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其结果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渐融为一体。因此，对外开放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市场国际化过程。而市场国际化对决定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这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国际化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潜力。规模经济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单位产品成本下降，收益增加。假如企业只在国内市场上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1．国内资源可供量的限制。因为一国的资源往往存在相当程度的稀缺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有可能因获取资源的代价太高反而使产品的边际成本上升，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获得所需的大量资源。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就能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所需的资源，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例如，目前上海“宝钢”所需的铁矿石9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等国，其规模经济的实现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

2．国内市场需求量的限制。在特定时期内，一国对任何产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企业若一味追求扩大生产规模，往往会造成产品严重供过于求，迫使企业又不得不缩小其生产规模。而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突破了产品需求的制约。

3．国内技术水平的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大通常是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时总是要采用效率更高的新技术。而一国的技术水平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在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中，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这对技术总体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突出。企业通过国际市场引进高效率的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就能较充分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总之，市场国际化突破了国内市场的种种限制，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市场的进入壁垒具有多层次的特点。目前，世界上已存在许多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并大有继续发展之势，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将进入区域一体化、集团化新阶段。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93年1月就宣布建立在12个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并设想在21世纪中期，把欧洲经济区扩展到东欧和南欧的周边国家，把欧洲建成“全欧洲经济联盟”；1992年1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美加墨自由贸易协议》，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89年11月，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部长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首次会议，组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2年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达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东盟”成员国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因此，两者是处于不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此外，还有不少新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尚处于酝酿或筹建之中。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成员国之间降低甚至消除相互之间的进入壁垒，加强经济合作，而对非成员国则形成新的区域壁垒，如欧洲共同体（欧盟）达成建立西欧统一市场协议后，先后制定了限制纺织品进口、保护西欧电子产品市场、提高进口产品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从70年代末开始，在80年代普遍化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在90年代将继续发展，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为摆脱经济“滞胀”、高失业率和贸易逆差急剧上升的局面，纷纷制定各种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对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设置很高的进入壁垒，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便形成了“大区域进入壁垒小区域进入壁垒特定国家的进入壁垒”这样一种多层次、复杂的进入壁垒体系。

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是跨国公司寡头主导型竞争。由于国际市场为企业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多层次的进入壁垒，这就使仅靠对外贸易很难开拓国际市场。因此，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纷纷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利用当地资源组织生产，并实行就地销售，从而使对外直接投资取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对外贸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力。就市场集中度而言，据美国《幸福》杂志的有关资料，早在1990年，世界500家最大跨国工业公司的销售额为5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西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1992年在全球2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占主体，仅占1％的大型跨国公司，其对外直接投资额就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0％以上。而世界最大的几百家跨国公司分布在各主要产业中，特定产业被少数几家寡头企业所垄断，这就意味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是跨国公司寡头主导型竞争。

二、中国市场结构与市场国际化不适应性分析

市场国际化把我国企业逐渐推向国际市场大舞台，而从国内市场竞争到国际市场竞争的转变，要求相应地调整我国的市场结构。但就企业自身而言，有一个相当时期的适应过程；就国家宏观管理而言，有一个探索、总结、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市场结构存在着与市场国际化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企业规模偏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规模经济明显的重化工、电子等产业中，例如，根据目前的国际标准，汽车工业中单个整车生产企业的最小经济规模为40万辆以上，而目前我国整车生产企业有120多家，超过美国、西欧和日本厂家的总和，但年产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3家。据统计，90年代初我国有钢铁企业1598家，约占世界钢铁企业总数的1／3，而我国的钢产量只占世界钢产量的1／10。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企业分散、规模偏小的现实。不仅如此，我国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又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企业的总体平均规模很小。例如，在1990年我国500家最大的外贸企业中，进出口额在1500万至1亿美元的就有357家，占71．4％。这同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较反差很明显，这些国家为了保证企业拥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视“企业规模效应”，其跨国公司的规模往往比国内其它企业的规模大得多。可见，我国企业的规模本来就较小，而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又大都是中小型企业，这两重因素必然导致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因企业规模小，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

