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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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的定义

篇1

关键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金融安全;外汇储备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8-0009-03

当前以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东亚地区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为代表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结果是全球资产流动性泛滥,房地产和证券资产价格不断推高,金融资本在国际间流动速度加快,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建立在国际收支均衡基础上国际金融体系正在面临潜伏的金融危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形势下维护自我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总结评价国际金融学界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金融安全的概念,并根据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提出维护金融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一、金融安全的概念

关于金融安全,国外学者并没有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他们通常将金融安全问题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或国家经济安全的部分进行探讨。中国学者对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以王云龙为代表的“正常运行”论和以梁勇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论两种主流观点。

王元龙(2003)认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和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1]

梁勇(1999)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认为,金融安全是对国家“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能力与实际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2]

综合上述两种关于金融安全概念的观点,无论是“正常运行”论还是“核心价值”论,其理论的研究角度是一国这个层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一国金融体系已经纳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之中,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取得经济发展。如果片面强调一国的金融体系正常运行、金融财富安全、金融不受妨碍、金融信心维持,那么采取措施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大量国际投资外流、失业率增加、国际贸易活动减少,最终使国家经济增长受阻(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政府为避免大量资本流,出于1998年9月1日宣布实行了严厉外汇管制政策,内部包括对外资对外往来资金账户的资金调动需经政府批准,所有金融资金交易只能通过马来西亚政府授权的金融机构进行,外资投资需在马来西亚滞留一年以上方能撤资汇出国,实施钉住汇率(1美元兑3.8马元)等。结果造成马来西亚在金融风暴后的数年内承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政府财政赤字问题,国家的经济增长严重受阻。)。

从今天来反思和审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给予的启示,不应将金融安全的概念从一国角度来定义,而应当从全球视角出发来界定。一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是在不完全市场约束条件下实现投融资、价格发现、风险分散、流动性供给、信息生产和法人治理六大功能,而金融危机出现的后果必然是金融体系功能无法实现或者被扭曲。所以,金融安全应该被定义为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下,为避免金融危机出现而对一国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创新而付出的努力,以维护国家和国际货币供求、资金借贷、资本市场和国际收支的均衡。

二、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在实现金融安全的四大基础中,国际收支均衡最为重要。从一国到国际间货币供求、资金借贷状况到资本市场运行,最终都体现为国际收支的具体表现。

中国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西方部分人士指责中国实行的固定汇率政策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从而造成中国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经贸关系的紧张局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国际失衡的持续现象不但威胁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使中国金融体系受到了重大影响。

(一)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货币供给的影响

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由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的外汇储备过度增长必然通过货币传导机制增加人民币供给。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伴随明显的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表明中国外汇资产货币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06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0663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475亿美元。同期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达到2499亿美元。”[3]数据表明近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量主要通过经常项目结汇而实现。受外汇储备增长影响,2007年第一季度广义货币(M2)余额36.4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增速同比降低1.5个百分点,但比上年末加快0.4个百分点。[4]虽然在2006年中国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等措施回笼货币,但是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依然推进货币供应量的较快增长,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例已经由2004年末的185%增长至2007年第一季度末的728%。

货币供应迅速增长的结果必然是流动性泛滥,房地产、证券等金融资产价格不断推高,虚拟经济运行逐渐脱离正常轨道,最终形成全社会的资产泡沫。而这些现象恰是历史上数次金融危机出现的前奏。所以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货币供给增加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二)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国际收支顺差所带来的外汇资金流入标志着国际私人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它既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成为资本市场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5年11月中国股票市场开始复苏的时期正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最为强烈、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与此同时国际资本开始加速进入中国。当时有学者估计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股市的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相对于流通市值达1.28万亿的中国股票市场并不为大,但是对于不成熟的中国股市来说,国际资本投资股市的示范效应远远大于本身的规模。如今,上证A股综合指数已经较当时上升了4倍,在长期牛市的带动下,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股市的规模更为庞大。

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经常项目顺差增加,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大幅下降。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较上年下降84%。其中证券投资逆差676亿美元,增长12.7倍。[5]这表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投资到中国资本市场。一方面,国际资本加速了中国股市股票价格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波动。从2007年2月27日A股市场创下1997年以来单日股票下跌最大跌幅的事件分析,这次股市的剧烈波动与前段时间QFII的减仓以及国际投行对中国股市看空的言论相关。进入5月以后,国际资本对于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表现为更大的投机心态。无论国内投资者与境外资本方在这场股市中的博弈结果如何,大规模股票投机造成股市波动的结果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对中国金融体系健全化过程的重大挑战。

(三)国际收支失衡对银行信贷市场的影响

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资金借贷市场的影响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贷款期限结构短期化;二是外债结构短期化。

由于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导致的流动性泛滥,中国商业银行愈来愈偏好对短期项目进行放贷,从而促使贷款期限结构短期化。商业银行追求短期化贷款的结果必然加剧贷款在全年的季节性波动。这不仅与实体经济部门有效需求不匹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市场形象,不利于维护与客户的关系,而且也容易误导管理当局和市场对宏观形势的判断。

虽然中国外债偿付率远低于25%的国际经验标准,但是从外债运行来分析,外债存在的潜在风险不可低估,其集中表现为外债结构短期化。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06年末中长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1393.60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43.15%,比上年末增加144.58亿美元;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1836.28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56.85%,比上年末增加274.85亿美元。[6]短期外债的规模过大,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增大,速度加快,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不断上升,对经济的风险就比较大。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都曾有一个短期资本大量流入的过程,因此短期外债规模成为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警戒信号,需要引起管理当局的高度警惕。

综合全球国际失衡对中国货币供应、资本市场和资金借贷市场的影响,将加大正在改革中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致威胁金融安全。中央银行利用传统货币传导机制执行货币政策的效果日渐不明显,从2007年5月20日中央银行加息、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政策并不为资本市场所认可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正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下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步骤和效果对维护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三、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对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分析,提出以下几点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对策建议。

(一)从金融体系功能来重新规划金融体系改革

克鲁格曼早在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因此减少政府对金融体系改革的干预,才能真正发挥金融体系投融资、价格发现、风险分散、流动性供给、信息生产和法人治理六大功能,以不致于中国货币政策执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结合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状况,考虑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因为金融不稳定因素转化为金融危机前具有一定征兆,建议危机预警体系可以把握主动,降低治理成本。该系统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构成,具体负责全国范围内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根据各行业制定预警指标体系,由三大监管机构共同对入选指标的具体数值进行监测。当某个变量偏离值程度接近临界值时,可以认为这是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潜在金融风险的预警信号。监测机构将风险信息和应对方案及时传递到金融部门,以实现金融风险预警的效果。

(三)以合作创新化解潜在的金融危机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既对一国金融体系存在威胁,同时也对国际金融体系构成风险。如作为国际贸易的中美双方,中国由于贸易顺差导致货币政策执行困难,美国也由于贸易逆差而遭受赤字压力。中美任何一方体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对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创新代替守成是化解潜在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

合作在于抛开意识形态和短期利益之争,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使全球金融持续稳定增长。具体措施包括:全球各国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督,建立完善的银行监督机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督,增加对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求;增加所有国家宏观经济包括财政状况和货币状况的透明度;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应急贷款的机制和能力。

金融创新的意义在于通过金融制度、工具、技术创新从根本上完善金融外部性带来的风险,建立起风险分散和分担机制,实现全球金融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最佳组合。

参考文献:

[1] 王元龙.中国金融安全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 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5][6]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国际收支报告.

[4] 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Discuss on China's Financial Security of Global Imbalance of Payment

WENG Shi-chu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篇2

关 键 词: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安全指数;覆盖效应;突变现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4-0022-04

一、引言

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国际资本流动逐渐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便捷的融资环境,加快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有效配置。然而,任何事物都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20世纪末几次大的金融危机均从不同程度反映出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及破坏性,为此,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问题日渐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从研究文献上看,马克思(1867)是这一研究问题的最初涉猎者。马克思通过对黄金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研究揭示出“资本流出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到了一个加速器的作用”,为今后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广泛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Krugman(1979) 、Flood and Garber(1986)提出了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指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导致危机和资本逆转的必然性;M.Obstfeld(1994,1995)在国际收支危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危机预期模型,认为投资者基于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进而实施的投机行为是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从而也是国际资本流动逆转的原因之一;Diamond and Dybvig(1983)表明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会加剧资本逆转的程度从而加深危机的破坏性;Radelet and Sachs (1998)从实证角度证实了Diamond and Dybvig的研究结论;Krugman(1998)、Dooley(2000)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新兴国家资本流动的逆转原因,并认定新兴国家严重的道德风险是国际资本流动突发逆转及金融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在国内,不少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丁楠(2002)、邓小巧(2002)、王元龙(2003)等学者分别从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我国资本流动的构成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上述研究为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推进了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研究进程。与此同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尚需进一步完善: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从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角度进行分析,关于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直接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关于我国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研究往往是从资本流动的构成角度进行逐一分析,且多为定性分析,缺乏整体的量化分析。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测算体系,通过测算把握资本流动的安全状况,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监管提供必要的现实依据。本文依据经济安全研究中常用的概率分析法,运用目前国内外通用的资本流动预警指标对近十年来我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程度进行整体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资本流动的潜在安全问题。

二、中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测算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界定与数值划分

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将国际资本流动运行的金融安全态势定义为以下四种:安全、基本安全、风险和危机。安全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存在较低的金融风险;基本安全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存在金融风险,但在合理控制范围之内;风险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的金融风险日益累积、未得到化解;危机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的金融风险恶化以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后两种状态是广义上的国际资本流动金融不安全,其中风险状态是潜在金融不安全,危机状态为实际金融不安全。此外,为了后文定量分析的需要。我们赋予上述四种状态以A、B、C、D四种安全等级,并划分不同数值范围(数值越高表示安全度越好),具体如表1所示。

(二)测算指标的选取与量化分析

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莫里斯・戈尔茨曾提出七项经济预警指标,其中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的有: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经常项目差额占GDP之比和资本流入结构。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对金融危机预测也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此外,姜洪、焦津强(1999),姜旭朝、孟艳(2000),闻岳春、严谷军(2000),冯文伟(2002),王元龙(2003)等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资本流动的开放情况,选择如下指标作为衡量现阶段我国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的主要依据。

偿债率II。传统意义上的偿债率是指当前外债还本付息额与当年出口收汇的比率,它是衡量外债规模和一国偿债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但是,这种偿债率仅考虑了经常项目对一国偿债能力的影响,与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现实相差甚远,准确性并不很强。因此,我们在此选择的是修正偿债率,其计算公式为:偿债率II=当年还本付息额/当年外汇储备。由于外汇储备来源于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在短期内可以提供偿债保证,用它作分母能够反映一国国际收支状况对还本付息的承受能力,其考察范围比单独考察出口一项更为全面。一般认为,偿债率不超过30%-50%是安全的,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上、下增减10%作为警戒线。

