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范文
时间：2024-02-20 18:06:5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与整合的内涵
（一）社会保障制度衔接
社会保障制度衔接是指当居民在城乡之间流动时，其社会保障待遇能够自由、合理、有序转续的制度调整与变革，旨在使社会保障待遇在城乡之间能够实现有效对接，居民不会因城乡流动而导致社会保障待遇的损失。制度衔接主要是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需要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建立起顺畅的联接通道，包括身份资格认定、缴费年限认同、保障资金转移、待遇核定计发等，尽量将城乡流动导致的待遇损耗降至最低。
（二）社会保障制度整合
社会保障制度整合是指推动城乡社会保障一致性的制度调整与变革，在建构理念、制度模式、筹资机制、运行机制、待遇计发等方面缩小直至消除制度性差异，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城乡均等化。城乡一致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想状态，制度整合以消除同类社会保障项目的城乡差异为目的，将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整合为一元制度，力图使居民不分城乡身份、公正平等地享受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待遇。制度整合主要是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首先需要在筹资机制和待遇计发机制上做到一致，使城乡居民在统筹区域内流动时，无需担忧社会保障权益遭受损失。
（三）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与整合的关系
衔接与整合是社会保障制度调整与改革的两种实现形式，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衔接与整合均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发展的必要手段，都是解决两种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制度差异的方式，体现着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改革需求，衔接解决的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从“不通”到“通”的问题，整合解决的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从“异”到“同”的问题，二者不可替代。第二，衔接与整合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上截然相反，前者承认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差异的合理存在，后者旨在消除制度性差异。第三，衔接与整合在改革时序上通常有先后之别，基于改革时机和改革难度，一般是先衔接后整合，衔接是整合的基础，但不排除不经过衔接的整合的存在。第四，衔接与整合在空间需求上往往有强弱之分，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以统筹地区为界，各统筹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一致的话，那么跨统筹地区进行制度整合的难度就非常大，制度衔接的可行性相对强一些。
衔接与整合具有条件性和动态性，虽然所有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衔接的必要性，但并非所有的城乡社会保障之间需要进行整合。基于城乡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少数社会保障项目的城乡差异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基于城乡流动人口规模和流动范围的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项目与城镇化的关联最为紧密，受社会公众的关注度最高，因此其衔接与整合，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二、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城乡分割，农村社会保障待遇普遍低于城市
城乡分割是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由此导致城乡社会保障待遇差距等一系列问题。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来看，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往往先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诞生，也早于后者进入完善成熟阶段，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步完善成熟，并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均有城乡之别，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还进一步将城市居民区分为就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城乡制度分割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早期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种制度差异的弊端日益显现，其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大。2011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月人均养老金分别为1558.4元、39元和57.5元，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均养老金约为新农保的0.68倍；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年人均补助标准分别为935.9元和130.1元，城市约为农村的7.19倍；低保方面，平均标准和补助标准的城乡之比分别为2.01倍和2.26倍。
（二）群体分立，进城务工人员等特殊群体社会保障不到位
进城务工人员在我国现阶段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定涵义，是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严格户籍制度管理共同作用的产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前后的新、老制度都没有对这类特殊群体给予重点考虑，但这类特殊群体的人员规模和社会影响又迫使在政策设计时对其不能忽略。进城务工人员的基本特征是，工作流动性大，劳动收入较低，城市归属感不强，年轻时在各城市之间漂泊谋生。从现有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来看，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保和农村社保均难以完全接轨。如果让其加入城市社保体系，相对高昂的参保成本、相对固化的制度安排使其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愿意参保。以养老保险转续为例，单位缴费比例为20%，但只允许按12%的比例进行转移。再如农民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为12%，个人缴费比例为4%至8%，如果农民工达到待遇领取年龄而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且参加了新农保的，转入新农保享受相关待遇。如果让其加入农村社保体系，相对绵薄的保障能力、行权程序的繁琐复杂使其参保积极性不高。比如，新农合一方面不完全承认异地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参合农民在异地就医首先需要明确当地是否有指定医疗机构，如果有，则必须到指定机构就医；另一方面大幅度降低异地就医的报销比例，且办理报销手续比较麻烦。少数经济发达城市或社保改革试点城市为农民工建立起有针对性的社保制度，但也遇到一些不可避免但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制度不一致导致社保关系无法衔接等。
（三）区域分离，城乡社会保障关系跨区域转续困难
城乡人口跨区域流动是城镇化的一大特征，而统筹层次不高恰好又是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大障碍，因此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保关系如何转续也是一个值得慎重思考的问题。虽然《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已经出台，但政策甫一出台，其公平性与合理性就备受争议，同时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就目前来看，仅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出台了跨区域转续办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农保、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均处于制度空白状态，制度如何衔接、待遇如何对接等问题尚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当前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城乡社会保障关系的跨区域转续显得尤为重要。
三、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与整合的政策建议
（一）时机合适
当前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实际覆盖面也在迅速提高。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与整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领域，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争议焦点集中于目标方向和实施路径等方面。近年来，公共财政实力大幅增强，能够为制度衔接与整合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已经积累出大量成功经验，同时也反映出诸多问题，这为全国层面的制度衔接与整合提供较好的实践参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全面定型，有些仍在磨合和探索，此时的改革成本远小于彻底定型后的改革成本，越往后的改革成本越高，因此需要当机立断，做好整体设计，早下决心推动实施。
（二）总体思路
十报告指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表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当前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与整合的主要领域，城乡制度整合是关键举措。鉴于当前制度分割、分立和分离具有很深的背景特征和阶段合理性，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社会稳定要求，制度衔接与整合必须分步实施、渐次推进，最终实现制度整体一致，这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史相吻合。
养老保险方面，第一阶段做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将特殊群体养老保险融合进来。第二阶段整合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不变。第三阶段做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衔接，改革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形成第一支柱的国民养老金和第二支柱的基本养老金。对城乡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进行分拆整合，两个制度的基础养老金进行整合，建立统一的国民养老金，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来筹资，国民养老金调整为待遇确定型，实行普惠制，待遇为等额养老金，同时建立家计调查制度；两个制度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进行整合，建立强制性基本养老保险，通过单位和个人缴费来筹资，实行缴费确定型。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的最终框架体系由四个支柱组成：第一支柱为国民养老金，实行待遇确定型等额养老金，具有普惠性质；第二支柱为基金积累制的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强制性缴费确定型，城乡职工由单位和个人缴费，城乡居民由个人缴费，政府给予一定补贴支持；第三支柱为基金积累制的补充养老保险，实行自愿性缴费确定型或自愿性待遇确定型，主要针对城乡职工，由单位和个人缴费，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等；第四支柱为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和家庭成员之间转移收入等途径来实现。
医疗保险方面，第一阶段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衔接，将特殊群体医疗保险融合进来。第二阶段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第三阶段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形成第一支柱的全民医疗卫生服务和第二支柱的基本医疗保险。
（三）政策措施
1、加快推进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运行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性支持，尤其是在市场机制比较成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保障制度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更强。首先要在全国层面上出台专项法律法规，建议尽快制定《养老保险条例》和《医疗保险条例》，修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制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其次要强化落实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法规，以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管理，减少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事务的行政干预，保证社会保险缴费率的稳定性。
2、促进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
重点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坚持城乡并重、相互协调的发展思路，从制度建设上实现农村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首先要统筹考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等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向制度相对先进、运行相对成熟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靠拢，尽量避免二者在基本构成要素方面的偏差。其次要深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向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靠拢，实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统一。
3、完善社会保障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要合理界定各级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事权和财权，明确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在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之外，增设社会保障预算，以增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各级财政应不断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逐步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待遇调整机制，在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社会保障的同时，努力使人们合理分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实力，建议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财政投入的重点方向是解决养老金隐性债务和做实个人账户，提高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贴水平，提高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贴水平，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4、改进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
篇2
关键词：社会保障；政府责任；不足；对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6-0200-02
一、社会保障与政府责任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是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备条件。关于社会保障的定义，最早出自美国1935年颁布的《社会保障法》，被译为“社会安全”。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美各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膨胀，人们对“福利国家”有了较清醒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劳工组织组织有关专家经过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调查之后，提出“社会保障”的目标不只是防止和减轻贫困，应该更为广泛。
中国学术界对社会保障内涵的界定有其共识的一面，但在具体阐述其定义时，却仍然有着差异。在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良谨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而郑功成教授则认为，“社会保障是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因此，社会保障可以被定义为以政府为主体参与国民收入（或者GDP）分配活动和再分配的活动，是政府依法对劳动者报酬和社会剩余产品部分扣除所建立的一笔消费基金，用于社会成员由于生、老、病、死、伤残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的物质或资金的帮助，保障每个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
现代社会保障不同于一百多年前传统家庭保障和济贫保障的最明显标志，就是强调政府的责任。所谓政府责任，既包括国家有责任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公民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也包括国家必须承担必要的财政支出，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具体实现劳动者社会保障权利的义务。现已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把提供社会保障纳入政府的职能范围，这就把社会保障活动与宗教团体、民间慈善机构所举办的救助活动区别开来。尤其是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政府来主持实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应承担的责任
