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综合改革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企综合改革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根据美国财政部当天的改革方案，其内容包括消除几十项的税收漏洞和补贴；简化小型企业报税程序；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使其最高税率从现有的35%下调至28%；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税率使其不超过25%；针对美国公司的海外经营收入设定最低企业所得税率，以鼓励在美国国内投资等。上述改革方案还需得到国会的批准，但在大选年能否获得目前严重分裂的国会的通过还是未知数。虽然两党相当多的议员都赞成改革公司税制，但双方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分歧。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在就此方案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美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是过时、不公平和低效的。它为那些将就业机会和利润转移到海外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但那些选择留在美国的公司却要承担世界上最高的税率之一。而且这项制度存在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程序，使美国的小企业每年在报税上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因此急需改革。

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在当天的声明中坦言，奥巴马的这项改革建议旨在启动根本性税制改革的进程，但这一过程将需要一段时间，在政治上也将引发争议。

《洛杉矶时报》的文章称，在执行税收减免政策后，美国企业实际税率要较名义水平低得多。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计划，降低税率、弥补漏洞和对海外收入征收最低税最终不会导致赤字上升。这就意味着目前利用税收漏洞、得到补贴或者实际税率很低的公司最终要增加纳税。其它公司则因为税制简化而受益。

主持者言：近年来，美国许多知名企业不断向海外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除了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前景的考虑之外，国内税率偏高也是重要原因。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企业所得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就业形势严峻和制造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在奥巴 马总统看来，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已经“过时、不公平和失效”了。奥巴马政府此时提出企业所得税改革方案，企图重振制造业和缓和就业压力的目的十分明显。

篇2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产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根据这一路线，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十分明确。相比较于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第一波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此次第二波改革的重点显然放在了国有资本体制改革上，以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为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各方合力尤为关键。目前，有消息显示，国企改革总体方案由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人社部分别牵头，各部委分工也已明确，财政部主要负责三个文件的起草，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成立和改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及投资公司的方案，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方案的制定。本文将重点从这三个方面来剖析国企改革的财政推手。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国企改革怎么改？先摸清家底十分必要。

财政部公布了2013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财务决算数据。该数据是财政部首次对外公布我国国有企业家底，在国企改革整体方案出台的背景下显得很及时。数据包括94个中央部门所属企业、113家国资委监管企业、5家财政部监管企业和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同比增长16.3%。这一数字与2000年的17.3万亿元相比，增长数倍。这说明国有经济规模不断增加，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越发重要。

巨大的成绩背后，特别是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也在凸显。比如，用行政手段推动大国企之间的合并而组建超大规模的国有集团。依赖行政力量推进国企的央地对接与国企无边界扩张。追求国资及国有经济更大范围的控制而极大压缩民企发展空间。强调国资规模的快速增长而忽略国有经济的效率和质量等等。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经过研究认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仅要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调整及完善，实行行政主体与产权主体的分离，强化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及专业化;还要制定国资规模、国资变现及国有股权减持的中长期规划，编制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更要着手解决国企监督成本与国资控股成本过高的问题，推进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而弱化其已经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效应，加大国资变现与国有股权减持力度而筹集社会改革成本。

根据这一设想，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另外，有几个操作路径尤其值得注意。首先，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主体与产权主体分离，要求由具备资格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履行产权管理职能。在产权主体选择及授权上应该按照经营性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多元化的思路来

进行改革。针对不同形态或处于不同行业领域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来设置不同的产权主体，推动并实现产权主体的产权管理专业化。

其次，要尽快启动并编制未来5-10年国资规模及国有资本进退的中长期规划，通过规划的编制和实现来实现部分国有资产出售和国有股权减持，进而实现国有经济布局的有效调整及优化。

第三，在国有资产对社会体制改革支持上，应重点推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人的城乡一体化”。由此形成的社保等支付缺口，可以考虑通过变现一小部分国有资产及减持部分国有股权的方式来弥补，使国有资产成为消除社会动荡风险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部分国有资产变现有多种方式：一是国有资产的直接出售;二是国有股权的减持;三是国有资产证券化后的变现。在多种形式的国有资产变现中，要尽可能通过证券市场与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操作。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及投资公司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企改革的总体布局，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及投资公司是其重要方向，这就意味着国资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因此，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及投资公司什么时候组建，以何种方式组建和运营，成为关注焦点。财政部企业司相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启动几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试点，同时印发混合所有制等实施办法或指导意见。2016年到2020年分批完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等，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本次国企改革。

据透露，改组建立若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是本次国企改革的关键。其中多种组建方案遭到否定，比如现有央企集团直接转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或者在现有央企集团之上组建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将现有央企集团分类合并改组为不同功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按照这一办法，对现有央企集团按功能定位进行科学分类，以同行业中规模较大、实力较强、业内公认的企业集团作为发起人，改组建立综合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如按不低于万亿元资本规模设计，可能会有大量小规模集团母公司被改组合并。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应由中央任免，可从现有企业集团领导班子成员中产生，实行董事会决策机制，通过董事会实现国家意志和战略。董事长及董事会成员应当熟悉国家战略、行业政策和资本投资运营等。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成功关键。

业内专家认为，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标志着国企改革指导思想从“国资监管部门――国有企业”两层次架构向“国资监管部门――国资运营/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三层次架构重大转变。

在组建过程中，上述专家认为，各大部委的利益博弈是国企改革方案推迟出台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国资委和财政部之间将来扮演的角色尤其让人关注。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国有资本运营与投资公司组建后，财政部将侧重于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国有资本运营与投资公司作为国资预算单位，通过编制和执行国资预算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国资委从管人、管事、管资产、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侧重于监督，以产权管理为纽带，依法通过公司章程，通过公司治理，来围绕“管好资本”这四个字落实出资人的职责，不干预具体经营活动，不干预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但履行国家所有权的政策执行职能。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功能区分。文宗瑜认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功能上可定位于纯资本运营，是专业化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跨所有制、跨区域甚至跨国界从事国有资本运营，不仅追求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而且追求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功能上定位于产业投资的国有股权经营，其依托产业发展与产业竞争力提升;不同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产业布局上会各有侧重，就某一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而言，要在其国有股权分布的领域通过国有股权经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大型或特大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可以跨1个以上或2个以上有关联的产业领域，并在这些产业领域中发挥国有资本控制力、影响力及带动力的作用。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功能区分，决定了其运营模式的差异。可以以新设方式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重组方式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所谓新设是指各级政府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出资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所谓重组是指依托现有条件成熟的国有企业集团，通过资产重组和少量国有资本增量注入而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设立上要重视产业属性及产业升级导向。当然，通过新设方式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重组方式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相对而言的，不具有绝对性。

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国内和国外都能找到参照系，比如国内的中央汇金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

中央汇金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汇金公司直接控股参股的金融机构，包括6家商业银行、4家证券公司、两家保险公司和四家其他机构。汇金此前一直是问题金融机构的拯救者，但此后随着国有银行的陆续上市，其演变成了国有金融机构的大股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金融资产的监管者角色，从而成为准政策性机构。

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由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拥有并负责监管，专门经营和管理原国家投入到各类国有企业的资本。目前，淡马锡直接控制20多家大型企业，基本占据新加坡金融、交通、通讯、电力、科技、地产等关键领域;间接控制2000 余家各种类型的其他企业，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值占新加坡证券市场总值近5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善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反映政府出资人以资本所有者身份取得的收入和用于资本性支出的预算，反映了国有资本所有者与国有资本经营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者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是应当享有的权利，也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基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正是政府立足于宏观层面对国有资本及国有经济调控的衍生手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着眼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面对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停滞的现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成为国企改革尤其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推手。

相关研究认为，通过国有资本经营中中长期预算和广义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是要对未来5-10年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完成的程度、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的比例等做出规划性的定量预算并给出年度的量化标准。在推动国企尤其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充分评估国有资本的控股成本。国有资本的控股在重要领域如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可按35%―51%比例控股，一般领域如铁路、公路、钢铁、煤炭可按15%―35%比例控股;充分竞争领域可按1%―15%比例参股。

篇3

2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09年全国税收工作要点》,特别指出“根据国务院的部署,适时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这与去年提出的“改革资源税制度,合理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相比,显然又推进了一步;

3月底,国务院批准新疆煤炭资源税提高到每吨3元,市场盛传这是资源税全国调整的信号。但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马上否认了资源税改革在短期内出台的传闻,他表示,目前还不是出台资源税改革政策的好时机;

4月中旬又有消息传出,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要求地方对煤炭资源税费情况重新进行调研。地方预测煤炭资源税的方案会有调整,而财政部官员表示,目前资源税出台还没有时间表。

一时间,资源税改革日程扑朔迷离。

现行税过低过小过少

中国的资源税征收始于1984年。

一般资源税的对象是矿产、土地、水、动植物等各种自然资源。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资源税的应税对象只是矿产品和盐两大类,具体是原油、天然气、煤炭、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七类。

资源税在中国一直是个小税种,是从量计征的。其资源价格机制基本上是“三不反映”:一不反映资源需求的稀缺程度;二不反映供求关系;三不反映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尤其是资源价格缺少弹性,不能利用价格手段激励节能。

