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范文
时间：2023-04-03 05:41:3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境外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根据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资(不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境外投资。)的外汇主管部门。外汇主管部门依据《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关于援外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部分项目免缴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的通知》、《关于调整资本项下部分购汇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负责审查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以及对投资资金的汇出和回收、投资利润和其它外汇收益的汇回进行监督和管理。外汇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境外投资项目立项后审批前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主要是审查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等级，投资所在国（地区）有关投资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投资所在国（地区）外汇管制状况，以及投资回收计划的期限是否合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主要是审查境内投资者是否利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使用其他外汇资金。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外汇主管部门受理后30日之内出具正式批复。
(二)批准境外投资项目后的外汇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境内投资者到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建档、汇出投资资金等有关手续。随后，境内投资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报送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对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的管理
按照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汇出资金前必须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但援外项目、不涉及购汇及汇出外汇的境外带料加工装配项目和中方全部以实物出资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用境外投资利润汇回承诺书代替保证金支付。保证金存入外汇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四)对境外投资项目境外融资的管理
对境内投资者利用国际商业借款进行境外投资，需要经过国家计委批准。境外投资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对此不列入国家外债管理范畴，但如果需要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必须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二、现行境外投资外汇、外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仍很严格。目前，我国限制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除战略性项目、援外项目和带料加工项目可以购汇进行投资外，其余项目的境外投资以企业的自有外汇为主。企业有自有外汇的，首先使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没有自有外汇的，可通过贷款等进行投资。另外，我国鼓励企业使用实物投资，或以设备投资，或允许企业不结汇出口。企业能用于境外投资的自有外汇和筹措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实物投资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规模的扩大。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以现有设备投资难以符合项目的需要，因为有些设备技术落后，甚至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设备，为适应东道国的竞争需要，许多投资项目需要购买新设备。而以货物不结汇出口的方式投资，虽然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投资资金的问题，但输出的货物必须销售后才能变成资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其销售能力的制约，结果许多项目因无法及时获得外汇资金而丧失有利商机。
(二)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
为保证企业境外投资资产不流失，我国要求境内投资者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也属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重要内容，其本意是鼓励境内投资者将境外投资所得汇回国内，但对企业来说，却占压了大量资金，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初创阶段，境外企业多半无法创造利润，保证金的占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调查中，许多企业反映保证金管理对促进利润汇回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会迫使企业采用规避保证金管理的投资渠道。境外投资企业在获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扩大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将利润汇回后再投资，则将再一次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虽然利润直接转为再投资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批，但手续相对容易。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扩大规模的成本，倾向于将利润留存在境外。为解决保证金资金占压问题，需要用现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不得不转向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投资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资渠道，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三)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
境内投资者如果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属于我国外债管理的范畴，需要国家计委的审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则不受此规定的管辖。但如果需要境内投资者、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要经过外债管理部门的批准。对境内投资者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市场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资金市场，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对降低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调查中有些企业反映，在其对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的过程中，许多得到消息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项目进行考察，如果认为该项目有利可图，则会为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条件的贷款承诺。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这部分资金非常困难。
三、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短期内，境外投资增加了资本项目下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只是境外投资引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直接变化。为全面评价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我们还要考察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长期、间接影响，包括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对于资源类项目，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汇支出，但弥补了我国资源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非常有益，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证。我国在境外投资开发国内稀缺资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资源，保证国内资源的及时供应，而且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时，也可以起到稳定国内资源价格的作用。宝钢在巴西投资开采的矿石就全部运回国内。进口到国内的资源，国内进口商支付的外汇最终会成为境外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投资收益计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因此国内企业控制的境外资源进口对我国国际收支不
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的项目在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例如，农化集团公司每年可以为国内提供50～100万吨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销往国际市场。
对于市场开拓类项目，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业盈利增加，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计入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业在境外的工厂亏损，只要能够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也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海尔公司在美国建厂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商誉大大提高，其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额高达4.2亿美元，2002年计划出口8亿美元。在境外进行以加强技术研发、收集市场信息和加强售后服务等为目的的投资，也可以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对改善国际收支有促进作用。
对于寻求有利投资环境的项目，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某些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等，只要这些项目不与国内生产商形成竞争关系，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将是积极的。目前华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国等国进行的纺织服装加工投资就属于此类。受当地劳工管理的限制，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劳务输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纺织服装出口没有受到像我国那样的配额限制，我国企业就可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内扩大生产，产品根本无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说，这种项目不但不会与国内产品形成正面冲突，反而可以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出口，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部分项目以带动生产资料（包括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输出为目的。这些项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融资对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可能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项目收益前景良好，则这些机构愿意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如信息咨询、优惠贷款承诺等，以此与这些投资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项目运行，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贷款从中获利。由于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比国内银行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且没有换汇成本，我国企业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资进行境外投资。目前，我国少数优质大型企业，如中集集团已具备无需银行担保的国际融资信誉。
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债，在偿还时增加了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长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在获得有利条件的融资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经常项目上，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旨在鼓励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外汇、外债管理可以为企业扩大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一)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
