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安全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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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开放 金融安全 影响

金融开放、金融安全概述

金融开放也称为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是经济开放的主要内容，经济开放主要包含外贸自由化、国内金融体系自由化、减少财政赤字、汇率自由化以及外汇自由化这五个方面，金融开放与金融抑制是相对应的。在金融开放政策下，主要有以下几点措施：金融管理当局减少对国内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体系的过分干预，并逐步降低银行等准入门槛；逐步建立健全多样化的金融机制和现代金融市场，深化金融市场；放松对利率的监管，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并在确保实际利率为正的情况下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取消信贷额度管制，通过市场完成信贷配置；放松对汇率的监管，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防止汇率扭曲僵化等。

对金融安全的理解，各个学者的认识有所差别。一般可以将金融安全理解为货币资金融通上的安全可靠性，只要是跟货币流通、信用等直接相关联的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到金融安全的范围之内。另外，也有学者对金融安全做过较为全面的范畴上的界定，认为安全属于国际关系学概念范畴，因而金融安全则是从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引申来的。在国际关系学中，国家安全一般指维护国家核心价值，包括保护国家、内外经济秩序正常、制度不受外来干扰，以及社会对国家维护该状态的信息及感受等。金融安全则是维护国家金融核心价值，既包含了维护该价值的能力，又包括社会公众对此能力的信心。金融核心价值首先表现为国家金融财富的安全性、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制度正常维持并正常运行。并将金融安全是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切实掌握本国的金融，掌控控制本国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本国金融正常运行及发展的控制等。

依据金融安全的内在含义，金融安全讲的是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活动具有稳定性，金融能够稳定地支持实体经济的运行、宏观政策能够有效落实，而且金融完整、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充满信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安全对于经济安全以至于国家安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确保金融安全，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国外资本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冲击，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健康持续增长。

总的来讲，金融安全指的是国家低于国际资本冲击，并保持本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健康有序运行发展，或者即使受到冲击也能避免本国金融体系发生重大损失、波动，保证本国金融财务流失、维持本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维护该种能力以及对保持该能力的主观信心，以此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关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逐步实现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金融开放在增强国家金融收益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金融风险，面临着金融安全的考量。回顾最近几十年世界金融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一系列危机的背后都隐含着金融安全的风险因素。

上世纪80年代起，全球经济进入一体化时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全球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不少国家都加快了本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逐渐放宽甚至取消对国际资本的流动限制，金融自由化已成为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大量的国际货币资金，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另一方面，金融开放政策也会造成金融危机，引发金融风险，造成国家经济动荡、混乱，威胁金融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加快了金融改革和经济开放步伐，并于1994年允许有条件地兑换经常性项目，于1996年实现自由兑换经常性项目。在2001年加入世界货币组织之后，我国更是加快了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金融开放，并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监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

金融开放过程中，对金融安全的考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内金融开放会将之前隐藏于经济体中的潜在金融风险释放出来，并引发新的风险，由此产生的新的金融交易活动以及新的金融工具会导致剧烈的投机活动，增强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其次，金融开放会进一步积聚经济中的微观风险，引起资本外逃、外债剧增、经常性项目逆差加大等风险，进而导致外资投机活动加剧。再次，导致其他风险转移至金融领域，引发金融风险。金融开放会引起经济泡沫形成并不断膨胀，泡沫是金融风险的主要载体，泡沫的膨胀说明风险正不断变大，泡沫破灭则表明风险已向明确的损失转化或者风险减少。加之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不到位，更是为金融风险的膨胀提供了沃土，为泡沫的产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进而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债务领域、货币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等各个方面都形成泡沫，引发风险。最后，金融开放会促使金融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导致实体经济对金融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弱，并使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尽管经济泡沫会膨胀，但受制于资金供应量等因素的制约，经济泡沫不会无限制膨胀，一旦资金供应无法跟进，大众心理预期下降，就会导致泡沫收缩，使得经济逐步回归正常水平，甚至会引起进一步的价格下跌，造成资产价值远低于实际价值，形成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正是造成金融安全问题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危害金融安全的最主要途径，金融开放为金融安全危害因素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危害金融安全的危机常常会表现出普遍性、突发性、综合性等表征。金融开放引发的经济泡沫常会突然破灭，而且金融开放所产生的不安全因素几乎在所有的金融开放国际地区中都普遍存在，所产生的危害也常是多种不安全因素综合造成的，这都是基于金融链条的复杂性及安全阀门的缺失。

金融开放过程中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

金融风险，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包含着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既包括微观方面也包括宏观方面。如金融市场的各个参与者所面临的汇率、违约、利率、技术等风险因素，或者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制度性风险、资本外逃、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这些风险因素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讲，只要有金融活动，必然就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即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对金融安全具有反作用，两者存在联系又有区别。但是存在金融风险并不一定意味着金融安全受到威胁，只要金融风险没有影响到社会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金融安全就不受到威胁。金融安全只是说的那些能够威胁到社会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的金融风险，并不是针对一切金融风险。对于金融风险，要敢于面对，承认其客观性，针对不同的风险研究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应对。遵循金融运行的潜在规律，避免人为干扰金融的正常秩序，保证金融正常运行。

金融危机对金融安全具有直接的威胁。尤其是面对那些突发性的、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安全常会受到严重危害。严重的金融危机会通过以下途径来损害金融安全：剧烈冲击国家金融体制，是国家金融制度无法正常运行，扰乱国家经济生活；导致资本外流，极大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国家财富外流致使经济实力降低，国家长期利益得不到保障；影响信息、资金的流动，干扰货币供应过程，影响就业和生产，抬高物价，影响社会再分配，激化社会矛盾。金融危机跟金融安全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国家经济逐步放开过程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安全越发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且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处于开放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应当积极树立金融安全意识，从战略高度来加以处理，确保国家金融安全、金融稳定。

金融开放产生的金融安全问题影响

（一）影响到本国的资本流动

如果不考虑本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及金融结构改革，一般认为在资本逐渐由管制到自由化放开的过程中，资本的流动跟国内外利率的高低有密切关系。在本国利率高于国外利率的情况下，资本会向国内流入；本国利率低于国外利率时候，则会出现资本外流现象。金融开放应当与国家的金融结构改革步调相一致，但是也不能形成公式化的理念。依据巴切塔模型，金融开放与国内外的资本流动之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能将国内的利率水平作为资本流动方向的绝对依据。在自由化的社会经济中，仅仅开放金融并不一定会致使资本外流，如果本国的资本边际产出不变或者下降较少，本国的投资机会较多，可能就不会出现资本的急剧外流。金融开放对于本国的金融资本的流动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本国金融体系稳定和金融安全，应该看到资本的过渡流动会扭曲国家金融结构，威胁到金融安全。

（二）会影响到本国汇率及利率的稳定性

金融开放政策实施之后，金融资产的转移更方便快捷，因此可以显著影响到本国的汇率，同时也会对利率产生影响。首先，依据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见图1）假设在货币需求量Md一定的情况下，货币的供应量Ms是根据外汇储备R以及国内信贷差额构成，并且货币乘数为Y，有：

Md=Ms=YD+YR=Y（D+R） （1）

式（1）可变成：

R=Ms/Y-D （2）

通过公式（2）可以发现，在保持货币需求和供给稳定的前提下，国内信贷如果增加则会引起外汇储备减少。

如果本国金融放开，资本开放，一国政府依靠加大货币的发行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导致该国的外汇贬值压力增大，为了维持本国的货币汇率的稳定性，会进一步消耗掉本国的外汇储备，并因此遭受国际资本的投机性攻击，进而引发本国固定汇率的稳定性，威胁到本国金融安全。在汇率超调模型下，剧烈的资本流动往往伴随着过度的波动汇率，而且对于商品市场，在金融市场上波动表现的更加迅速，进而导致汇率产生偏离。

（三）会影响到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

银行资产一般都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的主体，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体系不稳定常会影响到本国的金融安全以致经济安全。金融开放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冲击。金融开放之后，大量外资会进入本国银行体系之中，使得银行可贷资金增加，造成银行信贷膨胀，造成不良信贷增多。短时间内银行的信贷急剧增加，会导致银行管理滞后于形势，对风险评估失误，造成风险管理的失控。而且，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使得银行的特许价值降低，致使银行利润下降。银行特许价值，就是依照未来的银行预期利润贴现得到的现值。银行门槛越高，则意味着其垄断利润就越多，特许价值越大。伴随着银行的门槛降低，外资银行介入，原先的特许价值大大降低，垄断利润也大大缩水。这就造成本土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大不如前，极易造成高不良贷款率，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

1.姜波克，朱云高.资本帐户开放研究：一种基于内外均衡的框架[J].国际金融研究，2004（4）

2.张幼文，周建明.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挑战[M].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4.王方华，肖林.金融贸易全球化战略协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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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新晨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4］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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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化背景 金融安全 金融法体系

一、信息化背景下的金融发展状况

目前，互联网技术的集中体现就是云计算和大数据，然后进一步加快与金融业的融合步伐，逐步形成互联网金融体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互联网金融的定义没有一个确定的和唯一的标准，金融界的学者各执一词，不同的人对互联网金融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至今人们对其的定义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基于信息化背景下的网络金融业来说，为了适应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和时代的发展步伐，金融活动衍生出了很多其他的功能，如信息挖掘、信息存储、在线支付等。

信息化背景下，互联网思维逐渐与金融行业各领域融合起来，削弱了金融中介的优势地位。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业不断扩展出新的业务，受信息化环境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始快速发展，加上各种金融资金的注入，为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二、信息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一）信息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

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活动中的安全，即确保金融业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金融安全问题是金融领域发展的主要矛盾。在现代化社会中，人们越来越重视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金融危机、金融风险三者并存，密切相关。金融风险越高意味着回报可能越高，因此会吸引有很多人投身金融业。提高金融业的安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问题是关系社会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涉及国家安定和人民财产安全，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具有重大作用。

金融风险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机率，所以其发生就有一定的隐蔽性。而这种可能性一旦发生，将会导致金融安全受到威胁。可以说对金融风险的保障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金融安全并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处于变化中的。

（二）信息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影响因素

金融安全问题每一个国家经济健康运行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国家金融安全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个是内因，即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和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也在顺势不断发展。如果对金融风险的管理达不到预期的要求，那么金融市场稳定性低，就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并影响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另一个是外部因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让世界各国的经济“捆绑”在了一起。每个国家的经济危机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所以中国的经济也会受到波及。因此，为了维持金融市场的安定，有必要完善金融体系，使金融体系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有如下两点。

1.内在因素

金融安全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实力雄厚，就会对国际舞台产生巨大影响，对金融安全问题就会有深刻的见解。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它将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利用国家的各种资源来控制局势，摆脱金融危机。同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扩大金融危机，尽量降低金融危机对国家造成的破坏。金融体系是金融安全的理论保障。只有当金融体系持续稳定地进入金融体系时，我们才能准确理解金融安全问题，避免金融危机等金融不安全问题的发生。

2.外在因素

外部因素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中的金融地位。一个国家经济和国力强盛，它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它可能会根据国家政策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从而影响市场结构。最重要的是当出现金融危机时，可以动员更多的国际资源进行金融监管，从而降低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为了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避免受到其他国家的制约，在政策制定方面也会更加国际化，更注重稳定性。同时，由于其在金融市场中的高地位，其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也很强。当其他国家出现财务问题时，它们对自己国家的财政影响将大大减少，从而确保本国的金融安全。

三、信息化背景下我国金融法体系的重构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为他们的有限理性或非理性行为造成市场的扭曲，将他们与投资者区分开来，并向他们提供金融消费者的特殊保护。这也导致了主要金融法的重构。

