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试点改革方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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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军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等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试点申报工作。发展改革委会同上述部门和有关专家对申报地区的试点工作方案进行了综合评审，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 62 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一、试点的意义和目标

新型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在中国这样拥有十几亿人口、资源相对稀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也少有经验可鉴，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城镇化涉及面广、牵动全局，人口管理、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重大改革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调整，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尚未形成共识，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深化探索。另一方面，城镇化在地域形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阶段不一，面临着不同的发展条件、发展任务，需要因地制宜探索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制度的整体力量，又要善用“摸着石头过河”，激发基层的实践热情。《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后，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中央政府层面正在统筹总体规划、战略布局和制度安排，着力调整优化全国城镇化发展格局。同时，在全国一盘棋的总体部署下，还需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探索创新和试点先行，围绕城镇化发展共性与差异问题，选择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城镇，开展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改革试点，走出各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道路，带动全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为鼓励指导各地根据中央命题，围绕还未形成共识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探索实践，2014年12月，发展改革委、中央编办、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启动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主要目的是发挥改革试点的先遣队作用，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体制新机制，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确保新型城镇化积极稳妥扎实推进。

二、试点的范围和任务

在确定第一批试点地区范围时，主要考虑是以地级市和县级市为主，兼顾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城市（镇）。经评审，最终从160余个申报城市（镇）中，择优选取江苏、安徽2个省和62个城市（镇）作为试点地区。从试点地区城市层级和类型看，计划单列市3个，省会城市7个，地级市（区、县）25个，县级市（区、县）25个，建制镇2个（不含县级以上试点城市的建制镇）。从试点地区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21个占34%；中部地区14个，占23%；西部地区18个，占29%，东北地区9个，占14%。同时，将启动第二批试点，试点地区将适当向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倾斜，优先考虑改革意愿强、发展潜力大、改革措施实的中小城市、县、建制镇及符合条件的开发区和国家级新区。

试点的核心任务是深化改革。对城镇化领域中一些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如市民化成本分担、城镇化投融资、宅基地管理、设市模式等，优先开展针对性的试点探索，积小胜为大胜，为破除现行体制机制的束缚阻碍，凝聚共识、摸清规律、铺平道路。

主要完成以下任务：一是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二是通过加快投融资机制改革，创新金融服务，放开市场准入，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三是在坚持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等，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四是通过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调整优化政府纵向和横向职能分工，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五是鼓励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体制机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多规融合”制度、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新型城市建设等方面，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三、试点的措施和政策

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了对试点的工作指导，着力优化资源配置，将一些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政策向试点地区倾斜。

今年以来，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组织14个推进新型城镇化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召开第二次部际联席会议，对推进试点的相关工作进行了研究。二是对当前及下一步推进试点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三是制定出台关于2015年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在加快探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加快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加快探索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设市模式、加快探索市县“多规合一”制度等4个方面提出支持试点的具体政策。四是联合开发银行、农发行、农业银行分别制定金融支持试点的具体意见，指导部分试点地区编制融资规划，在省级政府举债使用方向上向试点地区倾斜，允许试点县级市（区、县）所属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五是在其他各类相关试点优先考虑城镇化试点地区，在部分试点地区组织开展了农村土地三项制度改革试点、建制镇示范试点、县城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低碳城（镇）低碳产业园区低碳社区试点。六是向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下放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定价权，实施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价格政策，探索更加灵活的价格管理方式吸引社会投资。七是加强对试点督促指导，支持在浙江省嘉兴市、福建省晋江市开展试点地区经验交流，组织对试点地区进行一轮实地调研督导。

四、试点的进展和成效

各试点地区按照国家批复的试点工作方案，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的具体工作，总体上试点正在有序推进。

一是建机制、定方案，齐抓共管促落实。东莞市为加强试点统筹协调，建立了组织领导、部门联席会议、简报专报和工作督导等四大机制；曲靖市根据试点任务设立了专项工作组，分头推进试点工作。广州市制定的试点三年实施方案提出24项具体举措、12项扶持政策；宁波市按照试点的六大领域任务安排了27项2015年度重点推进工作，并制定了工作任务分解表；龙港镇编制了“1 +7”；试点改革方案，制定了三年工作计划和2015年实施计划；株洲市将综合试点任务细化成28项指标，建立了可供考核的指标体系。