这顺应了境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汇储备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境外投资用汇的放开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总体进程的考虑，对境外投资外汇管制的放松必须是部分的、渐进的。可以考虑由计委主导，并综合各部门的意见，制定一个年度境外投资额度的总盘子。在额度内，对符合境外投资鼓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从宽进行外汇审批，并简化审批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资总规模成为关键。在制定总规模时，需着重考虑境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净额对外汇储备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需求。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远远高于满足3～4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将资本外流、偿债等外汇储备支出需求因素考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如果制定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将不会降低我国的国际清偿能力，而且可以满足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以1998年的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作参考。尽管当年因外部冲击，资本外逃情况相当严重（经查实在200多亿美元的应收未收外汇中，有100多亿属于逃套汇），资本项目下出现了逆差，但由于经常项目有较大盈余，我国的国际收支仍表现稳健，当年外汇储备增加50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将境外投资额度设定在100亿美元左右，并不会威胁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分析，境内企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条件而定。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稳定，放开外汇限制并不会造成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现在我国每年境外投资额稳定在20多亿美元，如果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那些过去没有经过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资将浮出水面。将这部分境外投资需求考虑在内，估计我国每年的境外投资需求大约在30～50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的额度是可以满足境外投资需要的。
(二)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的审查可并入主管审批部门的职责范畴，无须指派单独的部门进行审批。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效率，可考虑改变职能转移后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方式。由于外汇风险主要考查的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内容，因此可将外汇风险审查并入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管理。
外汇来源审查主要包括审查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是企业的自有外汇，还是其它外汇资金（购汇，贷款等），外汇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等。原来审查外汇来源主要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考查企业的创汇能力或外汇平衡能力，将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分为自有外汇和其他外汇资金（购汇和外汇贷款等），规定外汇来源以自有外汇为主。以购汇进行投资虽然会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但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汇为主的管理办法，允许在额度内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区分自有外汇和购汇以后，对企业只须进行资金来源审查。在进行资金来源审查时，对使用财政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的项目要严格，对使用自有（筹）资金的项目应放宽，而不论企业的自有资金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由企业自己承担。对外汇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今后仍可由外汇主管部门执行。
剥离审批职能后，外汇主管部门只负责为企业办理外汇支付手续，监督企业外汇收支情况。同时设立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国际收支进行监督。如果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则应立即通知审批部门放缓或停止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
(三)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
企业盈利后存在强烈的扩大规模的倾向，而利润即便留存在国外，同样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可考虑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要求，同时通过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管理来防止国内资产的流失。
(四)允许有条件的企业以境外投资为目的从事国际商业融资
篇2
一、我市对外投资企业概况
我市目前有8家公司经过批准正式对外投资，投资总额2800万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2298万美元。
从投资国家来看，投资涉及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英国、荷兰、也门、阿联酋、蒙古、澳门、香港等；
从投资企业的经济类型来看，对外投资的外资企业占20%、对外投资的内资企业占80%，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40%、民营企业占60%；
从投资项目来看，从事境外业务接单的（出口）市场服务占50%、从事境外资源开发的占20%、从事境外建筑的劳动输出占20%、从事其他类型投资的占10%。
全面分析我市对外投资情况不难看出，在我市对外投资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国有企业，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虽然占到75%以上的投资数量，但投资额小，境外投资的项目仅仅局限于市场拓展、业务联络或者境外建筑之类的劳务输出。因而，从我市目前对外投资企业的总体情况来看，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少，规模相对较小，投资的项目不具备产品或技术扩张的性质。大多数对外投资企业的实质与真正意义上的跨国投资企业相差较大。但同时令人看好的是，我市一些拥有自主技术和品牌的企业，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正逐步扩大规模，放眼世界市场，着手进行境外投资。随着我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外跨国经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将呈良好的上升趋势，这也对我市的国际税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走出去”企业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在税务管理上存在脱节现象
目前我市国际税务管理处专职管辖国际税收工作，同时明确专门机构负责对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和对我市跨国经营管理提供政策支持。由于我市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和涉外税务关系处理的相关业务归属国际税务管理处，国际税务管理处主要管理对象是“境外投资者”到我国境内投资的外资企业，因此对于我市外资企业向境外投资情况比较了解；而我市内资企业在管理上属于内资管理分局管理，政策解释属于所得税管理处。因此，内资企业向境外投资时，在管理和国际税收协定执行的某些方面，容易造成政策解释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两分离的局面，在税务管理上存在管理脱节现象。
2、在税收服务上存在脱节现象
在税源控管方面，税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相关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充分。企业向境外投资后，相关信息不能马上到税务机关进行变更，或者变更后不能及时传递到主管国际税收协定执行的部门。造成一方面主管税务机关有政策送不出去，另一方面企业有问题不知道到哪里咨询。内资企业对外发生境外投资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进行咨询，不能及时了解到其相关的税收政策。有的企业只好到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咨询，得到的政策不全面、不够完整和正确。对主管税务机关而言，手里有政策，但苦于找不到服务对象，政策送不出去，最终造成税收服务的脱节现象。
3、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正由“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而相应的涉外税收政策未能及时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国投资，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实施了多种形式的一整套的税收优惠政策，相比之下，我国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鼓励政策却重视不够。在国内税法中，现行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只是零星地散布于某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没有形成体系。在对外税收协定的具体条款中，更多地是考虑我国作为吸引外资的收入来源地国家的税收利益，而较少从我国作为对外投资的居住国角度考虑问题。地方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更多的也是面向外来投资，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鼓励和保护政策相对较少。
三、完善对“走出去”企业的管理和服务
由于我市企业向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抗风险能力较弱，因而我市国际税收工作既要规范境外投资行为、加强税收管理，又要对我市企业向境外投资提供完善的税收服务。
（一）加强国际税收在跨国经营中的管理作用
1、加强户源管理和申报管理。户源管理和申报管理是我市“走出去”企业管理的基础。一是要加强户籍管理。首先要狠抓登记环节，企业发生境外投资行为时应及时到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变更登记；其次，在日管和税务登记证换证过程中，对境外投资企业办理税务登记情况进行检查，杜绝漏征漏管现象。二是加强境外所得申报管理工作。对于我市境外投资企业应督促企业报送境外投资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状况等投资基本信息，同时对于其取得的境外营业利润、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财产收益及其他所得，应在年度纳税申报中准确反映。
2、规范和加强境外所得的税务检查，防范国际避税。针对我市企业境外投资税收管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利用所得税纳税评估、涉外税务审计和转让定价调查等手段，及时发现和处理企业境外投资的税收风险，对来源于避税港及境外受控子公司的所得进行重点审计，加大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反避税防范力度。
3、完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在现有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通过税收抵免制度、对特定行业实施所得税减免优惠等国内法进行必要的完善，同时还必须适时修订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税收协定。通过国内法和税收协定的共同完善，构建完整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确保国际税收管理在跨国经营活动中得到落实。
（二）加强国际税收在跨国经营中的服务作用
1、加强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辅导。税务机关应通过网络、热线、培训会等形式，宣传境外所得的税收征管操作流程和税收服务指南，开展多种形式的税收辅导。同时采取走访形式，通过现场解答境外投资企业关心的税收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税收服务。
2、加强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投资指引。在实施国际化的经营活动之中，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是必然的。投资决策包括选择投资地点，选择新项目的组织形式，并对融资、转让定价及利润分配方式等作出选择和判断等等。为此，向境外投资的企业要研究各国的税收立法意图，熟悉各国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制度，要了解各国税务会计原则的差异等等。对于这些国际税收方面的相关业务、法规，税务机关应根据自身所掌握的资料，对企业投资决策提供帮助，帮助企业进行科学的选择，明确更好的投资方向,促进向境外投资企业更快发展。
篇3
中国五大国有银行中唯一一家尚未上市的农业银行的上市准备工作目前进入倒计时阶段。继4月农行选定高盛、德银、中金等9家投行作为农行上市的主承销商或承销商之后,根据安排,农行上市将在5月上报材料,并最终于7月完成上市工作。
与此前上市的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几大国有银行不同,农行上市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此次农行上市并未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而且,国内战略投资者也仅有社保基金一家。而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几大国有银行的上市均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
农行上市之所以未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究其原因,笔者猜测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问题上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实际上,农行方面还是希望能够步工行、建行、中行、交行的后尘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农行分别与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美国富国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国外银行有过接触。根据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定下的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的三项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潜在投资者的盈利水平需要经得起本次金融危机的考验。但遗憾的是农行所接触的境外银行都或多或少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以至“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在境外战略投资者选择的问题上,农行方面不想落下“贱卖国有资产”的把柄。毕竟在工行、中行、建行选择战略投资者问题上,最后都受到专家学者以及市场人士“贱卖国有资产”的指责――农行自然会非常慎重。
