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碳排放管理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碳排放管理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新能源汽车碳配额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企业实行“碳配额”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除碳排放量的具体价格没有明确之外，该文件对“碳配额”管理办法适用范围、适用车型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并要求相关汽车企业和行业协会在限定时间内对该文件作出书面回复。发改委文件中称，该管理办法预计将于2017年正式颁布实施。在对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贴政策退坡之际，“碳配额”管理办法被认为是对汽车市场更有力的管理措施。

“在之前的鼓励和补贴政策下，一些财大气粗的燃油车生产厂商，特别是生产越野车和SUV车型的厂商，可以照旧我行我素对新能源汽车不屑一顾，‘碳配额’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后，每个车企拿到一定的碳排放量配额，一旦用完，要么按照实际排放量接受罚款，要么从其他有剩余配额的车企手中购买配额，这一招在惩罚落后技术、鼓励先进技术上比之前的一系列政策要狠多了。”贾新光说。

据了解，此次国家发改委公布《新能源汽车碳配额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之时，也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退坡做出了说明：到2018年，财政补贴将在2016年的基础上减少20%；到2020年，财政补贴将在2016年的基础上减少40%。

开启“碳配额”时代后，该配额将成为诸多汽车厂商的生命线。贾新光对此评论说：“这一举措的确有些出乎意料，过去政府有关部门只是将水泥、钢铁等碳排放量极高行业的企业纳入碳配额市场，这一次将汽车行业也纳入，我认识的很多车企内部的朋友，直到这个文件出台之后，都还不知道‘碳配额’和‘碳市场’为何物，我相信这对不少车企来讲都是一个突然面临的考验。”

何为“碳配额”？

意见稿指出，新能源汽车碳配额即二氧化碳减排配额，是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中，与燃油汽车相比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意见稿还明确规定，企业根据应承担的新能源汽车比例要求，计算出应减排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即企业必须上缴的新能源汽车碳配额总量；企业可以通过生产和销售新能源汽车达到碳配额总量要求，也可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向有多余碳配额的企业购买；此外，政府可通过掌握一定碳配额或通过财政资金回购部分碳配额用于调控。

有评论人士指出，该意见稿或多或少地参考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ZEV碳积分法案。何为碳积分？贾新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美国的ZEV法案将电动车的积分定为正分，燃油汽车的积分定位负分（不同排量的车型对应不同大小的负分），生产使用燃油汽车将会扣分，反之，新能源汽车将为车企挣积分。政府会定期根据积分来对车企进行奖惩，积分不够的企业要么上缴罚款，要么从其他有富余积分的车企处购买积分。”

据了解，特斯拉就是在碳积分政策中受益的典型案例：2013年，特斯拉年度亏损7400万美元，但在碳积分市场获得了1.3亿美元的收入，成功填补了当年的亏损额。贾新光说：“这个办法非常直接地让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厂商获益，并且比财政补贴更有效率。用‘碳配额’逐步取代财政补贴，政府方面的考虑有两层，首先是防止一些车企通过不正当手段骗补；其次是在倒逼汽车企业，尤其是传统燃油车生产企业，不得不将最新的汽车技术投入在生产当中，否则前景相当不利。以前是生产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政府手里拿钱，现在是不给你钱，如果你在配额上不达标，还会罚你钱。”贾新光还表示，一旦正式实施这一管理办法，诸如特斯拉这样的新能源汽车标杆企业，其在华的发展将会受益良多。

碳价格要高到多少才算合理？

碳配额管理办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碳排放价格，这在目前公布的意见稿中尚未有明确规定。如果碳排放价格过低，生产传统燃油汽车为主的车企受到惩罚的力度将不足以促使他们使用最新的汽车技术降低能耗或者干脆投入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大量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也得不到足够的奖励；如若价格过高，对新能源汽车的稳定发展也会有所冲击。

目前的碳排放市场价格是什么水平？贾新光介绍说：“目前国家只在7个城市开设了碳排放市场，北京碳排放市场的价格最高，不过也只有大概每吨50元。此外，深圳市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在每吨30～40元之间，其他几个城市的价格是每吨10元上下，这个价格是严重过低的，如果按照这个来，对车企的奖惩力度将是微乎其微的。”贾新光表示，目前在欧盟国家，碳排放市场的碳价格已经超过每吨100欧元，这相对于中国市场的每吨几十元人民币来讲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我想这个价格应该在每吨300～400元，才是合理的，能够起到奖惩作用。”不过，贾新光认为，目前过低的碳价格是在市场交易范围很小、交易规模也很小的前提下产生的，“将来如有关政府部门决心将价格机制充分建立起来，特别是将以大排量燃油车为主要产品线的车企纳入碳排放市场后，交易量会迅速膨胀，价格会很快提高。”

针对碳排放价格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联系了北汽新能源有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目前碳排放价格没有详细规定，谈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于真正在新能源汽车上认真投入的汽车企业来说，碳配额政策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财政补贴，真正下功夫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肯定会获得比之前更大的益处。碳配额管理办法会加速行业的竞争进程，一方面留下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另一方面推动企业技术不断提升。该负责人自信地说：“纯电动汽车是个讲规模、讲技术的行业。北汽新能源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规模效应正逐渐形成。”

针对北汽将在碳配额时代如何调配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比例，以适应新的管理办法的问题，该负责人认为：“新能源车是未来的趋势，北汽集团对于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纯电动汽车非常重视，到2020年，北汽将实现产品线100%电动化。”此外，该负责人还表示，从车企的立场出发，北汽希望能有一个政策的缓冲期，让所有市场主体有消化政策变化的影响；在具体细节上，尽快明确碳配额的分配比例、交易方式及奖励标准。

对于目前尚在生产大排量传统燃油汽车，并且仍以其为主要产品线的车企来说，不可能短期内像北汽这样实现100%电动化，但又要面对被纳入碳排放市场进行管理的事实。贾新光对此的建议是：“可以先实现大规模的油电混动，以油电混动为过渡，最终实现大部分电动化。”贾新光认为，车企目前最大的担心应该是碳价格，“按照一些大幅度提升碳价格的意见，相当一部分车企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政出多门，车企无奈

除了公布《新能源汽车碳配额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日有5家车企因涉及骗取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受到处理，并被相关部门公示。这5家涉及骗取补贴行为的汽车企业分别是苏州吉姆西、苏州金龙、深圳五洲龙、奇瑞万达贵州客车以及河南少林客车，涉及新能源补贴金额高达10.1亿元。工信部对上述5家企业停止执行中央财政补贴，并对苏州吉姆西取消整车生产资质，其他4家把问题车辆从推广目录中剔除，追回补贴资金。惩罚并公示骗补车企，对于目前我国每年45亿美元力度的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来说，似乎是一个逗号，也是补贴政策退坡的暗示。

纵观我国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从2009年元月启动的由科技部主导的“十城千辆”计划（即每年在10个新的城市推广1000辆新能源汽车，车型以市政、服务、公交用车为主），到之后由财政部主导的财政补贴，再到由发改委主导的“碳配额”管理办法，这其间新能源汽车行业经历了数次政策变迁，不同部门的管理办法和管理思路，给新能源汽车行业和车企的决策增加不确定性。

篇2

（一）CDM简介（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是在《京都议定书》第12条中所确定，由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机制。该机制既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又协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遵守定量化限控和减排承诺。CDM的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出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由此获得CERs，作为其遵守《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定量化限控和减排承诺的一部分贡献。

