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文
时间:2024-02-21 17: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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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93年),通过引入正式的激励机制、强化预算约束和竞争机制对原有旧体制进行改革。在第二阶段(1994~2000年),我国试图建立一个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并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在这一阶段,国家在统一汇率、经常项目可兑换和国有企业重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同时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了重构和完善。在第三阶段(2001~2015年),将通过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产业结构,重新配置经济机会,保持制度绩效,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①。
目前,我国现正处于由“起飞”向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过渡”阶段。从发展水平看,正从低收入水平(或不发达经济)向中等收入水平(或中等发达经济)过渡;从体制模式看,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这个阶段,如何培育市场并保持其发展趋势,是经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转型时期的税收效应与市场效率
在西方财政学中,税收效应是描述税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影响状态的一个范畴。从总体上说,税收效应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总量效应
一方面,税收总量要适度,其增幅不应超过gdp的增幅,更不能因为强调财政困难而损及税源。国际上通常用税收弹性系数作为衡量指标:当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时,表明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当税收弹性系数等于1时,表明二者同步增长;当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时,表明税收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幅度。政府可针对不同的经济形势,以此作为调节税收总量的依据。当经济过热、通胀率过高、投资过旺时,税收弹性系数应超过1,给经济降温;在供给与需求总量基本保持平衡时,税收弹性系数应维持在1左右较为适当;当经济不振、市场疲软、投资萎缩、需求不足时,税收弹性系数应调低在1以下,以刺激投资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②。另一方面,税收总量的调节不仅要靠所得税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而且还要靠流转税发挥制约性调节和引导性调节作用,也就是通过税收的奖限政策,改变市场利益信号,发挥收入效应。
(二)结构效应
在转型时期,税收结构要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配置,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税收结构效应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向国家鼓励的产业和产品倾斜,对限制性行业和产品采取抑制政策等方面。
(三)周期效应
税收的周期效应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周期调节如增税、减税措施的运用等可以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有效使用,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二是根据经济增长原理,在一个经济增长周期里采用最优的税收政策,可促使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4次比较完整的经济周期,相应地税收政策也进行了微调,经济周期与税收周期虽不同步,但通过调整而出台的一些税收政策对这4次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根据税收次优原理,一些非传统的“过渡性周期制度”可能在某一时期里比所谓的最优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一些具体的经验是:激励、硬预算约束、竞争不仅应当实施于企业部门,而且也应当体现在税收周期政策和措施中,使改进的税收政策可以在不导致很多或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在一个短周期组合中改进效率。
(四)关联效应
税收的关联效应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造激励、施加硬预算约束、引入竞争性制度不仅应当适用于企业而且应当适用于税收本身。实际上,对税收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税收具有正的激励并受硬预算约束限制和引入竞争理念时,改革的结果将是生产性的。如果税收是非激励、软预算约束并呈全封闭状态时,则改革结果将是有问题的。二是成功的经济改革依赖于税收的政治性支持,而这又将取决于为大多数人口提供可见的实惠。三是税收设计应当使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而不是同步增长。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呈正相关,但不等于相关程度强。在这种情况下,要跳出就税收论税收的思路,转变税收增长越快越多越好的观念,实现税收的最优化而不是最大化。在解决现实税收与经济相关问题时,要冷静地分析纳税人负担与承受力问题,正确处理纳税人负担重和国家财政吃紧的矛盾,实事求是地把握理论与实践、长远与短期、依法治税与完成收入计划任务的关系。
三、优化税收,提高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效率
税收产生至今,经历了4次革命性变化:一是以征收货币税取代劳役和实物税;二是以法律和国际税收条约为标志的依法课征取代专制课征;三是税收的专业化分工、程序化管理;四是计算机进入税收征管领域,现代管理手段被广泛使用。这个依次以便利规范科学高效为标志的演进过程,体现了税收对效率的追求与改进。我国现阶段优化税收应以提高效率作为出发点及总目标,并对税收的效率改进有全面的认识和可行的办法。
(一)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
高新技术进步可以概括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品为龙头、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技术改造为重点,通过采用国内外先进和适用的科技成果,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转型经济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与日俱增,远远超过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于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更具有战略性意义。
1.税收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方面资金的投入。世界各国为刺激企业技术进步,普遍运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其税收政策主要有:(1)减免税。通过减免公司所得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税后所得,增强企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投入的能力。(2)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这一方法最早由美国提出,现已为大多数国家采用。(3)加速折旧。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设立新技术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规定在购置设备的第1年可提取50%的特别折旧费,并在所得税前扣除。(4)税收抵免。美国、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相继对企业当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超过上年投入的部分,不仅继续给予所得税前列支,还给予其投资额20%的所得税抵免。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公司研究与开发费用列支一项,联邦预算每年就少收20亿美元的公司所得税。上述税收激励政策,不仅给企业研究与开发带来资金,而且也激活了企业加大技术进步投入的积极性。
2.建立和完善税收促进高新技术进步的新机制。
(1)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转让科技成果取得的收入,改征增值税。为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可给予“先征后返”的照顾。对其技术性所得减征或免征所得税,调动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2)完善增值税税制,有选择、分步骤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先进设备以及科技成果中所含的已征增值税,允许作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
(3)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高关联度且对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给予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顾。
(4)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和产品,其技术改造措施贷款项目新增利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归还其贷款本息期间,给予“先征后返”的照顾。
(5)对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允许按实际支出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对当年研究与开发费用超过上年实际支出的部分,给予其投资额20%的企业所得税抵免。
(6)对技术含量高且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可缩短其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限,实行快速折旧制度。
(7)对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无论其是否设立在国家批准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均给予定期减征企业所得税的照顾。
(8)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进口的设备、技术,可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
(二)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方面
1.税收要有利于保护、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我国现行对资源课税的税收政策还远不能满足切实保护、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税制不规范,征收范围窄,调节软弱无力,激励措施过少等。针对上述问题,在实行其他行政、法律手段的同时,需要采取以下税收对策:(1)应合并现行各种资源课税的税种,设立统一的资源税,并扩大征收范围,把森林、草原、海洋、名贵中药材和淡水等需要实行保护性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纳入征税范围;(2)实行分项课征制,对土地资源等大幅度提高税负水平;(3)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或相对稀缺可再生资源生产的消费品普遍征收消费税;(4)对利用替代资源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生产产品的企业制定全面、系统的“税收激励计划”,在一定时期内实施一揽子税收优惠(各种协调优惠)予以激励。
