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的好处范文

时间:2024-02-22 17: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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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好处

篇1

合作社实际上是某种成员制企业,具体而言,是人们联合起来为形成共同拥有、民主管理的企业而建立的一种协会,利润并非其全部目的。合作社关心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利润,同时帮助成员实现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共同愿望。

农业合作社是一种社会企业,可以是注册合作社,也可采取其他名称和形式,例如生产者组织、自助团体、生产者联合会及联盟、农会等。农业合作社旨在协调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满足成员的需求,二是追求利润和可持续性。具体而言,合作社是人们联合起来为形成共同拥有、民主管理的企业而建立的一种协会,利润并非其全部目的。合作社关心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利润,同时帮助成员实现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共同愿望。

目前,全世界近1/7的人口处于营养不足状态,不过世界仍然有办法消除饥饿,促进可持续发展。到2050年人口将超过90亿,人们广泛认同,在养活这些人口额外所需的粮食中,很大一部分将由小农提供。实现粮食安全的一个必要措施是支持和投资合作社、生产者组织及其他农村机构。世界各地大量成功案例表明,生产者组织和合作社等形式的农村机构,通过帮助小农、渔民、牲畜业者、林农及其他生产者获得所需信息、工具和服务,使他们能够增加粮食产量、销售产品、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生计,从而提高全球粮食安全。洪都拉斯、泰国和贝宁等国通过农业合作社“取得了抗击饥饿和贫困的胜利”,已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关注的范例。

农业合作社已帮助数百万小农脱贫致富,如果能够得到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学术界的有力支持,农业合作社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为消除贫困和饥饿作出贡献。在许多国家,大部分粮食作物由小农生产,但他们缺乏进入市场销售其产品的机会,缺乏议价能力,还缺乏金融服务。农业合作社可以帮助小农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在创造就业、减少贫困、改善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强大的合作社和其他生产者组织通过向其成员提供多项服务使其从中获益并能保障生计。这些服务包括提供自然资源、信息、通讯、投入与产出市场、技术及培训以及促进成员参与决策过程。通过团体购买和销售,农民获得了市场力量,并能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农业投入物及其他必需品。诸如调解委员会等一些体制安排通过保障土地权利,改善了小农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管理。其他安排如投入物商店(供集体购买投入物)和仓单系统(供集体获得信贷)都提高了生产者进入市场和获得生产性资产的机会,同时降低了高昂的交易成本。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在培养小生产者技能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为他们提供合适的信息和知识,并帮助他们创新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有些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能提高农民对生产系统的分析能力,查明问题,测试可能的解决方案,并最终采取最适合其农作系统的做法和技术。

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还能够帮助小生产者表达他们的关切和兴趣,最终提高他们的谈判能力,并影响政策制定进程。“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和磋商论坛就是其中两例,供小生产者讨论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实施。

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审查有关世界粮食安全政策并采取后续行动的重要政府间机构。该机构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主持下,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国家政府、区域和国际生产者组织及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汇聚到一起。粮安委的一项重要成就是,起草并通过了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自愿准则,生产者组织和合作社参与了这些准则的谈判。这些新的自愿准则将使各国政府就土地、渔业和森林资源的获取和所有权通过法律和制定政策。小生产者在从这些服务中获益的同时,还能保障生计,并在满足地方、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他们能为减轻贫困、实现粮食安全和消除饥饿作出贡献。

农业合作社是农业组织化的核心模式,国际上把农业合作社划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即生产型、流通型、科技服务型、互助保险与信贷型、生活服务型。当前, 根据建立和运行的发起主体来划分,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分为专业户、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主导的形式。

在粮食危机警报频发的今天,联合国把农业合作社看作消除贫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2012国际合作社年旨在颂扬这一“具有社会道德的商业模式”在现代社会发挥的独特作用。据估计,当今世界饥饿人口数量达9.25亿,其中70%生活在农村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农业和粮食合作社已成为抗击贫困和饥饿的主要手段,但它们还可以发挥更多作用。因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希望通过把农业合作社作为世界粮食日的主题,促进各国对农业合作社的重视,希望各成员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制定有利的政策、法律框架、经济激励机制等方式,推动它们发展,帮助农业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日益发展壮大,也希望农业合作社不仅能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还能促进农村的社会进步,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实现合作社的蓬勃发展。

农业合作社(Agricutural Cooperative),由农民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人员为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需要,根据一定原则组织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主要有两大类:生产型合作社和服务型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生产合作为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多为服务合作,生产合作很少。社会主义国家在商品经济不很发达的条件下,为实现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有的国家土地是国有的)和共同生产劳动为特征,强调集中领导和管理,实行“按劳分配”。这种合作社的好处是可以迅速地把小规模经营的土地集中起来从事大规模生产。其缺点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往往脱离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重生产合作而忽视流通领域合作从而造成流通渠道不畅,在分配上往往又不能把经济利益与劳动好坏紧密结合起来,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目前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对农业合作社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其基本方向是改进经营管理,在发展生产合作的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合作,使之逐步成为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综合企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合作社则是劳动农民和中小企业主共同反对大资本剥削的经济与社会组织。它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民主管理和公平分配。农业合作社多是服务型的。它既包括农用物资供应,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合作社在内的流通领域合作社,也包括为生产者提供多种生产的合作社,如牲畜和作物种子改良合作社,病虫害防治和防疫合作社、灌溉合作社、共同使用农业机械合作社以及各种科技服务合作社等。此外,还包括诸如信贷合作社、住房合作社、保险合作社、卫生保健以及教育方面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既可以保持家庭经营、发挥农民个人生产积极性,又解决个别家庭经营难以解决的多种难题。这种合作社已成为各国农业综合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学大辞典》)

各行各业的合作社为全世界提供了1亿多个就业机会,比跨国企业高出20%。其中包括合作社成员以及向合作社提供物资和服务的企业员工。据估计,全世界的合作社成员数量已达10亿人。2008年,排名前300位的合作社的营业总额为1.1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加拿大的规模,接近西班牙的经济规模。

在肯尼亚,合作社在各领域的市场份额为咖啡70%、乳品76%、除虫菊90%以及棉花95%。

在美国,乳品合作社控制了80%的乳品生产,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大部分特产作物生产者的活动都由合作社组织。

在哥伦比亚,全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负责为50万咖啡种植者提供生产和销售服务。该联合会向国家咖啡基金提供捐款,以资助咖啡种植社区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在巴西,合作社创造了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产品占涉农企业出口产品总量的6%。在许多国家,合作社主要分布于农业部门。

在越南所有活跃的合作社中,有44%来自农业部门。

篇2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维持生计的根本保障,是农民家庭最重要的财产。农用土地的流转,既直接影响农民移居城市的方式,也间接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步伐,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早在2010年的北京农村工作会上就明确要求,把农民的土地等权益确权到人,实现流转,使首都农民成为有资产的市民。

“使首都农民成为有资产的市民”,是新的历史时期解决首都“三农”难题,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公开资料显示,北京的农村面积占据了整个城市的86%,因此,推行农地流转不仅关系着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和经济利益,也是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过上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生活,实现首都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其实,有三大优势决定了北京大规模推行农地流转的可行性:其一,北京有着巨大的农副产品消费市场,对于承接农地流转的农业龙头企业而言,尽管流转的年租金可能稍高,但可以有效减少运输等经营成本,并降低市场经营风险;其二,得益于近几年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兴起,北京集聚了一大批农业龙头企业,对于农地流转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其三,由于北京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农民从传统的农业耕作中转移就业,这些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日益减轻,具有强烈的流转意愿。

悄无声息中,北京的土地确权工作已平稳推进。日前,北京市副市长夏占义对外宣称,截至2010年,北京已对466万亩农村承包土地进行确权登记工作,对1330万亩集体林地进行林权制度改革,广大农民获得了对农村承包土地和集体林地的处置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土地确权取得积极进展,给了首都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机会。而尽管有关各方均认可农地流转的好处,但近年来由农村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众上访和却有增无减,这也反映出了农地流转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

农地流转在国内摸索数年,决定农地流转能否成功的两大利益主体农民和农业专业合作社,也经理论界的不断论证还原而逐渐清晰,但时至今日,农地流转在京郊大地的推行为何依然如此艰难?

