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资本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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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依照巴塞尔III的监管规则，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为10.5％，其中7％须为普通股。此前巴塞尔II的相应规定为，资本充足率8％，在资本构成上则允许创新资本工具的加入。

一切变化始于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当月，美国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华尔街投行接连倒下。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曼兄弟破产的前五天，其资本充足率仍高达11％，为最低监管要求的三倍。

银行资本并未在危机中发挥应有的缓冲功能，巴塞尔II受到质疑。

巴塞尔II正式颁布是在2004年，其对风险判断的方法在当时具有革命意义：从过去由监管机构指定风险权重，转变为由金融机构根据历史数据和模型自行判断，因而被普遍认为是对第一版资本协议的颠覆性改革。

但其对合格资本的定义，日后被证明存在巨大漏洞。不仅高质量的普通股本以及较高质量的优先股被允许作为资本，形形的创新资本工具也可以充当资本。

“在银行发生问题时，创新资本工具往往受到当地国家法律限制不能吸收损失。”一位国际咨询公司风险部人士说。

次贷危机前，全球银行资本“看似健康”，实则虚重。国际清算银行副总裁Hervé Hannoun在2010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称，危机前部分欧美商业银行将创新资本工具发挥到极致，有效资本低至1％－3％。这意味着其杠杆率高至33倍到100倍，危机袭来即风雨飘摇。

因此，在巴塞尔III的酝酿中，净化资本构成成为主流意见。

在巴塞尔委员会2009年12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商誉、少数股东权益、对金融机构投资、递延税项资产等八项被建议从资本构成中剔除。这将使得全球银行业平均接近10％的一级核心资本降至8.3％。包括日本和欧洲在内的很多地区银行将面临融资压力。

资本“打假”仅仅是全球银行业面临的一个冲击，杠杆率的引入也将限制银行扩张冲动。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表外业务膨胀，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衍生产品种类和数量与日俱增。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表外业务量，均达到近2万亿美元。

借助资产证券化等腾挪术，大量表内资产转移至表外；特殊目的公司也帮助银行边融资边投资。

所有这些眼花缭乱的操作均隐没在资产负债表之外。尽管美国等国家依然沿用杠杆率的监管手段，但是由于表外业务并不影响杠杆率的计算，该数值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表外业务最后变成了银行藏污纳垢的垃圾桶。”国内一位长期关注表外业务发展的银行人士总结说。

危机袭来，表外资产回归到表内现形，银行也暴露在巨大的风险敞口中。

反思中，人们回到了最直接的监管手段上。杠杆率指标诞生近百年，是最原始的银行风险监测指标，等于资本除以资产的比值。但因为其不能反映具体的银行资产结构，而一度为资本充足率等指标所取代。巴塞尔III则重新将杠杆率指标写入监管条例中。

实际上，全球统一的有效规则并不容易找到。巴塞尔协议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质疑。

1973年底，欧美国家爆发了“二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银行倒闭接连发生。1974年，12国银行监管机构官员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应运而生，以协调跨国银行监管问题。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日本银行在全球扩张达到顶峰，美国亦成为其重要目标市场。

从1983年开始，巴塞尔委员会不断修改监管规则，直至1988年资本协议，世称巴塞尔I。该协议规定了国际银行业统一的8％资本充足率标准。这一标准比日本银行当时的资本充足率高，比美国的低。

篇2

关键词：银行；资本；监管

一、国际银行资本监管的发展历程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管制放松，金融混业在银行业出现，形成了大的金融集团和控股公司。资本管制、准入限制、利率等限制都取消或者放松了，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趋势越来越高，但是银行危机业随之潜伏而来。各国的监管企业在努力寻求有效的监管工具，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

资本业就随之进入监管者的眼中，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这里所指的资本是不同于会计资本的经济资本，即商业银行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为了应付未来一定期限内资产的非预期损失而应该持有的资本金。经济资本是一种虚拟的、与银行非预期损失等额的资本。由于商业银行资本金具有高杠杆的特征，其对风险控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吸收包括经营亏损在内的风险损失，避免银行破产；另一方面，充足的资本有助于树立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促进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

资本监管是银行监管的核心，银行必须持有超过一定的资本比例，以减少单个银行破产的概率，提高银行业整体稳定和金融安全。下面主要介绍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统一标准《巴塞尔协议》的发展过程。

1.巴塞尔老资本协议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了资本监管协议，俗称老资本协议。协议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确定监管资本的构成，即核心资本、附属资本、次级资本三部分；二是规定了资产的风险权重，即根据不同的资产性质和类别，将资产分类0%、10%、20%、50%、100%五个权重，用于计算加权资产；三是将表外业务纳入监管范围；四是规定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在该协议公布之后的几年里巴塞尔委员会又根据市场发展进行了几个修订，如1996年的关于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补充规定等。总之，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出台使得国际上对银行风险的关注度大大提升，使监管者开始对银行进行动态监管，有利于各国银行的国际比较，有利于商业银行的公平竞争。但是1988年老资本协议仅仅考虑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没有考虑其他风险，如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其采用的OECD俱乐部做法明显不合理，即对经合组织成员国分配0%的风险权重，对非组织成员国（如中国）给与100%的歧视性风险权重。

2.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日新月异，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老的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的约束有效性已经大大降低，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必须对老的资本协议进行大规模修正。

2004年6月，十国集团的央行行长和银行监管负责人一致同意公布《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资本监管制度的新框架，并承诺在本国建议实施这一新制度。这里提到的资本监管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新资本协议的创新点就是建立了“三大支柱”的新资本监管制度：

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银行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本，以应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针对信用风险评级，新协议创新地使用了两种方法，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标准法主要采用在外部评级机构做出外部评级的基础上计提资本，新协议取消了经合组织法，引入外部评级来区分不同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是新协议的核心内容，通过计算银行的预期损失(EL)和非预期损失(UL)来推测银行的潜在经济损失，从而计提应具有的资本。

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银行对资本充足率达标负有主要责任，对充足水平进行评估，确保保持相应的资本水平；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估银行的资本评估和战略，以确保银行达到监管要求的能力；监管当局应不满足于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应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为防止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到最低要求以下，监管当局应提前采取干预措施，若银行不能保持或恢复资本水平，监管当局应该要求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要求银行对其风险概况和资本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监管当局应制定一些措施来要求银行遵守信息披露规定，这一点旨在提高市场参与者的能力，阻止银行不合理地承担风险。

3.新资本协议实施现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是所谓的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lyActiveBanks），以及银行集团。按照新协议确定的时间表，十国集团2007年初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高级方法可以推迟到2008年初实施。根据欧盟规定，不属于十国集团的欧盟成员国也必须在2007年初实施新资本协议；非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发达市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为提升银行竞争力，维护地区金融稳定，将同步实施新协议。日本与2007年3月开始实施。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都表示，将在2006年后的几年内实施新协议。金融稳定学院的调查结果表明，全球近100个国家/地区表示，在2006年后的几年里陆续实施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取代1988年资本协议成为新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是大势所趋。

二、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过程：

我国的银行业监管起步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后，从法律上赋予了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审批金融机构和业务、进行稽核检查监督、要求金融机构按规定报送报表、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等一系列的监管权利。但从法律界定的职责和监管实践来看，这一时期银行业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准入和合规检查。

1994年开始，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我国开始探索风险监管的新方法。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广贷款质量五级分类，信用风险渐渐成为监管的重点。但是，由于缺乏成体系的监管思路，风险监管并未全面推开，监管人员对风险监管的理念只是有所了解，尚未深入人心。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监管理念，在加强银行合规监管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风险防范和化解上。为了加强监管信息系统建设，2003年11月4日，银监会启动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信息系统（“1104工程”）的建设工作，致力发展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的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2004年，银监会在借鉴美国和香港做法的基础上，在外资银行监管中率先引入了风险为本的概念，搭建了由了解机构、风险评估、有针对地确定监管规划和资源分配、实施现场检查和ROCA/CAMELS+评级、采取监管措施和持续监管等一系列步骤组成的框架，从监管方式上初步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也为我国建立有效的银行业监管体系做出了有益尝试。

三、中国对巴塞尔新协议的态度和实施现状

2007年2月，中国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明确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目标、指导原则、实施范围、实施方法及时间表，构建了未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总体框架，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工作由前期的研究论证阶段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由于新资本协议主要是针对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国际活跃银行，因此对非协议针对范围内的银行没有约束力，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我国银行业总体资本充足率还比较低，业务规模、风险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还不能明显跟上国际银行业的标准，我国银行业目前采用的还是“两步走”和“双轨制”来应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两步走”就是先执行好1988年资本协议，商业银行应该首先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要求，大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在过渡期结束时（2007-01-01），保证大多数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或者超过8%的水平，与此同时鼓励大银行开发内部评级体系，当条件成熟时采取内部评级法进行资本监管。

“双轨制”就是将来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不搞“一刀切”，具备条件的大商业银行采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资本监管，对其他银行，继续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资本监管。

中国银监会目前的工作主要是促进银行深化改革，加强风险管理，力争2010年大型银行实行新协议。银监会将于2008年底前，陆续有关新资本协议实施的监管法规，修订现行资本监管规定，在业内征求意见。于2009年进行定量影响测算，评估新资本协议实施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在实施新协议之前，对大型银行全面审查其方案，验证银行的资本计算模型，审批银行提出的实施方案。新资本协议银行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如果届时不能达到银监会规定的最低要求，经批准可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底。

