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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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篇2

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篇3

(一) 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

1998 年世界企业发展委员会就企业的社会责任作出了定义: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承诺持续遵守道德的规范，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改善员工及其家庭、当地整体小区、社会的生活质量。经过众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不断研究之后，可以概括出他们对社会责任的定义包括了经济性、法律性、道德性、慈善性。企业最基本的价值观是在遵守国家法律范围之内，追求企业利润的增长，除此之外，还应自觉地承担其社会责任，一般包括遵守职业道德、保护职工权利、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助公共设施、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1995 年Archie B.Carroll 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模型( 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 ，CRS model) ，分别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慈善责任四个方面。经济责任就是指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功能就是减少成本，创造利润，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法律责任则规定了企业的任何商业行为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任何交易行为都应遵循规章制度，任何产品和服务都应符合法律标准，并做到依法纳税。道德责任是一种企业的自发行为，是一种道德标准，它传递的是一种被大众所期望，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企业品牌文化建设，员工的教育与发展等方面，并尊重企业所在地居民的意愿，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和社区建设。慈善责任是企业自主决定的一种行为，通常指参与慈善活动、救助弱势群体等。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企业，都不仅仅只追求利润最大化，还应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树立良好的企业品牌文化形象，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 企业的社会责任对象

1984 年，弗里曼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些主体的利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益相关者密不可分，在企业生存和发展阶段，利益相关者投入生产资源，承担经营风险，规划企业发展方向，监管企业发展动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仅是企业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更应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诉求。本文主要根据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方式来划分，将其划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利益相关者。

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是指直接与企业发生市场交易行为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 投资者、债权人、企业员工、消费者、供销伙伴等。对投资者而言，股东价值最大化，较高的资产回报率就是企业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而债权人则要求企业拥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到期有能力支付本息。企业员工则希望企业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报酬和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相应的权益。供应商与销售商作为企业经营的商业伙伴，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期望获得公平合理的商业交易行为。消费者作为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当然希望企业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并履行相关的义务。

间接的利润相关者是与企业发生非市场交易行为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社会团体、媒体、生态环境等。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定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规划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引导企业遵循相关的制度，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团体和媒体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者，同样地，也需要大肆宣传企业应尽的社会的责任。近年来，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的事件不在少数，如何更好的让企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和平共处，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企业生产活动过程中，废气废水都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生活的不便，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费用。

无论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还是间接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轨迹。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都是作为优秀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三)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履行上述社会责任必然会造成企业成本的增加，那岂不是会导致企业经济效益的减少，答案是否定的。履行社会责任，在一定时期内，势必会造成企业成本的增加和利润的减少，但从企业长远的角度远看，履行社会责任形成了良好企业品牌形象，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却是独一无二的。

单纯的追求产品数量的增长在一定区间内会导致利润的增长，一旦超过相应的增长区间，数量的增长反而会导致利润的减少，而此时，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采取科学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如何采取有效的方式，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从而提高企业产品的售价，而企业品牌、公司形象、企业文化等都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奢侈品之所以成为奢侈品，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溢价高。而提高品牌溢价能力，与长期有效的履行社会责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能够确保利益相关者持续的向企业投入资源，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化发展。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助于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突破贸易壁垒，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有助于获得投资者的青睐，投入生产资源，扩大生产线，实现规模经济，可以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提高工作效率，也会提高顾客对企业的认知度，形成重复购买行为。所有的这一切，逐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最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管理者应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识

篇4

关键词：产业集聚；知识溢出；联立方程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45-05

一、引 言

企业的地理集中是规模报酬和外部性作用的结果。许多研究表明外部性所致的产业集聚能影响当地企业的生产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自从马歇尔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是由于中间产品投入的多样性、知识溢出、劳动力池所致。

自从Romer把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创造的外部经济视做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以来，知识溢出成为了有关产业集聚讨论的核心因素，原因在于它对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特别是当知识溢出具有地方化特点是距离的递减函数时，企业就会选择区位于其他相关企业集中地区，形成利用相似知识的企业集聚；也就是说，企业在寻求知识溢出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创新网络，最新开发的技术和信息就扩散了，在这种技术加速扩散的过程中，吸引了更多的寻求新技术和知识的企业选择区位于企业集中的地区，因此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已有的实证研究只集中在产业集聚或者知识溢出，强调运输成本的减少、知识溢出、多样化的中间产品投入和劳动力池对产业集聚形成的推动作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研究集中在知识溢出对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方面，一方面许多区域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对产业集聚和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Henderson、Moomaw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生产力水平随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另一方面，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产业的知识溢出进行了研究。Scherer使用“借入的研发”的概念分析了研发产业和容易接受知识溢出的产业之间的潜在知识流；Bernstein和Nadiri的研究表明知识溢出明显和企业的成本结构有关；Jaffe使用知识生产函数发现了来自科研院所地方化经济的知识溢出证据。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已有的产业集聚研究中，知识溢出往往属于外生变量，只是隐含在模型中，往往用产业规模或者城市规模来做为该变量的替代变量；更早期的大部分研究还没有涉及到知识溢出的空间因素，后期的研究逐渐对空间因素予以重视。Adams和Jaffe、Audretsch和Feldman的研究证明了空间在创新和溢出中的作用，并检验了同处一地的企业对创新和知识溢出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家Krugman和Venables通过在研究中引入区位，搭建了经济学和地理学之间的桥梁，但他们也不承认产业集聚对知识溢出的驱动力。

综上可见，已有的文献存在两个方面不足。第一，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内生性关系很少得到认可。由于经验研究的结果对于内生性问题是很敏感的，忽视内生性会使变量评价出现偏差；第二，在产业集聚或地区水平上几乎没有学者尝试去测度知识溢出；第三，如果没有恰当的评价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来源的相对重要性，那么以他们为杠杆来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政策目标可能是不明智的。