症结一:农民流转意愿不强

农地流转可以增加郊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夏占义副市长公开展示的数据足以证明:2010年北京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159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2%,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达到18.2%,远高于全国2.5%的平均水平,居全国之首。

收入的增长多是受益于北京农地流转模式的探索形成。据了解,参与农地流转的北京农村,大多数为农民将农地流转到农业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集中流转到农业龙头企业。同时,农业龙头企业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形成契约关系,一方面制定标准委托合作社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负责农产品的回收及深加工。

如此一来,不仅保持了农用土地的性质不变,农民还可让从中获取三份收益:由合作社支付的、在规定年限内稳步增长的土地租金,在自有土地上为龙头企业耕种获取工资性收入,从合作社的收益中获取红利分配。

对于农地流转的好处,如今的京郊农民早已熟知,但在现实中的推行却依然不畅,最初多为合作社的缘故。据调查,作为农民的自律组织,初期成立的大多数农业专业合作社因属于新鲜事物,多由村干部领办,而现实中多数农村都存有村级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形成又多与村干部密切相关,其影响传导到农地流转上便演变成,大家都认为农地流转是好事,但出于个人对村干部的不同看法,总会有一些村民会从中阻挠。

这种现象在农业合作社兴起的初期曾经普遍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社的发展也逐步成熟,其发起人也逐步由村干部演变成为农村的能人,因村级矛盾导致的农地流转困局也随之缓解。显然,这并非是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的根源所在。

与农业专业合作社打了数年交道的密云农业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主任王良忠认为,现阶段,农民愿不愿意流转农地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劳动力是否得到了充分就业,如果没有充分就业,也就意味着农民仍把农地种植视为主业,家庭收入也主要来源于此。

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王良忠指出,尽管近年来,北京市每年都有6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但农村特别是远郊的农村地区,仍有大量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地种植。

而更为不利的是,拓宽京郊农民的就业渠道也面临窘境。一方面,相比全国,北京城乡居民的整体收入偏高,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而农民的素质和劳动技能却没有太多显著优势,京郊农民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的现状颇为突出;另一方面,北京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让政府在农民就业安置方面的腾挪空间相当有限,据统计,与第一次农业普查时相比,北京二次农业普查时农村镇区面积扩大了1倍,镇区人口增加了1.67倍,在这一进程中,因宅基地流转搬迁上楼而致富的农民大有人在,这些近乎一夜暴富的农民不仅不愿意出去工作,而且还乐得在田间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于农地流转意愿并不强烈。

“流转土地的收入达不到农民的收入增长预期,无法满足农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也是农民不愿意流转的重要因素。”一位市农委相关人士表示,尽管在北京一亩农地的流转费用平均在1千元左右,而且都确立了稳定的增长机制,但仍然比不上北京农产品价格的翻番增长,如今“十块钱只能买几棵葱”已经变得非常普遍,这让农民深刻地感觉到,一亩地1千元仍然不足以购买一年生活所需的农产品,即便是加上工资收入和合作社分红也只能做到勉强持平,但由于国家对于农村各种税费的相继取消,若是自己种地,尽管一年下来一亩地的净收入仅有六七百元,可这是一户家庭从土地中收获的纯收入,重要的是还可以省下购买农产品的大部分费用,两相比较,自然是自己种地更为划算。

症结二:合作社处境尴尬

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有待增强,联结农民与农业龙头企业的农业合作社也遭遇到了发展的“天花板”,亟待发生深刻改变。

对于农业合作社在中国农业和农村未来发展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曾指出,农民群体在农业产业链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通过组建合作社,有助于增强整个农民群体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更可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

现实中,随着合作社与企业合作的不断深入,以及人们对农产品安全的关注度提高,双方的合作内容已从简单的“你生产、我收购”转变为“履历农业”: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合作社,对整个农业生产流程实行档案化管理,引导农产品价格的合理增长,并对生产工艺提供技术服务,对农民提供技术培训,保证质量安全。

这种变化同样影响到了合作社的发展态度,特别是耳濡目染了传统的农产品经龙头企业精深加工之后产生高附加值的全过程后,合作社开始从最初对农产品“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的初级目标转而瞄向农产品的精深加工。

合作社的主动转型本是好事,其涉足深加工之后产生更大的效益,意味着对入社农民利润分配的额度将会增加,将有助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但对于转型时出现的新问题多数合作社却是始料未及。

王良忠告诉记者,合作社要做深加工就要建设生产车间,需要到相关部门进行立项,而合作社作为一个农民自律组织,根本不具备立项主体资质,若是注册公司,合作社的注册资金筹集也是一大难题。

“即便是可以建设生产厂房,合作社精深加工的产品要进入市场也不容易。”张晓山指出,成为一个真正市场化的合作社,要求其必须申请获得诸如QS食品安全认证、有机食品认证等一些资质,若需要开展出口业务还需要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申请,获取进出口权限,但现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对于合作社如何开展深加工、如何获取相关资质和权限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没有规定反映到实际的操作上就形成了管理的真空,这使得以合作社名义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上述申请时,往往得到的回复是,因没有法律依据无法受理。

政策的局限性极大地掣肘了农业合作社的转型发展,多数的区县政府也曾经进行过多种突破性地尝试。比如,在密云县政府的协调干预下,密云奥金达蜂业养殖合作社成功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并申请了QS等相关资质和进出口权限。但对于这一成功案例,采访中王良忠一再强调这只是一个特例,因为蜂蜜产品进入市场只需进行灌装、外包装等粗加工,在协调相关部门时密云县有意回避了深加工的提法,“奥金达合作社充其量可称之为试点,因为自此之后,密云再也没有过类似的成功案例。”

张晓山认为,相关的法律由于是在合作社成立的初期制定,对今后的发展并没有做到充分的预估,它理应随着合作社的发展而不断修改和完善。

除此之外,农业人口逐年减少的现实也左右着合作社的成长,密云下屯芦笋种植合作社理事长肖庆岭就告诉记者,农业工人的逐年减少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合作社发展的一大难题,以密云河南寨镇下屯村为例,1991年时全村的农业人口为642人,2011年统计时仅剩下了380人,在农用土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北京农村的农业人口正在以年15%递减的速度在流失,而农业工人主要是由原来的农民转变而来,农民的减少则意味着农业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所需的农业工人随之大幅减少。

种种迹象表明,在农地流转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合作社,其发展处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合作社的裹足不前,深层次的影响则是合作社的收益只能在一定的区间内产生波动,难以担负起农民收入实现持续增长的重任,进而对农地流转的有序推动产生了消极意义。

“二次分配”解难题

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意愿不强,被喻为“农民靠山,企业基石”的合作社又进退维谷,积极有序推动农地流转的道路越发迷雾重重。

王良忠认为,以现在的发展实际看,单纯地确立土地流转租金的增长机制可能不行,要解决上述矛盾,需要设计一个有关各方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各方的关系更加紧密。

如何建立更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肖庆岭领办的下屯芦笋种植合作社被视为成功的探索,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经营管理司孙中华司长曾赞其为“土地流转工作的先驱,现代农民合作社中的优秀典范”。

据了解,下屯芦笋种植合作社于2006年由53户社员本着“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自筹资金60万元,对全村的1160亩地,以每年每亩支付村民土地保底分红600元的形式,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15年,每三年递增100元,进行集约化管理,统一种植芦笋。截至2008年,初步形成了以下屯种植合作社为核心,辐射周边7个村5000亩土地的芦笋产业区,土地入社农户达到1100户,4000多口人。到2010年12月份,合作社总资产达985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7246万元,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芦笋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肖庆岭告诉记者,在利润分配方式上,合作社所获得纯利润的60%按照村民入社土地亩数平均分配,40%作为资金股份分红进行分配,以达到“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对外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而保证全体社员的最大利益”目标。