在这样的价格机制下,中国矿产资源浪费严重,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综合利用率,分别只有30%和35%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并且大中型矿山中有43%没有得到综合利用。

这种不合理的价格机制,与没有完善的税收政策支撑有关,而从量计征的过小的税额,一方面使资源极大浪费,另一方面也使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等矛盾十分集中。值得深思的是,世界上凡有资源必然富裕,可在中国,有油、有煤的地方却成了最穷的地方。这与中国的资源税收仅仅从量计征的不合理规定有关。各色资源企业把资源采走了,把钱赚足了,把环境污染等问题留给当地政府了,各地政府却没有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准备金。而这个准备金,本来应该由资源税金来承担的。

改革时机似已成熟

其实,资源税改革的方案,在去年夏天已经基本完成。新的资源税改革,意在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方案扩大应税对象,把矿泉水、地热等资源类产品,纳入到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之内;最重要的是,把原来的从量计征,改变为从量和从价相结合的计征方式,以达到体现资源稀缺程度、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目的。从价征收标准可能参考美国的做法,按照销售额的0―12.5%征收矿区使用费,这样将充分体现对级差收入的调节作用。

资源税从量计征的最大弊端显现于资源价格高企之时,那正是资源企业低效开采最疯狂的时刻,然而,那时却最不可能进行资源税改革。因为资源价格虚高之际,必是通胀之时,此时资源企业极易把改革后的资源税轻易地转嫁给下游企业,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胀。这也就是去年为什么不推出资源税改革的原因。

然而完全从价计征,也有问题。从价征收的环节必须界定好。以煤炭企业为例,如果从煤矿出产的原煤环节征收,就容易造成开采矿山时,拣肥丢瘦、私挖乱采的混乱局面。这就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如果从深加工后的产品进行征收,比如精洗煤,这就相当于将原煤深加工后的高附加值征收掉,产业链条越长,就越吃亏,这样会压制煤炭加工产业链条的发展。因此,新的资源税改革方案,采取从量从价结合的计征方式。

如今资源税改革的时机似已成熟。由于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偏冷,在矿产品价格趋于低位的情况下,增加的赋税其实并不多,而且可以促进下游企业改进技术,降低综合成本,真正达到节能降耗的资源税改革目的。同时,2009年我国企业总体上可以实现减税5000亿元,改革资源税虽然会增税数百亿,但增税仅占减税的5%,企业应该可以接受资源税的上调。

地方与企业的质疑

正当资源税改革将要出台之时,事情又出现了变化。质疑主要来自两方面。

资源税改革中最重也是最复杂的便是煤炭,因为煤炭与发电、钢铁、铝等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煤炭资源分布广,涉及利益群体多,不像石油天然气只集中在少数几个省市,且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容易协调。可煤炭业认为,现时推出资源税改革不适当。一些煤炭企业代表抱怨,今年初开始,煤炭增值税已经从13%的税率调整为17%,由此造成的成本上升,企业还没有消化掉。他们认为:“现在煤炭行业的日子已十分困难,煤炭的下游企业比如电力、钢铁,也都在亏损。如果现在进行资源税改革,必将推高煤炭价格,并导致下游相关企业的经营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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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收筹划

一、现行增值税政策概述

2009年1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即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前提下，允许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抵扣新购进设备的进项税额，未抵扣的部分结转下期抵扣。同时，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将小规模纳税人税率率统一调至3%。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包含的主要内容为：企业新购进设备所含进项税额采取抵扣办法，企业购进设备与原材料直接抵扣进项税额。

二、企业增值税税收筹划的动因

(一)内在动因

1、会计信息的不对称

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税务机关必须承认会计确认与计量方法、原则，允许选择会计政策并将会计资料作为计税依据。在会计信息问题上，企业掌握的会计信息远远高于税务机关，这就有助于企业进行相应的税务规划与调整，为税收筹划创造空间。

2、资金瓶颈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80%以上，而中小企业风险较大，使得金融部门一般都不愿给中小企业贷款。

3、增值税税负

一般而言，中小企业产品竞争力较差，且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2009年1月1日施行的增值税改革方案进一步拓展征收范围外，适度降低增值税宏观税负成为是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

(二)外在动因

1、税收法律制度

合理、规范、健全的税收法律制度将缩小纳税人违法行为的空间，促使其通过税务筹划寻求税收利益，这也是企业行为理性化的象征。

2、税收执法环境

税收执法环境对纳税人而言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如果高管层素质高，法制观念强，企业内部就很容易营造良好的税收执法环境，办税人员就会试图通过正确的税务筹划谋求企业的税收利益，提高税务管理与会计管理水平。

3、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的需要

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数据表明：税务咨询收入占到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部业务收入的35%，这足够说明外企对税收筹划的重视程度。因此，我国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必须进行有效的税收筹划。

三、增值税税收筹划的目标与原则

(一)增值税税收筹划的目标

在企业发展不同阶段，企业税收筹划的具体目标也是存在差异的。一般而言，增值税税收筹划目标主要包括：

1、履行纳税义务，实现涉税零风险

这是增值税税收筹划的基础目标，旨在规避企业纳税风险、避免不必要损失，进而做到诚信纳税。

2、纳税成本最低

这也是增值税税收筹划的最基本目标。纳税成本包括直接纳与间接纳税成本。

3、实现现金流入最大化

增值税是流转税，能直接体现现金流入；(4)增加企业竞争能力。增值税是价外税，相对购买者的直接表现是价格降低，进而增加了企业竞争力。

(二)增值税筹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增值税筹划的基本原则是增值税税收筹划活动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

1、法律原则

增值税税收筹划须遵守税收法律法规，须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

2、有效原则

企业增值税筹划活动须与企业战略目标相符合。

3、成本效益原则

在筹划税收方案时，企业须考虑税收成本与实施该方案的其他费用，综合考虑该方案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4、全面筹划原则

增值税税收筹划与企业其他财务管理活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5、适时调整的原则

企业增值税税收筹划在法律环境下，以经营活动为背景，有明显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四、新制度下增值税税收筹划的特征

新制度下增值税税收筹划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不能体现企业的最终税负；易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限制；能够通过税负转嫁进行筹划；运用转移定价的方法不能降低税负。

五、新制度下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筹划的方法

(一)税种选择的税收筹划

由于“增值率=增值额/经营收入”，所以：应纳增值税税额=经营收入总额×增值率×增值税税率；而营业税计税原理：应纳营业税额=经营收入总额×营业税税率。设经营收入总额为Y，增值率为D，增值税税率为t1，营业税税率为t2，则应纳增值税税额=Y×D×tl；应纳营业税税额=Y×t2，二者税负相等时：Y×D×tl=Y×t2，则D=t2/tl。因此，当实际增值率大于D时，纳税人筹划缴纳营业税比较合算；当实际增值率等于D时，缴纳增值税与营业税相等；当实际增值率小于D时，缴纳增值税比较合算。

(二)增值税纳税期限递延的税收筹划

企业推迟纳税义务发生，关键在于结算方式。增值税纳税期限递延的筹划普遍采取两种方式，即赊销与分期收款方式的筹划、委托代销方式销售货物的筹划。

(三)折扣销售和销售折让的税收筹划

税法规定，折扣销售可按余额作为应税销售额。对于折扣销售，纳税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将折扣余额作为销售额，即销售额与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折扣销售不同于销售折扣，销售折扣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应按全部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折扣销售仅限于货物价格折扣，实物折扣按增值税条例“视同销售货物”中的“赠送他人”计算征收增值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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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订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里程碑,它明确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义务和国际标准。该协议要求中国作出很多困难的调整,但却几乎没有对美国作出任何类似要求。为什么中国会接受这样一个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公平的协议呢?从短期来看,即使有政治利益,也非常有限。从长期来看,加入WTO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对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创造新的增长点,继续始于20年前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国需要在国企、金融机构、农业、法律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进行重大的进一步改革。中国领导层对此十分清楚,但现在亟需的一些改革十分困难,因为这些改革在短期内可能造成的输家多于赢家。加入WTO在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将为改革提供体制和合法性。中国如果要继续现代化与改革进程,就必须进行许多调整。加入WTO将使这些调整变得比较容易。这是中国的长期兴趣所在,也是美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长期兴趣所在。

当前经济增长减速正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

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9%。官方统计表明,1998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8%,1999年预计为7.1%,经济增长减速估计还将持续。尽管以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的增长率还是相当高的,但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自1998年中期以来中国的增长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下达到的,当年GDP增长的2个百分点来自于财政政策的刺激。无疑,这种财政政策只能给经济增长提供短期支撑。第二,由于经济的半刚性特点,中国国有企业将继续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或至少是不盈利的产品,这无疑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虽然存货累积量占GDP的比重已从90年代中期的5%下降至1998年的2%,但大量的滞销存货仍然是促成价格和利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较低。每美元投资的产出率很低,并且近年来有所下降。如果想继续现代化进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更有效率。

