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
时间:2024-02-21 17: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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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引言
1.规模经济
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意味着当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会产生的经济性,是指随着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2.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则意味着对多产品进行共同生产相对于单独生产的经济性,是指一个厂商由于生产多种产品而对有关生产要素共同使用所产生的成本节约。
3.小结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充分利用是推动大工业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被钱德勒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而由它们决定的产业组织结构和市场的竞争性,也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领域。但在现实中,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一般都比定义上的要复杂。
旅游经济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但适度规模的经营,加之以科学的规划管理,同样也能为旅游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一)规模经济
1.内容
规模经济包括部门规模经济、城市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经济。在西方经济学里,规模经济主要用来研究企业经济。但作为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范畴,规模经济的含义则更为广泛,它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能获得经济利益的各个层次的经济规模。
2.原因
专业化。从亚当?斯密的著作开始,人们认识到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分工也必然是更详细的。学习效应。随着产量的增加,工人可以使熟练程度增加,提高效率;可以有效地承担研发费用等,提高运输、订购原材料等方面存在的经济性,加强价格谈判上的强势地位。
3.主要类型
规模内部经济。指一经济实体在规模变化时由自己内部所引起的收益增加;规模外部经济。指整个行业(生产部门)规模变化而使个别经济实体的收益增加。如行业规模扩大后,可降低整个行业内各公司、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之获得相应收益;规模结构经济。各种不同规模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和配比,形成一定的规模结构经济:企业规模结构、经济联合体规模结构、城乡规模结构等。
4.优势
能够实现产品规格的统一和标准化;通过大量购入原材料,而使单位购入成本下降;有利于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化和精简;有利于新产品开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5.制约因素
自然条件,比如,石油储量决定油田规模;物质技术装备,如化工设备和装置能力影响化工企业的规模;社会经济条件,如资金、市场、劳力、运输、专业化协作对企业规模有影响;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等。
6.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途径
通过进入与企业知识基础具有协同效应的产品市场从事多元化;沿着企业既有主导产品的价值链进行纵向一体化合并。
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会导致大型多元化企业的出现和发展,这在德国和美国的化工产业中的确是常见现象。
企业的规模经济除了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以外,还受到企业的管理能力、财务实力、市场营销等能力的制约。很简单,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那么过大的规模只会造成管理混乱而降低效益;营销渠道不够多,过大的规模就会造成产品积压;研发能力差,再大的规模、再多的产品也提供不了更强的发展后劲,反而造成过高的退出成本;财务实力差,资金短缺,正如人会贫血一样,规模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企业的贫血;正像木桶中的水容量只取决于长度最短的那一根木板一样,企业的效率也取决于效率最差的那一环节。所以,企业在购并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谨慎地进行决策。
(二)范围经济
1.内容
由于一个地区集中了某项产业所需的人力、相关服务业、原材料和半成品供给、销售等环节供应者,从而使这一地区在继续发展这一产业中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
与规模经济不同,它通常是企业或生产单位从生产或提供某种系列产品(与大量生产同一产品不同)的单位成本中获得节省。而这种节约来自分销、研究与开发和服务中心(像财会、公关)等部门。范围经济一般成为企业采取多样化经营战略的理论依据。范围经济是研究经济组织的生产或经营范围与经济效益关系的一个基本范畴。
2.原因
投入要素具有多种使用价值;管理者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的充分发挥;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来探讨范围经济的合理性;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探讨范围经济的合理性。
3.竞争优势
生产成本优势,主要表现在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差异化优势,指企业提品的多样性,包括产品的质量、功能、外观、品种、规格及提供的服务等,这种多样性能使消费者认同该产品并区别于其他企业提供的类似产品;市场营销优势,范围经济形成的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体现了企业在产品、品质和价格方面的竞争能力。同时又能在内部建立的营销平台上,利用原有的渠道销售多种产品,还能更好地利用企业已经形成的品牌优势,为新产品开拓市场,使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同时也对跟进者形成巨大的进入障碍;技术创新优势,范围经济利益的驱动可以导致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抵御风险的优势,在成本、差异化、市场营销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增加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不同应用
规模经济是与比较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范围经济是与竞争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波特的发现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关注点在生产要素,在禀赋。也就是 “天生”的资源。竞争优势,除了取决于生产要素外,更取决于企业外部的需求、相关产业、战略等综合因素。比较优势强调的是企业向内部生产生素要效益的单打独斗的经济发展方式,企业竞争优势强调的是向外借用资源的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方式。
尽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各自明确的定义,但实际上范围经济也是一种特殊的规模经济,所不同的是范围经济中的产品是多样化,而规模经济较为单一,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则都是投资增加引起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结合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不同之处,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理应用在不同的地方。
要解决旅游企业小、散、乱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1.要在旅游企业外部运用规模经济,发挥企业比较优势。通过购买或合并来扩大旅游企业规模,在一定范围上使企业达到规模经济,降低一系列成本,比如购买设备的成本、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加大宣传力度的成本等,使企业在运营上更专业化,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快企业的发展。
篇2
关键词:长尾理论;范围经济;相关联“冷门”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9006101
在中国,“尾巴”一直是一个很敏感、很沉重的话题。当我们还在中学时代时,班主任会对班级里成绩倒数的同学加以责骂,因为他们是班级成绩的尾巴拖累了班级整体的排名。告别学生时代,当我们奋斗在职场时害怕被领导或同事抓住尾巴,从而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一个名叫克里斯•安德森的人和他的《长尾理论》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尾巴”的认识。
“我们的文化和经济重心正在加速转移,从需求曲线头部的少数大热门(主流产品和市场)转向需求曲线尾部的大量利基产品和市场。在一个没有货架空间的限制和其他供应瓶颈的时代,面向特定小群体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和主流热点具有同样的经济吸引力。”――克里斯•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一书中对长尾理论的解释。
怎样做到边际成本递减呢?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一个很具优势的特点就是初始固定投入高,而边际投入低,边际成本递减。
1需求方的规模经济
新经济的特点在于需求方规模经济,而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是生产方规模经济。个性化定制要想成为经济,它的生命力在于普及。一个不为众人和市场所知的个性化产品,内容再好,也不可能成为“经济”。而长尾则是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形成的规模优势。
在过去的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总规模很大,但单品需求量较少的需求长尾,也就是90%以上的小批量产品,被生产者砍掉了。而互联网时代,这个长尾规模成功的“复活”了,长尾以其总量上的而非单品上的规模巨大、成本极低,实现了不同质的需求加总后形成的表现在总营业额、利润上的突破。
2融合创造财富的经济
范围经济就是解决协调问题的经济,是融合创造财富的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需求方规模经济就是范围经济。也就是偏重品种,区别于传统的规模经济。很多研究经济学的人发现,安德森的长尾理论与钱德勒的世界名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在写法上虽南辕北辙,但在内涵上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可以说,规模经济就是短头,范围经济就是长尾。前者是分工,后者是融合。前者指向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后者指向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变得越来越大,协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长期平均总成本曲线在生产水平低时下降是因为专业化增加,而在生产水平高时成本增加是因为协调问题增加。这是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第十三章中谈到什么是规模不经济时接触到的实质性问题。所以协调创造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抵消交易费用。
范围经济就是解决协调问题的经济,是融合创造财富的经济。分工的本质是品种越少,协调成本越低;融合的本质是品种越多,协调成本越低。
3如何抓住长尾市场――抓住相互关联的“冷门”
对于如何抓住长尾市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了三项原则:
(1)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获得。(Make everything available.)
(2)将价格减半,现在让它更低。(Cut the price in half. Now lower it.)
(3)帮我找到它。(Help me find it.)
实际上,“长尾”理论是统计学中帕累托分布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但它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帕累托收入分配定律”即“二八定律”的颠覆。它很好地描述了诸如亚马逊和淘宝网之类网站的商业和经济模式的成功所在。然而,这种成功是建立在对“冷门”的准确把握。
安德森说的冷门,实质就是指关联、协调。思路其实是:多品种=冷门;多品种协调是长尾。而这个冷门在一定的深入理解后,其实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集聚后的协同。协调、融合、集聚的对象才是人们说的多品种,引申成单一品种(大热门)之上的所谓的冷门。这个冷门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不那么需要,不那么值钱的小量产品。事实上,个性化和定制化的冷门,往往是高附加值产品。比如,一种小批量汽车的车模,是冷中之冷,但是对拥有这种车的车主来说,价值却可以很高。它对不相关的人没有价值,而对于相关的人却是超值的。接下来就是如何把有价值的小事物融为一炉积攒成大利润,这就涉及到刚刚谈到的多角化协调的问题了。
波特还将关联具体分为三类:市场关联、技术关联和生产关联,它们都与专业无关,而是相反的资源共享,或者说是打破界限的融合,是范围经济的效益之源。“市场导向的多角化战略致力于向共同的买主、分销渠道或地理市场推销新产品,以便获得市场关联的好处。生产导向的多角化战略致力于使用共享的生产价值活动生产出相似的产品”。这与钱德勒有关资源共享的分类异曲同工。
然而,人们一定会思考:这种从对协调要求较低的单一生产、规模经济,向对协调要求较高的多种经营、范围经济的转变,是受到什么压力和挤压才出现的呢?
