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国有企业主导；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信贷配给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特征。作为转型与增长双重考虑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一个更均匀融入世界的过程。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87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与发达国家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在全部资本输出中占主导地位，投资行为主要由在国内拥有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进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实施以来，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一度达到81%，2012年仍占投资流量的近50%，凸显了投资主体的结构单一。

是什么导致了国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呢？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非国有企业投资么？似乎不能这样说。实际上，中国存在巨额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最近数年，相比美、法、日、韩及墨西哥等国，中国社会总储蓄与GDP之比、企业储蓄与GDP之比及政府储蓄与GDP之比都保持最高水平（Kuijs，2006）。1990-2012年，中国社会储蓄总额与GDP之比从36%上升到64%，其中企业储蓄与GDP之比从10.2%上升到26.3%，增幅达一倍以上，因而很难说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偏少呢？

我们试图从金融发展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伴随对2007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金融因素及更为现实的市场缺陷被更多地纳入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进行讨论。传统理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多从微观视角进行讨论，关注宏观因素的较少（周业安，1999；张少华，2005；仇娟东，2011），对金融发展与国际间资本流动关系的讨论更少，罕见关于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讨论，因而我们的研究恰逢其时。

一、文献回顾

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文献集中在企业跨国经营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的应对方面。资金不足与风险担保机制不健全是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两大“瓶颈”（虞瑾，2006）。首先是融资难。目前提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性融资支持的仅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但其服务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投放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仍较少（肖楠，2007），而国内企业信用评级机制的不完善则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难度。其次是保险机制缺失。中国海外投资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企业的跨境经营受到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的双重影响，2012年叙利亚内战给中方带来的巨大损失就是一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起步较晚，直到2001年才出现了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资险，但其业务范围仍倾向于贸易。

市场失灵情况下必须以“看得见的手”弥补这一失灵。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最早体现在Kojima与Denning的文献中。在Heckscher-Ohlin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上，Kojima（1977）提出政府应推动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后的Denning（1981）投资发展周期论则明确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场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近期文献亦强调了政府对跨国企业金融服务所呈现的显著制度化特征。建立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乃至财税政策等渠道成为主要对策（Sansing，1996；Hufbauer等，2001；全操，2004；张翼飞，2007；王艳，2007；郭丽，2008；廖一榕，2008）。其中，黄金印（2004）的最优控制模型证明，财政政策不但能够改变资本存量，而且能显著改变投资边际收益。李庚寅（2005）与王逸（2008）则明确提出，跨国投资战略转变与税制优化目标应放在对“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激励上，重视投资税抵免对投资规模、区位与产业的引导。

目前对策性研究都强调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优惠财税政策的重要性，认为政策性金融的出发点是国家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提供融资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是“走出去”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世贸规则所允许的政府扶持行为（杨爱梅，2008；Yan等，2010）。政策性金融具有资金“虹吸”效应，它先市场而行，将资金投放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产业，表明国家意图，进而引导其他资金参与（白钦先，1993；肖楠，2007）。

我们认为已有研究存在以下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政策性金融难以全员覆盖企业跨国投资融资需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政策性信贷“僧多粥少”，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跨境投资的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局面。二是政府主导的信贷配给可能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国有企业与监管部门间天然的联系可能惯性地带来政策性信贷对国企的有偏配置（张磊，2010）。三是金融自身的发展可能意义更大。金融发展是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需要、是分散风险的需要、是国企改革的需要，更是宏观调控的需要（李炜，2007）。

二、引入金融中介的企业跨境投资规范分析

即f（PR）=f（A、φ、δ、mps）。显然，对外直接投资决定于A、φ、δ、mps等系数，而这些系数则决定于金融发展水平。其作用途径主要有4个：首先是提高存量资本配置效率，其次是提高新增资本配置效率，再次是通过提高储蓄资本转化率加快资本累积速度，最后则是帮助经济甄别出可能实现创新的企业家（Patrick，1966；Gree，1960）。“此意义上的信贷供给要求经济体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和需要，此条件下的循环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三、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检验

（一）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分析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受前期投资经验与收益的影响，因而动态项存在较大内生性可能，同时其他解释变量也可能由于惯性出现内生性问题，计量结果可能出现严重上偏。因而我们采用系统GMM检验，将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OFDI）引入检验。

1 模型、数据与方法。

（1）模型设定。由前述理论分析构建检验模型如式（17）。

（2）变量选取与数据采集。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解释变量5个，分别为：①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OFDI）；②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取FIR=全社会存贷款总额/GDP；③货币深度（M2），取M2/GDP，以度量经济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交易比重；④金融市场效率指标储蓄投资转化率（SCR），取SCR=贷款/存款；⑤考虑到开放经济假设，将汇率（EXCH）引入模型，取历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值。控制变量4个，分别为：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FIXINV），取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②高校毕业生规模（STUCENT），计算公式为STUDENT=高校在校生人数/地区人口；③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④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量（FDI）。

各变量数据为2003-2012年除以外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采自各年度《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世界投资报告》、《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及《中国统计资料60年》。

数据处理。首先将数据转化为人民币计价单位；其次剔除价格因素，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平减，以GDP平减指数对GDP平减；最后为降低异方差可能，将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由于篇幅所限，各变量统计性描述结果未予报告。计量工具为Eviews7.2工具包。

2 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结果分析。经多次估计，优选获得模型（1）到模型（6），详见表1。其中，模型（1）包含全部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模型（2）到模型（6）则是在排除共线性因素后的结果。

广义矩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可以看到，SARGN检验P值较大，说明GMM检验中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AR（2）的P值表明差分后残差无二阶序列相关，因而工具变量有效。系数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解释变量系数为0的原假设，表明模型总体线性关系显著。同时，模型（1）到模型（6）的R2从0.630337增长到0.938032，有显著提升，因此方程估计结果值得信赖。

总体上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都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影响。LNSCR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弹性达到了3.3614，强调了储蓄投资转化率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这与Dunning（1981）的投资发展周期论相一致。

各显著解释变量中LNSCR的显著影响较大，弹性达到3.3614，LNFIR的影响则较小，弹性为0.048945。排除共线性因素后，LNFIR与LNSCR在方程3、4、5、6中与LNOFDI显著正相关，而LNM2在排除共线性因素后的方程3、4、5、6中却表现为显著负相关，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后面我们在Geweke检验中讨论其可能成因。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LNM2在排除共线性后的模型3、4、5、6中都与LNOFDI负相关，其原因可能为信贷规模的扩张不如合理的信贷投向机制更有效率，Boyreau等（2003）、Allen等（2006）及林毅夫（2008）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中亦提出过类似结论，即不具有效率优势的国企获得较大比例信贷配给的状况带来了经济增长趋缓。而LNEXCH与LNOFDI关系的不显著则可能源于中国长期实行固定汇率。控制变量中值得注意的是LNFDI，它在各方程中起到显著正向作用，支持了关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促进的认识。

（二）Geweke因果分解检验

Geweke因果分解检验（Geweke1982）可以深入检验x对y的因果关系、y对x的因果关系及x与y的即时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1 长期中LNOFDI与LNM2间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OFDI是IAVM2的原因而LNM2不是LNOFDI的原因。这表明资本流出对金融市场提出了新要求，促进了货币化程度提高，但货币化程度提升并不能促进资本流出，两者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其原因可能在于对M2/GDP的分析必须结合M1/GDP进行。M1/GDP稳定增长下的M2/GDP才反映金融机构的长期资金供给，否则资产泡沫、不良贷款等资本非有效性因素等都会影响对于M2/GDP的分析（Bando，1998）。中国M2的增加多表现为资产货币化，而流向实体经济的较少，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少。（2）长期中LNOFDI与LNM2两者间即时因果关系较弱。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走出去”初期的中国企业多为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姜亚鹏，2011），且在相当长时间里表现为技术援助与国际合作，所以本国M2影响并不很显著；另一方面，资本化进程的深入引起货币需求上升，进而引起M2/GDP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对外直接投资资本。

