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营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经营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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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业主经营型

这是现代农业企业经营制度的初级形态。它是对传统家庭小生产经营、农户承包小生产经营等形态，按照现代公司制的模式及其机制进行部分改造移植而产生的。它通过引入“法人”机制、家庭成员个人明晰的土地持有产权机制、家庭成员中拟制法人---业主代表机制，对传统家庭经济组织功能通过注入现代企业制度规则的新要素进行改造，使传统家庭经营脱壳为具有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的经济功能，其对外以家庭为企业团队，具有产权明晰、独立的法人资格、经营场所、财产账户，具有独立的经济权利能力、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能自主选择决定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投资、交换、分配、消费，并独立承担市场风险、经济责任与民事责任。

这种企业经营制度，一方面保留了家庭作为企业经营组织天然的协调成本与学习成本低的优良传统，克服了传统家庭内部产权不明晰的“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它为向高一级形态的企业经营制度的过渡和演进提供了制度规则“通道”。同时，更重要的是为其吸纳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成果，同其他市场主体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与交易，接纳农业生产产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预留了制度规则“平台”。

联合---协作经营型

这是现代农业企业制度由初级形态向中级形态的一种过渡形态。其基本形态可概括为，以明晰的产权为前提，包括农民土地持有产权、法人财产权、知识产权、金融资本产权、其他要素产权，并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合约联合。比如：（1）“公司+农民（农户）土地持有产权型”。它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公司或企业以契约关系为纽带，向农民或农户业主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或生产技术的扶持或服务，农民（农户）按照价格差别待遇或价格同盟提供给公司或企业特定的农产品，使双方结成契约约束的利益同盟，各自获得相应的比较收益，同时共同一致地分散或转移经营与交易风险，节省经营成本与交易成本。（2）“中介组织+农户（民）业主资本产权型”。它是以中介组织运用信息、资金、技术、销售网络等产权及其他资源比较优势，依契约为农户（民）业主企业及其他企业提、供、销定向服务，按照特别约定价格双方从中获得分成收益，分散风险。（3）“科技产权＋信息产权＋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带动型”，即科技服务组织凭借名优特产品的专有技术产权与农户（民）业主土地持有产权，通过市场合约定向约定联结，双方在合约范围内主张权利、承担义务与风险，从中获得分成收益。

这三种类型的联合经营或协作经营，使不同性质或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产权主体按照合约规则建立联合、联营、协作关系，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激励约束机制。因而，这是现代农业企业制度由传统经营模式向现代企业经营模式演变的一个实际步骤与环节，是一种联系股份联合经营中级形态的过渡点。

股份合作经营型

这是现代农业经营制度的中级形态，其在农村的创设与运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其功能作用在于：1、强化了农民身份置换－股东地位，弱化了社区成员终生身份权的地位，并且可以实现两者的适度分离。2、“激励约束”机制使其入股农民的素质得到提高。3、催生出一批农民企业家，并为高智力资本人才的引入提供了制度规则通道、内部机制平台以及外部经济环境。4、有效地克服了传统社区集体、传统社区合作组织所特有的资本功能弱化即封闭性，社区之外的个人和法人资本、境外资本难以进入，社区之外的股权不能流出等障碍。5、克服了社区土地资本作为福利功能的凝固性，资本化“激励约束”功能缺乏等缺陷，从而为农村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合理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现代股份公司经营型

现代股份公司经营组织作为现代企业组织，它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家庭经营制、庄园业主经营制、合伙经营制、农场经营制、合作经营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高级形态。其特点：1、具有独立经济人地位，在统一权威指导下形成层级组织，使企业法人化，并实现了决策行为的短期化。2、利润最大化目标使其追求长期稳定发展，包括确定最优经营规模、优良品种、耕作、新技术与新工具，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盈利，对市场信号迅速反应，及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及经营规模，提高规模报酬。3、注重培育新品种，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使企业具有自我创新发展的能力。4、以一定年限的农民土地持有产权、财产产权、资本产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产权为纽带，按照股份公司三权分离制衡，即出资者财产权益、法人财产权、法人内部治理权的互动制衡，实现公司的不断创新发展。5、按照激励相容约束原则，对职业经理的薪金、津贴、股份份额的满意程度，也是其给被股东所满足的公司高额利润及其股权权益更多分红。

这种企业经营形态消除了农民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所遇到的制度壁垒、信息不对称、资本短缺、技术素质不高、抗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能力弱等，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小生产者的角色到现代农业大生产或产业化与现代化的“理性经济人”角色的转变，也真正使农民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人之一。

农科工贸现代一体化经营型

这是按照产业化要求组织生产，以产权+合约两条纽带相联系的现代“航母级”的经营形态。其特点：

1、按照生产专业化、农产品商品化、服务社会化的要求组织“农科工贸一体化”生产与经营。如：培育新品种规模生产承揽储运加工包装垄断上市高额利润或垄断利润或超额垄断利润，并按照市场经济分工细密化与专业化、规范化、质量标准化组织起来，形成利益同盟，加上国家由政府出口补贴、定项转移支付补贴、特别支持涉农的“科、贸、工、农”集团经营、联合经营或协作经营，从而形成国际竞争比较优势。这样，农产品不仅打破了地方市场、国内市场的界限，而且同国际竞争融为一体；国际市场价格成为现代“农科工贸”集团企业或联合企业进行调整结构、协调发展、适应竞争的“晴雨表”，不停顿地协调相互的经济行为，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决策科学化与短程化。

2、“一体化”联合经营或集团经营的形式多样化：垂直一体化农业公司，即把农工商置于一个企业的组织之下，组成农工商综合体；大企业或大公司与家庭业主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公司相互持股、参股、控股，建立起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表决、承担风险、分摊成本与收益的集团公司；家庭业主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同“科、工、贸、技、服务”企业以合同为纽带，由合约安排分摊的“成本－收益”，分散风险；按专业分工与协作建立起来的品种开发、生产与技术服务、购销服务、信贷等各类股份合作社、家庭业主企业、股份合作社可相互参股，并以合约安排“激励约束”经济行为，产权参股仅作为内部利润“成本－收益”分摊，使之具有双向“激励约束”的功能，又互不干扰。

3、产权初始界定与合约安排的交替选择运用，成为“一体化”企业经营内在动力源泉与外在运行市场规则的保障。无论何种形态的企业经营模式，其配置资源效率高低与否，关键在于这些资源的初始产权是否界定清晰，只有确定清晰的初始产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产权本身具有的“三大基本机能”，也就是使产权的基本功能外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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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都市农业 多功能化经营 价值分析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的农业大国向新兴工业国家与商品经济国家的演变。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农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经营领域，都市农业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尤其在一些大城市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农业现代化，都市农业的发展也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都市农业的理论；在中国，都市农业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新发展方向。我国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都市农业已有一定规模。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2005年，该区农业工作根据新的功能定位，把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为主线，投入大量人力、资金和技术，在设施农业、旅游农业、采摘农业等农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获得了良好的效益。2007年8月，笔者在北京市房山区进行了都市农业的专题实证研究和考察，对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有了更清晰具体的认识。

一、都市农业及其多功能化经营

都市农业( urban agriculture，简称UA)一词最早见于1930年日本出版的《大阪府农会报》，“以易腐败而又不耐储存的蔬菜生产为主，同时又有鲜奶、花卉等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称之为都市农业。尔后，有的学者以与城市中心的远近距离作为界定“都市农业”的标准，并提出“城郊农业”的相关概念（孙仲彝，1996）；有的学者从行业属性和产品特征等方面来界定都市农业的内涵（党国印，1998）。

综合众多学者观点并结合实地考察，我们认为，都市农业是这样一种经济产业：它处于城市内部或城郊地带，为城市居民提供食物资源和非食物资源与服务，农民与市民直接互动、两地资源流通共享。相对传统农业经营模式而言，都市农业具有如下特点：（1）从地理空间来说，都市农业不限于近郊或远郊，可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进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市场互动的地理空间都是都市农业的地理范围。（2）都市农业以城市为目标市场，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多重的产业功能、复合的经济结构、高投入高产出等主要特征。（3）都市农业在产业功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除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功能，为市场提供基本的食物资源，还具备生态屏障、社会文化等多重功能和价值。

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都市农业呈现多功能化经营的趋势。多功能化经营即指该产业突破传统的经营理念、经营内容和经营机制，构筑多元化的产业链条，以多元的产品和服务赢取更大的效益空间。在新的发展时期，都市农业完全按照市民的多种需求构建培育，成为融生产、生活、生态、科学、教育、文化、休闲旅游、出口创汇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体系。以北京房山区都市农业为例，当地最常见的现象是经营者同时兼营食物生产、科技产品开发、旅游观光休闲、体验教育等多项内容，相应地生产和提供多种不同农业产品和农业服务。这与传统农业相比不单是经营内容的拓宽，它在经营管理机制和动力、对科技和信息的利用以及生产效益等方面的优势都是传统农业所不能企及的。