环境的变化往往减少对现有产品的需求,并产生密切相关的产品的市场。基本的技术革新(例如,电子和内燃机)、人口统计的变动、战争和经济萧条,都影响着产品市场。此外,随着对现有产品需求趋平,以及随着生产能力变得与现有需求一致或超过了现有需求,这时,对于新产品的探索就会加紧了。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会从大热门的短头,被挤压到少数热门已经饱和。人们进入长尾这样的范围经济,除了需求的拉动,还有供给方面的推动。促进多种经营最通常的激励因素是企业主要职能单位――生产、经销和研究现有范围经济的潜力。而这三个方面与波特分析的关联的三个方面也是对应的。今天看来,最大的推动力量、导致质变发生(指范围经济由从属力量变为主导力量)的力量,应该还是互联网。
长尾不是让你放弃主流,而是告诉你应该挖掘那些被忽视的资源,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一类效应,更是一种有效的战略。畅销商品带来的利润越来越薄;愿意给长尾商品机会的人,则可能积少成多,积累庞大商机。长尾理论不只影响企业的战略,也将左右人们的品味与价值判断。大众文化不再万夫莫开,小众文化也将有越来越多的拥护者。唯有充分利用长尾理论的人,才能在未来呼风唤雨。
4长尾理论在中国商业上的实践
篇3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 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 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 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 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 (附图 [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 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 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 [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 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 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 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篇4
一、自然垄断
(一)成本劣加性与自然垄断
按照传统的观点,自然垄断性与资源稀缺性、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相关,尤其是规模经济效益成为自然垄断最为重要的特性。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单一企业的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持续下降,产量越大成本越低,单个企业进行生产会导致成本最低。如果任由多个企业同时生产,由于产量较低,每家企业的平均成本会居高不下。这时就应该由政府出面对市场的进入进行干预,让一家企业独家垄断。规模经济之所以导致自然垄断,还因为在边际成本递减的条件下,一方面,原先进入该产业部门的企业,生产规模越大,边际成本持续下降,因而必然把生产规模扩大到独占市场的程度;另一方面,在垄断企业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政府不干预,任何新企业试图进入该产业,但其初始成本较高,无法与垄断者展开竞争,即规模经济成为其他企业进入该产业的壁垒。
现代经济学家对自然垄断的新认识则基于成本劣加性(Sub-additivity),鲍莫尔(Baumol)、潘札(Panzar)、威利格(Willig)与夏基(Sharkey)等经济学家明确指出规模经济并不是自然垄断的充分必要条件。自然垄断的定义应该由成本劣加性来规定。成本劣加性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由一家企业提品比多家企业共同提品更有效率、成本更低。若以Q表示产量,以C(Q)表示成本函数,以Q表示由一家企业提量Q所发生的各种成本,如果产量Q由K家企业共同生产,企业j的产量为qj ,则K家企业生产产量Q的成本之和为:
则该产业在产量 范围内存在自然垄断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为进一步说明规模经济与成本劣加性的区别,我们用图形加以说明。图a显示了单个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在产量达到Q’之前,平均成本是不断下降的,当产量超过Q’后,平均成本就开始上升。即当产量小于Q’时存在规模经济,产量大于Q’时则存在规模不经济。显然,当产量小于Q’时,由一家企业生产能使成本最小化,为了考察当产量大于Q’时能使成本最小的方案,我们引进两个企业的最小平均成本函数(见图b),假设两个企业具有相同的成本函数,所以AC1为这两个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而AC是对应图a中单个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AC1和AC在产量为Q*处相交,Q*点决定了成本劣加性的范围,当产量小于Q*时,单个企业生产成本最低;而在产量Q*时和Q*之间虽然存在着规模不经济,但是从社会效率看,由一个企业生产效率最高(因为AC1>AC)。由此可见,判断自然垄断是否成立只看规模经济还不够,还要看是否满足成本劣加性条件。
(二)网络产业与自然垄断
用网络产业(Network Industry)来描述自然垄断产业早已有之,早在因特网出现之前,网络产业这种称谓就已经存在。一般来说,网络由多个结点和联系结点的连接构成,自身形成一个网状配置系统,网络功能的体现和发挥就需要多个网络成分共同参与。因而,网络成分之间是相互补充的。网络产业一般由较高的固定成本、较低的边际成本、弱替代使用以及某种基本形式的物理连接等特定所刻画。
自然垄断产业具有较为明显的网络经济效应。一方面,网络系统传输规模(主要指消费者数量和距离分布)越大,其所需的固定资本投资也越大。在固定成本占总成本比重很大的产业中,一般来讲,需求量越多,固定成本就越分散在每一需求上,因而也越能收到网络系统的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自然垄断产业网络系统还将产生较强的网络正外部效应,即网络的参与者越多,这个网络的价值就越高。由此不难理解,在极端情况下,网络正外部效应可以导致“赢者通吃”的市场,即单个市场、技术或标准击败所有的对手。产生网络正外部效应的关键原因是网络成分之间的互补性。但是在理解网络系统外部效应时,不同自然垄断产业所具有的网络特点对此影响非常重要。网络一般可以分为单向网络和双向网络。单向网络中,某些非中心结点与其他结点存在差别,有意义的交易只能够向一个方向进行,相同类别的结点之间的交易也没有意义。比如电力线路、输水管道、天然气管道等。双向网络中,交易可以向任何方向进行,比如电话、铁路等。邮政服务属于双向网络。
为了说明网络经济能够完全说明自然垄断产业的重要特征,我们可以证明网络经济的成本函数C(n)在任意的产出水平n都具有严格劣加性:如果网络结点越多,主网络的固定成本便分散在各个结点成员上,因而也越能收到网络系统的规模经济效益。即:
其中C(n) 为成本函数,n为结点数,且有n1n2。也就是说平均成本在整个可支持的结点范围内是下降的。具体到邮政产业,就是说在普及邮政服务时,如果有很多用户使用这种服务,就可以摊薄成本。将这个命题进一步推导,可得到该成本函数在任意的服务产出水平n下都具有严格劣加性。即:
存在既定的服务产出水平n的任意非空分割
综上,网络经济特征的严格成本劣加性说明了邮政产业的路网系统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但是却并不能证明邮政服务业务也是严格自然垄断的。
二、行政垄断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反垄断的传统任务就是预防企业的市场支配能力,制止由此带来的垄断弊端。国家在竞争中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即规范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目前限制竞争的主要力量并不是纯经济因素,而是来自行政权力。很明显的例子便是微观经济主体的“政企不分”问题。
这种垄断结构下,必会导致无效率的市场行为,具体表现为:(l)制造进入障碍和市场歧视,保护落后,阻止公平竞争。部门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机关热衷于“成分论”和“唯本系统论”,利用多种方式强化行政垄断地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滥用权力,违规评比,制造混乱,影响市场竞争秩序; (2)公开设租,控制信息,从中渔利,排斥公平竞争。公开设租在有些行政机关已发展到敲诈钱财的程度,有些行政机关垄断封锁信息,利用制造信息的不对称,从中牟利;(3)滥用权力乱收费用,增加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4)协助企业向政府寻租;(5)通过立法给自己授权,将部门利益合法化;(6)其他如服务质量差、服务态度恶劣、服务价格高、缺乏竞争引致的技术创新不足等等。
行政垄断的实质是垄断企业与相关政府规制机构结成利益共同体。行政垄断的目的不止于帮助企业牟取垄断利润,而且还涉及政府相关规制机构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一方面,企业为了谋取垄断利润会不可避免的通过寻租活动争取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政府规制机构受其指责所限,也只能选择有利于垄断企业的规制政策。
中国政府规制体系存在严重行政垄断的根源就在于政府规制机构职能定位模糊以及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独占有关规制产业的市场结构。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规制机构既然负有管理业内国有企业并调控整个产业发展的重任,那么它就不可能单纯从抑制垄断弊端的立场实施必要的规制,至少国有企业的业绩和整个产业的供给状况构成了其规制决策必须考虑的重要变量。对于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来说,也只有继续保持在相关产业的垄断地位,才可能继续谋取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规制机构会因为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利益关系而做出有利于国有垄断企业的规制政策选择。
以邮政部门为例,很多学者认为,邮政部门的垄断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不是基于自然垄断的判据而做出的制度选择,而是国家利用国家垄断的行政权力而确立的。即邮政企业仍然没有实现政企分离,所以兼具经营和管理功能以及企业法人和行政管理者的双重地位。邮政产业的普遍服务、专营业务和行政垄断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普遍服务的存在导致了邮政专营,邮政专营加强了行政垄断。邮政产业的行政垄断弊端同自然垄断一样表现为社会福利的损失,但是与政府规制下的市场垄断相比,行政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程度更大。
篇5
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产生的、与竞争相对立的经济现象,是发源自市场竞争,又反过来否定、限制、阻止市场竞争的一种“异化”力量,因而是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极大威胁。简要而言,垄断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少数当事人或经济组织(极端而言可以只有一个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或超经济势利,对商品生产、商品价格、商品数量及市场供求状态实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实行排他性独占),以牟取长期稳定超额利润的经济行为。垄断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资本垄断、技术垄断、劳动力垄断和信息垄断等生产要素的垄断,更普遍的则直接表现为价格垄断和与此相关的市场交易份额的排他性控制。法律关注的是经济行为规范与否,从法律角度考察垄断,重在行为判定,例如锁定、操纵价格,划分市场,价格歧视,操纵投标,独家经营,联手抵制,非法兼并等各种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
垄断现象和反垄断实践的复杂性在于:第一,资源自然分布不均衡会造成资本进入困难,形成难以避免的自然垄断,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发领域以及少数稀有产品的供给;第二,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政策同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常常使对具体的垄断现象的界定遇到困难,陷入两难选择;第三,一般性经济垄断,也可以由一时技术的或投资起点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对各种知识产权范畴的技术专利,就需要加以保护,而某些领域由技术原因导致的过高的投资门坎,也很难加以拆除;第四,在复杂的竞争活动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主观意志的分歧,对于同一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是否构成市场垄断,在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法律界定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以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辩和诉讼之中;第五,行政执法部门在反垄断问题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扰,一以贯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洁和权威,历来也是公众关注、监督的焦点,从而常常是引发怀疑、争论和不满的诱因。这些情况常常给反垄断的立法、司法机构和行政主管机关,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麻烦。
垄断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手(含潜在对手)的进入,限制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经济停滞。其中,垄断行为的最典型之处是,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垄断价格,以攫取垄断利润。可以说,垄断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窃”,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垄断势利历来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头号公敌。
