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变迁范文
时间：2024-02-21 18:00:5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生育政策变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论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保险权利的保护
2.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
3.完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生育政策的探讨
4.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人口生育变化的新特点
5.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
6.论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
7.人口迁移、生育率及人口稳定状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
8.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9.单独二孩政策下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试析
10.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
11.中国人口生育政策60年
12.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低在何处——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13.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14.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
15.中国出生人口的新变化与趋势
16.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17.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18.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19.自主到计划:人口生育和增长变迁——1950~2014年中国人口论纲要
20.流动人口对当前生育水平的影响
21.论计划生育权利义务的双重属性——以我国人口政策调整为背景
22.城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23.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
24.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25.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基于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
26.滞后与压缩: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特征
27.21世纪初中国人口的生育观念——基于对山东省一项问卷调查的研究
28.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29.有效人口政策命题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30.人口生育观念嬗变与社会发展
31.迁移流动人口生育特点及相关理论——中外研究述评
32.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33.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34.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
35.苏南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以吴江流动人口为例
36.不同代别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厦门市912位农村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37.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38.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变动关系的量化分析
39.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影响
40.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保障与人口出生率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41.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兼论非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
42.1979~2000年中国人口生育趋势:出生数据和教育数据的比较分析
43.文化适应——研究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新视角
44.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45.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以日照市东村为中心(1949~1973)
46.人口迁移对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程度分析
47.我国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研究概述
48.人口生育政策亟待全面彻底改革——基于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的分析
49.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50.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及其影响因素
51.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52.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口老龄化
53.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基于CGSS农村微观数据的研究
54.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
55.生育政策潜在人口的结构及其二孩生育意愿——对两项大规模调查结果的分析
56.人口优化理论再探——新人口危机和国家安全
57.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市为例
58.乡-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问题
59.我国人口增长的总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预警
60.企业青年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61.云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62.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
63.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中国生育率估计
64.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及其性别差异研究
65.生育率结构性变化与新生人口激增——基于北京的APC模型实证研究
66.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
67.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该何去何从:近年的争论和讨论
68.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决定研究:基于工资收入获取视角
69.人口生育政策的评价方法研究
70.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
71.低生育时代的人口政策走向
72.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73.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74.东部较发达省市人口下降区人口发展趋势——基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县域个案诠释
75.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76.论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
77.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
78.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健康状况调查
79.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体系的缺陷与对策
80.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
81.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82.婚姻家庭与人口生育立法分离之探讨
83.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84.中国省际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与实证
85.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对哈尔滨市已婚在业人口的调查
86.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
87.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回顾与前瞻
88.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89.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
90.高出生性别比地区人口预测研究——基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
91.中国的城镇化如何影响生育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92.人口生育问题与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策略选择——以广东省潮汕地区为例
93.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
94.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
95.“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
96.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97.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来自户籍登记数据的新证据
98.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生育状况调查分析