负债率。它是指一国当年外债余额占当年GDP之比,表明一国经济发展对外债的依赖程度,是衡量一国负债能力和风险的主要指标。国际上公认的最高限度为40%,将此值作为“基本安全”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10%得出警戒线。

外汇储备/外债余额。外汇储备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作为举债的保证和清偿的手段。该指标是反映一国偿还能力的重要指标。其国际警戒线区间为:30%-50%,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上、下增减10%作为警戒线。

外汇储备/短期外债。这一指标是衡量一国快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一国外汇储备越多,越可增强债权人对债务国偿还债款的信心。该指标的国际警戒线为不小于100%,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的上限,上、下增减100%作为警戒线。此外,一般认为当外汇储备超过短期外债余额的5倍时,将会因大量的资源闲置而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当外汇储备/短期外债>500%时,我们将认为金融运行状态又回落为“风险”状态。

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是用于衡量一国资本流入结构是否合理的指标,该指标的快速上升往往被认为是债务危机的征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值为25%,将此值作为“基本安全”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10%得出警戒线。

经常项目差额/GDP。该指标主要反映一国对外经济部门的竞争能力,如果逆差占GDP的比重持续过大,说明其创汇部门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外贸收支严重失衡。持续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构成影响一国经济对外均衡的主要因素。对于汇率相对固定的国家而言,为了达到新的均衡,其汇率可能会在某一因素的触发下突然间大幅贬值,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上一般认为不超过5%是安全的,在此将其作为“基本安全”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1%作为警戒线。

外汇储备/M2。该指标是基于供求平衡原则下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的一个指标。由于目前国际上关于广义货币统计的口径不同,所以该指标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根据我国多年的经验,选择12%作为“基本安全” 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3%作为警戒线。

(FDI+经常项目差额)/GDP。资本流动的构成及一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成为一国对外经济部门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用外商直接投资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还是用易于外逃的证券投资来弥补将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越高,接受投资国就越不会因为资本突然的外逃而遭受损失。国际上公认的合理区间为-2.5%-5%,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上、下增减1%作为警戒线。

(三)数据处理

在进行具体的测算之前,我们还应把测算指标在各个年度的实际值转化为分数值,即进行指标值到分数值的映射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1)当指标值越大越安全时,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Si=分数下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2)当指标值越小越安全时,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Si=分数上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3)当指标某点最安全,离开该区间越远越不安全时,又分以下三种情况:

①指标处于“安全”状态时:

Si=100-2指标值-(警戒上限+警戒下限)/2×(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②指标越大越安全时:

Si=分数下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③指标越小越安全时:

Si=分数上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四)具体测算

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为测算数据的主要来源,并选取1995-2004年作为基本测算年度。首先,根据数据来源中的原始数据整理计算出我国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测算指标的实际值(见表3);其次,采用前述数据处理方法对此实际值进行分数映射,并运用公式(1)进行测算,求得资本流动的综合安全指数T;最后,根据求得的综合安全指数T对照表1进行安全状况评价,结果如表4所示。

T=∑ Si/i (1)

其中,Si表示第i个指标的分数,i表示指标个数;T∈[0,100],i=1,2…8。

由表4可以看出,在参加测算的10个基本年度里,我国资本流动有4年(1996、1997、1998、2001)显示为“安全”,6年(1995、1999、2000、2002、2003、2004)显示为“基本安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是较好的。然而,如果从综合安全指数T的走势及个别指标角度看,上述结论是不太全面的。我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还存在如下潜在问题:

1.综合安全指数走势不平稳,具体表现为“两起两落”。我国资本流动综合安全指数的走势存在着一定波动性,具有明显的两起两落现象:1997年我国综合安全指数T达到最高值82.59分,随后一路下跌至2000年的75.29分。2001年恢复到81.04分,但此后又呈现出下降趋势。近两年来该指标一直位于76分以下。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安全。因此应注意维持安全态势的平稳运行。

2.综合安全指数测算结果中存在覆盖效应,具体表现为:指标3对指标4形成了较强的覆盖效应。从表4反映的测算结果看,指标3(外汇储备/外债余额)的分数值均为100分,而指标4(外汇储备/短期外债)的分数值在整个测算指标系里是较低的。因此,在综合安全指数T的测算过程中,指标3难免会对指标4产生覆盖效应,即高分值的指标3缓和了低分值的指标4对综合指数T的稀释作用。指标3和指标4均是反映一国偿债能力的指标,除了侧重点不同外,在指标取值方面还存在重大的差别。指标3在取值方面并未规定储备过多的警戒值,为此我们将该指标分数值>100分的均以100分计算。实际上外汇储备过多也是不适宜的,这会因资金的低效使用而造成经济损失。与指标3不同的是,指标4规定了这一警戒值:认为外汇储备/短期外债>5为“风险” 状态。如上所述,指标3因缺乏储备过多的警戒值而构成了对指标4的覆盖效应。在此我们将指标3剔除,得到如表5所示的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剔除指标3后的综合安全指数较之先前平均降低了3分左右,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为“基本安全”。

3.个别指标的转化存在突变现象。观察表4可以发现,指标4和指标5在个别年度里呈现出突变现象。这里的“突变”是指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不是渐进的而是跳越式的。如从“安全”状态直接跳跃至“危机”状态,中间没有经过连续的过渡状态。2001年指标4的分数值为90.80分,属于“安全”状态;而2002年该指标降为49.22分,直接落入“风险” 状态。类似现象指标5在2000-2001年中也有发生。金融安全状态的突变会使监管当局措手不及,容易造成监管失效。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短期外债风险较大。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对我国近年来的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可以进行如下评价: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比较好,状态界定为“基本安全”;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运行中也存在潜在的金融安全问题:综合安全指数走势不平稳且存在一定的覆盖效应,个别指标的转化存在突变现象,短期外债风险较大。发展中国家在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往往侧重于资本的引入,我国亦是如此。尽管资本的大量流入会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用资金,但是如果资本流动监管缺位或不当,很容易使得资本引入国发生偿债困难甚至金融危机,20世纪末的墨西哥、泰国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我国在资本流动基本安全的状态下,应密切关注资本流动中金融风险的类型与程度,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尤其是严格控制资本流入的期限结构,合理使用短期外债,确保资本流动中金融安全的可维持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George G. Kaufman. Banking and currency crises and systemic risk: Lessons from recent events,.

[7]Dooley, M.P. A model of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Economic Journal, 2000.

[8]丁楠. 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J].商业研究,2001,(11).

[9]邓小巧.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与金融安全问题的思考[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2,(增刊).

[10]王元龙. 中国外债问题分析[J].中国外汇管理,1999,(2).

[11]雷家. 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篇3

关键词:金融风险;经济法;价值功能;防范;分析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金融危机是其必须最为重视的发展问题。金融危机的出现,进一步说明了经济法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对市场发展的意义。经济法价值功能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而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种重要手段。

1.经济法及其价值功能

1.1经济法概述

经济法主要是指国家用来调控经济发展和干预经济过程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早在1775年,《自然法典》中第一次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到了20世纪,经济法逐渐被社会各界所重视,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定义。综合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经济法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其本质上属于法律的范畴,经济法与其他法律有着一定的联系。二是经济法的重点在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其重点在于调节国内经济发展,因此属于国内法律,而不是国际法。三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等有本质区别,主要体现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国家干预。

1.2经济法的价值功能

经济法的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两个方面。在西方经济学中,凯恩斯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凯恩斯经济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在解决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效果使得西方国家开始重视这种经济思想。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是市场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是可能出现的。而一旦市场失灵,经济危机的爆发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能发挥作用。所以,经济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功能就在于干预主义,也就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通过干预经济过程,来调整经济发展,从而保障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从这个角度看,经济法就是国家用来干预经济关系的法律依据。因此,经济法的功能在于其能够促进市场公平、健康发展,保持市场环境中的公平竞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不仅不会促进市场发展,反而还可能会因为限制企业自由发展和妨碍市场机制发挥,导致经济出现更多问题。因此,经济法的干预主义,强调的是国家的适当干预和谨慎干预,一定要建立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条件下,干预主义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另一方面,经济法的价值功能还体现在协调主义方面。经济法区别其他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具有新型的调整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功能。对于资本市场而言,经济关系非常复杂,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业很多。对于社会关系而言,调节这种经济关系非常重要,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经济法的价值,就在于岂能帮助国家调整经济关系,协调不同主体的经济行为和利益,从而可以保障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协调。二是经济法的综合系统调整功能。经济关系必然是存在一定的系统中的,因此,法律就必要对系统进行分段调整。而从社会发展来看,其都是沿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向发展。这样,法律也有必要调整经济关系的全过程。对经济法而言,其反映的就是经济关系的分化和综合发展情况,这就要求其能对综合系统进行调整。一方面,经济法通过制度规范,可以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另一方面,经济法也需要从更高层面,综合、系统调整经济关系。这也是经济法现展的必然要求。

2.金融风险及金融监管

2.1金融风险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金融安全是市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决定整个经济安全的关键所在。而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经济安全是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所以,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无论是对国家和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高度活跃,使得金融安全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国政府都将金融市场的稳定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由于金融市场是资金最活跃的部分,大量资金的涌入,使得金融的风险增高。

2.2金融监管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成为经济学家最关心的问题。而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实施对金融的有效管制。这里强调的是有效控制,因为过多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会导致金融市场自身功能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创造性和自由性,这样反而会束缚金融市场的发展,降低了金融竞争力。而放任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会因为资产泡沫和不正当竞争等情况,导致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威胁到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金融安全的关键,在于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而金融风险防范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金融监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其爆发的原因关键在于缺少对金融机构那些不正当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导致无法预防金融风险,进而使得风险爆发,严重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

3.经济法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价值分析

经济法主要用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因此也属于社会性质的法律。这样,经济法同样关注利益的协调问题,也就需要强调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金融行业而言,其在市场环境中,需要关注运营成本、自身的创造性、自主性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经济法的价值在金融市场的体现,就在于其能够协调政府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保障两者关系协调发展,为政府的活动提供更多的法律依据,同时保证两种关系处理的效率化。经济法存在的价值,或者说是其本身追求的价值,都是在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基础上。对于不断变化的市场而言,维护市场稳定,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对金融市场而言同样使用。金融安全问题是各界关心的重点问题,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国家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提供法律依据,从而帮助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对于我国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了维护整个经济的稳定和全社会的经济利益,就会采取一定的手段,加强对经济领域的管理和调控。而经济法就可以为国家的这些措施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进而对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经济法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法、市场制度法、社会保障法等来稳定经济的发展,也能保障弱小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都是经济法在社会关系处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但金融风险问题也日益严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体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也不是很强。如何加强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防范金融风险,是我国政府历年来工作的重点。

当前,我国自身的金融行业发展还不是很成熟,行业的规范和标准还不能完全满足金融安全保障的需要。因此,国家就需要在经济法的保障下,不断完善金融制度,加强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才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样,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需要强调有效性,既不能放任不正当竞争的存在,也不能过度干预而导致金融市场缺少创新性和自主性。因此,我国也要不断加强金融市场的改革力度,通过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深化改革,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经济法可以为我国金融改革提供更多的法律依据,保障金融改革的有序进行。我们可以万婵金融行业内部的防范机制,改善立法环境,建立不同主体的信用评价体系,加强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防范。此外,国家通过完善与宏观调控有关的法律体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从而能够有效促进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论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金融市场竞争力不强,基础薄弱,金融风险大。一旦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将会对整个经济安全产生致命的影响。经济法的价值功能,包括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两个方面,可以为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调控提供更多的法律依据。对于国家而言,我们也要不断完善立法环境,深化金融改革,保障政府对经济调控的有序进行,从而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障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

参考文献:

[1]王晓红.论经济法的价值功能[J].中国商界,2009(07):56-58.