金融法体系的进步和发展是由于金融主体的不同。而金融法的主体包括四类：“金融客户、专业投资者、金融服务提供商和金融管理者”。在这四个主体中，金融客户是最需要被关注的，因 策符合现今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就应该想方设法安定市为他们是最重要的客户。他们是推动这个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具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和后备资源，能否为客户做好优质的服务，决定这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的服务者就是为他们服务的。金融主管帮助维护市场秩序并对消费者进行保护。

另外，金融法规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金融主体结构的变化。在对金融主体的形成和构造过程中，要给予金融消费者特殊的保护和关照，这也明显地可以看出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这不仅说明了金融法规制度主体的转变，也表明金融法律关系在金融法规制度基础上的重构是不可避免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确定就是一种法律关系的体现。这种关系的规定了社会活动中各主体的行为规范，为行为提供了限制和准则，以维护市场的安定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法律规则的制定往往与特定实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产生不匹配，它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情况下，仍会面临更多的新问题和矛盾。

金融法的作用就是用来规范金融市场贸易中的主体及其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并通过其他途径促进法律关系的重构。一方面，通过在私法法律关系中整合财政监督和政府监管的工具和方法，实现了金融市场功能的整合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在监管和金融立法中将私法中的消费者进行目标定位保护，并通过转变金融监管和调控手段，实现金融市场功能的整合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目标。

四、我国金融法体系完善的思路

（一）金融法体系完善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在建立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遵循八字政策：标准，一致，快速和严格。这里提到的规范，体现在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活动中，指的就是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同时，要完善新的法律制度，规范金融业的活动和行为;稳定性反映在金融机构的日常工作中。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当对金融机构提供更有效的指导，对相关部门严格要求并予以特别关注，依法对待，依法行事。消费者应严格遵守财务规则，努力实现金融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互惠互利，赚取利润。

（二）坚持分业经营，发挥防火墙作用

实施独立运营的概念，在资本市场与银行系统之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有效防范和控制危机的发生和发展，对新出现的危机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鉴于此，四大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行业应坚持发挥枢纽作用，并增加防火墙，以实现行业内的可持续的运营和增长。

（三）实现金融创新，完善法律规制

金融创新有利有弊。在创新方面，金融业总体上与其他行业相同，需要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和认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就是开放思想，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出现，我们总结了相关的经验和教训，即必须重视创新，发现创新过程的本质，有效地防范和控制与创新相关的风险。

（四）坚持一行三会分工配合的监管体制

加强监督，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预防和控制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与繁荣。实践证明，中央针对金融行业出台的监管政策符合现今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就应该想方设法安定市场环境，以为国家的发展和人名的幸福谋福利。

（五）对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进行有力监管

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了发展缓慢的迹象，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国内市场也面临着世界短期投机资本的入侵，维持国民经济和金融安全也更加困难。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监管和宏观控制，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战略，以加强对跨界资本流动的控制和管理。此外，我们还必须防止和减少使用贸易、商业信贷和其他手段将套利投资资金转移到跨境外。我们需要加强外币收入和合资企业支付的管理标准，有效控制和规范短期外债的出现，特别是贸易协定和信贷管理。

五、对我国金融安全与金融法体系完善的建议

（一）防范金融风险

在金融的范畴内，防治金融风险是一项艰辛且漫长的工作，必须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防范金融风险。我们还需要认真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并开展市场调查，要及时发现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市场的安全和标准化发展。保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和谐，避免金融风险的出现，让每个为金融行业服务的工作者都形成强烈的职业责任感。

（二）重视合规金融文化建设

专注于创建先进和兼容的金融文化，简化金融市场中不同的金融活动和行为，并严格执行法律程序。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维持法律，创建法律金融文化。风险管理包括合规性和不合规性，这是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合规意味着建立适当的运营机制，使专业和独立的监管机构更加合适，并建立一个集识别，评估和测试于一体的管理系统。

（三）金融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为了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就需要有一个合适且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法，应该是一个具有良好主体的法律体系，能够实现自由化运作，并能够根据世界发展趋势进行严格调整。在这个体系中，金融主体的法律是根本，同时包括许多其他的法律分支。

（四）加强金融安全的立法

我们将完善现行的法律金融体系，提高合理成分的比例，降低不良的法律成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我们需要改善财务监督。该系统设定各种金融监管实体的职能。制定门槛和市场准入要求，完善市场退出制度，促进立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二是建立和完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澄清其监督的实质，加大对风险的监管力度，制定与外资银行有关的管理制度；此外，要建立真实的监管体系，实现信息透明化，严格追究金融监管机构的责任。

参考文献

[1]贾彩兰．浅议我国金融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商业，2012（2）：19-20．

[2]张文嘉．金融安全与我国金融法体系的完善[J]．法制与经济，2014（1）：85-86．

篇4

一.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经济发展已离不开金融,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风险大小和金融危机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程度。所以,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日益成为金融科学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如何确保金融安全,防范危机。金融安全指的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周道许,2001)。从金融安全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安全不仅与货币资金的形式有关,而且还与资金货币的融通方式有关。所以,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防范出现在这两个环节上,而这两个环节都是组织方式的构成要素即组织中的对象与组织方式。所以,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密不可分。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两种组织条件下的风险与危机隐患。

1•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强调遵循金融市场演化的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由金融市场的各个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各种合力的结果使金融市场由混沌无序走向有序结构,实现金融市场的跃迁。自组织方式是一种自然演进方式,反对人为干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思想。通过组织的自我演进方式,金融市场能够展现出原来没有的特性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组织过程实质就是金融创新过程。(1)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金融自由化主要指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和金融管理自由化等。关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实际上是探讨金融自由化为什么引发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实际上是遵循金融市场上中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能够得到相应的融资的内在逻辑,以期通过货币的自由流动实现货币的价值增值。但是,金融自由化的自组织过程,却加大了资本冒险的机会:一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有更多的机会处置资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有发生;二是融通资金供给增加,企业居民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债务依存度提高,负债率上升。

这都使得货币资金的再融通面临着困境,特别是银行机构,是通过资金的长期不匹配,促使资金流动,实现收益。当资金无法流回时,不仅会影响经营绩效,还会造成挤兑现象,出现金融恐慌,深化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金融危机。在金融自由化中,利率自由化被当作金融自由化的核心内容(黄金老,2001)。利率自由化的风险常常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利率风险源自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具有长期性和非系统性。只要实行市场化利率,必然伴随着利率风险(黄金老,2001)。例如,智利在1976~1982年进行了非常大胆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取消利率限制,减少银行储备金比例等,结果却使此期间的真实利率达到了18%,如此高的利率水平实际上使任何投资者不可能达到相应的投资回报,结果是企业倒闭,银行系统因企业的坏帐而崩溃(李量,2001)。(2)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金融创新源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深化的结果。金融创新旨在货币资金的运作与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促进金融系统化、一体化发展。但也给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造成了隐患。MichaelCarter(1989)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是一种金融上的‘围堵政策’,最终激励基于难以实现的未来的收入流和资产价格预期之上的投机性融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主要是由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应用和失控所造成的。首先,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创生的特点。

自创生是指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系统原来无序态失衡(如风险加大,收益降低),金融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产生新的结构、功能、特性,从而出现了与原有系统不同的状态。但新出现的事物由于找不到原型,也就不能利用原有的组织理论来管理,不能按事前决定的方案来控制,这样就出现了失控的可能。其次,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生长的特点。自生长在系统科学中指的是系统整体除了“体积”变大以外,其余形态、性质、特点均不发生变化,系统保持不变的结构、功能。当然,自生长是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但一定是根据组织的内在机理自组织的,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平均地”变成整个系统发展的动力,使之整体扩大。例如,证券市场的自生长,是将资金吸入金融生物体内,经过金融生物体的吸收转化,成为金融发展必须的养份,促使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分相应长大,造成了系统的自生长。但是,由于金融系统自身转化系统可能存在功能,从而可能导致自组织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发展过程中差异逐渐拉大)或者各种资金违规操作,进入市场,导致金融创新市场规模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甚至远远超过原生市场,导致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

2•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是指在金融系统之外,存在着一个组织者,事先设定好目标,指导、控制金融市场的演化,从而实现预定的目标。金融市场的组织者一般指的是政府,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组织、控制称之为金融抑制或金融压制。金融压制对金融体系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1)政府的计划控制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演化的可能。金融体系的失灵、运营、发展、壮大,需要政府之间“看得见的手”来规制,但是由于存在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政府实质上不可能掌握预测有关金融市场各子系统的运营行为。再加上政府作为一个集团,集体选择的时滞较大,成本较高,即使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可能出现变化或失真的现象。政府在管理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只能根据金融市场所反映出来的信号,以及政府所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计划管理,以使得金融市场在预定的轨道中有序发展,却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化演进的可能性。例如,在我国的传统体制下,计划经济管理控制着金融市场,全国所有的金融业务被“统一”为一种业务,即银行信贷;所有的银行信贷又由一家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来做,这种体制几乎彻底消灭了金融业的市场成份,资金的流动运作受到严格约束,统收统支,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发展(黄金老,2001)。(2)政府行为可能加大金融市场外部正熵的流入。一是预算软约束。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融资过程,企业预期将得到政府的“父爱主义”扶持,那么在投资上就会倾向于选择收益更大、风险也更大的投资项目,加大银行系统的风险。而银行预期到当企业面临债务危机时,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从而银行也会冒险加大企业的贷款规模。这就为银行的呆帐、坏帐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加大了银行的支付危机。

像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银行信贷扭曲膨胀,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300%(1996年)。原因就在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和隐含担保,最终导致资本外逃和通货贬值(钟伟和宛圆渊,2001)。二是垄断行为。政府参与经济管理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垄断利益。而如果国家的各项法律不健全的话,产权界定不明晰,权利交叉重叠,外部负效应加大,反映在金融领域中,也是如此。但政府为获得垄断利益,有可能长期维持这种无效率的产权,从而使金融市场在无效率的状态下长期徘徊,金融风险能力极其微弱。三是寻租行为。在政府主导的融资格局下,政治资源的多寡成为决定企业生存的主要因素。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为获得资金,就展开获得政治资源的寻租行为。政府官员与企业勾结起来,形成金钱政治。这种融资行为并未考虑到资金的安全、风险,并未考虑收还情况,完全是出于巩固政权,寻求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使得整个社会的信贷规模无限膨胀,银行的坏帐居高不下。(3)政府管理引起金融系统的负反馈的发生。在一个控制中,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作为输入,再来控制系统的输出,称为反馈。反馈分为正反馈与负反馈。正反馈是系统的激励机制,信息的放大机制,负反馈是系统的抑制机制,信息的衰减机制。政府一般采取等级管理的方式来实施对经济的干预的。但管理的等级层次使得信息的传递时间拉长,环节增多,从而出现人为歪曲信息,或理解错误,或粉饰行为,等等,使得真实的信息难以传递给组织者。那么当系统偏离目标时,就难以修改实施方案,使系统仍按原定的目标演化。超级秘书网

二.自组织与被组织对研究金融市场的意义.

自组织与被组织都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系统实现有序结构的两种途径。自组织方式强调各个系统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然演进,而被组织方式强调人为的控制和干预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实践证明,自组织演化优于被组织演化。例如,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优于计划经济,尽管市场经济并不完美。所以,就金融市场的演化来说,自组织方式也是优于被组织方式。然而,在人类的社会中,被组织方式又大量存在,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被组织方式来认识控制、管理事物,关键是在运用被组织方式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事物按自组织的方式来演进。那么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就是在政府在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时,如何遵循金融市场的内在规律,在内外力的作用下推动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从而也能够有效地防范单一组织方式对金融体系带来的隐患与危机。

〔参考文献〕

〔1〕钱建娣.政府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J〕.财贸研究,2002,(1):

〔2〕钟.伟,宛圆渊.预算软约束和金融危机理论的微观建构〔J〕.经济研究,2001,(8):

〔3〕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4〕吴.彤,曾国屏.自组织思想:观念演变、方法和问题〔J〕.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2000.

