力中心才会主动推进改革进程。否则，权力中心本身就可能为制度创新设置障碍。 

由此可见，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的比较关系是制度创新能否发生的关键。只有当赞同、支持和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集合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博弈中是否处于优势地位，制度创新才能产生。这是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的充分条件。 二、我国农业税免征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个体成本－收益分析

就个体收益而言，首先，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民负担过重居高不下，是多年来的老大难，连政府的吃喝招待都要摊在农民头上，最高时有的地方每人每年高达400多元，占到农民低收入的30%，农民不堪重负。近两年在中央“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下，加大了对农民的减负力度，农民负担有了较大的减轻，但有的地方又跳不出时减时增的怪圈，总在那里习惯性地时不时地打农民的主意。过重的负担，挤占了农民家庭消费，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农业税免征对于饱受沉重税负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2004年，中央取消了特产税，为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减少农业税1个百分点，可再为农民减轻负担70亿元。截至2005年1月，已有26个省（区、市）宣布取消农业税，全国农民直接受惠300多亿元。2005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2006年全国将全部免征农业税，农民将获得更多益处。

其次，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农业发展。

其他方式再变相转嫁到农民头上，从而使加重免征后农民的其他负担，农民要为制度创新付出成本。

从国家经济成本收益考察，2004年以来，全国农业税年收入只有500多亿元，仅占到当年全国税收总额的3％左右。免征农业税减少的收入也就相当于给公务员加一次工资的财政支出，就此份额而言，即使取消这个税种，对我国税收总额与财政收入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但我国自2004年开始试行免征农业税，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财政困难县区转移支付，“一进一出”之间，财政的确会面临一些压力。如果考虑到近5年我国税收总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5%以上，则逐步取消农业税从总体上讲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二）社会成本－收益分析

1、收益分析：首先，免征农业税有利于消除城乡差别，建立和谐社会。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差距较大，近年来还呈进一步拉大之势，这种差别体现在我国的税制上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但农村没有这种扣除；城市从事工商业者纳增值税，也就是增殖部分才纳税，起征点为月销售600—2000元，一年为7200—24000元，而农业税按常年产量计征，没有起征点，也没有成本费用的扣除。农民实际上担负着比城市居民更重的财政负担。但

干群矛盾的焦点和影响农村稳定的导火线，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及信任危机。危及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和巩固。

免征农业税将减少以往利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需资金，一定程度上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政府将大幅度减少甚至取消来自农业的收入，国家财政以满足乡镇基层政权运转和乡村公共产品服务供给，需要付出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即通过收入和资源再分配，利用工业和服务业反哺农业，将非农产业创造的资源向农业大规模转移。2004年国家通过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给农民减轻负担达294亿元。此外，2004年国家还加大了对种粮农民、化肥生产企业的补贴力度，补贴累计达到140多亿元。2005年，国家安排项转移支付资金140亿元，弥补因减免农(牧)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安排150亿元，增加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乡的转移支付；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贫困地区592个县约14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安排160多亿元投资农村的道路、饮水、燃料、节水灌溉等 “六小工程”项目建设。国家从维护社会稳定收益出发，加大对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帮扶力度，必将减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需资金，一定程度上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

3、政治成本－收益分析 

篇8

关键词：农业税；农民收入；乡村经济；乡村财政

一、绪论

农业税在我国有着2600多年的历史，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9亿农民得到了实惠。但与此同时，农业税的取消，也对农村经济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农村基层财政捉襟见肘，农村债务危机不断加重，宏观调控效应变窄等等。正如贺学峰（2007）所言：农业税的取消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加速了农村无序力的形成，而这种无序力打破了农民组织化对未来尚存的预期。这种情况是以前中国农村社会从未出现过的。

财税改革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充满了血与泪的历史。政治就是妥协，改革就是牺牲。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早已颁布，并且已经平稳运行了六年，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讨论的意义在于分析农业税取消后给农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二、文献综述