篇4

[关键词]金融稳定;金融政策;金融制度变迁

一、金融稳定的定义

金融稳定的定义和内涵如同变幻的金融形势一样捉摸不透,国内外学者对金融稳定的有关定义看法不一,众说纷纭。从目前的研究文献看,如果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等现状表象的外延描述入手似不能充分揭示金融稳定的内在规律性且有循环论证之嫌,西方国家学者常用的否定式判断即从金融不稳定的角度分析也不宜列入我们的定义范畴,逐一列出金融稳定的实现条件而缺乏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力去提炼而显得不够简洁、确切,扩展金融稳定的外延将其等同于大而化之的金融发展、效率、结构和安全结合的综合体,则似乎湮没了其本身特性而难以为人所识。

比较而言,金融功能说和管理系统性风险说涉及了金融稳定实现过程中的有关本质规定性的问题,具备对现实较强的概括力、解释力和一般的适应性,逐渐为更多的国家和学者所采用。我国于2005年推出的首期《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采用了金融功能说。管理金融风险说的概念则提出了更具一般性的命题,增强了对金融稳定内在属性的深刻认识,并可为下一步的政策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进一步地,基于金融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是与其金融功能的发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制度或者金融体系演进的核心标志是金融功能的升级,并且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金融制度的变迁在其间起着关键性作用以及风险配置功能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之一等理论观点的认知,我们尝试从“制度―功能”的分析视角给金融稳定下一明确的定义,即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制度安排合理,有效发挥风险配置、资源配置等核心功能的运行状态。

具体而言,金融体系须在一定的条件下被认为处于稳定性的状态:(1)对金融风险进行评估、定价、分散和管理,将其合理配置到承担风险的市场主体;(2)促进金融资源跨地域、跨时间的有效配置,并以此促进其他经济金融活动;(3)在受到经济金融体系的内外部冲击或经济失衡加剧时,金融体系仍然能履行其核心功能。

二、金融稳定的内涵

(一)金融与金融稳定

1.金融与货币。现代金融在市场经济的核心地位及其广泛的影响力是与信用货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用货币能够提供最终形式的支付和具备普遍接受性、实用性特点,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交易主体对其的信任,从而消除了交易中的“需求的双重巧合”。

考虑到信用货币难以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和个人的交换需求相匹配,市场主体为获取预期的购买力,可能愿意为使用信用货币的交换媒介服务提供补偿,进而促成对金融的深层次理解:即金融是将信用货币的交换媒介功能暂时让渡出去,以获取较高价值储备的承诺。[1]进一步地,金融促进了跨时间和跨空间的经济活动过程,放大了信用货币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交易主体的承诺能否兑现具有不确定性,且流动性和可接受性不如信用货币的金融工具数量的增加,改变了金融最初聚集流动性的性质等,[2]使得金融市场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

2.金融与实体经济。通常认为,现代经济中的金融体系发挥着促进实体经济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有效配置、弥合市场主体的流动性偏好不匹配、实现经济金融风险的定价配置和管理等作用。但是,金融体系也暗含着内在的脆弱性,如信用货币的合法债权不能及时获得偿付、金融系统中的交易不能得到清算等。这种内在脆弱性来自于对手方风险、市场和流动性风险、支付系统的内部联系和信息等问题,并带来了羊群行为、多米诺骨牌效应、银行挤兑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传染等系统性风险。

3.金融与公共政策。金融的稳定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但它也经常是与市场失灵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意味着低水平的储蓄和投资、财政成本和GDP的损失等,[3]容易给经济金融体系带来动荡。事实上,仅靠市场主体的私人动机和活动并不能带来定价效率以及资本和金融风险的有效分配,因此维护金融及其稳定性便成为政府关注的目标,此时由公共政策进行介入或者实现私人和集体行动的适当结合,可以鼓励更好结果的出现。[4]

(二)金融稳定的理论内涵:不同视角的审视

1.金融稳定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金融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供给的非排他性和较强的外部性等特点,容易产生“搭便车”等道德风险问题。金融的公共品性质根源在于信用货币制度。信用货币的计价单位和普遍可接受性等明显地属于公共品,与国家维护法制和秩序、加强国防巩固安全等在目标方向上具有一致性。

金融稳定具有与金融类似的外部性和其他的公共品特征。社会公众希望保持金融稳定,但个人或单个团体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银行破产、系统性银行问题的发生。金融稳定的持续提供会使社会公众受益,且个人从中受益并不妨碍别人获益。在现代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提供金融稳定“公共品”,实际上表现为一整套金融体系稳定的制度规则的供给及其制度的良好执行。

2.金融稳定具有宏观(系统)性。金融稳定的概念较为全面、系统,它不仅涵盖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管理框架,也将把对金融体系稳定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及运行环境、财政状况纳入视野,从而需要各组成部分的紧密配合、协同运作。金融稳定并不是要求整个金融体系的所有部分都能够一直处于或接近最佳状态。[5]中央银行应立足于维护整个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密切关注银行业运行态势的同时,将证券、保险等领域的动态及风险纳入视野,重视关键性金融机构及市场的运营状况,注意监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跨机构乃至跨国境的传递,保持金融体系的风险配置、资源配置等基本功能的顺利运转,会同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处置可能酿成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是微观金融主体与外部经济金融及体制环境、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等相互作用的结果,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不排斥而是依赖于微观金融主体重要作用的发挥,金融稳定总体制度框架的实施是以微观金融主体的自稳定性为前提的。虽然微观金融主体的自稳定性并不直接构成金融体系整体的稳定性,但如果没有微观金融主体的自稳定性及其适应性的调整,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概而言之,宏观整体的金融体系稳定与微观金融机构的自组织稳定性之间的作用机制是我们理解金融稳定的宏观性(系统性)特征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3.金融稳定具有动态性。金融稳定是一个恒久动态、不断发展的概念,是以市场主体的预期为基础、依赖于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金融稳定的标准和内涵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并非是一成不变而固化的金融运行状态。金融稳定并不追求金融机构“零倒闭”下的、静态的稳定,而是追求市场约束有力、优胜劣汰机制平稳运转下的动态的稳定。事实上,如果一家金融机构的倒闭是经济体系自身调节的结果,并未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也应视为属于稳定的范畴。

进一步地,金融稳定的制度架构是在社会主体动态的博弈均衡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针对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金融稳定制度安排以充分利用经济机会实现金融发展,这实质上体现着一种博弈均衡向另一种博弈均衡的变迁。健康的金融机构、稳定的金融市场、完善的监管框架和高效的支付清算体系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会进行策略、结构和机制等方面的调整及其互动博弈,形成一种调节和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整体的流动性制度架构,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金融形势。

4.金融稳定具有效益性。金融稳定不是静止的、欠缺福利改进的运行状态,而是增进效益下的稳定。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要着眼于促进金融风险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分摊和处置,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提升,改进和完善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建立在风险有效分摊、效率不断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等基础上的金融稳定,有助于构建具有可持续性、较强竞争力和良好经济效益的金融体系。很难想象,长期积弱、效率低下的金融体系会带来一国持久的金融稳定。

进一步地,金融稳定内在的、深层次的效益性要求,需要我们从一种宏观整体的社会制度变迁的动态效率的视角来进行审视,既要通过保持一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实现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配置性效率提升,更要在经济金融体制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促进经济金融长期稳定增长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框架下的适应性效率的提升。

5.金融稳定具有综合性。金融稳定作为特殊的“公共品”,是事关经济金融全局的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性、社会性、法律性和政治性等因素,彼此交错纵横,需要从理念、制度、政策、机构和技术等不同层面,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及方式(包括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手段等)作用或影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才能实现,从而在客观上要求对金融稳定施行的政策意图、政策措施和政策工具乃至制度变迁的背景兼具综合性的整体考量。如运用短期利率等有关货币政策工具来稳定金融体系,借助审慎监管等手段来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采取宏观审慎分析、保障支付清算体系运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等较为独立的政策工具来维护金融稳定等。上述政策工具的实施,彼此之间有时会存在冲突,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和协调好各种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时机和节奏。

(三)金融稳定的政策内涵:科学与艺术的权衡?

1.金融稳定具有较低的可预见性,需要确立清晰的分析框架。政策制订者的最高目标就是要设置好机制和框架,防止金融问题演变成系统性问题或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体经济,但同时还不能影响到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或发挥其他功能。[6]评估一国的金融稳定状况,不但要充分考虑金融体系的危机演变,分析其相应的冲击和传导机制,而且要前置性地对金融稳定的状况进行评价,分析引致金融危机的风险源和金融脆弱性的生成机理,并需将实施金融稳定政策工具的传导滞后效应纳入评估的范围。

从目前金融业的现状看,考虑到准确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十分不易,且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各有差异,国际社会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框架置于同等的地位,不断努力建立、健全金融危机的阻遏机制和应急处置的框架和机制。

2.金融稳定的评估需要对多种因素综合加以考虑,不宜采取简单、宽泛的数量标准来进行衡量。金融稳定所具有的多重特性,使得目前国际上对于准确衡量金融稳定尚无一明确、规范的标准和尺度,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加深对金融稳定的认识来完善。着眼于金融体系整体评估工作的实际进展,我们需要对金融稳定相关的各种要素,包括制度的、市场的、机构的、经济基本面等因素,历史的纵向比较因素,国别的横向比较因素等,进行多角度、宽口径的分析和衡量,从而切实掌握和判断单个的风险或系统性的风险对金融稳定的综合影响程度,为及时制定有关的金融稳定政策奠定较好的基础。

3.金融稳定的政策目标要注意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的协调。对大多数中央银行而言,金融稳定已成为其设定的重要目标,但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如何在作出决策时权衡和考量该目标与其他政策目标的关系,即实现金融稳定政策与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等不同目标间的协调。

