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统计制度范文

时间:2024-02-21 17: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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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统计制度

篇1

【关键词】统计法;统计法律制度;基层统计

继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之后,党的十又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升到新的高度,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统计”是更好的发挥统计职能,提高政府统计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做好统计工作的前提和顺利开展统计工作的基本保障。因此,重视并做好统计法律制度建设工作势在必行。

一、我国统计法律制度变迁

1963年,国务院了《统计工作试行条例》,这是当时唯一一部统计专门法规。1983年,我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将统计法规上升到了专门法律的高度。1996年、2006年国家对统计法律法规作出了较大的修订,统计法律制度日趋完善,对规范统计工作,提高统计效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现行统计法律制度仍然跟不上统计工作的需求与问题,需要分析与完善。

二、我国统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统计法律效力难以有效发挥

《统计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建立由政府综合统计系统和部门统计系统组成的集中统一的政府统计系统。这种体制下,由于基层统计机构的人事任免、经费保障全部来源于基层政府,统计机构的抗干扰能力明显减弱,无法保证基层数据的真实性。

《统计法》第27条规定:乡、镇政府设置统计工作岗位,配专职或者兼职统计人员。由于统计法对于基层统计人员设置要求极低,加上基层统计工作无法直接表现出的明显经济效益,统计工作容易被忽视,基层统计人员配备不够,没有独立经费,基层统计人员负担过大,统计工作运转困难,伪造、迟报数据现象时有发生,数据质量无法保障。

2.统计的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

中国的统计法律规范体系重视实体规范,而忽略程序规范、制裁规范。2006年修订后的《统计法》明确规定了统计行为违法的范围,但是却缺少具有可操作性对违法案件的查处程序和相应的处罚标准,统计法律制度的实施容易因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因素而改变,实行起来操作性差。

部门统计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各部门统计工作法律意识过于淡薄,不但造成重复统计、数出多门等现象,各政府部门不经统计部门审批自行布置统计项目,造成资源浪费、基层统计负担过重。

3.统计法律责任制度问题明显

《统计法》中对于法律责任的追究方式都是“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由于规定过于笼统,无法明确追责,更无法确定追责的轻重,往往法律责任的轻重仅在执法者一念之间。

统计法》的法律责任规定的处罚方式大部分局限在责令改正、批评教育、通报等途径上,处罚过轻,违法成本太低,起不到打击和警示的作用。

《统计法》对企业、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等不同对象的法律责任设置了不同的追责方式,明显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

三、完善我国统计法律制度的途径

1.提升公众对统计法律制度认识程度

重视统计宣传工作,对公众进行依法统计意识的普及,提升公众对统计法律制度的认识,让全体公众“知法”。同时,对统计人员、统计对象、相关责任领导及时进行统计法律知识及违法案例教育,从而达到统计相关人员“懂法”、“守法”的目的。营造公众全民知法氛围,保障、促进统计工作顺利开展。

2.注重基层统计机构及人员的独立性

明确要求基层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立单独的统计机构并配备专职统计人员,所有统计人员持“统计从业资格证”上岗,提高统计人员的待遇,确保统计工作顺利开展。细化经费保障规定,年初明确财政统计支出预算,严禁截留,让下级机构拥有拒绝上级不合理调查的权利,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3.健全统计监督检查机制

一是建立统计协调机制,保障政府统计机构审批权的正常执行。将统计机构的审批权的方式由“不告不理”转变为根据现有情况及时调查纠正,加强事前监督。二是加强统计社会监督。详细设定统计社会监督的方式、内容和监督范围,为增强社会监督的动力,可设置对检举、揭发人员给予适当的奖励。三是加强统计执法建设。设立常设统计执法队伍,并明确其法律地位。注重统计执法队伍建设,明确统计执法权限、程序和内容。

4.完善统计法律责任制度

国家应注重统计法律责任方面的立法,将过于原则性的法律责任具体化,明确相关法律责任,让统计执法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严格统计责任的承担后果,增加统计违法成本,使统计法的违法后果对公众起到应有的警示效果,保障统计工作顺利进行。同时,修改相关条文,从而让不同的对象受到相同的法律责任,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统计责任制度循序法律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篇2

一、关于贸易统计指标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统计指标体系是开展统计工作的“龙头”。关于贸易统计指标体系问题,3年前有过一场讨论,国家统计局也召开过专题研讨会,形成的共识为:贸易统计既要反映全社会商品流通和商品市场运行全貌,又要反映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行业的发展变化状况。一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要保留,因为它是反映全社会商品市场运行的唯一指标,许多地区还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的计划考核指标,尽管这一指标具有计划经济色彩,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为满足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并有利于与国际接轨,贸易餐饮业行业统计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起来,这方面的工作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流通产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工作量和难度都将大大增加,贸易统计工作重心必然要转向贸易餐饮业行业统计。

近年来,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围绕上述两条主线,进行了不断充实和完善,目前基本框架已经成熟或基本成型,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1、对当前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反应不灵敏。例如,对政府关心的商品市场总量平衡状况、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棉花、石油、钢材等)供求信息反应得不够;同时反映流通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和分组过于简单,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反映商业连锁经营和现代商业业态状况的统计制度。2、贸易统计指标体系不完善.目前贸易企业生产资料销售量仅占社会销售量的20%左右,不能反映生产资料市场全貌;同时价格信息是商品市场最为敏感的信息,但目前商品价格统计与流转统计为“两张皮”,按不同的统计方法从两个渠道自下而上地统计,难于科学、全面和及时的分析商品市场全貌。3、现行的贸易餐饮企业的统计限额标准缺乏科学性和实用性.目前贸易餐饮业统计限额标准过高,能够达到限额标准而进行全数调查的企业数量太少,从而形成了与其他专业统计“抓大放小”截然相反的结果,贸易统计必须“抓小放大”,因为按现行限额标准,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的商品流转量所占比重很大,影响市场趋势。而目前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又难于抓住和抓好。这是目前贸易统计数据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4、目前贸易统计非调查(或派生)指标很少,从而直接影响和制约了贸易统计资料的深度开发。加之现行统计资料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导致贸易统计资料的利用程度很低。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

(一)贸易统计指标的设计应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采取务实和相对灵活的原则。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应随着经济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相应调整,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目前首要的是恢复居民购买力平衡统计和主要商品产销平衡统计核算制度。因为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领域,绝大部分商品处于买方市场,市场环境相对宽松,政府的注意力必然转向如何启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如何确保商品总量平衡以防止市场波动、如何保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国家安全等。在从事这方面的分析研究时,居民购买力平衡统计和主要商品产销平衡统计资料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内市场起着预警的功能。可考虑仅要求在国家和省两级统计局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编算,并不增加基层负担。

(二)尽快制定科学合理和实用的贸易餐饮企业统计划型标准。贸易餐饮业企业划型尚无国家标准,但统计上有一个限额标准,目前这一标准作为贸易统计开展目录抽样的依据,即对限额以上企业实施全数调查,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实施抽样调查。笔者认为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企业限额标准对贸易统计工作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着贸易统计工作的格局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根据目前的限额标准(批发企业年销售额2000万元及以上、零售企业500万元及以上、餐饮企业200万元及以上,年末从业人员分别为20人、60人和40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的销售额占全部批发零售贸易业的47%,其中零售企业仅占26%;企业单位不足3万家。建议将目前的限额标准降低,也就是要提高限额以上企业的比重,其销售额应该提高到70%以上,其中零售额比重应提高到60%以上。届时限额以上企业约达到7万家,足以反映商品市场的总规模和发展变化趋势。今后贸易统计只要紧紧抓住这7万家限额以上企业,工作就会变得较为主动,数据质量也有一定的保障。也可减轻限额以下贸易业抽样调查工作的压力。同时现行的许多贸易统计信息(如限额以上企业财务统计指标)也会“身价倍增”,变得很好用了。

(三)要在“十五”计划期内取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从而完成贸易统计核心指标的过渡,并完善贸易统计指标体系。我国即将加入WTO,贸易统计必须象其他专业统计一样,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现行的贸易统计核心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由于其自身存在许多弊端和目前资料采集方面的制约,数据质量不断下降,已经难以为继;从现在开始,必须统一认识,逐步弱化这一指标,相应突出和加强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可能的话应含服务业)的商品零售额统计,因为它涵盖了90%以上的商品零售额,目前可考虑同时公布以上两个指标,2年以后用后者取代现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同时完整的商品市场是由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大市场组成,生产资料流通总规模的发展变化,反映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水平。要在国家和省两级统计部门,主要依据工业统计报表和贸易统计报表有关指标,按季度测算社会中间产品销售总额(或称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从宏观上反映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变化,这项工作对于贸易统计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四)要从宏观上研究商品流转统计与商品价格统计的配套问题。这个问题目前比较复杂,因为涉及到现行统计体制问题,但现在必须认真的研究。在现行统计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可以设想将目前商品零售价格统计基层的采价过程与目前基层商品流转统计过程有机的结合起来,确保商品价格统计和流转统计基础资料的配套,然后按现行统计体制,在县级统计局“分家”,分别按贸易统计和价格统计的不同渠道逐级上报。这样综合资料和许多结构性资料就能配套使用了。

