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及其来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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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商务平台; 集群经济性; 产业组织

中图分类号: F713.3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4-0021-05

成本分析是任何经济现象研究的逻辑起点之一，电子商务平台的经济学研究也必然要从成本意义上来加以解释。从成本意义上说，电子商务平台形成的根源就是集群经济性。其来源就是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是企业规模经济和企业范围经济在电子商务平台层次上的延伸。网商的虚拟集群竞争降低了网商彼此的成本继而提升了电子商务的整体绩效，使得某一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如淘宝网）的网商比起那些散落在各个官网的“孤立”网商具有更强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而促进了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

一、电子商务平台的集群经济性的涵义

集群经济性是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规模、用网商企业的成本来衡量的，是指在某一电子商务平台中，随着网商企业数量的增加，网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不断地降低。在图形上具体表现为网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向下倾斜部分，即网商企业平均成本随着网商企业数量的递增而逐渐下降的趋势[1]。如图1所示，假设在电子商务发展初始阶段，同一产业的网商以及上下产业链上的网商都非常少，企业之间的联系稀少，此时这些网商企业的短期平均成本很高，即初级阶段网商企业数量n1所对应的高成本LAC1；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诞生及其产业规模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网商来此“安居乐业”，由于网商企业之间的内部联系和互动作用加强，使得网商企业增加导致的企业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在n *点达到了这一电子商务平台的最优规模，即集群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电子商务平台不仅具有集群经济性，同样也存在集群不经济性。集群不经济性是指在某一电子商务平台中，随着网商企业数量的增加，网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也不断地增加，如图2所示的LAC1和LAC2曲线的最低点往右的部分。集群不经济性通常是因网商企业过分竞争、组织无序或结构失调致使随着网商企业的增加而集群的边际集群收益递减的状况[2]。

在学习型电子商务平台里，由于网商企业之间有显著的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s），不仅能够在很大幅度上降低网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如图2所示的LAC2），而且能够延缓集群不经济性的出现，扩大电子商务平台的最优规模。这里，电子商务平台的学习效应是指在某个电子商务平台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不同网商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经理层等相互学习，可以在电子商务平台内部积累起产品（包括服务，下同）生产、技术、营销以及管理方面的集群特殊经验，从而导致网商企业长期平均成本的下降。如图2所示，集群的学习曲线反映了集群累积性产品产量与每一企业单位产量所需投入物数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集群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移动，并且使电子商务平台的最优数量规模扩大，即图2中的m*点集群最优企业规模远远大于不存在学习效应的集群最优企业规模n*点。特别是在创新型电子商务平台里，主导型网商企业的持续创新不仅能够非常显著地降低自身的成本，而且随着创新在网商企业之间的迅速扩散和创新知识在网商企业外部的迅速溢出，网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将呈“L”型（如图2所示的LAC3），电子商务平台的最优规模将呈无穷大，并且有可能彻底消除集群不经济性。因此，连续不断的生态创新和高效互动的生态学习是确保集群经济性的永恒动力。

图2电子商务学习效应与网商集群经济性的关系

二、电子商务平台的集群经济性的来源分析

电子商务平台的集群经济性来源于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性和外部范围经济性，这是电子商务平台虚拟集群的必要成本条件。虚拟集群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加深和细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产生集群经济性，从而促使电子商务平台的诞生；如果出现集群不经济性，那么电子商务平台必然走向衰落。

（一）集群经济性来源之一：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

电子商务平台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是电子商务虚拟集群的重要组织特征，是众多中小网商企业以虚拟集群取代单一大企业规模，从而达到生态系统的集群经济性的一种重要发展方式。

电子商务平台层次上的规模经济来源于众多网商企业之间的外部规模经济性，构成了集群经济性的主要内容，其中，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作为整体便于提供各种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便于海量网商企业间的信息交流、资金流动和商品实体交易及其运输，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海量的专业人才、专业服务以及各种专门的资金、物流集中都带来虚拟集群的规模经济。

下面，对虚拟集群的规模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做一个比较。

1. 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概念存在误区

长期以来，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内部规模经济被很多学者深入研究，而电子商务企业因虚拟集群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还是一种新经济现象，并没有被正统经济学所关注。在实业界，这种漠视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的现象比比皆是，以致现在的大部分传统大企业、大品牌都没有将电子商务作为重要发展方向。

一般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内部规模经济被表述为：在一个凸的齐次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指企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大型关键设备投入在产品成本中占显著份额，而这种关键设备作为固定成本，会随着企业产量的增多而得到更大范围的分摊，从而使得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大而减少，由此产生了一种规模经济效益。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是：关键设备具有技术上的不可分性。并且，新古典经济学一般认为平均成本曲线是呈“U”型分布，规模经济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存在着一个最优规模，即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达到最小时的产量水平[3]。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对规模经济概念的阐述存在两个误区：首先，单个企业内部因技术经济上的缘故会产生规模经济，是以不存在外部性为先决条件的。一旦引入外部性，那么多个电子商务企业在虚拟空间上聚集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企业规模经济，即因电子商务平台使不同企业在产业层次上分工而产生的一种虚拟空间上的规模经济。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所作的解释也是不充分的。它仅仅从技术角度去解释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却撇开了非技术性的空间因素和市场因素，如企业所受劳动力、原材料供应条件、区域市场的规模和公共设施状况等的约束。这些因素实际上制约着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与否以及可利用程度，而新古典经济学却隐含假设这些因素都不存在，片面地、孤立地谈论企业的技术经济规模。

2. 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源于网商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

在电子商务平台中，网商企业的规模扩张主要有两条途径。

一条途径是网商通过增加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实现产出规模的扩大，称为内部规模扩张。其经济效果主要表现在：第一，生产规模的扩大使网商可以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和专用机械提高产出效率；第二，随着产品生产数量的增加，经营者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生产经验，学习成本不断降低，从而带动平均成本呈现下降趋势，竞争力得到加强，这就是内部规模经济。

另一条途径是在不改变单个网商原有要素投入数量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某种产品网商数量实现产出效率的提高，称为外部规模扩张。在外部规模扩张中，网商在某种产品上的虚拟空间集中化往往带有向电子商务平台集中的特色，形成一定平台体系内某种产品供应商的密集分布，因而外部规模扩张又可以理解为虚拟空间专业化规模的扩大。其经济效果主要表现在：第一，专业化生产在某一电子商务平台体系内的密集分布加剧了该区域内的市场竞争，从而形成迫使网商努力提高技术的“高压环境”，有利于促进该平台内专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第二，专业劳动者的集中有助于信息流动和技术外溢；第三，专业化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对专业化电子商务服务项目的需求，有助于该平台内社会化电子商务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这些经济效果综合起来即形成了对非专业化生产企业和空间的成本优势及竞争优势，这就是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

现实生活中，像淘宝网、当当网和京东商城等平台上网商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经常能够带来显著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其实，早在1920年，马歇尔就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列举大量专业化中小企业地域集中发展的重要性，这在电子商务的虚拟空间中同样如此。电子商务平台系统内部的交易量越高，劳动力和资本（设备）、电子商务服务、物流和金融等方面的专业化机会越多，电子商务的边际产业收益就增加，这就是虚拟集群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增规律。例如，近两年淘宝网平台交易量大幅增加，使众多网商企业可以招聘具有专门技术的员工，也为采用专用的网店装修、营销服务和全国性物流支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并且为相关的产业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的前、后向企业提供了专业化机会，由此带来了外部规模经济。

3. 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是一种正反馈关系

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在网商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中，网商的效益提高得益于其自身规模的扩大，与其所在的行业规模可能无关。而电子商务平台的专业化分工所产生的企业外部规模经济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大量专业化企业集聚在同一个虚拟平台，使平台实现了产业层次的规模生产，相应地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同时随着技术发展和需求变化，生产工艺过程日益高度专业化，这不仅为专业化供应商提供了很大的生存机会，还使它们实现内部规模生产，网商企业的内、外部规模经济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不断提高电子商务平台的整体生产效率。网商企业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电子商务平台中，网商企业两种类型的规模经济之间往往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一个核心企业（通常是拥有核心技术的品牌商、运营商）要发挥其内部技术经济规模效益，常常要以周围众多的与之相联系的中小企业（通常是分销商、服务商）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这些中小企业为核心企业提供各种要素投入、公共设施、交通运输和产业服务等。即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依赖于其外部平台聚集的规模经济。反过来说，属于不同产业部门的众多企业之所以会在某一虚拟空间上聚集，并形成聚集规模，通常也正是由于该虚拟平台上存在着若干家核心企业，这些企业所利用的正是该核心企业给它们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同样也仰赖于单个企业内部规模经济。

第二，网商企业的这两种规模经济在特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在电子商务平台中，核心企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电子商务平台规模的相应扩大；而产业相关联的众多上下游企业与核心企业相互聚集在平台虚拟集群上，也为核心企业实现纵向一体化提供了机会，减小了信息成本，从而导致部分网商企业外部规模经济的内部化，亦即转化为单个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并且，网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不是只对某一单一产业有影响，而且还会延伸到这个产业的关联产业中。例如，苏北的沙集镇共约6万人，仅仅4年就拱起2,000家淘宝网店，主要出售木制家居用品，2010年快递费就高达1,000多万元，网店销售额在3亿元以上。期间，天天快递、圆通、申通、中通、惠通、运达、新飞鸿、速尔等物流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破天荒出现了5家卖计算机的商店，周边的纸箱厂、胶带厂、五金配件厂等都跟着挣得盆满钵满，目前沙集镇共有30家木材加工厂、10余家物流公司，一个带动了上下游多个产业的新产业链悄然诞生。沙集镇从一个没有资源、原有产业只是“收破烂”的地方，正朝着一个家居基地的方向发展。因此沙集镇有了“淘宝镇”之称。

电子商务平台内部企业的内、外部规模经济关系可以用图3表示。在电子商务平台中，网商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的产业规模经济以及市场规模三者是一种正反馈的互动关系：随着电子商务平台上产业内部分工的不断深化，网商企业的内、外部规模经济不断加强，平台的市场容量也不断扩展，从而形成了集群经济性，促进了电子商务平台规模的持续壮大。

（二）集群经济性来源之二：网商企业的外部范围经济

当两种产品一起生产(联合生产)比单独生产便宜时，就产生范围经济。用成本函数来表示，考虑Q1单位产品1和Q2单位产品2的生产，单独生产每一种产品的成本是C（Q1，0）+C（0，Q2），一起生产的成本是C（Q1，Q2），那么范围经济（SC）的衡量：