篇2
作者：梅志强 史雅萍 单位：山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山西省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在分析中学历与职业可能存在混淆，职业分类有交叉，如调查的在校研究生群体，就受教育程度来说他们属高学历者，就职业来说他们是学生，其实学生并非是一种职业，只是人生成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学历和职业有一定关联性，学历层次越高，就越可能从事复杂劳动职业。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关联程度会逐渐减弱，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将逐渐消失。
学历和职业对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过去人们认为，文化水平越低，孩子就生的越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和农民生的孩子多，国家干部生的孩子较少［2］。纵观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妇女的生育情况也确实如此［3］。究其原因，除了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儿女双全”传统生育观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提倡的鼓励生育政策作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知识女性曾给邓颖超写信，要求政府提供避孕措施，节制生育。而当时的工人、农民文化层次普遍不高，大多是半文盲和文盲，他们既没有避孕节育知识，更没有避孕节育的手段，“性”福与生育必须兼得成为她们无奈的选择［4］。作者曾在农村做过调查:50～60年代农村育龄妇女都希望儿女双全，但数量以3个为宜，最多4个，过多生育并非是她们的主观意愿。而他(她)们的子女，即80后父母的生育观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总和生育率从他(她)们母亲的5．8下降到她们自己的2．47［5，6］。有作者对我国解放后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进行了考察，发现居民理想子女数随时展而逐年降低［7，8］，特别是调查了1974年及以后出生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发现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没有差异，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基本相同。从生育数量上看，约1/3青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60%的青年希望生育1个孩子，5%的青年不打算要孩子，希望生育3个以上的不足1%［9］。本次调查结果，不论从调查者学历还是从职业分析，96%以上生育孩子数量都选择在1～2个，且选择生育2个者多于生育1个者约10个百分点。打算不要孩子或愿意生育≥3个者均以研究生居多，自由职业和无业者不要孩子的比例高于其它职业者，其原因需进一步研究。
职业的关系越来越不明显，且向多元化发展。究其原因:一是生育观念会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发生变化，追求多元化、个性化、舒适化成为这代人的主要生活方式，生育已不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表现出能生而不愿多生;二是抚养成本不断增大，当“房奴”、“车奴”而不愿再当“孩奴”，表现出想生而不敢多生;三是政府和市场提供了良好的避孕节育药具，性和生育完全可以按照主观意愿调控，成为不想多生而能不生;四是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80后的影响将继续下去，不愿违规生。“想生”与“不想生”是人的主观意愿，而“敢生”与“不敢生”是人的客观承受能力，理论上两者不该相互影响。但主观意愿常常会受客观承受力和生育政策的影响，使得实际生育数往往小于意愿生育数，以经济基础为主导的实际生育数量是理想生育数量的具体体现［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期［10］。经济和人口如何均衡发展，谁来养老已成为国家面临的大问题。面对改革开放、社会多元、生存压力加大，已经不愿多生的新一代，作者建议，应尽快把生育的国家计划调整为家庭计划，真正体现计划生育徽章所赋予的含义。国家可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用奖励等多种方式提倡少生或多生，使人口结构保持在合理状况。
篇3
县公安局支持计划生育文明执法工作汇报
近年来，县公安局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优势，坚持“执法就是服务、执法就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法理念，在抓好本系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主动摆正位置，与人口计生部门一道开展文明执法活动。
依法行政，把好户籍管理审查关口。一是严把新生儿入户审查关。专门制定了《人口信息管理工作规范》，并与县人口计生局协商共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生婴儿入户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明确规定：凡是新生儿入户的统一实行入户申报制度，必须先由所在单位、镇计生办审查盖章后，凭《生育服务证》或《生育证》、《出生证》办理新生儿入户手续。属政策外生育的，必须有社会抚养费征收票据和县人口计生局的审核意见。，全县公安系统共受理出生婴儿入户登记5231人，由于把关严格，杜绝了政策外生育对象不接受处罚并随意入户的现象发生，对控制违法生育反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二是严把户口变迁审查关。对农转非或户口迁出、迁入对象，一律要求原户籍所在人口计生部门审核签字把关。凡没有人口计生部门的审核意见不得办理，凡政策外生育没有全额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不得办理。三是严把户籍信息审查关。在落实农村部分计生家庭奖励扶助、计生家庭特别扶助政策和农村独生女高考、中考加分政策过程中，县公安局都抽调专人加班加点，采取管段民警、派出所分管领导、户政科民警三级审核制，对享受政策的目标人群户籍性质、家庭成员信息进行严格审查，确保政策执行的准确性。在工作中，全县公安机关始终做到依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力，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执法，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坚持依法行政，积极贯彻“服务与管理并举”的理念，做到严格执法、公平执法、文明执法。
保驾护航，当好计生执法坚强后盾。该县公安局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积极为计划生育工作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用足法律手段，做到参与不越权、执法不违法、配合不失职，及时受理和查处妨碍人口计生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案件，全力维护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当好人口计生部门的坚强后盾，为计生执法保驾护航。近三年以来，共协助查处阻碍人口计生干部执行公务案件2起，治安处罚2人。积极支持人口计生部门依法行政，对于干扰计划生育执法和侵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确保了全县人口计生工作的顺利开展。
规范执法，发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牵头作用。一是强化宣传教育。在工作中，全县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认真落实《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查验制度，以开展“户口整顿”、“两实全覆盖”等专项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要求社区民警在开展流动人口清理登记的同时，认真查验暂住人口婚育证明；向外来务工人员宣传计生政策，增强外来人员遵守人口计生法规的自觉性。二是细化调查登记。紧紧依托社区和农村警务室，坚持登记暂住人口验发暂住证与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同部署、同落实。为了确保这项制度执行到位，各派出所与管片民警签定了责任书，明确了流动人口计生证明查验人员名单，配合人口计生部门推行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以房管人”工作模式。及时对出租屋及行业场所内的暂住人口进行调查登记，不断提高登记率。把流动人口纳入实有人口管理，为育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证》时，首先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并对育龄妇女登记造册，及时向人口计生部门反馈相关信息。三是优化信息采集。，县公安局将全县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出租房屋等各类治安信息（包括流入时间、基本情况、婚育状况等）全部录入了警务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对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提高计生管理水平发挥积极的作用。去年7月，该局户政科、各派出所依靠公安人口信息数据库，全力配合人口计生部门开展了计划生育全员人口信息录入、核查、更正工作，确保人口计生部门各项基础信息与客观实际保持一致。同时，还建立了出生人口信息共享机制，每年定期与人口计生部门核对出生人口信息，确保了出生人口上报的准确性。
篇4
关键词：生育观念；影响因素；生产力；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97-02
生育观念古已有之，直到现在仍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要领域。它不仅仅是对生育过程的总结，同时也涵盖了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概括来说它是指人类在生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伦理观念、等一系列文化现象的集合，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生育观念有着广泛的内涵，它涵盖了生育的目的、生育的数量、生育的时间以及生育的性别取向等方面。在同一时期的社会里，人们一般都有着或约定俗成或积习成文的生育观念，像我国乡土社会的“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生育观念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在当今社会里，生育观念又产生了哪些变化，这值得我们探讨。