二、关于目前贸易统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统计制度是政府统计部门对调查对象、调查内容、调查表式、调查方法、报送时间及方式等内容进行的专门规定,它既是对统计指标体系的具体体现,又是对具体统计调查工作的综合要求。统计制度的改革相对于指标体系改革而言,既有从属性,又有相对独立性。就目前贸易统计制度的改革来讲,笔者认为要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贸易报表制度修订要遵循“进度侧重反映趋势、年度侧重反映总量与结构”的原则。目前贸易餐饮业报表体系中,必须精简进度报表内容与工作量,以利于上下都能轻装上阵,快速反映商品市场发展变化动态。进度统计只要反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贸易企业商品销售总额及其主要构成情况;年度统计则必须全面反映贸易餐饮企业基本情况、流通总规模及其结构状况、企业财务状况及其经济效益等,为深入分析研究流通产业发展现状、为宏观决策以及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基础性资料。

(二)要强化商品类值统计、弱化现行行业统计。目前国民经济行业分组标志越来越难以反映贸易企业真实状况,因为按现在许多企业的实际经营范围,己经无法准确地界定和将其划归为某个行业,流通企业在一定范围内经营的情况己不复存在。年度统计中的按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统计应加强,因为它反映企业所有制结构;而行业分组目录要大为压缩,仅区分为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即可,因为再细分既难于操作,也缺乏经济分析意义。同时要强化对贸易企业商品经营类值的统计,因为详尽的商品分类信息,对处于上游的生产环节和处于下游的消费环节均具有导向作用。建议将目前我国商品分类目录由37个增加到60个以上。

(三)要加强对商业经营方式和零售业态的统计。我国即将加入WTO,外资开始抢占我国零售市场。这样一方面加快了零售市场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商业传统的经营方式和单一的百货商店零售业态,目前国内零售市场可谓“百花齐放”:连锁经营迅速发展,连锁企业达1500余家,连锁门店超过26000家,销售额突破了1500亿元,超级市场和专卖店亦应运而生。我国商业尤其是零售商业已步入重组时代。但目前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涵盖全社会的商业经营方式和零售业态的统计制度,既不能为政府提供零售市场翔实的结构资料,也不利于我国零售业的国际比较研究。因此建立完整的连锁经营和零售业态统计制度,无论是对探索其发展变化规律,还是引导和规范市场行为,都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四)要进一步完善商品交易市场定期统计制度。商品交易市场即有固定交易场所、进行经常性常年交易、并设有专门管理机构的现货交易市场。这种我国特有的商品交易形式近年发展很快,目前全国较为规范的市场近6万家,年成交额突破2万亿元,商品零售额己占全社会的20%。对繁荣经济、方便生活、安排就业均作出了贡献,这种交易形式将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存在和发展。我局在1999年进行了商品交易市场基本情况快速调查基础上,于2000年起建立了重点商品交易市场成交情况的的季报制度,目前已基本走上正轨。今后主要从报表运作方式、完善统计指标上进行规范和完善。

(五)要尽快研究建立主要商品品牌统计制度。我国目前的商品市场己处于买方市场,大家关心的己经不是哪些商品好销,而是哪种品牌的商品好销,因而商品的品牌信息己经成为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共同关心的信息。统计部门必须顺应市场形势的变化,适时地研究建立主要商品品牌统计制度。可考虑将目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库存”年报表设计改造成“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主要商品品牌统计”年报表,选择与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密切相关的30种商品进行品牌信息的年度统计。

三、关于贸易统计调查方法的改革

我国的贸易统计抽样调查工作是随着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从小型贸易企业开始,到目前己经扩大至包括个体经商户在内的全部限额以下贸易餐饮业;由于多方面因素,前期推进的速度慢一些,而近2-3年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各地区普遍完成了小型贸易餐饮业和个体户的抽样调查试点工作,近10个地区经过连续抽样调查的观察和验证,己经达到国家规定的抽样调查精度,具备了用抽样调查数据替代全面统计数据的条件。这项工作的成绩应该肯定,但影响这项工作整体推进和深入开展的问题仍很多。除具有与其他专业抽样调查工作相同的问题(如受分级经济管理模式的制约而使抽样调查工作的推广困难重重、各种干扰因素影响抽样调查数据质量、受传统统计调查模式的影响和束缚而使统计系统自身缺乏调查方法改革的内在动力等)之外,目前贸易抽样调查工作还受调查方法、调查体制以及保障条件等因素制约。所以必须从整个统计设计和理顺统计体制的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和合理安排,才能使贸易抽样调查工作深入和扎实地开展下去,真正发挥出统计调查方法改革“突破口”的功能。

从近期工作看,各地区已普遍开展了贸易餐饮业抽样调查的试点和探索工作,只是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不同而己。目前必须尽快结束全面试点,将工作重点转入抽样调查成果的应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2-3年内使各地区的贸易抽样调查工作达到具备用抽样调查数据替代全面调查数据的条件,并在经费基本到位的前提下,在尽可能多的地区实现数据替代。数据替代及其相关工作的完成,即贸易抽样调查工作基本到位。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必须尽快对全国的贸易抽样调查方法和样本户调查指标进行规范和统一。对贸易抽样调查方法的采用,国家未作统一规定,只提供了参考方案,由各地区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但目前这项工作进入应用阶段后,改变各地调查方法的多样性以利于调查资料的开发利用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前提条件。经过多年的实践,可以按“小型企业采用分层等距抽样、个体户采用整群抽样”的思路来规范和统一全国的贸易抽样方法。各地区根据这个原则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确定抽样总体和样本量,只要对本地区有足够的代表性即可。国家只要求达到一定的调查精度和按一定要求与格式上报抽样调查资料。同时对样本企业(户)的调查指标和相关要求(如调查频率、数据采集方式等)也应统一,以利于抽样资料地区之间的可比和全国抽样调查成果的利用。

二是积极而又稳妥地做好数据替代工作。用抽样推断数据替代全面统计数据,是贸易抽样调查的工作目标。但实现目标必须积极而又稳妥,因为一旦替代,传统的调查渠道即告中断,还须做好与历史资料的衔接,实现平滑过渡。所以实现数据替代的首要条件是调查方法趋于成熟,调查数据经过连续观察和验证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其次是数据替代的后续经费保障条件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纳入预算科目。目前小型贸易业的数据替代技术条件基本成熟,大部分地区具备了替代条件;而个体户由于受总量与结构不清、调查方法的不完善与不统一等因素制约,目前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具备替代条件。而后续的调查经费保障条件机制目前也尚未形成。

篇3

关键词:知情同意 法律经济学 权利配置 替代决定

中图分类号:DF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053-03

上世纪60年代,作为生命医学伦理四原则之一的尊重患者自主原则,逐步取代医疗领域的父权主义思想,成为医学伦理的核心内容。该原则是指医生在为病人提供医疗活动前,先向病人说明医疗活动的目的以及可能后果,然后征求患者意见,听由并尊重病人的决定,除非病人的决定超越了法律所容许的范围或有悖公序良俗,否则不得加以干涉。这一原则在医学伦理学上确立之后,逐渐扩展到法学领域,其核心内容就是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制度。心智健全的患者或其他知情同意主体在此基础上,在非强制状态和充分理解的情况下有自主作出选择的权利。最早因未履行知情同意而发生医疗纠纷的案例是1957年美国加州上诉法院的Salgo诉Leland Stanford 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一案。该案判决不但为美国其他各州所接受并“输出”到国外,使得“Informed Consent”成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一、知情同意制度的本土化特色

知情同意制度是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具有其产生的特定的文化土壤。美国文化作为西方近代思想的交汇点,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其文化核心,并以其特有的创造性法院判例创造并发展了知情同意制度。“个人主义赋予个体比赋予团体更高的或社会更高的道德价值,因而它提倡个人随心所欲地做他们认为最有益于他们自身利益的事。”在各国的知情同意制度的实践中,又会打上沉重的历史与文化烙印。与美国不同,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取得长时期的统治地位,并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领域。儒家文化以宗法家族为背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利益为目标,强调个体服从于群体。家庭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所折射的权利观更为强调家庭甚至是家族权利。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延伸,集体主义成为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当生成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知情同意制度传入我国之后,因较大的文化差异和路径选择,面临种种尴尬境地。