即便如此,2009年下屯芦笋种植合作社同样遇到了发展难题。一方面为了争取合作社更大的利益,与农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常有小的摩擦发生,另一方面合作社拟涉足深加工并计划自营出口农产品,和大多数合作社一样,同样陷入无法立项、难以获得资质等困境。

经过利益权衡与大量的市场调研后,肖庆岭决定以合作社为投资主体,出资3056万元,并以合作社形成的固定资产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再加上自然人出资,共同组建成立北京千盛绿阳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从事芦笋等农产品的深加工及进出口业务。同时,公司与合作社确定长期业务合作关系,指导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并以市场价收购合作社的农产品。

由于合作社是公司的投资主体,依据合作社在千盛绿阳公司中占有的股份比例,公司每年要对合作社进行利润分配。其中,合作社从公司利润中获得的分配收益,40%仍依据合作社利润分配原则进行分配,60%则用于合作社资本积累,偿还贷款本金利息。

与以往合作社引入龙头企业相比,合作社举办的公司,其盈利后获得的部分收益还会回到合作社,农民也会因此获得农产品增值后的二次利润分配。由于经过了公司的深加工环节,销售的对象又是终端客户,获取的利润则远大于合作社,而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二次分配的总量也会随之增长,公司、合作社、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连结体。

“合作社引入的农业龙头企业,追求的是公司利润最大化,但最大化之后与农民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合作社自己办的企业,追求的同样是利润最大化,但因为有了二次利润分配,最大化之后便与农民的收入相挂钩,农民对于流转土地的长期增值收益便有了保障,而合作社的发展困局也迎刃而解。”肖庆岭特意向记者强调了“合作社办公司”与“合作社引入公司”的本质不同。

“二次分配”看似在事关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设计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由于合作社的理事长和公司的董事长同为肖庆岭一人,外界其实对于合作社办公司也曾有过这样的担心:为规避对合作社的利润分配,公司会不会做假账,甚至会不会把每年的盈利做成亏损,而这在财务操作上其实并不难做到。

篇3

关键词:农业; 合作社; 治理; 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综合国力得到稳步提升。与此同时各方面的问题也不断的凸显出来。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乡村也来越凋敝,就是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为了缩小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激发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活力,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和扶持近年来不断加大,把农业的发展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作为促进农业发展的一项举措,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

与此同时,学界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博弈论、交易成本理论、理论、产权理论等均被运用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分析中。可以说农业专业合作社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二、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湖南省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当前湖南省的合作社主要停留在粮食、蔬菜等初级农产品上。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深加工明显不够。从总体上看,模式比较单一,农产品深加工基本没有涉及,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规模也不大。参加农户本身也不是特别积极,害怕风险。很多农业合作社只是空架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转。

虽然湖南省的合作社的发展还不充分,但是地方政府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却很大。无论是政府投入的资金,还是给予的政策优惠都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可以说只要能有效的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湖南省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就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二)湖南省农业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1、治理结构有待完善

从治理结构上来看,湖南省农业专业合作社总体上问题比较突出。很多农业专业合作社都没有明确进行产权划分。产权的不明晰,导致了责任主体的不明晰。这样很多合作社的参与者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明晰的责任与义务,就使的再合作社的运转中往往表现的十分消极。合作社社员往往是遇见有利益就蜂拥而上,都想多捞点好处,当需要进行投入或是面临风险时,社员们又畏首不前都不愿意付出与投入,这就使得合作社很难得到长远利益和长足发展。

内部剥夺现象,在湖南省农业专业合作社中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目前湖南省多数的合作社是“农户+合作社+公司”和“农户+协会+公司”的模式,两种模式都是各有长处,但是由于农民和公司在投入上不同,导致某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经常有可能出现公司剥夺农民利益的倾向。从我们调查中,我们发现公司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而农户由于自身的组织性差,单个力量有十分薄弱,往往处于被剥削状态。农民获利较少,严重影响这他们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从长远来看,十分不利于合作社的发展,这也与我国大力扶持三农的政策意愿相违背。

一些合作社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很多合作社就算有完整的规章制度也大都流于形式,没有得到有力的施行。规章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组织的运作机制,是组织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强有力保证。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就容易混乱,组织的运行过程就会十分紊乱,这样组织目标就很难达成。合作社作为一种组织形式需要一整天完善的规章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合作社总体目标的实现,从而为合作社各个利益主体谋求更大的福利。

合作社信息透明度不够,财务制度审计缺乏严肃性也是湖南省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我们的调查中,虽然很多合作社都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等监督和管理机构,但是很多都是流于形式,很难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往往一般社员对社务都是知之不多,财务审计也不是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的。很多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怀疑合作社中存在着多拿多占得现象,对本社的财务支出基本不了解。

2、社员自身素质存在问题

随经济发展今人口不集中,农村交通、信息沟通等都较之前有所改善,但还是不免存在合作社社员整体文化素质偏低,摆脱不了小农意识,不习惯长远打算仅着眼于眼前利益。并且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不够了解,这种低认知程度也使得成为制约农户合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经调研,合作组织中目前成员现状可以概括为几点:成员年龄偏大,成员文化水平偏低,成员科学技术知识少,高质素带头人少,成员合作意识差。合作社成员的素质水平对于一个合作社的现今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向是很大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这样的合作社成员素质水平是阻碍合作社平稳快速发展的,需要尽快解决,不能使之成为一块诟病。

三、农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建议

(一)注重内在,规范章程,调动农民积极性

经调查,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注重形式,有些章程甚至形同虚设,并没有把农民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对此,我们要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制度的建设,完善管理制度,明晰具体职责,合理分配权、责、利,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不再流于形式,真正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二)创新产权制度,确保经济组织健康发展

产权制度是经济制度的核心,只有建立明晰且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才能确保经济组织健康持续地发展。

(三)建立利益目标整合机制,实现利益最大化

传统合作组织具有双重利益目标:既要对外追求组织盈利又要对内开展服务。这一目标限制了合作组织的盈利水平,资金缺乏成为合作组织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

(四)公平合理设立内部职位,保证明主,提高效率

就目前情况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个别出现合作社的大权被垄断导致决策和制度一边倒或高层职位形同虚设导致决策效率低下等问题,对此,我们应将社内结构改革,剔除不必要的组织和机构,将权利分散,保证内部管理秩序和社员权利。并设立监督机制,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不会出现败坏现象。

参考文献

1、黄胜忠《转型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篇4

一、加大宣传力度,做好“宣传员”

为使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依法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好处和意义,由分管局长带领,专门从局机关抽调长期从事注册登记和法制宣传工作的业务骨干,向广大农民群众广泛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耐心讲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给农民带来的发展机遇,提高广大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优势和特色的认识,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社,让农村一家一户自主经营的各种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业组织起来,由分散的单户经营到集中起来抱成团,形成规模和力量。广大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认识日益加深,兴办专业合作社的热情高涨。

二、开设“绿色通道”,做好“引航员”

一是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提供全程法律法规咨询服务,免费提供章程及其他申请材料、参考样本,保证了农民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时有的放矢,少走弯路。二是积极为前来办理合作社的农民提供登记辅导、政策咨询等,帮助设立人完善登记资料,制定章程。对资料齐全。符合有关条件的申请者提供又好又快的登记服务,并在注册登记中实行了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指导服务。三是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开设了方便、快捷的“绿色通道”,免收登记费,精简登记注册流程,尽可能缩短办照时间。

三、规范组织发展,做好“监督员”

一是实地走访农业合作社,调查了解合作社设立后社员组合、章程落实、资金运作等情况,坚持“发展一个、成熟一个、壮大一个”的工作思路。在规范中促进合作社发展。二是积极开展创建、管理专业合作社方面的辅导、咨询活动。不断提高其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三是加大对相关市场的执法力度,清查农资、农机等经营主体资格,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化肥、农药、种子、农机等坑农、害农行为,把12315消费者投诉站和消费维权联络站延伸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列为消费维权和农资打假保护的重点,以保障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四、建立长效机制,做好“管理员”