（二）碳排放权简介碳排放权，也称“温室气体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由于这种排放权具有稀缺性，所以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它能够进行交换，具有市场价值。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先后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并与2005年10月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有效管理。2005年6月27日我国第一个CDM项目――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项目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标志着碳排放权正式在我国诞生。，

二、碳排放权的本质

（一）中国碳排放权与国外“Carbon dioxide emissions”的区别在美国及欧洲等发达国家，碳排放权有专门的交易市场，它构成企业的一项资产并且能在交易市场自由交易。我国的碳排放权通过CDM项目产生，它与国外的“Carbon dioxide emissions”本质上不同。在刚刚结束的哥本阿根会议上，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对全球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没有达成共同的协议。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其中并没有规定中国在现阶段的减排责任，“碳排放权”只是国家对企业的发展“CDM”下项目的政府补助。因此，中国企业并不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同时，中国的法律目前也并未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作相应的限定，所以碳排放在中国并不构成一种权利。

（二）中国碳排放权的本质所谓“碳排放权”，只是简单借用发达国家的相关名词概念，对CDM项目所产生的“核证的减排量”（ CERs，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的一个代称。它实质上是CDM项目经过第三方独立机构（DOE），审定（validated）和核证（verified），并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温室气体的减排量，简称为“核证的减排量（CERs）”。因此，笔者建议将目前发达国家发明的“碳排放权”改称为“碳减排量”。

（三）中国碳减排量交易的实质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是个重大的打击，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拉动经济的新的“引擎”，我国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也明确提出加大发展低碳经济的力度。具体到“碳减排量”交易的微观操作，是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的合作，但CDM在宏观上体现出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国家是“CDM”的主导者，每一个CDM项目必须通过国家和联合国的双重审批。

我国企业的碳减排量资产属于国有资产。所以，我国碳减排量交易的实质，是企业依照《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按一定比例向国家归还其碳减排量交易所得（实质就是企业向国家缴纳的碳减排量减排量所得税），而留存部分则作为国家对企业发展清洁能源项目所给予的政府补助。

三、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

（一）碳减排量属于长期资产在CDM下，我国碳减排量交易是通过国外企业提供资金或先进技术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发CDM项目，并签订协议，规定在项目注册成功后，每年按照一定的价格购买该项目每年所核定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我国企业的“碳减排量”无论是从市场机制还是交易方式来看，都是CDM项目所产生的，可以使企业长期受益的，而且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资产。它完全符合长期资产定义，应当确认为长期资产。

（二）碳减排量不属于金融资产《企业会计准则22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章第24条规定，“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应当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金融资产的定义应理解为：企业拥有的以金融工具表示结算的合同权利，亦即金融工具投资，包括了债务工具投资和权益工具投资两种”。金融资产实质上就是一种对金融工具的投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碳减排量”完全不符合金融资产的确认条件，不应当确认为金融资产。

（三）碳减排量不应确认为存货《会计准则第1号 ―― 存货》第二章第三条，“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虽然对于我国的CDM项目来说，碳减排量是企业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在当期消耗，或者用于出售，从这个特征上看，碳减排量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存货。但碳减排量不具备实物形态，而且由于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碳减排量”合作不是短期，他们之间是企业间长期的战略联盟关系。因此碳减排量出售不是为了短期变现，将其确认为存货有些牵强。

（四）碳减排量应确认为无形资产《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第六章第三条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碳排放权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或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而且碳减排量源自合同权利或其他的法定权利（国家减排量规定）。所以，碳减排量没有实物形态且可以单独确认，可以给企业长期带来经济利益，根据存货与无形资产的定义及碳减排量的产权属性，碳减排量以无形资产核算更符合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及企业实际操作。

（五）碳减排量的确认条件 一是与该无形资产的相关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CDM项目的产生是以碳减排量长期出售转移为目的的市场行为，碳减排量也具有其自身的市场价值。由于CDM项目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且碳减排量还要通过专门机构每年的核证。二是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国务院《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企业CDM项目在报批的内容中应当包括可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价格，否则，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必须先转入中国国家账户，并经中国清洁发展机制主管机构核准后才能转出”。由此可以看出，碳减排量的成本是能够并且一定要进行可靠计量，否则项目是无法通过国家审批的。笔者认为，碳减排量的计量应当分两种情况：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回购价值在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应当以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作为无形资产――碳减排量的初始成本进行计量；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回购价值没有在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则要将碳减排量划入中国国家帐户，等找到了买家，确定交易价格，再经由中国清洁发展机制主管机构核准后转出。所以，没有确定交易价格的碳减排量即使得到了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核证，企业也不能够确认。

四、碳减排量的会计计量

（一）碳减排量的计量属性 在我国，虽然碳减排量交易活动在不断增加，但是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交易市场。加之交易操作制度、交易价格机制以及交易信息的披露与获得途径的缺乏，使得目前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方便买方和卖方寻求对方，了解价格，达到合理的交易费用和预计市场走向，作出正确的投资决定的大规模的交易市场。所以，鉴于我国目前还处在碳减排量交易的初级阶段，对碳减排量的计量主要采用历史成本计量，适当引用公允价值计量。碳减排量的成本涉及诸多因素，包括国外企业投资、中国企业投资、工程成本、注册费用以及国有资产等等，无法从中分离出一个合理的成本来对碳减排量进行准确的计量。笔者认为，碳减排量对企业的意义并不在于在其历史成本上的价值增值，而是作为企业发展清洁能源的一种政府补助，其可收回金额与其历史成本从本质上来说相等。所以，碳减排量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按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

（二）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 一是有买家的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碳减排量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但由于其成本难以准确判定，故根据其成本与可收回金额的同质性，通过其可收回金额确定其初始成本。所以，当已经在联合国注册且有合同价格的CDM项目，经过联合国专门机构核证了一定数量的CERs之后，就可以对企业的碳减排量进行初始确认：碳减排量初始成本 = （合同规定的当年的）购买单价×（当年的）CERs 。二是无买家的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企业CDM项目如果没有合同价格，则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必须先转入中国国家账户，并经中国清洁发展机制主管机构核准后转出。”所以，没有合同价格的碳减排量，不用进行初始计量。三是政府收取一定名义金额的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市场进行碳减排量的交易，碳减排量的价格一般由交易双方参照碳排放量的削减成本和碳减排量的供需情况自行确定，达成交易后还要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三）碳减排量的期末计量与出售一是碳减排量的期末计量。在碳减排量的每一核证期间内，从确认CERs，到买家支付货款，再到交付CERs，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如果这一间隔横跨了企业的两个会计期间，就需要对碳减排量进行期末计量，并反映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其期末的账面价值可以用公式：碳减排量账面价值=（合同或协议规定的）购买单价×（当年的）CERs 来计算。二是碳减排量的出售。碳减排量属于国有资产，出售后应按一定比例归还国家，留存部分作为国家对企业发展清洁能源项目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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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交易试点工作奠定了我国碳交易服务业的市场基础

2011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深圳、重庆、湖北7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目前，各地区的试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并积极建设交易平台，培育第三方咨询、审核等碳市场服务业。2013年，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均正式启动了本地区的碳交易。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将快速推动当地碳交易服务业的发展，推动遵约企业和碳交易服务机构之间的联动，加强各地碳交易服务机构之间的协作，实现产业的整合发展。

（二）政策环境为碳交易服务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目前，我国已出台《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各试点省市也根据《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制定了地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和碳交易管理办法等地方规章，深圳和北京还出台了规范碳交易的人大文件，实现了区域碳交易服务活动的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二、我国碳交易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家层面立法相对滞后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碳交易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法律制度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试点工作和碳市场履约机制对企业的约束力，影响了碳交易的活跃程度和碳市场的整体效果。