要有效地发挥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的作用，就必须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的责任有一个明晰的界定。根据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应承担的责任是：
（一）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整体规划
对社会保障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是政府的当然责任和重要职能。在制度维持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政府机制应发挥更多的作用。在这些国家，现代市场体系发育尚不充分，尤其是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服务市场更是存在严重欠缺。因此政府机制在维持制度的有效运营方面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政府必须在这方面负担大量的资金投入、组织投入和服务投入，特别是承担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制成本”和新制度建立的“启动成本”；同时政府机制重点还应培育市场，并使其运行机制逐步规范和完善。
（二）为社会保障提供完备的法律框架
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在于社会保障的强制性，这一强制性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无不以制定和实施社会保障法律为起点，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就没有健全、完善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政府现在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规范制度：一方面，应充分依靠现有法律、法规，理顺和规范中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另一方面，应加快专项立法特别是加快地方立法，依法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
（三）为社会保障提供财政支持
实行社会保障首先必须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还必须有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否则，再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纸空文。政府的财政拨款是筹措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固定的、主要的来源渠道，没有国家财政作为坚实的后盾，很难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或者即使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难以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
三、社会保障中政府责任不足的表现
（一）当前政府责任不足的表现
通过多年来的努力，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维系经济改革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转型，但我们也应看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仍没有最终完成，社会保障制度依然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公平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主要体现在：
1.财政责任的混乱。政府在化解历史责任时向企业转嫁责任。1998年以前，政府事实上回避着对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财政责任。在养老保险由过去单位包办的现收现付型向社会化的统账结合型制度转型的过程中，“老人”的全部养老金和“中人”的过渡养老金都是由新制度中的社会统筹基金支付的。这种历史债务，企业已将保障这一部分权益的钱以利润的形式完全上缴给政府，因此，政府应该补充这一部分钱。然而，政府通过向企业征收超高的养老保险费将这一债务部分地转嫁给了企业。1998年以后虽然开始承担责任，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明确转制成本的化解方案。
2.覆盖面狭窄。2006年以前，农民和农民工基本未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一直将重点放在城镇，而占全国总人口80%的中国农民却依然被拒之于社会保障的大门之外。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已市民化的外来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只有4%和2.7%，而尚未市民化的农民工更不可能进入社会保险范围。社会保障自去年开始才逐步的开始向农村覆盖，但无论从保障项目，保障水平还是保障范围都远远不够。
3.立法滞后。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是在实践中摸索、在探索中前进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权威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在国务院已经制定的条例中，也很少有关于专门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法规。当前有关社会保障的规定，主要是由相关部委来制定。所以，政府社会保障立法滞后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和被保障人之间事权不清，社会保障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不明。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制定解决历史负担的长期而有效的计划，而且还使我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效果难以做出准确评判。
（二）监管不力
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社会保障宏观关系的正确处理，均需要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监控机制。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体制的管理处于分散状态，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卫生部、民政部保险机构及体改部门分别承担着社会保障的部分工作。由于部门对问题的认识差异及受部门利益驱动的影响，造成政策不统一、业务交叉、成本上升、资金分散、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扯皮、推诿、不负责任、甚至挪用、滥用社会保险基金的问题时有发生。
四、增强政府社会保障责任的对策
（一）加大财政投入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的社会保障，政府财政的投入更是责无旁贷。实际上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出方面已增加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但中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依然不能轻视。尤其是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部分的资金缺口。加大社会保障财政收入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保险基金的统一筹划问题，还可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风险和各种潜在问题，因此政府的介入和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二）扩大覆盖面惠及全体城乡居民
社会保障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性和普遍性，因此它天然的要求国家设计一种公平保障的制度，以使国民不因某种特权而得益或受害。这就决定了劳动者之间只存在着社会保障交费额和享受水平的不同，而不应该存在有无保障的差别。实行社会保障的普及化，即对劳动者而言，不论其所属部门和行业，就业单位所有制形式，就业或失业，只要遭遇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生存发生困难，都应无例外地得到社会给予的基本生活的物质保障。
（三）完善社会保障立法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工业化国家建立和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经验。现阶段，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没有强有力的立法措施，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难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制度，是深化经济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视市场作用，培育社会组织
在社会保障领域，政府的失效的政府行为可能会使社会产生新的不公平状况，引起新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失效行为存在让我们必须慎重划分政府和市场的参与范围，过分推崇市场和过度依赖政府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应该合理分工，相互改善。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使政府能够科学、合理地主导社会保障事业的建构，有效地参与调控和规范市场运行，在增进社会福利利的同时，避免政府行为对市场本身正常运行机制的损害，重视市场和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绍光.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5).
[2]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
篇3
关键词:弱势群体;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4(C)-0136-01
一、弱势群体概念的界定
一般而言,弱势群体主要有两类,即自然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主要指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受自然灾害影响的难民,以及因自身生理等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后者指受到社会排斥,政策法律制度歧视等的群体。从我国弱势群体的整体情况看,主体是社会性弱势群体,即在经济条件、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目前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具体构成大体上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二、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分析
1、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力的提高及科技应用的后果.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我国的发展状况是东、中、西发展差异较大。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许多传统的产业开始逐渐萎缩。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渐渐地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取代,对劳动者的技术、文化等个人素质的综合要求不断提高,弱势群体的经济优势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其生存的压力必然加大。长期看来,弱势群体的规模必然会继续扩大。
2、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安全网脆弱.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安全网和稳定器,也是社会弱势群体主要的避风港。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三条保障线”即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能忘记依然存在的许多问题:社会保障对象狭窄、覆盖率低。
三、建立和完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促进弱势群体自身的发展和转化,解除弱势群体成员的后顾之忧。
1、建立和完善综合性的弱势群体社会救助系统.(1)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整个社会救助系统的核心。它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从人道主义的层面上升到人权的高度,从慈善性的救济转变为制度性的救助。而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当前必须着力并首先做好的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加大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坚决把所有符合条件的弱势群体纳入保障范围,建立一个有效的、有度的、合理的统计调查系统,坚决贯彻各项方针政策,逐渐扩大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加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化、制度化进程。(2)加强弱势群体各项救助措施的执行力度。弱势群体最大的特征是贫困。贫困使得弱势群体产生许多顾虑,如有病不敢医,孩子成绩好但却不能就读好的学校,住房狭窄,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现象屡见不鲜。弱势群体支出的主要方向就是基本生活、医疗、教育和住房,所以,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应重点放在医疗、住房和教育上。弱势群体的弱势表现在物质和收入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知识的贫乏。知识贫乏使得弱势群体处于弱势境遇具长期性和潜在性。对教育进行投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2、政府应完善社会保障法制规范,加强监管.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在于社会保障的强制性,这一强制性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有效的体现。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和社会保障基金征缴率低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保障的立法滞后造成的。事实证明,主要依靠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通过行政手段和宣传动员的做法来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政府现在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规范制度。一方面应充分依靠现有法律、法规,理顺和规范社会保障运行;另一方面,应加快专项立法特别是加快地方立法,依法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同时,政府要带头杜绝在保障合法权益方面的“行政不作为”现象,完善法制,加强事前预警和事后监督,对违规操作者坚决依法处置。并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统筹管理,实行商业化运行。
3、逐步推进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措施.目前弱势群体对于学习、健康、旅游、购物等生活向往日益强烈,这就要求社会应该一视同仁,不歧视弱势群体,不忽视弱势群体,在产品和服务上多考虑弱势群体的实际需要。另外,弱势群体的政治权利也应得到保障,确保弱势群体参政议政的权利,让他们在人大、政协、工会都具有自己的代表席位。制度问题需要立法的确立和保护,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保障弱势群体的政治权利,才能使得制度真正有效的贯彻执行,而不是朝令夕改,立而不行。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等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
作者简介:徐程,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社会保障专业09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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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是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也是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更是加快社会建设、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的需要。
人口老龄化导致长期护理需求快速增长，迫切需要对养老护理进行制度性安排。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约为2. 95%，身体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比例约为13. 90%，其他为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以此结合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可以推算出2010年人口普查时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约为523. 4万人。据预测，由于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影响，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将在2014年突破600万人，2029年左右突破1000万人，2041年突破1500万人，2050年达到1876万人左右。
二、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根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经验，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福利性、普惠性、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为国民提供标准化的基本护理保障。具体来说，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统一性。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全国统一的制度，即在全国不分城乡、不分地区采取相同的制度框架。碎片化发展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弊端，多年来饱受垢病。一直以来，无论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是医疗保险制度，都存在着人群分割和地区分割。这使得制度的并轨和整合己经成为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出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发展过程中的人群有别、先城后乡等情况，就要从制度建立之初就实施统一的制度，避免再走弯路。