我国的知情同意制度不是“源发性”的,而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即首先在法律制度中引入,而后贯彻到医疗实践当中去。中国现阶段规范知情同意制度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执业医师法》第26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第6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14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14条、《品、处方管理规定》第14条、《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9条等。就权利主体来看,法律文件之间并不协调,有的规定为仅是患者,有的规定为患者及其家属,或者患者及其关系人,有的规定为患者或其家属。就法律规定来看,这些法律文件强调了通常情况下中国知情同意权的主体的二元化:即患者及其家属,这区别于西方国家权利主体的一元化现象。因此,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家庭主义及现代社会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决定了知情同意制度必然打上中国特有文化的烙印。这与知情同意制度的本意即强调患者本身的自具有一定的矛盾。就我国医疗实践来看,不论是医生的说明义务还是医疗行为的决定上都赋予家属广泛的权限。知情同意决定权问题是知情同意理论的核心问题,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其本质是为了在患方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本文以权利主体为分析视角,以法律经济学为分析路径,探讨知情同意制度的权利配置与替代决定之制度设计。

二、法律经济学对于研究知情同意制度的意义

随着20世纪70年代法律经济学理论的诞生,该流派因其理论体系之不断完善,方法之独特、视角之新颖和实际的运用价值,在西方当代法理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出现与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这三大主流法学派相抗衡的趋势。正如美国当代法理学家庞德所指出:“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益”。它认为法的宗旨是通过价值得以最大化的方式来分配和使用资源。一切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程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它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法律的功能和实效,并力图以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来改革法律制度。由此确立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科斯定理”对这一分析方法作了具有奠基性的理论概括。它是由两条具体的定律构成。第一定律的表述方法是: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则不论法定权利的最初配置状态如何,不会影响经济效益。这一定律说明,只要法定权利界定明确,权利可以自由交换。主体积极合作,则无论权利归属于谁,权利的配置都会发生有效益的结果。然而,实际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这时应该适用第二条定律:如果存在实在交易成本,有效益的结果就不可能在每个法律规则下发生。此时,理想的法律规则是选择那些使交易成本降至最低而使效益导致最大化的规则。法律经济学理论的一大特色和魅力就是其方法论上别具一格。它运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尤其是对法律进行实证性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加趋于准确。科斯的上述理论不仅适用于产权的配置,也适用法律价值的选择,法律权利的配置。对于解决知情同意制度下的权利冲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就法律制度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承认权利,更在于如何恰当地配置权利。“知情同意”作为患者的一项权利,是由患者的自和生命健康权共同派生而来的,两者都是公民人格权的体现。患者通过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来表达其价值观和维护个人尊严,并使其生命健康权得到保障,两者是紧密联系、同等重要的。当患者具有充分的决定能力,很好地理解了医疗相关信息、医疗决定的后果,并基于自己的生命健康自愿作出医疗决策时,其实现了自和生命健康权的统一。但自和生命健康权有时也会出现权利冲突,即只要保护一种权利时,实质上必然侵犯另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冲突可能发生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比如患者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患者的权利与家属权利的冲突,也可能发生于同一主体即患者身上。由于文化、宗教、道德、伦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从而作出不同的决定而不利于自身生命健康权的实现。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解决上述权利冲突将会取得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

三、医患双方权利配置的法律经济学考量

1.肖志军案件的思考。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医患关系中,患方最后决定权对医方权力是一个最好也最有效的制约。此处的患方是指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所形成的共同体,医方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2007年11月发生的肖志军案件触动了很多人的敏感神经,许多媒体和学者反思、质疑了手术知情同意制度以及医院坚守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很多人都道貌岸然地指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方应当强行救治。甚至有一些专家建议修改法律。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本案中,患者李丽云当时清醒、有行为能力,但她授权肖行使知情同意权;肖作为李的同居者或者胎儿的父亲至少可以“关系人”的身份并且有能力签字,但肖令人不解地签字拒绝了手术。此处我们需要认真考量是否属于该法条中的“特殊情况”。尽管肖的举动很反常,但按照法律解释的同类规则,当一法条列举若干情况之后跟随以及“其他”的字样时,这一“其他”只能包括未列举的同类情形而不能包括不同类情形;签拒与无法获得签字显然不同类。前者若手术将直接违背患方明确表达的意志;后者仅仅是真实表达缺位,手术不直接对抗,相反,符合推定的患方意思表示。因此,肖的签拒(注意不是拒签)行为不属于“特殊情况”。医方的措施并无不当。

2.法律经济学对于医患双方权利配置的意义。虽然上述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悲剧,有人建议修改甚至废弃这一制度。但是根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理性的分析,应该充分理解知情同意的制度意义。制度的存在目的是处理常规问题,而非像本案之类的特例。制度化治理是现代法治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而制度化的核心是处理社会常规问题。由于具体问题千差万别,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也不应当事先一一规定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因为无论从经验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规则一旦复杂繁多,即使看起来严格全面,也会留下更多漏洞,容易被人上下其手,追求不正当利益。因此,尽管世界各国都强调严格依法,但实践中总是试图而且必须平衡法律的细密和粗略。法治追求以简单规则来应对复杂世界。否则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会大大提高,不符合效益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上述法律条文仍然没有废弃也没有修改。该案应受到追究的是作为家属或者关系人肖志军的责任,而非制度本身或者是严格遵守该制度的医方。

坚守知情同意制度,对于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利大于弊。尽管每个社会都会通过各种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职业伦理甚至社会的意识形态激励医生以患者利益为重,但医患双方在实践中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利益冲突。上述非正式的制度措施都不足以保证医方任何时候都以患者利益为重。唯一的出路在于强化患方的知情和最后决定权,防止并制约医方牺牲患者利益,从而从根本上改善医患关系。

四、患者知情同意替代决定的法律经济学考量

基于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患者“知情同意”决定权的享有者应是患者本人,因为一般情况下,患者本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代表者与归属者,但有时基于实现患者个人权益最大化或维护社会更大多数人利益的考虑,由患者以外的人替代患者行使决定权恰恰是更符合效益要求的。但应该对替代决定作出严格的限制,避免其滥用和过度膨胀。笔者认为,在以下五种情况下“知情同意”决定权的主体发生转移符合法律经济学的效益价值理念:

1.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患有特定种类的传染病病人、病源携带者与及其密切接触者,都应当依法接受隔离治疗、留验等。另外,对精神病人、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治疗时,此类病人也不得以自己享有知情同意决定权加以拒绝。因为此时需要权衡的是患者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而不仅仅是患者个人权益能否达到最大化,价值取向应以社会利益为重,但强制治疗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2.患者不具备同意能力时的替代决定。不具备同意能力的患者一方面是指没有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以及处于发病状态的成年精神病人,他们的“知情同意”决定权一般由其监护人行使。关于替代决定人的顺位可以参考《民法通则》中有关监护人的设立的规定。另一方面是指无意识的患者,国外法律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利用先前预嘱或委托医疗人的方式,希望尽量通过患者在有意识时的指定来解决其无意识时的难题。如果当患者无任何指定时,则由法院代其指定一名医疗人,由医疗人来代患者进行知情后的决定。此时,由相应人员来替代决定有利于实现患者利益最大化的效益原则。

3.患者具有同意能力时家属的替代决定。在现代医学模式中家庭本身并不受到尊重,家庭的完整性和利益总是次于患者的利益。在这种模式当中,医疗被假定为应该满足患者的利益,家庭成员的利益被认为与医疗决定毫不相干,至少不应优先于患者的利益。如前所述,就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医疗实践来看,大多数情况下医疗决定在患者本人具有同意能力时应由患者本人和家属的共同作出,甚至很多情况下由家属单方面作出。因为东方文化倾向于以整个家庭为病人作出医疗决定,并不认为这种方式是剥夺患者的医疗决定权,相反,家属的介入被视为是代替患者承受了作出决定的负担,而这种负担对于患者往往是难以承受之重。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也符合患者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为,患者并非所有情况下都如病患自主理论所预设的前提一样是一个自由且理性的选择者,通常情况下,患者家属最为了解患者的情况及利益诉求,会选择最有利于患者利益的决定。从博弈论的角度,由患者及其亲属组成的群体因其具有一定医学知识,为同医师平等协商参与医疗决策提供了可能。另外,在我国目前的财产制度与医疗保障体制之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旦面临严峻的病患风险,家属往往是其医疗成本以及医疗后果的直接承担者。当医疗决定牵涉到家庭成员的重大利益时,患者自应该受到家属决定权的制约。当然,家属的替代决定权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此不赘述。