（一）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是秦晖在其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2002）中根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即农民负担会在农业税改革初期下降一段时间后上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从而走向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不同的学者对“黄宗羲定律”的成因有不同的见解。项继权（2004）认为，虽然多数朝代的农业税税率不高，但农民税外之费不绝，朝廷上下随意征派附加税、杂税以及地方政府和官吏的行为与国家财政分配的不合理是导致其定律的主要原因；叶青教授（2005）认为，出现“黄宗羲定律”的原因是国家未对农民实施国民待遇以及政府实行的“城乡分治”政策；伍潜娜（2010）认为，农民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导致这一定律形成的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文献总结，本文认为： “黄宗羲定律”是确实存在的，并且带有很明显的周期循环性，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税收体制一直都缺少的思想。政府可以任意的加税减税，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约束。这就使得税费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通过体制内不断的自我纠正来解决，缺少外部监督，更缺少合理法律依据，其效率十分低下。但同时我们不也能将该定律的影响扩大化、严重化，更不能形成消极的心理预期。

（二）沉重的农业税负

过重的负担直接影响到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农业发展。项继权（2004）认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第二，由于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扩大。经营非农业比经营农业能获得更多的收入，于是农民的务农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张季生（2005）认为，农民经营土地收入低和负担重，导致出现农民背离土地的现象，此外基层债务问题也日趋严重。因此本文认为：农业税取消后，单从经济上讲是合理可行的。首先，征收农业税的成本已经远远高于税收本身，是不合算的；其次，取消农业税后，增强了农民的购买力，为农村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再次，农民增收使得农业的投入效应明显增大，巩固了农业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

（三）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变化

农业税取消前，农民负担过重，因此各地农民与政府关系紧张，矛盾积聚，抗税、逃税，甚至是暴力殴打税务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官民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缓和。项继权（2004）认为，农业税无论是税费负担还是农民负担，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的本身并不是单纯的“税改费”或“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它的实质内容首先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其中包括政治以及权力的调整。贺雪峰（2005）认为，取消农业税会使乡村组织在为村民提供公共品时变得消极，农民也只能各自为战，不可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问题。

本文认为：经济基础必然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也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力。尤其是在政府大力推行基层民主制的背景下，农业税的取消进一步弱化了乡镇的影响，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但同时，乡村公共品的供给又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取消农业税的负面效应

（一）财政危机效应

首先，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更加困难。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政府层级的财政支出配置主要取决于：（1）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经济规模；（2）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外部性，即受益的外溢范围大小；（3）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1]。但是行政管理体制与分权型财政体制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后果是下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的不一致，以及政府支出职责配置的背离。其次，乡村干部的积极性下降。取消农业税后，由于法治建设的长期滞后，以及传统“皇粮国税”思想的影响，农村干部的职能一时难以转弯；再次，农村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社会管理能力弱，农村自然灾害多，基层政府事权划分不清晰等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很多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影响。

当然，中央针对以上问题也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在制度上本身也存在缺陷。第一，针对地区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较高，这就会造成区域间的不公平，同时也会为“寻租”提供可能；第二，缺乏法律层面上的制度安排，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第三，效率低下，农村公共财政的决策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财政资金投入完全是自上而下，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和决策机制[2]；第四，缺乏对转移支付资金的审计和监督机制，所以往往会出现政令不畅，效果不佳的结果。

（二）债务危机效应

乡村债务问题是个长期遗留问题，也是各种发展不平衡下积累的结果，只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村债务的负面效应更加公开明显化。崔昌玺（2007）认为，改革前，由于“三提五统”和其它税费收取渠道的存在，使得部分债务负担转嫁给了农民；祁岩（2007）指出， 取消农业税后，一方面乡村收入大幅度减少，造成乡村政府的运转和组织活动经费不足，这就为新债务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取消向农民收费，税费尾欠也不予追究，这就使得乡村政府无法获得偿债的资金，而短期内乡镇财政又无法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乡村两级的债务消偿压力明显加大。

目前，我国乡村债务表现出的三大特点：一是负债额高； 二是负债面广；三是负债增长快[3]。高额的村级债务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瓶颈所导致的问题具体如下：其一，高额的村级债务让很多农民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于是纷纷离开农村，几乎没有人愿意或敢于来对负债负责。其二，高额的债务让村干部失去了基本的工作热情与责任感。其三，债务也使乡镇领导失去了还债的信心[4]。

（三）宏观调控变窄效应

在国外，农业税免征已成为了惯例，但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中国正处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紧要阶段，农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通过市场法则壮大和发展农业似乎更适合市场经济规律。