四、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影响和对今后银行资本监管的建议

实施新资本协议是一项目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至少包括：起草“三大支柱”相关的监管规章、组织商业银行进行定量影响测算、考察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接受银行的申请等。总的来说，新资本协议更具有风险敏感性、更符合市场创新发展需要的监管制度的意义相当重要，但是实施过程中对商业银行体系风险管理制度的完善作用更为重大。通过新资本协议的实施，银行将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更加精细地追踪、识别、计量、管理风险。

篇3

关键词：支付机构；监管；客户备付金；净资本

JEL分类号：E5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7-0064-04

一、问题的提出

支付机构的自有资本不但是其设立与经营的基础，也是维护自身信誉、抵御和防范风险的保证。资本监管是审慎金融监管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是衡量单个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稳健性的重要指标。我国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早已建立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监管体系（巴曙松，2004）。20世纪90年代，我国银行业引入资本充足率管理，证券业在2001年引入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管体系，信托业在2010年建立净资本和风险资本管理体系（李要深，2010）。

资本充足管理中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Ratio）是指机构持有的符合规定条件的资本与机构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其中风险加权资产（Risk-Weighed Assets）是指对机构的资产加以分类，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风险性质确定不同的风险系数，以这种风险系数为权重求得的资产。净资本（Only Capital）是指根据机构的业务范围和资产的流动性特点，在净资产的基础上对资产等项目进行风险调整后得出的综合性风险控制指标。净资本反映了净资产中的高流动性部分，表明机构可变现以满足支付需要和应对风险的资金数量。通俗地讲，净资本是假设机构的所有负债都同时到期，现有资产全部变现用以偿付所有负债后的金额。支付机构较少持有涉及汇率、利率及其他衍生产品合约的风险资产，本文对支付机构的资本充足监管主要指净资本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支付机构的实缴货币资本也有所要求。《办法》对支付机构的资本方面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支付机构获得支付业务许可所需的最低实缴货币资本要求；二是支付机构日常经营过程中客户备付金余额与实缴货币资本的比例关系；三是累计亏损超过实缴货币资本的50%时，支付机构应退出支付服务市场。

虽然《办法》对支付机构的资本方面有所要求，但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办法》对支付机构的资本监管采用历史的、静态的监管模式。《办法》以支付机构初始实缴货币资本作为后续考核的基础，并未考虑支付机构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资本保全程度与支付业务规模的关系。依据《办法》规定，支付机构在市场准入时应当满足最低的资本要求，但其在日后的经营过程中，除非支付机构出现严重亏损，否则不会退出支付服务市场。即使支付机构出现较严重的资本不足，仍然可以提供以原实缴货币资本为基础支持的业务规模，即允许支付机构接受客户备付金的日终余额为历史实缴货币资本的10倍，但此时支付机构的资本可能已难以缓冲或应对外部流动性变化等冲击。

二是《办法》未对支付机构建立一个全面的风险控制体系，尤其是对自营业务风险的控制，可能危及客户备付金安全。虽然《办法》及《支付机构备付金存管暂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国人民银行，2012）均强调了“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不属于支付机构自有资产，禁止支付机构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备付金”，但是，即使监管当局能督促支付机构对客户备付金实施严格的存管，但现有的实缴货币资本对于客户备付金余额充足的规定，只是一种局部的风险控制措施，支付机构仍可能通过自营业务将风险传染给备付金业务。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作为支付机构的负债，备付金的债权人和其他普通债权人在支付机构破产清算时属于同一级别的债权人，并没有优先清偿权。支付机构若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业务，且经营失败，在破产清算时，该业务的债权人与备付金债权人对备付金银行存款的求偿权位于同一优先层次。

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对支付机构的实缴货币资本监管只是会计资本监管，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充足监管，并没有规定支付机构审慎经营、维持支付体系稳定而必须持有的最低资本。

二、实施资本充足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一）由于无法完全阻绝挪用客户备付金，保障备付金安全的需要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支付机构将客户备付金与自有资金分户存放，鼓励备付金存管银行为支付机构的支付账户建立管理账户，引导存管银行通过核验备付金银行账户余额与管理账户余额之间的勾稽关系及提供银行端的管理账户余额查询方式来防范支付机构挪用客户备付金。但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在不丧失支付机构提供的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价值前提下，存管银行仍无法实时发现支付机构是否挪用客户备付金。目前，最佳的备付金存管模式也只能在日终备付金存管银行和支付机构对账时才可能发现支付机构是否挪用客户备付金。因此，为了充分保障客户备付金的安全，应当对支付机构的资本充足水平实施有效监管。

事实上，某些金融机构即使实现了自有资金与客户资金的分户存放，但仍然引入净资本监管模式，如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与自有资金已相互隔离，且《证券法》第139条规定“证券公司破产或者清算时。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不属于其破产财产或者清算财产，非因客户本身的债务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不得查封、冻结、扣划或者强制执行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但监管当局仍早在2001年就引入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控体系，又如《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与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相隔离，但监管当局也于2010年引入净资本监管模式。在现有备付金存管模式无法完全保障客户备付金不被挪用，且在法律层面并没有保障客户备付金安全的特别条款下，更有必要在支付机构行业引入净资本监管模式。

（二）自营业务可能危害客户备付金安全

针对目前国内中小企业乃至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部分支付机构提供了针对卖家的信贷服务，以支付宝的卖家信贷为例，“支付宝推出的卖家信贷服务是一项以淘宝卖家信用为基础，以支付宝交易为质押的信贷服务。符合信贷标准的淘宝卖家，以其已成交而没收到货款的交易为担保，以卖家个人名义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用于解决个人的短期资金需求”。但在卖家无力偿付所借款项，且由于各种原因交易被撤销时，支付机构得替卖家向银行偿付款项。刘颖等（2011）指出“这种信贷业务属于商业银行的保理业务，保理业务是一项集商业资信调查、应收账款管理、信用风险担保及贸易融资于一体的新兴综合性金融服务”。曹红辉（2009）认为，银行之所以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没有信用”，但这不是说中小企业就不诚信，而是它们的信用信息严重不足。而支付机构的信用体系则提供了银行无法覆盖的这类企业的信用记录。尤其这些信息数据不仅有企业的静态信息，更重要的是有动态的交易信息，可以实时掌握企业的信用情况。一些支付机构在上述业务模式的基础上，演化出更为激进的网上小企业融资模式，如直接向卖家拆借自有资金，甚至有个别支付机构直接向卖家出借客户备付金。

支付机构无论采用上述哪种业务模式参与中小企业融资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支付机构利用在支付业务中掌握的信息参与中小企业融资，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尽管一笔支付的实现分为交易、清算和结算三个标准化过程，但支付服务所涵盖的内容不仅包括实现支付所需的三个标准化过程，还包括交易前和结算后提供的服务。对支付信息的加工和分析属于结算后服务。因此，支付机构利用支付服务过程中获得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将自有资金交付商业银行委托贷款，属于广义的结算后服务。支付机构若将自有资金直接拆借给卖家，由于支付机构的职能定位为支付服务提供商，其职能上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关资质不完备，如果在业务中出现法律纠纷将引起各方争议。至于支付机构将客户备付金直接拆借给卖家，则是违反客户备付金监管规定的行为。

虽然支付机构提供的这些自营业务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隐含的风险，可能对客户备付金安全的损害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有必要引入以净资本为核心的支付机构风险监控体系，将支付机构自营业务可能对客户备付金的危害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

三、支付机构净资本计算规则

支付机构的净资本是在净资产的基础上对资产、负债等项目进行风险调整后得出的综合性风险控制指标，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净资本=净资产一应收项目的风险调整一金融产品投资的风险调整一其他流动资产项目的风险调整一长期资产的风险调整一或有负债的风险调整/+监管当局认定或核准的其他调整项目。在计算净资本前，支付机构应确保各项资产的减值准备提取的充足性和合理性。支付机构净资本计算时应特别关注以下项目：

1、支付机构应对利用自有资金为卖家提供的委托贷款计提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其中一般准备是指支付机构按照一定比例从净利润中提取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而专项准备是指支付机构对各项委托贷款预计可能产生的损失计提的准备。支付机构对于计提一般准备作为净利润分配处理，而计提专项准备会增加支付机构的费用，减少其资产价值。专项准备计提的方法、比例可参照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各类贷款计提专项准备的方法与比例。一般准备作为支付机构的附属资本，应计入支付机构的净资本，而专项准备不得计人净资本。

2、支付机构应根据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按照账龄的长短和可收回情况采取不同比例进行风险调整。应收款项的账龄应当从业务发生时点起算，如证券公司的净资本计算规则规定“应收账款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对净资本余额的）扣减比例为账面价值的10%，账龄在一年至二年的，扣减比例为50%；账龄在二年以上的，扣减比例为100%”。支付机构利用自有资金为卖家提供的委托贷款也属于支付机构的应收款项，应根据类似规则对净资本余额进行调整，但账龄的间隔时间段应明显短于证券公司。支付机构的应收款项中属于应收股东及其关联公司款项的，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出资人把出资资本抽回，应百分之百地从净资本余额中扣除。

3、支付机构利用自有资金进行金融产品投资的，应当区分金融产品的类别，按其账面价值的一定比例从净资本余额中扣减。投资的金融产品可以参考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规则对金融产品的分类（包括股票、基金、短期融资券、国债、企业债、可转债、金融债、权证、信托产品等10多种），按风险大小确定具体的扣减比例，如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短期融资券、国债、特种金融债的扣减比例较低，而信托产品则扣减的比例较高。

