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公司税收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融资公司税收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电网公司 税务筹划 动力评价模型 杠杆解

1 电网公司税收政策管理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电网公司税负的增加，税收已成为影响电网公司利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其具有的行业垄断性，国家在税收优惠上并没有给电力企业倾斜，相反，有些税收法规的制定与其他行业相比却增加了电网公司的税收负担。税收已成为电网公司沉重的负担，成为影响企业利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税务筹划”就成为电网公司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武器。电网公司目前的税收管理主要表现为：第一，电网公司税务筹划组织结构不明确且责任不明。第二，电网公司尚未形成较为良好的税务筹划意识。第三，筹划的事后性。第四，电网公司大多对税收政策的掌握程度较为欠缺，难以实现紧跟税收法规变化，并对优惠政策进行利用或采取相应策略。

2 系统评价模型的引入及运用

美国当代杰出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所推崇的“看见整体”的系统思考方法即是一种系统思考的语言，也是一种系统分析的工具。系统思考的语言即能用整体眼光去看待问题，通过统合对知识领域的跨越去透视到问题存在的系统整体，以此帮助我们探究隐藏于其背后的系统运作能量。

系统观念认为：世界是由多层次的个体事物相互关联而构成的系统整体。由此可知通过对系统结构进行评价能够使我们了解系统行为以及其他各种现象，能够排除社会系统极度复杂和无穷的变数和的反馈回路，帮助我们评价整体结构并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此，系统评价模型的原理核心即是通过运用逻辑联系来对各影响问题与因素间的关系进行明确描述。这些因素构成所形成的每个环路就是反馈环，而这些反馈环又通过一定的因素与方式关联在一起。正反馈环、负反馈环与时间延迟三个基本原件就构成了系统评价模型，同时也是反映社会经济生态系统问题的基本模块。这之中，正反馈环是指加速成长或加速衰退的闭合环路，而负反馈环是指具有调节作用的闭合环路，它们均具备目标导向和稳定两大作用。

文章通过运用系统的分析方法和系统评价模型，分析电网公司在税收筹划中的各个因素，在分析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构建电网公司的税收筹划政策的动力评价模型，通过模型分析找到解决电网公司税收筹划的“杠杆解”，进而促进电网公司的发展。

3 电网公司税收筹划政策的动力评价模型

3.1 电网公司税收筹划政策“成长上限”动力评价模型

电力行业不仅与国民经济发展联系紧密，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企业的持续发展必须与政府的财税收入之间取得平衡和共赢，这必然要求完善电网公司税收筹划政策，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外部因素而制约了税收筹划政策，电网公司税收筹划政策“成长上限”的动力系统如图1所示：

图1 电网公司税收筹划政策“成长上限”动力评价模型

在图1中，通过左侧的正反馈环可以知道，电网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其社会及经济效益也在逐渐增强，这就构成了“正反馈环”。然而由于电网公司随着发展规模的壮大，其对相应税收筹划的要求也不断增加，导致正反馈趋势无法持续延续下去。

另外我们通过图1右侧的负反馈环可以看到由于外部环境的诸多因素制约，使得电网公司有效的税收政策从而影响电网公司的发展规模，如扩大电网公司增值税抵扣范围、规范电网公司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电网公司内部结构型调减税、免征或者减征不合理税收以及完善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体系等等，导致电网公司有效的税收政策和外部环境产生一定的差距，导致电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出现延迟的负反馈环。

鉴于此矛盾，通过动力系统分析可知电网公司税收筹划政策对“增强环路”不进行推动，而是减弱或除去减弱限制来源，也就是说电网公司税收筹划政策与外部环境所存在的矛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税收筹划政策对电网公司发展壮大的促进作用还不够完善与健全。

通过之前对我电网公司税收筹划存在问题的分析，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电网公司税收筹划的具体措施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充分利用电网公司所在省份的税收特殊优惠政策，从而达到减轻电网公司的税负的目的。第二，电网公司应该实施整体延缓纳税期限。由于资金的时间价值使得延缓纳税期限可以获得类似无息贷款的利益，应纳税期限越长就会使得所获利益越大，尤其是处于通货膨胀期间时，通过延缓纳税的理财效益将会更加明显。第三，电网公司可以通过缩小本企业的税基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即在税法所允许范围及限额内，实现各项收入最小化以及成本费用与摊销的最大化等，从而减少税基。第四，随着税收环境的良性发展，税收正逐步法制化。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广阔的操作空间。电网公司在市场经济条件环境下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可按市场规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要求电网公司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将节约税收成本并依法减轻税负作为降低运行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电网公司税收筹划管理水平及人才“成长与投资不足” 动力评价模型

图2 电网公司税收筹划管理水平及人才

“成长与投资不足”动力评价模型

通过图2能够知道，上半部分“成长上限”的动力评价模型是由正反馈环与负反馈环构成的，而下半部分则为“投资不足”负反馈环。正反馈环由于电网公司的规模通过不断发展壮大而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电网公司的社会及经济效益越高，也就促进推进电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导致电网公司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同时电网公司的发展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正反馈环也并不是无限扩大的，当电网公司规模不断扩张后，电网公司的税收筹划人员专业能力以及其管理水平等各方面问题就显现了出来，进而产生负因果链：即税收筹划人员对税收政策管理的满足度对提高人才培养与管理认识度培养和提高人才管理能力。所谓负因果链，是指当税收筹划人员的水平与管理能力不能满足政策管理的要求时，才认识到增加人才投资的重要性，才着手投资，而从投资到产出会存在延迟时间，所以电网公司会面临因投资不及时而使电网公司发展的竞争力下降，会导致电网公司的发展规模萎缩的局面。

进行电网公司税收筹划管理的核心是税收筹划方面的人才，目前中国具备税收筹划管理能力的税务从业人才从总量、结构和素质各个方面而言，都还不能够适应电网公司发展的要求。大力、主动吸引有经验的税收筹划专业管理人才的同时积极培养具备基本素质的财税人才是当前电网公司提高税收筹划管理能力的关键，为此，电网公司应该积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开发体系，切实提高税收管理水平：①由电力科研机构、税务师事务所、高校组成电网公司税收研究指导中心，为其提供专项的税收筹划咨询服务。②建立电网公司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提高电网公司的税务信息获取和开发能力，由政府积极指引，促进校企的产学研合作，提高税收筹划的技术水平。③加强对电网公司财务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再教育，不断提升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和税收筹划管理能力。

3.3 电网公司税收政策政府扶植及政策法规体系“成长与投资不足”动力评价模型

通过图3可知其上半部分“成长上限”基模是由正反馈环与负反馈环组成，而下半部分为“投资不足”负反馈环，存在负因果链：政府对电网公司的扶植和税收政策的设置程度政府对电网公司的扶植和税收政策设置的认识程度。这个负因果链导致电网公司因政府对自身的扶植与税收政策设置程度以及管理方面不够完善，这将严重影响电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电网公司税收政策政府扶植及政策法规体系“成长与投资不足”动力评价模型的“杠杆解”应该是：政府应在需要之前大力扶植并完善对电网公司企业成长有利的相关税收法规；若对电网公司的正常运作不利时就应停止推动正反馈环，同时要加大政府扶植力度，完善相应的税收政策管理并抑制成长速度。

根据电网公司的特点和优势，一方面完善电网公司的税收政策体系，建立“以电力产业结构升级为导向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有增有减的税收体系，统一电力行业的税收优惠标准”。通过政策扶持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降低对电力行业造成的税收负担，提高电网公司的合理税收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为电网公司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针对电网公司在税收管理中本身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政府在制定相关的优惠和扶植政策时，有效地分散各种市场风险。使电网公司的战略目标克服单纯降低企业税负的简单目的，在符合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的前提下，建立保证纳税信用，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企业效益，维护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综合筹划目标，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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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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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巍娜.电力行业的税收政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7，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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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收筹划； 企业集团； 方案； 效果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22-0100-05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做大做强与集团化、多元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宏观管控已经成为企业集团管理的必要手段。集团公司税收筹划正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进行的全局性税务管控。通过合法的税收筹划，能够提高企业效益，规避企业纳税风险，降低企业税负。

一、山东A工程公司税收负担情况分析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山东A工程公司是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大一型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拥有直属分公司8家，全资子公司11家，180余家独立核算单位，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体制，内部管理严谨规范。近年来，山东A工程公司一直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2年公司实现收入52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5亿元，与全国100余家主管税务机关存在税务往来，全年累计缴纳税款2.8亿元。集团公司涉及的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车船税等。

（二）制约公司税收筹划的因素分析

一是管理观念落后。对税收筹划观念认识不够，认为税收筹划只会增加对人、财、物的投入，并不像开拓市场那样能给公司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忽略了企业原本应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人才缺乏。税收筹划需要筹划人员在全面、深入理解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企业自身的资金、技术、核算等，进行有效的税收筹划。三是税收筹划的目标单一。公司现有的税收筹划集中在对某个单项经济业务的税收筹划，没有从宏观方面考虑公司的整体税收筹划，有时甚至出现了涉税风险。四是缺乏与税务机关的沟通。公司应防止因税收政策变化导致原本有效的方案变得不适用。

（三）分析结果

山东A工程公司涉税种类复杂，主管税务机关庞大，纳税总额巨大，目前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税收筹划体系；税收筹划方案仅局限于某一单项经济业务或某个纳税环节的税负降低，没有综合考虑企业的整体税收筹划方案；公司没有全面把握国家的税收政策意图，存在涉税风险；公司财务人员对税收法律法规、税收筹划的理论研究、综合税收筹划等方面掌握不够全面，有待研究一套全面的税收筹划体系。

二、山东A工程公司税收筹划方法

（一）在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1.劳务收入确认的税收筹划

山东A工程公司主营业务为水利工程建设，属于施工行业，工期大部分超过一年。按照会计核算的规定，山东A工程公司应按照完工百分比法按期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并相应结转成本及税金。完工百分比需要由项目经理、总工程师及财务人员共同确认，因此项目完工进度具有一定的可调节性。公司可以根据年度总体完成产值情况、以前年度是否存在未弥补亏损情况、当年已缴纳税金等情况，综合确认完工百分比，达到公司总体税负最低的目标。

2.存货计价方法的税收筹划

计价方法的选择可由企业自主决定，但不得随意改变，如确有需要进行改变的，应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其中先进先出法在物价上涨时，当期结转的成本会偏少，企业的利润会增加，反之在物价下降时，当期结转的成本会偏多，企业的利润会降低；加权平均法则有效地平衡了企业的各期成本及利润，企业所缴的税金也会趋于均衡。因此合理预测物价涨跌趋势，才能选择出适合企业税收筹划的存货计价方法。

3.费用分摊的税收筹划

费用分摊的税收筹划就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费用总额、缩小税基，降低应缴的所得税。首先，企业应将税法规定范围内的税前列支费用足额列支，如主营业务成本、折旧、工会经费、贷款利息等，已发生的费用应及时入账，发生的坏账和呆账应及时记账核减；其次，要最大限度地缩短以后年度分摊列支费用的年限，如固定资产折旧、低值易耗品摊销、分期安排大修等长期待摊费用；最后，合理筹划税法有列支限额的费用，如业务招待费、捐赠等。