在我国对农业经济调控手段和空间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农业税是一个很好的调控工具[5]。可以通过税目的选择、税率的设计、税收优惠政策的安排等来指导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汤贡亮，1995）。同时李晓丹（1998）认为，税收中性化大大的削弱了宏观调控对资源配置具体过程的干预，让宏观领域内的配置更加市场化。李永刚（2011）则认为， 税收可以从宏观上调节商品供应总量与需求总量的关系。此外税收的固定性、无偿性、强制性的特征又使其在调控效果和速度方面明显高于其它手段。

取消农业税后，剩下的手段只有政府的直接补贴，但这种补贴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在目前财权与事权相分离的大背景下，财政补贴往往很难直接到乡村一级财政，复杂的中间环节大大增加了政策的滞后性；其次，政府补贴不具有法律规范性，随意性很强，无法向农民传达一个积极持久的心理预期；再次，在政府补贴的具体操作过程很难做到透明化，这就为各种各样的“寻租”提供了可能。极大了削弱了宏观调控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健全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应合理界定政府与农民的责任。政府的重点应该放在那些农民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上，开展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公益事业、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应该建立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民主决策机制，让农民能表达自己的偏好，监督公共品的提供。具体建议如下：

1. 理顺乡村关系，完善民主选举。农村必须要先理清“政务”与“村务”的事权范围及相互关系，明确领导责任。同时健全社区公共品决策机制，保障村民的选举权和监督权。

2. 提升农村的决策能力，强化民主决策程序。一方面加强村干部的能力建设，使之承担起提供公共品的责任；另一方面，规范议事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3. 建立农村公共产品选择机制。各项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必须经过村民委员会讨论批准，并且要及时进行村务公开，接受监督。

从制度上有效控制农民负担的增加。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专门向农民征收的税费项目是被全部取消了。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收费项目仍然不少，包括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等，而且一些超标准、乱设收费项目的现象也比较普遍。所以增强其收费的透明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且建立规范制度

农业税取消后，基层财政依赖转移支付的程度加深，加之在分税制中中央和各级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分配不合理的背景下，进一步改进现行的转移支付方法、建立健全规范转移支付的制度就显得尤为关键。

首先，应该继续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各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等客观因素为基础，准确合理有差别的确定支付规模；第二，转移支付方法多样化。运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手段，使得转移支付效果最优化；第三，明确拨款的使用方向，使专项拨款结构得到优化。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缩小城乡之间的财政投入方面的差距，使更多的农民得到具体的实惠；最后，建立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的激励约束机制。合理划分省、市、县、乡四级财政收入，完善基层财政收入体系。将地方税种的收入主要留给县乡两级，或提高县乡财政分享的比例，调动县乡政府发展经济和增加收入的积极性。

（三）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而增加农民收入又是解决农民其它一切问题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大刀阔斧的去除体制中的弊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社会经济发展融为一体。同时要从严约束公共权力、防止公权滥用，实现政府职能向提供公共物品的根本性转变。

第一，鼓励农民工进城务工。我们承认在近几年里，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权利以及受到的待遇都有很大的改善。但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对进城农民的不公正、歧视性待遇，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因此要继续推进相关改革，并将其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第二，加强农村第一产业的同时鼓励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发展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根基是否稳定。在此基础上应该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对待乡镇企业，一方面要求乡镇企业推进改革和调整，积极引进强势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现代企业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创造更加有利于乡镇企业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的政策体制，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的，就不能随意打压。

（四）建立乡村债务的化解和管制机制

面对全国乡村数千亿的债务，化解的方式既不可能是靠中央和省级财政的一揽子政策，也不能完全由县乡财政自行解决。要在摸清债务底数的基础上进行化解式的处理。

首先，应该了解当地的事实情况，根据自身特定情况，制定出适合当地的方法。其次，对现有的乡村债务，应该区分债务形成的原因，分类逐步化解。要首先解决涉农债务，防止出现农民以债抵税，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再次，要严格控制新增负债。对具体项目要实行责任制，确立责任人，债随人走，并且引入司法机制，加大举债主要责任人的风险成本，杜绝因个人利益而举债的事情发生。

参考文献：

[1]崔昌玺. 废除农业税的负面效应及对策探究， 甘肃社会科学[J]，2007，（2）

[2]崔立勇.取消农业税：农业减负不是全部[J]，中国经济导报，2011，（3）.