2.税收要有利于保护和治理环境。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考虑,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一要靠技术创新,二要靠制度创新。通过技术创新,使企业在追求内部发展的同时解决一些外部不经济问题,或者将外部的不经济性降低到最小程度;通过制度创新,包括健全法律制度,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管理与监督力度等,使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成效达到或超过政府的预期目标。
税收是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可以采取两方面的对策:一是税收限制,二是税收引导。
所谓税收限制,就是借鉴国际经验,对环境污染企业和产品征税。具体设想是:(1)取消征收排污费的做法,开征排污税和环境保护税,主要以排放工业废气、废液和汽车尾气为征税对象,实行差别定额税率从量计征,税负以污染的治理费用为标准设定;(2)扩大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除对鞭炮、焰火等征税外,将“白色污染”制品等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实行税收限制。
所谓税收引导,就是利用税收优惠与鼓励措施引导投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设想是:(1)在流转税方面,对采用高新技术生产的环保产品或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分别情况给予免税、减税等优惠;(2)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除对以废气、废渣、废液和垃圾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实现利润给予免税外,还可对投资于环境治理与保护项目的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和再投资退税政策等进行鼓励,即允许企业在所得税前的实现利润中抵扣一定比例的投资额,或对企业用税后利润投资于上述项目的,退还其全部或部分已缴纳的所得税,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企业重视、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三)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第三产业全面发展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改善。三次产业的gdp结构,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1998年的18.0∶49.2∶32.8;三次产业的劳动结构由1978年的70.5∶17.3∶12.2变为1998年的49.8∶23.5∶26.7.但这一结构同世界其他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等传统产业仍居主导地位,但增长已放慢;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以及社会服务业、邮电通信业、文化教育卫生等服务部门虽规模较小,但增长较快。这一发展趋势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与消费结构相联系,1997年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比1992年的日本高28.5个百分点,农村高36.2个百分点;而住房、文教、医疗、交通和通信的支出却明显低于日本,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预计“十五”期间,伴随我国工业、商品流通业比重的稳中有降,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及社会服务业比重将明显提高,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信息、咨询等服务部门比重也会有所提高①。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第三产业,不应该只局限在鼓励发展那些一般业,而要大力发展能够支持第一、第二产业能量释放,服务和支持高科技产品开发与生产的行业与部门。在发展方向上,应充分利用税收的产业配置优势和优惠政策,全面实现从传统的产业平面扩张与结构调整向产业纵向升级与深化高次产业代替低次产业的政策转变;实现从重点依据产业发展规模衡量产业发展质量的政策理念,向重点依据产业附加值高低衡量产业发展的政策理念转变;实现从保守的产业静态划分与静态管理政策操作模式向新的产业动态划分与动态管理政策操作模式转变。
在这个大前提下,发展第三产业首先要求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宏观产业政策及税收政策应当引导社会投资更多地进入第三产业部门。目前,我国服务业很不发达,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教育、科研、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公共服务、居民服务等的发展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这些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其高速增长至少能够对我国今后10~1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重大的支撑作用。只要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重点转向了这些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相对规模就会趋于合理。其次,要通过产业体制改革促进第三产业协调发展。我国第三产业中的铁路和航空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以及公用事业、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都很低,由于缺乏竞争,经营效率相对较差。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迫切要求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实现对内开放。通过相应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减少以至消除非国有企业进入这些产业部门的体制障碍和限制,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协调发展,促进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民族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主要参考资料:
(1)钱颖一《中国市场化过渡的基础》(载《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论文集》1999年)。
(2)胡世文《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取向》(载《税务研究》2000年第1期)。
(3)郑玉歆、樊明太《中国cge模型及政策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武义青、陈永国《中国第三产业结构及发展态势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①参见钱颖一《中国市场化过渡的基础》(载《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论文集》1999年)。
篇2
[关键词]经济 转型 路径
一、经济转型路径分化的表现
1.转型目标的分化
转型的目标虽然都是走向市场经济,经济转型具有的理性主义的设计色彩。中国经济转型目标模式的确立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的“动态化”过程,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进程的不断深化而不断修正、调整转型的目标。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具有经验主义的特色。
2.转型方式的分化
在转型方式方法上有两种道路:激进的和渐进的。所谓激进的转型道路,其核心的特点无外乎是“先破旧再立新”,即试图在短期内快速、彻底地摧毁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安排,然后通过一整套激进的转型措施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从而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跨越。所谓渐进的转型道路其核心在于“先立新后破旧”,即在暂时不破坏旧体制的条件下,分阶段、逐步地向前推进,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以达到体制的转换,经过一段时间积累达到预定的目标,从而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
3.转型顺序的分化
转型的顺序主要是指转型是以政治转型为先导或者是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同步进行,还是经济转型先于政治转型。中国的政治改革则相对来说滞后于经济转型,或者说是经济转型先于政治转型。中国是在制度环境(社会主义基本的宪法制度与意识形态)基本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开始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的基本稳定使得政府和个人可以在预期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各种经济制度创新活动,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与转型进程具有渐进性。制度环境在保持基本稳定下,随着改革的推进,逐步放松,从而变得更具包容性,以便为新生的、积极的改革事物提供合法性支持。通过分析可知,转型国家的转型道路分化为三条不同的路径。
二、经济转型路径分化的力量分析
一方面,从对于这些转型国家转型进程的分析,不难发现存在着一些因素,使得转型国家的转型趋于相同的路径;另一方面,也存在分化的力量,使得各国的转型路径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
1.路径趋同的力量
第一,相同的逻辑起点。在的指导下纷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与资本主义敌对的意识形态;都努力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变革;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熔合紧密。转型国家转型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的配置是按照行政部门、行政区划、行政层次来进行,依靠计划指标、行政分配和行政协调来实现。
第二,相似的转型任务。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而,各转型国家在转型之前都面临着经济效率低下、企业缺乏活力、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重危机的局面。各转型国家在转型之初都面临着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激发经济的活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
第三,相同的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转型的一般性和根本性的目标已得到学术界基本一致的认同。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并认为只有当“转型中的问题逐步转化为成熟市场经济中的正常问题”时,转型的进程才算完成。可见,经济转型的目标是走向市场经济,即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虽表现为多种不同的模式,但其共同的本质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形成的“混合经济”。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等人所说:“我们的经济是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实施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私有制度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指令发生作用,政府机构的作用则通过调节性的命令和财政刺激得以实现”。混合经济是转型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唯一目标。转型国家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必须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混合经济模式。