在经济一体化、竞争国际化的新时期,近年来正出现以飞机制造、汽车制造、信息通讯、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公司兼并潮,从而推动了垄断格局进一步升级。为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发达国家理论界、法律界和政府界争相放宽对市场结构、市场份额和企业兼并的原有解释和限制,美国明确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励国际化兼并的政策。这是各国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必将对各国的以及国际的经济集中度、市场份额、市场结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这种经济集中度在国际范围内加速提高的新动向,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过去大规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易甚至比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数十个国家经营,并在每个国家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合并能轻而易举地在单个国家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因而呼吁尽快建立国际性的反垄断法,以阻止垄断行为国际化和大规模贸易战的进一步蔓延,认为“制定全球竞争法规必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下一轮谈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布赖恩.拉赛尔:《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规》,美国1997年7月31日《商业日报》)。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垄断现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国连续几年实现了经济运行和市场状态的相对稳定,这或许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步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成熟阶段,从而已经有能力在某种常态中解决深层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复出现过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剧烈波动。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商品市场的基本供求状况也没有发生逆向变化。根据这种长时间、大面积、多品种“买方迹象”,似有理由认定,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常态”,市场机制及其竞争机制已经顺其自然地开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传统经济体制的那种国家垄断各个经济领域的局面已经基本改观。
这一历史性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提出了关注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现是,市场竞争逐步加剧,不公平竞争现象日益突出,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行为急剧增加;不公平竞争中的行政性垄断、行业性垄断已对市场发育构成明显威胁,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性垄断现象也开始显现;多种现象同时并存、交织,使创建和维护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情况和巨大困难。对于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现象,特别是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定将对市场秩序法制化、规范化建设,构成极大威胁,并阻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直至发生“市场变异”,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有的曲折和伤害。
反垄断,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第一主题,以及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立法,在发达国家的争论、调整、修改和完善从未停止过。在以往的东西方经济学中,垄断被不约而同地解释为资本主义专有的制度现象。根据后来各国的经济实践,有理由确认,垄断作为竞争的伴生物,实属于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现象,与市场和市场经济同属一个经济范畴。当然,在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处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阶段,情况更为复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现象以外,又有明显的特殊表现。因此,针对中国市场状态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垄断现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对策思路,至于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和经济性垄断,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垄断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其由来。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属于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高度依赖政府机构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带有国有化趋势和国家垄断的强烈冲动。当中国决心改革这种僵化体制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场竞争开始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市场竞争相伴的经济垄断随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体制中颇具根基、盘根错节的行政化、官本位权力机制,也开始寻找新的环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尽可能地、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营造出了可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中国特有的垄断现象,存在着一个极其鲜明的共同点,即都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规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发生的,尚缺乏从公平竞争自然衍生垄断的普遍基础。在经济规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场合,能够导致垄断的,只有行政权力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中国的垄断主要不是凭借生产集中度,而是凭借行政权力。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特征也可归结为国家垄断,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经济领域。这种全面国有化和国家垄断趋势,固然存在种种弊端,但由此带来的垄断利润是“封着口”的或“全封闭”的,即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支配。“肉烂在锅里”,泄漏的机会不多。当时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大一统的经济体制,以及各项配套政策、社会舆论、价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这一点,故染指垄断利润、化公为私、化国有为部门地区机关所有的可能性极小。
改革开放,实行放权让利以后,行政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垄断及其全封闭管理体系已经基本解体,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权让利多被各个主管部门和地方机关截留,并没到位。于是,在部门、地区权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经济市场化这个大舞台作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垄断种种“好处”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换句话说,垄断利润所能够诱惑的,还主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人格化的表现——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显表现为由条条块块权力格局所造就和维护的行政化垄断,也即超经济垄断或排斥他人进入的超经济独占。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表现。行政化垄断通常发生在权力的集中点,双重体制的交叉点,监督环节的薄弱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以及某些资源的稀缺点。而扰乱市场秩序、限制公平竞争的行政化垄断具体表现则多种多样。一是部门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机关,强化独占地位,热衷于“唯成份论”(国有经济)和“唯(本)系统论”,制造进入障碍和市场歧视,保护落后,阻止公平竞争;二是滥用权力,走私贩私。冲击市场;三是违规评比,欺骗舆论,制造混乱;四是政企虚假脱钩,牢牢控制人事权力,保持双重身份,维持“官商一体”,热衷权钱交易,破坏竞争秩序;五是公开“设租”,控制信息,从中渔利,排斥公平竞争;六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增加经营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造成了“费大于税”的混乱、失控局面;七是通过参与立法设计的机会“给自己授权”,将部门利益合法化(针对立法过程中的“行政垄断”和包办,社会各界多有异议);八是行政化垄断善于自我修复、不断扩张,在已经被弱化的领域卷土重来,同时向以往不曾覆盖的领域“进军”;九是运用行政垄断控制资源、人为制造短缺,制造省区际的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中国特有的行政化垄断名目繁多,危害极大,而剔除行政化垄断的难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报纸就此载文指出:“这种艰巨性体现在各利益集团的抵抗,而官僚集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其对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为止,中国的改革一直无法通过官僚机构这一大‘关’。”(日本《时报》1998年1月20日)。从反垄断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来自条块式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行政性垄断是对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依它特有的“来头”和“背景”,足以击败市场上的任何对手。由于行政化垄断势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市场状态发生了变异,即市场交易中被不断营造、复制和异化出某种非市场因素,从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行事。于是,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竞争环境受到损害和削弱,有限资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垄断市场的“权力网”来配置。故此,行政化垄断限制了中国规模经济的健康成长,阻碍了竞争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垄断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秩序的首要环节。这不仅是深化改革、培育国内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客观要求。行政化垄断极大地增加了市场“游戏规则”的主观随意性,降低了市场竞争的透明度,因而与市场经济惯例是格格不入的。国际市场经济大环境不会长期同一个充满行政化垄断的国家打交道,长此以往,只会继续增加中国进入WTO的难度。
篇6
区域经济的网络化,正在成为值得注意的前沿趋势。它关系到企业新的生存方式、区域新的发展模式与国家新的竞争方式。对企业来说,它意味着“打群架”胜于单打独斗对地区来说,它意味着企业的边界,已扩大到村、镇、市;对国家来说,它意味着“做大做强”这种恐龙战略,将被中小企业“小狗战略”取代。它的总背景是,范围经济正取代规模经济,成为竞争优势的新来源,而互联网正是推动这种转变的关键。
实体经济与网络经济结合这个话题,很久没人谈了。以前谈的时候,主要是从两个角度,一是企业微观角度,二是国家宏观角度;但是,很少有人从区域中观角度切入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国际趋势看,区域经济这个中间地带,正取代企业和国家,成为经济新的重心所在。这种趋势,与做大做强主导的企业战略和国家战略是相反的。
“做大做强”是过时战略
在信息时代,做大做强主导战略在竞争上最大的弱点,是容易产生“大企业病”这种典型的工业病。恐龙就是因为“做大做强”这种工业病而绝种的,因为工业病导致失去灵活性。而灵活是信息生存必需的生存方式。一旦竞争条件演化进入信息主导区间,做大做强就会难以适应变化。大企业与大企业“强强”联合拉郎配,往往会导致“速灭杀丁”,普天集团由盛转衰就是前车之鉴。做大做强一度是有效战略,但当前条件下作为主导战略之所以不再符合时宜,是因为它会导致“挂新型工业化羊头,卖传统工业化的狗肉”的国家战略矛盾。找的朋友粥稀稀写过一首“校园恐龙满地跑”。做大做强主导,就相当于在国家这个大“校园”里,让恐龙满地跑,天不绝人而自绝矣。