二是推户改、强服务，有序推进市民化。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保障，也是试点的首要任务。如，武汉市建立了市民化成本动态监测制度；沪州市设立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金。每年安排资金20亿元以上；兰考县确定了成本动态调整方案，前三年以政府负担为主，后三年逐步增加企业和个人分担比重。在搞好成本分担的基础上，一些试点地区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水平，部分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地区也有积极进展。如，广州市将积分入户指标从11项减少到5项；深圳市光明新区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的公共服务已有40项；晋江市居住证持有人享有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30项市民化待遇，办理人口达到110万人。

三是降门槛、拓渠道，多元化筹措资金。为应对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负债水平高企等问题，部分试点地区利用财政投入杠杆效应，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如，广州市与中国人寿、新华人寿合作设立了规模各200亿元的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一些试点地区还大力推进PPP模式，如，广州市提出的首批40个合作试点项目总投资达到2200亿元；安顺市成立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建设融资工作协调小组、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专项小组和PPP中心。

四是抓协调、促融合，积极推进“多规合一”。广州市建立了“三规合一”信息联动平台，编制了《“三规合一”技术规定》，核对处理了城规、土规近30万个差异图斑。盘活了128平方公里存量土地资源；莆田市编制了多规融合的城乡一体化总体规划，以“土规”定指标、“经规”定目标、“城规”定坐标、生态建设规划定底线，实现了“一个城市一个空间，一个空间一个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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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前小规模的金融改革几无成功案例,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基于对市场透彻理解的顶层设计,缺乏对金融风险透彻理解的控制手段。

总结以往的金融改革,其中不乏教训:金融部门担忧资金不可控,不敢放权;地方政府上马“金改”项目一窝蜂;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寻租、抢夺管理权现象屡见不鲜;缺乏金融专业人士的配合,对各地市场金融风险的控制仅止于取缔。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之后的首个钱庄——方兴钱庄于1984年9月在温州苍南县钱庄镇设立。虽有改革者大力支持,虽然地方政府再三争取,但1986年初,国务院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方兴钱庄自行停业,营业执照被收回。

面对重办的申请,1986年11月7日,央行一封明传电报发到央行温州市支行,电文如下:“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十一月六日来电悉。经与国家体改委研究,答复如下: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至此,民间金融渠道被堵住,此后中国的金融故事主要集中在挽救银行、做大银行和发展股市上。有关方面着力引导资金流向政府可控的领域,对于小型商业银行、民资为主的银行的实验,也因为风险因素以失败告终。同期,以国债期货为主的金融创新,由于与财政部有关联的公司进入市场,而保值贴补率由财政部制订,在上演了一出多空对决的惊天大戏后落幕——当金融定价权被寻租者利用,金融创新注定不会成功。此后的金融创新,如各地一窝蜂创办的金属交易所、文交所等等,鱼龙混杂,激起一片质疑声,目前的清理尚未结束。

广州、温州金融改革的技术性突破

本轮的金融改革意在将民间金融纳入管理轨道,盘活现有的民间资金为实体金融服务。本轮改革未触动利率改革等敏感部分,因为温州、深圳等地一旦实行市场利率,全国的资金将集中到这些城市寻求高收益,也就相当于中国实现了利率市场化,这是现阶段不可能实现的改革梦。与此同时,央行通过不对称的加息、降息等手段,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定程度的利率市场化。

广州、深圳、温州金融改革共同的特点是以某些技术改革为主要手段,刺激民间金融规范化运作。

作为金融改革的暖场戏,2012年3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省温州市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融改革方案出炉。温州金改涉及的领域极多,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该中心向民间借贷双方敞开大门,隐含为借贷双方撮合交易的形式,但借贷中心不作为中介,不承担风险。该中心开张以来,成交量并不大,温州当地的企业家告知,看不出到借贷中心借贷,跟民间借贷相比有什么优势。

为了提升交易活跃度,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扩大了抵押范围,如进行“顺位抵押”,即“二次抵押”,将已做抵押的房产再次抵押,并从放款人处获得贷款,这是获取房地产残值的办法。2012年6月12日,温州首单房产顺位抵押民间借贷完成。此后交易活跃度略有提高,但远称不上活跃。

