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宏观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宏观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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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刺激需求；经济效率；财政手段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01-0025-03

一、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衰退期宏观政策选择逻辑

传统经济学理论关于经济衰退期宏观政策手段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凯恩斯学派。该学派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总需求的不足，因而造成总供给的减少，因此拉动经济的根本性方法是刺激需求。

在凯恩斯学派的影响下，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期，而整个国际环境并未衰退时，经济衰退国家可以主要通过扩大对外贸易顺差来拉动本国总产出。具体的政策选择包括：本币贬值、降低(或者取消)出口关税、加大出口退税额度、对外贸企业实行政策扶持等。

如果是世界性经济衰退，则正确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刺激内需，以内需拉动经济。但由于处于经济下滑期的居民消费全面萎缩，因此刺激内需的主要路径选择是政府投资，即政府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等，以此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包括钢铁、建材、煤炭、能源等，从而形成一个宏观需求拉动总供给的逻辑链条，以此实现经济复苏，缩短经济周期。

二、金融学理论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规范研究

金融学历来被视为远离宏观问题的科学，金融学的许多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微观经济问题领域，但这并不影响某些金融学结论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解释。比如，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在对企业资产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时，关于投资决策的理论就被莫迪利亚尼认为是可以运用到宏观经济问题里来的。下面，我们就沿着MM的思路，运用其中的有关方法，来说明政府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

(一)经济复苏的标志是单位投资量创造的价值，而非产出总量

根据金融学理论，经济体发展(或好转)的评判标准是市场价值的增长。而非产出总量的增加。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产出量为准则的评判标准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仅以GDP为例，政策决策时制定的发展目标并没有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比如通胀因素、国际能源价格突变因素等。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一方面是(名义)GDP的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确实经济下滑”的现象。而以市场价值为准则则可以克服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市场价值都隐含着不确定性的预期；二是市场价值不仅反映经济发展的现状，同时还隐含着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是政策决策的可靠依据。而总产出不具有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期末总产出的增加并不说明未来产出变化趋势。

但是，经济体市场总价值的增减仍不能全面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好的”经济永远以效率为基准。结合经济体的市场价值，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应该是单位投资量创造价值的不断提高。也可以说，这是经济复苏的真正标志。

(二)政府投资决策的依据是产出效率

假设经济体当前的平均产出效率为r，当前总投资量为W，年产出价值Wr，则其市场价值为V=Wr/r=W，单位投资量创造的价值为V/W=1。现在政府决定由政府投资来刺激内需，总投资量亦为W，所投资项目及相关产业的平均产出效率为R，则年产出价值为WR。投资后经济体的总价值为V=Wr+WR/r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为V/2W=r+R/2r。当且仅当R≥r时(即政府投资项目的产出效率高于现有经济体平均效率水平)，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原水平(即大于1)，政府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实现经济的复苏。反之，如果R≤r，则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小于原水平(即小于1)，说明政府投资不但不会拉动经济，反而会加快经济下滑。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政府投资能否拉动经济取决于所投项目的产出效率，而与其他变量无关。

三、金融学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金融学对政府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用到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学理论――资产复制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套利定价模型(APT)理论基础上的。根据套利定价模型，任何一项资产的收益水平都可以理解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ij=α+β1Ijl+β2jl+…+β nIjljn+εj。如果我们把这个表达式理解为各种头寸的组合，则说明资产的某种头寸可以通过其他相关头寸的线性组合加上一个误差项复制而成，这就是资产复制理论。

根据资产复制理论，金融学家曾将历史上某个时期美国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经济政策)进行复制，他们选择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础设施项目，然后构造一个与该项目在同一时期内预期收益与相应风险完全一致的投资组合。构造完成后，研究人员重新打开这个组合时却发现。组合头寸中包括了诸如梅西百货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空头头寸。也就是必须卖掉这些公司的股票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当时的美国百货零售行业和消费品行业恰是经济衰退期效率最高的产业，也就是说，根据金融学的实证研究，当时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内需，并以此拉动经济的举措，实际上相当于把资金从效率高的产业转移到效率低的产业，因此不但没有拉动经济，反而使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中。这个研究的结论不仅与前述规范分析的结论相同，而且也与当时美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四、经济衰退期政府经济政策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传统经济理论(主要指凯恩斯学派)关于经济衰退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存在重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抓住“经济复苏的根本力量在于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的提高”这一本质，片面强调了政府投资的能力，忽视了政府投资的效率。因此，盲目推行政府投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衰退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提出关于经济衰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以下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激励高效率产业发展

经济衰退的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往往是产业结构出现问题，一些无自主知识产权、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比重过大，长期以来占据太多的稀缺资源，一方面没能给社会创造出足够的财富，另一方面又挤压了某些新兴产业(主要指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从而阻滞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复苏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减少低效率产业比重，加大高效率产业比重。

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市场机制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存在市场制度缺失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二是政策倾向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因此，在产业调整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机制，运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要尽早完成政策倾斜转型，以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高效率产业，制约低效率产业。

(二)适时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运用税收杠杆调整经济

从金融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视为其所从事产业发展的看涨期权，标的物即为该产业的产出能力，税收无疑是这项标的物的“分红”。根据期权定价理论，分红降低了看涨期权的价值。因此，任何税收的降低都是提升企业所在产业产出能力的价值。根据这个原理，经济衰退时，政府应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

首先，对于高效率产业实施降低税率的政策，甚至在某些朝阳产业的发展初期可以实行税收补贴。以引导更多资金投向该产业；其次，对于低效率产业采取加大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业的价值，迫使社会资金流出，转向更高效率的产业。

(三)政府适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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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汇储备；宏观金融政策；汇率制度

中图分类号： 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1-0001-05

一、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趋势很难在短期内扭转

从外汇储备的形成结构分析来看，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等构成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这些因素又可归结为中国长期以来注意吸引外资、鼓励出口政策和外汇管理“宽进严出”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驱动因素很难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和逆转。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下跨国外包与供应链重组的发展趋势加速，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外包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布局的新一轮调整，推进了国际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服务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也驱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态势，使得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其竞争优势。2005年7月21日中国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虽然人民币升值给一些出口企业带来了一定影响，但是这些行业中的不少企业的议价能力出乎市场意料地在经历了短期的冲击调整之后也随之提升，而原来一度被视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潜在竞争对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因其基础设施、产业配套措施、交通物流状况等方面的制约，很难在短期内对中国的制造业形成有效的替代，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因而由贸易顺差担任外汇储备增长推动力之一的格局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另外，境外资本的流入已经成为资本项目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从资本流入构成看，FDI在资本流入总额中的占比逐渐减小，非直接投资形式的占比则显著增加。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资本流入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会存在。而从资本流出看，虽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推进境外证券投资，短期内资本流出的规模可能会继续增长，但是总体的规模还是有限的。

从2005年到现在的增长速度看，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没有大的变化，中国的外汇储备2006年年底可能突破1万亿美元，按照每年平均2 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的话，两年后可能就会接近1.5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市场动向，会对中国下一步的宏观金融政策形成多方面的制约与影响。

二、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给宏观金融政策带来一系列挑战

1. 加剧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从目前情况来看，日益加剧的外部失衡正通过特定的路径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集中表现为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带动下的市场流动性的泛滥。大量的流动性推动了信贷的膨胀和投资的高速增长，2006年1～7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3%，到7月末人民币新增贷款2.32万亿元，占央行全年贷款目标的大约93%。

在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储备货币面对国际贸易失衡所采取的调整措施有限、同时中国已经采取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见到效果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背景下，中国在面对外部经济失衡时主要通过采取一些应对内部经济失衡的政策工具来调节内部经济增长过快问题，但是实际效果往往并不十分令人满意。2006年4月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两次加息，两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定向票据以及对银行进行窗口指导等方式对内部失衡进行治理。从目前情况来看，流动性过多并不能很有效地解决，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压力依然很大，对冲的成本依然在上升。

