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前几天中信国安的改革，那么大个集团，控制那么多上市公司，那么点钱就被民企全部控股了，有道理没有？”在8月23日的“国企改革进行时一一共识与务实”沙龙现场，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华生连环发问。

在他看来，改革要成功，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有一条生命线。就混合所有制的角度而言，华生表示，“其中非常重要的生命线就是公平、公正、公开”。

新一轮国企改革大幕开启后，混合所有制成为不少地方推动改革的抓手和突破点。据统计，目前已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甘肃、山东、江苏、云南、湖南、贵州、四川、湖北、江西、山西、青海、广东等超过20个省份国企改革方案，发展混合所有制成为所有改革方案的“标配”。

在已出台改革方案的20个省份中，有一半的省份明确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时间表和目标，但频频曝光的国资流失大案让人担忧：发展混合所有制会否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距7月15日央企的“四项改革”试点会已有两月，作为国企改革的“重头戏”，混合所有制改革怎么“混”，谁来“混”，“混”什么，地位的平等性如何保障仍是关注焦点。

中石化孤军奋战

中石化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的先行者，但在整个上半年，国资委的“混改”试点一直没有启动，所以只剩下中石化一个人在战斗。

今年初，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便早早地向外界“吹风”，高调宣布要搞“混改”。2月19日，中石化公告，启动资产审计、评估。3月17日，中石化易捷销售有限公司正式成立。3月24日，中石化通过官方微博公布油品销售板块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时间表：3月31日，设立全资子公司――油品销售有限公司；6月底，完成审计和评估，公布引资方案；力争第三季度前完成融资。

然而，中石化的一系列行动非但没有引来更多人加入“混改”阵营，反倒遭到多方质疑。

在今年两会上，身为政协委员的傅成玉在分组讨论会上布道式地宣讲中石化的“混改”设想，发言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却并未引起在场民企大佬的兴趣。

当时坐在傅成玉右手边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抛出了“鲸鱼论”，质疑中石化的“混改”，他打比方说：“我抓一条鲸鱼进去，你只要扔一把盐。你没有就不要投了，我来投，两下子就把你的股权稀释掉了。”

事实上，中石化还没把民资“娶”进门，便对未来的“新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根据公布的引资方案，中石化对投资者的行业地位、投资规模、资金实力、业务属性、注册地址、品牌声誉均设了条条框框。外界戏称中石化是在“照着画像讨老婆”。

据了解，中石化此次将引入10个左右的投资方，每一个投资方可以由多家企业组团发起，每个投资方的门槛至少100亿元，预计引入千亿元左右规模资金，而每个投资方将按照具体的持股比例选举人员进驻董事会。

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复星、绿地集团以及一些民营能源企业已经与中石化进行接触，但是这些外部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对于人局之后有多大的发挥空间、能否被公平对待、可以获得多少话语权，都存在疑虑。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说出了徘徊在中石化门口那些潜在投资者的顾虑：想进，又担心进去之后做不了什么，只是一个纯粹的财务投资者。傅成玉试图打消郭广昌们的疑虑，并表示相比于财务投资者更倾向于战略投资者，就是那些可以帮助中石化扩展业务空间、带来增值的投资者。傅成玉说：“中石化不缺钱，缺的是活力。”引资的关键是改变机制，通过混合所有制把国有经济搞活，实现公司的真正市场化治理。

但现在的情况是，复星集团已经参股了一些国企，却都没有话语权，经营上也没有改变。

近日，中石化又公布了对外引资方案，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规划，重组销售业务板块并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涉及千亿元资产。尽管离最终完成引资还有时日，但傅成玉已经开始担心外部资本的积极性了。

各有各的顾虑

傅成玉和中石化遇到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在混改过程中，民营资本的实力相对于央企而言，相差过于悬殊，国有企业设置的投资门槛已经把一大批社会资本挡在了门外。即使进入混合制企业中的社会资本，对这些“巨无霸”参股，也很难获得相应的话语权，自然也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

另一方面，国企也有自己的顾虑。因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银行信贷、行政审批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对待”，国有企业担心“混合”之后失去这些“待遇”，这些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观念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对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形成了阻碍。

此外，还存在决策机制问题。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决策理念并不一致，国有资本的决策依据相对公益化，民营资本决策的出发点则是利润最大化。

在治理结构层面，混改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如高管的任命，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高管应由股东大会推举，董事会决定。但在混合所有制情况下，仍会有很多高管由组织部门任命，这就产生了矛盾――私有产权方对任命干部认不认可？不认可怎么办？

再如激励机制，国有企业高管是委托人，而非产权所有者；私有企业高管则一般是产权所有者，股权收益分配自由，混合之后，就会出现两类高管在待遇方面极大的“不公平”。

据了解，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民营股份占比为6：4，国有资本控股并承担主要的经营管理职责，但在利益分配的时候就产生了问题：代表国有资本的管理人员的收益以薪酬体现，民营资本代表人的收益则是以分红体现，二者之间相差悬殊，虽然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不相矛盾，但在个人之间难免产生心理不平衡，也会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

这是既存的也是将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存在的隐患。也许民营企业控股可以较好地解决类似问题，但从目前的体制看，很难过渡到这一步。而若将股权收益分配给管理者，则会带来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主管部门也不认可。

事实上，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已经是国有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实施时遇到的阻碍。对于中石化和傅成玉来说，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项庞杂的系统工程当中，所要面对的决不仅仅是外部资本对于话语权的担忧，还必须面对政府以及公众对于国有资产可能存在流失风险的顾虑。

因此，中石化无缘国资委确定的“混改”试点。用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的话来讲，就是垄断企业涉及垄断利益，无论是搞混合所有制试点还是搞员工持股，在没有破除垄断前，都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所以，垄断性行业企业纳入试点，“应该放在后面一点”。

中石化都不例外，更何况其他国企了。

国资委怎么了

“混改”的发令枪早已响起，各地也都陆续出台了国资改革意见，但众国企们仍在起跑线上左顾右盼，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跑道上的线还没有画好，这样跑下去，不仅不知道会跑到哪里，更重要的是，可能会“跑偏”。

于是，国企看着央企，央企看着中石化，地方又在看着中央，究竟谁来画这个线？矛头自然指向了国务院国资委，谁叫你是坐拥50万亿国有资产的“大管家”呢！

国资委不可谓不努力，三中全会后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半年内已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和5次专题会议，研究审议12项改革方案、4份工作细则、7条意见建议等。加班是常有的事儿，有时连双休日都贡献了出来。

在7月15日召开的央企“四项改革”试点会，“混改”的试点方案和名单终于出台。但试点方案并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政策框架，“混改”该怎么走，持股比例上限的设定，并没给出答案。

至于被纳入试点的两家央企――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同样也受到质疑。目前，中国医药集团国家股份不到50%，中国建材超过三分之二都是社会资本，留给民资入股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另外，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房地产市场低迷，受此影响，建材行业也不景气，而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资都是逐利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试点的时机选择也存在问题。

天时、地利，都不占优势，试点的效果恐怕也会打折扣。

那么人和呢？最近不止一家财经媒体在质疑国资委，把国企改革滞后和相关文件迟迟未能出台归责到了国资委身上。

外界质疑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至今，在管资本、分类管理和混合所有制大方向明确后，国资委并未迅速推出一个完整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这令许多人失望。

但这的确有些冤枉了国资委，因为目前国企改革整体意见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办法，都不是由国资委牵头的，既然牵不了头，也就很难主导改革的进度。

