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范文

时间:2023-04-05 11: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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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

篇1

作者:吴晓峰 单位: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

社会医疗保险为保证“经营”不亏损,除了力求保费测算准确的同时,只有重视出险前风险的预防和管理,出险后的赔付管理(保险结算)方能合理和节省。那么,如何来做好医疗保险的风险预防和管理呢?所谓医疗保险的所保危险(风险),是指疾病和因治疗疾病而引起的财产上的损失。保险的风险预防在医疗保险中,则直接体现为在尊重疾病这一风险发生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各种科学、合理和有效的方式手段,促使消除(灭)疾病,不发生治疗费用,或者即使发生了治疗费用,也将其限制在合理的范畴之内。医疗保险重视风险预防,则必然与医疗卫生发生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促使不发生疾病及其有关治疗的费用”,在医学上表现对有关预防医疗的研究,属于医疗卫生的政策决策范畴,如重视预防卫生,加大公共卫生投入等;对“将发生的费用限制在合理的范畴之内”的研究,与如何规范和控制医患双方就医行医行为及其相关费用的发生有关,则涉及卫生经济、卫生管理和医学伦理学等多个角度方面的研究领域,其也与医疗卫生政策决策范畴有所交叉,如医疗机构的经济补偿问题,对医疗机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和建设等。因此,医疗保险对所保风险加强预防管理的发展趋势,必然会因此而导致与医疗卫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必然也会涉及对医疗卫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正是因为考虑到了医疗保险风险预防的这一特点,政府举办国家医疗保险或者是社会医疗保险,应当也必须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从政策上乃至机制和体制上,在保险方面将医疗保险的风险预防和出险给付进行有机的“统一”,将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的发展紧密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在运作体制上坚持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的紧密性,在政策上也始终坚持预防(投入)和医疗(投入)的协调,费用保险给付与医院管理和改革的统一,如美国医疗保险中的健康维护组织(HMO)模式,是私营保险机构在运作体制上追求社会化、一体化的体现。有些国家因为有相当的财力作保障,将预防(公共卫生)直接纳入保险范围中,称之为健康保险,如1993年美国健康保健法令(theAmericanHealthSecurityAct)规定中的免疫接种、身体检查、健康教育课程的给付。其投入政策将预防和治疗一体化,以使在经济上促使人们更主动地接受各种预防的观念,“检点”自己选择有助健康的行为。

医疗保险与医疗卫生中的现代医学目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许多原有的观念和理念已经变得传统,而在医学领域,这种变化更是明显。在医学目的的讨论中,我们更能看到这种变化。原先医学目的明了而直接,即“治病救人”。但现今,由于新老传染病的不断出现,慢性病如心血管疾病等日益升至疾病谱的前列,医疗资源分布和使用极不均衡,使得更多的学者和医学人士提出了“医疗卫生的优先战略从治愈疾病和高新科技向预防疾病和公共卫生转移”的主张。医学目的转化,必然影响对医疗保险制度的探讨,如保险对象应当是哪些人,是健康人(预防)还是老年人(高发病群体)或是低收入(无支付费用能力)的人;保险范围应当是高费用疾病还是中低费用疾病,是慢性病还是常见病;基本医疗如何界定,是按照就医时的舒适程度来界定,还是以接受的医疗服务商品的贵贱来界定。而一旦保险决定给付什么或者给付多少,则必然会相应在卫生资源的配置发挥重要经济调整手段的作用,从而又加剧、影响或者引导医学目的的研究和讨论,并使之更为深入。例如,在德国,其法定医疗保险的发展目标:“预防优于复原,复原优于赔偿”便赖于其新的医学目的确立[2];又如我国台湾地区,其实施的全民健保的目的是提供疾病时免于经济障碍,又是为得以恢复健康创造条件,故其主张在成本效益的前提下,推行初段、次段、三段预防的可能[3]。医疗保险与医疗卫生中的现代医学模式医学目的的转换和人们健康观念的转换是同步的。如今,人们的健康观念已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转化;医学模式已从原单一的治疗向生命照顾的全过程转变,卫生已是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为一体的概念,在一定发展阶段下,治疗、预防等已经变得很难区分。如,德国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看作人的基本需要,故他们认为护理医疗在疾病治疗中必不可少,从而在养老、医疗、失业和意外事故保险4种社会保险外又设立了护理保险[2]。其法定的医疗保险也当然地包括了许多医疗的预防措施,如重视工作能力,增加健康医疗(医师治疗、休息治疗、辅助治疗、语言治疗、疾病疗法、专人护理)的费用。同样,目前在上海推行的面向个体人群、家庭和社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以及全科服务,不但是对疾病进行治疗,同时还有针对性地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提供健康和疾病的咨询服务。新医学模式和新的就医方式的出现,必然影响着医疗保险,哪些应当纳入医疗保险,哪些不应纳入,标准如何界定,纳入与否对它们的发展有何积极或者消极影响,都需要医疗保险管理者和卫生管理者进行思考和决策,而这种思考和决策决不能是互相孤立和割裂的。医疗保险与医疗卫生中的现代医学技术现代科技正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作为科学技术中的生力军,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大势所趋。目前,现代医疗技术在分子生物学、电子技术的综合应用、介入治疗和大器官移植等方面已经有了突破性发展,在肯定其积极疗效的同时,也面临着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医疗成本的大量增加。现代医学技术特别是高新、高费用技术发展,必然会引起医疗保险的高度“警觉”,必然会进行选择。但医疗保险如何进行取舍,则不但是涉及到经济上的问题,还会涉及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发展等医疗卫生问题。片面或者简单地将这些技术拒之于保险给付之外,可能会求得保险给付的一时平衡,但单纯为节约成本而不考虑疗效的提高,则低疗效的医疗技术服务往往会需要额外的医疗服务(发生额外费用)来弥补。譬如一些用于预防接种,如针对“慢性支气管炎”的生物疫苗(生物制品,药品中的一种),虽然价格较贵,但对比所预防的疾病的治疗费用,经济效益显而易见,降低医疗费用的作用就很大。此外,高疗效的现代科学技术如得不到临床上一定范围的应用,也会失去其降低成本取代陈旧技术的机会,其本身的价值也无从体现。

因此,医疗保险与医疗技术发展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简单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医疗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医疗保险的经济保障,因为目前的医疗保障水平是在过去资源保障体系下的产物,而现有的医学技术发展又时刻“困扰”着医疗保险的决策。医疗保险与医疗卫生中的现代医院管理医疗消费行为的最大特点在于第三方付费,医疗保险的人群覆盖率多少和给付范围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公立医疗机构的现有收入结构;针对医疗行为的不确定性和以往给付无法合理监督而采取的第三方的监督控制手段(解决“如何支付”)如包干人头的方式定额给付,总额预算,按项目、服务量付费等,必然会使今后的医院改变管理的价值取向。同时,在医疗保险的直接和间接作用下,还会强调医院的区域规划布局,改变服务体系和功能定位,加强医院内涵建设,推广医院信息化建设,变革医院的价格服务体系等,从而实施更深层次的医疗改革。当然,医疗保险与医院管理的作用影响也是双向的,如高覆盖率和高给付当然能解决医院的补偿,但经济上是否允许,从生产力水平上是否可行,同时给付方式在什么阶段以服务后收费为主,何时以总量控制为主,何时以点数方式支付,都应当根据医院管理的不同阶段的特点而定,而不能脱离医院的现状。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保险风险防范的角度而言,一个先进、有效和成熟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为减少经营损失和保险给付,必当重视保险风险的预防和防范,并必定会由此与医疗卫生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达到最终的整合。而且,保险制度对风险的预防和防范,也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追求着“消灭疾病”这一风险管理最终渊源的目的。从这点看,它同医疗卫生发展的目标又可说是殊途同归的了。同时,医疗卫生在就医模式、医学目的和医疗技术发展的趋势,决定了医疗卫生的发展应当尊重社会的经济性,医疗保险的发展也应当顺应医疗卫生发展本身的科学性方向。

篇2

海城市地处辽宁南部、辽东半岛北端,是全国县级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全市现辖4个管理区、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27个镇、576个行政村,总面积2732平方公里,总人口111万。改革开放以来,海城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勇于实践、敢为人先的胆识和气魄,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使经济和社会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实行综合体制改革前,由于整个医疗卫生都是由政府包办,机制僵化,经营管理不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有的卫生院甚至连工资都无法保证。为此,从1996年开始,该市本着"提高市一级、搞活镇一级、强化村一级"的原则,对20家乡镇卫生院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改制面达70%。该市的做法是:

1、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因院施策。改制前,该市首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召开职工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摸清底数,掌握实情,制订详细的实施方案,并公布于众。在改制过程中,由市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卫生院进行清产核资与资产评估,对购买者进行资质和能力审查,确保改制的顺利进行。在改制形式上,该市坚持因地制宜、因院施策,改制的20家医疗单位,竞价出售12家,定向出售7家,兼并1家。

2、采取多种方式,妥善安置人员。该市对改制前已退休的职工主要采取三种安置方法:一是镇政府用原卫生院事业费继续支付其退休费用;二是卫生院及退休职工共同投保,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三是在退休职工自愿申请的情况下,发放一次性安置费。对在职职工的安置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一是继续在医院工作;二是自己开诊所;三是自谋职业。医院改制后,有关善后工作及债权债务由所在镇政府统一处理。出售卫生院所得资金主要用于职工安置、为职工交纳养老保险、支付退休费和偿还卫生院所欠债务。

篇3

第一,提高认识,落实措施,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改是国家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是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大决策,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医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措施落实,把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坚定不移的实施下去,全面提高我市医药卫生服务工作的整体水平。

第二,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要高度重视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特别要加大项目争取力度,抓住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机遇,积极争取省、市乃至国家的政策扶持、资金支持,不断改进医疗卫生硬件条件。要加快卫生资源配置进程,逐年增加投入,促进全市卫生事业平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

第三,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在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和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加强医德医风专项整治,严肃查处个别医疗机构违规行为。要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逐步缓解卫生系统特别是乡镇卫生人员总量不足的问题。要重视医学继续教育工作,加强培训,练好内功,提高服务质量,为全面提高我市医疗技术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篇4

一、规划背景

(一)基础现状

经过长期发展,我市医疗卫生整体水平不断提高、服务实力不断增强,已经建立了由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组成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到2015年底,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3736个,其中,医院7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621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44个;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5.16张、执业(助理)医师数为2.31人、注册护士数为1.65人;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就诊人次为2103.5万人次,住院患者52.5万人次,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的病床周转次数分别为27.6次、28.7次、18.6次,病床使用率分别为90.8%、89.5%、59.1%,住院率分别为3.8%、2.8%、1.1%,出院者平均住院天数分别为11.9天、11.1天、9.8天。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仍存在一些亟需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医疗机构就医吸引力不强,医疗服务有待提升,致使本地大量患者外溢;二是医疗卫生资源布局不合理,现有专业技术人才老龄化趋势加剧,专科医院、康复疗养保健机构少,重点学科建设薄弱,无法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就医、保健需求;三是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供给与合理利用不足,医疗服务利用主要集中在高级次、高成本的医疗机构,大部分基层卫生机构和专科医院的病床使用率较低、门诊量不足;四是我市仅有5个专业精神病诊疗机构指导全市236个医疗机构开展重性精神病防治服务,精神卫生诊疗网络尚不健全,精神卫生疾病防治力量不足;五是民营医疗机构规模小,未能发挥有益的补充作用,未形成多元化的办医格局。