2. 中央银行汇率政策可持续性受到对冲成本的制约如果外汇储备增长的趋势得以保持，并且短期内不出现明显变化，外汇储备的增长必然带动外汇占款的增长，因此，货币政策必须高度关注货币投放的增长，进而可能决定了货币紧缩在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会成为货币政策的基调。

同时，从目前趋势看，在货币投放大幅增长、经济增长加快的背景下，宏观紧缩必然也会带来调控成本，这种成本在不同调控的环节、不同的经济主体，在不同的政策组合下有不同的分布，如央行利用央行票据对冲会直接承担对冲的成本，商业银行在资本金充足、资金来源丰富的情况下，因为宏观紧缩不能充分赚取贷款等业务扩张带来的收益，还需要大量持有低收益的央行票据等，也意味着商业银行同样承担了一部分调控的成本。而近期央行针对部分信贷增速较高的银行发行的定向票据，其较低的利率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惩罚措施，显然也会对商业银行的利益造成影响。

显然，无论是中央银行承担对冲成本，还是由商业银行等部分承担，总体上都构成了为了对冲外汇占款上升所带来的货币投放压力。在以美元为代表的外汇储备的收益率还高于央行票据的成本时，央行的这种对冲可能还是可以持续的；但是，当这种情况出现逆转，央行就会不得不承担巨大的对冲成本。另外，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央行本身的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会日益加剧，即资产方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增长，负债方主要表现为人民币的央行票据的增长，这种日益扩大的货币错配会加大央行本身的汇率风险。央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受对冲的成本，直接决定了目前的汇率制度可以持续运行的期限。在这种市场格局下，宏观金融既要积极应对流动性过剩并采取紧缩政策，防止经济过热，同时要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相对稳定，还要巩固银行改革的成果，不能过度侵蚀金融机构的利益。这几个目标之间显然有一些冲突，中央银行的对冲成本在不同部门的分布直接取决于不同的政策组合。

3. 宏观经济政策内外平衡的压力增大如果说，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加剧、中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将会较长时期存在，那么，在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下，仅仅依靠中国实施内部政策的调整，例如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而忽视美元和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或者仅仅期望通过汇率调整而不是更大程度上依靠经济结构调整，来调节国际经济的失衡，都是不现实的。如同任何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失衡不能仅仅依靠汇率波动来调节一样，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一部分需要依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但是更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来说，仅仅依靠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无济于事的，同样也需要美国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举措，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已经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汇率波动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但是美国采取的相关政策十分有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经济格局下，中国宏观经济内外部平衡的压力与冲突有所加大。

2006年8月31日联合国贸发组织发表的《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强调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下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需要多方努力，而不是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特别强调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化国家（比如贸易顺差巨大的日本和德国）应该扩大内需。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贸易顺差，但加重美国负担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没有发挥其相应的作用。中国面对外汇储备持续上升背景下的宏观金融政策，主要应当考虑的是促进中国的宏观经济平衡，以此来促进国际贸易的平衡。

三、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背景下的宏观政策方向

1. 宏观金融政策权衡要考虑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有效汇率对经济运行的不同影响

按照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背景下，一国货币实际汇率会表现出升值趋势。可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实际汇率变动的关键决定因素。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据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开始增长速度提升，相对于美国和13个OECD国家的平均值的增长率也在提升，并且这一增长从上个世纪末至今出现加速趋势。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预测相一致。

人民币有效汇率是人民币与多种货币汇率的贸易加权平均汇率，是反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实际购买力的综合指标。大致测算，从1994～200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了5%左右，这个升值过程是一个渐进调整的过程。另外，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有效汇率，从贸易角度来看，平均升值了约6%～7%左右。如果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物价走势，比如美国和中国的物价差异，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20%左右。因此，实际上人民币在过去10年里，升值一直在平稳地进行，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并不一定表现为名义汇率水平本身的大幅波动，可能表现为物价的差异等等。

当前人民币有效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十分明显。2006年以来，美元兑欧元贬值10%左右，美元兑日元也有不小的贬值，其幅度都远远大于美元兑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这不仅抵消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效果，而且使人民币有效汇率可能有轻微的贬值。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贸易构成计算的人民币的有效汇率显示，2005年人民币出现一定幅度的升值，但进入2006年后，尽管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但是实际汇率还呈现贬值的态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近期贸易顺差屡创新高的现象。

通常来说，货币的升值压力，可以有多种化解方式，例如名义汇率调整、物价调整、区域内通过货币合作的调整、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大致来说，既可以通过扩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等措施来化解，也可以通过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等来调整，从价格角度来说，国内价格的上升也是化解升值压力的一个途径。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看，在外汇储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究竟是容忍名义汇率的更大的波动幅度，还是保持较小的汇率波动幅度但是容忍更高的国内物价上升幅度，或者适当控制有效汇率的波动幅度使得其更为灵敏地反映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波动，或者主要通过加息而不是升值来促进宏观的平衡，这将是一个宏观的政策平衡过程。

2. 从遏制外汇储备增长的背景来看，有必要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浮动从目前情况来看，有必要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浮动，抑制投机压力，稳定升值预期。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除了升值2%和引入一篮子货币外，更为重要的改革措施体现在银行间一篮子货币兑人民币的每日收市价，作为翌日买卖中间价，上下波幅0.3%。在应对投机压力上，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效果显然是要优于固定汇率制度以及波动性较低的汇率制度。在较小的浮动空间和较强的升值预期下，汇率走势可能会形成单边上升的局势，而在一个较大的浮动空间内，汇率存在双向走势，这会给投机资金带来一定压力和风险，使其投机进出的资金风险成本更大，从而抑制强烈预期下的投机操作。

从解决经济结构失衡从而减少外汇储备的方向来看，适当加快汇率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汇率可以看成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价格，在基本固定的汇率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引导下，从事出口、进口替代等贸易品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用了较多资源，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品部门则发展受到挤压，其结果不仅造成国际收支的失衡和货币错配，也导致中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流失。汇率的改革将会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提振内需，优化产业结构。

另外，应该着力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从客观政策效果看，当前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放大了升值压力，体现为“重流入、轻流出”的格局，资金流入较为容易，而流出则需层层审批，外汇供给压力人为放大，也相应放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需要从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转变为一个相对中立的外汇管理体制，对于投资性资本的流入还需要进行相应的限制，同时重点对资本流出管制进行相应的放松。例如在外汇使用上，企业与居民应有更多的自，中国内地居民应该也能够多渠道地使用外汇，从而实现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又例如在QFII发展迅速、审批额度逐年增大的情况下，从平衡外汇供求的角度看，QDII的发展也同样是十分必需的。

3. 财政政策要加大公共财政方向转型的力度综上所述，如果没有本土的内需拉动相应的跟上，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仍然将依赖外向部门，贸易顺差居高不下的情形仍将持续出现，外汇储备的增长仍然将呈加速的趋势。但是，在当前的状况下，由于消费很难在短期内有起色，启动内需更多地意味着增加投资。在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既定情况下，政府财税和企业利润的增长均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速，居民的收入就不可能在GDP的分配中有大量的增加，消费需求不可能出现骤然的爆发。

因此，增长方式向内需的转移必然要和建立公共财政制度联系在一起考虑，使得一些集中在产业方面的投资转移到公共产品的建设上来。制约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的因素之一，是很多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健全，所以必须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逐步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释放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减少储蓄偏好。同时，人民币适当升值后将带来投资成本下降，可能吸引市场主体加大投资,财政便可加快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人民币升值之后，外国农产品显得相对便宜，这对农民收入可能形成冲击。由于农业是个土地依赖型的产业，中国人均占有耕地较低，就使得中国只是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同时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消费的档次正好是中国的城市中目前供应过剩的产品，因此要转向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向农民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同时，外贸的转型要求进行出口退税政策等税收政策的调整。