（二）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过高，内部摩擦大，交易费用高。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的外贸经营权逐渐下放，这对加快我国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国内企业之间竞争激烈，造成很大的内部摩擦。这在出口方面表现为，同类产品在向同一国家或地区出口时，多头对外，为了抢夺生意而对外竞相削价；在进口方面，则多家进口企业竞相抬价，相互争夺货源，其结果是让外商从中渔利。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过度竞争现象十分严重。同时，由于我国许多刚开始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过去同国际市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缺乏国际化经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些企业单枪匹马进入国际市场，需要花很大的代价去熟悉市场环境，收集国际市场信息，寻找顾客，签订并执行交易合同。而且，由于单个企业的贸易批量小，单位产品的运输费用和购销费用就高，因而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很高。

三、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中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

基于对市场国际化给市场结构带来的影响和中国市场结构现状与市场国际化不适应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市场国际化要求我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并降低国内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度，形成协同竞争格局，以实现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却规模偏小，企业间存在过度竞争，内部摩擦大，与有效竞争相差甚远。因此，在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我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思路是：培育一批经济实力雄厚、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企业，作为跨国经营的主力，以充分发挥国际市场所提供的规模经济潜力；适当提高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度，降低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减少内部摩擦与交易费用，以协同竞争力，冲破国际市场上的多重进入壁垒，增强与国际寡头垄断企业的竞争能力。为此，需要研究以下两个具体战略问题：一是我国如何形成大型企业；二是在特定产业如何确定国际化经营的核心企业，以协调产业内各企业间的关系。

（一）形成我国大型企业的主要战略及其途径。借鉴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成长经验，我国可采取水平一体化、垂直一体化和混合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这三种一体化战略不仅存在各自的经济性，而且具有层次性。作为大型企业的发展战略，水平一体是垂直一体化的基础。通常，企业规模的扩张是从水平一体化开始的，由于企业可利用原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原来的业务范围内扩大其规模，故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但企业通过水平一体化达到一定规模后，要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就需要进而实行垂直一体化。如美国，大型企业形成的历史就是把大规模生产过程和大规模流通过程结合于单一企业中的历史，到1917年，在资产额为20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企业中，将近90％的企业是经由垂直一体化而形成的。而在经济波动幅度和频率日益增加的今天，企业要保持原有的市场地位并持续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就要求企业努力分散经营风险，稳定企业收入流量，这就迫使企业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同时，当今跨国经营的迅速发展，要求实行跨国产业经营的大型企业作为物质载体，这也刺激企业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以最终形成经济实力雄厚的国际化大型企业。就实行各种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的基本途径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可供选择：一是通过企业自身积累以增强经济实力，逐步扩大其生产经营范围，实行各层次的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二是凭借其经济实力，通过兼并产业内横向、纵向企业以及不同产业的企业，以形成大型企业；三是突破部门、地区界限，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显然，前两种途径（特别是第一种途径）形成大型企业需要较长时期，而通过第三种途径则能在较短时期内形成大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还受“条条”和“块块”限制，造成分散经营、多头对外的过度竞争局面，而通过组建跨部门、跨地区、经营多个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则有利于消除这种混乱现象。因此，这一途径体现了我国今后形成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方向。

篇3

关键词：动力分析；布局演化；山东半岛

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而资源的稀缺性要求我们把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到众多领域，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以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产业是一定技术水平下特定资源的空间集合，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因此，产业布局从实质上讲为一定技术水平下生产要素及资源的空间配置。海洋产业是依托海洋资源和空间开发进行的各类经济活动的集合，是陆地产业向海洋的延伸。海洋产业布局从本质上讲和产业布局并无较大差异，只是将空间位置限定于近海、近岸、海岸带等海陆交接地带。因此，研究海洋产业的布局既要遵循陆地产业布局的规律，又要考虑海洋产业自身的特性。