(2)福利性。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再分配性质，必须有部分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以承担长期护理保险中的托底功能。公共财政投入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对部分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参保和使用服务进行补贴，确保低收入群体可以参与到制度中来，并确保他们可以享受到护理服务。对长期护理进行公共投入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世界上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大多在制度筹资机制中将公共投入作为重要资金来源。如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规定，在使用者承担10%后，剩余部分由保费和公费各承担50%。
(3)普惠性。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成为一项广覆盖的制度。广覆盖一直是中国在养老、医疗领域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同样也应该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目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后，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尽可能惠及全体人民。所有参保人员特别是老年人，只要是在需求评估过程中确认其符合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条件，都应该被纳入保险支付范围，尤其是要尽量将广大农村老年人纳入保障范围。
三、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
(一)覆盖人群
根据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确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德国要求各类医疗保险的投保人都要参加护理保险，日本要求40岁以上的各类医疗保险参保人必须同时参加护理保险，而韩国则要求20岁以上的国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同时也是护理保险参保人。有研究建议，中国可实行护理保险跟从医疗保险的原则，参保人为18-65岁国民。但这一年龄范围与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险制度并不衔接。
(二)筹资机制
政府补贴、保险缴费和使用者负担共同成为护理保险制度的筹资来源，是其他国家在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时通常采用的做法，如荷兰、日本、韩国等均采取了这种筹资模式。在不同国家的筹资机制安排中，政府补贴、保险缴费和使用者负担比例有所不同。德国政府补贴在33. 3%以上，日本约为45%，韩国约为20%。使用者负担一般不超过20%，如日本使用者负担约10%，韩国的机构服务使用者个人负担 20%，居家服务使用者个人负担巧%。但有不少研究认为，韩国使用者的负担过重。
(三)需求评估
护理需求分级和评估制度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的关键一环，是确定保险给付的条件。所有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均建立了相应的需求分级和评估制度。如德国将长期护理需求分为三个等级，由德国医疗保险基金的医疗审查委员会组织评估;日本则将其分为七个等级，由地方护理认定审查委员会组织评估;韩国将其分为三个等级，由等级判定委员会组织评估。
四、结论与讨论
篇5
论文摘要:建认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浙江的农村社会保障面临挑战，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不少的问题二因此，应当建立城乡一休化的二位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推进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改革发展、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浙江省不仅进入厂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二位，由于浙江的社会经济较发达、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上升迅速，浙江乡村衡量老年型人口的四项指标均高于城市地区‘可见，浙江乡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地区严重，面临的挑战比城市地区更大(见下表)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浙江作为全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省份，更应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先行一步。
一、浙江省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在传统家庭养老的基础上有了拓展:一是集中在敬老院供养，由所在村提供粮食资金，由乡镇企业收人、乡村提留和地方财政给予一定的补助;二是老年人分散供养，由村级基层组织给予照顾。但这一保障项日所涵盖的老年人口比重较小。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救济，主要是建立在.“三提五统”基础上的“五保”制度。此外，浙江从2001年起，将农村居民也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中。当然，能享受到这一制度的人，目前所占比重较小。
目前，浙江的农村老人养老模式大致有三类:
一是家庭养老模式——养老经济上的支持力来源主要是来自家庭成员;二是自我养老模式——主要的经济支持力来自自我的储蓄或者其它的劳动所得和投资所得;三是社会养老模式——主要的经济支持力来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养老金支持或者是社会人道主义的帮助。在上述三类养老模式中，又以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为主。
在社会养老模式中，其主要经济支持力来自以下几种类型:
(一)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是浙江农村的一个新型养老模式，1995年在全省展开。由于目前农村养老保险正处于过渡期(由民政部转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有此交接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没有大的发展。
(二)农村社区农民退休金制度这是富裕农村社区为保障本社区老年农民养老的一种形式，其资金主要来自村办企业的利润、出让土地款或其他集体经济资产。村养老基金实行退休金制度，其标准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而定，不同程度地解决了本社区农民的养老需求。
(三)计划生育养老保险与计划生育公益金等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的保险对象是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与纯女户父母养老保险。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浙江提出了在全省探索建立计划生育公益金制度。重点对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进行社会救助.
二、存在的问题
尽管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障近年有所发展，但目前浙江农村仍以家庭养老和以个人自养为主，作为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核心部分的社会保险仍处于起步阶段，城乡养老社会保障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其存在的问题十分尖锐和复杂。
(一)认识偏差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深受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浙江省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最大误区:由农村解决自身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
(二)立法滞后农保工作至今尚没有一部完整规范的、由人大通过的法律，导致实际工作中体制关系难以理顺，法律责任不明确，政策尺度难把握(如开展农保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等矛盾，直接影响农保制度的确立。
(三)基本方案尚需完善首先，方案需进一步精算。现行方案缺乏令人信服的坚实依据，尤其是在一些具体测算指标上尚无完整的体系。其次，如何体现风险共济的保险原则。目前浙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完全个人账户制”，这种方案权益关系明确、符合农民的心理。但它背离了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于政府、单位和个人的基本特征。同时，完全的个人账户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无法统筹、难以体现风险共济。这又背离了社会保障的根本性质。
(四)社会化水平低，投保人数占应保人数的比例小国家规定农村养老保险对象为20 - 60岁的农村居民，但是目前浙江农村20-60岁的投保人数占应投保人数的比重不足50 % 。
(五)人均参保值低，根本不能满足农村老年人基本养老的需求到1999年底，全国有8000多万人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累计收人保险金仅为184亿元、1998年向59.8万参保人发放养老金“人均42元”(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课题组，2000)，略高于各地支付给“五保”老人的平均费用。这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只能起补充作用，而不能起保障作用。
(六)养老金缺乏适当的保值增值措施，投资渠道单一目前浙江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存人银行，二是购买政府债券。这两条途径的收益率都非常低。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实现当初农民投保时国家承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12.9%的利率，则养老金不仅不能保值和增值，反而会贬值。
(七)公平性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般是补干部不补群众，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
(八)管理不规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分散，城乡分割、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缺乏专业人才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机构设置不健全，使得管理水平低下。加之将社会保障基金征缴、管理、使用集于一身，有悖于国际上将征、管、用分离的通行做法，致使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难以得到保障。
三、发展趋势——对策思考
对于农村养老问题，如果仍然局限于从农村寻找解决的途径，必然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应当看到，正是农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工对城市经济的无私贡献，推动了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21世纪，农民的养老问题陷人了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建立以社会公平为前提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势必会极大地挫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笔者认为，要最终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只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广大农民才能真正公平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一个重要原则:损益补偿。也就是说，在此政策中受损的群体在彼政策中应得到相应补偿，以利于维护各种利益的均衡。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损益补偿”的具体表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势所趋。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和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份，理应为全国树立榜样。浙江以强大的经济后盾来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支持条件
1理论支撑
(1)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符合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有两个基本理念:生存权和社会公平。首先，生存权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其次，社会的发展追求两个目标:即“公平和效率”。市场经济自动倾斜于效率，社会保障则是通过国家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而向公平倾斜的制度。当然，这两者之间需要实现最佳组合。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上看，社会保障的第一责任人是政府，其基本要求是保障每个公民基本生活的尊严。只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国家可以根据具体的地区条件，采取不同的方式，以体现保障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等。但是，差异性必然以普遍享有社会保障为基础，必须以“社会公平”为前提。
基于社会保障的上述理念，构造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必须以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代际和谐，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发展目标。农村老年人同样是法定公民，政府和社会有责任来保障其晚年的生存状态;而他们无固定的养老收人、其生活风险和困难程度要甚于城镇老年人，从而更需要社会保障。
(2)浙江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迫切性和必然性。第一，浙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的过程，实质上是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不仅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消除城乡壁垒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第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是应对农村老龄化的需要。浙江农村正面临自然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双重压力。大多数老年农民既无积蓄(或少得可怜)、又无保障(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覆盖面小且保险水平低，其生活基本上依赖子女的供养。这种供养缺乏“制度”刚性，弹性余地很大)。农村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成为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论文关键词:小康社会 农村养老模式 农村养老方式 农村养老保障
论文摘要:建认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浙江的农村社会保障面临挑战，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不少的问题二因此，应当建立城乡一休化的二位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推进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改革发展、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浙江省不仅进入厂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二位，由于浙江的社会经济较发达、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上升迅速，浙江乡村衡量老年型人口的四项指标均高于城市地区‘可见，浙江乡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地区严重，面临的挑战比城市地区更大(见下表)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浙江作为全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省份，更应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先行一步。
一、浙江省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在传统家庭养老的基础上有了拓展:一是集中在敬老院供养，由所在村提供粮食资金，由乡镇企业收人、乡村提留和地方财政给予一定的补助;二是老年人分散供养，由村级基层组织给予照顾。但这一保障项日所涵盖的老年人口比重较小。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救济，主要是建立在.“三提五统”基础上的“五保”制度。此外，浙江从2001年起，将农村居民也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中。当然，能享受到这一制度的人，目前所占比重较小。
目前，浙江的农村老人养老模式大致有三类:
一是家庭养老模式——养老经济上的支持力来源主要是来自家庭成员;二是自我养老模式——主要的经济支持力来自自我的储蓄或者其它的劳动所得和投资所得;三是社会养老模式——主要的经济支持力来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养老金支持或者是社会人道主义的帮助。在上述三类养老模式中，又以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为主。
在社会养老模式中，其主要经济支持力来自以下几种类型:
(一)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是浙江农村的一个新型养老模式，1995年在全省展开。由于目前农村养老保险正处于过渡期(由民政部转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有此交接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没有大的发展。
(二)农村社区农民退休金制度这是富裕农村社区为保障本社区老年农民养老的一种形式，其资金主要来自村办企业的利润、出让土地款或其他集体经济资产。村养老基金实行退休金制度，其标准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而定，不同程度地解决了本社区农民的养老需求。
(三)计划生育养老保险与计划生育公益金等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的保险对象是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与纯女户父母养老保险。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浙江提出了在全省探索建立计划生育公益金制度。重点对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进行社会救助.