对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政府应该加大对发展内需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业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将投资为出口服务的循环，转变为投资为消费服务的循环。具体来讲，就是要围绕消费需求增加投资，例如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教育等服务资源的投入。另外，相应的服务等行业的准入管制的放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应当采取实质性措施鼓励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投资，特别是对于一些带有垄断色彩的部门要扫清制度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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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更加注重信贷结构的优化，根据实体经济的需求均衡适度放款，将信贷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并充分体现“有扶有控”的要求，充分发挥了信贷资金的有效性。截止2011年6月底，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侯马商贸流通行业发放新增贷款7425万元，同比增加2290万元；向“三农”发放新增贷款5541万元，同比增加2690万元；向中小企业发放新增贷款7935万元，同比增加1240万元。

二、增强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成本核算意识，促进农村信用社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更加合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意识更加突出，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经营方式，加入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立了乙类债券托管账户，成为了乙类成员；尝试理财产品业务的推出，业务经营更加多样化。截止2011年6月底，辖内农村信用社在共办理债券业务55笔，累计发生金额458449万元，收益143万元。此外，在下半年还积极准备推出理财产品，实现赢利模式多元化，目前农村信用社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的意识正在逐步增强。

三、执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缓解了地方法人信贷资金紧张的压力

自2011年6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后，辖内农村信用社执行15.5%的存款准备金率，收回地方法人流动性资金58395万元，通过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后，经人行太原中支认可，获批下调1个百分点的政策优惠，现执行14.5%的存款准备金率，在银根普遍收紧的态势下，争取到3768万元的宝贵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资金紧张的压力。

四、紧缩性调控造成农信社筹集资金成本的上升

一方面是央行连续的加息，基准存款利率上升，资金成本明显上升。据统计分析，2011年1-6月，侯马市农村信用社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同比上升1.2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由于融资环境趋紧，民间借贷趋于活跃，不仅民间的闲散资金从事民间借贷，甚至部分居民提取存款进行民间借贷，导致吸收存款难度加大。据对侯马市5户企业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民间融资同期增加215万元，增长7.56%。

五、紧缩性调控导致农信社盈利能力受到制约

从紧的货币政策重点调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作为近几年快速发展的农村信用社，影响尤为明显。对于以存贷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信用社来说，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必然是盈利能力下降。据有关部门估计，侯马市农村信用社2011年将比上年减少利息收入2000万元，下降11.1%。

六、紧缩性调控带来农村信用社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能力的降低

侯马市农村信用社以农业和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主要的利润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农业信贷支持的前提下，只能压缩减少对中小企业的授信，导致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不能如期提供，从而导致部分中小企业客户流失。截至6月末，全市农村信用联社向中小企业贷款较同期少投放5000万元，流失客户50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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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代；机遇；挑战；政策选择

绪论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更加意味着我国在国际上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在保持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深度上参与国际合作是最为重要的途径。当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后危机时代来临。但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仍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各国经济发展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考验，新旧矛盾交织，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复杂化。在这样的世界经济环境大背景下，要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平稳较快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如何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继续保持我国国内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成为必须深入探讨、重新思考的问题。其中，宏观调控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干预的主要形式，对于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另外从各国，包括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政府行为，部分刺激性政策和退出策略的不良效应等都直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因此，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方向及具体政策的制定出台等都直接影响到国家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效果和水平。

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以“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政策选择分析为研究题目和内容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对于当前我国提升宏观调控效果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环境的全面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明确当前我国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宏观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及有效性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分析，保障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界各国都难以幸免，各国政府都对本国经济发展采取的一系列积极干预措施。从2009年中期开始，从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主要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主体的经济指标都逐步企稳，世界经济已经渡过了金融危机的恐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霾已逐步散去，世界经济整体呈现出良好的缓慢复苏态势，后危机时代已经来临。后危机时代是指由于危机影响深度和广度的逐渐减弱，而进入的相互平稳的发展时期。不难看出，后危机时代具有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也难以完全清除，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各国经济面临着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将都面临着更加严竣的考验和挑战。

虽然当前学术界对于后危机时代仍存在着不少争论，但不可否认在全面系统梳理和分析不同观点、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抓住和把握后危机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以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整体上来讲我国经济在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1、外部环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负债消费模式都难以持续，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家庭储蓄率都有所上升，消费需求相对萎缩。消费需求的下降则必然对世界消费市场造成影响，使得市场相对于危机发生前更加的拥挤，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我国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其次，我国外部市场环境在后危机时代会有所好转，但另一方面，外部市场经济的复苏道路并不平坦，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反复，外部市场的疲软和波动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第三，[1]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加，各国经济间的摩擦呈逐渐增多和不断升级的状况，贸易摩擦趋向常态化发展。而在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出口仍有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因此，后危机时代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因素都将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及出口产生影响。第四，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战略转型的提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等都深刻影响着当前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国际分工体系将面临着重新的分组、洗牌和重塑，对我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国际热钱进出等都会对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和波动。

2、内部因素

从国内发展环境来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我国历来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转变，矛盾依旧尖锐，如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弱、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间的矛盾日益紧张、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都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抓好我国经济经济结构的调整，正确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仍是后危机时代我国面临着的最大的挑战。其次，[2]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也更加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尤其是体制机制问题仍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否则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强化，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最优方式将更加发挥其在配置资源中的优势。同时在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也将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化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处理好市场作用与国家宏观调控间的关系是实现宏观调控政策科学化、有效化的重要前提。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重要机遇

不可否认，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环境和挑战，但另一方面，如何在更为复杂化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化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契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宏观调控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因此，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发展机遇，则要全力把握。首先，后危机时代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仍较为缓慢，而另一方面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受到较小的冲击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劲十足，发展势头良好，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正逐步成为推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利于我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确态度参与到国际经济竞争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致力于新技术、新能源等的发展。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由此科技革命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新一轮的增长的关键。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为我国抢占经济科技、新能源经济制高点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对于进一步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新兴产业，如绿色低碳产业、信息产业、能源产业等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位和机会。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政策的选择

1、宏观政策选择中要注重处理以下几对关系

（1）市场与政府

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救市措施，对经济发展实施积极的干预，促进和实现经济发展。后危机时代我国也必须进一步重新审视和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要特别认识到政府与市场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促进的关系。另一方面，市场作为当前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的出台必须在严格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保证市场对于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进行。否则不但难以发挥实现宏观政策的预期目标，甚至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将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积极推进政府机构的深化改革，准确定位政府角色，继续完善宏观政策决策机制，提高宏观政策的政策效果，以保障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能更好地应对挑战。

（2）放眼国际与立足国内

根据我国历次的宏观调控可以看出，宏观政策取向及选择是全面综合的结果，不仅仅只取决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对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情况更不能忽略。因此，具体来讲宏观政策的出台要立足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积极促进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提升。其次尤其是后危机时代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剧增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波动都会对我国国民经济和宏观政策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宏观政策选择过程中要更加关注外部环境可能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3）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

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宏观政策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乏前瞻性、目标短视化等问题，虽然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长远发展和国家整体利益来看，却存在着不少隐患。另一方面，从哲学和具体实践的结果来看，不可能存在着完美的宏观政策，加上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化，任何宏观政策都有其负面影响。因此，[3]后危机时代为更好地应对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政策制定者在进行政策选择的时候，要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强化全局和整体观念，更加注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和质量。

2、后危机时代我国具体宏观政策的选择

（1）财政政策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4万亿扩张性财政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后危机时代也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面分析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利用各种财政手段，实现对财政收入与支出总量与结构的调节，进一步完善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系。具体来讲：

首先，保持财政支出规模的适度增长，但重点在于完成在建项目的完成，对于新项目则需进行严格可行性和效益分析，同时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切实保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其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4]当前我国面临新一轮科技发展，财政支出重点要加大对于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主动把握国际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占据有利地位，刺激国内投资消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及企业的自主创新工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关系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要加大支持保障力度，如三农、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就业、医疗等，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国内环境的支持，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尤其是当前住房、教育和医疗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负担，通过财政支出加强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医疗卫生教育事业改革的支持，既能在短期内刺激和提高我国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又能从另一层面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切实发挥财政政策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应有作为和作用。