4、对于流动性较低的非流动资产处理。在计算支付机构的净资本时，对于一些流动性较差，难以迅速变现应对流动性冲击的非流动资产，如长期债权投资（不含金融产品投资）、固定资产（除所有权权属明确的房产）、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清理、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抵债资产、递延税款借项，应按较高的账面价值比例从净资本中扣除。

5、支付机构在计算净资本时，应充分披露机构期末或有事项的性质（如未决诉讼、未决仲裁、对外担保等）、涉及金额、形成原因和进展情况、可能发生的损失和预计损失的会计处理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一或有事项》的规定，对于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公司的或有事项，应确认为预计负债；对于不是很有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公司的或有事项，在计算净资本时，应按照一定比例扣减或有负债。

四、实施净资本监管应注意的问题

（一）净资本监管是全程的、动态的监管

监管当局可以按照分类监管原则，根据支付机构提供支付服务的业务种类、公司治理结构、内控水平和风险控制情况确定不同的最低净资本要求。监管当局还应当以净资本为核心设计一套非现场监管指标，当支付机构风险控制指标达到预警标准或不符合规定标准时，监管当局应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支付机构自身也应当根据资产负债状况和业务发展情况，建立动态的风险控制指标监控和资本补足机制，确保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在任一时点都符合规定的最低标准。

（二）建立从事支付业务相关资格的审计制度

在支付业务许可过程中，发现购买审计意见的现象较频繁，为实现对支付机构的有效非现场监管，应当参照证券业建立的证券相关业务资格审计制度，建立从事支付业务相关资格的审计制度。支付机构应当聘请具有相关支付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年度净资本计算、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进行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应当勤勉尽责，对支付机构净资本计算、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审计，并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三）净资本监管与备付金存管的关系

净资本监管主要针对支付机构的自营业务及为抵御各项业务不可预期损失的需要，为客户备付金建立安全缓冲。监管当局对支付机构实施净资本监管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保障客户备付金的安全。对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实施存管则是为了防范支付机构挪用客户备付金、保护客户备付金安全的直接措施。净资本监管与备付金存管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但在现阶段，建立有效的备付金存管模式更为迫切，待备付金存管模式建立后，监管当局即可引入以净资本为核心的支付机构风险监控体系。

篇4

关键词:市场风险资本监管新资本协议内部模型法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4-031-04

一、 引言

自从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以下简称资本协议)以来,对银行持有的资本金实施更为精细化的监管已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一种趋势。看似简单的资本协议实际上在银行资本监管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重新制定了资本充足率标准,将表内外所有资产纳入考虑范围,统一计算出风险加权资产。与之前仅仅考虑表内总资产量的标准相比,资本协议首次尝试将风险引入资本充足率的计量中,从而极大激发了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意识,显著提高了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

在资本协议颁布后,巴塞尔委员会对其进行了多次修订,并于2004年6月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继承并强化了资本协议立足于风险的资本监管理念,大幅改进了资本监管技术,建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三大支柱对银行资本实行多层次的有效监管,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和灵活性,使银行资本精细化管理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新资本协议得到了许多国家、地区监管机构和银行业界的普遍认可。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近百个国家、地区明确表示实施新资本协议。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2月印发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的通知,将新资本协议实施正式提上日程。依据该通知的有关规定,新资本协议银行 将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其他商业银行(含外国银行子行)则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制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时间表。

近几年来,新资本协议在我国得到了监管机构、银行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关于新资本协议及其对我国银行资本监管影响的文献也比较丰富[1],但针对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市场风险方面的内容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现阶段,尽管信用风险依然是我国商业银行最大的风险来源,但市场风险的重要性已不可忽视。其一,中资银行资产规模自2003年股份制改造以来发展迅速。伴随着总资产规模的扩大,中资银行持有的按市价计量的投资(包括交易类证券及可供出售证券)的绝对规模亦快速增长。再者,近年来我国各大商业银行逐渐从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转向综合经营模式,成立银行系金融控股公司,设立投行部门,通过并购、新设等方式相继进入基金业、证券业、信托业等,并大力发展国外分支机构,实现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大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将显著提高。另外,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令全球众多的金融机构遭受到巨大损失,而大部分的亏损实际上来自于交易账户。以上种种凸显了对市场风险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性。

本文在全面梳理巴塞尔委员会的市场风险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察市场风险内容在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框架下的发展轨迹,探索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市场风险的资本监管思路,分析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并希望通过此研究为我国2010年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提供帮助。

二、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1988年推出的资本协议仅考虑了信用风险。巴塞尔委员会于1996年对资本协议进行了补充,发表了市场风险修正案[2],将市场风险纳入到资本协议框架内实行资本监管。市场风险修正案主要表述了以下内容:

(一)将市场风险定义为由于市场价格变动引发银行表内外资产减值或负债增值,从而导致损失的风险。

(二)为了更准确地计量市场风险,划分出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 ,界定了要求计量并为之计提资本的市场风险范围,即交易账户的利率风险、股票风险以及所有账户的外汇风险、商品风险。

(三)将交易账户利率风险和股票风险进一步分解为一般市场风险和特定风险分别予以计量。一般市场风险指的是市场利率或股市变动给银行相关的资产组合整体带来的风险。特定风险指的是单只债券或股票在一般市场风险之外的价值波动造成的风险。

(四)提出了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以下简称内模法)两种备选方法计量市场风险和相应的资本,两种备选方法中可任选其一,也可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混合使用进行计量。内部模型指的是风险价值(VaR)模型。

(五)使用内模法的银行必须对内部模型实施返回测试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验证结果的好坏将直接通过乘数因子作用在所需计提的风险资本上。此外,使用内模法的银行必须设有严格全面的压力测试程序用以评估银行资本是否足以覆盖潜在的重大损失。若使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对于压力测试没有提出明确要求。

(六)用于覆盖市场风险的资本构成除了资本协议规定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资本之外,增加了短期次级债为第三类资本。

从资本协议框架下市场风险的角度看,市场风险修正案的推出是最重要的一块里程碑,完成了从无到有的重大转变。市场风险修正案出台至今历经多次修订[3-5],先后形成了1997年修正案和2005年修正案,但上述6项主要内容所构建出来的市场风险计量及资本监管的框架基本未变,原样保留下来。

始于200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资本协议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促使巴塞尔委员会于2009年7月接连了《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修订》(以下简称2009年框架修订)[6]和《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量指引》[7],对新资本协议下的市场风险监管框架进行了迄今最大幅度的修补和完善。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

1.将压力风险价值(stressed VaR)新概念引入到资本计量中。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框架下的监管资本计算公式中增加了一项,变为max{VaRt-1;mc;VaRavg}+max{sVaRt-1;ms;sVaRavg},其中sVaR 表示压力风险价值。压力风险价值是指压力情景下的风险价值。具体来说,银行首先需要判别其投资组合处在压力之下的连续一年的历史时间区间,然后采用该时间区间内的相关市场风险因子数据作为输入参数对其投资组合计量压力风险价值。

2.提高了以内模法计量特定风险的准入标准。银行除了需要满足2005年修正案中针对内部模型的6项前提条件之外[5],还要掌握计量没有被模型捕捉到的违约及信用评级迁徙风险(定义为新增风险)的方法论。关于如何计量新增风险巴塞尔委员会并没有给出硬性规定,但通过《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量指引》一文指定了需要以新增风险资本进行覆盖的头寸和风险范围,同时要求新增风险计量方法要和新资本协议框架下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同样稳健可靠,并可反映集中度、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若银行开发的内部模型不能全部满足该6项前提条件,或者银行无法提供令监管机构满意的新增风险计量方法,则只能使用标准法计量特定风险。

3.扩展了特定风险的覆盖范围。除了将新增风险的内涵从违约风险扩展至信用评级迁徙风险之外,还要求银行对其持有的关联交易组合额外计提资本予以覆盖。标准法中对于如何计量关联交易资本进行了补充说明。同时允许关联交易活跃的银行在满足一定条件下 使用内部开发的方法计量关联交易产品全面的价格风险。对于无法应用内部方法计量风险的关联交易头寸,必须使用相应的标准法计提风险资本。

以上这三个方面的重大修订,体现出金融危机之后市场风险计量及资本监管的发展趋势:一是对银行的交易账户头寸实施更加审慎的资本监管;二是强化了市场风险框架下信用风险的计量;三是加强了对流动性风险的考量。

三、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中国银监会紧跟巴塞尔委员会的步伐,顺应金融危机后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发展潮流,于2010年正式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资本计量内部模型法监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全面反映出了2009年框架修订中的新变化。这对我国目前正在积极准备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商业银行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其一,商业银行为抵御市场风险而持有的监管资本将大幅上升。一方面由于在内模法框架下引入了新增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导致监管资本所需覆盖的风险范围相应扩大。另一方面,监管资本计算公式中增加了压力风险价值项,更是直接大幅提高了监管资本要求。在此之前,压力测试虽被视为是对风险价值模型的补充,但其结果一般只用于评估在极端的市场环境下银行的资本是否充足,并没有被纳入最低监管资本范畴。在当前的资本监管要求下这一状况已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压力风险价值实质上是将压力测试的概念引入到了风险价值模型中,即以风险价值模型的方式进行压力测试。根据上文中其定义不难看出,压力风险价值与风险价值的计算方法完全相同 ,区别在于对历史情景的选择上。计算风险价值时所选择的历史情景应能良好地反映未来的市场环境,这样才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风险。而计算压力风险价值时规定使用对交易账户头寸产生压力的历史情景,并不考虑该压力情景是否会在未来发生。由此计算得到的压力风险价值在数值上将大于风险价值,从而导致当前的监管资本较之前至少增加了一倍。