2.路径分化的力量
从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的视角来看,造成转型路径分化的既有客观的力量,又有主观的力量。客观的力量包括:初始条件的不同、外部环境的差异和典型的偶然事件因素。主观的力量是转型主体的态度,即转型主体的选择。
初始条件的不同和外部环境的差异构成转型路径选择的客观约束。首先,初始条件的不同是造成转型路径分化的首要的客观力量。初始条件包括经济条件、社会文化条件和政治条件。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不同制约了各转型国家可能的机遇空间。其次,外部环境的差异也造成各转型国家转型战略选择的机遇空间不同。外部环境的差异包括外部的经济环境、外部的智力影响的大小、外部实践的示范作用等方面的不同。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外部环境“限定了动员的空间,因此也限定了转型进程的范围和选择”。
在客观的约束条件下,选择何种转型战略,成就何种转型路径,主要取决于转型主体的态度。在有限的机遇空间内,在几种可能的制度变迁方案中,转型国家究竟选择哪一种方案,走上哪一条转型路径,取决于转型主体的态度。因此,转型主体在转型路径的选择上起着能动的作用。转型主体的态度,是造成转型国家走上不同的转型路径的主观力量。
历史上典型的偶然事件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转型路径的分化。各个国家的转型路径只有在转型主体真正做出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的时候才会真正出现分化。而各个转型国家历史上典型的偶然事件的发生为转型主体启动、推进经济转型提供了契机,最终促成了转型路径的分化。因此,在转型路径的选择上,客观的力量和主观的力量交互作用,共同确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和内容,推动了转型进程,确定了转型国家各不相同的转型轨迹。在路径趋同力量与路径分化力量共同作用下,由于往往路径分化的力量远大于趋同的力量使得转型路径呈现出多样性,出现了分化。
篇3
二十世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是一场内涵丰富的,深刻的历史性大变革。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经济学家们也广泛运用各类经济学前沿理论成果对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与已有经济学理论相违背的现象展开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这些理论成果也对国家经济转型的实践过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热若尔•罗兰认为经济转型是“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1],也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在经济运行中起基础作用的相应制度的新陈代谢的体制转变过程。洪银兴教授认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涵: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开放度的转型。[2]第一点提出了经济体制的转变,后三点属于经济发展的内涵。经济转型应该在研究体制转变的同时重视现实经济的发展,把二者结合起来,并注重体制转变对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的促进作用。经济转型的逻辑起点涉及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型的选择问题。它不应该是简单的针对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改革。只有对制度进行变革,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对改革的制约,促使各个领域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才能称得上为转型。而改革仅仅是转型的准备阶段。经济转型真正始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基本国情作出合理的选择,从而形成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现代市场经济虽然显示了多样化的模式,本质却是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我们的经济是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实施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私有制度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指令发生作用,政府机构的作用则通过调节性的命令和财政刺激得以实现。”[3]因此,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重视政府干预和调节的混合经济模式。
二、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其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表现在制度变迁在既定的路径状况下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沿着原来的错误路径下滑,还可能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经济转型是制度结构整体性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作用。这种路径依赖包括初始条件的依赖和自我强化机制的依赖。
(一)初始条件的依赖一国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变迁从而经济转型的重要初始条件。就转型的经济条件来说,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和作为制度变迁起点的原有的制度结构将影响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正确认识经济发展水平当前所处的阶段是实现制度变迁的渐进式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据。因为在短时间内人们不可能改变现存的经济条件,而必须以这些经济条件为出发点进行合理的路径选择。但是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并不仅仅是指在转型起点状态的最初条件。事实上,在渐进式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每一步演进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是不断地作为制度进一步演进的初始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转型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最初的一点。因此,在研究经济体制转变的渐进过程中,要时刻把握经济水平的动态发展,发挥制度演进的反馈机制。
(二)自我强化机制的依赖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是指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迁一旦选择并走上某一路径,其所选择的方向将在今后的发展中得以不断的强化。正如诺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所指出的那样:当人们最初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有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一直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陷入无效率的状态中。这种无效率的路径依赖,是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4]因此,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的理论意义,在于经济转型的起点上在制度变迁最初的条件状态下相对理性地选择合理的转变路径,并在既定的路径下,在转型的不同阶段通过反馈机制不断加以修正以削弱其中负面的自我强化机制;不断地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缚,使新制度要素产生正面的自我强化机制。如果既定的路径已经被证明是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并显示为负面的自我强化机制,那么就要试图摆脱路径依赖,进行跳跃性的制度变迁。跳跃性的制度变迁并不属于激进式的经济转型方式的范畴。从长期看,跳跃性制度变迁只是制度彻底变革的开始,如果要完成最终的彻底变革,就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5]经济转型中相对理性的路径选择或是对于路径依赖的摆脱需要提供相应的经济理论作为依据。换句话说,针对经济转型终极目标的路径最初选择,实际上是通过对现有的经济理论的选择来确定的。
三、经济转型中的经济理论选择
(一)主要经济学流派分析经济转型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经济转型问题给予了关注和探究,但是由于各流派研究的思路和框架不同,对于经济转型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仍旧缺乏统一的观点和认识。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而经济转型的研究最初就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代表,它们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并强调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促使经济体制的转型。其政策主张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完全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来实现,而在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及时补上计划体制退去后留下的空缺。这种思想的体现就是杰弗里•萨克斯所提出的著名的“休克疗法”。在该理论指导下的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经济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相反,采取渐进式转型方式的中国却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理论和实践的反差使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转型理论经历了一系列的批判和反思。因为这些理论在私有权制度下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对于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并没有深入的认识,所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加快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2.制度—演进经济学派。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转型绝不仅仅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大规模私有化、稳定化和自由化。按照Kolodko所言“:是因为‘华盛顿共识’忽略了制度建设在转型中的重要性,因此必然导致‘制度真空’。”[6]通过强调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因素的作用而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两个学派的分析范式,促成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经济转型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选择,核心是确定产权的标准,因此必须设计出各种制度以保证可能的最大效率。该学派成功地将产权、交易费用、激励、经济行为等因素纳入到了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将转型分析动态化;不足之处在于认为只有迅速地私有化和严格保护私有产权才能顺利实现成功地转型,从而陷入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研究范式。相比较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转移,演进经济学派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自我演化过程,认为不同的初始条件和不同的路径依赖是产生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青木昌彦以一种制度演进和进化博弈为分析工具,形成了一种内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演进观,使对经济转型的分析范式回归到了真实制度演进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过程中去。