做大做强应当降一格,从主导战略降为基础战略,也就是“保饭碗”战略,这样比较符合它“稳定社会”的身份。大型国有企业,除少数外,不如定位在防守性的保值增值,稳定国民经济基础行业,不要让它大起大伏。那么,谁来承担国际竞争中高风险冲杀的重担呢?我认为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一旦置身区域经济网络化格局,一个集群的实力就相当于一个500强企业,其战术作用就会升格为战略作用,成为一国经济中冲锋陷阵的主力,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标志。而且中小企业死亡与大企业死亡的含义完全不同,只要能保证新生企业多于死亡企业,它完全可以是一个国家经济细胞新陈代谢的正常现象,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意大利作为中小企业王国,靠中小企业产业“打群架”战胜500强大企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超过英国和德国,就是成功先例。
小狗经济将成为新的世界典范
中国经济正“佛法南去”。六祖马云指出:未来的商业世界是一个小型的世界,现在像恐龙一般庞大的企业将会被肢解。
钟朋荣提出“小狗经济”概念,对江浙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模型进行了概括。小狗经济的意思,就是多个中小企业合作,可以打败一个单独的大企业。小狗经济又称块状经济,对应经济学中的范围经济、产业集群理论。我要再补充一个要点,这就是数字化互联网。数字化的互联网,是中小企业合作的粘合剂。有这个粘合剂,中小企业之间的协调成本就低,粘的就牢;没有这个粘合剂,中小企业之间的协调成本就高,粘的就不牢。
为什么在别的国家,都是大企业战胜中小企业,而在意大利和中国,有可能是中小企业战胜大企业呢?意大利生产活动部部长马尔扎诺传授了“佛法心经”:“一般地说,企业规模越大,协调成本也就越高。当中小企业专业区内交易成本低于大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时,小企业的优势就会大于大企业。”
但意大利的“佛法”,也有不到位的地方。如果拿范围经济比禅宗,意大利的佛法相当于神秀的北宗,重实轻虚,注重网下实体协调、而忽视网上信息协调,在信息化上是弱项。我最近到浙江近距观察中小企业,惊讶地发现,浙江模式出现了超越了意大利模式成为新道统的苗头。浙江发展与意大利最大区别,是集群协调开始向互联网升级。既有网下协调之实,又有网上协调之虚,所以颇有惠能南宗的优点。其标志,一是具有意大利所没有的阿里巴巴;二是行业网站占了中国的60%。说明同是中小企业的协调,境界已然不同。意大利的佛法是原子心经,浙江已快要升级为比特心经。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的就是好的”新的世界典范,更全面的当是浙江小狗经济模式,而非“第三意大利”模式。将来第三意大利模式,有可能沦为小狗经济的一个变种。
范围经济的本意,原来说的是企业,而非区域。今天,这个理论需要发展。互联网打破了企业的边界,经济竞争的单位,从企业扩展到区域,因此范围经济也可以扩大理解为把一个区域当作一个虚拟的火企业,其中的各个中小企业,相当于这个生产区的内部车间,经营着价值链上多样化的产品;凭借互联网这个成本最低的协调器,解决区域这个“企业”的内部协调问题。波特提出国家竞争优势,就是从区域经济角度认识范围经济的。在他看来,政府“经营”一个地区,就好比经营一个大企业。与真实的大企业不同,这个虚拟的大企业,是由无数协调在一起的中小企业(车间)构成的。政府的作用,不在于孤立地扶持一个大企业,让它孤零零地做大做强,而是通过对发展环境和服务体系做功课,作用于一大片企业,让这些小狗式的非规模企业,抱起团来战胜一个500强式的大企业。按浙江人的做法,就是“搭建中小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家,服务一片”。浙江经济的做“大”做强,就是做大一堆“小企业群”,强过一群500强企业。以小企业的有序组合,战胜做大做强做垮的一群乌合之众,肢解那些象恐龙一般的庞大企业。
十年之后,当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崛起到底给世界管理学界带来什么独特贡献时,人们不会想到中国电信,更不会想到普天集团,而自然而然会想到浙江“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信息化行业网络”的小狗模式(我称之为长尾战略)。如果说,丰田经验是日本人在舰模经济鼎盛期创造的新典范,小狗经济就是中国人在范围经济鼎盛期来临前创造的新典范。
篇7
【关键词】进入壁垒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品差别化垂直一体化
一、当前中国保险服务贸易出口现状
当前国际服务贸易主要是以跨境交付、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方式进行。而中国的保险服务贸易的出口主要是以商业存在的形式为主。主要表现在:截至2007年8月,在境外中资共设立了保险营业机构42家,保险代表处或联络处9家。但是其“走出去”的困境也日益显现:一是营业机构主要以产险为主;二是经营地域主要集中于香港地区、英国和美国;三是出口额很低。2000—2006年中国保险服务贸易出口额如下:2000年为108百万美元,2001年为227百万美元,2002年为209万美元,2003年为313百万美元,2004年为381百万美元,2005年为549百万美元,2006年为519百万美元。2000—2006年中国保险服务贸易增长率:2000年为110.2%,2001年为-9.7%,2002年为49.8%,2003年为21.7%,2004年为44.1%,2005年为-5.5%。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保险业服务贸易出口形式单一、数量少,呈现出急剧的波动状态。这充分显示出中国保险服务出口仍处于很低的水平,中国保险公司的潜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掘。主要是因为:一是“水土不服”,中国保险业发展时间不长,还不能完全与国际接轨,中资保险公司进入国外市场有些不适应,其本土化需要一个过程;二是中资保险公司风险意识、国际适应能力不足;三是国际壁垒严重阻碍了中国保险公司的进入。这样,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保险业进入国外市场的障碍性因素。
二、中国保险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进入壁垒的类型和特点
中国的保险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壁垒主要有:一是来自供给方的技术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必要资本量、学习效应;二是来自需求方的产品差别化壁垒等;三是政策性壁垒。
1、政策性壁垒。当前对外国保险公司进入充分开放国家和地区只有美国、加拿大、中国的香港地区,而大多数国家对国外保险公司的进入该国设置多项壁垒,其开放领域和地区依然有限。如欧盟、日本的进入壁垒很高,设置了严格的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规制政策壁垒、法律壁垒。从政策的层面上来看,政府认为在一个行业或地域中只适合于一个或几家保险公司就足以,为了避免出现过度毁灭性的竞争局面,政府往往会对这一行业或地域的国外保险公司经营进行限制。如公司的经营需要获得批准和执照,注册资金以及资金的来源也要受到政府的限制。甚至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虽然在某些程度上,保险产品理想的分销渠道已被本国企业所占据,政府依然对其分销渠道进行控制。如采用颁发数量、原产地许可证的方式,阻碍别国保险产品进入该国市场。
2、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壁垒。欧美、日韩等国家保险业已经形成了良好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拥有一批相当有实力的寡头保险公司,他们资金实力雄厚,有着良好的风险防范体系,信用水平高,同时涉足多种金融领域,进行多角化经营,拥有雄厚的资金、技术、经验开发新产品,无论是从业务类型还是产品的种类,都具有雄厚的分散风险的余地和范围经济的利益。同时他们拥有一流的管理团队,在保险的规模、投资能力、费用控制能力、盈利能力、经营效率和分销、营销等方面都有强大的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相当明显。而中国的保险与之相比资金的不足在资金运用率、运用范围、运用效益无法与国外同行相比,偿付能力不足,保险企业的规模较小,声誉较差,产品的研发能力较弱、险种单一、创新能力很低,风险控制意识薄弱,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低下,服务能力和水平较低。这种不对称的地位使中国的保险行业面临相对较高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壁垒,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保险国外竞争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3、产品销售垂直一体化战略性进入壁垒。国外本土保险公司通过上下游的集中控制保险产品的营销渠道,并通过对营销资源和管理营销人员最大限度的综合利用大大降低了其销售成本。这样从保险公司企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通过运用垂直一体化的营销方式就可以将不同环节的利润内部化,促使保险公司利润的增加;同时又由于通过垂直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拥有了一流的营销人员和管理经验,掌握了大部分消费者的意见反馈和产品需求信息,可以为企业产品定价和服务决策提供良好的市场信息。通过垂直一体化战略,将供应链收益内部化,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和效力,同时又可以避免流通中的风险,但是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控制了大部分资源,提高了国外保险企业的进入壁垒。这样,中国的保险企业要想获得相同的竞争力,至少要同时进入两个市场,同时生产两种以上互补的产品,但是由于中国的保险企业缺乏一定的用户基数和影响力,难以实现协调效应,这样也进一步加剧了成本负担。
4、消费者偏好所形成的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由于国外厂商进入市场的时间较长,消费者对该公司的声誉,售后服务,销售渠道,产品设计等方面积累的偏好就越多,对该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就越忠诚。相反,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即使进入该国市场的中国保险企业在各方面都比在位企业优势更加明显,消费者也不会选择一个一无所知的产品。因此,即使在位厂商没有采取阻止,这种消费偏好和不确定性也构成了新进入厂商的进入壁垒。因此,对于中国的保险企业来说,由于进入时间短,所以消费者不可能对它形成一定的偏好,中国保险企业想要获取或转移这种偏好所需的成本也可能越高,将必须付出较高的学习成本、雇员重新培训成本、产品的搜寻成本、消费者的心理成本等。
5、广告所形成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广告是一种有效的实现产品差异化手段。一般来说广告有两种效应:一是提供信息,二是劝说购买。对前者而言,广告通过借助一定的媒体宣传一个保险产品组合,推出新产品和新品牌;而后者主要是通过广告诱导消费者购买该企业或目标产品,并有效的将该产品和其他与之相替代的产品区别开来。因此,只要企业能够实施有效的广告策略,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产品的有效宣传,都可以使消费者对本企业的产品形成偏好并持久维持,从而使得自身更具有竞争力。广告的这种累积效应可能使消费者持续地对一种产品或品牌产生偏好和忠诚。这样,中国的保险企业想要获得同样的竞争力,就必须支出更多的广告费用。由于广告投资完全是一种沉淀成本,这更加重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成本负担。
三、提高中国保险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鼓励资产质量高、规模大、管理水平先进的大型保险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降低中国保险出口公司的成本,不断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鼓励有实力的大公司加快国际收购、兼并和重组步伐,扩大公司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
拓宽投资渠道,提高投资收益,防范投资风险。首先,应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环境,结合中国保险业经营风险的特殊性,借鉴国外优秀的管理理念,遵循保险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原则,逐步放开保险资金运用领域和范围,分散系统性风险。比如放宽现有投资品种的种类的限制、加大对国外国家重点基础建设和水、电、交通、通讯、能源等的投资、允许进行股权投资、适度允许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其次,应提高总体风险控制。如完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投资管理架构设置、投资决策管理系统设计、交易风险流程控制等重要内容。此外,还要健全投资风险预警体系,包括对投资领域、品种和工具的总体和个别风险预警,将全部投资活动纳入风险管控制度框架内,使公司经营更加审慎和稳健。
实行产品差异化战略,加快创新步伐。首先,应该对各个细分市场的规模、需求、竞争状况进行详细的了解,选择能够发挥资源优势、规模适宜且前景看好的细分市场,加快保险产品创新,确定产品合理组合的宽度、深度和关联度,优化产品结构,尽快设计一批品种多、质量高的条款,提高保险产品的科技含量。其次,更新服务理念,树立大服务意识,设立专职的服务机构,负责保险契约的保全,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查询,及时了解客户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研究、开发、设计、改善保险的服务工作,开拓客户的售前、售中、售后的附加延伸服务,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保险服务使每个客户都可能享受到方便、快捷、有效的服务,树立中资保险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此外,还可以逐步建立功能强大、技术先进的综合客户服务平台。
不断增强市场开拓和维护能力,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一方面通过市场开拓,选准市场定位,制定良好的营销组合策略,通过建立包括产品品牌的定位、品牌延伸、品牌革新、品牌广告和品牌公关等一系列组合策略,培养消费者对其品牌的忠诚和偏好,渗透并逐步占领市场,满足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服务过程中与客户深入沟通,预见性识别出客户的潜在需求,为企业的未来产品创新和战略发展确定方向选择合适的流通渠道,设立自己的营销公司,实行垂直一体化的销售模式,同时实行特许经营权等纵深等营销模式,增强中资保险企业市场维护能力。