2 长期中LNFIR与LNOFDI间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FIR是LNOFDI的原因，LNOFDI不是LNFIR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对金融发展的反馈达63.7%，表明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强，而后者对前者影响较小；（2）两者间缺乏即时关系的原因可能在于：正规金融的效率改进未能及时反映到对外直接投资上。中国金融中介市场具有显著的结构单一特征，很多企业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非正规金融市场，这为非正规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条件（白当伟，2004），亦带来了LNFIR与LNOFDI间即时关系的不显著。

3 长期中LNSCR与LNOFDI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显著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SCR是LNOFDI的原因，说明LNSCR有效地促进了LNOFDI的发展，而后者则不是前者的原因则可能源于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2）两者不存在显著即时因果关系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激增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依赖民间借贷，所以短期看LNSCR波动对LNOFDI的影响不大。

4 无论从长期还是即时来看LNFDI与LNOFDI间都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这与前述GMM检验结论一致。两者间短期因果关系相对于即时因果关系更大的可能原因在于：无论改革开放之初还是最近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引进外资规模都较小，虽然有即时因果关系，但长期中相互影响较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中LNOFDI是LNFDI的原因，这支持了Buckley等（2007）关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协调发展的观点。

综上，金融发展规模及金融市场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中都有显著相关性，但没有即时因果关系，这显然与传统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认识相悖。早在1781年，Hamilton就提出“作为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引擎，银行通过方便大型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Hicks（1969）亦强调真正引起英国工业革命的是金融创新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通过向大型项目融资提供了工业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术实现其价值的条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长期与短期现象的背离呢？我们认为是中国长期金融发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等（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过渡过程，中国金融发展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尚有显著差距。这一差距表现之一就是正规金融市场对跨境企业融资需求反应的时滞，直接导致难以获得支持的企业转而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因而出现了前述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与即时关系的背离。

四、信贷配给下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形成

实践中，伴随金融抑制的是事实上存在的信贷配给，而这可能带来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中国金融市场制度设计尚不够完善（Buckley等，2007；Morck等，2008）。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准入限制、负利率与储蓄增长并存以及贷款方向扭曲等方面，这直接导致银行业竞争不足及行业集中度较高（李辉，2008）。‘这些特征带来了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与信贷资源紧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前文第二部分规范分析显示，金融中介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及资本产出比3个途径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影响过程是递进的。

（一）金融抑制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金融资源相对有限

一方面，金融抑制带来了储蓄挤出。面对金融抑制带来的长期低于通胀率的人为低利率，储蓄者不但得不到储蓄回报，反而可能上交通胀税。这直接导致边际储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过“保值储蓄”等资源动员来弥补储蓄挤出。另一方面，人为低利率导致银行惜贷，偏好风险规避型资产，经营保守。两方面的结合进一步导致跨境投资资金支持不足。

（二）金融资源不足导致了低效率的信贷配给制

面对人为低利率，金融资源供不应求，这直接减弱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的投资鉴别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导进行信贷配给。在信贷配给环境下，投资者实际上是用投资向监管方“购买”投资环境，这一扭曲的投资者甄别机制使得实力强的投资者得到较好的投资环境，实力弱的投资者面临较差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需求也被压抑（罗长远等，2003），表现为不同企业跨境投资能力的差异。

（三）信贷配给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信贷配给偏爱国有企业带来了信贷资源配置失效。一方面，作为内生变量的经济政策，一旦被置顶，就会在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下沿着自己的轨迹演变（Krueger，1988）。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带来显著道德风险，中国经济中金融资源和商业机会的分配是按照从国有到集体再到民营的顺序进行（黄亚生，2003），这直接反映为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低利率与民营企业受到的信用约束。另一方面，关系性金融以及银行信贷风险鉴别能力弱化带来了政府的兜底预期。此预期下国有企业无破产压力，往往拖延还贷甚至不归还贷款，强行占有受配给地位，这加剧了民营部门融资难，加剧了市场道德风险，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Auki等，1997、1998；王跃生，1999；Allen等，2005）。而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较低的事实则进一步降低了金融市场效率（Dollar等，2007），这凸显了国有企业低成本资金优势及政府对经济的强力控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Buckley等，2007；Merck等，2008）。此机制下，国有企业自然主导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五、结论与建议

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金融约束与实际上的信贷配给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金融发展不足给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融资成本高、投资风险分散难及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以市场方式推进金融服务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鉴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受到储蓄规模、储蓄投资转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度的显著影响，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加强建设：

1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明确监管方与金融机构的职责划分，减少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财政补贴等短期行为对商业金融的替代。商务部、财政部及人民银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对外投资的审批、日常监管与信息服务方面，而金融市场的功能则应放在融资便利与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方面。

2 全方位构建对外直接投资金融与保险的市场化体系。这一体系不应仅仅包括政策性金融，更重要的是推进金融深化，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工，构建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监管方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海外投资实行差异化支持政策，构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协调互补的新型金融结构。融资服务方面，可以通过国家信用手段满足企业“走出去”的初期资金需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虹吸”效应，引导商业性资金参与。其后，随着商业性金融不断进入，政策性金融应择机退出。保险方面，应着重创新保险品种，扩大保险覆盖面，增设政治险，使跨国企业不仅仅能“走得出”，还能“走得稳”。

篇2

[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开放度；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B

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因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被视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金融与贸易在国与国以及国内的互动关系日益突出，金融与贸易的关联性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际贸易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浙江省作为一个贸易大省，其成绩尤为突出，2009年的进出口总额高达1877.35亿美元。本文欲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浙江省1994—2009年贸易开放度与金融发展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对外贸易一直快速稳定的发展，对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同时，在浙江省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浙江省金融发展呈现出多样性、高效性、超前性和国际性的特征。浙江省经济的增长有效地促进了金融的发展，而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同时也对对外贸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考察浙江省的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的关联性，笔者采用单位根、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数据的可获性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出发，以浙江省994—2009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作为研究浙江省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的数据基础。

（一）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1．金融发展指标：金融发展指标应该能代表金融中介的规模和金融中介的运行效率。在现有的文献里，常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有麦金农的DEPTH，King和Levine的BANK、PRIVY及PRIVATE，以及存贷利差RR等。基于一个省的数据的可获性和指标的适用性，笔者选用金融发展规模指标（DEPTH）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PRIVY）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其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1995—2010），《浙江金融年鉴》（1996—2010）。

（1）金融发展规模指标（DEPTH）：国际上通常用戈氏和麦氏指标从总体上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前者是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用“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后者是麦金农(1973)运用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常简化为M2与GDP之比。笔者考虑浙江省数据的可获性，使用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额与名义GDP的比值作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该指标着重从金融部门规模及其动员储蓄的能力方面度量金融发展的水平。

（2）金融发展效率指标（PRIVY）：等于非金融的私人信贷总额与名义GDP的比值，该指标是衡量贷款运用效率的指标，能够很好地度量一国金融市场化的效率。本文的非金融的私人信贷总额数据由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三资企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三项指标合并而成。它本是用来衡量金融中介的运行效率，但Levine和Beck等人已经说明其可以用来衡量整个金融部门的运行效率，而且也是目前衡量金融发展效率的最佳指标。

2.贸易开放度指标：学者们在贸易开放度指标的选择上差别很大，如Sachs-Warner(1995)采用“二进制”方法，综合运用5类指标来分析一国的贸易开放程度；道拉斯法(1992) 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体现贸易开放度；还有一些学者使用与贸易限制有关的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1995-2010）计算整理而得。