为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该局从合同帮扶、商标兴农、经纪活农、维权护农等方面建立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是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列为涉农合同帮扶工程的重点。支持其发展“订单农业”,根据其专业特点推行农业订单示范文本,实行跟踪指导服务:联合农业、科技等相关部门,把合同法规培训与农业科技知识培训结合起来,帮助其解决签约、履约中的问题,以维护订单双方的合法权益。二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主体作用,积极引导其参与商标兴农发展战略,在整合涉农产品的注册商标、培育和发展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地理标志时,注意发现和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势,并为其使用知识产权提供合法空间。三是通过扶持农村经纪人的发展,引导、鼓励其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发展、壮大合作社的整体实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直接向城市超市、社区菜市场和便利店配送农产品:积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资超市和农家店建设,改善农民进城销售农产品的市场环境。

篇5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黑龙江

一、黑龙江省农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黑龙江省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显著效果。截止2010年12月,全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专业合作社达到14347个,其中农民成员148671个,带动农户110万户,从事种植业合作社的7496个,占总数的52%;养殖业3991个,占总数的28%;从事农产品销售的合作社2258个,占合作社总数的16%;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合作社有345个、运输的324个、储藏的合作社483个,占合作社总数的8%;从事技术、信息服务的的合作社1823个,占合作社总数的13%;从事农业生产资料购买的1069个,占合作社总数的7%,其他行业合作社1071个,占合作社总数7%。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了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二、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运作多年的时间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对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产品流通、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降低农民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方面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影响和制约其发展的问题:

(一)宣传力度不够。一些基层干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登记管理条例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对国家赋予农民经济合作社组织以法人资格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一些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政策理解上有偏差,对合作社的性质和运行机制不够了解,有种种疑问和顾虑;偏远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的市场意识还不够强,合作经营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加之受我省农业生产周期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时间短的影响,示范引导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步伐。

(二)专业合作社规模小,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牵动作用还不够突出。农民商品经济意识和合作经营理念相对淡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存在数量少、规模小、层次低、带动能力弱等问题,而且全省各地发展不平衡,部分落后地区明显滞后,上述状况与我省农业大省的地位明显不相称,严重制约着地区农业发展。

(三)缺乏带头创办能人,合作社成员整体素质偏低。黑龙江省大部分农村地区缺乏领办合作社的带头人,会经营管理、能开拓市场的复合型骨干人才缺少,农民普遍缺少合作意识。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一些有文化、有一技之长的青壮年农民多数外出打工,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年龄偏大的农民。还有一些能力强的“能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够了解,缺乏兴趣和动力组建合作社,牵头领办的意愿不强。

(四)内部管理机制不规范,农民成员的权利和利益需要保障。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民主管理、利益分配和监督约束等机制不健全。一些合作社根本无章程,无账目,合作社的成员不了解合作社章程内容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有的领办人把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机制与公司制企业管理相混淆,在民主决策和利益分配上不依法办理。这些问题都影响到农民成员行使民主权利和切身的经济利益。

(五)匮乏资金以及科技支撑薄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大障碍。2009年时,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户均出资额为89.72 万元,比全国户均81.05万元高出8.67万元,但并不证明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济实力强。原因是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出资没有验资程序,只是由成员相互认可并在申请材料和章程中做出记载即可,真正出资到位的极少;其次是农民以实物出资不需进行评估和过户,而实际上这些实物基本上还在农民自己手里,农民专业合作社缺少流动资金。再次,得到国家和省财政专项资金扶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绝大多数是过去成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经过几年的发展有了自己的项目,而新创办的合作社则没有这样的待遇。另外,农民专业合作社虽具有法人资格,但因其承担的有限责任没有实际资产做担保,因而贷款难的问题不易解决。一些已经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别是从事种植、养殖业的,缺乏科技力量支撑和有效快捷的信息渠道,难以实现做大做强,只能是维持现状。

三、促进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重视合作社人才培养。农民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农业经营主体组织化进程,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应开展对农民的培训普及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增强农民的市场观念和风险意识,逐步改善农村人力资源状况,推动农民专业合作

社在农村健康发展;建立业务培训制度,培养一批合作事业的积极分子和带头人,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内部教育和学习机制,引导社员加深对合作制度和组织章程的理解和认识,提高他们的合作意识和对合作社的认同感。

(二)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当前,我省农户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非常了解的比例很低,甚至有一部分农户根本不知道。对合作社不了解必然会导致农户没有产生参与的意愿,所以应该从思想上对农民做好引导工作,利用各种形式的宣传,让农户深刻地认识到发展专业合作社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增强农户的合作意识,激发农户的合作动机,创造农户的合作机会,启发农户的合作实践;另外要积极宣传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吸引更多的农户来参与合作社的组织建设。

(三)加大对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政府应当安排扶植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等服务;政府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国土综合整治、国土绿化等建设项目,可以优先委托和安排具备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另外要落实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经登记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得收入免征所得税等;另外要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农村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改善对农民合作社的信贷服务,简化审批手续,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季湘铭.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浙江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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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流通模式有新变化

安徽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负责人介绍,与欧美国家由农产品基地到超市的主流流通体系不同,中国农产品往往是从产地到批发市场,再通过农贸市场到分销市场,这种传统的农产品流通方式,因中间环节过多,不仅增加了经营者的流通成本,成本限制下的较高价格也让消费者很“受伤”。如今,安徽省作为全国首批9个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省份之一,通过农超对接,更多更新鲜更便宜的农产品有望直接由田头走向市民餐桌。

市民买菜有望更多折扣

“2006年商务部就在安徽开展了相关调研,2009年全国首批推出农超对接试点时,安徽省就率先示范了。”安徽省商务厅介绍。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农业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2007年,家乐福在中国的第一次直采就是安徽的砀山梨。”家乐福(中国)生鲜总监赛伯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该超市全国合作农业专业合作社已达328家,超过70万农户,安徽省合作专业合作社已达10家。据初步统计,去年,该超市在安徽农产品直采量超过7000吨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10家,如砀山梨、长丰草莓、土豆、西红柿等多种蔬果,“直采与由供应商供货相比,可给消费者5%-25%的折扣”。

农超对接实现多方共赢

农业项目负责人授课的胡定寰教授,是现代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方面的权威专家,著有《“农超对接”怎样做?》等著作。他认为,与传统的采购模式相比,超市与本地农户以签约合作的方式结为伙伴,从而免去中间流通环节,最直接的好处在于,通过节省农产品的采购成本,从而压低终端零售价格,为顾客带来真正新鲜、低价、标准化的高品质农产品。农户可以通过与超市对接,解决自身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并增加收入。“成熟的农超对接由于供应链相对稳定,在食品安全监管的流程上更加便利、高效,易于追溯,市民消费也更放心。”据统计,在家乐福京沪门店,直采的蔬菜水果和干货已经达到了总采购量的50%。

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合肥合家福、红府等大型超市均在安徽省内选择了自己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全市农超对接销售量已达超市果蔬销售的20%左右,今年底有望提升到30%左右。家乐福(中国)生鲜总监赛伯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将加大在安徽的农超对接采购力度,寻找有潜力的农户和农业合作社,争取让更多安徽的农产品进入家乐福在全国的卖场。

链接

农超对接,指的是农户和商家签订意向性协议书,由农户向超市、菜市场和便民店直供农产品的新型流通方式,主要是为优质农产品进入超市搭建平台。农超对接的本质是将现代流通方式引向广阔农村,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实现商家、农民、消费者共赢。