日前，有消息称国资委和相关部门正在加快研究和制定被称为国家版的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方案有望在年内出台。

尽管如此，难免有人仍要发发牢骚，在以“管资本”为改革目标的历史新阶段，国资委成了国资改革的天然障碍，甚至有人说，国资委“老”了。

成立至今11年来，国资委努力实践行政整合央企的“管资产”职能，完成了“统一管理”和“做大做强”的历史任务。经年累月，形成了一套资产管理思路，通过“管人管事”实现管理资产，通过国资委这一国务院特设机构对所辖央企进行指导、监管甚至直接统一管理。

这套国资管理体制日趋完善的同时，也开始暴露出僵化的弊病。国资委出现了行政化的趋势，国资委7位副主任当中，有6位官员出身，唯独张喜武这位前任神华集团董事长有些商界经历。

操刀国企改革的国资委，或许也到了进行自身改革的时候了。

（本刊据《华夏时报》等整理）

观点链接

民资为何对混合不感冒 滕斌圣

所谓“混合”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其难点在于具体如何实施，允许民营资本控股到什么程度？由于这两个原因，不少民企倾向于“等等看”。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无论央企还是地方国企，都还没有做好让渡企业控制权的准备，它们的底线只是出售一小部分股份，或者撬动更大的资本。

最近新华都收购云南白药股权官司败诉，这一案例能够为混合所有制实施提供些启示。首先，国企现有治理结构对“混合”的排斥。云南白药可以划归竞争性国有资本，引入民营资本本来是最为正常不过的事，但是结局惨淡。究其原因，云南白药的第二大股东是红塔集团，红塔集团的母公司中国烟草反对新华都的股权收购。可见，如果不能建立上下共识，混合所有制在执行过程中会处处掣肘。所以，即使民营资本和地方国企谈妥了“混合”，具体的操作也会受很多场外因素的影响。有时因素太多，民企连告状的主体都难以确定。

篇2

关键词 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 建议

一、国有集团现状概述

从我国国有集团发展历程来看，国有集团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较大，严重缺乏市场化发展的经验，在发展理念和行为上存在过于保守或过于激进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结构存在缺陷。绝大多数国有集团是由行政机构改制形成，故管理仍处于行政隶属关系阶段，内部组织结构的规范性较差。[1]同时大量集团企业自身经济实力较弱，无法有效发挥投资中心和集团主导的作用。

第二，管理体制规范性有待加强。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结合市场环境、行业特征、产业特点与自身实际经营情况来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和规范内部管理机构，这直接导致内部综合协调能力下降。虽然总公司与子公司间有明确的产权关系，但受制于行政管理模式，内部制度的可执行力大打折扣。

第三，经营效率不足。与民营企业集团相比，国有集团在管理理念和技术更新等方面与其相距甚远，导致国有集团的经营效益大大低于同等规模的民营企业集团，但它却占用了大量的经济资源，造成了资源浪费。同时，由于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使对国有集团的前瞻性较弱，管理者难以具备长远的发展眼光，进一步加剧了过度投资、抵消投资等问题的发生。

第四，市场化程度不足。如今大部分国有集团子公司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能力已经大幅加强，然而由于尚未真正触动国有制的根基，因此国有集团尚未真正实现市场化。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目标市场仍局限于不完全产品市场的交易层次内，另一方面，国家对国有集团进行倾斜性经济资源注入或救助陷入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这种形态对市场化造成了严重破坏，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实现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目标。[2]

二、国有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经过长时间的改革，虽然我国的国有集团在走混合所有制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但依旧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对进一步深化改革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一，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制定的认识程度不足。不重视制定改革方案，其结果就是方案与企业发展战略出现严重偏差，甚至部分国有集团的发展战略清晰度不足，投资方向过于多元化，主营业务不明晰。这样一来，在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国有资本去留和混合程度难以确定的问题，资金、人才、土地等资源的合理配置自然无从谈起。[3]

第二，企业管理方式陈旧。大部分混合所有制的国有集团仍处于形式上混合的状态，管理模式未出现改变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虽然国有集团的子公司实行了混合所有制，但极度欠缺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这样导致公司的治理结构未完成商业化、实质化的转型，无法形成具有较高透明度和制衡性的管理模式。这一现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控股企业中尤为明显。

第三，尚未形成有效的后评价体系。在国有集团所属企业的混合制改革中尚未形成有效的后评价体系，无法对所有制改革后企业在资源配置、管理体制、创新机制等方面的优劣进行有效地评价，导致难以对国有企业所有制的改革方案开展指导和调整。

三、促进国有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建议分析

（一）加强国有集团的管控能力

强化战略统筹、形成协同优势是集团运作的首要任务。作为集团的“大脑”，总部应始终处于战略高度，统一调度所有子公司。完善集团母子公司体制，核心在于做到“三个强化管控”：首先强化战略管控，通过制定科学的整体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使母子公司的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性；其次强化财务管控，加强集团的预决算管理，实现资金统一调度，能够最大限度保证资产的有效使用；最后强化人力资源管控，完善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与考核方面的管理。三个强化能使集团对子公司的“物、才、人”进行全面管理，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4]

（二）加大集团内部重组整合力度

优化资源配置，使资源能够向核心骨干企业及具有独特优势的中小企业聚集。核心骨干企业及具有独特优势的中小企业对集团发展主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集团应始终围绕主业打造核心业务板块，合理配置资源，整合经营内容相似的同类业务的资源以达到发挥规模优势的目的。此外，集团还应加速清理、调整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非主业资产及低效企业资产，将法人层级始终控制在三级以内，从而形成二级骨干企业与三级优势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

（三）积极引入外部资本，推动核心骨干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首先要面对的挑战，若改革不触及产权，那么终归只是纸上谈兵。引入外部资本走产权多元化道路，为国有集团注入大量的新鲜血液，这是转变企业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引入外部资本的主要途径有三种，一是盘活存量资产引入增量资本，二是合资新设企业，三是推动国有资本从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中退出。在产权制度改革中，需要根据企业的功能定位准确把握产权制度改革的“度”。除了少量具有政策性职能特殊目的的企业外，在市场竞争领域内的所有国有企业都应积极引入外部资本，对提供公共产品，经营范围涉及民生等领域的核心骨干企业，国有资本应保持绝对控股地位，而对优势支柱产业或金融业中的核心骨干企业，国有资本可保持相对控股。[5]除此之外的国有企业均应严格遵循市场规则，做到进退有序、合理流动，最终实现全部放开。

（四）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加速优质企业上市

推进优质企业上市，可以为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企业上市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也对转换体制机制和规范运作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国有集团应加大在企业上市方面的关注度，通过充分利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实现优势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国有集团应大力推进核心业务资产注入优势企业，帮助其实现整体上市，使上市公司成为国有集团优质资产聚集的主要载体。对目前尚不满足在主板或创业板上市条件的企业，可先在新三板挂牌。这样一来，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美化市场形象和提高认知度。同时近年来，我国正在完善新三板挂牌企业转主板机制建设，通过在新三板上市，企业能为后续向主板转移打下牢固的基础。

四、结语

组织结构存在缺陷、内部管理体制的规范性较弱、经营效率低是国有集团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都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落后体制形成的。要真正实现国有集团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从而实现合理配置资源、提升管理水平和完善治理机制。

（作者单位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天津分公司）

参考文献

[1] 童露，杨红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联合重组与公司治理――基于中国建材集团的案例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10）：39-44.