4.医方医疗干涉权的行使。在特定情况下,医生需要限制患者的自利和家属的决定权,以达到完成医生应对病人尽义务和对病人根本利益负责的目的,这种权利即为医疗干涉权。有的学者称之为医生特殊干涉权。

笔者认为,医疗干涉权作为一种权利让渡的结果,具体存在于下列情形:第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精神耗弱的情况下,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又无家属及关系人在场;或有家属或关系人在场,但其不具备意思能力。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无法理解医疗行为,无监护人在场,或虽监护人在场但其不具备意思能力。第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监护人在场,或虽监护人在场但其不具备意思能力。第四,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滥用。作为权利的一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也可能存在滥用的情况,如拒绝治疗。一般认为,患者具有拒绝医疗的权利。前提是医师应向患者说明在是否接受治疗时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但这种拒绝权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医方要考虑患者自身的利益,同时要考虑到拒绝治疗对社会和家庭产生的影响。第五,家属决定权有害于患者的生命健康。在特殊情况下,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可能完全由家属决定。但如果家属认知能力、判断能力低下或出现心理障碍,就会对患者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如果家属有恶意倾向,其危险性就更大。

5.医方采取保护性医疗。保护性医疗制度是根据前苏联巴甫洛夫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已在医疗界实行多年,它指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为了避免对患者产生不良条件反射的因子,而向患者隐瞒部分病情,其基本精神是使患者的身体和精神完全处于轻松愉快的自然休养环境中,从而提高医疗和康复效果的一项措施。如对患者进行必要的病情保密、为患者保守个人隐私及保证病情不外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都规定:向患者告知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时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1970年美国在夏威夷州Nishi V.Hartwell案确立了医疗特权的标准。即只有从医学角度看,告知患者治疗的危险会带来对伤害患者的威胁而使告知不可行时,适用医疗特权才是适宜的。并指出,即使可以适用医疗特权,医生也必须向患者提供与治疗有关的对治疗无害的信息,并对其家属作出说明。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医疗干涉权制度研究》(项目编号:J10WB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姚嘉.“知情同意”决定权的经济伦理分析.中国医学伦理学,2004(8)

2.汪丽青.医疗干涉权的行使条件、法律困境及其完善.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11)

3.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246.

4.聂文军.论知情同意的道德性质及其限度[J].自然辩证法.2006(6):38.

5.[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5.

6.董延林,贺治忠.法律经济学与我国卫生法体系的构筑[J].中国卫生经济.1998(2):17.

7.时显群.波斯纳法律经济学的影响及其变革意义[J].政治与法律.2008(3):158.

8.苏力.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J].中国法学.2008(2):7.

9.薛满全,赵继顺.临床医疗中知情同意的实践与思考.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9)

10.Joseph H.Howell & William F.sale,Life Choices:A Hastings Center Introduction To Bioethics,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WSAHINFTON,D.C,2000.145

11.张涛.病人的知情同意与医生的特殊干涉[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1(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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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推进依法治市进程,保证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正确实施,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二、主要内容

(一)继续推行部门综合执法,大力推进县级城管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进一步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继续推行部门综合执法工作,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实行综合执法的对象是:在机构改革中保留、更名或新组建的一个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多种行政执法职能、有多支行政执法队伍同时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政府工作部门。具体包括:市经贸委、农林、交通、文化、卫生、规划、建设、国土资源、海洋渔业、房产管理、广播电视等部门。

(二)深入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公示制和违法责任追究制,强化行政执法制度建设。

(三)积极受理对行政执法投诉举报,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重点加强对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利益关联度高的部门包括垂直管理部门的监督。

(四)强化行政执法专项检查,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方式。

三、方法步骤

(一)推行部门综合执法,推进城管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由市法制办会同市编办、城管执法局共同负责。了解全市城管行政执法的现状,指导县(市)制定报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方案:帮助做好方案的实施工作。继续推行部门综合执法工作,一是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明确目标和任务。二是查明本部门的行政执法队伍的现状,明确本部门的行政执法责任。三是按照要求提出本部门的综合执法方案,方案应包括:开展综合执法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本部门的主要执法依据和职责、实施步骤、组织保障等内容。四是方案报批。末开展综合执法的部门,制定的具体方案要报市法制办和市编办审批。五是按批准的方案组织实施。

(二)深入推行“四制”强化行政执法制度建设。由市法制办负责,结合新的形势,对实行“四制”进行新的部署,发文明确新的要求,并进行检查督促。

(三)积极受理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投诉举报,由市法制办负责,制定相关的制度,抓好贯彻落实,开展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从制度层面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一些垂直管理部门,可以将行政管理相对人反映和在行政复议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帮助他们改进工作。

(四)强化行政执法专项检查,在下半年进行。由市法制办牵头会同市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物价局等部门组织实施,并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检查方式包括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看行政处罚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卷宗;召开有关行政管理相对人参加的座谈会并发征求意见表,组织相对人评议行政执法工作等。重点检查部门为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市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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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今年主要是对……统计“双随机”执法检查,在检查中严格做到了双随机检查“三规范”:

一是精心部署,规范执行。精心制定工作方案。按照统计执法检查“双随机”抽查实施细则,制定了详细的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方案。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专门召开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工作布置会,对执法检查工作进行部署。严密组织名单抽取。在局领导和县区相关人员的见证下,严格使用随机抽查软件随机抽取了抽查县区、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

二是严格履职,规范检查。注重检查培训规范。检查前对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要求相关专业科室和执法人员要充分认识当前统计法治工作的新形势,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要求,认真进行执法检查业务学习。注重检查形式规范。检查组采取集中和实地相结合检查方法认真开展检查工作,在局分管领导的带领下,按专业分组开展对65家企业单位开展“双随机”检查。注重检查内容规范。重点检查统计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是否准确真实全面报送统计数据;依法建立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依法为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情况;依法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情况;其他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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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5932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13)02-0086-02

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s,简称AS)是以椎间盘纤维环及结体组织纤维化和骨化、及关节强直为病变特点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累及脊柱中轴骨骼和四肢大关节[1]。患者大多数为青壮年,发病高峰年龄在16~40岁,男女比例为10∶1,隐匿犯病,病程发展缓慢,可达10~20a,致残率高,早期关节疼痛强直,中后期脊柱畸形驼背,出现内脏受损,不能从事工作劳动。

1肾气亏虚,督脉瘀滞是强直性脊柱炎的重要病机

11中医对强直性脊柱炎的认识强直性脊柱炎属中医学之“骨痹”范畴。《黄帝内经·素问·痹论》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五脏皆有所舍,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肾痹者善胀,尻以待踵,脊以代头。”此段记载痹症日久不愈,反复发作深入筋骨出现脊柱弯曲畸形。《素问·长刺节论》云“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客气至,名曰骨痹。”阐述骨痹之特点和诱因。《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说明肾虚是骨痹之发病原因。足少阴,足太阳经脉与督脉并行,腰以下部位为骶椎,骶髂关节炎属肾虚所致。《素问·刺法论》云“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强直性脊柱炎与患者体质有明显关系,即与先天禀赋不足,脏腑功能失调有关。

12肾气亏虚,督脉瘀滞是强直性脊柱炎之主要病机强直性脊柱炎的病因病机有内、外两个方面,内因为先天禀赋不足,脏腑气血亏虚,阴阳失衡。肝藏血主筋,肾藏精主骨,肝血不足,则筋失所养,肾精亏虚,则髓海不足,肾阳亏虚,寒凝血瘀,督脉瘀滞,则脊柱弯曲而强直。脾虚痰湿瘀阻,腰骶困痛。外因为风、寒、湿、热诸邪侵袭肌肉筋骨,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病久入络,督脉瘀滞,血行不畅则脊柱强直畸形。本病为本虚标实,以脾肾亏虚为本,寒凝血瘀,督脉瘀滞为标,病史迁延,虚实互见,寒热错杂[2]。