（二）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1.投资规模的税收筹划

投资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规模和纳税水平，投资规模的大小也决定了企业纳税身份的界定。如我国的增值税规定对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实行不同的税率进行征税。企业在投资成立子公司时，如果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投资规模会比较小，其生产经营能力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税负会相对偏低；如果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投资规模会比较大，企业建成投产后，其生产经营能力会有大幅提高，但税负会相对偏高。

2.投资方式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进行直接投资时，如投资成立新企业、并购企业等，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直接的管理和控制，因此直接投资行为涉及了一个企业的全部税务问题，涉税面广、税务问题复杂、税金较大。企业在进行间接投资时，如购买股票、购买国债或企业债券等，一般仅涉及股息、利息的所得税。间接投资行为也涉及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如：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股票取得的收入为被投资企业税后分红，免缴企业所得税等。

3.投资行业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产业转型、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要熟知国家对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投资于国家规定的鼓励型产业项目，能够享受到最大限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为支持和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对提供农业生产服务的行业，其提供技术服务及劳务所得的收入免征所得税；利用高新技术产品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列入国家科委计划新产品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星火科技”产品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三）在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1.筹资方式的税收筹划

企业筹资的方式很多，不同的筹资方式税法对其规定也不相同，如银行贷款、信托理财、集团企业内部资金调节等筹资方式的资金成本允许税前扣除。尽管如此，企业因受到经营规模、资信等级的影响，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筹资，因此企业要结合自身情况，合理选择筹资方案。如企业发展初期，选择股权融资更为容易；在有重大项目时利用项目贷款融资，税收成本可能会偏低；资信等级、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利用发行企业债的形式筹资，税收成本会较低；利用企业商业信用，对预收货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税费等形式进行的筹资，是无成本的筹资，也不涉及税收问题，但企业要掌握好相关政策，不能出现拖欠税款的情况。

2.筹资费用的税收筹划

企业因筹资而发生的全部费用都属于筹资费用，包括利息费用、票据贴现费用、与筹资相关的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费用、股利分红等。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向金融机构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可按实际发生数税前列支，向非金融机构借款产生的利息，不应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息，高出部分不得税前扣除。因此企业间的资金拆借为企业提供了税收筹划空间，原因是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销关系，通过资金拆借可以平衡企业间的成本、利润，减轻企业整体税负。内部集资方式为企业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融资渠道，其融资额度、融资利率的相对可控性为企业自主决定融资规模、测算成本提供了便捷条件等。

（四）在利润分配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利润时，应先交纳所得税，然后依次按照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和任意公积金、向投资者分配股利的顺序进行分配。因此企业要想少缴税，就必须降低计税基数；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是在税后进行的，投资者要想分到更多的股利，就要求税后可供分配的利润基数越大越好，这与税收筹划的目的刚好相反。企业在利润分配环节进行税收筹划时，要充分考虑企业税负的大小和投资者投资的意愿，只有二者相互协调好，才能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三、山东A工程公司税收筹划的效果分析

（一）2012年年报内容摘要

2012年经过公开招投标确定由会计师事务所对山东A工程公司集团本部及其下属子公司176个工程项目进行审计，年报主要内容如下：

1.年报基本情况简介

山东A工程公司财务报表为集团合并企业报表，合并范围包括山东A工程公司本部、水务建设公司等12家法人单位。以下进行的税收筹划数据分析均建立在集团合并报表及12家法人单位个别报表的基础上。

2.应收款项核算方法

山东A工程公司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账面价值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其中：1年以内（含1年）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为0%；1―2年（含2年）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为3%；2―3年（含3年）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为10%；3年以上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为30%。

3.存货核算方法

山东A工程公司存货主要包括钢材、水泥、混凝土、钢管、PVC管、PE管等原材料和工程施工等。存货取得时按实际成本法计价，领用时按加权平均法计价。山东A工程公司属于施工企业，主要材料中的钢材、水泥、混凝土、钢管、PVC管、PE管等均按照使用数量随时采购，施工现场零库存。存货科目主要核算内容是工程施工，低值易耗品采用五五摊销法核算。

4.固定资产核算方法

山东A工程公司固定资产类别及使用年限情况为房屋建筑物20年、机械设备10年、运输设备5年、电子设备5年、办公设备及其他5年；按照年限平均法在使用寿命期内计提折旧；预计净残值为5%。

5.所得税的会计核算方法

山东A工程公司集团共有12家法人单位，分别由济南市历下区国税局、菏泽市开发区国税局、济宁市开发区国税局等12家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管理。山东A工程公司所属12家法人单位均应按季预缴企业所得税，年度进行汇算清缴。

6.经营情况表（见表1）

7.税金缴纳情况表（见表2）

（二）税收筹划前后缴纳各税款对比分析

1.零风险纳税筹划效果分析

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税收滞纳金及被没收的财产、罚款（金）等不得税前扣除。2012年度山东A工程公司共发生缴纳滞纳金、罚款4次，累计金额7.26万元，公司发生了纳税风险。税收筹划后应按照国家税法规定，按期、足额缴纳税款，不仅可以节约滞纳金、罚款等支出7.26万元，而且能实现公司纳税零风险的税收筹划目的。

2.收入确认税收筹划效果分析（见表3）

综上分析：山东A工程公司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营业收入时，当年收入确认减少5%，可缓缴营业税金及附加911.06万元，可缓缴所得税360.82万元，累计缓缴税金 1 271.88万元。据此数据推测，山东A工程公司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营业收入时，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可影响营业税金及附加182万元，影响所得税72万元，累计影响税金254万元。

3.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税收筹划效果分析

税法规定，企业可以自行确定固定资产的净残值，但必须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不同种类的固定资产税法规定了最低折旧年限。

山东A工程公司除公司本部及水利机械公司外其他法人单位均盈利，且公司本部通过税收筹划预期会出现盈利。目前集团公司内没有享受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法人单位。为保证会计政策的一致性，山东A工程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确定方面应选择最低的折旧年限，这有利于加速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收，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期内的成本，减少企业利润，达到递延缴纳税款的目的，企业集团因此可获得缓缴税款的时间价值，相对降低了企业税负。山东A工程公司固定资产中房屋建筑物、机械设备、办公设备三类资产已经达到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其他类固定资产系办公类及其他金额较小、不易分类的固定资产，按照税法分类可以归集为办公设备，该类资产已经达到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运输设备和电子设备两类固定资产尚未达到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最低折旧年限，存在税收筹划空间。筹划后运输设备折旧年限由5年变更为4年，电子设备折旧年限由5年变更为3年。折旧年限的变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无需进行追溯调整，对于变更折旧年限的设备，对其重新确认折旧额即可，折旧年限变更后的影响如表4。

综上分析：山东A工程公司运输设备折旧年限由5年变更为4年后，理论增加折旧额为运输设备原价的4.75%，实际影响税前利润419.71万元，占运输设备原价的4.19%（差额为2012年新购入设备未全年计提折旧及已提足折旧设备影响）；电子设备折旧年限由5年变更为3年后，理论增加折旧额为电子设备原价的12.67%，实际影响税前利润734.99万元，占运输设备原价的12.18%（差额为2012年新购入设备未全年计提折旧及已提足折旧设备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后累计影响税前利润1 154.70万元，影响企业所得税121.01万元（扣除公司本部和水利机械公司两家亏损法人企业）。

4.长期待摊费用税收筹划效果分析

山东A工程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核算的内容为机械设备和运输设备两类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发生长期待摊费后按照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分期摊销。税法规定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应同时满足修理支出金额超过取得固定资产时价格的一半，并且使用寿命要延长2年以上。2012年度，山东A工程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为876万元，当年新增517万元，当年摊销162万元。2012年度山东A工程公司实际发生长期待摊费用情况如表5。

根据税法规定，山东A工程公司在对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充分利用固定资产大修理时50%的临界点开展税收筹划。基本思路为：公司近年来持续盈利，因此应尽量使以后会计年度内的支出计入本会计年度，增加企业当期税前扣除成本，递延企业所得税金的缴纳。公司应按期评估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科学安排固定资产维修计划，对于固定资产修理支出预期达到固定资产计税基础50%以上的，应采用分期安排大修的计划，将维修安排在不同的会计年度，以达到大修理支出一次性进入当期费用、税前扣除的效果。经过测算，2012年度山东A工程公司设备维修可以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支付2012年度实际发生额的60%，剩余40%在下一会计年度固定资产维修时再进行支付。具体影响各公司税前利润情况如表6。

综上所述，在筹划前2012年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税前列支费用为76.55万元；经过税收筹划，2012年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税前列支费用为310.34万元；总计增加税前费用233.79万元，累计降低企业所得税40.41万元（山东A工程公司本部亏损，应扣除其72.15万元的影响）。

5.公益性捐赠税收筹划效果分析

税法规定不超过企业当年利润总额12%部分的公益性捐赠可以税前扣除。公益性捐赠必须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进行，并用于规定的公益事业。2012年度，山东A工程公司本部发生捐赠支出16万元，基础工程公司发生捐赠支出2万元，均未通过专门的部门，而是直接捐赠给受困地区。根据对山东A工程公司近年的财务数据分析，公司历年均有20万元左右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但公司该部分支出不符合公益性捐赠支出的要求，不能在税前扣除。经过税收筹划，建议公司进行公益性捐赠时，应通过符合条件的专门机构进行指定用途的捐赠，以达到支出成本税前扣除的目的。经过税收筹划，每年可为公司节约所得税5万元。

6.税收筹划总体效果分析汇总表（见表7）

综上所述，经过对山东A工程公司税收筹划，累计实现年少缴和缓缴税金1 445万元，降低了企业税负，效果显著。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1.集团公司在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筹划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管理活动等，履行纳税义务、防范涉税风险，能够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克服税收筹划的单一目标，提升综合税收筹划的能力，对于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

3.税收筹划专业人才的培养对于企业科学合理地选择税收筹划方案，实现税收筹划零风险及企业价值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具有较大的税收筹划空间，税收筹划效果显著。

4.通过探讨A工程公司税收筹划的具体操作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将税收筹划和财务管理有效融合，统筹安排，达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二）建议

1.强化管理者观念，培养专业的税收筹划人员。提升税收筹划战略地位，组建税收筹划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召开工作会议，研讨税收筹划方案。形成以公司自有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为主，以大学教授、税务局专家、事务所专业人员、企业联合为一体的咨询团队，提升税收筹划质量。

2.克服单一的税收筹划目标，提升综合税收筹划观念。应将企业短期税收筹划与长期税收筹划、单一税种税收筹划与综合税收筹划相结合，以保证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税收筹划目的的实现。

3.科学合理地选择税收筹划方案，加强税收筹划的可操作性，实现税收筹划零风险及企业价值最大化。

4.加强公司与税务机关的沟通，及时了解最新的税收政策，规避公司税收风险，降低公司税收负担。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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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税收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027-03

一、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对相关企业的税收优惠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美国在1997年颁布小企业税收减免法，小企业在此后10年中获得了数lO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近年来，英国政府连续削减公司税率，将年产出低于30万英镑的小企业的公司税率由24％降低到20％这一历史最低水平，比大企业低10个百分点，并正在拟定继续为小企业减轻赋税的计划；法国朱佩政府时期的《振兴中小企业计划》把中小企业利润税税率从33，33％降至19％。对企业的注册税、公司税也相应下调。若斯潘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亏空，曾增加企业利润税，但同时规定不对中小企业增税；德国每年拨款近10亿马克用于资助中小企业发展业务，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企业免征营业税。