农产品与超市直接对接,市场需要什么,农民就生产什么,既可避免生产的盲目性,稳定农产品销售渠道和价格,同时,还可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通过直采可以降低流通成本20%―30%,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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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分工不断细化,农产品市场激烈的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时而生,根据《农业专业合作社罚》“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XX年以来**县工商局为构建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引导产业大户、经济能人、科技带头人以及村组干部组建茶叶、蚕桑、药材、养殖、植保、机防机耕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了“百社带万家”服务新农村建设活动,初步凸现了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与潜能,推动了农业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

到XX年2月底,在**工商局及各乡镇工商分局(所)干部职工的引导下,全县已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19个,其中茶叶生产专业合作社7个、农业技术合作社5个、药材生产合作社2个、养殖合作社2个、蚕桑生产专业合作社2个、生态农庄合作社1个。半年实现产值营业额5000多万元,社员人均增收800多元。正在筹建的茶叶专业合作社有15个、农业技术合作社有5个、药材专业合作社有3个、养殖专业合作社有3个。目前,合作组织涉及10个乡镇59个会员村2563名会员,网络农户近8600户,覆盖茶叶、药材、水稻等主要作物面积4。3万亩。出资金额达297万元,每个合作社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章程,并且都成立了理事、监事会和成员大会,机构健全,规章制度基本完善。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方式

我县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组建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自愿结社”。相当一部分农户由于家庭主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出,造成劳动力短缺,特别在生产大忙季节尤为突出,经机耕和植保机防为代表的专业合作社,能缓解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合作组织便应运而生;二是能人拉动。部分农村“土专家”、致富能人和科技示范户,由于其农业科技素质较好,在茶叶、药材等产业生产、经营上有丰富的经验,已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在他们的带领下,农户自发组织加入协会,交纳股金,组建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联合体;三是村干带动。为发展产业,提高村整体农产品生产能务,在村领导的倡议下,农户联合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共同生产和经营,共同抵御市场风险,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四是“因需而生”。一些村组为了争取国家项目开发、山区扶贫而组建的专业合作社。

三、农民合作社的主要成效。

**县工商局跳出工商干工商,围绕新农村建设创新发展思路,自去年下半年来探索了“百社带万家”活动,让“百社带万家”工程成为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通过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社,帮扶“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发展。鼓励农民通过联合与合作的方式,创办专业合作社。他们要求各个工商分局所要根据辖区实际确定3—5家各具特色经济组织从来专业合作社为农民增收。他们确定要在3年内帮助成立100个各具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要让这100个专业合作社成为农民增收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做到帮扶一个、发家一片、致富一方。

一是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促进了种植业产业的发展,特别在茶叶、蚕桑、药材、等主导产业建设上,农户因单家独户生产,缺乏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经营和统一管理因而生产往往有很大的盲目性,组织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合作社建成后,农民能根据市场需求规模组织生产,规模经营,有的还订单生产,保护价收购,市场风险明显降低,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杨柳镇“兴合”茶叶专业合作社在短时间内就完善了登记程序和条件,取得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成为全省首家依法登记的茶叶专业合作社。如今,随着茶叶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茶叶产、供、销逐步实现一体化,整体生产能力得到增强,向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杨柳镇河南畈村9位农民在工商部门的发动下成立了茶叶专业合作社后,农民收入大大提高,吸引了全村300多户农民加入,带动了全村的整体致富。该村群众全部入社,所有的田地全部种茶。去年该社农民茶叶收入达6000元,大大超过了种粮村的人平收入。

陶河乡组建的宏业药材合作社网络全乡重点药材专业户,通过合作社有组织的规模生产和销售,药农年创效益2290万元,比合作组织建设前增加15。2%,同时药材规模不断发展,每年以3000亩的递增速度扩大药材种植面积;东冲河村组建的生态农庄合作社,以会员入股的形式发展猕猴桃生产,其面积已达120余亩。通过协会在生产环节上全程技术指导,规模生产,统一收购、包装和销售,其产品供不应求,为仅促进了本村猕猴桃产业快速发展,还带动了黄家垸、东夹铺等村猕猴桃基地的发展。

**县孔坊乡是鄂东北重要的蚕桑基地,该地群众种桑技术好、积极性高,蚕茧产量远近闻名。去年,全乡共有2600户农民种桑养蚕,有近10支贩运队伍奔赴全国各地,蚕茧总销量130多万公斤,产值近1300万元,辐射并带动了一大批本地村民增收致富。当地工商部门因势利导,引导成立了孔坊乡丝光、锦绣2家蚕桑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和包装,当地花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显著提升。

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合作社的组建为农户提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使生产成本明显降低,效益增加。如金铺镇由134户会员组成的农业生产服务合作社,通过合作社集中采用“旱育”、集中充分秧、集中抛秧,仅此一项不仅为农户节省投资24380元,合作社还有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益,确实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方咀乡植保机防合作社社员年向合作社每亩茶园上交80元投资基金,便可使自家茶园享受全年病虫害免费服务,根据会员实际测算,此举可为农户节省农药投资70元,节省投资超过60%以上;东冲河村农户原生产的猕猴桃因缺少统一规划和组织,生产的猕猴桃常常卖不出去,或低价抛售,现在经过协会统一组织,与农户签订了收购价格不低于3元/公斤的订单合同,较好地保护了农户的利益,提高了农民种桃积极性。

三是减少投工,降低劳动强度。

合作社的组建减少了人员投工,降低了劳动强度。如杨柳芭茅街村组建的水稻生产合作社,从水稻的播种、育秧到机插、病虫防治,包括后期收割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农户不下田便可在家坐收谷子,可谓省心、省时、省工,降低了劳动强度。

四是加快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促进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杨柳镇兴合茶叶合作社成立后,专门请专家给该村土壤检测,并请化肥厂给该村量身配置了适合茶叶种植的配方专业肥,使该村茶叶产量增加20%;金铺镇龙潭河村农业合作社运作不到一年时间,水稻旱育抛栽技术便在全村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应用面积达235亩。陶河严坳村4组XX年仅徐正元一户试种1亩柴胡新品种,在合作社的组织和推动下,仅一年时间全组都种植了柴胡药材,面积发展到84亩,亩创效益5300元,不仅加快了药材新品种推广,还给农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南河、方咀、孔坊等乡镇的植保合作社,采用“五统一分”运作模式,不仅提高了防治效率,而且还促进生物高效农药的推广和使用,加快了农业无害化生产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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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农民合作社的现状。蔡荣(2011)的研究发现制约农户参与“合作社+农户”模式的主要因素是其收益达不到预期标准和农户缺乏经营决策权。蔡荣(2012)认为当合作社由企业牵头领办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农户利益,提高农户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孙亚范、余海鹏(2012)的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制约因素:社员规模小、合作社服务不完善、股权过于集中和盈余返还制度不健全。刘洁、祁春节(2011)表明要解决传统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应通过产权结构明晰、股权合理化等创新路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将重点放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二是农民合作社的经营模式研究。邓衡山、王文烂(2014)通过界定合作社的本质得出:合作社应是为实现潜在规模经济而产生的,并认为合作社必须实施“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才能发挥其独特优势。薛天桥(2012)通过对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组织模式进行总结,概括其治理模式的特点和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是:政府应组织培训具有经济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个人,增强自主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和解决资金问题的能力。还有一些学者针对不同经营模式做了对比分析,白选杰(2012)从风险与效果等方面考察“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民”“企业+专业协会+农民”两种经营模式,认为两种模式皆具可行性,政府需要在财政与信贷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苑鹏(2013)对比分析了四种“公司+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不同的农户和企业地位关系对农户福利情况、经济收益以及社会联系的影响,并且指出政策扶持重点应偏向农户自主创立的合作社和由合作社组成的加工企业。三是合作社的机制创新研究。李永山(2009)在目前农民合作社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期货市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新模式,分析实施的可行性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赵佳佳、刘天军、田祥宇(2014)选取120个采用“农超模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数据,对影响其组织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果:提高参与主体的合作意向及合租能力有利于提高“农超对接”模式的效率。孙才仁等(2014)通过实地调研山西农民合作社,分析其发现现状和在获得金融支持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结果针对性地提出金融创新与合作社结合的模式,并在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针对农业企业和农户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情况和效率,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规范和实证研究。湖北省期货市场服务“三农”联合课题组(2011)通过对“期货农业”的分析,针对湖北省农业发展探讨了“期货农业”实施的迫切性、可行性以及可能面临的问题,并相应提出发展建议。

