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产业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总部经济产业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总部经济；产业；投入产出法；带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2

一、研究背景

总部经济现象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达国家和地区[1]。世界著名的总部聚集区包括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新宿等。企业总部向大城市聚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总部需要大量只有大城市拥有的人才、金融等高级资源，同时，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也为总部与如生产部门等的其他部门在空间上的分离创造了条件[2]。赵弘最早提出了总部经济概念[3]，并认为所谓的总部一般指企业组织结构中承担管理、研发、营销、投融资、采购等全部或部分职能的组织机构[4]，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它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5]。赵弘对总部经济的定义是学者们使用频率较高的。

由于政府对企业总部的认定标准尚不清晰，因而目前我们无法获得一份完整的企业总部名单，且即便未来能够获得，若要全面系统地分析成百上千家企业总部，难度仍然很大。由于上述困难的存在，目前学者们对于总部经济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概念、特征、形成机制、发展条件等较浅层面，少有用较为系统的数学方法深入具体地评价总部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带动路径。本文拟从资源视角出发分析总部经济本质特征，以产业为研究对象，选出最能体现总部经济特征的产业；接着应用投入产出法来研究这些产业的关联状况，继而从产业关联的角度说明总部经济是如何带动经济发展的。

二、总部经济特征产业的确定

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重要的信息发源地，拥有大量的科研机构与研究人员，包括现代金融服务业等在内的知识型服务业十分发达，这些都为北京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有利保障[6]。王浩认为，跨国公司在为地区总部选址时会更多地关注人才、金融、科技、通信等软件条件[7]；李艺纹、李小玲认为，总部集中的区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向该区域流动，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高端”地位，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回报[8]；徐金发等认为，影响总部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包括人才、金融环境等[9]；其他学者，如王瀛[10]、吴颖[11]、潘素昆[12]等也总结了总部经济的特征，观点与前述学者相似，在此不一一赘述。由此可见，总部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诸如人才、科技、资金、信息等高端资源息息相关：大量资本及与之相关的服务的聚集、大量高精尖人才和科技的聚集、大量高价值信息及相关服务的聚集，是学者们公认的总部经济重要特征。

投入产出表中的产业是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制定的，划分全面、准确、权威。本文认为，最能体现总部经济三大特征的产业主要为第三产业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以及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主要包含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计算机服务、软件业，最能体现总部经济的信息特征。企业总部研发、管理、营销等机构的运行离不开计算机及相关的服务；总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沟通，以及总部获取外部信息、对外信息都离不开信息传输相关行业的支撑。北京聚集着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电信行业企业总部以及IBM等计算机行业区域总部，同时还拥有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电子城科技园等以通信、计算机为重点发展方向的总部经济集聚区，在相关领域有着明显优势。

金融业主要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金融信托与管理、金融租赁等金融活动，最符合总部经济的金融特征。作为资产管理的中心，企业总部的投融资、股票交易、风险控制等活动均与金融业息息相关。作为北京金融的核心区，金融街聚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中国最高金融决策和监管机构，国有四大银行总行、中国人寿、银河证券等国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高盛公司、摩根大通等国外金融机构，具有一流的金融服务水平。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包含自然、工程和技术、农业、医学、社会人文科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是总部经济科技、人才特征的集中体现。产品技术研发是企业总部的重要职能之一，需要大量高端人才的支撑，同时其产出即为科技，与总部经济特征吻合。截至2012年底，北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已达54万人，是位居第二的广东省的两倍多；2012年R&D经费支出达1063.4亿元，占全国总投入的10%以上，R&D经费投入强度全国最高；同时还拥有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为首的各级科研机构近2300家，为企业总部的研发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总部经济特征产业关联分析

评价行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某一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能力、推动能力以及该产业对该区域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来进行。

1.总体带动作用分析

产业的拉动能力能够用产业的后向关联度反映，其可由影响力系数衡量，计算公式为：

影响力系数的平均值为1，数值越大，说明影响力越高，该产业对其上游产业的拉动能力也就越强；反之亦然。

本文选取2007年和2010年最新两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2007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影响力均略高于平均水平，但2010年有所下降；而金融业的影响力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金融业的拉动能力较差，中间投入率与增加值率通常呈反比关系，即中间投入率越低，增加值率通常越高。金融业虽然中间投入率较低，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其拥有较高的增加值率，这一点也符合多数第三产业的特征，并不能因为其影响力系数较低就断定目前金融业发展状况较差。

产业的推动能力能够用产业的前向关联度来反映，其可由感应度系数衡量，计算公式为：

结果表明，金融业对其下游产业的推动能力排名较为靠前，一直居于中位数以上，且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而研究与试验发展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推动能力要略低于平均水平，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排名有下降的趋势。

2.带动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总部经济特征产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本文还将深入地分析哪些产业与其关系最为紧密。

从生产角度来看，总部经济特征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后向关联可以用完全消耗系数bij（i=1，2…42）评价，含义为被选作研究对象的产业部门i生产1单位最终产品需要直接和间接消耗产业部门j多少单位产品；总部经济特征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前向关联度可以由完全分配系数 来衡量，其含义为被选作研究对象的产业部门i增加1个单位初始投入，能够直接和间接分配给部门j多少单位的产品量，计算公式为。

为了综合考虑总部经济特征产业关联状况，本文拟将2007年以及2010年两年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虽然2010年的数据较新，但却是根据2007年正式表编制的延长表，因而其准确性相对较差。综合考虑，本文赋予2007年数据0.6的权重，赋予2010年数据0.4的权重。

计算结果表明，作为下游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784），批发和零售业（0.232），交通运输及仓储业（0.153）等产业拉动作用显著；作为上游产业，其对自身（0.097），以及综合技术服务业（0.074），金融业（0.030）等产业推动作用明显。金融业主要拉动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160），交通运输及仓储业（0.118），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0.079）等产业；主要推动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127），批发和零售业（0.09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066）等产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对化学工业（0.256），交通运输及仓储业（0.217）等拉动作用明显；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0.118），批发和零售业（0.110）等推动作用最显著。

为大致描述总部经济是如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本文结合上述计算结果绘制了总部经济特征产业对区域其他产业带动能力综合示意图，如图1所示。其中，箭头方向表示产业的关联方向，由上游产业出发，指向下游产业；中环包含总部经济特征产业，内环包含其上游产业，外环为其下游产业，由内而外向外扩展。

图1总部经济特征产业对区域其他产业带动能力综合示意图

由图可知：首先，最具总部经济特征的三个产业的发展均对通信设备、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等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一方面可以说明若要使北京总部经济更好地发展，则从源头上必须要重视通信设备、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总部经济的繁荣又不停地为这些产业创造需求，拉动这些产业不断向前。其次，北京总部经济的生产活动集中支持了综合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的发展。最后，三个总部经济特征产业的生产活动依赖度最高的，与支撑作用最大的若干产业分别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参考文献：

[1]钱凯.关于发展总部经济的讨论[J].经济研究参考，2006（7）：40-45.

[2]徐金发，虎，张宏.基于产业集群视角的总部经济分析[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6（1）：1-5.

[3]徐金发，张宏，虎.总部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J].技术经济，2006，25（7）：45-47.

[4]赵弘.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总部经济形成与发展[J].科学学研究，2009，27（1）.

[5]赵弘.总部经济[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6]张晓磊.以总部经济促进北京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策略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0（4）：87-90.

[7]王浩.地区总部，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兼论上海营造总部经济的战略与规划[J].亚太经济，2005（3）：45-48.

[8]李艺纹，李小玲.京津联合发展总部经济探讨[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6，11（26）：17-20.

[9]徐金发，虎，张宏.基于产业集群视角的总部经济分析[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6（1）：1-5.

[10]王瀛.关于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9（23）：9-11.

篇2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一批文化产业园区相继建成。但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及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低水平扩张、同质化竞争等问题束缚了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引入总部经济概念，推动文化产业的布局优化与形态创新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总部经济概念的提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总部经济是指企业等经营实体将总部布局在资金、技术和高端人才等战略资源高度密集的具有特定资源优势的区域中心或者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营运成本较低和土地、能源、材料等常规资源密集的周边地区，最终通过公司总部与生产制造基地相分离的模式来实现价值链的合理分工和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并带动经济效益成倍增长的一种新经济形式。2003年，我国学者赵弘首次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年,北京丰台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总部基地，首批有80家大型企业总部入驻。随后，总部经济在国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纷纷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目前，北京已经形成了商务中心区（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丰台总部基地等特色总部经济聚集区。上海陆家嘴、浦东新区、徐家汇等总部经济聚集区建设成效显著。上海在世博园B片区规划建设央企总部聚集区，预计注册资本将超过500亿元，年经营收入累计超过1.1万亿元。与此同时，部分二三线城市也纷纷提出发展总部经济战略。根据《2008―2009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不完全统计，全国有35个城市提出要发展总部经济。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分列2010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前6名。

发展总部经济，有利于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推进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企业总部通常从事决策、科研、营销、投资、物流等高端知识型劳动，占据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相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所占区域面积单位小，产业贡献率大，它有利于破解土地、能源、环境等要素资源制约，同时促进人才、资本等高端产业要素的集聚，激发通讯、传媒、金融、会计、评估、法律、会展等关联产业的发展，带动住宅、交通、教育、商业服务等配套服务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构建区域经济新的发展引擎，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以总部基地为枢纽，发挥产业链高端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带动辐射制造业等的技术升级与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合理布局与集成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发展总部经济取决于某一区域特殊的资源禀赋、区位布局、制度环境、现有的经济发展基础、包括与兄弟省市的产业布局协调等。当前，部分二三线城市不顾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特色，盲目炒作“发展总部经济、促进产业升级”的时尚概念，导致了同质性化竞争的盛行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乏力，亟需得到进一步规范。但是不可否认，总部经济概念的引入，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经济发展视角，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同样，它对于解决当前文化产业及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总部经济为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提供全新视角