2健脾补肾,温阳通督法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基本大法

脾肾亏虚,督脉淤滞是强直性脊柱炎的主要病因,“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用健脾补肾,温阳通督为主,辅以散寒通络,化痰疏风作为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基本大法[3]。健脾补肾常用党参、黄芪、白术、干姜、肉桂、羊藿、山萸肉等;温阳通督常用附子、仙茅、巴戟天、鹿角胶、熟地、龟板胶等;化瘀通络常用蜈蚣、水蛭、地龙、乌梢蛇等;化痰散结常用白芥子、胆南星。

3依法立方,拟方益肾通督汤

依上述临床表现进行中医辨证施治。腰椎、胸椎活动受限,关节疼痛属中医之寒湿瘀阻,肾阳亏虚证;关节僵硬属中医之脾肾亏虚,阳虚寒宁;腰椎间隙增宽、狭窄属中医之寒凝血瘀证;双侧骶髂关节呈虫蚀样改变系骨质疏松之表现,属中医之肝肾亏虚,髓海不足证[4];HLA-B27(阳性),血沉增快系风、湿之邪留而不去,属六致病;以此为理法方药之辨证依据,进行遣方施药。拟方益肾通督汤:党参15 g,黄芪15 g,鹿角胶10 g,龟板胶10 g,熟地10 g,山萸肉10 g,仙灵脾10 g,巴戟天10 g,胆南星10 g,水蛭10 g(分次兑服),蜈蚣1条,白芥子10 g,砂仁6 g,陈皮6 g,甘草6 g,马钱子1个(油炸)。水煎服,1剂/d。适用于脾肾亏虚,督脉瘀滞之强直性脊柱炎。方中党参、黄芪益气健脾,扶正固本;鹿角胶温补肾阳,生精养血,填精益髓,充盈督脉;龟板胶滋阴补肾,养血生精,充养任督;熟地、山萸肉、仙灵脾、巴戟天滋补肝肾,填精益髓,助水陆二仙胶以补肾壮督;水蛭咸平,活血化瘀,消癥破积;蜈蚣擅于祛风镇痉,通络熄风;制马钱子苦寒有毒,解毒散结,通络止痛;白芥子、胆南星化痰通络,理气散结;砂仁、陈皮健脾。诸药合用,共奏健脾益气,温阳补肾,益精通脉之功。肾精得补,督脉充盈通达,筋骨得养,脊柱炎得以治愈。关节疼痛加制川、草乌各15 g(先煎1 h),细辛15 g(先煎1 h)。制川、草乌祛风散寒,除湿止痛;细辛,温经散寒,通经活络。制川草乌、细辛、马钱子四药为治疗风湿痹痛之要药[3]。

4典型病例

石某,男,18岁,甘肃某大学学生,因腰骶部疼痛1 a,近日感冒,头痛,关节痛,发烧来诊。患者近1 a来经常腰胯痛,下肢酸困,怕冷,疲乏无力。近日感冒头痛,发烧,晨起脊背僵硬,双腿走路无力,在某医院拍ⅹ片示:双侧骶髂关节虫蚀样改变。ESR60mm/h,HLA-B27(阳性)。给予消炎痛、强的松等对症治疗好转,但停药后又复发,骶髂关节疼痛,脊背僵硬,不能直腰行走,蹲起困难,舌红苔白胖大,脉浮数。西医给予输液消炎治疗。西医诊断:强直性脊柱炎。中医辨证:骨痹,脾肾阳虚,督脉瘀滞,复感风寒,寒湿瘀阻经脉。治则:疏风散寒,除湿止痛。方药:桂枝芍药知母汤,四妙散,麻杏薏甘汤加减。药物组成:桂枝10 g,白芍10 g,知母20 g,制川草乌各15 g(先煎1h),细辛15 g(先煎1h),马钱子1个(油炸),干姜6 g,甘草6 g,防风10 g,麻黄10 g,杏仁10 g,白术10 g,苍术10 g,生薏米30 g,川牛膝10 g,丹参15 g,鸡血藤15 g,秦艽10 g,独活10 g。水煎服,1剂/d,连服14剂。二诊,服药后骶髂关节疼痛减轻,仍感怕冷、腰酸,脊背僵硬,乏力,舌红苔白,脉沉迟缓。症属脾肾亏虚,督脉瘀滞,以补肾通督治之。党参15 g,白术10 g,黄芪15 g,鹿角胶10 g,熟地10 g,山萸肉10 g,杜仲10 g,川断10 g,川牛膝10 g,白芍10 g,甘草6 g,肉桂6 g,补骨脂10 g,水蛭10 g(分次兑服),蜈蚣1条,砂仁6 g,陈皮6 g,甘草6 g,制川乌15 g(先煎1h),制草乌15 g(先煎[JP2]1h),细辛15 g(先煎1h),马钱子1个(油炸),水煎服。1剂/d,[JP]连服14剂。三诊,服药后腰骶疼痛明显好转,怕冷减轻,精神食纳均较前好转,血沉20 mm/h,效不更方,上方加龟板胶10 g,狗脊10 g,白芥子10 g,胆南星10 g,地龙10 g以加强补肾通督之力。2日服1剂,连服14剂。服用本方3月后,诸症明显好转,将上述药物研细粉,炼蜜为丸,每丸9 g,1日3次,服药期间忌凉水及生冷饮食,坚持服用1 a后病情平稳未见复发,大学毕业,能够参加日常工作。

5小结

强直性脊柱炎属自身免疫性疾病,可引起疼痛和进行性僵硬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以侵犯脊柱为主,常类及其他关节及内脏,可造成人体畸形及残废,故为严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疾病。西医治疗使用非甾体消炎药、柳氮磺吡啶、甲氨蝶呤、雷公藤多苷、糖皮质激素等,此类药能减轻疼痛,且长期服用副作用较大,易致肝肾胃损害,停药后易复发,长期疗效不佳。强直性脊柱炎属中医“骨痹”范畴。其因为正气亏虚为本,风、寒、湿、热邪为标,属本虚标实之证。以脾肾阳虚,督脉瘀滞为病机之根本,健脾补肾,温阳通督是其主要治疗法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方中用熟地、山萸肉,龟鹿二仙胶等滋阴补肾,益精补髓;仙灵脾,巴戟天,补骨脂,肉苁蓉温阳通督;党参、黄芪益气健脾;蜈蚣、全蝎、水蛭搜风通络、化瘀通督,构成该方之主框架。本案中强直性脊柱炎病初有外感,骶髂关节疼痛、晨僵等症,投以桂枝芍药知母汤,麻杏薏甘汤,四妙散表里同治,尤其重用制川草乌、细辛、马钱子四药,除风散寒之力倍增。

临症不可拘泥于一方一药,随症加减,辨证施治。另外尚需加强功能锻练,避风寒、潮湿、疲劳、外伤等因素诱发或加重本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陈克军中药内服外敷治疗强直性脊柱炎56例[J].西部中医药,2011,24(9):69~70

[2]王为兰中医治疗强直性脊柱炎[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07: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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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加料机;温控系统;料筒结构;改进设计

在卷烟制丝过程中,筛分加料工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其工艺任务是[1]:筛除6mm以下的烟片,对烟片准确均匀地施加料液,适当提高烟片的含水率和温度。料液温度是影响加料均匀性的重要因素[2-3]。目前烟草行业普遍采用在料罐内外管壁之间设置蒸汽盘管对料液进行补偿加温的方式来控制料液温度,由于蒸汽盘管内蒸汽仅有开、关两种状态,而蒸汽盘管内的蒸汽温度高达120℃以上,且控制精度差[4],导致料液与蒸汽盘管接触部分发生焦糊,且发生焦糊部分多为黑色焦糊状粘结,导致料液质量下降,进而对烟叶内在品质产生不利影响,影响卷烟产品质量[5]。为此,研究开发了新的加料机料液温度控制系统。该系统将汽液热交换方式转换成液液热交换方式,采用热水低温加热料液,通过汽液混合阀将热水送至料筒内加热料液后回收到水箱内,再通过循环泵送至三通静力膜盒,精确控制水温,防止加热过程中产生焦糊、结垢,保证料液品质和加料效果。

1存在问题

在现有的加料机料液温度控制系统中,由安装在料罐底部的铂热电阻测量料液的温度,然后把温度信号传送给电控柜内的温度调节仪,温度调节仪将该信号与设定值比较,当温度低于设定值时,蒸汽截止阀开启,对料液进行加热;当高于设定值时,蒸汽截止阀关闭,利用加热夹层的热惯性继续使料液温度上升,保证料液温度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由于直接与蒸汽夹层接触的料液温度过高,当料罐内的料液达到设定温度时,料液与蒸汽夹层接触部分已经焦糊,导致料液特性及香气发生变化,且现有的温控系统由于热惯性大,导致温度控制精度差,一般在±5℃以上,不利于工序质量的稳定。为解决料液焦糊问题,企业采用了多种措施进行改进。一般来说,控制途径有两种:①改变汽、液热交换的接触面积,主要是通过增加蒸汽夹层的层间厚度,增加夹层在料筒内的长度、减小料筒的直径等方法,降低汽、液温差来缓解焦糊现象;②降低蒸汽温度,但蒸汽温度受其状态特性影响,蒸汽温度要远远高于100℃,调节范围有限。这些方法在降低香料焦糊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无法彻底解决料液焦糊问题。