如果剔除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与积压的大量滞销产品,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大约为4.5%至5%。即使增长是高效率的,该增长率也不足以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要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至少需要在高效率基础上的、每年6%至7%的多年持续增长。尽管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下降至1%略强,但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增长率却接近1.5%。此外,还必须加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1亿)和2千万需要再就业的国企职工,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要达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必须每年至少增加2千万个就业机会,这相当于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执政首7年内创造的就业机会总和。在调整期内,大量的暂时性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凸现了社会保障体系、工作再培训工程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与国企改革困境的原因

1993年以来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不断变化。1992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该年的GDP增长率高达14.2%。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并使经济增长率降低至8%左右的较为合理的水平,1993年7月,中国政府采取了一揽子稳定宏观经济措施。伴随着这一揽子措施的是争议颇大的财政与金融控制的重新中央集权化。80年代这些领域的过度分权化已经导致了银行系统货币扩张和融资的失控。1996年中国实现了经济“软着陆”,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分别下降至9.6%和6%。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分别下降至8.8%和0.8%。在外部需求下降与中国国内需求下降的共同作用下,1998年、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其它因素如下:

•多年来国企盈利持续下降。这是市场开放而导致的竞争加剧、企业改革的不充分以及一些产品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而产生的价格和利润下调压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期以算控制的加强,国企利润下降才在企业层面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目前,只有最大的、并且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亏损国企还能够从国家获得暂时的保护(如通过国家银行的额外贷款等)。

•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如写字楼和高级住宅的过剩。这种生产能力过剩部分是由于允许银行在过长的时间内(比西方国家更长)对过期贷款收取利息而导致的。银行因此常常缺乏追收这些过期贷款的积极性,他们在准备金方面也没有压力。

•有时为了社会效益,国家继续通过财政和银行向一些低收益的国家项目分配相当部分的资源,结果导致整体投资效益的下降。这进一步促使了国企盈利水平的下降。

•由生产能力过剩和粮食丰收而引发的国内通货紧缩(自1998年初以来每年大约为2%至3%),造成了国内消费需求下降,并促使业已很高的私人储蓄率进一步上升。亚洲金融危机后进口产品价格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恶性循环,政府试图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与征收20%的利息税来打破这个循环。目前,一些迹象表明通货紧缩现象正开始缓和。另一方面,由于改革所导致的经济不稳定和高昂的教育费用,使得中国家庭传统的储蓄欲望进一步加强。

中国国家的金融状况

中国主要银行的金融状况十分虚弱。然而,由于它们是100%国家所有,其偿付能力只能在国家金融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评估。尽管缺乏对中国国家金融可靠的综合分析,但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国家的偿付能力正在恶化。中国国家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内而不是国际。原因如下:

•可用于额外国内借款的余地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小。尽管国内公债水平约占GDP的15%,按国标标准看是十分适度的,但仍必须为巨额的可能出现的债务和不足额融资的养老金义务做好准备。加上未记录的、潜在的债务和养老金义务,国家的总国内债务水平相当于GDP水平。•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有记录的国内公债急剧增长,财政赤字可能进一步加剧。

•虽然中国的税制已经得到了改善,实施新税法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中国在征税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困难。1998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仅占GDP的12%略强。由于中国成功的反走私运动及其它因素的影响,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可能上升至13.4%,但仍然低于国际水平。此外,还有占GDP的4%至5%左右的预算外收入,但预算外收入一般有特定的用途。

•许多已出售或抵押的房地产方面的国家债务已永远无法偿还。还有许多其它国有房地产,则没能开发好市场。目前中国国家拥有至少2000亿美元市值的上市国企股份和大量的已经公司化的国企。许多公司化的国企最终也将上市。另一方面,国家也拥有许多亏损国企,其中一些亏损企业的净资产为负值。国企的净市场价值总额究竟有多少?目前没有可靠的估计。

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对策

要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没有捷径可走。中国必须一步一步地完成剩余的改革进程。这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没有理由说这是不能实现的。加入WTO将有助于中国完成这个进程。除了高素质的领导层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外,要取得经济改革的成功还需要以下几个基本条件:财政体制的加强;创造性地运用国有资产以帮助解决国家养老金义务融资不足问题;加快国内资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具体操作上,可先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以比目前更有力的、更具开创性的方法促进国内和国外私人投资和就业;第二,制止银行系统坏债的进一步积累,清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关闭无法扭亏的国有企业。明确限定公有制,更多地依靠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和市场规则来管理经济;第三,进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和管理的公司化,邀请外国资本加入重组后的银行;第四,使汇率政策更加灵活,并逐步向开放资本市场发展;第五,继续建设现代法制体系,采纳国际标准构筑改革架构和经济管理机构。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持续了20年。以上这些改革方案都已在进行或讨论中。改革的方向已不再是问题,目前的争论在于改革的速度和顺序。

结论

尽管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最近几年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将是一个新的挑战。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在进一步加剧失业和国家偿付能力问题的同时,也增加了改革的紧迫性。中国要加快以私人部门的发展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快速增长将重新获得,并且增长将是有效率的。过去积聚的国内债务问题可以通过改善财政状况、发展资本市场和对国有资产的更具创意的利用而解决。

篇6

不明就里的人们糊涂了：为什么在国企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当口，2012年开始，国内一批知名经济学家却似乎“不约而同”地对国企改革掀起了新一波异常激烈的猛击，在他们的主张中已经开始涉及到国企“存废”的问题，甚至提出取消国资委、发改委，乃至建议将国有资产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给每一个国民等。一时间，数石激起万层浪，舆论鼎沸。

与其说如今的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倒不如说国企改革越来越直接触及其内在本质问题：所有权、利润分配、垄断与不公平竞争，当然也包括张维迎教授所提到的“国有企业的外部性”。改革路在何方？

首先应该明确一点：改革不是革命。一切过于激进的主张显然无益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无论国有企业目前的问题多么糟糕，都不应该也无法成为“废除国有企业”或张维迎教授建议的“国有企业，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真正降低到GDP的10%以下”的理由。在一个崇尚“统”与“合”、厌恶“分”与“裂”的民族，“国有”、“中央”、“集权”是这种民族特质的自然延伸和依托。另外，作为一个后发的国家，中国如果不集中力量是根本无法在西方业已构筑好并占尽优势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下实现突围的。最后，在中国最初民营经济不发达、市场化环境不健全的时候，国有企业作为国家重要产业的引领和支柱、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基石的功能和作用是无法被抹杀的。

归结下来，此次再掀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目的有三：一是破除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垄断问题，让民营企业能够在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环境中参与竞争；二是解决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真正体现“全民所有”而不是事实上的“少数人占有”。三是构建国有企业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产权结构和管理模式，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目前“混血经济”几乎成为绝大多数国企改革成功范例的一个共性特征。“混血经济”不能简单理解为股权多元化。“混血经济”不仅仅是国资与民资、外资在资本层面的融合，更要探讨基于这种股权的多元化来系统设计规范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多层级的管控体系和市场化的运行机制；用外资、民资在规范治理、市场化运作等方面的先进手段和优势经验来冲击和改造国有企业在上述领域的结构性缺陷，最大化规避由于国资一股独大，导致国企治理形同虚设、行政代替管理、机制低效僵化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同室办公、融合对比，让以往生活在单一国企环境中的管理者和员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外企与民企在治理、管控以及市场化意识等方面的优势，从心底和灵魂深处认同“混血”后给国企肌体所带来的改造效果――公司效率的改善，公司效益的提升，行政等级的淡化，能者多劳、多劳者多得制度的确立，企业家精神和职业经理人文化找到生存土壤等等。这无疑会进一步激发国企改革的内在信心，从心底主动拥抱变革――由此形成一个正向良性改革循环。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国企和民企相比，在银行融资、政策支持等方面几乎占不到什么特别的便宜，更不要说从所谓的“垄断”中获得什么超额收益――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反而给很多浙江国企探索“混血经济”的改革模式提供了外在和内在的动力。

浙江省物产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是中国最大的生产资料流通企业和综合性内外贸易及批发零售服务集成商。作为一家处在完全竞争领域的省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浙江物产集团的“混血”特征非常明显。集团下属的各业务公司引入民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以及员工持股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做法。引入民资或普遍的员工持股现象似乎非但没有引发很多对国企改革预设的恶性问题，反而促使浙江物产集团无论在做“大”更在做“强”上实现大跨步的提升，用事实证明了国有企业不仅在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可以做大做强，在完全竞争领域，也可以做强做大。事实上，引入民资和员工持股只是浙江物产集团取得成功的表象，更为本质的是，如今在浙江物产集团内部已经形成了贯穿集团各层级的、市场导向的运营和管理机制，行政级别和权力寻租在浙江物产这家“国有企业”中已经异常淡化。

杭州金融投资集团是2012年2月以杭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财开投资集团公司为基础，整合市属国有地方金融平台，新成立的现代化金融控股经营企业。虽然集团刚刚成立一年，但“市场化”的理念在集团内部已经深入人心，亦成为推动集团内部资产优化重组的内生动力。集团旗下的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更是多年前就引入了国际战略投资者：摩根士丹利，不但在合规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技术和项目资源等方面获得全球性资源支持，更基于这种“混血”平台，建立起优秀的管理团队和完备的管理体制，通过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推动业务创新，促进人才的竞争和流动――杭州工商信托的成功无疑为杭州金投集团上下员工坚定市场化改革信心提供了最直接和鲜明的参照物。