（二）碳排放数据采集困难

碳排放数据是碳交易的基础，也是碳交易服务业的核心业务之一。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国家层面统一的统计核算标准，各试点均自行开发，数据口径不一，影响了今后全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的统一。

（三）交易模式受到限制

国务院在2011和2012年为清理整顿交易机构，出台了有关规定，包括《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等，其中对碳排放配额交易，规定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限制了碳排放权交易的模式，难以实现连续交易、形成线性价格，不利于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资金流动融通作用。

（四）激励约束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在引导碳市场形成、鼓励开展碳交易的激励和约束政策还不够完善，企业开展碳交易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发挥碳交易机制对促进企业减排的推动作用。

三、对加快我国碳交易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设想

（一）基本原则

发展碳交易服务业应围绕建设生态文明主题，适应新形势下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将发展碳交易服务业作为新兴服务业的重要内容，遵约以下具体原则：一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原则。以市场化为导向，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培育壮大碳排放交易市场，鼓励开展基于市场机制的碳排放交易，促进碳交易服务业发展。二是强化激励政策引导原则。通过制定完善激励政策，支持建设碳排放交易平台，完善碳交易配套制度，引导市场主体增强碳交易的内生动力，壮大碳交易服务业规模。三是加强制度标准规范原则。加快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制度、标准，加强碳交易服务业监管，强化行业自律，规范碳交易市场行为，促进碳交易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四是统筹国内国外资源原则。在充分用好国内政策和资源的基础上，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碳交易先进经验，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理念，逐步建立符合国际准则的碳交易市场体系。

（二）发展重点

1、建立交易平台制定交易规则，具体包括设计产品、交易模式与流程，配额注册登记、交易产品挂牌、信息披露、配额交易、交易结算、会员管理等方面的详细制度。建立交易系统，具体包括撮合系统、信息系统、资金管理系统、数据传输系统和风险控制系统等的内容。通过配置充分满易和灾备要求的软硬件设施，建设严密的交易和风险防控体系，最终实现交易系统与登记簿、资金第三方存管系统的对接，具备开发服务于政府碳减排目标和市场定价机制需求的交易产品的能力。2、建立登记注册系统登记注册系统是碳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碳配额的确权中心和管理中心。为碳交易配额的生成、分配、存放、交易和流转提供载体，实现了配额的确权和固化，从权属上保障了配额交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企业通过查询持有配额数量变化，管理自身碳排放，通过注销配额完成碳排放履约。具体功能包括：账户管理、配额管理、减排量信息备份、企业排放数据管理、企业合规监管、配额确权、统计分析及信息等。3、建立核查验证体系按照保守性、透明性、可比性、确定性和经济性原则，依据政府批准的碳减排核算方法，建立真实客观、能够实现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的第三方核证支撑体系，同时为降低收集处理数据的成本，开发碳排放主体排放情况在线报告系统。4、培育交易主体通过规范交易行为，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培育碳交易参与主体，促进政府主管部门合理下达减排目标，推动交易经纪机构活跃规范交易，鼓励金融机构和个人参与交易，确保排放权企业完成政府下达的减排目标。5、建立咨询服务体系通过建立完善的咨询服务体系，充分调动碳交易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包括市场交易咨询顾问、减排项目咨询顾问、核证核查培训咨询服务等，以完成减排目标为前提，在碳交易全产业链中，最大化利用市场手段实现资源分配。6、建立金融支撑体系搭建金融支撑服务平台，鼓励金融机构为碳交易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同时，通过碳交易确定交易标的物权价值，积极探索形成低碳金融服务模式。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法规制度建设

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为开展碳交易、发展碳交易服务业提供法律支撑。在总结碳交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国家层面的碳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碳交易主体、程序和规则，构建标准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加快建设碳交易登记注册系统，并加强与碳交易平台的衔接。尽快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为开展碳交易提供依据。探索形成有利于促进碳交易的价格调节机制，增强政府对碳交易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

（二）建立财税金融扶持政策中央财政设立碳交易服务业专项资金

支持碳交易所按照统一标准建设交易平台，完善碳交易市场配套体系，提升碳交易服务能力。研究建立促进碳交易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扶持政策，对碳交易主体、交易平台、经纪机构开展碳交易给予一定税收优惠，降低各参与主体的核证和交易成本。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碳交易特点，开发碳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积极引进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优惠贷款和赠款，加大对碳交易服务业的支持力度。

（三）完善统计核算标准，培育第三方核证机构

制订完善碳减排、核证、交易等相关标准，引导碳交易规范有序开展。引导碳交易市场主体配备合理的能源计量器具，加强碳减排的计量统计。制定国家层面的第三方碳减排核证机构管理办法，明确机构设立条件。建立第三方碳减排核证工作机制，完善相关程序，确保核证公平公正。

（四）加强宣传培训和交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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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权 环境成本 会计确认 会计计量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来自于排污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区域内部各污染源用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排污权交易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被人买入或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国际碳市场可分为配额交易市场和项目交易市场两大类。配额交易市场交易的对象主要是政策制定者通过初始分配给企业的配额。项目交易市场交易的对象主要是通过实施项目削减温室气体而获得的减排凭证。

一、对碳排放权确认与计量体系的构想

（一）碳排放权是否能够确认。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基于市场是配置资源有效途径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为缓解经济外部性的有效途径。显然碳排放权已经成为一种商品。首先，商品是企业的一种资产，具有可定义性;其次，商品通常存在交易市场，即使是不完善的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也具有可计量性;第三，由于碳排放权的交易存在市场，具有相应的交易凭证，企业可以按照原始凭证对碳排放权进行可靠的计量;第四，碳排放权越来越成为众多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信息，是有用的经济信息，符合经济信息的相关性。

（二）碳排放权应在何时进行确认。当企业要对碳排放权进行确认时，还要明确何时确认碳排放权。初次确认是指对输入会计核算系统的原始经济信息进行的确认。所以当企业产生碳排放权的交易或事项，即通过政府分配或企业购买取得碳排放权，只要企业取得相应的原始凭证，证明企业拥有并控制该碳排放权的时点，就是企业确认碳排放权的时点。通常当排放减量权证签发后，温室气体碳排放权的价值即被承认，企业即可对碳排放权进行确认。

（三）碳排放权应确认为哪个会计要素。

1.政府补助。政府分配是指管理当局将核算好的排放权无偿发给企业。企业对于通过政府分配方式取得的碳排放权，应确认为政府补助。会计准则定义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无偿性是政府补助的基本特征，政府并不因此享有企业的所有权，企业将来也不需要偿还，而是直接取得资产。政府为企业分配的碳排放权符合无偿划分，属于企业的非货币性资产，企业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取得收益。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其中碳排放权应当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无形资产。企业购买碳排放权是指按照一定的规则，企业通过竞拍获得碳排放权。企业对于通过购买方式取得的碳排放权，应确认为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具有下列特征：（1）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并能为其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碳排放权的所有权虽然归国家所有，但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规定：“鉴于温室气体减排量资源归中国政府所有，而由具体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归开发企业所有”。因此，企业可以控制其取得的碳排放权，并通过出售、转让以及使用碳排放权带来的其他社会效益而获得经济利益。（2）不具有实物形态。碳排放权所交易的不是一般的有形商品，而是一种量化的减排信用额度。（3）具有可辨认性。碳排放权能够从企业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够单独用于出售或者转让，而不需要同时处置在同一获利活动中的其他资产。（4）属于非货币性资产。尽管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也有了北京、天津等多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是纵观全球，99%的市场是强制碳市场，只有不到1%是自愿碳市场。我国没有强制规定减排义务、碳交易还停留在自愿交易阶段，规模较小，无法形成有效稳定的市场，在持有过程中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情况不确定，不属于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因此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四）碳排放权计量体系。鉴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处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中，相应的交易机制不断统一，碳排放权可以用货币计量。计量属性选择方面，碳排放权可以采用历史成本、可变现净值和公允价值这三种属性。企业对从二级市场通过购买方式取得的碳排放权，可选择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该碳排放权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比较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确认该资产所发生的资产减值损失。其中可回收金额是由该资产的可变现净值与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二者孰高决定。当企业通过政府分配免费取得碳排放权时，由于历史成本为零，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建议使用国际市场上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