2改进方法

2.1加热方式改进

管路原理图见图1,将料液加热介质由蒸汽改为低温热水,系统利用PLC进行程序控制[6]。低温热水采用带有电子执行器和整体式温度传感器的E40S型数字式蒸汽—水混合阀7,该装置E40S出口热水温度可设定,最高可提供95℃的热水,精确度可达±0.5℃。热水通过循环泵14注入料罐加热夹层对料液进行加热。2.1.1加水过程系统处于自动运行状态时,开机后,音叉液位计自动检测夹层中水位,当水不足时,控制面板上水位指示为红灯,E40S的设定值为25℃,开启角座阀V2,即控制V2的电磁阀通电,加水直到音叉液位计21的水位指示灯为绿色;若开机后,夹层中水足够,水位指示灯为绿色,则程序跳过该加水过程。2.1.2加热过程加水之后,系统判断料桶中是否有料,即控制面板上低液位的指示灯是否亮(是否为绿色)。若低液位指示灯不亮(红色),系统各个阀的状态不变,即V1阀开启(电磁阀断电)、V2阀关闭(断电)、V3阀关闭(断电)、循环水泵停止工作、蒸汽—水混合阀7设定温度为25℃,此状态为待机状态。若低液位指示灯亮(绿色)时,蒸汽—水混合阀7的温度设定为25℃,延时3s,循环水泵14开启,再延时3s,V3阀开启(电磁阀通电),其指示灯亮。随后,检测此时料液温度,若料液温度≤43℃,则蒸汽—水混合阀7设定温度为88℃,继续对料液进行加热,此时系统状态为加热状态。2.1.3伴热过程当系统检测到料液温度加热到≥43℃(料液温度设定为45℃,目标温度控制允差2℃)时,检测回水温度,若回水温度大于50℃(料液目标温度45℃+回水温度温差设定值5℃(可设)),蒸汽—水混合阀7设定温度为25℃,夹层中的水循环直至料液温度≥45℃,开启V2阀(电磁阀通电),此时向夹层中加冷水直至回水温度小于50℃,关闭V2阀(电磁阀断电),延时3s,设定蒸汽—水混合阀7的温度为45.5℃(料液目标温度45℃+屏幕上设定的是伴热温差0.5℃(可设)),循环泵频率改为35Hz(可设),此时系统状态为伴热状态。由于系统处于伴热状态时,料液和夹层水的温差较小,虽然,混合阀自身的蒸汽口关闭,但是蒸汽还会通过阀体自身的导热把热量传递给夹层水,进而带动料液温度升高。当料液温度升高至≥46℃(料液目标温度+1℃)时,V3阀关闭(电磁阀断电),可从根本上阻止蒸汽的导热问题,且系统还会通过散热使料液温度减小。当料液温度再次小于44℃(目标温度-1℃)时,改变蒸汽—水混合阀7的设定温度为25℃,延时3s,开启V3阀,延时3s,程序跳到设定E40S的温度为45.5℃的状态。程序依次往下循环。若生产开始时料液温度就大于43℃,程序会自动跳到由加热状态变为伴热状态的过程。当系统处于伴热状态时,若料液温度突然小于43℃时,系统又会自动跳至加热状态。当系统处于加热或伴热状态时,系统检测到料桶无料液时,系统会延时3s关闭V3阀,随后停止循环水泵,改变蒸汽—水混合阀7的设定值为25℃,系统转变为待机状态。

2.2料筒结构改进

如图2所示,原有的料罐内外管壁之间设置蒸汽盘管,对料液采用补偿加温的方式来控制料液温度,由于料液加热至设定温度所需的热量是一定的,热水和蒸汽所含热量不同[7],因此,需对料筒进行重新设计,缩短低温热水加热料液时间,保证连续生产要求。如图3所示,将蒸汽盘管改为夹层,罐体上部设置有溢流口,罐体内循环热水高度超过时热水通过溢流口溢出。热水从罐体上部进入,经过料筒夹层对料液进行加热和保温,热交换后水从底部通过循环泵进行循环。罐体上设置有液位显示器、温度变送器及料液搅拌装置,用于温度控制及料液搅拌。

3应用效果

改进前后效果对比见表1。由表1可知,随着料液设定温度的升高,加热时间随之增加;改进后的料液温度控制精度由原来±5℃提高到±2℃,料液加热至设定温度时所用的时间减少30%以上,加热过程焦糊、结垢现象基本消除。

4结论

与传统料液加热方式相比,采用低温热水代替蒸汽对料液进行增温,提高了料液温度的控制精确及稳定性,缩短了料液增温时间,解决了料液焦糊、结垢等问题,料筒更易清洁,保证了料液品质,有利于改善加料均匀性。料液温度可控制在40~50℃(精度±2.0℃),料液加热至设定温度时所用时间减少30%以上。本系统采用低温热水对料液进行加温,由于热水焓值相对较低,适用于料液的低温加热和控制,当要求料液温度50℃以上时需考虑其他的加热介质或方式。

参考文献

[1]郑飞,李媛,刘德强,等.基于图像处理的烟片加料均匀性评价方法[J].烟草科技,2015,48(11):65-68.

[2]胡建军,周冀衡,熊燕,等.基于稳健性设计的筛分加料工序质量评价和参数优化[J].中国烟草学报,2006,12(5):25-29.

[3]王兵,姚光明.卷烟叶丝加料工艺[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3-24.

[4]李向东.制丝工艺加料均匀性分析[J].烟草科学研究,2003(4):38-40.

[5]马骥.功能性香精添加前后烟丝挥发性成分变化及对感官品质的影响[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7(2):31-36.

[6]韩慧,倪荣军,孙计赞.基于PLC食品检测实验室自动加液装置的设计与实现[J].食品与机械,2014,30(1):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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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atistical work's prominent important task, is must strengthen to the macro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vital economic problem research, provides the accurate statistical data and the analyze data promptly, strengthens th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he foresight,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the validity. Must throw boldly eliminates obsolete, the useless investigation target, studies and increases reflected that the new situation, the new tendency, the new look investigation target, and the statistical target which possibly appears to the future must carry on the forecast.

关键词:统计制度统计方法改革

key words: Statistical system statistical method reform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统计工作的一项突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和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及时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和分析资料,以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要加快统计改革,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统计制度、体系和方法,包括统计信息的披露方式。全国统计局会议也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加大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力度,加强对形势的监测和分析,加快统计信息化建设和基础建设,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和服务水平。可见,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成为今年统计工作的当务之急。怎样改革?对现行统计体制和统计制度中“不适应性”的改革设想,本文作粗浅探讨。

现行统计体制和统计制度中的“不适应性”需要改革,统计体制和统计制度只有适应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才能具有活力,才能较好地反映客观实际,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才能更好地实现统计的服务、咨询、监督职能。以基本单位调查报表为基础,在反映企业各类属性指标的基础上,增加相当数量的经济指标、从业人员及劳动报酬指标、能源实物量消耗指标、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等。

经济指标的设置要反映企业经营的共性和特性,可分为业务指标和财务指标,业务的共性指标体现在反映企业多种经营成果的总量指标上,目前统计指标体系中还没有这类指标,建议国家设置“企业经营总收入”指标;业务的特性指标体现在企业从事多种经营行业的特点上,如财务的共性指标体现在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费用和利润方面,无论哪个行业,财务科目在这五个要素的设置上基本是一致的;财务的特性指标体现在收入要素设置的科目上。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出现,特别是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要求,需要参考国际通行的分类办法,加紧修订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并且规范各行业的统计内涵。采用基本指标、统一数据处理程序

一、建立业务领导与党政行政领导相统一的、垂直的统计管理体制。那就是从目前业务领导与党政行政领导相分离的统计管理体制转变为人财物管理相统一、业务与党政行政领导相一致的体制,建立职责明确的中央与地方两级垂直领导的统计系统,上一级管好下一级。这种体制至少有以下三个优点:一是可以使我国的统计有较强的超脱性和抗干扰性,免受各级行政的人为干预;二是有利于抽样调查方法的真正全面推广运用;三是有利于建立基层直报制度、基层数据库和超级汇总制度。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布点的县市设立垂直管理抽样调查队伍,确保力量。因此,建立新的统计管理体制,对于统计改革的全配套深入进行,确保统计数据质量,至关重要。