SC=[C（Q1，0） + C（0，Q2） - C（Q1，Q2）]/ C（Q1，Q2）

如果SC总是正的，就存在范围经济。

国外有关研究指出，在1968年，200家最大的制造业厂商中的146家在11个或更多的行业中经营。而多恩、罗伯茨和萨缪尔森研究了在数量上是有非常小的厂商占统治地位的制造厂商，发现在1982年厂商平均生产1种到2种单独产品，多工厂厂商平均生产2种到3种单独产品。还有的关于范围经济实证研究指出，对通用汽车公司而言，将大汽车与小汽车、卡车组合在一起生产有足够大的好处。可见，在一定条件下，范围经济是存在的。存在范围经济并不必然意味着多种（两种）产品应该由单个厂商生产。大型企业比较容易实现企业内部的范围经济（建设多工厂，进行多样化经营）；小型企业集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生产与销售联系，从而能产生类似大企业内部范围经济一样的众多虚拟集群网商的外部范围经济。因此，网商企业的外部范围经济同样也是集群经济性的主要根源。

1. 网商企业的外部范围经济也源于网商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

在电子商务平台中，由于聚集企业之间形成了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不同企业的投入要素具有多元使用价值，能够生产多类型、差异化的产品。如一种新的材料产品的产生，大部分具有多种使用功能，可以适应多种产品生产，可以产生平均成本下降的经济效益[4]。

电子商务平台中有许多可能因素可带来外部范围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是共同投入的使用。可以用知识(信息)来说明，知识是生产和销售相关产品的最重要的共同投入之一。一种产品的信息很可能与另一种紧密相关的产品有关。比如知道肯德基的营销方式，可能有助于麦当劳的营销；了解了电风扇的营销状况，可能有助于空调的销售(共同的市场)。否则像信息这样的资源，会因重复建设而浪费。并且信息难以购买和销售，所以单个厂商经常生产相关的产品，诸多企业聚集在一个区域易于形成具有外部范围经济性的柔性生产系统。

如图4所示①，在电子商务平台中，许多同类企业，甚至完全不同的企业都有许多可以共享的集群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是网商企业不可缺少的，若不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每个企业就必须自己配置这些资源，或者必须到较远的地区才能享用到这些资源。这必然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和延迟企业产品上市的时间，使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这些众多中小网商效率就会大大地提高，就会有专门提供这些电子商务服务的机构诞生。网商企业资源配置就优化了，成本就降低了，从而产生网商企业的外部范围经济。

图4 电子商务平台的外部范围经济图示

随着卖家群体的迅速扩大，卖家群体的一些共同需求渐渐形成规模，于是出现了专门为卖家提供服务的卖家（“卖家服务商”）。以网店装修为例，提供网店装修服务的卖家服务商会根据网店的商品、店主的喜好等，对店名、公告、店铺介绍、商品分类、背景音乐等进行整体设计，并形成网页模板销售给店主。类似的服务或产品还有快递、培训、网络营销、名片制作、物流纸箱等。卖家群体的需求不断催生着新的服务，淘宝网上的卖家和商品因此越来越多样化。

2. 网商企业获取外部范围经济的必要条件

第一，虚拟空间的集群性。电子商务平台首先表现为一种网商的虚拟集群现象，同一个虚拟平台上的网商密集，市场便自发生成和快速成长。只有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集中”和“扎堆”才能使大量信息通过非正式接触得以迅速传递和扩散，只有零距离才不需要库存甚至可不建库房，只有网络集中才会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邻里效应和共享机制，技术外溢和创新才会发生连带效应。因此网商企业获得外部范围经济必须依赖于这种基本投入要素的平台集中。以阿里巴巴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平台，截止2010年3月31日，其注册会员数5,025万名，同比增长24.8%，其中中国供应商付费会员超过10万名，同比增长80.4%。阿里巴巴的B2B电子商务平台不仅聚集了网上众多买卖者群体，而且为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基础，平台商务信息通行无阻，网商之间可以通过网络在市场、产品或经营等方面建立互补互惠的合作，形成水平或垂直形式的业务整合，以更大的规模、更强的实力、更经济的运作真正达到全球运筹管理的模式。

第二，产品的差异性。信息时代的需求多样化和生产柔性化，突出了外部范围经济的重要性。电子商务平台汇集了成千上万个网商，产品及其服务的差异程度高，聚集企业充分享受到外部范围经济的好处。以淘宝网为例，作为亚洲最大的网络零售平台，其产品种类繁多，产品及其服务的差异性非常明显。2008年第一季度，淘宝网同时在线商品数超过1.4亿件，比2007年同期增长131%；到2010年8月，淘宝网在线商品数量超过5亿件，日交易额达到9亿元，约300万卖家把线下传统渠道的货放到网上销售，网货的丰富和海量是其主要特征。预计未来产品的差异性将更多地体现为以消费者为中心进行按需定制，生产商将按照消费者的个性来实现柔性化生产。众多中小网商在有关差异性产品的顾客、原材料供应商、运输、产品目录、供应链联盟以及市场信息等多方面享受到电子商务平台所产生的外部范围经济，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来获得合适的回报。

第三，结构的网络性。电子商务平台通过网商的专业化分工，形成外部范围经济，不仅满足了市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而且网商通过建立网络集群关系进行交易，大大降低每次交易的费用；同时形成共同的网商文化和新商业文明价值观，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以合作与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使双方容易达成交易并履行合约；还节省了企业搜索市场信息的时间和费用，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网商企业之间这种网络结构形成的外部范围经济，能够有效克服传统企业等级制科层组织的弊病。阿里巴巴B2B电子商务平台使买卖双方的交易方式能够在网上完成整个业务流程，从最初沟通，到货比三家，再到讨价还价、签单和交货，最后到客户服务，基于统一平台的企业之间的交易减少许多事务性的工作流程和管理费用，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网络的便利及延伸性使阿里巴巴会员发展国际贸易更方便，成本更低廉，如不懂外语的杭州开源公司老板何荣生让名画艺术品畅销欧美。因此，拥有良好的网络结构的阿里巴巴B2B电子商务平台被商业界评为“最受欢迎的B2B网站”②。

三、结束语

网商企业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电子商务平台的演化方向。只有企业“扎堆”使各自的成本不断降低，企业才有虚拟平台“群居”的激励。集群经济性就是大量网商企业持续成本递减效应的反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最大进步以及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都是分工的结果。同样地，作为集群经济性两大根源的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都是众多网商在电子商务平台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保持电子商务平台的稳定发展，就必须依靠不断深化网商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来充分发挥集群经济性，才能长期造就虚拟集群的比较成本优势。

[注释]

① 受“蓝海林的《技术创新与广东工业技术发展的战略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一文”启发改写。

② 2001年《远东经济评论》授予阿里巴巴“全球最受欢迎的B2B网站”称号，2004年阿里巴巴B2B电子商务平台连续第五年当选《福布斯》评选的全球最佳B2B网站。

[参考文献]

[1] 王步芳. 世界各大主流经济学派的产业集群理论[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4（1）:12-16.

[2] Krugman P..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49-60.

[3] Rey， P. and Tirole， J. .A Primer on Foreclosure.the Handbook of IndustrialOrganization III[M]. MITPress， 2006.

[4] Banker， R.D.， H.H.Chang， and S.K. Majumdar. Economies of Scope in the U.S.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J]. Information Economies and Policy， June 1998.

On Economies of Cluster of E-commerce Platform

Wang Bufang 1，2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2.Alibaba Group, Beijing 10002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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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产创新；技术机会；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151-04

生产创新活动，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对生产技术活动进行的创造性开发与改进，包括生产工艺流程、加工技术、操作方法和生产技术装备、产品成本、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开发和改进…。因为生产出新产品才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目的所在，因此可以说生产创新活动是企业技术创新非常关键的环节。而技术机会是影响生产创新活动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它为生产创新提供动力与源泉，也为加速实现生产创新提供契机。这样，就很有必要研究生产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机会。

一、生产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基本规定

按照陈昌曙教授的观点，技术是实体性因素(工具、机器、设备等)、协调性因素(工艺、流程等)和智能性因素(知识、经验、技能等)组成的体系。这样，生产创新，即生产技术的创新，可以分为实体性生产因素的创新、协调性生产因素的创新和智能性生产因素的创新。下面将结合这三类生产技术的创新来探讨技术机会的本质、来源及其利用问题，以便抓住技术机会实现生产创新。

(一)实体性生产因素创新中的技术机会

实体性生产因素主要包括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等，实体性生产因素的创新就是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等的更新、改装和改造。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等是企业的物质资源，也是企业生产的基础，因此要正确处理生产与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的关系，使二者紧密结合。实体性生产因素创新中的技术机会是指生产创新主体感知并确认了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等在更新、改装和改造方面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以下三层含义：第一，实体性生产因素创新，主要包括下面两方面的创新，技术机会即存在于其中。生产工具、机器、设备有各自的使用性能，它们都要在一定的作业环境中完成各自的功能效用，而其功效是否能够如人所愿，是由功能范围、工作精度、可靠性与寿命、宜人性等因素决定，这些方面的问题与新的要求都有可能成为技术机会；另外，除了实际功能以外，生产工具、机器、设备也应该考虑人们在使用时精神上的愉悦感，因此比例与尺度、均衡与稳定、简洁、和谐等美学要求都为实体性因素创新提供机会。第二，实体性生产因素创新的主体，与生产创新主体一致，是指企业生产过程中掌握一定专业、工种的科技知识、技能与经验的技术劳动者，是借助于一定技术手段的中介，把技术创新R&D主体的活动成果有效地转变成为合格产品的创新活动人员。第三，技术机会的本质是一个过程，是创新主体认识技术范式和技术轨迹的过程，也是创新主体能动地建构技术创新可能性的过程。因此生产创新主体对技术装备创新可能性的认识与建构，是利用这种技术机会的关键。这种认识与建构过程存在于技术工人对技术装备的局限性和问题的发现过程中，存在于设备管理人员对设备的保养过程中，存在于创新R&D主体与生产创新主体的合作过程中，也存在于创新决策主体对生产过程中的问题的理解上。从对事物的模糊认识到逐渐清晰，从片面认识到整体把握，进而实现技术创新。