（一）确认为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从理论上讲，政府补助有两种会计处理方法：资本法与收益法。我国政府补助准则要求采用的是收益法中的总额法，以便真实、完整地反映政府补助的相关信息。根据上文所述，碳排放权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这类补助应当先确认为递延收益，然后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企业应在实际取得资产并办妥相关受让手续时按照其公允价值确认和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1元）计量，为了避免财务报表产生误导，对于不能合理确定价值的政府补助，应当在附注中披露该政府补助的性质、范围和期限等内容。企业要对确认为政府补助的碳排放权提前进行处置，相当于处置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

初始计量：企业应当在实际取得碳排放权的时候，按照其公允价值，确认为无形资产和递延收益，即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贷记“递延收益”科目。

后续计量：在相关寿命期内平均分摊递延收益，计入当期收益，借记“递延收益”科目，贷记“营业外支出”科目。

处置：具体处理类似对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的处置。

（二）确认为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在目前的CDM项目中，碳排放权以经核证的碳减排量的形式进行交易，国内通过CDM注册并经过核证的企业可以在无形资产科目下设置“碳排放权”的二级明细科目，然后做下面的会计处理：

初始计量：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后续计量：碳排放作为一种特许使用权，是在生产过程中逐渐耗用的，所以应当采用产量法进行摊销。对于碳排放权，其取得若源于合同性或法定权利，其使用寿命不超过合同性权利或者其他法定权利的期限，以企业预计使用寿命和法定使用寿命孰短为标准确定使用寿命。若在合同到期时将碳排放权一次性出售给发达国家的企业，则收益不需要分摊到各个收益期，无需进行无形资产摊销，但期末需要做减值测试，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摊销时，借记“管理费用――碳排放权”科目，贷记“累计摊销”科目。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时，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科目。

处置：企业出售碳排放权时，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收益在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之间分配。取得价款与碳排放权的账面价值的差额扣除上交国家的部分计入资产处置利得或损失，即营业外收入或者营业外支出。其中，对于氢氟碳化物和全氟碳化物类项目，国家收取转让碳排放权转让额的65%;氧化亚氮类项目，国家收取转让碳排放权转让额的30%;重点领域，包括以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为主的项目，和植树造林等环境保护类项目，国家收取转让碳排放权转让额的2%。出售时，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照已经计提的累计摊销，借记“累计摊销”科目，按照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借记“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科目，按应支付的相关税费，贷记“应交税费”科目，按照应上缴国家的比例计算，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营业外收入”或者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

三、对完善碳排放权确认与计量的建议

（一）完善碳排放权相关会计准则。完善碳排放权会计准则，可以保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秩序的稳定，从理论上对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确保相应法律强制性并加大管理力度，同时避免碳排放政策与其他交叉环境政策的冲突，使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能够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进行有序交易，进而为我国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谈判中提供制度基础。

（二）提升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会计人员过硬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是保障企业发展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在支撑，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理论以及碳会计理论都是当下非常前沿的会计理论，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规范。这就要求企业会计人员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提高在实务中的执业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企业也应当加强认识，加大对会计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为会计人员提供学习相关知识、掌握新知识、新趋势的机会。

（三）改善会计教育模式。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企业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计量核算存在特殊性，仅依靠借鉴国外已有模式和实务工作者的探索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产生了对碳排放权会计专业人才的特殊需求。为推动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专业储备力量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特别是碳排放权交易对环境学、经济学、会计学等学科知识的交叉具有特殊要求，这就对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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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新的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综合运用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手段，开展低碳试验试点，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二)主要目标。大幅度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年下降17%。控制非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和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基本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步形成。通过低碳试验试点，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低碳省区和城市，建成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低碳园区和低碳社区，推广一批具有良好减排效果的低碳技术和产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二、综合运用多种控制措施

(三)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进一步提高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准入门槛，健全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制度，严格控制新建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制定并落实重点行业“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方案和年度计划，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力度。严格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提高到47%和8%左右。

(四)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完善节能法规和标准，强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突出抓好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加快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健全节能市场化机制，完善能效标识、节能产品认证和节能产品政府强制采购制度，加快节能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节能能力建设。到2015年，形成3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年下降16%。

(五)积极发展低碳能源。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推进煤炭清洁利用，鼓励开发利用煤层气和天然气，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核电，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非化石能源。促进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推广应用。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11.4%。

(六)努力增加碳汇。加快植树造林，继续实施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巩固和扩大退耕还林成果，开展碳汇造林项目。深入开展城市绿化，抓好铁路、公路等通道绿化。加强森林抚育经营和可持续管理，强化现有森林资源保护，改造低产低效林，提高森林生长率和蓄积量。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十二五”时期，新增森林面积125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积极增加农田、草地等生态系统碳汇。加强滨海湿地修复恢复，结合海洋经济发展和海岸带保护，积极探索利用藻类、贝类、珊瑚等海洋生物进行固碳，根据自然条件开展试点项目。在火电、煤化工、水泥和钢铁行业中开展碳捕集试验项目，建设二氧化碳捕集、驱油、封存一体化示范工程。

(七)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继续推广利用电石渣、造纸污泥、脱硫石膏、粉煤灰、矿渣等固体工业废渣和火山灰等非碳酸盐原料生产水泥，加快发展新型低碳水泥，鼓励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沙浆；鼓励采用废钢电炉炼钢—热轧短流程生产工艺；推广有色金属冶炼短流程生产工艺技术；减少石灰土窑数量；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减少电石、制冷剂、己二酸、硝酸等行业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通过改良作物品种、改进种植技术，努力控制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加强畜牧业和城市废弃物处理和综合利用，控制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积极研发并推广应用控制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技术，提高排放控制水平。

(八)加强高排放产品节约与替代。加强需求引导，强化工程技术标准，通过广泛应用高强度、高韧性建筑用钢材和高性能混凝土，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延长使用寿命。实施水泥、钢铁、石灰、电石等高耗能、高排放产品替代工程。鼓励开发和使用高性能、低成本、低消耗的新型材料替代传统钢材。鼓励使用缓释肥、有机肥等替代传统化肥，减少化肥使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选择具有重要推广价值的替代产品或工艺，进行推广示范。

三、开展低碳发展试验试点

(九)扎实推进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各试点地区要编制低碳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率先形成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践行低碳消费理念，成为低碳发展的先导示范区。逐步扩大试点范围，鼓励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开展低碳试点。各省(区、市)可结合实际，开展低碳试点工作。

(十)开展低碳产业试验园区试点。依托现有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产业园区，建设以低碳、清洁、循环为特征，以低碳能源、物流、建筑为支撑的低碳园区，采用合理用能技术、能源资源梯级利用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优化产业链和生产组织模式，加快改造传统产业，集聚低碳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低碳产业集群。