3.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市场运行采取相机干预,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市场因其不完全竞争性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才能有效运行。该学派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转型观和“休克疗法”给予了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价格机制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惟一手段是不全面的,价格的全面放开会造成严重的供需失调,引起通货膨胀,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使其改革信心受挫。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私有化必须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下循序渐进,快速私有化无法解决企业迅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相反会造成生产停滞、失业增加和矛盾的深化。因此,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仅不应削弱,而且还要加强,政权的稳定是推动经济转型顺利进行的关键。正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那样,市场经济中信息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竞争也是不完全的。他也强调了政府在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篇4
关键词:经济转型;财政转型;税收型财政;公共型财政
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时,索罗斯指出:"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无统一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现在中国经济的状况深受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同时,我国的财政状况也与我国经济状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现在社会上热议已久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我国税制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如在今年二月份在上海对税制改革进行初步试点--将部分企业的营业税取消划入到消费税中。因此,中国财政转型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那么,什么叫做经济转型和财政转型?我认为:经济转型可分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转型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则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供求结构、区域经济布局结构等的转变;财政转型包括财政收入的转型和财政支出的转型,财政收入转型是指财政收入来源的转型,财政支出转型是指财政支出对象的转型。
那么中国经济转型与中国财政转型存在着什么关系?我将先对中国原经济类型与财政类型的关系进行分析论述。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体,由农业向工业转变。而我国当时的财政类型属于自产国家财政类型。自产国家主要是指那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广泛的国家所有制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集体或国有企业所上缴的利润,而我国财政支出则由国家统一支出进行产品的供给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也就是说,如果把政府看做是一个家庭,那么当时的财政状况就属于"家财政",因为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来源主要是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工人的低工资,国有企业的利润。
从这些收入来源来看,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公民存在的是间接关系,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收入全部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统一支配。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将大部分财政投入于国防建设,工业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用于投入到民生的改进。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平等,形成了社会依赖于政府的关系。政府在获取财政收方面是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取得的。在这种"家财政"的状况下,政府为人民所提供的福利待遇不能得到有效的的保证,难免会影响到公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资源的浪费,生产效率低下等。从这一点上来看"家财政"是比较危险的。而形成这种财政类型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的自然资源均归公有(其实就是政府所有)。进而形成的"家财政"的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与财政转型在无形中同步进行,那么现在经济类型与财政类型的关系也呈现新的一面。
中国经济类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由以工农业为主的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技术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区域经济的分布则由东南沿海向内陆转型。而财政类型则由改革开放前的"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首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开始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再垄断"市场"。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财政收入的来源也由以国有企业的利润向财政税收转型。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开设了多个税种,目前我国的税种体系基本健全。
中国财政收入开始由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这说明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公众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且政府对社会的依赖程度明显加大,公众作为纳税人有权利监督政府对财政的支配。而且,私有部门所缴纳的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越高中国想税收国家转型就越彻底,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就会越大,公众对民主化的要求就会越强烈。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对象也应该更多的考虑的公众的福利等内容。我认为,我国目前的财政转型的状况正在向"公共财政"转型。
从我国的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的转型决定了我国财政的转型基,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使得我国财政收入来源扩大,财政支出内容复杂化,迫使财政转型。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国有企业的活力明显不足,经常亏损。同时,中小私营企业发展迅速。政府财政收入由以国有企业的利润为主转为依靠中小企业及公众所缴纳的税费为主。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更应该考虑到公众的利益。
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离不开中国财政转型的支持。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转型,技术的转型,地区经济分布的转型。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的转型,地区经济分布的转型需要政府给予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同时政府财政支出的转型,使得政府对社会的责任更加明确化,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政府拿社会的钱,应该为社会办事。至于如何办事,取决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纳税人的共同意愿。
就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发势头基本良好,但是我国财政转型对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大打折扣的。政府财政的转型就是由"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当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大搞"经济建设--面子工程。我认为正就是中国财政转型过程中的不足,这就是政府财政职能的越位。然而,我们回望中国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科技的方面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很小。中国在偏远的山区使用原始的耕种方式,仍然有10%左右的人生活的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缺位。
谈及中国财政转型,我认为中国财政转型应当服务于中国经济的转型,但不能盲目跟进。中国财政转型对经济转型的作用要切实的运用好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中国不同于北欧,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风俗传统所决定的,中国的税收以及福利水平在短时期内不会达到以上国家的水平。因此,国有企业对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国财政转型的方向是向税收型财政转型,这有助于我国公民对政府财政的监督,使政府财政公众化。