(二)协调性生产因素创新中的技术机会

协调性生产因素，主要是指生产工艺、流程等因素。国内某些产业，如汽车、电子等，虽然技术引进较早，但是发展至今，与国外企业的技术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原因就在于它们只重视硬件引进、技术装备的改造，忽视了工艺、流程等软件的引进，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导致企业陷入了“技术追赶”的陷阱，因此，很有必要推动协调性生产因素的创新。协调性生产因素创新，具体表现为企业研究和采用新的或者有重大改进的生产方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原材料以及能源消耗或改进现有产品生产的创新活动，包括生产工艺流程、加工技术、操作方法等方面的创新，是企业生产创新的突破口。协调性生产因素创新中的技术机会是指创新主体对工艺、流程创新的可能性的认识与建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层含义：第～，研究协调性生产因素创新的过程对于挖掘其中的技术机会进而实现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企业不会同时对其全部主要工艺、流程进行创新，需要通过分析诊断现有企业流程以选择最需要创新的流程，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考虑：哪些流程遇到最大的麻烦、哪些流程对顾客影响最大，哪些流程当前最容易进行成功的创新，这些恰恰是创新的技术机会所在；第二，工程师、技师和技术工人是企业生产劳动的主体。他们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水平，决定着生产技术的水平并最终决定产品的全面质量水平；第三，一个企业的工艺、流程创新模式与其竞争战略、产品创新、生产能力和组织特征紧密相关。因此，创新主体在认识与建构了这种技术机会的基础上，还要保证与企业战略、能力和组织特征等方面的匹配。

(三)智能性生产因素创新中的技术机会

在企业生产创新阶段，生产者实际上是按照他对R&D样品的主观映象和操作规程进行生产的，而这种主观映象和操作规程是根源于生产者过去经验积累上的创新能力。智能性生产因素，即生产者的创新能力，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动作因素，如操作技能、技巧、诀窍；二是智力因素，包括知识、经验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如想象力、直觉、灵感、推理能力、预测能力等)；三是情感因素，如信仰、信念、价值观等。如果说实体性生产因素的创新是客体意义上的创新，那么智能性生产因素的创新就是主体意义上的创新。智能性生产因素创新过程中也存在着技术机会，是创新主体的警觉、知识、信念、认知图式、价值取向以及创造性思维等隐性知识的形成与创新的过程。交流是实现隐性知识创新的主要方式，而交流要受到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环境创造出不同知识，不同的知识创造速度、效果和效率。这种交流环境被称为是“场(Ba)”，“场”中蕴涵着大量的技术机会。第一，“伊丹场”，是由日本伊丹敬之教授提出的新的组织管理理论，即“场管理”。这种管理从研究人们的心理活动出发，关注怎样提高人们的心理能量问题，即通过场的作用来促进人们的思维和灵感，为隐性知识的个体交流创造机会。第二，“停留场”，是以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si[1icon Valey)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提高组织竞争能力的关键是交流、联系和创造。组织内部的“停留场”是给组织成员创造宽松自由的交流环境，促使组织内部的各类知识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和形式(语言、文字、表情等)进行交流与共享的场所，这为个体与组织的智能性生产因素创新提供了大量技术机会。第三，“4Ba”，是日本野中郁次郎研

究和解释知识创造过程时提出的开创性理论。野中将“场”(Ba)定义为：“知识创造、共有、活用所共有的环境”。Ba为知识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在客观意义上为智能性生产因素创新提供可能性，是各种要素耦合成的对知识创新有利的形势。这需要其中的创新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认识这种技术机会，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带来的技术机会，进而实现智能性生产因素的创新。

二、生产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来源

(一)实体性生产因素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来源

在产品种类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除了关心自己所使用的产品外，也开始关注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尤其在人机工程学、工程心理学的理论和人性化思想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时，实体性生产因素的创新已迫在眉睫。

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实体性生产因素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首要来源。当代科学技术超前于生产并对生产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是当代社会生产的鲜明特点。科学发现日益走在生产的前面，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科学一技术一生产”的一体化进一步向“科学一技术一生产一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现代工业生产，生产工具网络化、智能化，数控机床和数控制造中心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生产工具的信息含量急剧增加，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专用的重要生产工具。在这种技术进步的挑战下，现有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受到了现有高科技水平的推动，需要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的整个系统，使工具系统具有前所未有的快速加工能力，成为实体性生产因素创新过程中技术机会的首要来源。

第二，生产工具及机器设备自身生命周期规律的挖掘，成为实体性生产因素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重要来源。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导致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同时，生产工具、机器、设备也有自身老化的固定周期。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的生命周期理论是根据系统论、控制论和决策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企业的目标和实际经营状况，分析研究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生命周期内的技术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这种生命周期同样包括产生、成长、成熟和衰亡四个阶段，同企业的生长轨迹相似而且密切相关。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的陈旧、有形和无形磨损严重以及管理落后，都使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的能力走到生长极限。因此在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生长的极限，它们的更新改造已经非常迫切。除了受固有的老化原因影响之外，影响更大的可以说是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的市场寿命。当使用这种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失去市场时，生产工具、机器、设备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二)协调性生产因素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来源

在生产过程中，技术人员有时突然会从一种常规的生产工艺、流程中有所感悟，进而在这种技术机会的作用下产生一种工艺、流程上的创新和改进，使生产中遇到的故障得到较好的解决，使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第一，企业发展战略的工艺、流程预创新是协调性生产因素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首要来源。企业发展战略是企业战略种类中的一种，是对企业发展的谋略，是关于企业发展中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预期，即它的发展性。当前，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必然带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和新产品的迅速增长，这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趋势。现代信息技术为传统企业提供了重组、再造企业的资源链、经营链与市场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无限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企业发展战略的工艺、流程预创新提供的协调性生产因素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未来产品型号发展必需的关键工艺；二是为提高产品技术水平而需要解决的一些关键工艺；三是从技术发展趋势看必然要发展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例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柔性制造系统(FMS)等都属于重大的工艺创新。

第二，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工艺实时创新为协调性生产因素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机会提供重要来源。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工艺实时创新，即产品研制阶段的工艺创新。这种创新主要源于产品，成为当前产品设计投入生产的技术瓶颈，主要为正在研制的产品服务。这种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匹配问题主要关注在不同的技术发展水平、行业及经济发展水平下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动态发展规律。事实上，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可以不断改善、更新产品、增加产品种类以及改善产品组合；而工艺创新可以改善生产工艺、优化生产过程进而得到高质量和低开发成本的产品，可以说新产品开发和科学研究的需求是产生工艺创新的必要条件。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协调互动是影响一个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一过程中的工艺创新更多的是利用现有技术进行二次开发。

第三，规模经济需要的工艺后创新也是协调性生产因素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主要来源。西方经济学界对规模经济问题一直很重视，其中投入一产出分析理论和规模收益变化规律的理论就是对规模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所谓规模经济，就是大规模生产导致长期平均费用的递减，从而创造出比小规模生产时更好的生产效果”…。规模经济需要的工艺后创新，即批量生产阶段的工艺创新，其创新源是规模经济，目的是使试制的产品达到批量生产的质量和效能的要求，其实质是科技成果的工程化。科技成果的工程化，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关键环节。努力提高高科技研究的水平及其工程化的程度，已经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战略选择。目前的工艺、流程创新大多属于此类。

(三)智能性生产因素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来源

从生产技术上看，为实现创新R&D活动中开发设计的先进技术，需要有先进的工艺和设备，更需要有掌握这些技术本领的人。提高直接从事生产创新活动的技术工人的操作水平，是关系到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

第一，与实体性生产因素和协调性生产因素的匹配程度是智能性生产因素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直接来源。与实体性生产因素和协调性生产因素密切相关的因素就是生产技术人员的水平。合格的生产技术人员能够保证设备正常运转，保证生产效率符合要求，进而保证产品质量；而不合格的操作人员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更别提对创新的机器与流程的使用与适应。这就为生产技术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找到提高其素质的来源。

第二，“干中学”以及“生产中学”行为是智能性生产因素创新中技术机会的重要来源。20世纪60年代，阿罗提出了重要的“干中学”思想。阿罗认为，技术进步可看作是人们不断从其环境中学习的结果，一个经济系统的知识量，取决于过去的经验，而生产技术的提高，则主要是因生产而积累经验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丹诺斯・索斯菲萨尔(Dhanoos Sutthiphisal)提出了“生产中学”，这是比干中学更狭义的概念。丹诺斯认为，在靴鞋和纺织品工业发展时期，生产中学就意味着从鞋和纺织品的生

产中学习生产技术，生产从而使参与生产成为学习、扩散新技术的渠道；在电气工业时期，生产者从电气设备、供应品和生产中学习。结合“于中学”和“生产中学”理论，就有了新生产活动中的学习到熟悉生产过程和改善生产过程本身的学习，这些为智能性生产因素创新的技术机会提供了内在动力。

第三，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培训为智能性生产因素创新的技术机会提供外在动力。除了生产创新主体自发的学习以外。企业还很有必要将技术劳动者的创造力开发作为重要培训内容，为其在生产创新中创造一个适宜的创新环境，使技术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这样就更有利于生产创新主体自觉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没有大批掌握高超技能的产业技术工人，就不能形成企业生产创新的真正优势。技术工人的知识、技能、经验水平，决定着其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发挥能动作用的可能性及其对企业生产技术进步贡献的大小。

三、生产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利用

(一)促进生产机会与技术机会的契合

生产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机会，与资源基础论和生产机会密切相关。要想分析生产创新活动中技术机会的利用问题，很有必要对资源基础论和生产机会进行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源基础论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重要方法。资源基础论思想最早源于彭罗斯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她把企业看作一个复杂的、结构化的能力与资源的联合体，认为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还是一个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她在书中提出了生产机会的概念，认为一个组织的生产可能性随着有用资源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而提高，但组织本身的持续的成长则依赖于其生产机会。而并不是必然地随资源的积累而扩张。即使在成长中的企业积累了一个它所能追求的生产可能性的扩张背景，但也要满足可察觉性、有动机性和有能力三个条件，只有这样，此生产机会才产生扩张，并因此促进企业成长。

生产机会的概念与生产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机会的概念都指出了机会在创新活动中和在产业动力学方面的作用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叠和相似，尤其是在知识和资源基础论方面。但是二者还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研究领域不同。生产机会是把一套资源(投入)转变成另一套资源的生产可能性。主要运用在生产理论中，与生产函数、生产集合、库存理论等密切相关；而生产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机会是指配置一定资源实现生产创新的可能性，主要属于技术创新领域，与科学技术领域的进步密切相关；(2)生产机会的基本内容是指为了实现企业的利益，可以为资源的配置和协调服务的可能性，是企业家和管理者分配资源时能够发现，并且愿意，同时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而生产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机会，除了与资源密切相关以外，还与技术生命周期、技术范式和技术轨迹等概念相关。尽管二者存在着差别，但是资源基础论以及生产机会的思想对分析生产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机会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