二、模型、变量和数据

本文是在一个联立模型的框架中研究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之间关系。这样，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方程分别得到发展，同时又能准确评估他们之间的潜在内生性或者互动机制。

（一）产业集聚模型及变量说明

1.产业集聚模型。根据Marshall理论，本文的产业集聚方程主要包括马歇尔集聚经济的三个来源：即知识溢出、劳动力池、专业化投入。产业间邻近性促进知识溢出并减少新技术和创新的成本；由于劳动力池所允许的收缩和扩展的灵活性，产业可以从劳动力池获益；出于减少交易成本、与更多的需求方和供应商合作的机会，因而产业谋求与供应商集聚在一地。

FAij=B0+B1KSij+B2LPij+B3INPij+B4Pj+εij （1）

式中，FAij――产业i在区域j的集聚度；KSij――产业i在地区j创造的知识溢出；IPij――产业i在地区j的劳动力汇集； INPij――产业i在地区j的投入变量；Pj――地区j的人口；这是一个特定区位变量，与传统的地方化经济有关，如进入市场、商业服务和运输网络。由于定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存在，知识溢出、劳动力池、投入变量和人口这些变量与产业集聚水平正相关；εij――随机误差项。

2.变量说明。产业i在地区j的集聚程度用产业i的地区就业密度相对于产业i的国家就业量来表示：

FAij=Eij[]EicLj（2）

式中，Eij――产业i在地区j的就业量；Eic――产业i的全国就业量；Lj――省区j的面积。产业集聚的实质是经济活动的密度，空间密度通过集聚经济导致聚合收益递增。因此，本文使用每平方公里就业密度作为产业集聚度的测量，可以在不同规模的地区间进行比较，也希望这种测度能使潜在的异质性最小化。

LPij本文采用科技活动人员数来测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地区的产业来说，当地劳动力池的重要性是由它们的规模和能提供科技人员的数量来体现的。

产业i在地区j的投入变量通过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和产业的地区区位商之乘积总和来测量（我国目前的投入产业表最新的数据为2002年）。

INPij=∑nki=1wkilqkj（3）

式中，wki――从产业k到研究产业i的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lqkj是产业k在省区j的区位商； pj――省区j的人口总数。

（二）知识溢出模型及变量说明

1.知识溢出模型。之前的研究说明了在知识溢出过程中，地区和产业特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地区特性的知识溢出方程，知识溢出主要由产业集聚、公司规模分布、产业结构和当地竞争力所决定。

很多的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认为，社会关系、信息网络对于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有重要的影响。对中小企业有关此类研究多集中在论证有关因素的重要性方面。最近的研究集中在以新增长理论观点来分析马歇尔产业区。由于地理上邻近是中小企业外部经济的主要来源，通过企业之间空间上的密切联系和合作，小公司的集聚能获得规模经济和灵活的专业化。此外，在小公司内，他们相互作用和互相学习，创造知识溢出并因此以外部经济替代内部经济。

KSij=α0+α1FAij+α2SPij+α3DVij+α4LCij+uij （4）

式中，KSij――产业在地区产生的知识溢出；FAij是产业i在地区j的聚集水平；SPij是产业i在地区j的专门化指数；DVij是产业i在地区j经济的多样化指数；LCij是产业i在地区j的当地竞争力水平。

当前，有关产业和市场对知识溢出影响的理论不断发展，有关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Marshall，Arrow和Romer认为当一个地方产业专门化（MAR外部性）水平较高时，知识溢出的外部性是最大化的。Porter也强调产业创造的动态外部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Chinitz（1961）和Jacobs认为重要的知识传递大部分发生在产业间，因而要重视发展地区的产业的多样化；然而Henderson等学者证明两个假设都是对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产业。

此外，关于地方竞争力因素的看法也不一致。根据Chinitz，Jacobs和Porter的理论，地方竞争力刺激技术模仿和技术传递，并且影响地方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但MAR模型认为，太多地方竞争力妨碍企业家们的创新行为，也隐含的说明了通过内化外部性，垄断（或寡占）的市场结构可以刺激创新。

本文预期产业集聚、多样化、专门化和地方竞争力和知识溢出是正相关的，知识密集产业能产生更多的溢出。

2.变量说明。由于知识溢出是无形的，所以它的测量是一个难题。本文通过R&D强度来测算知识溢出，即R&D经费占工业增加值的百分比计算，强度越高说明科技投入越多。

KSij=RDij/Gij（5）

专门化（MAR）采用专业化指数来衡量。专业化指数更能反映城市产业集聚的信息溢出量。

SPij=Eij/Ej[]Eic/Ec（6）

式中，Eij――产业i在地区j的就业量；Ej是地区j的总就业量；Eic是产业i的全国就业量；Ec是全国总就业量。如果它的值大于1，意味着相对于国家平均水平来说，产业i在省区j的就业量是比较集中的。

Urbanization／Jacob的测度，以前许多文章采用城市人口规模来表示，实践证明这一度量是不合适的，常常不显著。现多采用标准化的郝芬达尔指数的倒数来衡量。对于i产业在j省的多样化指数为：

DVij=1/∑I[]i′≠i(Ei′j[]Ej-Eij)2[]

1/∑I[]i′≠i(Ei′j[]Ec-Ei)2[SX)]（7）

式中，I――产业总数；Eij――产业i在地区j的就业量；Ej――省区总就业量；Ei――i产业全部就业量；Ei′j――j省除了i产业以外其他所有产业就业量之和；Ec――全国总就业量。多样化指数代表i产业在j省所具有的产业多样性。如果存在Jacob外部性，这个描述产业多样化水平的变量在给定省区内将对产业增加值起到正向作用。多样化指数不像专门化指数只集中在一个产业，它考虑到整个地区经济的产业混合。因此，和一般的观点相反，专门化和多样化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概念。一个地区经济可能有少数专门化产业并且同时是多样化。