广州的金融创新与此较为类似,但步子更快。早在2009年4月16日,广州就已公布《广州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施办法(试行)》,提出工业用地和商业、旅游、娱乐等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可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出租。2012年6月27日,广东对外公布《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 8月14日全省农村金融工作现场会上,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周高雄表示,“广东将在有条件的县试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工作。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做方案,将尽快让农村集体资产运转起来,实现‘由虚变实’的突破”。这也就是说,农民可以通过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品获得贷款,此举对于土地制度是重大的突破,而农民可以通过土地收益获得抵押贷款得到原始资金。这也是中国土地使用与金融信用体制上的突破,此后农村土地将可以进入信用市场,进行量化评估。

无论温州还是广州,目前都着眼于通过抵押品控制金融风险,扩大抵押范围。这说明,当地的信用贷款体系尚未建成,本质上与银行的抵押贷款一致,只是出资方与抵押方不同,而利率可以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最高提升到政府规定贷款利率的4倍。

如何建立民间借贷的基本信用,如何约束中介机构的行为,如何以市场化的评级机构建立起信用体制,仍然是一片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地只是技术性突破,而非金融领域的实质性突破。

深圳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有实质性突破

与温州、广州相比,2012年4月12日出台的深圳金融创新文件,似乎更具国际视野。

深圳一直是中国的金融重镇,背靠香港,拥有全国一流的股权投资基金,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之一。因此,深圳争取的是未来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对于民间资金融通着墨不多。

深圳的特色是国际化、多元化。国际化体现在把国际市场上的人民币吸引回深圳,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回流到深圳前海,同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基础设施,支持跨国企业在前海设立全球结算中心。从这两个举措看,深圳的竞争对手是上海,着眼于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的中国金融中心地位,其志不在小。

深圳有理由得意。2012年6月27日,《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其中就包括“允许前海探索拓宽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配合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构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支持设立在前海的银行机构发放境外项目的人民币贷款”、“支持在前海注册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务院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等,上述举措将使前海在人民币国际化业务上先行一步。

而建立前海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继续保持深圳在股权投资领域的优势则是另一大看点。未来中国的金融,将是银行、债权、股权三者并行的市场,在股权投资方面的优势,决定了中国哪个城市能够成为大额、活跃资金的集聚地。目前京、沪、深各方相争,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从具体条款看,深圳所获得的支持力度最大,既具备操作性,也有实质性突破。

中国的金融改革方兴未艾,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尊重市场、最大限度地释放权限、建立严格的信用体系,是本轮金改的基础。不要忘记,温州十年前就是金融创新试验区,但十年间并未有太大突破,无论是利率、信用、流通,均处于地下作坊阶段。

此次中国金融改革是倒逼的结果,如果金改成功,则满盘皆活,实现企业、产业的优胜劣汰,把以往大量存在的房地产投机逐出市场。与十年前不同,这一次,中国改革等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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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展望；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5-0039-06

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我国2014年全年GDP增长率在7.4%，略低于7.5%的经济增长目标，延续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趋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效应略显疲态，经济增长正处于一个换挡换动力的调整时期。一是经济增速连续跌破下限。进入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第2季度GDP增速跌至7.4%，跌破7.5%的年初政府工作目标，第3、4季度则继续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区间，全年经济增速创24年新低。二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显疲态。近些年我国出口保持低位增长的态势下，2014年2月出口出现了-18%下滑，之后继续维持低位震荡，全年进出口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0%已经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购置款的房地产投资2014年11月份以来已经进入负增长，消费虽然取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是消费需求也保持着一个逐年下滑的态势，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回落到10.9%。三是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其中2014年9月CPI跌破2%，目前已连续4个月运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别为1.4%、1.5%，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四是经济发展预期有所恶化。2014年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50.1%，已经靠近经济强弱的分界点50%。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指数从3月份就一路下滑，从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①宏观经济在2014年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同时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是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二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初现。三是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未来几年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年份，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年份，未来几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但是转型切换的过程充满风险，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值、全球贸易政策变动等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增强，总体看，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