(1)政策目标之间协调的核心在于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即金融稳定与其他政策目标加以比较时,其权重如何?一般而言,货币(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中央银行的决策制定中居于首要地位,金融稳定的目标往往在其次位考虑,因而在许多情形下,如果金融稳定的目标本质上是属于辅的且侧重于增强其他政策目标确认的政策措施的合理性时,其权重不宜过高。如果金融稳定在多项目标中赋予了过多的权重,可能会在边际上损害货币政策实现的目标。中央银行如果采取过于积极的金融稳定政策,可能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7]比如,当采取紧缩政策时,政策制订者将关注金融市场产生过度反应的可能性,或者资产价格缩水显示出的一些部门的金融脆弱性。此时,给予金融稳定较多的权重将使得上述担心更为突出,并可能降低货币政策保持价格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效率。

当然,货币政策的目标与金融稳定在长期上是一致的,价格稳定政策有助于实现金融稳定,而金融稳定也有助于提高金融调控的效率。但是,对于两者在短期内可能存在冲突的情形,需要我们把握好上述政策目标之间的协调。

(2)政策协调时,需要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和金融危机管理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8]金融监管和财税政策的目标是要给金融机构经营构成适度的压力和激励,并营造较为宽松的环境,促进其稳健经营,保持与金融稳定政策的大体协调;财政注资等支持性政策、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行使及监管过程中的及时校正措施、风险处置政策等在金融危机管理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需要加强各部门在危机管理时的沟通协调。

4.金融稳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全局和局部、长远和短期、稳定和效率等方面总体权衡取舍的反映。金融稳定政策有时候具有多重目标(如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保障金融交易的及时清算等),采取的政策工具(独立的金融稳定政策工具、辅的金融稳定政策工具等)较为多样,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上存在一些冲突。例如,基于审慎性监管的要求,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增加资本金的政策,会引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资本配置效益之间的权衡,因其一方面增强了银行吸收风险、抵御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银行资本的机会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商业银行的收益减少。

又如,在金融危机中,执行“金融安全网”制度中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具有注入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的重要作用,在短期内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但如果实施的条件限制不严,也会损害市场的自主调节机制,增大通货膨胀的风险,不利于长期的金融稳定。因此,在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时,政策制定者们需要统筹考虑经济、政治和制度等综合性因素,缜密分析相关的经济指标值,慎重权衡政策实施及其效果的优劣。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稳定政策深刻地折射出一国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潮、政治经济体制的互动博弈甚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它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甚至需要胆略,是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正视的一个恒久的课题。

(四)金融稳定的几个判断

1.金融风险是金融不稳定的基本要素。金融本身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的累积增加了金融的脆弱性,并直接构成了金融不稳定的基本要素。但是,金融风险的存在本身并不构成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如果金融体系能较好地进行风险管理、转移和处置,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及其传导,也不会构成金融不稳定。

在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具有横向风险分担的功能,金融中介具有跨期风险分担的功能,但上述功能的发挥受制于银行贷款的高度异质化特征、维持良好融资关系的考虑和金融市场及其制度框架的运行效率等因素,可能导致金融市场以价格暴跌或长期的超低交易量形式分散累积的风险损失、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集中于金融体系等,并由此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根源。

2.价格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条件。维护金融稳定需要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价格稳定便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相对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可以给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保持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欠缺价格稳定的经济环境下,市场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金融交易及金融制度运行的成本升高,储蓄转化投资的机制易遭遇“梗阻”,从而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难以保持金融稳定。

当然,价格稳定并非实现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稳定的低通胀率并不必然带来金融系统的稳健运行。金融失衡或不稳定的情形在稳定的价格环境下有时也会累积和发生。

3.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银行业是以货币和信用为基础的行业。银行业的重要金融媒介功能、在金融业的规模和份量、与支付清算系统的“天然联系”及其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作用,决定了银行业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表明,较之于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在信息不对称、风险分担和校正纠错机制方面具有更高的风险性和脆弱性,其发生不稳定的情形进而危及金融体系稳定的概率也大大高于证券和保险行业。

4.金融稳定是金融安全的基础。金融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稳定是确保一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础。在一国出现金融市场大幅动荡、支付清算体系运行受阻、不少金融机构倒闭破产等金融不稳定的情形下,是不可能有任何国家金融安全可言的。当然,金融体系的稳定状态并不必然带来绝对的金融安全。运行稳健、功能完善、效率良好和制度安排合理状态下的金融稳定可以为金融安全奠定有力的基础;过度管制、效率低下和制度结构失衡状态下的暂时或表面的稳定状况则会损害金融体系的诸多功能,增加其脆弱性,酝酿着金融风险。

四、金融稳定的制度演进和发展

金融稳定制度的演进与政府对经济实行管制的职能及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贯穿着金融风险――金融动荡――金融治理――金融秩序这一政府和市场重复博弈的主线,随着经济金融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或动荡之后“高调登场”,体现了中央银行初始职能的新近回归及其总体上螺旋式发展的趋势,深刻佐证了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这一内在规律。

Bruni(2003)[9]将中央银行的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1)在18、19世纪的前古典时期,中央银行主要向政府提供优惠融资以换取银行券发行的垄断权;(2)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古典时期,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保持金融稳定,包括维持货币和黄金的可兑换性、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等;(3)在20世纪30、40年代―80年代的传统时期,中央银行主要关注于可调节的货币管理;(4)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现代时期,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

从金融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在Bruni所述的古典时期,部分准备金的银行体系下存在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对货币存量产生有害的收缩机制,这样就产生了对最后贷款人的需求,而中央银行独占货币发行权的优势能够创造出高能货币,满足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从而逐步形成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这一职责,是人们对维护金融稳定进行早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是金融稳定制度演进中的重要阶段。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直接催生了作为反危机应对措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诞生,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及其对全球影响力的不断增大,相继被许多国家采用。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在同一时期也基本确立,并逐渐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丰富了金融稳定制度的内涵。

上述有关金融稳定制度安排的施行,促进了金融业的稳健经营,使得西方各国在20世纪30、40年代―80年代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央银行对金融稳定的关注逐步让位于货币政策的调节性管理,金融稳定问题逐渐淡出了金融决策层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的飞速发展,古典时期经济学所描述的一些情形如金融脆弱性、价格――工资弹性、国际资本流动等逐渐在金融实践中复归,金融动荡或危机导致的破坏性后果十分严重,古典时期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理由似乎重新显现。[10]这些推动人们对以往的制度安排进行深入的思索和重构,从而提出了“金融安全网”的概念。金融安全网是一个保护金融体系稳定与安全的一系列精密机构的体制系统。[11]一般包括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金融监管和存款保险制度三个组成部分。金融安全网的三个部分紧密相关,需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以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墨西哥、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等国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或动荡极大地震撼了各国政府和学术界,进一步推动了对金融稳定问题的研究,逐步将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外部冲击、金融监管独立性和公司治理、破产框架、会计标准和准则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健全纳入到金融稳定整体框架的分析视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全面评估、监测成员国及其他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脆弱性。根据《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等9个标准和准则,FSAP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性和透明度、审慎监管对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影响、金融基础设施的有效性等方面评估一国或地区的金融体系是否稳健。

五、结论性评价

金融稳定的基础性理论是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目前尚缺乏对金融稳定深入分析的理论框架和范式,导致学者们对金融稳定的定义、内涵及其制度演进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总体来看,对金融稳定的定义和内涵需要从整体、系统性的高度予以分析和概括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共同特征之一,在此基础上的政策性内涵分析及其作用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效应,便成为制定金融稳定政策的重要因素。通过对金融稳定制度历史演进的进一步考察,可以较为深入地理解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有关“稳定―效率”这一对永恒矛盾的动态组合和螺旋式发展,更好地探究金融稳定制度框架演进的内在规律性,便于政策制定者们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统筹安排,及时进行制度变革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降低改革的阻力和减少成本,推动金融稳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Schinasi,G.,2004,“Private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Z],IMF Working Paper,No.120.

[2] 同上。

[3]Crockett,A.,1997,“Why Is Financial Stability a Goal of Public Policy? ”[C], paper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s 1997 symposium, “ 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 in a Global Economy,” in Jackson Hole, Wyoming, August 28-30.

[4]Schinasi,G.,2004,“Private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Z],IMF Working Paper,No.120.

[5]Schinasi,G.J.,2005,“Preserving Financial Stability ”[R],IMF Economic Issues,No.36.

[6]Schinasi,G.J.,2005,“Preserving Financial Stability ”[R],IMF Economic Issues,No.36.

[7]Ferguson,Roger W.,2002,“Should Financial Stability Be An Explicit Central Bank Objective?”[C], paper prepared for Challenges to Central Banking from Globalized Financial Systems Conference at the IMF i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6-17.

[8]Goodhart,C.A.E.,2004,“Some New Directions for Financial Stability?”[Z],Per Jacobsson Lecture,June.

[9]Bruni,F.,2003,“Financial Stability Policies as Challenges for Modern Central Banking”[C], ONB 28th Economics Conference,June15-16,Vienna.

[10]同上。

[11]Santomero,A.M.,1997,“Deposit Insurance:Do We Need it and Why?”[M].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August.

Financial Stability: Definition, Conno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Duan XiaoxiAbstract:Financial stability is such operating conditions that institutions of /among different parts of financial systems design rationally, and effectively play the core functions of risk or resource allocating. Financial stability is the public goods which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system, mobility, efficiency, comprehensivenes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of financial stability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on economy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central bank, which

篇5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6)-0032-03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理念及重要意义

“金融消费者保护”概念是1936年在美国成立的消费者同盟(UC)首次提出。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从个人角度看,金融消费者保护有利于增加人民福利和实现公平正义。多数消费者不具有获取、分析和理解金融市场专业信息的能力,其信息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消费者的这种弱势地位成为消费者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直接原因,客观上需要为消费者提供有效保护。从金融机构角度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关系金融安全和实现金融机构利益最大化。兼顾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是确保自身乃至整个行业处于健康、理性发展轨道的一个重要条件,而整个行业的健康理性发展无疑关系着金融安全的大局。从经济增长角度看,金融消费者保护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和消除金融风险隐患。次贷危机说明必须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也是维护金融稳定,消除金融风险隐患的重要保障。从整个社会角度看,金融消费者保护事关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向金融系统紧急注入流动性、求助困境中的重点机构,全体纳税人因此为政府的救助行为买单,可见金融消费者保护与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息息相关。

二、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制及自律机制情况

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后,处在危机核心中的美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立法和监管体系,主要内容有:

(一)新设消费者保护机构,明确将消费者保护纳入金融监管目标。2010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该法案促使在美联储之下创设了一个专门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署,目的在于执行联邦金融法律以确保所有消费者能够进入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并确保该市场公正透明且有竞争性。