一、“少生优育”生育观念的形成过程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化大生产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丧失，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势必会带动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生育观念作为上层建筑中精神文化的一种，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也随之增大，大多数人是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毕竟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时候父母关注的不是孩子的数量而是孩子的质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特别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比如给孩子早教，上各种补习班，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远超过去，这使得有人感慨现在养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比过去养两个三个孩子的成本还要高。正是在这些经济和社会的诸多压力之下，逐渐形成了如今“少生优育”的生育观念。
二、“少生优育”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教育制度的变革和教育年限的延长
工业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农耕社会强调的是劳动力的数量，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劳动力多了，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开垦更多的荒地，国家也可获取更多的赋税收入和可利用的储备兵力；而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机器化大生产对劳动力自身素质的要求提升，它需要的是技术人才，强调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而国家为了培养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了更好地提升国民的素质，深化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延长了教育年限，这直接增加了教育成本，使得工薪阶层不得不考虑生孩子的成本。同时，教育作为上向流动的渠道，对于占绝大多数人的中下工农阶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教育可以获取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教育年限的延长使得个体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业不得不推迟结婚，时间一长，大家也就开始晚婚晚育了。
（二）女性的职业化发展以及避孕技术的进步
虽然我国曾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体，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角色，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单一的家庭主妇逐渐发展为职场女性，职场女性不仅仅是在家照顾孩子，同时也在职场上实现自身价值，职场上的竞争压力下迫使不少家庭选择了倾向于自身发展的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避孕技术也随之进步，避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人们的青壮年时期，不少年轻人考虑到要发展事业，于是通过避孕手段选择了少生或不生，等到事业逐渐起步之后，人们逐渐达到中年时期，这时人们的生育能力下降，即使想生育也不一定能有效生育，因此，避孕技术的进步有效地预防了计划之外的生育行为。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本位的思想逐步确立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同时也引起了思想领域的变革，传统的家本位的思想向个人本位转变，人们不再是只局限于家族和国家的发展，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发展，更理性地思考问题，由此衍生了利己、自由等思想观念。一个家庭里有了孩子不仅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占用了父母的精力和时间，降低其自身竞争力，很多企业不招女性员工，就是不愿承担女性因为生育带来的一系列成本投入，甚至有些女性为了自身事业能更好地发展，放弃了生育孩子。此外，与传统农耕社会不同的是，工业社会注重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使得人们思想上的藩篱逐渐被打破，自由意识复苏，更加捍卫自身的权利，而选择不生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不少两性为了拥有更自由的二人世界，选择了放弃生育孩子，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丁克家庭”，英文叫“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译为“双收入，无子女”，在这类家庭中的夫妇是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却选择不生，主要就是为了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享受二人世界，同时也有促进自身事业发展的目的。
三、生育观念的特点及现阶段我国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观念具有阶段不可逆的特点。生育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经过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然后才孕育发展起来的。其一经形成，没有国家强制干预的话，几乎不可逆，即使国家强制干预，几千年的历史惯性还是很难刹住车的，就像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传统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即使生育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的家庭被罚得倾家荡产，依然要生孩子，超生现象屡禁不止。想要改变我国目前低生育率的现状目前来说很难，即使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不见得能显现成效，就像现在诸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很早之前就开始鼓励国民生育，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处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水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是不是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人口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应该防患于未然，从以下方面进行一定的尝试，用以弥补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低生育率现象。
（一）减轻个体家庭生育成本，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利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物价水平也同样飞速提升着，而人们工资提升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物价提升的速度，这使得人们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增大。当前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起巨大的生育成本，奶粉钱、教育费用、各类辅导班花费等因素都是降低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同时，现代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改变，传统的家本位发展到现在的个体本位，个体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自身事业发展需要占用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在职场上拼杀，这都降低了家庭生孩子的动机。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国家应该建立并完善妇女生育保障，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怀孕妇女的平等就业权，防止女性因为生育而失去工作的现象发生。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来弥补女性员工因为生育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这不仅有利于消除女性就业歧视，同时也减少了女性生孩子的后顾之忧。
（二）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一些地区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就当前的人口趋势来看，随着我国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过少危机，应该适当调整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我国政府对人口政策做出了大方向的调整，出台“单独可生二胎”的政策，并让各地区根据各地人口情况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比如在人口基数小、生育率过低的地区应该尽快实施这一政策，在人口基数大、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地区应该继续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要想改变当前我国这一系列人口问题，除了逐渐放开生育政策之外，还应采取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比如对有一到两个子女的家庭进行物质奖励，限制和处罚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同时加强生育宣传工作，使人们认识到生孩子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好处，使人们逐渐形成合理生育、适当生育的生育观念。
（三）加强在生育方面的宣传工作，营造良性生育文化
生育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生育观念形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人为的措施加以影响。要想改变生育观念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改变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加强思想上的宣传动员工作。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人们普遍贯彻多生多育的做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受生育文化的影响，农耕社会在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学者的宣传鼓励下，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一系列生育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形成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进而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社会逐渐形成了少生甚至不生的低生育文化氛围和生育观念，这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使得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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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雪原，陈胜利.生育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39-43.