综上所述,我国财政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关系就是财政收支的转型与经济体制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要想成功转型,财政支出上不能过求所谓的"经济建设"--面子工程。应当将财政收支切实的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证纳税主体的利益,激发其积极性,我想这更有助于我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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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似乎是“无形之手”高歌猛进,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让,一败涂地,一切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自发形成,经济转型能否完全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果真是市场之手独霸天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自由经济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转型后的目标体制又该是怎样的昵?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旧的经济体制和观念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体制的冲击和对抗,使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本前提,而每个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思想的指导,离不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关系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企业和个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彻底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当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场的论调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非此即彼,国家不是“越位”,就是“虚位”,总是很少“到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认为按照经济法基本要求,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还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依赖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经济法律制度行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跨越。
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如何化解矛盾不仅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课题,而且已上升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它把“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特征显示其对于解决城乡、地区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和独到性。
针对当前农村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以及农民负担过重,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等问题,从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构建规范的、持续长效的缩小城乡差别的法律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而且,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市领导县的财政体制,客观上使得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行政长官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驱动与财政支出法律规范的缺位,往往使农村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并赋予权力保护以可诉性。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于保护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限制土地发包方滥用权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确权工作严重滞后,估计有约30%的农户仍然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权属登记进程的滞后,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只能适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客观上助长了发包方任意毁约行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形式单一,法律责任轻,违法成本低。根据承包法第54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只是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几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而所谓的民事责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乡集体组织,也几乎难以得到实际执行。最后,权利救济渠道阻塞,可诉性差。长期以来,许多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后,虽然规定应当受理,但是许多地方对土地承包这一典型的经济法律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纠缠于该法律关系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牺牲了广大农民应当得到国家司法救济的正当权力。
最后,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税收法律体系,规范各类涉农收费。乱收费、乱摊派之所以屡禁不止,源于我国农村税费名目繁多,包括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以及以资代劳款、地方行政劳务收费、地方行政性收费等等,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主要是税收行政法规和各级政府决定,对收费项目的创设权限和程序没有法律约束,现有的有关农村税费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低,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在条件成熟时,以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统一的涉农税法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农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再来看区域差别。为了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贯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国家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除大型基础设施外,中央政府势必改变以往直接投资设厂的支援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成为必然选择。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
但是,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税收返还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从而把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未能体现财政均衡原则,也与设置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相违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监督约束不足也亟待改变。所以,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原则、目标和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区域间差别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
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企图单纯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就能达致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市场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镜中花。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时的暴风骤雨只能冲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秽,却无法冲跨滋生混乱的深层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个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万花园。
其实,我们当前经济秩序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我们经济法制的不完善或执法不力有直接的关系。税务领域的混乱,要求我们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财经领域的不规范,呼唤我们尽快制定起科学合理的财政法律制度;假冒伪劣产品的大肆泛滥,敦促我们进一步健全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只有坚持标本兼治,边整边改,着力治本,铲除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的体制性障碍,同时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确保严格执法才能最终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可见,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基本保障。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行政干预力量逐渐归位,市场力量日益壮大的过程,是国家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各得其所的过程,也是经济法思想逐步确立、深化的过程。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推动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发展,也以法律的形式巩固着经济转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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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成长的转轨金融市场中,金融监管当局既背负着培育金融市场与监管金融机构的双重责任,又要在推动改革本土监管体系的同时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避免监管的改革对现实市场的运行形成显著的冲击。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在多重目标和力量的平衡中找到平稳的路径。这样,无论是站在市场、机构还是监管体系运作的角度,处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这样的发展进程中的金融监管机构,一定能够被找出许多可以批评的地方。