[3]黄国帧. 值得关注的农民收入统计数据， 党政干部参考[J]，2011，（4）

[4]韩俊. 调查中国农村[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5]贺学峰.凤凰周刊[J]，2005，（8）

篇9

××镇地处××区远郊，现有镇村两级干部107人，其中镇干部68人（在编人员37人，无编制人员25人，退休人员6人），村干部39人。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环境的制约，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原创：我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都与别的乡镇有很大差距。农业税取消之后，成了名符其实的“零”财政，仅靠每年上面的转移支付20多万艰难维持运转。干部戏称，转移支付好比病人打吊针，治标不治本。

过去：一切为了收缴收缴就是一切

作为基层政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农业税取消前所谓七站八所真正有“本职工作”可做的并没有几个，机构臃肿，人员众多。从我镇的实际情况看，机关干部每年至少要拿出三分之二的时间忙所谓的“中心工作”——收粮收税。税费收缴是最难办而又必须办、最消耗人力物力的。作为一个农业大镇，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必然的。在农业税收制度下，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不仅用于扶助孤寡、训练民兵、兴办教育、挖沟修桥铺路架电的费用都需要向农民收，干部的福利待遇也大部分来自农民。

粮税收缴不齐就难以确保正常运转，要确保正常运转就必须将粮税收齐。农民当然也不是一群甘愿“无私奉献”的傻子，对于合法的税费他们都有抵触的本能，如果要加重他们的负担，他们必然要持反对的态度、甚至反抗，因而干群关系总有磨擦。这种状况促使我们的管理方式悄然发生改变，于是我们推行了“干部包村”制度，就是驻村干部到村里给农民解决实际问题，而最根本的任务却是完成一年的粮税任务。粮税收缴时间比较集中（一般是“双抢”过后一两个星期），但前前后后需要协调很多关系、化解很多矛盾，何况“清欠”工作旷日持久。生存的本能迫使着我们的干部都要心往收粮收税上想，劲往收粮收税上使，何况收粮收税本身注定是“难啃的骨头”。2002年，我镇为了完成区下达的农业税征收任务，将干部11、12月工资抵作农业税上缴，现在还没能力解决。总而言之，过去就是这种一切为了收缴、收缴就是一切现象。

现在：从伤筋动骨到脱胎换骨

农业税取消了，干部终于可以从无休止的收粮收税中解脱出来，但是问题又突现出来了。乡村干部的待遇怎么办？过去的农业税尾欠又不能收，而我们又没有任何的收费项目，干部工资和机关的基本运转都是要钱用的，只有钱出没有钱进了。我们立足实情加大财源建设力度，走出了一条以农促工，共同发展的道路。

由于地理条件、交通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直以来我镇致力于发展工业，但成效有限。2005年全区其他乡镇都有大的项目，唯独我镇是空白。

我镇的农业在全区是数一数二的，于是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壮大农业产业，以农促工，围绕市场做活农业文章。我镇今年引进了昭阳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柑桔、藠头等罐头产品。我们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在江口、光辉、芹菜等村建立起了柑桔、藠头大型农产品基地。这样不但满足了企业的生产需求，又实现了农民增产增收。

我镇老百姓一直有种植油菜的传统习惯，镇党委政府因势利导，采取“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的运作模式，在全镇推广冬季油菜种植，产品由中富油业公司以2100元/吨的最低保护价敞开收购。镇里特别开办了两期油菜种植培训班，请资深的专家传授油菜种植技术，发放了近3000份的资料。原创：镇农业办技术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完成油菜育苗工作。现已免费发放优质油菜种子204斤，种植面积达1020亩，预计可产油菜籽30万斤，将为农民增收30万余元。同时，还积极推广优质高产的粮油和蔬菜新品种。今年种植小麦、马铃薯、大白菜、大萝卜等粮食、蔬菜作物2000亩，将分别比去年增长50％左右。

今年我们还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为减少农民生产经营中的盲目性，降低市场风险，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今年上半年联合天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镇10个村农户签订以1元/公斤收购的500亩“订单”糯玉米。天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将600公斤糯玉米种子送到农民手中，还包技术为种植户提前、产中和产后全跟踪服务。种植的500亩糯玉米，天源公司以每公斤一元的价格已全部收购，并实现亩产糯玉米1.2吨，每亩增收达300元。