(二)面临形势

从规划远景目标看,党的十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在“病有所医”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健康梦,医疗卫生资源布局调整面临新的更大挑战。

从人口结构层面看,到2020年我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将达到7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8%,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老年人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增长。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大量青壮年劳动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提高了农村实际老龄化程度。老龄化进程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相交织,医疗服务需求将急剧增加。老年人口医养结合需要更多医疗卫生资源支撑,康复、老年护理等薄弱环节更为凸显。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后,新增出生人口将持续增加,对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在内的公共资源造成压力,特别是妇产、儿童、生殖健康等相关医疗保健服务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从居民健康需求层面看,社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居民生活方式迅速变化,疾病传播速度加快,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日趋加重,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约束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将持续存在。

从技术和协同发展层面看,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优化医疗卫生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推动与京津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协同发展提供了条件,必将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深刻转变。

二、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和“健康中国”战略布局,全面落实《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要求,以维护和增进全体人民健康为宗旨,以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核心,立足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实际,科学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及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充分考虑协同发展前景,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实现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二)发展目标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构建基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基本适应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基本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要求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到2020年,我市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

(三)基本原则

坚持以健康需求为导向。以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和解决人民群众主要健康问题为导向,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科学合理确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规模、职能及布局。

坚持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当前,着眼中长期,科学优化、合理调整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使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与群众服务需求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

坚持保障公平与提高效率相统一。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优先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注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协调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强化政府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职责,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办医,多渠道筹集医疗卫生资源,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坚持区域整合与协同发展相融合。统筹城乡、统筹当前与长远、统筹预防、医疗和康复,优化整合和均衡调配现有医疗卫生资源,注重发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体功能。紧紧抓住协同发展重大历史机遇,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群众健康水平的同质化、一体化。

坚持内涵建设与转变发展方式相协调。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合理控制公立医院尤其是城市三级公立医院的资源规模,坚持走精细化内涵发展之路。转变公立医院发展方式,建设高水平市级区域医疗中心,着力提升县级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加快提升服务能力,提高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医疗卫生保障。

坚持中西医并重。遵循中西医并重的工作方针,全面落实好中医药事业发展支持政策,切实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力度,保障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合理布局和资源配置。

三、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及资源配置标准

根据本规划指导思想和医疗机构设置原则,以人口数量、患病状况及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状况为主要依据,对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设置。合理控制公立综合性医院数量与规模,对于需求量大的专科医疗服务,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相应专科医院。鼓励引导社会办医,为社会办医预留规划空间,同步预留诊疗科目设置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空间。根据省与北京市卫生合作框架协议,适度承载北京医疗卫生资源溢出和服务。

(一)医疗卫生机构设置。

1.医院

(1)公立医院。

——省办医院。设置省办综合医院1家,即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到2015年底床位数为1690张,按照“增加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率”的原则,在规划期内原则上不增加其单体医院的床位规模。

——市办医院。分为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和专科医院。

综合医院。设置市办综合医院2家。承接首都医疗机构外溢,按照每年新增人口与医疗需求相符的原则,以引入社会资本为主,在市区北区(双峰寺空港区)新建三级综合医院1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相关政策,部分县级医院可逐步升级到三级医院标准;鼓励二级以上医院逐步向中心城区外迁移;严格控制一级医院数量,中心城区不再新增一级综合医院,市域内不再新设置50张床位以下的一级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设置市办三级中医医院1家。鼓励社会资本根据市场需求建设中医医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人口健康需求变化,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医院设置进行调整。

专科医院。主要包括:

市第三医院。由市肿瘤医院和新建的市传染病医院合并而成,建设成为集医疗、预防、康复为一体的市级肿瘤和传染病专科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市妇幼保健院,承担全市妇儿医疗、保健和指导任务。

市儿童医院。新建市儿童医院,以儿童疾病防治为主,承担全市儿童重大疾病防治及指导工作。

市精神病医院。设置市精神病医院,以精神疾病治疗和心理咨询为主,承担全市精神疾病防治及指导工作。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门诊或心理治疗门诊,有条件的可设立精神科病房。

市口腔医院。迁址新建市口腔医院,改善现有医疗条件。同时分别在市区北区(双峰寺空港区)和西区(双滦区)建立4-6台口腔综合治疗台的口腔医院门诊部,开展口内、口外、牙周、儿童牙病、口腔种植、修复等口腔诊疗项目,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腔医疗保健需求。

——县办医院。依据县域常住人口数,原则上设置县办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各1个;50万人口以上的县可适当增加公立医院数量;每个县至少有1家县级综合医院设置精神科门诊或心理治疗门诊,有条件的县可单独设置精神病医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相关工作。

——市级区域医疗中心。根据我市实际,依托市中心医院和技术力量较强的专科医院,建立区域市级综合性医疗中心和市级专科性医疗中心,主要面向辖区居民提供代表本地区高水平的综合性或专科性医疗服务,并承担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和一定的医学科研任务。

(2)社会办医。社会办医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的有效途径。根据我市城乡居民卫生服务需求状况,鼓励以社会资本举办为主设立特色专科医院,重点建设骨科、心脑血管病、老年病、康复、精神病、眼科、耳鼻喉、肿瘤、皮肤病、烧伤、整形外科等专科特色突出的医院,与公立医院形成相互补充、错位发展,力争建成和发展一批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品牌特色的社会举办医疗机构,实现社会办医床位数占全市总量的比例有所上升,办医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到2020年,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1.5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预留规划空间,同步预留诊疗科目设置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空间。

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政府举办为主,原则上每个街道办事处或每3-10万服务人口设置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难以覆盖的,可根据需要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作为补充,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服务人口一般在1万人左右。随着城镇化加速和人口增加,可在符合条件的城市新区和街道办事处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城市一级和部分二级公立医院可依据需要,通过结构和功能改造转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域内可依照市辖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原则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主要面向县域内居民提供初级医疗卫生保障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由辖区政府解决,对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地点与所属街道不符的重新规划设置。

(2)乡镇卫生院。分为一般乡镇卫生院和中心乡镇卫生院。原则上每个乡镇设置1所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山区等交通不便的乡镇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分支机构,同一乡镇不能同时设立中心乡镇卫生院和一般乡镇卫生院。综合考虑城镇化、地理位置、人口聚集程度等因素,选择1/3左右的乡镇卫生院提升其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设成中心乡镇卫生院。支持有条件的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成为县办医院分院。

(3)村卫生室。原则上一个行政村设置1所村卫生室,人口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行政村可酌情增设;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邻行政村联合设置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可不设村卫生室。按照基层医改的要求,继续强化集体产权村卫生室建设任务。

(4)个体诊所等其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受规划布局限制,实行市场调节的管理方式。鼓励发展特色专科诊所,新设置诊所以本辖区服务人口数和卫生服务需求为依据,原则上一定区域范围内不重复设置同一类别诊所。

3.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市、县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主,以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设置公共卫生科为补充,构筑全市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体系。

市级设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所。各县区分别设置1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其中,未设置疾控预防机构的承德高新区在“十三五”期间规划新设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所,保障全区国家重大疾病预防控制项目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对重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公共卫生科。每个乡镇卫生院设公共卫生科。

(2)妇幼保健机构。按照“县市合、乡增强、村共享”的原则,积极推进妇幼保健机构与计划生育机构职责整合,理顺服务职能。

整合市级妇幼保健机构与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组建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整合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与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组建县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其中,未设置妇幼保健机构的承德高新区在“十三五”期间规划新设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1所,保障全区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计划生育技术、妇女健康检查、孕前优生检查等服务项目落到实处,为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整合乡镇卫生院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组建新的“乡镇卫生院”,加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牌子,接受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双重管理。保留村卫生室和计划生育服务室,场地资源共享共用;保留村医、计划生育村专干和育龄妇女小组长。

(3)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机构。整合市级卫生监督机构和计划生育执法机构,组建市卫计委综合监督执法局。整合县级卫生监督机构和计划生育执法机构,组建县区卫生计生综合执法监督局。其中,未设置卫生计生综合执法监督局的承德高新区规划“十三五”期间新增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1家。将乡镇(街道)计划生育办公室更名为乡镇(街道)卫生计生办公室,做好域内监督执法和卫生监督等工作;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负责协管,承担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工作。村(居)计生专干兼任村(居)卫生计生监督信息员。

(4)精神卫生专业机构

——精神卫生工作管理机构。设置市精神卫生工作办公室,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市精神卫生防治工作。各县区均设置精神卫生办公室,负责领导和协调县区精神卫生防治工作。乡镇(街道)设置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负责辖区精神卫生健康教育、知识宣传、病人线索摸查、建档立卡、免费发药、社会康复、技能训练和定期家庭随访、转诊等工作。

——精神卫生防治中心。设置市级精神卫生防治中心1家,承担患者的紧急住院治疗任务及由县区转诊而来的疑难病例的治疗任务;协助市卫生计生部门规划并建立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定期统计、分析、评估、报告相关数据和工作信息;指导县级精神卫生中心工作;承担基层医疗机构相关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各县区分别设置1家精神卫生防治中心。有精神专科医院的设在精神专科医院内;无精神专科医院的至少在县办综合医院设置精神科门诊或心理治疗门诊,承担专业技术指导工作。

(5)紧急医学救援体系。依托市中心医院(120急救中心)设置市紧急医学救援中心,指挥调度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急救资源,承担全市急危重症病人求救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的应急反应、现场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宣传急救常识,开展急救知识、技能培训、急救医学的科研和学术交流等活动;收集、报告和传递急救信息,参与维护急救“绿色通道”。各县区根据需求科学设置紧急医学救援机构和紧急医学救援平台。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市紧急医学救援中心为龙头、县区紧急医学救援机构为依托的全市医学救援网络体系。

(6)中心血站。设置市中心血站1家,难以覆盖的县区可依托县办综合医院规划设置供血点。

(7)卫生信息化机构。将市医学情报站更名为市信息中心,相关职责由信息中心承担;各县区设置专门的卫生信息化机构,实现以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为基础和以居民健康卡为介质的六大业务协同应用。到2020年,我市全面实现市域内“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条块结合、互联互通”的卫生计生信息化构架。