增强团队学习和创新能力。通过不断学习,提高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实现资源向能力的转化,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同时应该加强适应国际保险业市场竞争的中资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强对员工的专业培训,全面提高员工的素质,缓解保险公司人才瓶颈的制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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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引入外资后中国保险产业组织研究[M].中国过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篇8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竞争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而现实生活中各种限制竞争行为、垄断行为已屡见不鲜。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迫在眉睫。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思路应该是实行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结合,关注垄断状态,限制垄断行为。其规制范围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运用法律手段确保市场经济主体平等、公平、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作法。《反垄断法》被西方国家称为“经济宪法”,主要原因是《反垄断法》所维护的是竞争自由,完善的是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制止的是限制竞争和不公平交易的行为。《反垄断法》除了有维护竞争自由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一般作用外,还具有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和完善市场结构的特殊作用。我国市场中已出现垄断现象,同时跨国公司的垄断也威胁着我国的民族产业。所有这些都呼唤着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
我国现行法律中与反垄断有关的内容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几个条款以及一些相关的行政法规之中。由于制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我国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垄断没有其产生的经济基础,反垄断也就没有现实性和必要性。“垄断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必然的伴生物”,反垄断立法也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发达程度下才是可行的。因此,我国制定《反垄断法》是非常必要的,体现在:
(1)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开始形成,垄断给经济生活带来的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形成的行政垄断、对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造成的国家垄断、因公益事业的特殊性而形成的自然垄断等诸多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大难题。这些问题正需要依靠一部《反垄断法》来解决。
(2)不少外国的大型企业已经在我国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我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必然会进一步地抢占我国市场。而如果它们利用自身原有的优势地位进行垄断,对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将造成极大的危害。
一、反垄断法所采取的立法思想
一般认为,垄断是企业或其他组织利用经济或非经济手段,在经济活动中对生产和市场实行排他性控制,从而限制竞争的状态和行为。即垄断表现为控制市场的状态(垄断状态),又表现为限制竞争、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垄断行为)两个方面。
垄断状态又称为垄断结构、市场优势地位等,当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比例时,就有可能被判定为构成垄断。《反垄断法》就对这种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解剖垄断企业或划出部分营业,增加市场竞争主体,恢复有效的竞争。垄断状况的确定以确定相关市场为核心,市场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垄断能否构成。美国以前多采用这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垄断行为是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其优势地位的行为,表现为搭售及附加不合理条件、差别待遇、掠夺性定价、强制交易、限定转售价格等形式。从实际来看,垄断行为更为人们关注,成为各国《反垄断法》规制的主要对象。在我国制定《反垄断法》,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的关系。这涉及到我国要不要制定《反垄断法》以及制定怎样的《反垄断法》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西方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垄断现象严重;而我国企业规模化程度一般都较低,远不如西方国家。我们当务之急是发展规模经济,鼓励企业兼并联合,组建企业集团,而不是反垄断。
诚然,垄断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集中的表现,是一种规模经济。从社会经济发展史角度看,它是生产社会化的结果,因而是一种社会进步。规模可以出效益,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各种资源可以得到合理配置,减少消耗,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因而对企业、对消费者、对社会都有好处。无可讳言,我国企业的规模化程度总的说来确实不高,适当扩大企业规模,追求规模效益是很有必要的。在当前企业改革中为了对企业进行调整改组,优化资本结构,也需要鼓励兼并和联合。此外,扩大企业规模,发展大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也是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但是,规模并不等于效益,也并非必然带来效益。规模出效益是有条件的,即经济规模的扩大要合理化:首先,这种规模化应当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竞争的结果、市场的选择,而不是违背经济规律单凭主观意志所为;其次,当企业扩大规模以后还要加强内部分工协作、健全管理机制,否则也不可能提高效益。在我国,政府对于产业组织结构的调节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主要应重在引导。
另外,企业的规模化如果使单个企业或企业间的联合达到对特定市场形成垄断和支配地位的程度,则会产生排挤其他经营者而限制竞争的后果。限制竞争剥夺了其他经营者的商业机会,使少数大企业或企业集团能够操纵市场和价格,妨害消费者利益。超额垄断利润也使垄断者不再重视改进技术和管理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上说,它使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作用,危害社会经济。
反垄断并非单纯反对结构性垄断,更不意味着反对各种规模经济;它更重视的是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但限制竞争行为主要是凭仗其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得以实施的。所以,对于那些形成垄断和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而暂时并未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企业或企业的联合立法也应予以密切关注,并规定可以采取某些措施予以防范。立法规制的重点当然更应放在各种限制性行为上面。而在这方面,我国的情况也有较充分的显露,例如:有些企业滥用市场优势,随意抬价或采取其他掠夺、限制、歧视等行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通过横向协议相互限制价格、产量或分割市场,特别是价格卡特尔尤其时有发生;处于生产过程不同环节的企业通过纵向协议以固定转售价格、搭售或独家经营等,诸如此类的经济性垄断固然门类已较齐全并且造成不良后果,而我国较西方国家更有甚者是各种行政性垄断的推波助澜。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自由竞争。国家要通过立法保障合理竞争。缺乏反对垄断和限制竞争的法律保障机制,市场经济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当前我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其总的原则是:凡企业扩大规模而能明显增长效益,且不至于(已经或可能)形成限制竞争局面者,应当允许和提倡;凡企业规模化既能增长效益,又妨害或可能妨害竞争者,应当权衡利弊大小,当弊大于~JD/,,应予以限制和反对;至于有些扩大规模而不能使效益增长(即“规模不经济”)者,更应严格杜绝,其达到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者,法律可以采取令其分解或解散等严厉措施。
综上所述,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思路是符合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趋势,实行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结合,以行为主义为主,关注垄断状态,限制垄断行为。
二、《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
我国《反垄断法》立法实行以行为主义为主的立法思想,同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对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的限制。
(一)经济垄断
1.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指在市场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影响,迫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从而妨碍平等竞争的行为。根据竞争法的理论,取得市场支配力的企业极易滥用他们的地位,以获得高额利润。
2.限制竞争协议:横向卡特尔协议和纵向协议
横向卡特尔协议是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为了共同的目的,相互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这些协议通过限制竞争可以影响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的市场关系。横向卡特尔协议对竞争的限制包括固定价格、划分市场、联合抵制(购买或销售)等等。横向卡特尔协议对竞争的妨碍程度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参加卡特尔协议的企业的数目、卡特尔相关产品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根据国外的经验,把卡特尔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分为两类。一类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即某一特定行为总是竞争有影响,而不管其内容或环境包括价格固定、市场划分、联合抵制。这一原则是一种衡量的方法,用来确定案件中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另一类适用“合理规则”的原则,即根据具体做出该行为的动机和对市场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是否非法。这些协议行为对市场秩序产业政策造成危害后果才能限制,以防其对正常经营的影响。
纵向协议是处于上、下游并具有买卖关系的企业之间所订立的排他性协议。如原材料供给方和接受方、制造商和销售商等订立的协议。纵向协议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从对经济的积极方面看,企业通过纵向排他协议,可以保证原材料购买和产品销售畅通,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价格,提高竞争力。从消极方面看,当企业纵向排他性协议对市场影响较大,特别是协议一方取得了市场优势时,会导致更严重的阻碍竞争的后果。
3.规范企业的联合和兼并
企业的联合和兼并是实现市场集中和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主要途径。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产品结构的改善,获取市场竞争优势。但不恰当的企业合并则会减少甚至消灭竞争。通过合并,使一些已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更能有效地操纵市场,增加其他企业进入市场的障碍,达到控制市场的目的。
可见,同企业之间订立卡特尔协议一样,企业合并也会产生限制竞争的结果,对相关市场上的竞争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必须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国外的经验是:只有在合并将导致生产控制市场的地位时,主管机关才应当禁止企业合并。
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立法上可对不同行业、不同种类的企业合并实行区别对待。企业合并规制的目的在于防止经济力的过度集中,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因此我国应把企业合并规制的重点放在竞争行业,对这些行业采取相对较严厉的控制政策。对需要限制竞争行为的企业合并,如公用事业为形成必要的自然垄断而进行的合并,可采取较为宽容的控制措施。