二、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分析

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是指：由开展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所引致的、当前技术和理论能够衡量或者预见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作用效能（程度），包括可货币化度量的直接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非货币化度量的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从内容角度讲，这一价值评估是人们对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识别、确认和评定的一种价值观念反映。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和理论归纳，笔者将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总结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一）经济价值

作为一个经济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都市农业也通过生产和经营自身特有的产品和服务并推向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产业效能，获得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合理布局生产产业，调整并优化种植业结构和养殖业结构，生产粮食、蔬菜、肉禽等常规食物，开发名特优、鲜活嫩农副产品，提供新鲜、卫生、安全的蔬菜、水果、豆奶制品等来满足中心城市人们不同层次的物质需求。和传统农业相比，都市农业凭借突出的区位优势、畅通的信息平台和大量的资金技术投入，能较快地实现产业的集约化和市场化，从而具备更高的经济价值和更大的市场潜力。如北京房山区长阳镇2005年开始种植花卉，每月向市场推出花卉上万盆，仅“十一”假期卖出花卉12万盆；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房山区的花卉订单达到500万盆，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都市农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城市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更新。如北京房山区大部分农庄在基础生产之外还开辟了旅游观光、采摘体验等经营项目，为城市居民的周末、假期提供了上好休闲娱乐之处，第三产业顺势拉动起来，为该区经济结构的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少农场或农业科技公司打造了自己的名优品牌，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收益。地处窦店镇的富恒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即通过都市农业的多功能化经营实现了每年800多万元的产业利润。

（二）社会价值

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不仅向市场提供物质劳动产品，也为市民打造了“精神家园”，还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起着社会劳动力“蓄水池”和稳定“减震器”的作用。

1．食物保障和食品安全。都市农业为城市居民提供日常所需食物、蔬菜、牛奶、水果等，满足不同层次的物质需求，改善家庭食物摄入，提高儿童营养。城市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相对而言远离了农村，但食物及资源的供给大部分仍来源于农村，不管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来说，都市农业与乡村农业和外国提供给城市的食物资源形成了互补，有效缓解了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从房山区的情况来看，截止到笔者调查时，该区累计已建立各种设施大棚10000栋，常年四季向市区甚至向外地供应蔬菜、水果及牛奶等各类食物和营养物质。

2．为城市居民提供第二个生活和休闲空间。都市农业区往往辟有景观绿地、采摘农园、花卉公园等，有的还建造了别墅式农居，为市民下乡度假休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现代都市农业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它们还成为城市居民接触自然、观光休闲、体验农业、减轻工作与生活压力、放松身心、强健体魄的休闲产业。我们在房山考察看到，每到周末，就有不少市民涌向城郊农业园区，享受田园生活。

3．增加就业机会。都市农业的多功能化经营拓展了产业的发展空间，延伸了产业链条，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不同层次的从业者，也就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据统计，2006年房山都市农业解决了10000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全区人均累计增收8000元，实现了经营者、劳动者和社会的多方受益。

（三）生态价值

有专家指出都市农业对城市生态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底斯特拉，吉拉德特，2000)。在现代社会，由钢铁水泥构筑的城市往往遭遇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困扰：如环境污染、热岛效应、公共空间缩小等等，使城市生态日益恶化，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于是都市农业的生态功能和价值开始凸显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现在世界上一些大城市的都市农业部门都探索出了一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具体经营模式，使都市农业在为城市提供食物供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生态价值。主要表现在：为城市涵养了水源、为城市提供了天然的生态屏障、为市民提供了绿地、净化了城市空气等。据房山区相关部门介绍，房山是北京的“肺”，对北京气候有重要影响。到2006年底，生态环境建设、节能减排工作取得很大成果，全区建设大型秸杆气化站、沼气工程多处，推广太阳能光电、户用生物质炉近万户，同时还建设生态家园富民工程2处、四位一体生态模式工程1处，这为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创造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价值。 （四）人文价值

都市农业的人文价值主要表现在它能提高农民素质和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传播农耕文化。在主观上，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要求经营者有更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更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更高的经营技能和市场运作能力。发展都市农业，政府就要重视新型农民的培养，这种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整体的综合素质和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农业和其它相关科技被充分运用到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效益。如2005年初，房山区为了发展都市农业，邀请农科院农林专家给当地技术人员和农户讲课、培训，还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各类农林业院校合作，定期举办大型培训和讲座，从开发育种、温室栽培到产业合作、市场营销，从投资经营、节能减耗到企业责任与社会效益，为都市农业从业者进行系统深入讲解，使其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由此快速提高，房山区的都市农业相应得到较快增长。相比乡村农业来说，都市农业的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都很高，农民发展都市农业，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如，房山富恒农业公司依托强大的首都市民消费群体和农产品消费市场，发展有机农业，生产出来的“迷你小黄瓜”在首都市场上可卖到4元1斤；生产的“牛奶草莓”可卖到100元12个。足见发展都市有机农业能够给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使经营者获得较高利润是一种产业的人文价值最重要体现。此外，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还促进了农耕文化在都市社区的传播和影响。随着都市农业的发展，房山区建立了多个农业文化展览馆，一些都市农业企业辟有农业生产展览区和体验区。也就是说，房山都市农业可为首都市民提供了解农业生产、学习与体验农业生活、感受农业文明的场所和机会，较好地传播了农耕文化。

三、总结

如上所述，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指人们突破传统的农业经营理念、经营内容和经营机制，构筑多元化的农业产业链条，以多元的产品和服务在城市区域发展农业的经营模式。与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相比，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具有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等几多方面的社会价值。但是要使都市农业产生多方面价值，需要建立一种平衡经营者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产业运行机制。因为都市农业经营者追求的产业价值与政府追求的产业价值存在一定差别。比方说，政府希望农民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保障城市供应，而经营者可能认为粮食生产并没有很大的盈利空间而选择放弃或者减产。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各方优惠和扶持，以保障粮食产量。可见政府和社会找到符合全局利益的平衡点是都市农业发挥多方面价值的基本条件。

参考文献

[1]尼科巴克等，编，蔡建明等，译，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M]，商务印书馆，2005年

[2]谷中原，多功能农业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3]林耀初，胡月晓，都市农业产业定位研究[J]，山东经济，200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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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连续性血液净化；多脏器功能不全；脓毒症

DOI：10.14163/ki.11-5547/r.2015.34.055

据美国调查研究发现， 每年患有严重脓毒症的患者高达75万人， 其中有>30%的患者死于该病症， 且脓毒症患者正每年以9.0%的速度在增长， 脓毒症通常会累及患者全身多个重要器官， 属于高危重症[1]。脓毒症患者治疗难度大、死亡率高。早期的治疗方式有目标导向治疗（EGDT）， 这种治疗方式除了通过血管活性药物的作用、容量复苏以及输血治疗以外， 还可以采用CBP治疗， CBP因其具有的溶质清除率高、血流动力学稳定等特点而越来越被广泛的应用到脓毒症并多脏器功能能不全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对此， 本院选取2013年1月～2015年5月接诊的50例脓毒症并多脏器功能不全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现就CBP在脓毒症并多脏器功能不全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观察做出总结， 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2015年5月本院接诊的50例脓毒症并MODS患者， 诊断标准参照文献[1， 2]。排除标准：①免疫功能过低者或者长期服用抑制剂者；②患有严重基础疾病不能治愈者；③重度急性率脑损伤者。原发病包括：肠阻梗并腹膜炎6例， 胆道感染5例，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7例， 泌尿感染3例， 急性胰岛腺炎并感染4例， 颅内感染5例。脏器功能不全的具体情况如下：两个脏器功能不全者25例， 三个脏器功能不全者10例， 四个脏器功能不全者7例， 5个脏器功能不全患者8例， 平均（4.8±1.2）个。患者中男27例， 女23例， 年龄23～78岁， 平均年龄（55.6±7.5）岁。所有患者均知悉本次研究目的且同意参与实验，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方法 连续性血液净化法：所有患者采用0.6M2AV600膜型血滤器、M60管路以及PRISMA机器， 通过先稀释的方法。采用颈内静脉或股静脉留置双腔导管。主要以CVVH的方式， 在过滤之前间歇性的在床旁血透3例， 在这个过程中用血浆置换3例。血液净化治疗时间是10～159 h， 平均时间（60.7±40.5）h。置换液流量33～97 L/d， 血流量150～220 ml/min。结合患者容量负荷确定超滤量。应用普通肝素法进行抗凝13例， 第1次用药剂量5～10 U/kg， 持续滤器前输入维持量5～10 U/（kg・h）。有5例患者因凝血功能改变， 对其进行无肝素透析， 待患者病情好转后， 给予上述方法治疗， 在抗凝过程中， 对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进行监测， 并随时调整相应的肝素剂量。