篇3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由于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水平低、自我发展能力弱,农村地区体现出对基础设施更强的依赖性。发达国家实践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对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村产业升级、将现代文明引入农村、改善农民生存状况具有重大作用。农村基础设施是向农村生产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保证农村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技术条件总和,它与“私人资本”相对应,被称为“社会间接资本(socialoverheadcapital)”。基础设施种类繁多,包括农村道路、通讯、能源、农田水利等经济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事业等社会基础设施两大类别。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外部性强,是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所在。它不仅能够通过对农业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及组织形式的影响,直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村贫困,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

1.基础设施对农村生产的作用机制

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田水利、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农产品市场及农业气象服务设施等为代表的农业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储藏成本、销售成本、风险成本在内的农产品总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市场交换能力,而且能够增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保障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发展。[1]在非农业生产方面,农村道路交通和通讯设施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提升交换能力,能增加产品需求量,并促使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动,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同时,便捷的交通和通信也使非农生产能更多接受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发展步伐。

2.基础设施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

基础设施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农村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直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其次,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仓储、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能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获得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机会以及非农就业的机会,从而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再次,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12月抽样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电价每调低0.1元,农户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了370元、667元和909元,足见基础设施服务改善的重大作用;最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本身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诸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等项目均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加强其建设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工代赈”扶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3.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

农村现代化首先是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项目建设,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道路交通和邮电通信项目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农村与外界社会的联系和交流,引入现代文明,促使农村传统观念的转变。而社会福利事业本身就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范围,其投融资水平直接决定了农村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

二、农村基础设施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1.分析方法

国内关于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由来已久。林后春早在1995年就从农业、工业和基础设施间的交换关系入手揭示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不足的重要原因。[2]陈文科、林后春提出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农村乃至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在实证分析中,彭代彦的计量分析表明,乡村道路建设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而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服务却起到相反的作用;[3]刘晓昀等通过分析贵州农户的调查数据得出,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人均收入和家庭消费支出有着积极作用;[4]李锐测算了农村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的贡献;[5]方芳等的分析结果表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目的是为了释放原有农业经济的生产潜力。[6]从现有实证研究看,在基础设施类型方面,对经济基础设施分析较多,对社会基础设施分析较少。在基础设施数据选用方面,采用投资(增量)数据分析其投资效益较多,对基础设施存量的作用关注较少。而基础设施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作用发挥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本文认为存量数据能够更合理地反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分析基础设施作用方面,现有成果探讨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多,较少涉及其对非农经济的影响。而在实践中,我国农村地区非农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民脱贫、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上发挥了支撑性作用,显然不应被忽略,准确测算基础设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效果无疑能增加我们决策的科学性。为此,本文依据基础设施存量数据,从经济和社会两大类基础设施中选取农村道路、电力、通讯和教育四类代表性基础设施,对其在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三方面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以准确测算不同基础设施在农村经济发展不同领域中的作用效果,从而为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2.模型、数据及估计结果

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本文采用双对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基础设施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1nY=β0+β11nX1+β21nX2+β31nX3+μ模型中,被解释变量Y分别表示农业产值、非农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三个变量,解释变量X1、X2和X3是对应于不同Y而选用的三类基础设施,以下分析将根据具体情况以不同字母代号表示Y和X;μ是随机误差项,β0、β1、β2和β3:是有待推算的回归系数,后三者作为弹性系数,反映了相应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程度。为全面反映农村基础设施存量情况,本文选用1996年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作横截面分析。虽然数据年份较久,但普查数据比年鉴数据更具普遍性和准确性,且不会影响我们对总体趋势的判断;农业普查数据中没有反映的变量,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和《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7]回归式(1)测算了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机制。被解释变量AY代表省区农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解释变量ROAD、ELEC、EDU分别代表省区公路里程、农村用电总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前两项数据直接取自1996年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据普查中“农村住户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构成百分比”数据,赋以不同文化程度相应的年限权重后进行加和运算得出。[8]缺数据较多,山西省数据经分析属样本奇异值,剔除这两个样本后,样本总数为28。回归式(2)测算了基础设施对非农业生产的作用机制。其中被解释变量NY代表省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解释变量及其来源同回归式(1)。因和湖南缺乡镇企业产值数据被剔除,样本总数为28。回归式(3)测算了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其中被解释变量NI代表省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解释变量选用平均基础设施值,分别以AROAD、ATEL、EDU代表省区公路密度(km/10000km2)、万人电话拥有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农业普查。剔除和海南两地数据后,样本总数为28。

回归分析数据显示,三个方程的总体显著性均很好,拟合优度较高,调整R2分别达到0.875、0.909和0.878,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回归式(1)中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式(2)中ln(ROAD)的回归系数在10%以上水平显著,ln(ELEC)和ln(EDU)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以上显著。这表明农村道路、电力和教育三类基础设施在全国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尤以教育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ln(EDU)的回归系数在回归式(1)和(2)中分别达到1.934和3.259,表明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则农业总产值和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934%和3.259%,显现出极强的促进作用。继教育基础设施之后,乡村道路对农业生产、电力对非农业生产的作用分别更为显著。

在上述两个回归式中,三类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之和均大于1,说明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增长中,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存在着规模经济。回归式(3)中ln(AROAD)和ln(ATEL)的回归系数在1%以上水准高度显著,ln(EDU)的回归系数在15%以上水准显著,表明农村道路、通讯和教育三项基础设施在农民人均收入提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前两项分析结果一致,教育基础设施的弹性系数仍然位居首位,表明教育水平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类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之和小于1,说明存在本模型无法解释的因素影响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如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进城务工等因素也可能对农民收入提高有促进作用。

三、结论

1.农村道路、电力、通讯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于我国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收入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基础设施发展在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增长中都存在着规模经济效益。因此西部地区应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带动该区域农村经济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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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商业银行而言，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固然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但高昂的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成本以及明显的规模不经济降低了吸引力。因此，即便有国家针对性地出台了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扶持政策，明确要求传统商业银行增加对小微企业贷款份额，绝大部分小微企业仍然因信用等级达不到银行要求或者无法适应商业银行冗长的审批流程，最终与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失之交臂。这其中，除了极少数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可以获得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直接融资，大部分盈利不错但成长性一般的小微企业，因无法及时得到资金扩大生产规模而错失发展良机，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也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福利损失。

网络借贷的出现，为真正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打开了一扇窗口。依托贷款平台丰富的线上资金来源和平台线下的贷前审查以及信用风险控制手段，网络贷款平台一方面为投资者提供了远高于传统商业银行的资金收益率，另一方面，也较为有效地满足了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嗷嗷待哺的资金需求。

网络借贷本质及其特征

本质

网络借贷是借贷双方利用互联网技术，消除信贷市场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促成信贷交易达成，因此网络借贷本质上仍然是信贷交易。与传统的通过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不同的是，网络信贷是借贷双方直接达成信贷交易，借贷平台仅作为信息中介参与交易过程，不承担借款人潜在的信用风险，因此网络借贷属于直接融资范畴。互联网将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终端、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和服务器相互连接，形成全球性网络整体，使信贷交易双方能低成本、实时地获取全球各地与金融交易决策相关的信息。随着互联网应用范围日趋广泛，固定互联和移动互联等接入端数量越多，互联技术越发达，信息传递速度越快，网络信贷平台促进信贷交易达成的作用越强。

如图1所示，传统信贷市场中由于信贷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信息搜寻成本高昂，资金供求双方无法及时有效获取交易信息，必须借助于银行等中介才能达成交易。这种模式增加了交易成本，同时由于供求双方难以直接沟通，市场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失真也导致金融市场无法有效满足真实需求，特别是这种传统的信贷交易模式中，信贷交易双方相互分离，商业银行一方面需要向存款人支付利息成本，同时还需要承担借款人潜在的信用风险，由于风险无法有效转嫁，商业银行通常采取信贷配给对借款人进行筛选。按照古典理论，信贷市场出清时资金供求双方都能以合适的价格达成交易，但现实中由于信贷配给广泛存在，市场扭曲十分常见。

互联网大规模普及应用，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贷市场扭曲行为。如图2所示，随着网络信贷平台大规模崛起，传统商业银行通过揽储、承担风险并发放贷款以完成资金交易的作用在下降。因为借贷交易双方利用互联网技术能低成本地实时了解交易对手的供求信息，消除了信贷市场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交易双方直接发现交易对手，在有效降低搜寻、识别以及完成信贷交易等诸项成本的同时，也直接提升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特征

网络借贷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我国网络普及程度不断提升，借贷双方可以便捷的获得互联网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我国信贷配给行为普遍存在，导致网络借贷存在规模庞大的真实需求。现阶段我国网络借贷对传统借贷市场具有四大创新特征。

平台创新。网络借贷是在传统信贷业务基础上进行的平台创新，资金供求双方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的借贷平台实现信贷交易。网络借贷以互联网络中虚拟的服务平台为基础向客户提供服务，不仅降低了平台的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同时依托互联网技术，可以克服时间和空间对交易双方的限制，降低了传统商业银行营业网点设置不足给金融消费者带来的不便，同时也直接降低了商业银行传统的营业网点带来的巨大营运成本。

渠道创新。网络借贷依托互联网向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借贷双方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可以搜寻潜在交易对手，交易双方可以利用网络渠道快速达成交易，因而为借贷双方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资金交易渠道，提高了融资的便利性。

范围创新。传统商业银行出于规模经济考虑对借款人融资提出了较高的进入门槛，并要求借款人通过担保、抵押、质押等方式转移借款人潜在的信用风险，因此将大量潜在的借款人排除在服务范围之外。网络借贷以较低的边际成本，依托互联网技术获知借款人潜在的信用风险，减少了对借款人担保品的要求，为无法获得正规信贷金融服务的企业和个人创造了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极大地扩大了借款人的范围。

效率创新。传统的商业银行从接受借款人的信贷申请到完成贷款资金发放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一些机构的贷款审批周期可达60天以上。过长的信贷审核周期，不仅降低了企业经营效率，而且当借款人急需资金扩大生产规模或完成新增订单等短期扩大生产规模行为时，过长的审批周期通常意味着借款人将错失发展机遇。网络借贷依托互联网技术，可以极大提升服务效率，实现效率创新。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以简洁的服务流程，降低了资金供求双方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提升了服务效率；另一方面为无法获得传统信贷服务的金融消费者提供了资金融通服务行为，提升了全社会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网络信贷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高、资金可得性低一直是小微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长期以来央行以及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促进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向小微企业倾斜，如2013年央行和银监会为了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要达到“两个不低于”的要求，即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同时，央行还设立了“支小再贷款”，支持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等四类金融机构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然而，由于小微企业数量庞大、单笔贷款规模过低，加上信息不透明、可覆盖信用风险的资产有限，因此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无法有效解决。网络信贷出现以来，就以其低成本、快速、风险分散和期限匹配的优势，成为我国小微企业成长壮大的重要资金来源，网络信贷也因此成为解决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渠道之一。