篇5

[论文摘要]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提出六个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金融监管法的实施。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担负着货币供应、资金融通、资本形成、风险管理、支付服务等一系列特殊职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利益产生的同时风险也相伴而生，另外金融市场的多变性、自发性等特点也决定了金融市场必须要有法律和制度的监管，才能确保金融活动的稳定进行。因此，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体系中占有基础的重要地位。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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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会；金融安全；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DF4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4-0120-10

一、引言

合会，在中国通常称之为“会”。英文是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简称为ROSCA，国内一般将之译为“轮转基金”，也称为“周转信贷协会”），也有称之为Mutual Fund。Ardener（1964）曾对合会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合会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团体，该团体的成员每隔一定时间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以形成一笔基金，然后轮流将汇集起来的基金（全部或部分）交给团体中的某个成员，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每个成员都得到这笔基金后（而且仅有一次），该团体宣告解散。如果成员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可与原成员协商继续组织一个合会或吸收新成员另组成其他的合会”。Bouman（1992）指出，从本质上看，合会是一种独特的以某种“对称的互惠主义”为原则的资源分配模式，即在一个团体中通过一定的契约实现资源的汇集和再分配，以帮助成员“应对资源稀缺、风险和不安全感带来的种种压力”。通过合会进行集中和再分配的“资源”涵盖较广，不仅可以包括货币，而且还包括劳动、各种生产性和生活性实物等。合会也因此获得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功能，将部分保险和信用移转到自我可控的范围内——人们通过互助形式保证生活的安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正式制度具有不完备性与社会生活不确定性之间的断裂。Calomiris和Rajaramn（1998）特别强调了合会的保险功能，特别是它在应付突发事件方面的作用。

合会大约起始于唐宋年间，在中国大量存在，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对合会的需求。合会逐渐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融通形式，为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然而，合会在中国大陆长期不为正式制度所承认，而在“体制外”运行，由于种种原因，合会缺乏风险转移系统，倒会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了威胁，甚至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合会与整体金融安全的关系在央行的年度报告中（2004）开始受到重视。为了防范金融危机，国务院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民间融资健康发展，《个人放贷条例》的草案也已提交国务院讨论。因此，将合会放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展开实证分析，并为当前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文献回顾

学理上合会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合会是指综合性的互助合作组织，它包含金融会。也包含其他形式的组织，如防匪会、青苗会、联防会、乡帮兄弟等；狭义的合会专指金融会，亦称钱会，如提到的“互助会”。由于狭义的合会与正规金融关系非常紧密，本文取狭义。

中国台湾地区较早研究合会的法律规制，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曹兢辉（1986）、凹王志诚（1995）、谢哲胜、戴炎辉、陈瑞堂、孙森焱、吴启宾、王甲乙、陈聪富（1999）、林诚二（2000）等。如林诚二提出：“‘合会’制度系由民间习惯而来，因此，制定相关规定时，应尽量配合、参酌民间之习惯，始较能使一般社会大众接受。”1999年，合会正式写入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之后不断有人质疑合会的法典化。

大陆学者近年开始研究合会，法学界的研究进路大致是“介绍中国台湾民法债编对合会相应立法规定—讨论合会合同的性质一建议大陆也应当在立法中规定合会合同”。如徐国栋（2003），在其《绿色民法典草案》中设立了《合会合同》（第63章）对合会进行了立法规制，其主要立法体例编排是参照中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在债法的合同部分规定一种特殊的有名合同。此外，李新天、罗昆（2003）、罗建平（2005）等等也对合会合同的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李晓佳（2005）、陈荣文（2005）、黄震（2006）对中国台湾地区合会法制变迁作了较为完整的阐释。

合会以信用作为基础，其风险主要来自倒会，早在明代就有书面记载（邹元标）。据学者问卷调查发现，惧怕倒会是许多中国台湾家庭拒绝参加合会的首要理由。李晓佳（2005）认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员的流动性增强，传统社会的联系日益脆弱，道德约束力也越来越差，这些都加大了倒会的风险。Besley、Coate和Loury（1992）也指出：竞标式合会易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出价越高越早得标的人负担越大，越有动机逃会；已存逃会动机的人则愿意越早以更高价格竞标。可见，风险防范成为合会能否良性发展的前提，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基于对中国沿海某县的实地调查，研究确保民间金融健康发展所需的理论和制度支持。

三、合会的运作机制及影响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中国合会的运作机制——以Q县为例

为了便于研究，我们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及社会环境的宽松程度高低，将中国地区分为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最明显体现合会融资功能的地区（见图1）。

类型Ⅰ，不具备融资型合会发展的条件，生活型的合会有一定存在空间。类型Ⅱ，合会没有生长的空间，如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青岛等地区。中国大部分农村都属于类型Ⅲ，合会主要是为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功能较单一，风险也不大。类型Ⅳ在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浙江、福建等省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广泛存在，其特征是满足生活需要的合会和适应生产需要的合会并存，与此同时，一些具有强烈投机性的合会（如抬会）时有出现，近年来常发生倒会事件，损害当地经济发展与金融秩序。总的来看，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推进，合会运作的环境会逐渐宽松，其主体地位也将在法律上予以确认，类型Ⅰ、Ⅱ、Ⅲ地区将演变为类型Ⅳ地区。因此，下文以类型Ⅳ地区具有典型代表的Q县合会运作情况作为研究的对象。

1 合会运作的道德基础：互助与信任

Q县辖内多石，土地贫瘠，台风频繁光顾，农业发展较差，居民往往需要集合同宗、同村的力量才可生存，这种互帮互助的民风和模式便是合会的本质所在。即使如此，居民仍难以自给，部分居民尝试海外谋生。但这需要一笔较大的费用，居民们创造性地在具有信任感的熟人圈子中运用合会解决路费问题。虽然运用合会解决路费的风险较大，可会员之间地缘、血缘的纽带联系密切，个人及家庭的信誉被高度珍视，因此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很高，合会的运作相当成功。由于合会的特殊功能，其正当性逐渐受到认同并扩展到很多领域。因此，从合会的建立到具体的运作，主要还是依靠会员之间互助与信任作为支撑。

2 合会运作的外部激励：生活、生产与市场

自然经济下，合会主要为满足生活需要。在生存压力的激励之下，Q县村民组织起合会。改革开放后，由于生产与市场的激励，满足生活与生产需要的合会并存。本文在该村调查中发现这样一个合会：合会的会首叶明山将全部积蓄投入香菇生产，为筹集资金办喜事，叶明山在村里找了六个人组成合会。该村每年都会组织2—5次类似叶明山这样的合会，有用于盖房子、娶媳妇、治病的，也有用于子女上大学或出门学电脑、驾驶等技术的，还有用于购买各类机械农具、栽种香菇、开小商店、承包山林鱼塘、承揽装卸工作、做小生意等。由此可见，因外部的生活、生产与市场刺激，基于资金需求的相同目的，合会被频繁建立，并能有效运作。

3 合会运作的组织机制：规则与程序

合会的运作具有一整套完整的规则与程序。以叶明山合会为例（如表1），首先，合会的会首与会员之间往往具有较为紧密的血缘和地缘联系。其次，合会的会首与会员之间权利义务明晰。会首具有无需支付额外利息获得首期会款的使用权，同时也承担着组织管理合会运作的职责；其他会员为会脚，会脚具有按规定获取会款的权利，但也需承担按时缴纳会金的义务。最后，合会具备明确的运作程序。会金定为每人每期5000元，两个月为一期，总会期一年，每期固定利息为80元，每期的收会人员按照大家协商确定，无法达成一致时，由7人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大部分的合会都是依照上述方式运行的，明确的规则与正当的程序，使合会透明、有序与健康地运作。

4 合会运作的约束机制：信誉与信息

在叶明山合会的例子中，合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之上。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具有信任的基础。同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中，失信的成本太高，因而大家都极为珍视信誉，相互间能形成有效的约束。此外，极为密切的地缘联系还使彼此间能随时掌握最新信息，因而不存在信息的取得成本。一旦出现不利的情形，守约方能对潜在违约方采取诸如提醒、劝阻、帮其出谋划策解决问题、共同应对、集体施压等措施，从而确保合会的顺利运作。

5 合会运作的异变：具浓厚投机性质的合会

该村林某谎称用组织合会的款项投资水电站，并宣称可以获得良好收益。于是，林某在H村组建两个合会，共得会款56万元。但实际上，林某将会款全部投入福建省福安地区的合会。之后，福安地区发生大规模倒会事件，波及地区多，范围广，损失惨重，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Q县合会所能积聚的资金量越来越大，但人们对金融活动的认识还很少，风险意识也很薄弱。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现代的交通、通讯工具使Q县不再与其他地区分隔。合会与合会相连形成抬会，合会风险加剧，倒会时有发生，对地区金融安全的影响日益加深，甚至波及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从而对社会经济构成严重的破坏。

（二）影响Q县合会运作的因素分析

1 Q县合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因素

合会在满足体制外金融需求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简洁性，很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认可。首先，它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理性人会选择交易成本低的方式从事金融交易。其次，乡村熟人社会所产生的信任可转为金融借贷上的信用，且合会操作便捷具有互，成本显然低于现代银行。与正规金融体系一样，信用成为推动合会发展的内因。再次，合会比其他传统民间融资手段（如高利贷、典当）具有更强的吸纳力与适法空间。合会是一种信用借贷，不用实物抵押，易使人们产生组织或加入选择合会的内在激励。最后，合会在Q县发展还因其具有深厚的传统根基。“挥之不去”的路径依赖与金融消费习惯的作用显然是合会存在甚至是蓬勃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此外，现代金融体制的流程普遍采用各类复杂的标准文本和现代电子通讯系统，普通人难以掌握其流程和操作程序。这样，合会作为一种民间习惯性的融资方式获得了合理的生存空间。

2 Q县合会存在和发展的外在因素

近几十年来，Q县合会的不断发展得益于其经济的繁荣。Q县地处浙南，邻近温州，经济活力充沛。一方面，个人手中的财富日渐增多；另一方面，扩大生产、改进技术、引进人才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而对资金调剂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同时，由于此地个体、私营经济发达，市场风云变幻，今天手有余钱的人明天可能因为看准了新的投资机会而需要筹集资金，合会这种轮转储蓄和轮转借贷直接结合的金融形式能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合会更多的是一种“内生金融”，即内生于某一经济体中的金融形式，它的产生发展是这一经济体本身所需要和催生的，是“横向信用”，主要依靠“互助合作”等原则建立起来。而“官办金融”更多的是一种“外生金融”，由政府或金融当局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上而下设立的金融形式。在这一金融体系中占有金融资源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高低。Q县长期以来国有经济较少，没有一家较有影响力的国企；在政治地位上，作为侨乡，于计划经济时代受到压制，近年来虽然政策较为宽松，但仍不能说具有多高的政治地位，因而，“外生金融”在Q县相对缺失。金融资源的相对稀缺决定了政府必须对金融活动进行强制干预，通过“信贷配给”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本。而国有的正规金融部门往往把大量的金融资本配给国有企业。合会成为了金融抑制环境下Q县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必要依托。

3 Q县合会变异的因素分析

首先，合会的变异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合会的会期被大幅度缩短，从原来的每个季度、每个月开一期缩短为“周会”、“日日会”；其二，合会成员关系不断疏远，由原来相互熟识、联系紧密的亲戚或朋友关系，转变为会员间大多不认识，会员人数增加，会首无法控制；其三，抬会和标会的混合应用，合会积聚资金的功能被无限制地放大。