一、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动力因素分析

海洋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布局的演进即海洋系统从无序形态到有序形态的过程，是海洋产业的空间结构从初级的不完善发展到一种完善的、系统的空间结构的过程。影响海洋产业布局升级的动力因素可以分为传统的陆地产业布局演进因素和具有海洋性的布局演进因素。传统的动力因素简而言之是指海洋产业作为经济产业而兼具的动力因素，是一种基于大多数产业演进研究的共性分析；海洋性的动力因素主要是指区别于其他传统产业的驱动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因素，是形成海洋产业布局特殊性的关键因素。

（一）影响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传统因素

一般而言，产业布局总是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表现为地域空间上的不断变化和不断优化。海洋产业可以看做陆地产业向海洋的延伸，因此海洋产业在布局上和传统产业布局存在一些共性，主要表现在都遵循产业集聚规律并且都存在产业地域分工现象。产业地域分工是指在某地区按某一优势生产部门实行专业化生产，地域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产生专业化的经济区。关于产业布局演进的动力因素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在综合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把影响产业布局演进的传统因素分为以下两种。

1.内部经济效应

产业集聚可引起专业分工程度高的产业集中在特定地区，节约组织管理成本。高度的产业集中形成具有很强活力的产业结构模式，产生群体效应。此外，产业集聚还具有明显的外部规模经济，产业集聚区内可以进行集体采购，大量的购销能够取得经营成本优势。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相关基础设施和专业性配套设施的完善不仅会吸引专业性人才的加入和外部资金的投资，而且可以实现各企业之间相互联系、优势互补、共享信息和管理经验等，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2.外部经济效应

简单地讲，外部经济就是一种协同效应，即构成系统的整体效应大于部分效应之和。外部经济效应不仅表现在同一产业链内的各企业之间形成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经济体，而且体现在形成集聚经济区的不同产业链之间。例如，政府政策、财政支持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区域性公共资源的取得需要高昂的成本，但不同产业链之间的集聚则能克服单一产业链在公共资源使用上的不经济现象，取得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

外部经济效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知识溢出效应和人才聚集效应 。在产业集聚区内，大量的专业信息在相邻企业间交流，降低信息交易成本，加速了行业整体的技术创新，促进行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另外众多的产业集聚产生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熟练工人，形成人才优势，提高企业效率，促进新技术知识的利用率和更新速度的提高。

（二）影响海洋产业布局的特殊性因素

一般在产业形成初期，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是吸引企业在该地区集聚的主要原因。这种靠近生产要素的布局往往远离市场，必然增大企业的运输成本，降低商品的成本优势。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企业开始更多地靠近市场布局，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而海洋产业作为陆地产业在海洋上的延伸，具有自身特有特点。对于海洋产业，海洋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始终是影响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

此外，海洋产业布局演进过程中的集聚和扩散机制具有明显的海洋性。不同海洋产业间的关联性较弱，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体系。这一特点决定了海洋产业只有与陆地产业相联才能构成相对完整的产业系统，因此其布局演进中的集聚和扩散只能在与陆地产业的相互作用中完成。海洋产业与陆地产业链条的一体化使海洋产业的发展对其所依托的陆地区域的产业发展具有广泛的带动作用。

二、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一般过程

海洋产业布局的研究一直是海洋经济学中的研究热点。本文在分析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出海洋产业布局的几个阶段。

（一）均匀的点状分布阶段

该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海洋产业靠近资源要素的布局，海洋产业的规模较小，呈现出沿海洋线均匀的点状分布状态，且产业间的相互联系较少，并未显现出明显的产业聚集趋势。这一阶段多为海洋产业诞生的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海洋产业的发展布局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多以生产要素为产业布局的导向。同时，这一阶段的海洋产业根据沿海各区域的不同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发展适宜的产业，均匀分布，自由发展，特色鲜明。