4.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1)医养结合医疗服务机构。融健康理念于养生养老服务之中,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支撑,加快建设医养结合医疗服务机构,实现医疗卫生与养生养老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推动二级以上医院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等之间的转诊与合作,采取医务人员定期巡诊、派人员驻守、开设“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为医养结合医疗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支撑,确保老年人能够得到及时诊疗和急诊急救服务。“十三五”期间,在全市实施大健康新医疗产业“双十”工程,规划建设10个富有地方特色、体现医养结合的大健康新医疗产业园区,满足10万老年人群体的健康养老需求,为承德及京津地区群众提供良好的健康养老服务。

(2)健康养老照护机构。根据全市老龄化状况、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疾病谱、就诊模式及市场需求,规划建设一批集养老、医疗、康复为一体的健康养老照护机构,相关机构床位及人员设置依据市场需求调整。支持依托综合医院建设高标准、高水平的健康养老照护病区。鼓励有条件的的二级综合医院转型为以健康养老照护服务为主的综合医院。市区与县区健康养老照护机构的数量按照1:1的比例设置。

(3)健康管理机构。设置市健康管理机构,满足居民相关健康需求。县区健康管理机构按照区域发展和保健需要进行建设。

(4)美容医疗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合理设置。

(5)临床检验诊断机构(医学检验所)。可根据全市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结合当前临床检验能力和水平,设置一定数量的临床检验诊断机构(医学检验所)。市级与县级临床检验诊断机构(医学检验所)的数量按照3:1的比例设置。

(6)加强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机构建设。在市、县中医院开展中医治未病服务工作,加强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标准化建设。实施中医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抓好信息化管理、人员培训和项目评估工作。大力发展基层治未病医疗队伍建设,原则上每个乡镇卫生院新增1至3名治未病巡诊中医人员,定期进村入户为群众提供免费服务。

(7)其他诊疗机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可根据社会需求合理设置其他诊疗机构。

(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标准

1.床位配置。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现有病床使用率及医疗机构级别、功能等相关指标,依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规划床位配置标准,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单体床位规模,县办综合医院床位数一般以500张左右为宜,50万人口以上的县区可适当增加;市办综合医院床位数一般以800张左右为宜;省办综合医院床位数一般以1000张左右为宜,原则上不超过1500张。专科医院的床位规模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设置。在严控公立医院单体规模的同时,对公立医院实行动态调控。医院病床使用率低于90%、平均住院日高于同类医院平均水平20%、疑难重症患者比例及手术难度低于平均水平、床护比配置不达标时,一般不得新增床位编制;医院病床使用率低于80%、平均住院日高于同类医院平均水平20%、疑难重症患者比例及手术难度低于平均水平时,应适当减少床位编制。

2.人员配置。人才队伍培养是保障人民群众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根本。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人才培养,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人员的学历层次、技术职称和服务能力。鼓励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参加相应的岗位培训并获得执业(或职业)资格(合格)证书,提高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切实加强全科医生和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逐步建立和完善全科医生制度。促进医务人员合理流动,使其在流动中优化配置,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公共医疗卫生人员的专项能力建设。

(1)医院人员配置。到2020年,全市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数分别达到2.50、3.10人。

(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配置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配置。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则上每万名居民配置3名全科医师、1名公共卫生执业医师;在医师总编制内配备一定比例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按全科医师与注册护士1:1的比例配置社区注册护士;其它卫生技术人员不超过9人;非卫生技术人员不超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置总数的5%。

——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配置。社区卫生服务站应按每万名居民配备2名全科医师、1名公共卫生医师,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在医师总编制内配备一定比例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至少有1名中级以上任职资格的执业医师;至少有1名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执业医师。每名执业医师至少配备1名注册护士。

——乡镇卫生院人员配置。乡镇卫生院人员本着精干高效原则,根据服务人口、服务半径、交通等因素配备80-90人。在人员配置总量中,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得低于90%,行政后勤人员比例不得超过10%,公共卫生人员不低于3-4名;医师总编制内配备一定比例的中医类别医师。

——村卫生室卫生人员配置。每个村卫生室至少有1名乡村医生(持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或执业助理以上资格医师)执业;服务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村卫生室或联办的村卫生室,每增加500-1000名服务人口应增加1名乡村医生。

(3)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配置。到2020年,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到达0.83人,各级各类公共卫生人才满足工作需要。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配置。根据《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实施办法》要求,按常住人口0.3/万的比例,核定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编制;按常住人口1.35/万的比例,核定设置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编制(常住人口少于15万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编制数不少于2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编制总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5%,卫生技术人员不得低于70%。现有人员编制标准高于本标准的,可暂维持现有人员编制总数不变。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配备公共卫生人员3-6人。

——妇幼保健机构人员配置。根据服务人口、社会需求、交通状况以及承担的功能任务等因素合理配备人员。市、县、乡级机构中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均不得低于总人数的80%。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机构人员配置。综合考虑区域人口、工作量、服务范围和经济水平等因素合理配备人员。

——血站人员配置标准。根据年采供血等业务量合理配备卫生技术人员。

——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人员配置。按照区域人口及承担的精神卫生防治任务合理配置公共卫生人员。

——紧急医学救援中心人员配置。按照区域人口及承担的紧急医学救援任务合理配置人员。

3.设备配置。根据医疗机构服务功能定位、医疗技术水平,结合全市医学学科发展和群众健康需求,坚持资源共享和阶梯配置,引导医疗机构合理配置适宜设备,逐步提高国产医用设备配置水平。大型医用设备实行总量控制,按照“规划、论证、申报、审批、采购、反馈、评估”程序,办理《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严格控制利用贷款、融资、集资等形式购置大型医用设备,严禁单位擅自购置或无证使用大型医用设备。对社会举办医疗机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预留一定配置额度予以支持。鼓励在医疗机构分布密集区域,设置影像、病理、检验中心等机构,整合大型医用设备资源,提高设备阳性检出率和设备利用率。

4.技术配置。健全医疗技术应用管理制度,对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实行负面清单制管理。加强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协同研究网络建设,围绕常见疾病和健康问题,加快推进适宜医疗卫生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以发展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为目标,立足我市实际,加强对临床专科建设发展的规划指导,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临床重点专科,形成以市级为主体、县级为基础的临床重点专科新体系,逐步缓解地域、城乡、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全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协调可持续发展。

5.资源信息配置

(1)积极应用新技术。积极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推动“互联网+医疗卫生”发展,促进智慧医疗服务和健康大数据的应用,提高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2)创新人口健康信息化投资建设新模式。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到2020年,实现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间信息共享,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六项业务应用系统互联互通、业务协同。

(3)积极推动移动医疗、远程医疗服务等发展。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纵向流动,提高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和医疗卫生服务整体效率。鼓励开展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和远程会诊,缓解边远地区和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降低就医成本,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

(4)大力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普及应用居民健康卡,居民健康卡覆盖率达到100%。积极推进居民健康卡与社会保障卡、金融IC卡、市民服务卡等公共服务卡的应用集成,实现就医“一卡通”。

(5)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加强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建设,构建与互联网安全隔离、联通各级平台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计生机构、高效安全稳定的医疗卫生服务信息网络。建立完善人口健康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

6.经费配置。规划期内,按照“两个提高”(即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要求,逐步提高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医疗卫生事业,进一步形成投入主体多元化、投入方式多样化的办医格局。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农村公共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公立医院的政府补助政策。重点加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疾病控制、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基层卫生机构和信息化建设等领域的经费投入保障。

四、保障政策

(一)完善医疗卫生资源调整机制

拓宽医疗卫生费用筹资渠道,提高财政和社会投入比例,降低个人卫生支出比例,切实减轻群众医疗负担。在全面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建立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医疗卫生全行业监管等系列改革基础上,按照“科学调整存量、严格规划增量”的原则,合理确定区域内公立医院的数量和布局,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公立医院布局和结构的优化调整。合理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设备配置,严禁举债建设和装备,着力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公立医院资源过剩的县区,要进一步优化结构和布局,根据需要积极稳妥地将部分公立医院转为康复、老年护理等接续性医疗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超出规模标准的公立医院,采取综合措施逐步压缩床位。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和人才定向培养的支持力度。新建居住小区和社区按照相关规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设施配套,逐步实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公平性和均衡性。

(二)构建多元化办医新格局

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多方面力量参与,多渠道筹集医疗卫生资源,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对新建城区,政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满足当地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重点加强中医、儿科、妇产、精神卫生、传染病、老年护理、康复等薄弱领域建设;优先加强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建设,提高县域医疗能力和水平;支持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到2020年达标率95%以上。加强社会举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协同发展,提高医疗卫生资源整体效率。推进区域注册及医生多点执业备案,鼓励医生到基层多点执业。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支持公立医院与社会力量以合资合作等方式共同举办新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探索公立医院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科学评估办法,形成多元化、多样化的办医格局。

(三)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以居民健康需求为依据,合理确定各类人才队伍规模,制定有利于医疗卫生人才培养使用的政策措施;重点加强护理人员培养,促进医护队伍平衡发展。强化医教协同发展,推进院校医学教育与卫生计生行业需求紧密衔接,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应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立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开展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完善毕业后医学教育体系,培养合格临床医师。

以卫生计生人员需求为导向,改革完善继续医学教育制度,提升卫生计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到2020年,基本建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构建以“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主体、以“3+2”(3年临床医学专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切实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建立全科医生激励机制,在绩效工资分配、岗位设置、教育培训等方面向全科医生倾斜;鼓励乡村医生参加学历教育。加强对医药卫生人才流动的政策引导,推动医药卫生人才向基层流动。创造良好职业发展条件,鼓励、吸引医务人员到基层工作。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高层次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发护理、儿科、精神科等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大力支持中医药人才培养。

健全以聘用和岗位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事业单位用人机制,完善岗位设置管理,保证专业技术岗位占主体,一般不低于事业岗位的70%,推行公开招聘和竞聘上岗。健全以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符合医疗卫生人才特点的科学化、社会化评价机制,完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促进人才成长发展和合理流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以服务质量、服务数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核心、以岗位职责和绩效为基础的考核激励机制,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人员收入分配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作出突出成绩的医药卫生人才倾斜。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用人单位和社会资助为辅的人才队伍建设投入机制,优先保证对人才发展的投入,为医药卫生人才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四)规范医疗服务价格

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监管,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推进临床路径管理,保护患者合理就医。在总额控制的基础上,推广开展按病种、按人头、按服务单元付费等复合型付费方式。探索建立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结合公立医院改革,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在保证公立医院良性运行、医保资金可承受、群众负担不增加的前提下,降低药品、耗材、大型设备检查等价格,同时提高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逐步理顺不同级别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服务项目的比价关系,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五)推进防治结合与中西医协同发展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综合医院及相关专科医院要依托相关科室,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密切合作,承担辖区内一定的公共卫生任务和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指导。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要强化对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办医院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指导、培训和考核,建立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等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工作职责,着力做好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的联防联控工作,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要承担起结核病、艾滋病等重点传染病以及职业病、精神疾病等患者的治疗任务,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机构要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