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中,金融监管目标较为明确,也就是保护消费者利益,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然而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例如,在计划经济转型初期,维护金融秩序,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是监管的主要目标。随着计划经济成分的减弱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控制不良贷款、防范金融风险和保护存款人利益等目标逐步被提到了较为重要的高度。与此同时,配合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对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的政策支持,配合并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也为经济转型中的金融监管者不得不兼顾的目标。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个较为明显的改变便是行政配置资源的结构出现变化,地方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影响力明显提升,特别是在与中央政府经济利益出现差异和分歧时,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的理性选择,在进行相关决策时便会采取不同的博弈方式,可能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从国家监管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在房地产调控,以及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清理等领域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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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制度厚度 构成要素 中国化涵义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原有的经济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开始逐步进行经济转型,即由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与此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壁垒日益改善,使得更多公司由本土走向世界,“全球—地方”间联系逐渐加强,区域的制度因素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全球经济转型的潮流下,市场资源的整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合理化搭配所产生的协同作用,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在经济及发展中起到的促进作用,将最终促成传统经济发展的升级换代,并借助“制度厚度”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
一、制度厚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地理学在经历了多次研究方向和视角的转变后,正逐渐发展成为研究区域经济的正式规范的科学。但由于区位分析假设条件的不切实际,有价值资料的获取难度增大,以及社会经济现象的过于复杂,都导致经济地理学的计量发展受到挑战。战后的全球及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向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而其理论方法显得力不从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开始,经济地理由新古典学派转向政治经济学派,特别是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派,哈维将空间看作是围绕经济活动社会关系的产物,把空间社会化,或者说是将其进行社会化构造。新马克思经济地理占据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经济地理的研究前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由开放程度较低的福特经济范式向全球化开放式的后福特主义经济范式转变,因此促使欧美发达国家与地区向后福特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调剂方式”相适应,法国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由此诞生。调节学派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的滞胀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每种体制的积累都在危机中告终,并在新的生产组织中诞生新的制度及社会规范以支持。每一种积累体制都有其特定的“调节模式”(Mode of Regulation)支配着积累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需要相应的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s)框架加以维持。
西方经济地理学家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与制度关系的重要性,并将其关系运用到相关地方经济的问题讨论当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开始了对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的研究当中,相关理论得以研究和发展,其研究的领域也相应扩大和拓展。
部分学者认识到特定的制度条件对地方和区域经济区域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种经济地理的制度转向中,Amin和Thrift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他们认为,在“全球—地方”联结下,除了区域自身的环境条件与产业特色外,区域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搭配因产生协同作用(synergy)而使得该地区获得经济活力。制度化过程,使得该区域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拥有同一愿景,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支撑和操作规定,使每个个体“如鱼得水”。
Amin和Thrift在《制度厚度与地区经济》(institutional thickness and the local economy)中认为“制度厚度”有以下四个要素构成:①密集的制度存在,包括该区域内的企业、志愿组织、行业联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工会、研究与创新中心等,这些机构的存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构成制度厚度的重要条件;②各种组织间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促进其相互合作、交流及反射网络(reflexive networking)的形成,这种交流合作使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感。在地区制度安排层面,产生显著的同构(isomorphism);③在各机构间产生高度相互作用后,主体结构对其他机构形成管辖结构,通过联合建造和集体存在,将部门主义和制度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也降低了社会成本;④一个地区共同的愿景,这是一种集体动员,让各组织形成相适应的行动步调,使各部分围绕特定的议程、项目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达成共识。
二、制度厚度的中国化含义及其构成要素探究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由此飞速发展,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相对封闭,施行计划经济,主要特征有开放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对经济的全面管制和中央政府的高度财政集权。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三方面取得了成效:在农村得到推广、乡镇企业兴起、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建立。由此,我国开始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趋于解体。
长期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着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的四个阶段的转型,逐渐发展为现在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在这四个过程中,经济的自由化将中国经历了一个以农村为主到以城市为主的渐进式的改革过程,在农村的改革过程中,以为核心,放开国有企业自由经营权,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经济市场化改革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参与到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竞争当中,使国有企业更进一步地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接下来的民营化改革则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允许经济更大程度地自由,各种所有制相互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的自由程度逐渐加强时,中国经济将走向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改革变得不可或缺,国际化改革历程中,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来自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渐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当中去,向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过渡。
但市场经济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市场缺失、市场抑制,以及市场化主体行为不理性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度转型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地区影响力逐步加强,我们可探索在一个地区进行制度创新,由此来尽量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应建立制度与地区的关系,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制度厚度恰好将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制度联系起来。
Amin和Thrift认为,制度厚度是支撑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内企业、志愿组织、行业联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工会、研究与创新中心等,他们通过交流而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支撑和操作规定。但是我国社会构成、文化环境与外国有所不同,制度厚度在我国的含义也会有所改变,考虑到我国区域中主要机构及社会文化因素,我们认为,制度厚度是指区域中的企业、政府、金融机构、行业联盟与研究创新中心,在政府制度的主导下,通过交流合作而产生同构,拥有同一愿景,并为此而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与规定。它的构成要素有以下四点:①制度存在,包括该区域内的企业、行业联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研究与创新中心等,这些机构是构成制度厚度的基础;②政府政策支持,政府制度对于地区制度厚度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在中国,行业联盟、大型银行、研究创新中心多为政府主管,政策支持有利于各机构间快速行动,加强合作;③各种组织间合作、交流,这种沟通使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感,形成一个地区共同的愿景。各组织以该地区及自身经济发展作为目标,步调统一,合作共进。