（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从图1中可知，浙江省金融发展规模与贸易开放度共同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度的关系却呈负相关关系。但这是否是一种长期的均衡的状态还有待实证分析。

二、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关联性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变量在同阶平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的常用方法是单位根检验（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时，先根据其基本时序图确定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是否存在，再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滞后阶数，最后根据ADF统计量判断是否平稳。

注:(1) 没有*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成立, *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成立; (2)检验形式中的c,t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3)ADF临界值来自于Eviews6.0;(4)Δ表示序列的一阶差分。

从表2可知，在10%的显著度上，所有变量的原序列的检验结果都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都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都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差分后变量是平稳的，即为I(1)。根据协整理论，若变量间是同阶平稳的，那么就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面就检验上述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二）变量间协整关系分析

虽然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贸易开放度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其可能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笔者运用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法，先用OLS法估计两个I(1)变量的长期均衡方程： ，再检查残差项的平稳性。如果残差项是平稳的，则变量与是协整的，与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如果残差项是非平稳的，则变量与不是协整的，与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Eviews6.0软件计算，结果见表3：

注:(1) 没有*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成立, *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成立,**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成立; (2)检验形式中的c,t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3)ADF临界值来自于Eviews6.0。

从表3可知与是相互协整的，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对是协整的，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对却是非协整的，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与，与，与的协整关系所对应的长期方程分别为(其中括号中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 ：

由（1）、（2）可知与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贸易开放度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之间相互存在强正相关关系，与实际情况相符，有明显的经济意义。

由（3）可知与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其回归结果不显著，无经济意义。

（三）变量间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

由以上分析得出，贸易开放度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但是两个变量之间能否能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这里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由于和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所以不再讨论这两个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该检验的判定准则是：依据平稳性检验的滞后期来选择本检验的滞后期，根据输出结果的P值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可知，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都是贸易开放度的Granger原因,而贸易开放度并不是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从短期上看，金融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放。

注:(1) P值表示检验概率值,若P

三、实证结论与原因分析

（一）实证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浙江省1994—2009年的贸易开放度与金融发展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浙江省金融发展规模不仅从长期看与贸易开放度相互影响，且在其短期变动上与贸易开放度也显著相互影响。以上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浙江省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过程的渗透力、影响力与推动力越来越强，金融本身的发展已经构成贸易开放度发展必要的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说明，贸易开放度已经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物质手段与依托空间。

第二，浙江省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度在短期上存在因果关系，而在长期上不存在均衡关系，这表明两者之间的变动更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情形形成较大的反差，并未实现如西方市场国家那样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这说明浙江省金融深化异常迅速，但是，在其迅速发展的背后，需要进一步揭示金融深化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即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度等经济发展的关联性问题。

（二）原因分析

从理论上讲，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之间是相互融合、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相悖，笔者根据查阅相关资料以及考虑浙江省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得出以下原因：

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论是部分促进论，在金融发展的规模上，金融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开放，这主要是由于浙江省的对外贸易企业获得有效的融资渠道，资金上的充足有利于对外贸易企业的创新与发展，从而使得企业更多地进行进出口贸易，从而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开放。与此同时，对外贸易的开放度反作用于金融发展的规模。但是浙江省在信贷上实行的是适度限制政策，虽说这种政策从经济学上考虑，能够减少由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监控证实和履约问题等，有利于经济中资源的最优配置。但也正是这种限制政策，造成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工具单一，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较低，经济中能够动员的资金较少，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贸易的开放度进行了抑制。综上所述，金融发展的规模在浙江省的政策限制下对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是双重的，但是促进作用强于抑制作用，使得金融发展的规模对贸易开放度的影响的显著度不是特别明显。

在金融发展的效率上，金融发展短期与贸易开放度存在因果关系，但在长期上两变量之间不存在均衡关系。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主体，然而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金融效率整体不高，相关金融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市场结构、金融工具等单一、僵硬，不能够完全满足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要求，非国有经济部门更多面临来自金融部门信贷配给。然而浙江省的中小企业为绕过金融抑制的限制与约束，利用了非正规金融，这在推动浙江省出口能力提升方面的贡献不容低估，但也造成了长期上金融效率和贸易开放度的不均衡。

为了使浙江省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可持续协调发展，就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浙江省的金融运行质量。通过金融发展，可以为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资渠道，以高效的资本配置支持对外贸易发展，提升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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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金融服务业；FDI；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2-0067-06

当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转向服务业，而金融服务业是国民经济中至关重要的部门，近年来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数额不断增加。2007年全国金融领域新设立中外合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21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7．53亿美元，同比增长26．96%，占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10．59%。金融业不仅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部门，它能够灵敏地反映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其利用外资对一国的发展乃至经济安全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金融业吸引外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在这些因素方面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对中国金融业更好地利用外资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业利用FDI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近几年来，金融服务业利用FDI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些研究基于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来寻求金融服务业吸引FDI的依据。虽然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与工业企业有所不同，但其理论发展仍是基于传统的投资理论，故本文首先回顾了传统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接着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梳理，进而归纳出影响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

1．传统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垄断优势论认为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竞争都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性使得少数企业拥有垄断优势，而这些垄断优势既是确保其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条件，又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出发点。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是通过内部市场，而不是国际市场来实现中间产品交易的，故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用公司行为来代替市场行为。其内部化的过程取决于产业特定因素、区位特定因素、国家特定因素和公司特定因素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并将H―O理论中的区位优势考虑在内，认为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满足三个基本假定，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投资国的区位优势。

2．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由于服务业在促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服务部门的国内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对服务业跨国生产和经营的研究开始发展起来，其出发点是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服务部门适用性的讨论。通过对不同的传统理论观点在服务部门进行适用性检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过修正，是可以用来分析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

目前涉及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邓宁在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应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条件：（1）服务业所有权优势可以理解为企业得以满足当前或潜在顾客需求的能力，具体来讲，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质量、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技术和信息、人力资源和创新等。（2）服务业内部化优势是指服务业企业为了克服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防止外国竞争对手模仿，将其无形资产使用内部化而形成的特定优势。（3）服务业区位优势与其他优势不同，它是东道国所有的特定优势，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适应和利用这种优势。服务业区位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方便、人口众多等；东道国的政治体制和政策法规灵活、优惠而形成的有利条件。

在这三种优势中，区位优势是邓宁特别强调的一个因素。有关研究也表明区位优势在服务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差别较大。由于服务业生产过程包括前台活动和后台活动两部分，因此服务业直接投资可视为对两部分直接投资的总和。而服务前台活动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区别于制造业，服务后台活动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又与制造业相同。据此, 可以把东道国服务业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分为一般区位优势和特殊区位优势两大类。一般区位优势是指对于服务业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直接投资都具有吸引力的区位条件。特殊区位优势是指对于服务业直接投资具有特殊吸引力的特定区位条件。

根据上述对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可将影响金融服务业利用直接投资的因素概括为：

（1）东道国的国内市场规模：GDP。

（2）东道国的开放程度：贸易依存度。

（3）贸易成本：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和通讯网络以及对某一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

（4）比较优势：劳动力的成本。

（5）人力资本：劳动力教育水平。

（6）东道国的政府政策。

二、中国金融业利用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由于金融业利用外资数据统计时间较短，因此，在对中国金融业利用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时，我们运用统计方法和计量方法分别进行研究。

1．统计分析

由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金融服务业职工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

和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是逐年增长和提高的。同时，伴随着这些要素的增长，我国金融服务业所利用的FDI也在迅速增加。也就是说，我国的市场规模、金融服务业的职工学历水平和贸易依存度对我国金融服务业利用FDI有着重要影响。