近几年来，我国的文化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浮现，严重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盲目追求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一些地区拥有较好的文化产品制造业基础、或者特色民间文化社团经营经验，却忽视已有的产业基础与特色，盲目追求时尚，提出发展艺术设计、创意咨询、会展等产业门类，意图通过集中资金投入、模式移植迅速占领文化产业发展高端阵地，却因为经济基础、区位条件、文化环境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水土不服”而“后继乏力”。同时，盲目转型使原有的特色文化产业门类失去了良好的资金保障、人力资源供给等政策依托，竞争力提升受到限制，形成“优势不优、特色不特、头尾顾此失彼”的发展局面。二是盲目追求产业链的完善性，搞“大而全”的产业布局。一些地区既要发展文化制造业、又大力推动文化流通业的发展，同时又积极鼓励发展建筑与装饰设计、信息与软件设计、广告与会展等创意产业。大而全的产业布局，稀释了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特色，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重点呈现“失焦”现象，使政府有限的资源供给更加分散，形成“撒胡椒面”效应，“都有所涉及、而均力有不逮”，影响了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三是文化产业布局分散，资源利用率不高。文化产业园区蓬勃兴起的同时，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同类企业进驻不同的园区，文化产业布局分散，园区之间关联性差，在产品结构，宣传策划，市场营销等方面各自为战，无法实现资源共享，形不成规模效益，产业集群非但没有生成反而容易形成“同室操戈”的局面，区位品牌效应和品牌竞争力缺失。四是部分区域文化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部分区域在文化产业更替过程中，传统的文化制造业因为各种原因向人力资本更加便宜、税收等政策优势更加明显的地区转移，与此同时，新兴文化产业门类却没有及时跟进，形成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断层。五是满足于低水平的“前店后厂”式的产业发展格局。部分地区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片面追求发展数量的扩张，大力扶持作坊型、粗放式的文化企业，搞“文化创业”人民战争，忽视文化龙头企业的培育，文化产业创新度与集成度不高，产业链处于低层次的循环运动状态。部分文化产业园区甚至盲目引进非文化类、非创意型企业，对孵化对象缺乏科学合理评估、甚至沿袭传统工业企业及工业园区建设与发展模式，形成鱼龙混杂的发展局面。

总部经济通过总部与制造基地的分离来实现不同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总部经济的构建直接规制和区隔了总部及其关联区域的产业内容及产业形态，界定了总部基地与制造基地之间的空间布局，实现了不同地区文化产业形态的相对“固化”，避免在同一区域内文化产业上中下游产业链发展重点的频繁置换，资源的稀释与挤压，通过新经济形态的确立消除了搞“大而全”产业布局的体制空间与学理基础。通过总部基地的建设，实现文化产业高端产业门类的集聚，打造文化产业集群，推动集约式发展。以总部经济这种新经济形态的确立及其对周边产业带的辐射效应，有效填补传统制造业基地迁移后带来的产业空白，构建新的文化产业结构布局。通过总部经济的发展，淘汰传统的产销合一、粗放型、小规模、低水平的文化产业经营与发展模式，转而构建文化产业大集团、大项目、大平台，通过发达的文化企业“大脑”的构建，及其所主导、牵引的发达的“制造基地”的建设，实现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实力质的提升。

三、以总部经济建设为抓手，促进文化产业布局优化与形态创新的实践路径

一是要建立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发展规划，引导文化产业合理布局与科学发展。在文化产业总部基地建设中，要立足区域文化产业及经济发展基础、区位优势及特征、政策环境及文化积淀等，科学编制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发展规划。要明确文化产业总部经济的类型结构，根据区域文化产业门类特征，在管理经营型、技术服务型、经销型、仓储物流型等产业门类中确定文化产业总部经济的主导类型结构。要明确文化产业总部经济的层次结构，在规划编制中，不能脱离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实际，盲目提出上层次、上水平，意图通过一步到位达到某种发展水平。要建立分期、分批、分层次的发展路线图，科学判断区域内外、国内外文化产业建设和发展的整体竞合格局，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合理确定近期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发展规划，在预留足够拓展空间、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做好总部聚集区的中远期发展规划，使产业特色的凝练、发展质量的提升、竞争力的夯实与发展速度实现和谐统一。要明确文化产业总部经济的区域结构。企业总部本身就具有不同的层级定位，比如全球总部、总部洲际派出机构、总部国家中心等。要依托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及其周边省市竞合现状，确立文化产业总部经济面向的层级范围，即明确总部聚集区吸纳企业总部的层次结构。通过发展量能与层次的合理定位，更好地衔接区域原有的文化产业发展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明确文化产业经济的规模结构。总部企业聚集区不能一味求大，一味追求企业数量的简单群聚，炒作企业规模体量的数字流水。要根据区域经济承载量、市场前景、文化产业的现有基础、竞合格局等合理确立总部聚集区的规模。

要建立文化产业总部集聚区的整合与退出机制。对于一些定位类同、产业同构的产业园区，要实行优化整合，强强联合，打造旗舰型、示范性的总部聚集区，避免同质化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对于一些创新能力弱、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总部要进行升级改造，在规定时间内达不到相关指标要求的予以撤销；对于背离文化产业发展实际、借发展总部经济之名发展房地产业、商贸流通业或者传统工业项目的园区，要果断“摘牌”，厘清其性质，不再享受发展文化产业总部经济，推动产业业转型所享受的各项政策优惠。

二是要为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政策配套。政府相关职能要建立起文化产业总部集聚区论证、审批机制，根据区域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要求，对于园区设置与企业入驻进行科学论证，积极促成建立文化产业总部集聚区建设指标参照体系，明确园区产值、创新要素等层级界定要素，国家和地方政府根据不同的发展层级予以不同的扶持措施，建立园区服务内容、服务绩效考核的指导性意见目标，更好地促进园区规划建设。要建立园区服务水平动态监测体系、企业经营绩效动态监测体系等，采取问卷调查、经营数据统计分析等手段，对一定时期内园区的公共服务质量与满意度、企业经营情况、行业发展态势等进行科学研判。

要进一步协调国家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建立与完善区域性政策法规制度，完善总部经济实体的投融资、人力资源集聚、知识产权保护等系列政策。比如，鼓励依法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鼓励社会资金通过参股或债权等多种方式参与总部经济实体建设。发挥各级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资总部经济实体，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探索园区内的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券的可行性。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为债权融资产品的发行提供担保服务等。园区可以与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签订定向人才合作协议，鼓励高校教师及其科研团队以多种身份参与园区建设，通过就业政策、人才引进政策改革调控高端人才流向，建立和保障以知识产权、技术要素入股的创新机制，更好地集聚高素质人才。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建立针对文化创意保护与侵权界定的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明确文化创意保护的构成要件、技术指标，明确不同层级知识产权侵害的判定标准与依据。制定符合文化特点、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法规。根据不同程度的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行业主管部门处以勒令整改等的处罚，通报并处理直接责任人。情节严重可以通过司法渠道予以解决。通过行政、司法和市场手段的综合作用，为文化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区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区的基础设施。要进一步完善现代化办公场所、休闲居住场所、教育文化场所、交通通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为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区建设提供良好的硬件保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坚持系统化原则，对办公、交通、通讯、教育、娱乐等硬件建设的整体设计与规划，形成功能模式的集成与统一，避免系统不兼容、硬件不协调、先造再改等对园区建设和发展造成影响。要坚持适度的超前性原则，立足总部基地高端性、知识性、强关联性的特性，加强智能化办公条件、现代信息技术等的引进和投入力度，以适度超前的标准科学设计建设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文化教育设施等，为园区聚才聚企、招商引资提供保障、为园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要坚持生态化原则。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关注硬件设施建设与人文生态的统一。不仅仅单纯满足于钢筋混凝土现代化办公用房的建设，同时应将营建园区良好的水环境、绿环境作为园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要结合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发展的特色，将文化创意的特色外观内容、内在气质等呈现在园区建设的细节中，将区域文化特色基因传承和植入到园区文化生态的建构中去，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用文化影响人、感召人、凝聚人。

篇3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后，这个连接欧亚、辐射40多个国家、覆盖30多亿人口的资源聚集区备受关注，被称作“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在新丝路经济带建设中，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力量。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西部地区城市发展、提高西部的产业层次、深化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形成新的增长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现了“总体”与“生产制造”环节在空间上分离而形成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即企业高端功能（管理、研发、投资、营销、送配、采购及以上功能的区域指挥中心）与中低端功能（生产加工、销售网络）部分在空间上分离。企业通常将战略管理等总部功能在人才、信息、技术等战略Y源密集的中心城市聚集，把生产制造等中低端功能分散到周边在土地、能源、材料、劳动力等常规资源成本较低的地区，从而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途径、新模式。总部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区域经济，是应经济发展集约化、高端化要求出现的一种经济形态。在总部经济模式下，通过集约化和扩散化效应形成产业链，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并进行资源有效整合，能最大限度发挥中心城市优势。总部经济的产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分工细化的趋势，在宏观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代企业总部进行选址布局时，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关注城市环境，即城市的资源、产业聚集及相关配套服务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之下，西部各个省区乃至各个城市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作为经济带上的节点城市，各个城市之间的联合和协作将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及形成新的增长极，并在不断加强整体综合实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带城市在产业、项目、资源、人文等多领域的互联互通，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最具有发展活力、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战略支点城市。

在此背景下，本文拟对西部地区发展总部经济的环境进行研究，对新丝路西北五省区省会城市发展总部经济进行综合评价，对比分析西部城市是否具有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

二、总部经济发展环境综合评价指标来源与方法的选择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西北五省区的省会城市，分别为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作为样本，进行总部经济发展环境的综合评价。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网站公开统计数据等。

（二）指标的选取

本文基于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环境条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见表1。为综合评价样本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环境情况，主要从发展总部经济的硬环境角度选取。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用国内生产总值X1衡量。城市科技教育指标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数量X2、普通高等学校数量X3、财政支出中的教育费支出X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项目经费支出X5，衡量该城市科技活动、教育的规模和实力以及人才供给程度。

城市人文环境指标包括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X6、人均绿地面积X7，反映城市居民生活条件和质量、城市的适宜居住程度。

城市交通运输能力指标包括铁路和公路货运总量X8、机场旅客吞吐量X9、城市铺装道路面积X10，反映城市办公、出行、物流的便捷程度。

城市金融配套资源指标包括金融业法人单位数量X11、金融机构贷款余额X12，体现城市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反映社会资金的供应量。