沿着Glaeser等人的思路（1992），产业i在地区j的当地竞争力定义如下：

LCij=ETSij/Eij[]ETSic/Eic（8）

式中，ETSij――产业i在省区j的企业数；ETSic――产业i在全国企业数；Eij――产业i在省区j的就业量；Eic――产业i在全国就业量。LC的值大于1表明在省区j相对于这个产业的规模来说，和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拥有更多的公司，也即说明产业i在省区j更加具有竞争力。

（三）数据

1. 省区和产业的选择。随着世界制造中心向中国的转移，中国制造业在90年代后持续增长，制造业产品在出口中比例也越来越大，因而制造业成为本文的目标产业。本文选择的是两位数制造业的数据，虽在产业组织研究中两位数产业定义通常被认为太宽泛，但在区域经济的研究中还是比较合适的，且我国细类三位数或四位数产业数据缺失较多。

另外，有限的数据明显限制了目标产业的范围。本打算采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18个制造业数据，但由于资料的缺失，最终采用了30个省市7个制造业的数据。7个两位数制造产业包括：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石油化工炼焦、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金属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由于截至目前，最新投入产出表为2002年，因此本文采用2002年数据，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2. 估计方法选择。产业集聚现象较为复杂，其中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即一个经济变量影响另外一个（或多个）经济变量，反过来，这个变量又受到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并且多个变量的行为是同时决定的，这种经济现象在计量经济学中称为经济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若采用单方程模型进行研究，可能会忽略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之间的内生性，形成随机扰动项跨方程相关，因而两个模型的系数估计就会产生潜在偏差。为了得到一致而且有效的估计，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充分考虑到单独估计时两个模型误差项（εij和uij）的关系，使参数的系数估计得到改进。

三、模型估计结果

（一）单独OLS估计结果

对于忽视内生性的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模型首先进行单独等式的最小二乘估计（OLS），从而与联立方程的结果进行比较，印证联立方程模型结果的可靠性。

1. 产业集聚的估计结果。表1是单独产业集聚模型普通最小二乘结果。样本决定系数（R2）和修正样本决定系数（R2）分别是0.43和0.42。各变量的符号均与预期吻合。知识溢出、人口变量分别在10%和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劳动力池和产业投入并非和省区的产业集聚水平相关。

2. 知识溢出模型的OLS估计。在知识溢出方程中，结果表明MAR外部性和产业特点对知识溢出存在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当地产业实现专门化水平和知识溢出正相关。除多样化外，其他变量在10%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但多样化和当地竞争并不有助于知识溢出水平的提高。

（二）联立方程估计结果

由于单方程估计法没有考虑可能存在随机扰动项跨方程相关的情况，只能得到一致但非有效的估计。联系方程三阶段二乘法（3SLS）是一种系统估计法，可同时确定多个方程模型的参数，获得一致且渐进有效的估计量。

1. 产业集聚模型的估计。在产业集聚等式，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到0.68，整体上联立模型效果比较好。D.W.检验值为1.74，说明残差无序列相关。

通过和单独模型估计对比，各个估计值都有一定变化，所有的马歇尔产业集聚变量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即知识溢出、投入变量、劳动力汇集都和产业集聚正相关。此外，在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中发现了OLS模型和3SLS模型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即在产业集聚模型中，知识溢出和投入变量的重要性增加了。

2.知识溢出的估计结果。知识溢出3SLS估计的可决系数R2达到0.72，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D.W.检验值为2.12，从整体上看，模型效果比较好。

和单独模型估计相比，系数估计的变化甚至是更加明显。多样化和当地竞争在单独模型中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联立模型中是有意义的。模型认为在我国省区中，更多的经济专门化和多样化以及竞争力同样鼓励更多的知识溢出，同时支持MAR、Jacobs和Porter的观点。总之，当经济活动更加集中、专门化和多样化水平较高、公司面临更高水平的当地竞争时，地区经济易于产生更多知识溢出。

在知识溢出模型中，产业集聚成为影响知识溢出最重要的因素。专门化因素仍然是知识溢出最重要的解释因素之一，但是它的相对地位被明显减弱。最后，在知识溢出中，竞争力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因素来说，尽管统计上有意义，但相对较小。

四、结 论

本论文和大多数有关研究的区别在于，是在联立方程中研究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问题。在经济增长中产业集聚的重要性和知识溢出模式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强烈的潜在内生性，如果他们没有同时被考虑，就产生一个严重的偏差。本文研究展示两个实证模型表明这一点。单独OLS模型中的一些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没有意义，甚至出现与期望的符号相反的情况。但是，在联立3SLS方法下，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同时被估计，结果更加接近理论预测。知识溢出、劳动力汇集、投入变量和人口是与产业集聚相关的；另外，在省区单元中，产业集聚、专门化、多样化、当地竞争和产业特性明显影响知识溢出水平。

这些结论对实际问题是具有指导意义的。表明了基于MAR理论、Jacobs理论和Porter理论的产业集聚战略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区域政府能够通过认真进行产业集聚的发展战略来促进知识溢出。在特定的目标产业里，更多的产业集聚，将产生更多知识溢出，因而也会形成更多的经济增长。本研究也强调了当地竞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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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路径依赖；产业升级；路径创造；涌现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年平均9.9％的增速，被称为“增长的奇迹”。在此过程中，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传统产业居功至伟。它们拥有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数量，解决了80%以上工业人口的就业，创造了独立核算工业企业80%以上的产值，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但是随着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日益紧张以及劳动力优势的逐渐减弱，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已经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迫不及待的任务。发达工业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产业升级必须通过依赖于技术创新即技术变迁① 。然而，技术变迁在一定程度有其顺沿的“技术轨道”，具有路径依赖性质和技术“锁定”效应，会使无效的技术变迁路径长期存在下去，无法摆脱，从而阻碍产业升级的实现②。