（二）专业化的带状分布阶段

随着既有海洋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地区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优势日趋明显，大量的同类企业为取得相应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相继在该地区发展落成，呈现专业化的同类产业集聚。该阶段海洋产业主要表现为海洋产业规模扩大，相应劳动力和生产技术等资源相对集中，同类企业大量聚集形成空间带状分布，这是海洋产业集聚的初步显现。该集聚主要围绕特定生产要素形成，如海洋船舶业主要向港口和科技发达的地区集中，逐渐形成海洋产业布局中的带状。

（三）层次化的链式分布阶段

该阶段是对同类产业集聚阶段的发展，适用于新兴海洋产业出现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此阶段海洋产业布局主要表现为既有海洋产业集聚带之间的联系加强，产业链条延伸，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逐渐作用；新兴海洋产业已初具规模；海洋城市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在这些地区，海洋产业多以城市为依托，发展一些产业链长、规模效益明显的重点海洋产业项目。区域的海洋经济中心和新的增长极逐渐变为新兴海洋产业和海洋服务业，新兴海洋产业和传统海洋产业之间联系加强，配套的海洋相关产业也取得相应的发展。

（四）一体化的“点-轴”分布阶段

随着海洋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不同产业区间劳动力、资金、信息和产品的流动日益频繁，道路交通和联通设施日益完善。这一阶段的海洋产业布局呈现出集聚和扩散同时存在的状态。一方面，由于土地、原材料、能源的有限性，当海洋产业在沿海地区集聚时，可能产生出行交通不便、住房拥挤、环境质量下降等集聚不经济现象，从而促使一些产业开始由集中走向扩散。另一方面，不同产业区之间联系加强，新的交通路线的形成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新型的经济区域成为承接海洋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逐渐形成“点―轴”的布局形态。

三、案例分析――山东半岛地区海洋产业布局演进

山东半岛地区海洋经济主要是以海洋资源开发为基础的产业为主体，形成了临海型经济发达地带，促进了区域经济向滨海地区扩展的布局，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本文在研究山东半岛海洋产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视角出发，将山东半岛地区的海洋产业布局演化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海洋产业点状聚集阶段

山东半岛地区海洋产业发展初期的基本特征是以海洋产业为主的小城镇的形成。沿海小城镇的产生是海洋生产要素和产业高度集聚形成的空间实体，是海洋产业布局中的“点”。这一阶段，海洋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种类较多，主要以海洋渔业、海洋矿业和海洋油气业等资源导向性产业为主导，从而形成了一批海洋产业特色鲜明的沿海小城镇。例如，威海和烟台两市依靠海水养殖业，通过建立海水鱼渔场，发展附加值高的养殖品种，人工养殖海参、鲍鱼等海珍品，发展成沿海城镇。

（二）海洋产业链状聚集阶段

随着海洋产业之间的联系加强，海洋产业链逐渐延伸。沿海小城镇不仅数量增多，同时规模不断扩张，形式、功能不断多样化，而且沿海城镇体系逐渐形成，城镇之间出现竞争，海陆产业开始融合。

随着海洋产业与陆地产业的交互作用，产业联系不断增强，分工逐渐明确，最终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例如，围绕着港口的建设，青岛市率先发展海洋先进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油气储运加工等临港企业；日照重点发展钢铁精品基地建设，积极进行日照报税物流中心建设，建设集疏运输体系，密切港口与腹地之间的联系。

（三）建设海洋产业集聚区阶段

在这一阶段，山东半岛地区的海洋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海洋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转为产业区位的选择、产业集群的形成和产业空间结构的调整。在城镇发展上，山东半岛沿海城镇体系升级为经济中心城市体系，在区域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海洋经济中心城市不仅是海陆产业相互作用的节点，通常也是陆地区域经济中心。例如，青岛市不仅是陆域经济中心，更是海洋产业的增长极。近年来青岛重点展开海岸整治、湿地修复，发展海洋旅游业，不仅促进了游艇产业、海洋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房地产业等陆域经济的发展。