三、结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愈来愈强调制度与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寻求特定空间内的制度对区域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制度厚度”新观点应运而生,虽然其定义和理论尚缺乏一定的精确度,在区域和地方的制度尺度上如何运用,地区的制度厚度到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等问题依然存在,但制度厚度仍能使全球与地方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全球化,作为一种非地方性的影响力量,增加了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促使制度的改变以适应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国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发展,处于经济转型的变革中,借助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厚度,藉由非正式制度的密切互动,与正式制度合理结合,在政府的少量干预下,而自发地形成绵密的制度结构,以带动地方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与全球化接轨,实现“全球—地方”的有机结合,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制度厚度”的继续研究应更符合中国经济的特色,集合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现状,弥补其在西方发达国家应用时的不足,更有效地发展中国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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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出现了罕见的大衰退。纵观全球经济的代表性国家,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困难,经济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而各国应对危机的办法都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药方,如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欧洲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据统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累计降息近700次,而效果却越来越差。运行了近300年的自由市场经济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由于没有协调机制,它的供给和需求永远都是错配的,生产的产品总是多于实际需求,这就产生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资源过度开发、产能过剩等都可归因于此。而且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总是产生太多的抵消作用,比如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以及马太效应和贫富分化等。这些固有的缺陷导致自由市场经济已无法自救,那么未来的经济发展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新计划经济。
二、新计划经济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新纪元,高度的信息化造就了新计划经济诞生的必然性。通过信息技术进行生产信息和消费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灵活的物流配送体系下对产品的生产、销售、分配、消费进行计划指导,把准确预测消费和计划生产摆在同等的位置上,既有消费品市场的竞争又有计划的和谐,这就是所谓的新计划经济。
较之自由市场经济,新计划经济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其一,新计划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生产和消费,可以消除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其二,新计划经济是节约型经济,它不用考虑销售这个环节,而销售环节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其三,新计划经济避免了商品的梯级批发和零售环节所增加的商业成本及庞大的广告费用,也避免了商品积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资源的浪费,既节约了成本,也不会造成库存、产能过剩。
三、按需生产
新计划经济的本质即是按需生产。在传统的生产方式里,a品是生产者说了算,消费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买或者不买。而以互联网+、工业4.0为代表的生产技术的革新,引起了一场“消费关系”的大解放,未来的消费关系是:消费者需要什么,生产者就得生产什么。这是一个逆向生产的过程,整个社会的供应关系被摧毁重建。
以工业革命4.0为例,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导致制造业与互联网的高度融合,诞生出C2F(顾客对工厂模式)。这也是工业4.0的本质,工业4.0将在未来实现工厂、消费者、产品、信息数据的互联,最终实现万物互联,从而重构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即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手段,使工厂实现定制化生产(按需生产)的过程,从而实现消费需求――工厂制造――后续服务的一体化。
如果说过去十年属于互联网企业,那么未来十年属于成功转型的传统企业。传统企业会因为互联网而发生裂变、重构,带来创新。消费数据会决定工厂生产什么,而不是工厂生产什么便消费什么。
四、中国正在进入“新计划经济”时代
当前中国消费品供需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同时,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障碍,产能过剩企业会占据大量资源,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供给侧改革下,经济运行的计划性在增强。再者,新计划经济是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安排经济活动的,和供给侧改革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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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规模经济;规模不经济;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引言
从1986年开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的建立,并在不断的完善的过程中,由计划主导的经济体制正在一步步的退出市场,但是我国的国有企业,作为指令性的生产方式大幅度的减少,企业被逼的要面向市场,走向市场。
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原国营第九零八长,是“一五”期间建立的防化器材专业生产厂,担负着陆海空三军防化装备和重点武器系统和生化三防器材的配套任务。公司生产的产品包括军品和民品。
二、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
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就是伴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生产批量不断的扩大,,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企业改组改制是指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过程。改组:就是把工厂制改为公司制。可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或募集设立;上市或非上市公司)。
三、国有企业规模不经济的表现
国有企业规模不经济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大企业不大,一方面表现为所谓的大企业的产量低,如水泥行业,国际上大型水泥厂一般生产规模为日产4000吨熟料,而我国的大型水泥厂的规模却以日产700吨熟料为主。
第二,根据1993年到1995年清产核资情况,我国国有小企业达24.93万户,其数量之多,恐怕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相比。
第三,重复投资,重复建设。这种情况在轻纺行业和制造行业中尤其突出,我国轻纺行业有相当的基础,改革后又上大项目,现在大多数轻纺产品生产能力是世界第一,不少产品的年产量已超过世界年产量的一半,供过于求,年国内产量仅占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使已建成的生产能力报废,闲置严重,大部分轻纺行业处于亏损和高补贴,高负担,高库存的危机状态。
第四,技术落后,在国有企业中政府承担着所有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不存在技术创新的压力和负担,所以技术创新的自主性不强,技术普遍处于落后的状态,所以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四、国有企业规模不经济的原因
国有企业的规模不经济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首先与企业的管理者有关,其次在计划化经济的背景下或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政府以及政府的官员对国有企业经济不规模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第三就是国有企业的自主的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
首先、企业的管理者: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当企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的时候,他所能控制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管理者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多,他在社会中的等级以及各种待遇就会越来越高。
再次、国有企业自主的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造成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很多,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国有企业缺乏外在的压力,由于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所以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资本的支持和设备的更新,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不深,对于技术的创新的要求不强烈。
五、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由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的改组改制
改革前的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叫做九零八厂,在1986年到1990年的这段时间内,作为指令性的军品生产任务逐年大幅度的消减,企业被逼走向市场。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的处于不利的地位。从1991年到1999年,虽然在中央提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的背景下,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负担沉重,加入市场竞争不再同一起跑线上,造成新上项目未能收到应有的效应,使企业进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六、从规模不经济到国模经济再到规模不经济的循环过程
山西新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的转变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公司逐步的从由计划性任务到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形式,也从由于规模过大,技术落后,冗员过多而导致的资源的浪费,规模不经济,在经过一系列的国家政策的引导,企业自身的改组改制而实现企业的重组,从而达到到一个最优的组织结构,而达到规模经济。