二、建立完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数量不多、功能齐全,易于操作的统计报表制度。为此,在整个统计报表制度改革上,既要大胆删减已经过时或者现存作用不大的统计报表,彻底改变专业统计各自为政、重复交叉、互不衔接的局面,努力提高统计工作的整体性和集成化水平,实现统计信息资源优势互补。

三、建立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统一完善、轻便灵活、快速准确的统计调查方法。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复杂多变的统计调查对象,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统计调查方法,已经成为确保调查质量,提高统计时效的根本举措。结合当前统计调查方法的成功经验,今后统计调查方法改革的总体思路应以建立完善基本单位名录库为前提,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抽样调查为主体,加强典型调查、专项调查、重点调查和科学估算,逐步取消全面统计报表制度。

四、加快统计方法制度改革步伐,与国际统计接轨,建立全面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实用的统计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实施间接的宏观管理,各级政府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宏观调控。但目前现行的统计指标体系仍带有计划体制的色彩,还不能完全满足政府宏观决策所需。因此,新形势下,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中心,建立和完善既能够全面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又与国际统计接轨的科学实用的统计指标体系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统计方法制度的改革与统计体制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到位了,形成科学、规范、简捷的统计指标体系,就能减轻基层负担,避免政府统计与部门统计的交叉重复,理顺统计管理关系。最终实现生产型统计向经营管理型统计的过渡。政府统计与部门统计、民间统计才能够达到明确职能、合理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独立、相互依存、资源共享,不可分割的统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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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贸易统计指标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统计指标体系是开展统计工作的“龙头”。关于贸易统计指标体系问题,3年前有过一场讨论,国家统计局也召开过专题研讨会,形成的共识为:贸易统计既要反映全社会商品流通和商品市场运行全貌,又要反映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行业的发展变化状况。一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要保留,因为它是反映全社会商品市场运行的唯一指标,许多地区还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的计划考核指标,尽管这一指标具有计划经济色彩,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为满足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并有利于与国际接轨,贸易餐饮业行业统计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起来,这方面的工作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流通产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工作量和难度都将大大增加,贸易统计工作重心必然要转向贸易餐饮业行业统计。

近年来,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围绕上述两条主线,进行了不断充实和完善,目前基本框架已经成熟或基本成型,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1、对当前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反应不灵敏。例如,对政府关心的商品市场总量平衡状况、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棉花、石油、钢材等)供求信息反应得不够;同时反映流通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和分组过于简单,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反映商业连锁经营和现代商业业态状况的统计制度。2、贸易统计指标体系不完善.目前贸易企业生产资料销售量仅占社会销售量的20%左右,不能反映生产资料市场全貌;同时价格信息是商品市场最为敏感的信息,但目前商品价格统计与流转统计为“两张皮”,按不同的统计方法从两个渠道自下而上地统计,难于科学、全面和及时的分析商品市场全貌。3、现行的贸易餐饮企业的统计限额标准缺乏科学性和实用性.目前贸易餐饮业统计限额标准过高,能够达到限额标准而进行全数调查的企业数量太少,从而形成了与其他专业统计“抓大放小”截然相反的结果,贸易统计必须“抓小放大”,因为按现行限额标准,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的商品流转量所占比重很大,影响市场趋势。而目前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又难于抓住和抓好。这是目前贸易统计数据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4、目前贸易统计非调查(或派生)指标很少,从而直接影响和制约了贸易统计资料的深度开发。加之现行统计资料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导致贸易统计资料的利用程度很低。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

(一)贸易统计指标的设计应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采取务实和相对灵活的原则。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应随着经济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相应调整,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目前首要的是恢复居民购买力平衡统计和主要商品产销平衡统计核算制度。因为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领域,绝大部分商品处于买方市场,市场环境相对宽松,政府的注意力必然转向如何启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如何确保商品总量平衡以防止市场波动、如何保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国家安全等。在从事这方面的分析研究时,居民购买力平衡统计和主要商品产销平衡统计资料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内市场起着预警的功能。可考虑仅要求在国家和省两级统计局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编算,并不增加基层负担。

(二)尽快制定科学合理和实用的贸易餐饮企业统计划型标准。贸易餐饮业企业划型尚无国家标准,但统计上有一个限额标准,目前这一标准作为贸易统计开展目录抽样的依据,即对限额以上企业实施全数调查,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实施抽样调查。笔者认为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企业限额标准对贸易统计工作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着贸易统计工作的格局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根据目前的限额标准(批发企业年销售额2000万元及以上、零售企业500万元及以上、餐饮企业200万元及以上,年末从业人员分别为20人、60人和40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的销售额占全部批发零售贸易业的47%,其中零售企业仅占26%;企业单位不足3万家。建议将目前的限额标准降低,也就是要提高限额以上企业的比重,其销售额应该提高到70%以上,其中零售额比重应提高到60%以上。届时限额以上企业约达到7万家,足以反映商品市场的总规模和发展变化趋势。今后贸易统计只要紧紧抓住这7万家限额以上企业,工作就会变得较为主动,数据质量也有一定的保障。也可减轻限额以下贸易业抽样调查工作的压力。同时现行的许多贸易统计信息(如限额以上企业财务统计指标)也会“身价倍增”,变得很好用了。

(三)要在“十五”计划期内取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从而完成贸易统计核心指标的过渡,并完善贸易统计指标体系。我国即将加入WTO,贸易统计必须象其他专业统计一样,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现行的贸易统计核心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由于其自身存在许多弊端和目前资料采集方面的制约,数据质量不断下降,已经难以为继;从现在开始,必须统一认识,逐步弱化这一指标,相应突出和加强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可能的话应含服务业)的商品零售额统计,因为它涵盖了90%以上的商品零售额,目前可考虑同时公布以上两个指标,2年以后用后者取代现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同时完整的商品市场是由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大市场组成,生产资料流通总规模的发展变化,反映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水平。要在国家和省两级统计部门,主要依据工业统计报表和贸易统计报表有关指标,按季度测算社会中间产品销售总额(或称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从宏观上反映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变化,这项工作对于贸易统计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四)要从宏观上研究商品流转统计与商品价格统计的配套问题。这个问题目前比较复杂,因为涉及到现行统计体制问题,但现在必须认真的研究。在现行统计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可以设想将目前商品零售价格统计基层的采价过程与目前基层商品流转统计过程有机的结合起来,确保商品价格统计和流转统计基础资料的配套,然后按现行统计体制,在县级统计局“分家”,分别按贸易统计和价格统计的不同渠道逐级上报。这样综合资料和许多结构性资料就能配套使用了。

二、关于目前贸易统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统计制度是政府统计部门对调查对象、调查内容、调查表式、调查方法、报送时间及方式等内容进行的专门规定,它既是对统计指标体系的具体体现,又是对具体统计调查工作的综合要求。统计制度的改革相对于指标体系改革而言,既有从属性,又有相对独立性。就目前贸易统计制度的改革来讲,笔者认为要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贸易报表制度修订要遵循“进度侧重反映趋势、年度侧重反映总量与结构”的原则。目前贸易餐饮业报表体系中,必须精简进度报表内容与工作量,以利于上下都能轻装上阵,快速反映商品市场发展变化动态。进度统计只要反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贸易企业商品销售总额及其主要构成情况;年度统计则必须全面反映贸易餐饮企业基本情况、流通总规模及其结构状况、企业财务状况及其经济效益等,为深入分析研究流通产业发展现状、为宏观决策以及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基础性资料。

(二)要强化商品类值统计、弱化现行行业统计。目前国民经济行业分组标志越来越难以反映贸易企业真实状况,因为按现在许多企业的实际经营范围,己经无法准确地界定和将其划归为某个行业,流通企业在一定范围内经营的情况己不复存在。年度统计中的按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统计应加强,因为它反映企业所有制结构;而行业分组目录要大为压缩,仅区分为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即可,因为再细分既难于操作,也缺乏经济分析意义。同时要强化对贸易企业商品经营类值的统计,因为详尽的商品分类信息,对处于上游的生产环节和处于下游的消费环节均具有导向作用。建议将目前我国商品分类目录由37个增加到60个以上。