相关服务业发展程度指标包括房地产从业人数X13、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从业人数X14、星级饭店个数X15，反映总部经济生存所依赖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提供的专业程度。

（三）因子分析过程

本文选择因子分析法分析总部经济发展环境与各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在指标的权重分配上并没有采取专家打分的方法，而是利用各因子对诸变量所提供的方差贡献之和作为综合评价函数中的因子权重，避免专家评价得出指标权重的主观性影响。

第一步，对原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变量之间在数量级或量纲上的不同，并计算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第二步，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单位特征向量、特征根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然后根据累计贡献率确定公因子的个数。一般而言，公因子数量选取为累计贡献率大于等于85%时的个数即可，此时基本保留了原有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并为公因子赋予新的名称。

第三步，对提取的特征根对应特征向量构成的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以便突出各主因子的典型代表变量、明确各因子的经济意义，更便于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步，设计权重。用单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该因子的权重，具有合理性，可避免主观性。

第五步，构建综合评价函数。由回归法估计出各公因子得分，加权计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并以该得分的大小进行排序，综合评价函数模型为：

F=a1×F1+a2×F2+…+am×Fm

其中F为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环境综合得分；Fi为第i个因子的因子得分；ai为第i个因子的权重；m为公因子的个数。

三、总部经济发展环境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首先，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的检验结果如下：

根据表2所示，KMO检验数值为0.684>0.5，说明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上述指标变量通过了KMO检验，可以用因子分析法。

其次，计算样本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确定公共因子个数。从表3可以看出，前3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5.371%，即三个公因子解释了总变量的85.371%，对原始数据的解释能力较强。

由表4可以看到，第一个公因子在国内生产总值、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项目经费支出、财政支出中的教育经费支出、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涵盖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教育水平，因此称为“经济实力和科教水平因子”。第二个公因子在金融业法人单位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铁路和公路货运总量、城市铺装道路面积、机场旅客吞吐量、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从业人数、房地产从业人数、星级饭店个数指标上有较大载荷，体现了城市交通运输能力、金融Y源和相关服务业发展程度，因此称为“综合资源服务因子”。第三个公因子在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绿地面积指标上有较大载荷，主要体现城市人文环境，故称为“人文环境因子”。

然后，将标准化后数据代入因子模型里，分别计算出公因子F1、F2、F3的分值和环境综合评价总得分，即总得分F=0.38705×F1+0.34158×F2+0.12508×F3。其中，F为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硬件环境的综合得分；Fi为第i个因子的因子得分（i=1、2、3）。数值0.38705、0.34158、0.12508分别为第1、2、3因子的权重。这里用第i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累计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见表3），计算出各城市样本的综合得分，并以该得分的高低将西北五省区城市进行总部经济环境的综合排名。

四、研究结论

从因子得分结果可以看出，西北五省区总部经济发展环境存在一定的差距。西安市综合评价得分第一，表5中西安在公因子F1的得分4.3384，说明其具备发展总部经济的经济基础和科教实力，能够提供优质的环境和服务。西安市在综合资源服务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说明其具有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能够满足发展城市总部经济的需求，起到良好的支持作用。乌鲁木齐综合排名第二，经济实力、科教水平、人文环境仅次于西安，但在综合资源服务方面的得分低于兰州。兰州综合因子排名第三，银川综合得分排名第四，西宁在三个公因子及综合得分上都是排名第五。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西部节点城市，还应该进一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依托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打造区域产业总部经济基地。西安市应秉承目前优势，充分利用科教资源，形成特色明显、产业链完整的航天等产业总部基地；兰州要借助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发展西部地区化工产业总部基地；乌鲁木齐应借助地缘优势加快出口加工与外贸基地建设，形成农产品和国际商贸总部基地；银川可以依托宁东能源化工产业优势，打造西部地区能源化工总部基地；西宁依据地缘资源，如电能、矿产、畜牧资源等，形成西北地区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工业和生物资源产业总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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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BD总部经济 比较 路径选择

引言

21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城市间的竞争趋势明显加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引起世界瞩目，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新引擎。与此同时，作为快速城市化、工业现代化产物的CBD，成为城市决策者们借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路径选择。CBD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程度的象征。而近年来，纵观世界上成功的CBD，如纽约曼哈顿、东京的新宿、巴黎的拉德方斯，往往都是大公司总部集聚地。由此，以跨国公司和金融财团为主体、以CBD作为区位空间支撑的总部经济，已成为国内各大城市发展的共同选择。

一、南京河西CBD与北京朝阳CBD、上海陆家嘴CBD发展总部经济对比

CBD总部经济，为大城市实现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提供理论模式，可以说各个中心城市的经济地位，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总部经济的发展状况。

二、南京河西CBD发展总部经济SWOT分析

南京河西CBD位于河西新城区中心位置，是华东地区仅次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中央商务区，其发展对整个长三角区域经济具有重要辐射和带动作用。在与国内北京、上海著名CBD对比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和功能定位，利用SWOT分析法，对南京河西CBD进行全方位测评，最后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路径选择。

（一）优势评估

1.河西CBD所在的建邺区境内水系纵横交错，交通便捷，将是南京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2.河西新城位于南京主城的西部，范围包括秦淮新河以北、外秦淮河和凤台南路以西，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生态良好。

3.河西CBD周围聚集了大量高水平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如南京审计学院、省交通规划研究院等，为河西新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劣势评估

1.河西CBD所在的建邺区，经济实力较弱，地区竞争力不强。

2.河西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分布不均，呈现两极分化，且缺少足够的消费人流，商业吸引力和商业开发不足。

3.河西CBD商业设施分布较为分散，各产业地块之间互动不足，缺乏整体性构造和协同发展。

（三）机遇评估

1.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跨国公司突破时空界限，为不断寻求最佳区位条件而集聚于综合水平较好的CBD，尤其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为CBD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2.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群快速推进以及南京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为南京CBD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撑。

3.青奥会的历史机遇，为河西CBD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加快区域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并促进区域内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4.南京老城区的城市功能过度密集，交通条件恶化。市政府为进一步加快南京现代化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分散老城区功能，将城市重心西移，这一决策有利于河西CBD发展。

（四）威胁评估

1.河西CBD在建设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威胁，是来自于上海浦东的陆家嘴CBD和南京老城区的新街口CBD的功能屏蔽。

2.河西CBD在建设过程中，受到旧体制、旧机制的制约以及筹资难度大等难题。使得河西新城的建设步伐缓慢，效率低下。

三、南京河西CBD发展总部经济的路径选择

（一）大力发展河西CBD经济，提高整体经济水平

CBD的建设必须要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否则会缺乏发展契机和动力，浪费大量人财物资源。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环境

完备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CBD能够吸引人才、汇聚公司总部投资的前提条件。因此，需优先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医疗、商业、文化休闲等基础设施。

（三）明确南京河西CBD总部经济的功能、产业定位

河西中央商务区应结合自身特色，形成与南京新街口、上海陆家嘴CBD错位发展、差异定位的格局。重点发展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业态，广泛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总部入驻本土。

（四）努力发展河西智慧CBD，引导和鼓励楼宇的智能化建设，在CBD各标志性建筑开发建设中，设计并辅助内部的信息化系统，满足入驻的总部企业对数字楼宇、数字商务平台的需求，从而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优越的信息化环境

（五）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培育良好的政策环境

政府应科学规划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公司总部入驻，并为在此就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提供配套的子女入学、家属就业、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

四、结论

近年来，CBD总部经济已成为各大城市发展城市经济、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共同选择。因此，发展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是河西CBD从规划建设之初就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为实现南京河西CBD总部经济新发展，需进一步优化河西新城的商务环境、行政环境、生态环境等，形成环境竞争优势，吸引国内外总部企业、跨国公司入驻河西CBD，从而有力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形态转变，实现南京市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磊，李宇红.国内外CBD总部经济发展比较[J].商业经济.2006.（15）.

[2]王三银，王锐兰.南京总部经济发展的优势分析及策略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8.（10）.

[3]唐德才，徐斌，程俊杰.关于南京河西CBD规划建设的一些思考[J].南方建筑.2006.（11）.

[4]赵弘.总部经济[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4）.

篇5

一、总体思路

1、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长江沿岸和中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打造新型工业重镇、文化旅游胜地、区域商贸中心、开放港口城市为目标，以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构建适宜创业发展、生活居住的软硬环境为支撑，通过市场主导与政府扶持相结合、本土培育与引进做强相结合、发展总部经济与楼宇经济相结合，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区域性企业总部中心和楼宇经济高地，形成服务业与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紧密结合的中心商务区，推动*城市经济高端化、集聚化和规模化，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2、总体目标。经过5－10年的努力，建立比较完善的总部经济及楼宇经济发展环境、政策框架和服务体系，新引进一批世界500强、全国500强企业以及国内行业100强等大型企业入驻*设立地区总部或分支机构，使总部企业和楼宇运营商数量明显增加，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规模效应明显提高，中心商务区形成规模。力争到2011年，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2016年达到9%；税收直接贡献率2011年达到10%，2016年达到18%。

3、发展重点。坚持“产业第一”的发展策略，吸引、扶持和培育与我市五大支柱产业相关的总部企业入驻，加快形成具有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吸引国际和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在*设立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分支机构（至少包含结算中心和营销中心），优化我市工业产业结构；吸引国内外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到我市设立分支机构；鼓励跨国公司和国内知名公司在*设立物流、信息、会计审计、投资顾问、咨询评估、法律服务、会议展览等中介服务企业总部，提高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

二、主要途径

4、规划建设中心商务区。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正确引导、协调发展"的原则，在开发区科技工业园、城西港区和浔阳区高起点集中规划建设中心商务区，采取大型企业独自成幢式、多个企业联合成幢式、行业集中成幢式相结合的办法，引导规模品牌企业在中心商务区内营建总部大厦，鼓励产业相关性强的现代服务业入区运营。加强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形成与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配套设施支撑体系。