篇10

一、村级债权债务状况。据调查，全县村社1985年以前的积累作为生产底垫划给农户长期使用。1986年至今的新积累（提取公益金、公积金）一是被乡镇政府借支挪用；二是农户欠缴。空壳村较为普遍。村级债权320万元属农户历欠款。债务384万元，涉及130个村，占村总数69，村债务最高的12万元。村级债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是农村不稳定的隐患。

二、村级债务形成的原因：一是税费收缴“上清下不清”。近来年，乡镇税费收取都是由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包干负责，在完成时间和金额方面实行严格的考核，且与年终奖金挂钩。因此每年一到缴款截止时间，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不得不借款、贷款为尚未缴款的农户垫交，这样形成村级债务220万元。二是兴办公益事业，如村级公路、村办公室、兴办学校、“普九”、人畜饮水等项目建设借款形成村级债务120万元。三是支付村干补助形成村级债务45万元。根据乡镇调查情况，修建村办公室和“两基普实”乡镇资金缺口相当大，各乡镇全面实施这些项目，将形成较大的新一轮村级债务，从而增重农民负担。

三、化解村级债务的对策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化解村级债务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乡镇要成立领导小组。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任领导小组组长，抽调乡镇财政所、农经站的工作人员组成。在化解村级债务过程中，首先各乡镇选择1个村作试点，其次在开展试点的基础上再制定化债实施方案，最后在各村全面推开。

（二）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化解村级债务是涉及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民主、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才能顺利推行。一是要相信群众，把政策交给农民；二是在债权债务清理核实时，每个村都要成立村民代表参加的核查小组，依靠农民进行清理，清查结果要经过村民主理财小组和村民代表的逐笔核对、审查，并将审查的结果公布，农民有异议和反映突出的问题，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三是在制定化债措施时，要符合村实际和农民的意愿，认真征求群众意见，得到农民的认可，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四是在实施清收过程中，对农民税费尾欠实施减免的，一定要经过村民代表评议，得到大多数群众认可后才能进行减免。

（三）严格执行政策、规范操作。化解村级债务工作政策性强，各地在开展化债工作时一定要严格把握政策。一是对税费改革前的农民税费尾欠要登记造册暂停清收（即20__年12月31日前），税费改革后农民新欠缴的农业税及附加，凡不符合减免条件的要依法逐步清收，在清收税费欠款过程中注意工作方法，严防涉农恶性案件的发生；二是严禁超越农民的承受能力的突击清欠；三是杜绝加重或变相加重农民负担行为；四是禁止擅自立项筹资还债，不得平摊村级债务；五是不得收回农民承包地抵债；六是强化村级收费管理，严格执行筹资筹劳的管理规定，不准超限额筹资，不准强行以资代劳。在消化村级债务工作过程中，要严格按照“一清理、三核实、三公示、两核定、一锁定、再化解”的程序进行。“一清理”就是全面清理村级财务；“三核实”就是全面清理核实村级债权、债务和集体资产。“三公示”就是在清理前将村级财务进行第一次公示，清理后进行第二次公示，根据第二次公示情况和群众的反馈意见对帐目进行核对、调整，并将结果进行第三次公示。“两核定”就是债权债务公示后，经债权债务人确认，分别签订《村级债务核定书》、《村级债权核定书》。“一锁定”就是建立村级债权债务台帐，全面锁定村级债务，切实控制债务增长，并逐村签订《债务锁定化解责任书》。“再化解”就是利用可行措施，实现3至5年基本化解村级债务的目标。

（四）建立制度、规范管理。加强财务管理是防止新增债务的有效手段，各乡镇要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帐目。__乡村分散偏远幅员面积大，交通、通讯不便，经济业务量发生少，且村帐应村管，乡镇加强监督，确保不发新增债务。

（五）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各村在化债工作中首先要制订化债方案，其次要针对不同村情采取不同的化债措施。可采用财务清理化债，划转债务降债，削减高息减债，清收债权还债，债权债务抵冲化债，盘活存量资产、资源还债，发展村级经济化债，落实减负政策清债，以及其它可被群众接受且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措施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