通过表2我们可以知道，我国政府制定了很多促进金融服务业开放和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水平，并且大力推动了金融服务业FDI的流入。2001年，我国金融服务业利用的FDI为35．3百万美元；入世后，到2002年，这一值达到106．7百万美元，增长了近2倍；并且随着我国入世所做的承诺和金融服务业的不断开放，我国金融业FDI的流入更加迅速，2006年我国金融服务业实际利用的外资额为293．7百万美元（见表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激励政策和金融业的开放度确实提高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引资水平。

以上统计分析的结果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影响我国金融服务业利用FDI的因素。至于这些因素对我国金融服务业利用FDI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将通过下面的计量分析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2．计量分析

(1) 变量的选取和模型的建立

因变量（FDI）：中国金融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自变量：①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市场规模（MARK）。诸多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国内市场规模直接的联系非常紧密。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反映市场规模的指标。②基础建设状况（INFRAS）。完善的基础建设对于吸引外商进行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用金融业基本建设投资来考察基础设施对我国金融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③劳动力成本（SALARY）。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较低的工资水平，为验证这一点是否适用于金融服务业外资，我们用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作为金融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代表性指标。④人力资本（HC）。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对人才的要求更高，尤其是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人才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本文选取了金融业职工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作为研究变量。⑤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OPEN）。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指标通常是该国的国际贸易水平。本文用我国金融服务业的贸易依存度来大体反映其开放程度（贸易依存度=进出口贸易额/GDP）。⑥政策变量（D）。Dt为中国的政策变量，取Dt=0，t＜2002；Dt=1，t≥2002。

我们可选取样本区间为1998―2007年。数据由1998―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际收支平衡表和《中国金融年鉴》整理而得。

研究模型如下：

FDI=f(MARK,INFRAS,SALARY,HC,OPEN,D)

＋＋ ＋＋ ＋

（公式下的正负号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影响）

在对模型进行拟合时，为了消除回归方程误差项的异方差性，自变量和因变量均采用其自然对数形式（政策变量除外）：

lnFDI=α0lnMARK+α1lnINFRAS+α2lnSALARY+α3lnHC+α4lnOPEN+α5D+ζ

（2）模型回归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表3各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可知，各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带来的不良后果，在以下模型拟合过程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数理分析。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非平稳性，本文用协整检验验证各自变量与因变量FDI的关系。而协整检验需要非稳定时间序列同阶协整，因此作者先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对模型中的六个变量原序列与一阶差分作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变量lnFDI、lnMARK、lnINFRAS、lnSALARY、lnHC、lnOPEN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即都是I（1）序列，满足协整条件。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一元回归拟合优度的高低，我们依次引进各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顺序为：D、OPEN、MARK、SALARY、HC、INFRAS,最后的拟合方程为：

由表6的检验结果我们得出：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开放程度、政府的激励政策和人力资本确实是影响金融服务业利用FDI的重要因素，它们都推动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引资水平的提高。

3．实证结果分析

（1）回归结果显示，投入我国金融服务业的FDI与我国几年来对金融服务业的激励政策、金融市场的市场规模、开放程度、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呈正的相关关系，与金融业劳动力成本呈负的相关关系，这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和统计分析是一致的。

（2）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对于其引资规模的贡献很大，市场规模扩大10%，金融服务业FDI将增加37．35%。外资进入中国，更多的是看中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我国市场规模的提高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增加我国金融服务业自身对外资的需求。因而，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外资就会大量的涌入。但是10多年来，金融服务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变动很小，占GDP的比重一直较低，产业结构亟待升级。

（3） 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度也是影响外资进入金融领域的重要因素，其开放度提高10%，金融服务业利用FDI就会增加20．75%。回归结果表明，金融服务领域开放程度低是造成我国金融业利用外资规模偏小的重要原因。今后，随着入世承诺的具体实施，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引资规模必然会有很大的提高。另外，我国政府对于金融业发展的激励措施同样对其引资产生了重要的正面影响。

（4） 回归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引资规模与我国的人力资本存在正的相关关系，但是二者的相关性不太强。这说明我国金融业职工的学历水平对金融服务业FDI的流入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说明，中国金融业仍然是粗放式经营，对人才要求不高。

（5）我国金融服务业利用FDI与我国的基础建设状况也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同样其相关性也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金融业不像制造业那样对交通等硬件设施的要求较高，反而对网络等软件设施更为依赖，而我国金融服务业的软件建设还不够完善，还没有对金融业FDI的流入起到其应有的推动作用。

三、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可知，我国金融服务业利用FDI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引资规模，我们建议：

1．扩大金融市场规模，促进金融结构升级

由于我国市场规模对金融业利用FDI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我国应该继续发展经济，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同时为提高金融业在GDP中的比重，我国还应该促进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作为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和金融结构提升的主要动力，是金融发展的灵魂和主线。我国应通过规定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鼓励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融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提高金融结构转换的能力、速度与效率，进而实现金融创新和金融产业结构的升级。

2．加强政府对金融服务业的激励政策，提高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度

我国应遵循WTO倡导的贸易、服务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继续推动金融服务的开放与发展；应当负责任地遵守加入WTO的基本承诺，在减让表的范围内维持对外资金融机构必要的审慎准入限制，在减让表范围外的金融领域，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应当与中资机构一样，体现国民待遇原则。同时由于我国金融服务业还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竞争力还不足，现阶段还不具备应对金融服务业对外全面开放的能力。因此，政府还应该在WTO允许的范围内，制定相关的政策保护本国的金融机构以维护金融安全。

3．加大金融科教投入和金融人才培养力度

理论分析表明，国际金融服务领域对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要求很高，金融人才将是未来金融服务领域竞争的焦点。但目前我国金融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质量较低，服务价格偏高，竞争力弱。因此，有必要继续推行金融人才战略，多渠道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建设。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定期培训，鼓励和督促员工不断进行观念和知识更新，培育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加大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优化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水平，以使我国金融服务机构在与外资机构竞争时立于不败之地。

4．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业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行业，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软件设施。发达国家大都有支持金融发展的现代化交通、通信、计算机网络以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相比之下，我国的金融业基本建设投资还不足，尤其是通讯网络等软件方面还很薄弱。因此我国必须为金融服务产业建设一套完善的基础设施，加大对金融服务业软件设施方面的建设与投资，为金融产业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金融行业。

参考文献：

［1］ 卢进勇，虞和军，朱唏颜．国际服务贸易与跨国公司［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14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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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len N．Berger,Robert De Young&Gregory F．Udell．Efficiency Barriers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J］．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2002，（7）：117-130．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ing FDI in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FANG Hui，LI Jian-ping；ZHANG Bei-bei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handong 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post-WTO era and the accelerating of liberaliz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 trade, the study of FDI in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and financial service trade becomes more and more urgent．Throug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scale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market, trade dependence, the states of infrastructure, human capital and incentive polici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DI in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The labor costs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level of using FDI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policy and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篇4

关键词：海外并购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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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的发展带动着各国全方位的开放，所以各国都在积极地开展多边贸易，从而在不断的交流中逐步提升各国的经济实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我们国家也在大浪中努力加强与各国的贸易关系，在增加贸易的同时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当然，没有一个总的策略与目标是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并取得进步，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我们的贸易政策。但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是要涉及到历史、现状及当前各方的利益等因素，所以它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多方位、多层面和多维度机制。

一、我国当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状

1.扩大出口

当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尤其在贸易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要想取得长足的、可持续的发展，就必然离不开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但纵观我们的贸易史来看，我国的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太狭窄，主要集中在一些相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那我们要想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得平衡我们出口贸易的地理方向，所以，现阶段我们出口的重点要放在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但是我们也知道，发达国家本身工业起步比我们早，所以对我们来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只有在商品的质量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商品出口到那些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在贸易中取得利益。因为发达国家相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它的市场更大更广阔，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出口，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出口。