其次，个人主体意识的盲动成为合会变异的主要外在因素。其一，由于经济发展，个人财富积累日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投资具体项目所需的资金增长快速，合会融资的金额变得十分巨大，往往超过任何一个会员现有所有财产价值总和。一旦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会首难以承担填会的责任，倒会风险加剧。其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唤醒个人的主体意识，个人对于经济财富追求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但对市场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的认识却十分缺乏。于是，出现了林某一人同时组织两个金额巨大的合会的情形，而林某更是将会款投入到具有极高风险的合会中。

Q县合会发展历程表明：如果某一特定的团体是对外开放的，参加合会的人中团体之外的成员所占比重较大且没有亲戚朋友关系、合会的规模很大、合会的周期很短（一周、一天甚至一小时计）、合会的目的主要是为赚取利息收益等，都将直接加大合会的风险。此外，合会这种金融形式的不当发展还容易为国外某些人和组织所利用，对中国整体金融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诚然，我们承认私人之间的信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于一个传统价值理念日趋式微，现代价值理念又尚未建立的正在实现经济转型的大国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信任的力量。

四、构建中国合会法律制度的思路

中国已明确将建立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完善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健康运作，是实现该目标的必要条件。这其中，就涉及到对合会这样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活动的制度完善问题。想要建构一整套合会法律制度必须经过全面、系统性的考量。系统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欲发挥其最大功效，不仅要求系统自身性能优良，而且还需要各子系统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达至完美无缺和统一有序。如果我们将合会法律制度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其立法价值定位便是这个系统的灵魂，立法原则便是这个系统的骨架，具体的制度和法律条文便是该系统的血肉。因此，合会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明确立法价值和立法原则为基础，而后再建立各项具体的制度。

（一）合会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金融安全

法律价值是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它的内涵远远超越了具体法律制度结构，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社会秩序的追求和向往。虽然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派对法律价值见解不一，但是本文认为法律价值是必要的，正如美国法学家罗斯·柯-庞德所指出的：“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是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要目标，是各国或各地区金融法一致的价值追求，金融安全是金融法安全价值的集中体现。因而，本文认为，应当将金融安全价值作为合会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这对合会法律制度的构建和有效运作意义重大。

首先，金融安全价值是合会法律制度的建构依据和起点。一方面，合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金融安全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近年来，合会因缺乏法律规制而频频发生倒会，对一个地区的微观金融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此，合会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必须围绕对金融安全价值的保障和维护展开。明确这一价值目标，无疑为合会法律规范的确立和进一步细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金融安全价值的确立有助于中国合会法律制度司法、执法的理性化运作。一方面，相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而言，法律条文有限且难以穷尽社会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故而，当合会出现运行紊乱、倒会等危险而缺乏法律规范调整时，司法者与执法者需借助对金融安全价值的认知处理相应的法律问题。另一方面，当不同法律规范发生冲突而一般冲突法理无法适用时，金融安全价值目标可成为执法者正确选择法律的标准。即便是在实行严格规则主义前提下，赋予金融监管当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亦在所难免，而且也与金融创新的需要相契合。对合会监管自由裁量权的确定必须依赖金融安全的价值目标。

长期以来，各国的金融监管均以安全价值为基点。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效率价值开始在不同程度上被注入到金融行业的监管当中。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这两大长期对应的价值范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金融安全价值的需求根源于各种金融活动内在的各种风险。稳定金融体系，就意味着要实施金融管制，各国金融法中的市场准入、业务审批许可、信息披露、市场退出、稽核检查、审慎监管等制度都旨在降低和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各项金融监管措施的实施，难免会抑制金融业参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甚至扼杀金融创造性，这就增大了金融活动的运行成本，降低了金融业的利润，削弱了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金融效率价值受到侵蚀。如果从金融效率着眼，充分的市场竞争是金融效率发挥的核心因素。近年来，即便是以严密规范化的监管著称的美国也在政府监管的层面上有所松动。可见，金融行业的规制理念正在悄然改变，对金融安全价值的尊重和在具体法律制度上的坚守，仍然是规制具体金融行为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尊重市场的自身规律和各种金融方式的运作特点，提高金融效率。

金融法治领域的这一新发展要求我们在明确合会法律制度金融安全的价值定位的同时，必须对其有效边界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我们必须不断认识和研究合会。只有不断地研究合会的特点和运作规律，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合会对金融安全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在很多情况下，合会非但不会危及金融安全，反倒对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在设定具体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风险点，进行规避和防范；对于其他方面，更多的是给予确认和保障。

（二）合会法律制度的原则

1 风险点规制原则

风险点规制原则指对合会法律规制的重点应当放在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的具体风险点上，而不应对合会运作全过程实施不间断的持续性监管。

首先，这是金融安全价值存在有效边界的必然要求。过分注重金融安全，会扼杀金融活动的活力，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危及金融安全本身。因而对金融安全价值保障首要的问题就是应当抓住重点——合会运作过程中产生风险的重要环节，做到有的放矢。只有这样，市场主体的活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更好地发挥合会制度的优势。市场主体活力的增强为市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而推动合会这一金融形式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促进金融安全价值目标更好地实现。

其次，风险点规制原则是由规制力量有限性和规制对象无限性的矛盾所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便是多种形式的金融活动广泛存在且充满活力，这样一来各种金融活动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呈现出多个不同面目。然而，法律规制的力量却是极为有限的。一方面，立法无法涵盖千变万化的合会实践。人类的认知能力、立法技术、立法资源投入等方面的局限性都决定了合会立法无法面面俱到，而只能是针对基本的、重点的方面做出概括和规范。另一方面，执法力量的有限性决定了必须有重点地对合会进行规制。法律的执行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投入，法律有效执行还与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密切相关。在现实中，金融执法的人力、物力投入难以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做到完全同步，金融监管者综合素质的提高、监管方式的更新也非一蹴而就。因此，对于合会法律规制和实际监管必须有重点的进行。

最后，以往的立法经验也表明设定过高的法律规制目标往往是徒劳的，甚至是极为有害的。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全面、复杂，在现实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下，最为关键的一些规则会被其他规则所淹没，法律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进而可能对法律本身的权威构成不利影响。

因此，在合会法律制度建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风险点规制原则，同时该项原则也是指导合会法律制度执行的基本原则。

2 尊重合会运作规律原则

尊重合会运作规律原则是指合会法律制度的设定必须充分尊重合会自身的特点，顺势而为，合理引导，而不能不顾合会本身的规律，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作为一种内生性的制度，合会不同于依靠无数的文本维持运作的众多现代金融制度。这要求我们必须在认识、掌握其运作特点的基础上，尊重其内在规律进行制度设定，确认合会各方主体在合会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保障各方所应取得的合理的利益。如果我们在合会法律制度的制定中未能遵循这一原则，即便立法初衷是善意的，仍然无法取得预定的效果。

尊重合会运作的基本规律在法律上首先要求我们明确现行合会的法律地位，对各方当事人依照合会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用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尊重合会运作规律原则还要求在不危及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对合会的直接干预，这与风险点规制原则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在风险点规制原则下，对于合会运作的其他环节则需要依靠合会本身的运作方式、运作规律来调整。可见，风险点规制原则和尊重合会的运作规律原则这两个基本原则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共同统一在合会法律制度之下。只有在坚持风险点规制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合会运作规律才有意义，才能真正确保合会各方的利益。同时，也只有尊重合会运作规律，才能保障风险点规制发挥其应有作用。这两个原则中，尊重合会运作规律原则是合会法律制度的整体基调，而风险点规制原则是合会法律制度的重点。

（三）合会法律制度具体规则

1 申报规则

申报规则是指向合会管理机关申报合会相关信息，并由该管理机关进行记录的程序性规则。

具体来说申报规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合会成立申报，即在合会成立时应当由会首就合会的基本要素向合会管理机关进行申报。申报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合会的成员（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会期、会金等合会基本内容，申报方式应当为书面申报，申报后，管理机关应当出具根据申报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表格。二是特定事项申报，即当出现法律规定的特定事项时，应当专门向合会管理机关作出申报。例如出现超过标准的标息情况应当单独进行申报，并出具已经办理的相关担保手续证明。

此外，合会管理单位应建立相关制度配合申报规则的实行。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合会数据库系统，从而为合会的监控管理提供依据和重要信息；其次，负责受理合会的申报，并将相关申报内容录入数据库；最后，向申报人提供相应的格式文本，包括由数据库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表格、合会风险提示、会规参考范本、会单。应当特别明确的是该项申报仅是一项程序性要件，无需受理申报单位的批准。申报单位仅对是否出现违反抬会限制等禁止性规定作出认定，并不对所申报的合会的其他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同时，合会管理单位也不得就申报行为收取费用。

申报规则是整个合会法律制度的基础性规则，合会其他规则的有效运作都有赖于该项规则。合会申报应当作为合会受到法律保护的形式要件，同时它也是抬会限制规定的执行、标息风险可控规则有效实现的基础。

2 合会活动受法律保护规则

合会活动受法律保护规则旨在确认合会的法律地位，结束合会“体制外”运作的尴尬处境，为合会各方当事人提供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避免合会运作过程中的短视行为。

具体来说该项规则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本概念的法律界定。即对合会、会首、会脚、会金等基本概念在法律上予以明确界定。二是资格限定和权力义务规范。会首、会脚应当限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禁止其他主体参与合会活动。会首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可以无需支付额外利息获得首期会款的使用权，相应的会首还应承担合会成立的申报义务，并负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费用。会首不履行申报义务，会脚可以拒绝缴纳会款，或者代为申报并有权要求会首承担因申报产生的合理费用。会脚的权利在于按照既定规则获取会款，其主要义务是在规定时间内交纳会金。三是合会运作过程的规范。应当对合会运作各个阶段作出具体规定，比如合会成立的方式、应当订立的文件、该项文件的内容要件、合会轮转的规定、会金的依据、合会满会的要件、法律意义等。

合会活动受法律保护必须建立在申报规则的基础上，以由数据系统自动生成人手一份的数据表格为合会活动的必备形式要件。对于未经申报的合会，法律不予保护。

3 标息风险可控规则

标息风险可控规则是针对合会运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风险点——标息过高而提出的，通过设定合理的法律制度予以控制，从而化解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具体来说，有两种制度方案。一是直接控制，即通过设定标息最高限的方法进行控制；二是间接控制，即不设定一个具体的最高标息控制线，而是通过设定高额标息的担保制度来实现对标息风险的控制。从立法的角度，第一种方案较为简单，而第二种方案复杂。从执法的角度，两种方案都较难执行，相比较而言第一种方案的有效执行更为困难。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来看，第一种方案违背了依靠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要求，是一种计划的调控手段。长期以来，中国在金融领域实行各种利率直接管制的例子很多，但基本上都是针对规范运作的大型金融机构而言的，对于市场中分散的主体，利率直接管制的方法实行难度将大大增加，且难以发挥实效。因而，应当采用第二种设定方案。在具体规则上，规定标息超过当期人民银行公告的贷款利率一定比例（比如4倍）时，应当要求出标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办理相应的抵押、质押法律手续或由第三方担保人出具担保函，同时应当进行申报。在法律效果上，应当规定不提供担保，不进行相应申报的，出标人过高标息的投标无效，无权取得该次会款。会款应由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投标者取得。

4 抬会限制规则

抬会限制规则旨在针对抬会无限放大合会风险的问题，设定相应的法律规则进行限制。

应当规定在同一时间段内（包括部分交叉）一人参与的合会需有数量上的明确限定，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可规定这一数量上限为3个。一旦违反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超过此限部分合会的其他成员的过错责任）和行政责任（应当设定经济处罚和有限的合会准入禁止等规定）。同时，对合会应当有地域限定，只能选择在户口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工作单位所在地参加合会。