篇7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我国职工养老保障制度应当从传统的以受益为基准、养老金现收现付体制改革为基金预筹积累的个人帐户制度,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并且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也得到了比较明确的体现。《决定》明确指出,在职工养老保障问题上,要“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

    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来讲,通过个人帐户进行养老金预筹积累是没有问题的。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目前已经离退休的职工没有养老金积累,目前在职但在实施个人帐户制度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也没有养老金积累。而他们的养老问题又是必须予以保证的,因为按照旧体制下的低工资、高福利政策,他们的养老金已通过“预先扣除”转化为过去的政府收入并凝固在国有资产当中,政府则承担对他们的养老保障义务。更进一步讲,旧体制形成了政府对老职工隐性养老金负债,这是必须偿还的。

    老职工养老金来源理论上可能的解决方式有二,一是实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即对新职工实施基金积累的个人帐户制度,对老职工则继续通过现收现付的办法,让目前的企业和年轻职工缴费解决;二是由政府统一对老职工的养老金来源作出专门处理。

    实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问题很大。第一,对老职工负有养老保障责任(事实上是负债)的是政府,因此,如果政府不承担责任,转而继续让年轻职工承担义务是不合理的。第二,即使不考虑合理性问题,仅从财务上看,也行不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大约占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16—18%,随着今后更多老职工进入退休年龄,这种负担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如果通过企业缴费完成对“新人”进行养老金积累和对“老人”养老的双重任务。即使考虑新制度中的个人缴费因素,所需的企业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也要达30%左右。这是企业无法承受的。

    因此,要想真正实现养老保障体制转轨,必须对老职工的养老金来源作出专门处理,即由政府统一偿还旧体制形成的对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负债。根据智利等国家的实践经验,顺利实现社会保障体制转轨的关键就在于由政府妥善解决了旧体制遗留的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权益问题。否则,转轨无法进行。

    二、1995年3月的改革方案无法实现《决定》提出的改革目标

    为落实《决定》提出的改革要求,1995年3月,国务院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并同时出台了两个具体操作方案,即实施办法之一和实施办法之二。

    方案一的特点是要为在职职工全面建立个人帐户,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计发比较严格地与个人帐户储存额相对应。对于实施个人帐户制度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该办法实施前的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至退休时,“以个人帐户中的储存额推算出全部工作年限的储存额”。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通过企业另行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形成统筹基金解决,给付标准按照改革前老办法执行。

    方案二只设计了一个比例不大的个人帐户。目前在职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计发分为三部分,一是社会性养老金,按照职工所在地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计发;二是缴费性养老金,个人和企业缴费每满全年,按缴费工资基数的一定比例计发;三是个人帐户养老金,对应于个人帐户储存额。其中前两项养老金来自于“统筹”。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则全部来自于“统筹”。与方案一类似,实施个人缴费制度前参加工作的职工,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

    两个操作方案的设计思想、内容等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但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点:老职工的养老金来源都是要通过当期的企业“统筹缴费”解决。

    根据前文分析,在老职工的养老金来源不进行特殊处理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养老保障制度的转轨是根本不可能的。从两方案的实际运行结果看,与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帐户制度大相径庭,个人帐户普遍为空帐户,基金积累也不可能形成。

    由于目前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没有来源,要通过企业“统筹缴费”解决,但在实际上,在企业开始为在职职工进行个人帐户积累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承担过高的“统筹缴费”以支付目前退休人员的实际养老金需要。而老职工的养老金又是必须支付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挪用目前已进入在职职工个人帐户的养老金。这在方案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更一步结果是,不仅实施个人帐户制度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存在“空帐”问题,已经按规定缴费的个人帐户也因为资金被挪用而无法积累。尽管有关方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要进行所谓“基金部分积累”。但由于支付已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压力巨大,又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企业缴费水平,因而在事实上基金积累的数量极为有限。至1996年底,全国养老金历年滚存节余为580亿元,尚不到1996年当年养老金支付额的一半。而且,其中还有相当大部分是1995年改革以前所剩余的。

    由于个人帐户中没有资金,待目前在职职工退休时,他们的养老金来源就又成了问题,出路只能是继续挪用下一代人的个人帐户资金,拆东墙补西墙,使空帐户一代一代往下转。

    三、“空帐”运行无法支撑下去 ,有关功能目标也无法实现

    1995年3月的改革方案不仅未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帐户制度,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也是很难支撑下去的。

    由于已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支付压力巨大,再加上因管理体制问题导致的高昂成本,养老金缴费率(企业缴纳的养老金占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普遍很高,绝大部分地区都在20%以上,个别地区则接近30%,许多企业无力缴纳或以各种方式拒缴。综合各种调查结果,近期各地养老金的收缴率(实际收缴额占应收缴数额的比例)在1996年竟降至50—60%.为了维持统筹体系的运转,一些地方不得不进一步提高缴费率,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养老金现收现付为资金筹集模式的旧体制中,对职工的养老金负债是一种隐性负债,而空帐户形成的则是政府对职工的明确负债,负债规模也更具有刚性。对这种负债也没有任何对其他人的债权来保证,因此是非常危险的。

    由于体制本身存在缺陷,很多预期的功能目标也无法实现。首先,国有企业负担问题得不到有效缓解。不仅那些老职工多、负担重的困难企业未能走出困境,很多原本负担较轻的企业也由于统筹压力而不堪重负;此外,由于统筹层次低,不同地区之间企业负担不均衡问题也很突出。其次,覆盖全社会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建立,无法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保证。目前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都试图将现行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扩大至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但收效甚微,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在政府不能明确偿还对老职工养老金负债的情况下,扩大覆盖范围存在明显的责任转嫁特征,以致于非公有制企业普遍难以接受,养老保障体系仍只能局限在公有制经济范围内。这不仅不利于各种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平等竞争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也严重制约着当前的国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诸如破产兼并、富余人员分离等难以有效进行,企业职能无法有效转换。第三,由于无法真正形成基金积累,难以为长期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作出贡献;第四,无法有效解决老有所养,社会稳定问题。仅从目前国有企业的现实看,因企业负担过重,养老金收支困难,退休职工养老金拖欠问题已相当普遍,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回避偿还对老职工的养老金负债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不想让政府承担过多的经济压力。然而,当现行体制无法正常发挥功能时,必须承担风险的只能是各级政府。事实上,目前在不少地区,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面对维持职工生活的巨大经济压力和相关的政治与社会压力。

    四、1997年的改进措施及其局限性

    鉴于1995年改革以来面临的问题,劳动部、国家体改委等政府职能部门经过协商,于近期形成一个改进方案,并报请国务院批准于1997年8月公布。统一后方案的要点是:按职工工资的11%建立个人帐户,其中个人缴费率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个人帐户的其余部分由企业缴费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工资的3%;老职工的养老金由企业缴费形成的社会统筹基金解决。企业缴费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帐户的部分)。养老金支付分为两部分,一是基础养老金,标准为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的20%;二是个人帐户养老金,标准为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其个人帐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围绕上述基本框架,该改革方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措施,主要包括逐步扩大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以及改善基金经营、监督和管理等。

    从统一制度、改善管理的角度看,较之于当前多种具体实施方案并存,该方案显然有所进步。然而,从基本的养老制度模式看,仍然不准备补偿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帐,而是试图继续用“社会统筹”来解决老职工的社会保障费用。因此,该“统一制度”方案仅仅是对当前较为混乱的养老保障制度的一种修补方案。从其确定的“个人帐户”比例和“社会统筹”比例看,则是前述方案一和方案二的折衷。

    根据对1995年改革以来养老保障制度主要矛盾和问题的分析,不解决对老职工的养老金负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帐户制度是建立不起来的。

    对于必然出现的空帐问题,有关方面的设想是通过提高个人和企业缴费逐步将“空帐”充实。很显然,在目前企业已不堪重负并且退休人员比例迅速增加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此外,还有不少人寄希望于扩大统筹的覆盖面,将实施范围扩大到目前职工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非公有制领域。这一思路的最大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如前所述,由于明显存在负担转嫁问题,这种努力很难实现;其二,即使使用强制手段使各种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统筹体系,也姑且不考虑这会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一个必然存在的问题是,在非公有制企业职工陆续进入老年后,政府则必须兑对他们的养老金承诺,届时亦不可避免会出现支付危机,而且是更大的危机,因为养老保障体系的负债数量较目前会大幅度增加。因此,这种思路的实质只是将发生危机的时间推迟。

篇8

3月初大盘震荡回调，一度跌破2000点，不过随后蓝筹股适度企稳，带动指数站稳2000点，但在经济弱势的背景之下，反弹力度相对有限，最终月K线下跌1.12%。金融、地产等蓝筹板块受到优先股消息刺激走势稍强，而创业板出现明显的调整迹象。那4月股市将会如何呢？