“路径依赖”概念是197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A.David首次引入经济学的研究。随后，美国圣达菲研究所的W.Brain Arthur用其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David和Arthur的研究认为[1][2][3]，路径依赖是指技术选择的一种不可预见、缺乏效率和路径锁定的情况。一种先开发出来的技术，由于技术变迁的自我积累、自我强化和规模报酬促进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以及人们对其进一步流行的适应性预期，使这种新技术通常能够凭借其先入为主的先发优势，实现报酬递增的良性循环。这时，另一种具有更先进更有效率的新技术却可能仅仅因为较晚进入市场应用，没能占据市场地位获得足够的追随者从而陷入困境，甚至锁定 （lock-in）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中难以自拔。由于技术投资的不可逆性以及技术转换成本的存在，技术变迁存在路径依赖。技术有时是由递增报酬和偶然事件决定而不仅仅是根据效率选择，因此流行的技术可能是缺乏效率的。

二、产业升级的技术创新与路径依赖

根据路径依赖产生原因，路径依赖一般具有两种类型[4]：一种是状态依存型路径依赖，这是指某项技术一旦被开发出来，就会出现自我强化的现象，促使市场环境适合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和发展，实现自我增强的循环。第二种是行为依存型路径依赖，指在相同的机会和刺激的初始条件下，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市场主体或政府干预的影响而形成的自我强化现象。

（一）产业升级技术变迁的状态依存型路径依赖

1. 后发劣势

国家间产业的竞争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我国R&D 投入占产品总成本的比重过低使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只具有比较优势而无竞争优势。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还是引进外来先进技术，自己学习、模仿和消化。由于起始发展水平较低，学习模仿所产生了巨大的后发利益，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即所谓的“后发优势”），但也逐渐把技术创新的主动权交给了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产生了依赖，只能追随其后，获得发达国家“技术前沿后面的技术”[5]。当“引进-消化-模仿”的潜力耗尽，当国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这种跟随模仿策略的长期代价将大大超过被动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期利益，后发优势就逐渐转变为“后发劣势”③。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为自身的技术突破划定了上限。

2. 技术创新的收益递增规律

Arthor （1994）[2]描述了路径依赖造成技术创新低效率的收益递增规律的四种形式：①规模经济。一般来说，技术创新的初始投入成本或固定成本很高，但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成本将会下降。这样，现存技术的早期投资者就会产生较高的沉没成本，使之再很难采用其他可替代的技术。②学习效应。专业技术和知识在应用的过程中通过生产的扩散和市场实践的积累，使得产品产量增加和单位成本下降。Arrow （1962）[6] 的“干中学”理论就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③适应性预期。现有技术的普遍使用会增加人们对其品质、性能、特点以及寿命的信心和熟悉程度以及依赖感，减少了不确定性，这种惯性使得技术采用者较难更换其他技术，哪怕其他技术更加先进。④网络效应。使用这一技术的人越多，对采用同一技术的人越有利，因为他更容易与其他使用者交易。

3. 资产专用性导致的转换成本

资产专用性会使先进技术对旧有技术的替代产生高昂的转换成本④。技术创新转换成本增加了对原有路径的依赖和强化，使得新技术很难取代旧有技术。资产专用性是指某种资产只能服务于某种定产品和生产的性质，不能改作其他用途[7]。为了防止在市场交易的签约过程中出现机会主义行为⑤，交易双方往往会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长期保持交易关系、纵向一体化等，而这些制度安排无疑增加了企业对原有技术体系的投资，产生路径依赖效应，对新技术体系起了阻碍作用。路径依赖效应会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而同时技术替代、路径突破与转换成本也越高，技术创新就越艰难。

4. 嵌入性的传统产业文化

产业的基本组成要素是企业以及企业网络，其形成和发展是相关企业追求外部经济优势的过程。受到长期孕育的嵌入在社会中的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技术创新就会形成惯性，造成路径依赖，这在一些具有地方或者区域特色的产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很多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文化对传统产业的成长和发展功不可没，如东莞的如莞香文化、客侨文化、古村落和古民俗文化等。但随着和产业的纵深发展，特别是进入分工的细化以及产业融合的网络经济阶段之后，现有的传统产业文化由于其惯性，不可能及时调整，就很可能成为限制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障碍，拒绝与之不适应的新技术的出现。因为先入为主的嵌入性思维和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已经非正式制度的刚性，使传统的技术工艺和管理方式具有使用惯性及路径依赖效应，更容易得到产业内部已经对之习惯了的企业的偏爱，从而限制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思维的出现，制约了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增长。

（二）产业升级技术变迁的行为依存型路径依赖

1. 技术引进的内在行为缺陷

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本身就存在自身的内在缺陷，存在巨大风险：作为技术引进方的我国企业必然接受国外输出方的技术标准，受其制约，在技术转让的缔约过程中就处于天然弱势；国外企业为了保持对我们的相对优势，必然对输出的技术加以严格限制，保留核心技术，将次优技术甚至淘汰技术输入中国，而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不得不紧随其后不断引进，被其牵着鼻子。缺乏了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我们不得已处于产业链的价值低端，高端利润被跨国公司掠去，而我国产业也逐渐出现了“空心化”的趋势。现代科学技术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国内企业刚刚引进的技术还未消化吸收，新的技术又研究开发出来， 又得重新引进，结果使国内企业在技术引进中的路径依赖不断强化。由于过于依赖技术引进，而导致学习消化不足，对技术的关键环节的掌握不够，自身的研究开发能力退化，最终导致了我国产业技术创新不足，产业升级停滞不前。