由于各国《反垄断法》本身的性质及其执行中的特殊要求,各国《反垄断法》大都采取了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统一规定在一部法律当中的做法,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可行的。
(二)行政垄断
行政性垄断(又称行政垄断)是指中央政府所属的各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管理部门以及被上述政府和政府管理部门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违法行为。
行政性垄断可分为两大类,即地区垄断(又称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又称行业垄断)。所谓地区垄断是指某一地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保护本地企业和经济效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或者本地企业参与外地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地区垄断多由地方政府以命令、文件和通知等方式做出。对地区垄断即地区封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地区垄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制。
所谓部门垄断是指政府所属部门为保护本部门的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其他部门企业参与本部门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没有规定,以至于有人认为没有将部门垄断单列的必要。事实上,部门垄断与地区垄断虽然也有些微的交叉、渗透,但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
1.行政性垄断的危害
具体来说,行政性垄断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第二,损害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经营权和消费者的利益;第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第四,阻碍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的形式;第五,破坏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其进一步深化;第六,培养、扶持并保护经济性垄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根本原因;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驱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法律意识的淡薄等也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重要原因。
2.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以及完善行政垄断规制的立法
我国现有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七条和第三十条把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十分简略的规定。除此以外,国务院还先后颁布了一些行政法规。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看,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法律文件效力层次大多较低,欠缺应有的权威性;二是对行政性垄断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太轻,且欠缺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三是反行政性垄断的主要机构设置不当,使得反行政垄断执法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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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并购 协同效应 管理 经营
引言
并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过程,涉及并购战略的制定、目标企业的评估、并购双方的协商和谈判、并购后的整合等一系列过程,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并购的失败。美国《商业周刊》的研究结果表明,75%的企业并购是完全失败的。而支付的价格过高,缺乏协同或协同效应有限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我国,由制度变迁和市场规律双重作用所形成的企业并购实力市场,使企业并购与新建投资相比,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均有一定的“低成本”操作空间,而政府的介人又往往使得并购价格更低。正是这种“低成本”的交易价格,往往导致企业盲目做出并购决策,给企业并购带来了一些负效应。实际上,只有能产生经营、管理、财务协调效应的并购,才能突破简单的资产重组,达到获得增值效果的目的。但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协同效应方面的研究是相对滞后的,因此,对协同效应进行系统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并购的相关理论
1 并购的概念
在国际上,并购通常被称为“M&A”,即兼并(Merger)和收购(Acquisition)的缩写。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兼并与收购的区别在于前者指一企业与其他企业合为一体,而后者则并非合为一体,仅仅是一方对另一方居于控制地位而已,被控制公司并不丧失法人地位。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指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为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活动,因此人们往往把二者合称为并购。
企业的并购可以定义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为了成功进入新的产品市场或新的区域市场,而获取其他企业控制权的产权交易活动。人们常把主并购企业称为并购企业、进攻企业、出价企业、标购企业或接管企业等,把被并购企业成为目标企业、标的企业、被标购企业、被出价企业或被接管企业等。
2 并购的类型
企业并购的种类很多,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不同的类型。
1)按被并购对象所在的行业部门来划分,可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这也是企业并购最基本的类型。
2)按并购的法律形式分为吸收合并、创立合并和控股合并。
3)按是否利用目标企业自身资产来支付并购资金划分,可分为杠杆并购和非杠杆并购。
4)按是否取得目标企业合作划分,可分为善意并购和敌意并购。
5)按并购企业的并购目的不同,可分为财务性并购和战略性并购。
3 并购的动因及其理论分析
根据新古典主义的企业理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宗旨,企业并购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也不例外。通过并购可以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这刚好满足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所以,企业家总是想方设法地利用企业并购的途径获得更大的利润。以下是并购的几种原因及分析。
1)协同作用
协同作用(synergy)是指两个企业并购后,其实际价值得以增加,其依据是两个企业在并购后有可能在最优经济规模之下运作,从而受益于规模经济。企业并购后,在生产经营,行政管理、调查研究、原材料采购和产品推销等方面,都可以统一协调、组织,减少重复的固定成本,节约人财物的耗费。横向并购比纵向并购更可能获得规模经济,而混合并购更容易获得财务上的协同作用,因为当筹措资金的数额越大,作为单位交易成本一部分的新股发行成本将随之降低。因此,并购后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筹措大量资金更有利,而且,由于两个企业的现金流量在时间上不完全一致,使不能偿付债务的风险得以降低。
2)市场竞争的压力
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必须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打败对手。所以,企业希望通过借助于井购过程产生的生产、营销、研发和财务等方面的协同效应来降低单位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加快产品开发,增强市场竞争力。这一动因可以很好的解释企业横向并购。
3)交易费用理论
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也称为内部化理论,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兴起的,更多研究的是企业纵向并购的动因。内部化理论的奠基人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和企业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企业出现的理由在于,使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是要支付成本的,而运用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手段比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费用要低。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发生的频率。资产专用性是指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一般而言,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越大,当达到一定程度,市场交易的费用就会阻止企业继续依赖市场,这时并购就会出现。
4)实现多元化经营
实现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进行混合并购的主要动因。多元化经营可以使企业尽可能地利甩剩余资源,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同时还能为企业分散经营风险,增加企业现金流量的稳定性。而并购恰恰可以为企业获得生产多种产品所需的资源,为实现多元化开辟道路。
5)价值低估理论
目标企业价值低估是指由于某种原因目标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未能反映其真实价值或潜在价值,从而导致其股票价格低于其资产的重置成本。根据价值低估理论,当目标企业的价值被低估时,发生并购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成功率也很高。托宾把这一原理概括为托宾比率(Tobin Ratio),即企业股票市场价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重置成本有时并不能反映目标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盈利能力,所以要客观评价目标企业对并购企业的价值必须考虑两个企业间资源和能力的互补性,以及合并后企业能力特别是核心能力的发展潜力。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使发生企业并购行为的还包括许多外在因素,如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周期性变化、政府的行政干预等。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并购的动因,激发企业并购行为的根本动因还是企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其他的动因都是利润最大化动因的外在表现形式。
协同效应的探讨
在现代西方并购理论中占主流的是效率理论,而效率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协同效应”。它既是企业并购的主要动机,又是企业并购作为一项投资活动的最终收益所在。能否准确地预测协同效应,进而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努力确保协同效应的实现是各种类型企业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
1 协同效应的内涵
协同效应是指并购后企业的总体效益大于并购前两个独立企业效益之和的部分,通常被表述为;“1+1>2”。用公式表示为;Vs=VAB-(VA+VB),其中Vs代表协同效应,VAB代表并购后联合企业的价值,VA、VB分别代表假设不发生并购A企业和B企业应该有的价
值。协同效应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静态的协同效应包括:管理资源的整合,如并购后办公设备与人员的减少;利用彼此的营销和分销网络来增加收入;加强讨价还价的能力,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导致成本下降;避免重复进行生产、研发等其他活动。动态的协同效应涉及互补性资源和技能的配合,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对销售额、市场份额和利润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对于诸如汽车等竞争压力强、价格下降、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追求静态的协同效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在技术变化迅速的行业和由创新驱动的行业,如信息技术制造业,动态的协同效应是至关重要的。
2 协同效应的来源研究
协同效应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在每一次成功的并购中各种不同的协同效应都同时发生着作用。企业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管理活动、生产活动和财务活动,本文也据此将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来源分为三类:管理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
1)管理协同效应