一、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

一是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镇化红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78～2007年均增长率高达9.8%，2008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瞬间急速下滑，从2007年14.2%的高峰滑落至2013年的7.7%和2014年的7.4%，2008～2014年比1978～2007年年均经济增速低1个百分点。顺应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做出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的判断。增长速度换档切换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反应，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换档的风险，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容易陷入停滞，近期我国增长速度连续跌破7.5%的下限，出现继续探底的趋势，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突破7.5%～8%的区间波动，这一风险值得警惕。

二是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从旧的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过渡，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但转换过程如果发生动力断档，那将会给经济造成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当前依靠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弱化，新的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还没有培育起来；依赖投资、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新的以消费为主的推动力还在上升；旧的支柱产业在衰退，新的战略性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其主导性、牵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旧的经济增长点在多年发挥作用后在削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动力一旦青黄不接，经济可能出现失速风险。

三是发展体制转轨的风险。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在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投资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系统，配之以开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共同推动了我国经济迅速赶超。我国也很早就意识到这套体制的缺陷，开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过度依赖高投资和进出口的问题更加突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在经济“新常态”要求下，发展驱动力要从投资、出口转移到创新上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体制转型势在必行。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程度差异较大，从而加剧了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程度，这种体制转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波动很可能使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从而影响发展速度，而未来几年恰恰是这样一个关键时点。

二、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

一是宏观调控效用递减。2014年我国面对经济持续下滑，通过微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避免了大水漫灌。但是连续刺激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边际刺激效应递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统计，近几年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2003年到2007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73个百分点；2008到2014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47个百分点。基于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通过计算社会融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2002年1元社会融资贡献的资本形成为2.27元，2008年下降到1.98元，2014年进一步下降为1.68元。这意味着通过增加社会融资来扩大投资的边际成本在增加，随着增量资产产出率的上升，等量投资的GDP贡献率在下降。这些都增加了我国经济刺激的难度。

二是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如果不通，实体经济也很难有好的表现。近年来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结构异化、脱实入虚、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等现象，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金融总量增速下滑。货币增速连续下滑，2014年M2同比增长12.2%，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年初13%的目标。M1的增长速度更低，2014年仅增长3.2%。M2和M1增速之差已经扩大到9个百分点，意味着货币流动性下降，表明人们消费信心降低，投资信心趋弱。贷款同比增速是200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4.8%。货币发挥作用具有时滞，2014年连续出现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低增长将会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第二，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从M2与GDP之比来测算，2002～2008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0.61～0.67的水平，09年以来则连续下降，2014年已经下降到0.52，这意味着未来创造同样的GDP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实现。第三，融资成本高居不下。根据统计，2014年我国贷款基准利率为6%，在11月22日贷款基准利率才下调至5.6%，远远高于美国的3.25%、欧元区的2.43%、日本的1.246%和英国的0.5%，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根据调研，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在15%左右，甚至20%。第四，货币金融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金融与工业经济的背离，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大企业融资便利，国有企业融资便利与非国有企业融资难。我们一直在鼓励金融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配置，但是目前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却更多向大型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配置。2014年上半年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城投平台发行债券合计占比高达87.63%，而民营企业仅占5.47%。金融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的融资约束。