1. 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SOFA、MODS、APACHEII评分、ICAM-1、血乳酸、外周血生化指标[钾离子（K+）、肌酐（SCr）、尿素氮（BUN）]及血管活性药物用量情况。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 1 患者治疗前后SOFA、MODS、APACHEⅡ、血乳酸以及ICAM-1情况比较 患者治疗后SOFA、MODS、APACHEⅡ、血乳酸以及ICAM-1情况均优于治疗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2 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生化指标比较 患者治疗后外周血各项生化指标均优于治疗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3 患者治疗前后血管活性药物用量比较 患者治疗后血管活性药物用量少于治疗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脓毒症造成的多器官功能衰竭一直是急性危重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是临床面临的棘手的难题。在欧洲， 每年有16万人死于脓毒症[2]。MODS实际上是抗炎平衡遭到破坏而出现的一种“免疫平衡”， 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CARS）或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都可以反映身体的炎症反应。国外研究表明患者死亡率和住院时间与血乳酸密切相关， 发生SIRS的重要提示之一便是血乳酸升高水平。临床发现， 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中， 白细胞介素-1（IL-1）、白细胞介素-6（IL6）等都可以被有效清除， 且ICAM-1在炎症中起到的效果也得以证实[3， 4]。本次研究中， 患者经CBP治疗后， ICAM-1和血清SCr、BUN呈下降趋势。手术治疗期间， 患者生命体征稳定， 对血管活性药物的依赖减小， 并将逐渐撤除。

综上所述， CBP治疗脓毒症并MODS， 能预防炎症因子对患者身体的进一步损害， 减少血管活性药物的用药剂量， 稳定患者生命体征， 提高脓毒症患者的生存率。

参考文献

[1] 姚咏明， 盛志勇， 林洪远， 等.脓毒症定义及诊断的新认识.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4， 16（6）：321-324.

[2] 王彦， 王宝恩， 张淑文， 等. MODS患者脱证的诊断探讨.中国中医急症， 2007， 16（3）：308-310.

[3] 于湘友， 李娜.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疗效分析.中华肾脏病杂志， 2011， 27（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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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路径；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14-0007-04

发展农村经济是我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伴随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改革也势在必行。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在新的背景和形势下不断探索和摸索，保障农业产品的有效供给、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农民收入的继续增长，抓住结构性改革的时代机遇，引领农村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方向和新挑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界定？具有哪些不同模式？其发展的动力来源和特征是什么？以及如何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这些都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面临的重要课题。

1 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在传统农业经营概念基础上延伸出的，主要区别在于顺应了当下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大大扩大了传统农业经营的范围、内容和规模，是在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结合经济环境和背景的需求变化，以政府引导为主，或自发结合，形成的各类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链条化体系，是各类主体及其相互的总称。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并具有一定规模、较好装备和较高经营管理能力、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经济组织。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的城镇化进程急速加剧，城镇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历史选择。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17.92%，到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4.77%，已经与全球城镇化率基本持平。到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6.1%。“正处于快速推进当中”的城镇化注重数量和外延扩张、忽视内涵建设和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在交通建设、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新型城镇化则强调，与新型工业化共同前行、结合城镇地方特色，包括人口、产业、资源等一系列方面的重新规划和配置，以及各项原有制度、体制的一系列重新设定。首先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发挥市场的推动力，城乡统筹，探索一条多元、多样、特色发展是未来趋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涵、规模和形式等方面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先后涌现出了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职业农民、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多种形式。日益多样化、组织化和集约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也正是新型城镇化所期待的。传统的经营主体被新型经营主体所替代，这样的“替代”是“顺势而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成为当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被关注的一个主体。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实背景、内在特征，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协同共进，为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崭新的视角。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动力及特征分析

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力分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是“顺势”之举，是农村改革在面临城镇化等一系列新形势、新背景下结合自身的特殊需求而提出的，被认为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其发展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外在的压力，更多来自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一方面，“正处于快速推进当中”的城镇化改变了传统农村发展的“土壤”，要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共同前行、结合城镇地方特色，包括人口、产业、资源等一系列方面的重新规划和配置。城镇化建设要求能够充分协调和弥补原有的城乡矛盾与割裂，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城乡的互动、互补、统筹、协作发展之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实践中尤其强调通过产业链带动地方发展，因地制宜，结合各自资源、基础条件优势发展有特色的主导产业，通过对主导产业进行内部的升级优化，维持和加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力，实现多元化、集约化发展，城镇与农村的逐步一体化，两者界限日益模糊，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给予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莫大的鼓励和触动；另一方面，农村的发展要立足于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追求城乡发展、居民生活改善的长期可持续性，原有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足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显然无法适应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技术、设备、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制约，显得“力不从心”。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界定之初就是“入市”的，要求从市场需求出发，要求顺应改革发展方向。因此，内外共存的动力和压力同时推动了农村经营主体的变革，为发展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2 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 如前所述，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相比，具有“以人为本”、“市场导向”、“城乡统筹”和“多元特色”等特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发展和壮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普通经营主体相比，也具有自身的特定属性：

2.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调功能的整合 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以分散经营、自给自足、兼业化为主要特征，存在着经营规模偏小、生产设备落后难更新、农业技术停滞不提升、主体间重竞争不合作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被暴露无遗，并且极大地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是为了克服传统经营规模小、功能碎、难以提升的不足而提出的概念，其显著特征就是强调主体功能的整合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包括了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普通经营环节和功能，还将与之相应的配套服务性经营主体、农产品的产业链、资金链和联结机制纳入范畴。具备整合功能的经营主体将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具有不断壮大规模、改进和更新生产设备、提升农业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和要素利用率等能力，能通过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来适应不断变化和日益复杂的市场需求。考察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虽然目前总体的整合状态和程度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体，但伴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这样的趋势是毋庸置疑的。

2.2.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出农业特色 经历了漫长的“工业化”改革历程之后，我国各方面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农业发展也一直在“追随”着“工业化”的脚步，农业发展中的“农业特色”反而被置于“工业”之后。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扛着农业的包袱，走着工业的小路，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渐行渐远。而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结合各自资源、基础条件优势发展有特色的主导产业，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寻求农业化的特色再次受到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要求突出农业特色的挖掘、培育、宣传和延伸。比如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家庭农场，就需要充分具备自身的特色，农业产品和服务才能有足够的吸引力。培育具有我国农业特色的经营主体，能够实现农业发展的适度规模效益、能够结合农村自身的产业、地理、环境等优势，不仅是经营主体适应市场需求的表现，更能“造市”，为农业产品和农业服务市场带来新机遇。

2.2.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形式和组合的多样化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常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有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及各经营性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等等。其中，专业大户主要以某一农产品的单一化生产为主，改变了传统的分散型种植养殖模式，发挥了对小规模农合的适度规模示范效应；家庭农场主要调动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积极性，对凝聚和团结农户家庭成员力量、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合作组织整合了单个农户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多项资源，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分散农户市场风险、形成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农业产品市场化和规模化、农业组织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典型示范，直接对接了国内和国际市场，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专业技术协会和社会化服务机构主要为农业生产提供配套，包括技术支持、人力资源、金融服务、信息沟通等各个方面，为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除了这些单一的新型经营主体，还出现了多种主体形式的组合发展模式，比如“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业企业+合作组织+农产品协会”等形式，这些组织模式着眼于克服传统经营主体资源的单一化和分散化，实现了农业产业链的横向和纵向联合，彰显出更多的集聚和规模效应。从实践来看，现有的经营主体中，无论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组织或企业形式，还是多样化的组合发展模式，都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2.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视产业化的提升 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涵的界定上能看出，新型农业主体十分重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路径。一方面，现代化的大生产的趋势要求产品能够实现纵横的架构，纵向上能将生产、加工、销售、售后等环节链接，横向上每一个具体环节中的资金、人力、设备、技术、信息等要素能够实现组织和调控，共同架构起一个纵横交错、相互整合组织的完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对日益繁复的市场环境和截然不同的内外需求，只有通过提升农业的产业化水平，通过产品创新、技术更新、产业链接、市场挖掘，培育一批有潜力、有能力和有实力的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灵活流动和产业的集聚，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业化推进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创新路径