该项规则的实行必须依赖于申报规则的有效运作，合会管理单位就申报内容录入数据库系统后，若发现有违反抬会限制规则的情况，应当说明理由并退回该项申报，要求整改后方可重新申报。

5 会首最大诚信规则

会首最大诚信规则要求从合会的召集到满会的全过程中，会首应当坚守诚信，不能做有损于合会利益的行为。该规则最大的特点是，会首需承担最大诚信义务的举证责任，以此促使会首保持高度的诚信，确保合会的顺利运转。一旦出现倒会，如果会首不能证明其已经尽到该项义务，应当就倒会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合会的运作过程中，会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会首负责召集合会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紧密，因而需要通过会首对合会成员守信程度的评判和对其行为的适当约束来维系合会的运转。会首疏于该项职责或者会首与部分会员恶意串通必将给其他会员带来损害。其次，会首可以不支付额外的对价就取得首次会款的使用权。由于得会最早，因而在合会运作的过程中，会首风险最小，而且会首并不为这一风险支付对价，对其他合会成员有失公允。会首最大诚信规则是结合合会本身运作特点提出的，是对这种利益失衡格局的有效平衡。最后，历史上合会风险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与会首未能保持最大诚信密切相关。因而要求会首始终保持最大诚信是降低合会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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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这一概念，是2012年谢平首次在正式文献中提出的。他在《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中提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社交网络、移动支付、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将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根本的影响。这种既不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相同，又不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相同的第三种融资模式，就是互联网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并不仅是金融业和互联网的简单结合，而是在实现安全、移动等网络技术水平上，被用户接受后，尤其是对电子商务接受后，为适应新的需求而产生的新模式。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经历了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个人贷款、企业融资等阶段，其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匹配、资金的融通等方面渐渐深入传统金融业务的核心。当前我国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是由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组成。金融机构从事互联网金融，主要是对传统金融业务进行互联网创新及电商化创新。非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利用互联网进行金融运作的电商企业、P2P模式的网贷平台，众筹模式的网络投资平台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我国互联网金融主要有成本低、效率高、覆盖广、发展快、风险大等特点。

（一）国内主要互联网金融模式及发展现状

第三方支付模式。第三方支付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兴起的，2013年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53729.8亿元。目前第三方支付主要是支付职能，起中介的作用。以后可能会有储存、理财等功能，如余额宝。国内第三方支付企业主要分为五类：一是互联网巨头类，如支付宝、财付通，背后依托的网站分别为阿里巴巴、腾讯。二是独立第三方支付运营商，如拉卡拉、汇付天下、快钱等。三是银联和银行类，如银联商务、北京银联等。四是地方国资类，如首信易付、数字王府井、通联支付等。五是电信营运商类，三大运营商均已成立了电子支付企业，为中国电信天翼电子商务公司，中移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联通沃易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P2P网贷模式。宜信是我国首家以P2P网络平台形式从事小额信贷的公司，2006年4月在北京成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以P2P 模式运营的网络平台已有2000多家，融资规模超过百亿。由P2P的概念在我国衍生出了很多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交易模式，如手机贷。此类平台作为中介，不吸储不放贷，只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由合作的小贷公司和担保机构提供双重担保。多为“1对多”的交易模式，即一笔借款需求由多个投资人投资。二是债权转让，为“多对多”模式，借款需求和投资都是打散组合的。三是服务平台，此类平台具有大集团的背景，是由传统金融行业向互联网布局的。四是综合交易，如阿里小贷。这种模式凭借其客户资源、电商交易数据及产品结构的优势，线下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对其平台客户进行服务。

众筹融资模式。众筹融资是指创意人向外界筹措资金或帮助，然后将创意的开发过程和结果提供给投资人，投资人通过创意的盈利来获得相应的报酬。2011年，我国的众筹融资模式开始出现，目前国内有一定规模的众筹网站已经不下十家，如点名时间、追梦网、淘梦网、海色网、好梦网、点火网、众意网、人人投等。其中点名时间，于2011年7月上线，是上线最早的众筹平台，也是国内最大发展最成熟的众筹网络平台。

除以上几种模式外，互联网金融还包括电子货币模式、互联网银行模式等。互联网金融正在我国不断地发展和扩展。

（二）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还没有针对互联网金融专门做出规定，之前的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都是基于传统金融业制定的。对于互联网金融，缺乏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

其次，监管体系不健全。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尚处于发展初期，其作为金融市场上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还无法对它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

最后，风险大。风险主要体现在：一是信用风险。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还有待完善，违约成本较低，容易发生恶意骗贷、卷款潜逃等风险。例如，淘金贷、优易网等P2P网贷平台都发生过骗贷事件。二是互联网安全风险。我国互联网安全问题突出，互联网金融安全不容小视。一旦遭遇黑客攻击，互联网金融将不能正常运作，危及客户的资金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三、未来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更好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国应尽快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立法工作，从法律法规层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业务范围、机构形式、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定。一是修改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修订包括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银行监督管理法等法律；二是制订专门的《互联网金融法》，规范互联网金融的范畴、市场准入标准、退出标准、交易行为准则和市场操作规范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订相应的配套规章制度和行业标准。

（二）健全监管体系

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专门履行互联网金融监管职责。一是按照分业监管的原则，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根据各自的职责，设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职能部门，负责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二是建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专职履行互联网金融监管职责。三是建立网上互联网金融监管平台。由于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不能完全适应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网络非现场监管是一种必要手段，实时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

（三） 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第一，建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互联网金融信用体系，使个人资信状况日渐透明化，从而提高客户资信审核的准确性，解决参与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二，针对客户群体开展互联网金融安全教育活动，以此提高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风险意识。第三，加强风险控制，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如建立资金监管和反洗钱制度，防范互联网金融平台发生资金挪用和洗钱等风险事件。同时严厉查处互联网金融信息的不实宣传，严密防范互联网金融从事非法集资和违规吸收公众存款等活动。第四，构建更安全更人性化的计算机网络体系。增强互联网金融操作的安全与规范，以此降低互联网安全风险。

篇8

    [关键词]金融稳定;金融政策;金融制度变迁

    Abstract:Financial stability is such operating conditions that institutions of /among different parts of financial systems design rationally, and effectively play the core functions of risk or resource allocating. Financial stability is the public goods which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system, mobility, efficiency, comprehensivenes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of financial stability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on economy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central bank, which reflects the main clue of repeated gam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of mode of “financial risk—financial turmoil—financial governance(regulation)—financial order(stability)”.

    Key words:financial stability; financial policy;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change

    一、金融稳定的定义

    金融稳定的定义和内涵如同变幻的金融形势一样捉摸不透,国内外学者对金融稳定的有关定义看法不一,众说纷纭。从目前的研究文献看,如果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等现状表象的外延描述入手似不能充分揭示金融稳定的内在规律性且有循环论证之嫌,西方国家学者常用的否定式判断即从金融不稳定的角度分析也不宜列入我们的定义范畴,逐一列出金融稳定的实现条件而缺乏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力去提炼而显得不够简洁、确切,扩展金融稳定的外延将其等同于大而化之的金融发展、效率、结构和安全结合的综合体,则似乎湮没了其本身特性而难以为人所识。

    比较而言,金融功能说和管理系统性风险说涉及了金融稳定实现过程中的有关本质规定性的问题,具备对现实较强的概括力、解释力和一般的适应性,逐渐为更多的国家和学者所采用。我国于2005年推出的首期《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采用了金融功能说。管理金融风险说的概念则提出了更具一般性的命题,增强了对金融稳定内在属性的深刻认识,并可为下一步的政策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进一步地,基于金融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是与其金融功能的发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制度或者金融体系演进的核心标志是金融功能的升级,并且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金融制度的变迁在其间起着关键性作用以及风险配置功能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之一等理论观点的认知,我们尝试从“制度—功能”的分析视角给金融稳定下一明确的定义,即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制度安排合理,有效发挥风险配置、资源配置等核心功能的运行状态。

    具体而言,金融体系须在一定的条件下被认为处于稳定性的状态:(1)对金融风险进行评估、定价、分散和管理,将其合理配置到承担风险的市场主体;(2)促进金融资源跨地域、跨时间的有效配置,并以此促进其他经济金融活动;(3)在受到经济金融体系的内外部冲击或经济失衡加剧时,金融体系仍然能履行其核心功能。

    二、金融稳定的内涵

    (一)金融与金融稳定

    1.金融与货币。现代金融在市场经济的核心地位及其广泛的影响力是与信用货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用货币能够提供最终形式的支付和具备普遍接受性、实用性特点,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交易主体对其的信任,从而消除了交易中的“需求的双重巧合”。

    考虑到信用货币难以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和个人的交换需求相匹配,市场主体为获取预期的购买力,可能愿意为使用信用货币的交换媒介服务提供补偿,进而促成对金融的深层次理解:即金融是将信用货币的交换媒介功能暂时让渡出去,以获取较高价值储备的承诺。[1]进一步地,金融促进了跨时间和跨空间的经济活动过程,放大了信用货币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交易主体的承诺能否兑现具有不确定性,且流动性和可接受性不如信用货币的金融工具数量的增加,改变了金融最初聚集流动性的性质等,[2]使得金融市场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

    2.金融与实体经济。通常认为,现代经济中的金融体系发挥着促进实体经济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有效配置、弥合市场主体的流动性偏好不匹配、实现经济金融风险的定价配置和管理等作用。但是,金融体系也暗含着内在的脆弱性,如信用货币的合法债权不能及时获得偿付、金融系统中的交易不能得到清算等。这种内在脆弱性来自于对手方风险、市场和流动性风险、支付系统的内部联系和信息等问题,并带来了羊群行为、多米诺骨牌效应、银行挤兑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传染等系统性风险。

    3.金融与公共政策。金融的稳定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但它也经常是与市场失灵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意味着低水平的储蓄和投资、财政成本和GDP的损失等,[3]容易给经济金融体系带来动荡。事实上,仅靠市场主体的私人动机和活动并不能带来定价效率以及资本和金融风险的有效分配,因此维护金融及其稳定性便成为政府关注的目标,此时由公共政策进行介入或者实现私人和集体行动的适当结合,可以鼓励更好结果的出现。[4]

    (二)金融稳定的理论内涵:不同视角的审视

    1.金融稳定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金融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供给的非排他性和较强的外部性等特点,容易产生“搭便车”等道德风险问题。金融的公共品性质根源在于信用货币制度。信用货币的计价单位和普遍可接受性等明显地属于公共品,与国家维护法制和秩序、加强国防巩固安全等在目标方向上具有一致性。

    金融稳定具有与金融类似的外部性和其他的公共品特征。社会公众希望保持金融稳定,但个人或单个团体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银行破产、系统性银行问题的发生。金融稳定的持续提供会使社会公众受益,且个人从中受益并不妨碍别人获益。在现代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提供金融稳定“公共品”,实际上表现为一整套金融体系稳定的制度规则的供给及其制度的良好执行。