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以积极、科学、合理、高效为原则,做好中医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充分发挥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特色优势,不断完善中医医疗机构、基层中医药服务提供机构和其他中医药服务提供机构共同组成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加快中医医疗机构建设与发展,加强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和中药房设置,增强中医医疗服务能力。统筹用好中西医两方面资源,提升基层中西医综合服务能力。市办、县办中医院及乡镇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国医堂。

(六)推动大健康新医疗产业加快发展

进一步转变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式,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全面推动大健康新医疗产业加快发展。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可穿戴设备、大数据应用等现代信息技术,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和健康信息共享、智慧医疗、远程医疗等服务,不断丰富和完善医疗服务内容和方式,拓展健康服务范围和空间。加强现代信息手段在医疗服务和医院管理方面的应用,促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管理的精准化,提高服务能力和防控重大疾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制定并落实支持大健康新医疗产业发展的政策,对非政府办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社会保险定位、重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等方面同等对待。鼓励以多种方式积极发展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中医医疗保健、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多样化的大健康新医疗产业,支持发展大健康新医药产业集群。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领导。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是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把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编制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列入政府重要工作目标和考核内容,建立问责机制,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和建设工作有序开展,确保本规划各项工作任务有效落实。

(二)明确责任。市卫计委依据本规划组织实施,重点规划市办及以下医院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将床位配置标准等卫生资源细化到各县区,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本市范围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设置进行统筹规划。县区卫生计生部门要依据本规划,结合地方实际,编制县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逐一细化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明确各项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标准、配置规模,对村级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统筹规划。县区规划编制要根据群众健康需求,充分征求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意见,合理确定各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目标;要与新型城镇化及区域发展布局相结合,做好与本规划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合理控制资源总量标准及公立医院单体规模。县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经市卫计委组织专家论证、县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后,及时报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并抓好组织实施。

(三)协调联动。卫计、发改、编制、财政、人社、国土、住建、规划、民政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协调一致地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工作。卫计部门制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发改部门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依据本规划对新改扩建医疗卫生建设项目进行基本建设管理;编制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和标准统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编制设置;财政部门按照政府卫生投入政策落实相关经费;人社部门加快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住建、规划部门依据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审批建设用地,将医疗卫生机构设置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预留医疗机构规划用地;其他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做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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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本研究先通过对7名专家(包括3名农村基层卫生的行政管理人员、3名农村卫生管理研究人员与1名农村新农合管理人员)的访谈,结合统计方法确定权重比例,再以随机方法在四川省川东北地区选择了60名知情人(包括县、乡、村各级从事农村卫生工作的行政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以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关键知情人”问卷进行问卷调查。

1.2方法

1.2.1以多输入优序图法确定反应性各部分内容的权重。优序图法由Moody于1983年提出,在多个领域得到较好的应用效果[3]。本研究请每位专家对反应性内容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并通过对选项的赋值(表1)将自己的选择数量化,在此基础之上综合各专家的选择意见确定各部分内容的权重。

1.2.2以Likert量化法将“关键知情人”问卷的选择项分为5个等级(很好、好、一般、差、很差),并依次赋以5~1分,分别对反应性各组成部分进行评价以获得评分,然后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反应性水平与分布计算公式结合前面确定的权重测算四川省东北地区农村基层卫生系统的水平与分布状况。

2结果

2.1多输入优序图法确定的权重按照多输入优序图法将7名专家对反应性的“对人的尊重”与“以患者为中心”各4个部分的两两比较评分,然后对汇总结果进行总和检验和互补检验确认结果无误后,再将每个部分的赋分除以该部分的总分值可得到各方面所在部分的权重[4],最后以世界卫生组织对两大部分的系数分配(两大部分各为50%)为依据计算可知最终的各方面权重,其结果见表2。

2.2反应性的水平与分布状况。

2.2.1反应性的水平状况研究结合“关键知情人”调查所得的呈正态分布的各领域粗分均值与世卫组织开发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四川省东北地区农村基层卫生系统的反应性。将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计算公式根据本研究所得的权重数进行调整如下:Y=0.175V1+0.095V2+0.09V3+0.14V4+0.155V5+0.125V6+0.115V7+0.105V8(V1~V8分别为反应性的各个部分得分且呈正态分布的平均值)。对60个“关键知情人”调查所得粗分均值见表3。经过计算并将结果换算成0~1的水平值,可知县、乡、村级医疗卫生系统的反应性水平分别为:反应性水平状况显示,县级医疗机构在保密性、基础设施的质量与选择性方面优于乡、村两级医疗机构,乡级医疗机构在医患交流方面优于县、村级医疗机构,村级医疗机构在尊严、自主性、及时关注与社会支持网络方面优于县、乡两级医疗机构。

2.2.2反应性的分布状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脆弱人群的界定,知情人调查将贫困人群、老人、妇女与少数民族视为脆弱人群,研究利用知情人强度分数与脆弱人群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计算出不公平分数以表达反应性的不公平程度[5]。本次研究的不公平分数为0.83。反应性分布显示所有脆弱人群的反应性均低于人群平均值。贫困人群的不公平分数在所有方面均为脆弱人群中的最低,妇女的反应性在尊严、自主性、保密性、医患交流、及时关注与选择性方面优于其他脆弱人群,老人的反应性在基础设施质量与社会支持网络方面优于其他脆弱人群,少数民族的反应性在多个部分落后于妇女与老人,仅优于贫困人群。

3讨论

卫生系统反应性是指卫生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卫生系统中改善非健康方面的普遍合理的期望[6]。它是医疗卫生机构对个体普遍合理期望的认知和适当的反应[7],与医疗服务过程中“顾客”对卫生服务的医疗技术部分的满意程度存在着相关性[8-9],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0-11]。反应性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衡量卫生系统绩效的重要工具。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对其35个国家的1791次访谈对构成反应性的两大方面8个部分的权重进行了赋值。本研究通过多输入优序图法对四川省东北地区的卫生系统反应性组成部分进行了排序,其重要性由高到低分别为:尊严、及时关注、医患交流、基础设施的质量、社会支持网络、选择性、自主性、保密性。在对人的尊重方面,四川省东北地区农村卫生系统的重要性排序与世界卫生组织存在着差异,而以患者为中心方面其重要性排序与世界卫生组织排序一致。

四川省东北地区农村医疗卫生三级网络的反应性存在着差异性。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其反应性从总体而言是三级网络中最优的,在保密性、基础设施的质量与选择性方面县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优势尤为明显。这一结果反映了作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业务指导中心县级医疗机构的资源的配置是最优的。乡级医疗卫生机构在自主性与保密性方面差于县级与村级医疗服务机构,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县级机构的医疗资源优于乡级机构,其服务过程中服务的态度与服务意识也强于乡级机构,另外一方面村级医疗机构的地理位置为服务购买者提供了较好的可及性医疗产品,且大量的村级医疗机构处于较强的人际网络覆盖之下,村级机构在服务态度方面也会优于乡级机构。村级医疗机构在医患交流、基础设施的质量与选择性部分差于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四川省东北地区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仍然呈现“倒金字塔”状。尽管村级机构服务半径辐射面广,但其资源并不能有效供应农村居民的需求,另外服务过程中因购买者的文化所限导致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中针对服务内容的互动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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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资金管理现状和问题

1、财政投入模式的探讨。新医改政策下,我国将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卫生投入机制,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目前,基层医疗机构的收入主要是基本医疗服务收入和公共卫生服务收入,公共卫生服务主要通过政府筹资提供,补助收入根据服务人口、单位综合服务成本及核定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数量、质量核定。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合理分担费用,政府对经常性支出进行补助,按人员、业务经费分项定额核定,即:人员经费按定员定额的方式核定,核定工资水平与当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相衔接,业务经费根据核定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数量、质量和成本定额(剔除人力成本)等综合核定,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出,由政府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可见,政府投入占基层医疗机构收入的比重大幅提高,稳健的财政投入对促进基层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现阶段,财政投入仍然不足,在一个区域内,有限的财政资金以何种模式在各医疗机构之间进行分配?是关系到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和生存的大问题。服务人口分布不均,基层医疗机构技术人员不足是普遍现象,如果公共卫生补助按服务人口数拨付,在同样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服务人口数少的地方会不足,人口集中的地方留有结余,职工收入会不均衡,打击职工极积性。将公共卫生经费和经常性补助捆绑,如果以保证各医疗机构不出现亏损为前提进行分配,则会形成大锅饭,打击医疗机构积极性;如果按人员编制分配,目前各基层医疗单位技术人员不足,随着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开展,基层医疗机构技术人员既要顾业务又要做公共卫生服务,顾此失彼,单位争着要人,会造成人员成本不合理上升,同时,这种方式又很难体现医疗服务质量。另外,在编制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普遍使用编外人员,编外人员的成本即使财政有补助,也只是少部分,要留住人,自然又挤占编内人员收入,打击在编人员积极性,特别是偏远山区,更是留不住技术人员。

2、预算编制工作粗糙,基本流于形式。医改前,基层医疗机构核算是以收抵支,收益为正,基本上没编预算,新医改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有收支要全部纳入预算。现阶段,一方面,由于财政投入不足以及财政资金在医疗机构之间分配模式尚存探讨,给预算的编制带来难度;其次,医疗机构从负责人到一线职工、财务人员还没有足够强的预算意识;第三,基层医疗机构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人员不够,很多地方的报帐员都是医生兼职的,使得财务核算口径理解不一,数据采集不准确。基于以上原因,预算工作比较粗糙,在实际工作中起不到指导作用,出现预算资金和医疗机构实际消耗不同步的问题,预算基本流于形式。

3、成本核算观念簿弱。基层医疗机构资金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收入的提高、成本和费用的管理和控制,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能使医疗机构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降低消耗,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目前,许多基层医疗机构的领导只重视医院的收入,不重视成本耗费和成本核算,缺乏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内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也不健全,使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成本效益观念比较淡薄。特别是在财政资金投入模式还没合理化,预算工作未到位的情况下,许多基层医疗机构的领导更是没有控制成本的观念,比如,招待费、差旅费、在院职工个人应负担的房租和水电费等费用,由于预算没细化,很难让基层医疗机构做到有效的节制,年终为了平衡收支结余,反而可能出现成本费用没有有效控制的单位得到的补偿多,有些医疗机构即使想去控制,看到没控制的兄弟单位一样得到补偿,也就疏于控制了,因此,如果这些现象不能及时消除,会造成医疗机构铺张浪费,极有可能形成大锅饭的局面。