[2] 卢俊，仝荣伟，叶佳敏.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及对策――基于中信国安集团案例的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5（05）：137-143.

[3] 温国林，卿松.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5（34）：60-62.

篇3

国有企业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富二代”，民营企业也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屌丝”。“混合所有制”的推出仿佛打破了原有的门第限制，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可以“结婚”的机会。关注这场婚约的不仅仅是当事人，他们背后的“亲友团”——投资机构也表示出了极大兴趣。

“混合所有制是企业优化股东结构，提升治理水平的一种尝试，尤其对国有企业意义重大。”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对《英才》记者表示，“红杉资本也在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架构下的战略投资机会”。

对于想要参与混合所有制的投资机构来说，“混合所有制”究竟是一剂毒药，还是一罐蜜糖？在“混合所有制”中，谁将成为主导者？作为国内最富盛名的投资机构，红杉资本是如何掘金“混合所有制”的？

潜伏“混合所有制”

借着《决定》的推出，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落实”相应政策。

2013年12月，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在上海的改革方案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被作为一个政策选项，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的路径则是将国企改造成为公众公司，实现整体上市。

而在河北，7家综合实力较强的建设企业自主联合，结成战略联盟，谋划组建一家河北省建设领域大型企业集团。这7家企业类型涵盖国有、民营、中外合资，筹建的公司也是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

作为投资界的元老级人物，沈南鹏很早就参与了混合所有制的创业活动。

在创立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之前，沈南鹏本人在携程担任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时，主导了如家酒店的创立。当时携程与有着国资背景的首都旅游集团以及创始人团队三方合资，首旅代表与沈南鹏长期担任公司的联席董事长，合作愉快顺利，共同成功打造了如家品牌。

2006年10月26日，如家快捷酒店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开盘22美元高出发行价59.4%，融资金额达1.09亿美元。以超过30倍的超额认购完成招股。而那段三方合作的经历也让沈南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家成立后很快成为经济型酒店的龙头企业，和这种优化的股权架构不无关系。”沈南鹏表示，“首旅作为一家专注旅游行业的国有企业，这一投资不仅产生了巨大的财务回报，也完成相应的战略布局。相信越来越多的‘如家’型企业会诞生和成长”。

在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成立之后，又相继在以“秦川机床”与“建工土壤修复”项目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和清洁环保业中找到了与国有资本进行合作的机会。而在此之中，沈南鹏也越来越认识到“混合所有制”所能为企业带来的发展优势。

因为红杉资本的介入，这些公司治理架构更加合理，可以充分发挥各股东的优势。红杉的优势在于可以帮助高端人才建设、建立业务考评体系、战略规划，以及帮助企业建立产业合作伙伴、顺利走进资本市场。而相应的国企股东在政府关系，资源整合，上下游关系中又扮演着不可被取代的角色。

尽管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推行“混合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所饱受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混合所有制，究竟是谁“混合”了谁？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谁才是主导？

据了解，目前国内的一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资本的控股比例还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国有控股并非是依靠控股比例来实现。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也曾表示，未来要鼓励公平竞争，理论上国企与民企就应有公平地位。最关键的问题是，只有国企控股的比例发生实质性的进退，才能带来体制性突破，否则将仍只是做表面文章。

“三中全会以后，相信混合制将有更多的实践和成功案例，在许多行业里，优化股东架构以及带来的机制变化会给企业发展插上新的翅膀，产生一批行业领先企业。”沈南鹏表示，“改制中股东的组成和股份分配，不同企业应该有不同安排，很难说某类股权比例的安排一定最优”。

受限于股权激励

在红杉资本参与的几起“混合所有制”投资中，最受关注的还是对湖南广电旗下快乐购物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快乐购）的入股。

2010年，国家九部门联合下发《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鼓励风险偏好型投资者进入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文化业态，努力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

就在此时，快乐购正式宣布，与弘毅投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红杉资本组成的投资团签署协议，从三家机构共计获得3.3亿元的投资，同时湖南广电继续保持对快乐购的绝对控股权和实际控制权。

自快乐购融资进入外界视线以来，关于快乐购的团队激励一直都是行业内异常关心的热点，在此前的国有背景企业融资改制中，管理层持股形式的长期激励方案一直被回避。

快乐购采用的是一个短期和中期相结合的方案，管理层的激励部分，在薪酬中的年终奖体现，股东会设计一个业绩标杆，超过此标杆的业绩部分，管理层团队就可以按照一个固定比例和股东分享。

篇4

2013年12月17日，上海市政府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新一轮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启动，上海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公布的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城市。

上海国资企业仅次于中央国资系统，在全国地方国资总额占比超过10%。上海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国资改革，2008年又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两轮国资改革以兼并重组为主，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整合，但国资企业的效率提升并不大。此次上海国资改革则更强调企业效率的提升。

与三中全会《决定》的7年改革方案相比，上海出台的《意见》要求经过3-5年的扎实推进努力成为全国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排头兵，这是基于上海自身经济基础做出的调整。上海将国企划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三类，与《决定》中将国企划分为竞争类、自然垄断和公益类也有所区别，则主要源于铁路、电网这些自然垄断行业均是央企，而上海希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划分出功能类可以鼓励企业科技创新。

“沪二十条”思路

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林益彬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时谈到，此次上海国资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市场化路线，是整个方案的灵魂。国资监管要按照市场规律去监管，企业要按照市场规律去发展，所有的措施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林益彬指出，上海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五个方面。第一，上海国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比重为62%，布局结构还不尽合理；第二，一些企业活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可持续竞争能力；第三，国有资本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不够，导致资产固化和国资一定程度上的封闭循环；第四，现有的国资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既不利于更有效的把企业推向市场，也不利于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优化配置国有资本；第五，现有的制度环境还不能很好的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不能很好的支持企业家的成长和集聚。

纵观《意见》，上述几个方面也是着墨最多、最有可能有所突破的领域。

在国资布局方面，《意见》要求，将国资委系统80%以上的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2012年的数据显示，上海国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关键产业的比例仅为61%，离80%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在国企竞争力方面，《意见》称将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发力，提出在周期内实现“2-3 家符合国际规则、有效运营的资本管理公司”、“5-8 家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8-10 家全国布局、海外发展、整体实力领先的企业集团”和“一批技术领先、品牌知名、引领产业升级的专精特新企业”。

在国资开放流动性方面，《意见》提出需要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此举意味着，上海国资系统需要在“做减法”方面做出突破，实现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此前，国企改革迟迟难以深化的一个原因，便在于国资退出渠道遇阻，资产流动受限，使得大型国企难以聚焦核心主业，形成核心竞争力。

在国资监管方面，《意见》将国企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及公共服务类三种类型，施行差异化改革与管理。据透露，目前上海56个国企已经完成功能分类，实现对号入座，未来也可以根据情况动态调整。

在用人机制与高管激励方面，《意见》要求全面推行国企领导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对竞争类国企，按有关规定落实董事会选人用人、考核奖惩、薪酬分配权；以及建立健全企业核心骨干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分配机制。长期以来，国企改革在做实董事会权力以及高管激励方面存在诸多先天不足，企业家在国企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上海改革之后，企业家在国企经营与管理方面的能动性有望被进一步激活。

国企层面：混合所有制操作方向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曾公开表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是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资保值增值，因此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体应该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总结以往改革经验教训，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经常是弱势地位，国有资本不能为混合而混合，最后国有资本都流失了。