[3]宋健，[韩]金益基.人口政策与国情：中韩比较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44-46.
篇5
关键词：人口变动；两种生产；家庭养老；社会主义新农村
人类社会主要有两种生产形式，一种是物的生产，另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在恩格斯看来。两种生产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他们互相制约、互相联结、互为条件，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所起的作用是按照相反的作用发展的。这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图景。实际上两种生产理论是将人类自身生产放到人类社会生产中加以考察，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关系结合起来阐述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的。
1 家庭人口数量与古代社会的发展
家庭在社会发展中起着的异常重要的作用，中西家庭是沿着两个不同方向的轨迹发展的，在家庭的演化过程中，中西方家庭发挥出来的功能和效用是大相径庭的，这一不同效果的发挥对各自经济、社会与历史进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因，而家庭也还处于原始的阶段。因此，家庭不仅是人的生产的共同体。同时也是物的生产的共同体，这两种生产在原始的家庭内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中国，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长期在家庭中紧密结合。然而在西方。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却较早的从家庭的“温室”中分离出来，即使有“黑暗的中世纪”。但是随着物的生产从家庭温室中的“解放”和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使得西方最早迈开了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步伐。特别是工业革命后。西方“促进人口增长的内在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业社会依靠简单的生产工具和设施进行生产，生产能力依靠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劳动力的多少决定了财富量。工业社会人力资本成为生产能力提高的根本，人口增长不仅意味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还意味着人口质量的提高”。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种生产逐渐从原始的家庭中分离出来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家庭的规模却不断的缩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完全社会化了，而家庭也演进到核心家庭”。
从中外家庭人口结构变迁的历史来看。这“两种生产的分离，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东西方在社会形态发展上所表现出的一些差异，正是源于两种生产在分离过程中的差异”。在中国，由于两种生产长期未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家庭内劳动力人口多，家庭的生产规模就大，加上古代重农抑商国策，这使得劳动力数量的多寡成了社会生产发展的衡量标准。“由中国封建家庭的特点决定，社会生产不是沿着劳动分工―生产工具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这样―条内涵式道路发展，而是走增加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生产总量这样一条外延式发展道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清晰的记录了这条道路，秦汉的生产工具与明清相比，相差甚微”中国长期以来维持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家庭中紧密结合所形成的“小农经济”，而带动西方社会生产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则是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离而产生的劳动工具的改进和社会劳动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中国，由于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始终未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从而造成了中国的家庭只能以人口数量的增长来弥补由于缺乏工具革新所带来的农业发展潜力不足这一先天缺陷，“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业发展提高的潜力是长期存在的，这使人口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微观及短期内难以改变。因为就家庭来说，存在着对劳动力增长的无限需求，这助长了早婚多育的生育行为，并在观念形态上推动了人口的不断增长。
但是，从长期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发展模式，“虽然使中国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由于限制了分工。不能为工业创造条件，终究会遭遇自己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可耕土地的增长是有极限的；没有新的生产工具，土地的单产也存在着天然极限。并且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越多，土地产出的边际效益递减”。因此，唐宋以来，中国的人口却出现了巨量增长，此时人均的土地面积逐渐减少，而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也开始降低了。尽管从总体上看来，劳动力的绝对总量还是在增加，可是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停滞的兆头。由于两种生产始终耦合在家庭生产的内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能演进到近代社会。
2 近现代家庭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转型
西方家庭中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较早的从家庭中得以分离，西方社会主要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运行，社会发展潜力并不像中国那样严重的受到家庭的束缚。家庭功能发展的长期的停滞使得中国并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两种生产从家庭里分离的现象，家庭始终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分化，始终行使着作为两种生产共同体的功能。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新的社会动力发生作用，那么，从成对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新的动力已经产生并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就是生产工具的进步、社会财富的逐渐积累，人类个体独立生活能力的不断增强和群体在人类生活中意义的减弱，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已经日益的从家庭内部开始分离出来。
1840年的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后，在中国社会的家庭内部，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之间的分离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从而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后，现在农村的家庭已经开始向核心家庭过渡，今天我们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四世同堂的盛况了。同时随着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两种生产也不再像封建社会那样的密不可分了。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农业将更加的融入到世界的生产体系中，和世界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将更加进一步的使中国传统家庭的生产功能发生更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我国家庭开始向现代的核心家庭形式发展，除了生产力的发展外，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迫于巨大的人口压力而严格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社会发展承受着巨大人口压力，不得不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将其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建国初期。我们片面地强调“人多力量大”，导致对人口问题认识上的一些偏差。而当时人口政策的失策也许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来自于历史上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长期结合在家庭内部未能分离所带来的历史惯性作用。目前，在很大一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实际上仍然沿用着几千年以来的小农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别是在
工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中，如果我们仍然将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结合于家庭内部，这种曾经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传统家庭生产方式是无法适应当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的。
那么，要打破两种生产在家庭中长期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这种“历史惯性的束缚”，要破解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是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才可以实现的。没有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劳动效率提高作为保障，两种生产功能要从家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口政策的影响已经进一步的显露出来：我国的老龄化速度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我国进人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着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