3月下探后回升

3月份，上证指数出现一次明显下探，创出今年新低1974点，之后呈现回升，月末收盘略有回落，月K线收“上下影线小阴”，处于下有支撑、上有阻挡的两难境地。

从分类指数看：仅上证50 指数微红报收，其余指数呈现下跌，其中创业板指、中小板指跌幅较大，分别为7.46%、8.63%。市场风格出现转换。

从行业指数看：28个行业指数（申万一级行业），5个上涨，明显低于上月，显示市场整体转弱。上涨的行业是：房地产（8.90%）、建筑材料（6.07%）、银行（2.10%）、建筑装饰（1.19%）、交通运输（0.18%），这些行业此前连续走弱。跌幅居前的行业是：计算机（-11.13%）、国防军工（-9.45%）、传媒（-7.65%）、电气设备（-7.23%）、电子（-6.40%），均是此前的热点行业。由此可见资金开始撤出热点行业，向连续下跌的行业转移。

从市场资金流向看（Wind）：在上月资金净流出大幅增加的基础上，3月份资金净流出继续走高，卖出行为依然明显，因跌幅较大的是创业板指与中小板指，由此推测，资金从创业板与中小板中开始退出。当月的资金净流出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后续减少的概率增大，对应指数可能呈现小幅回升。

从行业资金流向看（Wind）：没有资金净流入的行业。资金净流出居前的行业是：计算机、医药生物、化工、电子等；资金净流出明显缩减的行业是：建筑材料、房地产、非银、传媒。建筑材料、房地产两个行业3月份已录得明显涨幅，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后市可能上涨减弱或适度调整；非银、传媒连续两月下跌，似有资金逢低介入，后续或有表现，值得关注；食品饮料、采掘、农林牧渔、家电也可适当关注。

国信证券分析师闫莉认为，总体上看，3月份上证指数下探回升，地产金融等权重股对指数的回升起到关键作用。市场整体资金净流出幅度较大，但近历史高位，后续有望萎缩，对应指数为震荡回升。市场风格出现转换，中小板、创业板抛压较重。

宏观形势转好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稳增长措施已悄然出台。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进度，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增长措施。而房企再融资禁令的取消松绑、千亿元铁路建设项目的集中批准，表明稳增长措施已暗地发力。但不再是粗放全面的政策刺激，而代之以促改革与调结构；重点在于定向加大财政支出投向铁路水利、保障房、清洁能源、生态环保、宽带通信等供应薄弱的民生工程领域，进一步加快行政审批、金融财税、国资国企等改革，及出台扶持就业容纳器的生产业政策。

稳增长政策预期、业绩考验季、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及IPO重启下，市场风格已由成长股阶段性转换至蓝筹股，一季报业绩报忧比例数明显上升，尤以成长股不及预期，而部分蓝筹股高分红预告也助力风格转换行情。

资金面正由松转紧，市场利率或回升至较高平台。

随着一季度结束及央行公开市场持续净回笼，货币市场利率已连续三周回升，银行间资金状况已由前期宽松状况逐步趋紧。在3月份的最后一周央行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980亿元，较之前一周加码逾一倍，且为春节后连续第七周净回笼，此前六周分别净回笼480、400、700、1600、1080和4500亿元。

展望4月份，预计货币市场利率或回升至相对较高平台期。首先，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仍存，且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担忧下，新增外汇占款额或将继续放缓；同时，4月为财税缴款高峰月，规模或达5000亿元左右，虽然有逾3500亿元的正回购到期，但自然投放力度远小于上缴规模；此外，随着实体经济开工率提升，资金需求也将进一步扩大。而在当前经济疲软状况未有改善迹象前，预计央行货币政策仍以维稳为主基调，预计4月货币市场利率或将回升至相对较高平台期。

制度改革推进市场风格阶段性切换。近期证监会推出多项市场化改革方案，包括优先股试点办法、创业板IPO与再融资的改革方案、新股发行改革措施再完善等；整体而言，优先股有利于银行电力等大盘蓝筹股的估值企稳反弹，而创业板IPO门槛降低行业放宽后，势必大幅扩容，从而逐步挤压其高估值回落；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推进，短期进一步推进大盘蓝筹与小盘成长间估值收敛，市场风格阶段性向蓝筹股倾斜。

风格将阶段性转换

国都证券分析师肖世俊认为，大盘在触及阶段新低后展开技术弱反弹，但间歇性的利好政策难抵经济下行、信用债风险隐忧、业绩考验季及IPO再度重启在即等利空因素的压制，决定了大盘超跌后弱反弹格局。短期大盘蓝筹股在优先股及稳增长措施预期下或有阶段性估值修复行情，但难具持续性；高估值成长主题面临标的扩容、IPO重启及业绩考验等多重冲击，整体估值将逐步回落。

从技术上讲，国信证券分析师闫莉认为，3月份，上证指数收“上下影线小阴”。影线显示了上有阻力、下有支撑，因下影线较长，表明下方的支撑更强一些；虽然收阴，但价格重心略有上移、向好迹象；若4月份收阳，则形成上行组合，后市有望继续回升；3月K线的上影线对回升有一定阻挡，限制4月份的反弹幅度。

东莞证券分析师费小平认为，市场陷入拉锯战，结构性分化或加剧。技术面来看，大盘在60日均线下方震荡反复，依然未能摆脱弱势震荡格局。考虑到4月份实质性利多因素相对有限，虽然优先股仍有发散机会，并带动蓝筹股出现适度的风格转换，对指数也带来支撑，但缺乏了经济面和资金面的支撑，蓝筹股反弹的空间仍相对有限，加上上档还面临多条中长期均线压制，突破难度较大。因此，预计4月份大盘仍将处于震荡反复格局。只有等创业板的风险充分释放之后，市场才有可能真正走稳。预计上证指数核心波动区间为2000-2130点。

篇9

分类实训的教学尝试为深化培养方案的改革提供了新思路近年来，长江大学信管专业的发展遇到了不少问题。在就业方面，由于我国企业整体上尚未意识到信息化和信息管理的重要性，因此，信管专业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的就业岗位，学生真正从事信管有关岗位的比重较少。特别是在201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近700万的背景下，信管专业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在生源质量方面，由于长江大学开展大类培养的教学模式，很多大一年级或大二年级的学生对信管专业的发展和就业前景缺乏信心，从而使部分优秀的学生转向其他专业。在教学环节上，学生难以理解管理类、计算机技术类以及信息管理类知识的关系，在学习重难点上顾此失彼，普遍认为课程多却没有培养动手能力。为了改变这些现状，信管专业教学团队在培养方案、课外活动、理论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做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信管专业教学团队认为，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明确毕业生的专业发展定位是培养方案改革的切入点。结合现代企业对毕业生的能力需求特征，我们将信管专业毕业生的发展方向分为软件开发工程师类、ERP应用类、考研以及企业管理咨询四类。在就业方面，强调专业教学以学生就业为导向，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如ERP操作学习以及软件开发培训等。通过“请教师进来培训”和“让学生走出去实训”两种途径，形成了校内外合作的稳定教学团队，大幅度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并与有关培训机构以及软件开发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2011届和2012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受过针对性培训的学生的就业质量明显要高于其他学生。其中，从事信息系统软件开发和ERP系统管理工作的学生平均工资达4500元/月以上，就业质量明显要好于其他管理类专业。在就业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教学团队通过多次专业交流和联谊活动使在校的低年级学生建立了对专业的信心，减少了优秀生源的流失。对于2013届毕业生，教学团队继续增加了分类培养的规模，参与校企合作软件开发培训和ERP软件实训的30多名学生均成功地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目前，分类实训的教学效果给了专业教学团队很大的启发，证明了分类培养思路的可行性。专业培养方案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为实施这种分类实训教学模式建立起完善的实践平台、提供专业基础知识、安排合理的时间进度并匹配对应的教学资源等，从而系统地构建起适合本校毕业生实践能力发展规律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信管专业培养方案改革的总体规划