网络信贷增加了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传统商业银行通过营业网点吸收存款，并将资金逐层归集到总行，然后在总行统一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下进行信贷资金安排。这种信贷管理模式不仅降低了资金周转速度，同时由于借款人与其风险管理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风控管理人员难以准确界定借款人的信贷风险，最终只能通过抵押品、担保品等方式覆盖信用风险。此外，传统商业银行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是两个完全相互隔离的业务流程，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虽然实现了资金从存款人向借款人的转移，但是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却由商业银行自行承担，造成整个商业银行体系风险过度集中。如此一方面导致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对银行进行严格的监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自身为了防范信用风险，也被迫对低等级的借款人实施信贷配给。

与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模式不同，网络信贷平台通过互联网募集资金，再通过互联网平台分发资金，提升了信贷资金的运用效率。网络信贷平台在资金募集和分发过程中协助投资者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潜在的信用风险进行甄别，平台本身不承担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而是由投资者在发放信贷时通过风险溢价自主识别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这种直接融资运作模式解决了传统商业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过度集中带来的经营风险。同时，平台通过虚拟网络撮合投融资双方，解决了双方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时空的局限性，促进资金向小微企业主转移，极大的增强了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网络信贷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由于信用风险集中，传统商业银行在开展信贷业务时需要满足资本充足率、法定准备金率、不良资产拨备等监管指标约束，此外商业银行为了甄别借款人，还需要采取严密的信贷审批流程，这些措施最终导致传统商业银行或者放弃对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或者通过第三方（如小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向小微企业提供信贷。由于小微企业巨大的信贷服务需求无法从正规的商业银行得到满足，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融资成为小微企业的常态，并由此导致我国民间高利贷、典当、小贷公司等草根金融快速生长。如一些小贷公司在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时，除了收取利息，还以账户管理费、签字费、财务顾问费等多种形式向借款人收取额外的成本费用，使小微企业总体融资成本远高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利率。

如表1所示，2014年12月31日宁波市的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综合利率指数显示，全部贷款余额平均年化利率为18.54%，其中上一个工作日当天新增的贷款平均年化利率为20.12%。由于缺少进一步说明，我们无法了解这一利率水平中是否包含非利息费用成本。

网络信贷融资的利率成本差异较大，国内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网络信贷资金成本最高的约为24%，最低的约为8%。由于借贷双方直接交易，这种差距一方面反映了投资者对不同融资者风险溢价不同，同时也反映了网络信贷风险定价的市场化程度。为了更好的了解网络信贷利率水平和分布状况，2014年12月，通过抽样分析方法，随机对国内主要网络信贷平台54416位线上网络信贷融资样本进行的调查统计分析显示，94.5%的网络信贷年化利率处于10%～14%的区间内，仅有1.5%的借款人融资成本超过14%。比较网络信贷和小额贷款行业发达的宁波地区利率水平可以发现，网络信贷能明显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加速小微企业资本积累、促进小微企业快速发展壮大。

网络信贷高效率的资金流动增强小微企业把握机遇能力。灵活经营是小微企业发展最大的竞争优势，它要求小微企业占有充分的市场信息、良好的决策机制以及高效的执行体系。前两者是小微企业主通过长期摸索或积累而获得的内部化优势，是小微企业成长壮大的核心竞争力，但是这种核心竞争力要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企业成长壮大还需要高效的执行效率，这种高效的执行效率的关键是当机遇来临时能快速获得资金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资金不足是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特别是当企业面临季节性或者偶然性订单时，没有及时可靠的资金来源就意味着企业无法按时履行合同，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季节性订单，高效及时的资金来源对于小微企业至关重要。传统融资渠道由于信贷审批周期长，各种风险覆盖手续复杂（如质押担保品、担保机构的确定等），从信贷申请到得到融资支持的整个流程可能需要数十天到几个月，这对于小微企业捕捉季节性订单和偶然性订单带来的发展机遇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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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外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务贸易始于2002年，国内研究则起步稍晚，至2009年方有学者致力于此类研究。从使用数据和实证模型两方面看，现有研究都有可进一步拓展的潜力。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识别与测算。本文在实证部分采用了基本引力模型，使用4种计量方法。结果显示：贸易双方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物理距离和自由贸易区对总服务贸易额和分部门贸易额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显著性。

关键词：引力模型；服务贸易；贸易潜力；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60-15

服务业是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比重最大的部门，并且可以预计将持续增长。根据wto的统计数字，服务业约占世界gdp的2/3左右；在工业化国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来自于服务业。基于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是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服务品生产能力转变为可贸易的“无形商品”或“无形资产”，转变为贸易的价值形态，以获得增值价值的贸易形式，是占用较少资源实现更多财富的贸易途径。

然而，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比重明显滞后。wto估计，服务仅占全球贸易流量的20%左右。尽管因为以下原因——和货物贸易的有形性相比以及考虑到服务与fdi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使得其贸易流量测算具有难度，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但是，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增长的重要性，导致了1995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产生，gats规定了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持续十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正被期望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谈判中的若干目标直接指向减少限制服务贸易的壁垒。

国内使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量的研究主要是货物贸易方面，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成果总结如表1。2009年开始，国内有学者开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务贸易。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对象的采集还是偏重截面数据，从理论角度来说，这一数据样本显得片面，非观测效应在此情况下可能相当显著；其次，使用的方法也以最小二乘法居多，当然，受制于数据来源，使用这一回归方法并无不妥，但为使结果更加可靠，应当使用更为完善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本文在以上所述两方面，较之现有研究均有所创新。在其后对模型结果的拓展应用和分析方面时，本文与已有研究虽目标相似，方法和角度均有不同。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及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关于服务贸易的研究大多使用定性方法，本文也从这一点开始着手，阐述服务贸易中的壁垒及影响因素，随后从若干角度对我国服务贸易进行比较分析，分别是进出口及行业比较、国别比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对比，为进一步定性分析寻找立足点。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

近年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货物贸易的促进中作用显著，许多货物得以自由贸易，但鲜有提及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自由贸易区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将在后文阐述。在向wto通报的自由贸易区中，欧盟在2000年便明确提出制定减少服务贸易壁垒的政策，截至2010年，服务业已占其全部经济活动70%（european，2010），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前进中的步伐显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直接考量存在于欧盟内部的服务贸易壁垒更具有效性。

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调查了欧盟内部市场中服务贸易壁垒（2002），结果显示，立法约束已替代物质和技术成为欧盟内部服务贸易的最大障碍。除了文化和语言障碍在特定国家间的障碍，立法约束在欧盟15国（2002年）间非常普遍：建立障碍（资格审查或要求）、输入使用限制（对工人的雇佣和设备的使用）、服务推广障碍（商业通信控制）、销售障碍（立法约束和价格管控）和售后服务要求。看上去这些限制大部分对应于hoekman和braga的4种分类。在大多数行业或者国家中，服务供应商面对来自无论进口国或出口国的监管时，“原产地规则”（rule of origin）或者“目的地规则”并不管用。总之，欧盟认为目前在对待服务供应商时存在强烈的国别偏见，对于贸易壁垒的进一步削减仍然任重道远。

（二）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1.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对比 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884.96亿元，比上年下降5.73%，这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全球贸易均有下滑。具体到进出口额我们发现，造成这一下降的全部原因在于出口下滑，进口额反而有所上升。这一变化也恰好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在2009年飞速上升，总体而言，此前10年进出口差额稳中有升，大致保持平稳。

将造成2009年服务贸易巨大逆差的原因深入至分部门层次探讨，发现传统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在2009年表现显著不同。对比2008年和2009年数据，两个传统服务贸易部门运输和旅游逆差扩大或由顺差转为逆差。而在其他服务贸易部门，虽然总体也呈现贸易逆差，但是较2008年逆差额甚至由43.2亿美元降至214.8亿美元。可见，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主要在出口方面，且传统部门受影响尤其大，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则表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2.服务贸易主要经济体国别比较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的数据，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分别为第四、第五位，占比分别为5.0%、3.8%。但是对比我国2009年货物贸易进口第二、出口第一不难发现，服务贸易显然滞后。世界服务贸易的85%以上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美国、德国和英国是排名前三的服务贸易经济体。与货物贸易类似，服务贸易中也存在传统部门和高技术、高投入的部门，但不同的是服务贸易中的新兴部门包含更多的附加值，并且其生产具有环保、高效、可再生等特点，发达国家对其非常重视。

无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是一国外向经济能力的重要指标，从表3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结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仅占11.5%，货物贸易达到88.5%，对外经济中对货物贸易依赖程度最大。

3.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对比 对货物贸易的过度依赖值得深思。我国货物贸易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飞速发展，服务贸易虽然也于大致相当的时间内进入高速发展，但两者差额却在越拉越大。1994年之前，我国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易而言增长更快，这一形势在随后迅速转变；1995年，货物贸易出口额1281.1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191.3亿美元，两者比值6.69，而到2009年这一比值已扩大到9.29，最高曾在2006年达到10.54。进口方面这一比值同样由5.78升至6.00，最高达7.49。

从图2～图5进出口增长率对比发现，除最近3年，货物贸易增长率一般高于服务贸易增长率。服务贸易在1995～2005年之间的滞后发展，导致和货物贸易差额的急速扩大，使得我国对外经济中货物贸易依赖程度过高。如

前所述，服务贸易中的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更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引力方程用于货物贸易估算已无异议，而当服务贸易采用与货物贸易类似的统计口径时，模型应当是有效的，并有坚固的理论基础。鉴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质，设置若干解释变量，使方程更加适用。对于可能产生的非观测效应的处理，采用若干种回归模型比对分析，以尽量减少此类影响。找出最优模型后，将进一步应用于分行业统计。

因变量mijt代表j国从i国在时间t时进口的服务流量，其来源为oecd数据库，包含34个oecd国家及其贸易伙伴，总共60个国家12年间（1999-2010）的服务贸易流量数据。引力模型在5个方面进行了估计，分别是总服务贸易流量、运输服务、旅行服务、政府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