(二)加强立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不断完善。2009年6月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报告。2009年10月众议院通过了《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法案》。2009年12月众议院通过《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这部法案提出要制定和实施实质性法律规定的新体系。2010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这一法案,该法案在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上的突破和创新颇多,从监管原则到法律体系的建设,从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到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机构设立都体现了改革的力度和方向。

(三)侧重防范系统性风险,着力加强全面监管。在新法中,美联储的权力得到扩充,赋权美联储监管规模较大、关联较深的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大型保险公司等一切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的企业。为此,在美联储之下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识别大型的相互关联的银行控股公司或非银行金融公司金融运行对美国金融稳定所产生的风险。

(四)强调申诉处理机制效率,保证及时救济渠道。新设全国性金融消费者投诉热线,为消费者提供投诉金融产品和服务问题的免费服务。建立统一的消费者投诉数据库管理系统,与其它监管机构共享消费者投诉资料,以及时改进监管。规定金融机构就消费者投诉和咨询及时做出回应的法定义务,并规定其对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审慎监管机构及其他有权机构的调查及时做出回应。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的现状及分析

(一)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立法指导思想有待完善,目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尚不完善。一方面,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该法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适用性并不强,缺乏金融消费者保护所要求的明显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等,出发点在于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与效益,忽视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对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还缺乏明确细致规定,权利的实现与救济机制也存在渠道不畅问题。法律体系不完善。我国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等行政法规以及“一行三会”制定的大量行政规章和文件。虽然很多法律规章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了保护,但仍存在保护范围比较狭窄等问题,操作性不强,而且对其保护主要是通过行业的相关规定进行,立法层次比较低,不利于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金融业各领域法律保护力度不足。从总体上看,我国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的法律都原则性地触及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但其规定过于笼统,涉及内容不够明确,也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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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融资;刑法规制;金融市场;研究

作为筹备资金的重要形式,民间融资在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虽然随着民间融资的不断发展,非法集资现象频发,给社会大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影响了社会经济及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民间融资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用刑法规则来规范和惩治非法民间融资表现出来了很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民间融资的内涵

从不同的主体角度出发民间融资,具有不同的内涵。世界银行将民间融资定义为,由商人、典当行等非法人部门向需要集资的主体发放专业款项的金融活动,这种融资活动是脱离中央银行监管并处于法律规范的边缘地带,因此它并不是正式的金融活动。中央人民银行将民间融资自定义为,由未受国家批准的金融机构以企业、自然人或其他经济主体的形式开展的发放提供专业放款并收取一定利息的金融行为。我国学者对民间融资也各有定义,总结来说可概括为,民间融资是一种不受政府部门监管,并以收取一定利息为目的的非正式的金融行为。民间融资是一种资本民间流通且出资者可获得一定利息利润的私人资本交易活动。然而,由于某些民间融资行为的交易目的、交易对象、交易手段的特殊性,使得这些民间融资带有一定的违法、违规特性,从而给资金相关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及金融市场和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带来严重的损失。

二、刑法在民间融资领域的重要性

(一)保护社会公众财产,促进社会稳定

一般而言,非法集资通常通过吸引社会大众用自己的存款来购买大量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和股票的形式来筹集资金,这种融资手段涉及人员比较多,融资额度大且跨地域范围广,一旦融资过程中出现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则会为出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甚至会引发出资者、集资者双方的家庭破裂、人生毁灭。此外,由于参加非法集资的人员大多数是低收入者,他们试图通过民间融资的高利润来获取一定的报酬,通常他们会将自己全部储蓄都发放出去,甚至劝说或通过其他手段将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带上民间融资的道路,一旦他们的资金无法收回,不但会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甚至会,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大量社会安全隐患。还有部分地区的当地政府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而鼓励民众参与和实施非法集资,而当这部分的非法集资出现问题之后,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产生矛盾,而发生社会的隐患,使得当地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家财政弥补社会公众,从而给国家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非法集资者虽然可以在民间集资活动中获得大量的资金,然而通常民间集资的利息要远远高于银行贷款的利息,从而加大了集资者资本成本,使其合法财产受到损失。而刑法规则进入民间融资领域,通过对非法融资行为进行规范、打击和惩治,必然会有利于保护社会公众的财产、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维护社会正常金融秩序和正常金融机构业务的开展

一般而言,民间融资的利息要远远高于银行存款利息,进而导致手里有闲钱的社会公众更多的选择民间融资,而由于社会公众手中的钱是一定的,他们过多的选择民间融资必然会导致银行的存款来源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不利于银行正常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和发展。此外,部分国家正式讲机构为了和民间融资争夺社会公众手中的存款,而不惜做出一些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这种非法竞争必定会给我国的金融市场及社会正常经济秩序带来一定的破坏和影响。此外,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较而言,民间融资具有手续简单、资金到位快等一系列的特征,而使得借贷者在需要资金时更优先选择通过民间融资的方式,这也必定会给国家正式金融机构的借贷业务带来一定的冲击。而由于银行机构通常要靠放贷的利息来获得利润并维持正常经营,民间集对银行借贷业务的影响也必然会造成社会金融秩序的不稳定。从另一角度而言,由于民间放贷的利息要远远高于银行利息,使一些民间放贷者通过各种手段以低利息在银行借出大量资金,并以高利息放贷给民间集资者,从而在中间赚取高额的利润。还有部分既有民间借贷又有银行贷款的借贷人,当他们有偿还能力时他们往往会优先偿还高利润的民间集资,从而给银行的资金带来一定安全隐患,不利于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而刑法规则介入民间融资领域,则有利于通过打击非法集资的行为,从而维护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及金融秩序的稳定。

(三)减少其他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作为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非法集资必然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的社会犯罪活动。如,由于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使得一些贪污受贿来的赃款可以通过非法集资方式以达到洗钱的目的;还有一些掌握着权力的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领导为了通过非法融资活动获得高额利润,而不惜铤而走险,挪用大量公款用于民间放贷;还有一些专门为赌博者提供资金的非法融资活动,也助涨了赌博犯罪组织的壮大;此外还一些民间放贷者为了获得大量可以用于放贷的资金,而通过各种违法违规的手段向银行骗取大量资金;还有部分民间放贷者到资金无法收回时,由于他们的资金不受法律保护无法通过法律手段来要回,而不得不采用限制集资者自由、非法拘禁、殴打等违法违规的行为给集资者施压,从而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冲击。因此,刑法规则进入民间融资领域,有利于减少社会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民间融资刑法规则的具体措施

(一)构建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的刑法规则理念

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融资机构的效率及安全直接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当前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民间融资风险不断加大,甚至大量银行资金也被卷入到非法民间融资中、而影响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然而,我国对民间融资的相关刑法规则还不够完善,刑法立法准备不足,而无法达到有效规范民间融资的目的。特别是在保障民间融资安全及效率上难以发挥充分的法律效应。因此,必须加强刑法规制维护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的理念。一方面,要加大对非法集资、带有黑社会性质高利贷等行为的处罚力度,进而确保民间融资行为的安全进行;另外一方面,要在充分分析民间融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促进融资效率的不断提高。

(二)构建分类管理的刑法规制模式

针对不同类型的民间融资及其对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的不同影响,我国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也应该采取分类管理的模式。例如,我国民间融资刑法规制应该设定合理的打击范围,要区别对待那些虽然没有受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并不具备明确融资对象的民间融资行为,以其对金融市场及社会经济是否产生影响来决定是否予以打击,而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其次要,制定合理的刑法规制选择机制。

(三)构建“严而不厉”的刑法规制体系

当前,我国有关民间非法融资的刑法仍存在死刑的罪行,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的法律漏洞,表面我国现行民间融资法制存在厉而不严的问题,而给我国的正常金融市场带来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我国构建一套严而不厉刑法规制体系,一方面,废除非法集资死刑,充分体现人的生命价值,另一方面还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金融犯罪量刑标准,进而对非法民间融资行为予以严厉的处理,以确保我国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总而言之,民间融资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而非法集资却给社会公众的财产和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促进民间融资刑法规制体系的完善,以为民间融资、金融市场、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作者:孙业礼 靳来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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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影子银行;金融安全;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4日

一、引言

2007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Paul McCauley给出了影子银行的定义,影子银行是经营借贷业务和表外业务的类似于传统银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源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资产证券化,随后影子银行逐渐成为了金融改革发展的补充系统。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影子银行的资产规模开始超越传统银行,成为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一般而言,影子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影子银行设计了不同的投资产品,执行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传统银行的功能,因此在美国影子银行也被称为“平行银行”。

我国影子银行的起步较晚,2004年类似于上述影子银行的金融产品和相关服务率先出现在国内的商业银行。尽管起步较晚,影子银行在我国的发展却十分迅速。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相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不够完善,造成我国资金的需求和供给存在较大差异,这直接促使我国影子银行的产生和过度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警告中国关于影子银行的风险,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在关于影子银行的研究方面持续发酵。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有多大、促使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动因是什么、如何监管影子银行等一系列问题亟须解决。

二、影子银行的基本特点及其风险机制

(一)影子银行的基本特点。自从提出影子银行的概念之后,其就被广泛地应用在金融领域,有关影子银行的一些基本特点如下:

1、期限的不匹配。影子银行不具备吸收存款的渠道,然而它却可以吸收安全系数较高的基金并将其贷出。这意味着影子银行是将短期债务提供给金融市场作为长期资产使用,使得影子银行面临更高的风险。

2、高杠杆性。影子银行没有最低准备金的要求,因此其操作的杠杆较高。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影子银行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创新出许多高杠杆的产品,随着全球化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这种信用的扩张逐步变成了一种系统风险的来源。

3、产品设计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影子银行在产品的结构设计上十分复杂,综合考虑了经济学、数学、心理学、统计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其销售在场外市场进行。由于其拥有证券化的背景,因此信息的不对称性也是影子银行产品的重要特征。

4、监管的缺失。在风险监管领域,传统的商业银行接受着监管当局和巴塞尔协议的监管,他们必须确保相对充足的保证金,公布业务和账户的风险。绝大部分的影子银行不受监管系统的约束,其不必考虑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率的规定,也不必公开金融地位的细节,这使得影子银行在金融系统遭受外来冲击时抵抗力减弱,同时也使得影子银行之间的竞争加剧。

(二)影子银行的风险机制。明斯基时刻是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候,其主要特点是经济的长期稳定可能引起债务和杠杆的同时增加,进而增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最终经济陷入到了去杠杆化的长周期中。明斯基时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投资者承担大量的债务,同时拥有持续支付本金和利息的能力;第二阶段,尽管投资者仅能支付利息费用,然而他们仍然能够促进金融规模的扩张;第三阶段,只有金融资产价格的风险爆发能够补偿债务,这也被称为庞氏骗局。明斯基通过揭示经济从稳定到危机的运动规律而闻名。