5、进一步加大总部经济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吸引世界500强、全国500强企业以及国内行业100强等大型企业到我市设立地区总部或分支机构（至少包含结算中心和营销中心），使我市成为大企业大集团的生产制造基地和总部企业的结算中心、营销中心等机构聚集地。鼓励县（市、区）引进总部企业入驻中心商务区，凡由县（市、区）引进的总部企业，其税收按一定比例分成给引进总部企业的县（市、区）。

6、大力支持区内企业做大做强企业总部。按照"内强总部、外拓基地"的思路，积极鼓励市内大企业大集团不断优化企业总部、研发营销和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中心商务区设立总部，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支持我市优势企业通过战略合作、业务重组和资本经营等方式，积极开发异地市场，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和资源空间。

7、鼓励和引导写字楼发展楼宇经济。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城区写字楼的开发建设和功能改造，引导和鼓励城区内的写字楼按照国际化标准提升服务水平，完善服务功能，发展楼宇经济。

三、扶持政策

8、制定总部企业、楼宇经济企业认定标准。参照国内外的通行惯例，总部企业是指国内外大企业（至少包含结算中心、营销中心等核心运营机构）在我市以独立法人注册、办理税务登记，并符合以下任一条件依法经营的企业：

（1）世界500强、全国500强以及国内行业100强企业的地区总部；

（2）有独立法人资格、投资或授权管理的下属企业2个（含2个）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以上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

（3）年主营业务收入3亿元以上的企业；

（4）在*新注册的物流、信息、会计审计、投资顾问、咨询评估、法律服务、会议展览等中介服务业总部（分支机构不少于2个），且总部资产总额不低于3000万元。

9、设立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总部经济、楼宇经济资金扶持力度，自2008年起，市政府每年统筹安排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专项资金，资金主要用于扶持总部企业和楼宇集团的设立，以及对*企业异地设立服务机构的必要资助，主要采取奖励、贷款贴息等方式进行扶持。总部企业和楼宇集团所在地（区）政府也要安排适当资金进行扶持。

10、实施积极的土地政策。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将总部企业用地优先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保障总部经济发展用地。总部企业用地，可优先进行规划选址，按“一企一策”办法经市政府批准后挂牌出让供应。同时，按一定比例配套总部企业高管人员住宅（公寓）用地，总部企业分配给符合条件的高管人员住宅（公寓），其使用人在*工作满五年后，可进入市场交易。

11、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新入驻我市市区范围内的生产性外商投资总部企业，其企业所得税在企业所在地（区）政府给予“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期满后，延长三年减按15%税率征收。

12、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定期召开银企联席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总部企业发展项目推介会，加强银企间的沟通，完善金融市场功能，为总部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对有融资需求的成长型总部企业，及时推荐给银行、担保公司及风险投资等机构，为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整合扶持企业上市的政策和资金资源，支持总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协调解决总部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过程中的问题。鼓励总部企业利用外资，争取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

13、积极为总部企业高管人员提供服务。为商务需要出入境、在本市长期居留以及临时来本市的总部企业外籍人员等，提供出入境便利。对符合条件的高层管理人员及其家属优先办理入户手续，并为其子女入学提供优质服务。尽可能创造条件，实行总部企业人员定点医院就医，并建立门诊"绿色通道"、电话预约专家坐诊或上门就诊等制度，为总部企业高管人员提供优质方便的医疗服务。

14、引进和培育企业总部、楼宇集团人才。加大总部企业、楼宇集团紧缺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建立相关人员人力资源储备库，打造人才高地。构建公共人事人才服务体系，完善各层次人才培训体系。总部企业、楼宇集团接受应届毕业生、海外留学生和技能人才由市人才市场提供服务，实行优先保障。

四、保障措施

15、建立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市长担任，成员由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公安局、市经贸委、市规划局、市国土局、市人事局、市商务局、市统计局、市教育局、市信息化办、市卫生局、总部企业和楼宇集团所在地（区）政府负责人组成，负责制定促进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的政策，统筹总部企业和楼宇经济企业的认定，审定有关补贴和奖励，协调处理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市发改委作为联席会议的牵头部门，要建立专人联系总部企业、楼宇经济企业制度，不定期研究推进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的措施，全力推进我市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

16、细化促进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根据类别，分别制定《总部企业、楼宇经济企业认定和扶持办法》。按照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的总体发展要求，细化促进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形成政策合力。

17、建设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信息平台。扎实推进电子政务，健全政府信息网络系统，构建信息交互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定期向总部企业、楼宇集团本市发展规划、重大发展政策、重大项目投资信息和改革措施，为企业提供快速、便捷的商务、法规和政策信息等各类资讯。

18、加强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运行分析和监管。健全总部企业和楼宇集团行业管理和监督，建立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统计分析体系、核算制度，全面准确掌握全市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状况。相关部门要加强经常性的研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提高把握和促进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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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总部经济；城市；分工合作；路径；联合利华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6—0021—03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并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赵弘，2004）。总部经济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一是总部集群对城市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企业总部在大城市集群发展，通过规模效应、产业带动效应、知识外溢效应和学习效应等，加快大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增强区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二是总部与制造基地分离实现不同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总部经济通过将总部布局在大城市，生产制造布局在中小城市，充分利用大城市丰富的人才、信息和技术等战略资源优势和中小城市土地、能源、原材料和一般劳动力等常规资源丰富且成本较低的优势，实现企业功能链、价值链与不同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大城市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总部经济以企业为载体，以区域资源差异为前提，以利益共享为基础，发展总部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共同发展。

一、总部经济推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总部经济是深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一种新的有效模式。“总部-制造基地”空间分离的布局模式，能够突破原有城市之间主要在产业分工、产品配套层面分工合作理念和模式的局限，提出不同城市之间功能分工与功能配套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图-1）。即：大城市发展设计、研发、营销、管理和决策等总部功能环节，中小城市发展生产制造功能环节，这种基于功能链的垂直分工与合作模式，能够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优势互补，产生不同空间资源的再配置收益。

其次，总部经济优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的资源配置。总部经济模式下，企业将总部及研发、结算和营销等高端环节，迁到具有良好基础条件和服务环境的大城市，而把加工制造环节布局在具有成本、劳动力优势的中小城市，不仅能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方式与组织结构的创新，更能够优化城市资源配置，促进大城市的战略资源和中小城市的常规资源两个不同区域的优势资源优化组合，实现区域资源的最佳配置（图-2）。同时总部经济增强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大城市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链条，与周边中小城市建立产业链上下游不同功能环节的分工与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了大城市的扩散溢出效应，将丰富的科技、信息等资源、技术创新成果和先进的管理理念，通过技术转让、信息传播和资本输出等多种方式，不断向周边中小城市的制造基地辐射。

最后，总部经济提升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对于大城市而言，总部一般从事决策、管理、研发和营销等知识型劳动，具有占地面积小，单位面积的增加值、税收等指标高，产出贡献大的特点，总部聚集发展提高了中心城市经济的集约性和规模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总量和发展效益。中小城市则通过发展生产制造基地，直接增加当地的经济总量，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通过承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二、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城市分工合作的路径分析

总部经济是企业内部价值链基于区域比较优势在不同区域进行空间布局的表现形态。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路径有很多，其中，大城市企业生产基地向中小城市迁移模式是大城市企业按照总部经济模式实现“总部一制造基地”空间分离的一种重要模式。近年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由于地价高涨、生产成本上升等原因而将生产基地迁出的企业案例很多，如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到合肥，上海大众将桑塔纳生产基地迁至江苏仪征，北京爱慕内衣将生产基地迁到吴江，等等。

大城市企业生产基地向中小城市迁移模式是指大城市企业将生产基地迁移到中小城市和地区，企业总部仍留在大城市，实现“总部一制造基地”分离布局。这种模式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城市的资源要素禀赋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劳动力价格不断提高，城市发展对环境保护也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如果企业所在行业进入以买方市场为主的成熟期，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行业利润微薄，企业将难以承受高昂的生产成本，市场竞争力逐步下降。企业为实现持续发展将不得不考虑搬迁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制造型城市发展过程中非常普遍。其次，中小城市丰富而低廉的常规资源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生产基地外迁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慢、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发展空间充足，可以为企业提供较为低廉的土地资源，加之其丰裕而低工资的劳动力、丰富的原材料及其他物质资源以及政府出台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对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企业将生产基地搬迁至这些区域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上述两大背景下，企业迫于所在大城市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为降低生产成本，就需要采取搬迁的模式来实现其持续发展。如果企业将总部和生产基地全部进行搬迁，则又面临着诸多风险，如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缺乏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高素质研发技术人员，企业在中小城市可能面临市场信息获取不及时等问题。因此，企业在搬迁过程中，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即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而将总部环节仍留在大城市，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人才、信息等战略资源优势，又能充分利用中小城市的土地、劳动力等常规资源优势。

三、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城市分工合作的效应分析

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而将总部留在大城市，不仅能够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而且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链条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开展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企业将生产制造基地从大城市外迁至中小城市和地区，必然会对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产生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包括直接带动当地经济增长、拉动就业以及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等。

（一）对总部所在大城市的经济效益

企业将生产制造基地从大城市外迁至中小城市和其他区域，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城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首先，生产基地外迁能够为其他适宜大城市发展的产业腾出充足的空间，发展那些符合大城市资源特点（人才、信息、技术等战略资源密集）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其次，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留住总部的这种模式为大城市发展制造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以北京为例，在京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具有总部职能的投资性公司中，制造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高达49.4%。再次，总部聚集将带动大城市生产业发展，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总部战略决策对信息、决策咨询等服务产生需求；总部研发创新、设计功能对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服务等产生需求；总部营销活动对市场调查、广告、物流等服务业产生需求；等等。

（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

一是避免了区域间的合作走向竞争。随着大城市制造成本上升，区域间的竞争关系逐渐增强，甚至出现了争项目、争投资的恶性竞争态势，制约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企业通过生产基地外迁这一总部经济模式能够为区域间竞争重新走向合作提供一种新的途径。二是为区域间基于制造业内部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方式。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可以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链条开展制造业不同功能链环节的合作，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从而促进区域合作不断深化。三是拓展了区域间开展“生产一服务”合作模式。企业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链条，还可以促进大城市的“服务”与中小城市的“生产”间的合作，建立基于“生产一服务”这一新的合作模式，拓展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范围。