4、资产管理比较乱。基层医疗机构资金管理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资产管理,同时也是医院管理中比较薄弱的环节。首先,流动资产的管理,其中,应收款和库存物资的管理是难点,基层医疗机构的应收款主要是陈年旧帐,病人欠款,单位欠款,没有及时催收。库存物资主要是药品和材料,是医疗机构业务正常运转的主要资源,涉及量多面广,一直以来,基层医疗机构库存物资的采购、库存管理、帐款核对都比较乱,新医改形势下,西药实行基药管理,有些地区的西药采购实行定向由几家医药公司供应,从采购渠道上进行了规范,但是材料还没有进行规范,依然由医疗机构职能科室自行采购。库存管理上,一方面,基层医疗机构人员少,月末或季末盘点工作量大,数据准确度不高,另一方面,每年库存物资报废也较多,因此,如何减轻医技人员工作量,减少库存物资损耗,提高库存物资管理质量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帐款核对上,由于基层医疗机构财务人员素质较低,帐款没有及时核对,造成对帐繁琐,帐目难清。其次,固定资产的管理,翻开各基层医疗机构的报表,固定资产金额总是比较漂亮,而事实上,很多固定资产躺在那是废物一堆,甚至有些单位连实物也找不着,整理出来要报废的,也没及时清理,造成事实上的帐实不符。

二、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资金管理的对策

1、当前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补助,政府应审时度势,探索建立适应基层医疗机构需求的补偿方式,发挥政府投入对资源配置合理的导向作用。几点建议:一、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实行收支两条线,同时,对偏远山区,应适当提高补助力度。二、不能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地区,以预算为指导,将总财政补助分解成各医疗机构的总预算,各医疗机构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对医疗卫生机构及其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进行量化考评,并将考核结果与政府投入相结合,奖优罚劣,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细化预算编制工作,推行全面预算管理。预算是基层医疗机构编制的财务计划,是财务管理的起点,是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的有效保证,也是对执行财务活动进行约束的依据。《基层医疗机构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第七条规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组成。收支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层要转变观念和重视预算,根据医院的相关职责、工作任务和发展计划编制年度收支预算,对医院各项财务活动进行统筹安排,特别是费用支出,区域内各医疗机构要有一个统一标准,各医疗机构要充分结合医院实际,参照历年情况,做好预算,并严格执行预算,进行全面预算管理,将预算作用于医院的一切医疗活动领域,总预算统领各个部门预算,充分发挥预算管理的作用,发挥预算在实际工作中应有的约束作用,改变医院预算流于形式的现状。#p#分页标题#e#

3、建全内控制度,加强成本核算。首先,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的通知中的第六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财务活动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领导下,由财务部门集中管理。因而对区域内的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实行统一、集中的财务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的内控制度,对收入、支出、库存物资、固定资产、货币资金等全面进行细化规范,特别是费用标准,尽量统一明确,并付之实施。(二)费用支出严格执行预算,建立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制度,定期监督考核预算执行情况,防止预算松弛现象的发生,完善预算执行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预算执行情况还要与职工考核制度挂钩,以预算为指导,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将成本管理落实到科室、岗位和个人,加强成本控制和分析,杜绝不必要的支出和浪费,使医院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三)增强成本意识,目前新医改中,在财政投入相对确定的情况下,增加医疗收入也相对有限,控制成本、减少浪费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医疗机构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员工切实增强成本意识,真正做到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4、加强资产管理。重视资产管理,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从当前基层医疗机构管理情况看,加强流动资产管理的空间较大。流动资产高效、安全的周转对医院减少营运成本有着重要意义。基层医疗机构担负的是基本医疗服务,同一地区的很多业务可以进行统一规范,如,对材料的采购可以同基药一样进行规范,一个地区由几家公司定向供应,或者和提供基药的公司协商让其配备材料,如此简化采购,往来帐款简单,便于管理。另外,各基层医疗机构应尽量就近采购,善于运用现代物流配送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储备数量,凡是能够实现顺畅配送、保证医院需要的药品物资,医院尽可能不搞储备,以减少资金占用,降低经营成本。对于固定资产的管理,首先,建议政府资产管理部门协同卫生局和县以上医院成立固定资产签定专家组,定期对基层医疗机构申请报废的固定资产进行签定,及时批复报废。其次,基层医疗机构财务人员应对帐面固定资产进行大清查,整理出报废资产,及时申请报废,对帐面盘存的有用资产,重新归类,重新建卡,做到帐实相符。对于新增固定资产投入,各医疗机构要结合实际需要,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不是盲目要投入多,防止造成资源浪费。

5、加强计算机网络建设。基层医疗机构一直存在基础设施落后、人员不够的情况,借医改东风,加快计算机网络建设,特别是数字卫生——区域卫生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为基层医疗机构提高各项业务数据统计的准确度,提高工作效率,堵塞业务收入漏洞,加强资金管理,提供捷径。

6、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素质。资金管理观念转变的首先是医院的财务人员,财务人员作为财务管理的具体实施者,不仅要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还要具有将它们和实际工作融合在一起,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客观实际的分析和判断的能力,特别是新医改形势下,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是适应时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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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2005年起,以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引领的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改革,抓住了卫生体制改革中“公益性问题”这一症结,并围绕着社区卫生公益性实施了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国家新医改找到了重要突破口。2006年,国务院召开社区卫生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总体方向、基本原则和执行框架。2010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中,先后提出“家庭医生”服务的概念。2011年国发〔2011〕23号文《国务院关于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从全科医生制度顶层设计上描绘了全科医生制度的蓝图。2005年底,作为上海市首批实施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试点的长宁区,率先创新推广全科服务团队模式,并推行家庭签约制服务,但当时的服务基础、人才队伍、政策环境尚不能完全支持签约制服务;上海徐汇、闵行、青浦、金山等区也从2007年起开始从不同角度探索“责任制医生”的健康管理模式;2008年,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在区内试点居委责任制医生健康管理模式探索;2009年,家庭健康责任制工作纳入区卫生局重点工作,并制定《长宁区家庭健康责任制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区试点探索;2010年8月10日,在“城市与健康国际论坛”上,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首次提出上海将全面推行建立家庭医生制度;2011年,上海配合国家新医改方案,试点推进五项重点工作,试点家庭医生制就是其中一项,全市有10个区县参与试点工作。

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上海市最早试点家庭医生制服务的社区卫生机构之一,早在2008年下半年,在全科服务团队模式基础上,开始实施全科医生居委责任制工作模式试点,并于2009年6月在中心全面试点。目前,中心家庭医生18名,分别承担19个居委会的家庭医生制服务。2011年4月,成立全市首个家庭医生工作室——“陈华工作室”。在上海尤其是长宁区,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已经成为未来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内涵深化的方向和共识,国家对全科医生制度的设计更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正当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的探索热火朝天地进行时,周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提出了“家庭医生工作室”的概念,并迅速得到了政府、舆论的响应,业内的关注以及居民的认同。那么,家庭医生工作室的成立究竟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是一种可行的操作模式还是一种暂时性的炒作手段?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历程及家庭医生工作室成立的背景上进行分析。

二、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实践需要服务载体来适应

家庭医生工作室是社区卫生发展和全科理念深入实践的产物。社区卫生服务在国内起步较晚,大体经历了以功能转型为主的框架建设期、以公益性改革为主的体制机制改革期、以家庭医生制度建设为主的内涵发展期等三个时期,而在三个不同时期,卫生服务的载体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框架建设期期,地段医院、部分二级医院及企业医院等逐步转型成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逐渐成立了“三科一室”的工作模式,即医疗康复科、预防保健科、后勤保障科及办公室。然而,这仅仅是功能定位的调整,这些医疗机构的主要服务载体并未发生变化,仍然是内科、外科等专科。

(一)在体制机制改革期,社区卫生逐渐引入全科理念,提出“六位一体”的服务理念然而在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全科医生,只能通过组建全科服务团队,即由若干经过短期全科岗位培训后的专科医生和若干名公共卫生人员、社区护士组成全科服务团队,通过知识的整合及专业的互补来达到服务的整合,解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来的专科医生转为全科医生后,而客观上却没有真正涵义上的全科医生的矛盾。全科服务团队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站、全科诊室等载体,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随着社区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化,规范化培养的全科医生不断充实到社区卫生服务的队伍中,社区卫生服务人群的不断扩大,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不断拓展,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水平不断提高,全科服务团队“医”“防”分家、专业化分工的弊端开始逐步显现,“六位”难以真正“一体”。“防”“治”分工也局限了全科团队服务效率与服务效果的发挥,全科医生往往除了家庭病床、出诊等医疗服务外,较少参与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工作,例如,管理慢性病患者的是社区的预防保健人员,给慢性病患者诊疗开药的是社区全科医生,即浪费了人力资源,又降低了服务效率。这也促使了社区卫生服务发展逐步进入内涵发展期。据此,周家桥卫生中心率先试点实施全科医生居委责任制管理,明确一个家庭医生负责1个居委,2500~3500服务人口,从而促进全科医生下沉社区,探索居委责任制医生(家庭医生雏形)工作模式,家庭医生承担责任居委所在的慢性病患者、离休干部、早期归侨、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管理对象的基本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并参与居委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活动,落实防治结合的一体化管理。随着居委责任制医生工作的不断深化和家庭医生制服务概念的提出,居委责任制的全科医生开始逐步向职业化的全科医生过渡。家庭医生制服务的特点是以建立契约式服务关系为基础,以健康为核心,以需求为导向,以就近服务为原则,为居民提供防治结合又具个性化的卫生服务。而健康不仅包括生理健康,而且包括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健康;居民的需求导向则是希望家庭医生能提供有价值的卫生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契约式服务关系的延续;有价值的卫生服务也必然是因人而异、具有个性化的卫生服务。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就近原则也局限了社区卫生服务站作用的发挥。这种新的服务特点必然催生一种新的服务载体与其相适应。“家庭医生工作室”的提出,既具有创新性,又为家庭医生制服务寻找到了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载体。#p#分页标题#e#

(二)家庭医生服务的发展需要标杆效应来带动上海各个试点区实施家庭医生制的做法固然不一,即使是长宁区,虽然较早试点探索家庭医生制服务,但由于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也主要通过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报试点、各自探索的方式实践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而传统服务模式根深蒂固,且各家中心人力资源配置状况不一、服务理念不一、试点探索的侧重点不一。英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科医生制度上的经验,是我们学习和参照的标杆。结合我国的实际,家庭医生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方法,始终没有一个标杆和统一的规范。在经济领域,“标杆效应”是指某个经济组织或者公司、集团,在当地区域中占据重要的经济地位,通过自身的一系列活动,树立了一个“标杆”的形象,并且相应地带动了区域周围的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同样,家庭医生制服务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也需要树立一个“标杆”形象,相应带动整体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发展。周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最早试点家庭医生制的单位,在家庭医生人才队伍配置上基本齐备,19个居委配备了18名家庭医生;经过几年的实践,也基本实现了家庭医生慢性病防治一体的服务模式,且服务成效显著,服务效率明显提高。但18名家庭医生也仍然存在着服务理念理解不一、服务能力高低不一、服务方法各有千秋,亟须建立典型、树立标杆、统一模式。周家桥卫生中心选择了工作卓有成效、服务敬业热情、居民认可满意的家庭医生陈华作为典型,在中心为她提供独立的服务空间,建立服务支持团队,通过陈华医生的服务来总结和规范中心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和服务方法,“陈华工作室”应运而生。家庭医生工作室作为家庭医生制服务探索中一个崭新的名词,巧妙区别了家庭医生服务与以往服务模式的不同;而家庭医生陈华更是借助工作室,充分诠释了家庭医生服务的内涵与方法,树立了家庭医生服务的标杆。