(十一)开展低碳社区试点。结合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市房地产开发，按照绿色、便捷、节能、低碳的要求，开展低碳社区建设。在社区规划设计、建材选择、供暖供冷供电供热水系统、照明、交通、建筑施工等方面，实现绿色低碳化。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材，推广绿色低碳建筑，加快建筑节能低碳整装配套技术、低碳建造和施工关键技术及节能低碳建材成套应用技术研发应用，鼓励建立节能低碳、可再生能源利用最大化的社区能源与交通保障系统，积极利用地热地温、工业余热，积极探索土地节约利用、水资源和本地资源综合利用的方式，推进雨水收集和综合利用。开展低碳家庭创建活动，制定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规范，引导社区居民普遍接受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十二)开展低碳商业、低碳产品试点。针对商场、宾馆、餐饮机构、旅游景区等商业设施，通过改进营销理念和模式，加强节能、可再生能源等新技术和产品应用，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强运营管理，加强对顾客消费行为引导，显著减少试点商业机构二氧化碳排放。研究产品“碳足迹”计算方法，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制定低碳产品认证和标识管理办法，开展相应试点，引导低碳消费。

(十三)加大对试验试点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强对试验试点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建立部门协作机制，研究制定支持试点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产业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形成支持试验试点的整体合力。研究提出低碳城市、园区、社区和商业等试点建设规范和评价标准。加快出台试验试点评价考核办法，对试验试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开展试验试点经验交流，推进相关国际合作。

四、加快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十四)建立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制度。将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指标纳入政府统计指标体系，建立健全涵盖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适应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统计体系。根据温室气体排放统计需要，扩大能源统计调查范围，细化能源统计分类标准。重点排放单位要健全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费的台账记录。

(十五)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制定地方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规范清单编制方法和数据来源。研究制定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信息系统。定期编制国家和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的指导，做好年度核算工作。加强温室气体计量工作，做好排放因子测算和数据质量监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和核算工作体系，加强能力建设，建立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的专职工作队伍和基础统计队伍。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制度。

五、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十六)建立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制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确立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基本管理框架、交易流程和监管办法，建立交易登记注册系统和信息制度，开展自愿减排交易活动。

(十七)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根据形势发展并结合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要求，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制定相应法规和管理办法，研究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方案，逐步形成区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十八)加强碳排放交易支撑体系建设。制定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总体方案。研究制定减排量核算方法，制定相关工作规范和认证规则。加强碳排放交易机构和第三方核查认证机构资质审核，严格审批条件和程序，加强监督管理和能力建设。在试点地区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登记注册系统、交易平台和监管核证制度。充实管理机构，培养专业人才。逐步建立统一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系统。

六、大力推动全社会低碳行动

(十九)发挥公共机构示范作用。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公共机构要率先垂范，加快设施低碳化改造，推进低碳理念进机关、校园、场馆和军营。逐步建立低碳产品政府采购制度，将低碳认证产品列入政府采购清单，完善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逐步提高低碳产品比重。

(二十)推动行业开展减碳行动。钢铁、建材、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有色、纺织、食品、造纸、交通、铁路、建筑等行业要制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方案，按照先进企业的排放标准对重点企业要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要求，研究确定重点行业单位产品(服务量)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选择重点企业试行“碳披露”和“碳盘查”，开展“低碳标兵活动”。

(二十一)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利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全方位、多层次加强宣传引导，研究设立“全国低碳日”，大力倡导绿色低碳、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宣传低碳生活典型，弘扬以低碳为荣的社会新风尚，树立绿色低碳的价值观、生活观和消费观，使低碳理念广泛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二十二)加强履约工作。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及时编制和提交国家履约信息通报，继续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广泛宣传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行动与成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推动公约和议定书的全面、有效、持续实施。

(二十三)强化务实合作。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交流和对话，积极开展多渠道项目合作。在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积极引进并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积极支持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结合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低碳项目合作。

八、强化科技与人才支撑

(二十四)强化科技支撑。加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研究。统筹技术研发和项目建设，在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实施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范工程，重点发展经济适用的低碳建材、低碳交通、绿色照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低碳技术；开发高性价比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技术、大功率风能发电、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地热发电、海洋能发电、智能及绿色电网、新能源汽车和储电技术等关键低碳技术；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新技术。推进低碳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建设。编制低碳技术推广目录，实施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完善低碳技术成果转化机制，依托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建立低碳技术孵化器、中介服务机构。

(二十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教育培训，将其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完善相关学科体系。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科学普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和科技研发队伍、战略与政策专家队伍、国际谈判专业队伍和低碳发展市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九、保障工作落实

(二十六)加强组织领导和评价考核。各省(区、市)要将大幅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完成本地区目标任务。要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区(行业)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完善工作机制。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按照相关专项规划和工作方案，切实抓好落实。各省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对本地区、本部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负总责。加强对各省(区、市)“十二五”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估、考核。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实行问责和奖惩。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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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已经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我国环境不断恶化,大气污染日益严重,雾霾等环境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国家“十二五”规划指出国家要绿色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提出将单位GDP能耗降低17. 3%的目标。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社会的关注,更受到国家的重视。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企业更应承担起相应责任,减少碳排放。而审计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督检查手段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更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促进环境保护规范企业行为方面都应得到应用,碳审计作为新兴的审计领域就是来担负这样的责任的。而我国企业的碳审计还处于新兴阶段,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我国企业碳审计存在的现状,揭示我国企业碳审计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在碳审计的定义方面,2003年2月24日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在《我们的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报告中正是提出“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ics)由此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国外关于碳审计的定义是从环境会计开始,逐步提出碳审计的概念。“碳核算”的广义定义是由Hespenheide等人给出(2010年),他表示,碳审计一方面是碳排放和清除另一方面是财政的影响的测量。这个定义意味着,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碳审计包括非货币性以及货币方面,他们还描述了碳核算的内部和外部的应用程序。KPMG(2008)、Hespenheide等(2010)提出碳会计事务所是对减缓气候变化到财务等方面一体化讨论的会计公司。

当前国外碳审计主要集中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且研究多集中于实务方面。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于2009年12月7日了2008~2009年工作情况报告是英国环境审计委员首次对与低碳相关问题进行的全面审计报告。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9年6月26日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明确规定“碳关税”条款。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审计研究案例少,以规范研究为主。

在碳审计的定义方面,曹梅、郭晓莎(2011)提出,碳审计就是由独立第三方对政府以及企业履行碳排放责任进行检查和监督,评价碳排放管理活动及其成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李兆东、鄢璐(2010)阐述了碳审计一般概念,指出碳审计应包括低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低碳财税资金的审计、低碳经济行为和产品的审计认证三方面主要内容。陆婧婧、苏宁(2010)等都对碳审计的含义和内容进行了阐述。

在碳审计的动因和对策研究方面,王爱国(2012)在对比国外碳审计研究成果上提出“积极主动、抓大放小、顶层设计、完善法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科学发展、绿色考核、以人为本、借智发展、加大宣传、培育意识”开展我国碳审计工作的新思路,赵放(2014)指出我国碳审计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阈,对碳审计工作进行系统的规划,加强碳审计依据的顶层设计,建立“三位一体”的分类分层碳审计体制,建立复合型、高素质的碳审计专门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碳审计机制。

三、我国碳审计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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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国家发改委明确七地开展试点工作、鼓励条件具备的地区先行先试碳排放权交易以来，各地纷纷出台碳交易管理办法，多个省市的碳交易市场正在形成。然而，中国碳交易还处于前期摸索阶段，虽然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是大势所趋，但现在看来仍然是空中楼阁。