其二,商业银行在开发内部模型的过程中将面对新的挑战。《指引》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模型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模型能够对交易账户信用风险实施更为精细化的计量。交易账户所涉及的信用风险主要包括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债券等信贷类资金业务的信用风险两类。其中,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源自于交易账户的衍生产品。业界普遍采用当前敞口法,通过估算合约当前及未来的市值对其进行计量。我国商业银行持有的大多为标准衍生产品,结构简单,比较容易实现准确计量。债券的信用风险又可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蕴含在一般市场风险当中,可以通过收益率曲线或信用息差曲线来进行计量。另外一部分就是与每单只债券挂钩的特定风险。因为市场上并不存在为单只债券量身定做的收益率曲线,所以与蕴含在一般市场风险中的信用风险相比,特定风险的计量难度要大得多。在实践中,风险价值模型往往无法捕捉到全部的特定风险,需要辅以其他的方法进行计量。这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其三,商业银行新建或改造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任务更为艰巨。市场风险管理是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市场风险的全过程。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准确计量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市场风险计量严重依赖于高质量的数据和可靠的信息系统,而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两个环节上相对比较薄弱,亟待加强。实施新资本协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的发展。但是应该看到,信息系统从建成运行到形成有效“战斗力”并非易事,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真正融入到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中。尤其是在数据管理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商业银行“欠账”较多,风险管理所需数据分散在前台多个交易系统中,整合难度很大。《指引》扩大了内部模型需要覆盖的风险范围,也就提高了对于数据管理的要求。

四、关于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若干建议

目前,我国银监会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工作。在市场风险方面,银监会先后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市场风险资本计量内部模型法监管指引》等多项有关文件,搭建了针对市场风险的监管体系。该监管体系以巴塞尔委员会最新推出的2009年框架修订为主要依据,但简化了对于特定风险的处理。笔者就实施新资本协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我国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因此达标切忌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新资本协议是对国际活跃银行多年管理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内容庞大复杂,我国银行业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全盘遵照执行。考虑到以上两点,笔者建议新资本协议银行应当深入领悟新资本协议和银监会有关指引的精髓,实施中注重从全局着手,把握实质,建立符合新资本协议精神的风险管理体系,但并不需要太过注意细枝末节。这是因为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成本巨大,过于追究细节可能会得不偿失,而立足于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往往事半功倍。应用到市场风险方面,建议在充分体现审慎和全面的核心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放松对具体风险测量技术手段的要求。举例说明,在建立计量市场风险的内部模型时,应尽可能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更多的因素考虑进来,这是未来市场风险计量与管理发展的大方向。但对于内部模型中所涉及的具体的利率模型、信用模型等,选取原则应越简单越好。

(二)我国商业银行应当特别注意加强数据管理工作。这里“数据”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数字化数据和非数字化信息。在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过程中,我国银行业普遍感到最头疼是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方面的问题。数据是风险计量的基础,数据缺乏足够的粒度、深度、广度或历史积累毫无疑问将会导致风险计量的偏差。当前,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正处在从单一依靠主观判断到量化分析技术与主观判断并重的转型期,建立起完善的数据管理机制是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磨刀不误砍柴工”,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数据基础建设方面下足功夫。

(三)我国银监会并不要求新资本协议银行之外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在现阶段实施新资本协议。但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来说,这并非意味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新资本协议代表着当前最先进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非新资本协议银行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灵活性高,可塑性强,应当把握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成本主要集中在信息系统的建设上,笔者建议非新资本协议银行先从实施成本较低的管理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的改良入手,并对数据管理进行前瞻性规划,为日后实施新资本协议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虽然中国商业银行的资金业务量逐年增长,但由于受定价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所做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是面向简单产品类,对于复杂衍生产品或结构化产品领域则不敢过多涉足。笔者建议条件成熟的银行当以实施新资本协议为契机,在风险管理实践中兼顾业务发展需求,通过对定价模型的研究努力提高定价技术能力,积极拓展自营、代客及做市商等业务范围,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盈利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罗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文献及评述”[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BCBS, “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1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S], 1996

3.BCBS, “MODIFICATIONS TO THE MARKET RISK AMENDMENT, Textual changes to the Amendment to the Basle Capital Accord of January 1996”[S], 1997

4.BCBS, “The Application of Basel II to Trading Activities and the Treatment of Double Default Effects”[S], 2005

5.BCBS, “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S], 2005

6.BCBS, “Revisions to the Basel II market risk framework”[S], 2009

7.BCBS, “Guidelines for computing capital for incremental risk in the trading book”[S], 2009

篇5

关键词：资本监管；资本约束；银行风险承担

一、资本监管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

近年来，国外有关资本要求对银行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 基于资产组合的方法，分析资本约束下银行的投资组合选择；2. 强调面临道德风险问题的银行动机；3. 最近考虑到逆向选择、银行性质差异等问题的一些理论框架的应用。理论界一致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会在近期导致贷款规模的下降，以及市场贷款利率的上升。而在更长的期限里，资本充足率监管可能会提高银行的资本比率，信贷规模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但对于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的边际选择会有何种影响，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也可以归于以上几个方向，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

1、资本约束对资产组合（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

在资本约束对资产组合影响的研究中，最突出的是Kahane (1977)，Koehn和 Santomero(1980)，以及Kim和Santomero(1988)的分析。Kahane，Koehn 和Santomero考虑的是一个均方差资产组合选择模型。他们认为，假如一家银行完全不厌恶风险，在面临更高的资本要求时，它会选择更高风险的资产组合。因此，他们的分析认为，资本要求对银行体系整体稳定性的影响，取决于银行体系内风险厌恶的分布状况。而Kahane(1977)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不能降低银行资产组合的整体风险，除非银行的资产组合的构成也受到监管。Kim和Santomero(1988)用风险加权资产扩展了前面的研究，他们认为，只要风险权重设置得当，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当代模型在研究银行根据资本要求对资产负债表所做出的调整时，主要集中于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果，而且通常都包含了动态的因素。例如，Estrella(2004)拓展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允许银行调整其负债结构。模型里的银行面临着新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的约束，并且银行所做出的是“阶段性”的决策。Blum(1999)则运用跨期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存在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时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他发现，假如在两期都以资本要求来约束银行，则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果不确定。Milne(2002)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带来的激励效应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为大多数文献都假定资本要求是一种事前的约束。而通过强化监管惩罚，可以减少银行承担风险的行为。Yilmaz(2009)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分析银行的资本决定，以及这一决定对银行违约风险及贷款的影响。研究表明，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同时改变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的构成。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研究资本监管与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风险承担及银行破产概率的影响。学者们以在险资本效应的理论分析为基础，认为中国在引入《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监管的制度以后，资本约束迫使银行以自身资本承担损失，可以强化对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赵锡军，王胜邦，2006) ，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避免银行规模的片面扩张，从而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马蔚华，2005；于立勇，曹凤岐，2005) 。但研究这一现实问题的文献对于资本充足监管能否有效促使中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和降低资产风险，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吴栋，周建平，2006；朱建武，2006) 。

2、资本监管与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

有关银行资本的理论越来越关注及道德风险问题对银行的资本选择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显然，当银行受到资本要求的约束时，监管者决定的资本与市场资本并不相等。Cooper和Ross(2002)关注的是负债，他们使用基本的DD两期消费模型，来评估银行在易于遭受流动性危机和银行挤兑的环境下，存款保险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相对于存款水平足够高的资本要求，可以让银行选择更安全的资产，从而减轻存款人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Dowd(2000) 引入了一个提供资本并收取流动性保险费的第三方，重新评估了先前DD模型有关设置存款保险的提议。他认为维持足够的资本缓冲，实际上可以完全解决Diamond和Rajan所强调的金融脆弱性问题。Marini(2003)在Dowd分析的基础上，也主张在市场上筹集资本的银行不会经历破产危机。他们两人的主张表明，由市场决定的银行资本水平可以替代监管和金融安全网。

3、考虑到逆向选择、银行异质性的理论研究

最近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逆向选择问题会如何影响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果，以及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环境下，银行间的差异会如何影响市场产出，市场调整反过来会如何影响各类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反应。Thakor(1996)关注的是银行在面临逆向选择的可能性时，对未来的借款人加以筛选的意义。他同时考虑了存在一家垄断银行和许多的代表性银行的两种情形。Morrison和White(2005)探讨了监管当局的筛选能力对最优资本要求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假如监督成本足够低，未加监管（没有市场准入限制）的银行体系可能会有效率（只有拥有监督项目能力的健全人才会开办银行）。因此，假如监督成本超过了符合效率的临界值时，监管当局可以凭借资本充足要求，通过筛选和颁发许可证来限制准入，以及（或者）对银行的审计，从而有可能增进效率。

因为现实中的银行管理能力和利用各类技术的能力各异，所以有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了银行的异质性。Kopecky和VanHoose (2006)考虑了一部分银行监督贷款，以防范道德风险，而另一部分银行不对贷款加以监督的情形。他们的研究发现，当资本要求突然完全或部分对银行体系加以约束时，信贷规模会收缩，但是进行最优选择以监督贷款的银行的均衡份额也会下降。因此，从净效应上来看，总体贷款质量可能提升，也可能下降。Boot和Marinc (2006)考察了不同银行在监督技术方面花费大量投资的情形。他们的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监管对总体贷款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曹艳华(2009)以中国商业银行2004～2007年的年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对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于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监管压力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当资本充足率小于8%时，监管惩罚压力会显著降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风险；而城市商业银行不论其资本状况如何，资产风险都显著降低，同时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内生稳定性。