二、“农户+合作社+涉棉企业,期货点价+基差”经营模式透析

(一)“农户+合作社+涉棉企业,期货点价+基差”经营模式的理论基础

传统套期保值的做法是,在期货市场上卖出与其未来在现货市场上出售的现货商品数量相等、交割日期相同或相近的该品种期货合约,然后在现货市场交易的同时,将期货合约进行平仓,以对冲后的盈利弥补现货市场上的亏损,从而达到规避现货市场价格下跌风险的目的。但套期保值者一旦采用这种方式,就意味着放弃了现货价格上涨时获取更高利润的机会。除此之外,套期保值的效果还受不同月份的期货合约选择、期现货交易地点差异、标的商品的质量和规格以及期现货交易的数量等方面因素影响。要想实现完全套期保值还有一个前提假设:在建仓和平仓时,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和相同的变动幅度,才能保证现货市场的亏损能由期货市场的盈利完全弥补。尽管随着期货合约到期日的临近,期现货价格变动趋势相同,呈收敛特性,但套期保值者建仓时,期现货的价格一般不同,并且二者的变动幅度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将导致无法完全实现套期保值。但是,基差交易可以避免这些弊端,实现完全的套期保值。因此,有必要对基差进行分析。基差指同一商品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现货价格与期货合约价格间的差价:基差=现货价格-期货价格,用来表示期现货价格相对变化,衡量市场所在的状态。在“期货点价+基差”模式中,基差指期货合作社与涉棉企业实际交割的棉花现货价格与期货合作社进行套期保值的期货合约的价格之差。根据基差数值的正负,市场可分为正向市场和反向市场。在正向市场中,基差为负,表现为现货价格低于期货价格,因为期货价格中包含仓储费、保险费和利息费用等持仓费。但当市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急剧上涨,或者预期商品供应量大幅增加,将导致现货价格上升同时期货价格下降,从而形成反向市场。目前我国棉花期现货市场就属于反向市场,由于目标价格政策的实施,棉花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双方形成,政策托底的高价将与国际棉价接轨,从而市场预期棉价下行,导致现货价格高于期货价格。

(二)“农户+合作社+涉棉企业,期货点价+基差”经营模式操作流程分析

该模式主要包含涉棉企业、期货合作社和农户三大主体,其中农户在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代表农户成立的期货合作社,积极参与期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价格信息作为经营决策参考,并与农户签订棉花合约,通过期货市场卖出相应月份的套期保值管理价格波动风险。另外,期货合作社代表农户与有意愿的涉棉企业签订基差交易,即约定在相关月份的期货价格的基础上加上双方协定的基差进行现货交易。在此模式中,合作社作为连接企业和农户的桥梁,促成双方基差交易,并且可以向农户提供期货市场价格信息,指导其经营决策,完全实现套期保值;同时,在目标价格政策出台后,棉花价格呈下降趋势的大背景下,涉棉企业既能够在种植期锁定货源,保证生产经营的稳定进行,又能够享受价格下降的好处。其中三方具体操作如下:

(1)棉花种植期(2月份—9月份)。棉花播种前,合作社向所有社员发放问卷调查表,调查棉农的意向种植面积和估计相关产量,向农户讲解“期货点价+基差”的优势,同时了解农户与期货合作社签订合同的意愿和意向规模。期货合作社根据期货价格的走势,向棉农提供价格信息,指导其改善种植结构和规模;种植过程中,期货合作社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建立高产优质棉花示范基地,建立短信平台,发送在不同生长时期棉花的特性、田间管理技术要点、病虫害防御等信息,以及期现货市场价格走势和期货的基础知识普及,促进棉农标准化规模化生产。通过合作社和农户签订合同,收取棉农2%的保证金。根据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计划,期货合作社在期货市场卖出相应月份套期保值,此时的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即基差记为B1;并且分批建仓,从而保证现货合同和期货建仓的同期性和有效性。期货合作社与涉棉企业进行协商,确定目标月份期货合约,以此期货合约的价格为基础,协定基差为B2(基差B2应大于基差B1),从而确定现货交货价格为期货价格加协定基差B2,并且约定企业向期货合作社缴纳3%的保证金。这种买方叫价基差交易给涉棉企业更大自,促进双方交易。

(2)棉花收获期(9月份—12月份)。棉花成熟后,期货合作社指导棉农按级分摘、分晒、分储、分售,在交货日期前按约定数量、等级交到合作社,按约定价格成交,期货合作社返还其缴纳的保证金。购买方企业对期货价格点价,由涉棉企业对合约到期前的一个月内任一交易日的期货价格进行点价,选择企业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期货价格,在当天的期货价格基础上加协定基差B2确定现货价格,与期货合作社进行现货交易。期货合作社在与涉棉企业进行现货交易的当天,对相同数量的期货合约进行平仓,若棉价下降,则期货市场的盈利可以完全弥补现货市场的亏损,并剩有盈余;若棉价上升,则现货市场的盈余也大于期货市场的亏损,从而实现完全的套期保值。

(3)合作社盈余返还(年底)。期货合作社根据“期货点价+基差”模式的盈利情况,对棉农实行利润分配,完全依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六成利润作为盈余返还,四成用作股金分红,具体份额按照与棉农签订的合同的数量进行分配。通过分配利润,提高棉农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提高履约率。

(三)“农户+合作社+涉棉企业,期货点价+基差”经营模式效果评价

1.降低波动风险和销售成本

基差交易能够降低价格波动风险,保障套期保值的效果。套期保值目的是为了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基差交易可以将期现货价格波动风险转化为基差波动风险。一般来说,由于期现货价格走势具有收敛性,因此,基差波动通常小于期现货价格波动。套期保值不仅能够完全实现,还会有盈余。通过期货合作社的基差交易能够降低涉棉企业和棉农双方的价格谈判成本,保障棉花销售、企业采购的连续性。

2.提供价格信息指导经营,保障棉农稳产增收

我国棉花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联动性已被国内学者证实,并且现货市场的信息来源于期货市场,所以作为现货市场的主体,棉农更应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信息。通过期货合作社,棉农可根据价格信息调整种植结构、面积和品种等生产经营决策,预测棉价走势,提高议价能力,保证在销售棉花的交易中与涉棉企业平等的地位。在棉花市场中,每年年初价格较高,新棉上市时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有所下降,棉农卖棉往往随行就市,无法以有利的价格出售;另外,在目标价格政策下,棉价持续下跌,等到棉花收获时售卖,比较不利。但通过参与期货合作社,实施“期货点价+基差”合作模式,能够提前锁定棉花的售价,稳定棉农收入,节约了棉农的销售成本,棉农只需按约定数量和等级交货,履行义务,年末便可享受利润分配。

3.有助于企业稳定生产经营,以较低的成本预定货源

“期货点价+基差”合作模式中,采取买方叫价交易方式,企业能够按照自身对市场的研究判断和自由选择特定日期的期货价格作为计价基础的权利,赋予涉棉企业更大灵活性,促成涉棉企业与期货合作社的基差交易。除此之外,企业直接与期货合作社交易,节约了涉棉企业与市场上大量农户交易成本。由于棉农在此模式中获益,因此履约率较订单模式有所提高,从而给企业的经营更大的保障。另外,企业通过缴纳10%的保证金,即可预定货源,有利于企业安排生产经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4.促进期货农业发展,利用期货市场提高效率和收益

在期货农业的时代背景下,此合作模式进一步提高了棉农利用期货市场的程度,不仅使期货市场的主体构成更加全面,还有利于棉农规范化标准化生产,提高棉花质量。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小生产与大市场特征明显,借助此种创新模式,有效发挥期货市场功能,解决企业与农户地位不平等问题,对市场经济有重要作用。