3.1 培育的出发点是适应新型城镇化，适应市场变化的新形势 城镇化建设是城市与乡镇之间人力、物力、财力等各项要素的相互流动和融合，这一过程必将涉及或触动城与乡之间的利益、制度、资源的博弈。与传统的城镇化建设将两者认为割裂不同，新型城镇化要求在推进过程中关注城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和互动合作发展。回顾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过去的农村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各地政府部门的推动和政策作用，政府动力足、政策优惠，农业发展就迅速，动力转向、政策不足时农业发展就阻滞不前。至于农业产品的市场化问题则一度陷入“被关注”与“被回避”的两难境地。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要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适应市场变化的新形势。市场被公认为是推动经营主体发展的最佳力量来源。通过市场引导城镇建设，通过市场为资源配置提供导向作用，通过市场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来发展的挑战和机遇。而政府将逐步转变职能，从原来的主导者转向“支持者”。“支持者”角色更多的是要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支持、营造制度环境以及必要时维护公正。发展良好的新型经营主体彰显出规模效益、农业特色效益，从游离在市场边缘真正“入市”、转向“适市”，随着自身的壮大和成熟，随着对市场规律的深入探索，逐渐朝着引领和带动市场的方向发展。

3.2 培育的重心是突出地方产业特色，实现农业产业的适度规模效益 产业特色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和壮大的生命力所在，各主体的经营产品是否具备一定的地方产业特色也是其出奇制胜、赢得市场的关键。因此，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需要能够挖掘有潜力的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围绕特色产业构建产业链，集聚和整合各项产业资源，实现规模效益。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例，龙头企业是在特定地区和特定产业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竞争力的企业，在农业产品的挖掘、研发、宣传和产供销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优势。

可以通过围绕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实现地区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联合和资源整合，构筑由龙头企业引领的产业结构，发挥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各自在运作上的优势，推动农业特色产业的适度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农业产品在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等各个环节上的集聚和整合效益。这既有利于农产品自身的技术升级、有利于龙头企业引领作用的发挥，也有利于不同主体相互完善利益机制，提升地方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农业合作组织在挖掘地方产业特色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其原有的资源和产业基础，深入分析市场需求，农业合作组织能按照“带动生产―指导加工―联合销售”的模式，引导分散的农户逐步形成统一的产业链。随着合作组织的生产和经营的日益规范和延伸，将不断激励着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带动农业产业的稳步发展。

3.3 培育的方向是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体制 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而建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企业法人为主体的一种企业制度，其基本特征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培育过程中应不断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靠拢。除了上述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市场新形势的挑战，还包括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当前，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式多种多样，其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参差不齐，但总体不容乐观。以合作组织为例，由于受到成员专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运营能力和组织资金匮乏等多个因素的制约，许多农业合作组织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机构设置不全、运作程序不规范、制度建设不完善、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不均衡等问题。内部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成为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虽然有部分经营主体已经开始尝试独立董事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或总经理负责制等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将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权托付给专业的管理团队，董事会和监事会也发挥其相应的监督作用，使股份合作真正踏入市场、实现市场化运营。但还处于尝试阶段。笔者认为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和建立，通过明确经营主体的产权、管理过程中的职责与分工、不断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这样的问题都将慢慢获得解决，反过来推动新型经营主体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3.4 培育的最终目标是“三农”的共促共进，与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步协调发展 十报告中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对于发展农业、农村和农民来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样，报告中所提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是一个更大的战略命题。我国现阶段改革与发展的重心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以及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链是深入了解市场规律的根本要求，也是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竞争实力必然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归根结底需要立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需要。以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组合的农业经营主体为平台和中介，带动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发展，推动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民收入的继续增长，实现“三农”的共促共进，最终实现“四化”的同步发展。

4 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建和培育意义非凡，但道路“任重道远”。在具体的培育过程中还存在着管理机制、人才、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问题和瓶颈，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去探索和大胆尝试。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背景，营造一个有利于新型经营体系构建的制度环境，搭建一个有利于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和壮大的舞台，是今后一段时间发展农村经济的艰巨任务。通过不断的创新和突破，必将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和壮大，也必将为我国的农村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气象，实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共促共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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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明贤，樊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功能定位及整合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4（6）：113-121.

篇5

内容摘要:农业经营组织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我国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也创造和发展了如“公司+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模式,使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总体上看,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本文对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化的模式、特点、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经营组织化 模式 制约因素

农业经营组织化,是在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也是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各类农民、农业的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中介组织的发展,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以此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农业经营组织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因此,只有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才能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农民收入,实现农业产业化,促进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

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化的主要模式及特点

(一)公司+农户

这种模式是当前农业组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对于解决地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特点是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协议关系,一般由公司为农户提供种子、生产资料、技术以及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农户负责对农作物种养,最后由公司收购产品。这既解决了农户的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保证了农民的收入,又解决了公司的原材料供应与产品的收购问题。

然而,这一模式存在制度缺陷:由于大量分散的小农户和龙头企业在实力、地位上不对等,农户在双方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因而往往无法获得应有的公平收益和权益。部分龙头企业不但没有起到带动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群众利益。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户自己的组织,分别连接着分散的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无法对接的问题,对于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等均发挥了突出作用,是农民进入市场的最佳组织载体。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许多地方出现了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具体的农业组织化形式,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三)专业协会或行业协会+农户

这类组织模式是由专业协会或行业协会围绕某一产业或产品进行购销、技术、信息服务,代表和维护农民成员的权益,向政府反映农户的意见和要求,不以盈利为目的,社员之间没有产权的结合,内部利益关系松散。这种组织能为农户提前、产中、产后服务,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组织农产品进入市场,帮助农户增加收入。从总体上来看,这种模式是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初级形式,其发展趋势是由松散型向紧密型,由非实体向实体转变。

(四)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农户

这是民间各种生产经营主体与从事某种专业生产的农户共同投资组建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成员之间既有劳动的联合,又有资本的联合,形成以产权和利益为纽带的互助合作共同体,企业的利益实行按股分红和按交易量返还社员。和专业合作社相比,资本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一组织形式主要在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比较高的地方出现。

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化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组织化的资源基础薄弱

首先,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不完善。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的同时也存在不利于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制度缺陷,必须用其他机制进行弥补,比如土地流转。而土地流转限制条件多,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其次,发展组织化需要建设良好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这些条件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都不具备。

(二)农户需求强度和参与积极性不高

农业经营组织化的发展必须以满足和提高农户的利益为核心原则。以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组织化模式,虽然代表了农户的利益,但由于运作方式不规范、功能单一、市场影响力不大,农户的需求强度和参与积极性不高。而以“公司+农户”、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为代表的农业经营组织化模式,主要考虑的是公司利益和地方经济发展,兼顾农户的利益,只能保证农户收入有稳定的来源,农户收入提高不明显,因此,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

(三)专业技术人才缺乏

一是有知识的农业劳动力缺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务农收入微薄,大量农村劳动力出外打工,现阶段留在农村的基本都是小孩、妇女和老年人。这部分人农业专业知识缺乏,务农收入仅用于糊口,使得农业生产长期都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二是农业技术力量不到位。农技站、专业农技人员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农业技术帮扶的作用,使得农业很难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推广和联合生产。由于没有专业的技术支撑,农业经营组织化也就难以发展和提高。

(四)政策限制和政府支持力度不到位

我国长期以来采取了一条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农村为我国城市发展输入了大量廉价土地、劳动力和巨额资金,而自身发展却相当滞后,受政策限制比较多。比如土地流转制度、农村金融、农民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均不完善,制约了各种资源的合理流动以及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上地方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不到位,使得农民种粮没有经济效益,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土地撂荒严重。

制约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化的主要因素

(一)农业商品化、专业化发展水平低且组织化动因不足

自给性生产、非商品性生产是不需要组织的,只有组织化能为农户带来好处或者解决农户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农户才有组织化的需求。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小而全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对组织依赖性不强,农户的组织化需求低,这是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低的主要原因。

(二)农民对各类农业组织模式存在疑虑

据调查,农户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组织存在明显的不信任态度和误解。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往往将其与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联系在一起,不了解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服务功能,大多数持观望态度,或者在政府主导下被动参与。对于专业协会、行业协会,由于长期以来本身发展不好,很多形同虚设,农户也非常不认可。对于龙头企业,农户合作意愿不强烈。因此,农业经营组织化问题要解决,归根到底要把农民的利益问题解决。

(三)外部环境不完善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农村在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进行的制度创新,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完善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健康运行的条件。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制度还未完善,这使得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面临着各方面的阻力。比如:法律法规不健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年终盈余的大头要返还给社员,客观上造成积累不足、后劲不强,一些合作社呼声较高的是税费减免和经营用地优惠政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虽然已经颁布,但金融机构仍然不愿意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抵押等方面的金融服务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做大做强的瓶颈问题。

提高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加强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和扶持