农行上市未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合乎民意和中国股市的根本利益。虽然4月13日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但在目前中国股市新股发行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引入战略投资者明显存在利益输送问题。尤其是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更是受到诟病,伤害了人们的感情。现阶段引入战略投资者,往往是以较低廉的价格向战略投资者发售股份,而随后向公众投资者发行的股份又是高价。战略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毫无风险可言,不仅旱涝保收,甚至是暴利。工行、建行、中行、交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都因此大发横财。这种模式受到了国内投资者、专家学者以及市场评论人士的强烈质疑。在目前没有很好解决如何杜绝向战略投资者进行利益输送问题的情况下,农行上市不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而从农行发展来说,也没有必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农行的业务不同于国外银行。在“三农”问题上,农行业务有很强的政策性,不适合商业化运作。而在防范风险方面,农行从2006年就开始聘请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并和该所展开了业务流程及内控制度设计方面的合作,使风险控制等内部机制得到了很大改进。何况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表明,国外银行的风险控制并非完美无缺,引进这样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未必能给农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变化。
农行上市不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国内战略投资者也只引入社保基金一家,这种做法也避免了给股市带来更多的新增大小非、大小限问题。大小非、大小限问题不仅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而且大小非、大小限问题所占比重太大,也很容易导致上市公司股价扭曲。一旦这些大小非、大小限解禁上市流通,势必给公司股价带来冲击,危及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
有观点认为,引进外资是贱卖给战略投资者 ,不引进战略投资者是贱卖给市场。这种担心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农行上市将会采取“A+H”或先A股后H股的方式。A股市场的估值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此,农行上市后,股价被低估的可能性很小。有了A股这个参照物,H股的发行价同样也不会低于A股。所以,农行上市贱卖市场的问题并不会出现。退一步讲,如果农行上市真的定位较低,这也比贱卖给境外战略投资者要好得多,毕竟让利于社会公众投资者,有利于体现农行的投资价值,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皮海洲
篇4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规范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法人（以下称“投资主体”），及其通过在境外控股的企业或机构，在境外进行的投资（含新建、购并、参股、增资、再投资）项目的核准。
投资主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的投资项目的核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项目指投资主体通过投入货币、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和权益或提供担保，获得境外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第二章核准机关及权限
第四条国家对境外投资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项目实行核准管理。
资源开发类项目指在境外投资勘探开发原油、矿山等资源的项目。此类项目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中方投资额2亿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
大额用汇类项目指在前款所列领域之外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此类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中方投资用汇额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
第五条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和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以下的其他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项目核准权不得下放。为及时掌握核准项目信息，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在核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项目核准文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地方政府按照有关法规对上款所列项目的核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和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以下的其他境外投资项目，由其自主决策并在决策后将相关文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收到上述备案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备案证明。
第七条前往台湾地区投资的项目和前往未建交国家投资的项目，不分限额，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
第三章核准程序
第八条按核准权限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国务院核准的项目，由投资主体向注册所在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提出项目申请报告，经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核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和中央管理企业可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交项目申请报告。
第九条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的项目，以及核准前往未建交国家、敏感地区投资的项目前，应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有关部门在接到上述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书面意见。
第十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需要进行评估论证的重点问题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接受委托的咨询机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评估报告。
第十一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或向国务院提出审核意见。如20个工作日不能作出核准决定或提出审核意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批准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项目申请人。
前款规定的核准期限，不包括委托咨询机构进行评估的时间。
第十二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核准的项目向项目申请人出具书面核准文件；对不予核准的项目，应以书面决定通知项目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项目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三条境外竞标或收购项目，应在投标或对外正式开展商务活动前，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书面信息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收到书面信息报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有关确认函件。信息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二）项目投资背景情况；
（三）投资地点、方向、预计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
（四）工作时间计划表。
第十四条投资主体如需投入必要的项目前期费用涉及用汇数额的（含履约保证金、保函等），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核准。经核准的该项前期费用计入项目投资总额。
第十五条已经核准的项目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需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变更：
（一）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及主要产品发生变化；
（二）建设地点发生变化；
（三）投资方或股权发生变化；
（四）中方投资超过原核准的中方投资额20％及以上。
变更核准的程序比照本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项目申请报告
第十六条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名称、投资方基本情况；
（二）项目背景情况及投资环境情况；
（三）项目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产品、目标市场，以及项目效益、风险情况；
（四）项目总投资、各方出资额、出资方式、融资方案及用汇金额；
（五）购并或参股项目，应说明拟购并或参股公司的具体情况。
第十七条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申请报告应附以下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决议或相关的出资决议；
（二）证明中方及合作外方资产、经营和资信情况的文件；
（三）银行出具的融资意向书；
（四）以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权益出资的，按资产权益的评估价值或公允价值核定出资额。应提交具备相应资质的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或其他可证明有关资产权益价值的第三方文件；
（五）投标、购并或合资合作项目，中外方签署的意向书或框架协议等文件；
（六）境外竞标或收购项目，应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报送信息报告，并附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有关确认函件。
第五章核准条件及效力
第十八条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项目的条件为：
（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不违反国际法准则；
（二）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利于开发国民经济发展所需战略性资源；符合国家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促进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设备出口和劳务输出，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三）符合国家资本项目管理和外债管理规定；
（四）投资主体具备相应的投资实力。
第十九条投资主体凭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核准文件，依法办理外汇、海关、出入境管理和税收等相关手续。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中央管理企业凭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备案证明，办理上述有关手续。
第二十条投资主体就境外投资项目签署任何具有最终法律约束力的相关文件前，须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
第二十一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核准文件应规定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在有效期内，核准文件是投资主体办理本办法第十九条所列相关手续的依据；有效期满后，投资主体办理上述相关手续时，应同时出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准予延续文件。
第二十二条对未经有权机构核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项目，外汇管理、海关、税务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篇5
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分为设立前审查管理、设立中核准管理、设立后监管管理三个环节。
设立前审查管理。境内投资者拟对境外投资时，应向当地商务部门提出申请，当地商务部门在征得我驻外使（领）馆商务处（室）同意后，按照审批权限上报商务部或直接审批。
设立中核准管理。境内投资者在获得商务部门批准后，应持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核准的批复、《境外投资批准证书》等材料到当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经外汇局核准后开立境外投资专用账户，汇出境外投资外汇资金。
设立后监督管理。每年第二季度，当地商务部门与外汇局联合对境内投资者投资的境外投资企业进行年检。在境外投资企业成立之前，如境内投资者需购汇汇出境外投资前期费用、境外收购保证金或押金，也需经所在地外汇局核准。
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中存在的难点
境外投资用汇管理难
一是企业的前期用汇需求不能及时得到满足。如目前准予供汇的境外投资企业前期资金用汇主要包括前期费用、收购保证金或押金，且要按实需原则进行逐笔审批，审批材料中需要提供境外有关机构出具的真实用汇证明、境外开户地账户管理有关规定等，企业每次前期用汇都需履行一套审批手续，这与企业前期市场调研、筹备工作的不确定性和用汇的频繁性极不相称，频繁的审批在增加外汇监管成本的同时，也使企业的前期用汇需求不能及时得到满足。由于种种原因，企业只好“另辟蹊径”，或混入经常项目运作，或逃避外汇局监管私自将外汇携带出境，给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带来困难。
二是境内融资渠道狭窄，境外融资难、成本高。当前，境外投资企业若想从境内银行获得资金支持，只能通过其境内投资主体对其增资的方式进行，审批程序复杂，资金运作周期长，难以及时满足境外投资企业的资金需要。由于新设立的境外投资企业易变现资产少，市场信誉尚未建立，不符合银行要求的融资条件，获得当地银行贷款支持较困难，这使得企业因市场变化、产能调整等因素产生的流动资金需求，以及因规模扩张等产生的投资资金需求难以在境外获得支持。同时，境内投资者对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股东贷款门槛较高，采用境内投资者为境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银行的商业贷款提供融资性担保，则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运作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如当地银行贷款年利率有的甚至高达20%。
三是境外投资企业与境内母公司贸易项下融资渠道不畅。由于境外投资企业在当地融资困难较大，流动资金匮乏，多数企业期望以占用母公司出口货款的方式缓解流动资金紧张问题。根据现行出口收汇核销、出口退税政策，国内出资方在货物出口后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及退税手续，逾期将会受到惩戒。这种政策环境下，境外企业资金需求难以通过占用母公司货款的方式获得保障。