深圳：

百个交易日成交金额700余万元

“2010 年，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2267.8 万吨、2273.6 万吨，位居世界第一，烟粉尘排放量为1446.1 万吨，均远超出环境承载能力。”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13个重点区域，是我国经济活动水平和污染排放高度集中的区域。

为完成“十二五”期间确定的“单位GDP能耗下降16%、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中国尝试逐步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明确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鼓励条件具备的地区先行先试碳排放权交易。上述七个试点地区均位于我国污染排放高度集中的区域。

“目前，我国的碳排放交易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交易体系，但这种交易体系不具有强制性，企业减排动力不足；国家发改委主导在7个省市进行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属于第二种途径，也就是为这些地方的企业设定碳排放上限，要求企业据历史排放量和行业基准线确立自己的配额，如果企业的实际排放低于其配额，可以将多出的配额交易。

今年6月18日，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在全国上线运行。首吃螃蟹的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在运作首日完成8笔交易，成交21112吨配额。《中国经济周刊》从深圳交易所独家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25日，约100个交易日内累计交易量为113855吨，成交金额为7120238元。

与全球最大的欧盟碳交易体系相比，这个数据显得微不足道。“在2012年，欧盟交易了90多亿吨的交易量，今年估计也会轻松的超过90亿吨，”美国洲际交易所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杰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七地碳交易平台或将年底全部上线

在上海，专注于碳交易的上海环境能源所，早在2011年就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增资扩股，注册资本2.5亿元人民币，成为全国首家股份制环境交易所。

“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将配额分配给企业，企业通过我们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到年末进行清缴。”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宾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般情况下，如果企业进行节能，可以把多余的配额卖出去，如果今年配额不够，就要进行购买。”

宾晖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交易所建设初期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前期制度的设置、配额分配方案、核查标准的制定等，都是较为困难的工作。只有完成前期这些工作的设定，才能保证后面规范工作顺利进行……在交易所运行之后，还要担心交易量不足、交易不活跃的问题。目前，深圳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这应该是碳交易都会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上海以后将会面临的挑战。”

据黄杰夫介绍，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主要是发改委气候司主持，七个试点省市的发改委主导。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以前，七地的碳交易平台要全部上线，最终形成全国碳排放市场体系。

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总裁梅德文表示，目前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相比之下试点进度更快“总的来说，不会超过2013年年底，至少大部分试点城市都会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

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国内政策和履约处处长蒋兆理表示：“与美国、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等相比，中国虽然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但基础工作还很不扎实。”

从目前看，要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还存在一定困难。“目前这七个地区的试点工作，上海不管深圳，深圳的不管广东。”黄杰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有专家指出，如果仅仅是上述七地可以交易，而其他地方无法进行，统一的全国市场将无法运作。未来除了将交易市场推向全国外，也需要把握金融市场本身的规律，从最开始就做顶层设计，如果七个地方是七个不同的标准，对于参与企业无所适从。

黄杰夫认为，要形成统一市场的最大的挑战来自流动性。“既然要做ETS（Emissions Trading Scheme的简称，意为排放权交易体系），就必须要有金融市场的概念，必须具备流动性，这跟碳税有本质区别。目前各地试点地区，其流动性来自何方，怎么组织流动性，由哪个政府监管部门来组织流动性，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形成一个流动性充足的真正体系。”黄杰夫对未来表示担心。

宾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是趋势。但如何建设主要看国家的部署，需要有统一的分配制度、核查制度、统一的交易平台等。”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碳排放交易与碳排放总量的设置值密切相关，稳定性与政府的决策有关，面临的风险较高，因此参与者不多，这一因素制约着全国统一交易市场的形成。

“由政府主导的统一制度建设中，企业也需要积极参与碳排放交易。不能全由政府推动，政府帮企业管理风险，最终要形成去行政化、由市场自然的选择的全国统一市场，”黄杰夫说。

对话美国洲际交易所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杰夫：

碳交易，金融机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经济周刊》：我国推行碳排放交易的初衷是什么？

黄杰夫：碳排放交易的初衷是以最低成本，帮助企业，通过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达到最低成本合规。政府将指标发放到企业，企业该什么时候买入指标，什么时候卖出指标，怎么管理碳资产，是一个市场化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在碳排放交易市场领域该如何和国际市场衔接？

黄杰夫：和国际衔接这方面，深圳已经开始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6月18日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和深圳政府签署了碳交易气候变化领域的两个地区合作备忘录。据我了解，中国政府的官员对国外的经验，已经有充分的了解，但成功的关键是，在实施过程中要能尽量符合市场的规律，尽量从企业的需求出发，把科学的思路原则在实际操作层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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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市场 碳排放权 碳排放权交易 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F7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国内各省市纷纷建立起环境能源交易所、节能减排交易所、排污权交易所等交易平台。2008年，我国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迈出了构建碳交易市场的第一步。2009年，湖北、广东、浙江、云南成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机构。2010年2月，河北环境能源交易所挂牌。与此同时山东、四川、山西等省份也正在积极筹建中。在国际化碳排放权交易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背景下和我国节能减排的严峻形势下，各省市跟风成立的环境权益类交易机构，虽然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形成，但地域性明显，各自为政，标准也不统一，应该说并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另外从建立碳交易市场的秩序看，似乎全国“普遍开花” 、“ 各自为政”的行政色彩浓厚，碳市场建设缺乏统一规划，而且形不成合力。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制约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的法律困境如下：

（一）缺乏国家层面的立法规范

从国家法律层面来看，目前尚无有关国家层面的法律依据，除国家一些政策性软法文件和一些地方政府的法规和规章外，在全国范围内尚没有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虽然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等法规中对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等有所规定，但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并未创设可用于交易的碳排放权概念，企业并未拥有所排放的碳排放指标的产权。从各省市出台的地方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看，例如江苏省出台的《杭州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和重庆市出台的《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等，由于这些地方法规和规章大多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很大的地域色彩，且标准不统一，法律效力有限，不能充分有效的开展碳排放权交易。

（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与现行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政策的矛盾冲突

现行的保护环境的措施主要有排放总量控制、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脱硫电价政策等，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与这些现行的政策、措施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法律标准不统一、理论基础不一样和运行机制上不相容。要让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形成一个前后联贯、层次分明、内外协调统一、逻辑结构严密的有机联系的统一体，急需进一步理顺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与其他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的关系。

（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的欠缺

虽然各地相继建立多家环境交易所是有利于竞争的，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形成，但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可能会由于平台职能重叠而造成浪费。完善的市场机制要具备活跃的供需双方及中介机构、充分的市场信息披露、竞争性的价格形成机制与规范的交易流程等。现有的碳排放权交易中行政干预和政府指导价格色彩浓厚，尚未形成市场价格机制。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体系构建

我国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提出了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能效的同时，创建灵活、有效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机制，是我们以法律、经济、金融手段进行节能减排的创新性尝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健全碳排放权法律法规，将碳排放权交易置于法律框架下

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根据中国特有和不断变化的立法和司法要求，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碳排放权的法理基础，创造一系列法律条件，为碳排放权交易的推行奠定法律基础。我国可以分步走和分阶段的开展碳排放权交易，选定区域或省市开展试点工作，为摸索碳产品的定价机制和交易机制，培育并活跃碳市场，可以尝试在选定的省或地区进行试点。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碳排放权交易的良性发展。可以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作必要补充和修改，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原则和纠纷的解决规则，除外还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其内容主要包括：碳排放权的确认；碳排放权产权的取得和确定；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及交易范围；当事人权利、义务和责任；碳市场交易程序及操作手段；政府的作用和职责等。