解释变量共8个，包含5个连续变量和3个假设变量。在关于引力模型的研究中，一般把gdp、人均gdp、人口作为描述国家特性的变量。显然，此3个变量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不会同时出现。本文选取的是后两者——人均gdp和人口。当一国较富裕时，自然倾向于消费更多的服务，而较之于gdp，人均gdp更加与此相关。选择人口而非gdp同样有助于模型结果的解释。

5个连续变量中的前两个分别是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的人均gdp，系数b1和b2预期为正。如前所述，较富裕的进口国很有可能显示对服务的更多需求，无论相应的供给来自国内或进口，而较富裕的国家同样被认为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以供出口。

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时人口解释变量的系数，预期正负皆有可能。在关于货物贸易的研究中，出口国或许因为人口规模变大而减少出口，也或者因为达到规模经济，在人口增长时出口更多的货物。对于进口国同样可能有如此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般对于货物贸易来讲，距离作为解释变量时其前的系数为负，但距离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此。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商品未必需要从一国运输至另一国，当然在某些时候需要人员的流动，但在其他时候可能仅需要通讯联系。所以，距离在引力模型中的作用可能降低，甚至不显著。

本文所使用的距离度量方法，为引力模型中的标准法，即测算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这存在几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它假设海运、陆运或空运无差别；二是首都未必是一国的经济中心或者某些国家可能有数个经济中心。为克服以上问题，度量距离的其他方法已被运用于研究中，如贸易加权距离法（trade-weighted distances）和相对于所有贸易伙伴的距离测量法。但是，考虑到距离和服务贸易流量未必相关，本文依然使用标准距离法。

最后3个虚拟变量，分别用于描述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是否有共同国界、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此三变量前的系数均预期为正。此外，θ1作为年份变量用来控制任何时间趋势对数据的影响。

在货物贸易中，语言就被认为是影响贸易流量的变量，对于服务贸易，预期语言的影响会更加重要，毕竟共同语言下交换服务变得很容易。共同的语言还应当被认为包含了国家之间相似的文化或体制等方面特征。

最后一个变量用于描述两国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在研究货物贸易的引力模型中，这一变量往往用两国是否为自由贸易区替代，但如前所述，此情况可能并不适用于本文。大多数自由贸易区致力于减少货物贸易壁垒，而对服务贸易鲜有提及。本文中仅考虑的自由贸易区为欧盟，但即使在欧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依然阻力巨大。

2.数据来源

（1）服务贸易进口额。本文搜集自经合组织（oecd）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alance of payments—trade in services。该库提供了34个oecd成员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在原始数据库中有上万个体（进口一出口国家对），但与非经合组织国家间的贸易数据大量缺失或者时常间断。由于已记录2010年。贸易数据的个体覆盖面不足1/3，且部分数据明显异常（根据预估所得），所以本文截取时间跨度为2002年至2009年。剔除重复及丢失数据后，选取包含69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数据，共915个个体，综合8年共7 321个观测值。

（2）分类别服务贸易数据来自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数据库。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口。人均gdp以美元计，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4）距离。收集相应国家间首都的距离，以公里计，使用distance calculator between cities（http：//maperow.info/）。

（5）虚拟变量。边界虚拟变量以1表示两国之间有共同边界，其余计为0，共有60个国家相邻。欧盟虚拟变量以某年度两国均为欧盟成员国时作为1，其余为0。语言虚拟变量对于使用官方语言中含相同语言的个体设为1，其余为0，共有65个个体此参数为1。

解释变量的综合统计情况见表4。

为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5。

结果显示除距离及欧盟虚拟变量相关系数在0.54（考虑到数据中经合组织国家及欧洲国家为主要统计对象，这一点应算作正常），其余最大相关系数不超过0.34，可以认为无证明多重共线性存在的证据。

三、回归方法与结果

1.回归方法 本文使用数种计量模型，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的计量方法，如表格所示。最初，由于所用的数据是8年混合数据，第一个采用的方法是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但是，若模型中遗漏了某些解释变量，这些未被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又对服务贸易流量有重要影响，该影响就被包含在随机误差项中，使得随机误差的方差变动呈现异方差性，从而导致参数估计量不是有效估计量。

使用面板数据处理方法可以有效控制存在于残差中的遗漏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常用的两种面板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传统认为，若截距项为各个截面或个体（本文中体现为进口-出口国家对）所特有的固定参数，并且不随时间变化，则模型为fem；如果截距随机分布则视为rem。然而这一定义并不十分严谨，而且一个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是似乎固定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因遗漏解释变量产生）是随时间不变的，是固定的，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则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间变化的。

一个逻辑上比较一致和严谨，并且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的假设是mundlak（1978）提出的：不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都是随机的，都是概括了那些没有观测到的、不随时间而变化的、但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非观测效应究竟应假设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关键看这部分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对应的因素是否与模型中控制的观测到的解释变量相关，如果这个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不相关，则这个效应成为随机效应。这也正是hausman检验所需要检验的假说。

但是，本文中使用fem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存在时不变变量（距离、共同语言、欧盟），它们在使用fem估计时会被舍弃。一个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个辅助方程，将时不变变量包含到使用fem模型估计所得截距项中并进行ols回归。

以上介绍的3种模型均在本文中使用并进行比较。首先，breusch-pagan检验被用于比较rem和pooled ols估计。结果显示，零假设被拒绝，表明rem优于ols。其次，考虑到rem和ols都可能受异方差性和外生解释变量的影响，还需比较rem和fem的有效性，为此使用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系数为5.21，与4自由度下的0.2667水平的卡方临界值5.207相当，所以接受零假设，即随机效应较固定效应效果更优。

egger（2002）提出用hausman-yaylormodel（htm）作为rem和fem的替代模型。htm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可以仅从模型内部的数据来消除rem中可能存在的非观测效应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htm作为引力模型中的估计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货物贸易领域使用，而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鲜有所闻。

htm中选为外生的工具变量的是时不变变量，包括距离、共同语言和边界。这些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并作为其辅助。此外，时不变变量还可以直接在模型中得出结果，这也是优于fem的所在。

为检验htm的有效性，过度识别检验（over-identification）被用于比较rem和htm。检验系数为3.49，小于6自由度下1%水平的卡方分布临界值。所以接受零假设——非观测效应与其余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表明htm更加有效。所有测试的结果均和预期相符，即htm不仅是货物贸易时测算引力方程时最恰当的模型，也适用于服务贸易。这一结论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和分类别服务贸易流量同样适用，所以分类别服务贸易的模型重点将集中在htm上。

在对计量结果进行说明之前，有必要对运用htm使得系数相对于ols估计发生的变化做一尝试性解释。在ols估计中，出门国人均gdp前的系数很有可能因为某些非观测因素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被高估，如技术原因或资金存量。同样地，共同边界和共用语言在ols估计中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区域内国家的贸易便利所致（欧洲地区相对范围较小及语言相通性较高）。距离因素在ols估计中被认为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而使用htm控制非观测效应后则变为不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很多国家的不同体制所致。

2.结果：总服务贸易 结果如表6所列，当采用pooled ols回归时，所有变量均显著相关，并且它们的系数正负均如通过货物贸易标准引力模型预期的那样。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人均gdp、共同语言、边界、同为欧盟成员国均正面影响贸易流量，而人口变量则显示越大的国家生产更多的服务产品，同时对服务的进口需求也越多，距离是唯一一个与贸易流量负相关的变量。

在htm中，仍然显著有意义的变量是进出口围的人均gdp、进口国人口以及同为欧盟成员国。如上文所述，htm是所有统计方法中最适合引力方程的模型，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中若干有趣的结论。

首先，人口在进口国比人均gdp更决定其需要消费的服务，1%的人口增长伴随着2%的服务进口增加，同时1%的人均gdp增长导致1.1%的服务进口增加。这可以被理解为规模越大的国家消费更多的服务，同时其国民更富裕时也需要更多的进口服务。但在出口国这一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富裕的国家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并且出口，但是它的规模并不影响其出口，表明规模经济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未必有效。这一结论显然与强调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古典贸易理论并不兼容。虽然如此，但引力模型中考虑的若干因素，的确可以有力解释古典贸易理论中一些与服务贸易现实不符的现象，这为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比如，能否将古典贸易理论与引力模型结合研究经济规模大的国家之间贸易互补性是否更强？

第二，同为欧盟成员国是除此之外唯一显著相关的变量。这表明欧盟在致力于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已取得若干成效？正如大部分货物贸易研究中自由贸易区的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如前所述，这一结论难以推广至其余自由贸易区。

第三，距离和共同边界变量在htm中并不非常显著。尽管如此，在10%显著性水平上，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依然存在，影响系数为-0.4，较ols和rem有所减弱。使用引力模型对货物贸易的研究中，这一系数一般在-0.953和-0.76之间，通常的解释是，空间距离代表运输成本、信息交流和文化差异，从而距离越大越限制贸易往来。而通过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强烈的约束因素对于服务贸易可能的影响较小，货物是因为服务产品的本性使其对于物理距离或者实际边界的要求较小，和预期相符。

最后，共同语言和服务贸易流量并不表示出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其他国家的语言。特别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一向和经济交流同步发展，而服务贸易往往注定要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也表明文化或者相关因素对服务贸易的阻碍作用没有预期强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服务在贸易中的比重有上升的空间并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3.分行业计量 不仅在我国，世界范围内，传统服务贸易（运输和旅游）占比有下降趋势，而新兴服务部门比重逐渐上升。21世纪的服务贸易早已不同于以往，虽同为服务贸易，贸易方式各有特点，影响因素也必然不同。因此，本小节采用上述模型，将服务贸易分为3类进行回归统计，分别为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所有商业服务。数据采用自wto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7～2009），样本数分别为56、66、72个，包括2006～2008年三年间贸易流量数据。其余数据来源同上一小节，并去除同为欧盟成员国这一虚拟变量（因该数据库将欧盟算作一整体）。所用计量模型均为htm。

（1）运输业。结果如表7第一列所示，进出口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和贸易流量正相关，其余变量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

在货物贸易领域，普遍被认为显著影响货物贸易的因素之一就是运输距离，而在对于运输业的估算中，发现距离对于运输行业贸易流量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当距离增大时，运输货物的成本上升，产生的成本在服务中恰好计为贸易往来。这表明货物贸易随距离上升而减小，服务贸易并不被此显著影响。鉴于此，应鼓励有能力的运输企业形成规模效应，着力发展远洋或远程国际运输市场。远洋能力自古以来便是一国经济实力之象征，这一情况在今天也未曾改变。