四是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政策效应有限。根据规定，中资跨国公司的境内成员公司向境外成员公司进行境外资金放款业务，其境外成员公司不少于3家，且其在境内的行使全球或区域（含中国）投资管理职能的成员公司对境外借款成员公司投资总额不少于500万美元，大部分中资跨国公司均达不到此标准，面临融资困难的中小境外投资企业不能从该项政策中受益。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出台一些新的政策，但仍然满足不了企业的用汇需求。
汇率变动引起的汇出资金时间差额把握难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汇率频繁变动，造成企业在执行注册资本金汇出的时候形成差额，外汇局在核准时不易把握。境外投资的有关文件对需要多汇出的款项没有明确规定。如某市审批的一家境外投资企业外汇资金来源审核批准汇出38123美元，折当地货币204000格里夫纳，2005年6月3日汇往乌克兰38123美元，当地是按欧元折算的，由于汇款中存在汇率与中转行收费问题，再加上正赶上当时汇率调整，对方只收到了192096.37格里夫纳，还差11903.63格里夫纳，按与美元5.05的汇率折算，还差2357.15美元。像这种情况超过审核额度的投资项目，基层外汇管理部门能否核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境内管理部门对境外投资企业实施有效监管难
一是境内投资者汇出的外汇资金，境外投资企业是否按照规定用途、范围使用难以监管，有些境外投资企业将境内汇出的资金不投入生产经营，而是投资于房地产或股市，造成资金套牢或损失。
二是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难以掌握，有些境外投资企业不向境内有关管理部门提供企业财务报表和统计数据，有关管理部门无法了解境外投资企业经营状况，包括盈亏、利润滞留境外等情况。
三是外汇管理部门与商务部门之间缺少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无法及时全面掌握境外投资企业的动态，对境外投资企业尤其是没有日常外汇业务发生的企业，缺乏必要的监管手段，对企业不主动参检、未及时办理信息变更报备、未经核准办理境外转让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这是目前国家外汇管理政策中的一大缺失。
商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协调难
商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审批权限的不同步造成企业运作时间上的浪费。外汇管理部门在顺应境外投资的前提下，允许少数地区将100万美元以下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登记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各地市中心支局，但商务部门的审批还在省商务厅办理。据调查，一家企业在各方面基本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办理境外投资的有关手续至少需要1个月、甚至2个月时间，不仅影响了办事效率，甚至造成投资机会丧失。
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真实性把握难
一是在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充足且购汇限制已经取消的情况下，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审查功能逐渐弱化。
二是由于国家对境外投资规定的门槛偏高，有些投资者为达到境外投资目的，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串通做假账，使企业账面净资产虚高，待验资后就把资金转走，使外汇资金来源审核的真实性难以把握。
三是由于商务部门对境外投资政策相对倾斜，超限额批复时有发生，使外汇资金来源审核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旦审核有误，就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蕴涵较大的外汇投资风险。
完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对策、建议
简化境外投资审批程序，取消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可将境外投资程序简化为：商务部门审批――外汇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核准外汇资金汇出――事后规定时间内向我驻外领事馆备案，取消审批前需征得驻外使领馆的同意及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同时，下放商务部门的审批权限，做到与外汇管理部门同步审查。
进一步放宽境外投资用汇限制，加快境外投资可兑换进程。一是允许企业直接到银行汇兑，实现境外投资真正意义上的可兑换。二是在境外投资管理实现可兑换后，将管理的重点放在资金流出入的汇兑环节。可以将具体的业务审核放至银行操作，但在方式上做到有所区别。
篇6
关键词:海外投资发展策略外商直接投资
一、江苏经济发展概况
一国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其具备海外投资能力的企业就越多，规模也越大。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当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之后，对外投资会出现迅速增长的态势。
表1江苏省近18年的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GDP、人均GDP比较表年份出口（亿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GDP总额（亿元）人均GDP（元）进口（亿元）净出口（亿元）199029.441.411416.50210911.9517.48199597.8247.805155.25731964.9632.852000257.7064.238582.711773198.6859.012004874.97121.3715512.420000833.5941.3620082380.36251.2030312.61396221542.32838.04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苏省近几年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和FDI都向前跨了一大步，根据邓宁的理论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也应该迅速发展。
二、江苏企业海外投资现状
（一）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长，但总体规模较小
自2000年中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以来，江苏境外投资开始加快增长。2005年境外协议投资额突破两亿美元。2007年“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全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增长22.2%；新批境外投资项目增长14.9%，中方协议投资增长41.1%。然而，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单个企业来看，江苏企业境外投资的绝对数额仍较小。截至2007年，江苏累计批准境外投资中方协议投资额13.6亿美元，仅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一，是广州、上海的14%和30%。
图12000-2008年当年新批境外投资中方协议投资额（万美元）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
（二）行业分布
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行业范围更加广泛江苏境外投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时间特征，从最初的餐饮、纺织服装加工业、批发零售，逐步拓展到电子、机械、化工以及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商务服务等行业，行业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全省境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仍以加工制造业为主，2008年制造业境外投资占全部境外投资总额的34.78%，新批第三产业境外投资项目143个，中方协议投资3亿美元，占中方协议投资总额的46.75%。酒店、有线电视、软件业等服务业成为境外投资的新兴领域。
（三）地区投向以发达国家为主，投资区域日益多元化
90年代江苏境外投资的区域主要在东南亚、中东、南非等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投资区域日趋多元化。目前江苏境外投资分布98个国家和地区（见图2）。
图22008年江苏境外投资的目的地及金额（万美元）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四）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江苏省境外投资中，国有经济仍占较大比重，但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所占比重日趋上升。2008年我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达138个，占全省总数的59.5%，中方协议投资4.38亿美元，占全省总数的68.96%，分别比2005年提高了32.69和208个百分点，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江苏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
（五）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逐渐尝试兼并收购
江苏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新建独资或合资企业。
对国际通行的兼并、收购等方式运用较少。近年来，一些企业开始积极尝试，通过兼并收购、股权交换、技术入股等方式加快跨国经营的步伐。如南汽集团收购英国MG罗孚、无锡尚德收购日本太阳能电池制造商MSK；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股境外4家高新技术企业等。
三、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1．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小，数量也少大多数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没有独立作战抵抗风险的能力。目前，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是1∶1.14，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13，而江苏仅仅为1∶0.02。
这表明江苏省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经常因为资金、技术、规模小而失去投资的机会和竞争能力。
2．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
多年来，江苏在制造业领域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技术水平逐渐提高，但关键技术依靠国外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一方面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够；另一方面自主开发能力薄弱。即使是目前相对有竞争力的家电和通讯设备行业，大部分产品的核心部件仍然是从国外进口或依靠国外技术生产，各类进出口企业中有自主商标的企业仅占20%左右。
3．信息不灵通、投资项目缺乏可行性研究
目前江苏对外投资企业的收集信息能力不高，渠道少，对投资国缺少了解，不熟悉国际间投资运行规则与法律制度，没有办法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海外投资的企业投资回报率低。如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虽然聘请了国外著名的咨询机构，但是因为没有做好前期投资区域选择分析和前景预测，使企业生产、销售一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遭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4．管理体制落后，缺乏海外经商人才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缺乏训练有素、熟悉市场、精通国际化经营的人才。例如，2002年TCL集团公司在巴伐利亚州成立了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德国建立的欧洲分公司，都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国际经营管理人才，使企业一度陷入低谷。这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对外进程中的新问题，不仅影响公司发展，也阻碍了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整体推进。
（二）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
1．政策和体系不完善
国际经验表明，在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初期，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合理引导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江苏对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与之匹配的政策和支持体系尚不完善，使大部分民营企业感到很难得到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去海外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
2．缺少有效的监管
政府对对外投资事后的监管极为薄弱。与项目前期繁杂的审批相比，对事后的监管基本处于放任的状态，年审流于形式。再加上企业本身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公司治理存在问题，往往导致企业对海外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监管。
四、发展建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苏企业必须与时俱进，向产业链高端及高附加值方向迈进，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一）对外投资须正确选择投资区域企业应根据各自的投资方式和战略目的寻找合适的投资地点。如技术型的选择发达国家；境外加工型的在亚、非、拉等环境较好的国家等等。同时综合考虑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力、自然资源状况及国家政治、经济风险等因素。
（二）推进技术战略和品牌战略
江苏企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必须拥有东道国企业所不具备的某种优势。从长远的角度看，企业只有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实施品牌经营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三）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江苏企业可以运用强强联合形成产业整体优势，也可以采取集群式的投资方式。借鉴台湾企业在江苏昆山、福建厦门和广州东莞集群投资的发展经验，走集群化成片联合开发的道路，形成专业化网络分工和配套服务，获取规模经济效应。
（四）建立并完善促进体系
政府促进、制度促进和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相结合，不仅要使企业了解国内外的相关信息，而且大力推广对外投资成功企业的经验和模式。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铺好路。
参考文献：
[1]胡建华.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国际经济合作.2004(1).