2. 市场机制缺位

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有效的制度可以推动技术创新，比如专利制度的建立激励了技术创新。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均不完善，政府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大，企业并非完全的市场竞争主体。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竞争是促进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而我国产业的发展过多的依靠国家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弱化了作为产业微观主体的企业的竞争意识。由于竞争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以技术优势难以保证获取竞争优势，从而阻碍了企业进行研发和其他活动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的努力，技术创新陷入于路径依赖。

3. 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和政绩观

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利益，各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追求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通常将其优势产业或者支柱产业限制在其行政边界内，使跨区域的技术合作和交流很难有效进行。产业和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之间缺乏有效信息沟通与合作，劳动力、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无法畅通的流动，使得产业发展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导致产业内部逐渐僵化封闭，知识技术发展逐渐趋同，缺乏互补性和创造性等不良后果，最终使产业整体丧失创新的活力和竞争力。另外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观”使得主管部门过于重视[前的短期经济绩效，不热衷于长远的整体筹划，在制定产业政策方面安于稳中求增，对开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失败风险高的自主创新和关键技术的基础研究漠不关心。而真正能给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带来持续性和内源性动力的只能是自主创新和关键技术的基础研究。

三、技术变迁的路径创造——涌现

当历史因素造成创新主体选择非优技术时，路径依赖导致该路径上低效率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持续的技术创新，必须解除锁定，实现路径创造。

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使创新客体转换原有形态，提高技术含量和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这个过程涉及创新主体与环境及其他主体的交互作用，所以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CAS，Complex Adaptive System）[8]，具备系统的整体性、非线性、层次性及涌现性等特性。涌现是在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中，在微观主体进化的基础上，宏观系统在性能和结构上的突变，这种突变为复杂系统的路径创造提供了动力[9]。创新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适应性作用给系统]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可以促使新的创新路径的“涌现”，实现路径创造[10]。

产业升级的技术创新体系也具有涌现性功能，可以使产业内部产生技术创新。因为产业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系统，内部企业对技术的需求会随着产业升级的推进不断增加，促使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而产业中企业网络之间的学习效应、合作竞争以及技术外溢性有利于创新意识的激发。创新意识在产业内部的循环流动经过不断累积后，就会产生创新了。这种涌现性又会促使企业将技术应用于实践，从而提高了自主创新水平和核心竞争能力。因此，产业内部的涌现性的强弱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核心竞争能力成正相关（如图1）。

当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均很强的时候，技术创新的涌现性是最强的。这种，其核心竞争力的获得多与技术能力有关，它们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涌现最容易产生。而当核心竞争力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弱时，核心竞争力往往来源于非技术因素如品牌、成本等，强势的非技术因素会对技术创新的涌现产生抑制效应，涌现功能最弱。其次涌现性较强的是在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带动下对弱的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因此，涌现的产生依赖于强的自主创新能力。

四、产业升级路径创造的对策

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及其“锁定”效应是阻碍技术进步的障碍。一般认为解除“锁定”必须借助外力⑥，但是外生技术的作用在此并不是决定性的。为了打破路径依赖，实现产业升级的持续技术进步，必须技术体系自身实现突破，才能摆脱路径依赖。因此实现产业升级路径创造的根本途径在于培育产业升级的微观主体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的自主创新成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合理选择，发挥技术创新体系的涌现性功能，并逐步形成自我强化的涌现机制，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持续动力不足的路径依赖问题。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为创新体系的“涌现”机制提供有效的环境基础和保障。

第一，强化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完善自主创新的平台。一是政府以及行业协会等要积极引导，宣传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形成追求自主创新的积极愿望。二要加快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建设，严格执法程序，对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严惩不贷，保护自主创新主体的产权和意愿。三要尽快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通过产权抵押贷款、 知识产权专利入股等多样化的资本化营运方式来分散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确保企业自主创新的合理收益。四要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职能，确立市场在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的主导地位，优化技术产业化的环境。五是要通过兼并重组形成以具有创新文化与能力的企业为龙头的企业集团，在企业中注入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诱导现有企业通过学习、消化、模仿，形成技术创新的新惯例，以解决状态依存型路径依赖对技术创新的阻碍。

第二，建立学习型组织和自主创新网络。一是建立包括企业、企业联盟、行业协会等在内的多种学习型组织，有利于发挥经济主体的创造性思维，摆脱技术短板的制约，提高创新团队整体想像力与创造力，摆脱传统文化和知识背景的束缚，可以打破路径依赖。二是加强经济组织之间以及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建立起具有较强“组织粘性”的自主创新网络。自主创新网络不仅可以发挥规模效应，帮助单个主体脱离持续创新失败的恶性循环困境，更重要的是打破组织惯性僵化状态， 通过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的多维沟通与流动，为自主创新活动提供有利于资源优化组合和有效利用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减少企业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也可以促进技术传播和科技成果的商业化速度。

第三，加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一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将传统产业文化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逐渐消除。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由传统的“橄榄型”结构逐渐向现代“哑铃型”⑦结构转变，让企业真正拥有自主创新的决策权，创新组织的形成、创新人员的流动、创新成果的评价加速生成并完全实现市场化配置。三要加快对劳动力市场、市场经理人市场、中介评估机构等要素市场的建立，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强人力资本的培养，提高专业人才的规模和技术能力，为传统企业的发展转型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第四，促进跨区域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培育根植于产业内部的创新系统和生产网络。一要摒弃本位主义思想和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跨行政区域的专业化技术服务机构，促进跨区域交流以及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完善的产业体系，加快技术扩散速度。二是政府部门产业主体企业自身，都应增强诚信建设、加强沟通、促进资源互补与合作、巩固价值链关系以实现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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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城市化进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81-06