1　降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我国现行增值税制度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过高，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把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有年应税营业额大小和财会制度健全与否两个标准，且特别规定年应税营业额达不到规定标准(如商业企业为年应税营业额180万元)的，不能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而占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最大的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达不到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根据规定，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若以工业企业一般纳税人17％的税率和小规模纳税人6％的征收率比较计算，如果产品在本环节的增值率为38.96％时，两者税负相同；当增值率低于38.96％时，则一般纳税人税负重于小规模纳税人。目前，大部分企业已进入微利时代，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重于一般纳税人已成事实。小规模纳税人在与一般纳税人交易中，已经受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的限制。

2　降低中小企业投资风险的税收政策建议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税收政策应起到积极作用。对中小企业，应加速折旧，可以允许其采用加速折旧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从而推迟企业的纳税时间，相当于政府给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鼓励中小企业扩大投资，中小企业自有资金有限，经营规模小，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求建立一种风险分担机制。税收优惠政策作为风险分担机制的一种，不仅可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还可以影响企业对待投资的态度和意愿，投资损失扣除。现行税法规定：被投资企业发生的经营亏损，投资方企业不得调减其投资成本，也不得确认投资损失。这项规定不利于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建议允许中小企业扣除从受资企业分摊的损失，但扣除数额不能超过投资账面价值，从而降低中小企业的投资损失。

3　延迟纳税政策建议

一是附加折旧政策。中小企业由于资本总量等因素的制约，会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共同使用同一项资产的现象。这类资产往往使用频率较高，因而其有型损耗相对较快。针对这一特点，对于中小企业购置的、共同使用的机械设备，应给予20％的附加折旧，即允许中小企业对共同使用的机械设备以所购价款的120％作为计提折旧的基数。二是专利投资所得的纳税延迟。对以专利或者可获专利的发明或工业生产方法等无形资产向中小企业投资者，及以无形资产投资的中小企业，其所获投资收益可延迟5年纳税。这一措施可鼓励中小企业吸收无形资产投资，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研发能力。

二、引导服务型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2007年3月19日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式、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加快发展服务业，形成较为完备的服务体系，不仅可以提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丰富产品，成为吸纳城乡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而且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行业分布中有很大一部分处于服务行业，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对促进服务行业发展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所得税、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仍应以所得税和营业税为主。且促进服务行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改革服务外包业务的营业税计税方式

服务外包是服务业分工的产物，是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但现行营业税并没有对服务外包业务与传统服务业进行区别，其计税依据仍旧为其向客户收取的全部营业收入，对于在外包过程中支付的外包费用，一律不允许在税前扣除。这在客观上造成重复征税，导致服务外包的税收负担过重，不利于服务业分工的进化。今后，在确定营业税税基时。可以考虑允许服务外包企业将支付给承包方的营业额从计税依据中扣除，仅对实际取得的营业额征税。

2　鼓励生产型服务行业的发展

近10年来，工业生产型服务业是世界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它已经成为国外投资的重点。在OECD国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经营服务等生产型服务行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过了1／3。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1／3投向了金融保险领域；日本跨国公司在英国的投资50％以上集中在金融保险领域。几乎在所有国家，服务业的表现都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快慢，由于具有广泛的关联效应，更有效的服务业(金融、通信、国内运输和专业服务)可以整体提高经济效益，这些行业共同发挥作用，对提高国内生产率至关重要。激励生产型服务行业发展应该作为营业税的重要目标，我们应逐渐拉开生产型服务业与消费型服务业税率间的差异，鼓励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3　妥善处理服务纳入的抵扣问题

如果将生产型服务业纳入到增值税征税范围，那么制造业企业购买这些服务就不用负担增值税。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一般规定，当需求方承担的税赋降低后，在需求方面相当于其价格的降低。这些服务的市场需求必然提高。这在客观上必然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制造业企业在购买诸如专利等高端生产型服务时，可允许其按照一定的比例抵扣进项税额，以鼓励这些服务项目从制造

企业中分离出来，促进我国服务业快速有序地发展。

三、加强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建议

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在促进再就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促进残疾人员就业、下岗工人再就业以及军队转业干部就业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规定。对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型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对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按每户每年8000元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3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但是，我国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方面仍有须改进的地方，须制定规范统一的就业税收政策。

1　统一不同对象再就业的税收政策

目前，涉及下岗失业人员、军队转业干部、城镇退役士兵、军队随军家属及其他持有相关就业证明人员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既存在类似地方，又有不同之处。考虑到就业再就业人员应给予一致的税收待遇，对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军队转业干部、城镇退役士兵、军队随军家属及其他持有相关就业证明人员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予以规范，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作用，制定统一的就业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2　延长就业和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期限

在与就业形式对应的较长时期内，实行就业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落实鼓励创业的税收政策。要注重创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作用，注重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企业，充分发挥创业带动的倍增效应。通过税收政策，支持对有创业愿望和具备创业条件的城乡差别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等服务。一是制定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大学科技园等机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执行办法。落实促进科技创业的税收政策，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大学科技园，在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加强和规范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管理，全面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大学科技园快速健康发展。对符合条件的生产力促进中心，给予税收扶持政策，努力发挥科技企业带动高校毕业生的积极作用。二是制定农业担保税收政策。为支持农业生产及农民就业，对于农业担保基金或农业担保机构开展农业信用担保、再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符合一定条件的，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免征营业税的政策。三是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政策，提高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中小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占全部企业的75％以上，是解决就业再就业的重要渠道，而融资难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可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人手，为发展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环境。应确定合理的方式，允许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实际发生的代偿损失，按照有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对开展贷款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要按照不超过当年年末责任余额1％的比例以及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累计达到其注册资本金30％以上的，超过部分可转增资本金。

四、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风险投资是依靠市场力量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有力措施，尤其对处于种子期和成长期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中央近年来为推进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也陆续出台了包括企业税收政策等在内的多项鼓励政策。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还面临着不适应行业经济特点的税收政策，这实质上为该行业的发展带来了阻碍作用。为推动这一行业的发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税收政策：

1　风险投资企业不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发达国家在对风险投资的税收制度安排上，一般将风险投资机构作为一种“透明组织”或“投资管道”。所谓“投资管道”是指：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收益，按照协议全部分配给出资人，因此，风险投资企业本身不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由出资人在取得收益后按照性质缴纳所得税。这种做法既能够解决长期困扰我国风险投资企业的重复课税问题。又有利于风险投资机构吸纳投资，特别是具有免税资格的投资主体(如养老基金等)的资金，目前，国外机构投资者成为国际风险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得益于该政策的实施。如澳大利亚为了吸引来自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等专注风险投资的养老基金，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进行风险投资的养老基金的资本利得税税率降为0，以色列2001年对进入本国的外国风险投资公司转让股权获得的资本利得税实行税收豁免等等。

2　免除风险管理公司管理费应缴的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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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税收筹划效应分析的相关理论

税收筹划在国外并不陌生，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虽然没有国外长，但其发展态势良好。根据前人对它的总结与概括，我们可以得出一般含义，即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上缴税费发生之前，在符合税法框架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人的投资筹资行为或经营活动等涉税事项做出事先安排，以实现少缴税或延迟缴纳税费目标的一系列行为。

1.1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对于纳税主体自身来讲，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对自身的资产、收益的正常维护，属于纳税人应享有的经济权利。除此之外，税收筹划在减轻企业税负的同时，也可以是企业避免税法陷阱。所谓税法陷阱，与税法漏洞相对，企业如果陷入税法陷阱中，很可能要上缴更多的税费，这也是我国反避税措施之一。而纳税人主动进行税收筹划，会使企业全面了解认识税法，这就有效的避免了税法陷阱。同时税收筹划也会使纳税主体形成依法纳税的观念。税收筹划要求纳税主体必须在法律许可的框架内进行有关税务事项的提前安排，这也就意味着纳税主体在纳税之前就已经接受缴纳税费这一实际情况。

1.2 税收筹划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可以促进国家税收机制的持续完善

进行税收筹划可以选择的角度有很多，有的是顺应国家的政策，但也有的是因为税收法规不合理，政府通过各个企业制定的税收筹划方案，可以发现税收体制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税法。此外，纳税筹划也可以帮助国家实现其政策目标。一个良好的纳税政策导向所导致的企业税收筹划的行为对经济的影响也应是良好的。例如，国家为了鼓励软件产业发展，规定在我国境内建立的软件企业可享受企业所得税的相关优惠政策。这个政策无疑使软件企业的税负降低很多。反过来，这也促使软件行业的壮大，使我国的软件行业加快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税收政策目标。

2  税收筹划的动机及方法

2.1 税收筹划的动机

从主观因素来讲，利益的驱动是让纳税主体进行税收筹划的根本原因。从客观因素来讲，国家间税收管辖权的差别，税收执法效果的差异，以及税种，税基，税制，税惠等的不同都会让企业采取一系列方案来降低企业自身的税负。

①自我利益驱动机制。在当代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背景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其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会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纳税主体进行税收筹划，必然会有相应的成本支出，但如果筹划有效，同时也会让公司拥有非常可观的税收效益。正是这一因素，促使了纳税主体实施税收筹划。②国际上对税收控制权的不同。税收控制权是国家控制权的衍生物，是一个有着独立主权的国家在收取税金上所掌控的权力。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纳税人自身的跨国经营或投资活动就会形成重复征税或是纳税真空，企业就可以在这方面进行自己的税收筹划。

2.2 税收筹划的方法

对于公司的税务筹划手段，此篇文献综述主要从投资、筹资两方面对前人成果进行分析。

①在投资阶段投资于国家有所减免税费的项目。我国目前减免所得税的项目大致有高新技术行业，一些特定的技术改造项目和软件行业。投资地域的选择，往往也是制定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我国享有税收优惠政策的有高科技区，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并经天津市科技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定的内外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设立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②在筹资方面，纳税主体要充分考虑筹资活动对于纳税主体资本活动的影响，资本结构的变动对于税收成本和企业利润的影响以及融资方式的选择在优化资本结构和减轻税务负担成本和企业利润的影响。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手段有发行股票或债券，向银行借款等，不同的手段会产生不同的融资成本，此外，资本结构的改变也会影响公司内的融资成本，这同时也影响企业不同的税务负担，如何在融资过程中找到融资成本与税务之间寻求平衡交叉点，要根据不同的企业而定。

不同的公司由于其侧重的业务不同，因此在经营阶段中的纳税筹划也不尽相同。比较普遍的方法有使用涉及进项税务的项目进行税务筹划，对购货运费实施筹划或是使用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来实施税务筹划。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涉及的税收筹划方案更是多且灵活。

3  产生税收筹划风险的原因及其防范

3.1 税收筹划产生风险的原因

纳税主体在实施税收筹划时，之所以会产生风险，是因为以下几点主要原因。

一是税收的性质使得税收筹划存在风险。税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一门法律，它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的性质，强制性意味着依法纳税企业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从这一角度看税务部门和企业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企业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税务筹划的合法性并不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决定，而是由税务机关认定，这就使得税收筹划可能存在风险。