    2.金融稳定具有宏观(系统)性。金融稳定的概念较为全面、系统,它不仅涵盖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管理框架,也将把对金融体系稳定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及运行环境、财政状况纳入视野,从而需要各组成部分的紧密配合、协同运作。金融稳定并不是要求整个金融体系的所有部分都能够一直处于或接近最佳状态。[5]中央银行应立足于维护整个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密切关注银行业运行态势的同时,将证券、保险等领域的动态及风险纳入视野,重视关键性金融机构及市场的运营状况,注意监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跨机构乃至跨国境的传递,保持金融体系的风险配置、资源配置等基本功能的顺利运转,会同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处置可能酿成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是微观金融主体与外部经济金融及体制环境、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等相互作用的结果,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不排斥而是依赖于微观金融主体重要作用的发挥,金融稳定总体制度框架的实施是以微观金融主体的自稳定性为前提的。虽然微观金融主体的自稳定性并不直接构成金融体系整体的稳定性,但如果没有微观金融主体的自稳定性及其适应性的调整,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概而言之,宏观整体的金融体系稳定与微观金融机构的自组织稳定性之间的作用机制是我们理解金融稳定的宏观性(系统性)特征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3.金融稳定具有动态性。金融稳定是一个恒久动态、不断发展的概念,是以市场主体的预期为基础、依赖于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金融稳定的标准和内涵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并非是一成不变而固化的金融运行状态。金融稳定并不追求金融机构“零倒闭”下的、静态的稳定,而是追求市场约束有力、优胜劣汰机制平稳运转下的动态的稳定。事实上,如果一家金融机构的倒闭是经济体系自身调节的结果,并未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也应视为属于稳定的范畴。

    进一步地,金融稳定的制度架构是在社会主体动态的博弈均衡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针对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金融稳定制度安排以充分利用经济机会实现金融发展,这实质上体现着一种博弈均衡向另一种博弈均衡的变迁。健康的金融机构、稳定的金融市场、完善的监管框架和高效的支付清算体系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会进行策略、结构和机制等方面的调整及其互动博弈,形成一种调节和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整体的流动性制度架构,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金融形势。

    4.金融稳定具有效益性。金融稳定不是静止的、欠缺福利改进的运行状态,而是增进效益下的稳定。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要着眼于促进金融风险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分摊和处置,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提升,改进和完善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建立在风险有效分摊、效率不断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等基础上的金融稳定,有助于构建具有可持续性、较强竞争力和良好经济效益的金融体系。很难想象,长期积弱、效率低下的金融体系会带来一国持久的金融稳定。

    进一步地,金融稳定内在的、深层次的效益性要求,需要我们从一种宏观整体的社会制度变迁的动态效率的视角来进行审视,既要通过保持一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实现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配置性效率提升,更要在经济金融体制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促进经济金融长期稳定增长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框架下的适应性效率的提升。

    5.金融稳定具有综合性。金融稳定作为特殊的“公共品”,是事关经济金融全局的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性、社会性、法律性和政治性等因素,彼此交错纵横,需要从理念、制度、政策、机构和技术等不同层面,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及方式(包括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手段等)作用或影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才能实现,从而在客观上要求对金融稳定施行的政策意图、政策措施和政策工具乃至制度变迁的背景兼具综合性的整体考量。如运用短期利率等有关货币政策工具来稳定金融体系,借助审慎监管等手段来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采取宏观审慎分析、保障支付清算体系运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等较为独立的政策工具来维护金融稳定等。上述政策工具的实施,彼此之间有时会存在冲突,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和协调好各种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时机和节奏。

    (三)金融稳定的政策内涵:科学与艺术的权衡?

    1.金融稳定具有较低的可预见性,需要确立清晰的分析框架。政策制订者的最高目标就是要设置好机制和框架,防止金融问题演变成系统性问题或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体经济,但同时还不能影响到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或发挥其他功能。[6]评估一国的金融稳定状况,不但要充分考虑金融体系的危机演变,分析其相应的冲击和传导机制,而且要前置性地对金融稳定的状况进行评价,分析引致金融危机的风险源和金融脆弱性的生成机理,并需将实施金融稳定政策工具的传导滞后效应纳入评估的范围。

    从目前金融业的现状看,考虑到准确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十分不易,且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各有差异,国际社会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框架置于同等的地位,不断努力建立、健全金融危机的阻遏机制和应急处置的框架和机制。

    2.金融稳定的评估需要对多种因素综合加以考虑,不宜采取简单、宽泛的数量标准来进行衡量。金融稳定所具有的多重特性,使得目前国际上对于准确衡量金融稳定尚无一明确、规范的标准和尺度,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加深对金融稳定的认识来完善。着眼于金融体系整体评估工作的实际进展,我们需要对金融稳定相关的各种要素,包括制度的、市场的、机构的、经济基本面等因素,历史的纵向比较因素,国别的横向比较因素等,进行多角度、宽口径的分析和衡量,从而切实掌握和判断单个的风险或系统性的风险对金融稳定的综合影响程度,为及时制定有关的金融稳定政策奠定较好的基础。

    3.金融稳定的政策目标要注意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的协调。对大多数中央银行而言,金融稳定已成为其设定的重要目标,但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如何在作出决策时权衡和考量该目标与其他政策目标的关系,即实现金融稳定政策与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等不同目标间的协调。

    (1)政策目标之间协调的核心在于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即金融稳定与其他政策目标加以比较时,其权重如何?一般而言,货币(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中央银行的决策制定中居于首要地位,金融稳定的目标往往在其次位考虑,因而在许多情形下,如果金融稳定的目标本质上是属于辅的且侧重于增强其他政策目标确认的政策措施的合理性时,其权重不宜过高。如果金融稳定在多项目标中赋予了过多的权重,可能会在边际上损害货币政策实现的目标。中央银行如果采取过于积极的金融稳定政策,可能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7]比如,当采取紧缩政策时,政策制订者将关注金融市场产生过度反应的可能性,或者资产价格缩水显示出的一些部门的金融脆弱性。此时,给予金融稳定较多的权重将使得上述担心更为突出,并可能降低货币政策保持价格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效率。

    当然,货币政策的目标与金融稳定在长期上是一致的,价格稳定政策有助于实现金融稳定,而金融稳定也有助于提高金融调控的效率。但是,对于两者在短期内可能存在冲突的情形,需要我们把握好上述政策目标之间的协调。

    (2)政策协调时,需要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和金融危机管理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8]金融监管和财税政策的目标是要给金融机构经营构成适度的压力和激励,并营造较为宽松的环境,促进其稳健经营,保持与金融稳定政策的大体协调;财政注资等支持性政策、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行使及监管过程中的及时校正措施、风险处置政策等在金融危机管理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需要加强各部门在危机管理时的沟通协调。

    4.金融稳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全局和局部、长远和短期、稳定和效率等方面总体权衡取舍的反映。金融稳定政策有时候具有多重目标(如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保障金融交易的及时清算等),采取的政策工具(独立的金融稳定政策工具、辅的金融稳定政策工具等)较为多样,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上存在一些冲突。例如,基于审慎性监管的要求,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增加资本金的政策,会引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资本配置效益之间的权衡,因其一方面增强了银行吸收风险、抵御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银行资本的机会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商业银行的收益减少。

    又如,在金融危机中,执行“金融安全网”制度中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具有注入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的重要作用,在短期内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但如果实施的条件限制不严,也会损害市场的自主调节机制,增大通货膨胀的风险,不利于长期的金融稳定。因此,在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时,政策制定者们需要统筹考虑经济、政治和制度等综合性因素,缜密分析相关的经济指标值,慎重权衡政策实施及其效果的优劣。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稳定政策深刻地折射出一国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潮、政治经济体制的互动博弈甚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它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甚至需要胆略,是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正视的一个恒久的课题。

    (四)金融稳定的几个判断

    1.金融风险是金融不稳定的基本要素。金融本身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的累积增加了金融的脆弱性,并直接构成了金融不稳定的基本要素。但是,金融风险的存在本身并不构成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如果金融体系能较好地进行风险管理、转移和处置,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及其传导,也不会构成金融不稳定。 在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具有横向风险分担的功能,金融中介具有跨期风险分担的功能,但上述功能的发挥受制于银行贷款的高度异质化特征、维持良好融资关系的考虑和金融市场及其制度框架的运行效率等因素,可能导致金融市场以价格暴跌或长期的超低交易量形式分散累积的风险损失、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集中于金融体系等,并由此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根源。

    2.价格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条件。维护金融稳定需要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价格稳定便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相对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可以给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保持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欠缺价格稳定的经济环境下,市场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金融交易及金融制度运行的成本升高,储蓄转化投资的机制易遭遇“梗阻”,从而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难以保持金融稳定。

    当然,价格稳定并非实现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稳定的低通胀率并不必然带来金融系统的稳健运行。金融失衡或不稳定的情形在稳定的价格环境下有时也会累积和发生。

    3.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银行业是以货币和信用为基础的行业。银行业的重要金融媒介功能、在金融业的规模和份量、与支付清算系统的“天然联系”及其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作用,决定了银行业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表明,较之于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在信息不对称、风险分担和校正纠错机制方面具有更高的风险性和脆弱性,其发生不稳定的情形进而危及金融体系稳定的概率也大大高于证券和保险行业。

    4.金融稳定是金融安全的基础。金融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稳定是确保一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础。在一国出现金融市场大幅动荡、支付清算体系运行受阻、不少金融机构倒闭破产等金融不稳定的情形下,是不可能有任何国家金融安全可言的。当然,金融体系的稳定状态并不必然带来绝对的金融安全。运行稳健、功能完善、效率良好和制度安排合理状态下的金融稳定可以为金融安全奠定有力的基础;过度管制、效率低下和制度结构失衡状态下的暂时或表面的稳定状况则会损害金融体系的诸多功能,增加其脆弱性,酝酿着金融风险。

    四、金融稳定的制度演进和发展

    金融稳定制度的演进与政府对经济实行管制的职能及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贯穿着金融风险——金融动荡——金融治理——金融秩序这一政府和市场重复博弈的主线,随着经济金融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或动荡之后“高调登场”,体现了中央银行初始职能的新近回归及其总体上螺旋式发展的趋势,深刻佐证了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这一内在规律。

    Bruni(2003)[9]将中央银行的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1)在18、19世纪的前古典时期,中央银行主要向政府提供优惠融资以换取银行券发行的垄断权;(2)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古典时期,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保持金融稳定,包括维持货币和黄金的可兑换性、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等;(3)在20世纪30、40年代—80年代的传统时期,中央银行主要关注于可调节的货币管理;(4)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现代时期,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

    从金融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在Bruni所述的古典时期,部分准备金的银行体系下存在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对货币存量产生有害的收缩机制,这样就产生了对最后贷款人的需求,而中央银行独占货币发行权的优势能够创造出高能货币,满足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从而逐步形成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这一职责,是人们对维护金融稳定进行早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是金融稳定制度演进中的重要阶段。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直接催生了作为反危机应对措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诞生,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及其对全球影响力的不断增大,相继被许多国家采用。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在同一时期也基本确立,并逐渐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丰富了金融稳定制度的内涵。

    上述有关金融稳定制度安排的施行,促进了金融业的稳健经营,使得西方各国在20世纪30、40年代—80年代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央银行对金融稳定的关注逐步让位于货币政策的调节性管理,金融稳定问题逐渐淡出了金融决策层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的飞速发展,古典时期经济学所描述的一些情形如金融脆弱性、价格——工资弹性、国际资本流动等逐渐在金融实践中复归,金融动荡或危机导致的破坏性后果十分严重,古典时期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理由似乎重新显现。[10]这些推动人们对以往的制度安排进行深入的思索和重构,从而提出了“金融安全网”的概念。金融安全网是一个保护金融体系稳定与安全的一系列精密机构的体制系统。[11]一般包括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金融监管和存款保险制度三个组成部分。金融安全网的三个部分紧密相关,需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以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墨西哥、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等国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或动荡极大地震撼了各国政府和学术界,进一步推动了对金融稳定问题的研究,逐步将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外部冲击、金融监管独立性和公司治理、破产框架、会计标准和准则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健全纳入到金融稳定整体框架的分析视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全面评估、监测成员国及其他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脆弱性。根据《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等9个标准和准则,FSAP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性和透明度、审慎监管对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影响、金融基础设施的有效性等方面评估一国或地区的金融体系是否稳健。

    五、结论性评价

    金融稳定的基础性理论是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目前尚缺乏对金融稳定深入分析的理论框架和范式,导致学者们对金融稳定的定义、内涵及其制度演进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总体来看,对金融稳定的定义和内涵需要从整体、系统性的高度予以分析和概括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共同特征之一,在此基础上的政策性内涵分析及其作用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效应,便成为制定金融稳定政策的重要因素。通过对金融稳定制度历史演进的进一步考察,可以较为深入地理解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有关“稳定—效率”这一对永恒矛盾的动态组合和螺旋式发展,更好地探究金融稳定制度框架演进的内在规律性,便于政策制定者们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统筹安排,及时进行制度变革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降低改革的阻力和减少成本,推动金融稳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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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考文献:

    [1]Schinasi,G.,2004,“Private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Z],IMF Working Paper,No.120.