一、引言

不断发展的城市群体逐步形成各类产业集群并促推周边城镇向中大等规模城市的演进发展。而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产业集群作为推动区域工业化、城市化治理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战略措施。而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集聚发达的地区位列城市化进程前列的事实也说明，产业聚集一定程度上制约并影响着城市化进程的前进，而区域各城市间不同程度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一定意义表现出了不同的产业要素的向心聚集、布局的结构性渐进优化和经济的合理增长。可见集群与城市化两者间存在互动的发展关联，相互促进，本文拟在模型实证的基础上分析两者的关联机制，并在结合不同城市样本的基础上对产业集群差异及城市化进程予以分析，试图为区域经济及城市规划发展提供建设性思路。

二、产业集群与城市化文献回顾

自马克思关于“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的观点提出后，逐步有学者就产业集聚与城市化间关系进行研究，包括Burgess Ernest的同心圆模式（Concentric Zone Model，1924）[1]、Walter Christalier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1933）等指出了城市的集聚本质。而后，法国学者哥特曼（1957）提出的大都市圈（带）的概念具有高集中度工业生产和高度城市化特色。Krugman（1991）则针对区域经济增长提出了城市要素集聚形成过程中的向心和离心力量分别解释不同的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要素累积贡献[2]。马克斯・韦伯（1997）[3]以聚集特征概括城市特征。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价值链始创人迈克尔・波特在其著作《群集与新经济竞争》一文中诠释产业集群，并提出“包括单一的城市、州、国家乃至国家联盟都可以理解成集群，其复杂纵深不以规模而改变”集群、城市规模观点[4]。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我国产业集群、城市发展的不断演进，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张明龙、徐璐（2006）等人以产业集中和区位商测度经案例实证分析产业与浙江城市经济的互动[5]。吴玉鸣、张燕（2006）则基于耦合机制和时空协调性模型探讨实证，发现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显著空间对应性，及东西部之间的差异，并得出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偶和协调差距增大的结论[6]。江炎骏（2008）借助NU比、IU比国际标准值法等方法，判断出了江西省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波动及偏差原因，以及协调两者关系的政策建议[7]。而马春辉（2004）则是以人才、资本、技术、市场、政府和对外开放等角度比较综述了长、珠两三角区域产业及城市化的发展[8]。

上述研究主要从集群发展动因入手分析了其对城市化的推动和相应对策，实证分析则较多地以基于单个样本城市的特定集群进行的，给出建议多数围绕当地城市化建设及其与产业的协调而展开。但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区域间产业集群及其结构化差异与城市化进程的关联研究不多。而事实上，区域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各城市其模式不可能完全一致[9-10]，且相应地江浙沪各种产业集群形态同样有所差异，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化的关联是值得研究的。为填补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区域中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和不同程度的集群水平而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互动关系研究的空白，本研究拟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就不同类别的产业集群城市以模型实证的方式分析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及应对策略。

三、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变动分析

具有携带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和相应功能配套渐进生成机制的产业群聚对于作为融合生产、社会、生态等容纳功能的城市形成、集聚进程的城市化有重要作用，而产业的进一步集聚与生产竞争的产供链网关联，对于城市要素的辐射扩散影响对于城市化及其竞争力凝聚成本的递减作用随着产业集群的深入发展而逐渐凸显。

（一）城市化及其形成发展的产业集聚本质

根据蔡孝箴（1998）关于产业集聚对城市化推动的描述：“指出集聚经济为城市化提供了直接动力，它是多样化的厂商、居民及相关组织单位得以聚集，推动城市形成并使之不断膨胀的根本力量。”[11]，城市形成集聚和进程发展的步骤并非纯粹的空间位移机械运动，而是伴随生产和劳动力等其他要素携带的经济活动综合运动，它必定与城市人口、服务及其他经济要素的协整演进紧密联系。产业集群与城市化进程的形成机制与实质如图1所示。

（二）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

作为逐步向心集聚的产业，正如约翰逊・索伦和纳格尔等人的观点，其各个主体企业间产供链条及成熟的要素分配机制形成了生产竞争分工的专业化，各企业各取所需为产业整体的竞争成本下降做出显著贡献[12-13]；而作为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城市人口、生产配套组织等发展演进，为及时市场信息的高效传播、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联合协作、集群内部的配套设施地缘共享等条件的实现提供保障。从而为集群企业间围绕生产采购、物流配送、劳动力配置及技术、管理创新的提升创造条件。

同时，产业集聚发展及城市进程中的各要素汇聚，特别是作为知识、技能载体的劳动力使较低进入门槛的未编码知识得以迅速传播，进而催生产业集群的学习竞争效应；而作为城市进一步聚集在集群企业生产竞争的内外部成本上升压力效应这一层面上，迫使集群内部企业以更有的资源配置及生产报酬贡献应对全球竞争，其间的创新传播挤出效应促进了各规模与竞争力企业的创新交流学习和进一步生产竞争排挤，从而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吸引更多企业集聚，在经历一定时期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化进展后，使集群企业内部形成更具协调性质的国际竞争参与的共同目标协作规模，从而推进产业集群目标协作机制及其与城市化的互动演进。当然，随着城市化发展产业集群效应的进一步深化，其生产报酬和效率的提升为进一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同时也为劳动力等要素的进一步吸引并形成规模效应奠定基础。

（三）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结构变动

作为密切联系产业集群的城市要素变动聚集在整体结构上遵从以往期要素分布为参照的现期区位布局的规律。城市化进程按以下各类聚集要素需求序列产生对产业空间布局和集聚产生结构性变动影响：参照张翼，何有良（2010）等人的研究框架，主要包含互补产品及其他技术、技能支撑的纬向整合及产供网和零配件、设备、市场渠道等上下游配套的经向协作在内的成熟的协作生产竞争体系[14]；密集的城市人口和能源、交通、通讯等各结构产业良性配套以及金融、商业、人口社会保障等功能、政策体系支持；相应的教育文娱产业和氛围。