二、资本监管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正因为理论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一些学者转而从实证的角度，探讨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的影响。Shrieves和Dahl(1992) 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巴塞尔协议监管下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银行资本和资产风险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银行提高资本的同时会增加对风险资产的投资，从而减弱了资本要求的政策效果。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Jacques和Nigro (1997) 对巴塞尔协议实施初期的美国银行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要求能够有效地增加商业银行资本和降低其资产风险。Godlewski (2005)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表明，巴塞尔协议有助于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没有发现银行资本与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Jablecki(2009)研究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行为和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认为，巴塞尔协议在迫使所有G10国家的商业银行保持更高的资本比率方面是成功的。然而试验研究也表明，至少在美国银行，巴塞尔协议也激励银行求助于监管资本套利技术，特别是资产证券化。Roy(2008)使用联立方程和跨国经验数据，来考察1988年巴塞尔协议通过后，来自G10国家中6个国家的银行如何调整其资本及风险加权资产。研究表明，只有在美国资本比率较低的银行才会更快增加其资本，然而并未以不同比率调险加权资产。此外，市场约束似乎起到了关键作用，表明市场压力是20世纪90年代银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尝试。蔡永革(2008)运用14家商业银行的实际数据，就《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对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政府注资等外部行为，同时，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压力也不能解释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变化。钱海刚等(2009)对中国14家上市银行2006～2007年的混合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中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并不明显。而吴俊等(2008) 的研究发现：在资本充足监管的强制约束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变动与风险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能够有效地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但对银行的资产风险变动没有显著的影响；银行规模有助银行提高资本和规避风险，但盈利水平对资本变动的影响不显著。杨瑾等(2010)对资本充足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函数分析，并基于中国四大商业银行的数据做了实证研究，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四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影响不确定。同时其实证分析还发现，不存在适用于所有银行的统一的最佳资本充足率和最佳的资本结构。

三、对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的研究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学者纷纷开始关注巴塞尔协议的亲周期性。如Andersen(2011)认为，当前的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的目的，是使银行的资本要求对资产的潜在风险更为敏感，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让银行部门的行为更具有顺周期性。因此，他应用了一个相对来说足够长的详细时间序列数据和一个比以前的研究更全面的模型体系进行了分析。然而他的研究也发现，假如风险权重是基于足够长的观测期（包括经济不景气时期）来确定，就可以有效遏制新巴塞尔协议资本要求的亲周期性。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巴塞尔协议（或是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并提出了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的一些建议。如张宗新等（2011）通过对2001~2009年国内上市银行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具有稳定的资本缓冲计提顺周期行为，但信贷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亲周期性特征，表明监管部门的资本监管政策总体上已经渐进有效；完善逆周期的资本监管机制应成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必要内容。

参考文献：

[1]Andersen, Henrik, 2011. Procyclical implications of Basel II: can the cyclicality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be contained?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vol(7), issue 3, 138-154.

[2]Dowd, Kevin, 2000. Bank capital adequacy versus deposit insur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17, 7-15.

[3]Estrella, Arturo, 2004. Bank capital and risk: Is voluntary disclosure enough?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6, 145-160.

[4]Kahane, Yehuda, 1977. Capital adequacy and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 207-218.

[5]Kim, Daesik and Santomero, Anthony, 1988. Risk in banking and capital regul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43, 1219-1233.

[6]Kopecky, Kenneth and VanHoose, David, 2006. Capital regulation, heterogeneous monitoring costs, and aggregate loan qualit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0, 2235-2255.

[7]Shrieves, Ronald E. and Dahl, Drew ,199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capital in commercial bank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6( 2) , 439-457．

[8]Yilmaz, Ensar, 2009.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gulation.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9, 760-771.

[9]蔡允革：《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西部金融》2008年第10期，第25~27页。

[10]曹艳华：《资本充足率监管压力下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基于不同性质商业银行（2004~2 007）的比较研究》，《金融论坛》2009年第5期，第45～50页。

[11]钱海刚，王常雄等：《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分析――以上市银行为例》，《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4期，第52～56页。

[12]吴栋，周建平：《资本要求和商业银行行为：中国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6年第8期，第144～153页。

[13]吴俊，张宗益等：《资本充足率监管下的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后的实证分析》，《财经论丛》2008年第2期，第36～42页。

[14]杨瑾，霍天翔等：《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基于中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第75～80页。

[15]于立勇，曹凤岐：《论新巴塞尔协议与中国银行资本率水平》，《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第30～37页。

[16]赵锡军，王胜邦：《《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信贷运行的影响――兼论其宏观经济效应》，《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2期，第36-42页。

篇6

关键词：信息隐瞒 资本监管 高级内部评级法　杠杆率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7-044-05

一、引言

2004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尔协议强调了银行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与旧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除了更精细、更全面地评估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等因素外，还提出更复杂、更具风险敏感性的框架、原则和方法。其中，在具体的风险度量上，新资本协议除了沿用区分不同类型资产风险权重的标准法外，还提出了两种基于银行内部自测的评级方法――基础内部评级法(FIRBA)和高级内部评级法(AIRBA)。高级内部评级法的程序是监管部门根据商业银行提供的风险报告，确定其最低资本充足率。然而，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管部门审查能力的限制，追逐利润的商业银行可能隐瞒其真实风险，提供虚假的风险报告，以降低最低资本要求，这将导致资本充足率无法控制银行的风险水平，监管当局提高资本充足率可能强化银行的冒险动机，提高银行失败的可能性+削弱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进而危害银行体系的稳定。按照2007年2月银监会在《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指导意见》，我国将于2010年在主要大银行开始实施(高级)内部评级法，于是，如何约束商业银行的隐瞒动机，强化资本监管的有效性便是需要学术界和监管当局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篇7

诚然，这是银监会的“识时务之举”，是体现宏观调控灵活性、有效性的应急之策，对促进银行业务转型和支持国民经济稳中求进将发挥积极效果。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在实施《通知》、《指导意见》时，有关部门有必要把消极作用考虑得全面、清晰一些，尽可能避免监管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受到损害。

过渡期3年即可

《通知》中，对构成资本充足监管要求四个层次中的第一层次——最低资本要求和核心资本要求未作变通，但对第二层次的储备资本（总量为2.5%）设置了6年过渡期，即要求商业银行2013年增加0.5%，以后5年每年必须增长0.4%，以在6年内把2.5%补齐。其实，6年的过渡期有些过长，3年内、也就是在2015年内实现储备资本2.5%完全达标更为合适，具体额度可由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情况，丰收时多增，欠收时少增。对不能按期完成增资的银行，银监会可按照相关监管法规落实责任追究。

三年调整到位凸显紧迫性，但也有可行性。银监会2012年6月7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后改为到2015年完全满足第一、第二层次的资本监管要求，已整整延后了3年。其实，这3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算起，到2015年已达8年之久，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和部分国家（地区）的经济危机应该能够在2015年前结束，如果迟迟不能结束就说明上述问题可能无解或者说未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答案。尽管美欧等国家目前提出无限期推迟或尚未明确表态未来实施时限，但不排除2013年或2014年在其经济、金融格局缓和、复苏后就立马兑现《巴Ⅲ》的可能性。对中国来说，中国加入WTO的15年过渡期将在2015年宣告结束，中国银行业将与全球主要银行接受同一套国际监管标准。由于话语权、操控权掌握在别国手里，届时如果我国商业银行未达标，将会给这些规则制定者以变本加厉约束我国的口实。这意味着，只有带头落实和遵循国际规则，才能在未来的国际金融舞台上增加话语权和竞争力。而“提前”实施《巴Ⅲ》正是有实力和有诚信的展现，将给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国家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几大银行资本充足率基本达标，只宜向前进，不必向后退。尽管业界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和评价，但实践证明，大型银行并没有因为实行相对严格的“腕骨”监管体系而停滞发展或失去竞争优势，反而因势利导获得了资产、负债、资本、利润、质量、效益的同步快速增长，保持了在国际国内的领先地位。如果不是从2010年下半年起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全面的风险管理和内控规范，可能中国银行业目前的困难、风险、案件、损失会更多、更大。

降低杠杆率、提高充足率是一流银行的正确选择。《巴Ⅲ》的推出就是为了降低杠杆率，设置提高资本充足的门槛，收敛那些以所谓创新（甚至是欺骗）为自己谋求过高利润收益的行为。这对银行业的长远稳健发展是有利的。中国的国有银行改制上市后，已基本认同并遵循上述理念。中国银行业通过市场化融资和内源性增资，能够长期安全运转，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和主导地位，这也是金融体制改革带来的红利。对此红利，银行不能坐吃山空，而是要持续改革，不断扩大和创造新的红利。在这种背景下，保持适当的经营杠杆率和安全的资本充足率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其实，我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连续几年都在两位数以上，并不存在因揭不开锅而无法生存的危机，商业银行只需要放缓过去数年不尽理性、稳健、科学、可持续的发展速度罢了。

差异化监管力戒实用主义

《通知》中，银监会区分已达标银行和未达标银行，分别制订了时间表和提出差异化的监管要求。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银行不满意。尽管监管与被监管始终是一对矛盾，但背后的问题不容轻视。