2.引进外资

（1）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现在我国正努力发展制造业，也就是说，我们主导生产工业制品，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机器设备及相关技术，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早于我们国家，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制造业方面的技术和设备都高于我们国家。所以，为了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经济，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我们就必须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是我们提高生产率、改进生产技术的一条捷径，也是创新的原动力。

（2）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

列宁曾指出：“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速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也指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找们的工作。”所以在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引进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这对我们的发展有利。因为想要让所有因素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就必须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当然，我们在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时还应该有选择地使用，只有找到最合适的管理方法，才能更有效地调动积极性，进而实现经济高效快速地发展。

二、我国现行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

1.对外贸易政策定位不当

对外贸易政策定位不当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发展对外贸易主要是为出口创汇。对外贸易政策利益有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两种。贸易的静态利益就是李嘉图在比较成本说中所阐述的利益：两国专门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交换，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本国产量、提高本国福利的目的。出口创汇只是实现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贸易的动态利益是指，通过出口，促进本国产业结构优化；通过进口，引入国际竞争，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间接促进一国经济长期发展。与贸易的静态利益相比，贸易的动态利益更加重要，贸易的动态利益能保证将来更多静态利益的获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贸易实践表明，中国更重视贸易静态利益。由于贸易政策定位不当，鼓励出口的措施对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提升中国竞争力起不到什么作用，还使中国贸易静态利益遭受很多无谓损失。

2.对外贸易政策保护过度

在中国，企业的效益问题不仅仅是微观经济问题，也是宏观经济问题。国营企业亏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需要银行大量贷款加以弥补，它们是政府的财政部门核准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贸易自由化是改变企业行为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益的有价值的工具。为了取得成功，企业家要能够根据正在变化的激励机制改变生产方式和投资方式。在这方面，非国营企业数量和作用的提高，以及国营企业灵活经营的趋势，都说明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时机已经到来。当然，贸易自由化一旦开始，就不必等待企业改革之后，它可以在保持企业改革势头方面起关键性的作用。

3.贸易政策措施体系不完善

贸易政策与贸易措施本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与贸易措施却是各行其道、互不相关，相互之间缺乏配合和支撑。比如，在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问题上，我国一味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发展国内的新兴产业，没有很好利用我们的优势资源，而是通过出口加工贸易的方式引进外资，把我们的优势资源全部拱手让出。这就表明我国在技术引进和进出口之间就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联系，进而浪费了我们的有利因素，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完善体系建设。

三、当前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环境

1.外部环境

距金融危机爆发已经三年，但是世界各国还在不断地感受着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面对这样长期的复苏及复苏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世界经济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希腊的债务问题正向欧洲主要的核心成员国扩散。这次的金融危机正在持续地影响着欧洲金融市场，而欧洲各成员国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经济密切往来，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这次金融危机，那就有可能对整个欧洲的经济体系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同时也会对世界金融体系造成史无前例的冲击。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短期内通胀压力难以解决。就目前情况分析，较金融危机发生时经济有所复苏，但是总体动力不足，这样就会导制各经济体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同时整体的经济增长会出现迅速回落。在双重压力之下，各国相继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带来通胀的持续加强，这样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国际资本会出现大规模的无序流动，大宗商品市场也可能出现极不稳定的现象。

2.内部环境

（1）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

我国提出扩大内需这么多年来，一直成效不大，主要还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所以要想让我国经济平稳高速地发展，首先必须解决国民收入的问题。只有老百姓手里有钱，才有可能改变人民的消费观念，改变国家的消费结构，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p#分页标题#e#

（2）全面培育战略型新兴产业

“十二五”规划强调，在这个五年内我们国家要实现新兴战略企业的培育与发展。近年来，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在产品价格战趋于平稳时，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提出的形形的贸易壁垒，让各国不得不面对新问题：低碳经济、新能源代替等。历史表明，每一次的危机都会带来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在新兴产业领域开辟新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从各方面考虑，我国今后还将继续保持增长势态，与现在相比有减缓的趋势。但是，随我国国内需求的不断加大及自有资源的缺乏，我国的进口有望出现持续增长的势头，更有可能超过出口的速度，这将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改变贸易不均衡的现状。

四、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必然性

首先，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要想在长期的贸易竞争者中取得不败的优势，就不得不考虑与各个贸易伙伴的关系，现在的国际关系中要保证的是赢甚至是多赢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争取在与各国的贸易中取得更大利益的同时还要让各贸易伙伴不能超越，我们要协调和伙伴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就是调整我们的贸易政策，同时加强管理，从而保证利益的获得。其次，中国是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参与的国际经济越来越多，这就表明我们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然和信心。现在的中国已经具备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能力，所以我们应从这方面努力。同时，相信在实施自由贸易政策时会让我们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还可能带来不可估计的后发优势。反过来，自由贸易政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前进的步伐，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保证。再次，在中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扩大与各国之间的合作，同时在合作的过程中也必不可少地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贸易摩擦。我们也看到了近几年来中国所遭受的贸易调查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新的贸易政策来缓和或者阻止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激化，从而找出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最后，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中国应对贸易摩擦不能以牙还牙，只能走协调、谈判的道路。因为在当今这个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中，要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走协调发展的道路，只有在双赢或多赢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自身利益，所以设法处理好与各国的贸易摩擦才是上上之策。

五、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方向

1.加速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国际市场能力

在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综合效益方面，我们要加强培育新的出口竞争优势。要增强进口战略效应，更好地发挥进口对缓解新能源的约束、促进宏观经济平衡、稳定市场动作、提高企业技术进步、积极引导居民消费升级、改善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重点行业服务出口，引进优质资源，提高服务业国际化水平。

2.“引进来”“走出去”协调发展，提高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

优化结构，注重质量，提高效益，保持外资稳定增长，实现由以引进资金为主，向引进资金、技术、管理、智力、服务并重转变，推动我国从全球加工制造基地向研发、制造和服务基地转变。同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和信息服务，推动我国逐步成为资本输出大国，提升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

3.完善对外开放区域面局

适应国内国际发展形势需要，在着力解决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的同时，统筹谋划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加快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发挥中部地区经济开发和工业化承载能力较强的优势，积极拓展沿边省区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领域和空间，提高内地与港澳经贸合作机制化水平。

4.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与合作，推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体制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稳步推进世界范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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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银行 竞争能力 SWOT

一、研究背景

2001年中国入世时承诺将逐渐开放银行业领域。2006年，中国银行业的过渡时期结束。《外资银行管理条列》对外资银行的管理进行了规范，对外资银行给予国民待遇并扩大人民币业务。

外资银行得益于自身条件和中国国内政策，其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从规模上看，进入数量在不断增加，并且营业网点分布广泛，分支机构数量增加。从分布地区看，逐渐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首选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并以此为中心向周边扩散。但随着我国中部振兴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外资银行纷纷到中西部设立营业机构。从与中资银行的关系上看，外资银行除了与中资银行存在竞争关系以外，还与中资银行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随着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启动股份制改造，外资银行入股中国四大银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二、外资银行竞争能力的SWOT分析

（一）优势

1.拥有量大质优的资产，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综合配置资源。进行跨国经营的外资银行一般都是资产管理巨头，拥有雄厚的资产和卓越的资产管理能力。因为要想在全球范围内赚取利润，银行自身必须具有丰富的可分配资产用于投资。例如，汇丰银行庞大的资产和遍布全球的营业网点分布为其“一站式海外留学金融服务”提供了巨大的资产和物质支持。