但是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的转变是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趋势。但是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很可能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从规模经济逐渐的再次的形成规模不经济,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本文以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例,简单的介绍了公司从1986年到现在的一系列的改革的过程,并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亏损到盈利的过程,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的过程。但是国有企业的发展就如自然规律般,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在从规模经济到规模不经济这样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可以无限的延长的,这就需要一方面的国家的市场经济的不断的完善,让国有企业充分的参与到市场竞争中。
参考文献:
[1]国营第九零八厂厂志
[2]魏瑞.我国企业规模问题的研究[D].河南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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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我国大学自主权落实的瓶颈
2.国防科研事业计划经济管理应遵守价值规律
3.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
4.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推动计划体制改革——全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讨论会综述
5.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计划管理面临的难点与对策
6.关于不同计划管理形式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研究
7.适应新的经济情况 改进计划管理体制——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8.浅析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兼谈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兼施并用的必要性
9.略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计划管理
10.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搞好计划管理工作
11.加强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几个问题
12.不同计划管理形式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结合
13.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推动计划体制改革——全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讨论会纪要
14.第四章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15.计划经济的两种宏观控制理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16.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17.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价格管理的基本原则
18.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车材计划管理
19.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计划管理
20.电力市场环境下电力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及综合计划管理
21.国有林场经济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22.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与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浅探
23.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一种管理方法
2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宏观经济计划管理
25.山东省县(市)级计划经济管理研究会一届一次年会在平度市召开
26.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管理
27.浅谈海洋石油开发项目经济评价与计划管理
28.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计划经济管理在全球的变化”国际研讨会纪要
29.适应市场经济形势 搞好建筑企业内部计划管理
30.第六讲 经济管理过程(三)——编制和实施计划
31.正确处理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计划与自由的关系
32.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与我院联合举办的中级干部一般项目计划管理讲习班结业
33.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我国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
34.计划经济理论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35.宏观经济计划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6.以企业资源计划为核心构建经济管理类专业综合实验平台
37.国民经济管理讲座 第八讲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38.企业计划管理与市场经济
39.印度的计划管理——印度宏观经济管理情况之一
40.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搞好计划管理
41.电力市场环境下电力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及综合计划管理
42.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个文献回顾
43.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下的计划管理工作探讨
44.加强计划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45.“计划”必须紧随“变化”——谈新形势下的企业计划管理
46.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提高计划管理的科学性——读《中国财政问题》
47.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学原理》中计划管理部分的改写思路
48.推行综合计划管理,实现电力企业持续发展
49.计划经济要求财政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
50.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货币管理问题
5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管理
52.试论市场经济下的生产计划管理
53.从计划到规划: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逻辑建构
5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科研计划管理
55.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
56.市场经济条件下 必须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工作
57.市场经济与企业计划管理
58.电力经济发展中计划管理的优缺点分析
59.论电力经济发展中计划管理的优缺点
60.在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如何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61.试论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
62.试论科研的经济效果与科技计划管理
63.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更要加强计划管理
64.论慈善事业的管理方式及其转型
65.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努力办好《宏观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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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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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计划管理与经济杠杆
71.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管理、计划和经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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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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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推进与巩固建设监理制的重要条件是改革计划经济建设管理体制
77.荣享副省级城市级格 誉享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模式 高享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
78.我国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方式
79.质量管理:“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
80.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Ⅳ期)
81.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Ⅰ期)
82.市场经济与计划管理
83.谈谈商品分类与价格管理
84.慈善事业的管理方式及其转型
85.市场调节为基础 计划调节为主导——试论我国经济管理中的计划与市场
86.对卫生经济计划管理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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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建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
90.以利益机制协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强化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思考
91.更新思想观念 转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
92.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改革运输计划管理模式
93.30年来国家计划实践与理论互动:从计划到规划
94.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教学计划改革的几个问题
95.印度的计划管理体制及其改革趋势
96.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Ⅰ期)
97.建立计划调节为主、自发调节为辅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
98.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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