当海洋经济增长极的地位确定之后，渐渐演变为海洋经济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极核，不断吸引着相邻地区的资源集中，形成一定规模的海洋经济区。山东半岛海洋产业集聚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九大海洋产业集聚区：以海洋化工业、临港制造业为重点的滨州海洋化工业集聚区和海州湾重化工集聚区；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机械装备制造业和能源产业为发展重点的前岛机械制造业集聚区和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以海岸整治、湿地修复、绿色能源和房地产业为发展重点的丁字湾海上新城和潍坊海上新城；以海洋装备制造、海洋药物和海洋精密仪器制造为发展中心的董家口海洋高新科技产业集聚区；以海上风能产业、盐化工业和海洋石油产业为主的莱州海洋新能源产业集聚区和东营石油产业集聚区。

四、海洋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一）海洋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

1.海洋资源利用冲突和资源配置不平衡

由于目前山东半岛地区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主要集中于近岸海域，同时不同海洋产业在用海类型上具有排他性，因此各个海洋产业在分配使用海岸线、滩涂和浅海方面的矛盾开始出现并日益加剧。例如，海洋渔业、海洋盐业和农垦在滩涂和浅海地区的空间竞争一直存在，石油开发、海洋航运和海港建设中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问题。

山东半岛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海洋资源配置区域差异明显，部分地区海洋产业过分集中，资源过度开发利用，而部分地区海洋资源却处于闲置状态。例如，青岛市、烟台市港口吞吐量、接待海外游客数量均占到山东省的 70%以上，而日照港海外游客、集装箱吞吐量只占青岛、烟台港的1/3。

2.空间布局协调度较低，产业链条较短

目前，山东半岛地区在海洋开发中不同产业区之间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区域分工体系，未能通过协调配合实现产业的新陈代谢，内部无序和内耗都很严重，对外界刺激反应不灵敏，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病态反应。例如，青岛、烟台、日照等城市制订的海洋产业规划雷同，在港口建设和旅游资源上同类竞争加剧，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海洋产业发展的非理性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区整体竞争力。从单一产业的角度分析，单个海洋产业链条均比较短。由于技术装备业的落后，上游产业发展所需配套产品长期依赖进口或从其他地区采购；同时，下游产业深加工能力较弱，不能在价值增值环节延伸产业链。

（二）政策建议

1.促进海陆共同发展，合理划分经济区域

本文认为，海洋开发应在建立海陆共同组成的经济区域体系基础上，合理划分海洋功能区，统筹海域和陆域经济系统。首先，海洋经济的发展必须以陆域为后盾，实施海陆协调发展。由于海洋经济的发展在时间上比较滞后，陆域经济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而海洋经济的发展程度则比较落后，因此海洋经济发展需要与陆地经济相协调。其次，海洋经济区具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支撑条件，决定了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某些类似性特征，如海域的社会经济条件，海洋经济发展程度与水平，海洋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及发展方向等的类似性。因此，进行合理的经济区域划分不仅有利于海洋产业发展，而且可以优化海洋产业布局。

2.加快区间交通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加快区间多种交通方式建设可以加快山东半岛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不同经济区之间出现恶性竞争、肥水不外流的现象；有利于海洋链条延伸，提升地区海洋产业整体素质，最终通过产业间的波及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全面发展。山东半岛地区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充分整合区域资源，加快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另外，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各区域之间的招商引资、外贸出口、人才流动和技术开发，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张涛.我国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动力机制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1.

[2]都晓岩，韩立民.论海洋产业布局的影响因子与演化规律[J].太平洋学报，2007（07）.

[3]朱英明.产业集聚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韩立民，都晓岩.海洋产业布局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7（03）.

[5]徐敬俊.海洋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研究暨实证分析[D].中国海洋大学，2010.

[6]孙久文.区域经济规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于永海.区域海洋产业合理布局的问题及对策[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4（01）.