二是缴纳税费的角度讲，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企业的税收筹划是符合法律要求的，但这种合法性是要有税务部门来进行确定。税务机关依照法律会尽可能多的征收税款，防止公司少纳税或不纳税，而从企业自身来讲，企业则想尽可能的少纳税，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此外，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征税的相关部门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往往是税务机关掌握着主动权，来判定企业的税收筹化是否合法，当税务机关对税法的一些规定宣传不到位或是企业对税法及其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而错误地使用税收政策时，企业将会有可能遭受被罚款或是更加多的缴纳税款的税收筹划风险。

3.2 税收筹划风险控制

一是企业要正确认识税收筹划，树立风险意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企业自身所在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都是具有多变性的，这也是使得税收筹划存在风险的因素。除此之外，纳税主体也不应只在意识上考虑到其风险性，而是应从实际出发，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实际特点的预警机制，从而降低风险。同时，预警机制应当满足以下几点要求，首次要保证该机制具有收集大量信息的功能不只是企业自身的相关信息，还应包括我国相关的税收政策，税务工作人员对公司税收的认定情况，找出可能导致税收筹划风险的可能因素，已做好相应的预防措施。其次，预警机制还应具备风险控制的特性。当企业的税收筹划存在风险时，该预警机制应该可以迅速发觉，让纳税人或筹划者可以有时间找出对策，消除损失。

二是企业应正确认识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区别，理性对待自身的税负。纳税主体有时为了减少公司税务负担，也可能会采取避税的一些措施，而避税的行为却并不都是合法的，同时，我国并不主张不合法的避税行为，甚至是拒绝这一行为。因此，纳税主体或税务筹划人在进行税务筹划时，要保持理性，防止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潜在损失。

三是企业要有与相关税务部门处理好关系的意识。各个国家都依据自身特点制定实施税法，即使是在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征收和管理形式也会有所差别，这就需要企业在制定税收筹划方案时主动与税务部门沟通，了解税务部门的要求，使得自身的税收筹划方案可以被认可，以达到降低税务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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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优惠；税收制度；国际间投资税收抵免；投资激励

一、政策工具简述

1.优惠税率。优惠税率是发展中国家采用最为广泛的鼓励投资的政策工具。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优惠税率这一激励措施不能随着投资额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使用优惠税率在提供投资激励方面并不是最有效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优惠税率政策，一般不允许新企业将创业期间的亏损结转到以后的会计年度用以扣除应税额，而只能以企业的税后利润冲减，这也使得优惠税率措施相对无效。

免税期是优惠税率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发展中国家经常使用公司所得税免税期这一税收激励手段来促进资本投资。一个国家免税期的最常见方式是，在目标行业从事经营的新公司在其正式经营的一定年度内可以完全或者部分免除公司所得税，免税期以后则按适用的所得税率全额纳税。除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外，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在某些行业采用免税期政策。从新设企业的角度看，免税期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宽松，只有当企业可以将折旧延期到免税期之后时，有效税率方能为零。

2.投资税收抵免与扣除。在投资税收抵免的情况下，某些被鼓励投资的行业的公司可以将购置固定资产或研究与开发、资本存量或就业新增部分的支出，在其应纳税额中按一定比例扣除。从国际实践看，对特定活动的税收予以抵免即提供直接补贴的政策工具比降低税率更为有效。

投资扣除即企业在缴纳公司所得税时从应所得中扣除，其效应和税收抵免相类似。投资扣除发展效应的力度取决于操作形式，即扣除额能否直接返还或结转冲销。对于从事高新技术研发等高风险活动的企业或正处于成长期的小企业来说，提供直接补贴的力度越大，激励效果会更高。对于境内的外国子公司，东道国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税收抵免和扣除的积极政策效应是否被外国税收抵免的税制安排所抵消。譬如，对来自某些母国的子公司的投资起不到激励作用；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部分税收收入流入外国财政部门。

3.投资成本的快速摊销。最为常见的方式为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以及无形投资（如研究与开发支出、勘探费用、广告费用等）允许作为费用列支。其他如融资成本（利息）等在有些国家亦允许加速扣除。有些国家把选择性折旧扣除与免税期结合起来，如巴西政府规定对批准的项目在第一年允许5o%或100%折旧。

除上述三个主要政策工具外，许多国家还将融资援助、刺激就业、产权保护、改善基础设施等政策配合运用，以达成良好的投资激励效应。

二、对投资激励的作用

1、抵消公司税的扭曲效应。在开放经济中，如果公司税是作为一种预提税的工具，就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扭曲。只要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低于可以在外国抵免的税率，这种扭曲就只会发生在外国人拥有的资本上。这意味着对国内拥有资本采取的投资激励将抵消公司税的扭曲效应。

旨在达到上述目的投资激励，其作用大小关键在于外国税收抵免水平。否则，这种积极作用会因为主要适用于外国而不是本国投资者会转移到外国国库而丧失。反过来，外国政府可能认为一国选择性地对本国公司实行激励具有歧视性，它影响了正常的外国税收抵免的运行。

在实践中，针对特定部门（如本国资本拥有程度较高的部门）实行的投资激励，在不造成歧视印象的同时使转移到外国的税收最小化。但这一措施会导致不同国家的税收扭曲水平，因而它自身就具有扭曲性。

2、吸引外国投资。吸引外国投资的激励手段，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公司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不是仅仅使收入转移到国外。如果投资激励的方法不会影响到外国税收抵免，则东道国可以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即使投资激励会降低外国税收抵免水平，但由于外国税收抵免不是立即发生的（在股息等资本所得汇回母国时才发生），因此延期纳税的存在意味着国内税收制度对于以公司保留利润进行的投资具有边际影响。为抵消税收外流的不利影响，如何确定公司税税率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言，应考虑将国内税率定在低干投资公司母国税率水平上。

3、保护幼稚工业。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中的大多数属于起步阶段的小型公司。与关税保护相比较，对其直接提供融资帮助的投资激励措施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从政策工具的设计看，降低税率的措施在较为长远的意义上方能产生保护效果，而投资税收抵免（如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措施对于受流动性约束的幼稚企业更能提供有效的扶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针对国内公司实行的临时性减税措施（如免税期）也将对国内幼稚企业提供有效的税收激励。

4、创造就业机会。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可导致某些形式的失业，这种扭曲可以通过政府政策予以弥补。例如，如果失业是由效率工资引起的，给予就业补贴将是可行的政策措施。

三、影响投资激励效果的有关问题

首先，相机抉择型激励措施与自动享有型激励措施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所产生的效果是有差异的。相机抉择型激励即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的激励措施，企业能否获得优惠扶持需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自动享有型激励是指凡满足政府既定标准的企业可自动享有的激励措施。在实践中，这两种类型激励措施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经济学界一般均强调自动政策工具的优点，因为这类工具减少了激励措施具有的不确定性，减少了非经济因素和偏好影响决策的可能性，并且能降低政策实施成本。

其次，冲销负纳税义务企业的亏损是确保达到实际退税政策效果的激励措施。许多激励措施是通过税收制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纳税义务来影响企业。许多有资格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可能暂处于不纳税状态，对其给予优惠会扩大企业拥有“负纳税义务”的规模。重要的是应对正的与负的纳税义务作完全对称的处理，以使企业享受实际上的退税。为了确保税制统一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冲销亏损是非常重要的，其措施因公司税基的构成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形式。例如，企业可以自行采取折旧扣除，实际上等于扩大了此类资本成本的亏损前转。

处于负纳税义务地位的企业一般包括处于成长期的小型企业、从事大型高风险投资项目的企业。这类企业大多缺乏资金，资本成本较高，如果不能全额退税，势必使其本来已经紧张的资金流量更加短缺，从而不利于这类企业的成长。因此，可退还的投资税收抵免对企业来说比等现值的未来减税获取的资金更有价值。

再次，应注意临时性激励措施与永久性激励措施的区别，有些激励措施可能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存在，或只在一段固定时间内企业可以享有。在这种情况下，激励措施可能对企业投资时机的选择而不是长期的企业资本存量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临时性投资激励措施会对企业的命运产生长期性影响。例如对前面讨论的幼稚期企业实施某些激励措施将会导致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成长、壮大。激励措施在特定程度而非一般程度上也有区别。激励措施的特定性依据的是不同的标准，如资产类型、部门类型、所有权和地理位置。倘若在市场高效率的情况下，激励措施的特定性会导致各部门间的资本配置扭曲。

最后，一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是评估投资激励措施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是资本输人国且严重依赖外国投资。对外国投资的税收待遇影响着外国企业在发展中东道国投资的决策。此外，外国投资一般要履行其对母国的纳税义务，这意味着东道国的税收制度与母国的税收制度将产生交互影响，这在确定投资激励措施的效果时十分重要。例如，外国税收抵免制度（即外国投资者在母国将其在东道国已经支付的税款进行抵免）下，投资激励措施只是减少了在东道国经营企业的外国税收抵免，对投资几乎没有实际激励效果。

四、经验与借鉴

1.免税期不是达到较佳投资激励效果的政策工具。免税期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其对资本使用成本的影响既具有正效应，亦具有负效应。在免税期期间，零税率对投资具有正的效应。降低折旧扣除的现值而提高免税期期末折旧扣除的价值，会抑制当前的投资而具有负效应。免税期对投资的总体效应取决于资本消耗扣除和税收损失可以向免税期之后年度结转的程度。一般而言，免税期对于利用不可折旧生产要素的企业比较有利，它为企业投资者将应税所得转移到可以利用免税期的活动上提供了税收套利机会。因此，免税期政策工具将鼓励短期经营而有损于长期投资。

2、不当的税收激励措施将导致政府税收损失大于引资数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广泛的税收激励措施（如公司税率降低等）是成本很高的促进投资方式，它通常使政府损失的收人超过由其实施所产生的新投资的价值。而税收损失用增加其他经济活动的税收来弥补，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巴西、墨西哥等国的经验表明，对某些优先行业给予激励措施会引起其他行业要求享有同等优惠待遇的压力，最终导致激励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剧增。其结果是使税收制度日趋复杂，在经济整体运行中以公平和低扭曲方式筹措收人的能力受损并不可避免地引起逃税和避税活动。

3.在激励投资的政策中，目标定位于机器、设备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新投资且提供预先激励的选择性税收激励具有较佳的成本效率，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有其合理性。其理论依据是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外部性，而且消除了经济活动人与融资活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实践上看，在股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税收制度允许投资全部费用列支会使政府成为一个股权合伙者，并能促进投资。

4、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制度性特征抵消了税收激励措施对投资的鼓励作用。例如，如果企业拥有充分的市场支配能力。具有将税收负担完全前转的潜能，则税收不会影响资本的租金率，从而政策不会发挥作用。信贷配额是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特征，它将限制激励措施的效果。在发展中国家，由中央银行向合格企业分配信贷资金，信贷资金的优先顺序会决定投资的类型和规模，对于受到信贷资金约束的企业，投资活动将受到明确的投资激励措施的很大影响。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措施，如稀缺外汇资金的分配和对某些行业的保护措施，使投资激励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对投资行为产生边际效应的租金的再分配。