（2）旅游业。结果如表7第二列所示，进口国人均gdp和人口有显著影响，同时语言也是一影响因素。

共同语言对旅游业贸易的影响系数为正这一点符合预期。进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系数为正（人均gdp显著为正，1%的人口规模扩大伴随7%的进口额增加），表明富裕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总是有更多的旅游者，并且消费更多的旅游服务（旅游者至旅游目的国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计入该国旅游服务出口额，旅游者本国为进口国）。因此，我国致力发展旅游业的地方经济有能力的话应当扩大国际宣传

，努力开拓发达国家旅游市场，并加强地方配套服务，如提供相应语言的标识或翻译服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出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但从模型结果来看，和总服务贸易不同的是，这一系数明显为负（总服务贸易中出口国人口系数也为负，但绝对值在0.1之内），这可能表明贫穷和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对外国旅游者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人口密度稀的国家（地区）或许更受欢迎（如斐济、马耳他）。

（3）其他商业服务。结果如表7第三列所示，进出口同的人均gdp和出口国人口和贸易流量有正相关关系。

相比其他服务行业而言，这一类商业服务和财富的关系更加接近（包括金融、保险、教育等），人均gdp的正相关系数符合预期。此外，出口国的人口因素可以作以下解释：该类服务和出口国投资环境关系密切。从当今世界局势来看，除非洲地区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往往有更好的投资环境，因此人口（并联系人均gdp）代表了良好的出口环境。研究还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比如在模型中加入表征经济自由或制度的变量，更加全面考察一国该类商业服务的出口能力。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实行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一些列减少贸易壁垒的政策将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非常有利。

四、中国服务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本节专门研究我国服务贸易，对上一节模型所得结果进行拓展，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实证了中国对25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和进口潜力。

1.出口潜力 对出口贸易潜力的估算，是运用引力模型模拟“理论”或“自然”状态下的潜在出口额，然后将中国的实际出口水平与该模拟值进行比较。若实际值低于模拟值，就称之为“贸易不足”，相反则属于“贸易过度”。

为了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借助于以上构建的引力模型，估算中国对各国的出口量，并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实际出口量（按2009年数据）与根据模型测算的出口量之间的比值，如果该比值在1左右，说明该模型拟合较好，该比值越小说明贸易潜力越大，反之则说明贸易潜力较小。把中国与25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数据带入模型，可以算出中国对这25个国家出口贸易量的预测值，然后再用实际值除以预测值，计算结果如表8。

总体而言，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属于“过度贸易”状况，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1.07。对25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际值/理论值）的排名中，最高为丹麦（2.40），其次为捷克（2.26），最低为挪威（0.08）。

2.进口潜力 与出口潜力估算方法类似，当把中国作为进口国时，可测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结果如表9。

本文使用2009年数据计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因为在当年全球贸易下滑严重的背景下中国进口额反而增加，会使所得数据偏大。总体而言，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2.55。进口潜力的排名中，最高为爱尔兰（9.42），其次为丹麦（6.20），最低为斯洛伐克（0.04）（考虑到对进口能力的描述，使用进口潜力这一指标反映现实——进口往往根据需求产生——具有局限，本文关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讨论侧重关于国别的相对分析。所以采用2009年数据研究进口潜力进行国别比较时并无不妥）。

我们注意到，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如前所述，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同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同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同时，与日本的潜力比值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但仍为1.15，表明进口自日本的服务仍有很大潜力。

五、结语与建议

将实际出口额与预测出口额相比较，再依据两者的吻合程度把2009年中国与25位贸易伙伴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潜力再造型。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大于1.20则属于此种类型，这类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潜力，按模型分析已经用完。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并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有丹麦、捷克、芬兰、韩国和荷兰共计5个国家，巩固这些市场对我国的外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这类型中的某些贸易伙伴还有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可能，比如芬兰，虽然实际出口是预测出口额的1.86倍，但与贸易条件类似的丹麦（2.40）相比，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说明芬兰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市场。我国服务出口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前3名中有两个是北欧国家，而排名最后的挪威也是北欧国家，这一差异值得引起重视，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种类型是潜力开拓型，以实际值与预测值比例在1.20到0.80之间。中国对这些贸易伙伴出口贸易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扩大出口贸易的空间。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思路主要是借鉴处理与第一类贸易伙伴关系的做法，同时注意开拓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法国、瑞典、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和美国8个国家

通过比较发现，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的第三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和创意产业，而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占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与美国的贸易结构存在很大互补性，应该更容易开展对外贸易。但通过测算可知，我国与美国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仅为0.81，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第三种类型是潜力巨大型，实际值与预测值小于或等于0.80。按模型分析，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非常大，有英国、意大利、日本等12个国家。其中，中国与挪威的贸易水平是25个贸易伙伴中最低的一个，实际出口额只有预测出口额的0.08。中国与这类贸易伙伴之间一般存在较严重的贸易壁垒，与之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在于尽快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

同时注意到，日本作为贸易伙伴也在第三类中，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又是我国在东亚地区的近邻，它与我国的经济关系应当不亚于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但是测算比例仅为0.56，潜力巨大。

在进口方面，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国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国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出口水平排名靠前的地区也同时是世界主要旅游国，这与我国境外旅游、消费和教育需求近几年不断增长有关，同时部分解释了我国进口水平高于出口水平，且未明显受金融危机影响这一情况。此外，与日本的潜力比值由出口排名的第十九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表明我国对日本的进口比对其出口扮演更重要角色。

综上所述，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对象集中于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进出日市场的过度集中会给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还是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长时间的贸易顺差会恶化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而引发贸易摩擦和争端。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必须有针对性地改善贸易国别的构成，加强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协调配合与经贸合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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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至2020年期间，武汉城市圈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以长江经济带为主轴的东西部互动发展的关键接力点和加速器，内陆地区的先进制造业高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重点是实现“五个一体化”，即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与布局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

一、构建武汉1+8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金融中心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从国际上知名的金融中心的产生和发展看，金融中心建立的条件首先应当是处于当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一种自发的需要，必须具备相当的实力和基础；其次，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也很重要，这是金融中心得以发展的宏观基础和战略基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金融活动迅猛发展，除伦敦、纽约等原有国际金融中心外，欧、美、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政府努力和政策扶持陆续催生出一批大大小小的金融中心。国际上地区和国家之间争相发展金融中心的竞争日趋激烈。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处于资本推动阶段，各地为了抢占区域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纷纷争建金融中心的现象已达白热化。而普遍滞后的金融体系和差距甚远的金融实力，又决定了建立金融中心不是哪个城市只要力争就能实现目标的。从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各中心城市的发展潜力以及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讲，国内建立和发展金融中心的基本格局和发展层次已有眉目。

除香港已是亚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外，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分别作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应是国家建立和发展金融中心的第一层次，而西安、成都、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城市地位，都属于国内建立和发展金融中心的第二层次（伦波，2003）。

从上述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进展来看，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同处在东部发达地区，其特有的区位、政策和观念优势使金融中心的建设远远走在国内的前列；成都、西安等城市正在借西部大开发的良机紧锣密鼓、大造声势地进行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陈元生，2000；周林，2001，）；南京作为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中心城市，也在趁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之际加快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范从来，2002）。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无论是从外在压力还是内在动力来说，构建一个金融组织体系健全、金融市场功能齐备、资金融通能力强、金融业务辐射宽、金融机构和人才密集，在“十一五”期间能带动中部地区实现振兴和崛起的区域金融中心实为时局所需、大势所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瞩目成就，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与更快发展的东部相比，绝对差距在扩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大力推进中部地区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工业整体竞争力，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要完成这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强大的金融支撑是核心。然而，现实中中部发展的最大瓶颈正是“金融约束”。主要表现在：一是中部地区金融资源聚集功能弱，导致金融资源总量满足不了工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二是中部地区市场基础薄弱，金融市场不完善，资产货币化、证券化程度低，金融尚不能充分发挥通过资金流动来实现生产要素流动的作用。目前中部地区生产要素的集中主要是靠地方行政手段在省内集中，利用资本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来实现生产要素跨省集中的案例很少；三是金融服务品种少、层次低、技术含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既影响中部地区资金的聚集能力，又缺少促使资本流动的金融手段；四是风险投资业务发展过慢，与该地区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相称，导致大量的科学技术发明没有在本地区转化为生产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快，靠本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来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换代比较困难（周鸿卫，2002）。要解决中部发展的“金融约束”，需要进一步的“金融深化”，客观上要求以某一个中心城市为依托构建区域金融中心，肩负资金的集聚和扩散职能，从而突破金融瓶颈带动区域工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中部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这个中心城市非武汉莫属。

武汉历史上曾以独特的区位经济优势和良好的经济金融基础发展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据史料记载，1948年在武汉市江汉路南段一带，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矗立着10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被誉为“汉口华尔街”（李光等，2003）。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经济金融事业发展迅速，许多金融改革与创新在全国居领先地位，金融市场建设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国第一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创办于武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1984年9月15日）。此后，一大批城市信用合作社很快发展起来。武汉融资中心（其前身是1986年成立的武汉资金市场）是全国起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融资量较大的资金市场，其业务一度辐射到全国的23个省、市、自治区的500余家金融机构。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分别于1987年元月和2月份组建）是全国成立较早的专业性信托投资公司。武汉证券公司（1988年3月正式开业）是国内设立较早的股份制证券公司。武汉证券投资基金（设立于1991年）是国内较早设立的地方性投资基金。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成立于1992年）是继深、沪证券交易所后，较早获得国务院证监会认可的证券集中交易场所，其国债业务一度在全国颇具影响。武汉企业债券市场、票据市场也都起步较早。武汉作为国家央行九大分行的所在城市之一，以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派出机构所在地，这都是长沙、南昌、合肥、郑州等省会城市所不能企及的战略资源。以金融市场上最具活力的证券业发展为例，经过十多年来的规范和发展，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区域性证券市场在市场规模、融资能力及水平、发挥市场功能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武汉建成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进而成为金融中心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总之，武汉在中部金融中心的创建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中部其他省会中心城市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加强武汉的中部金融中心地位，对于中部金融市场的建立和中部融资环境的改善，都将是中部崛起战略举措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武汉在金融发展上具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但其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其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同时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筹划、缜密安排。因此，通过对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考察、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条件与运作模式的分析、国际国内金融中心发展经验的借鉴、武汉金融的区域竞争力评价、武汉金融发展的SWOT分析，提出武汉在“十一五”期间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战略规划，最后从定量角度进行可行性分析，既可直接解决中部区域金融约束的实际问题，促进中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可为全国树立示范作用。毫无疑问，该课题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前瞻性，而且在实践中对中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微观主体的具体运营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参考价值。