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与计划生育工作
3.1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两种生产”分离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两种生产”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养儿防老”功能得以发挥主要是基于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子女经济支付能力、子女闲余时间的多寡和文化伦理等因素。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尤其是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两种生产”分离已经不可避免，不过，与此同时的则是传统“养儿防老”功能的发挥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出现了弱化的趋势。
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使中国人口增长得到了极大的控制。农村家庭中独生子女户越来越多，家庭小型化越来越普遍，核心家庭的数量将会日益增多，而老年人身边的子女绝对数量将会减少。这种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来实现人口控制的做法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例如，就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而言，根据2006年2月全国老龄办的最新统计，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14％，比27年前，翻了一倍，并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同时，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则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农村不仅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中国农村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情况，同时，人口老龄化又带来了沉重的家庭养老负担。按目前的政策规定，一个农村家庭最多只会有一个儿子，这样将会使得家庭供养资源减少，而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却是成倍增长。将来，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个老人。抚养一个或两个小孩将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3.2 “两种生产”分离过程中。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与家庭养老工作有机结合
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大大减缓了人口剧增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能够保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对平衡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庭养老保障体制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现的老龄化等新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在2004年就转发了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自2004年以来，在某些农村地区开展的家庭养老补贴的试点工作，对农村中年满60岁并且只有一个子女或两女的计划生育家庭进行补助，该家庭的老人每人每年享受600元补贴，直至亡故为止等措施，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改变农村中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有效地缓解了老人们晚年养老的后顾之忧。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利用现有遍布各个村落的计划生育协会，使农村养老保障与计划生育协会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双方面工作都向更深层次开展。要大力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观念。这样既能解除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又能有效地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不但能够有利于转变农民“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巩固计划生育政策，而且有利于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积。
篇6
英国BBC电视台网站近期有一则关于中国的报道,讲述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在这个小村庄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状况日益严重,村子里的姑娘本来就不多,还纷纷出去赚钱,结果只剩下一些大龄未婚男人。
在全球危机中,“Dragonomics(龙的经济)”仍在迅速前行。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有报道称,中国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甚至有人预测说,到2017年,中国将力压美国,成为位居世界首位的经济大国。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迷不振,因此中国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担当起世界经济的“引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势如破竹的中国经济也会遭遇急刹车吗?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但最根本的挑战就是人口问题。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期,庞大的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中国为遏制人口激增,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推行“一对夫妻一个孩”的计划生育政策,从而降低了生育率。
随着生育率下降,计划生育以前出生的孩子逐渐成为劳动适龄人口,中国目前迎来了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时代。按照预计,到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的2017年,中国劳动人口有望达到9.9亿的顶峰。如今中国虽然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但也在快速走向老龄化。如果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增加,而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经济增长趋势就会趋缓,进入“人口负担”时代。
专家预测的老龄化冲击超乎想象。著名人口学家保罗-华莱士称这种趋势为“人口地震”。他表示,老龄化将使世界经济发生严重的地壳变迁。基于这种观点,一些西方专家指出,中国将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内迎来老龄化时代,准备必然不足,因此,乐观地认为中国将在21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开启“中国时代”、“亚洲时代”的人只是幻想而已。
计生政策面临尴尬局面
《大国空巢》是中国近年来热销的一本有关人口问题的著作,作者认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人口老化会扯中国巨龙的后腿。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生育率下降,60岁及60岁以上的居民占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会从2020年的16.7%增长至2050年的31.1%,这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
未来40年中国面临巨大挑战,竞争力有可能受到巨大影响。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一方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对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令人惊讶,超乎想象:中国在2000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的10%,2010年达到12.3%,预计到2050年,世界老龄人口比例为21.9%,而中国将高达31.1%,仅次于发达地区的32.6%,位居第二位,而欠发达地区仅为20.2%,其中非洲为10.6%,亚洲为23.6%,拉美为25.5%,美国为 27.4%。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进入低中收入组别,社保制度刚刚建立十几年,在其他政策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未来40年,即建国100年时中国社保制度面临的挑战要比欧洲更为严峻,尤其与美国相比,“未富先老”和“幼稚社保”有可能使老龄化和社保财务负担成为中国的拖累,中国竞争力有可能受到巨大影响。
今天的中国,计生政策面临尴尬局面:表面上“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未变,实际上农村早已突破政策,再出台宽限政策似乎显得多余;普通城市居民,因生计的压力和养育儿女的沉重负担,即使放宽生育政策,经济能力的局限也使得其无法生育第二胎;最有实力、也最想突破政策限制的富裕阶层,他们的子女是用来继承庞大家产家业的,甚至是向西方提供“优质消费”动力的,而不是为了向本国社会提供劳动力。
人口负增长成发达国家之痛
人口老化冲击未来社会的现象,不只发生在中国,许多国家也面临人口老化问题,最严重的是发达国家。
2009年日本人口继续呈现负成长,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为负7.5万人,是去年的1.46倍,创二战以来最高纪录。日本厚生劳动省说,2009年有106.9万人出生,较前一年减少2.2万人,减幅2%,死亡人数114.4万,不但连续第9年增加而且创下日本政府1947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高,显示日本人口连续3年减少。日本人口老化日益严重,主要原因是老年人寿命不断延长,年轻人因担心生活及事业发展的负荷而延后成家,新生儿不断减少,人口持续负增长。
一名厚劳省官员说:“总人口递减趋势可能延续,因为人口老化导致自然死亡人数增加,已到生育年龄的妇女人数又不断减少。”厚劳省估计日本2009年新生儿人数,是二战以来仅次于2005年的最低水平。日本总人口1.26亿,估计至2050年将减少1/4。