[8]刘明.影响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

[9]于永海，苗丰民.区域海洋产业合理布局的问题及对策[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4（01）.

篇4

让我们静下本心，荣辱不惊地参悟互联网经济。由于题目是“互联网经济的本质”，而非“互联网经济”，因此我们只悟树根，不悟树梢。

互联网经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借鉴工业经济的说话姿式

对互联网经济略为入门又不甚了了的人，说话有个习惯，往往言必称互联网3字——带着很强的技术味——先是技术，后是技术应用，再后是技术产业等等。就象程咬金一样。由于许多人不懂技术，这种说话方式很容易掌握话语权。但有一点，这种话语，很难说服最该说服的人，例如在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人。这倒不是由于这些人特别顽固，而是因为言说的只是皮毛。当然，互联网才发展20年，说不到点上，不足为怪。

如果以1765年珍妮纺纱机为工业革命序幕的话，10年后即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不象我们现在谈信息经济那样，满嘴技术味，而专注于经济本身。到了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对工业经济的理解已完全专注经济本身，而不再提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工业产业发展的经济。就象煮的是脱净毛的猪一样。而互联网经济发展20年后，我们谈互联网经济，还象在煮没脱净毛的猪一样。

分析斯密和马歇尔的说话技巧(实际是问题意识)，在于他们不是从山和水的表面(工业技术这个表面，或叫猪毛)看问题，而是从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内里(不是山、不是水的财富本体，或叫猪本身)看问题。本来，工业经济战胜小农经济，是生产方式从分散的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斯密和马歇尔在工业经济初起的时候，就把问题概括为同质化条件下的均衡问题。事实上，供求均衡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一般。但同质化却是工业经济的特殊。而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变的一个关键魔术，就是把同质化的均衡(量的竞争)，当作了一般均衡。无形中就把个性化和定制(质的竞争)，当作不经济，排除出了经济学。

至于同质化是如何实现的(通过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和工业占比不断提高，经济日益标准化)这个皮毛，在《国富论》和《经济学原理》中，几乎被完全抹掉了——“做案”不露任何“痕迹”。与斯密和马歇尔的老谋深算相比，互联网经济鼓吹者嫩就嫩在，整天谈的都是皮毛，而对问题本身(即异质性——如个性化定制——是否经济)，则根本没有提出。

工业经济话语中“脱毛”处理干净是在1933年。同一年出版的张伯仑《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是对工业经济本体问题的最后一次争论。争议之点在于，差异化到底算同质性问题，还是异质性问题。罗宾逊夫人认为是同质性问题(因此应是完全竞争的从属性现象)，张伯仑认为是异质性问题(因此应是独立于完全竞争的现象)。这场争论最终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垄断竞争理论纳入同质性轨道而告终。这意味着什么是工业经济的争论，在理论经济学上最终盖棺论定，是以把差异化当作无差异的特例，纳入无差异体系而告终的。它最适合支持的政策是以无差异的传统中国制造为主，差异化的中国创造永远不要反客为主，即使产能过剩也不改初衷，一意孤行追求量的增长，而非质的提高。

互联网经济的问题本体(“猪本身”)，恰恰是张伯仑问题。因为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或者说它不同于工业经济之处，在于它不是以大规模同质化生产(完全竞争)为取向，而是以小批量多品种的异质(垄断竞争，姑且如此称呼)为取向。当今经济顶层的重大关注无不与此有关：创新是差异化导向(对差异化的供给)、服务化是差异化导向(需求差异化，代表调结构的方向)、经济增长质量是差异化导向(质量阶梯)、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差异化导向(获得高附加值，代表经济升级的方向)、幸福是差异化导向；更不用说微观上的产品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体验)、因小而美、需求导向之类。但差异化恰恰在理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上，是没有根的。

因此，要想“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地界定清楚互联网经济，一定要回到1933年那场争论，回答差异化到底是现象还是本质，是树梢还是树根；其特性是从属于工业化的，还是独立于工业化。以此回答一个最至关重要的疑难：互联网经济到底是工业经济的同方向的附属性、延续性的肯定，还是有质的区别的革命性的扬弃。