当然，作为产业集聚的互动和结构性变动反应，城市化在其产业构成的空间布局也发生着对应的变化：基础性工业逐次以向心形式趋于郊区或政策特定区域，而涉及适应城市运作的金融、房产和信息通讯等第三产业则逆向于前者向心趋于城市；而逐步开放体系化的产业集群背景城市化使得集群产业、城市布局及与两者密切关联的各类要素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学习竞争挤兑效应和相应的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为劳动、资本、技术和信息服务扩散的体系化向心集聚和最终规模形成做好准备。

为进一步研究产业集群的各要素集聚及城市化演进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影响，本研究实施下列实证验证。

四、研究方法

（一）变量设定

1. 城市化进程测定指标。国内已有部分研究运用的城市用地比指标因属于管理范畴而在数据调用上存在时间向量的可变性从而影响模型验证的结果；而一般意义上的非农人口比重则忽略了农业性质劳动力在集群产业间的流动这一方面的统计缺口，因而本研究将其扩展为非农人口比重对象领域至地区人口总数，以防止城市化进程比较因子在各城市发展不一所引起的城市间差异，并对原始多元变量按主成分析思路替换成主分量以协方差结构予以报告分析，进而以城市化水平为模型因变量展开实证。

2. 产业集群程度指标。产业集群指数，衡量指标有熵指数、地理联系率、区位商系数等。基于可用的产业就业数据，以赫芬达尔及区位熵刻画区域的产业集群程度[15]，分别如下：其中

按照样本代表产业与全国该产业占比间比重，其值与产业聚集程度成正相关；

则是引入劳动要素后的刻画指标，其分子部分为地区拟刻画集群的从业人口与该区域总从业人数之比；而分母则是上述商式在全国的比值计算，区位商与该区域产业集群程度成正比，且区域商值大于全国时，产业在该区域可判断为集群。

（二）样本选取

结合二、三产业作为区域集群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及上述变量设定，本研究将以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信电子级计算机设备制造、文化、办公用品等产业作为产业集群测量指标，结合《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7及2008―2010年①来源数据进行面板数据拟合整理及产业集群城市样本间排序，此项数据还包括用于表征城市化进程的非农人口占比等。根据上述整理后面板数据的指标对长三角地区的集群程度衡量，本文将研究集中于上海、昆山、南京、温州、苏州、湖州、杭州、绍兴、嘉兴各聚集及城市化较为显著的样本。

（三）模型实证

针对产业集群城市具有既含数据截面主分量特性又有随时间变化序列的特性，拟采用观察T期连续的n城市样本个体的多元考察，并用不同主分量所替代的原始描述性变量的发展特性，以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消除序列相关及异方差性进一步获取有效的参数估算（Arthur Lewis）[5]针对样本间差异分析以Stata9.0结合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针对模型所选取的主分量，为避免其与变量间的因果相关的多重组和可能干扰模型实证过程，作出两者间非因子变量关联的零假设，以X、Y分别表述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水平及城市化进程，对样本城市产业综合产值及非农人口比重两者予以Granger因果检验，为本研究确立上述变量间的统计因果意义。

可以看出，均在0.1置信水平下的零假设一“Y不作为引起X变化的Granger原因”以0.278 31非小概率报告了F统计，说明城市化成为产业集群推动作用的一部分原因，但原假设不能被拒绝；零假设二“X不是促进Y的Granger原因”0.093 71的小概率事件F统计使另一个零假设拒绝。因此综合而言，集群和城市化在长三角区域存在互动影响的关联。且以城市化促进产业集群的判断继续模型实证。

一般而言，就面板数据分析存在的二维性，本研究运用的单方程面板实证式：

应经根据参变情况进行的讨论和假设验证，以便规避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及估参不当。将（3）以下按不同的参数变化情况讨论：

而以（5）描述各斜率也就是前文所述的变动产业结构导致的样本变量及在时间序列上的不同变化，以固定效应模型三种情况下的残差平方S1、S2、S3构造接受或拒绝假设所用统计量，两大假设的关系为拒绝后者即情况3假设则充分检验前者假设，并以（6）作为此时统计量统计量与等式右边后半部分也就是残方差以外的主分量截面表现水平之差为正时，分别拒绝响应情况假设，而当统计量均大于主分量截面表现值则前述假设均予以拒绝，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情况3。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城市化进程与产业集群整体分析。鉴于第二、三产业聚集程度可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因此在模型实证中将其分别以ECit、SCit标称第二、三产业区位商作为主分量变量，以城市化率UPit描述城市发展进程。为对不同集群产业所在城市进行分析，以2005―2007及2008―2010年统计年鉴为数据来源跨市残差协方差权数的FGLS设定估算模型：UPit=？茁1ECit+？茁2SCit+Cit+？着it（8），其中i和t分别为城市和时间序列的描述。F1、F2以前述检验方式的F值参照F值分布表所得分别于对应在1%和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1.68、2.01；1.74、2.26予以比较，得前后假设被拒故选择模型的变系数情况予以进一步的加权回归实证。

而为避免在对不同城市样本间进行考察时，其二三产业集中度及城市化进程影响时引起的序列自相关、截面异方差等模型数据问题，须实行针对异方差存在同期相关性情况的SUR加权。方程R2回归系数、DW、F三者的值分别为0.93、2.217、323 487.9，因变解释能力很强。实证模型下各城市对应截距、系数如表1所示。