二、存在的问题
尽管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障近年有所发展，但目前浙江农村仍以家庭养老和以个人自养为主，作为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核心部分的社会保险仍处于起步阶段，城乡养老社会保障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其存在的问题十分尖锐和复杂。
(一)认识偏差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深受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浙江省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最大误区:由农村解决自身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
(二)立法滞后农保工作至今尚没有一部完整规范的、由人大通过的法律，导致实际工作中体制关系难以理顺，法律责任不明确，政策尺度难把握(如开展农保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等矛盾，直接影响农保制度的确立。
(三)基本方案尚需完善首先，方案需进一步精算。现行方案缺乏令人信服的坚实依据，尤其是在一些具体测算指标上尚无完整的体系。其次，如何体现风险共济的保险原则。目前浙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完全个人账户制”，这种方案权益关系明确、符合农民的心理。但它背离了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于政府、单位和个人的基本特征。同时，完全的个人账户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无法统筹、难以体现风险共济。这又背离了社会保障的根本性质。
(四)社会化水平低，投保人数占应保人数的比例小国家规定农村养老保险对象为20 - 60岁的农村居民，但是目前浙江农村20-60岁的投保人数占应投保人数的比重不足50 % 。
(五)人均参保值低，根本不能满足农村老年人基本养老的需求到1999年底，全国有8000多万人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累计收人保险金仅为184亿元、1998年向59.8万参保人发放养老金“人均42元”(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课题组，2000)，略高于各地支付给“五保”老人的平均费用。这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只能起补充作用，而不能起保障作用。
(六)养老金缺乏适当的保值增值措施，投资渠道单一目前浙江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存人银行，二是购买政府债券。这两条途径的收益率都非常低。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实现当初农民投保时国家承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12.9%的利率，则养老金不仅不能保值和增值，反而会贬值。
(七)公平性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般是补干部不补群众，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
(八)管理不规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分散，城乡分割、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缺乏专业人才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机构设置不健全，使得管理水平低下。加之将社会保障基金征缴、管理、使用集于一身，有悖于国际上将征、管、用分离的通行做法，致使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难以得到保障。
三、发展趋势——对策思考
对于农村养老问题，如果仍然局限于从农村寻找解决的途径，必然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应当看到，正是农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工对城市经济的无私贡献，推动了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21世纪，农民的养老问题陷人了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建立以社会公平为前提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势必会极大地挫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笔者认为，要最终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只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广大农民才能真正公平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一个重要原则:损益补偿。也就是说，在此政策中受损的群体在彼政策中应得到相应补偿，以利于维护各种利益的均衡。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损益补偿”的具体表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势所趋。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和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份，理应为全国树立榜样。浙江以强大的经济后盾来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支持条件
1理论支撑
(1)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符合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有两个基本理念:生存权和社会公平。首先，生存权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其次，社会的发展追求两个目标:即“公平和效率”。市场经济自动倾斜于效率，社会保障则是通过国家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而向公平倾斜的制度。当然，这两者之间需要实现最佳组合。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上看，社会保障的第一责任人是政府，其基本要求是保障每个公民基本生活的尊严。只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国家可以根据具体的地区条件，采取不同的方式，以体现保障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等。但是，差异性必然以普遍享有社会保障为基础，必须以“社会公平”为前提。
基于社会保障的上述理念，构造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必须以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代际和谐，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发展目标。农村老年人同样是法定公民，政府和社会有责任来保障其晚年的生存状态;而他们无固定的养老收人、其生活风险和困难程度要甚于城镇老年人，从而更需要社会保障。
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 失地农民 实证研究 完善 远郊
研究的问题、背景和方法
2011年开始中国城镇人口数首次超过农业人口数，占人口总数比重达到50%以上，这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在这样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势必有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和住房，现今民生问题呼声日益高涨，关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生活现状，成为加速城市化、城镇（集镇）化，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在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政策安排下，农民失去土地，丧失基本生活保障能力，然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来不及完全建立，或者相应的社会保障标准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他们的未来生活前景堪忧，逐渐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弱势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目前，我国关于失地农民的研究不少。但是，研究主题多数集中在对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做出综述；研究地域以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为主，而以大城市郊县的失地农民为研究主体比较少见；在研究内容上对于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的研究较少采用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的形式，尤其缺少从与其相关的制度方面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在内容上，多数文章的研究结论是尽快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有少量研究如何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但是针对已经存在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政策研究却几乎没有，特别是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来研究的就更少。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进行研究，揭示失地农民在基本保障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改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政策建议，并从制度改进单方面探索具体解决的途径。文章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调研小组对上海市松江区远郊某镇居民的问卷调查，与当地的失地农民和村镇干部进行的深度访谈。由于上海市郊区的失地农民人数较多，分布较广，要获取全部名单比较难，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并不可行。因此在搜集与土地政权有关的法律、条文，以及查阅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研究中采取非随机抽样的偶遇抽样的方式对122名失地农民进行结构式的问卷调查，获得了宝贵的数据及文字资料，并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与整理。此外，通过与几位失地农民进行比较深入的访谈，获得更为具体的资料，探询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可以直观地认识到征地制度的实施给失地农民带来的影响，以及失地农民对征地制度的看法和建议，提出征地制度以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失地农民的基本特征及获得保障的情况
在参与实地调查的122名失地农民中，男性48名，占总体的39.34%，女性74名，占总体的60.66%。年龄段主要集中在36～65周岁，以中老年人居多，青年人占比很小，造成这种被调查对象人群组成结构的原因有：客观上来讲，由于调查时间所限，调查时间为工作日白天，大多青年人户口已迁出或者外出上班，而老人退休在家，被访问的概率较大；主观上，由于青年人有较多改变生活状态的机会，而较少受征地因素影响，相反，老年人受征地制度影响较大，特别体现在养老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被调查者中没有读过书或只有小学文凭的占大多数，约占总数的36.89%，初中学历的也占了很大比重，约占总数的26.23%，而高中与大学学历的失地农民则分别占了总数的19.67%和17.21%，没有硕士或以上学历。根据被调查者的基本背景资料，当前失地农民以社会地位指标来看，大部分属于“弱势群体”，有研究者预测，这种“弱势”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此外，征地的时间从1988年起到2013年，大多数失地农民被征地的时间在2002年到2008年，而其他年份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在这段时间，城市化进程加快，被征土地越来越多，失地农民人数不断增加，城镇建设逐步扩大和蔓延，特别是在2008年被列为全国第二批发展改革试点镇，2009年，该镇被正式命名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试点城镇”，该镇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土地规划和社会保障政策计划。当然，此次研究的时间正好距大多数失地农民土地被征的时间两年有余，他们对失地农民保障政策的实施已有一定的认识，因此，当研究者询问这些失地农民相关情况和问题时，对方能够给予比较准确的回答。
由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的征地制度、农民的社会保障、土地产权分配、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等方面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的调查从这四方面着手进行。得到的结果如下：
据调查，征地前的住房状况大体呈如下分布：自家平房的为18.85% ，自家小楼房的为74.59% ，邻里合作建房的为零，集体住房的为0.82%，大楼中的套房的为0.82%，自购商品房的为4.92%；征地后的住房是自家平房的为10.53%，自家小楼房的为53.68%，邻里合作建房的为零，集体住房的为13.68%，大楼中的套房的为12.63%，自购商品房的为9.47%。
当被问及关于征地的原因，大多数失地农民认为是“合理”，占65.57%，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合理”，占34.43%。而对于其是否愿意因以上征地原因而被征地的回答是基本相当的人数，“愿意”占51.64%；“不愿意”占40.16%。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只是得到了一部分的“现金”补偿，占50.82%，还有一部分得到了“其他”补偿，占26.23%，而对于“现金和物质”、“现金和就业安置”、“物质”等补偿方式，都只占7%左右。当被问及对补偿是否满意时，回答“是”的人占42.62%，回答“否”的人占56.56%。
当被问及土地被征用时，政府是否给你发放了土地补偿费？56.57%的被访者回答“是”，41.80%回答“否”，其余的回答“不清楚”。当被问及对目前的土地补偿标准有何担忧，回答不能维持基本生活31.15%，不能供孩子读书10.66%，生病不能看医生13.93%，没有养老保障1.64%，其余41.8%的不清楚。
大部分的失地农民认为，征地制度没有侵犯他们的权益，并且他们认为当有侵权行为发生时，他们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占了总数的76.23%。认为现行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需要改革和完善的有63.93%，不需要的有15.57%，无所谓的有20.49%。