为了迎合监管需求,传统商业银行采取了以下方法:(1)在金融衍生品市场购买信用风险对冲工具,比如CDS(信用违约互换);(2)继续发行那些流动性弱但稳定的现金流;(3)将结构性投资工具发展转化为信用风险,并且取得大量的投资收益,这些工具是基于多种流动性、风险和盈利能力共同设计出来的。在这种高风险的业务中,影子银行仍没有被监管机构监管,也没有被强制性地设置存款准备金率来应对各种风险。在影子银行系统中的信用委托链持续扩张和延伸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成为金融模型的假设,信用链的崩溃也将波及影子银行。

三、中国影子银行的特点

影子银行起源于美国,中国金融市场中的影子银行也具备上述影子银行的基本特征,但也具备一些特有的特征,这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的金融系统和其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影子银行和其运行模式也存在差异。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子银行主要基于衍生品、证券化和再证券化工具,其产品主要是银行信贷的信用创造。然而,中国的大部分影子银行局限于传统银行的间接融资领域,通过在机构形式上的改变,传统的银行融资转变为直接的民间借贷,比如股权融资。

第二,以影子银行的规模来看,美国的影子银行已经成为主要的信用创造者,并且深刻地改变了金融结构和金融运作模式。中国的影子银行起步较晚,早期的非标准信托和农村资金合作社已经拥有影子银行的一些特征。直到2004年,国内商业银行推出的财富管理产品拥有一些典型的影子银行产品特点,在2005年中国开始出现信贷资产证券化。

第三,从影子银行扮演的角色来看,美国影子银行系统的发展加速了商业银行业务模式的改变和美国金融系统市场化进程,这极大地提高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影子银行局限于直接融资的传统领域,影子银行仅仅是一种商业银行业务的替代。因此,影子银行有利于金融的多元化,更好地迎合了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影子银行是我国传统银行系统的有效补充。

第四,不同于美国和欧洲影子银行的创新能力和高杠杆性,过度创新和高杠杆并非是中国影子银行的特点,这是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欠发展和缺少衍生金融工具,改革和杠杆空间不大。

第五,由于美国和中国不同的环境,两国有关引起影子银行风险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在中国,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化不会成为影子银行的主要形式,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活跃在民间金融、非标准的资产证券化、私募基金和其他一些灰色监管领域。因此,民间金融的盲目发展和监管措施的缺失将成为中国影子银行的最大风险来源。

四、影子银行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4年,国内社会融资规模从28,629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64,773亿元人民币,增长规模巨大,与此同时,银行的存贷比从2001年的64.9%仅增加到2015年的67.24%。这表明银行信贷不能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同时也间接看出影子银行的扩张规模不容小觑,但是在影子银行领域仍有许多参与者,包括信用公司、私募股权基金、小贷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典当公司和其他的投资金融机构。以上机构并没有被严格的监管,因此统计这些影子银行的规模具有相当的难度。随着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张,其对于金融系统的影响将变得越来越大。

总之,影子银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产物,它有效促进了金融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然而,影子银行在关于宏观调控机制及其有效性的影响方面,威胁着金融安全。首先,在金融市场,以满足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的需求,影子银行创造出信用产品,进一步地促成了资产的价格,最后形成资产泡沫、降低了资产质量;其次,影子银行的活跃也会加速全社会的资金流动速度,从而影响货币供给的调节。另外,影子银行体系内各种金融资产的创新是为了规避监管和暴利产品的追求,它的价格会影响官方的利率,并对实施的政策意图造成有害干扰;最后,影子银行的快速扩张将会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错配,破坏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五、小结及建议

尽管我国影子银行的实际规模难以确定,监管措施和监管体系缺失,但是影子银行在近几年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不容否认。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和庞大的规模也引发了极大的关切,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够完善,影子银行也表现出不同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影子银行的特征。我国影子银行是在民间投资的快速发展和监管体系缺失的环境中产生的,同时我国影子银行并没有过度改革和高杠杆的特征。

根据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特征,本文给出了几点关于避免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建议:(1)监管机构应该制定影子银行股权资本比例来降低风险;(2)银行类似信托计划和金融产品的资产负债表外活动通常是以股票回购和银行资产的担保为支撑,但不能转移或规避预期风险,相反,这会增加风险的混乱性和隐蔽性。监管当局应该加强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控制金融风险的消极影响;(3)影子银行应该被纳入到监管体系,其行业经营数据也要定期公布;(4)构建合法合规的平台系统来支持影子银行,完善投资银行行为规范,修改有关金融产品的法律和法规来改善金融环境。总之,影子银行的存在有其积极的一面,影子银行推动了金融发展的改革,然而,信用的过度扩张和非常规的发展将会威胁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因此,完善相关法规和规范监管,以保证我国影子银行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金贵玉.浅析我国影子银行现状、风险及对策建议[J].商业经济,2014.21.

[2]奥纬.中国影子银行分析报告[R].北京:经纬国际经济研究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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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是伴同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而发生的,依靠于互联网电子平台,以第3方支付、P二P网络贷款、网络众筹等为主要模式的新型金融模式。与传统的金融模式相比较,互联网金融作为1种新兴业态在短时代内开辟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显示出超强的发展潜力。互联网金融业态包含网络支付结算、网络借贷、理财中介、网络信息服务、虚拟货泉、传统金融机构的网络平台(网上银行、网上保险以及网上证券)等。目前,在我国发展较快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是以第3方支付平台为代表的网络支付结算类、以P二P平台为代表的网络融资类和网络投资理财中介类模式。第3方支付平台所代表的网络支付结算业务是互联网金融业态中起步较早,发展比较成熟、完美的模式,是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平台以及挪动终端对于接银行支付结算系统进行支付结算业务的第3方平台。依据艾瑞咨询的统计,二0一五年第1季度我国第3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范围到达了二四三0八.八亿元,比二0一四年同期增长了二九.八%。[一]P二P网络平台是指个人通过网络平台直接将闲置资金出借给资金短缺者的网络融资模式。依据谢平的定义,P二P网络贷款平台需要依法注册,其特征是通过互联网来为投融资双方提供包含信息沟通、信誉评价等在内的媒介服务。[二]P二P平台最近几年来发展异样迅猛。依据网贷之家的统计,截至二0一五年六月底,P二P网贷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为二0二八家,比二0一四年底新增了二八.七六%。二0一五年上半年P二P网贷平台的成交总额到达了三00六.一九亿元。[三]网络投资理财类指网络投资中介机构应用其互联网门户以及挪动终端,将对于第3方支付的在途资金、支付工具吸存的资金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以到达保值增值目的。我国最有代表性的网络投资理财产品是余额宝,截至二0一五年二季度末,余额宝范围为六一三三.八一亿元。[四]互联网金融的特征可以归纳为:虚拟化、直接性、高效性、资源同享性、普惠性以及风险性。[五]互联网金融主要应用网络交易平台作为虚拟的交易场所,通过平台进行的交易、支付、结算,使用的是电子货泉或者虚拟货泉,即虚拟的运营方式。直接性表现为投融资双方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直接完成交易,不需通过银行等中介,既给投融资双方带来了便利,又降低了融资本钱。高效性体现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提供服务时突破了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大大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力。资源同享性反应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混业经营,同时提供多种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的特征。普惠性则反应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所面临的客户以个人、小微企业为主的普惠金融的特征。传统商业银行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因为信息不对于称对于个人和小微企业存在必定的金融排挤行动,而互联网金融平台所面对于的客户不受地域限制,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购买金融产品以及服务,实现了金融资源的全社会同享。风险性表现为互联网金融存在着包括信誉风险、操风格险以及法律风险等在内的业务风险、技术风险和其他风险。

2、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情势、特征及来源

(1)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情势

互联网金融风险既拥有与传统金融相同的共性风险,如信誉风险、操风格险等,又拥有互联网金融特性抉择的特有风险,如法律风险、技术风险等。从概念上理解,互联网金融风险是指互联网金融机构在经营发展进程中,因为环境因素、轨制因素和其他因素致使的资金、财产、信用遭遇损失的可能性。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情势主要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种类型:[五]一.运营风险互联网金融的运营风险主要包含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运营进程中发生的信誉风险、管理风险和操风格险。信誉风险主要是网络交易主体因为还款能力以及还款意愿呈现问题未按请求履约而构成的履约风险。管理风险则是因为互联网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运营管理、流程管理方面存在缺点以及失误致使的影响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操风格险以及市场风险等。其中信用风险是因为互联网金融机构信用不良而引起的经营风险。操风格险是因为互联网金融机构存在管理漏洞、轨制缺点或者人员素质不高,致使的因为互联网企业的员工操作或者是消费者失误而引起的风险,比较常见的是由对于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不熟练或者背反内节制度操作而致使的金融损失。市场风险则主要来源于信息不对于称而引起的因为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给互联网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二.技术安全风险互联网金融是在互联网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发生以及发展起来的,而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的某些缺点不可防止地会给互联网金融带来系统性的安全风险。如网络的安全隐患、身份认证局限、交易信息泄漏、程序设计漏洞,和软件设计缺点、黑客侵入、计算机病毒分散等均可能致使互联网金融虚拟交易中信息丢失,从而给交易主体带来风险。三.法律以及监管风险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的业态,目前尚未有明确的金融立法以及监管条例,也没有统1的行业自律组织制订相应的行业标准。互联网金融行业交易主体以及交易行动呈现问题时,没法可依、无据可循,这致使互联网金融行业处于无序发展状况。目前,除了了第3方支付平台以外,其他互联网金融领域准入门坎较低,大量的互联网企业介入到金融领域中来,机构数量大幅增添,给互联网金融带来巨大风险。以P二P网络借贷平台为例,依据网贷之家的讲演显示:二0一五年上半年新增添的问题平台到达四一九家,是二0一四年同期的七.五倍。

(2)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征

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拥有强传染性、虚拟性、时效性以及繁杂性。[六]互联网金融机构是以开放的互联网作为运营平台,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与信誉网络联动,1旦某个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网络节点产生风险都会传染到整个互联网金融系统。这类传染性因为互联网金融的特性,能够突破业态的限制、突破时空的界线,可能带来极大的损失,乃至致使金融危机的产生。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特征抉择了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产生以及分散也是在网长进行的,拥有虚拟以及隐秘性,增添了防范以及治理的难题。同时,虚拟化的互联网金融交易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交易对于象、交易进程隐约,增添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于称。互联网金融业务对于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请求高,系统的任何漏洞、安全隐患以及人为的操作不当均可能带来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因素一般为不容易觉察的,拥有超繁杂性的特征。

(3)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来源

互联网金融行业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几近渗入到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介入的消费者范围也迅速膨胀。1旦互联网金融的某个领域呈现问题,就可能致使整个经济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因而,对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来源进行深刻探究,有益于咱们提出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治理对于策。第1,互联网金融行业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制约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瓶颈,滋长了互联网金融风险发生的环境。目前,互联网金融的立法工作在我国还处于早期阶段,已经有的办法、文件只是局限于激励或者扶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而明确、具体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尚未树立。比如,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