由于日本妇女生育率极低,再加上国民平均寿命高居全球第一,日本抱着人口结构问题的定时炸弹,医疗与社保体系将承受极为沉重的压力。
在人口老化问题严重的南韩,生育率偏低已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南韩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之一,2008年的统计数字是每名妇女一生仅生育1.19名子女,许多人认为,南韩人口可能在未来10年出现负成长,根本难以满足劳动市场所需。负有提升全国出生率之责的卫生部,今年年初决定办公室每月强制提早熄灯一次,鼓励员工提早回家增“产”报国。负责人表示,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三,该部办公室提早于晚间7时30分熄灯,以便员工专注于“做人”与养儿育女,为国民作出表率。一名官员说,提早回家与提高出生率或许没有绝对的关联,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美俄:两个极端的对比
在发达国家,只有美国没有受困于人口老化,其社保基金增长速度惊人。
篇7
关键词：生育权;特征;内容;行使限制;侵权;法律救济;立法构想。
一、生育权的概念与立法保护
山东枣庄市山亭区农民李明，八年前与吴某结婚。婚后由于经济条件较差，二人商定暂时不要孩子。两年后，他们的经济条件好转，李明便与妻子商量要孩子的事，吴某说：“等再挣几年钱，在城里买上房子，花钱买上城市户口，再要孩子也不迟。”李明觉得也有道理，于是不再坚持。后来，他们终于在枣庄市里买了一套住房，二人也同时办理了城市户口，这时李明已过30岁，但吴某仍以怀孕生孩子会影响做生意为由，坚持不要孩子。李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向法院其妻吴某，要求法院依法保护自己的男性生育权，判决吴某答应生孩子。法院经审查认为，李明的符合法律规定，并予立案受理。但同时法官告知李明，法院保护男性生育权的办法只能是对他不愿生孩子的妻子进行经济上的处罚，不可能直接判决吴某生孩子，还是以做吴某的思想工作为主。目前，经法院调解，被告答应原告愿意生孩子，李明撤诉。①
在本案中，出现了一个“生育权”的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生育权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笔者认为，生育权应该是指公民在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条件的情况下享有的自主自愿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我国对生育权的研究还刚起步，对其争议也很大。主要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生育权这一概念：(1)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2)人人享有法律上的平等生育权利;(3)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即依法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子女数量和选择生育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权利;(4)公民有依法收养的权利等。我国关于生育权利的理解与国际公约和文件的精神或规定是一致的。②
这一案例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法律对公民的生育权究竟能做什么？笔者认为，法律对公民的生育权所能做的是，阻止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干扰、破坏公民生育权的违法行为。换句话说，任何人、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社会组织都不能侵犯一个人的法定生育权。
二、生育权的特征
综观法律法规，结合生育行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可概括出生育权的如下特征：（一）生育权的主体是自然人。我国立法规定生育是所有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生育权的主体包括有婚姻关系的自然人，也包括无婚姻关系的自然人，包括有生育能力的自然人，也包括无生育能力的自然人，包括男子也包括女子。当然享有权利能力不一定享有行为能力。（二）生育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生育权的客体是权利主体自主决定生育所体现的人格上的利益，是人对自己人格利益的支配，其基础是人所具有的之所以为人的资格。（三）生育权的性质是人身权。梅因说过：进步社会的运动就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个人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独立为权利主体，生育权也相伴而生。生育权是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四）生育权具有双向性。生育权一般需男女共享且需要男女互相协助才能实现（独身女性生育权除外，参见《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男性承担将植入子宫的责任，女性承担宫内的培育义务。显然男性承担的负担少，而女性的负担则比较繁重。依照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观念，女性在生育过程更应享有决定权。（五）生育权具有排他性。生育权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人都是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六）生育权具有历史性。生育作为一种权利，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既非权利也非义务的自然生育状态；历代统治者鼓励甚至强制生育的以义务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生育阶段，在中国汉朝特别突出；主要突显权利本位色彩的生育权利阶段。并且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即使现在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将生育作为夫妻的义务，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的义务，只是鼓励生育，如俄罗斯和中国香港。
三、生育权的内容
生育权的内容是权利主体有权自主决定和实施生育行为。具体说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生殖健康(保健)权利。包括获得科学知识和信息的权利、获得避孕节育、生殖保健技术服务、咨询、指导的权利。同时，也包含了患不孕症的育龄夫妻有获得咨询、指导与治疗的权利。(二)男女平等权利。女性与男性在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地位平等，双方都有要求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女性与男性有同等的参与权、决定权，而不仅仅是处于受支配地位。当然，要完全实现计划生育领域的男女平等，还有赖于经济的、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等多领域的促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以及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在现实中出现了男性因女性私自堕胎而维护自己生育权的案例，其实，在生育权的行使上，女性有更大的决定权，生育权是不平等的，并且女性明显地比男性有更大的生育自和决定权。(三)知情选择权利。在本法中是指避孕节育方法的知情选择权，即国家通过提供充分有效的计划生育和避孕方法的信息，介绍各种避孕方法的效果、优缺点和适应对象，使需要采取避孕措施的育龄群众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四)健康及安全保障权利。这里指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于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及妇女怀孕生育期间应享有的健康安全保障及劳动保护等权利，包括：向育龄群众提供的避孕药品、工具应当安全、可靠;向育龄群众提供的节育技术服务应当保障受术者的安全、健康;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向育龄群众提供有效的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服务，努力避免非意愿妊娠，减少人工流产;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性病、艾滋病传播，并使患者得到治疗;努力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妇女在怀孕生育期间享有的健康安全保障及劳动保护权等。③（五）生育方式的选择权。除正常的活动导致女方怀孕外，还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包括男性无精少精、女性输卵管不通、生殖器官缺陷等）选择其他生育方式，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借腹生子乃至克隆技术等。当然有些方式由于涉及伦理、宗教、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争议并被立法予以禁止。笔者认为：在伦理许可的范围内，法律应尽可能地维护民众的利益，人工授精、试管婴儿、非商业性借腹生子都应允许（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论述非商业性借腹生子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公民的生育权内容广泛，形态各异，涉及诸多问题。
四、生育权利行使的限制
在现实中，拥有某种权利和行使某种权利是两码事，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事，有权利能力并不意味着有实现权利的行为能力，还要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生育权亦然。主要有如下限制：(一)生理的限制。想要孩子生理上做不到的情况，可以通过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方式来实现生育目的。(二)法律的限制。生育权还受本国法律的限制，应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基于不同国家的国情，控制人口便成为部分国家的任务，控制方式：（1）控制数量。包括中国、印度、孟加拉国等人口较多的国家。（2）提高质量。体现为“优生”政策。（3）优化结构。国家不允许对胎儿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维护性别比例的自然平衡。（4）方式禁止。世界各国普遍以立法形式禁止借腹生子及克隆人技术，即使是合法的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也是在严格的程序和条件下进行。(三)夫妻间的限制。行使生育权以对方的同意为前提。在怀孕后，虽然妻子享有更大的支配权，但在流产时应以夫妻协商一致为前提，在符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不应擅自堕胎。
此外，笔者认为，生育权虽属个人私权，但因其影响到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尤其在我国，非常有必要对生育权的行使作一定的限制。
五、生育权的侵犯及法律救济