在与该镇A村党委书记的访谈中了解到，现有失地农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过渡费标准较低，现行过渡费是每平方每月8元，这是2002年、2003年的标准，这个标准并未随着物价上涨而提高，失地农民对此意见很大。他们认为此过渡费的标准未能满足他们的生活必需。其次，住房安置问题较多。家庭人口多、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对集镇建设要求比较强烈，并且越是困难的家庭，越是希望征地和拆迁，他们希望籍由土地征收获得补偿安置的契机，获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再次，在资金方面存在较大问题，由于规划和实际实施过程中存在偏差，导致村民在获得安置住房时由于资金不足而四处借债，这便进一步加剧其生活负担。最后，财政负担加剧，未来仍是未知数。目前有三种方式：撤村、农保、镇保，该村27个生产队，目前有8个自然村是农保，其它都镇保了，在建立相应保障的同时，资金不足以负担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综上，可初步得出结论：对于大多数失地农民来说，他们明确政府征地的用途，认为是一种合理行为，也自愿配合该行为；但是，他们却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不知不觉丧失了自己的相关权利，而在后续得到保障的过程中无法挽回，甚至有的人对于政府是否有相关的保障措施并不清楚。在持续扩张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在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政策安排下，农民失去了土地，社会保障能力丧失，又没有稳定的工作，导致失地农民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法定的征地补偿不足以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失地农民缺乏稳定、可靠的谋生渠道，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因此，在失地农民还无法自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行又无法保障其基本生存的情况下，农民处于高度紧张和沉重的压力之下，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来缓解当前的局势，避免紧张局势累积到一定程度而造成社会不稳定状态，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政府的保障措施仍不足于解决问题，甚至在措施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灰色甚至黑色地带。
结论与建议
征地工作是一项群众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所涉及的问题是集体所有的转移和土地收益的重新分配，现有的征地制度和安置补偿形式方面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保障水平低下，造成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失去土地后，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收入呈现不稳定状态，不少失地农民要么到城市打工，要么贩卖水果和蔬菜，除一部分可以安排在当地集镇公司工作，但是从事的是简单体力劳动，五保户、特困户和残疾人有一定的保障外，其余的失地农民均要自谋出路。
二是部分村民对征地安置方式、分配集体资产的方式和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等不满。他们希望籍由征地、安置等一系列政策改善生活条件，得到更多利益，而事实与期望存在差距。
三是征地制度存在有一定的缺陷，法律规定不完备，导致征地权运用的不规范。虽然受到城市化的影响，但是仍然脱离不了乡村社会的烙印，该镇的农村仍然是礼俗社会，现代城市社会的规章制度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明显。现行征地制度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不够科学合理，即便是制定出相关政策也未能得到较好执行。
四是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产权问题，许多农民不懂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从而导致他们被征地后一系列的问题的出现。由上述数据得知，大部分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对于相关的规章政策未能做较深入了解，加上失地农民年龄普遍偏大，对于网络媒体信息掌握并不多，这也丧失了了解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机会。
五是我国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把农民排除在就业功能体系之外，失地农民丧失“造血”的机会。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年龄较大，他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获得工作；即使获得工作，也是简单体力劳动，筹资不高，因此，很多被介绍工作的失地农民拒绝这样的工作，这也是村书记口中的“城镇社会保障使得部分人变懒”。因此，大部分失地农民在家待业，或从事一些按工作时间取得报酬的零散工作，这样的工作往往收入微薄，无法维持个人和家庭的正常生活开销。
城市化进程如果没有农民的积极参与和有力配合，便难以顺利推进；反之，农民失地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科学合理地离开土地，不仅符合政府的愿望，也是多数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城市化应当有利于促进农民富裕，而不是造成大批农民失地失业，因而失地农民政策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只有通过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失地农民权益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原有各相关主体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才能得到调整，由于征地制度缺陷而引发的一个利益主体侵犯另一个利益主体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才会得到遏制。
综上，笔者建议，应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征地制度，明确土地产权分配，提供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机会和渠道，为达到此目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
首先，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完善土地征用的法规、法律，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利范围，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征地程序。要求在征地前审慎研究征地审批和范围，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在征地过程中公开透明、平等公正，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征地后对失地农民的生活进行及时调研，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加强对失地农民的社会服务和管理，如提供相应的现金资助或教育培训等。
其次，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赋予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待遇。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最首要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其次是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失地农民群体的总体年龄上升，养老保险成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内容，要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最后逐步完善失地农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生育保险制度等
最后，政府应负起责任，作为主导力量建立和完善教育培训和职业培训机制。失地不是长远之计，就业才是最好的保障，因此政府应该负起责任，一方面，完善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体系，建立专门的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社会服务机构，免费对失地农民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其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促进其上岗就业。
另一方面，挖掘多方资源，增加就业机会，为失地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具体而言，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首先完善其所嵌入的土地产权制度，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农民持久生计的保障。在当前法律下，要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探寻一条土地所有权之外的持久生计保障机制。国家应该明确土地是农民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保证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处置权等得到充分的尊重，利益得到有效保障。让农民的使用权收益随土地增值而提高，在非公共征地中探寻土地使用权参与市场交易，在非公共征地框架内提高补偿标准，完善土地换保障的安置方式，保障失地农民的持久生计。要培育农民利益代言力量，完善农民权益表达机制就要改变公共决策方式，增强农民的参与性。
在征地过程中，政府要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利益表达权和决策参与权，保证公共决策的公平性和科学性。政府在具体政策安排上，要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要妥善安排好失地农民的未来出路，并将能否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纳入各级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是否合格的范畴，避免一些单位和个人“寻租”侵害农民的权益，同时，鼓励建立除村委会以外的农民自发组织，农民在生产经营合作的基础上所组建的自发组织应该得到鼓励，这些组织具备权利保护意识，同时与政府有较强的“对话”能力，将有助于农民参与公共决策并合理表达利益，从而提高征地过程中公共决策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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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正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进入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初期提出的“打破铁饭碗”，提倡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要求已经基本达到，带来的是新的问题，即打破“铁饭碗”后吃饭问题靠什么保障？择业未成时谁给生活费？企业不景气甚至破产时谁给报销医疗费，谁发退休金？诸如此类问题，使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被摆到改革的前列，当前，保险制度的变革就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究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首先，保险制度由企业自理、部门自理，走向社会化保障制度，产生了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很多老企业背负着巨大的退休职工经济包袱，削弱了老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其次，经济改革涉及到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也涉及到风险和负担的再分配。企业改革客观要求社会管理制度建设跟得上，特别是职工本人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的问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是总的方面，它包括经常性的退休金、医疗费、住房购租等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包括突发性的大宗的偶然支出，如急病、重病、生育、房屋大修等，都需要保险制度来集千万人的资金，资助少数人的危急之需。没有保险制度不但不利于个人也可能拖垮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承担了政府安定社会、解急救难的功能，因此，社会保险需要企业、单位、个人的长期、有力的支持，更需要政府予以特殊的政策，让其早日增强实力，应付不测。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要逐步成熟和完善，正如经济改革一样，要步步深入，层层推进，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社会积累还不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高，在这种现实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也只能因势利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挖掘有关方面的潜力。社会保障制度既然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民，那么就应该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以及海外的积极性，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比如说，筹办各种募捐、义卖等形式的慈善活动，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种基金必须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有所收益也必须如数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即使是其中的社会保险也必须坚持这一条，与商业保险划分得越清楚，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就越有力。社会保险发展壮大的关键恐怕离不开“来自社会，全心全意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自身发展宗旨。社会保险承担了稳定社会、救危解困、为企业和单位松绑的职能，它分担了政府有关方面的职责，因此社会保险工作要充分考虑遵从商品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做长期亏损的生意，但作为政府应管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分担者，它以政府代表的名义出现更为有利。