一位国务院国资委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报告记者，混合所有制更多的是实现产权多元化。对于现代股份制公司来说，真正能有效制衡的股份制一定是利益多元，否则只可能是有限制衡。所以混合所有制的核心是让不同股权代表的利益在董事会中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和民营企业在管理企业上各有优劣，在混合所有制中应该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

该人士表示，混合所有制具体如何操作国资委内部也在抓紧研究，一些问题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比如，不同类型的国企，应该在哪一级进行混合所有，引进什么样的非国有资本？改组和组建的平台公司应更多对出资人负责、表达出资人意愿，是否应该采取国有独资的形式？员工持股的范围、比例是多大，如何设计退出机制？

具体而言，更倾向的做法是，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承担国家政策性职能的投资运营主体外，如石化军工中储粮等，其他都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集团公司和一级公司也需要混合所有，否则即使继续按照外部董事占多时的董事会框架，仍然很难做到现代企业治理，但应该根据不同产业特点确定是国有资本控股还是非国有资本控股；员工持股的设计则参照华为模式，可以采取利润分享、股票期权、奖金红利、金色降落伞、金色阶梯等多种形式。

对此，林益彬表示，国资在哪些领域要绝对控制，哪些可以多放开，哪些多退出，需要有顶层设计。楚序平认为，不能搞一刀切和运动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应根据国有企业不同的功能按市场规律确定控股的比例，在自然垄断、行政垄断等行业要放开竞争性业务。

在企业层面，林益彬认为，一切应从企业发展的需求出发，有些企业可能是解决融资问题，有些解决市场问题，有些解决技术问题，有些要引进管理和品牌，所以需求的侧重点不一样。政府应进一步拓宽开放性市场化重组途径，通过投资入股、股权收购等方式引入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等方式引导市场资本进入基础性和公共服务领域项目，探索国有资本和各类资本共同组建股权投资基金参与国企战略投资和国企并购，鼓励非公资本参与。

据上述国务院国资委人士透露，国资委调研上海复星集团时曾询问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混合所有应引入什么样的非国有资本，基金、产业资本还是民营资本，回答是产业资本更容易操作。复星集团副董事长梁信军表示，对于合格投资者的遴选，价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底线的匹配度，另外还有投资者自身现金流、资产规模、历史经验、附加价值能力评价、战略、文化的匹配度。

市场层面：国资运营的资本路径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的一位负责人在某内部研讨会上指出，混合所有制是今后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而私募基金有望发挥重要作用。

上海股权投资协会理事长、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陈琦伟告诉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现阶段国资面临着明显的发展瓶颈，运营过程如何更有效率、运营结果如何体现更好的效益、运营模式如何体现先进性和竞争性。股权投资的实质是由专业的管理团队管理市场化的资本，用市场化的方式投入企业，支持企业的持续增长。股权投资的理念和方式就决定了它有可能成为国资改革和国企发展最得力的战略伙伴。

德同资本合伙人邵俊告诉记者，私募基金参与国资有着新的背景条件，此前虽然也有机会参与，但是投资团队不愿意碰国有资产，国企也倾向于自己做基金管理人。根据规定，国有企业不能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但可能出现几家国有企业联合起来做基金管理人来规避该规则，未来有可能会堵住这个漏洞。基金一旦定性为国有，资本市场上市后上市收益的10%要无偿划拨给社保，这项规定也或将有所突破，可能的方向是国有企业以有限合伙人出资，基金公司上市时不形成国有产权。邵俊表示，这次国企改革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博弈的过程，以机构的形式来参与改革，背后是社会化资本，才能够与国有企业平等对话。

赛富基金合伙人金凤春给出了基金参与国资改革的最佳模式，即由民间资本或职业团队主导设立PE基金，国资参与。该模式下国资不派员到投委会、不干预基金人事薪酬、不参与具体项目决策，国资通过顾问委员会行使监督权，职业团队完全能够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做出投资决策。好处之一，职业团队对基金运作拥有主导权，避免了投委会成员中的政府部门或上级国企派员的超级否决权；好处之二，分成、奖金完全按有限合伙协议执行，而不需上级审批干预；好处之三，允许失败，才能保障成功，现在国有投资监管中的投资项目审批制和项目审计制度将不再使用；好处之四，国资保值增值目标的效果强于国有控股型PE，不在只盯着Pre-IPO搏利型投资。

前述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官员表示，如果基金有志于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必须要成为战略投资者。对于很多大型国企来讲不缺少资金，缺少的是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战略的把握，所以基金如果没有财务以外的战略眼光，将难以在这一轮改革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此，邵俊也坦言，基金更多还是具有资本逐利性的特点，将如何参与国资改革还在观望。

改革障碍

此次上海国企改革意见共包括20条，但只属于纲领性文件，要想获得成效，前路仍然漫长。

总体来看，上海市政府推动国企改革的动力很强，而进一步深化改革也是上海进行国企改革的必经之路。华泰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称，近年来，从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来看，财政支出一直超过财政收入，且缺口不断扩大，其中上海养老退休金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一项。作为曾经的老工业基地的上海，国企退休职工较多，养老退休金开支的负担很重。而通过对上海国企进行改革，一方面推进资产证券化，提高国企的经营业绩，以提高国企分红收入，补充政府的财政缺口，一方面优化布局，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不过，在地方层面，政府往往很难放弃对国有资本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主要为了避免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比照三中全会中对于国资国企改革的设计以及社会各界的建议，上海方案中也有未能体现之处。

不同于此前各方期望的国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意见》对竞争类国企的要求是努力成为国际国内同行业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企业。林益彬表示，上海地方国资在竞争性领域中占比还很大，所以并不能简单地说让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对竞争领域中的国资结构进行优化。在一些传统落后产能的产业国企可以发挥带动作用逐步退出，但在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反而要加大投入，不能简单的全部退出，都去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在健全国有资本收益保障机制方面，《意见》只提到了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到2020年不低于30%，未提到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内容。对此，林益彬解释，国资收益原则上按照产业调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保障各三分之一安排支出，中央提充实社保基金，这是在中央层面考虑的，所以上海在20条中并没有具体提到，但是民生社会保障这块包含者社保、养老等内容。可见，这对于上海来说，仍是一块硬骨头。

《意见》淡化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要求，而不像三中全会那样单独成段，显示此项产权改革推进起来十分艰难。且通篇未提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说明上海政府对于国企的投资主体要求较高，也希望保持控制力和影响力，对民企参与国企改制兴趣不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在2103凤凰财经峰会上表示，混合所有制是个中间状态，而不是终极状态，最终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民营化。而在一些国企负责人的观念里，混合所有制更多是民企民资带枪投靠，经营还没有对民间开放，公司也还没有实现化治理。

此外，多家上海国企的负责人均表示出了对容错机制的关注，一旦改革创新工作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将如何处置。德勤企业管理咨询中国区主管合伙人施能自则认为，容错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风险管理体系，对于上海国资改革，应容许出小错不能出大错，一方面鼓励创新，另一方面要降低因为创新所造成的问题。

梁信军认为，改制的难点就在于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总会有一些未收益和微收益人群。政府关注国有企业价值能否长期增长、竞争力能否提升，企业职工身份置换；国企需要考虑业务能否平等过渡，文化融合会不会出现困难、业务资产如何处理；新的利益方关注是否能够分享所得，国有股东和政府是否有足够宽容度。