树立现代农业观念。地方政府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重新树立现代农业观念,对农业基础产业地位进行重新审视。从农业多功能性的角度看,它可以提供就业、生态、文化传承、自然景观等一系列功能,需要各方面力量尤其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加强农业区划和农业规划工作,为农业发展方向定位,为农业结构战略调整提供轮廓方向。制定和实施农产品质量、标准、价格、购销及农业税收、财政、信贷、技术等政策法规,建立农业服务信息网络,让政府宏观调控有效地引导农民进行农村产业、农业结构的调整,营造农业经营组织化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自己的组织,是联系农户与市场、农户与企业、政府的重要纽带,它是小规模经营农户进入商品经济市场的最有效载体,因此应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确立为我国最重要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针对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各种问题,一是要紧紧围绕保护和提升农户利益为核心,探索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二是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农民了解合作社的地位作用,鼓励农户积极参与,确立农户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主体地位。三是帮助专业合作社加强管理,规范运作,做大做强。四是完善相应法律法规,通过工商、财政、税收、贷款等方面的倾斜政策进行扶持。

(三)加强对农业龙头组织培育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农业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这是农业经营组织化提高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为此,要继续加强对农业龙头组织的培育,建立多功能的农业集团,采用“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协会+农户”等形式,充分发挥龙头组织在拓展市场、带动农户方面的组织优势,实现农产品贸工农、产供销一条龙发展。另外,要研究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协同机制,通过“公司+农户”内部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创新,真正实现企业和农户的双赢。

(四)培养新型农民以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本

农业经营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经营主体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培养新型农民的重点在于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一是稳定和完善农业技术人员队伍和网络。农业技术员是推广农村新技术的带头人,要充实和稳定这支队伍;要建立务实高效的制度,推行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村对接,真正发挥农技站、农技员的农业推广作用。二是要以产业为依托培训新型农民。大力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从本地实际出发,把发展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和培育新型农民有机结合起来,把培养新型农民与扶持农民致富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人人懂技术,户户有产业。

(五)积极发展农村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是实现农业经营组织化的重要条件,必须在坚持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对农业微观主体进行组织化再造,发展农村规模经营。主要途径有两个:加快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除了出租、转包、转让、互换、反租倒包等方式外,积极探索新型土地流转方式,比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土地流转、土地信托、宅基地入市交易等,找到既能解决规模经营又能有效保证农民利益的土地流转机制,将土地向专业大户、种养能手、农业生产公司流转,提高土地经营的集约化程度。发展农业专业化,实现区域规模经营,从而实现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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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静.提高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的思考.现代农业,2003

4.郭利京,许玉贵.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再造―农业组织化.研究学苑,2007

篇6

一、日本农业面临“后继无人”、耕地抛荒与生产能力下降问题

（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农业生产“后继无人”

上世纪50―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1950年到1980年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45.4%下降到了9.8%。期间，农业机械大规模应用，农业现代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值在1984年达到峰值。此后，日本农民的农业从业意愿不断降低，农业劳动力数量加速下降，农业发展受到影响。1990年到2011年，农户数和农业从业人口分别从297.1万户和459万人下降到了156.1万户和247万人，20年内下降了近一半。同时，日本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从1995年的59.1岁增长到了2012年的66.2岁，65岁以上的劳动者占到了农业劳动力的60%，40岁以下的农业劳动者比例仅为10%。

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低，小规模农业难以维持家计，日本农业劳动力以兼业为主。上世纪70年代，日本兼业农户比例超过了80%，1984年专业农户比例仅占13.5%，“第一兼业农户”（是指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占15.4%，“第二兼业农户”（是以非农收入为主）占71.1%。随着稳定农业生产者政策的实施，以及农业生产规模和效率的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能够达到社会平均收益水平，专业农户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到2011年，日本专业农户比例不足30%，即使在销售农户（是指年销售额在50万日元以上的农户，自给农户是耕地面积小于0.3公顷、销售额小于50万日元的农户）中，专业农户也只占28%，“第一兼业农户”占14%，“第二兼业农户”比例仍高达58%。

（二）耕地连年减少、抛荒严重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日本耕地面积已经连续60年减少，在上世纪末耕地减少趋势进一步加速。1980年至2011年间，日本的可用耕地面积从519.9万公顷下降到了437.6万公顷，是之前25年耕地减少面积的1.5倍。同时，因为劳动力短缺，耕地抛荒现象严重。2010年，日本抛荒耕地面积为39.6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近10%，与90年代相比，增长约1倍。根据2012年农林水产省对耕地荒废情况的调查，这些抛荒耕地中有27.2万公顷完全荒废，其中可再生利用的只有14.7万公顷。

上世纪50年代，日本成功进行了，确立了“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制度，并通过《农地法》对农地买卖及流转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日本耕地大规模抛荒的另一原因是自耕农制度固化了土地所有，造成了农地经营的分散化、碎片化。尽管几十年来，日本一直努力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不断调整《农地法》逐步放宽对农地转让和租赁的限制，但在土地私有制下，农民放弃土地的意愿很低，耕地资源一直很难实现高效利用。日本拥有耕地的非农户（或称不在村地主）从1990年的77.5万户增加到了2010年的137.4万户，20年期间增加了近60万户，占总农户数的比例从10%提升到27%。2013年，全国户均耕地面积为2.12公顷，除北海道外的都道府县户均耕地面积仅有1.52公顷。

（三）农业生产能力持续下降，食物自给率降低

因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大幅度下降，农地规模化经营推进缓慢，日本农业三十年来持续减产。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指数连年下降，以1960―1964年为基期100计算，2000―2004年期间的农业综合生产指数已经从1985―1989年期间的134下降为115。以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为例，2005年以来水稻的种植面积和收获量持续下降，2011年跌至最低谷，种植面积和收获量仅分别为157.6万公顷和840.2万吨。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食物自给率一直下降，按热量计算从79%下降到目前约40%。按生产额统计，2013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为65%。目前，日本约60%的食品需求依赖进口，需要进口几乎全部的饲料粮以及90%的小麦。基于对主粮安全的考虑，日本竭力维持大米的自给率，2009年大米的自给率为95%，其中主食大米的自给率为100%。但这是以日本水稻种植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34.3%、约占水田面积63%、国内大米价格约为国际市场价格的9倍为代价的。

二、日本农地规模经营制度体系

为稳定农业生产、提高效率，日本确立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改革发展方向。在已有政策制度的基础上，2012年出台 “人与农地计划”（也称地域农业基本计划），旨在推进农业经营者的培育强化和土地的连片集中。2014年，政府为该计划投入了12亿日元（约7300万元人民币）。

（一）培育和强化农业专业经营者

1993年，《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确立了认定农业者制度。认定农业者是日本农业政策执行的重要抓手，通过选拔和确立年轻的、有经营能力的专业经营者，给予农业经营基础强化、经营安定所得、低利率融资以及农地集中转让等政策，支持核心经营体扩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根据“人与农地计划”，认定农业者主要能够享受两大优惠政策：第一，经营集聚协力金（对符合政策要求的主体给予的补贴）支持。在都道府县经营4公顷以上农田的农户，在北海道经营10公顷以上农田的农户或者实行统一销售、收入核算和分配的20公顷以上的村落营农（是指同一村落里各个分散的农户在协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生产合作组织，在集中起来的土地上充分利用劳动力和机械等生产资源，实现农业生产过程部分或全面的合作），按照耕地面积给予每公顷2万日元资助;第二，农业经营安定所得补偿制度。对种植米、麦、大豆、甜菜等作物给予补贴，包括生产补贴和价格补贴。前者是对执行农业生产计划按面积给予定额补贴，比如大米按面积根据生产目标折算后全国统一每公顷补贴7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500元）;后者是按不同产品的实际交付量给予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之间差额补贴，比如小麦的目标价格是6320日元/60kg。截至2013年2月，日本认定农业者数量达到23.34万个，其中法人1.67万个（特别农业法人836个），14717个村落营农组织中63.34%都是认定农业者。

除重点支持认定农业者外，日本还着力培育新兴的农业接班人。一是鼓励青年人从事农业经营。对45岁以下有意独立自营农业的认定新务农人员给予每年150万日元“青年务农给付金”支持，研修结束后1年内可以提供最长2年的经营准备资助，自经营开始给予最长5年的经营补助。二是加强对新农业生产者的培训。对农业经营组织雇佣新的农业生产者以及对其进行技能培训和研修给予最长2年每年最高120万日元的资助，对接受短期农业就业体验的实习生给予每名2万日元的支持;对农业经营的继承者、先进法人的研修给予每月最高10万日元的资助，最长资助期限不超过2年。三是建立农民年金制度。对未满35岁和35岁以上的认定农业者由国库分别给予每月4000―10000日元的保险补助，用于补充农业者的养老年金，以保障农业生产者老年后的生活，使农业生产者能够安定从事农业经营。