二、社会保险实践的启迪
通过几年努力，广州的社会保险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框架，进入营运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社会保险为主力创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创举，也是一次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改革“”。社会保险既要解决参与者的有关项目保险问题又要解决缺乏政府资金注入的问题。从广州情况看，诸多大宗或突发性的支付项目都要依靠社会保险，其发展前途当然可观，但在开始阶段社会保险实力则令人担忧。因为社会保险本身也需要一个资金和经验的积累过程，难免有起伏兴衰的曲折过程。
根据资料分析：1996年广州市失业保险基金缺口400多万元，应缴未缴的企业较多，1992年～1996年全市有300多家困难企业办了养老金缓缴手续，缓缴金额达2亿多元，靠全市调剂的单位占总数的40%。企业发展不平衡形成苦乐不均，而有了社会保险，矛盾就可以集中社会力量来解决。解决的办法既要靠社会力量和政府投入，同时又要靠企业的改革求得生存与发展。对那些处在变革之中的困难企业更需要社会保险扶持渡过难关，这些困难企业多是纺织、电子、航运、供销、交通、区街集体企业等，社会保险既然担当了政府部分职能，也应得到政府财政、税费政策的优惠和支持。对困难企业职工的救济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去发放、管理和运作。通过社会保险机构实施社会福利措施，有利于监督、测算和及时有效地运作。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在实现社会稳定前提下加快改革的步伐，国家、企业和职工分别合理负担，尽快妥善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开创一个新局面。
三、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开拓更广的领域
社会保险靠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以千万人的资金来资助偶然的个别支出，以长期的投入支付退休后经常的支出，以上一代人的积累支付后代的保险等，才能使社会保险的根基越扎越深，树冠越长越大，所荫庇的社会成员日益增加，所资助的项目更加有力。从经济学分析，社会保险体制有几种类型：
其一，供款基准制，即保险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该受益人过去在保险体系中的资金贡献量（供款量），其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运用预筹积累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其原则是，先积累，后受益，而且资金积累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是要在若干年的时间里，按照一定的缴纳比例规定，逐年逐月地交费累积而成的。其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保证社会保险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不会发生寅吃卯粮的问题，受益的多少取决于积累数量的多少。其具体方法是采取个人账户，在社会保障体制中引入激励机制，由于个人账户产权界定清晰，因而可以调动人们进行积累和劳动的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的旧病复发。
其二，受益基准制，即保障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规定中的受益与否的标准（或公式），按照受益人当前的状况（如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失业期等）是否符合特定的标准而决定。此方式注重受益条件的公平性，而不注重受益人已经在资金上贡献的多少，从资金筹集方式看是采用现收现付制来筹集资金并满足当期的支出，这种强调同等条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分配方式有社会公证性的一面，但又可能有吃“大锅饭”的问题，缺乏激励机制，但管理相对简便，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税收，不涉及投资及投资回收问题，因此管理成本较低。
其三，混合制，即上述的供款基准制与受益基准制两种基本类型择优而成。利用受益基准制来提供普遍性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使用供款基准制对具体个人提供附加的个人保障。也就是用较低的所得（薪给）税税率征收一部分公共财政收入，由财政支出按某种受益公式对退休、医疗、失业、伤残、意外等提供水准较低的但普遍适用的基本保障，这一部分保障强调公开性和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但大多数人不会满足于低水准的退休金和其他保障，因此仍要安排供款基准制的附加保障。附加保障是个人账户，自存自用、预筹积累式的，它提供了明确的激励特征。
社会保险中着重在养老、医疗和伤残、失业等几项中具有供款基准制特征，不同于商业保险，但也带有商业保险的某些特征，就是参与者才能享受。并且供款基准制鉴于人们对未来风险的非理性预期，必须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方式。因此，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就更加明显，而且不同时期可能要求不同缴款比例的储蓄额。对于已参加公有制企业工作多年的职工，他们过去对社会积累的贡献大都形成国有资产，因此在实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时则应考虑到原有的贡献，当公有制企业老职工面临不能支付社会保险缴款的困难时，有必要从财政上予以资助。再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援助、募捐筹资。在新旧体制交叉的过渡时期必须通过一套渐进、协调的灵活方法来完成机制的转换。
就广州的现状来说，采取分门别类的混合制更为适合，即以供款基准制为主，从每月工薪和企业中相应支付同项的筹款项目形成养老保障的部分，公有制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个体户也应纳入其中，有余力的个人可以额外加入商业保险取得退休后比别人多些的退休保险金。对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生育保障等可以更多采用受益基准制，即以收纳所得税来建立，以多补少，以社会力量来救一时一人之危困。
加快社会保险体制的建成速度，必须做到教育市民认识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及自觉参与社会保险的必要性。这是必须经常、深入去做的重要工作。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险事业，必须有国家、企业、政府几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功。政府既要通过有效的机构去运作社会保障体系，又必须投入相当的财力、人力、物力才得以奏效；既要用强制性的手段（规定凡领工薪者必须参加相应的住房公积金、退休金、养老、医疗等保险），也要运用商业性的自主参预的手段（如商业人寿保险等），提高国民抵御风险、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不能只用一根绳，必须有多条绳有机交织而成。
篇8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正处于社会保障加速改革、逐步实现全面定型的关键时期。但部分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社保基金的缺口不断增大，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困难，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如何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通过有效地投资运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成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迫切需要。
1.基本概念
1.1 定义
1.1.1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
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是指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机构用社会保障基金购买法律许可的金融资产或实际资产，以在一定时期内获取适当预期收益的基金运营行为。一般情况下，国家往往会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在投资方向、投资结构、投资区域、投资数额等方面做出特殊限制性规定。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免征所得税。[1]
1.1.2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是通过对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使用以及投资运营进行全面规划、系统管理和监督，以实现社会保障政策目标的管理系统总称。[2]
1.2 来源
全国社保基金的来源包括：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的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投资收益、股权资产。其中，中央财政拨入资金和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是全国社保基金两个主要的资金来源。
1.3 分类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分为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等；其中，养老保险基金数额最大，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包括三大类：社会保险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其中社会保险基金包括现收现付形成的社会统筹账户基金和完全积累形成的个人账户基金两部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投资收益及股权资产所形成；企业年金则是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之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3]
1.4 主要投资工具
当前社保基金投资工具，大致可以分为现金、银行存款、证券和实物领域四大类，主要是：银行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定期存款、保值储蓄存款）、国债、企业债券、股票、基金、不动产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债券、外国公司债券等）。此外，还有一定比例的抵押贷款、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票据、股权投资等其他金融工具（见表1）。[4]
1.5 投资管理运作
2.发展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近些年国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转向微观，从制度、体制的研究到具体的基金风险控制，社保基金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等。针对现收现付制度的改革，大部分学者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引入个人账户基金制度可以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养老金待遇，减轻工薪税负。[5]
当前国外关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研究已经很丰富。戴维斯（1995），对养老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的研究；帕拉西斯（2002），对国际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营运的新发展及其特点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的研究；罗伯特·霍尔茨曼（2006）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困境和发展思路提出了新颖的分析视角；McKinnon（1973）指出发展中国家如果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通过高实际利率排除金融体系的阻碍；Cull的实证分析得到，除金融体系比较完善并且国家监管到位外，长期国债对金融发展有不良影响；Becsi、Wang和Wynne（1998）认为，现的学术理论只强调金融市场及其他方面对于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它忽略的重要的基础性及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发展决定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它们的金融市场结构和产品市场结构也有很大差异。他们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和产品竞争力的协同作用是决定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相互影响关系的关键。
2.2 国外发展现状
社会保障基金作为一种长期性后备基金，需要不断积累和增长。世界各国在社保基金建设上已有较为成熟的典范，下面概括叙述。
2.2.1 美国
美国政府通过先后建立老年、遗属保险信托基金（OASI）、伤残保险信托基金（DI）、医疗保险信托基金（HI）和补充医疗保险信托基金（SMI），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以保证到期支付各项社会保险津贴和管理费。同时，成立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委员会，主要负责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状况的评估投资方向的宏观决策和管理等工作，并对各项信托基金进行监督管理。
美国通过税务局依法征收社会保障税管理社会保障基金，在社会保障基金出现结余时，委员会可将这部分基金用于投资运营，除少部分是向社会公众发行的财政债券外，绝大多数也是特别财政债券。[6]
美国政府的这种将社会保障基金单一的投资于政府债券的做法，利弊兼而有之。优点是盈余额日益增大，流动性好，投资相对可靠。但利率较低导致盈余能力弱不足以抵制通胀风险，同时间接鼓励了政府财政赤字，也存在明显弊端。
2.2.2 智利
智利是第一个实行私营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竞争型经营的管理模式的国家，引入竞争机制，各个基金管理公司在养老保险市场上充分竞争，实现市场化运作。同时，智利的AFP将管理的庞大的基金作为资本进行投资，以期获得较好的回报，使基金保值增值。政府通过监管间接化，不直接干预，通过实施严格的监管体系监控。[7]智利通过该方法，积累了巨额资本，为资本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的资本需求，保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有效控制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降低。