三、家庭医生工作室的界定与制度实践

工作室一般是指由几个人或一个人建立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大部分具有公司模式的雏形。许多工作室是为了同一个理想、愿望、利益等而共同努力的集体。工作室的规模一般不大,成员间的利益平等,大部分无职位之分,有些工作室有室长职位统领所有人员,各自负责各自应做的事。大部分工作室的事务可由成员一起讨论、决定。①结合实际,我们初步给家庭医生工作室的定义是:在公益性的原则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借助物理空间为家庭医生搭建的服务性平台,是家庭医生为社区居民提供卫生服务的一种载体,是社区居民可以寻求家庭医生服务的一种实体。家庭医生是工作室对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主体,辅以助手(社区护士、公共卫生医生)和社区志愿者,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部资源、卫生纵向资源和社区资源的支撑,主要为建立契约式服务关系的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服务,从而维护居民健康、促进社区和谐。

(一)对家庭医生工作室的理解

首先,工作室与诊室的区别。传统的全科诊室,全科医生主要是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断明确慢性病的诊治及双向转诊等基本医疗服务;而在工作室,家庭医生除了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外,还要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营养咨询、用药指导、心理疏导和慢性病门诊预约等服务,工作室的性质也决定了在一般诊疗服务过程中与居民沟通交流的时间增多了。陈华工作室正式开设以来的半年内(5~11月),除了基本医疗服务外,提供咨询指导类服务1450人次,其中热线电话咨询208人次、现场咨询1242人次;按照咨询指导内容细分,就医指导681人次,用药指导473人次,营养指导212人次,心理疏导52人次,其他服务32人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陈华工作室已完全超出传统诊室的功能。

其次,工作室与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区别。社区卫生服务站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能的延伸,是方便社区居民就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及全科服务团队工作的场所之一。社区卫生服务站内一般有全科诊室、康复室、健康教育室、健康咨询室等内设区域,并配备有相应的设施设备,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一种形式,服务人员主要由全科服务团队成员组成,包括全科医生、公共卫生医生和社区护士等。而家庭医生工作室作为进一步提供社区居民就近服务的一种载体,也需要物理空间的支撑,但相对服务站硬件要求没有那么高,从硬件的角度仅需要有家庭医生独立的服务空间和相应的基本服务设备即可;工作室是家庭医生的主要服务场所之一,工作室其他服务人员的组成可以包括社区护士、公共卫生医生及社区志愿者等,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家庭医生工作的开展。

最后,工作室与私人诊所的区别。国外的家庭医生是以私人诊所或联合诊所作为一种服务载体为签约居民提供服务,私人诊所或联合诊所是独立法人。而家庭医生工作室是以政府的公益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平台设立的,是为适应家庭医生制服务特点、推进家庭医生制工作成立的,非独立法人的,且所提供的卫生服务都是以政府主导、公益为原则。因此,两者的基本性质、政策制度背景都是不同的。

(二)家庭医生工作室模式的制度实践

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家庭医生工作室通过实名制、实体形态以及制度规范建设等,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职业化和务实化程度,从而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模式的创新。

1.以实名工作室推进家庭医生的职业化职业化,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腾驹达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景素奇先生认为,“职业化就是职业素养的专业化,职业化分三个部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意识,三者中最难做到的就是职业意识”。笔者认为,家庭医生的职业化,也必须具备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这三个基本要素。在周家桥卫生中心陈华医生实名成立了陈华工作室。之所以首先为陈华医生成立工作室,是因为陈华医生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在家庭医生服务上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职业技能上,陈华医生取得了全科副主任医师的资质,并取得了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营养咨询师的岗位资格证书;在职业道德上,陈华医生敬业精神及良好的医德是得到充分认可的;在职业意识上,陈华医生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机会和力量,与社区居民建立服务关系,发现和想方设法解决居民的健康问题。作为家庭医生的职业目标就是,为建立契约式关系的固定有限人群提供长期的健康服务。#p#分页标题#e#

2.以实体工作室实现家庭医生服务的务实化家庭医生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家庭医生不可能像专科医生或过去全科医生那样仅在门诊坐诊,还要在社区、居委甚至居民家中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因此,固定的服务场所,是社区居民寻找家庭医生、感受家庭医生服务的需要。在周家桥卫生中心,陈华工作室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实体化的工作室平台,让家庭医生制服务成为一个居民能看得见、寻得到的实体,为家庭医生就近服务提供了空间载体,能让居民切身感受到家庭医生制服务与以往服务的不同。虽然在物理空间上,工作室与诊室并无实质性区别。但工作室的命名,使它区别了诊室,使得“社会-心理-生理”医学模式具可操作化。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Engel)首先提出,应该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他指出:“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考虑到病人、病人生活在其中的环境以及有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即医生的作用和卫生保健制度。”然而,传统的诊室模式,尤其是社区诊室中,一些社区医生几乎成了成了“开药机器”,更无从谈起考虑患者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了。陈华医生是由原先的外科医生通过全科岗位培训,而后通过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和心理咨询师岗位培训逐渐转岗为全科医生的。过去在中心门诊,陈华医生主要是对社区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慢性病开展诊疗服务及双向转诊服务。原先中心在二楼还保留了陈华医生的全科诊室,但随着工作室的运行,全科诊室的功能也逐步转移到工作室内,并逐渐取代了原先的全科诊室。陈华工作室成立以后,在工作室内陈华医生除了常规诊疗服务(全科门诊、双向转诊)之外,还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营养咨询、用药指导、心理疏导和慢性病门诊预约等服务(见表1数据),工作室的性质也决定了在一般诊疗服务过程中与居民沟通交流的时间增多了。家庭医生真正从单纯的门诊医生转变为提供“社会-心理-生理”综合服务的全科医生。

四、家庭医生服务模式的规范与提升

通过陈华工作室的运行实践,我们总结了家庭医生“13533”工作方法,作为经验和服务方法在家庭医生中进行推广,即坚持“1”个中心,依靠“3”个协同,提供“5”类服务,建立“3”种关系,达到“3”个效果。

(一)坚持以居民的健康为中心每当有社区居民到陈华工作室寻求服务时,陈医生都会借着看病的间隙,询问病人及家中成员的一些基本情况,遇到第一次服务的居民还会顺便询问其住址、联系电话、过去的疾病史、家中老人身体状况等,掌握居民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健康状况,以便为建立服务关系的社区居民建立和完善健康档案。家庭医生工作方法的核心就是以社区居民的健康为中心,做好社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

(二)依靠中心资源、区域卫生资源和社区资源“3”个协同第一个协同是与全科团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协同。家庭医生制服务还处于探索阶段,家庭医生的工作必须依托全科服务团队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软硬件支持与协同。陈华工作室作为家庭医生制服务试点项目在运行过程中,中心专门抽调业务骨干以项目组成员的形式为陈华工作室提供技术支撑,为陈华工作室配备了专职护士,保证陈华医生的工作顺利开展。第二个协同是与二、三级医院和公共卫生专业防治机构的技术服务协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社区全科医疗都必须要与大医院专科相对接,这样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因此,家庭医生制服务必须与二、三级医院协同,才能真正满足社区居民的医疗需求。周家桥卫生中心通过各种渠道建立了与华东医院(三级综合医院)、仁济医院(三级综合医院)、第九人民医院(创面远程会诊)、儿童医院(三级专科医院)以及同仁医院等区属二级医院、公共卫生专业机构的协同服务关系,在双向转诊、技术服务方面为家庭医生提供了支持,赢得了居民的信任,也增强了家庭医生的底气。在中心内解决不了的问题,陈华医生会借助“321协同服务”平台,向同仁、华东等二、三级医院的专家请教,然后将正确的答案反馈给病人,让病人满意。在病人服务上有处理不了的情况,卫生纵向资源更是成为陈华医生的强大技术支撑。第三个协同是与社区协同。家庭医生的工作是服务社区,同时也是依托社区的。因此,家庭医生的工作仅仅靠全科团队、中心和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紧紧依靠社区,包括街道、居委和社区志愿者等社区资源的支持,同时卫生服务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和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社区协同是家庭医生制服务必须依靠的力量。周家桥卫生中心通过居委会卫生主任例会制度、社区志愿者制度为家庭医生搭建了社区协同平台,为家庭医生在社区开展工作提供了帮助和支持。作为家庭医生,陈华的服务始终围绕“社区居民的健康”这一核心。为了尽快掌握辖区居民的健康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陈华主动与居委会联系,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类活动,如楼组长会议、党员会议、端午重阳中秋等活动等,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把自己介绍给居民,同时向他们介绍一些防病保健知识。每周利用三天固定工作日以及双休日,深入社区动态了解居民健康需求;参与社区活动的同时,进行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宣传,与居民签订服务协议。同时,居委会有处理不了的情况,也会联系陈华医生共同解决。

(三)提供预约式、互动式、跟踪式、关怀式、监测式服务家庭医生不同于以往社区门诊医生的关键是通过提供预约式、互动式、跟踪式、关怀式、监测式服务,根据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卫生服务,切实维护社区居民的健康。

1.关怀式服务关怀式服务意味着对患者尽可能地提供贴心和便利的服务。陈华医生正是通过关怀式服务,建立了与社区居民的服务关系。当然,家庭医生关怀式服务不仅仅关心的是居民的生理健康,还应了解关心社区居民的心理因素、病人所处的环境(自然、社会和家庭因素)等。有时候家庭医生在心理上的必要疏导和生活上的必要关怀,会在为居民的健康服务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关怀式服务可以增进了医患之间的感情,巩固医患之间的关系。

2.跟踪式服务跟踪式服务即在与患者建立服务关系后,定期上门随访,以便及时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健康信息是家庭医生实施健康管理、提供连续性健康服务的基础。跟踪式服务让陈华医生能及时掌握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变化,切实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如今卫生信息化已经实现了区域整合,依托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家庭医生还可以通过医生工作站,及时了解居民健康档案信息及近期诊疗信息,实现对居民健康状况的长期跟踪。#p#分页标题#e#

3.监测式服务现阶段,慢性病患者一直是家庭医生的重点服务对象。家庭医生通过门诊、服务站、上门或电话随访的方式,长期监测慢性病患者重要指标变化情况,一旦控制不良及时调整用药剂量、种类或转诊到上级医疗机构,从而减少和延缓疾病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命质量。