第三，完善税收制度，通过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构建起真正有利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约束激励机制，尤其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推进和实施，减轻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新兴产业等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另外，用好政府贴息和政府采购政策等，积极发挥引导作用。

（2）货币政策

在全球经济缓慢、持续复苏的后危机时代，受外部经济复苏与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和各国财政情况的制约，依赖并通过货币政策成为各国宏观政策的焦点和重点。[5]从内容上来看货币政策包括数量型工具及价格型工具，通过对于数量型货币工具，如法定准备金率等，调控节奏和力度的有效控制，积极影响和引导货币和信贷的投放；通过对价格型货币工具，如汇率、利率等的谨慎使用和调整，实现宏观调控的积极效果。与危机前相比，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不论是从政策目标还是工具的选择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针对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情况，货币政策的选择要做到因地制宜，要根据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原则，实行差别化货币政策，实现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合理比例。具体来讲，据相关数据表明，“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将能继续保持较好较快的发展态势，因此在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处理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一是，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提高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灵活性；同时积极引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建立及健全，实现对经济周期、投资资本注入的管理及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领域或部门进行重点关注。

二是，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平稳货币信贷的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引向资金流向重点工程、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等待增，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

三是，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其发展健康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此次的金融危机我国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中受到严重的冲击，为进一步更好地促进和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应通过货币政策继续优化中小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在拓宽其融资渠道，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四是，积极应对和应对国内外市场发展的需求，不断提高和促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作用的发挥，以更加主动有效地规避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波动的风险，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和合作。同时，后危机时代也更加凸显了全球货币政策联运协调的重要意义，要加强与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与磋商，共同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复苏作积极贡献。

另外，不难看出当前我国部分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究其原因一是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提升宏观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是强化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前提和基础。二是，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重要时期，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体制性和制度成为制约和阻碍宏观政策贯彻落实和发挥有效预期作用的因素。[6]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需针对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清理和清除不利于我国经济良性运行的各类因素，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公平、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环境。如深入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准确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和缺陷，尤其是要建立健全政府投资决策责任的追究机制；进一步改革财税投资体制，规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提高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培育和最终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结论及建议

结论：后危机时代在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更好地把握发展机遇，迎接挑战，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充分凸显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际国内严峻形势，我国灵活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一系列高效科学的灵活的调控政策的实施，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回升向好发展，宏观调控效果良好，应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的调控过程中也存在着政策频率过快、政策间协调性不足、宏观政策行政色彩浓重等问题，影响到我国宏观政策预期目标及效果的实现。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更离不开我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支持。

建议：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必须更加全面深入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科学判断，掌握住经济工作的主动权，进一步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水平，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基调和尺度，提升我国宏观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及有效性，同时在继续坚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灵活调整宏观政策，才能真正地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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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银海,陈少克.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战略调整[J].中国金融,2010,3.

[3]柯健.后危机时代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0,4.

[4]肖海晶.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取向[J].学术交流,2010,10.

[5]严方,黄栋.浅析中国“后危机时代”的宏观政策选择[J].商业文化(学术版),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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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 宏观经济 政策 推动 经济发展

纵观我国现有的经济现象，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变化的形式也变得复杂繁琐。所以，极容易出现经济膨胀或者经济紧缩的现象，而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则是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控。所以，本文就重点谈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概述

（一）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虽然，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不同的，但是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不变的。其主要目标则是促进经济不断增长，使我国就业率增加，保持国际间收支平衡。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目标则是：抑制通货膨胀，优化内部经济结构，同时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以此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稳定。但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要根据利弊得失进行判断，从而制定出合理的经济政策。

（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

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多数为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以及国际经济政策。供给管理是通过调节总供给进行调控经济，从而实现政策目标。需求管理则是按照调节总需求来实现政策目标调节经济的工具。国际经济政策则是对国际经济关系之间进行调节经济的工具。

（三）宏观政策内容

宏观政策内容具体包括：国家为了达到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以及有效改进国民经济运行缓慢的现状，为了达到以上目标而制定的具体措施以及指导原则。它还包括国家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地区发展策略，以及相关产业的政策、物价政策、收支政策以及物资流通等政策。

二、如何利用宏观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明确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

近年来，我国经济较为突出的地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房屋价格持续走高。第二、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第三、能源价格急剧增高。第四、通货膨胀。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该出台相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这样一来有助于良好的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对于物价持续走高的情况，我国应该加强对土地的控制，有效的减少土地供应量。同时也应该对房产地行业的资本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例如有效的控制房地产企业上市的数量。对于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国家应该采取有力的物价调控政策。从而及时将物价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上。而对于通货膨胀的情况而言，国家则可以通过控制物价来减少通货膨胀的情况。

（二）中央应及时落实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从本质来说则为“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宏观政策即是不同于紧缩性以及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调节力度。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微调节并且适度进行扩张以及紧缩的政策。所以，将传统的调节模式进行改革，并向中性宏观政策进行过渡。这样一来，能够从客观上有效的抑制诸多企业投资过快的需求，进而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中性宏观经济政策实质的意义。其实质意义在于既要预防通货膨胀的萌芽又在于预防通货紧缩现象再次发生。通过中性宏观政策不但能够解决因为过度投资所剩下的生产能力，有能够抑制过度建设所形成的产能过剩。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的实现双方的目的。

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对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解决。例如在钢铁、水泥以及机械等投资过热的行业进行调控。并且同时也要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薄弱行业进行大力支持。例如西部开发、农业、以及生态环境等经济薄弱环节进行适当刺激经济内需的工作。这样一来，通过适度的调控，不但能够克服现在所存在的经济问题，又能够让我国经济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所谓的中性宏观调控政策就是将结构与总量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并同时将需求以及供给进行结合，将长期与短期发展进行结合，这样就能够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

三、结束语

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项能够有效调节经济问题的手段，能够通过国家或者政府有计划使用，进而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经济的政策目标。而宏观调控也是公共财政所具有的职责。具体包括为弥补市场失效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政府分配等一系列行为。虽然，我国向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尚未实现，但是计划经济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这不能否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所以，中国如果想要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陈守东，刘琳琳.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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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大而化之的说法，如果不做认真的分析和鉴别，往往很容易混淆思维，误导判断，极有可能让我们长期沉迷于“驼鸟式”的政策思维惯性而不愿面对真正的现实。

一个多月前，一位经济部门负责人约我谈话。他问：“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经济‘宏观好微观不好’，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答：“‘宏观好微观不好’之说根本不能成立。现在中国经济应该是‘微观不好，宏观也不好’。”

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微观个体经济情况不好，企业经营困难、盈利能力下降，个人和家庭长期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乏力，宏观数据怎么可能好？就好比一个人，如果身体的细胞肌体和各个子系统都不大健康，患有各种各样疾病，这个人整体怎么可能健康呢？

一季度经济数据的许多指标低于市场多数人士的预期，也证明了“微观不好宏观好”是谬论。但仍有许多官方和市场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思维惯性遂导致如下一些老生常谈的政策建议。譬如有人重提：必须将稳增长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稳增长就要稳投资，稳投资就必须上项目，上项目就必须增加贷款，增加贷款就必须放松货币和增加赤字。

于是立刻就有人预测央行可能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呼吁降息、降准、增加赤字开支。以前始终强调的调结构和保民生似乎已经不再是宏观政策的优先目标了。据说宏观政策“九字真言”已经从“调结构，保民生，稳增长”转变为“稳增长，防风险，控通胀”了。若果真如此，将是错上加错。

看看今年第一季度的各项宏观政策指标。所有货币金融指标增幅均大幅度超过实体经济指标的增幅，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国货币政策相当宽松，并非如一些市场人士所说的已经收紧；二是货币政策刺激实体经济的效果或边际效果已经大幅度下降。

宏观政策效果显著下降的背景下，再度启动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怎么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呢？

事实上，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这个判断已经不再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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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 房地产 投资决策 影响