(三)要加强对商业经营方式和零售业态的统计。我国即将加入WTO,外资开始抢占我国零售市场。这样一方面加快了零售市场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商业传统的经营方式和单一的百货商店零售业态,目前国内零售市场可谓“百花齐放”:连锁经营迅速发展,连锁企业达1500余家,连锁门店超过26000家,销售额突破了1500亿元,超级市场和专卖店亦应运而生。我国商业尤其是零售商业已步入重组时代。但目前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涵盖全社会的商业经营方式和零售业态的统计制度,既不能为政府提供零售市场翔实的结构资料,也不利于我国零售业的国际比较研究。因此建立完整的连锁经营和零售业态统计制度,无论是对探索其发展变化规律,还是引导和规范市场行为,都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四)要进一步完善商品交易市场定期统计制度。商品交易市场即有固定交易场所、进行经常性常年交易、并设有专门管理机构的现货交易市场。这种我国特有的商品交易形式近年发展很快,目前全国较为规范的市场近6万家,年成交额突破2万亿元,商品零售额己占全社会的20%。对繁荣经济、方便生活、安排就业均作出了贡献,这种交易形式将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存在和发展。我局在1999年进行了商品交易市场基本情况快速调查基础上,于2000年起建立了重点商品交易市场成交情况的的季报制度,目前已基本走上正轨。今后主要从报表运作方式、完善统计指标上进行规范和完善。

(五)要尽快研究建立主要商品品牌统计制度。我国目前的商品市场己处于买方市场,大家关心的己经不是哪些商品好销,而是哪种品牌的商品好销,因而商品的品牌信息己经成为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共同关心的信息。统计部门必须顺应市场形势的变化,适时地研究建立主要商品品牌统计制度。可考虑将目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库存”年报表设计改造成“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主要商品品牌统计”年报表,选择与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密切相关的30种商品进行品牌信息的年度统计。

三、关于贸易统计调查方法的改革

我国的贸易统计抽样调查工作是随着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从小型贸易企业开始,到目前己经扩大至包括个体经商户在内的全部限额以下贸易餐饮业;由于多方面因素,前期推进的速度慢一些,而近2-3年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各地区普遍完成了小型贸易餐饮业和个体户的抽样调查试点工作,近10个地区经过连续抽样调查的观察和验证,己经达到国家规定的抽样调查精度,具备了用抽样调查数据替代全面统计数据的条件。这项工作的成绩应该肯定,但影响这项工作整体推进和深入开展的问题仍很多。除具有与其他专业抽样调查工作相同的问题(如受分级经济管理模式的制约而使抽样调查工作的推广困难重重、各种干扰因素影响抽样调查数据质量、受传统统计调查模式的影响和束缚而使统计系统自身缺乏调查方法改革的内在动力等)之外,目前贸易抽样调查工作还受调查方法、调查体制以及保障条件等因素制约。所以必须从整个统计设计和理顺统计体制的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和合理安排,才能使贸易抽样调查工作深入和扎实地开展下去,真正发挥出统计调查方法改革“突破口”的功能。

从近期工作看,各地区已普遍开展了贸易餐饮业抽样调查的试点和探索工作,只是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不同而己。目前必须尽快结束全面试点,将工作重点转入抽样调查成果的应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2-3年内使各地区的贸易抽样调查工作达到具备用抽样调查数据替代全面调查数据的条件,并在经费基本到位的前提下,在尽可能多的地区实现数据替代。数据替代及其相关工作的完成,即贸易抽样调查工作基本到位。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必须尽快对全国的贸易抽样调查方法和样本户调查指标进行规范和统一。对贸易抽样调查方法的采用,国家未作统一规定,只提供了参考方案,由各地区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但目前这项工作进入应用阶段后,改变各地调查方法的多样性以利于调查资料的开发利用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前提条件。经过多年的实践,可以按“小型企业采用分层等距抽样、个体户采用整群抽样”的思路来规范和统一全国的贸易抽样方法。各地区根据这个原则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确定抽样总体和样本量,只要对本地区有足够的代表性即可。国家只要求达到一定的调查精度和按一定要求与格式上报抽样调查资料。同时对样本企业(户)的调查指标和相关要求(如调查频率、数据采集方式等)也应统一,以利于抽样资料地区之间的可比和全国抽样调查成果的利用。

二是积极而又稳妥地做好数据替代工作。用抽样推断数据替代全面统计数据,是贸易抽样调查的工作目标。但实现目标必须积极而又稳妥,因为一旦替代,传统的调查渠道即告中断,还须做好与历史资料的衔接,实现平滑过渡。所以实现数据替代的首要条件是调查方法趋于成熟,调查数据经过连续观察和验证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其次是数据替代的后续经费保障条件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纳入预算科目。目前小型贸易业的数据替代技术条件基本成熟,大部分地区具备了替代条件;而个体户由于受总量与结构不清、调查方法的不完善与不统一等因素制约,目前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具备替代条件。而后续的调查经费保障条件机制目前也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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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际履行;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274-01

一、对《合同法》第 107 条的理解

我国《合同法》明确将实际履行规定为一种违约救济方式,其第 107 条概括性地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109条和第110条又分别规定了金钱之债和非金钱之债的实际履行责任的承担方式,并对非金钱之债的实际履行作了限制性规定。《合同法》第110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2)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3)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从《合同法》第 107 条的字面含义上理解,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在我国并没有先后之分,对实际履行的限制只是从经济效率角度对判决做出的限制,而并非对提起顺序的限制,这种限制无法改变这样的思考顺序:当事人请求实际履行后,法官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请求是否合理,而不是直接考虑损害赔偿是否足以提供救济。从我国《合同法》规范含义的角度理解,其承认实际履行作为一种重要的救济措施,并且将之与损害赔偿并列,选择权事实上归于当事人。

二、我国《合同法》实际履行规则的特点

在价值位阶上,实际履行与损害赔偿在我国具有同等的地位,从法律中看不出何者更具优先性,这是与德国法和英美法均有差异的地方。其次,在当事人的可选择性程度上,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两大法系也不尽相同:虽然如德国法那样,赋予当事人选择权,但是这种可选择性又较之德国法更进一步,更为彻底。在对实际履行的实质性限制上,我国《合同法》基本上是参考德国法的做法,用履行不能等条款来予以控制,但是控制条款又略显简单和粗糙,法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三、对我国实际履行制度的评析

(一)实际履行与经济效率

在计划经济时代,合同是实现计划经济的工具,而不是私人意思自治的工具,因此实际履行成为最基本、也是首要的救济方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合同已不再仅仅是执行计划经济工具,它更多地成为商品交易、私人自治的工具。

从表面上看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只是两种独立的违约救济方式,但其背后却蕴藏了价值观念差异和对合同的不同认识。从我国具体情况来看,我国民法体系及主要概念均移植于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民法,债及债权的概念也成为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的基本概念之一,可诉请履行性作为债权的效果之一反映在救济制度领域就是对实际履行的承认。无论从逻辑思维角度还是从观念角度,在我国强制实际履行都应是一种重要的违约救济方式。同时也应当看到,对救济方式的选择也应是债权人的一项权利,在正常债务履行中,债权人享有履行请求权,而一旦债务人陷于违约债权人反而不能选择救济方式尤其是不能选择实际履行,那将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私法自治原则在违约救济领域仍应得到坚持。

将请求强制实际履行设定成债权人的一项当然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不作社会经济效率方面的考虑。在很多情况下强制履行会出现低效率的情形,也往往不符合债务人的利益。这些情况可以通过实际履行的例外规定进行排除和限制。但是这仅仅是就实际履行的具体适用进行的限制,而并没有将实际履行限定在损害赔偿的适用之后,更没有将其排除出可选的救济方式之外。而是要从债权人的履行要求和社会经济利益角度作综合的考虑,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先后顺序取代这一复杂的判断过程。

(二)救济方式完全自由选择的立法模式之缺陷

履约对于合同尤其是债权人的重要意义构成了强制实际履行的理论基础, 违约事由发生后,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在照顾到债务人利益的前提下其有权利要求强制履行。但是从债务人的角度看,履约的重要意义同样也要求对其履行需求进行一定保护。二者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考虑到我国合同法中规定了无过错的违约归责原则,只有不可抗力才能成为免责事由。

在将来的民法典的立法中,应当结合债务人履约的意愿和能力,在首先保证债权人利益不受不合理的损失的前提下为债务人保留补救履行的机会,对损害赔偿予以一定的限制。也许需要给债务人保留补救履行机会的情况并不常见,但现实中只要有发生的可能,立法者就不能不予以考虑,在立法中留下可操作余地,在司法中进行综合考虑权衡,以求最大限度地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