地方国资改革思路

随着各省开始落实国企改革具体方案，上海之后，广东、深圳、山东、重庆等多个省市的省级直属国企改革都在进行部署，国企改革有望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当然，央企、省属国企和市区属国企面临的改革格局并不一致，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地方国企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国有企业采取差异化模式化的改革方式，是深化国企改革的现实路径。

国泰君安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认为，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地方政府形成新的思路：一方面，地方政府组建改革小组，进一步明晰国资所有权，消除国有企业法理上的所有者和事实上的所有者利益的割裂，形成新的改革架构；另一方面，将国企改革拉动经济增长等外部性内部化，使得国有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益得到统一，形成推动改革的催化剂。

就该思路来看，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的政府有更强的动力让渡国有产权，以促成包括对外招商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形成地方发展的新动力等重要目标。推行改革之后，可能会使得国企领导失去行政级别和收入稳定性，所以在控股权让渡基础上，可能重塑董事会职能，理顺激励机制。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他们的加入将使得政府或国资更加关注财务回报率而不是收入规模或资产规模，在市场化原则下，政府鼓励的行业不再成为追逐热点。

最终，地方国资改革必须真正释放出改革红利。梁信军认为，国企改革红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机制增量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授权机制，能力增量包括投资能力、融资和上市能力、海外拓展能力、研发能力、适应新环境能力、行业专业能力，公共资源增量包括政府资源、媒介资源、企业家圈内资源，企业市场价值增量、人才增量、市场增量。

篇5

国务院国资委2014年7月15日宣布，在中央企业启动4项改革的试点，分别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董事会授权试点、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向央企派驻纪检组试点。这标志着国企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新一轮国企改革拉开大幕。

一、重新启动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

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随着十的召开逐渐拉开了帷幕，十为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任务，也重新启动了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我国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步伐，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国企深化改革的重点，企业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企业内部逐渐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这样就会降低国有股权占企业股权的比例，这样就能推动国资与社资共同发展，还能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创造进一步有力条件。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具备上市条件的国企上市，在暂时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国企中推行股权多元化改革，融入更多的投资者。

第二，适度推进中央企业改制上市计划。我国中央企业早在12年就由国资委退出了综合实力排名方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排比评价体系，13年正式推出中央企业综合实力排名，这一排名的推行，能够有效的激励上市公司巡查自身的不足，对提高企业经营质量、规范市场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家相关部门也成立了中央企业上市规范小组，提高上市企业运作水平。

第三，规范董事会建设。我国实行董事会以来，到去年年底，有52家中央企业设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的建立有助于国有企业约束机制以及长效激励机制的运转与实施，也强化了国企经营投资责任的追究机制。13年，国资委下发了关于中央企业董事会高管薪酬管理完善相关文件，规范董事会管理。

第四，加强国有企业内部改革，为了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竞争保障，积极推行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收入能增能减、员工能进能出制度，并且实行重大信息对外公开，实行透明化管理。采用聘请制度能够有效的激励国有企业员工，使管理人员更好的实施管理；普通员工积极进取，提升国有企业综合竞争力。

第五，积极探寻国企员工持股方法，进一步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需要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下，企业员工持股，将劳动者效益与企业效益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相关部门应该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企业资产稳步增值的基础上，探索员工持股的有效方法。

第六，加强国有企业维稳工作，如今，我国正属于高速发展阶段，社会矛盾不断的上升，在国有企业中，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企业的改制、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企业的稳定造成影响。做好国有企业维稳工作，对于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发展有很大的作用，能够为国企创建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七，全面帮助国有企业提升管理水平。首先，实行上下联动协同方式，有国资委成立管理提升小组，完善企业管理相关目标、路径、考评等机制，国有企业也需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制，配合提升小组相关工作；其次，根据企业实际需求，从内在需求出发，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最后，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还需要不断的夯实企业管理基础，抓好管理主线，弥补管理短板，积极推动国有企业管理规范化、信息化、制度化建设。

二、推行资源整合以及并购重组改革计划

第一，推行中央企业重组整合计划，对企业内部整合实施有效的协调，深化改革脱困工作。在中央企业并购过程中，存在制度不健全、风险控制能力低、战略有效性差、并购操作不规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国资委提出并下发了相关的文件，对中央企业并购提出具体的意见，规定具有债务风险重点监控、监管或三级以下企业不能纳入并购范围，对并购主业之外的企业实施严格的控制。针对现在并购重组中文件，国资委经国务院同意，对以下中央企业实施了并购重组，如中国华粮物资集团并入了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第二重型机械集团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实施重组。

第二，中央企业对低效无效资产进行清理，促进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根据国资委统计相关数据显示，当前中央企业中低效无效资产大量存在，对企业健康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并制约了企业改革制度的实施。推行国有企业低效无效资产评理，能够有效的夯实国有企业资产的质量，国资委也在13年下发了相关的文件通知，要求三年内中央企业完成低效无效资产的清理工作。

篇6

混改创造国企大机遇

2016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纵观全年，前三季度，由于受困于改革红线，国企“混改”进度相对较缓慢。从9月后，国企改革呈加速发展，改革重心向“提质增效”转移。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未来国企改革重点突破方向。一场“自上而下”国企改革思路向“效率”层面转变。

9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专题会，联通集团等大型央企列入第一批混改试点名单。证明在强化混改方面政策层面态度已明朗，“混改”呈加速落地趋势，国家对于垄断领域大型央企混改试点开启。

11月，中国联通陆续与BAT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基础电信服务以及移动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等多个方面。联通与BAT签约引发人们对于BAT企业入股联通的猜想。混改形式以股权转让、债转股等模式拓宽国企混改路径，表明了“自下而上”的模式创新趋势。联通企业员工或从混改中获益，员工持股、提高工资待遇、股权激励等举措或将在混改中实施。

11月11日，国家发改委新闻会再度提及已在七大领域选择7家企业或项目开展第一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并称联通的混改方案正在研究讨论阶段。联通混改打破了早期人们对于联通电信合并的传言。也证明电信领域“强强联合”式并购被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代替。混改较集团重组将更有利于“提质增效”。而“提质增效”将是未来国企改革的重点。联通混改开启了电信运营商转型的大方向，将成为电信行业改革范本。2016年“混改”正在实质性地推进。

在12月14-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电信、铁路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展望2017年，随着国企改革正逐步向“混改”重心转移，国企混改或将实现“从点到面”“从央企到地方”的全面突破局面。从垄断领域大型国企着手混改意味着国家将着力改善垄断行业长期效率低下、管理机制僵化局面，这与供给侧“去产能”工作紧密结合。据悉，目前混改七家企业改革方案已经提出，2017年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地之年。随着大型国企混改的示范作用，混改将现多点开花。

民营宽带在竞合中前行

混和所有制改革已然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关键词，民资的作用被寄予厚望。电信业在吸引民资改革方面拓展不断增多。民资加速进入宽带市场，被认为是深化电信业改革重要一环。

2015年末，工信部了《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年版）》（以下简称《目录》），宣布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目录》调整设立“网络接入设施服务业务”，并在该类别下新增“有线接入设施服务业务”，为具备条件企业申领相关业务经营许可奠定基础。在《目录》之前，为推动电信市场开放，支持民营资本实质性开展基础电信业务经营，工信部就已开展宽带接入网络业务试点。而《目录》进一步理清了民资准入的范围。