在我国既有的银行监管法规约束下，对各类商业银行都必须明确，依法经营的底线不能跨越。然而在实践中，越线行为屡禁不止，因为商业银行的逐利本性会驱使或引诱其冒险甚至损人利己。在现实监管背景下，就有许多商业银行与监管当局玩“猫捉老鼠”、“老鼠戏猫”或“老鼠气猫”的游戏，甚至有部分钻孔子、踩红线、在不同监管规则下谋取“监管套利”的案例，值得监管当局和有关银行深思。

建议有关不达标银行要努力早日达标，而不能用监管要求的差异化作为挡箭牌或遮羞布，对自身的不达标心安理得，并寻求政府给予更多的政策保护。达标银行更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用更高标准激励自己、引领同行。对监管机构而言，则要加强法治，减少人治和利益交换，用标准化、公平化取代差异化、特殊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企业效率效益的双向提升。

篇8

关键词：市场风险：监管框架

一、导言

在次贷危机中，银行交易账户资产大幅缩水，流动性不足，给许多银行带来重大损失甚至造成银行倒闭。银行倒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的市场风险管理框架没有捕捉到重要市场风险。为了改进市场风险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先后了3个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重要修订，分别是1996年与2005年的《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修订》(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mcorporate market risks)和2009年的《新巴塞尔协议市场框架修订》(revisions to thebasel ii market risk丘amework)。这些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市场风险监管框架。在次贷危机中，我国商业银行也遭受了损失，2008年

乘数因子由各监管当局根据对银行风险管理系统质量评估情况自行设定，其绝对值最小为3。监管当局根据既往模型的事后检验结果给这个因子一个附加因子，引入内在的正向激励机制以维持预测模型的质量。如果事后检验结果令人满意，附加因子可以为0。要求用模型的银行应使用独立的资本要求涵盖未包括在模型内的债券和股票的特定风险。由于担心模型法低估特定风险，要求使用模型法计算特定风险资本不能低于标准法的一半。

经过对1995年提议再次征求意见，征得10国集团中央银行同意后，1996年1月，委员会正式颁布 了《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修订》和《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事后检验监管框架》，将市场风险正式纳入资本监管框架，要求10国监管当局应最迟在1997年底执行市场风险的资本标准。

三、第二阶段：关注特定风险

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了《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订的修正》，允许满足要求的银行基于模型计提特定风险资本，取消了内部模型计算的特定风险资本要求不低于标准法50％的条款，但达不到要求的银行仍必须用标准法计提特定风险资本。

委员会认为模型不能捕捉到事件风险和违约风险。计量和验证这些风险的方法有很大不同，并且建模仍在快速演化中，还不能设立统一的指引。在银行解释其使用的方法能捕捉事件和违约风险之前，特定风险模型的乘数因子是4。如果满足委员会和监管当局的要求，乘数因子为3.然而，如果未来的事后检测证明模型存在严重缺陷，乘数因子仍为4。

风险价值模型不能完全捕捉交易账户风险，如厚尾、相关性和波动率变化、日内交易风险、特定风险等。随着更多信用风险相关的产品(如cds，cdo)和其它结构产品进入交易账户，这些产品风险结构复杂，并且流动性不足，风险价值模型更难捕捉这些风险。监管套利和公允价值计价使交易账户风险暴露进一步增加。最高4×var的要求阻碍银行改进特定风险模型，因为模型改进反而会增加特定风险资本要求。另外，特定风险模型缺乏统一的标准，各国监管当局的要求存在很大差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证券协会组织于2005年6月了《新资本协议在交易业务中的应用和双重违约影响的处理》，以改进交易账户体制，特别是特定风险处理。

修订标准法特定风险计提，提出对于未评级债券、非合格发行者(包括证券化暴露)、信用衍生品对冲头寸的特定风险资本要求。取消模型法特定风险资本要求乘数因子为4的要求。提高特定风险模型的标准，要求特定风险模型必须捕捉价格风险的所有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反映市场变化和资产组合组成变化。模型必须解释资产组合历史上价格变化，捕捉集中度风险，在不利的市场环境下保持稳健，反映与单个产品相关的基本风险，捕捉事件风险，通过事后检验。应通过压力测试确保特定风险模型考虑var模型没有捕捉到事件风险的影响。银行模型必须保守地估计缺乏流动性的头寸和价格不完全透明的头寸。此外，模型必须达到最低数据标准要求，替代参数仅在现有数据不充分或不能反映头寸或资产组合的真实波动率时使用，并且应审慎使用。要求银行捕获新增违约风险，但是没提出专门的方法，可以是内部模型的一部分，或者是通过单独计算额外要求资本(sur—charge)。当银行通过额外资本捕捉新增风险，应该能证明这种额外资本达到监管要求，但这种额外资本不受乘数因子或监管事后检验约束。要求银行不管使用什么方法计算新增违约风险，须满足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标准，并适当调整以反映流动性、集中度、对冲和期权的影响，内部模型不能捕捉新增违约风险的银行，使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计算额外资本。

2005年11月，巴塞尔委员会将上述两个文件内容汇总，对1996年的市场风险资本协议修改进行了修订，了《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修订》，并编入2006年basel ii综合版中。

四、第三阶段：新增风险和证券化产品的处理

2005年提出新增违约风险资本监管要求后，巴塞尔委员会为了鼓励更多的银行开发内部模型计算新增风险资本要求，2007年1月《交易账户新增违约风险资本计算指引讨论稿》，对银行如何达到新增违约风险模型要求和监管当局如何评估模型进行指导。在次贷危机中，金融机构损失主要来自证券化产品信用评级下降、信用价差扩大和流动性不足。因此，仅仅捕捉新增违约风险是不够的。200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算指引》和《basel ⅱ市场风险框架修订》征求意见，将新增违约风险扩展为新增风险，包括违约风险和迁徙风险。2009年1月再次征求意见，并于2009年7月《basel ⅱ市场风险框架修订》和《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算指引》最终稿。新的市场风险框架主要变化在补充压力var(stressed value-at-risk)、新增风险模型要求和证券化产品的处理上。

次贷危机中，许多银行交易账户损失远高于计提的资本，也就是说计提的资本不能抵补风险。于是，巴塞尔委员会要求银行计算压力状态下的风险价值，降低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压力var是根据连续12个月重大金融亏损历史数据10天持有期、99％置信水平单尾风险价值。这一年的压力期应经监管当局批准和定期检查。补充压力var后，银行必须达到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前一日var与前60个营业日日均var均值×乘数因子中的较大值+最新可得的压力var值与前60个营业日压力var均值×乘数因子中的较大值。

新增风险包括非证券化产品的违约风险和信用迁移风险。新增风险主要是为了弥补风险价值(var，99％，10天)模型存在的缺陷。新增风险资本要求代表了对资本计划期为一年、置信区间为99.9％的非证券化信用产品的违约和信用迁移风险，并同时考虑个别头寸和组合头寸持有期，最低持有期为三个月。新增风险的资本要求为前12周平均新增风险和最新新增风险的较大者。巴塞尔委员会认为目前的技术不能充分捕捉证券化头寸风险，在技术达到满意之前。证券化头寸(关联交易组合除外)仍用标准法计提资本，不允许将证券化头寸纳入新增风险模型。

证券化产品同传统债券不同，价格同基础债务人违约呈非线性关系，模型难以捕捉到其特定风险。为此，巴塞尔委员会要求，除了关联交易组合外，证券化产品即使包括在var模型中，也必须用标准法计提资本。对于评级的证券化头寸，分别规定了实施标准法和模型法银行不同外部信用评级证券化暴露和再证券化暴露的特定风险权重计算资本要求：对未评级证券化头寸，分别规定了实施内部评级法和标准法银行计提资本的方法：还规定n次违约互换的特定风险资本计提办法。

关联交易组合被定义满足下面条件的证券化暴露和n次违约信用衍生品的组合：一次证券化暴露和按比例分层的证券化暴露的n次违约信用衍生品；单名参考实体。在标准法下，关联交易组合特定风险资本等于是多头和空头特定风险资本计提净值中数额较大者，其一般风险可以抵扣。在模型法下，经监管当局许可，银行可以将关联交易组包含在其模型中，不仅仅要充分捕捉新增风险，而是所有价格风险、即综合风险。综合风险包括双重违约风险、信用价差风险、基差风险、隐含相关性波动、回收率波动和对冲的收益、风险和成本。用模型计算关联交易组合综合风险的银行应每周进行一次压力测试，监管当局可以对综合风险计量有缺陷的银行增加补充资本要求。综合风 险资本要求是前12周综合风险平均值和最近综合风险的较大者。

五、结论

通过分析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其发展的特征：市场风险头寸不断细分，市场风险的认识逐渐清晰，风险计量技术显著提高。

1993年《市场风险监管措施》将市场风险界定为交易账户债券、股权风险和所有外汇风险，1996年将商品风险也纳入在内，并在标准法中把期权头寸单列计算。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把证券化产品与非证券化产品区分开来，在证券化产品中又将关联交易组合作为例外处理。开始仅将利率风险和股权风险分为特定风险和一般风险。2005年，认识到在var外存在新增违约风险。次贷危机显示出信用评级下降也带来巨大市场风险，将新增违约风险扩展为新增风险，包括新增违约风险和迁徙风险。证券化产品风险结构复杂，对于相对简单的关联交易组合，计算综合风险，对于更复杂的其他证券化产品，由于受模型捕捉风险能力限制，则选择标准法计算特定风险。