2.注重人才的培养。金融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员工素质对于银行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外资银行灵活的薪酬激励机制和专业的员工培训计划，使其在争夺优秀人才中比中资银行更胜一筹。外资银行都很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美国花旗银行等大型外资银行每年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达3%至5％。

3.中间业务发展成熟。外资银行凭借其国际接轨的营业方式、科学的管理方式以及与跨国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由于外资银行可以利用其遍布全球的分支银行进行内部联络，所以外资银行在办理与信用证、托收等国际贸易相关的结算业务时比中资银行更方便快捷，能保证款项的及时到账。因此，外资银行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和有国际化需求的本土企业。目前，外资银行的中间业务已经相当成熟，其中间业务的利润已经占到整个银行利润的30%~70%。

4.外资银行创新能力强。外资银行在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开发等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外资银行由于具有高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并利用先进的渠道在全球市场传播，占领全球金融市场。所以外资银行强大的创新能力使得它的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抢占了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

（二）劣势

1.劳动力成本趋高。外资银行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其提供的薪酬待遇普遍高于中资银行，这无疑会增加外资银行的成本，使得外资银行在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时候不能轻装上阵。

2.市场份额较小。外资银行由于进入时间短，文化差异大，客户群体较小，大多被限于发展高端客户。另外，其所占市场份额较小，即使有优质服务，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撼动国内银行与国内企业居民的关系。

3.营业网点少，清算系统不完善。外资银行在增设分支机构和开展人民币业务上受到严格的限制，营业网点的分布还呈点状，未形成片状覆盖。此外，外资银行在境内发展业务，还缺少完善的人民币同城清算、系统内和系统间的清算网络。

（三）机遇

1.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给外资银行带来了机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其国际结算、托收等业务都需要熟悉国际贸易惯例的外资银行参与。

2.我国主要的中资银行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革，为外资银行打入我国银行市场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国有商业银行熟悉国内市场，了解客户需求。外资银行通过参股中资银行，可以借助中资银行广阔的网点分布和庞大的客户关系网络，迅速扩大业务和客户范围，实现本土化。目前，已经有多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如花旗银行参股浦东发展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入股民生银行等。

3.国家颁布政策，进一步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这一政策的实施为外资银行业务扩展提供了机遇。

（四）挑战

1.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直接融资在我国企业融资中所占的比重扩大，挤占了外资银行传统存贷业务的利润空间。银行贷款融资属于间接融资，存在着审核严、申请难的特点，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因此，作为银行利润主要来源的存贷业务减少，利润下降。

2.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日益严格规范。2004年中国银监会了《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对外资银行并表监管方式按照国际惯例进行了凋整。2006年12月1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的设立和登记、业务范围、监督管理、终止与清算、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标志着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管理向着更加公平、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

3.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相对突出。流动性风险主要表现为贷款集中度过高及流动性需求压力增大等问题。政策性风险体现在外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已经取消。对于外资银行，国民待遇使得外资银行不再享受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孙健,戚逸颖.国民待遇后外资银行竞争优势及对策[J]. 农村金融研究，2006.12.

[2]宋梅,孙英隽.上海中外资银行竞争策略研究[J].商业研究，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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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创对外开放新布局

一是支持沿海地区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发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对外开放门户作用，率先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的经济区，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

二是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建设贸易强国。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提高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比重。

三是扩大经济金融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提升利用外资综合质量，完善跨境投资布局。鼓励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融资。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

二、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

一是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以及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

二是建立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推动个人境外投资，健全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

三是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高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放宽境内机构境外发行债券以及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和交易人民币债券。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以经济和人文合作为主线，将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发展规划合理对接，建设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经贸合作框架，推动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二是建立健全一带一路双边合作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框架方案，推动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基础、各类基金引导、企业和机构参与的多元化融资模式。

三是加强与国际组织和金融组织机构合作，积极推进亚投行、金砖银行建设，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一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框架。

二是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逐步构筑高标准的自由贸易网络，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等谈判，推动亚太自贸区和中国-欧盟自贸区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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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庆；对外贸易；经济增长；相关关系

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和我国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想成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必须提高自身的外贸竞争力。对重庆市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研究，可以为重庆市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对重庆市的外贸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重庆市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重庆市作为一个处于大陆腹地的城市，开放型经济一直不是其强项，然后重庆市近十几年来，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使得其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重庆进出口总值从1997 年的139.14亿元增至2010年的841.20亿元，由于受到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其进出口总值及进、出口总值在1997 年降幅较大，98年则出现恢复性增长，此后增幅较大。2001 年的出口总值比2000 年增加17.7％。2009年由于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重庆市的进出口受到严重影响，比2008年下降20.34％。随着全球经济复苏，2010年重庆的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长，幅度达59.72％，其中出口总额增长73.36％。可见，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家政策对重庆市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自1999年起，重庆市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即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并且进出口差额不断的扩大，这表明，对外贸易对重庆市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为正值。重庆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未能稳定持续增长，从1997年～2010年，重庆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处于波动和不稳定的状态，时高时低，这表明对外贸易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对重庆市GDP的拉动作用不大。

二、重庆市进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

根据1997～2010年14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二者取对数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LOG（GDP）=β1+β*2LOG（X）+ε，其中GDP表示重庆市的国内生产总值，X表示重庆市对外贸易总额。使用EVIEWS软件用OLS 法估计对上述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如下：LOG（GDP）=3.986407+0.721996*LOG（X），t（13.05189）（13.26647），P=（0.0000）（0.0000），R2=0.936170DW=1.513641，F=985.6616，P（F-statistic）=0.0000。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回归系数的t值分别为13.05和13.26，均大于0.005水平下的临界值2.8982，而且它们的P值都是0，所以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检验，说明重庆市对外贸易的增长对GDP的增长有显著影响。F值为985.6616远远大于0.01水平下的下的临界值8.40，且Prob（F）的值为零，说明回归方程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十分显著的线性关系。R2=0.936170，接近1，这表明方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方程的DW值为1.513641，大于0.01水平下的临界值0.9，通过了检验，说明序列不存在自相关。

总之，回归结果显示出了重庆市贸易总额的增长与重庆市国内生产总之的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贸易总额的增长明显促进了重庆市经济的增长。进出口总额的增长明显拉动了重庆市的经济增长，而且这种相关关系将长期存在。重庆市的贸易总额每增长1％，将直接带动重庆市的经济增长0.721996％。

参考文献

[1]冯宗宪，杨健全，张文科．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实务[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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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资产储备资产流动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3-028-05

一、导言

目前，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带来了经济过热、资产泡沫化等问题以及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一大难题。一方面过剩的流动性挤向货币市场，形成货币市场低利率化；同时，流动性过剩导致银行非理性地放松信贷条件，扩大贷款规模，形成过度竞争，放大了信贷风险和利率风险。

由于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且其数量在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中占绝大部分(约80%～90%),因此，人民币的流动性可以通过M2的绝对值来分析，也可以通过M2的增长比例来观察。2006年12月底，M2余额为34.56万亿元，同比增长16.94%；①，无论从M2的绝对值还是相对的增长比例来看，人民币的流动性都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是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仅从M2这样一个货币供给指标来考察货币流动性问题显得比较单薄，我们认为最好的衡量方法是从一个国家经济总量与货币供给的相对关系上来考察货币流动性问题，此即金融发展理论中通常用来探讨金融深化的指标――M2占GDP的比例。根据国际经验,代表经济货币化程度的M2与GDP比例在一国发展的初期一般是增加的,到达一定程度之后,货币化将被证券化所代替,表现为稳定或者下降的趋势。但从1988年到2005年,中国的这一比例不仅超过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香港除外),而M2/GDP迅速增加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债和金融债券发行、股市扩容步伐加快的情况下出现的,也是在中国经济走向通货紧缩、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情况下出现的（参见图1）。