但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盈利率仍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和风险性。现行制度虽然减轻了雇主的负担，但转移到雇员身上，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此仍未得到很好地解决。
2.2.3 德国
德国主要实习现收现付的社保基金管理模式，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贷记转移是以收定支，其实质是工作的一代人赡养退休的一代人，特点是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基金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承担的费用。在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模式中，政府实际上承担了巨大的社会保障债务。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现收现付制管理模式下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不断加大，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提出很高的要求。同时，随着社会保障基金支出的增长，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提高收费标准，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8]
2.2.4 其他国家[9]
马来西亚主要形式是公积金，即保险基金至少70%投资政府债券中；商业借贷、抵押、股票的投资并不多；国家规定公积金不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并且作为信托基金投资不纳税。政府还鼓励其他的一些保险基金投入运营，但只限于国内投资。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公积金中的长期基金的投资管理规定由财政部长的命令决定。它规定了人寿保险基金的投资类型：定期存款、房地产、抵押、政策性贷款、股票。并给与一定程度上的税收优惠。
英国五成以上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本国的股票市场，约二成的社会保障基金用于海外股票市场的投资，从而使绝大部分的基金用于股票市场的投资。
2.3 国内发展现状
2.3.1 总额变化情况
我国的社保基金包括基本保险金，全国社保基金和补充保险基金。基本保险金是最主要的社保基金，基金来源为雇主和雇员的缴费以及国家补贴。养老保险基金是我国社会保险基金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截止至2008年末，我国基本保险金已突破1.5万亿元。2000年8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成立，负责全国社保基金的管理运营工作。2006年以前基金增长率一直比较稳定，2007年借助股市的刺激大涨。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回落。由于调整策略及时，2009年上半年基本摆脱颓势，基金资产总额己超过6600亿元，境内国有股实施转持后将超过7400亿元。2010年突破1万亿元。企业年金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还不太成熟，截至2008年末，也已累计结存190亿元。我国各类社保基金到2009年总和约为23687亿元。[10]
2.3.2 相关政策法规
2000年之前，我国对社保基金投资的规定非常严格，1991年至1999年的文件都规定社保基金只能存入银行或是购买国债。2001年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标志着社保基金中的一部分—全国社保基金可以涉足资本市场，并且对各种投资工具的比例做了严格限制，是研究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组合的重要参照。随后《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明确了社保基金投资的原则：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社会性。指出任何投资行为都要考虑到的基本原则，投资应兼顾一定的社会效益，使其投资的项目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一致，投资效益应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这一点全国社保基金做的还不是很明显。之后还颁布了系列条例和办法，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办法》等，指导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有效安全运营。
2.3.3 投资运营情况
在全国社保基金建立的前几年，主要以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为主。2001-2004都占到基金总额的90%左右，平局收益率仅2.71%，除去通货膨胀率实际收益率仅1.5%。2006年股票投资翻倍后，收益率一跃至9.34%。2007年更是借助股市大涨升至38.9%。但2008年全国社保基金首次亏损，收益率为-6.79%。全国社保基金实业投资开始于2005年，2006年比例涨至13.69%，但2007年由于股市的火爆，社保基金集中资金投资股市，实业投资比例又下降回2005年水平。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09年上半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为9.99%，年均投资收益率为9.63%。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品种已扩大到股票、固定收益产品、实业投资和现金等价物4大类13个品种，市场范围从国内拓展到境外。从股票投资的行业选择来看，主要是选择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性行业，如交通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钢铁、电力、交通运输仓储业（物流业）等。
2.3.4 模式变更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之初，仿造前苏联模式建立起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为了适应当时计划经济的需要，职工的生老病死全部由国家统一包办，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主要来源于国家和企业，个人不需缴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计划经济时代的由国家统一包办的、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模式逐渐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于是，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现收现付与完全积累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职工建立个人账户、采用完全积累的筹资方式，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巨大压力。随后，我国又不断发展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障制度的第二支柱，并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储备基金。[11]
3.研究意义
在全球经济情况疲软的背景下，研究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全国社保基金积累已初具规模，但投资效果不明显，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此外，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面临着支付压力的挑战。自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全国社保基金赖以增值的国际和国内资本市场发生巨大变化。面对新的投资形势，研究如何更好的投资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保值增值、弥补资金缺口及推动消费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思锋，温海红.社会保障概论[M].科学出版社，第88页.
[2]戴溥之，葛树卿.社会保障基金进入市场：兼具收益性的投资模式[J].社会科学论坛，2002（3）：83-84.
[3]吴琼.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0.
[4]葛元.金融危机中社保基金产业投资方向选择的投入产出分析[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
[5]张红地.国外主要社保基金管理制度和营运模式[J].中国金融，2008（17）：39-41.
[6]王琦.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
[7]蔡兴扬，养老基金投资运营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J].金融研究，1997（12）.
[8]王玉峰.金融危机背景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策略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0.
[9]齐海鹏，金双华，刘明慧.社会保障[M].东北财经出版社，第113页.
[10]数据来源：根据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得出.
[11]吴琼.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0.
作者简介：
陈祥瑜（1991—），女，现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会计学专业。
杨彦婷（1991—），女，现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会计学专业。
篇9
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保制度的存在价值与发展前景，学者们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凸显出的问题。就农民参与此项政策的影响因素来讲，国内的理论工作者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其中不仅包括基础理论的分析，还包括调研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梳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将会对我们研究现阶段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给予经验和启示。
现阶段国内学者针对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进行了探索：
农户的个体特征与家庭结构等内在因素的影响
（一）农户个体与家庭基本特征的影响。学者们广泛认为，农户的个体特征和家庭基本特征均为农民参保的影响因素，但是影响程度不同。刘华等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工作性质、子女数、养老观念以及地区特征等，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因素。胡宏伟、蔡霞、石静通过分别对影响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承受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保险预期等都会影响农民的参保意愿及缴费承受能力。林淑周则研究发现，除了经济收入外，农民的其他个体特征对农民参保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农民文化程度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争议，基本上持有两种观点：吴罗发认为，文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越低。刘蕾则提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因此他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和接受能力也相对较高，从而影响了他们的需求意愿。
（三）农户经济状况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收入高，参保意愿就高；但也有学者认为，收入高的农民并不愿意参保。杨翠迎认为，农民收入水平直接决定着农民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能力，从而影响着农村社会保障的有效需求的实现，同时也影响着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水平的高低。一般来说，农民收入越高，其社保障水平越高。在农民的收入中除了用于各种生产、生活消费之外，有较多的剩余情况下，农民才有可能参加社会保障，购买商业保险或进行个人储蓄。林淑周则研究发现，与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相比，收入较低以及收入较高的农民都更不愿意参保。
（四）农户思想认识的影响。传统的养老思想和农民对政策的不认知，都成为了农户参保的影响因素。王章华认为，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老来有儿养的观念使人们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在这种只要有儿女，老年生活就有保障，不用担忧。林淑周研究发现，“养儿防老”、“土地保障”的传统意识对农民参保意愿和行为仍有重要影响，赞同这些想法的农民更不愿意参保。张红梅等研究发现，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一定的了解和认知，从而影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深入开展。
制度设计与政府责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一）制度设计合理性的影响。制度设计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农民的参保意愿。李强、薛兴利认为，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对农户参保具较强的解释力。谭静等认为，如果一项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能够给农户带来实惠，那么农户大多都会愿意配合。田凯则认为，由于中央政府的意愿制度供给与地方政府实际制度供给的不一致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二）政策沟通的影响。吴罗发认为，农民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与政府和有关机构的引导与宣传。王海江也认为，突出宣传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替代功能，提高政策信度，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巫俏冰调查则发现，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过程中，农民的真实想法显然没有被相关执行机构或政府了解，无论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还是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都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相互之间缺乏沟通，从而影响了政策效果。