5.要采取特殊税收措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要根据外国投资者母国对外流投资的课税程度，对不同的外国投资者予以差别待遇。同时要防止针对不同的国籍而实施不同的公司所得税的倾向，因为这会对相同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公平的税收负担。对汇回利润课征不同的预提税而对留存利润再投资利润免征税收，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措施。

6.税收制度的可靠性是税收激励措施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如果税收制度变化繁复，一项政策就会被投资者看作是暂时的而不会起作用。同时，处于不可靠税制下的投资者要求预期收益率要大大高于无风险贴现率。因此，比较难以逆转的激励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加速资本扣除等措施，可能比税率降低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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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税收负担;税收优惠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2-0039-03

一、引言

目前中国正面临从传统经济向高附加值和知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要想在未来的区域和全球经济中担当重要角色,就必须力争建立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紧密围绕金融市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建设,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提出了近二十年,但从上海金融市场的现状看,与目标依然有一段距离,[1]与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缺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若干必要条件。[2]

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机制看,比较有说服力的理论是金融积聚论。该理论基于规模经济学与区位经济学理论,将聚集经济效应用于解释金融积聚,它强调了在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诸多因素当中,积聚所带来的巨大效益。而在金融中心建设的初期,加强市场秩序和投资环境的建设,是增强当地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其中税收制度是一个地区或城市投资环境质量的主要方面。依照正确的路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关键是要找准建设的切入点,而从税收入手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国际金融中心除了具备人才、语言及商业环境等有利因素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对于任何金融中心来说,税收政策都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分析税收政策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作用以及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存在的的税收问题,指出我国无论场内还是场外交易,实行的是营业税和所得税双主体课税结构且税率较高,这将不利于增强上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市场税收政策的国际经验

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因素复杂,其中的税收因素越来越成为增强金融中心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因素。2005年,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关于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的报告中,通过对人力资源素质、监管环境、商务成本与商务环境、政府效率、税收优惠以及法治环境等指标的考核,比较了伦敦、纽约、法兰克福与巴黎四个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认为人力资源素质是衡量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指标。[3]时隔两年,英国伦敦金融城于2007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的调查报告显示,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已成为提升全球金融中心整体竞争力最重要的指标。[4]

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同时公布的由Z/Yen Ltd.调查公司编写的伦敦市中心区企业团体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税收制度已经促使许多公司离开英国迁往具有更好税收环境的金融中心。金融服务专业人士也认为一个国家的监管和税收环境是一个公司决定业务经营场所的最重要因素。英国工业联合会称,英国在过去10年在税收环境方面丧失了很多竞争力,英国1997年是欧盟成员国中企业税率第三低的国家,但2007年却成为第六高的国家。

随着伦敦可能因税收问题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许多新的金融中心则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而迅速崛起,最为典型的就是新加坡和迪拜。[5]新加坡将税收优惠与产品创新、法规建设等方面紧密配合。1968年8月新加坡废除非新加坡居民的利息收入预扣税,1973年将亚洲货币单位境外贷款利息所得公司税率从40%削减为10%,并免征非新加坡居民亚洲美元债券利息所得税,1980年免征亚洲美元债券存单印花税,1988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成员在黄金和金融期货交易保证金帐户利息收入免征预扣税,1989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成员的石油期货所得获减为10%的税率,亚洲货币单位与非居民间非新元掉期交易免征预扣税等。上述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形成中吸引了大批外国银行及其它各种金融机构涌入,为金融中心的繁荣与稳定创造了前提条件。

同样,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自2004年设立后,就体现出在政策上和制度上的不同,使得其极具吸引力。全资外资企业可以享有零所得税和营业税,并且无外汇管制,资本及利润可全部汇回,以美元为主的交易体制,高标准、透明的操作环境,对洗钱进行严格监管,以及现代的办公设施、高效率的基础设施、安全的客户资料保护、专业的服务等。

三、我国金融市场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上海目前是我国各类金融市场最为集中的城市,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四家场内交易所和一家OTC场外市场。无论从场内市场的竞争能力还是场外市场的发展程度,与国际市场仍有较大的差距,并且税收负担较重。根据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和经验看,公平且具竞争力的税收体系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反观我国目前的税收体制,却存在一些障碍和不足,不利于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营业税和所得税双主体课税结构使企业税收负担过重

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公司2006年对全球23个金融中心的税收负担评估可以看出,上海的总企业税率和员工实际税率综合排名第22位(见表1)。总企业税率和员工实际税率是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公司采用数学模型对该城市的所得税、社会保障或其它劳动税、财产税以及流转税进行综合计算得到的一个税率水平,可以全面衡量城市的税收环境。因此,在税收优惠方面与世界其它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税收环境不容乐观。

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是在原有税制的基础上,经过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逐步完善,已形成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金融现货和衍生产品交易课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交易环节上,营业税税率偏高,重复征税严重,税收负担过重;所得环节上,在所得发生时间、所得的种类、所得归属上也存在许多问题。较高的营业税使得大量利润税收化,挤占了金融企业的利润。

从具体的产品看,无论是交易所产品还是OTC产品,与国际金融市场相比,我国的营业税加重了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以银行间市场为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外资银行进行外币拆借的营业税(5%)是按照利息收入的全额征收,而不是按照国际惯例以利息收入的差额(拆出利率-拆入利率)征收。由于目前我国银行间外币拆借和拆出只能是机构的自有资金,因此按拆出的贷款利息收税,其税基远大于拆借利差。营业税的征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资银行在资金成本上的优势,影响其外币拆借的收益。其它产品如买断式回购,目前是按融资交易对融资利息征收5%营业税,即当回购交易发生在金融机构间时,应视为同业往来,对相应的融资利息免征营业税;而当有非金融机构参与回购交易时,还须按有关规定对逆回购方的融资利息征收营业税。对于利率互换等其他衍生品交易,实践中是作为《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的通知(2002年1月30日 国税发[2002]9号)中的“其他金融商品”缴纳5%的营业税,营业额为会计季度所有交易实现的利息收入,不采用盯市原则。由于营业税的税基是经营收入,税基远大于所得税的税基,尤其是对于金融的现货和衍生产品,如果宏观经济处于升息周期,缴纳的营业税将随着利率的升高而增加。

(二)现行税制无法适应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对金融衍生产品税收管理滞后

我国金融衍生工具课税的法律依据尚未明确,目前对衍生工具的征税规定仅限于期货和股票期权,对其它金融衍生品是否征税、如何征税还没有明确规定。现行相关税收政策主要有:一是期权费全额按“金融保险企业营业税”税目征收营业税;二是期货合约按历史成本计价。现货市场价格波动不影响合约的账面价格,未实现损益不征税,资产实现交换后在损益实现环节征税;三是平仓合约按平仓数量及市场价征税。至于互换、掉期等较为复杂的衍生交易该如何课税还没有明确的政策。

四、我国金融市场税制的改进思路

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过程看,虽然有自然形成和政府推动两种模式,但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都不可能完全离开政府的作用。根据国外的经验,政府对市场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建立市场秩序和良好的环境上,而不是对市场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上。[6]而税收政策是政府在建立市场秩序和良好的环境上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加快金融中心的建设,我国在税收方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确定科学合理的税负水平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税收承受能力仍十分脆弱,为体现对我国金融衍生市场的鼓励和扶持原则,在当前乃至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实行轻税政策是明智的选择。具体可以在出台各种征税规定时,通过设计过渡性质的低税率或一些减免优惠规定,一方面利用好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引导国际和社会闲置资金流向我国金融现货和衍生工具市场,扶持市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鼓励过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参与市场交易,推进我国金融现货和衍生市场由不成熟向成熟、不规范向规范的发展进程。

对未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而取得来源于我国境内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得的外国公司、企业,应征收预提所得税。为避免重复征税,可以不对非本国居民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取得的收益征收预提所得税,但是,已转化为利息或股息的实际收益部分应征收预提所得税。

(二)建立覆盖签发、交易、收益三个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

1994年以来实施的税收制度尽管存在较多的不完善之处,但其总体构架被证实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为维护税收政策的连续性,当前研究构建金融现货和衍生工具税制,应在尽量不突破现行税制框架,不对整体税制结构作大幅调整,不开征或少开征新税种的基础上,结合整个金融税制的修改,对有关金融衍生工具的税制规定进行增补和完善。与发达国家不征间接税,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系不同,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税制建设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建立覆盖金融衍生工具的签发、交易、收益三个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即对标准金融衍生工具的签发环节征收印花税,对交易环节征收流转税,在收益环节征收所得税。

(三)明确纳税主体

对涉及或参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各种主体,包括交易所、结算单位、经纪商、交易者等,应区分其在交易中充任的角色,或根据所交易的衍生工具的性质,分别确立为相应税种的纳税主体,并根据不同交易目的使用不同所得税率。衍生品交易由保值和投机交易两种构成,这两种交易对课税的弹性或敏感度是不同,建议借鉴美、英、法等成熟市场经验对交易进行区分,从而使税收收入和市场发展能够和谐统一。

(四)在法律上明确征税环节及税种

签发金融衍生工具的行为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交易所提供标准化衍生工具合约的行为;一类是场外市场提供非标准化衍生工具合约的行为;一类是企业为激励员工向其提供股票期权的行为。这三种行为应区分不同类型和特征,按比例或定额缴纳印花税。

在交易环节,金融市场和所提供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介服务,结算单位从事日常清算和监管实物交割等业务,按服务收费或业务收入全额缴纳营业税;市场参与者进行的衍生工具交易,缴纳增值税。比如,到期交割的远期协议、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按交易金额依率计征增值税。金融期权交易中卖方事先收取的期权费,按全额计算增值税,不得扣减任何费用。金融期货的对冲虽不发生增值,但应比照以货易货行为分两次购销行为计算增值税销项和进项税额。考虑到现行增值税率档次少、税负高,应对金融衍生工具增值税税率作专门规定。

在收益环节,对交易所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或自营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所得以及结算单位办理各种业务的所得计入损益,征收企业所得税。为抑制投机行为,可根据交易完成后至到期期间合约空方是否拥有相应的实物和现货资产,以及合约多方是否有未履行的出售相应实物和现货资产的合约,区分正常所得(投资所得)和非正常所得(投机所得),设定差别税率和减免税措施,对过高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得进行调节。

对带预期性质的远期协议、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合约,在其交易后至交割前所持资产已发生但未实现的损益,是否确定为收益并征税,可区别个人和法人实体两类纳税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个人纳税人采用实现法,不对未实现损益征税,只是当资产被售卖、交换或处置后,才确认收益并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法人实体的纳税人采取盯市法,在每一纳税年度末,计算其未实现的损益征收企业所得税。如果到期卖掉期权并采取与签发者清算等方式终止期权,在实现时,以售卖收入或清算收入与期权费之差作为持有者收益。对互换合约,不分定期支付和非定期支付,一经支付,便应确认为损益并征税。■

参考文献:

[1]潘英丽.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沪港的目标定位与分工[J].世界经济,2003,(8).

[2]贺瑛,华蓉晖.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的政府一以纽约、伦教为例[J].国际金融研究,2008,(2).

[3]Z/Yen Limited,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Nov.2005.