但中国偏高的M2/GDP并没有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做出贡献，根据赵志君（2002）的研究，中国M2/GDP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微弱相关,相关系数仅为0.0902。因此，中国的M2/GDP这一指标与其说它反映了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如说它更多地反映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也就是货币流动性的供给情况。

二、货币流动性与外汇资产储备比例

M2/GDP的偏高涉及到两方面问题：一是哪些因素导致M2快速增长；二是M2的增加为何没有引起GDP的同步增长。有的学者根据M2/GDP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居民储蓄存款的投资性质、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单一、金融市场不发达和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是M2/GDP上升的经济原因（刘明志,2001）；有的学者认为低通货膨胀率、高居民储蓄率、高不良债权率、企业留利水平低、资本市场不发达和企业资金利用水平低等因素导致M2/GDP的高企（余永定，2002）；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M2/GDP过高与大量银行坏账、储蓄快速增长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等密切相关（韩平等，2005）。这些分析大多着眼于金融资产向实体经济转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较少从引起M2增长的源泉上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通过对1988-2005年间中国对外资产的储备结构和M2/GDP的回归分析发现，中国对外总资产中外汇储备资产的逐年扩大及由此导致的基础货币供给增加是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一国的对外资产，通常由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它投资及储备资产组成，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金融资产存量状况。储备资产则指一国中央银行可随时动用和有效控制的对外资产，包括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外汇储备，其中，外汇储备占绝大部分比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外汇储备分为货币和存款、证券及衍生金融工具②，因此，从资产性质上来看，储备资产即官方的对外资产投资部分。

储备资产是中央银行通过注入基础货币购买而来的，其增加必然相应地导致基础货币供应的增加。基础货币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导致M2的快速增长。从图2我们看到，中国外汇储备迅猛增长，从1988年的33.72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8189亿美元。截止到2006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9411亿美元。同月底，外汇占款达到82874.24亿元③，人民币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一个重要渠道。

与不能单纯选择M2作为货币流动性指标一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绝对值的大小来考察储备资产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储备资产在对外总资产中的比率（本文简称对外资产储备结构）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根据2006年5月2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首次的《2005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05年末，我国对外资产为12182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645亿美元，占比5.3％；证券投资1167亿美元，占比9.6％；储备资产8257亿美元，占比为68％。

由于基础货币的投放和储备资产直接相关，因此，M2/GDP和对外资产中的储备资产比例存在相关关系，我们假设这种关系为线形关系，并以M2/GDP为因变量，设为Y；以对外资产的储备比例为自变量，设为X，构造线形相关函数关系如下：

Y=а+ bX

下面，我们根据两者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以检验两者的关系。

三、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

要研究对外资产的储备结构与人民币流动性的关系，需要两方面的数据，作为衡量货币流动性的指标M2/GDP可以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的相应数据进行计算，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获得中国对外资产的时间序列数据④。

一般来讲，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由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来反映，前者反映资产负债交易的流量情况，后者反映资产负债的存量状况。长期以来，无论实践还是理论界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国际收支流量的控制和管理上，而缺少对国际收支存量的分析和研究。从历史上看，部分发达国家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编制本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迟至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才在其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中对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提出了一个国际性标准框架，但从实践来看，多数国家编制国际投资头寸的进展仍然很慢，这导致国际收支头寸的研究中相关时间序列数据的缺乏。Sinn(1990)、Rider(1994)以及Lane(1999)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并使用他们的方法对世界各国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存量进行了计算，但他们的方法基本都是在一个估计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初始存量上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流量数据累加得出各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我们的研究中，由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其的《2005年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提供了2004年及2005年中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的存量数据，在不考虑价格变化、汇率变化等因素引起的资产负债变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相关项目的流量数据依次倒减得出有关时间序列数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对外资产部分主要对应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储备资产账户以及金融和资本账户项下的三类科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资产项目、其它投资资产项目。我们根据各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对应项目差额进行汇总，其中，1997-2005年数据可以直接对应。由于1996年及以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采用的格式不同，其中，直接投资对应“中国在外国和港澳台直接投资”项目、证券投资对应“中国在外国和港澳台地区证券投资”项目、“其它投资”对应为“长期资本往来”项下的延期收款、加工装配补偿贸易中应付客商作价设备款、对外贷款及其它项目。由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我们不考虑1996年及以前年份中的短期资本往来所涉及到的对外投资项目。如此，我们可以得到1988-2003年中国对外资产变动情况即历年对外资产交易的流量数据（由于已有2004-2005对外资产存量数据，本处不再计算流量数据），见表1：

在表1的基础上，我们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04年及2005年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资产项目存量数据追溯倒减获得1988-2005年对外资产情况，见表2：

一般来讲，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动涉及到特定时期内的国际收支交易、价格变化、汇率变化。由于资料局限，本文所计算的历年对外资产变动数据无法考虑价格变化及汇率变化。但由于我们需要的数据为每年的储备资产占当年对外资产的比例，基本可以排除价格变化和汇率变化的影响。根据表2，我们计算出1988-2005年各年储备资产占当年对外资产比例（见表3）。同时，我们也给出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计算的M2/GDP比例数据。根据表3，我们发现，我国对外资产储备比例在1990年开始突飞猛进，从1989年占比7.55％跳跃到14.99％，但占对外资产比重仍然不大。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对外资产储备比重逐年上升；同时，货币流动性逐年增加，M2/GDP比例在1996年达到100.79％，此后一直维持高位态势。

我们针对表3所列示的对外资产储备比例和M2/GDP情况，做散点图如下:（见图2）

从图3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呈明显的线形关系。我们用统计软件SPSS13.0对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皮尔逊、肯德尔还是斯皮尔曼检验都证实，在1％的水平上二者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双尾检验）。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二者的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由此，我们获得回归方程为：Y=46.115+1.727X，这表明，当对外资产中的储备资产每变动一个百分点，M2/GDP即流动性供给将变动1.727个百分点。斜率系数的t值（5.915）表明估计的变动率1.727是统计显著的。判定系数R2为0.686，表明对外资产储备比例解释了M2/GDP变动的68.6％，符合我国储备资产导致的流动性供给占货币流动性总供给相当大一部分的基本判断。

四、结果分析

经济分析的难处在于如何在相互纠缠的经济现象中厘清谁是因、谁是果，只有分清了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才可能为经济政策指明正确的方向。中国经济目前呈现出的过热现象，虽然有种种外部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过剩的货币流动性在作祟，而这种过剩的流动性则起因于过高的对外资产储备结构。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的对外资产储备结构也是畸高的（见图4）。

外汇储备增加银行结汇量增加外汇占款节节高升人民币流动性泛滥金融机构贷款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反弹，这是很清晰的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的增加导致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并产生相应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人民币流动性大幅增加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膨胀，房地产和股票成为剩余资金首选的目标，由此带来资产泡沫化的问题。香港即为一典型例子，自1983年10月实行联系汇率制后，香港的外汇储备也节节高升，至1997年香港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积累到928亿美元，而这14年也是香港房地产价格狂飙的时期。若从1985年算起，香港房价到1997年时已上升了9-10倍。即使从1991年算起，到1997年房价也上升了4倍左右。值得重视的是，这种现象还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的南美洲、80年代的日本、以及90年代的北欧和东南亚⑤。

过高的资产储备结构起因于我国实行的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在这种制度要求下，居民必须将限额以外的外汇收入按官方汇率或法定汇率结售给外汇管理机构或外汇指定银行；居民的外汇支出方面则采用配额制，一切外汇支出必须经外汇管理机构审核批准，按用汇人实际需要或所进口商品的种类分配外汇使用额度。这种将外汇资产从民间往央行集中的体制除了带来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引起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外，还带来了其它严重的经济问题：