四、企业案例：联合利华

联合利华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制造商之一，总部设在荷兰鹿特丹和英国伦敦。联合利华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员工达17.4万人。在2010年度《财富》全球500强中排名第121位，营业收入达553.52亿美元。联合利华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广州、合肥和潍坊等城市设立了10多家分支机构和生产基地。早期，联合利华生产基地主要在上海，2002年公司出于调整组织结构、降低经营成本的需要，先后将上海的生产基地搬迁到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搬迁到合肥后，给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一是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运输成本减少、员工工资成本下降和生产整合后效率提升，企业的综合成本下降了30%左右。二是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壮大了整体规模。上海工厂搬迁至合肥后，生产规模迅速扩大。2003年原合肥利华洗涤剂公司仅产洗衣粉7万余吨和委托加工部分香皂。截至2008年底，该工业园累计总产值达到200亿元，已成为联合利华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三是通过工业园建设，将原来分布在上海、合肥等地的数家工厂进行了有效整合，解决了生产经营分散造成的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进一步优化了联合利华的组织架构。

篇7

    据了解，自去年6月北京出现了为企业总部定制开发的总部基地项目，短短一年时间内，总部地产开发已如星火燎原般遍及北京及国内众多城市。

    北京市内除丰台总部基地外，通州区总部小镇、怀柔区总部新城、石景山民营总部育成基地纷纷浮出水面。上海由于此前出台了有关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政策，总部经济对写字楼市场的量价均已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深圳罗湖与福田、重庆渝中地区、广佛经济圈和泛珠三角地区以及很多城市总部经济概念均在房地产开发中被叫响。

    对所谓总部经济目前没有公认的权威定义。北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解释，总部经济是指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聚集，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总部经济概念下的房地产项目大多宣传其定位于跨国公司、大企业总部或分支机构、各类研发中心、各级政府代表机构。由于近年来，企业跨区域、跨省市迁移已形成趋势，很多人通常将企业“迁都”所带来的一系列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经济效应称作总部经济。

    目前，房地产业界和一些专家对目前市场上以总部经济为概念的房地产开发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以总部经济为依托的企业总部型商写楼项目是对当前房地产同质化产品的细分，是房地产开发的创新之举。

    华高莱斯总经理李忠认为，现在出现的独门、独院，具有独立冠名权的商务花园型办公物业并非是房地产概念的炒作。公司总部有大有小，而且目前现在国内大型国企、民营公司的需求在增加，总部经济并非都指跨国企业。CBD里的高档办公物业适合金融、商务公司办公，而花园别墅型的总部经济楼盘由于具备可以根据不同业态的功能需求定制开发，独立冠名，整栋楼面积无公摊，弱电系统、空调设备24小时可自由调控，后期服务可高度自治，企业总部聚集，上下游关联企业相互依赖，形成商业群落等优势，在与同等价格写字楼相比较的情况下，很适合国内大量以创业期进入立业期的企业。

    百人行房地产顾问公司童渊认为，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通常用于固定资产的资金要占其总资产的20%-40%，一般企业购置办公用房的面积在3000m 2-5000m 2，目前国内企业迅速成长，从房地产销售市场看，总部经济是有市场的。童渊认为，北京、上海等辐射力强的大城市具有发展总部经济的市场空间，由于北京有“两轴、两带、多中心”发展规划的支撑，今后，通州、怀柔等非城市中心区对外埠企业也会有吸引力。

    但另有一些人士认为，总部经济更多地是房地产商借助地方政府要发展当地经济，出于减低市场营销压力而使用的概念。

    戴德梁行写字楼部董事林义中认为，目前，以总部经济为名的楼盘大量推出，但其需求实体并没出现，项目对总部经济凭空定义，切实的市场需求有多大，谁也说不清。目前，所有的总部项目都希望卖房子，而无论跨国公司，还是国内大型上市企业的总部一向都以租赁为主。林认为，这种定位不切实、需求不清的项目是有风险的，令人置疑。

    据一些行介绍，目前寻求租售的客户多为保险、金融企业和国有、民营的非经营性企业，国外企业大多选择城市中心区设备配置良好的租赁物业。总部经济项目瞄准的新兴行业、高科技产业，由于尚处于成长阶段，资金被主要用于人才培养和研发上，对此类办公物业的需求还不是很多。想要让相关产业集中，形成总部基地还不易办到。

    有经济界人士对很多城市由政府导向的总部经济表示疑虑。提出，总部经济是自然的市场经济形态，而非政府能够左右，并非“筑巢”即能“引凤”。有分析人士认为，总部经济办公区的集中建设需要有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布局支撑。企业“迁都”目的是做大做强，大多数企业均会选择具有资源优势的地方先行确立其产业基地后，才将总部或重要的事业部迁入，但从目前很多总部经济的建设项目看，却是以房地产买卖吸引产业进入的逆向运作，这种方式未必被企业认同，存在较大风险。

    中原房地产顾问公司写字楼部总监穆昆认为，对于办公物业，当市场需求大时，出于利润考虑大家都会选择散售，而不愿采取依据评估价整售写字楼。但在市场供量大时，开发企业不得不选择风险和利润都比较小的整售方式。

    据戴德梁行预计，2005年前，北京CBD、中关村、金融街、亚运村等几个重要区域写字楼供量会集中释放，总量超过500万平方米，中关村和金融街的供量会达到240万平方米和160万平方米。写字楼市场进入强烈的竞争期。穆昆认为，北京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其办公物业买家实际上就是各类企业总部。总部经济概念出现在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办公物业产品大供量压力下的市场。

篇8

[关键词] 总部经济;区域经济;南昌

[中图分类号] F0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1-0108-03

[作者简介] 晏 磊,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社科部副教授,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政治理论｡

(湖北 武汉 430070)

一､总部经济机理分析

(一)总部经济是实现区域合作共赢和协调发展的全新模式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企业按照总部经济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取得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和企业总部所处区域的常规资源,实现优势资源在企业的集中配置,不但能够使企业资源配置综合成本降低,而且使得总部所在中心城市密集的人才､信息技术资源得到最充分的效能释放,也使得加工基地所在的地区密集的制造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总部经济也是我国城市化加快､市场化和国际化加深大背景下,经济在更高阶段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总部经济理论在区域统筹发展中尊重不同区域的利益,正视区域间经济发展巨大的差异,务实地解决区域统筹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将区域之间的合作由产业合作拓展到功能合作｡

(二)发展总部经济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系列效应

一是“税收贡献效应”｡总部对于所在区域的税收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税收贡献效应｡无论采取哪种组织方式,总部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都要向总部所在地方政府上缴所得税｡如果企业采取“公司――分厂”组织形式,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以及城建税､教育附加等一般也要在企业注册地,即总部所在地上缴｡另方面是公司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效应｡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其丰厚的个人收入,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作出贡献｡二是“产业乘数效应”｡总部所在的区域,知识型服务业往往都比较发达,形成为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组成的中介服务业;由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实证研究标明,一个公司总部向一个区域迁移,都会带动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与其有紧密业务关联的知识型服务公司随之迁移｡与此同时,总部经济所带动的商务写字楼､房地产等城市投资对中心城市的增长贡献也是很大的｡通过总部的这种“乘数效应”可以扩大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三是“消费带动效应”｡总部对于所在区域的消费带动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总部的商务活动､研发活动以及保障商务活动和研发活动所必需的各种配套消费;另方面是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旅游､购物等等,这种消费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四是“劳动就业效应”｡总部经济的发展本身会充分利用区域城市的智力人才优势,带来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第三产业,包括知识型服务业和一般型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就业岗位｡五是“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区域聚集了大批的企业总部,说明这个区域的商务环境､综合环境比较优越,无形之中能够提升这个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地位,促使这个区域的地产升值｡同时,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也将加快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步伐｡

二､南昌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要求与相关变量的界定

(一)南昌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要求

人力资源条件｡公司总部的核心职能是促进公司各项经营资源之间的整合与创新,这必然要求南昌拥有最出色的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研发人才｡因此,南昌必须要有大量符合现代市场竞争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供应｡

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公司总部作为重要决策和管理部门,需要掌握大量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及其变化趋势｡这些信息的交换量大,因而对南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如同轴电缆､光缆､交换机系统､传输装置､卫星天线等的要求很高｡同时,公司总部的业务活动需要一系列与人员流动与业务交流相关的基础设施作保障,因而对南昌国际航空港､高速公路网､国际饭店设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设施有较高要求｡当工作人员长期在公司总部工作时,还会对南昌的生活环境及子女教育提出较高要求｡

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公司总部业务的顺利开展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南昌区域内的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广告业､市场调查､会计､法律事务以及信息服务业的发育状况等为公司总部所关注｡

城市政策与制度环境｡南昌对于公司总部的投资实体能否给予法律保护,直接关系到其生存和发展;并且,南昌对公司总部营运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直接关系到其职能能否快速有效实施｡因而,南昌的相关法律体系与政策环境便成了总部公司十分关心的问题｡

(二)相关变量的界定

变量一:从业人员数不仅包括在南昌的企业总部工作的人员,还包括为企业总部提供服务的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广告业､市场调查､会计､法律事务等服务业中工作人员｡

变量二: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主要包括南昌的通讯设施､生活设施､商务设施､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变量三:城市服务业的聚集程度主要涉及与南昌企业总部活动有关的服务业｡主要包括:(1)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风险投资业等;(2)电信业,即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包括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传播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和应用软件服务等;(3)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的投资与开发､物业管理和房地产的经纪服务;(4)物流业,这是指以集中配送､第三方供给和商业经纪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流通服务;(5)商务服务业,包括法律业､会计业､公证业､职业介绍业､咨询业､广告业､设计业､会展业､市场管理服务业等;(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监督､技术交流与推广等｡

变量四:政府的政策制度环境主要指针对南昌总部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包括为吸引人才所提出的政策措施,为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所提出的政策措施,为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所提出的政策措施以及为吸引企业的总部入驻所提出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变量五:城市财政收入特指南昌市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的25%､营业税､地方企业交纳的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以及基金收入等｡