篇7
内容提要: 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应当有适应这样的战略的转变。在纳税主体方面：居民企业的确定应以成立地标准为主，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受控外国公司的内涵有待进一步明确。在税收抵免方面：我国税法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将分国限额抵免改为综合限额抵免，全面实施税收饶让。在税收鼓励方面：我国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的事先防范制度，完善资源、品牌和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的导向性政策，允许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相互弥补。如何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增长迅速。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严重恶化。根据克鲁格曼等学者的“新贸易理论”， 要素秉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而要素察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要素秉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跨国投资就会大量出现。[1]经合组织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那些既吸收外资又对外投资的国家,则会因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而取得更显著的贸易增长。[2]由此可见，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法制包括税制应当适应这样的转变。如何
关于境外投资的纳税主体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实际管理机构作为居民企业的标准之一有其合理性：将注册成立地作为判断居民身份的唯一标准，纳税人就可以选择企业的注册成立地以规避居民税收管辖权。如我国的居民企业在境外的避税港设立企业，通过国内外关联企业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到避税港企业，就可以达到逃税的目的。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兼采的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上述避税港的企业仍被视为居民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标准也是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的税收协定范本共同推荐的解决法律冲突的选择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确立此标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但是，这一标准应当是补充适用，不应当和成立地标准并列适用，否则会对我国的境外投资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尽管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存在多项选择，但采用注册地标准的国家多将管理机构所在地作为补充适用的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规定无疑会增加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平心而论，如果外国法律将在我国注册成立的企业都定性为居民企业，我们也难以接受。其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实际管理机构界定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此在实际操作层面确存在困难：在法理上，管理机构所在地有控制中心所在地与管理中心所在地的不同理解；在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不同治理模式下，实际管理机构是营业机构还是决策机构，也存在不同的解读；实际管理机构是指母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还是子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我国税法也指代不明。根据1983年的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跨国公司是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些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的因素，使得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方面。可见跨国公司本来就是所有成员企业都在统一的策略下经营，如果对实际管理机构没有明确界定，跨国公司的所有境外企业将都可以被界定为其母国的居民企业。这恐怕不应该是国际法制应当追求的目标。所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不应当将注册成立地和实际管理机构地并列作为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而应当将注册成立地作为首选标准，其他标准只能是补充适用；鉴于实际控制机构难以确定，我国可以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即法人国籍的确定首先要看法人的资本实际上被哪个国家的公民所控制，然后再根据资本控制者的国籍来确定法人的国籍。资本控制标准的适用不仅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管制，也可以防止国内企业利用跨国关联企业转移定价逃避我国的税收居民管辖权。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也作为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纳税人并非必须具备法人资格。这和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类似：任何组织只要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即具备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独立建立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独立计算盈亏三条件，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此规定在逻辑上不能自洽。既然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也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企业所得税法》就不能规定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此规定也割裂了税法上的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人）和民法上的独立责任主体（法人）的联系，使无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承担税法上的完全义务。此规定还剥夺了我国到境外投资的企业税负公平原则下的利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但登记注册地在境外的，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根据二九年《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按上述规定，我国居民企业设立的境外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可以是独立的纳税义务人，所以其利润不可能冲抵其境内总公司的亏损，其亏损也不能抵消其境内中公司的利润。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可以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税法应当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等因不具有法人资格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民法制度中的各类法人也都应当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受控外国公司（CFC）制度是对延期纳税制度消极后果的纠正。美国1954年起对本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营的国外所得实行延迟纳税制度，即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入在汇回国以前不予征税。[3]该制度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设立基地公司，并将利润保留在基地公司以逃避税收。在此制度下，居民企业不但能够得到延迟纳税的好处，如其将关联企业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地的基地公司，还能得到更多的税收利益。因此，美国国会于1962年通过了其国内收入法典的F分部条款，提出了受控外国公司的概念。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各类有表决权的股票总额中有50%以上属于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在10%以上，那么该外国公司即为受控外国公司。该条款规定，受控外国公司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也要视同当年分配股息，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并缴纳所得税。CFC法规既考虑了境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则。加拿大、德国等国也纷纷仿效。至2002年，已经有22个国家制定了受控外国公司税制。[4]我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有CFC的规定：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按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实现。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也规定，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率明显低于25%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此利润应当归属于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上述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如：何为税率明显低于25%的标准？芬兰、葡萄牙规定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60%，西班牙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75%，德国的标准是低于本国税率25%。另外，我国税法也需要对控制标准、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利润等作明确界定。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抵免
不同于直接抵免解决分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间接抵免是解决子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所以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法律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经济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我国长期没有间接抵免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我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却有间接抵免的条款。我国和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协定规定了间接抵免，我国和新西兰的协定只规定对方企业可以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中国和韩国、匈牙利和印度等协定则规定只有中方企业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企业所得税法》首次规定了间接抵免，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多层间接抵免的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 第一层是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是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三层是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上述规定将20%的持股比例作为间接抵免的条件，与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不符。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规定的间接抵免的条件是10%的持股比例，如中日税收协定和中韩税收协定都是如此。笔者认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因为对股份比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20%已经是相当高的持股比例；通过证券市场收购上市公司，一般不可能达到20%的持股比例。如美国法律也规定，国内母公司拥有海外子公司 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时可进行单层间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拥有孙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母公司间接拥有海外孙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就可以多层间接抵免。