（二）建构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法律体系

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法律管理机制，整合现有的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组建专业化的碳排放权中介机构，研发和建立高效的信息网络系统，为交易各方提供准确和及时的碳排放权中介信息，提高碳交易过程的透明度，降低碳排放权交易的费用；建立经济和政策激励机制，对积极减少排放、出售碳排放权的企业从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排放企业破产或被兼并，应鼓励碳排放权作为企业资产进入破产或兼并程序；新增排放企业，除去按总量控制指标分配的碳指标外，对于超标的碳排放权可通过碳市场交易获得或通过专业化的拍卖机构招标、拍卖、集中竞价获得。

（三）加强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机构的法律建设

构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集约的组织管理机构、许可证发放机构，准确了解和掌握所有排放单位或设备的排放情况，并及时修改、完善有关环境法规和环境法律标准，从法律上引导和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向经济、高效、可持续性方向推进。政府在碳交易过程中还应当肩负起监管职责：应建立主体资格法律审查机制，对于碳排放权主体的资格设定统一的法律要求；应建立相应的法律登记机制，对于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当事人就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的情况进行登记；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报告机制，对于碳排放指标持有者，每年提供的准确、详细地报告其碳排放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公示；应改善碳排放法律监测系统，加强环境监测法律体系建设；应培育碳排放权经纪人法律制度，以加强和保障碳排放权交易的正确和合理运行；应严格查禁企业超标排放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参考文献：

[1]刘伟平，戴永务.碳排放权交易在中国的研究进展[J].林业经济问题，2004（4）.

[2]张芳.国际碳排放交易对我国排污权交易的影响[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1112.

[3]殷培红，赵毅红，裴晓菲.温室气体减排监管政策的国际经验[J].环境保护，2009（6）.

篇9

Abstract: Following the global-warming background, climate-problem and low-carbon economy are becoming the core issues of the whole worl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carbon-financ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article suggests some advic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关键词： 碳金融；碳交易困境；解决对策

Key words: carbon-finance；carbon-trading difficult；solution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3-0123-02

0 引言

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就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客观事实，与此相应，英国政府在2003年《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并迅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金融领域面对低碳经济这一现代背景也提出了“碳金融”的概念，并在近几年的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领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公约，即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1997年日本东京《京都议定书》。据世界银行报告称，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1500亿美元，有望超越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2009年6月的预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3.5万亿美元，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由此可见，碳交易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最具前景的大宗贸易市场，而与碳交易联系紧密的碳金融也毫无疑问成为了当今社会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热点。本文针对中国碳金融发展出现的一些特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对我国碳金融发展有所裨益。

1 碳金融的定义

鉴于碳金融出现时间相对较晚，无论其理论研究还是市场实践形势变化均较大，目前国内外对碳金融的含义还没有非常统一的定义，国际上对碳金融含义的界定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碳金融是气候问题的市场解决方式，世界银行2006年碳金融发展报告中碳金融被定义为用于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量的金融资源。Sonia Labatt（2007）等把狭义的碳金融定义为探究碳约束社会中的金融风险与机遇，运用市场工具转移环境风险和实现环境目标，其广义的碳金融定义则与碳金融期刊的相同[1]。除上述观点外，还有一种侧重金融活动的概念界定，即一般而言，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对比国际，国内对碳金融的界定主要关注的是后者，即比较侧重碳交易与碳融资等金融活动。目前对于碳金融的界定较多的指向服务于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结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碳金融的含义如下：

“碳金融”是指国际社会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开发的市场解决机制，广义的碳金融泛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金融活动，狭义的碳金融是指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具体包括与碳排放有关的各类权益的交易及其金融衍生交易,也包括基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直接投融资活动、为强制性或自愿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或机构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等，是一个包含碳资金流动工具（碳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碳交易中介机构）和交易方式（碳交易市场）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

2 中国碳金融发展遭遇的困境

中国碳金融发展不仅有利于我国降低减排成本、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和减缓碳风险，同时也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

从碳金融市场规模来看，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是全世界核证减排量（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ER）一级市场上的最大供应国。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目前，中国是最有潜力的碳交易资源供给国[2]。从碳金融交易主体而言，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天津排放权交易，为统一和规范中国碳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从碳金融类型发展来看，2007年推出中国绿色碳基金，并先后在北京、山西、大连、温州等地相继启动，规模不断扩大。银行业也逐步开始涉及碳金融业务，如CDM项目融资和挂钩碳交易的结构性产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兴业银行，该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开展合作，截止2009年3月，该行共支持了91个节能减排项目，融资金额达到了35.34亿元；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则先后推出了收益率挂钩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的理财产品。

虽然中国碳金融已经逐步走入公众视野，但与此同时，中国碳金融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面临着一些困境，如制度设计不完全、定价权的缺失、国内碳金融市场发展缓慢等等。

2.1 国内对碳金融的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国内对碳金融的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因为CDM和“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在我国传播的时间有限，公众了解还比较浅，国内许多企业也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缺乏充分认识；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目前关注碳金融的除少数商业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鲜有涉及。地方政府对碳金融的认识也相对不完备，政策支持力度较低，重视程度不够。

2.2 碳金融相关法律制度等交易基础不完善。我国缺乏碳交易发展所需要的完善的法律法规。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项法规、办法，比如：于200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我国第一部以推行清洁生产为目的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之后又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但距一个完善的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发展所需的法律制度仍有差距。

2.3 碳交易定价权缺失，碳金融市场结构单一。中国作为低碳产业最具规模的供应方，拥有世界近35%CDM项目及48%的CERs比例，但是在定价问题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偏离问题，与另一个同样作为CERs出口国的印度相比，合同CERs平均价格要低2欧元以上。在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上，欧元遥遥领先，如2007年全球碳基金已达58只，资金规模达到70亿欧元。其中来自政府投资者的资金中93.3%是欧元；混合购买者的资金中84.7%为欧元；私人投资者的资金中60.19%为欧元。其余为美元和极少的瑞士法郎和英镑。可见，国际碳交易使用欧元计价结算的需要近年不断提高。此外，美元、日元、英镑、澳元、加元等都具提升空间。我国碳交易的定价权缺失，市场结构主要依靠出口CDR项目核证减排量，结构比较单一，从而使中国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并没有话语权，不得不接受外国碳交易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价格。

2.4 市场秩序混乱，未形成统一交易平台。我国碳交易市场混乱，缺乏统一的交易平台。我国目前与国外碳排放购买方的交易处在点对点交易阶段，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成本巨大，国内业主收集到的信息零散，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缺乏竞争机制，难以形成合理的价格。此外，各个业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自行竞争降价，从而导致我国的CERs出售价格大大低于欧盟市场价格。

2.5 中介机构发育不完全，发展缓慢。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在国外，CDM项目的评估及排放权的购买大多数是由中介机构完成，而我国本土的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项目。另外，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同时，中国碳金融交易行业的基础设计能力建设目前还没有到位。

2.6 人才缺失，知识短缺。人才与知识短缺成为碳金融发展的软约束。碳金融是一个历史较短的金融创新领域，我国的商业银行、碳排放交易所等机构对碳金融业务的利润空间、运作模式、风险管理、操作方法以及项目开发、审批等缺乏应有的知识存量，有关碳金融业务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才也非常短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对发展碳金融交易业务缺乏内在动力，这对碳金融的发展会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3 中国碳金融困境解决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困境，笔者总结归纳提出一些我国碳金融发展困境解决对策和建议，重点从法律基础、碳市场交易平台搭建、国内碳金融VERs机制建设等进行了论述。