变量六:企业总部入驻数特指南昌企业总部的入驻数｡

三､南昌发展总部经济的现实基础

(一)南昌综合实力较强

南昌是集工､农､商､科､教､旅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特大城市,是目前长江经济带和京九经济带交汇区域最大最强的省会城市,集中了全省相当大的一部分物质和技术力量,人才荟萃,拥有数量较多,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南昌产业结构较好,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南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比较完善,商贸机构齐全,具有发展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的条件｡南昌还是全省的信息中心,南昌凭借其省会地位,以其快捷的信息采集与传输能力,保证了南昌在区域发展中的有利地位,对整个区域的经济资源起主导作用,对周边地区的资源产生吸引力,使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要素向南昌集中,尤其是资本形成的能力增强,已具备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南昌有二十二所高校,尤其是民办职业技术教育走到全国前列,能为生产和管理一线输出大量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南昌还有几十所科研院所,从事高科技开发的人员达十万人以上,研究范围涉及六大领域,二十多个行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达一百余项,国内领先水平技术三百余项,已形成产业规模的高新技术项目四百余项,南昌的科教优势能够为总部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种人才和各种产业配套提供不竭的催生源泉｡

(二)区位优势独特,发展环境良好

在一个资源自由配置的经济圈中,资源总是向区位条件较好的区域聚集｡南昌地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洲的辐射交叉地带以南昌为中心的二纵四横国道网,覆盖全省连接相邻六省的“十字架”公路网,纵贯南北的京九铁路与沪昆､鹰厦､皖赣､横南,武九､铜九铁路相联,昌北国际机场连接全国航空网｡南昌拥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使南昌成为承接国际资本向中国转移和中国沿海产业向中部内陆转移的最佳跳板｡随着国际及沿海地区资金密集型､资源开发型､技术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力度加大,将为南昌吸引企业总部落户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多方面有利条件｡在南昌独特区位优势吸引企业总部落户同时,“中部崛起”战略也为南昌发展总部经济带来了机遇｡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将对包括江西在内的中部地区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和产业布局支持｡而江西应该发展以南昌为龙头的环鄱阳湖城市群,并让南昌成为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发挥引领效应的核心城市｡

四､发展南昌总部经济的基本思路

(一)明确南昌发展总部经济的目标定位

准确分析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和风险,瞄准现代化城市的目标,塑造综合性城市职能体系,提升城市层次和文化品位,形成南昌特有的城市品牌､城市形象和城市影响力,增强城市的综合集聚和辐射功能｡南昌发展总部经济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建议南昌围绕建设中部交通､物流､商贸､服务､金融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心的发展目标,利用已形成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引导企业总部入驻,并且从行业上把总部经济目标定位于制造业､商贸物流业､金融保险业､高科技产业;从层次上把总部招商定位于吸引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和国内外知名企业包括中央大企业､大型民营企业､金融企业的地区性总部;从功能上注意与中部其他省份城市进行差异定位,体现南昌总部经济特色｡

(二)制订相关政策吸引企业总部落户南昌

制定总部经济整体发展促进政策,通过在税收和土地租金､财政补贴､审批效率及人才引进､户籍管理､子女教育､出国手续､科研活动项目等方面制定有效的促进政策,提高企业总部经营的期望收益,降低总部经济活动所承担的成本,加快企业总部入驻进程｡在对企业总部整体量身制定优惠政策的同时,需要在深入研究不同行业的总部企业特点基础上,根据其对区域经济贡献的大小,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争取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公司到南昌发展总部经济｡主动联系周边优势企业和其他机构总部落户南昌｡支持和鼓励南昌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推动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同时吸引他们将总部留在南昌,以此多方面促进总部经济的发展｡

(三)推动园区建设促进总部基地升级

园区作为南昌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载体,必须将园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在思维方式､功能定位､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创新,以提高发展能力和竞争实力为出发点｡为此,南昌应在继续做大做强原有园区的基础上,让工业园区､农业园区､商务功能园区齐头并进｡目前南昌应重点建设红谷滩中央商务区,通过商务功能区的建设和发展,迅速提升南昌商务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园区对外资企业､国内大中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吸引力,把各级各类园区建设成为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平台､招商引资的平台和总部经济发展的平台｡

(4)完善政府职能为总部项目的集聚提供发展条件

为吸引总部企业落户南昌,政府职能必须转变,政府应成为协作者､监管者､催化剂､规划的制定者､投资环境的营造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建议成立南昌总部经济促进中心,以便促进政府､总部企业､总部基地的沟通､了解､互动｡建议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尽快使工作机制运转起来｡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配合总部经济促进中心综合协调处理相关事宜｡总部经济促进中心一方面要研究总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及时提出促进总部经济更好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加强对总部经济发展的超前指导;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有关部门组建的全方位招商服务体系,全力打造政府与企业总部之间沟通､交流的合作平台,推动总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培章.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部崛起战略与对策[R].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李廉水.都市圈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篇9

对总部经济的功能需求，在城市设计阶段，可以从商务空间布局、公共空间设计、服务功能组织、地区文化塑造这4个方面作系统设计，使城市的物质空间能更好地承载这种经济模式。

1商务空间布局商务空间是承载总部经济最主要的载体，它涵盖企业总部的各项基本功能(总部办公、产品展示、设计研发和市场营销)。城市设计并不是为特定的企业量身定做，而是要为各种不同的状况提供各种可能。总部经济在产业上种类繁多，在规模上也是大小不一，设计要营建一个有着高度灵活性的商务空间，来应对各类总部的空间需求。商务空间一方面要满足企业总部的基本功能，同时还要考虑空间的交往性。总部经济是各种经济社会要素的大聚合，企业的集群化和多元化不断地推动知识和技术的外溢，促使各主体间不断地加强合作和交流，在空间上更需要体现企业间的交往和联系，设计要提供更多有利于交往、协作的空间。

2公共空间设计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设计的主题，虽然它不是总部经济的主角，但它是提升城市吸引力的主推手，是总部经济区空间魅力的核心点。总部经济区的公共空间具有多样性、连续性和宜人性。多样性是指区域内的公共空间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公共活动的需求。企业总部来自不同地域，总部经济是一个多元的大熔炉，区域内公共活动的内容更为宽泛，形式也更加多样，区域内公共空间要为这些多元背景的人们的各种交往行为提供各种适宜的空间。多样性的公共空间有助于各经济体间的文化融合。连续性是指区域内每一处的公共空间之间的有机联系，空间在连贯的序列中开合收放，并有完整的步行系统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公共空间是联结商务空间、居住空间和服务空间的“桥梁”，是城市空间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区域内公共空间的连续性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熟悉自己生活的新环境。宜人性是指营建公共空间的元素对人的感官的愉悦体验,主要通过一个连续的步移景异的城市景观系统来表现。区域内公共空间的宜人性可以消除或减缓由陌生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让城市的新主人在新的环境中感受到空间上的归属感。

3服务功能组织服务功能是总部经济的业态中所占比例最小的部分，是作为配套的、辅助的角色出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相反，在功能组织上它应该是城市设计者最需要重视的一环。城市良好的商务服务环境是吸引总部经济的重要前提，也是总部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总部经济区良好的服务功能组织需要具有集聚性、渗透性和均好性。集聚性是指总部经济区内重要的公共服务在布局上相对集中，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公共服务体系。现代服务业是一个与总部经济携手共同成长的产业。总部经济需要服务业作为支撑，同时也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和完善。渗透性是指一定数量的服务功能需要渗透到各种商务空间中。总部经济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空间分离，由距离而产生的成本，要由总部集聚而形成的更为发达的公共服务网络来抵消。因此，总部经济对公共服务具有更强的依赖。这种依赖表现在空间上，就是布局上的渗透。均好性是指入驻企业对公共服务资源在空间上的均享。企业总部的产业各异、类型繁多、规模不一，但是对公共服务功能的需求是共同的。无论是跨国公司的总部，还是本埠企业的总部，或是它们的地区总部，甚至是它们的某一个部门，这些各种形式的“总部”聚集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利共赢，才会在这个地区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的形成取决于区域内总部或总部派出机构的聚集数量，而不是某一个总部的规模和实力。因此，城市设计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这一目标反映在服务功能的组织上，就是要为入驻企业提供具有均好性的服务资源。

4地区文化塑造文化是一种动态的传承，一部分来自区域的传统，另一部分来自不断融入的新的意识形态。总部经济的地区文化组成有3个来源：1)城市本土的文化；2)来自不同地域的多元文化；3)总部经济本身催生的文化。城市本土的文化主要表现在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社区精神的延续，以及地方特色的保留。城市本土特有的文化也是吸引总部经济的要素之一，城市必须首先维护好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孕育和滋养其他文化的土壤。企业来自不同地域，在总部经济的大背景下，不同地域的文化快速地汇聚在一起，部分同质的文化会很快融入本土文化，而许多异质的文化会产生冲突，甚至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城市设计需要研究如何使城市拥有宽容多元的文化氛围,如何，接纳异质文化，使之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内涵。总部经济是一个高度集聚的经济体，总部经济能够健康、持续地发展，需要塑造一种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氛围，它既不同于本地文化，也不是源自于外来文化，它是总部经济催生的新文化，它能创造一种精神财富，既能使人们感到愉快，又能激励人们勤奋敬业，并且能够带来整个区域范围内意识形态的良性发展。因此，文化创新业也是城市设计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设计实践———以杭州仁和总部经济中心城市设计为例

1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杭州主城区西北部良渚组团，距离杭州市中心约20km，总用地面积为15hm2。基地所在的仁和镇，是杭州市余杭区的三大“工业高地”之一，定位于“世界级新型装备制造业拓展区”。基地北侧为仁和制造业基地，具有一定工业基础；西南侧为余杭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南临良渚组团中心区，规划为居住和公共服务功能；西侧是以文化遗址保护功能为主的良渚遗址保护区。组团南侧的专业市场型服务业，发展较成熟，但中北部发展较弱，为企业服务的设施较为缺乏。本次规划的目的是依托良好的工业基础与完善的居住配套发展相关功能，从整体层面实现区块功能结构的优化与整合。