抵免限额根据限额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不同，分为分国限额法与综合限额法、分项限额法与不分项限额法，我国采用分国(地区)不分项限额抵免方法。[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但，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操作复杂并且不利于鼓励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如居民企业在多个国家投资，需分别计算出居民企业来自每一个非居住国的抵免限额；当居民企业设在几个境外企业都有盈利但税率不同时，其抵免限额不能调剂使用，导致境外投资企业总体税负增加。另外，我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还规定了定率抵扣的办法：企业可以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16.5%的比率抵扣，导致境外投资企业的税负不统一。我国可建立综合限额抵免制度，将纳税人获得的所有不同国家的境外所得按照不同类别进行归类，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美国1918年最初实行的是分国限额抵免法，由于其不利于企业海外经营，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美国实行分国限额与综合限额的选择制。目前美国实行在区分不同所得类别的不分国综合限额抵免法，将纳税人获得的境外所得分为被动所得、高预提税利息、金融服务所得、船运所得、非受控第902节公司股息、国内的国际销售公司来源于美国境外的股息、对外贸易的应税所得、出口融资利息、其他所得九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日本实行的是更加优惠的综合限额抵免法:在综合限额的计算上将亏损国排除，这可增大抵免限额，减轻境外投资企业税负。
超限抵免额和亏损弥补只能向后结转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允许超限抵免额向后结转5年，与他国家相比，这对纳税人的补偿不够充分及时。日本和美国都允许同时向前与向后结转，给予纳税人充分及时的补偿。美国对于外国所得税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向后结转 5年抵免。日本企业在国外缴纳的外国所得税超过或未满当年抵免限额时，都可以向前后结转5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亏损只能向后结转弥补5年，不能向前结转弥补，也不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降低经营风险。其他国家的亏损抵补通常包括向前结转和向后结转两种方式。向后结转，指用结转对外投资亏损来抵消未来几年收入，如韩国为3一4年，美国为5年，德国对亏损向以后年度结转甚至没有时间限制；向前结转是指企业发生海外经营亏损时可退还前几年所得已缴的赋税来补偿其亏损，如美国结转弥补的时间定为3年，德国、日本、加拿大结转弥补的时间为1年。美国税法规定，海外企业在一个年度出现经营亏损时，可将该亏损抵消前3年的利润；也可向后5年结转，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另外，我国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和《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都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国有关规定，摊计成本、费用及损失，确定境外所得，计算应纳税额和扣除限额，不能以境外纳税资料、纳税凭证为依据。此规定的失当之处在于各国的成本、费用具有不具备可调整性；境外企业为满足上述要求须准备两种帐本，导致成本增加。多数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都承认本国境外企业按照东道国法律的规定核定成本费用，无需按母国法律调整。国际商会在《国际投资指南》中对域外管辖权扩张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该指南建议母国不应扩大适用其国内针对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行为的法律、指令和法规，不应干涉东道国的法律秩序。
根据《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享受税收饶让：纳税人在与我国缔结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获得的所得税减免和纳税人承揽中国政府援外项目的国家(地区)所得税减免。有些中外税收协定也有税收饶让的规定。如中韩税收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申报税收抵免时，其在缔约国一方应缴纳的税额，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减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本应缴纳的税额。中日税收协定中也有类似税收饶让条款。但我国签订的多数税收协定没有规定饶让制度。至2006年，我国投资区域已经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我国目前签订且生效执行的国际税收协定只有82个。在已执行的 82个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6]我国税法中有许多涉外税收优惠措施，为使外国投资者享受到这种税收优惠，我国政府往往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对其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给予饶让抵免。但在多数情形中，对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却不给予饶让抵免。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甚至还没有任何抵免饶让的规定。这种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观念，和我国现在的海外投资的形势大相径庭。为了鼓励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应当尽快全面适用税收抵免中的饶让制度。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
我国税法中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措施明显不足。《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在境外遇有风、水、火、震等自然灾害，损失较大，继续维持投资、经营活动确有困难的，或由于所在国(地区)发生战争或政治动乱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损失较大的，在取得中国政府驻当地使、领馆等驻外机构的证明后，按规定可对其境外所得给予一年减征或免征的照顾。此规定只起事后弥补的作用。而许多国家的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则是有效的海外投资风险事先防范措施。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是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相当于投资额一定比例的资金计入准备金，积累年限内用于弥补风险损失，期满后准备金余额按比例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进行纳税。日本的准备金制度包括1960年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1年的资源开发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4年的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以及1980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合资事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当日本居民企业的出资达到10%时，可以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50%作为亏损，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的10%作为亏损，从企业收入中扣除作为准备金。若投资有损，可从准备金得到补偿；若投资未损，该部分金额积存5年后，从第6年起，将准备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应税所得中进行纳税。法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9条规定，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每年(一般不超过5年)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企业在此期间对外投资的总额，期满后将准备金按比例计入每年的利润中纳税。韩国也设立了境外投资准备金制度。对外投资者可以将海外投资金额的15%(资源开发投资的20%)作为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而享受免税优惠。海外损失准备金积存以后，如果没有发生损失，那么过了3年之后分4年平均补交。[7]
我国税收政策缺乏境外投资导向性。在地区结构方面，我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美。到2006年底，中国的对外投资60%流向了亚洲，16%流向了拉丁美洲，流向北美和非洲的各占7%，欧洲占6%，约有4%流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8]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对外投资过份偏重于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消费品的投资，忽视了生产资料的投资；偏重一般加工型项目的投资，忽视出口主导行业和支柱行业的投资。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为促进海外资源开发，韩国曾对境外资源开发事业(含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开发等)的投资所获得的红利免征所得税。美国规定: 凡是飞机部件、内燃机部件、办公设备、无线电装备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是用美国产品运往国外加工制造或装配的，在重新进口时只按照这些产品在国外增加的价值计征进口税，即只征产品增值税。[9]日本的海外矿产资源勘察补贴制度则规定政府承担勘察所需全部经费：选点后企业进行矿床勘探时，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海外矿产勘察支出在税收处理时可以作为亏损。就我国境外投资的实际情况，资源开发的境外投资当然应当鼓励；随着我国境外投资进程，为取得技术和品牌的境外投资也应当鼓励。事实上，我国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已有十余年。如1998年，格兰仕集团投资1亿元在美国建立研发机构，1999年3 月，格兰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时成立美国微波炉研究所。1998年，康佳集团在美国硅谷正式成立由康佳美国分公司控股的实验室，用8个月时间就在此实验室里成功研制出第一台高清晰度数字电视。海尔目前在世界各地已拥有6个设计中心。在IT行业方面，2002年首信集团在美国新泽西州投资组建的 Mobicom公司，以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技术。华为集团不仅与摩托罗拉、IBM、英特尔等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还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CMM四级国际认证的软件研究开发机构。联想集团的全球化研发网络以香港为轴心，横跨北京、深圳、美国硅谷，在我国以至世界计算机行业确立了强者地位。2001年，万向美国公司成功收购NASDAQ上市企业Universal Automotive Industries INC.。同年，华立集团收购了菲利浦公司CDMA手机的核心制造技术，成为国内完整掌握IT产业核心技术的企业。我国吉利集团对奥尔沃的收购既是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是品牌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但是，我国现在没有完整的资源、技术、品牌获取型境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二〇一〇年，财政部和商务部《关于做好2010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是少有的此类规定。其规定了对境外投资的前期费用的直接补助和贷款贴息，但限于投资境外农、林、渔、矿业合作等项目。另外，我国还应当制定鼓励境外投资企业再投资的政策：一是按其海外投资资本的一定百分比退还对其国内所得课征的所得税额；二是实行投资扣除，对以机器设备、商品等实物进行境外投资的，以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冲抵其国内应税所得额，以鼓励企业多以国内设备和商品进行投资，提高出口联动效应。
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此规定可以上溯到1997年出台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互相弥补，但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我国税法采用三种方法限制境外投资企业用盈利弥补亏损：一是境外亏损不得用境内盈利弥补；二是境内亏损不得用境外盈利弥补；三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亏损不得用发生在另一国家的盈利弥补。上述三种限制都可能导致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某一纳税期间内全球所得的过高估算，增加其纳税义务。此规定也违反了公平原则，纳税人因盈利和亏损发生地点的不同承担不同的纳税义务。若境内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外所得，则境外所得相比于境内所得就具有劣势；若境外投资带来的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内所得或其他境外所得，则境外投资相比于境内投资就处于劣势。我国税法应当取消上述限制。如，美国公司在境外发生的亏损可冲减其美国境内所得，但当境外亏损机构以后年度有盈利时，对相当于亏损额赢利部分要直接并入美国境内所得追补课税，不得进行抵免，目的在于防止纳税人获得双重的税收利益。[10]
注释: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16页。
[2] See WT/WGTI/M/8, para. 42.
[3]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93页。
[4] Brian J. Arnold, Michael J. McIntyre, International Tax Primer,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 89.
[5]王铁军、苑新丽:《国际税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83页。
[6]国家税务总局:《我国对外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httP://WWW.chinatax.gov.cn/ssxdjsP，2007年3月25日。
[7]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6－247页。
[8]商务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联合<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篇8