三、建立“期货点价+基差”经营模式的建议

“期货点价+基差”经营模式的建立与实施,需要合作社制度构建合理、完善的期货市场支撑、农户对期货市场认知与需求增强,需要从社会各方面做好广泛的配合,提供较好的支撑。

(一)增强农户对期货市场和套期保值功能的认知

对期货市场和套期保值的认知能够保证创新模式的迅速开展。目前,棉农对期货市场和其功能的认知远未达到要求,农户对期货市场闻所未闻的现状需要尽快改变。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期货市场功能等讲座,培育基础期货知识和相关概念;新闻媒体在提供棉花产业信息的同时,加大对期货市场的宣传力度,正确引导农户的认知,激发其参与期货市场的积极性;涉棉企业应重视相关金融专业人才的重用,展开自身期货市场业务,同时带动农户参与套期保值业务,参与到专业的期货合作社中。

(二)加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与保护力度

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政府仍然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为了维护农业合作组织健康持续公平地发展,政府应当为其创建良好的政策与法律环境,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创新发展。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完善合作社融资的相关法律支持,方便合作社开展“期货农业”相关的创新模式探索;加大财政税收优惠,针对期货合作社的盈利减免其税收负担,留给其更多的利润分配给入社农户;出台相关人才引进政策,给予最大程度的扶持优惠政策,以促进合作社快速发展。

(三)充实农村金融机构,保障三方资金运转流畅

在整个创新模式中,资金的充足性是模式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无论是棉农预缴的保证金、涉棉企业基差交易的保证金还是期货合作社参与期货市场参与套期保值的保证金,任何一个环节的中断、资金滞纳都将给模式运行带来阻力。因此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大力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促进各金融组织开展对农业务,向棉农和涉棉企业提供较为实惠的信贷服务;鼓励资本市场向农民合作社等提供资本投入,创建涉农扶持基金等,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四)努力发挥期货市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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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超对接”;直供;新型流通方式;

一、哈尔滨市“农超对接”发展现状

(一)哈尔滨市“农超对接”开展背景

所谓的“农超对接”指的是有统一的物流配送体系、规模化经营的零售终端体系,即超市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从生产者手中或农产品产地直接购入农产品,期间不经过任何供应分销环节,直接经超市等配送机构,分配给各门店进行销售的一种新型农产品供应体系。

黑龙江省农产品生产在质量和数量上在全国均占优势地位,绿色食品种植面积6430万亩,认证产品1250个,均居全国第一位。蔬菜种植面积达664.8万亩,这为哈尔滨市作实行“农超对接”提供了巨大的优势。

随着我国通货膨胀的不断扩大,各种农产品的价格也在飞速上涨,人们对食品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农超对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和农民的重视。

(二)哈尔滨市“农超对接”的发展现状

哈尔滨市将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优势,围绕乳品、肉牛、生猪、蛋禽、果蔬、水稻、玉米、大豆、林木、食用菌等10大产业,组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到2015年,预计全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8000个,入社农户达40余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35%。

2012年12月10日哈尔滨市政府正式颁布《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规定,哈市通过在城区内建立直销店,在社区设立配送中心,定期举办洽谈会,配备专用运输车等方式,多措并举提速“农超对接”。今年哈市将进一步抓好“农超对接”,建立“农超对接”资料库,鼓励沃尔玛、家乐福、大润发等大型连锁经营企业发展直营式连锁经营,建立健全直采配送体系,力争“农超对接”农产品经营比重超过30%;探索“合作社+农户+农批+超市”的模式,扩大“农超对接”的参与范围;大力推进农餐对接,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与我市餐饮企业进行对接,推进特色农产品定单生产、公司化运作。

同时,不断完善农民专业合作与市场对接机制。鼓励和扶持质量安全优、品牌效应好、农户成员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各大连锁超市直接对接。通过定期举办专卖场对接洽谈会、“一村一品”进超市活动、产品展示推介会等形式,为超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对接平台;在批发市场和条件成熟的大型超市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生鲜农产品直销专区(专柜);积极探索在哈市及经济发达城市建立特色农产品展销中心。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运销农产品的,除按规定享受国家和省绿色通道政策外,自2012年起,由市农业部门和商务部门安排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逐步为生产鲜活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配备100台“农超对接”专用运输车辆,并配发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制发的专用通行证,允许其在市区内禁止货运车辆通行的路段通行。

二、哈尔滨“农超对接”存在的主要矛盾

(一)采购批量化与农民小生产之间的矛盾

目前所实行的“农超对接”大都是与生产基地合作式联营,以此保证蔬菜的优良品质和稳定的供应。由于目前许多合作社还处于初级阶段,规模较小,供应能力与商超需求不对等。所以部分大型超市一般不和小合作社谈,导致一些小农户的品质稍差的蔬菜暂时无法进入超市的采购渠道,而同时,一些蔬菜产地的农户比较“散乱”无法联合同超市谈供应商合同,不能保证稳定供应,所以无法进入采购渠道。这样的门槛,让几十户或者成员更少的农村合作社望而却步。

(二)较长的支付周期

超市对供应商货款结算一般采用银行结算支付方式,且有一定的结算周期,而这往往难以被习惯现金交易的农民合作社接受:“农超对接”过程中,超市采购有着一定的付款期,付款滞后令农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销售理念受到冲击,所以不少中小农户还是喜欢将菜卖给蔬菜贩子,从而达到“钱货两清”。超市较长的货款支付周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合作的积极性。

(三)超市的门槛较高

在“农超对接”中,超市在与农户签订购买协议时,会给出一定的保护价格。但正是有了保护价的“保护”,超市在收购时,对其质量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再加上农民的质量管理意识同超市的要求差距甚远。农民长期以来习惯与传统农产品经纪入、批发商打交道,以量取胜,“良品莠品”都能卖钱。当超市要求他们按照标准对产品分等级的时候,往往做得不彻底,唯恐剔除次品会影响到自己收入,导致产品验货时达不到超市的要求和标准,造成农超双方不必要的损失。

三、哈尔滨市“农超对接”可行性分析

“农超对接”的本质是将现代流通方式引向广阔农村,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实现商家、农民、消费者共赢。

(一)消费者态度的转变

对于“农超对接”带来的好处,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超市买菜了。消费者直接感受到的是价格的下降,而他们看不到的,还有生鲜产品质量的提高。通过“农超对接”采购的生鲜产品,都经过严格的农药残留检测、冷链物流等,既保证了新鲜,又降低了安全隐患。

(二)政府支持力度的提高

政府加大对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对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宏观管理,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各部门和各级政府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支持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意见》([2011]59号)要求,交流各地经验和做法,推进新阶段“农超对接”工作,12月13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说明政府在对资金支持、减免农产品增值税方面,对提高农产品流通有着实质性动作。

(三)沟通渠道的逐步完善

“农超对接”突破了过去农产品供应链上诸多中间流通环节的阻碍,直接使超市与农民“握手合作”,实现了农民、超市和消费者的共赢。“农超对接”后,农民合作社可以根据超市反馈的信息,组织农户开展标准化生产,在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同时,还通过建立农产品追溯制度,实现了农产品质量的全过程监控。在“农超对接”中,超市应建立完善的物流体系。超市只有建设覆盖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全过程的物流配送系统和冷链系统,整合生鲜供应链体系,才能提高鲜活农产品进入超市卖场的速度,降低鲜活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和减少店铺的缺货率,提高鲜活农产品的新鲜度和质量安全水平,为顾客及时提供充足、多样、低价、有品质保障的鲜活农产品,让消费者的“菜篮子”更加安全。

四、结论

“农超对接”作为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一种新模式,如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在起步阶段必然会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不可能期望农民一夜之间就掌握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他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也不可能马上就能满足现代超市的要求。事实上,经超市所传递出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现代农业”的要求,通过“农超对接”项目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农产品的安全性,增加农民收入,而且也会加快我国农业和农民走向现代化的速度,这将是“农超对接”的重要意义所在。