2014年底，工信部正式《关于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入市场的通告》。去年9月，在前期开放试点基础上，工信部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将全国44个城市纳入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范围。加上首批北京、南京、广州等17个城市，宽带试点城市扩大至61个。到2016年初，已有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16省市的通信管理局，向超过50家民营企业正式颁发了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批文。今年10月，工信部继续扩大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范围，将辽宁、福建、河南、湖北、广东、陕西、宁夏等7省（自治区）全部城市纳入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城市范围，并将绍兴、温州、金华等12个城市纳入试点城市范围，力度空前。目前，粗略统计，全国超过100家民营宽带获批试点。

民资宽带企业在最后一公里、增值业务创新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可与三大运营商形成互补效应。例如弥补三大运营商对偏远区域光纤宽带建设不足，增加农村光纤宽带网络覆盖率；强化企业间竞争，增加活力。国家鼓励民资进入，在政策上给予了支持，且符合民营企业自身转型的需要。但民资宽带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

根据政策，民资进入宽带市场采用自建、资本合作以及宽带转售三种模式，而大部分以转售为主。虽然民资企业获准入，但民资企业仍然要从三大运营商批发宽带和流量。基础电信运营商不但掌握定价权，并且自己也发展宽带接入运营。尤其是今年中国移动宽带用户迅猛发展等等，都对民营宽带企业造成极大冲击。民企面临与基础电信运营商合作竞争等因素影响突出，竞争略大于合作，民资宽带企业进入电信业挑战重重，要想突出重围就不能仅仅单纯依靠政策的支持与开放，民企需寻求宽带接入运营的内容服务的价值，黏性远高于宽带接入业务本身时，竞合中合作才会大于竞争成分。

虚商唯创新不破

同样是民资进入电信领域，人们多将移动转售业务与民资宽带业务并提。不同于民资宽带业务与本地运营商进行结算，移动转售则是与基础电信运营商集团统一结算，所以结算方式对虚商企业影响甚大。而在2016年11月，中国联通宣布将于2017年取消每用户3元保底结算承诺，这给虚商企业带来了利好消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摘掉了虚商背负的压力，更利于虚商集中精力与创新业务。

篇7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此外，《决定》中还提到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已定，由此将给我国资本市场带来重大投资机会。

事实上，各地国企改革的谋划进度不一。作为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标杆，上海市的国企改革无疑更受市场关注。在去年12月17日，上海正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要形成2-3家符合国际规则、有效运营的资本管理公司；5-8家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集团；8-10家全国布局、海外发展、整体实力领先的企业集团；一批技术领先、品牌知名、引领产业升级的专精特新企业。近期，上海八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培育上海国有跨国公司的实施意见》中，对未来5年上海加快培育国有跨国公司进行了全面部署。春节后，海博股份、益民集团、东方明珠、友谊股份等一批上海本地股悄然走强。

广州市则在广东省国企改革中先试先行，提出了“大国资”战略，明确广州市属经营性国有企业一级企业132家中，除已纳入广州市国资委直接监管的28家企业和市建委所辖的2家企业暂时维持现行管理体制，其余102家企业全部纳入广州市国资委统一监管。其远期规划是在未来三年内将市属企业由目前的130多家调整至40家左右，使市属国有资产的80%集中到目前的20家大企业集团中。近期，一批广州国企改革概念股已经涨势渐显。

目前已有近十个省市对国资改革路径明确表态，“股权多元化”成为改革关键词。与广州、上海等地相比，北京启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似乎有点慢。不过，据最新消息，北京将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要求近两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通过推行和实施“旗舰战略”，将存量资产优化配置整合。该消息有望激活投资者对北京国企上市公司投资机会的关注。

篇8

关键词：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5-0041-04

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高等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制度创新，通过不同形式的资本相互融合和优势互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组合，让企业参与办学，成为办学主体之一，既可有效激发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校企双方的真正融合，又可激发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力，促进形成高职教育的多元化办学格局。

一、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涵义

（一）混合所有制的内涵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混合所有制是指产权归属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所有者的一种经济形式（非单一公有制或者私有制的经济形式），指的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不同所有制资本交叉融合的经济形态[1]。

（二）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内涵

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是高校近年来积极探索的一种新兴办学模式。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则是将混合所有制经济学的概念引入职业教育领域而产生的一个新概念和新生事物。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概念是指其出资方式有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与融合形态的职业院校[2]。通过这种引进不同资本主体共同参与办学，增强职业院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破除传统高校的体制机制弊端，促进职业院校的发展。

二、 国内外混合所有制院校办学模式现状

纵观国外高等教育发展之路，许多国家都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办学，以更加有效地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例如，新加坡管理大学是新加坡第一所由政府资助的私立大学，该校就属于混合型的大学，既不是纯粹的公立大学，也不是纯粹的私立大学。日本国立大学通过法人化改革，改变学校的运行管理机制，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使学校有更多的办学自。欧美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呈现办学与投资体制多元化的特征。

目前，国内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可以分为两种层次上的混合，即“大混合”和“小混合”[4]。所谓“大混合”指的是高校法人层面的混合，即高职院校的创办主体有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私有资本、外资等三种资本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是整个学校层面的体制混合。而“小混合”则指的是学校内部二级办学机构层面或具体项目层面的混合。但是，无论是“大混合”还是“小混合”都必须涉及实质性的产权合作或资金投入，且以法人资格出现。

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实施“大混合”办学模式的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为公立民办型，以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该校开办之初属于公立性质，经过多次改制最终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管理团队参与、政府引导的办学体制，这种体制使得该校既有公办院校的根基和待遇，又有民营的灵活体制。第二种为公有民营型，以齐齐哈尔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该校办学之初为民办性质，后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启“政校合作”的先河。第三种为民办公助型，以南通紫琅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该校2000年创办之初是一所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后有直属于江苏省教育厅的教育发展投资中心参与投资，2013年4月获得民办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成为江苏省第一所民办事业单位法人高校，2014年5月升格为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5]。第四种为不同资本合资新办职业院校，以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该校由海南省教育厅、海口农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共同出资举办。

国内部分公办高职院校采用“小混合”型办学模式。例如，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实体学院。沈阳职业技术学院与沈阳一家民营独资企业合作，共建混合所有制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学院。

三、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办学困境

（一）高职院校的顾虑

混合所有制可以有效激发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校企双方的真正融合，激发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力，促进形成高职教育多元化办学格局。但高职院校引入“混合所有制”会改变原来的体制机制，因此，无论是公办院校还是民办院校都有自己的顾]。

公办高职院校对于混合所有制的顾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办职业院校隶属于政府，完全依靠政府投资，行政化色彩浓厚，对于自身的事业单位性质有一种天然的心里优势，不愿改变其身份；二是公办职业院校担心改革有风险，改革后对学校的国有资产造成冲击，领导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是公办院校担心学校性质的改变会错过一些国家优惠政策，影响学校发展。以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之前该校既享受公办院校的补助，又享受民办院校的优惠，但现在有些优惠政策两边都享受不到。因此，有些公办高职院校对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相对不高。

民办院校因为本身办学体制灵活，改革的积极性相对较高，但创办者担心混合后失去话语权，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也有自己的顾虑。

（二）企业方的顾虑

长久以来，职业教育与行业需求基本是两张皮。虽然政府十分重视校企合作，也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予以推动，职业院校也有与企业合作的强烈愿望，但企业长期合作的意愿并不高。究其原因，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调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企业以营利为目的，没有义务帮助职业院校培养人才，在与学校合作过程中要长期投入，企业担心大量的资金投入得不到合理的回报。