2业态设置仁和制造业基地已形成了以装备制造、五金建材、纺织服装为主的工业体系。总部经济中心应以此为依托，聚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形成完善的产业协作关系，最终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本项目业态设置以总部办公和科研孵化为主，同时发展配套设施的建设，包括生产业和生活业等第三产业的内容，形成网络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3总体结构仁和总部经济中心城市设计形成“双心联动、绿带贯通、多区围绕”的功能结构。双心：东侧由高密度的商务建筑围合形成“总部中心”；西侧由低密度的商务建筑和公共服务设施形成开敞的“景观中心”；一东一西两个中心节点，为园区提供良好的景观环境和交往活动的场地。绿带：东西衔接两个中心的中央绿带，是连接室内办公空间与室外公共活动空间的纽带，中央绿带在两侧形成连续的东西向步行街，其间有高架天桥贯通南北区块。规划在东、西两边各设一条贯穿基地南北的绿轴，三条绿轴构成全区的景观主骨架，形成基地内公共空间的景观系统。多区：根据不同企业的规模及性质，布置不同类型的功能组团。根据区域的资源特点，将产业筛选为以装备制造、五金建材、纺织服装业为主导，不同规模的企业分别对应总部大厦、科研办公、产业孵化等不同的空间载体。各区以组团为单位，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形成多区围绕的布局。

4空间布局商务空间：本项目商务建筑以组团为单位，以单元组合的方式，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可以最大限度地适应不同规模的企业；组团内部和建筑单体内部都设有公共空间，将工作、学习、交往的空间组合在商务空间里，丰富人们的空间体验，为创造高效、健康的环境提供保障。公共空间：规划结合景观系统，在三条绿轴上设置了线型的景观廊和步行街，在绿轴交汇处规划了园区两个最大的公共活动广场，在滨水和组团的景观节点处利用不同尺度的建筑围合了小型的公共交往空间，整个园区形成了点、线、面结合的网络型公共空间系统。公共空间内设置了完整的步行系统，步行系统由人行道、中央绿带步行街、人行天桥、建筑连廊、滨水步道组成。步行系统贯穿了全区的公共活动空间，使园区具有较好的步行可达性，用设计的手段引导和鼓励人们的绿色出行。服务功能组织：1)在西部的中心节点处规划了区域的公共服务中心，使之成为区域重点地段的标志性建筑，形成区域内具有较强辐射力的核心公共服务中心。2)在空间布局上，采用多种功能竖向组织的方式，将服务功能渗透到商务空间里，形成网络式的公共服务系统。3)以组团为单位，将每一个组团设计成为小型的综合街区，使区域的服务功能具有较好的均好性。