[4]Z/Yen Limit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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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税收政策；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0.044

私募基金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企业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私募基金直接、间接产生的税收在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也在不断提升。相对于大的、成熟的企业来说，创新型中小企业能够获得的银行贷款资金支持有限，那么引进私募股权基金成为其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以上海市浦东区为例，2009年至2011年私募基金公司缴纳税收分别为5.3亿元、3.1|元、7.8亿元，若进一步计算税收的乘数效应，那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为一个地区带来的经济贡献更加显著。可见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都需要大力扶持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通过税收、落户奖励等一系列促使促进其发展。

1私募股权基金基础层面税收规定

公司制私募股权涉及的税收规定：中国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按照中国《公司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以公司为主体，对外实施股权投资。一般来说，由私募股权公司初始投资者出资成为公司股东，并以出资额对基金风险承担有限责任，同时为了降低委托风险，基金管理人按照1%-10%的投资比例也进行出资。

对于私募投资基金公司层面的税收：对于公司型基金，终究其本依旧是一个公司，因此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其征收所得税。但基金公司又与普通类型的公司在所得税上具有以下三点特殊性：按照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基金公司获取被投资项目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收益时，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基金公司退出被投资企业项目时，若以采取股权转让方式获取的收益时，应列入基金公司应纳税，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基金公司在取得股权投资之后，为帮助被投企业快速发展等对被投企业进行管理、指导和咨询等收入费用，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属于提供增值税应税服务，应当按照6%税率缴纳增值税。

投资人层面的税收优惠：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第2、3条规定，人投资者从基金公司获得收益，享受20%个人所得税税率。对于机构投资者，若机构投资者所得税率低于或等于基金税率，则不需纳税；若其税率高于基金税率，则需补缴所得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31条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7条的规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可按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2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相关的税收规定

从企业所得税法上讲，《公司法》明确合伙企业的非法人地位，同时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合伙企业不适用于所得税法。因此，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机构本身不是纳税主体，而是由企业投资人从公司取得收入时的税务处理。根据《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合伙企业生产经营取得的收入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进行缴纳，而合伙企业投资人又可分为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三个角度进行剖析。

投资人为自然人：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投资人在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按照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该个人应自行在取得红利的次月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个人所得税。

投资人为法人：按照《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当投资人取得合伙企业分配的红利、股息等投资收益及持有被司股份转让所得的权益性收益，按照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投资人为合伙企业：当合伙企业作为投资人，取得相应的投资收益时，依旧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按照该合伙企业合伙人的性质分别缴纳个人或企业所得税。

3部分地区税收优惠政策

各地方政府紧随着已上报国务院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行政法规，也相继颁布各自的私募基金公司税收优惠政策。其中主要以公司营业税减免、高管个人所得税减免、奖励等形式促进私募基金的发展。通过表1将北京、广州、深圳、厦门、成都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4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现存的问题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有多种组织形式，不同组织形式的协调发展离不开统一规范的私募股权税收制度。目前，中国没有专门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税收法律，并且缺乏统一的私募股权基金税收法律制度体系。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内容相互矛盾的税收政策，增加了税收政策正确适用的难度，不同组织形式的私募股权基金在不同的纳税环节税收负担差别较大，违背了税收法定，公平负担等税收基本原则。

4.1合伙型基金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型私募基金适用《企业所得税》及其他及其实施条例，被投资企业将股息红利向公司制投资者进行分配，被分配方在分配方宣告股息红利分配的当年可以将确认的股息红利收入作为免税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公司型私募股权基金，根据《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要求，可按70%投资额抵扣公司型私募股权基金应纳税所得额。相比之下，合伙加上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人组织形式的复杂性，合伙制公司就不能与公司型私募同样享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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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PP项目；污水处理；税收优惠政策

1污水处理PPP项目概述

1．1PPP项目的定义

PPP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它被称为“PPP项目模式”。它指的是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它以市场竞争的方式提供服务，主要集中在纯公共领域、准公共领域，不仅是一种融资手段，还是一次体制机制变革，涉及行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

1．2PPP项目的特点

目前，我国PPP项目模式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1）政府相关部门根据相关合同协议向社会资本部门提供现在已有的基础设施。（2）由社会资本成立相关公司来进行社会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工程，并且在经营期内持续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3）社会资本在经营期内只享受基础设施的使用权，政府部门享有基础设施的所有权。（4）经营期满之后，社会资本需要将原有的基础设施或者新建的、扩建的基础设施移交给政府部门。

2污水处理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2．1缺少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国家政府对从事重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企业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依据为2007年11月审核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草案）》中第八十八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所称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项目的具体条件和范围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企业从事前款规定的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简称“三免三减半”。这种税收优惠政策是有期限设置的，但是污水处理PPP项目是一个长期且连续不断的项目，它的经营期限相对较长，一般情况下为25年至30年，有的甚至更长；除此之外，污水处理PPP项目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质，投资大、收益少。污水处理PPP项目不同于其他市政建设，污水处理PPP项目处理水量达到设计处理规模（日处理量），与政府招商引资、与上游纳管企业实际生产量等有关，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达到计处理规模，因此该项目在经营早期基本上都会处于亏损状态，可只有在投入运营的前六年能够享受到“三免三减半”的减半征税优惠政策。

2．2存在增值税进项税留抵问题

在实施污水处理PPP项目时，前期需要购入大量的污水处理相关的大型设备或者服务，就会产生大量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而根据我国目前所规定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是以销项税额为前提的，但是在污水处理PPP项目建设的前期阶段并不会发生大量的销售业务或者服务，且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就容易导致大量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且留抵时间长。当污水处理PPP项目建设完成后进入运营阶段时，据我国财税政策的相关规定，污水处理项目工程自2015年7月1日起由免征改征增值税，在缴纳税款后返还税款的70％；2019年新出的财税政策中规定了污水处理PPP项目可以享受“先征后返”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污水处理PPP项目并不能享受“即征即返”的税收优惠。所以，在污水处理PPP项目的建设期所产生的大量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及时的抵扣，在退税之前这些待抵扣的进项税额会对实施污水处理PPP项目的公司造成极大的现金流压力，若是项目公司运营不当，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链条不能有效的运行则可能会导致项目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对实施污水处理PPP项目的公司造成极大的运行压力，严重的话会由于缺少资金而导致污水处理PPP项目中途废止。

2．3污水处理

PPP项目公司税收负担压力重对于从事污水处理PPP项目的公司而言，既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又需要缴纳土地使用税及房产税，税收压力过大，并且在项目公司运营前夕，需要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前期的项目建设之中，企业所面临的资金压力较大，假若资金运营周转不开就会为企业带来极大的财政危机，严重的话会引起企业破产重组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污水处理PPP项目工程建设便会搁置。

3污水处理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研究

综上所述，PPP项目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加强社会资本的运用，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面对当前我国污水处理PPP项目税收政策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措施，以加快完善我国污水处理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PPP模式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加快完善我国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3．1构建完善

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污水处理PPP项目建设是一项长期漫长的工作，消灭黑水、臭水工作任务艰巨，因此污水处理PPP项目在前期建设中项目公司的资金链运转紧张，而且在前期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盈利能力，经济水平整体相对较差。由此，我国要加快完善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加强污水处理项目工程的顶层设计，从政策支持、财政支持、市场补贴、科技创新以及融资渠道等多方面给予污水处理PPP项目建设支持，构建一个综合性强、信息化水平高的污水处理PPP项目优惠政策体系，以促进该项目高水平、可持续运行。目前，PPP项目在我国主要应用于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本高、投资时效长、盈利水平慢，而且目前我国对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三免三减半”，对项目运营期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时前三年不征税，后三年征一半的所得税，对污水处理PPP项目建设工程企业税收优惠期限为六年。但是在我国污水处理PPP项目工程时间较长，一般为25至30年，有的甚至时间更长才能使污水处理工程达到预期效果。所以，我国要加快构建完善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结合项目具体实际情况适当地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进行延长，可以将六年的税收优惠政策时间延长至十年，以保证项目公司的资金正常运转，也可以直接将开始盈利年度设置成为税收优惠政策的起点，保障污水处理PPP项目公司能够享受足够的税收优惠政策，减少税收成本，减轻企业负担，以保证污水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按期高质量完成。

3．2结合具体情况完善税税收优惠政策

污水处理PPP项目具有建设时间长、投资成本高、盈利能力弱、回收时间长等特点，因此要充分考虑到污水处理PPP项目的特点，结合具体情况完善税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在我国，PPP模式是以政府和社会资本两个主体为主导的，社会资本成立项目公司来进行污水处理PPP项目的建设，该项目公司一般情况下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进行污水处理建设时前期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因此会收到很多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项目工程在前期一般处于建设之中，没有进行销售业务，也就不会产生销项税额，就会导致大量的增值税进项税和销项税不能抵扣。留待抵扣的大量进项税额会导致流动资金被占用，造成污水处理PPP项目建设的资金运转较为紧张，缺少有效的现金流，导致项目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同时，PPP项目公司还需交纳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税收压力大。我国应该结合具体情况加快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对增值税税收优惠通过按照项目公司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的多少和留抵时间的长短，采取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进项税额大、留抵时间长的项目公司，可以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向税务机关部门申请按比例退税；而对退税困难的公司，可以采取延期预缴企业所得税的办法，以加快改善项目公司的现金流状况，提高资金运转的能力，保证项目公司平稳有效的运行。

3．3优化资产移交环节的税收政策

在我国，污水处理PPP项目是项目公司拥有的经营使用权，而所有权属于政府机关部门。因此，污水处理PPP项目的资产设施最后都会进行移交。目前，新建的污水处理PPP项目在移交时候一般采取的是BOT模式，即在移交时所有资产和经营权一次性转移；对于之前的污水处理PPP项目则采用的是TOT模式，在移交时会发生两次转移。一次资产移交就会产生相对应的税费，而两次资产转移就会给项目公司带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双重负担压力。因此，要对资产转移环节的税收进行明确的规定，优化资产移交环节的税收政策，对于资产无偿转移的免收所得税；对转移后发生金额交易的，对资产增值的部分进行征税，以避免对资产移交环节重复征税的情况，减轻项目公司的负担。

3．4提高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力

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我国对污水处理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各地政府机关部门PPP项目的组织管理架构，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协作，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信息技术，引进优秀专业人才，建立起一支专业优质的PPP项目建设队伍提高项目公司对税收政策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建立专门的PPP项目税收服务中心，项目公司可以对相关项目税务工作进行咨询了解，可以充分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除此之外，政府税务机关可以组织学习PPP项目税务优惠政策，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向项目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和管理层讲述PPP项目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使得项目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和管理层对税收优惠政策得以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以保证PPP项目建设长期有效的发展运营。

4结语

PPP项目建设和传统的投融资模式均不一样，它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资本广泛的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创新型的投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机构部门可以减少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让社会资本更好地发挥作用。近年来，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屡被提及，合理的税收优惠可以更好地保障PPP项目的运行，因此要加快完善污水处理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提高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积极性，保证污水处理PPP项目的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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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樵，向希曼．PPP模式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J］．财会月刊，2018，（09）：48－50．

［3］刘冰．污水处理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D］．上海：上海海关学院，2020．

［4］徐川．PPP模式税收优惠政策研究［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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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全面优惠到有选择的重点优惠