来规定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准入以及退出机制,致使互联网金融企业进入门坎低,企业鱼龙混杂,行业无序发展,对于于破产或者跑路的企业也没有适合的市场退出机制,影响了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不乱健康发展;因为没有树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信息表露轨制及相干法规,导致互联网金融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信息不对于称,致使了互联网金融领域信誉风险时有产生,大大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第2,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机构及监管法规的缺失诱发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我国目前存在的金融分业监管的情势不合用于互联网金融行业提供的1站式服务方式,因此,除了了第3方支付企业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经营牌照外,其他的互联网金融机构1直处于监管空白的状况,没有外部束缚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在风险以及收益的选择方面,更重视收益,而忽视风险,表现在互联网金融企业忽视风险内控体系的建设,将经营的重点集中在拓展市场份额、增添企业盈利方面,从而诱发了金融风险。第3,互联网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症结在于其对于于大数据的信息处理以及利用能力,而在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展开业务的同时,也给互联网金融行业带来包含信息安全风险、操风格险等在内的安全隐患。另外,跟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竞争越来越剧烈,互联网金融企业自身的资本实力、技术实力、人员素质、经营战略以及管理能力都将影响企业进行风险管理以及驾驭风险的能力。第4,我国的信誉体系不健全也是互联网金融风险发生的缘由之1。传统金融机构节制信誉风险主要依赖的是典质、质押以及保证等担保措施,而互联网金融企业良多融资行动是树立在小额、信誉、扩散基础上的,在我国信誉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没法准确地了解融资者的信誉情况,从而终究致使金融风险的发生。 3、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治理对于策

为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使互联网金融行业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应针对于上述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情势、特色以及来源对于互联网金融风险采用下列的治理对于策:[七]

(1)完美法律法规,构建行业监管体系

首先,要制订互联网金融行业相干的法律法规,包含明确规范互联网金融业务交易主体行动的立法、互联网金融安全性方面的立法、网络交易标准以及规则的立法、制约互联网金融企业信息表露的立法。同时,要明确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机构,树立起行业自律组织,树立起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互相配合的监管体系。监管机构要加强对于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准入管理,提高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准入门坎,同时行业自律组织要制订统1的行业自律准则,增强行业的自律意识,使行业自律的内部束缚与监管的外部束缚相互配合,到达防范以及治理风险的目的。二0一五年七月一八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10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增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互联网监管的5大原则,即“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立异监管”,同时明确了监管主体,即人民银行监管互联网支付结算业务;证监会监管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业务;银监会监管网络借贷、互联网信托以及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保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业务。但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体系相干法律法规的制订,和互联网金融行业终究实现规范发展仍是1个长时间的进程。此外,值患上注意的是,《发展意见》中明确规定,互联网金融监管采取的依然是分业监管的方式,而互联网金融自身拥有多元化的发展特征,分业监管是不是能够有效地对于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还拥有必定的不肯定性。

(2)加强互联网金融安全部系建设

互联网金融安全部系的建设是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的条件以及基础。首先,我国当前互联网金融的运行环境亟须改善,要加大对于硬件的建设以及保护、对于安全设施的投入,强化对于信息系统的维护,也包含提高软件的设计能力,如互联网金融门户网站的安全走访、身份认证和分级授权登陆等技术,要通过完美密钥管理来防范信息技术系统。第2,我国要努力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以防范因为技术引进带来的阴碍国家金融安全的风险。第3,在宏观层面上要树立起立异的金融安全评估机制,制订高规格的信息安全标准。

(3)加强对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

要对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运营以及管理进行监控,督促互联网金融机构树立完美的组织机构以及严密的风险管理体系,制订详细的风险防范措施和互联网信息技术安全管理办法。对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应从下列几方面着手:1是监管机构应答互联网金融树立动态监控机制以及大数据监控模式,监管机构应针对于互联网金融机构业务动态数据树立风险分析模型以及程序,主动分析被监管机构的运行状况,评估其可能存在的风险。2是树立消费者监督管理机制,以施展互联网金融介入者的主观能动性。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性是消费者最关切以及注重的问题,通过树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服务中心可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互联网金融企业应通过消费者服务中心按期向用户表露相干业务与产品动态。消费者中心应设立投诉中心,来匡助消费者维权。3是要施展舆论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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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网络;VPN;金融;信息;安全

    在现代金融行业里,计算机网络有着广泛全面的应用,现代金融管理正朝着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安全化的方向在发展,尤其是网络信息安全化发展的VPN技术在现代金融行业管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现代金融网络系统典型架构及其安全现状

    就金融业目前的大部分网络应用而言,典型的省内网络结构一般是由一个总部(省级网络中心)和若干个地市分支机构、以及数量不等的合作伙伴和移动远程(拨号)用户所组成。除远程用户外,其余各地市分支机构均为规模不等的局域网络系统。其中省级局域网络是整个网络系统的核心,为金融机构中心服务所在地,同时也是该金融企业的省级网络管理中心。而各地市及合作伙伴之间的联接方式则多种多样,包括远程拨号、专线、Internet等。

    从省级和地市金融机构的互联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1)移动用户和远程机构用户通过拨号访问网络,拨号访问本身又可分为通过电话网络拨入管理中心访问服务器和拨入网络服务提供商两种方式;(2)各地市远程金融分支机构局域网通过专线或公共网络与总部局域网络连接;(3)合作伙伴(客户、供应商)局域网通过专线或公共网络与总部局域网连接。

    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网络系统均有其特定的发展历史,其网络技术的运用也是传统技术和先进技术兼收并蓄。通常在金融机构的网络系统建设过程中,主要侧重于网络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并确保金融机构的正常生产营运。

    就网络信息系统安全而言,目前金融机构的安全防范机制仍然是脆弱的,一般金融机构仅利用了一些常规的安全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利用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自身的安全设施;购买并部署商用的防火墙和防病毒产品等。在应用程序的设计中,也仅考虑到了部分信息安全问题。应该说这在金融业务网络建设初期的客观环境下是可行的,也是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必然。由于业务网络系统中大量采用不是专为安全系统设计的各种版本的商用基础软件,这些软件通常仅具备一些基本的安全功能,而且在安装时的缺省配置往往更多地照顾了使用的方便性而忽略了系统的安全性,如考虑不周很容易留下安全漏洞。此外,金融机构在获得公共Internet信息服务的同时并不能可靠地获得安全保障,Internet服务提供商(ISP)采取的安全手段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和他们核心服务的可靠性,而不是保护他们的客户不被攻击,他们对于你的安全问题的反应可能是提供建议,也可能是尽力帮助,或者只是关闭你的连接直到你恢复正常。因此,总的来说金融系统中的大部分网络系统远没有达到与金融系统信息的重要性相称的安全级别,有的甚至对于一些常规的攻击手段也无法抵御,这些都是金融管理信息系统亟待解决的安全问题。

    二、现代金融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安全需求

    目前金融系统存在的网络安全威胁,就其攻击手段而言可分为针对信息的攻击、针对系统的攻击、针对使用者的攻击以及针对系统资源的攻击等四类,而实施安全攻击的人员则可能是外部人员,也可能是机构内部人员。

    针对信息的攻击是最常见的攻击行为,信息攻击是针对处于传输和存储形态的信息进行的,其攻击地点既可以在局域网内,也可以在广域网上。针对信息的攻击手段的可怕之处在于其隐蔽性和突然性,攻击者可以不动声色地窃取并利用信息,而无虑被发现;犯罪者也可以在积聚足够的信息后骤起发难,进行敲诈勒索。此类案件见诸报端层出不穷,而未公开案例与之相比更是数以倍数。

    利用系统(包括操作系统、支撑软件及应用系统)固有的或系统配置及管理过程中的安全漏洞,穿透或绕过安全设施的防护策略,达到非法访问直至控制系统的目的,并以此为跳板,继续攻击其他系统。由于我国的网络信息系统中大量采用不是专为安全系统设计的基础软件和支撑平台,为了照顾使用的方便性而忽略了安全性,导致许多安全漏洞的产生,如果再考虑到某些软件供应商出于政治或经济的目的,可能在系统中预留“后门”,因此必须采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加以预防。

    针对使用者的攻击是一种看似困难却普遍存在的攻击途径,攻击者多利用管理者和使用者安全意识不强、管理制度松弛、认证技术不严密的特点,通过种种手段窃取系统权限,通过合法程序来达到非法目的,并可在事后嫁祸他人或毁灭证据,导致此类攻击难以取证。

    针对资源的攻击是以各种手段耗尽系统某一资源,使之丧失继续提供服务的能力,因此又称为拒绝服务类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的高级形式为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即攻击者利用其所控制的成百上千个系统同时发起攻击,迫使攻击对象瘫痪。由于针对资源的攻击利用的是现有的网络架构,尤其是Internet以及TCP/IP协议的固有缺陷,因此在网络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大的改进前,难以彻底解决。

    金融的安全需求安全包括五个基本要素: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审查性和可控性。目前国内金融机构的网络信息系统应重点解决好网络内部的信息流动及操作层面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即总部和分支机构及合作伙伴之间在各个层次上的信息传输安全和网络访问控制问题。网络系统需要解决的关键安全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传输信息的安全、节点身份认证、交易的不可抵赖性和对非法攻击事件的可追踪性。

    必须指出:网络信息系统是由人参与的信息环境,建立良好的安全组织和管理是首要的安全需求,也是一切安全技术手段得以有效发挥的基础。金融行业需要的是集组织、管理和技术为一体的完整的安全解决方案。

    三、网络安全基本技术与VPN技术

    解决网络信息系统安全保密问题的两项主要基础技术为网络访问控制技术和密码技术。网络访问控制技术用于对系统进行安全保护,抵抗各种外来攻击。密码技术用于加密隐蔽传输信息、认证用户身份、抗否认等。

    密码技术是实现网络安全的最有效的技术之一,实际上,数据加密作为一项基本技术已经成为所有通信数据安全的基石。在多数情况下,数据加密是保证信息机密性的唯一方法。一个加密网络,不但可以防止非授权用户的搭线窃听和入网,而且也是对付恶意软件的有效方法,这使得它能以较小的代价提供很强的安全保护,在现代金融的网络安全的应用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虚拟专用网络(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技术就是在网络层通过数据包封装技术和密码技术,使数据包在公共网络中通过“加密管道”传播,从而在公共网络中建立起安全的“专用”网络。利用VPN技术,金融机构只需要租用本地的数据专线,连接上本地的公众信息网,各地的机构就可以互相安全的传递信息;另外,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公众信息网的拨号接入设备,让自己的用户拨号到公众信息网上,就可以安全的连接进入金融机构网络中,进行各类网络结算和汇兑。