从回归检验及其显著性角度而言，对本研究所选取的、主分量分别在大多数及所有城市呈现出显著性，且后一主分量在系数的报告上普遍大于前者，这就解释了理论关于第二、三产业对产业集群地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且后者具有更显著推动作用的观点，而这也与当前产业集群城市逐步由单一工业分化的发展现实趋势吻合。

2. 城市化结构性差异分析。观察回归结果，发现上海、昆山、苏州、嘉兴、湖州、温州在上述实证中报告数据较高，而其余四市相对较低，为进一步验证并分析这些城市群组中，产业集群程度对城市化进程的边际贡献，笔者仍沿用上述面板实证模型估算及回归，按第一类别和第二类别将上述城市分组进一步进行弹性系数及横向差异对比的城市化结构性差异的实证分析。

以模型参估结果的角度而言，各主分量都报告了模型的正相关结果，这进一步肯定了本研究关于产业集群推动城市化进程的理论设定。而从城市的类别分组实证中，对比出一些城市间差异，具体如表2所示。

（1）模型数据。从基本数据方面看，长三角第一类型 均值报告1.089，报告37.822而相应回归结果在第二类型城市的报告结果分别为4.801、14.109比较而言，第二类城市在目前显现出第二产业的集中，第一类城市则出现了较为显著的第三产业集群和整体较高的城市化进程。

（2）类别城市弹性系数。而就城市类别间各产业弹性系数而言，第二类别城市略低于第一类别城市，EC（第二产业区位商弹性系数）、SC（第三产业区位商弹性系数）在第一类别城市分别占到5.613 8及42.305 9，而其在第二类别城市则为0.896及0.1359 2。数据报告说明在集群对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上，第二类城市略逊一筹。细分其中的城市南京、常熟、杭州、绍兴等虽也有显著的特色化产业诸如化工、纺织、动漫等，但其核心工业或者存在成长机制欠缺，或者存在产业链结构分工及配套不完善等问题，这也是这些城市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必经的瓶颈。

（3）类别城市间模型数据横向差异。就不同类别城市而言，其城市化进程的结构性差异在于，前者SC较EC明显，而后者则以EC的边际贡献较为突出，这就报告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在不同类别城市间的差异，上海等城市通过近十年的产业集群发展和模块功能的合理规划区分，已逐步形成城市化及产业集群间良性互推的动态机制，其相应的商业、金融及餐饮等服务行业获得了集群优势下的发展途径。而诸如南京、常熟、绍兴、杭州等城市则分别是以外资推动的外生式和内生式产业专业化市场聚合发展的形态，逐步带动了集群产业周边相应行业的发展，其专业市场依托及单一化产品产业链依托的发展态势虽也获得了相应的产业升级但二三产业及周边企业所获得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协同式发展，相应的城市化进程也体现出明显的地缘因素化差异，即核心产业所在城区与城区外进程的不平衡差异，从而影响城市化的整体推进。

五、结论与建议

无论是近年来我国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事实还是国内外研究的实证结果，都一致表明了城市化进程与其产业集聚间的互动影响必然联系。虽然不同类别的产业集群城市有着集群发展形态的差异，产业核心所在城区内外的集群平衡性差异导致其城市化进程与产业集群的非完全意义协同性发展，但整体而言，无论是综合并进的上海，还是民营为主的专业市场内生化集群的浙江抑或受外资及高新技术产业促推的江苏，产业集群无疑都有力地推动了相应的城市化。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以下机理：

1. 伴随着企业的集聚，专业化带动了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向心地向其聚集，物质流、信息流也随之因地缘因素所致的费用节约效应逐步集群，就知识经济角度而言，产业群内制度优势之外的人及隐性知识在集群企业间的传递扩散和累积会推动城市和产业群的不断创新，进而是城市的综合优势即竞争力的提升、经济增长及城市化的推进。从而产生产业集群的“城市化”效应。

2. 成本降低，风险减少成为又一资源比较优势积极推动着产业集群及城市化进程，并产生对城市发展的“集约”效应。由于生产、交易成本的显著下降，产业集群具备原始动力，而这一影响带给城市的则是环境成本的大幅下降，土地、能源及相应的制度管理等重要资源得以“集约化”。上述第一类型城市中的昆山、湖州、嘉兴等例子的城市化就是产业集群协同带动的结果。

产业集群在长三角地区对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蓬勃的经济动力，本研究第一类型城市的发展为我们树立很好的学习模本。经过上述模型的实证验证，集群过程中诸多要素聚集下的第二三产业兴起、就业现实、劳动力迁移和城市吸纳力扩大带动了产业集群形态上向城市周边的扩散，辐射增强，逐渐表现出复杂的城镇自组织形态，从内源性集聚的城市化到多中心化的“城市-产业群落”的发展态势，为长三角的大城市“星云”格局打下基础。

当然，格局的形成并非单一的时间或经济发展的存量问题，更待合理的布局和促推政策的务实执行。首先，应为合理及优势的产业集群培育创造条件及机遇，从产业规划、基础设施、综合配套等方面入手，积极治理以提升城市特别是产业集群核心城市的容载力，引导企业在聚集过程中的结构性协调，行业及劳动力的相关性契合，进而为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相应城市化迈进夯实基础。

其次，要以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协同发展为治理目标，坚持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避免规划引导中的盲目偏颇的同时也应摒弃集群理论框架中各要素配备对决策中面面俱到的制约[16]。

总而言之，作为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企业和关联机构及中介组织因成本及制度因素低廉的优势而向心聚集的一种态势的产业集群是集群企业因特定产业的共性及互补而关联扩展，进而形成竞争优势和外部经济的实现，而产业和相应生产要素及周边组织的集聚也亟待通过恰当的政策协调组合及配套实施兑现更高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同时，不断提升的城市化水平在演进过程中也呼唤对于相应产业集群规划定位的政策匹配进而形成两者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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