（三）产权分配、出资方式的困惑

产权制度是混合所有制院校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产权归属和校企双方选择何种方式出资是目前制约混合所有制院校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大多数“大混合”的高职院校产权设计不够合理，只有产权结构多元化才能保证混合所有制院校的健康发展。大多数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民营资本占多数，国有资本所占比例非常小，产权形式过于单一。在出资方式上多以场地、设备等入股，资产评估相对复杂，在混合过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没有较好的解决措施。而“小混合”的高职院校多数是名义上的混合，校企双方多以实训基地的混合为主，校方提供场地，企业方提供资金、设备、技术投入，双方对股权分配问题较少涉及。

（四）管理运行机制的问题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采用何种形式管理运行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大混合”高职院校民营资本占大多数，多以企业化的方式管理运行，实行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以企业化方式管理教职员工，整体工作效率较高，但教职工的利益难以像其他公办院校一样有保证，所以学校的人才流失率较高，师资队伍不稳定，大部分教师评上高级职称后跳槽率较高，办学受到影响。“小混合”院校目前基本上分离管理，校方考核自己的教师，企业方考核自己的员工，工资待遇归口校企双方，校企双方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合。

（五）收益分配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这决定了高等院校的公益性，而企业的典型特征就是以营利为目的，二者组成混合所有制院校，从根本上来讲教育的公益性和企业的逐利性相互矛盾。对于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校企双方都投入相应的资本后如何既满足企业的营利要求，又保证学校的公益性，如何解决收益分配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六）法律法规的缺失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尚无明确的法律保护和规范。《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职业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对于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性质、办学体制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混合所有制学校的性质是属于民办非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还是企业法人，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操作层面普遍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国家对社会资本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市场准入、审批管理上设有门槛，客观上导致社会资金难以进入职业院校。在投资政策、权益保护、运行规范方面对职业院校的兼并、合并、转让、托管、举办者变更等问题缺乏具体可供操作的规定，对如何进行资产界定、核算、组织清算等问题缺少明确的制度性安排，法律边界比较模糊[6]。

（七）评价机制的问题

对于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目前没有明确的评价机制，这种体制是否适合高职院校的发展，大多数学校的成功标志是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长。总体而言，缺少内涵式的、实质性的、客观的评价机制。

四、 推动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建设的对策

（一）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

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让企业成为学校股东中的一员。学校的发展与企业的利益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形成命运共同体，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也就顺理成章了，职业院校才能真正做到按照行业、企业对人才的需要培养人才，把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当成学校分内的任务。因此，选择合适的合作企业对学校而言非常重要，建议选择与学生就业相关联的行业内龙头企业合作。例如，杭州机电学院选择与友嘉集团合作，宁波机电学院选择与海天集团合作。这样的企业实力雄厚，技术精湛，能够为专业教学、学生实习就业提供好的平台，为校企双方合作提供良好的保障。这种合作方式一方面贴近人才市场，真正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同时在办学初期也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学校的快速发展。

（二）出资方式的选择

对于高职院校与企业的混合，一是建议校方优先考虑无形资产，企业方以资金设备等实物入股。高职院校可以学校的专业品牌、办学资质、师资、技术、管理作价出资，但校方实物入股需要经过上级部门严格审批和相关专业机构的严格审计才行。二是可以采用校方资产以租赁形式出资，此方法可以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要征得企业方的同意。该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国有资产评估等繁琐流程。三是建议和政府部门一起入股，政府部门以协调管理、环境保障方式入股，这样对学校的正常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四是高职院校对于出资入股可以分步骤、分阶段实施，不一定要一步到位。

（三）四权分离式的治理结构

参考国外高职院校体制机制的先进做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可以采用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运行管理机制，治理结构类似公司的运行管理机制。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教代会，举办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适度分离，董事会主要负责学院运行管理决策，监事会主要负责监督管理，股东大会主要负责学院投资和重大建设，院长及员工则独立负责教育教学及行政事务[7]。以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在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的建设中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二级学院院长负责制。院企共建理事会，企业人员任理事长，校方任副理事长，为保证企业“主体发言权”和责任担当，企业与校方人数比例4：3，院企双方交叉选派人员参与管理[8]。

（四）建立长效的收益分配形式和合理的退出机制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中校企双方应建立收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意识。为满足企业资本逐利的目的，可以将学费、社会培训作为营利性收入的回报形式。就目前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现状看，企业方将资金投入高职院校的收益单纯从资金上来讲并不划算，但企业方的收益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学校为其提供满足企业岗位需求的对口人才，提供技术上的改革方案等。

高职院校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引入合理的退出机制，依据教育法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双方权益和债务。基于办学的公益性，本着对社会、学生负责的原则，一方面对于资本投入、退出机制等方面要做明确的约定，避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建立健全办学资本的流通转让甚至上市交易、抵押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转让方、受让方的资质要求做出明确的规范，才能促进办学的长期健康发展。

（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探索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但针对这个领域我国目前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需要国家进行完善。国家要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高等职业院校迈出第一步的积极探索，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完善适合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发展的法律法规。

（六）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进行内涵式评价

对于探索阶段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评价体系的指标要不断调整，以适应实际的需要。只有引入合理的评价体系，才能正确引导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发展，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直到步入正轨。

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是我国经济制度改革在教育领域的深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大势所趋，激发各种社会积极因素参与职业教育发展，有利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和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针对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多种困境，鼓励高职院校走出去，探索新兴有活力的办学模式和管理体制，为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提供切实可靠的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1]厉以宁.中国道路与混合所有制经济[J].中国市场，2014（23）：2-21.

[2]高文杰.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内涵与意义及其治理分析[J].职教论坛，2015（30）：6.

[3]强俊.公立高校“转制”：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130-146.

[4]王寿斌，刘慧平.混合所有制：高职改革“市场化”探索[J].教育与职业，2015（2）：27-28.

[5]陈斌，唐永泽.民办高职院校实施“混合所有制”的探索与思考――以南通理工学院为例[J].职教论坛， 2015（3）：78-81.

[6]阙明坤，潘奇，朱俊.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困境和对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8）：30-32.

[7]明航.民办学校办学模式：产权配置与治理机制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49.

篇9

中国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赡养老人的负担在地区和部门间的分布很不平均。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缺少有效的和可持续的国家养老金体系。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指出了中国现行养老金体系的两个主要问题：近期的国有企业养老金负担和长期的由人口快速老龄化而引起的问题（世界银行，1997）。今天，这两个问题由于以下各种原因变得比4年前更为严重：经济增长减缓，许多国企无法支付养老金缴费，导致一些城市的养老基金陷入赤字，从而可能威胁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显示中国的企业欠政府380亿元人民币(46亿美元)的过期未付养老金缴费。另据报道，中央政府于1999年向25个省级地区拨付了17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支付养老金资金缺口（1999年，人民日报）。)。改革现行的养老金体系已迫在眉睫。



许多以往的研究已对中国过去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体系进行了分析，并推荐采用以社会统筹、个人帐户和自愿储蓄相结合的多支柱体系(有关中国养老金改革，可参阅AhmadandHussain(1991),James(1997和1999),Hussain(1993),周小川(1994),Friedman,James,Kane,andQueisser(1996),王燕(1997),世界银行(1997)。)，其中一些研究采用精算模型模拟了不同养老金改革方式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则借助于一个新近开发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估计中国养老金改革以及用不同方式为养老金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筹资的影响。我们考察了各种改革方案对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对中国的财政稳定、公共部门改革和管理以及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金债务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直接和隐性的（部分是目前的，部分是未来的）债务中占有显著份额，如果不对其进行认真的监督和控制，将威胁到中央政府的财政稳定。而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也与国有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改革紧密相连。由于养老金体系的改革涉及税收和其他可能的融资方式，各种改革方案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成本。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各种改革方案的定量分析帮助决策机构进行较科学的选择。