5地区文化塑造项目所在的良渚地区，是良渚文化的发源地。良渚文化是杭州最为珍贵的原生地文化，是我国文明起源阶段最重要的文明形态之一。良渚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是组成我国城市精神中极有价值的部分。然而在5000年历史长河里，良渚文化的传承却经历了无数的断层，我们只能从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感受到良渚文化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正是需要新杭州来传承的文化财富。本项目将良渚精神所传递的创造性和理性的和谐发展作为塑造地区文化的目标。一方面致力于传承良渚文化的精华，更重要的是针对总部经济的需求，避开杭州文化中阴柔内敛的一面，倡导开放的、兼容的、共赢的人文精神。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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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间的税收背离是大国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其使得一个地区潜在的税收收入能力与实际获得的税收收入出现了偏差，总部经济因素是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实现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不管是否考虑征管因素，或是分税种考察，总部经济因素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效果要显著大于人均GDP增加和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是导致地区间相对财力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在短期内，对税收流出地区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税收转移支付是解决税收背离问题的手段之一；而在长期，需要在深入研究税收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借助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时代契机，使税收收益与税源贡献相匹配，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区域间税收背离问题。关键词： 税收背离；税收收入能力；总部经济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100-08一、引言与文献综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设计合理和运行健康的宏观财政框架是一个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由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的，在这次改革中，地方政府被赋予了一部分的财权，由此拉开了我国地区之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竞争的序幕。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资源匮乏和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获取足够的财力来发展辖区内经济而想方设法进行税源控制与争夺，一方面，通过吸引资金、增加就业，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1]；另一方面，过度的税收竞争也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条块割据等一系列扭曲资源配置、损害市场效率的现象，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和稳定增长[2]。在“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和与之相辅相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愈发难以为继，而在我国现行的税法下，企业的跨区经营、生产与管理的分离以及“总部经济”的集聚效应等原因，使得“税收背离”的现象更加普遍①[3]。我国区域间税收背离的一个普遍规律是，税收收入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了经济发达地区，与此同时，税收负担由后者转嫁到了前者，可见，经济发达地区在地区间的横向税收竞争中实现了税负输出、税收流入，在税收竞争中处于“双赢”的局面[4-6]。显而易见，区域间的税收背离有悖于税收分配的横向公平，加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造成了“富者益富、穷者益穷”的局面，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税收竞争中处于被“剥夺”的弱势局面，迫使这些地区为争取税源、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而穷思竭虑的出台各种显性或隐形的优惠政策，从而地区间陷入了恶性税收竞争的循环[7]。因此，研究地区间税收背离问题对于解释地区间相对财力水平差异、寻找现行财税框架中导致地区间财力水平不断扩大和阻碍经济发展质量的原因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些年来，学者们对地区间的税收背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对税收背离形成的制度性原因、表现形式、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治理等；还有的学者对具体的地区间税收背离程度进行了模拟或测算；也有一些学者从“总部经济”的视角对税收背离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结果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总部经济”现象加剧了税收与税源的背离程度。因为存在地区间税收背离问题，一个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不仅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税源的丰富程度指标，以及该地区政治议价能力，税收制度设计安排等因素，还取决于该地区“总部经济”的规模大小②③。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选择“总部经济”的分布数量和营业规模作为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解释变量④，分别考虑了纳入征管因素和不纳入征管因素、税收遵从度等因素、并从分税种的视角进行了研究。采用学术界常用的“税柄法（Tax Handle）” [8]来测算各地区的期望税收收入能力⑤，利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了除税源因素以外，总部经济、区域间税收转移等非税源因素也是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和地方税收利益的重要因素。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解释本文样本区间为1999～2014年，样本范围包括除、港澳台以外的其他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研究中采用的税收数据均来自各期的《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总部经济指标用中国企业集团500强地域分布的相关数据来代替，主要来自于《中国企业500强发展报告》和《中国企业发展年鉴》的相关各期，其余的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National Data数据。（一）被解释变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地区期望税收收入能力，采用各地区实际征得的税收收入除以GDP（即：taxratio=Tax/GDP，%）来表示，研究各类因素对分税种税收能力的影响，分别将增值税收入占GDP的比重（vtaxratio，%）、营业税收入占GDP的比重（staxratio，%）、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ctaxratio，%）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ptaxratio，%）作为被解释变量。（二）解释变量一个地区的税收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本文将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类的影响因素、税收制度因素、征管因素以及总部经济因素。1.经济类解释变量。税收来源于经济活动的生产与分配，由此可知，一个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大小与该地区的产出水平、产业结构、税源结构、经济开放程度、社会投资水平有关。本文分别选取地区人均GDP水平（gdppc，%）、各产业占该地区GDP的比重（Rfind、Rsind、Rtind，%）、各地区企业营业盈余、劳动报酬、增值税税基⑥、营业税税基⑦占GDP的比重（Rpro、Rpay、Rtbvtax、Rtbstax，%）、进出总额占GDP的比重（open，%）、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rinv，%）来表示上述解释变量。2.税制类解释变量⑧。使用各地区的共享税收入占总体税收收入的比率（rshtax，%）反应各地区税收收入对共享税的依赖程度，该指标也反应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给程度的大小。3.征管类解释变量。税收征管的能力与水平也是影响地区税收税收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征管资源投入方面，诸如计算机软硬件配置等数据采集不便，本文利用各地区税务人员数量（tpeo，千人）、本科以上税务人员数量占比（rpeoedu，%）来表示税收的征管水平与能力；对于纳税成本及纳税人遵从程度，选取了城镇人口密度（CPD，千人/平方公里）来反映征税成本，人口密度越大，征税成本越低；选取地方国有企业户数（lsoe，千户）来反映地区纳税遵从度，地方国有企业户数越多，纳税遵从度就越高，征税成本越低。4.总部经济类解释变量。由于区域横向税收转移问题的存在，地区企业集团总部机构的数量越多，该地区因汇总与合并纳税制度获取的区域转移税收收入就越多，该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就越强。本文分别采用我国企业500强在各地区的分布数量⑨（big500，户）及其平均营业收入（big500r，千亿元）来反映该地区总部经济的规模。我国500强企业在某地区的分布数量越多或者平均营业收入额越多，该地区税收收入能力就可能越大。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三、模型设定与说明采用学界普遍采用的“税柄法”进行实证分析，基本模型设定如下：具体模型的设定和说明如下：（1）征管因素类解释变量是通过影响税务部门的征管效率进而影响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本文对不含征管因素和加入征管因素两种情况下的总部经济、税收背离对地区税收收入能力影响进行比较分析（见表2和表4）；（2）研究各地区产业结构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时，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不能同时将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放入模型中，而是选择任意两大产业因素进行分析；（3）对于经济因素分为两类进行考察：一是产业结构，按照GDP生产法核算，不同地区的三大产业增加值构成了一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税源结构（模型（1）、（2）、（3）和模型（5）、（6）、（7））；二是根据GDP收入法核算，GDP中的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构成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基，而根据我国相关税法规定，工业增加值和商业增加值之和为增值税税基，建筑业增加值和扣除批零贸易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营业税税基，本文通过测算不同地区的税基结构，进而考察不同税基结构对不同税种的收入能力的影响（模型（4）和模型（6））；（4）由于获取样本数据的区间不同，本文不得不在有限的样本区间内考察不同因素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例如：由于2008年以后，《中国税务年鉴》不再公布税务人员数量，样本区间为1999～2007年；而企业集团500强的地区分布数据在2002年以后才公布，样本区间为2002～2014年，同时加入征管因素和总部经济因素的样本区间只能取2002～2007年期间的数据。四、估计结果分析在具体的面板模型的选择中，应该首先使用F检验以判断是否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使用LM检验是否选择混合效应模型，之后利用Hausman检验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做出选择（具体结果见表2、表4、表5），最后对固定效应模型一般采用F统计量检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做出选择（详见表2和表6）。（一）不含征管因素的分析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各模型的LM检验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零假设，这说明各模型均不应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而由Huasman检验和F检验结果可知，模型（1）至（4）均应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表3）。值的增加不利于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水平不高，其中，第二产业为负，第三产业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为正；对地区的税基结构来看，在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时，企业经营盈余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具有负向显著性，但其影响作用不大，其余各税基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没有什么显著影响，这说明一个地区税收收入能力更多的受税源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比率大约提高0.07个百分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显著为负，但作用效果不大，可能是因为投资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各地区对共享税的依赖程度与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关系不显著，其影响有待进一步分析；对于总部经济的影响来说，各地区500强企业的分布数量并不影响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而500强企业在各地区的营业规模水平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非常显著，地区500强企业平均营业收入每增加1千亿，该地区总税收比率增加约3.7个百分点。（二）包含征管因素的分析当加入征管因素变量时（详见表4），模型（5）至模型（8）中的LM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因此均拒绝选择混合面板模型，由Huasman检验结果可知，除模型（8）外，其余模型均接受零假设，因此，模型（5）、模型（6）和模型（7）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而模型（8）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进一步由F统计量可知（表6），模型（8）应该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考虑征管因素时，人均GDP的增加对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非常显著，人均GDP每增加1万元，地方税收占GDP的比率大约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为负，第二产业的影响为正，第三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对于一个地区的税基结构来看，增值税税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其它各种税基对税收收入能力的提高没有什么显著影响，可见增值税税收背离程度较低；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该地区税收收入比率大约将提高0.04个百分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各地区对共享税的依赖程度与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关系显著为负，说明对共享税收入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税收收入能力就越低；对于总部经济因素的影响，若考虑征管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各地区500强企业的分布数量还是平均营业收入，对该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一个地区的500强企业总部机构每增加1户，该地区的税收比率大概增加0.05个百分点左右，而500强企业在一个地区的平均营业收入每增加1千亿，该地区总税收比率增加约10至11个百分点左右，其对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效果远远高于人均GDP增加的作用；对于征管因素而言，一个地区税务人员数量的增加并不能提高该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而税务人员学历的提高则会显著提高地区税收收入能力；而一个地区的国有企业数量越多，则说明这个地区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就越高，同时创造的税收收入就越多，从而地区税收收入能力就越强。（三）分税种的分析分税种进行考察时，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判定标准，四个税种税收比率模型均应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见表5的Huasman检验和表6的F统计量检验）。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对于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收入能力来看，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正，企业营业盈余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一个地区的企业经营效益（营业盈余）并不能为该地区提供较多的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汇总与合并纳税制度使得大部分企业所得税收入转移到了总部机构所在地。总部经济因素的影响更能说明这一点，一个地区的500强企业总部机构每增加1户，该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率大约增加0.04个百分点，效果几乎接近整体税收收入比率；而一个地区所拥有的500强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每增加1千亿，该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比率就会大幅增加约11至12个百分点左右。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能力来看，人均GDP和劳动报酬规模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因为个人所得税制的累进性特征，对于劳动报酬总和相等的两个地区来说，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地区的个人所得税总和就相等，只有在人均劳动报酬较高的地区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一般而言，集团总部所在地区的劳动报酬都较高，因此人均劳动报酬要高于其它地区，所以总部经济因素也会对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能力产生影响，实证检验结果也检验了这一解释。增值税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均GDP和增值税税基对各地区增值税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人均GDP每增加1万元，增值税收入占GDP比率大约增加0.4～0.8个百分点，增值税税基占GDP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该地区增值税比率大约增加0.09个百分点，这说明增值税收入与增值税税基的背离程度较低，因为增值税的各环节抵扣制度，使得增值税税收与税基相背离较为困难，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为了获取更多的增值税收入，最好的方法是通过税收竞争，吸引更多的增值税税源（税基）到本地区来。而总部经济对增值税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作用相反，总部经济规模越大，增值税的收入能力就越低。对于营业税而言，人均GDP和营业税税基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影响效果不明显，存在税收背离问题，总部经济规模与营业税收入能力呈正向关系，总部经济规模越大，营业税税收收入能力就越大。五、结论与建议在理想的状态下，税收收益应该与税源的贡献相一致，而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则应该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加以解决。本文通过纳入总部经济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税收背离与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不考虑征管因素时，人均GDP和对外开放水平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为负；（2）三产业增加值和各共享税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各地区总部经济的营业规模水平则显著影响地方的税收收入能力，且其影响远高于人均GDP增加的影响。考虑征管因素之后，人均GDP、增值税税基、共享税收入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显著；总部经济因素（不管是分布数量还是营业规模）都显著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税务工作人员学历水平的提高和国有企业数量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地方税收收入能力。（3）分税种进行考察时发现，人均GDP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显著，对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而企业盈余对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为负，存在着较大的税收背离现象；对增值税而言，总部经济的规模越大，税收收入能力越低，而对营业税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本文将总部经济的因素纳入区域间税收背离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分析框架中，实证研究证明了总部经济是导致区域间税收背离的重要因素，考虑到我国的总部经济主要是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因此，总部经济因素进一步加大了地区间财力水平的差距。解决税收背离问题有转移支付和改革税收制度两种方法，前一种方法是我国短期内的现实做法与选择，即加大对税收流出地区的转移支付，而这种转移支付又可以分为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这种做法只是对横向税收收入分配结果的调整[9]；从长远来看，第二种做法更为可取，即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或重构以从源头上解决税收背离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鼓励竞争和税收收益与税源贡献相一致之间找到平衡。因此，需要加强税收制度的顶层设计与研究，借助新一轮税改和建设现代税收制度的契机，改革现行税法中导致税收背离问题的一些规定，如总分支机构的合并与汇总纳税的要求；在“营改增”全面完成后，可逐步降低在商品生产与流通环节的税收负担，选择在批发与零售环节开征一般消费税或零售税[10]，逐步实现“谁消费、谁纳税、谁受益”原则，并适时的开征房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使税收收益与税源贡献逐步一致，这也将使得地方政府从传统的对流动性税基的争夺转变为对当地消费与财产性税基的保护，从而更好的履行地方政府的职责，这样便有可能实现以税制的变革为突破口推动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乃至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注释：①“税收背离”是指产生税源的地区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税收，没有产生税源的地区却获得了产生于其他税源地的税收，出现税收与税源的非一致性和不匹配，也称“税收转移”。②税收收入能力是指在税收制度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运行中所蕴藏的税收储量，它是指可征税收的总能力（或总规模），是一个税收潜在能力的概念（刘新利，2000）。③一个地区总部经济规模越大，因企业所得税的汇总（合并）纳税制度，造成该地区税收转入额越多，该地区最终分配到的税收收益则越多。④本文将中国企业集团500强在各地区的分布数量和平均营业规模作为“总部经济”的替代变量，相比以往研究中所使用的替代变量的研究方法更为合适。如：乔宝云、刘乐峥等（2009）将北京、上海两地设为虚拟变量表示“总部经济”；陈鑫、刘生旺（2013）将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政府行政效率和城市化水平作为“总部经济”的替代变量，本文认为选取分布数量与营业规模的指标能更加直接的体现“总部经济”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⑤20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为了便于国际间的税收比较，提出了用税收努力指标来代替税收比率指标，将税收努力定义为实际征收税收除以税收能力（Bahl，1971、1972；Tanzi，1987、1992；Chelliah，1971；Mertens，2003 等），进而提出了采用“税柄法”（Tax Handles，Musgrave，1969）来估测各国潜在的税收收入能力。“税柄法”的具体步骤：首先，确定影响税收收入能力的主要因素，并选择相应的经济指标变量来代替；第二，选取适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和估算方法来确定各经济变量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系数；第三，通过计量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来估算期望税收收入能力（乔宝云、刘乐峥，2009）。因此，所谓的“税柄”指标实质上就是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决定因素。⑥增值税税基是指第二产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单位亿元。⑦营业税税基是指第三产业增加值-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单位亿元。⑧由于我国税制统一，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税权，因此不能用直接税或间接税占比来表示各地区税收政策的不同，本文采用共享税占比来反映地方政府主体税源的匮乏。⑨单纯用总部机构的数量也不能表示该地区的总部经济规模，因为大部分排名靠前的500强企业总部机构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对于排名靠后的500强企业分部数量并不能反映该地区总部经济实力，也不能说明该地区的税收转入能力就强，因此我们加入了总部机构平均营业收入作为总部经济规模的替代变量。参考文献：[1]李涛，黄纯纯，周业安. 税收、税收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J]. 世界经济，2011，（4）：22-41.[2]沈坤荣，付文林. 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J]. 经济研究，2006，（6）：16-26.[3]李建军. 税收背离与地区间财力差异[J]. 经济评论，2013，（4）：108-115+134.[4]叶振鹏，周金荣. 我国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跨地区税收转移问题研究[J]. 财政研究，2008，（2）：26-29.[5]张军扩，高世楫. 税收与税源背离的情况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J]. 发展研究，2011，（1）：58-65.[6]王蓓，计金标. 政府间横向税收分配的理论基础：内涵与原则[J]. 经济体制改革，2013，（2）：122-126.[7]王蓓，李芳芳. 我国流转税体系跨区域税收分配问题研究――兼论“消费地原则”征税模式的适用性[J]. 经济体制改革，2015，（2）：155-161.[8] Bahi R W.A representative tax system approach to measuring tax effor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IMF Staff Papers，1972，（19）：87-124.[9]王蓓. 我国区域间税源背离问题及横向税收分配制度设计[J]. 税收经济研究，2013，（3）：27-34.[10]吕冰洋. 零售税的开征与分税制的改革[J]. 财贸经济，2013，（10）：17-26.（责任编辑：漆玲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