二、建立武汉1+8区域性金融中心条件分析

金融中心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共同作用，并且要经过若干年的建设和各种因素的聚合，才可以形成。通过对当今几个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轨迹和形成过程的分析，我们认为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量聚集的金融机构

在历史上，金融中心很多是以大的都会城市为依托的，而大的都市是从港口演变而来的。因为最初的金融中心的主要功能是为贸易融资，为贸易融资是金融中心功能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为生产业提供金融服务。第三个层次就是为大企业、大财团和大机构的金融服务，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并购、上市、投融资安排，这是最高端的金融服务。从“金融中心”的名称上即可看出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和发展条件就是金融机构大量聚集。各个国际金融中心都聚集了众多的本国和外国金融机构。早在1994年2月，伦敦就拥有520家外国银行和173家外国证券公司，全世界最大的200家银行就有190多家在伦敦设有分支机构。香港在2003年4月时，就拥有本地银行53家、外国银行126家、保险公司191家、证券机构639家。新加坡在2001年12月时就拥有本国银行8家、外国银行125家、保险公司151家、证券机构81家。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上海，在2003年5月时，也拥有国内银行22家、外资银行54家、保险公司22家、证券机构19家。

金融机构聚集在一起有成本和信息共享等许多的优势。第一，金融机构的聚集，有利于共享辅设施，实现规模经济。机场、通讯设施等随着金融机构的增多可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摊固定成本，同时为金融机构服务的辅产业和中介服务业也得以迅速发展。律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信用评估等人员和机构得以成长壮大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第二，金融机构集中在一起，有利于进行交流和沟通，便于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客户关系，以及获得最新的资讯。虽然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活动可以通过非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但是一些重大的活动，仍需面对面进行沟通和确认。当大量的金融机构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银行业内部可以发展更多的合作项目，如进行银团贷款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之间也可以发展更多的合作关系。同时，交流与合作也有利于资讯的获得。第三，金融机构的聚集有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风险。伴随着金融机构的增多，通常会有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流动性的提高，这有利于选择不同的投资渠道、降低筹资成本和投资风险。

2、发达的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在拉动储蓄、促进投资转换、加速信息传递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中心必须有很发达的金融市场。从当今世界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看，除了记账式的国际金融中心外，其余国际金融中心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第一，有完善的市场体系。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黄金市场等一应俱全。第二，交易品种繁多，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金融机构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满足市场参与者的不同需要。第三，有很大的交易量。在2003年初，伦敦的股票市场总市值有17000多亿美元，纽约股票市场总市值更是超过了85400多亿美元，东京股票市场总市值超过20000亿美元，香港股票市场总市值也超过4500亿美元，新加坡股票市场总市值也在970亿美元以上。2000年债券市值占GDP的比重，伦敦为62.6%，纽约为46.4%，东京为39.9%，香港为5.8%，新加坡为18.1%。1998年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额，伦敦为6370亿美元，纽约为3510亿美元，东京为1487亿美元，香港为785亿美元，新加坡为1390亿美元。第四，必须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流动资金参与金融中心的资金储备，以应付庞大的资金流动和支撑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要。

3、强大的经济基础

金融中心的建设应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推动金融中心的成长。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产生对资金的需求，同时经济的增长会带来收入的增加和储蓄的增长，进而产生对资金的供给。巨大的资金供给和需求以及便利的资金融通渠道促使了金融中心的形成。伦敦、纽约、东京等金融中心的发展轨迹清晰地反映出经济基础对金融中心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成为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第一大国，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号称“日不落帝国”。作为宗主国，它向殖民地输出工业品，并从殖民地廉价收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促进了其国内金融业的发展，尽管当时在金本位制下，黄金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和支付手段，但为了方便，很多贸易结算也通过英镑进行，伦敦凭借其优良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中心的优势，逐渐发展成为英国和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随着一战的爆发而开始受到削弱。一战以后，英国的出口贸易减少了近一半，传统的国际市场被他国占领，同时战争又使英国欠下了巨额债务，在1920年的经济危机当中，英国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到1929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战前的14%下降到9%。英镑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也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开始崛起，在工业生产、贸易和殖民地等领域同英国展开竞争。到1929年，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38%上升到48%。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英国的许多海外殖民地宣布独立，英国的经济在二战中受到重创，虚弱的经济实力无法支撑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地位，反而要依靠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才能走上经济复苏的道路。与此相反，美国在二战中受的损失较小，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战后初期，美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黄金储备大约200亿美元。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至此，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大量的国际借贷和资本筹措集中于纽约，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八十年代迅猛发展的势头甚至让美国感到强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东京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暴露，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之中。与此相对应，股票市值的大幅缩水和银行呆账坏账的大量集结，也使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大受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欧洲货币市场，它是国际资本为逃避一系列的管制而产生的。在冷战初期，前苏联害怕它在美国的美元存款被美国冻结，于是将这些存款转入伦敦和巴黎的一些银行，美元离开了美国政府的管制。1956年，英、法以联合进攻埃及，部分英镑持有人开始抛售英镑，其结果是英格兰银行禁止英镑对外贷款，部分依靠英镑国际信贷业务的英国商人银行开拓了新的市场，它们通过有竞争力的存款利息获得美元以进行美元贷款，欧洲美元市场在伦敦出现。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市场利率高于Q条款的存款利息最高限额，出现了脱媒现象：钱从定期存款中提出，转到一些不受Q条款限制的资产项目，银行的资金来源面临威胁。许多银行想通过建立欧洲分行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与在伦敦等地建立分行需要较高的资本要求相比，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的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建立“空壳分行”更容易。这些地方对欧洲货币业务没有贷款额、利率和存款准备金方面的限制。因此，这些地方虽然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却因为特殊的条件在特定的时期发展成为欧洲货币中心。但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已成全球趋势，各国纷纷放松金融管制，纯粹“空壳欧洲货币中心”优势不在，而这些地方本身缺乏强大的经济基础，因此开始受到冷落。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强大的经济基础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4、良好的政治和法制环境

一个地区政治是否稳定，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也影响着投资者的信心，是决定该地区能否成为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瑞士的苏黎世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其政治长期稳定。瑞士凭其“永久中立国”的特殊地位，成为资金避风港。二战期间，伦敦黄金市场被迫关闭，瑞士乘机扩展黄金市场，使苏黎世成为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如果一个地区政局不稳，长期处于战争中或存在战争威胁，则该地难以建成金融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贝鲁特是中东地区的贸易及金融中心，但由于黎巴嫩战争的影响，大批金融机构转往巴林和其他地区，丧失了金融中心的地位。在1982年提出了《提高台湾在远东地区经济地位方案要点》，提出要将台北建成远东地区金融中心的构想，但时至今日，收效甚微。这与台湾在政治上的孤立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良好的法制环境也很重要。明确而完善的法律规范能指引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让参与者明确哪些可为那些不可为，并知道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能规范政府和市场监管者的行为，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减少不确定性和钱权交易的机会，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

5、充足的人力资本

金融行业是一个知识密度很高的行业，因此人力资本是金融业的核心要素，人才的优势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竞争优势。金融中心需要大量的金融、会计、法律、计算机、管理、外语等方面的人才。一个具有充足人力资源供给的地区，自然对金融机构具有吸引力。从统计数字来看，金融行业的高学历人才比例比一般行业大，金融中心的金融行业高学历人才比例又比其他地方的金融行业高学历人才比例大。以伦敦为例，伦敦金融城占地面积略大于1平方英里，常住居民五千多人，白天人口却有二十多万，其中一半以上直接从事金融业，正是有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伦敦才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依然保持在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列。

6、有利的地理位置优势

经济史告诉我们，商业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位置有密切的关系。在伦敦和纽约两个较早并且重要的金融中心确定下来之后，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地正好填补伦敦和纽约之间的时区空白，使得这三大地区的营业时间能首尾相接，形成全球不间断的交易网络。有利的区位优势不仅可表现为理想的时区，还可表现为靠近巨大经济体。巴哈马、开曼群岛的欧洲货币中心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靠近美国这一巨大经济体。而巴林岛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产油国家，这些国家丰富的石油美元为巴林提供了资金来源。

7、良好的基础设施

金融行业对电讯设施的依赖程度很高，离开了现代化的电讯设施，将无法正常运作。一项调查显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平均年电讯费用预算比其他行业高29%，并且与成本相比，电讯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显得更为重要。接收金融市场行情的短暂延迟或一笔电子转账或交易的失败都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的兴起也充分显示了金融市场开发、金融服务分销与金融交易效益的提高对电讯服务质量的依赖。这就要求地方电讯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实力，保证电讯公司对业务需求及其变化有足够的反应意愿和能力，要求该地区有先进的电讯设施并具有更新换代的能力。另外，金融中心除了有巨大的信息流、资金流以外，通常还有巨大的人流和物流。因此，除了要有良好的电讯设施外，还必须有便利的交通。

8、金融信息高度集中

成为金融中心，除了机构、人才、技术条件外，最关键的条件是信息高度集中，金融中心是信息最集中的地方，它产生的信息量大、接收信息速度快。在金融中心，每天产生大量的金融信息以反映金融活动的运作情况。之所以说信息对于形成金融中心最关键，是因为信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信息具有外部性，从而产生信息套利活动，一个人去银行贷款，他的职业背景和财务状况如何？他的风险在哪里？还款能力有多大？这就是信息，掌握这些信息就能够带来经济利益。

第二，信息具有不对称性，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并不是通过看一家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年报、公开信息披露就能够全面了解该公司的信息，信息更多的隐藏在公司公开的报表和信息的背后。在国内很多公司有两套报表，甚至三套报表，公开信息背后的隐藏信息更重要，而这些信息只有接近信息源才有可能获得。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掌握所有的信息，所有金融服务机构才都集中到金融中心这个地方来。信息不对称性对于金融中心的发展是最关键的。

第三，信息腹地。信息腹地就是说如果大势变了，投资热点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就会产生繁荣的服务业，使这个地方变成服务业中心。大势变了，金融中心也要跟着变。腹地是一大片，里面可能有好几个中心，哪个是信息真正的中心，哪个地方信息最不对称，金融中心就最容易在那个地方产生。

（注：本文系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建立武汉1+8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思路研究（项目编号：2012D057）。）

【参考文献】

[1] 夏德仁、王振山：金融市场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 张莲英、雷秋惠、王末卿：国际金融学教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