首先,与传统蔬菜流通模式相比,“农超对接”蔬菜产品的价格波动幅度相对较小。一方面为对接的蔬菜提供了稳定的供给,另一方面也使对接蔬菜的零售价格波动幅度不高于农贸市场。

其次,“农超对接”可以较好的兼顾城市消费者和蔬菜种植户的利益。当前,超市利用“农超对接”的主要目的是依靠低价优质的蔬菜来吸引众多消费者。在降低流通成本与减少流通环节的条件下,超市将缩减的成本让利给消费者和农户:采购价格普遍高于农村经纪人,保障了菜农和蔬菜种植基地的收益;制定相对较低的零售价,也有利于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和增进居民消费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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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连片特困区 金融扶贫 融资机制

一、引言

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2020)》确定了大别山区等11个全国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攻坚主战场。大别山连片特困区涉及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11个地市36个县,土地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2009年总人口3589余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071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3258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8896元的40%。大别山连片特困区的形成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作为著名的红色根据地,大别山区也一直在积极探索革命老区金融扶贫的机制创新。而信阳市地处大别山区鄂豫皖三省的交界地带,扶贫融资环境更有代表性,在国家加快打造长江经济带的背景下,如何利用靠近长江的区位优势加快自身发展,创新扶贫开发领域的融资机制,走出一条有特色的金融扶贫道路是摆在大别山连片特困区各市县面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信阳连片扶贫开发状况

(一)贫困现状

信阳市位于河南省南部,其中市境南部地区处于大别山核心地带。近年来,虽然信阳市经济发展较快,GDP总量进入了全省千亿俱乐部,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经济发展仍然滞后。2013年全市人均生产总值仅为24714.12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5%和全省平均水平的72%;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000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8%。信阳市大别山区域内有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包括:光山县、新县、固始县、淮滨县、商城县、潢川县。信阳市的贫困状况具有明显的连片性特点,在大别山地区有典型的代表性。

(二)信阳连片扶贫的实施

信阳市围绕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规划,努力构建适合本地区金融扶贫的新路子,2014年信阳市争取国家及省一级的扶贫资金达到4.2亿元,通过实施综合性连片扶贫开发项目,按照“整村推进、循序渐进、连片扶贫”的原则,优先选择贫困程度深的区域,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重点、农民为主体为贫困群体的脱贫增加新路子。另一方面,在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的地区实施产业专项扶贫策略,探索实施特色产业带动当地就业,推进劳务扶贫,杜绝反贫困的发生。通过实施整村推进项目和培训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两项政策,2013年信阳全市共有10万人脱贫致富。

三、信阳连片特困区金融扶贫模式

(一)理论基础

金融扶贫这种模式有效地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改变传统单一的“撒胡椒面”式扶贫模式,将生活式扶贫转变为生产式扶贫,将救济式扶贫转变为资本式扶贫,将对外争取单一式扶贫转变为对外争取和自力更生共建式扶贫。

目前,针对连片特困区减少贫困的路径,学术界有两种理论:一是涓滴理论,二是亲贫困增长理论。滴捐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和就业带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而大企业在则充当扶贫的桥头堡作用。这种理论的本质是让大企业和农民能够在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广大农民的增收。而亲贫困增长理论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扶贫思想,支持亲贫困增长理论的学者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有利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政策,使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获得更多的好处,以此来达到消除连片特困的目的。

(二)信阳连片特困区金融扶贫模式

信阳市各个地区依托自身特点,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各局特色的金融扶贫模式,效果比较显著的有新县“技能培训+出国劳务+回乡创业”模式、固始县“政府+公司+合作社+银行+农户”的模式和光山县“一村一品”模式等。

1.“技能培训+出国劳务+回乡创业”模式。新县是全国著名、河南惟一的将军县,也是信阳市发展较为落后的县域之一,2013年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10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8%。新县人民在长期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了一条具有新县特色的“技能培训+出国劳务+回乡创业”模式,这种模式也是亲贫困增长理论在现实中应用的一大特色。

“技能培训+出国劳务+回乡创业”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是:首先,在新县成立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运用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独特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学员进行3至6个月的技能强化培训,从语言、技能、体力、行为规范、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教育,让学员初步掌握一项本领。其次,由新县劳务局和国外用人单位共同选拔合格研修生到国外进行就业,研修生外输劳动的行业遍布在建筑、服装、焊点、电线工等十多种。出国劳务开拓了贫困群体的就业渠道,解决了本地劳动力过剩这一大难题。同时技能培训也让贫困群体的日后就业更有保障。最后,出国劳务期满后,务工人员拿着国外赚到的外汇在国内投资创业,创办商店、酒店、工厂和农场等实体,迅速实现创业当老板的梦想,真正实现了可持续扶贫的思想。

截至目前,新县常年在国外就业的人数保持在6000人左右的规模,年创外汇6000多万美元,在为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纯收入。“技能培训+出国务工+回乡创业”这种模式为广大农村贫困青年筑起了一条换思想、学技术、快就业、能创业的致富高速路,大大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新农村。

2.“政府+公司+合作社+银行+农户”的模式。固始县是河南人口第一大县,属于信阳市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近年来,固始县逐渐做大“政府+公司+合作社+银行+农户”这种产业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也体现了滴捐理论的思想,政府通过减免公司的税收,来让更多的公司参与到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中,民间有资金实力的农户成立合作社(包括养殖合作社、种植合作社、特色农业合作社等等),资金不足的部分可以依靠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来解决,而普通的农户可以在公司和合作社的共同指导下获得技术支持,公司则还能解决农户产品的销路问题。

2012年三高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在石堰村投资建设固始鸡生态养殖园,固始县政府扶贫办积极在石堰村组织开展村级互助资金试点,吸收农户入股资金100余万元,同时政府以财政扶贫资金贴息方式支持银行向石堰村投放小额信贷资金200万元,这种模式经济效益显著,仅仅实行了一年,就促进当地农民人均收入增加800余元,同时壮大了固始鸡和豫南黑猪这两大产业群,也提高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在省外的品牌效应。

3.“一村一品”模式。地处大别山北麓的光山县,依托当地的优良的自然环境,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发展种植茶叶、油茶、板栗等产业,探索出一条农业“一村一品”模式。“一村一品”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在一个村子重点发展一种特色农业,这种差异化发展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大量雷同生产带来的产品积压问题,而且还可以在优化当地的农业结构,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造成的损失,保护了广大的农户利益。

光山县南向店乡地处大别山主脉向低山丘陵的过渡地带,海拔大多介于150米至800米之间,年降水量达到1200毫米,特别适宜油茶的生长。2012年光山县政府在县境南部的南向店乡何畈村和晏洼村新建5000亩油茶基地,种植油茶不仅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增加了农民创收的渠道,仅此一项就促进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750余元。与南向店相隔约10公里的泼河镇,则地处低山丘陵向平原过渡,不适宜大片种植油茶,但是泼河镇政府独辟蹊径,在荒废的丘陵岗地上新建6000余亩茶叶基地。依托信阳毛尖的品牌效应,泼河镇逐渐做大做强茶叶品牌,为当地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做出了极大贡献。

四、结语

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扶贫工作涉及了大量贫困群体,是扶贫工作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而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融资难、融资规模小,扶贫效益低下等。本文从大别山连片特困区的有代表性的信阳市入手,运用涓滴理论和亲贫困增长理论,探析连片特困区金融扶贫的创新模式,新县的“技能培训+出国劳务+回乡创业”模式、固始县的“政府+公司+合作社+银行+农户”的模式、光山县的“一村一品”模式在信阳的推广取得了明显的效益,而大别山连片特困区的安徽和湖北的其他县市跟信阳的环境条件 极其相似,信阳模式可以成为其他地区的借鉴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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