(1)意大利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意大利对中小企业采取的是普遍扶持政策,凡是中小企业不管进行哪一类投资,都能得到优惠贷款。70年代中期后,开始有选择地扶持中小企业,专门扶持中小企业某些特定的投资项目,如进行现代化改造、扩大规模、调整结构、实行转产方面的投资等。1982年以后,扶持政策进一步发生变化,选择性更加强化,重点扶持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的研究和创新、节能、购置先进技术、组建联营机构、打入外国市场等。1990年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创新与发展法》,根本宗旨是促进中小企业结构的调整,以适应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出现和竞争形势的新变化,具有更强的选择性,而鼓励中小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进行技术创新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目标。(刘乃全,2003)127

(2)法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的转变。法国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通过立法规定,降低中小企业的注册税和公司税的税率,以鼓励创办企业。2003年8月1日,法国政府颁布《经济创新法令》,旨在促进就业,鼓励创立中小企业,规定如果创业者贷款接管一家企业,可以从所得税中每年扣除最高5000欧元,以支付贷款利息。2003年的《企业创新计划》鼓励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正在创建和成长中的创新企业。(《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287-289

(3)日本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的变迁。为保持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力,日本政府在鼓励个体经营者发展、鼓励合作研发与创新、促进设备投资等方面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柱。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从1998年起开始研究美国的SBIR制度,并于同年12月18日颁布了《新事业创出促进法》,制定了以援助中小企业进行创新研究为目的的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制度。其中规定,在研究开发阶段,依据《租税特别措施法》中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基础的规定,减免相当于研究开发经费额10%的法人税或所得税。(《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318

2.中小型税收优惠制度的适用主体具有宽泛性,体现公平原则和社会政策原则

美国没有对中小企业的严格界定,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适用主体的规定比较灵活。根据美国税务法第一总章“S”章条例而来的所谓S类股份公司,其股东人数不超过35人的,不缴纳公司收入税,个人企业主和合伙企业的股东只根据他们的个人收入缴纳联邦所得税。中小企业通过“S”公司的形式,基本上免掉了企业所得税。

日本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的适用主体包括中小企业,并制定了面向个体业者的优惠措施。虽然日本《中小企业促进基本法》依据公司的规模特别是资本和雇员人数把公司区分为小企业、中型企业和大企业,但是这与公司税法无关。《公司税法》把资本不足1亿日元的企业定义为小企业,并没有区分小企业与中型企业。《小企业促进法》规定了很多优惠税收条款,这些条款同样适用于小企业和中型企业。(《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316

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适用主体也不区分小企业和中型企业,而是统称中小企业。意大利执行欧盟标准,将中小企业分“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三类,但是,在税收优惠政策上,并没有刻意区分中小企业,二者都是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主体。只要进行符合规定的采用先进技术和进行技术创新,即可享受优惠。(刘乃全等,2003)131-132

3.税收法定、税收公平与政策弹性的有机统一

(1)在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上,坚持税收法定的原则。第一,通过法律形式对中小企业的优惠税收予以明确规定。意大利1982年以后扶持中小型企业的思路进一步发生变化,选择性更加强化,但每一次、每一个政策调整都是通过法律形式进行的(刘乃全等,2003)131。第二,通过司法审查机制保证税收优惠的合法性(金子宏,2004)。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保障机制是司法审查或者违宪审查,税收优惠也是违宪审查的对象,其目的就是防止税收优惠缺少合理的基础、违反税收平等原则。

(2)灵活务实,税收优惠的法定性与弹性有机结合。第一,中小企业的标准界定灵活、务实、法定。在界定中小型企业的形式上,一般由法律或者法律授权的法规予以规定,凸显其权威性。在界定方法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二元化标准,而不是单纯定性或者定量的一元化标准。在定量方面又根据不同行业确定不同雇员或者规模标准,照顾了不同行业的特点,显现了灵活务实的观点。例如美国《小企业法》对小企业作了基本规定,同时又授权联邦小企业局根据行业特点制定量化标准。第二,国外在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优惠上综合运用多种税收优惠形式,但在具体方式上,更多采用加速折旧、税前扣除、抵免等间接优惠形式。中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内容和方式规定具体,导向明显,漏洞较少。第三,赋予中小企业一定的自我选择权,避免中小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规定过于刚性教条。最典型的就是美国针对S公司的打钩原则,中小企业可以自愿选择成为S公司,按照非法人实体缴纳个人所得税,不需要再缴纳公司所得税。

(3)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总额予以合理限制,优惠与限制相结合,兼顾公平与效率。日本为鼓励中小企业资本性投资,对购进设备的7%进行特别税额扣除或者30%提取特别折旧,但最大限额为法人税额的20%;为鼓励研发,允许从法人税额中扣除年度研发费用,扣除率为研发费的10%,限额是法人税额的12%~14%(付伯颖等,2007)103-104。

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各项税收优惠也都作了总额上的限制。例如,对于创新投资,提供25%或者20%的税收优惠,但优惠总额不超过4.5亿里拉。为提高生产效率、引进技术、开发质量系统和寻找小市场而购买的劳务,可享受减税,但每个企业优惠总额不超过8000万里拉。对技术改善或者出口有重大意义的领域的中小企业,均可以享受相当于研究费用30%的减税优惠,但是每个税收期间享受此项优惠总额不得超过5亿里拉。(刘乃全等,2003)135

4.引入税式支出,对税收优惠进行绩效考评

税式支出报告已在西方许多国家实行,在相当程度上评估了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避免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有效地解决了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评价问题(朱承斌,2005)17。税式支出方法也为法学家如何贯彻和实现管制性税收优惠的比例原则提供了测量工具和实现途径。5.注重中小型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配套与协调

(1)兼顾个人业主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协调。法国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通过立法规定,中小企业,无论是属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人业主企业,还是缴纳公司税的股份制企业,都可以享受同样的税收优惠(《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287。美国政府通过S公司,直接为中小企业打通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

(2)与财政金融政策相协调。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除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外,还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政府补贴为主的直接投资制度和促进中小型企业融资的财政政策。如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就包括:技术创新基金;信贷担保基金与互助担保制度;利用二级市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向企业提供技术改造补贴,扩大技术需求,建立研发中心等(刘乃全等,2003)135。

(3)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和社会政策相协调。韩国每一个阶段的税收政策都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和社会政策紧密协调。在结构调整和自由化阶段,产业因素的税收优惠被大面积取消或者大幅度降低,增加了研究开发和中小公司投资的税收奖励,并且政府对税收的奖励采取了“功能性”、“间接的”方法。而在民主化下的改革实践,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发展平衡成为主要的政策目标。(高峻伊东等,2001)。

二、全球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变迁与改革的原因分析

1.经济全球化下竞争变迁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竞争的全球化,不仅竞争的范围日趋扩大,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较以前大大提高。竞争的核心就是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所以,政策扶持的重点必然转移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再投资等方面来,以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和竞争态势。

2.中小企业的重要职能及其宪法地位的影响

一方面,中小型企业在当今全球经济与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替代;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由此,中小企业尽管取得了宪法上的生存权地位,但与大企业明显不同,需要政府从外部运用有形之手弥补中小企业的缺陷。就税收而言,对中小企业课以与公司法人同样的税负,显然是对宪法上具有生存权保障的中小企业的逆向课税,不符合量能课税的原则(北野弘久,2000)。所以,予以税收优惠是合情合理的。

3.国家下的税收正义的内在要求

税收正义的实质包含三个方面的目的考量:财政收入目的、照顾弱势者的社会目的以及关于整体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目的。税收正义追求的核心价值是量能课税以及所课征的各税目的的合理性(黄茂荣,2005)。由此,应当对中小企业予以税收优惠,但是,也不可能对中小企业予以无限税收优惠,以免不符合比例原则而破坏公平原则和财政目的。所以,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必然是也只能是法定原则下的、符合比例原则的、一定限度内的税收优惠。

4.税收优化理论的影响

税收优惠的优化,就是按照经济理论分析,结合实际,通过对优惠政策的种类、规模、形式等进行优化,更好地发挥其效用,实现政府进行调控的社会经济目标。根据税收优化理论,对中小型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是有限度的,而且在优惠方式上是有科学的选择的,即减少政策扭曲造成的税收额外负担,尽可能做到税收公平。

三、我国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主要问题与完善建议

1.我国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主要问题

(1)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定性不足。相对于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言,现在以《企业所得税法》的形式规定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显然法定性更强,更符合税收法定的原则,是一大进步。但是,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要件要法定、明确,并且要由法律直接予以规定。而《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恰恰比较模糊,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才能减按20%征税,但是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何谓微利?什么是小型企业?这些问题直接构成课税的主体要件,属于法律应该明确予以规定的范围,却没有做出规定。虽然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四部门于2003年下发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暂行规定的通知》,对中小企业做了量化规定,但是这个规定仅仅是个部门规章,不符合税收法定的要求。当然,《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五条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具体办法,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

(2)受惠主体过窄。从全球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看,在受惠主体上普遍不再区分小企业和中型企业,而是统称中小企业,以便有别于大企业。在优惠政策上,一般情况下小企业能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型企业也能适用,只是有的在个别地方二者享受的优惠幅度不一样,但绝不是只有小企业享受税率优惠,中型企业就不能享受。比较而言,我国把优惠税率的主体限定于小企业,把中型企业排除在优惠税率适用主体之外,显然不妥。如果考虑到我国规定的中小企业产值规模标准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不妥就更加明显。此其一。其二,国外一般不对中小企业的利润作限制,不以微利作为中小企业享受优惠税率的限制条件。除了微利本身具有弹性不好把握外,比如,微利的标准问题,是地区行业标准、国内行业标准还是国际行业标准?另外,市场特别是中小企业生存的市场大多具有高风险特点,利润变化快而且大,利润期限如何界定?更主要的是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受益,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把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而不是诱使中小企业为了享受优惠的低税率而隐瞒企业业绩或者干脆不想做大。其三,国外税制改革的目标和动力不是财政收入,而是税收的效率和社会公平问题。我国在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超收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为财政收入限制中小企业适用优惠税率的主体范围的理由。其四,《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而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中小企业在组织形式上主要是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这样一来,能享受税收优惠的中小企业将是少之又少,税收优惠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3)优惠力度太小,范围太窄,优惠方式过于单一,中小企业优惠的导向性不明显。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一般税率是25%,而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税率是20%,优惠税率的幅度只有5%,与国外相比,优惠税率的力度太小。此其一。其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小企业只规定了税率优惠,没有其他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看不出中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区别。而国外的情况是,针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是一揽子、成系统,不仅在税率上优惠,在其他方面如折旧、扣除、减免等也有明确的规定。其三,一律减按20%,没有体现行业和产业的导向性。

(4)税收优惠刚性不够且灵活性较差,不能很好体现税收公平、税收法定与社会政策的协调平衡。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减按20%的税率,没有封顶,优惠没有限额,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严格区分小企业和其他企业,严格区分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和其他企业,没有像美国的S公司一样赋予企业以自有选择,刚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

(5)配套协调不够。我国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还缺少其他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的配套协调。如,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问题就是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歧视,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缺少可操作性的制度配合与协调。

(6)缺少税式支出等手段,无法对税收优惠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2.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建议