（一）现行境外投资相关税收政策的基本特点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陆续与82个国家签定了双边税收协定。在签定国际税收协定过程中，基于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吸引外资的需要，更多地应用《联合国范本》条款，合理维护收入来源国利益，并坚持了对减免税优惠视同已征税的饶让抵免原则。对于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我国采取的是限额抵免法。税收饶让条款的签定，具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实行对等的相互税收饶让；第二种是规定单方面给予来源于中国的营业利润税收饶让条款；第三种对有些国家的某些所得实行免税法，无所谓税收饶让条款；第四种是与美国的协定，没有税收饶让条款。
（二）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一是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对“走出去”到境外投资的税收促进和保护政策少且零散。在国内税法中，对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规定非常笼统，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在与其他国家签定税收协定时，更多考虑收入来源地的税收利益，而“对走出去”发展中涉及的对居住地的税收利益保障机制则相对忽视。
二是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优惠形式单一，支持力度不够。目前我国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既没有体现在投资产业上的区别，也没有体现在投资地区、投资形式上的政策导向。从税收支持的方式看，主要就是减税或免税，形式比较单一，没有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等形式的税收支持，为跨国投资的纳税人的税收服务滞后，无论是在为纳税人提供税收信息方面，还是为纳税人在投资国提供税收权益的保障方面，都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
三是在税收征管方面存在某些缺陷。（1）在税源控管方面，税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相关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充分。（2）从纳税申报方法看，对境外投资所得与境内所得汇总合并纳税时存在操作上的问题。（3）在税务管理的组织安排上，存在管理脱节现象。一般来说，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涉外税务关系处理的相关业务归属各级税务机关的国际税务管理部门，这些部门的主要管理对象是境外投资者到我国境内投资的外资企业，而对境内企业到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则又隶属对国际税收协定的有关政策不熟悉的所得税管理部门，造成懂政策的不管业务，管业务的不懂政策的局面。
二、促进境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借鉴
（一）国内税收优惠投资国为了鼓励本国投资者对外投资，一般在国内税收立法中给予其一定程度的减免国内税收优惠。
在关税上，一些国家对海外投资也给予优惠。
（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投资国一般采取税收抵免、税收豁免或延期纳税的办法，避免本国投资者的双重纳税。
税收抵免是指投资国对本国的对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已纳的税款在本国应纳税额中扣除。确立税收抵免制度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采取单方面国内立法形式，另一种是采取与东道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确立税收抵免制度。根据跨国公司经营模式不同，抵免法又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对于总分公司模式的跨国公司，其境外所得已纳税款，可直接在总公司汇总纳税时，全部或部分抵免，适用直接抵免；而母子公司模式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在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先提取各项基金后才能用于对投资者的分配，母公司取得的股息只是子公司税后利润的一部分，其所能抵免的税额也只能是分回利润部分在其所在国相应缴纳的税款，适用间接抵免法。
税收豁免指投资国承认东道国对本国领土上的投资者的征税权，放弃本国征税权。税收豁免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确立起来的。采用税收豁免的国家有瑞典、挪威、荷兰、芬兰、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匈牙利等。税收豁免对境外投资者更有利，能更鼓励本国向外投资。
延期纳税。资本输出国对海外企业的投资收入在汇回本国前不予征税。实际上使企业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鼓励了境外投资。
（三）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
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是投资国允许境外投资者在其投资之年按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额建立储备金，将储备金的数额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减，在对外投资之初可暂不纳税或减少纳税。采用这种鼓励措施的国家有日本、法国、德国等。从各国看，对储备金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及其储备金扣除年限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四）规范的税收管理制度各国税务当局日益注重对跨国纳税人的管理。一般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境外投资税收。美国在国内收入局任命了分管国际税收业务的局长助理，设立了国际税务部，在全国设国际税收稽查员，收入局还设立了国际税收调研机构，并且加大对外国控股公司的稽查。加拿大在联邦及各省设立了国际税务审计部。英国的收入局的国际税收部已形成规范的体系，除负责跨国纳税人的税务管理外，还负责与他国的税收协定的谈判签订及税务协调。
各国对跨国投资的税收政策虽有差别，但都需要考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寻求税收管辖权和企业利益间的均衡。一些国家希望税收在跨国投资中保持中性，同时兼顾税收管辖权和企业利益，一般使用属人兼属地原则，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它始终反对税收饶让，就是认为它有悖于税收中性原则，会扭曲企业行为。有一些国家完全使用属地原则，如荷兰放弃了本国的税收管辖权，对境外所得完全豁免税收，鼓励资本输出。也有一些缺乏资本的国家，限制资本输出，实行比较苛刻的属人原则，这类国家已经很少。税收管辖权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平衡是跨国投资税收制度的核心问题。二是考虑多方面的税收公平问题：投资国国内企业和投资国跨国企业间的税收公平；投资国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本国企业间的税收公平；投资国跨国企业和第三国跨国企业的税收公平。
三、促进我国境外投资的税收对策
（一）完善税收抵免办法我国在与大多数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已列入对我国居民公司的境外投资所得给予直接抵免，为适应入世后将有更多企业走出国门的形势发展，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对境外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并拥有分配股息红利公司的股份不少于10%的，准予间接抵免或多层抵免，以期尽可能地避免和消除重复征税。具体建议是：对公司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抵免）。对公司企业从境外子公司或投资入股的股份公司取得的股息，并拥有支付股息公司的股份不少于10%的，其税收抵免额可以包括支付股息公司就该项股息相应的公司利润额所缴纳的公司所得税税额。对公司企业在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投资设立地区级子公司，并拥有该地区级子公司股份不少于10%的，可以延伸税收抵免，其税收抵免额可以包括全资子公司就股息相应的公司利润额所缴纳的公司所得税和对地区级子公司抵免不足的税额。
（二）完善税收饶让制度考虑扩大税收饶让抵免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凡是纳税人从与中国已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取得减免的所得税，不论在协定中是否有减免税视同已征税款给予税收抵免的规定，都可以办理视同已全额征税抵免。二是对纳税人从对方国家得到的减免所得税，不论对方国家是否与我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都可以由纳税人提供有关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后，视同已全额缴纳所得税进行抵免。
（三）明确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规范境外投资收益的概念。应在我国纳税的境外投资收益，对于境外分公司应是其实现的所得，而对境外子公司可以考虑只就分配给境内投资者的投资所得纳税。
对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应本着管理从简的原则，建议按各国的税法规定计算成本费用和损失，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以经当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会计报表为准。
（四）完善纳税申报制度明确境内境外所得合并纳税的范围。建议汇总合并纳税的范围只局限在境外设立分公司形式，即在境内外总分机构之间合并纳税，并允许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互补。境外子公司应在我国进行纳税申报，但不与境内母公司实行合并汇总纳税。因为境外子公司与境内母公司之间不能盈亏互补，合并纳税并没有实际意义。况且，将境外投资收益纳入现行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中，使申报表中的一些项目的确定变得令人费解和烦琐。事实上，既然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能互相弥补，境外所得不能享受境内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属于免于补税的境外投资收益对境内企业的税收待遇应该没有影响，那么，对征纳双方都有效的方法是将境外投资收益的纳税申报采用单独设表计算。
鉴于企业所得税在各国的会计年度和纳税年度的起止时间不同，而要调整会计年度又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建议按各国的纳税年度对境外所得进行纳税申报。
（五）建立境外投资储备金制度“走出去”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为了加大这一战略的实施力度，引导和帮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建议由国家财政建立“境外投资风险基金”，从各级外经贸发展资金中统筹安排一部分资金，建立起公共的“境外投资风险基金”，专项用于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项目资助。同时，根据境外投资是否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根据投资总额规定不同的提取比例建立储备金，允许企业直接从境外所得中扣减。通过以上两级储备金保障制度，为企业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并提供资金支持。
（六）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保护境外投资者的利益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签定双边税收协定时，既要保护引进外资中我国的税收权益，也要保护企业境外投资中的我国税收权益，两者并重。我国较早签订的税收协定中，较少考虑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形，应该通过协定的不断完善解决这一问题；签定中的有些条款基于我国当时的国情，如我国与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签署的协定规定：完全为缔约国一方政府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在缔约国对方取得的利息免税。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原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将成为股份制银行，还是否属于上述协定免税条款适用的主体范围？在参加国际银团贷款所得利息是否能享受利息予提免税待遇？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双方协商加以明确。
（七）规范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在税务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上，建议将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纳入国际业务部门实行统一管理，并加强税务干部的配备，由国际业务部门统一管理国际税收事务，落实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协调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解决协定执行过程中矛盾和争端，维护我国境外投资者的利益，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良好的税收服务。制定境外投资业务税务管理的操作规程，规范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
「参考文献
① ［美］马丁。费尔德斯坦等主编《税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赵志耘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② 财政部税制税则司编《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③ 杨斌：《国际税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④ 钟晓敏：《竞争还是协调》，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年。
⑤ 《论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财贸经济》2003年第1期。
⑥ 陈志楣：《税收制度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⑦ 兰斯班：《跨国经营的全球化——国际税收政策面临的挑战》，《税收译丛》1998年第6期。