（二）促进农地向核心经营者集中

日本于2011年制订的《农业改革基本方针及行动计划》提出要在5年内使每个农户或法人的经营面积扩大10倍，达到每户20至30公顷。“人与农地计划”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促进农地向核心农业经营者集中。为此，2013年日本国会批准在各都道府县设立农地中间管理机构，以支持和促进农地的流转和集中连片经营。

第一，建立土地积聚协力金制度，促进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向转出耕地者提供经营转换协力金支持耕地流转，缔约租期10年以上，转出规模为0.5公顷以下、0.5―2.0公顷和2.0公顷以上的转出方，分别给予每户30万、50万和70万日元的资助。地区积聚协力金则是对推动农业集中连片经营的中介组织给予支持，对流转土地占所在地区耕地的比例在20%―50%、50%―80%和80%以上的，分别给予每公顷20万、28万和36万日元的支持。

第二，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组织管理，成立农地中间管理机构。2014年，为了促进农地的集中利用，在全国范围所有都道府县成立了“农地中间管理机构”，负责集中流转和平整土地，再出租给农业企业和大型农户。农林水产省预算计划拨付1064亿日元支持农地中间管理机构推进耕地连片集中经营，其中138亿日元用于建立农地基本台账、电子地图以及耕地放弃者的意愿确认等农地积聚的基础性工作，314亿日元用于对农地中间管理机构土地租赁、管理、整备等事务支持。

第三，强化税收优惠激励，鼓励通过中间机构买卖和租赁土地。按照农地利用计划获得当地农业委员会批准流转的耕地，通过中间管理机构、土地流转推进组织买卖和转让的，流转双方均可获得相应的税收优惠。农地的出让方可以获得税前800万日元的扣除，农地受让方的不动产交易登记税税率可以由1.5%降低到0.8%、不动产取得税则可以减免2/3。这有利于土地向中间管理机构集中，从而使其能够在市场机制下对农地进行集中连片改良。

（三）放宽工商企业经营农地限制政策

工商企业经营农业是促进规模经营的一条途径，但出于对自耕农和农地的保护，长期以来日本对工商企业购买或租赁农地实行限制政策。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限制性政策在逐步放宽。

第一，具备农业生产法人资格的工商企业可以买入农地，且农业生产法人资格在逐步放宽。农业生产法人是指有农业生产经营法人资格的合作社和企业，获得这一资格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主要是要真正从事农业生产。日本的农地买卖仅限于农业经营者之间，包括农民和农业生产法人。对于非农业生产类工商企业，法律明确禁止其买入农地。此举是为了避免没有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或无心真正从事农业的工商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囤地、圈地，以致农地生产经营不善以及普通农民失去土地。根据1962年《农地法》修正案创设的日本农业生产法人制度，最初是一个限定极其严格的制度，几乎把对自耕农的条件复制到了法人身上。农业生产法人从事农业生产要满足法人形式、营业内容、成员要件、业务执行人员4个要件。面对农业持续衰退、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及退出等状况，1993年颁布《农业经营基础促进法》开始放宽农业生产法人条件。

第二，取消特定法人租赁制度，但购买、租赁农地仍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并经过市町村农业委员会审核，且须农地农用。日本在2005年曾设立特定法人租赁制度，这是一种由市町村对租地从事农业经营的企业进行审批的制度。不过，由于农业从业人数不断减少、弃耕地增加、农业经营规模小等问题突出，以及迫于拉拢企业选票的政治目的，2009年日本对《农地法》进行了最新修订，取消了特定法人租赁制度，企业自由租用农地经营实现合法化。但企业租赁农地仍须经当地农业委员会审核批准。日本市町村的农业委员会是由农民选举代表（兼职）组成的自治非官方管理机构，日常工作由聘请的专职行政人员办理，主要负责农地买卖和租赁的审核、农业项目和补贴的申请与管理等。市町村农业委员会引导本市町村内的农民之间优先进行农地交易，以有利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有效利用农地资源。在日本，购买或租赁农地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日本《农地法》要求购买或租赁农地者应有效利用土地、农机、劳动力等农业资源，提前做好计划;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参加村庄的农田道路维护和水利设施建设，遵守农用路的使用等当地规则;不能影响周边农户的正常农业生产活动，与周边农民保持和谐等。出租土地的市町村和农民保留一项重要权利，即租用土地的经营者如果有损坏农地、抛荒等不适当行为，租地合同将被解除，出租农户有权收回土地。

（四）金融政策助力规模经营

一是对认定农业者提供农业经营基础强化资金（又称“超级L资金”），支持农业生产者扩大生产规模。认定农业者可以向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申请个人最高3亿日元（约1800万元人民币）、法人最高10亿日元（约6100万元人民币）的无担保、无抵押贷款，贷款期限最长可达25年，利率在0.4%―1%之间。“人与农业计划”当中的核心经营者可以免除头5年的利息。二是青年务农资金。对18―45岁的青年务农人员以及65岁以下有知识和技能的农业生产者，给予最高3700万日元无担保、无抵押的农业生产改良贷款支持，贷款最长期限为12年，并免除5年内的利息。三是农业现代化资金。这主要是由农协系统金融机构在政府贴息支持下提供的无担保、无抵押的低息贷款，贷款的最长期限为15年，个人和企业法人最高贷款额度分别为1800万日元和2亿日元，利率一般为1%，对认定农业者利率仅为0.4%―0.85%。

三、启示与建议

（一）加大对农地规模经营的资金扶持力度

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社会条件，当前应出台具体措施给予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资金的支持。一是各级财政奖励规模经营主体，对规模经营主体应用新技术、建立销售渠道、开拓新市场的费用给予补贴;二是加强政策性金融对规模经营主体土地集中连片整理、优化改良的长期性资金需求的支持，探索完善承包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形成支持规模经营主体的商业金融可持续发展机制。

（二）促进农地合理有序向规模经营主体集中

一是对长期流转出土地的农户给予充分的社会保障、再就业或创业的扶持及适当的流转奖励，鼓励不再以农业为主的农民转出土地。二是在农村集体范围内探索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永久转让”制度，对后继无人的农民、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居所的农民，如果其本人愿意，可以有偿退出其农地承包经营权，但转让范围目前应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三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在充分保障流转双方权益的基础上促进土地合理有序向规模经营主体集中。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与中介服务组织有序组织实施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农田改造和土壤改良，为规模经营主体提供集中连片的优良土地。

（三）建立农地流转的审查和过程监管制度

通过农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是一个趋势，但在此过程中应建立农地流转准入和监管制度，尤其对工商企业租赁和利用农地必须进行严格监管。一是严格限制农地的用途，政府相关部门与农民集体及其者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有权对有意转入农地的申请者的资格、信用、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生产计划、流转期限和面积、风险防范措施等进行审查。二是对农地经营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管，针对经营者不履行建设经营义务、污染和掠夺性经营土地、随意改变用途、撂荒、不遵守当地的农业生产规则等行为，农民集体、转出户、相关政府部门都有权要求终止流转协议，收回农地经营权，并根据情况索取补偿。

（四）重点培养青年职业农民

篇7

长期以来，我国的粮食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基础之上的，在粮食总产量持续增加的同时，面临着耕地日益减少和农业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问题。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破坏了耕地、水资源的平衡，造成粮食减产。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且耕地中、低产田的比例大，污染程度高、盐碱化速度快，这些构成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弱质化特征［1］。本研究根据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运用博弈论方法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业经营者（包括农村工业企业，下同）互动博弈关系进行分析，试图探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的构建途径。

1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及主体行为分析

1．1中央政府的行为分析

中央政府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实施的决策者和监督者，主要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和税收减免等措施促进地方政府积极进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通过法规、制度来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和农业经营者的行为［2］。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但仍然存在生态环境补偿法律保障不力、方式过于单一、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目前我国的横向环境管理体制不健全，中央政府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还没有统一的综合管理机构和公共决策平台，使各区域各行其是和盲目开发现象严重。在对农业污染预防和治理上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加上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战略使农村生态环境不断弱化。

1．2地方政府的行为分析

地方政府作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监管者，主要通过管制、建立激励机制和体制改革来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生态环境资源实现合理配置。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生态环保政策体系不健全和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绩造成了生态环境被破坏程度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缺乏健全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自身资本投入不足，资本市场又发展滞后，限制了农业生态环境投资的增加。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纵容变相占用耕地，使我国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距离1．20亿hm2红线越来越近。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严重下降制约了我国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粮食生产安全。