    [2] 同上。

    [3]Crockett,A.,1997,“Why Is Financial Stability a Goal of Public Policy? ”[C], paper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s 1997 symposium, “ 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 in a Global Economy,” in Jackson Hole, Wyoming, August 28-30.

    [4]Schinasi,G.,2004,“Private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Z],IMF Working Paper,No.120.

    [5]Schinasi,G.J.,2005,“Preserving Financial Stability ”[R],IMF Economic Issues,No.36.

    [6]Schinasi,G.J.,2005,“Preserving Financial Stability ”[R],IMF Economic Issues,No.36.

    [7]Ferguson,Roger W.,2002,“Should Financial Stability Be An Explicit Central Bank Objective?”[C], paper prepared for Challenges to Central Banking from Globalized Financial Systems Conference at the IMF i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6-17.

    [8]Goodhart,C.A.E.,2004,“Some New Directions for Financial Stability?”[Z],Per Jacobsson Lecture,June.

    [9]Bruni,F.,2003,“Financial Stability Policies as Challenges for Modern Central Banking”[C], ONB 28th Economics Conference,June15-16,Vienna.

篇9

所谓金融危险是指金融作为生物体有患病（一般指重病，感冒之类不算）的可能，作为运动体有不稳定的可能，作为体有负增长甚至大量破产的可能，是危机的萌芽、导火线，是危机的前期、潜伏期。从上讲，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行业都有危险，都有"发生大问题"的可能，危险不可能消失。关键的问题是控制危险、降低危险程度及化解危险（保险就是手段之一）。所谓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作为生物体已经患重病，作为运动体已经呈现不稳定态，作为企业体已经有严重负增长及大量破产，是严重危险的发生。作为经济子系统的金融，其危机必然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这种影响一般表现为GDP 的零增长、负增长或低于1%的增长。与危险不同，危机不具有普遍性，这正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危险（可能的车祸）是始终存在的，但危机（车祸）并不是经常的。又比如，有的人终生没有生过大病，最后是"老死"；有的企业历经百年没有出现过严重的负增长，有的地区几十年数百年都是"世外桃源".当然，市场经济的使得危机的可能性或危险加大了，人们的危机意识加强了，以至于市民、企业、国家都在追求危机管理以避免危机发生，使危险不再转化为危机。当然，危机从哲学角度看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因为危机往往又是生机、转机的开始，所谓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就是此理。不过，此处的金融危机不考虑这一含义。

不管人们对金融危机（金融危险）的概念如何理解，至今笔者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学者（国内或国外）公开撰文提出，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这是不同学者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学者之间的不同点则是：金融危机或金融危险如何具体测定，中国目前金融危险的程度如何，中国今后几年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如何。考虑到本文的实证性质，笔者将舍弃一些细节，在存异求同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一些分析，以使决策者能获取更多的信息。

关于金融危机的测定

金融危机或金融危险的具体测定不同学者看法各异。但从基本方面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比较相近的。结合东南亚1997年金融危机表现，国内外学者比较公认的测定指标有：

1.币值稳定程度。通常用消费价格环比指数代表。通常是指通货膨胀程度，个别时候也指通货紧缩程度。一般当年度价格指数上涨超过4%时就认为有了金融危险，当年度价格指数上涨超过20%时就认为发生了局部金融危机。

2.汇率稳定程度。这是币值的对外稳定程度，一般指人民币对外币的比值下降程度，即人民币贬值程度。当人民币的日贬值程度大于5%时，就可以认为有了金融危险；当日贬值程度大于10%且具有持久性时就可以认为有严重的金融危险；当日贬值程度大于20%且具有持久性时就可以认为发生了局部金融危机。

3.股指稳定程度。一般而言，当股价指数（包括债券、基金等指数）日波动在正负10%以内时不属于金融危险区间，当股指日变动连续每日变动10%，或者每日变动5%、累计周波动达到20%以上时则进入金融危险阶段，而超过30%且具有持久性时，可以认为发生了局部金融危机。

4.外债严重程度。这一指标取决于：偿债率（偿还外债本息与当年外汇收入之比），负债率（外债余额与当年GDP 比值），债务率（外债余额与当年外汇收入之比），短债率（短期外债占全部债务的比重），债储率（外债余额与外汇储备的比值）。国际公认的危机警戒线是：偿债率为20%，负债率为25%，债务率为100%，短债率为20%，债储率为100%.5.资产不良程度。金融不良资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坏帐、呆帐，是不能偿还的贷款。不少不良资产与金融系统的腐败程度有直接关系。结合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备付金率、资本金率，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般应不超过其总资产的20%.超过8%（资本金率）即是进入危险区间，超过20%即是进入危机区间。

需要说明的是，在戴相龙主编的《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中，所提出的金融危险或风险指标有9个：①借款人不履行约定的还款承诺；②金融机构支付能力的不足；③市场利率的变动；④汇率的变化；⑤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决策的不适时宜或失误；⑥金融机构重要人员的违规经营；⑦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形势变化；⑧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使用；⑨金融机构的过快发展。笔者以为，其中的许多方面最终表现是不良资产，或者说9个方面实质上也可归入为5个方面。

以上5个指标，如果任何一个指标的数值达到了极为异常的情况，即可以认定发生了金融危机；如果没有一个指标达到公认的危机程度，则需要加权或不加权综合处理，判定金融危险的程度。这正如测定一个人健康，只要其主要器官或系统有一个有严重问题，如肝癌、爱滋病等，即可判定其有危机（大病），而如果每一个器官皆没有大病，都或多或少有小毛病，则需要综合考虑其健康程度或危险程度。

中国目前的金融危险程度

现在大家一致的看法是：目前的中国金融没有危机但有危险。然而危险程度究竟几何则看法各异。笔者利用前述指标，结合实际数据力图做一点实证分析。

1.币值稳定程度。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88-1989年、1993-1995年，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均在两位数以下。而近5年更是相当平稳。1996-2000年分别为8.3%、2.8%、-0.8%、-1.4%、0.4%，2001年为0.7个百分点。因此，目前币值稳定程度处于最稳定区间，甚至有点过于稳定了，以至于近几年政府要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试图使物价能稍升一些。就币值稳定程度这一点而言，我国目前的金融危险为0.

2.汇率稳定程度。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并略有升值。每100美元可兑换人民币1994-2000年依次为861.87，835.10，831.42，828.98，827.91，827.83，827.84，2001年也基本不变。近3年及2001年人民币汇率可以说超级稳定，以至于可以说是"不动".依照朱总理的承诺，这种稳定至少可以持续到其任期届满的2003年年初。因此，从汇率稳定程度看，我国目前的金融危险是0.

3.股指稳定程度。据统计，1996年上市公司为530家，2000年为1088家，2001年为1160家。上证综合指数（收盘）1996-2001年为：917.0，1194.1，1146.7，1366.6，2073.5，1646.0；深证综合指数1996-2001年依次为327.5，381.3，343.9，402.2，635.7，475.9.目前波动不大，近6年股指大体增加了0.7倍，年平均增长速度大致在12%左右。同期我国现价GDP 增长了0.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在7%-8%，考虑到股市的盘子、及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特点，考虑到国外股市的变动情况（日本股市在80年代后期，不足5年日经指数上涨了2.87倍。），我国股指的不稳定程度至多算中度，即我国股指进入中度危险区间，不过并不存在危机或崩盘问题。

4.外债严重程度。据统计，近5年我国外债增长缓慢。1996年外债余额为1163亿美元，2001年为1701亿美元，增长46%，平均年增长不到8%.其中短期债务1996年为141亿美元，2001年为505.8亿美元。2001年偿债率为7.5%，负债率为14.7%，债务率为56.8%，短债率低于30%，债储率小于90%.因此，我国外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危险，至多有轻度危险，不存在外债危机问题。

5.资产不良程度。最近的资料表明，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在25%左右（《经济日报》2002.1.28）。不良资产不等于零值资产，一般通过处理至少可收回20%-50%，目前贷款中真正成为烂帐的零值资产应不高于10%.另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率远低于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8%（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银行自有资金仅2272亿，占总资产的4.2%，占贷款的5.8%.后来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取消了这一统计，故无法。），若考虑到巴塞尔规则的8%中的分母部分为风险加权资产，即商业贷款是100%，对政府贷款是0%，银行间贷款是20%，则我国的资本金率大致可以再提高一些，有人估计是6.32%.综合起来考虑，从上讲，中国的国有金融机构已经资不抵债，应该进入破产程序，应该说是进入危机阶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本原因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均是以国家信用作基础，80%的资金份额由国有银行运作，中国不存在银行破产问题，仅有个别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如广东国投）或撤销（如光大国投）。考虑到非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今后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我国每年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1-2千亿元，不含土地的国有资产近10万亿元，国有土地资产总量25万亿元。因此，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并不是很高的，但仍属于重度或重度偏轻危险，处于危险与危机之间的临界值。现在看，由于政府的干预及银行的努力，危险正在化解，危险程度正处于下降趋势之中。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第一，我国目前不存在金融危机。第二，我国目前乃至今后始终存在金融危险，但金融危险的严重程度在降低。第三，如果将五个方面的金融危险分别独立处理，依照环境污染定级中以首要污染物确定环境质量，则中国目前存在严重但已减弱的金融危险。第四，如果将五个方面的金融危险作简单合成，币值稳定程度危险值为0，汇率危险值为0，股指危险值为2，外债危险值为1，不良资产危险值为3，则中国目前的金融危险为轻度偏重危险或中度偏轻危险。

未来3-5年的：依然没有危机

依据，中国金融没有危机，那么今后是否会有呢？为了不作太远期的可能没有太大意义的预测，我们只对今后3-5年的中国金融有没有危机，若无危机，其危险程度几何作预测分析。

现状判定与未来中期预测需要采取不同的。笔者以为，在金融与的关系上，从中长期看，是经济决定金融，因此今后3-5年金融有没有危机、危险程度如何，本质上决定于宏观经济有没有危机、危险程度如何。因此，我们需要从今后3-5年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特征出发分析中国的金融危机（危险）。那么未来3-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那就是依然较强的可维持性，这种可维持性也可以称之为惯性、相对稳定性此处对这种可维持性不作价值规范判断，只作实证分析。作出这样判断的根本依据如下：

61、中国经济成分已经并继续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这种多样性分散化（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加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可有效避免计划经济与过度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大起大落。因缺少GDP 的不同经济成分数据，我们以就业结构为例说明经济的多样性。1992年之前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的比重1978年为78%，1991年下降到63%，2001年下降到32%，目前还在下降之中。与这种经济成分多样化相对应的GDP 增长率的稳定性提高。在1992年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我国GDP 年度增长率高者达到15.2%（1984年），低者为3.8%（1990年），高低相差3倍；次高者为13.5%（1985年），次低者为5.2%（1991年，剔除1989年特别年份），高低相差1.6倍。而在1992年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之后，我国GDP 年度增长率高者13.5%（1993年），低者为7.1%（1999年），高低相差0.9倍；次高者为12.6%（1994年），次低者为7.8%（1998年），高低相差0.6倍。从近些年数据外推，今后5年国有单位职工再下降10个百分点问题不大，由此也可以认为今后5年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程度将再一步提高。