第一，居民没有自由持有外汇资产的权利，也就无法根据实际需要对外汇资产进行主动的避险管理，汇率变动的风险被让渡到接收他们外汇资产的货币当局手中。随着外汇资产的集聚，分散的风险逐渐累积在央行手中，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使央行持续处于外汇市场的单边多头地位，巨额外汇风险敞口头寸带来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问题。而这种外汇资产的积累又带有“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特点，积累的越多越需要更多的积累，以维持汇率的稳定来避免外汇资产的汇兑损失。

第二，官方外汇资产的集聚带来了资产使用效率的降低，我国60%以上的外汇储备用于投资美国国债，其收益率大致在3.5%左右，虽然比国内的投资收益率和银行贷款收益率要高，但与2005年美国全部基金公司平均收益率10.5%相比，差距约2－3倍⑥。

第三，这种制度带来了汇率体制的僵化，引起了国家内外部经济的失衡。为规避外汇风险、维持本币对外汇率的稳定，货币当局最直接选择就是将本币汇率盯住外汇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外币或者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但这种方式是以牺牲全社会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盯住汇率而不是让其浮动的政策等于是通过减少国际交易的一个危险来向从事于这种经济活动的社会成员发补助金，而保卫货币的代价可能由整个社会承担”⑦。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由货币当局一家来进行国际市场操作分散外汇风险没有由千百万独立的经济人分散风险的效率高。正因为外汇储备集中的风险性，西方发达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大多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并逐步减少其官方外汇储备，而让大量外汇资产由居民自由持有。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政府而言，重要的不是官方外汇储备规模绝对值的大小，而是储备资产在对外资产中的占比如何。加强对外资产储备结构的控制，不仅可以降低国家整体外汇风险，而且可以消除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以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注：

①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统计数据。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部：《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来源指南》，2002年10月。

③ 央行网站：《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④ 任大川在《新金融》（2006年第11期）上发表的《解析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以图表的形式列示了有关数据，但未给出计算方式和时间序列数据。

⑤陈旭敏：《中国房价的 “宏观经济学”》，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6年6月23日。

⑥ 《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缓解源头在控制供给》，载《中国证券报》，2006-4-24

⑦ [美]约翰・奥德尔：《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P52

篇10

关键词：金融改革;两岸金融;金融合作;福建地区

基金项目：本文为林俊国主持的福建省软科学项目（2013R0071）的研究成果之一

伴随着两岸经贸的高速增长，两岸之间的金融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2009年，标志着两岸金融交流合作正常化进程启动的《两岸金融合作协议》以及《两岸金融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得以签订。而随后2010年6月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则开启了两岸金融合作的新进程。在两岸交流合作中，福建作为对台的前沿地区，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为进一步加快两岸之间的合作，国务院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这其中允许海西地区对台实行先试先行的政策。

但是，与两岸投资、贸易迅速发展呈明显对比的是，两岸金融交流合作进程艰难缓慢，金融往来明显不对称。如何加快发展两岸之间的经贸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台湾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我国金融改革回顾

我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回顾三十五年的改革历程。在这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中，不仅保证了转轨时期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改革目标。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下一步进行金融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金融改革的进行也为经济的发展不断提供新动力。近几年，我国在金改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从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现在来看这一过程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平稳地完成了汇率的过渡。现已形成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2.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情形下的经济运行，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适度、及时、灵活的予以调控。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日趋成熟，监管效率得到进一步强化。

3.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金融业履行对外开放承诺，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同时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此外，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并购、设立海外分支等方式逐步进军境外金融市场。与之相对应的，合格境外、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继续稳步实施，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双边本币互换项目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开始试点实施。

二、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随着十年来两岸关系的不断进步，两岸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现在台湾已是内地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但相比之下，目前两岸间的金融业合作却严重滞后，发展形成了“小金融、大经贸”的不平衡格局。

（1）银行业合作。近年来大量台企赴内地进行投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在台北设立分行，另有招商银行在台北设立办事处，以服务两岸的金融和贸易活动。同时，岛内银行业也积极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截至2013年5月底，共有11家台湾银行分行，其中已开业10家、在建1家，代表处7家。

（2）证券业合作。台湾当局自海基会和海协会恢复商谈并达成两项重要的经济协议之后，开始逐步放开内地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允许投资台股、债券、基金等。内地方面同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开通了“台股直通车”、“陆股直通车”，允许台资企业在内地A股上市等。

（3）保险业合作。随着2002年台湾“两岸保险业务往来许可证”的公布以及内地保险业的逐步对外开放，两岸保险业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因内地保险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较高，在地区、数量、业务和股权方面还存在限制因素，目前符合条件的仅有台湾的新光人寿、国泰人寿和台湾人寿等三家保险公司。

三、两岸金融合作深化存在的问题

目前两岸金融合作既有政策性的障碍，也与长期以来两岸间缺乏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等客观因素有关。

1.主要障碍来自于台湾方面政策

虽然内地始终坚持“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的经济合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政治上两岸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台湾当局经常将两岸间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认为两岸间CEPA模式的经贸合作制度会“威胁”台湾经济，两岸间的直航会“危及”台湾安全，对于经贸的争端要求提高到“国际层次”进行交谈。台湾当局目前的政策制度依旧无法做到互惠对等，两岸间的金融交流更多的形式是间接单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给两岸经贸关系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2.内地金融法规不完善

目前在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方面并没有专项立法，对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兑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这使得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无法可依，相关合作进程也无法有序进行。此外，两岸间的货币兑换由于立法上的缺失，通汇方面仍要借用美元进行清算，两次的兑换费用高、占用时间也较长，这就使得资金往来更多的是在地下钱庄进行，大大降低了两岸间经济贸易的效率。

3.两岸金融监管合作体制不统一

内地建立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体系，而台湾现有的金融体系则是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因此，两岸间还存在着金融合作监管方面的差异，并且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沟通渠道，给两岸的金融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关于福建闽南地区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

1.闽南地区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闽南地区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与台湾相似，更重要的是与台湾之间有着语言习俗和地缘邻近的因素。目前内地的投资环境已得到显著改善，作为对台前沿的闽南地区具有先行试点的优势，因此必须着力改善相关投资环境，用贸易投资的发展来带动闽台金融合作，进而扩展到全国范围。例如，福建地区要在建立健全相关金融监管体制、治理金融机构、市场建设等方面加快创新步伐，逐步建立起与台湾地区相匹配的低成本、高效率金融体系，真正在两岸金融合作中先试先行、有所作为。

2.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扩大合作双向开放

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两岸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中，对台政策不宜一下子在全国展开，要有一个先试先行的阶段。综合比较起来，地点的选择，最适合不过福建地区。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闽台经贸关系是两岸经贸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闽台金融合作意义重大。因此，福建作为内地对台的前沿窗口，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政治面、经贸的平台。

例如，在实验区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和独资或合资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扩大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在实验区内，确定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并逐步开展直接兑换，同时加强实验区的相关金融监管和法规建设。

2009年5月，内地在《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关于构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的设想。在两岸金融法规体制障碍短期无法全面解决的情况下，尝试建立能够在区内先行实施相关开放政策的金融合作实验区，是一种模式上的前瞻性创新。这也有利于探寻关于两岸金融合作长久机制的建立。

总之，两岸金融业的深度合作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两岸应在“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基础之上，共同努力，消除一切障碍。台湾当局更应顺从民意，切实改变目前两岸金融合作“头重脚轻”的状况，从而实现两岸金融合作向更深层、更宽泛领域的双向对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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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统计局，商务部，福建省对外经贸厅等网站资料.台湾金管会，银行局，保险局，台湾中央银行等网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