近几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政策的调控一直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发展主要由宏观政策的调控进行引导的。随着近两年来我国房价的不断攀升，更加大了国家对于房地产行业所进行的宏观调控，由此可见，在近期内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会一直处于引导地位。而国家在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时极少会考虑到房地产行业所受到的影响，因此房地产行业要想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谋求更好的发展，就必须时刻注意国家所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并且对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对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有效的规避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所带来的风险，使房地产投资决策产生失误的损失降到最低。下面将从我国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几个主要的类型展开相关的分析。

一、我国房地产企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几个主要的类型

由于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起步较晚，房地产企业的秩序相对来说就较为混乱，这时国家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的，因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为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带来一些良好的环境。关于我国房地产企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几个主要的类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相关的论述。

（一）土地调控政策

土地调控政策是国家出台的关于房地产企业宏观调控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这是因为土地是房地产企业开展项目的基础，国家通过出台与土地相关的调控政策，能够有效的保护土地，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而关于土地的调控政策主要有土地的价格政策，土地的供应政策以及土地的税收政策。土地的价格调控指的是，国家出台相关的规范来调控市场中土地的价格，促使市场中土地的价格日趋合理，土地价格市场的环境越来越好，使得土地收益得到最大。土地的供应政策指的是，保护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抑制土地资源浪费的现象。而土地的税收调控指的是，采用征收税款的方式来对土地资源进行管理，实现土地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二）金融调控政策

金融调控政策也是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类型之一。金融调控政策指的是，通过对房地产企业资金筹集的利率来进行相关的调控。房地产企业由于自身具有的投资较大的特点，使得房地产企业在项目工程的前期基本上会对外进行资金的筹集活动，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向银行申请贷款。这样就能够促使中央银行通对过利率的调整，进而对房地产企业进行相关的调控活动。

（三）税收调控政策

税收调控也是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类型之一。房地产企业的税收政策是国家对房地产企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之一。关于房地产企业的税收主要包括，财产税，房屋所得税等，国家通过对房地产企业征收相关的税款，不仅能够促使房地产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稳固，还能够促使房地产企业市场更加的规范。

（四）产业调控政策

除了上述的三点外，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类型还包括产业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企业实施产业调控政策也是国家对房地产企业执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房地产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但是现实社会中物价的不断增加，房价的节节攀升，使得我国的房地产企业供需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平衡。因此为了满足我国人们的使用需求，国家颁布了一些关于调控房地产产业结构有关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以促使房地产的产业市场更加的规范。

二、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

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投资决策所受到的影响除了市场风险外，还有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所带来的影响，而关于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所带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土地宏观调控政策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投资

土地宏观调控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中最为直接的一个方式。这种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家出台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土地的闲置情况，对房地产企业进行相应的检查，促使房地产企业不断的加快对闲置土地进行相应的开发与管理，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其次，国家出台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闲置的土地进行相应的处罚与管理规范，促使房地产企业转变投资模式，因为一些房地产企业拥有大量的待开发土地，短期之内无法对这些土地进行相关的开发与利用，就会迫使房地产企业碍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规定，转变相应的投资模式。由此可见，对土地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是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所受影响中的最直接的因素。

（二）房地产企业对金融的依赖度增大

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还包括，使房地产企业对金融的依赖度增大。大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每一个过程都依赖于融资，而国家出台的相关金融调控政策，会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融资的方式。因为国家出台的金融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会使银行对申请贷款的房地产企业的资格进行严格的考查，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房地产企业所获资金的困难程度，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决策。除此之外，国家对利率的调控，不仅会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成本，还会影响到房地产企业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对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在未来的发展中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因素。

（三）房地产的产业投资结构所受到的影响

除了上述的两点外，房地产的产业投资结构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国家出台的房地产企业产业调整政策，促使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供求之间趋于平衡，特别是一些公租房，廉租房，保障了居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使得房地产企业对于一些保障性住房的投资比例逐渐升高，使得房地产企业的产业结构以及投资方向发生了改变。除此之外，在国家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后，一些发展较为缓慢，信用度不高的房地产企业逐渐的被社会所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实力较为雄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这些实力较为雄厚的房地产企业为了使自己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谋求更好的发展，必然会注重自身的产业化结构调整，适时的转变自身的投资方向，促使自己能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投资，面临投资风险时，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获取最大的投资收益。

三、结束语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投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在国家不断出台的房地产企业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我国的房地产企业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对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对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有效的规避风险，促使房地产企业能够获得较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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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泽亮.宏观经济调控背景下房地产企业长远发展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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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弘，于洋.浅析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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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次贷危机到欧美债务危机：中国经济状况及其对比

在欧洲债务不断恶化、全球经济可能滑向“二次探底”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出口增长的减速，并因此导致GDP的减速。但是，依然要看到，即使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中国当前面临的格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具体的应对政策及其重点必然会有所不同。

首先，当前中国对外依存度比起次贷危机时有明显的降低。从出口对GDP的贡献来讲，在2007和2008两年中，出口对GDP的贡献相当高，分别达到2.6和1.4，因此，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受外需迅速回落的影响非常大，这直接决定了通过启动以“四万亿”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政府需求来应对外部需求显著下滑带来的冲击。从当前的数据看，2011年一季度的出口同样是下拉经济0.7个百分点，而且外部经济目前正经历一个疲弱的增长阶段，因此即使本次外需下降，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也不会像2008年底时那么大，因此也不太可能再有另一个类似于“四万亿”这样的强烈的刺激计划推出。

其次，中国经济转型进程的启动也为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可能恶化，以及可能出现的二次探底提供支持力量。与外需部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外部市场动荡等多重冲击相比，中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增长劲头强势，同时从区域经济增长结构看，一方面表现为沿海发达地区增速明显回落，另一方面表现在中西部地区增速明显上升，从2010年以及2011年上半年国内各省区市经济增速来看，排名前十位的地区除天津外，基本都是中西部地区，而京沪浙苏等地区排名都很靠后。

第三，房地产各项数据在本次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始终比较强劲，对经济增长没有形成显著的冲击。到目前为止，销售开工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相比2010年持平甚至略有增加，从下表可以看到，2011年上半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了52,037.12 万平方米，比2010年同期的45,818.61万平方米略有增长。而2008年底，房地产迅速进入一个冰冻期，各方面指标陡降，因而对经济增长形成显著的冲击。

外部经济“二次探底”趋势下中国宏观政策的可能特点

第一，应对的力度和规模更加温和。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出台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推动经济迅速走出低谷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了诸如通胀、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的代价，所以这次即使外部需求明显回落，因为与2008年底的危机相比冲击相对有限，因此即使要推出刺激政策，力度和规模也会比上次要温和，而且更多会强调推动经济转型和扩大内需。

第二，宏观政策会立足于推动经济转型，强调推动由投资主导的增长转向由消费、服务、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中国的投资构成看，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等的投资，这几个方面的投资大致分别占到投资总量的四分之一。如果外部经济走向“二次探底”，即使推出应对措施，也很难再出现2008年底那样大规模的“铁、公、基”建设，一方面，在前两年的四万亿投资带动的大规模投资项目尚还在建设中，由此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引起了一些担忧；另一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找到像前几年那样有实际需求的优质投资项目，可见，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方向的重要性会明显降低，转以保障民生和推动消费为主线的投资，例如推动城市化质量的升级。制造业的投资目前来说还比较强势，主要动力来自于产业转移以及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资本劳动替代。从推动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如何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加快产业升级。可以预见，无论外部经济是否会走向“二次探底”，中国的宏观政策始终会强调从投资和消费中寻求平衡，以保障民生和推动消费为主线，辅以适度规模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从经济增长的趋势看，一个是外部经济如欧美经济有可能走向“二次探底”，内部经济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人口结构出现的重大变化，这使得中国应当有条件在外部冲击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研究者之所以高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关键还是关注经济增长所带动的就业，然而现在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为保就业去大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必要性降低。因此，在宏观政策的目标中，更多强调的是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短期经济波动或者滑坡，除此之外，面临外部冲击时适当调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是可以接受的。

货币政策需要寻求新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有效抑制通胀

货币政策需要寻找新的政策工具组合。当前的货币政策工具通常分为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前者主要是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后者则指利率和汇率政策，同时还包括一些创新型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相机运用。