管理协同效应是指企业并购后,因管理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具体说就是两个管理能力具有差别的企业发生并购后,合并企业将受到具有较强管理能力企业的影响,表现出大于两个单独企业管理能力总和的现象,其本质上是一种合理配置管理资源的效应。
获得管理协同效应无论对并购企业还是被并购企业都有很大的意义。对于并购企业而言,可以恰当地转移过剩的管理资源。当一个企业的管理能力超出管理该企业的需要时,它是很难通过解聘形式来释放能量的,因为一种高质量的管理通常只能通过集体协作才能发挥作用。这时充分利用这种管理资源的最好途径就是并购那些缺乏管理人才且效率低下的企业,利用这支管理队伍提高整体效率水平而获得更多收益。而对于管理水平低下的被并购企业来说,依附与同行业中管理效率高的企业也是提高管理效率的有效方法。
2)经营协同效应
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是指并购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效率方面带来的变化及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收益。并购对企业最明显的经营协同效应,表现为它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益。规模经济的本质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大规模生产和专业化生产而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生产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经济两个层次。
要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需要存在一个理论前挹该行业确实存在规模经济,并且在并购之前没有在规模经济的水平上营运。如果这一前提不存在,规模经济就无从说起。同时,这一理论在解释混合并购时也显得苍白无力。混合并购是分属不同行业的数家企业合并,企业的管理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到某一水平,所以不易产生规模经济性。这时范围经济就能很好的对经营协同效应做出解释。范围经济是指企业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而引起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产生的节约。它的存在也需要一个前提,即必须存在可以为不同产品所共享的投人品。
3)财务协同效应
财务协同效应是指并购给企业财务方面带来的种种效益,这些效益的取得不是由于效率的提高,而是由于税法、会计处理惯例以及证券交易等内在规定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纯现金流量上的效益,
首先,企业可以利用税法中亏损递延条款来实现合理避税。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发生年度亏损的,可以用下一年度所得弥补,下一年度所得不足以弥补的,可以逐年递延,但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因此,如果一个企业在当年发生严重亏损,或连续几年累积了相当多的亏损时,这家企业往往会成为并购对象,该企业可能也会考虑并购一个盈利企业来充分利用其在纳税方面的优势。
篇10
关键词 港口经济;集聚一扩散效应;区域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6-0050-05
港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特别是近几百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港口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经贸交流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经济实践的推动下,港口经济理论也从最初的朦胧状态逐渐走向成熟,内容不断丰富。本文主要对港口经济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
1 港口经济对沿海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1.1 出口导向理论、港口生长点效应和港口经济
道格拉斯・诺思认为,需求是区域经济的外生变量,需求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为了满足区域本身的需求;二是为了本区域与外部进行物资交流的需要。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变化趋势,可用出口导向理论(The theory of exportbase)来预测。诺思认为,区外需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外部需求的扩大能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该区域的输出产业来决定。按照输出基础理论,区域产出可分为输出基础部门的产出和自给性部门的产出,用公式来表示:Y=Yg+Yh。
其中:y为总产出,Yg为输出基础部门的产出,Yh为自给性部门的产出。如果一个区域是封闭的,它与外部之间不发生贸易关系,那么它的总产出y就等于自给性部门的产出。但区域经济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自给性部门的产出Yh又是由总产出水平决定,因为它既为自己提供服务又为输出基础部门提供服务。故Yh=a+bY=a+6(Yg+Yh)
其中:a与b为参数,a表示当总产出为零时区域自给性部门的产出量,对于一定规模的区域而言是一个常量。再设总产出与两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分别为Y、Yg、Yh。由此可推导出下式:
y=(Yt-Yt-1)/Yt=(Yg+Yh-Yg-1-Yh-1)/(Yg+Yh)=yg[Yg/(a+Yg)]
即 y=yg/a+Yg (1)
其中:Yt、Yt-1。分别为报告期和基期的总产出,Yg、Yg-1分别为报告期和基期的输出基础部门的产出,Yh、Yh-1。为报告期和基期的自给性部门的产出。
由式(1)可知,总产出的增长率Y与输出基础部门的产出增长率Yg成正比,即它是依赖于对外贸易的需求及其增长。这一理论说明了对外贸易对所在区域的重要意义。如内地,它们的对外物资交流量不大,因而只能获得经济的自然增长率。而那些航运交通繁忙、港口吞吐能力大的港口所在区域经济增长则要快得多,而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影响;随着外部对港口地区的输出需求的增加,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将更快。这也称为港口生长点效应,沿海地区之所以能获得比其它地区更快的经济发展,就是由于港口生长点效应所起的作用。
1.2 集聚-扩散效应:港口经济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
港口的生长点作用,不仅体现在促进港口所在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交通枢纽和流通中心的大型港口城市,还会在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内发挥作用,特别是它能直接对其经济腹地的开发发挥着重大影响。因此,港口所在地和港口周围地区总是比较富裕比较发达的。港口城市周边地区能得到较快的发展,是因为它具有扩散效应、集聚效应和港口对货物的吸引中转效应。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要素(包括人才)的流向总是趋向于使其增值或提高效率的地方,表现出的结果为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这是由经济活动本身的趋利性而导致的。一个企业生产规模在一定限度内增大,一般可收到节省单位产品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好处,这就是企业的规模经济。若干个企业集中于一个地点,能为各个企业带来成本节约等经济效应,这就是集聚经济。由于港口城市具有原料地、燃料地和消费地指向的特征,因此,大量具有原、燃料地和消费地指向的企业来港口城市落户。由于纵向经济联系和横向经济联系的缘故,引发乘数效应,从而导致港口城市经济的不断扩张,达到规摸经济和集聚经济,形成增长极。由于港口本身的开发建设需要大量与港口生产有关的行业,如码头建设、港口机械制造、修造船舶等第二产业以及航道、装卸仓储等为它们直接和间接服务的第三产业。这些行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刺激投资的增长和增加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同时还在更大范围内促进金融、贸易、保险、信息、管理等服务行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相比内陆城市,港口城市对周围地区更具有集聚效应,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高度集聚,使得许多行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使公共服务(教育、交通、通讯等)成本降低,使第三产业更加发达,使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更加稳定,比一般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主导产业和创新产业的建设,对周围地区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周围地区的劳动力、原材料、生产资料等资源被吸引到该城市;随之对更远的城市也能产生一定的吸引力,这些城市和地区的资金、技术、产品向港口城市集中,从而形成大量的外部投入,使得港口城市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这就是所谓的“极化效应”…。
理论和实证都可以揭示出港口经济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相关关系。由此可以认为,港口区位优势以及对生产要素的集聚一扩散效应是港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形态的一个内在特征。
1.3 港口经济投资效应
港口经济的投资内容较为广泛,它既包括港口自身建设所形成的投资,又包括公路、铁路以及临港工业等相关产业在当地的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成后在使用过程中的管理、维修与保养等方面的投资,即基础设施重置投资。这些投入将会作为投资对当地生产产生影响。
根据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投资流量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有关理论阐述,当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时,投资量的增加将引起国民收入的初始增加,继而引起消费和收入的增加,最终给国民收入带来
的增加量是投资增加量的乘数倍;投资量的减少将引起国民收入的减少,并同样引起消费和收入的减少,最终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量是投资减少量的乘数倍,这就是投资流量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乘数原理”。港口投资流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乘数效应产生的。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港口投资作为资本流量的投入,在未形成资本存量的投资阶段,并不体现公共品的性质。这种情况下,港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乘数效应体现出来的。我们应当注意到,只要经济中存在足够的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而且在增加投资时没有引进进口产品或服务,也没有产生引致投资,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居民消费构成条件不变等条件也得以满足,则无论初始增加的是哪个部门的投资,最终总产出的投资乘数都是相同的。
2 港口经济影响沿海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2.1 港口经济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
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中,韦伯认为影响“区域性分布”的一般区域因素主要是成本构成因素,包括地价与地租、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原材料、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利率和折旧。通过层层剖析,最终归因于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据此,韦伯提出了集聚经济函数的概念。根据该理论,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与否可以看成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博弈达到均衡的最终结果,它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成本节约。不同的集聚规模就产生不同的节约支出,这样每一集中阶段的节约指数构成了集聚经济函数。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来自集聚的节约大于运输成本的增长,那么拥有日产量为M的大企业将吸引位于距离r处的日产量为m的小企业。设定运输单位产品的重量为A吨,运输单价为s公里,总的运输成本为Arms。产生于集聚的节约依赖于生产的类型。设集聚产生的单位产品成本节约是φ≠(M),日产量为肘时的总节约为T(M)=M(M),于是小企业被大企业兼并使总节约量达到T(M+m)=(M+m)φ(M+m),集聚产生的节约增量为:(M+m)φ(M+m)-Mφ(M),只要此值大于运输成本的增量Arms,集聚就会实实在在的发生。
从港口经济的角度进行考证,港口本身就是货物的输出地和输入地,是一个地区与其它地区货物流通的中心。企业在港口周边经营,无疑会缩短与原材料产地或商品市场的空间距离,进一步减少运输成本,提高效率。