本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在递推动态的框架下将CGE模型与人口增长模型相结合，从而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模拟各种养老金改革方案提供了一个新的灵活的数量分析工具。另外一个贡献是我们在模型中按所有制区分生产和就业，将劳动力人数及其收入这两个主要的模型变量区分不同部门、年龄、性别和所有制而编制成4维的数据矩阵。



中国过去实行着一套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的体系，它仅覆盖国有部门和一些大型集体企业。在1982年后进行的一些试验的基础上，正式的改革从1986年国务院第77号文件开始。这一文件鼓励国有企业在地市水平上实行有限基础的养老金统筹，个人对养老金的缴费仅针对合同工。1991年的国务院第33号文件要求所有职工个人都要为养老金缴费，并且鼓励进行个人帐户的试验。这一文件还首次提出了建立三层次的养老金体系：即基本养老金，企业提供的补充性养老金和基于个人储蓄的养老金。

国务院1995年第6号文件提出两种基本养老方案。地市政府被赋予基于这两种方案选择不同改革设计的权利，省政府则负责批准。这导致了一种高度分割的养老体系：省政府、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选择了第一和第二方案的各种组合方式。世界银行(1997)曾指出这一新体制的一些严重问题，并推荐了一个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该体系包括：小规模的、以再分配和社会保险为目的的现收现付部分(支柱1)，大规模的、强制性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支柱2)，以及作为补充的、自愿的、通过商业保险运作的养老金帐户(支柱3)。在使用精算模型进行了一些模拟后，报告建议在覆盖面扩大和省级统筹的情况下以9%的工资税支持支柱1，并可得到24%的替代率(以各省平均工资为基础)（世界银行，1997）。不过，该研究较乐观地假定体系的涵盖面扩大到50%的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从而高估了支柱1和支柱2的资金积累。而且，由于精算模型的局限，该研究不能考察以各种税收为支柱1筹款和支付转轨成本的影响。

国务院1997年7月份的第26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养老金改革的方向：在2000年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金体系。养老金将在省级统筹，缴费来自企业（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0%）和职工个人（其工资的4%并逐渐增至8%）。支柱1将全额由企业所缴纳的工资的13%支付，提供平均工资的20%的替代率。个人帐户，即支柱2将由个人缴费外加7%的企业缴费支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成立，其职责是总揽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制订。这从管理体系上使养老金改革的政策制订统一起来。此后，国务院和劳动社保部多次发文实施省级统筹，并明确和实施涉及社保体系各方面的法规，比如社会保障缴费的征收。



但是，中国的养老金体系还是分割的、以地市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外加公共管理的名义上的个人帐户。这一个混合型体制正处于过渡之中。中国目前的养老金体系存在如下问题：

养老金体系在各级被分割。尽管按照文件，27个省已在1999年中实现了省级基金统筹，但实际上27省中只有5个省（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海南）完全实现了统筹或省级统一；在另外17个省以市级统筹所缴费用的1%至2%建立了小规模的省级调剂基金；由于缺乏统筹资金，有5个省未能建立此类基金，因而省级统筹没有真正建立。据报道，11个行业统筹已解散（1998年9月前存在，参见国务院1998第28号文），并加入到地方的社会统筹中，但所积累的资金是否已转移到地方统筹则还不清楚。

社会统筹在许多方面都不完善，养老金服务也没有社会化，亦即养老金的收缴和支出都没有由不同的部门分别管理。由于实行差额拨缴制，企业向市级统筹上缴“净”额，以该企业的总缴费减去其退休人员所领取的退休金额。缴费率在各省市之间，有些情况下甚至在企业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

养老金体系覆盖面窄，且在地区间不平衡。截止到1998年底，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只覆盖了国有企业职工的78.4%，集体企业职工的16.2%和其他城市企业职工的5.4%（Hang，1999）。没有任何针对城市个体户和个人企业家的养老金计划。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一些由民政部门设计和管理的养老金计划，但其覆盖面很小。



个人帐户很大程度上是名义性的，即空帐。由于政府一直没有明确如何支付转轨成本，过去5年中，这些帐户上所积累的资金已被用来支付当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这使得个人帐户变成空账。

篇10

两个极端的改革思路，一是将国家石油公司全盘私有化;另一则是继续扩大国企在石油行业的覆盖领域和控制力度。但无论如何，都有一个限定条件：必须让高层相信，改革方案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中国能源安全。

中国石油领域的多位专家提出，中国石油公司的情况与任何国家都不同，没有完全可照搬案例。但就混合所有制改革，部分专家认为，法国道达尔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下称“挪油”）的股权结构及公司治理模式值得借鉴。

挪油是国家石油公司（NOC），但嫁接了国际石油公司（IOC）的发展理念，这一点与中国国情更契合;道达尔起初也是在法国政府指导下建立，最初的名字就是“法国石油公司”，但在随后的发展中，成功实现国有股比例的逐渐降低，直至完全退出。

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法国是比较典型的混合型市场经济体制。按照法国法律，国家持有30%以上资本的企业即为国企。

多数法国国企，是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的混合公司。

1924年道达尔成立时，法国政府持股35%。公司董事会由政府代表、职工代表和企业有关专家、知名人士、客户代表组成。董事长，则由法国政府部门提名并由总理任命。

彼时，作为法国最大的石油公司，道达尔担负着维护国家石油安全的使命，是一家“在法国政府控制下从事石油生产”的公司。

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扩张和上市，法国政府持股比例逐渐下降。截至2014年底，道达尔87%的股权，由以美国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持有，如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等。个人股东只持股8.1%;员工持股4.9%，法国政府则完全退出。

道达尔CEO潘彦磊（Patrick Pouyanne）日前在北京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道达尔是一家自由的民企，政府没有股份。无论在欧洲还是法国，油气供应都是由市场来保障，“法国政府相信市场”。

但道达尔从未脱离法国政府的控制，因为其掌握着核心的人事权。道达尔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保证关键行业的国家战略，董事会15名成员必须全部为法国籍人士。

但这并不影响道达尔成为一家自由独立企业，并拥有强大竞争力。原因在于，法国政府和企业基本价值观相通，即效率第一。

道达尔尽管是法国最大石油公司，但仅是一个企业，不代表国家。同时，法国政府和企业都承认公司高管的市场价值，高管薪酬完全市场化。

道达尔与法国政府之间需要处理的最主要关系，是法国政府如何对道达尔实施反垄断监督，要求其透明化，维护市场效率和消费者利益。

潘彦磊认为，法国有反垄断的法律，还有相关的特殊机构来确保这些规则得到遵守。

法国和中国另外相同的一点是，都要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但在战略储备方面，道达尔是协助法国政府，由法国政府来掌控。

在涉及影响力、话语权等政府关心的“国家战略”方面，道达尔则有独立的见解和做法。

欧盟一体化后，道达尔作为法国最大石油公司，实际已不只接受法国政府监管，同时也要接受欧盟法律的监管。尽管法国一直希望在欧盟能源体系中获得更多话语权，道达尔却并未加入或被纳入这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