篇10

金融租赁结构化产品就是利用对金融租赁的各种优惠办法进行组合得到有利于交易发生的一类租赁创新品。主要包括利用税收政策进行的税务租赁,应用于大型飞机、船舶等的租赁品。

金融租赁结构化产品就是通过设计不同的交易途径,必要时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增加交易环节与层次,将投资者、设备销售商、资金提供者、设备购买者、出租人、承租人、保险商、设备管理者等相关各方置于一系列相关联的合约中,并视需要承担不同的角色,通过交易复杂化,以充分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对金融租赁、设备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合理规避各类税收,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主要包括利用税收政策进行的税务租赁,以及进行租赁资产证券化的结构化产品。

1.金融租赁结构化产品出现的原因。

(1)双边税收差异。不同的国家之间,根据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预提税、关税等税种的税率不同,合理设计交易路径,可以减少或避免双边税收。例如,A国与B国互免预提税,B国与C国互免预提税,A国与C国之间互相按10%征收预提税,则A国与C国之间交易可以改为A与B、B与C进行,以规避税收。

(2)不同主体享受的税收优惠不同。有的国家对于境外资本投资本国有减免税措施,而对内资则没有优惠。这样路径设计上,可以把境内交易设计为跨境交易;有的主体因投资某一领域而享有加速折旧成本税前抵扣的优惠,其它主体则无法享受。

(3)不同国家税收体制的差异。有的国家设立免税港以吸引投资;有的国家则征收高额公司税。

(4)不同类型交易负担的税收差异。例如我国对于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征收不同的营业税。在产品设计中就可以利用选择权等形式,或者虚拟交易,来使交易形式满足低税负的要求。

(5)不同主体的偏好差异。交易各方对于货币种类、利率类型等有着不同的风险偏好,因而需要设计交易对冲风险。

(6)监管与披露的要求。为满足特殊行业的监管要求,以及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必须增加交易层级,或加长交易路径,避免内部交易。

2.金融租赁结构化产品的作用。

(1)促成交易。金融租赁结构化产品出现以前,由于某些国家政策或者其他方面的规定,交易无法实现,比如:一个外国投资者想在日本进行飞机租赁的投资,但是日本政府规定,只有本国的公司利用本国的资金进行大型运输设备的投资方可享受加速折旧的税前抵扣。政策的限制,其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一家日本公司,日本公司将等额资金投入其在日本设立特殊目的公司(SPC),并由SPC购置飞机,再将飞机租赁给最终用户。日本公司将该公司可以享受日本的税收优惠,在自身与出租人、承租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各方受益,最终使得交易得以发生。

通过增加交易主体作为桥梁,可以绕开一些国家的法律要求,使交易达成。当然,所有的设计必须以遵守各国法律为前提,否则会使交易承担违法风险。目前有一种“中国结构租赁”通过利用国内金融机构做桥梁,来绕开外汇出入境的管制。这是“球”的做法,尚未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只是得到地方外汇管理部门的默许。

(2)使相关主体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金融租赁结构化产品中,通常由安排人出面设计条款,将所涉及主体获得的补贴、税收减免以及衍生交易产生的收益在各方之间进行协商、分配,以使各方分享由复杂结构带来的综合收益。首先是由于金融租赁本身带来的收益。大多数国家都对租赁业有特殊的优惠激励政策,相比较自购设备,金融租赁的形式可以带来财务、技术、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益处。其次是特殊主体享受的特别优惠。如出口补贴、关税返还。然后是融资总量和融资条件上的收益。由于标的金额大,项目融资通常采用国际招标的方式获取低成本资金。而结构化产品中也可以为融资成本专门进行设计安排。

(3)控制交易风险。SPC的一个功能就是为投资者或其它相关主体设立风险缓冲体,以免在交易破裂、破产等情况下与其它资产负债产生连带,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利用金融工具对冲市场风险也是结构化产品的功能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复杂的交易结构可以避开一些政策限制,并取得一些优惠,但也相应地增加了交易成本,特别是在跨国交易中,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差异相当大,律师费用、实施费用、保险费用、履约风险等因素常常抵销增加的收益。因此,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是否真正了解各环节的法律要求是产品最终成功与否的关键。

二、日本金融租赁结构化产品的发展过程

日本的税务租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1988年至1998年日本的杠杆租赁(JapaneseLeveragedLease,JLL)很流行,采用加速递减基础折旧法,产生了庞大的跨境交易市场;第二阶段是日本的经营租赁(JapaneseOperatingLease,JOL),由于1999年4月日本进行了税法改革,原先JLL模式的优点已经没有了,为此,日本投资者为了最大化的利用税务资源,将税收优惠在出租者和承租者之间进行分配,创新出了新的金融租赁形式JOL;第三阶段是具有购买选择权的经营租赁(JapaneseOperatingLeasewithCallOption,JOLCO)。

1.日本的杠杆租赁。1988年~1998年有庞大的JLL跨境交易市场,被日本的航空业普遍采用。首先对JLL进行一个简单介绍。折旧/资本减让方面,出租者根据时间通过定期减免或抵消(“津贴”)的方式从营业收入中收回[购买]资产的成本。这里有三种方式:采用直线折旧法的出租者要求每年同等数量或者同比例的回收资产;采用余额递减折旧法的出租者要求每年以资产剩余成本的恒定比例回收资产;采用加速折旧的出租者要求在应折旧年限的前几年扣除更多。税务收益方面,由于税务减让或者免除,在相应的会计年度或期间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减少了。具有长期经济寿命的资产最适合成为税务产品。1999年四月起生效的《日本税法修正案》使得跨境税务租赁消失,目前,对日本境外的非日本居民和非日本企业,应用税务租赁只能采用直线折旧法。这样日本税务租赁的优势没有了(见图1)。

2.日本经营租赁。日本的投资者为了最大化地得到税务利益,采用双倍递减折旧法,将税务利益在投资者(出租者)和经营者(承租者)之间进行分配,创新出JOL。

JOL的出租者要得到很高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必须承担很大的风险。租赁合约不一定要是完全的支付租赁合约,租金不一定要达到租赁资产的90%以上,但购买选择权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市场价格基础上。出租者应该承担资产的残值风险(见图2)。

3.具有购买选择权的经营租赁。航空公司在租赁满约10年后享有一个提前购买选择权,如果航空公司不执行这一选择权,租金就会在未来大约两年内增加,之后飞机由出租人收回。带购买选择权的经营租赁形式对航空公司的现金流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为航空公司提供了购买飞机、获得残值优惠的机会。这种租赁形式的另一个优势是降低了投资人的飞机残值风险,因而更易于吸收投资。

具有购买选择权的经营租赁交易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承租者、出租者、日本投资者、母体、出资方、残肢担保提供者以及交易提供者等。

以下的说明设想一个由出租人到承租人(作为飞机最终使用者)的层级租赁。这一基本租赁结构可以用于与承租人或任何其他交易方相关的任何税收、法律或其他问题。

(1)在截止日期,出租人将从制造商(如新飞机)或由承租人(如售后回租)用购买价格(由独立的评价机构给出的公平飞机成本价格)购买飞机。出租人将同时把飞机租赁给承租人。

(2)日本投资者将投资相当于购买价格20%~30%的资金给出租人(以下简称“日本投资者”)。

(3)出资方将投资相当于购买价格大约有70%~80%的具有有限追索权的贷款给出租人(以下简称“贷款”)。

(4)出租者与承租者签订一份租赁契约(比如说10年~12年的租赁契约,称为“完全租赁契约”)。

(5)租赁契约包括在特定时间(比如说7/9年)特定地点的购买选择权(简称“FPPO”),固定的购买价格等于在FPPO时间预先商定的飞机公平市场价格。

(6)如果应用FPPO,由承租者付给出租者的FPPO价格将足够出租者支付筹资者所筹资金的未偿付余额以及日本投资者所出的资金。使用FPPO并用其价格,出租者将把飞机租赁的部分利益与承租者分享,来形成交易。

(7)如果承租者没有使用FPPO,直到完全租赁条款结束后,租赁条款仍将起作用(比如说一个更长的三年)。在剩余的三年内可支付的租金将完全支付租金以至于在租赁协议的最后只有日本投资者有未支付余额。在协议的最后承租者将没有购买选择权。

设想这样一个情形,在租赁协议的最后,期初的借款全部得以偿还,出资者没有承担任何残值风险,因此,此项交易能被认为完全支付金融租赁(出资方只承担承租方信用风险)。所以,期初的借款应该以标准的保障借款余额来定价。

(8)如果出租者能够从由残值保证提供者所提供的残值保证中得到利益,将缓和任何具有下降趋势的风险敞口以防飞机的价值低于日本投资者未偿付的投资余额。残值保证将在特定的窗口日期(即协议到期日)使用,并被设定在日本投资者和日本税务顾问可接受的水平上以利于他们进行租赁业务的分析。如果使用FPPO或无论何种原因在早期终止FPPO协议,残值保证将消失。残值保证包括所有的日本投资品,日本投资者将一直承担最高资产价值风险。

(9)出租母体将在租赁协议下保证/支持出租者对承租者的义务。

(10)如果租赁协议因为某种原因(如承租者违约)而终止,承租者可支付的终止总数将被设置在足以偿还全部贷款的水平,并根据提前终止的原因,日本投资者也足以支付。

三、日本金融租赁结构化产品的经验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发展金融租赁结构化产品有一些借鉴的经验。相关企业利用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使企业在不增加资产负债率的情况下获得标的物造价100%的融资资金,得以使用标的物,并在租期届满后最终获得标的物所有权,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获得了合理的经济收益。

1.从市场化程度看,日本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为金融租赁的发展创造了比较适合的经济环境,使得各种创新得以实现。

2.从政府政策角度看,日本政府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投资税收减免和加速折旧等方面,使企业真正得到实惠,从而繁荣了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达到了良性循环。

3.从企业层面看,日本企业的信誉度很高,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大量的金融租赁创新品,投资者愿意把钱投在这些租赁品上,取得收益。

四、对中国的启示

1.国家层面,政策上应该向金融租赁业倾斜,提供宽松的法律环境,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协调各地区的租赁业发展。

我国目前还缺乏对金融租赁业在政策上的优惠扶持措施。现行会计制度把金融租赁设备等同于企业自有固定资产,租金不列入成本,税收优惠方面则仅对中外合资的租赁公司和开发区的租赁公司给予比例很小的减税政策,其他租赁公司无法得到税收减免;在信贷政策上,租赁公司自己承担信用风险;租赁公司市场准入条件严格,《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规定金融租赁公司最低资本金为5亿元人民币,经营外汇业务的租赁公司还应有不低于5000万美元的外汇资本金,这一规定使得许多想参与金融租赁业的公司心有余而力不足。监管当局规定资本金规模的目的在于降低租赁公司的经营风险,但在当前经济现状下(如投资消费需求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国有企业设备闲置率、陈旧度高),应该把重点放在金融租赁所具有的融资、成本、资产管理等优势上,降低进入门槛,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降低租赁公司的经营风险。2000年6月和2001年8月相继出台了《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使租赁业有法可依,降低了行业风险,提升了租赁业相关当事人的信心,使我国的金融租赁业驶入正常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