随着风险认识和计量技术的提高，巴塞尔委员会对市场风险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1993年《市场风险监管措施》主要是标准法，提出外汇风险模拟法。1996年对内部模型法提出具体要求，只有符合条件的银行才允许使用模型法，但仍对模型法计量特定风险存在顾虑，要求其不低于标准法的50％。随着计量技术的提高，放弃了这种限制，提出特定风险模型的具体要求，并要求捕捉新增违约风险。最新的市场风险监管框架提出新增风险模型和综合风险计量的要求，引入了压力情况下的var以应对危机情况下的市场风险激增。

篇9

我们把银行行业准入价值（franchise value）作为一种隐性的资本源来分析它潜在的价值及其监管效应。关于银行行业准入价值的概念，在不同的中， 由于所侧重点的不同，对行业准入价值的含义有不同的假定。行业准入价值对银行监管行为和银行的风险选择行为具有潜在的效应。而且与审慎资本要求管制一样，失当的行业准入价值储备对银行的风险选择行为同样具有潜在的影响。

一、银行行业准入价值的基本概念

Buser，Chen和Kane（1981），Marcus（1984）在分析银行业道德风险时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他们分析了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与道德风险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进入银行业必须要获得政府颁发的一个许可证。这个许可证实质上就是准许吸收和发放贷款的营业执照。这个从业执照是一种不可转让的资产，如果银行失败，其价值也随之消失。因为许多国家都实行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这种政府对银行业市场准入的管制，使许可证的市场供给是有限的，或者说相对于市场需求是供给不足的。这种有限的市场供给，增大了许可证的市场价值，从而对银行的风险选择行为具有潜在的影响。由于存款保险的定价不足使银行所有者具有从事过度风险操作的动机，那么富有价值的银行执照又抑制了这种道德风险动机。这是最早的关于银行行业准入价值的概念，之后得到不断和演进。

关于银行行业准入价值的概念，在不同的文献中，由于所研究问题侧重点的不同，对行业准入价值的含义有不同的假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把行业准入价值作为执业许可证的价值 （charter value）。认为银行执业许可证是一种不可转让的资产，随银行失败而消失（Buser， Chen和Kane，1981；Marcus，1984）。笔者认为，与执照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成分事实上还应该包括来自政府存款保险的补贴，因为存款保险定价不足，实际上就是给持照银行的一种补贴。从上述基本思想我们可以看出，行业准入价值是市场准入管制变量的函数，市场准入管制越严格，银行业的行业准入价值就相对越高，反之则越低。二是侧重银行持续运营的未来期望收益的现值（franchise value），（Boyd和Greenbaum， 1991）。三是银行通过创造和持有对借款人的贷款债权，从而生产有关借款人的私人信息，同时，由于“免费搭车”问题又防止了分散的信贷者作同样的信息生产，这种私人信息是有价值的。这种与银行持续经营相连接的私人信息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就是行业准入价值（Gorton和 Winton，1995）。因为行业准入价值在银行业管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笔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规范：所谓银行行业准入价值，是与银行持续运营相关联的从业资格市场价值和政府管制补贴、期望未来收益现值及有关市场信息价值的总和，这些潜在的价值储备随银行的失败而消失。行业准入价值与资本水平一样，对银行风险选择行为具有潜在的效应。

行业准入价值的度量。在分析假设中，一般用银行期望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作为行业准入价值的度量。这个期望贴现值实际上隐含了我们所定义的与银行持续运营相关联的从业资格市场价值、期望未来收益现值及有关金融市场信息价值的总和。在这样的模型假设下，分析行业准入价值对银行机构风险选择行为的潜在效应。为了进一步验证行业准入价值的潜在效应，也有一些实证检验文献，对行业准入价值进行了具体量化。量化行业准入价值的一种是看的市值与其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的差，这里重置成本是当前重建该企业的费用：

行业准入价值（FV） =市值-重置成本。

如果行业准入价值高，市值和重置成本之差就大。因为市值和重置成本都不能够直接度量，我们用银行权益市值与其负债账面价值之和来表示一个银行资产的市值。当银行购买一项资产时，其账面价值与购买价之差表示购买的账面商誉（goodwill）。因为这个差是行业准入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用该资产账面价值减去商誉来近似表示一个银行资产的重置成本。最后，我们用行业准入价值除以资产（净商誉）来导出一个与资产规模无关的度量：

这里，E是股权的市值，L是负债的账面价值，A是资产的账面价值。等式两端加1就可以导出著名的“托宾q”：

用Q比率度量行业准入价值的优点是，可以对不同规模的银行机构进行比较。例如，如果一个银行的资产市值（由E+L度量）为520亿，这些资产的重置成本（由A-商誉度量）是500亿，那么行业准入价值就等于20亿（是重置成本的4％），托宾Q为1.04.一般地， Q的度量需要有关银行企业市值的信息，行业准入价值的度量需要银行具有公开交易的股票。此外，行业准入价值还可以由银行企业股权的市值与其账面价值的比率来度量。

二、行业准入价值的来源

从行业准入价值的定义我们可以粗略地推测其产生的来源。在银行业，行业准入价值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管制者限制银行业市场竞争使银行获得创造垄断利润的机会。我们称为“市场相关”的来源。第二，银行业特殊性因素，如银行之间效率差异，借贷关系价值的变化以及信息的价值。我们称为“银行相关”的来源。

与市场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与市场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主要取决于市场的竞争程度。一般地，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高，银行业的行业准入价值就普遍较低，如果竞争程度较低，则行业准入价值就相对较高。我们以美国银行业市场竞争为例，分析银行业行业准入价值与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早在1970年以前，美国银行业实行州内和跨州的地域扩张限制，并且限制银行控股公司 （BHC）收购州外银行，除非该银行所在州的法令明确允许这种收购行为。储蓄市场实行地区性垄断经营，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oney market，mutual funds）也不存在竞争，并且实行储蓄利率限价管理。银行业实行的管制限制，避免了竞争对银行业的危害，为银行创造行业准入价值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而且在那些限制设立分行的州和那些允许设立有限分支机构的州，银行机构面临的市场竞争也不同，这种机会也随银行业市场的不同而异。

然而，从1970年中期到1990年中期，随着大多数州内和州际间限制的进一步取消，银行业竞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75年和1992年期间，四分之二的州放松了州际间设立分支机构的管制。并且允许银行控股公司跨州经营。1994年 9月，又允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经所在州批准，可以跨州设立分支机构。另外，在80年代中期，逐渐取消了Q利率限价条例，更加助长了银行业市场的竞争，存款利率的自由竞争侵蚀了银行业的利润，也降低了银行业的行业准入价值。总之，这些变化显著地增加了银行业的竞争，降低了银行的行业准入价值。

此外，创新的结果也降低了行业准入价值。70年代引入的自动提款机，使银行在不设立分支机构的情况下占领市场。到了70年代后期，货币市场和共同基金（mutual funds）开始替代传统银行产品，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侵蚀了银行的行业准入价值。

如图1所示，美国25个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的资本比率的市值（market value）和账面价值 （book value）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变化趋势。很显然，资本比率的市值和账面价值在70年代开始出现大幅度下降，特别从大约1974年开始，资本比率的市值明显低于其账面价值。

行业准入价值的银行相关来源。与银行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尽管管制的限制和技术的进步降低了银行业普遍的行业准入价值，但对个体银行机构而言，允许其设立分支机构又提高了竞争优势，银行充分利用其分支机构网络的优势拓展业务，如代办保险和收费等中间业务，提高了潜在利润，进而增加了行业准入价值。二是由于管理水平差异，银行之间的效率也不同，所提供业务的成本也不同，从而其行业准入价值也不同。地域扩张管制的解除，虽然增加了银行业竞争，降低了许多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但管理良好的银行仍然能够以牺牲其管理较差竞争对手利益，获取改善和增长的机会（Jayaratne和Strahan 1996）。它实质上反映了银行持续运营的未来期望收益。三是银行与其众多借款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同样产生行业准入价值。银行通过与其借款客户建立长期关系，使他能够获得有关借款人特点及信用风险的私人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其他银行或非银行贷款人是不可能轻易获得（Goaon和Winton 1995）。这些特殊的借贷关系降低了贷款成本，提高了贷款利润，成为行业准入价值持续而重要的来源。

三、行业准入价值对道德风险行为的抑制效应

Keeley （1990）在状态偏好模型下分析了行业准入价值对银行风险选择行为的潜在效应。在没有存款保险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在状态1违约，就不能对存款人履约。这样，存款人就会在状态2索要较高的支付。但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即使银行在状态1违约，存款人也不能索要较高的支付，因为保险人将按合约偿付。对银行而言，在破产状态1，银行偿付的比所承诺的要少，存款债务与资产收益之差就是银行在破产状态下获得的存款保险卖权价值。如果银行试图通过降低在险资本或增加杠率，以及增大资产组合风险，以期实现存款保险期权价值最大化，那么银行必须权衡从增加风险操作获取的期权价值收益与发生破产情况下行业准入价值的损失。即银行只有在下式成立时才会冒破产风险：

因此，行业准入价值作为一种隐性资本与在险资本一样具有抑制道德风险的效应。下面，我们对行业准入价值与存款保险卖权价值的关系进行更为直观的分析。

Marshall，D.，和S.Venkataraman（1997）在非管制银行关于市场风险的选择行为时，提出关于银行风险选择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非管制状态下，银行对交易资产组合风险的选择为：银行或者选择交易资产的风险下限或者选择风险上限。我们用图2进一步分析银行在行业准入价值与存款保险卖权价值之间的权衡机制和决策过程。