2.2 港口经济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是指产出水平的增长幅度大于要素投入增长幅度的经济现象。规模经济包括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的产量提高时,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下降。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产生于企业之间的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工人专业化于简单的重复劳动比从事多项较为复杂的工作能够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大规模的企业可以利用更加专业化和高效率的大型机器,使规模报酬递增,边际效益递增,而小企业却难以做到。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当某一地区整个产业的规模扩大时,特别是相关产业的聚集,可以促使各个企业的平均成本下降。外部规模经济的存在是因为当多个关联企业集中于同一个地区发展时,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的产业赢得了发展机会。这些产业专业化发展使原有企业可以减少各自的相关投资(如广告、咨询投资等),并且获得更高质量的服务。由于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单位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因此,港口经济的发展会推进沿海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这就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生产,从而深化地区的产业分工,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且使参加分工的各个地区共同分享专业化和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这种通过规模经济为区域带来的贸易利益称之为动态贸易利益。
2.3 港口经济可以带来技术转移效应
港口经济是以海运等服务产业为主体的,它的特点是技术密集,计算机网络技术对航运业及相关服务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大大提高了港口经济系统的运作效率,降低了交易运行的经济成本。当今社会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一个国家在技术方面一旦落后,就很难提升国家的竞争地位,所以,依靠新发展起来的技术提高国内港口经济体系的效率,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并且,由于全球航运业的发展对服务手段和服务标准的统一性存在内在的要求,因此,港口经济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特征,这也为进行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乃至技术创新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在开放性条件下,国内港口、物流等企业可以仿效国外企业的新产品或新服务方式以及先进的风险管理等技能。并且在外部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情况下,国内企业有动力和积极性进行技术学习和创新,从而保证了技术转移的高效率。另外,通过本国雇员在跨国公司和本国公司之间的人才流动,也使技术的扩散成为可能。随着国内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单位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将降低,从而提高港口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实际上,这种“技术转移”不仅仅局限于港口运营这个狭小的方面,由于产业集聚效应的存在,技术转移在整个港口经济体系中普遍存在,并提高了港口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2.4 港口经济可以增强产业集聚效应
在分析我国产业在沿海地区的集聚现象时,金煜、陈钊和陆铭在《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提出,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中早在中国政府采取地区非平衡增长政策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容易与外界交流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密度高,等等。他们的分析表明,在中国,港口经济对沿海地区产生了产业集聚效应;在有关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对经济地理因素的研究也发现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禀赋显著影响各个省间的增长差异,同时,港口经济所具有的开放性有减少封闭的作用从而对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通过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发现改革以来的产业集聚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特别是观察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著,地区工业GDP占全国工业GDP的比重在省与省之间差异日益扩大。1987年工业改革之初,各省之间工业GDP在全国所占份额的变异系数是0.026,2001年这一指标上升到0.030。总地来说,工业集聚的趋势还表现在,1978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仅有上海和辽宁,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有11个。到了2001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省份变成了3个,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增加到16个。而这种工业集聚一直在沿海省份出现,情况如下:1981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省份分别是上海、辽宁、江苏、山东,而从2001年的情况看,工业份额超过8%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这也和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本身的区位优势以及港口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3 港口经济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3.1 增加总产出、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
港口作为沿海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其投资的增长对
于刺激总产出和综合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将直接推动本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紧密联系。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一个区域的总产出受道路、机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影响显著,区域经济发展与公共基础设施之间存在一个正的相关关系。港口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对道路、港口等公共设施需求的增加,可以吸引大量外来投资,推动有关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这将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证明,重要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产出增长和生产率的贡献非常明显。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铁路曾得到极高的投资数额,铁路建设从质量方面和数量方面对德国工业、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刺激,并对总产出也形成了重要影响。二战后美国的历史数据(时间序列)充分说明了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和多要素生产率都有积极的重大关系。据统计,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就会使生产率提高0.24%。阿斯乔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得出:美国1965年~1985年生产率低、利润率低和净投资率低的原因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因此,港口经济发展带来的投资增长对于增加总产出,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3.2 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工业化的前提或条件
作为工业化的前提,各国的工业化都是伴随着交通运输、动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供给增加而发展。英国19世纪50年代后,工业急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体系的大发展。以伦敦为中心的港口群已经形成规模,与此相配合,英国铁路建设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为国内外商品的输入和输出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加速了冶金和煤炭行业的发展;造船业和机械装备制造业也随之迅速发展。在美国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运输业对加速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以及改善工业布局起了重大作用。19世纪初,随着纽约及五大湖港口群、西部内河运输以及内运河的开凿,为东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冶金、采煤、机械制造)的发展,对西部的开发和西部农业生产的急剧增长,以及对加强地区联系和促进地区分工的形成,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日本对外交通依赖港口,所以自古以来重视港口开发。为适应外贸经济发展,在许多优良港湾建设商品港、工业港。港口立国成为日本的发展战略,成为保证日本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很快的新加坡、香港、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对于港口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非常重视。
3.3 港口经济成为配置资源,调整本区域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各种资源,而资源空间分布存在着不均衡性,这就需要靠运输来进行调节。港口城市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和陆上货物运输的结合点,拥有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具有利用外部资源发展本地区经济的独特优势。现代化港口也为本地区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通道,发挥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各种资源运输成本降低,同时还降低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交易成本,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强了本区域的竞争优势。因而,港口使各种资源向港口及港口周边地区集中。这就促使更多的相关的公司、供应商和关联产业相应集中,形成相关产业链条,促进区域经济产业升级。同时,港口经济关联性强的特点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带动作用,促进了关联行业的发展。港口的发展既需要仓储、运输、物流、加工、贸易、金融、保险、、信息、口岸相关服务的支持,也会极大带动这些产业的发展。港口已经成为沿海城市贸易发展、制造业繁荣的重要支撑点。目前,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服务业最繁荣的区域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成为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3.4 推进产业发展,扩大劳动就业
港口经济通过影响产业发展继而影响劳动就业。正如罗斯托的分析那样,交通运输体系对经济的成长起了三种重要影响。第一,降低了运输成本,给商业市场开辟了新的地区和带来了新的产品,而一般来说,也是发挥了亚当斯密所主张的扩大市场的作用;第二,在许多国家,交通网络是发展的主要的、新的和迅速扩大的出口部门的先决条件。而这个部门又反过来为国内的发展提供资本;第三,交通业的发展引起了勘探、冶金、机械以及众多行业的发展。港口经济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发挥作用的同时,常常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员。根据我国的调查,交通运输业通常吸收了5%~8%有工资收入的就业人口。港口每万吨吞吐量创造GDP的贡献约为120万元,对地区就业的贡献为26人,港口生产经营与其他相关产业及间接诱发经济贡献为1:5,提供就业比值为1:9。港口经济的发展有效的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
3.5 促进城市化进程
港口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促进以生产集中、人口集中为特征的城市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又带动给排水、电力、绿化、卫生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加速城市化进程。全世界距海200 kg以内的陆地,其总面积不到地球陆地面积的1/6,但集中的人口却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几乎世界上所有大洲人口地50%以上都是生活在距海200妇以内,少数洲(如大洋洲)更高达90%。而远离海岸的超过1000kg的内陆地区,居住人口不到10%。大量人口聚集于靠海地区,不仅使50%以上的大都市都位于沿海和靠海50kg之内。当今世界最大的城市经济带,美国东北沿海城市(纽约一华盛顿)和西海岸城市经济带,日本东京一横滨一大阪/神户城市经济带,荷兰鹿特丹一阿姆斯特丹城市经济带,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带都是以大型港口为中心的沿海或紧靠海岸区。
3.6 加快贸易增长,增强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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