2、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已经并进一步突出，这也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比如我国的灾害，由于地域辽阔（960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三），往往此地旱而彼地不旱，此地涝而彼地不涝，因而常常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据统计，分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84年为，高者北京（698元）、天津（622元）、上海（729元）、江苏（397元），低者河南（244元）、甘肃（249元），广西（265元），高低相差1-2倍；1994年为，高者上海（5343元）、北京（2505元）、广东（2699元），低者贵州（942元）、甘肃（1007元）、河南（1034元），高低相差达1-4倍；2000年为，高者上海（11546元）、北京（7326元）、广东（5007元），低者贵州（1608元）、甘肃（1734元）、河南（2208元），高低相差仍为1-4倍。这种区域上的巨大反差一方面不符合协调的要求，另一方面客观上使各地区经济发展分散化非同步进而有助于总量的稳定。比如当外需减弱的时候，由于地区差异，其冲击只能是局部的。这一点可以利用共振原理佐证。今后3-5年我国区域经济的这种明显差异性不仅不会减弱，可能还会有所加强，至少可以保持不变。如此，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继续稳定。

3.我国经济总量的盘子不断增大，减弱了大幅波动的程度与可能性。所谓船大抗风浪就是此理。据统计，自1978年以来，我国GDP 增长了7倍多，2000年GDP 已达到8.9万多亿元，2001年为9.59万亿元，按市场汇率折算超过1.1万亿美元，若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则至少在4万亿美元，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前6名之列。自1978以来，我国GDP 增长率只有三年低于6%，即1989年4.2%、1990年4.2%、1981年5.2%，其余所有年份均高于7%（这里假定统计是真实的，即使有问题，其纵向仍是可比的）。从今后3-5年看，没有什么特别因素会使增长率大幅下降。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是渐进式改革，也没有强大的反改革力量，发展仍旧是硬道理；考虑到我国人口增长需要（1个百分点）、追赶发达国家需要（至少要达到3-4个百分点）、环境生态保护需要（至少1个百分点），今后我国每年GDP 增长率至少应不低于5-6个百分点，十五计划规定在7个百分点。因此，今后3-5年我国经济总量仍将增大，中国经济的可维持性也将进一步增强。

4.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与稳定对我国经济的稳定也有重要作用。据统计，90年代前半期世界GDP 增长率大体上在2个百分点，高低落差超过1倍；90年代后半期世界GDP 增长率在3-3.5个百分点左右，高低落差低于50%.由于我国经济外向化程度的提高，2001年进出口总额5098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达468亿美元，增长14.9%.因此世界经济的这种变化特点对我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是有利的。今后3-5年这一特征仍将会持续下去（9.11事件有但不足以改变这一基本特征）。

5.中央政府仍然掌握比较丰富的与经济资源，这是应付经济动荡的基础。这一点明显地区别于俄国与东欧。目前乃至十五期间，依然是从上到下的党的领导体系及官员垂直领导体系，依托6千多万党员这支巨大的力量，中央的统一性团结性不会减弱，相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更加渐进，很难再会发生89那样的政治风波。因此，中国的政治是稳定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支配的国有经济资源庞大。首先是国有土地资产总量有25万亿元，相当于2000年GDP 的近3倍，其次是国有资产总量近10万亿元，再次是关键的行业部门依旧由中央政府直接掌管，如500多家大型国有（占企业资产50%以上），金融业80%以上为中央金融控制（中央一级法人制度），保险业、证券业、通讯业、石油业、石化业、铁路业、民航业、港口业、公路业、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业、医药卫生业、业等也基本由中央或省级政府垄断。不言而喻，这种格局十五时期即使有所弱化也极为有限。因此，今后3-5年难有大的经济波动，更无动荡之可能。

6.中国的数千年传统文化体现了一个求稳、不偏不倚、能忍受、能适应的特点，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改革没有到位但经济仍能稳定发展的一个原因。从铁齿铜牙纪晓岚、包青天到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火爆可以多少看得出中国民众的某种期盼贤明的心态，中国的直接民主化进程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广大老百姓怕乱、可能宁愿慢些也不愿欲速不达。中国虽说已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其高稳定性仍是本质。比如民意调查表明：老百姓现在最为关注的不是反腐败，而是社会保障。这不是说反腐败不重要了，也不是说腐败已经减轻或加强，而是说反腐败是一个艰巨的工程，非一日之功，因此，尽快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务实的国民来说更为迫切。

由以上6个方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可维持性。这样的特征是东南亚的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日本等所不具有的，它是抵制金融危机的坚盾。因此，至少十五时期或者加入世贸后的5年过渡期内是不可能发生类似于1994年墨西哥、1997年东南亚那样的金融危机的。当然，轻度乃至中度的金融危险（风险）是存在的，但这种金融危险不可能转化为金融危机。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金融危机、金融危险没有涉及金融安全，这是因为一方面金融安全中的部分如外债已包括在金融危机（危险）中，且金融安全最终要通过金融危险（危机）表现，另一方面与小国经济不同，我国经济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把主要由国内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金融危险与主要由国外因素引发的金融安全分开是必要的。如果把金融安全简单地归入到金融危机（危险）之中，则不利于金融安全研究的深入，而把金融危机（危险）转化为金融安全，搞泛安全研究，则既不利于金融安全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金融危机（危险）研究的深入。金融安全研究需要以金融危机（危险）研究作为基础，需要为后者服务，更需要超越经济的国际政治关系、国际文化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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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国际统计年鉴1999，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6、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杨帆，狙击风暴，中国出版社，1999年1月版。

雷家骕，国家经济安全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戴相龙，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项怀诚，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经济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张耀，中央银行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二版。

李文川，金融开放：开弓没有回头箭，《经济参考报》1999年5月19日。

张瑾、师海波，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亟待建立，《经济参考报》1999年2月9日6版。

严恒元，坏帐：各国金融业的顽敌，《经济日报》1999年8月25日2版。

马欣，构建金融风险保障体系的设想，《中国信息报》1999年5月26日。

李文川，中国金融直面不良资产，《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20日。

台通过"金融安全基金设置管理条例"，《参考消息》2000年1月18日。

陈淮，风险防范是长期性战略任务，《经济参考报》1999年3月3日。

陈炳才，从科索沃战争看西方的霸权思维，《中国经济信息》1999年8期。

中国（海南）改革院，中国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7月23日。

刘速，外商投资会冲击民族吗，《经济参考报》1997年11月1日。

小峦，"一国两网"是国家安全利益的保障，《光明日报》1999年6月9日。

刘志强，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研究，《世界经济》1999年第4期。

篇10

一、金融稳定的概念及意义

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个别国家(如瑞典)提出了金融稳定的概念，但金融稳定的重要意义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无论是国际清算银行牵头发起的“金融稳定论坛”，还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开发的对一国金融稳定状况进行判断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都一直到1999年才先后推出。尽管近年来定期发表本国《金融稳定报告》的中央银行逐年增加，但都没给“金融稳定”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相对而言，金融不稳定的特征更容易被人们所觉察，如金融机构大量挤兑、倒闭，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巨额资产损失，社会融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负面影响。因此，正如美联储副主席RogerW·Ferguson所说，定义金融不稳定似乎更加容易一些。他认为金融不稳定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一些重要金融资产的价格集合严重脱离了其基础；(2)国际、国内的市场功能及信贷可得性严重扭曲；(3)前两项的结果导致总支出或高或低严重背离了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

尽管国际上还没有公认的关于金融稳定的定义，但关于金融稳定应具备的内涵，各国在理解上则大体相同。目前比较权威的是欧洲中央银行(ECB)的定义，即“金融稳定是指这样一种金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以及市场基础设施均处于良好状态，面对各种冲击，都不会降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定义可以看出，金融稳定实际上描述的是一种状态，包括机构、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其中基础设施除包括支付体系或网络系统等硬件外，还应包括法律框架等软环境。总体而言，金融稳定是金融体系功能运作良好的一种标志，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ECB的定义中没有明确提到货币的稳定，并不表明币值的稳定不重要。事实上，金融稳定的两个基本条件是稳定的价格和安全高效的支付系统，一旦发生货币危机(恶性通货膨胀或汇率大幅波动)，错误的价格信号将阻碍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除此之外，金融稳定还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在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当中，有盈利前景的项目应该能够得到所需的融资；(2)个人应可以跨时间分配其消费；(3)市场参与者具有处理(即选择接受或转嫁)风险的可能性；(4)交易各方可以按合理的价格实现支付。这实际上是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所必须具有的特征。

保持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价格稳定是实体经济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相对较低且稳定的通胀可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条件；支付系统安全确保交易可以正常进行，否则交易将会下降甚至回到易货贸易时代，而且良好的支付体系还是分散化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条件；中介职能的正常发挥是将资本配置到投资项目的必经之路；提供降低风险的机会不仅对机构而且对个人也非常重要，没有这种多元化或分散风险的可能性，许多投资项目不可能进行。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关于金融稳定的几个基本观点：(1)金融稳定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不是指某一具体机构的表现；(2)稳定的金融体系不一定意味着有效的金融体系，理想的状态是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且有效，但二者之间的平衡往往比较困难；(3)金融稳定关注系统性风险，同时，关注对系统安全影响较大的个体或事件；(4)稳定并非静止，特别是金融稳定应该是金融体系功能的稳定，不应是功能实现方式的一成不变。

二、中央银行关注金融稳定的原因及维护稳定的措施

中央银行之所以关注金融稳定并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之一，既有历史原因，也与中央银行的目标密切相关，同时，还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地位有关。从历史角度看，中央银行最初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防止金融不稳定的发生并减轻因金融不稳定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从中央银行理论及各国央行的实践来看，所有国家都把保持币值稳定作为中央银行的第一目标。除此之外，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还强调要在币值稳定的基础上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保障支付体系的安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或明或暗地在其中央银行法中将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体系安全作为央行的另一重要目标。如前所述，金融不稳定严重威胁着宏观经济目标，如足够的产出增长及价格稳定等。具体来说，中央银行关注金融稳定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作为法定的货币发行人，中央银行有责任维护价格(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确保实体经济与社会财富不受金融体系功能运转失灵的影响；管理并维护支付系统的职责使中央银行必须确保社会交易运转正常；从维护稳定的能力来看，“最后贷款人”地位决定了只有中央银行才具有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的能力，才有可能阻止金融不稳定的发生或降低金融不稳定的破坏性。如“9·11”事件后，美联储立即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避免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瘫痪。

通常认为，金融安全网包括监管当局的审慎性监管、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包括投资者补偿机制)三个组成部分。由于制度安排以及中央银行目标、职责和权限的差异，各国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及采取的措施并不完全相同。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只负责维护本国币值的稳定以及支付体系的安全，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适当的货币政策以及对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支持。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当然可以看做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措施，我们这里不进行详细讨论。流动性支持则是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具体体现，不仅是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保障，对于个别失去流动性的金融机构也至关重要。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仍具有部分或全部金融监管职能，其维护稳定的措施固然很多，但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央行对所监管机构(通常是银行类机构)的流动性支持也会引发较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对于不行使监管职责的中央银行来说，其维护稳定的主要措施是通过紧急流动性支持保证金融体系及个别对金融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性机构的安全。

三、我国金融稳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