（一）侵犯生育权行为分类：（1）夫妻二人之外的侵权。公民的生育权是对世权，权利主体之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是义务主体，都负有不作为的义务，不能非法妨害、侵犯生育权。侵权包括：①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机关超出法定范围控制夫妻的合法生育行为或违背法定程序给当事人设置障碍，使生育权不能或者不方便行使；②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进行相关的技术服务时严重不负责任导致的使公民丧失生育能力的行为；③通奸、姘居、非法同居生育子女而使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配偶失去了办理生育证件的机会。（2）夫妻二人之间的侵权。表现为强迫或拒绝生育、强迫或擅自堕胎。夫妻生育权的行使需要夫妻同居为先，一方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必然使对方生育权无从行使，而生育权又是一种人身性权利，同时不能强求对方履行义务。
（二）生育权的法律救济:（1）对计划生育行政机关的侵权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来解决；对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各种机构的侵犯可以通过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申请赔偿的途径解决；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则可通过民事诉讼以侵犯生育权为由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2）夫妻之间的侵权，首先，应由当事人本着珍惜婚姻的原则，自行协商，或由第三方调解。其次，可以诉至法院请求保护，但生育权不能强制履行，所以在一方有生育能力而拒不生育时，另一方可请求离婚。再次，违背对方意愿强迫生育（包括性暴力）属于家庭暴力，根据婚姻法相关规定，受害方可诉请离婚，并要求损害赔偿。
在现实中出现一些女方怀孕后擅自堕胎而男方至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生育权的案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好审判，因为男性行使生育权不能侵犯女性的不生育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男人强行行使生育权还会导致“婚内”。即使在作出支持请求的判决之后，法院也无法对生育权的实现进行强制执行。夫妻间生育权的行使应通过协商解决。如果一定要诉诸于法律，也只能作为离婚的理由：因生育权引起感情破裂。
六、完善生育权制度的立法构想
综合以上内容，考虑现实情况，笔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生育制度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一）完善生育权制度立法应遵循的原则：（1）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以人为本，维护公民的计划生育合法权益。（3）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三管齐下。（4）正视生育从义务演变到权利的变迁历程，承认单方确定妇女生育自由的价值。（5）将生育自由作为公民享有的人格上的权利予以确定，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利体系。（二）完善立法重点内容及体系结构：（1）总则中应明确规定生育权的定义及优生优育的内容。（2）权利内容应予以细化：①不生育的自由，包括决定不生育以及为此而获取相关技术服务的自由；②生育的自由：包括决定生育和采取措施的权利，同时明确对生育方式的选择权。（3）增加优生优育的内容。在第五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应明确规定优生优育的内容并细化相关工作措施，旨在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4）权利限制。为实现人类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在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要对公民生育子女的数量、质量、性别进行适当干预。（5）权利救济。没有保障的权利是“口惠而实不至”。对侵害生育权的救济要区别其来源规定明确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夫妻间的侵权，应首先立足于当事人自行和解。建议补充规定：生育的决定权在充分尊重女性的基础上由夫妻共同享有，以双方协商一致为前提。同时在第六章第四十四条之后补充侵犯生育权的民事、行政责任，对严重侵犯生育权的还可以规定刑事责任。
另外，在将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时，可以考虑在离婚条件中补充规定：男或女有生育能力而拒绝生育，双方又达不成协商解决措施时，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在将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应将生育权作为一种基本民事权利予以明确，切实保障人权，使生活在法治社会的公民能真正享有“自由而明确”的权利。
参考文献：
①《法制日报》2003年3月11日《妻子不愿意生孩子，丈夫主张生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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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点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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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育政策；经济发展；二孩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2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中国自建国以来至今，其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都有所变化。人口的发展经历了起伏波折，完成了死亡转变，从高生育、低死亡转变为了低生育、低死亡的国家。而计划生育政策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促成因素。从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提出、80年代正式实行之后，中国人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生率逐步下降，人口增长率也显著降低，人口基本保持低水平的缓慢增长。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人口达到了约13.4亿人，人口粗增长率从建国伊始的1.90%降至0.37%(此数据是笔者通过《2010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如下：从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来看，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笔者将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思考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和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回归分析：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笔者想要论证的是经济发展对出生率有所影响，因此选用的经济体为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且人口发展状况也较为稳定的国家：美国和日本。数据来源主要为联合国数据、2010年美国统计年鉴、2007年日本统计年鉴及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处理软件主要为Stata11.0和Excel。处理方法主要为回归分析。分别建立以下模型：
1.出生率与GDP
分别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历年的GDP与出生率做回归，以出生率为因变量，GDP为自变量，观察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有多大的作用。
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知，R2值最高为美国，即出生率的变化之中有43.97%的部分是可以用经济增长解释。最低的为日本，R2值为0.238。中国为0.382。当然，R2值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模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是较为显著的。
但是此模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自变量GDP只能反映全国的整体水平，会受到人口基数的影响，不能反映个体的生存状况。因此进行第二个模型的建立。
2.出生率与人均GDP
从回归结果可知，日本的R2最高，为0.83；其次是中国，为0.48；最后是美国，为0.44。不论哪个结果，回归关系都较为显著。且GDP的系数都为负，其中中国人均GDP前的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即每增长一个单位，出生率会下降0.004个单位，呈现负相的关系。
因此可推测，经济增长与出生率之间有反向变动的关系。
3.出生率与生育政策、人均GDP
将数据处理成为长数据之后，变量分别为国家代码、时间、人均GDP、出生率和是否有严格的生育政策。
设：实行严格的生育政策时，P=1，宽松的生育政策P=0。则美国日本的P=0，中国P=1。
建立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只有人均GDP；第二个模型中只有生育政策；第三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有人均GDP和生育政策。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不考虑生育政策时，只考虑人均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时，模型的解释程度为0.40，且人均GDP的系数为负，意味着人均GDP增长时，出生率会下降。但是模型之中，这个系数非常的小。
考虑生育政策之后，R2增加了2个百分点，模型的解释能力有略微的提高。但政策变量P的系数为2.04，意味着有严格生育政策的国家的生育率比宽松政策的生育率高2.04‰，这是由于中国原有的生育率较高，可见在此模型之中，政策对生育率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该模型没有表现出政策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因此此处再生成一个新的变量，为生育率的变动。回归结果如下：调整R2为2.00%，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013。虽然模型的解释度很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P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P的系数为负，可以看出严格的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了一定的贡献。
4.对结果的理论解释
从以上的实证和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确实与出生率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对这一结果的解释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其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子女的养育成本会提高，对孩子“质量”的追求也会逐渐代替对“数量”的需求，驱使父母自觉限制生育。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程度来看，在子女数量有限制的情况下，子女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而父母花费在子女身上的时间、精力等成本也越来越大，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因此会自觉地限制生育数量。