（一）培养方案改革的目标1．近期目标。面向现代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为信管专业的毕业生设计3～4个可行的发展方向，并对高年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信管专业的吸引力，有效地激发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2．中期目标。重新整合现有的课程体系，提高课程设计或实践教学的比重，并设计和开发面向信管专业的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让后续各年级的学生参与该电子商务平台的进一步完善与电子商务实体企业的运行，建立起面向信管专业甚至是管理学院全体专业的特色实践教学平台。3．远期目标。对现有软件开发的校企合作培养模式进行规范化，建立软件开发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软件开发人才的长效机制，最终促进“订单式”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形成，从而使长江大学管理学院的信管专业能逐渐形成特色，进而建立起本专业的品牌影响力。（二）培养方案改革的基本思路在总结初步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长江大学信管专业培养方案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一个导向、两项基本原则、三个重点发展方向、四个实训平台、五项关键举措”。1．一个导向：以培养学生满足现代企业能力需求的就业竞争力为导向。2．两项基本原则：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原则、强化动手能力培养的原则。3．三个重点发展方向：软件开发工程师、ERP系统维护及应用、信息管理与决策咨询。4．四个实训平台：一个专业综合实训平台和三个分类实训平台。（1）设计和开发专业综合实训平台———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该专业综合实训平台主要用于在大三阶段对学生进行专业核心能力的综合实训，要求学生掌握该平台的业务流程和数据流程，逐步熟悉电子商务系统设计和开发的全过程，并对现有的电子商务平台提出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建议，学生还可以选择性地参与该电子商务平台实体的商业化运营。（2）依托于省级重点实验室中的用友ERPU8.7.2平台，训练学生对常见商业ERP系统的操作和维护能力，为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做准备。（3）利用国家、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通过项目申报的方式激励学生进行科学问题研究，培养学生进行企业信息管理实践和决策咨询方面的能力。（4）扩展与北大青鸟、迅腾软件以及ITjob等机构的合作培训，逐渐建立起软件开发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培养学生从事系统分析和系统开发岗位的就业能力。5．五项关键举措：整合管理类和计算机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优化课程设置体系，鼓励专业交流和课外创新，建立校企合作培训基地，改革毕业设计的形式和内容。按照上述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及长江大学的大类培养教学模式，将信管专业培养方案的框架分为六个阶段：大类培养阶段、专业基础学习阶段、专业基本能力形成阶段、专业知识综合运用阶段、定向能力培养阶段和毕业设计阶段，如图2所示。大类培养阶段属于基础知识教学和通识性教育阶段。专业基础学习阶段重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为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企业信息管理能力以及软件开发能力做知识储备。专业知识综合运用阶段则需要通过各种综合性课程以及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培养学生系统分析和设计的能力，以及综合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在定向能力培养阶段将学生分为三个发展方向，满足学生在就业或考研方面的个性需求，并将其发展方向与毕业设计环节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培训学生感兴趣的专业技能。

培养方案改革的具体实施措施

（一）专业定位及特色1．专业定位。培养能在各级行政部门、工商企业、科研单位从事信息管理与决策咨询、管理信息系统应用与维护以及软件开发与设计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2．培养目标。使学生掌握现代管理学理论、计算机技术、信息资源管理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理论和应用知识，具备进行信息管理和决策咨询、常用商业ERP系统应用、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和设计等方面的动手能力。3．信管的专业特色。改革培养方案要力争在学生学习能力培养、实践能力培养、就业竞争力等方面形成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建立符合专业特点的严格教学管理制度，强化对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及学习成果的管理，塑造学生良好的学习能力；（2）利用多种教学实训平台，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3）开展基于校企合作的定向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以及专业的社会影响；（4）结合学校石油行业的特色，有条件地选择本专业优秀的学生，与石油院系联合培养学生开发石油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能力。（二）理论课程的改革方案学生对理论课程改革的建议主要集中在管理类课程教学内容重复、计算机课程实践不足、管理类课程与计算机类课程关系不清、专业课程教学顺序和进度不合理、理论教学与就业实训相冲突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本次理论课程的改革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1．加强大类培养与早期专业引导间的衔接。信管专业相比其他管理类专业，不容易让学生对其专业内涵形成直观的认识，从而会造成学生在专业发展方向或学习目标上的迷失。因此，在大学一年级期间必须让学生对信管专业的基础知识、专业性质、主要学习内容、专业发展方向有总体上的了解，以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并能尽早地制定远期学习目标。为此，需要在大学一年级适当压缩有关的公共课教学，引入《管理学原理》、《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导论》等基础必修课程。这些课程难度不大，但能让学生迅速进入经济管理类学科的角色，也能让学生对信管专业的性质和专业发展方向有全面的认知。2．删除与信管专业相关性不强的必修管理课程。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等必修课程从原教学计划中删除，同时增设相关的选修课程，把管理类课程教学的重点放在生产管理、供应链管理、财务管理以及项目管理等方面，其目的是弱化专业性太强的管理知识，训练学生能从系统的角度理解企业管理流程间或岗位职能间的相关性，使学生能从信息流或信息资源管理的角度提出解决企业管理问题的方案。3．增加能提高学生定量分析能力的课程。在专业基础教学阶段增加《预测及决策》、《管理统计与应用软件》等课程，使学生能学会搜集和整理商业数据，并能利用常用软件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这是选择“信息管理与决策咨询”方向的毕业生需要重点培养的核心能力。4．修改重点课程的教学内容，改变不合理的课程安排顺序。加强《运筹学》、《信息管理学》、《信息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MIS）》以及《企业资源计划（ERP）》等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利用这些综合性课程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理顺《信息管理学》、《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等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教学顺序，使学生能从易到难地建立起课程知识点之间的联系。5．大四学年不再开设必修课程，以三个实践平台为基础增加具有针对性的分类实训课程。信管专业实践性较强，学生需要在就业前经过专门的软件开发培训或在有关企业中进行系统地实习。如果在大四阶段开设必修课程，将会与学生的分类综合实训任务产生冲突。但是，为满足学生在校学习或个性发展的需要，在大四第一学年可开设《ERP系统实践与技术认证》、《电子商务及运营实践》、《IT项目管理》或《软件工程》等选修课程。这些专业选修课程的综合性和应用性较强，以引导学生明确个人的发展定位为目的，也可以成为学生参与就业竞争的能力表现。（三）实践教学的改革方案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环节，本次培养方案改革中采用了课程内实验教学、课程设计、平台实训、校企合作培训以及毕业设计等相结合的综合实训模式。结合多阶段培养方案设置的总体要求，实践教学的实施主要分为四个阶段。1．大类培养阶段。在第一学年期末安排企业生产实践，时间为2周，让学生了解企业生产和管理的基本流程，观察企业系统物质和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理解信息化对企业生产管理的作用，培养学生对信管专业的兴趣，让学生对企业生产系统形成基本认识。2．专业基本能力形成阶段。本阶段的实践教学方法以课程内实验和课程设计为主，要求在有关课程中设置上机实验，学生需要操作典型的统计软件和优化软件、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等，让学生掌握解决信息管理问题的基本工具。同时通过“程序设计”、“商业数据分析与处理”等课程来训练学生的专业基本能力，要求学生能结合企业管理的实际背景，学习如何通过信息获取、加工、存储、利用和评价等来支持企业的日常经营和战略决策，特别要学会撰写规范的实验报告文本。作业或报告不规范是现在管理学院各专业学生的普遍现象，学习态度的改变应该从基本文档撰写的规范化开始，会撰写规范化报告文本其实也是增加就业竞争力的基本条件。3．专业知识综合运用阶段。学生需要参与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设计、开发和完善过程，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该电子商务平台的实际运营和管理。该阶段的实践教学要求学生能综合运用管理学知识和MIS方面的知识，操作和管理由本专业教学团队开发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从而培养学生进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设计和开发的专业核心技能。此外，对于倾向定位于考研或信息管理与决策咨询两方面的学生，在该阶段可结合国家、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业创新计划的要求，培养其进行规范化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4．分类能力培养阶段和毕业设计阶段。由于在四年级期间取消了理论必修课程的教学，学生必须在大三学年结束后选择个人的发展定位，以分类、分组的形式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用友ERP综合实训和校企合作软件开发实训中的某一项。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必须与其选择的实训项目类别相关，毕业设计的形式分为研究论文类和实践操作类两种，即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和校企合作软件开发实训项目的学生以及考研的学生必须结合自己从事的具体项目或未来研究方向完成研究型论文，而参与用友ERP综合实训项目的学生必须完成ERP系统各个模块的操作，选择实践操作类型的毕业设计，而且需要通过考试获得人社部颁发的ERP系统操作和管理方面的证书。此外，学校可出台有关政策，允许本专业优秀的学生参加石油院系举办的石油软件基地班的学习。

结论

篇10

记者：医改征求意见稿从到现在，已收到很多不同意见和建议。我们想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新一轮医改方案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李玲：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应该是一个综合的、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新一轮医改方案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四梁八柱”。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四大体系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即筹资体系或者保险体系)，以及药品保障供应体系。这四大体系的建设覆盖了我国医药卫生体系的主要内容。

具体而言，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就是要建立健全各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前一阶段的医疗卫生发展，虽然一直强调防治结合，但事实上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医院的发展上，并没有把防病、治“未病”放在应有的位置。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对我国人民群众的健康意义重大，因此一定要建设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就是要在城市基层各级各类医院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明确、防治结合、技术适宜、运转有序、覆盖城乡的格局，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卫生体系的建设，这也是针对当前最薄弱的医疗环节提出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就是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加大推广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的力度，提高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筹资水平、保障水平，而且还要逐步解决农民工的医疗保险问题。药品供应体系建设，就是要以基本药物制度为核心，同时规范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等环节。

所谓“八个支撑”。就是要建立协调统一的医药卫生管理体系，建立规范高效的运行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投入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以及监管体制、人才保障机制、信息系统、法律制度。

记者：和以往改革相比，这样一个以“四梁八柱”为主要内容的医疗卫生制度。它定位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李玲：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其定位的核心是体现以人为本，说到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延续。实事求是，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实事”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和阶段，“求”的关键是解放思想，“是”就是适合中国发展的制度、道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和阶段，用解放思想的办法，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制度、道路，解决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正是“实事”变革的时点，我们正面临着理论、国情和时局的三重变革。