三是房地产行业新常态化后的低增长。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由于受刚性收入约束和库存销售双重压力，导致房地产投资很难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受市场力量的自身调节，未来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行业竞争倒逼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市场力量主导的自我调整。截至2014年11月，商品住宅施工面积50.49亿平米，商品住宅待售面积5.72亿平米，两者合计56.21亿平米，而过去5年年均商品房销售面积9.8亿平米，即使未来没有新开工建设，消化这56亿平米的供应就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随着保障房建设加快，住房登记制度实施、房产税等将挤出部分存量房，这都增加了潜在供应。从需求面看，我国人口拐点正在出现，20～49岁的购房人口总量2015年将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城镇化速度也有所减缓，2014年城镇化率已经放缓到1.04%，国内民众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将减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地产的投资意愿也有所下降。2001～2013年13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其中住宅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1～11月同比增长11.9%）、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1～11月同比下降14.5%）、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1～11月同步下降8.2%）、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1～11月同比增长0.6%）以及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94.3）等指标全面回落，预计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还将进一步回落，房地产投资将从超高速增长逐步降落到中低速增长区间，房地产行业高强度、大面积、高速度的市场规模扩张历史将结束，疯涨、泡沫、暴利的投资时代要逐步回到理性、常态、均衡的状态，适度、中低速、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新常态，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显现，楼市价格将进入下行通道，其低水平增长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四是全球价格下行通道中的通缩将给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从国际上看，现在主要经济体基本处于低通胀环境，有些经济体正在滑向通缩。美国2014年12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月率创下3年来最大跌幅，欧元区PPI已经从2013年7月持续17个月负增长，11月CPI下滑至0.3%。而在原油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欧元区通胀仍然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日本的物价虽然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走出通缩，但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通胀水平， 2014年11月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2.7%，但如果扣除4月份上调消费税的影响，其CPI仅有0.7%。全球低通胀环境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水平。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连带铜、铝、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于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门的通缩愈演愈烈，2014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9%，12月份同比下降3.3%，价格下跌将传导到下游消费品领域。以下几个因素会对价格走势形成负面影响，增加通缩风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输入性通缩风险，2014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暴跌将通过中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这种传导效应将在2015年上半年出现；二是PPI连续负增长传导到消费品价格领域导致CPI继续走低；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价格稳定导致人民币贸易指数持续上升，货币升值带来输入性价格下跌风险。在我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通缩将使债务人处于一个更加艰难的环境，要防止生产和价格、通缩和债务的恶性循环。

五是就业出现阶段性萎缩。充分就业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也把就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下限联系起来，提出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持续下滑，但是就业展现出很好的态势，从2009～2014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 000万人以上，但有数据表明就业市场上的岗位需求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2012年以来，各年度第3季度的招聘人数在持续下降，2012年为461万，2013年448万，2014年为420万。2014年度相对招聘指数（报告期需求人数/往年同期需求人数的平均值×100）为101，处于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特别是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说明当前人力资源市场用工需求增长趋势在减弱。由于制造业升级和工业4.0等的冲击，未来制造业可能会转移出大量的就业人口，这部分人口可能会对我国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将从原来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吸纳第一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转变为第三产业单独吸纳第一、第二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压力之大值得关注。

六是企业“三座大山”的压力持续发酵。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企业如果活力不显，经济也难有起色。当前国内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的三重压力。首先，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当前经济面对的突出矛盾。发改委披露2013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随着经济增速逐阶下滑，产能利用率预计也会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针对当前需求，2014年我们有20%以上的产能过剩。其次，成本过高则在近几年一直威胁企业的利润。2014年1～10月，规模以上企业成本从年初85.18元每百元增加到86.02元每百元，这将意味着大多数企业认为未来6个月的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会上升。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价格竞争，收入减少；成本过高导致企业支出增加；一增一减之间企业利润减少，盈利能力下降，投资收益率也随之下降。第三，债务过重也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债务过重一方面表现在企业负债水平高，企业债务规模迅速扩大，杠杆率就会快速上升，据统计2012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 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一数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增速下滑，导致2012～2014年企业的杠杆率再度上升②。债务过重另一方面表现为债务成本高，从调研中发现，由于过高的融资成本，国内有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债务黑洞和债务链条，形成了新时期的三角债。

三、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

面临宏观经济的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笔者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稳增长的压力将更大。同时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提出要“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面临考验。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笔者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实现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其政策要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短期内通过稳增长为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打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长期内围绕促进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一）服务改革这一主题稳定经济增长

当前不仅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更要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稳增长要致力于为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经济增长跌破底线的风险越来越大，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防止经济跌破底线和陷入通缩。

一是实施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近些年我国一直秉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政策操作实践来看，每年在稳健的总基调下有所差异。我们建议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用更加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除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例如降息降准外，加快采用创新型工具，如抵押补充贷款（PSL）、常设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调节货币的流动性。当前市场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存在以下几个担心，一是担心激起通货膨胀；二是担心货币继续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基建等领域，撑大房地产泡沫，增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此央行采取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可以缓解这两大担忧，一是通过短期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有助于改变市场预期和银行风险偏好。二是2014年12月我国外汇占款减少1 184亿元，创7年最大降幅，保持货币市场适度宽松，有利于降低短期资金成本高企和资金利率的波动性。总理在达沃斯表示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不会大水漫灌，建议央行适当增加反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常规的货币政策仍然有空间的情况下，注重预调、微调，更好的实行定向调控。