在目前的外部和内部金融市场环境下，传统的数量工具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针对大银行）的历史新高，再加上此次保证金存款新规严格实施冻结的数千亿资金，已经导致一些小型乃至少数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再往上大幅提升的空间似乎已经不大。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现在较小规模的投放或者收回流动性，都可能导致公开市场利率的短期明显波动，显示市场流动性已经不是像2009年或者2010年时期那么宽松。因此，从趋势上看，货币政策组合应当在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之间取得平衡，避免过分单一地依赖数量型工具，并防止因此而对市场造成的冲击。从下一步的政策操作看，如何在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之间保持平衡，通过适当的政策组合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维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相对平稳、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应当是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挑战。在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和环保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将依然会维持从紧的基调。

正确认识影子银行的作用。观察货币紧缩力度不仅需要观察银行体系的资金松紧状况，同样需要关注企业等实体经济获得资金的成本上升幅度，因为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感受到的紧缩力度。在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下，民间金融和中小企业因为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金融资源的难度加大，因而感受到的紧缩压力比较大。而监管部门对民间融资机构的风险开始加强监管，目前的主要思路是防火墙理念，严格限制商业银行参与典当行、担保、小贷公司等业务，客观上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民间借贷的利率，一旦继续收紧，中小企业从这类民间融资平台或者说影子银行系统获得融资更难。在本轮紧缩政策下，民间融资利率已经高于2007、2008年，但当前实体经济的强度比2007年要弱很多，实际紧缩力度的把握值得关注。

防止货币政策出现局部超调。在中国经济紧缩的每一轮的经济周期波动中，最先回落的往往是GDP、M1、M2等较为敏感的指标，然后是CPI，最后是PPI。GDP与CPI的见顶回落的时间差通常为三个季度，从2006－2008年的这一轮通胀周期来看，GDP在2007年二季度见顶回落，CPI在2008年一季度见顶回落。而货币政策决策最为关注的始终是CPI，往往是只有当CPI出现持续回落时才可能会出现政策拐点，然而CPI本身是经济运行特别是宏观经济紧缩效果的滞后指标，这可能在使得宏观政策的紧缩力度与节奏的把握存在偏差，经济容易在特定阶段出现下行幅度过大的超调风险。

从2008年宏观紧缩的政策操作看，在2006―2008年的宏观政策紧缩周期，一共上调了19次存款准备金率，计1000个基点至17.5%；共加息7次，计189个基点，使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41%。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最后一次加息时点是2007年12月底，这时距离CPI见顶回落的时点为三个月，而CPI在3月份见顶回落之后，央行仍在4到6月保持了每月提存款准备金率一次的紧缩力度，而在最后一次即6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时，GDP已经连续回落了5个季度，直到2008年三季度，政策紧缩效应的集中释放叠加于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宏观经济出现局部 “超调”。

财政政策应当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并且以推动结构调整为重点

从政策工具的选择看，由于目前通胀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是由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成本推动的通胀水平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货币政策在较长的时期内可能依然会保持稳健的基调，财政政策应当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第一，在支出总量上可以加大财力，并积极引导消费和结构调整从上半年来看，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在外部经济回落时适当加大财政支出是有现实条件的。同时，要积极运用财政工具来促进内需的扩张，加快服务业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的转型。同时，也可以在进一步明确保障房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的基础上，定向支持保障房建设。

第二，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如果全球经济减速，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回落，对中国来说是又一次推进要素价格改革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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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货币政策转变，有效性，银行经营特点，策略

一、对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几点认识

2011年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是非常及时和十分必要的。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从过去较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条件向常态回规。因此，稳健货币政策要取得预期效果，必须与其他宏观政策相互协调，把握好力度。迫切需要加深对货币及其相关配套政策的再认识，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

（一）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必须发挥信贷政策的特殊作用。稳健货币政策是通过中央银行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利率及经济中的信贷供应程度来间接影响总需求，以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进而实现稳定币值、物价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最终目标。信贷政策则是按照扶优限劣的原则，以实现信贷投放结构不断优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为主要目标。然而，两个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调控内容和目标看，货币政策主要着眼于调控总量，通过运用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性工具借助市场平台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规模，促进社会总供求大体平衡，从而保证币值、物价稳定、抑制通胀。信贷政策主要着眼于解决结构问题，通过引导信贷投向，调整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调节手段看，货币政策调节工具更市场化一些。而信贷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必要时还须借助行政手段的调控措施。货币与信贷政策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当前我国在间接融资占绝对比例的融资格局下，信贷资金的结构配置和使用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资金配置结构和运行效率。因此，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大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稳健货币政策效果发挥着积极促进作用。所以，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要正确处理好稳健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辩证关系，不仅要运用稳健货币政策去管理通货膨胀，更要擅于运用信贷政策来调解产业结构，积极主动发挥信贷政策的特殊作用，进而实现稳健货币政策目标。

（二）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必须以优化信贷结构为核心。2011年稳健货币政策内涵为，“增强金融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引导货币信贷向常态回归，实现合理适度增长。要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保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规模。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其中信贷结构优化是核心要件。只有切实调整信贷结构，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能耗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等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限制领域的信贷，大力增加国家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才能在控制信贷规模的同时，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信贷需要，才能真正确保信贷总量适度，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控金融风险。只有对不同的部门实施差别化的信贷结构调整，才能避免稳健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偏离目标，从而保证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在落实稳健货币政策时，对于过度投资、投资低效、风险较大的部门，比如高耗能行业、投机性房地产需求等，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通过各种工具和手段，抑制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对于战略性产业、经济中薄弱环节，比如低碳经济、民营经济和农业，则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支持。

（三）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必须保持宏观政策相对稳定。2008年以来的两年多时间内，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2008年上半年为防止过热实行了从紧缩货币政策，随着8月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财政、货币政策转为极度宽松，宏观刺激政策持续了大约一年之后，2009年保增长的目标得以实现。到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和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不断巩固，国内出现了通货预期强化和通胀压力上升的苗头，宏观政策开始逐步收紧，转以抑制潜在的过热风险，货币政策也由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货币政策。以上宏观政策的不断变化，虽然是应对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需要，同时却加重了各方面政策执行的难度。在当前通货预期强化和通胀压力上升下，宏观政策当然要因时而动，但更应该保持相对稳定。要从长远的视角来观察我国的问题，摸清我国的实际情况，兼顾眼前与长远，才能够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才不会出现频繁的、过度化的政策调控。尤其是对一些战略性问题，更要从长计议，探索出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持续的、相对稳定的稳健货币政策。

（四）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必须有宏观政策部门主动配合。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特别是优化信贷结构，需要差别化金融调控工具和监管、财政、税务、产业多部门的协调配合。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差别化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定向票据、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选择性地放松或收紧商业银行贷款的资本约束和流动性约束，以此引导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银行业监管部门要主动协调货币政策目标和监管目标，灵活使用监管工具。在金融结构调整体系中，银行监管作为商业银行贯彻执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外部环节，其职能不仅要在事中和事后发现纰漏和纠正错误，还应在事前有效配合稳健货币政策，积极发挥约束和导向作用。