4.预约式服务陈华在春天花园居委较早地开展预约式服务,且成效明显。目前,中心每个家庭医生都对自己管辖居委的慢性病患者、离休老干部、归侨、残疾人等重点对象实施预约式服务。通过预约式服务,减少了患者就医等候时间,引导了就诊的有序性,同时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目前,陈华医生高血压、糖尿病管理对象的门诊预约率分别达到64%、81%。

5.互动式服务每个人的性格、爱好、取向都有不同,只有通过交流才能了解彼此的想法和爱好,服务中的互动式交流是加深彼此了解、掌握需求一种方法。家庭医生主动参与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也是互动式服务的一种方式。通过参与活动,家庭医生可以获取居民健康需求,引导居民自我管理、同伴教育和健康促进。

(四)建立“3”种关系所谓“3”种关系,即与社区居民长期稳定的服务关系、与社区居民健康促进的“伙伴”关系、与重点人群的重点服务关系。社区卫生及全科医生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医患关系通常是长期的无限次的重复博弈关系。在这种长期关系中,全科医生对于患者的病史、社会背景、价值观以及偏好等有更多的了解。②这就是家庭医生制服务不同于二、三级医院的医患关系。家庭医生制的实施是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深化,其重要目的是引导居民社区首诊,引导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烦”的问题。家庭医生就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的距离优势、价格优势、全科优势和服务优势,通过服务、服务再服务的反复过程,与社区居民建立长期、稳定的服务关系,从而引导居民下沉,实现长期的健康管理过程。家庭医生制服务通过“社会-心理-生理”医学服务模式,关注、关心的是一个人的整体健康,包括心理、生理和社会适应能力,这种服务模式容易让彼此建立起一种“伙伴式”的服务关系。一旦建立了这种“伙伴式”服务关系,社区居民依从性将大大提高。从健康促进“知、信、行”三个阶段来说,家庭医生的健康干预会比较容易改变社区居民的健康行为。通过3年的努力,陈华与社区居民建立了长期的健康伙伴关系。目前,与陈华医生建立重点服务关系的居民达500余人,慢性病管理对象从3年前的20余人,增加到目前的300余人,居民满意度也逐年上升至99.7%。家庭医生服务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家庭医生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其大部分服务资源主要用于社区中的重点人群或弱势群体,如慢性病患者、老年人、残疾人、长期卧床患者等。因此,家庭医生需建立与这些重点人群的重点服务关系。陈华医生虽然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她也有自己管理的责任居委,她的工作室也主要服务于她所负责的居委为主的周家桥社区居民。作为春天花园居委的家庭医生,陈华必须掌握居委的人口基本信息以及各类重点服务人群基本信息,以便更有效地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春天花园居委总户数1120户(常住户数820户,租客300户),总人数约3800人;目前,已经与陈华医生签约的(或建立服务关系的)家庭总数有421户,约占常住总户数的51.3%;而重点服务对象总数为512人。从表2中可以看出,通过居委责任制管理后,重点管理对象尤其是慢性病管理情况产生的变化,管理对象数、管理率及预约率都有大幅提高。

(五)达到“3”个效果首先,体现健康促进的效果。通过家庭医生制服务,促进居民改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提高健康素养,从而提高人群健康水平。其次,体现和谐医患关系的效果。通过家庭医生制服务,为居民提供便捷的、连续的、有价值的卫生服务,并与社区居民建立起“伙伴式”的服务关系,逐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最后,体现了政府服务意识的效果。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卫生服务,家庭医生制服务作为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一种形式,最终是要通过服务,让老百姓满意,从而让政府满意。

五、结论与讨论

家庭医生工作室的建立是对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的一种探索和补充,为家庭医生制服务提供了一个载体,陈华工作室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围绕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开展,工作室内部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还需进一步完善。

(一)实体化和多元化相结合的服务载体实体化的服务平台更易被老百姓接受,看得见、寻得到,便于社区居民找到家庭医生。因此,全科服务团队才会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实体化服务平台,家庭医生制服务才会建立家庭医生工作室。但由于现阶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硬件配置还难以为每个家庭医生提供独立的工作室场所。因此,实体化的家庭医生工作室也可以借助多种场所、多种形式,可以在中心,也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站甚至居委会活动场所;可以是1个家庭医生的工作室,也可以是2个或几个家庭医生的联合工作室,还可以有公共卫生医生、社区护士及社区志愿者共同参与到家庭医生工作室的工作。同时,家庭医生工作室也不限于实体,还可以通过设立热线电话、开通微博、博客、社区网站等多种形式建立多元化的载体,作为工作室服务的补充和外延。

(二)固定与机动相结合的服务机制家庭医生在工作室或诊室等固定场所每周有相对固定的服务时间,能够充分利用场所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的医疗卫生服务。但固定的场所服务也会影响家庭医生服务的下沉,从而脱离社区基础。因此,合理时间、空间分配是确保家庭医生完成健康管理目标和任务的重要保证。除了固定的场所和服务时间外,家庭医生可以根据服务需要,在居民家庭、社区、服务站及中心机动调整,灵活掌握,重点服务和管理好辖区签约居民。

篇8

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问题一:

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

其一,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

其二,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除新加坡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付部分;而在中国,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这种“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

问题二:

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这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问题三:

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另外,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果,继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缺陷

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急剧恶化、恢复传统合作医疗制度普遍失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于2003年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思路,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原则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缺陷。

问题一:

农村居民自愿参加并需要按年度交纳费用。这事实上就设定了一个费用门槛,以至于最贫困的农村居民,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必然因为缺乏交费能力而无法参加。这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需要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是明显矛盾的。另外,自愿参加的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群体区分,难以避免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侵蚀问题。

问题二:

政府的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由于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问题三:

保障目标依然定位为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从医疗卫生投入的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

问题四:

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乏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同步支撑,以至于不得不突出对患者的约束。制度设计中也引入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分段按比例报销等做法。这些做法对于维持资金平衡是有益的,但对患者过分严格的约束特别是过高的患者自负比例必然会导致参保积极性的下降。

问题五:

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成本上的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定以县为单位进行组织。实施费用发生后,以县为单位集中审核、报销。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已经很低了。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县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且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合作医疗面对千家万户,县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组织能力,管理成本有多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相关做法也需要进一步商榷

近年来对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其他一些内容,部分做法和思路也值得质疑。

一是医药体制改革问题。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基本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实施医药分开。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却逆向而行。政府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产生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增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操纵药品市场,药品价格失控、低性价比药品驱逐高性价比药品、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有关问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措施是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政策重点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纯通过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解决药品使用与价格方面的混乱;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有关政策将招标采购的主体定位为医院。作为利益主体且作为医生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医院仍必然以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有关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解决。

二是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问题。近年来,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一些部门开始探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必须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步推进。单独推进医疗救助体系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在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享受不到制度化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只针对部分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医疗资源侵蚀问题难以避免。原因之二是无法回避的贫困陷阱及群体矛盾问题。对最贫困的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后,贴近贫困线的家庭和个人就有可能因为疾病问题而沦为最贫困者,而自然产生救助要求。因此,救助范围不得不逐步扩大,直至制度无法支撑。

未来医疗体制的改革方向

一、结合中国国情,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

在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则是有限的。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解决保障谁和保什么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三种选择:一是优先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医疗卫生需求。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实际需求提供均等的、有限水平的服务保障。三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

第一种选择的优点在于便于操作,将医疗卫生需求作为私人消费品,购买与服务方式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即可。这种选择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整个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会很低。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及其后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选择应当彻底放弃。

第二种选择的优点是可以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其主要的问题在于管理和操作上都非常困难,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接受这种选择。

相比之下,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不足,但毕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全体公民健康权利的保护,大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而且也便于操作。

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选择,不仅关系到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一套保证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广覆盖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一是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环境的改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对国民基本健康的有效保护必然会降低疾病负担,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国家竞争力;三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二、必须合理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

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与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必须解决:一定要合理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选择的惟一标准是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选择的基础则是在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目标、干预成本和效益(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之间进行比较。

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环节,对不同类型疾病的治疗,对同一类疾病不同人群的治疗,以及对同一种疾病不同治疗手段的选择,在成本和效益上都有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上的选择尤其重要。首先,应当突出公共卫生服务;第二,在疾病治疗方面,应将医疗资源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第三,对于那些按照现有技术可以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成本非常高昂的临床服务,在现阶段不宜广泛提倡;第四,必须彻底放弃那些成本高、效益极差的临床医疗服务;第五,应注重选择更加适宜的医疗技术路线。

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上,都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保障的重点。这种办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大病由于治疗费用高只能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小病则因治疗成本低可以由个人和家庭自行解决。这种思路看似合理,事实上却根本行不通。如果所有的大病问题都可以通过社会统筹来解决,则意味着公共筹资与个人筹资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医疗服务需求,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现实。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基本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基本医疗需求来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大病保障需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无法实现。另外,医疗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疾病特别是部分大病的发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很多大病的治疗和控制是成本很高而效益却很低的,将保障目标定位为大病,也不符合效益原则。

将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公共卫生以及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与控制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第一,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政府责任而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有特殊医疗需求,而且其个人和家庭力量抑或其他筹资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等)可以承担相关费用,这种需求应予以满足。第二,常见病、多发病与大病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治疗费用的高低来区分,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三,对于部分治疗成本很高、治疗效果很差甚至无法治愈的大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可能放弃治疗,合理的治疗方案是采用低成本的维持性措施来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实施临终关怀。

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问题上,除了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选择的合理性外,应当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不少疾病的发生、演化属于自然规律,是人类现阶段无法抗拒的。即使不存在资源约束,以高投入且很多情况下以增加患者痛苦方式来对抗自然规律是缺乏理性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尽管卫生资源与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以及卫生投入能力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果能够很好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健康效用,全民的健康状况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更大幅度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

核心问题是强化政府责任

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 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出路只能是强化政府职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也在于此。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在筹资方面,首先要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在一般医疗领域,基于个人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差异,政府也必须承担筹资与分配责任,这是实现社会互济和风险分担的前提,也是实现合理干预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一般医疗领域如何发挥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职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通过政府一般性税收筹资,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二是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对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两种筹资和保障方式各有利弊。考虑到中国国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二三产业尚不发达,工薪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政府直接投入可能更加便于组织和管理。

在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一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地域布局,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二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层级结构,大力扶持公共卫生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高端集中,这是实现合理干预重点选择的基本条件之一;三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目标,突出公益性。四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确保公众能够得到优质服务。

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干预,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营利性机构为主体,无法保证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其次,目前很多人崇尚的个别西方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主导模式,受文化传统、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也行不通。合理的选择可能还是由政府直接举办多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机构。对于公立机构可能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可以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改善。迄今为止,多数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以公立机构为主体。

对未来医疗卫生体制的设计

一、打破城乡、所有制等各种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

建国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一直是分别城乡、分别所有制乃至分别就业状态来组织实施的。这种制度建设方式已经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够从根本上扫清传统医疗体制对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形成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此外,过去只针对少数群体的保障体制所难以解决的体制外侵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二、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