其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追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成并强化了“少生、优育”观念的形成。生育观念与生育意愿不同，生育意愿会受到社会环境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生育观念是深刻地植入骨髓的影响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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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管理；慈溪市；居住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城市化规模逐渐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截至2008年，我国城市数量已经达到655个，其中市区人口100万人以上的城市122个，占18．6％。与此同时，产生于旧体制下的阻碍生产力要素流动的三大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和户籍管理体制的瓦解，更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动。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26138万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万人，增长81．03％。
慈溪市位于沿海发达省市，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和全国前列，连续8次入选全国百强县（市），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居全国百强县（市）第3位。全市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2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7．70亿元，人均GDP达到11255美元。伴随慈溪经济的飞速发展，其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和工资水平也吸引了周边省份乃至一些边远地区的打工者。如何加强对本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1慈溪市流动人口规模及基本状况
1．1流动人口概念的界定
流动人口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对于流动人口的概念，国内外学者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流动人口的定义比较宽泛，不仅包括地理空间位置上的变化，还包括社会地位的变迁。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广义的流动人口包括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不改变自身户籍状况，并且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另一个行政区域暂时寄居或临时外出的人口和改变户籍状况的长久性迁移人口和差旅过往人口。
本文研究的流动人口，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离开户口所在地在另一行政区域暂时居住的暂住人口。
1．2慈溪市流动人口的规模
2010年底，慈溪有外来人口93．8万人，总量超过宁波市的1／5，是宁波各县（市）区中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
1．3慈溪市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和基本特征
从流出地来看，慈溪70％以上的外来人口来自周边的安徽、江西以及西南地区，其中安徽人在慈溪外来人口中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四川、贵州和江西。
从分布的产业看，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两者合计占外来就业人口的99．0％。其中，制造业吸纳了七成多的外来就业人口，位居第二的是建筑业，再次是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可见，外来人口构成了慈溪产业劳动力的主体，在本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外来流动人口对慈溪市人口社会发展的影响
2．1对全市总人口的影响
据慈溪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相关数据，“十一五”以来，慈溪市户籍人口从2005年末的101．54万人增加到2010年末的103．88万人，增长了2．3％。2010年，全市户籍人口的出生率6．28‰，比2009年降低0．35个千分点；全市户籍人口死亡率6．76‰，比2009年提高了0．30个千分点；全市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48‰。
“十一五”期间，慈溪市暂住人口数量以每年10万人的速度增长，目前登记在册的暂住人口达到了93．8万人，与全市本地户籍人口103．88万人的比例达到了1∶1．1，居全省各县市首位。
由此可见，在“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再生产模式的慈溪市，外来流动人口占慈溪市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加大，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的流入一方面给慈溪市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治安和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2．2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从前几年的数据来看，这些外来人口绝大多数处于青壮年时期，以15~44岁年龄段为主，其中育龄妇女34．72万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41．7％，比2007年净增3．3万人，同比增幅为10．5％。这些外来流动人口充满活力，逐渐成为慈溪产业劳动力的主体，同时也减缓了慈溪市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2．3对人口计划生育的影响
在外来育龄妇女中，宁波市内流动的0．2万人，占总数的0．6％，省外流入的33．4万人，占总数的96．2％。外来人口的违法生育比例相对较高，2008年上半年全市外来人口生育1143人，其中非计划内出生的369人，占总出生人数的32．28％，违法出生率达1．06‰。这些都给慈溪市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3进一步健全流动人口相关法规，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3．1进一步完善居住证制度，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登记管理
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暂住证在人口管理方面的作用逐渐转向于对流动人口的权利保护和相关服务。首先，慈溪市在居住证方面政策是比较先进的，早在2007年就制定了《慈溪市居住证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率先把暂住证改为更加人性化的居住证。其次，根据适用对象，把居住证分为临时居住证和居住证两大类。再次，根据新居民来慈溪工作时间长短、文化技能、劳动贡献等情况，实行分类登记管理，并建立分层次、可持续的激励体系和政策导向。特别针对专业技术人员制定了众多的优惠政策，利用政策吸引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
笔者在比较分析相关居住证政策之后，发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首先，要加强对16岁以下儿童的信息管理，根据公安部相关政策和《慈溪市居住证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对16岁以下儿童是不办理居住证的。这样就出现了政策空白，不仅降低了流动人口数量、文化程度信息的准确性，也不利于掌握当地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情况。其次，扩大居住证的功能和使用范围，居住证除了记录持有人基本情况、居住地变动情况等人口管理所需的信息，还可以记录社会保险缴纳、工作单位等相关信息，方便对持证者进行管理。最后，《慈溪市居住证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中对于居住证的申领、受理、发放、变更、注销、责任没有进行规定，应该尽快制定相关政策，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
3．2加强和流动人口流出地相关部门的合作，建立流动人口区域协作机制
人口流动仅仅靠流入地政府进行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在人口区域协作方面，慈溪市政府已经和多个省市进行了合作，例如2010年与宿州市共同签订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服务管理协议书》，建立两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管理长效机制。尽管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更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流动人口来源地政府合作，特别是安徽、江西等人口流动大省，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实现两地协作和资源共享，实现人口信息联网，流入地与流出地信息互通。利用高科技手段把居住证升级为流动人口信息卡，把流动人口个体基本身份情况、婚育状况、户籍地、学历技能、就业情况、违法犯罪记录相关信息也录入流动人口信息平台。每到一地办理居住证时，把流动人口信息卡相关信息也及时转入流入地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建立流动人口居住证登记和注销退出机制，实现对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的管理。
3．3依托城市社区，乡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
作为直接跟流动人口群体打交道的基层机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做好基层工作，对于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加强社会服务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慈溪市在这方面也采取了很多创新举措。如和谐促进会制度，自2006年4月20日，坎墩街道五塘新村正式试点，成立了全市第一个和谐促进会以来，目前，慈溪全市336个外来人口在100人以上的村（社区）已全部建立了和谐促进会，共有会员2．7万人，在落实市委市政府计划生育政策，保障流动人口权益，增强对当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实现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