首先，从理论上看，人们对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性作用，但也导致了今天的金融危机。这表明，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市场主导与政府调节都不可少，二者之间有着规律性的联系。与哈耶克同时代的学者波兰尼所提出的大转型理论值得重视。这个观点认为，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会对社会与自然环境造成危害，尤其是造成两极分化，激化社会矛盾。但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要在市场与政府两种力量之间寻找平衡。市场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有政府等保护性力量介入，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险等公益事业。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过度的市场力量造成的社会分化和矛盾。应当说，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趋势。

其次，从国情变化上看。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的发展模式有两个明显不足。一是单一追求GDP增长，二是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加大。王绍光教授通过分析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结构的变化，验证了我国正处于波兰尼所指的“大转折”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在医疗领域。卫生总费用中的政府支出、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是双重下降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医疗负担便转由老百姓自己承担。2003年以后，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问题得到政府来越多的重视，数据显示，用于医疗卫生的社会支出和政府预算支出等又都呈上升趋势，而个人支出的比重呈相应下降的趋势。

再次，从国际时局的变化看，今年各国政府都面临着重大挑战和考验。这些挑战和考验令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即任何类型的体制都存在缺陷，政府体制存在“政府失灵”的缺陷，市场体制存在“市场失灵”的缺陷。当出现危机时，社会需要找一个负责方出面解决危机。找谁呢?原则上说，是政府的责任找政府，是市场的责任找市场。但是，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危机是无数个市场主体共同行动的结果，没有具体的人为之负责，即便企业破产也只承担有限责任。而一个国家是要持续生存下去的，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市场出了问题，老百姓还是要来找政府，因为他们找不到“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状态：有限的政府，无限的责任。无论问题是由政府失职造成的还是市场失灵造成的，甚至由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无论问题发生在公共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政府都要负最终责任。所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政府的责任，政府该管的，就一定要管好，管到底；政府不该管的，应该交给市场，但在交给市场的同时，不能放松监管的责任。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政府和市场并不是对立的或者说是非此即彼的，只有市场和政府良性互动，才能形成一种最好的发展模式。我认为，在新一轮医改中，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

这次世界性的金融风暴，除了让我们重新认识政府的责任外，对我国的医改也有一些直接的影响。有利的一面是，我国外贸出口受阻，需要拉动内需来保证经济的增长，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建设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手段，因此现在是推动医改的非常好的时机。不利的一面是，如果我国经济显著放缓，财政收入就会下降，而医改要加大政府投入，如果因财政收入收缩使政府的投入不能到位，势必会影响到医改的顺利推进。

记者：自国家发改委公布深化医改征求意见稿到现在。不同职业背景的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发表了不同看法。有关部门和人士也出面做过解释。那么，作为本次医改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参与者，您认为本轮医改有哪些亮点和突破点?对人们提出的各种疑问您认为应当怎样看?

李玲：这次医改有五大亮点。

一是将人民的健康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从设计角度看，以前医改的若干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如国企改革)创造条件。本次医改方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健

康。这在认识上是一次飞跃，必然带来我国医疗体系构建的战略转型。

二是从医疗卫生本身的规律出发来设计改革方案。以往医疗领域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照搬其他领域体制改革的经验，忽略了医疗卫生本身的规律。新一轮医改重视医疗卫生领域的特点，强调公益性，强调政府责任，旨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立足国情“双管齐下”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存在很多问题，一时难以转变。如何能够让老百姓在最短时间内受益?“双管齐下”是条路子，即一方面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和覆盖水平，另一方面加大对基本医疗卫生的投入。目前的方案就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由政府提供，大病医疗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医疗保险、“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这次医改特别强调了医疗服务能力，尤其是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建设。

四是强调改革方案综合配套，重在制度建设。在设计上，改革目标远近结合。过去很多医疗改革措施不能落实或者收效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不配套、不协调。比如从2000年以来，我们一直试图解决医疗费用中药品所占比例偏高的问题，但是经过国家发改委24次降价、医疗机构行风整顿等各种方式，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实践证明，面对复杂的医改问题，只推出单项改革措施往往会导致其他一系列政策发生扭曲。

五是提出了一些新举措，采取了一些新决策方式。比如，提出建立基本药物制度，过去我国只有基本药物目录，没有基本药物制度。再如，提出逐步建立统一整合的信息系统。这一点对中国未来的医改是一个重大的基础建设，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人口健康信息库，现在面临的很多管理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又如。成立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过去两年国务院成立了由16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领导小组，联合制订医改方案，方案制订之后，成立医改推动机构，以保证医改持续向前推进。

在决策方式上，本次医改也有一些新的尝试，推动了政府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比如，这次是中国第一次对医改这样重大的社会公共政策采取全球招标改革方案的方式。同时，国务院层面、各省市层面，都召开了很多座谈会，进行广泛调研，征求各方意见。现在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在国外也很少有这样的尝试。

当然，由于是尝试，所以征求意见稿出来之后，各方反应非常热烈。应当说这是很正常的。

首先，很多人提出这个医改方案太专业，看不懂。客观上讲，这毕竟是一个专业领域的改革方案，会有很多专业的概念和名词，尤其是医疗关乎生命。医改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很多精确的阐述。何况这又是我们第一次对特定领域的改革方案全民征求意见，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和必要的知识积累，看起来是有难度的。但也有可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医改方案公布的同时，配套开展医改知识普及、辅导阅读等工作，效果会更好一些。

其次，有的人批评医改方案太原则，都是一些框框条条，没有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内容。一定意义上讲，国家层面的改革方案比较原则是必要的。这个层次的方案是定目标、定框架，具体的配套措施的实施方案还将出台。另外，中国这么大，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在国家层面制订方案也不能太具体，各地应在国家制定的原则目标和基本框架基础上，因地制宜的设计适应自己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

再次，一些人认为这个医改方案有前后矛盾之处，逻辑上有问题。我认为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个方案确实带有平衡多部门利益的痕迹。在平衡的过程中，前后的一致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二是这个方案也带有平衡价值取向的色彩。至少到现在，对于“医改到底如何定位”、“医改到底是为了什么”等基本问题，各界都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方案中的一些表述兼顾不同的取向，也会导致一些前后不一致的问题。

但是，无论方案是专业的还是通俗的，是原则的还是具体的，最终的评论标准应当是“以人为本”，应当是总理所提出的要求，即能否实现“让老百姓受到实惠，让医务人员受到鼓舞，让监管人员易于掌握”，尤其是能否让老百姓受到实惠。

记者：这次医疗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李玲：重点和难点其实是一致的。主要是公立医院改革、在城乡一体化前提下发展农村医疗，以及医改方案的落实和综合配套。

(一)公立医院改革

公立医院是本次改革的重点。不仅因为公立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主力，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怨气主要指向公立医院这个层次；而且因为公立医院改革是整个医改的关键环节，其他体系的建立和配套政策的落实，最终都要通过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这个平台来实现。例如，对于医疗保障制度而言，提高覆盖面和覆盖水平要靠制度的建设。但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要靠公立医院的改革，否则保险方和医院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断博弈，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得到最佳利用，甚至形成保障水平越高资金浪费越多的局面。再如，对于基本药物制度的改革而言，研发、生产和供应要靠相关政策解决，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医院要有主动使用基本药物并控制药物费用的动力，如果便宜的、廉价的、可靠的药生产出来医院不用，这个制度也形同虚设。又如，发展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涉及现有医疗资源的重新布局，要重新调整公立医院的职能，尤其医院是发现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载体，也是基层医疗的后盾等等，这些调整也是有难度的。

公立医院的改革也是难中之难。如此重要的改革，为什么现在还要试点呢?就是因为医院改革的方向还没有非常明确，公立医院如何定位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为这次医改方案没有确定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模式，我们只讲了需要哪些体系，而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制度都包括这些内容，关键是这些体系如何组织起来，也就是医疗卫生制度的模式应当是怎样的。这一点在这次医改方案中是没有明确的。没有明确当然有其难处，这个问题各方面的争议还很大。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记取其失败的教训，以利于我们理清思路，达成共识。

目前，世界上医疗制度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医疗保险模式，即政府举办保险，向医疗机构购买服务，加拿大、瑞典、挪威、台湾地区等是这种模式。二是政府医疗服务模式，即政府直接举办医院，为公众提供支付得起的服务，像英国、丹麦、希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是这种模式。三是以市场为主的模式，比如美国，但美国没有能够实现全民医疗覆盖，有近20％的人没有医疗保险。

医疗制度模式的发展是一个演变过程。在现代社会之前。医疗都是个人的责任。个人自己为医疗支付费用。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劳动与其他生产资料相分离、传统家庭结构解体，面对社会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个人无力单独抵御风险。于是在近代的行