为了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有必要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

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

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控制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需自付部分可进行减免。

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包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为职工购买补充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也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参加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

对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界限划定,尤其是基本医疗服务包范围(包括药品和诊疗项目)的确定,可以依据医疗服务领域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并结合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能力来确定。

制度建设初期,基本服务包的范围可控制得小一些,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投入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扩充服务包的内容。

三、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既然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为了便于工作上的统一组织与协调,最好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公共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出发,基本医疗服务也应主要由公立机构来提供。鉴于公共卫生事业和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可以采取合一的体制。这样做,可能更加符合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突出预防为主,实现防治结合;同时也可以避免多元服务体系并存带来的资源浪费。

非基本医疗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至少在现阶段如此。因此,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还是需要保留一部分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高端公立医疗机构。其作用之一是在服务价格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二是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三是仍需要承担一些相关的政府职能。例如诊疗新技术的推广、新标准的示范,以及特殊时期的应急医疗服务等。

公立医疗机构由政府直接举办,其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部分非基本医疗服务。此类机构不得有营利目标和行为,收支要严格分开。对于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政府应确保投入。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转费用来源以服务收费和政府投入相结合,可以有盈余,但盈余应当进入国家预算收入并用于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公立机构的医务人员为公职人员,但需通过合同聘任等方式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由政府统一规划。其中,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可以参照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确保政府基本意志得到贯彻的前提下,给机构以更大的独立性。

营利机构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政府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资质条件、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等实行全面监管。

非营利医疗服务机构按照一般非营利机构的模式运作。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盈余只能用于事业再发展。政府给予相关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进行全面监管。

四、全面推进医药分开。

按照以上制度设计,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前述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等问题应当可以彻底杜绝。政府工作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非基本医疗领域,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主要的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五、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

基本政策框架、服务内容和标准由中央政府来确定。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领域,保持全国大体均等的水平。但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涉及千家万户,具体的组织实施责任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县级政府作为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应该是比较适宜的选择。

为了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服务的公平,筹资责任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合理分担。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靠地方政府来承担。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可以通过强化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

为了尽可能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财政上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例如,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医疗卫生支出;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比例;中央财政设置专项预算科目用于补贴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费用等。长期来看,则应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中央、省、县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比重;设置专项税收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同时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县)的人口数量,核定各地(县)的基本医疗服务总费用,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并按季度通过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县级执行机构。

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稳定,必须改进各级财政的预算制度,对公共预算中的医疗卫生科目实行分账管理,禁止任何形式的相互挤占和挪用。此外,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建立专门的医疗卫生基金,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

六、新旧体制的衔接方式。

一是现有医疗保障体制与目标体制的衔接问题。关键是保证目前享有较高水平保障的社会成员的实际待遇水平不发生明显降低。出路是为他们提供补充保障。例如,对政府公职人员以及其他获得过医疗保障承诺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中老年职工等,可采取由政府统一提供附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企业职工,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加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

二是对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分类改革问题。对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只能是“抓小放大”,同时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责任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应通过对现有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二级以下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以农村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医院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调整、合并形成。对目前三级以上的大型专业性或综合性医院,则应进行分类改革,部分改制为营利性机构,部分改制为非营利机构,还有一部分应继续保留其公立机构的性质。

七、对有关体制设计可行性的简单分析。

对于这样一个“全覆盖”的制度设计,可能的担心来自筹资能力问题。我们认为,从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看,这一担心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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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号文件》公布以来,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如何利用社会资本为医疗事业发展所用,在医疗卫生行业形成强大的竞争机制,推进医疗事业的改革步伐,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已成热点话题。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很丰富,既包含经济增长的方式,也涉及到结构的优化、环境的改善、技术的创新和资源的配置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经济增长的反映形式:一种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另一种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社会资本投入医疗市场,应属于第一种增长方式,既增加社会资本投入,用于医疗卫生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里社会资本所反映的资本效益,应该包含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

一、社会资本办医助推了医疗卫生改革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改变着以往计划经济约束下形成的落后、保守、低效以及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并在改革中不断提高发展和转型的效率。也为各个领域积累了不少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寻求着自己发展的空间。而当前医疗卫生行业的改革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资本的进入创造了机遇。近年来,民营医疗单位的陆续建立,为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规模较大、质量较高、综合性、专科性强,是部分民营医院的创建特点。它们中有的已成功达到国家三级甲等医院水平,还有的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部分民营医院资金雄厚,医院建设和医疗设备配置先进,还有国内外知明医学专家的指导,技术水平先进、医疗服务意识超前。因此,得到公认。由于这些高水平医院的呈现,促进了公立医院改革的步伐。有的地区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就加大了对公立医院的资金投入。积极调整内部效益分配标准,防止高水平人才的流失。而且积极主动地向国内外引进具有特长的高水平人才。为满足患者需要,想方设法在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上进行改进,使公立医院的改革有了很大的进展。

二、社会资本办医营造了医疗主体多元化的布局

当前,医疗卫生事业的结构及分布,在很多地区还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也在很多方面出现了与公共服务要求不相适应的现象。如:医疗机构不能满足患者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住院床位紧张、设备设施落后、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培养高、精、尖的技术骨干等等。其主要原因是资金问题:一方面国家投入的补偿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使医疗行业的设施改造、设备更新等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卫生管理机制中还保留着一些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对医疗单位缺乏超前的规划和引导,满足不了经济转型的要求使医疗卫生服务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医疗卫生事业这个关系民生的大市场,也为社会资本金的进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资本金的进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卫生行业的不足构成医疗卫生主体的多元化格局。民营医院的陆续建立,有效地满足了老百姓各个层次的医疗需求逐步成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是由于医保政策的引导,公立医院收缩了部分特需医疗服务,也为民营医院让渡出了足够的特需医疗服务的市场空间,为民营医院经营特需医疗服务,提供了难得的市场环境。

利用社会资本建立高水平民营医疗单位。形成医疗主体的多元化,受益的首先是民众,多元化带给老百姓的是更加方便、舒适的就医环境、更加先进优越的技术保证、更加完善的人性化服务。它不仅方便了患者,缓解了政府投入的不足,也为公立医院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各级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民营医院在法人治理结构、产权制度改革、资本运作和市场管理上较公立医院更有优势,越发显示出发展活力,一系列陈旧观念、政策、标准和制度也将随之改变,从而给医改注入了新鲜血液。它将为医疗卫生改革起到积极助推作用。

三、政府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顺应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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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省市县三级卫生信息平台架构

省级卫生信息平台以建立1个省级综合平台为核心枢纽,以建立市级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和区县级数据中心为基础支撑,实现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平台要求功能完备、标准统一、安全可靠。

1.2省级居民健康惠民服务信息系统

省级居民健康惠民服务“一卡通”信息系统覆盖各卫生业务应用,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等信息的共享和共用,重点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层医院就诊服务、村卫生室等应用,以此为基础,构建县区数据交换平台。1.3基层医疗卫生管理系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众多,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其信息系统建设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业务服务子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监督管理子系统、与其它系统接口。

2基层医疗卫生信息化技术架构

可考虑建设省市县三级平台、分级部署的实现方式。省级平台支撑和涵盖全省居民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卫生应急指挥决策等公众服务的应用需求;市、州级平台需建立个案数据与管理中心,实现对区域内医疗卫生信息的集中存储、检索、共享、数据交换等;区县级医疗卫生信息平台承担县级区域数据中心的作用,主要负责县域内医疗卫生业务和管理数据的存贮与处理。应从基础设施安全、软件安全、数据安全三个方面综合考虑系统安全性。基础数据安全:平台具备性能完善的网络安全基础。包括网络防火墙、入侵检测、病毒防范、用户识别等信息安全软硬件系统,并设专人进行日常监督管理与更新;软件安全:平台涉及的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应具有访问控制功能,并定期进行完全备份;数据安全:采用数据库备份策略;对数据和资料的访问设置权限;关键数据的修改记录必须记录操作日志;关键、敏感的数据的存放需进行加密处理。云技术部署方式。省厅级统一采用集中部署方式,完全可以和云计算方式的集中部署,多点复制,保持系统健壮度的方式进行融合式的部署,并为以后云计算方式的完善部署,提供了基础设施、网络框架、软件体系的必要条件。县(区)级按照省内统一的标准和功能规范,进行部署,同时市级平台可以部署成虚拟平台。

3基层医疗卫生信息化系统建设

3.1业务服务子系统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居民健康档案以居民个人健康档案为基础、家庭档案为中心。个人档案提供个人基本人口学资料、行为生活习惯、既往病史、主要健康问题、就诊、体检和健康影响因素等资料的管理,包括档案的新建、更新、查询与浏览等。居民个人健康档案与家庭特征结合构成家庭健康档案,而家庭健康档案与社区特征结合则构成社区健康档案;实现区域内档案迁移的管理,包括迁入、迁出。(2)基本医疗服务管理。包括门急诊、住院、医技、药房等基本业务管理。系统中要嵌入《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和《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等以协助医务人员的诊疗工作。在上述基本功能的基础上,鼓励增加疾病库、临床路径、诊疗导航等,指导和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行为。(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系统以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为目的,实现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基础医疗服务、健康管理、计划生育、疾病控制与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以及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等卫生服务要求。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对公共卫生管理过程进行数据采集、数据管理、质量控制、统计分析、信息反馈、数据共享与交换等。辅助基层卫生人员提供公共卫生相关的业务服务。(4)健康服务门户网站。健康服务门户网站应实现如下目标:个人健康诊疗信息查询;健康资讯和管理;网上门诊预约和计划免疫接种预约;用户管理;健康知识宣传及健康教育。(5)远程医疗服务子系统。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县级医院进行远程会诊(特别是远程集中阅片),以及县级医院对乡镇卫生院进行远程医疗卫生技术教学培训。

3.2业务管理子系统

(1)基本药物管理。基本药物管理系统包括药库、药房等管理功能,起到监控药物使用、规范用药行为等作用。系统嵌入《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和《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的内容,使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药品批准文号作为药品统一编码,并与全省基本药物目录网上采购平台的数据对接。(2)业务运营管理。主要包括门急诊收费管理、物资管理、设备管理、财务管理。以及统计、分析及查询和咨询等综合管理模块。以实现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可通过系统动态监控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日常运行。(3)绩效考核管理。绩效考核系统可大致分为医疗机构使用部分与卫生行政部门使用两部分。医疗机构使用部分。对医护人员前端工作情况数据的直接采集,以及服务态度等定性指标评分录入汇总,依据绩效考核体系规定,进行量化考核,为分配和奖惩提供客观依据。卫生行政部门使用部分。直接采集绩效考核信息,依据绩效考核指标进行量化考核,提高卫生服务管理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真实性。提供单位的绩效考核信息,并提供单位绩效的量化考核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