3.1 完善碳金融法律法规，构建碳金融交易法律体系。我国关于碳排放权的法律政策和与此有关的金融政策相当滞后。以CDM交易为例，虽然2005年我国发改委出台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办法》，但对中资企业参与CDM项目交易具体细节并没有明确规定，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更是寥寥无几。当前，必须尽快从法律层面确认“碳排放权”的绝对权利属性，奠定碳交易制度客体的法律基础；明确碳交易配额的分配原则和机理，确定碳交易拟制市场的交易前提；建立碳排放监测和信息公开制度，为市场交易提供监督、监管基础，实现制度管控；完善碳金融配套措施，提供制度支持，提升碳交易市场的活力和前景。从而完善碳金融法律基础，逐步构建碳金融相关法律体系。

3.2 积极提高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议价定价能力，打破西方碳霸权。碳金融市场的竞争焦点是定价权的竞争，针对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定价能力不高，遭受西方的压价情况，我国应该积极提高我国碳交易议价定价能力，具体可以：（1）通过积极构建碳金融交易体系，提高我国在碳金融交易中的定价能力。（2）通过加快建设碳金融行业协会，来提高我国碳减排出口时的定价能力。（3）通过建立权威的碳交易信息平台，提高我国在碳金融交易中的定价能力。

3.3 积极培育中介机构，促进碳金融业务开展。培育中介机构，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交易平台的培育和完善以及对参与碳金融的咨询、评估、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的培植。二是在开展碳交易时，鼓励专业性的中介机构参与其中。三是加强与国外碳交易中介组织联系。

3.4 合理控制碳金融交易风险，确保碳金融业务稳健开展。碳金融虽然具有较好前景，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对于政策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相关的合同条款，尽量将不可承受的风险转移给国外投资者；对于法律风险，在制定合同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咨询或聘任擅长国际法律的律师事务所，实现对商业银行有利的法律适用和法律管辖。此外，商业银行还可以探索诸如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转移碳金融业务中的操作风险。

3.5 积极探索新交易机制，从国内角度大力开发碳金融市场。就我国目前而言，不同类型企业间存在着较大的技术和资本差异，我国完全可以将自愿减排市场作为我国将来碳金融的主导方向进行发展，从国际市场来看VER项目交易额度逐年上升，也具有较强的前景。所以我国可以大力开发国内碳金融市场，从而打破西方碳霸权问题。

3.6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学习西方经验，培养本国人才。因为目前我国碳金融发展还处于相对低端的CDM项目交易市场，而西方已经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深入发展了碳金融的市场。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CDM项目供应国，西方国家发的金融机构也是垂涎三尺，我国也对西方的碳资本运作知识又将强的需求，双方均存在合作的基础。所以我国应该利用当前的国际形势，积极与西方的金融机构就碳金融业务进行合作，如兴业银行早已作为国内第一家赤道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展开了合作。在积极学习西方就碳金融的先进经验的同时，也注意本国人才的培养，从而逐步提高我国的碳金融知识层次，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4 小结

金融危机以来，国家的产业政策较多地偏向了汽车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这些产业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非常惊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解决中国自身造成的气候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而碳金融作为人类应对气候问题的市场解决方式，将在今后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基础性角色。虽然我国目前在碳金融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由于碳金融的产生时间相对较短，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对比传统金融相对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碳金融行业必将迎来大发展的春天。

总而言之，低碳产业将是我国“十二五”产业金融规划中的方向，发展碳金融是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路径，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Son ia Labatt, Rodney R. White, Carbon Finance: the Financial Impl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2007, pp.1-2.

篇10

关键词：碳交易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DM）二氧化碳排放

一、碳交易政策文献综述

碳交易是为抑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而采用的一种市场机制。联合国气候委员会制定的《京都协议书》中，认为市场机制是促进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的新路径，即将二氧化碳排放权当成一种商品，形成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碳交易市场就是交易碳排放权，碳排放权指对碳资源的限量使用权，排放权的思想来源于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分析，Dales在其《污染财产与价格》中首次提出了排放权交易(Emissions-Trading Program)的设计。排放权交易机制借助其市场机制的自由性，相比碳税制度能更迅速的通过调整生产决策和要素需求应对要素价格变动而产生的减排成本冲击。排放权交易制度设计上，Gunasekera和Cornwell(1998)认为，制定排放权交易制度，应考虑以下因素： (1)产品的定义(污染物的种类、排污许可期限、排放问题、排污因子)；(2)市场中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参与者；(3)排放权分配(包括拍卖和免费)；(4)行为管理，落实环境政策的强制执行、排污情况的监督、排污企业许可证的核查等；(5)市场问题等。Alexeeva-Talebi and Anger(2007)指出，如果ETS与CDM等低成本的交易机制结合实施，企业获得的排放许可的成本将降低，那么即使总量控制设计得非常苛刻，也不会达到实际的减排效果，但对国内企业和经济而言，是一个好的方案。Bohringer等(2009)分析表明，如果ETS的排放总量限制过于宽松，那么，对不在ETS限制内的部门更加不公平。

二、碳交易政策的概念

碳交易，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也称之为碳减排购买协议、购买合同，是为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它的基本规则是，合同双方通过买卖协议，达成买卖温室气体减排额的交易,买方购买的减排额可以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抵消其减排配额。现今全球对生态平衡和气候变化日益关注，为了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比例，保护环境，各国也相继倡导低碳经济的实行，制定了减排目标并设计了具体的减排政策，碳交易机制就是政策之一。

三、 国际碳交易机制的规则及发展

1.碳交易市场的类型与交易品种

表2.1 世界碳市场上的交易品种及其含义

如表2.1所述，《京都议定中》中所规定的减排指标有两种，第一是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由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发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产生经认证的减排单位(CERs)。还有就是发达国家之间合作产生的联合实施(JI)项目。这两个减排指标附件一中任意国家可向附件一中其他国家购买用以抵消本国的减排额度。排放权额度将通过国家登记的转让或买进被跟踪与记录。

2.碳交易市场规模

表2 .2 世界碳市场规模和市值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碳交易市场动态研究2009

如表2.2所表述，从年份看，自2005年发展碳交易市场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几乎以成倍的速度增长。其中，欧盟碳交易市场和清洁发展机制一级、二级市场份额最多，每年的交易额与交易量都占全球市场比例的90%以上，以欧盟交易市场的交易量最大，占全球交易量比例的60%以上，其次就是清洁发展机制CDM一级、二级市场，占全球交易比例的30%左右。

四、中国碳交易市场研究

由于我国现行的碳交易机制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主，而欧盟排放体系则是全球规模最大、实施最全面、最具参考价值的排放机制，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其排放体系具体的构建情况及其机制。

自2005年欧盟设立配额交易市场以来，全球碳交易量急速增长，国际组织、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都对碳交易青睐有加，碳交易市场的容量迅速扩充，参与主体数量不断增长。

中国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对碳交易市场的重视，也在积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现已成为清洁发展机制一级市场全球的最大供给方。中国政府对CDM国际合作项目的发展与实施非常支持，在国内管理规则的制定与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2005年10月12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由科技部、外交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共同出台，其中规定，中国政府获得由CDM企业实施项目中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获得的部分收益。氢氟烃(HFC)和全氟烃(PFC)类项目，国家获取65%；植树造林项目、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重点项目，国家获取2%的收益。虽然自2005开始，中国一直是全球CDM一级市场的领头羊，但中国却至今未获得碳交易价格的说话权，中国的CERs出售价格在业内一直处于绝对的价格弱势地位，甚至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低于全球CDM二级市场的均价和全球配额交易市场均价。

参考文献：

[1]European Commission，EU Action Against Climate Change: EU Emissions Trading―An Open Scheme[M].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