（三）政府信誉的影响。林淑周调查发现，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行为有正向的影响。梁鸿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赖于政府的支持与推动，以及相应的承诺，从而消除农民的疑虑，增强农民对社会保障安全的信赖，提高农民的参与率。肖云、文莉通过对青年农民的养老意愿研究发现，政府信誉的建立与改善能增强农民投保的安全感，从而增强青年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提高参保金额。
（四）补贴机制的影响。李强、薛兴利认为，政府对农民参保有补贴且补贴数额越多，对农民参保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尚长风认为，政府为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提供一部分费用，既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缴费困难问题，又对鼓励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可以刺激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赵建国提出，应明确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及相应的补贴政策，同时保证集体补助落实到位，这是对农民建立个人账户的一种激励。
（五）邻里效应与从众心理的影响。乐章研究发现，农民所在社区中的村民互相帮助的程度越高，他们越愿意参加养老保险。谭静等认为，农户的从众心理也是制约农户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如果农户发现自己周围很少有人参加养老保险，他们一般也不会参加。
还有一些学者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参保意愿进行了研究，徐琴等认为，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问题主要是由制度障碍造成的，包括缴费年限太长、养老关系接续转移困难；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和年龄影响比较显著，文化程度的影响相对较低；城市之间的流动性对参保行为的显著影响，说明养老关系接续转移存在的困难和农民工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度不高。梁瑞敏、曾瑞明从农民工自身、企业以及政府的角度入手，认为由于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没有明确强制性的法律条件，农民工的参保决策不仅仅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还取决于企业的行为、农民工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工资收入等。
篇10
关键词：社会保障税 制度缺陷 累退性 重复征税
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但社会保障筹资问题却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社会保障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而专门征收的一种税。目前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开征社会保障税。借鉴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税开征的经验，社会保障“费”改“税”可解决我国社保资金缺口问题。但目前理论探讨大多停留在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必要性、可行性等层面上，对现行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税本身的制度缺陷等问题却较少论及。本文通过分析社会保障税的制度缺陷，提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
一、社会保障税制度缺陷的表现
1.社会保障税的累退性
社会保障税普遍具有较强的累退性，主要原因在于多数国家采取比例税率而非累进税率；且都规定只对工资薪金所得中的限额部分课征，把资本所得及其他所得排除在外；并且没有考虑家庭人口的多寡或其他特殊情况。由于工薪收入只是个人收入的一部分，而且通常情况下愈是富者，工薪收入占财富的比例愈小，因此即使没有最高限额规定，单就采取比例税率这一点来说，社会保障占个人财富的比例已经具有强烈的递减性。再考虑到最高限额，其累退性更加显著。
2.社会保障税的税负不公平
各国普遍规定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分别根据雇员的工资收入按率缴纳，税基主要是工资薪金等劳务所得。虽然纳税人的身份不同，但社会保障税的最后归宿都落在了雇员身上。
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负无法转嫁。由于社会保障税课征的普遍性，雇员没有通过转移来逃避税收的可能性。即同个人所得税一样，雇员所交纳的社会保障税是无法转嫁的。
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最终会转嫁给雇员。从短期看，雇主可将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障税，通过提高产品和劳务价格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造成产品需求减少，总产量与就业也因而减少，失业就会增加，工人实际工资降低，最终雇主缴纳的那部分社会保障税实际上是由雇员负担了。从长期看，由于雇员的工资可变，因而雇主可以通过降低工资的方式将其缴纳的社会保障税转嫁给雇员。所以社会保障税的最终税负都将被转嫁给雇员，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3.社会保障税的重复征税
由于劳动者的工资薪金劳务所得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共同的税基，因此社会保障税就存在着一个重复征税的问题。如何规避重复征税负担的不同制度设计，必然会对居民的收入再分配产生相应的影响。
二、对社会保障税制度缺陷的分析
1.社会保障税的累退性分析
导致社会保障税累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取消计税依据的上限对高收入者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因此，降低社会保障税的累退性，可以从计税依据的下限入手。如果不规定计税依据的最低限额，则所有人必须强制纳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如果规定最低限额，则所有低于这个限额的低收入者就会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又有悖于社保体系的完整性。社会保障税的初衷是向低收入者转移收入；与此相对应，个人所得税则是针对高收入者课征的税种。从理论上分析，通过个人所得税为社会保障筹资最为科学合理，一方面社会保障基金有了高收入阶层为丰裕的财源，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税的累退性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抵消，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但这项政策付诸实施的前提是我国在相应时期内形成较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一部分划入社会保障基金并相应实行负所得税制度应该是完全可行的。但由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够完善，现在只能考虑两税分立，待时机成熟再两税合并。
2.社会保障税重复性征税分析
社会保障税由于和个人所得税的工薪所得拥有共同的计税依据，存在一个重复征税的问题。目前国际主要有两种方法应对。
通过社会保障收支税务处理来减除重复征税。具体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把社会保障税作为特许项目，允许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这实质上是一种“税收递延”的优惠，即把先作扣除的这部分收入的税负实际推迟到了社会保障税转化为个人收益的时候；第二种形式是在保障受益时，受益人的不纳入个人所得作为计税依据，纳税人在这里享受到的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保障收入“免税”优惠。有些国家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法。
将相同税基的税种合并征收。如1990年的荷兰所得税法将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合并征收，实行统一的计税依据，税款实行统一申报，统一征收，所得收入按保险税率的比例转移给相应的政府保险机构。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为分类所得税制，而且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一体化后，必然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在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并不完善的条件上，只能导致纳税人偷漏税动机的强化，由此带来的税收损失可能违背该方案的初衷。因此，两税合一只能作为一个中长期的改革方案来探索。在目前，避免重复征税的制度设计还是以通过税务处理来减除。在具体的实现形式上，可采用“税收递延”优惠；同时，对商业保险和个人养老储蓄的受益收入则可采用“免税”优惠。
3.社会保障税的筹措资金功能分析
社会保障税实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和风险分散制度，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保障税的基本作用是收入再分配。如果社会保障税仅定位于增加收入，就会损害其收入再分配这个基本功能的效率。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如果单从筹资角度考虑，通过提高增值税税率的途径来完善社会保障税的筹资功能是最有效率的。但如果社会保障税税率过高，会最终导致企业产品成本上升和企业竞争力下降的局面;若降低社会保障税税率，用增值税为社会保障计划税筹措资金，使其他生产要素也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险费用，从而削减社会保障税筹资的压力以及社会保障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收入水平，如果运用增值税为社会保障制度筹措资金，显然不利于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但从中长期来看，当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收入差距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增值税倒不失为一种高效率的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手段。
三、中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
如何既解决资金问题，又能保证社保税的开征尽可能不产生不利的经济后果，需要我们结合我国国情，规避其制度缺陷，设计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保障税的制度。
1.与现有个人账户制度的衔接
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笔者认为，这种模式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如何做好新开征的社会保障税与个人账户制度的衔接是关键所在。鉴于中国国情，可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同时缴纳社会保障税和个人社保费。个人账户系统独立于社会统筹保障系统实行积累制，所积累的基金由专门机构接受委托进行管理和投资。
2.课征制度的选择
对于社会保障税而言，分立税种课征与综合课征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它只是对征收对象处理上的一种技术上的分别。由于养老、医疗、失业保障以及其他保障项目，其征收对象都是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或经营利润，所以社会保障税在课征制度的选择上以综合课征为宜。
3.税制要素设计
纳税人：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纳税人范围不能过窄，但保障水平不能过高。因此，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应确定为:凡在我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公民以及在我国境内雇佣中国公民为其雇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及其他各种活动的企业公司、社会团体组织及个人，都是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
征税范围：我国的人均收入不高，决定了社会保障税的保障项目不宜开立过多，目前应局限于养老、医疗与失业三个方面。除此之外的其他项目，则应由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给予保障。至于工伤、残障等项目，则可通过商业保险方式予以解决。另外，从社会保障税与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来看，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三种，这为三种主要保险金改为社会保障税项目奠定了法律基础。
税率：社会保障税率的确定既要考虑到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又要考虑到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如果社会保障税的税目设计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个税目，社保税税率应该是三个税目的负担之和，且应采用比例税率。因为比例税率有利于税制简化，更符合效率优先和公平的原则。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税率可以进行小幅度的差别浮动，以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计税依据：为保证社会保障税收和体现社会保障税公平负担，应将计税依据定为雇主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工资性货币收入(包括奖金、津贴)及超过一定限度以上的福利收入。行政事业单位缴纳的税金可列入经费预算，以免重复计征。另外，为照顾低收入阶层，社会保障税应规定起征点，起征点的大小可参照中国现行的最低生活水平标准制定。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凤宇. 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大势所趋[J]. 中国劳动保障 ：2006,1：5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