    综合利用网络互联的隧道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网络访问控制技术,并通过适当的密钥管理机制,在公共的网络基础设施上建立安全的虚拟专用网络系统,可以实现完整的集成化金融机构范围VPN安全解决方案。对于现行的金融行业网络应用系统,采用VPN技术可以在不影响现行业务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系统的安全性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基础解决方案。

    当今VPN技术中对数据包的加解密一般应用在网络层(对于TCP/IP网络,发生在IP层),从而既克服了传统的链(线)路加密技术对通讯方式、传输介质、传输协议依赖性高,适应性差,无统一标准等缺陷,又避免了应用层端——端加密管理复杂、互通性差、安装和系统迁移困难等问题,使得VPN技术具有节省成本、适应性好、标准化程度高、便于管理、易于与其他安全和系统管理技术融合等优势,成为目前和今后金融安全网络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从应用上看虚拟专用网可以分为虚拟企业网和虚拟专用拨号网络(VPDN)。虚拟企业网主要是使用专线上网的部分企业、合作伙伴间的虚拟专网;虚拟专用拨号网络是使用电话拨号(PPP拨号)上网的远程用户与企业网间的虚拟专网。虚拟专网的重点在于建立安全的数据通道,构造这条安全通道的协议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通讯主机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要有抵抗地址假冒(IPSpoofing)的能力。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接收到的数据必须与发送时的一致,要有抵抗不法分子篡改数据的能力。保证通道的机密性,提供强有力的加密手段,必须使窃听者不能破解拦截到的通道数据。提供动态密钥交换功能和集中安全管理服务。提供安全保护措施和访问控制,具有抵抗黑客通过VPN通道攻击企业网络的能力,并且可以对VPN通道进行访问控制。

    针对现行的金融机构的网络信息安全,VPN具有以下优点:(1)降低成本。不必租用长途专线建设专网,不必大量的网络维护人员和设备投资;(2)容易扩展。网络路由设备配置简单,无需增加太多的设备,省时省钱;(3)完全控制主动权。VPN上的设施和服务完全掌握在金融机构自己的手中。比方说,金融机构可以把拨号访问交给网络服务商(NSP)去做,由自己负责用户的查验、访问权、网络地址、安全性和网络变化管理等重要工作。

    综上所述,VPN技术使金融行业各部门的内部信息可以跨越公共网络进行传输,如同在各金融机构各部门之间架起众多的“虚拟专用”的网络连接线,同时,VPN为每个用户定义出各自相应的网络空间,根据使用者的身份和权限,直接将他们引导到应该接触的信息环境中去,针对目前金融管理的信息安全存在的隐患,VPN技术可以弥补这些缺点。VPN作为广域网的一种新形式,确实为金融行业在新世纪提供了一个系统实用的技术平台。总之,VPN技术拥有很吸引人的优点,随着VPN技术发展的不断完善,在未来的金融管理信息安全领域里,将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戴相龙,桂世镛.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篇10

现状:规模天量

近年来,我国银行贷款占全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影子银行则发展迅猛。2013年以来,随着信托及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的快速扩张,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陡增,房地产泡沫化与地下钱庄泛滥,以及银行业出现“钱荒”、贷款利率“松绑”,影子银行的话题再次被市场广泛关注。

目前对于“影子银行”的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根据不同的定义和标准,各方对影子银行的规模测算也相差悬殊。金融稳定理事会去年11月的报告称,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约为0.4万亿美元(约合2.5万亿元人民币);但国内投行认为此数据偏低,有估算称其规模达15万亿至17万亿元人民币,约相当于正规银行体系的12%至13%;更有甚者,广发证券2012年12月14日的研究报告《阳光下的影子——中国影子银行分析》称,目前从广义信用中介角度测算的中国影子银行总规模应当在30万亿元左右。

市场上也有人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估算结果基本为20万亿-30万亿元人民币。多位受访专家也对这一区间范围表示认同。目前估算方式主要是将社会融资规模中的表外融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银行理财产品规模、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民间借贷规模与私募基金规模直接加总。

“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信贷膨胀,之后2011年政府又开始收紧货币,房地产、基础设施、中小企业等亟需融资,但实体经济需求受到多种管制,大量资金需求走向非银行体系渠道,通过影子银行渠道解决融资需求。而随着监管越来越严格,银行开始业务创新,将信贷资产表外化。此外,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发展,信托及银行理财产品规模也快速扩张,加上投资者投资渠道有限,进而选择理财产品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表示。

争议:创新OR挖坑

影子银行是金融创新,对现有融资体系的补充,还是监管套利,引爆金融风险的定时炸弹?

金融创新的两个主要脉络,一个是影子银行——银行理财产品之外的所有非商业银行系统内的资金流动。其包括出自信托、担保公司、小贷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拍卖行等准金融机构的贷款,也包括实体企业之间、居民之间的民间借贷。影子银行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有很多定义,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外提供流动性创造信用的工具机制和市场。另一个方向是银行的影子——传统银行业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不被统计为信贷的各种信用创造活动,这种信用创造活动同时会反映在银行的负债方,表现为货币的增加,从而增加流动性的功能,它与影子银行虽有差异,但实质却是相同的。

业内有专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子银行可能是近年来中国最大和最活跃的“金融创新”,这既包括银行自身的创新,如银行理财产品、票据融资、同业代付等,也包括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的创新,如银信、银证、银基、银保合作的产品。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融资格局,拓宽了客户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提升了金融市场的活力,对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影子银行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创新。它具有金融创新所拥有的基本特征,当前可能会以银行理财作为表现形式,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可能会以另一种金融创新的方式出现。影子银行体系主要通过开发交易活动或提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通过对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再构造,向经济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信用供给。影子银行体系可看作是非传统融资市场和非银行信用中介的创新。”一位券商银行业分析师表示,影子银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无疑是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产品难以服务的客户群体和需求类型,推动了不同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竞争和融合,促进了我国金融的市场化进程。

但是,李义平认为,“影子银行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对金融监管的规避。为了应对日益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和流动性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一方面将信贷资产向表外转移,变相扩大贷款规模。另一方面,用各类理财产品冲击利率政策性管制。此外,利用不同类型机构监管主体不同,制造跨行业机构合作进行监管套利。所以,影子银行不是金融创新,是变相吸收存款。”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影子银行或成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定时炸弹。由于缺乏监管,风险爆发的时间点无法预知,但在中国经济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影子银行的问题最为严重。

忧思:风险几何

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如今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有专家认为,影子银行潜在风险高不可控,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而有专家则表示,影子银行是对现有融资体系起到补充作用。

李义平指出,“影子银行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对监管规避的变相吸收存款。高息揽储增加了银行的融资成本,增加了期限错配的危险,对金融稳定造成了一定威胁。一方面,影子银行期限错配的业务模式可能带来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的许多金融产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有些设计放大投资者的风险。此外,大量银行信贷被转移到表外,其项目风险暴露后,最终还是要由银行、投资者来买单。”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相关的潜在风险,尤其是信托贷款和理财产品,主要分为四种: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监管风险。

有业内人士近日表示,如果影子银行的规模较大,例如达到30万亿元左右的量级,则会有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中国影子银行风险完全可控,个别有问题,但是系统没有问题。”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表示,不要把影子银行当成鬼来了的情况,中国的影子银行的质量和含义跟国外是不同的。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期表示,要重点管住影子银行三大风险。他表示,影子银行产品规模增长,是当前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隐忧,银监会要重点管住放大杠杆、期限错配和信用转换三大风险,具体而言,规范小贷公司、租赁、典当、网络融资等融资行为,严禁银行提供筹融资便利,管住交叉产品套利,控制资金投向。 我国银行业虽然有风险隐患,但风险状况控制较好,影子银行风险可控。市场关心的平台贷款、房地产信贷、理财业务、信托业务和流动性等重点领域风险,均得到了有效控制。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曾表示,对影子银行危险不应无视,也不应夸大,重要的是应把金融创新纳入审慎监管,同时废除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治理:标本兼治

影子银行不仅改变了传统金融结构,而且开始挑战监管体系和货币政策。有关专家呼吁,建立新型风险监管体系和完善金融调控手段已经刻不容缓,对影子银行治理不能只“堵”不“疏”,而应标本兼治。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防止其过度膨胀,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也再次将目光瞄准信托贷款和理财业务。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表示,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信托公司贷款信息将全面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对其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未来还将金融机构从事的委托贷款业务一并纳入数据库。与此同时,有消息称银监会正在对商业银行执行《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8号文”)的情况展开检查,检查情况于9月10日由银监会的相关部门汇总数据。不排除银监会根据汇总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进而细化8号文的相关规定,升级针对理财产品的监管力度。

近日,国务院已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成员单位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必要时可邀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参加,主要负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等。有受访专家乐观地认为,我国影子银行受到多部门协调监管,能进一步化解其风险。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在第二届金融街论坛上表示:“防止监管套利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影子银行的产生和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监管政策和规定的不一致相关。目前,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也有这种现象。”她指出,重大的监管政策在出台之前应该进行充分的沟通,不同的监管当局对同类业务的监管政策应该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监管标准应该有相应的协调性。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监管部门从各自行业监管和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出台了相应的监管政策和法规要求。对于其中有相互关联的一些政策和规定,都需要在相关部门之间进行充分的协调和沟通,使之相互之间能够有比较好的衔接和一致性。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日前指出,“影子银行体系是整个金融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正规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他指出,国际上之所以重视影子银行监管,更多出于其特有的金融脆弱性特征,以及其监管套利行为和风险传染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性危机。他分析称,有一部分影子银行业务出于监管套利的考虑,带来额外的系统性风险积累和对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威胁,应通过进一步完善监管安排加以弥补。但也有一部分影子银行业务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效率,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应予以肯定和保护。问题在于,这两种影子银行业务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将其完全区分开来。他表示,在监管实践中就要特别注意处理好金融安全与市场效率的平衡,既不能对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放任自流,又不能采取简单的“一刀切”,禁止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和有益的金融创新。这也是对监管者的新要求和新挑战,监管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风险监测手段和应对能力。

展望:未来趋势

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在未来几年仍会持续发展,但随着监管层的逐步关注,其增长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放缓。

王兆星在上述提及,影子银行体系不会消亡,但也不会再次出现危机前的急剧膨胀。最为可能的情况是,保持一个相对较低并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的平稳增长。这意味着影子银行体系对金融安全的潜在与现实威胁将是长期的,对金融监管的挑战也将是长期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创新,影子银行的出现将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国际金融协会主席亚当斯在第二届金融街论坛上表示,“利率放开可以解决影子银行问题,现在金融创新在金融市场上大量的涌现,很多的金融服务,各种不同的产品层出不穷,都可以提供给消费者,无疑中国的行业将会寻求更好的方法,在今后几年获得更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