篇9
名称中应包括投资主体、投资目的国和反映主要投资内容的关键词。
二、投资方情况
（一）主要投资方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全称、企业性质、注册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资产负债状况，股权结构、主要股东情况；
（二）主要投资方基本经营情况：包括企业近两年主要业务规模和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指标；
（三）其他投资方简要情况：包括注册地、注册资本、企业性质、主要业务规模和经营状况。
三、必要性分析
说明项目对各投资方的必要性和意义，包括项目与投资方国内项目的关系、与企业发展战略的关系、与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的关系等。
四、项目背景及投资环境情况
（一）项目背景：包括投资方如何介入项目，投资方对外考察、尽职调查、与外方谈判、其他竞争投资者等情况；
（二）投资环境情况：包括所在国家与项目有关的法律法规情况，相关行业及市场状况，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当地社区的意见。
五、项目内容
建设类项目
（一）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期限、进度安排、技术方案、需要建设的配套设施等；涉及资源开发的，还应说明可开发资源量、品位、中方可获权益资源量及开发方案等；
（二）主要产品及目标市场：包括项目主要产品及规模，产品目标市场及销售方案；
（三）相关配套条件落实情况：包括项目道路、铁路、港口、能源供应等相关基础设施配套情况及安排，项目土地情况及安排，项目满足当地环保要求的措施，项目在劳动力供应和安全方面的安排和措施，所在地政府相关审批情况，加工类项目应说明项目原料来源的情况；
（四）财务效益指标：包括项目总销售收入、利润、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等财务预测指标，以及中方投资回收期及回报率等预测指标。
并购类项目
（一）被收购对象情况：股权收购类项目应包括被收购企业全称（中英文）、主要经营范围、注册地、注册资本、生产情况、经营情况及资产与负债等财务状况，股权结构、上市情况及最新股市表现、主要股东简况，被收购企业及其产品、技术在同行业所处地位等；资产收购类项目应包括被收购资产构成，专业中介机构确定的评估价，资产所有者基本情况等；
（二）收购方案：包括收购标的，收购价格（说明定价方法及主要参数），实施主体，交易方式，收购进度安排、对其他竞争者的应对设想等。
（注：并购类项目同时包括投资建设方面内容的，还应说明建设类项目所要求的各项内容，并说明项目综合财务效益指标。）
六、项目合作及资金情况
（一）项目合作方案：包括项目各方股比，出资形式，合作方式，收入和利润分配，产品分配，其他合作内容；
（二）项目资金运用：包括项目总投资，建设类项目的前期费用（中介费、勘探费等）、工程建设资金及其使用构成等，并购类项目的收购前期费用、收购资金及其使用构成，中方投资额及其使用构成等；
（三）项目资金筹措：包括项目资本金及各方出资，银行贷款及其他社会融资的构成与来源。
七、项目风险分析
分析项目可能存在的较大风险因素，并提出防范风险的相关措施。
八、其他事项
（一）项目是否存在需要中国政府协助解决的问题；
（二）实施项目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九、附件
（一）《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9号令）第十二条要求随项目申请报告提供的有关文件；
篇10
关键词：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
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耗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同时，中国石油的进口来源也相对较为集中，主要来源于中东和非洲地区，并且曾经一度达到了70%，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30%的安全警戒线。在此背景下，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增大海外投资是必然的选择。然而，我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如叙利亚的国内，使我国在该国价值18亿的资产付之东流；南苏丹独立，南北苏丹的矛盾使得我国石油企业在苏丹的油田项目全部暂停运营。诸如此类的风险已经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有一半的项目处于维持甚至亏损状态。在此背景下，剖析我国石油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并针对性的做出防范，是改善我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的关键。石油的海外投资不仅仅是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环节，也是保障我国石油安全储备，保障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研究意义十分明显。分析我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可以有效地帮助我国石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风险识别。对各项风险提出合理建议，有利于保障我国石油企业在之后的投资过程中规避或减少损失，提高我国石油企业的海外生存能力以及对风险的应对能力，增强我国石油企业的整体实力。
2我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现状
2.1我国石油的海外投资区域分析。我国石油海外投资足迹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并且逐步形成以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以及南美为中心的三大战略区域。在北非主要以苏丹为中心，逐步向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周边国家辐射；中东以伊朗、也门为基础逐步向卡塔尔、科威特、沙特等国扩展；中亚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为基点，向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阿塞拜疆等周边国家渗透；南美则以秘鲁、委内瑞拉为出发点，向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家扩展。2.2我国石油的海外投资规模分析。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近百个项目，合作范围以及投资领域的扩展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如中石油，作为一家集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油品销售、油气储运、石油贸易、工程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能源公司，在海外投资方面，海外石油和天然气作业量分别达到了7582万t和137亿m3，海外在产的千万吨级别的油气项目达到了4个。仅中石油的海外投资业务就已经遍布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运作着80多个项目。
3我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风险
3.1政策风险。企业的对外投资会选择投资政策比较好的国家，这样有利于企业在该国的国际化经营中降低成本，从而增加收益。但是一旦企业的跨国经营与所在国之间出现利益不对等甚至利益不一致时，东道国必然采取一系列经济和法律政策来保护本国的利益，以此来限制该企业的经营。以中俄之间的石油投资为例，1994中国与俄国双方修建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安加尔斯克油田，最后通过中国的大庆石油管道，即“安大线”。为此中俄双方还签订一份《俄中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预计到2030年，“安大线”将会给我国提供数量达到7亿t，价值1500亿美元的石油，极大增加我国的石油进口数量。不仅如此，此协议的存在亦改变了我国石油进口只靠火车的局面。但是随后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展开合作，修建了管道并签订了一系列条款，减少了对我国石油的出口，使我国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量大幅减少，增加了国内石油的紧张趋势。尽管在此之后，俄罗斯又与我国签订了其他条款，但是方案的一再修改也反映出政策的不稳定性对石油的投资影响巨大。3.2技术风险。石油是深埋在地下的流体矿物。石油开采技术需要包括数学、物理学、地质学、机械工程、电子学在内的相关知识。一个油田的开发，可能需要几百口甚至数千口的井，钻井工作对技术要求较高，并且成本较大，光是钻井这一项工作就可能达到总投资的一半以上。只有通过改进钻井的技术和管理，提高钻井的速度，才能降低钻井成本。钻井技术方面的优势程度，往往可以反映出该国的石油发展水平。石油的开发工作要求颇高，既要保证开发过程对油气层的污染最低，又要保证不能影响到施工的顺利进行。如果开采的方式选择不当或出现技术上的差错，轻则导致石油工程的延期，造成额外的成本增加，重则可能导致项目的失败，施工中出现安全事故。工程进度的推迟可能会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甚至出现违约等诚信风险；工程设计的修改，也会导致前期的施工作业徒劳无功，增加企业负担。3.3市场风险。国际市场中的商品最忌价格的暴涨暴跌，因为价格的剧烈变动会直接影响到买卖双方的利益分配。而原油作为一种市场中极普遍、进出口数量又大的产品，也非常忌讳价格的剧烈变动。当国际油价处于较高水平时，跨国公司在石油的勘测和生产等项目利润较大，但是炼油行业会因为成本的增加而增加风险。当石油的价格处于较低水平时，石油的勘测开发就会减少甚至丧失利润，并且会使一些对石油价格产生错误估计的企业造成损失。3.4自然风险。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会受到各种自然界规律的影响，包括我们所居住的自然环境，例如天气、地质状况等这些对于石油项目的开发和生产会造成诸多不确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石油的勘测开发及生产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作业环境，而石油的开采受到了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对于普通的陆上石油的开采，首先就受到气候条件和天气的约束，恶劣天气会增加石油开发和生产的安全系数，容易产生塌方等安全事故；石油的开采需深入到地下几十米甚至上千米的程度，对地下岩层的硬度和钻进难度等土质问题有一定的要求，这些问题会影响到石油开采项目实施程度。现在的石油项目已经不局限于陆上，还有更多海上的石油项目，这些海上石油项目的作业需要面对的自然风险更加严峻。海上的工程作业受到海况因素的制约，海洋气候尽管有时是风平浪静，但大多数情况下气候恶劣，各种风、浪、涌、潮、冰等形成的灾害性条件，是人力难以抗拒或者驾驭的。
4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
4.1加强与东道国的经济联系。共同的利益是沟通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只有与东道国之间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加强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才能使得两者之间的合作与投资长久化。有时，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与某个政策风险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则可以采用与当地石油企业合资的形式。这种投资的形式有利于我国石油企业与东道国石油企业密切联系，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此举也可以使当地政府不会刻意针对我国企业而制定出不利于投资的法律政策，即便出现了国有化的风险，也可以增加企业在东道国通过谈判的形式获取机会的几率。4.2重视技术研发和加强人才培养。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国际石油企业的竞争主要来源于石油的勘测和开采技术，石油的勘测开发风险的大小是由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的。在目前看来，我国石油企业在石油勘测开发方面的技术水平远远不能和那些国际石油巨头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又必须和他们在国际市场中进行残酷的竞争和争夺，为此我们只能不断加强自身的技术创新。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借鉴先进技术，来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只有依靠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才能有效地降低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在技术方面的风险，减少损失。4.3密切监控国际市场变化。国际油价难以把握，给石油的投资带来极大风险，所以需要企业经常性的对国际油价做出短期或长期的预测和分析。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国际石油投资公司都会提前对油价进行相应的评估和预测。一般来说，石油价格制定的参考因素无外乎是石油技术、勘测开发水平和投资水平。所以企业在预测石油价格的变化趋势时，也大多根据这些因素进行计算。当国际市场中油价突然降低时，如果企业只是一味地为了减少损失而选择减少投资，而没有进行有效的长远预测，那么等到油价上升时会因为产量不足而带来生产利润的减少；油价上升时也不可过度的增加投资，依然需要根据对油价做出的长远预测结果来限定自己的投资规模。4.4构建地质与经济评价体系。通过建立地质评价系统，能够为企业对投资区域的选择提供可靠依据。通过详细地质资料进行分析来得出该区域的油气储量、油气质量以及油气资源的深度等信息。石油的海外投资虽然扩大了我国石油企业的区域选择空间，但是对石油的勘测却提出了一大挑战。世界油气储存区域是分散的，短时间内在地质条件完全不同的区域中选择最佳区域进行油气的开发比较困难，一旦出现投资选择上的差错，会使前期的勘探和开发工作毫无价值。所以，在区域的选择中，需要企业将地质评价与经济评价相结合，完成区块油气的风险评价，预测石油储量和类型以及开发生产的规划，为经济评价提供有效的参数。
参考文献
[1]常秀成.石油权利与跨国经营[M].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3.
[2]龚雪蓉，王彬.我国石油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分析[J].企业导报，2010(3)：80~81.
[3]刘桂珍.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2.
[4]天津市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中国石油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税收问题调查[J].天津经济，2011(2)：63~66.
[5]王青，刘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其管理—以石油企业为例[J].企业研究，2012(2)：106~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