二、货币政策转变后基层银行经营的主要特点及中小企业面临的新困难

（一）基层银行经营的主要特点。从2010年四季度至今，央行已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三次加息，加快了货币政策回归稳健步伐。随着宏观调控力度的逐步加大，主要银行经营及风险管理政策出现调整，引发基层行经营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营运资金较紧，揽存压力加大。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的信贷规模适度控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加息和通胀预期，使银行面临信贷规模下降和利润空间收缩的压力，不得不调整业务结构，寻求新的收入和资金来源。2010年10月以来，央行五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调高，主要银行系统内部资金集中的力度也在加大，基层分支机构的流动性收缩来得更快、更猛。目前我国负利率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负利率导致的社会储蓄意愿低迷的情况下，仅维持现有存贷比，银行就要付出更多的揽存努力。导致部分银行不断推出带有明显存款性质的各类理财产品，通过基层行吸引市场资金，缓解银根抽紧后可能面临的流动性困难。二是信贷规模压缩，额度控制加强。2010年12月以来，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各银行机构总行普遍对授信规模和信贷增速实施了一定控制，由此导致部分银行分支机构前期签订的一些授信协议、承诺难以按原有额度、期限、利率等条件兑现。2010年底开始，各大型银行已普遍开始收紧信贷，进入今年年初，规模从紧趋势显现。信贷规模收紧，银企博弈格局发生变化，根据借款企业综合贡献状况采取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原先的非核心客户、边缘客户将面临“被压缩”、“被清退”的局面。另一方面，基于银行发展战略、风险防控的角度考虑，将紧缺的信贷资源主要投向于目标核心客户、大规模集团型企业，并且要求借款企业落实足值的不动产抵押，提供与贷款规模相匹配的资产支持，进一步推高了信贷政策的准入门槛，原先游离于信贷准入政策边缘的借款企业将会面临“出局”的尴尬境地。信贷规模的收缩导致借款人甚至部分重点优质中、小企业客户的信贷需求较难满足。三是市场转向卖方，信贷门槛抬升。信贷规模控制，使信贷资金成为市场稀缺资源，银行在贷款风险定价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客户选择上得以实行更严格的行业限制、更高的担保条件、更高的利率以及更多附加条件，有的贷款品种利率不断上浮仍然供不应求，贷款定价中的额度溢价飙升迅猛。信贷市场转向卖方，一方面给银行带来了超额收益，另一方面也为银行调整客户机构，筛选优质客户，特别是发现有增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客户创造了条件，对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以有效利用信贷资源配置，弥补因规模受控可能带来的收益减少产生重要影响。四是管理面临压力，潜在风险滋生。随着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银行信贷规模收缩，使银行经营管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多变，各类风险交织的情况下，任一风险应对、处置不力，都可能影响银行形象和声誉，引发声誉风险。此外，在难以正常融资的情况下，由于借款人的资金需求难以适时得到持续满足，在信贷宽松条件下长期依靠借新还旧和滚动贷款维持经营资金链正常运转的个人和公司客户可能面临资金断链的风险。部分资金链紧张的企业很可能铤而走险，利用银行漏洞获取资金。而一旦发生案件极易使公众对银行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动摇市场信心，引发声誉风险。

（二）中小企业面临的新困难。我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后，中小企业将面临三方面的困难：一是供求矛盾加剧，中小企业获取贷款难度增加。总量规模收紧，信贷资金供求缺口扩大已成不争事实。值得关注的是，贷款规模收缩比例在大、中、小型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风险、收益、成本等方面考虑，银行往往采取“保大压小”的结构调整策略，使得中小企业获取贷款的难度增加。多数中小企业面临贷款难、资金保障压力大的同时，还面临招收员工难、原材料涨价、汇率波动大等困境，“大单、长单”的接收意愿下降，经营导向趋于短期化、投机化，将对制造、外贸等实体产业产生深远影响。二是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财务压力明显加大。信贷供求关系偏紧导致借贷利率走高，民间借贷利率进一步上升。银行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上升，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已呈常态化，个别贷款甚至上浮幅度更大。利率上浮的贷款品种主要集中于与中小企业高度关联的个人经营贷款、小企业贷款等品种，广大中小企业成为融资成本上升的“聚焦点”、“重灾区”，成为货币政策转向、贷款规模收紧形势下的主要“被调控对象”，与政策基调相违背。多数中小企业财务实力弱、盈利空间小，难以承受长期的高息成本，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和案件风险。三是融资压力传导，行业中游企业将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规模收紧下，行业上游企业基于市场优势地位，以延期付款方式，将财务成本转嫁至中游企业。处于行业下游的中小企业基于目前的融资困境，也通过原材料、配件等供销渠道向中游核心企业传导融资压力，致使行业中游企业面临上、下游企业的双重资金压力。

三、货币政策转变后基层银行应对策略

（一）把握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宏观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对我国基本国情准确判断后提出的，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一是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社会、文化、民生以及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都需要大量建设资金，在间接融资占绝对比例的融资格局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显得非常重要。面对地方政府难以抑制的发展冲动，以及全面完成节能减排、房地产调控、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淘汰落后产能等任务，只有实施严格的信贷政策，才能规范信贷投向，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于不符合国家政策支持方向、产能过剩的行业尽管其有信贷资金需求，银行要执行严格的信贷政策，在信贷上予以控制，积极主动配合国家宏观政策，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二是坚持信贷政策和有效监管相结合。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是巧妙运用“看的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的具体体现。几年来，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货币政策承担了太多职能，包括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职能。然而，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市场主体不健全、政府管理经济目标考核不科学，尤其是缺乏像信贷政策这样一只比较严格的“看的见的手”的积极配合，常常出现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的局面。这说明严格的信贷政策和有效监管，是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真正的关键，否则，政策设想再美好，实施起来可能只会是徒劳，一定程度上信贷政策和有效监管的成效决定货币政策执行的成效。所以，要改变过去单向调控货币供求的方式，巧妙运用“看的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消除由于过紧或过松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确保2011年的银行信贷增长恢复到平常水平又不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二）为基层银行执行稳健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政府部门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担保机制，建议各级政府按照中小企业上缴税收的一定比例计提专项资金，注入政策性担保公司，补充“临时还贷扶持基金”，形成以“担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税收增加—担保增强”主线的循环互动机制。控制融资成本，在推进财政贴息制度基础上，建议人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上浮幅度作适当限制，防止宏观调控政策“误伤”中小企业。加强财政扶持，加大中小企业贷款利息收入的税收减免力度，强化差异化核销政策，进一步调动银行信贷支持的积极性。深化信用体系建设，整合中小企业在人行、工商、税务、司法机关的各类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加大违约成本，优化区域金融环境。二是加大监管推进力度。加强监管引领，促使银行及时转变思想理念，提高发展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考核力度，将中小企业贷款发展要求纳入监管考核体系，考核结果与监管评级、准入审批、检查频率等管理措施相挂钩，进一步增强监管激励效果；强化集中度风险监管，进一步加强大户贷款、集团授信监管，加大违规贷款、超限额贷款的处罚力度，纠正银行“垒大户、傍大款”的不当倾向；加强舆论引导，持续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帮助中小企业主增强信用意识，全面了解信贷政策，落实诚实申贷、用贷原则，为中小企业贷款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中小企业要强化“自主管理”能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中小企业贷款持续、快速、稳定发展需要银企双方共同努力。当前环境下，中小企业要围绕“提升自主管理能力”，着重做好两个层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摆正经营发展理念。坚持长期稳健经营理念，加强融资风险管理，配合银行落实贷款新规，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方面的合规意识、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增强银行支持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提高内部管理水平。优化产供销运营体系，规范财务核算制度，加强账户和资金往来管理，完善经营管理信息的披露机制，尽快扭转信息不对称的现状。严格做到三个“不”，即：不提供虚假报表蒙蔽银行，不利用关联交易套取贷款、不利用同名划转挪用资金，增强银企合作的基础。