会、工厂等组织中，出现了互的保险组织，最终演变为商业保险。但是，医疗大病的发病率低。医疗也适用“二八定律”，即很少的人使用大量的资源，大部分人仅仅是分担风险，因此大部分人不愿意买保险，保险公司又不愿意把保险卖给不健康的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德国1883年在全世界率先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通过政府的力量，立法强制每个公民都要加入保险，基本解决了全民覆盖的问题。但是从现实来看，实行全民保险的国家，其医疗费用都相对高于实行全民医疗的国家，原因就在于“医、患、保”之间存在着三角博弈。保险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在按服务项目支付方式下，医疗方和患方都有使用更昂贵诊疗项目的冲动，医患可以联手推高医疗成本，保险公司只能想方设法来控制医疗成本。在这个三角博弈中，医疗服务的提供方起主导作用，所以在保险公司和医疗提供方之间。常常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医疗费用的控制情况并不是很好。为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按病种付费，但实施后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医生把病种升级，比如说普通肺炎可以升级到病毒性肺炎，病毒性肺炎可以升级到有并发症的肺炎，总之，服务提供方总是有办法把它想要的那部分拿到手。为了解决利益上的不一致，上世纪90年代，美国推行了把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合起来的改革，成立了联合的管理保健集团，让双方的利益相一致。然后把一定范围人群的健康和医疗按人头付费包给管理保健集团，比如每人每年支付5 000美元，这一年这个人的医疗就归管理保健集团负责，如果多花了。就是管理保健集团的损失，如果能控制成本，省下来的就是利润。这就从机制上改变了提供者的激励机制，把医院从一个利润中心，改变成一个成本中心。这个设置实际上是参照了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有过的医疗体制。由商业保险公司和医院构成的新型医疗组织叫做管理保健集团，但如果国家把社会医疗保险的职能和医疗服务的职能合二为一的话，就是公立医院的职能。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政府直接办医疗机构的方式，以便有效控制成本，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在我们这次医改中，这方面的争议还很大。究竟是政府提供服务合适，还是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就是保险形式)合适?有的学者认为购买服务可能比提供服务更有效。但从前面讲的“医、患、保”三角博弈看，购买服务成本很高，需要建立买方和卖方的契约，而医疗领域关系复杂，恰恰是契约失灵的领域。例如，我们目前医患矛盾尖锐，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契约失灵。市场上很多商品和服务都能实行“三包”，但是医院不行。一些患者依照市场的逻辑，认为自己到医院花了钱，就应包治好，没治好就是医生的责任。这是商品经济异化社会观念的结果，患者对医生普遍不信任。又如，现在所说的“看病贵”，实际指的是医疗费用贵，而不仅是医疗价格贵。理论上讲，医疗费用是医疗价格乘以医疗服务量，是由“价”和“量”共同决定的。对于患者来说，生命最宝贵。去医院看病的人，追求的是风险最小化，对于一个患者或者其家人来说，什么都可以省，但救命的钱不能省，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最好的医院，看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做最好的治疗。所以在医疗市场上，竞争使价格往上走。因为患者为了降低风险，愿意选择高价而不是低价。同时，“量”是由医院决定的。医院间的竞争可以使价格降下来，比如挂号费免了，药品、检查的单价降了，但医院完全有办法让你多做一个检查，多吃一些药。因此很难用一个合约把这些都规定好。医疗是信息高度不对称的领域，即使购买服务，也还要有非常强大的政府监管，政府还是要有非常大的投入。同时医生这个职业是一个良心职业，不能靠硬性的规章制度管和压，只有给医生提供相应的地位和待遇，才能让他们更好地行使“白衣天使”的职责。

因此，从“购买服务”模式的一些实践看，虽然购买服务的理念满足了“市场化”的要求，但是在医疗领域，这种模式最后往往演变成“政府买单的市场化”，简单地说就是市场放开，政府买单。其实，完全市场运行，是从患者口袋掏钱，老百姓容易产生直接的感受，会形成一定的反馈机制；完全政府运行，是从政府口袋掏钱，便于控制成本；而“政府买单的市场化”，一只手从政府口袋掏钱，一只手从患者口袋掏钱，既控制不好成本，老百姓也不容易产生直接的感受，最后的结果是有钱人得到了实惠，普通人在支付成本。

在医疗领域我们应避免“政府买单的市场化”。医疗费用可以说是一个黑洞，如果采用政府买单的市场化，有多少钱都不够用。美国的医疗提供了非常好的例子，政府给穷人和老年人买单，但是医疗服务是市场化的，这两个项目至今仍然是美国政府最头痛的项目，每年费用的增长速度都非常快，濒临失控。从我国的实践看，这些年在推广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策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筹资水平的提高，费用的上升也是非常明显的。上海的筹资水平是最高的，职工医保筹资水平达到工资水平的14％，“新农合”的筹资水平达到450元，高于全国的50－100元，但是老百姓仍然感到看病很贵。“新农合”的推广使得农民就医有了一定的财务保障，但是也提高了农村的剖腹产比例和“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盐水)的滥用。所以，不仅要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同时要有配套的医疗服务体系。

美国现在也认识到公立医院的重要性，很多大城市的政府正在加大建立公立医院的力度。美国穷人和老年人的医疗都定向在政府的公立医院中而非直接市场化，为的是控制成本。无论是相对市场化的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公立医院的地位都是不可替代的。德国、澳大利亚、泰国等都在进行医改，总的趋势都是政府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资，以此来改善老百姓享受医疗服务的福利。因为这是最直接、最可控、最有效的方式，能够较好地把政府的投入变成老百姓的福利。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采取医疗服务体系的国家和地区，一般来说成本是相对低的。提供服务也是最主要的保障方式，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主要采取国家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的保障模式，一些曾经采取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的国家，例如巴西、泰国、埃及，后来也纷纷改为国家医疗服务的模式，效果良好。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分析美国医疗现状和问题、总结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推荐公立医疗机构为基础的全民医疗服务模式，认为这是解决医疗费用黑洞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医生和公立医院承担起人民健康的责任，医疗支出才能有效地转化为老百姓的福利。克鲁格曼还特别推崇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体系，该系统是由政府直接举办的医疗系统，政府通过税收对其拨款，医疗机构设施国家所有，人员为政府雇员，由退伍军人事务部下属的退伍军人医疗事务局管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其财务压力不断加大，老龄化等原因导致医疗卫生支出不断上升，而在降低联邦政府支出、减少财政赤字的宏观政策下，政府财政投入跟不上，它备受官僚

主义、效率低、治疗水平一般等指责，把退伍军人医疗系统私有化的呼声不断。1995年，退伍军人医疗系统开始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美国退伍军人医疗系统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最有活力的整合性的医疗系统，被评为兼顾效率与成本最佳的医疗服务体系。成为医疗信息化、绩效提高方面的行业领导者、公立医院的成功典范，它引起了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明确公益性目标、转变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转变医疗模式、考核质量与效果，以及为患者、医务人员和管理者提供支持的信息系统。

现代信息技术是美国退伍军人医疗系统改革成功的条件。退伍军人医疗系统逐步建立了全系统共享的信息网络，它包括(1)以患者为中心的健康档案系统；(2)以医疗服务人员为中心的服务提供与评价系统；(3)以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为核心的管理财务系统。此信息网络，将病人信息、医生信息、财务信息，医院所有物流信息等都整合为一个大的管理信息系统网络。管理人员在总部可以实施对系统内所有医院运营状况、医生医疗行为、财务流程、患者信息及群体疾病特征的实时监管，而且达到了人机对话。比如病人记录中有某类疾病，电脑就会相应地针对该类疾病向他显示出治疗、保健建议。这不仅帮助医生做出合理的医疗决定，同时也为提高绩效和实施健康管理提供支持，创立了新型医疗和管理模式。

英国这几年一直在借鉴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体系的经验。尤其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美国虽然创立了非常好的医院管理体系，但却难以在自己的国家推广，因为美国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体系是分散的。要在一个信息平台上整合资源，需要有共同的目标、统一的理念，所以美国没有办法实现全国总体整合。英国过去采用的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因此它在学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体系的成功经验时，推进得非常快。

我国其实是有先天优势的。因为我们有统一完整的公立医疗体系，为什么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改革呢?过去我们缺乏有效的手段，现在借助信息技术完全可以创新有效率的管理机制，使公立医疗体系在公益性原则下高效运行。

当然，由于我国医疗卫生制度模式还没有确定，使得这次医改中很多重大问题没办法确定解决思路。比如，公立医院的规模、资源布局和职能如何确定：政府对公立医院补贴的规模、方式如何确定；社会医疗保险的筹资水平、保障范围如何确定，只保大病还是大病、小病皆保；门诊和慢性病是否纳入统筹?医保机构和医院之间的支付和结算方式如何确定?医保和卫生的行政管理体制如何理顺，等等。从可行性原则出发，目前既补贴供方也补贴需方，服务保障和财务保障双管齐下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这也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但是从长远来看，必须明确我国医疗制度模式的选择。

(二)农村医疗发展

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农村医疗卫生长期滞后的根源。因此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发展农村医疗是这次医改的又一重点。

那么，如何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发展农村医疗呢?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城市化的思路，即农民迁出农村进入城市，就可以逐渐享受到城市的医疗服务。这种思路过于理想化，且不说农民进城后能否顺利获得城市的服务，即使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70％，可能还有4亿农民，超过美国的总人口，这些农民的医疗问题如何解决还是个问题，因此城市化无法解决中国的农村医疗问题。另一种是就地发展农村医疗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投保资金补贴、硬件设施建设等相对容易解决，能够让农民看得起病，一定程度上看得上病，但农村现在最缺少的是医疗人才，农村怎样吸引和留住人才以便让农民看得好病，这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