二是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激发企业活力。营业税改增值税自2013年在全国推广以来，2014年铁路运输、邮政电信业纳入， 2015年，营改增将改革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在企业困难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适时启动结构性减税，增加受益主体，以降低企业税负，增加企业利润，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时期。其次，扩大公共支出，初步构建福利社会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通过减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盈余，每增加1%的财政支出，并平均用于教育、健康和养老，将使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1.2%。我国政府应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将以公共支出的适度增加促进引导合理消费的制度建设。一是加大对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方向的政府性投入；二是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织好社会政策的托底网。第三，创新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进公私合营（PPP）平台。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9年，欧盟近1 400个项目是通过PPP实现的，价值2 600亿欧元。我国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套上预算监管的“紧箍咒”，未来地方财政资金能够用于基础设施的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增加，依据PPP模式，以政府出资和公共资源为依托，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更多的公私合作平台项目，使民间资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市场原则下互利合作，不仅可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以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凝聚力。第四，适度利用地方债，有序化解债务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大多数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脱离中央和同级人大监督，局部存风险隐患。新预算法第35条和第94条，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式、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做了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等问题。如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是财税改革的重点，要进一步健全债务扎口管理机制，严控新增债务。将继续扩大自发自还试点省份范围，启动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定价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化约束，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市场信心。

（二）围绕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应尽快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各项改革，推进更好发挥各类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改革，使各项要素、各个主体能够释放新的活力来推动我国在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仍能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一是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降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按照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抓住现在低通胀的时机，尽快推进水、电、气、油等价格改革，把凡是能由市场定价的都交给市场；强化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消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各项地方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

二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当前对地方财政的改革将使地方政府渐次退出经济建设领域，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主力军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培育一个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结构合理的企业体系。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制定中央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分类施策，提高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降低各种准入门槛，减少对企业的不当干预。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好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改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良好条件；推进金融机构改革，适当增加金融机构主体，促进金融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以竞争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鼓励企业更多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要在金融领域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服务薄弱领域的金融覆盖，发展普惠金融。要为中国资本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创造条件，为此要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对外投资便利性，建立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

四是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又是工商业发展落地的载体，还是部分人群的资产，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要按照土地不同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分类设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建立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使用权，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降低经济发展中的土地成本。探索试点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增加农民财产。

五是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主体是人才，要完善职务发明、技术入股等相关规定，让创新人才在创新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创新的主力军是企业，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创新得到最大化利益；完善财税、金融、贸易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其次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创新真正面对市场，面对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能放则放，能推向市场的就推向市场。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来形成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公开透明的技术交易市场，让技术走向市场，同时也让市场来引导技术创新。

（三）抓住企业这一关键激发其发展动力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当前国内大量企业因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而喘不过气来，很多企业既没有生产动力，更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帮助企业消减三座大山的压力，激发企业活力乃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甚至为未来保存增长活力的当务之急。

一是打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消化企业产能。过剩产能的消化一方面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市场需求的扩大来消化。从市场需求看，一方面可以加大力度开发国际市场需求，就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链而言，目前仅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缺口就达到8万亿美元，通过建立可行的融资方案，这些潜在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为我国相关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深挖国内市场潜能，减少区域市场壁垒，通过打造无障碍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来消化企业过剩产能。

二是依法推进企业破产清算，消融企业债务链条。根据我们在地方的调研，很多债务链的形成并扩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破产的企业没有破产，导致其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拖垮了债务企业，也拖垮了债权企业，不如迅速破产清算掉，这样债务企业的企业家也能轻装上阵，重新出发，而债权企业也能够拿回部分债权资金，结算自己的债务。

三是以“少取”、“减负”激发企业活力。在此关头，笔者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从现实来看，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基本思路是 “多予少取”。多予，意指给资金、给项目、给行业准入、给补贴；少取则是实施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负担。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中央提出“新常态”的判断后，我国将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我国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将进一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换之以弹性目标和发展区间进行管理，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调控手段予以应对。面对经济增速下滑，中央将坚持不进行大规模刺激，而是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予以应对。这种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率，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从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运行》。

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杠杆率研究课题组.《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金融监管研究》，201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

[2] 中国人民银行杠杆率研究课题组.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4（5）.

[3]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我国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新阶段[J].宏观经济管理，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