1．3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利害关系者的行为分析

农业经营者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执行者，生产经营行为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和管制行为的影响较大，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再加上农业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导致农业经营者倾向于对农业生态环境过度开发和使用，加重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有限理性”的农业经营者在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的情况下，生产经营决策往往具有“短视性”［3］，通过采取粗放式生产来提高生产水平，这就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污染，加剧了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

2三方博弈模型的构建

2．1参与人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博弈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业经营者，本研究用C、L、F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业经营者等3个博弈主体。农业经营者对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努力程度eF，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eL和中央政府的努力程度eC。

2．2行动

农业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地方经济收益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中央政府追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从而实现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之和最大化。

2．3策略特征

假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业经营者投入资金和努力之后，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总效果和社会总收益为R，R是eC、eL、eF的增函数，且R符合对eC、eL、eF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由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三方中任何一方不能提供有效投入资金或者政策努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总收益都将为零，即

R（0，eL，eF）＝R（eC，0，eF）＝（eC，eL，0）＝R（0，0，0）＝0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业经营者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分别为c（eC），c（eL），c（eF），三者均符合边际成本递增规律。

2．4效用与收益

假设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社会总收益中，中央政府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不参与分配，农业经营者能够获得的比例为δ，显然农业经营者不可能独占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全部收益，所以有0＜δ＜1；地方政府获得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收益比例为1－δ（地方政府作为本地民众利益的代表者，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提升本地民众的幸福指数）。由于地方政府为地方经济的引领者，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把经费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同时必然会影响到有限经费投入到其他产业的发展中［4］，因此，可以假设地方政府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的投入和努力eL的机会成本为r（0＜r≤1），即放弃对其他产业发展支持产生收益的支持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政府制定的税率为t（0≤t＜1），中央政府为支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向农业经营者、地方政府等提供补贴支持，补贴比率为σ（0≤σ＜1）。

通过上述分析，中央政府（C）、地方政府（L）和农业经营者（F）进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获得的收益函数分别为：

VC=（1+t-σ）R（eC、eL、eF）-c（eC）（1）

VL=（1-δ）（1+σ）R（eC、eL、eF）-（1+r）eL-c（eC）（2）

VF=（1-t）δ（1+σ）R（eC、eL、eF）-c（eF）（3）

3博弈过程分析

3．1博弈求解过程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的中央政府（C）、地方政府（L）和农业经营者（F）的三方博弈是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为了研究的方便，借用逆向归纳法的思路进行博弈方程求解［4］。尽管中央政府（C）、地方政府（L）和农业经营者（F）并不是同时做出行为决策，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无法直接观察到农业经营者在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进行的投入和努力程度，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做出博弈决策时，农业经营者还没有把决策付诸实施。因此在该三方博弈模型中可以把三者的行为视为同时行动。结合三者追求各自效益最大化原则，对（1）、（2）和（3）求一阶导数可得（4）、（5）、（6）分别是农业经营者、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和努力最大化收益决策。首先，农业经营者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决策情况。

（4）式为农业经营者的最优决策，当农业经营者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能够获得收益份额和中央政府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生态环保政策支持及补贴率增加时，农业经营者受到激励愿意付出更高的投入和更大努力来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而当中央政府的税率增加时则会使农业经营者的投入和努力程度下降。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努力诱因随所获农村生态保护的收益份额和财政补贴率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税收强度的增加而减少。其次，地方政府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决策情况。dVLdeL=（1-δ）（1+σ）dRdeL-（1+r）-c′（eL）=0，即（1-δ）（1+σ）dRdeL=（1+r）+c′（eC）（5）

（5）式是地方政府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付出的资金、技术和监督的努力程度等最优投入决策。在获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收益份额一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资金、技术（及监督精力、财政资金消耗）等投入的机会成本越大，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的努力程度就越小。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农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关于农村生态保护的收益分配份额的大小对二者的努力和投入意愿成正相关关系。第三，中央政府在税收、产业政策制定方面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最优投入决策情况。

（6）式为中央政府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最优决策，税收强度与补贴率是相反的两个作用力，前者鼓励中央政府支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农村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优势，从而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激励），后者则起相反的作用。政府支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努力诱因随税率的提高而增加，随需要的补贴率的提高而降低。

3．2博弈模型的均衡解分析

中央政府（C）、地方政府（L）和农业经营者（F）中的任何一方如果不能够有效进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税收、资金、技术等的支持，农村生态保护的目标都将难以实现，即R（0，eL，eF）＝R（eC，0，eF）＝（eC，eL，0）＝R（0，0，0）＝0。若eL为0，及地方政府不愿意参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则农业经营者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技术等的政策支持或者社会监督的压力，其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动力和压力就会降低而使其努力必然为0，中央政府的税收政策和补贴支持也就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了，所以，eC＝eL＝eF＝0，R＝0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中央政府（C）、地方政府（L）和农业经营者（F）三方博弈的一个解。但在现实中，由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收益份额δ（0＜δ＜1）的存在，地方政府有动力对农业经营者进行资金、信息、技术等的财政投入支持和提高社会监督力度，故存在eL＞0。因此，我们要重点考虑在eL＞0的情况下，农业经营者是如何确定eF和中央政府是如何确定eC的情况。

由（9）可知，农业经营者和中央政府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博弈过程中收益函数是凹函数，而且是严格凹函数，决定了包括农业经营者和中央政府的收益函数在三方博弈中的收益曲线除了原点（eC＝0，eL＝0，eF＝0）外还必然有一个均衡点（eC＞0，eL＞0，eF＞0），该点就是在eL＞0时的均衡点。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的三方博弈模型存在两个均衡解：一个是R（e*C，e*L，e*F）=R*＞0，其中eC＞0，eL＞0，eF＞0；另一个是R（0，0，0）＝0，其中，eC＝0，eL＝0，eF＝0。前者说明当中央政府（C）、地方政府（L）和农业经营者（F）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和努力力度均大于0时，可以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预期目标，三方都能获得大于零的净收益。后者说明，中央政府（C）、地方政府（L）和农业经营者（F）的三方中任何一方的投入为零，三方的投入均为零，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4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其关键是理顺和明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和农业经营者的行为关系。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农村生态保护政策和环保标准来规范和约束农业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营造宽松环境，提供优质服务［5］。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优惠措施鼓励农业经营者和科研机构合作共同开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技术，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结合本文关于中央政府（C）、地方政府（L）和农业经营者（F）三者的博弈分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4．1改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

4．1．1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保障机制

在建设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方面，应该建设由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共同承担起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特别是要明确对跨区域农业生态环境的投入责任，尤其是增加中央政府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比重。完善大型灌区建设配套设施和积极研发节水灌溉技术和节水改造任务，推广节水灌溉，搞好旱作农业示范工程。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加快对荒漠化和石漠化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投入保障力度［6］。

4．1．2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协调机制

积极构建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绩效考核与利益协调机制。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改变传统的GDP绩效考核体系，构建以绿色GDP为基础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打破条块严重分割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管理机制。尽快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补偿机制，加大中央政府和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建立中央政府、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共同承担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机制［7］，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积极进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4．2改善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博弈行为

4．2．1积极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根据农业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特征，进一步完善农业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是国家采取强制手段使开发利用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支付相应费用的管理措施，通过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推行以降低资源消耗。从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实际出发，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着力控制农村面源污染。充分运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力量，加大对地方政府、农业经营者的规范与约束力度，提升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效能。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排污权交易机制，加大对环境污染的监管和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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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 建设 难点 对策

近年来，我国一直将“三农”问题放在我国建设的首要位置，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就与这三者密不可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加快农村现代化的建设。本文主要分析新疆在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并制定出解决这些难点的对策，希望可以为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建议。

一、新疆农业经营体系现状

农业经营是指农业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三个过程的综合，而农业经营体系则是指农业经营的制度政策和农业经营的组织运行二者的综合。在过去的几年中，新疆一直跟着党的路线方针，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得新疆在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将双层经营体制全面落实。

（1）确保农民承包权长期不变。新疆一直按照中央的要求，先后完成了土地的承包关系，通过延长土地的承包时间来稳定农村的基本经营的制度，确保农村的经济保持健康、持续的增长。

（2）加强维权，确保每位农民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统一下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且各级干部在工作中也帮助农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目前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效果

近年来，我自治区通过提高农业规模化、着力打造品牌农业、培育龙头企业及农村合作社、提高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等手段，使得新疆的农业规模不断扩大、品牌效应逐渐增强、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日益增多。

三、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难点

当前阶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农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面对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任务，其还存在一些难点。

（一）农民统一管理弱和个体经营的效益差

目前，新疆农民的经营还主要是以个体经营为主，由于个体经营的规模小，使得交易的费用相对较高、市场风险大，致使农民的生产效益低。除此之外，在新疆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的主体经营规模小、盈利能力差、带动效应不足。