当银行机构进行资产组合决策时，实质上就是选择资产组合的风险度。如果银行试图选择较大的风险度，以期获得更大的风险收益，那么他必须考虑两种后果：如果投资成功，他将获得丰厚的风险收益，一旦投资失败，虽然实现了存款保险的卖出期权，但却损失了宝贵的行业准入价值。银行必须充分权衡实现存款保险卖权的收益和行业准入价值的潜在损失。我们分两种情况来分析。

当银行机构行业准入价值较低，如图中ФL.当投资资产组合风险增加时，银行风险选择的概率集趋向违约破产区域的右边。在这个区域内，行业准入价值要高于存款保险卖出期权的价值，就是说，银行失败所承担的行业准入价值损失要高于对存款保险卖出期权实现的价值。当风险继续增加，银行风险选择的概率集就进一步向破产区域的左边移动，一旦银行进入这个区域（行业准入价值与存款保险卖权价值的交点）在行业准入价值线矿下面的区域，存款保险的卖权价值以很快的速率递增，期望卖权价值就开始高于行业准入价值。

当银行机构的行业准入价值较高，如图中ФH.无论银行如何选择其资产组合风险，行业准入价值潜在的损失总是高于存款保险卖权的期望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机构在继续资产组合风险选择时，总是把保护行业准入价值作为第一位来考虑。

以上分析说明，银行的净收益是风险的函数，当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为零时，净收益总是风险的递减函数；当行业准入价值较低时，在起初是递减的，当净收益变为零时，如图中点，就开始随风险的增加而均匀递增； 当行业准入价值较高时（总是高于卖权价值），净收益总是风险的递减函数。因此，对银行机构而言，如果其行业准入价值低于某一阈值，选择风险上限是最优的，使其期望净收益达到最大化。如果银行的行业准入价值足够高，选择风险下限是最优的。

总之，拥有较高行业准入价值的银行所有者，就不会有冒破产风险的动机，因为一旦银行失败，行业准入价值就会消失，所有者就会失去这份珍贵的资产。因此，持有有价值的银行执业许可证，银行就很难把损失转嫁存款保险者或纳税人。而且从银行所有者的角度看来，银行的潜在损失实质上产生了一个管制破产成本（regulatory bankruptcy cost）。因此，任何从可行的风险操作获得的收益将被期望行业准入价值的减少而抵消。其结果，只要期望行业准入价值损失超过存款保险卖出期权对银行的增值收益，银行就不会有动机通过消减资本或增大资产风险来加大违约风险。

四、银行业安全网政策对行业准入价值的潜在

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作为一种潜在的隐性资本，对银行的资产和资本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安全网各项政策对银行业行业准入价值的适度保持又具有潜在的影响，特别对有关市场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的产生和保持具有直接的关系。银行业安全网各项管制政策在不同的政策层面对行业准入价值发生效应。这就为如何制订和实施审慎的管制政策提出了要求。对银行行业准入价值具有潜在影响的安全网政策主要有：存款保险、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救助与关闭政策及审慎资本要求等。

1.存款保险对行业准入价值的影响

一般地，存款保险有两种形式：明确的（explicit）存款保险和隐性的（implicit）存款保险。即使在末实行明确存款保险的国家，出于和国家稳定等因素，政府在事实上对存款人作了隐性承诺保证。不论是明确的政府保险还是隐性的政府承诺，都会对银行产生逆向激励效应，即由于银行有限责任性质，银行会利用存款保险选择过度风险资产组合，最大化股权价值。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增大，又增大了银行资产损失和破产概率，行业准入价值损失概率也随之增大。所以，如何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存款保险体系，成为银行业安全网改革至关重要的。即存款保险体系既能有效消除银行恐慌，维护银行业稳定性，又能有效遏制银行的逆向风险选择行为，保护银行业的行业准入价值。大多数认为，基于银行风险程度调整的保险费率和增加银行业市场纪律监督的安全网框架能够实现银行业的审慎运营。

2.市场准入管制对行业准入价值的影响

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作为一种非市场行为直接影响银行业与市场相关的行业准入价值。市场准入对行业准入价值的效应实质上是通过市场竞争对行业准入价值影响来传导的。因为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的严格与否，决定了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如果市场准入严格，进入银行业的市场标准就高，银行业市场中银行的数量就会得到控制，相应市场竞争程度就得到控制，银行业就拥有相对较高的行业准入价值。反之，银行业市场中银行数量增多，银行拥有的平均市场份额减少，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银行业普遍的行业准入价值降低。因此，从保持银行业行业准入价值的角度看，严格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有利于提高银行业普遍的行业准入价值。但同时又会造成银行业的相对垄断性，导致银行业相对无效的死权成本（deadweisht cost）。因此，审慎的市场准入管制政策必须审慎权衡银行业行业准入价值储备与垄断的无效率，实施最优的准入管制。我国90年代初，由于对城市信用社市场准入标准过低，造成机构泛滥，多数信用社管理混乱，资不抵债。由于市场准入管制不严，直接降低了信用社的行业准入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造成信用社过度风险经营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

3.资本要求管制对行业准入价值的影响

在银行业安全网构架中，审慎资本要求管制利用其在险资本效应，与珍贵的行业准入价值一起，有效遏制了银行利用安全网过度风险经营的道德风险。尽管资本要求与行业准入价值在抑制银行道德风险方面具有相同的潜在效应，但资本要求是一项审慎管制政策，是一种强制的管制行为；而行业准入价值却是一种潜在的隐性资本源。正如上述分析的那样，行业准入价值对银行的资本决策行为具有潜在的影响。一定的资本水平对保持银行行业准入价值也一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般地，那些高违约风险的银行，拥有较低的行业准入价值并且保持资本不足，而相对安全的银行，拥有较高的行业准入价值，并且资本充足。所以，从银行业微观运行机制看，行业准入价值与银行私人资本水平成正比变化。因此，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资本要求管制作为一种外在机制，保护了银行行业准入价值的储备。较高的行业准入价值又促使银行机构自觉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

篇10

一、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概念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指利用国家财政拨款建设的一些非盈利的基础设施，将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结合起来，将生产出的公共产品投入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事业中，比如环保工程、健身器材设施等。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旨在给公民提供一些公益服务[1]。

这种公私合作的方式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很有规矩的市场交易方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主要项目有工程、货物或者类似于服务的虚拟物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同时也是一种采购方式一般都是有严格的程序要求的。按照不同主体一些需要的要求，政府主体或者社会主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计划参与市场产品的生产，而生产公共产品的目的便是稳定社会局面、全面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

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监管重要性

政府公共工程建设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仍有存在审批不严、程序缺失等现象，并且一些合作项目还会危害到无辜百姓的生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生产项目，是影响社会稳定发展和经济良好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其较为复杂和隐蔽的合作过程也是产生腐败最多的一个环节。基于当前我国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监管存在问题，一定要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加大惩处力度、完善社会监督通道、科学配置监管人员等。从而良好发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社会效用，促使项目的监管工作达到更好的效果[2]。

三、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监管现状

我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从2015年开始，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成熟，我国逐渐开启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建设。并且伴随现金我国的市场监管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全面推行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即PPP也逐渐成为反腐、反贪、反贿赂哦都重点监管对象。目前仍存在一些监管问题有待解决：

（一）监管力度较低

有些合作主体为了扩大自己的收益，会将竞标得到的公共工程变成很多小的公共项目，私下进行商业招标，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比如有一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部门将公共产品生产环节拆分后，非常容易在公共产品建设过程中违规操作，导致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3]。

（二）监管手段单一

我国政府对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监管主要采用的是“巡警监管”的模式（包括审计、稽查和评价调查等方式）。这种监管模式主要就是公共产品建设结束后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管方式的成本比较高，但是并没有良好的监管效果。且监管手段和方式比较单一，如果没有人去监督和举报，这种监督手段几乎是在做“无用功”。

（三）监管角色较少

现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监管人员比较少，而且素质都不是很高。由于监管人员在监督过程中作用非常重要，他们的个人素质、工作目标、知识结构和能力决定着监管工作能不能顺利完成。我国目前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监管人员还不能满足监管政府公共产品生产的要求，监管人员因为知识结构单一加上没有法律、经济和管理等专业知识，使监管业务能力不强，不能找到监管工作的重点，难以形成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实行有效的监督，让监督流于形式，这就会给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监管模式的构建

目前我国的公共工程以及公共产品一般都是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形式进行生产和建设，但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也存在一些监管失真的问题，比如由于一些内部人员违规操作，或者贿赂政府人员等腐败现象也比较多见。因此如何改变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监管效果、提升监管力度是实现这种公私合作模式良好发展的“源动力”。

（一）加大违规操作的惩处力度

政府加强监管，加大惩罚力度，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一定要让违规操作的合作主体付出代价，进行经济制裁，让违规操作者无所遁形，这样还能树立起中国政府工作的良好形象。并设置违规合作主体的“黑名单”，并且予以违规部门或者企业向社会公示他们的不诚信行为，不准它们再得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任务，确保公共产品完成质量达标。同时建立诚信合作档案，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单位的良性循环，实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全部是遵纪守法、依法经营的良好合作主体[4]。

（二）完善社会监督通道

举报存在的一定的风险，因此完善社会监督渠道，让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举报机制发挥作用。保护举报人的安全，让举报人不害怕腐败势力的威胁，让正义的声音可以得到保护。同时，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和家庭安全，一定不能让举报人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打击一些违规操作企业的嚣张势力。

（三）科学的配置监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