（三）基层银行要尽快适应货币政策调整的要求。针对货币政策转向条件下基层银行经营活动的特点，各上级行和银行监管部门必须保持高度关注，帮助基层行尽可能平稳地适应货币政策调整的要求，在新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平稳健康运行。一是增加商业银行内部规模调度的弹性。要在统一规模和资金调度的框架下，更多地运用经济资本占用考核等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考核与调控手段，根据不同机构和地区经济及银行业务发展情况，总量从紧下，分层、分区系统内调控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力度，防止银行系统内部规模管理“一刀切”给基层行资金运营管理和正常信贷业务活动带来严重不良影响。二是用好卖方市场下银行信贷结构优化的机遇。各级银行要抓住信贷额度阶段性趋紧的机遇，重点支持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重点满足符合产业和信贷政策导向、综合收益好、忠诚度高的客户的合理需求，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实行专项管理、单独控制，以权限下放、单列考核为重点，大胆尝试供应链融资、小额保证保险贷款等新型融资模式。会同有关政府部门打通存货、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抵质押业务运行链条，加大担保方式创新力度为中小企业贷款平稳、较快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同时，对存在潜在风险和重点调控行业的存量客户，认真研究制定清收和退出计划，以此缓解增量计划不足的矛盾，加大平台贷款、集团客户和房地产贷款的管控力度，加大不良贷款清退力度，腾出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用于补充小企业贷款规模。三是适时开拓新的利润增长渠道。信贷规模的严格控制对基层银行主要依靠利息收入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较大的挑战。要维持近年来利润快速增长的势头，必须加快基层行的金融创新步伐，根据当地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推出更多的、新的金融产品，大力发展涵盖企业和个人的理财、基金、国内信用证、国际结算等资本占用较少，收益水平较高的中间业务，提高产品渗透度，用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代替单一的信贷支持，推进收入多元化，缓解宏观调控对银行盈利水平的冲击。

（四）执行稳健货币政策基层银行需防控声誉风险。稳健货币政策下使银行面临信贷规模下降和利润空间收缩的压力，不得不调整业务结构，寻求新的收入和资金来源。这一过程中，若营销宣传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充分、消费者利益保护不到位，极易引发声誉风险。为此，银行要适应货币政策调整的要求，加强声誉风险管理。一是完善声誉风险管控体系。银行要把加强声誉风险管理提高到战略高度，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统筹加以考虑，科学制定商业银行声誉的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建立健全声誉管理机构，完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与流程，适时、全面监测银行声誉状况，提升声誉风险管理水平。加强声誉风险文化建设，强化全员声誉风险意识，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营造声誉风险管理的良好氛围。二是强化市场纪律的自我约束。坚持诚信经营原则，进一步完善服务程序公示制度，诚实、正确介绍服务产品，审慎做出授信承诺和实施授信行为，出现确实无法实现服务承诺情况时，应给予满意、诚恳的答复，避免因盲目承诺难以兑现而产生的声誉风险。注重互利互惠、长远发展，合理简化服务程序，整合收费项目，减少短期行为，并充分履行对金融消费者的告知义务，充分尊重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完善客户关系管理，完善客户投诉处理工作机制，及时向利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提供便捷、快速的协商渠道，防止消费者极端行为，避免负面舆情。三是加强合规管理。以强化合规建设为依托，进一步完善合规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识别、监测、评估、报告合规风险，从而提高合规管理和业务规范化水平，有效避免声誉风险。四是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加强舆情监测，关注并及时引导正确的公众舆论。加强与各类新闻媒体的沟通，积极回应媒体，引导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避免误导公众。

参考文献1 胡晓炼，关于准确理解和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建议[J]，当代金融家杂志2011.02

2 谷秀军，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着力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N]，金融时报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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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投资 周期波动 制度性紧缩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一直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在传统体制下，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给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波动，被称为“计划周期”。随着分灶吃饭体制的实施，形成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但国有企业仍是国家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国有投资仍是建设性投资的主体。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骤变，国家再次把增加国有投资推向政策操作的前沿。本文将重新审视投资、经济周期波动和体制变革三者的关联，探寻在市场化的今天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方向。

一、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

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我们用1998―200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经济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控制，我们只能比较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经济波动中国有和非国有投资的作用。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折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也有人认为是货币化收益的转折。在这之前，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9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需求过旺，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第一次达到两位数，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98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200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滞后反应；到200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200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当年7月，国家通过减少国有投资开始宏观紧缩，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一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到2007年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已低于国有投资。

从上述两次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9%的GDP增长率似乎成为了经济是否景气的判断值。这恰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相符合。据世界银行计算，1998―200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力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从增长指标看，9%是目前中国经济景气循环的界限，但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上时常伴有巨大的制度变革发生。80年代的改革实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1999年以后，体制收缩，经济景气降至9%以下。2001年中国入世后，市场化改革加快，带来了经济景气预期的上升，经济增长再次达到和超过潜在生产能力。如果缺少制度变革，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在5%的水平，可见，中国市场化的空间还很大，增长的潜力也很大。

在两次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也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

二、体制性收缩

1、体制性收缩

政府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在体制上会采取一些集中化和行政性的安排和举措，形成了体制性的收缩。虽然一些体制上的收缩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制度创新相配合，体制性收缩的负效应就显得格外突出。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不是直线推进的，而是有曲折、有反复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曲折和反复有时还相当明显，与此相应，体制上的收缩也相当普遍。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的集中趋向。中国正处在市场化的变革之中，改革金融体制，逐步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金融改革也许是经济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放权让利使财政大大削弱以后，金融就成为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从根本上说，市场化和自由化可使私人部门登上金融活动的舞台，成为投资融资的主体，从而分散国家风险，有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化和自由化本身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国内金融风险的积累，使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对市场风险和失控的过份担心以及对行政控制的过份依恋，往往成为体制收缩和改革逆转的依据。

第二，部分行业和部门的垄断趋势。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就是不断打破国家垄断、放松政府管制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市场化和发展竞争的过程。改革成就的取得和增长奇迹的实现都与此密切相关。但打破垄断和放松管制不仅意味着政府从一些领域撤出，而且意味着行政直接控制的弱化，于是，在面临风险增大的情况下，是按照市场化方向运用政府力量还是重建国家垄断和政府管制，就成为关键性的选择。由于长期受计划控制思想的影响，一些人相信政府甚于相信市场，然而，强化政府控制和垄断的结果，不仅会削弱市场的创新和活力，而且也使风险在国家身上重新聚集。

第三，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强化。改革以来，政企分离是讨论最多、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最近军队、政法部门与所办企业的脱钩就是突出一例，但总的来看仍然处于徘徊阶段。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逐步建立一套相互制衡和自我约束机制，再辅之以外部监督，才是根本出路。其实，行政控制不仅是一个无穷的系列，很难解决监督者的监督问题，而且再完善的行政规章都有漏洞，都会有人去钻空子。对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迷信，是建立在人人一心为公的假定基础之上的人治模式，是与现代经济管理的性质相悖的。不走出这个误区，建立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纸上谈兵，宏观调节方式的转变是难以进行和完成的。

2、体制性收缩效应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既要启动经济、加快调整，以促进发展，又要防范和化解风险，确保经济和社会稳定。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体制上的收缩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宏观效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体制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乘数相对应的，是通过市场化程度及其效率并借助货币乘数和投资乘数实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乘数越大，市场也更有效率；反之，加强对资源的政府控制和国家垄断，就会侵害市场及其效率，降低乘数作用，产生体制性收缩效应。

三、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1、政策选择的体制一致性原则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稳定政策，而非体制政策。在市场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只要不从根本上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宏观政策的效应就可以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得到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也会使体制的运作和效率得以恢复和增强。而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变革。

鉴于当前阻碍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人们的预期，这与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的支出预期增大有关。因此，如果我们转换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2007年发行国债6850亿元，除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和还本付息外，都用于基础设施投资。2008年增发3165亿国债，如果把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除增加投资外，拿出一部分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可能通过稳定预期，启动消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这样既可以活跃经济，又可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由于过去该积累而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用于投资建设了新的国有企业，这部分国有企业就是这些国债还本付息的最后保证。但如果在金融改革上推进一步，这个问题就会出现新契机。

2、政策选择的发展一致性原则

宏观政策主要是一种短期政策，但对长期发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已经完成，经济结构的同质基础已经奠定，因而，宏观政策短期作用和长期影响的一致性也就易于实现。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还很强大，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滞后，宏观政策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还要考虑长期发展，至少不能为长期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同时要从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一致性原则，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中国是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国家，也是要素相对价格扭曲严重的国家。近30年来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了劳动力充足的比较优势，发展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长期发展考虑，短期扩张政策不仅不能扭曲而且要有利于相对价格的合理调整。为此，推进基础设施的民营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实行国家标准、政府扶持、民间经营将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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