（二）专业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不高

新疆由于本身的地理位置的原因，本身土地面积就小，而且分布不均，导致每个地区的土地规模都很小且特色农业和品牌农业水平不足除此之外还存在农民组织程度低以及社会化水平不全面的问题。

（三）农村管理经营体系中职能弱化、队伍不全面

在新疆各地区的农村管理经营体系中，各级干部的职能逐渐弱化。并没有发挥其原本应该发挥的效力，且近年来，农村管理经营体系中的干部缺少。出现了管理人员不全面的问题。

四、对解决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存在的难点的对策

（一）补充农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缺失

首先，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委政府组织全省农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招募，将我省农业管理人员的缺失补充充足。只有有足够的、专业的农村经营管理人员。我省才可能、才可以真正的时间新型农村经营体制的建设。只有充足的专业管理人员才可以将农业的生产前的规划，生产中对农民的培训、生产后农产品的销售这三项真正的做好，为农民提高生产效益。

（二）显著提升科技支撑体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建设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自然少不了科学技术的支撑。我省可以充分利用我省农业相关技术人才，使其对干部、以及农民进行专业的培训。干部可以了解农业有关的技术和相关法规，以更好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和法律援助。而通过技术人员下乡对农民进行培训也可以使得农民更加了解农产品的种植方法，种植过程中如何消灭病虫害等，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的产量。

（三）强化农产品监督体系

政府等相关组织要严格对农民的农产品进行把关，严格要求农产品的质量，只有保证农产品的质量，才能保证农产品在销售中可以保证销售的价格高，且在销售中可以卖出自己的特色与品牌。同时在生产中注意种植制定一定的生产标准，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农民严格按照标准生产，才能保证每个农产品质量。

（四）完善信息服务体系

在新型农业经营体制的建设中，必然要完善信息服务体系。通过对信息服务体系的完善，农民在有任何的疑惑时，都可以及时咨询专业人士，一旦农作物生产或者是销售出现任何问题，农业经营体系中的管理人事都可以帮助予以处理。

五、结论

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体制建设中存在的难点主要有：农民统一管理弱和个体经营的效益差、专业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不高、农村管理经营体系中职能弱化、队伍不全面。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是：补充农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缺失、显著提升科技支撑体系、强化农产品监督体系、完善信息服务体系。相信将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这些问题予以解决，定可以加快新疆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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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问题；屏南县

屏南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全县辖5镇6乡，159个行政村（社区），耕地面积约1．62万hm2，农业人口16．55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0．46万人，外出务工人员3．58万人；农业产业除粮食作物种植外，主要发展反季节蔬菜和茶叶，为典型的山区农业小县。近年来，当地政府着力抓转型、优结构，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在此过程中，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主体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制约其进一步发展。为此，对屏南县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期为促进当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更好发挥其提升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提供参考。

1屏南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截止2019年底，全县各类种养大户达162户，其中，畜禽养殖专业大户24户、种植业专业大户128户，渔业专业大户10户。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24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5家、市级龙头企业19家。5家省级龙头企业资产总额达4亿元，实现销售收入7．9亿元，从业人数1500余人，带动农户1．7万多户，户均增收9000元。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392家，合作社成员6902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2家，国家级示范社1家、省级示范社7家、市级示范社11家、县级示范社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收入14237．32万元，上缴税金总额33万元，盈余2023．4万元；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家庭农场115家，其中省级示范场10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8家，县级示范场12家，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约579．47hm2，其中流转经营土地面积约143．87hm2，年销售农产品总值1663．65万元。

2屏南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主体运作不规范，竞争力不足

现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都停留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普遍存在组织化程度低，日常运行不规范问题。发展思路不清，对发展什么项目、资金如何筹措、如何开展技术服务、产品怎么销售等没有深入调查，缺乏系统规划，存在“等、靠、要”的滞后思想；大多数仍然实行传统的家庭式经营，缺乏完善的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制度，内部机构设置、职责划分不清晰，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会计核算不规范，民主管理体系不健全，运作管理随意性大，没有真正体现合作经营，缺乏竞争力与吸引力。

2．2土地流转难，主体开展规模化经营受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实质上是农业规模化经营，而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需要进一步提高土地流转的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农村不同利益群体对于土地流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有所不同［1］，已经进城有稳定非农收入的农民愿意流转土地，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认为不值得流转，不愿意流转与不敢于流转（三不）。同时，由于农村空巢户增多，面商流转难；农户情况迥异，成片流转难；法制意识淡薄，规范流转难（三难）。土地流转存在的“三不”与“三难”，限制了农业规模化经营，也不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2．3主体产业化经营水平低，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

目前，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项目主要是传统的种养殖业和政府主导的长效产业，产业发展同质化现象突出，没有体现区域特色，品牌意识薄弱，没有打造自主品牌及地理商标，缺乏叫得响、拿得出、见效长的特色品牌。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农产品缺乏深加工，产品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另外，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是松散型的合作关系或口头合作关系，没有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未能充分抱团发展优势。有的即使签订了协议也只是形式上的约定，在技术、信息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方面的具体约定并未有效落实。一些农民自律意识、法律意识与风险意识不强，在农产品行情不景气时，经营主体不愿按订单收购，采取压价收购或不愿收购；市场行情转好时，农户又不愿将农产品出售给经营主体，甚至单方违约，自行销售产品。

2．4融资难，主体发展缺乏金融支持

因农业生产经营的投资大、周期长、比较效益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周转慢，资金链紧张，自身发展需要有力的资金支持，却面临融资渠道少、贷款难的现实问题。由于金融担保政策落实不到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担保形式较为单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难以作为担保，农业设施用地和农业附属设施又不可进行抵押，进一步限制了其能够抵押担保的资产类型和数量。因此，现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主要通过个人信用贷款，但额度小、成本高。

3屏南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建议

3．1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力度，提高经营

主体整体素质积极搜索建立一套以政府为主导、综合服务、整体推进为特色的新型经营主体培训管理模式。一是依托每年度农业系统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的培训，培养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农村现代经营管理技术人才，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二是进一步加强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示范，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新媒体，对各地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良好氛围。

3．2规范土地流转，夯实农业规模化经营基础

应搭建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平台，为土地流转双方提供相关的供需信息、政策咨询、合同签订指导、矛盾纠纷调解等一系列服务。同时，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依法指导土地流转行为，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奠定基础［2］。

3．3加强品牌培育，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创建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行“一品一码”合格证制度，通过“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评选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和名牌农产品。实施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大力培育省、市、县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家庭农场示范场。通过技术指导、服务带动、代购代销、品牌共享等方式，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鼓励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和“保护价收购＋利润返还或二次结算”等收益分配方式，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发展关系［3］。积极引导合作社成员和周边农户利用实物、承包地经营权、林权、水域养殖权等作价出资，让农户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

3．4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体制改革，解决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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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一）构建“产业+产品”的目标体系，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

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运用各项政策法规，把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结合起来，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能力、完善经营效益分享，充分发挥带领农民增产增收共同致富建设现代化农业。坚持以“产业+产品”作为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就是要实现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农业农品经济效益的不断扩大，走中高端农产品的供给路线，走绿色发展的产业道路，将会是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着力点。制定农业经济产业发展路线，传统单一、零散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无法适应供给侧改革下的市场经济环境。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路线，就是要以“绿色经济”为主线，“特色经济”为色调，依托农业经济发展资源，构建有特色的农村经济产业。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同时，当地政府充分发挥职能，通过好的政策措施，帮助农产品龙头企业。

（二）建立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的桥梁纽带，是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保障。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强化其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其对贫困群众的组织和带动作用，是提高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脱贫攻坚步伐的重要举措。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整个地区发展，从而实现农业品生产规模化和集团化。农业经济快速的发展，必然会拉近城乡之间距离，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全国范围内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重要环节。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组织，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农超对接”、“农企对接”销售网络，通过帮助农民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建设网站进行产品和形象宣传，产、供、销模式满足了市场需求，伴随专业合作社的壮大，产业链将会逐步延长，对推动现代农业产业链丰富，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三）依托农业大数据，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体制

农业技术大数据在农业生产的运用及平台建设，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思路和理念，有利于政府为涉农问题决策，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可以有效指导农业生产活动，推动农业相关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实现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生活富裕的要求。现代农业的发展对一些设施依赖较高，科学技术正以大数据的形式向各类农业领域渗透，行业整合变为农业生产模式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中，生产要素已改变，当前，数据应用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有力抓手，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交易系统平台成为大家交易的主要手段。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宣传推介各类特色农产品，效果十分乐观，所以必须要保障农村网络畅通。大数据收集各种生产生活的相关数据，通过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分析，寻求价值，指导生产，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因此，对加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