相形之下，那些“皮毛”的问题(从信息技术、应用到产业)，只不过应该是战略上的一个附注，用来说明为什么差异化经济从技术和生产力发展上看是可行的。而这已不是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下属要处理的问题。不是“要实现什么”的实质性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的操作上的问题。

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何在内涵上把握“体”

在界定什么是互联网经济的时候，还应注意到一种怪现象，就是用第X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X.0的方式定义互联网经济。

说它怪，就好比听一位农民这样向资本家解释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就是第X次农业革命，农业革命X.0。问题出在，操作上是对的，方向是错的；“如何实现”上是对的，但“要实现什么”是错的。

说到底，这还是1933年那场争论的延续。中国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年代已经吃过一次同样的亏了。当时慈禧太后把工业革命，误当成了第X次农业革命，农业X.0，结果造成的失利。如果还原成理论和定义问题，就相当于张伯仑与罗宾逊夫人争论何为体，何为用一样。互联网经济有没有自己的体，是否只是把皮毛长在工业经济这头“猪”身上，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这属于美国、德国政客想解决本国产业空心化的策略性提法，或者制造业部门想强调和夸大自身变革在全局中的地位，因此有把用夸张为体的修辞学用意，那都是可理解的。但如果这之外的人，把这些概念当作全局性的内涵把握，就会造成误导。例如，会把二产三产化(制造业服务化)的增值运动，误导向三产二产化(服务业制造化)的低附加值化反向操作，不久前的光伏产业发展就是一个教训。毕竟工业化在中国还剩6年即将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再重要，也不宜在终点上搞回光返照。

互联网经济内涵界定上的关键，就在于体的把握。既然把“革命”这种大话都放出去了，却不敢承认互联网经济是体变，那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有什么区别？这里不想进行繁琐的学术界定，以垄断这个概念。其实只要是以互联网经济为体，怎么界定都是可以的。

要重点谈谈的是，错的概念是从哪来的？明白当前以体变界定互联网经济的阻力和其中的道理，有助于人们自己得出正确结论。

那些从观念、利益到行动上抵触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的人，竭力把互联网经济贬低为用，把它嫁接在工业经济的体之上，这是非常自然和容易理解的。现在问题是，真正造成实质性概念混淆的，还是搞互联网的人，特别是出身技术的人，他们相当于现代的张之洞。由搞互联网出身的人说什么是互联网经济，一旦说错，造成的误导更加严重。轻则变成变相推销技术产品(虽然这样做也有推进生产力之功)，重则变成鼓励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主次不分，误判方向，贻误良机。

辩别这种声音很容易，它们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极力反对探索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而片面强调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的相通性。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如规模经济)上有共通性这点不错，但把这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主要内涵不妥。这种片面的观点，在互联网经济发展早期积极作用较大，因为在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有利于推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工业化服务。但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它既不利于发挥互联网所长，又扬了工业化所短，负面影响慢慢显著起来。二是刻意强调不要把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对立起来。这本来是对的。尤其对互联网经济的激进分子避免片面性，是一种逆耳忠言。但对于大多数思维还笼罩在工业化传统的人来说，本来就对两种经济质的差别缺乏认知，过分强调这一点就有成为迷糊药的副作用。关键在于这种话没有说全。二者关系说全，应该是扬弃，即一半肯定(继承)，一半否定(发展)。

互联网经济发展才20年，主要问题还不是人们对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摸透了，并且已经在总体上走向极端，而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严重过头(表现为投资过高、产能过剩、分配失调等)，转型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面前，互联网启蒙不是过头了，而是严重不足。互联网出身的人，应把握好这个大局，珍惜时代赋予的机会。

互联网经济在内涵界定上，一旦失了体，就会魂不附体，空有形骸。

互联网经济的表征

互联网经济的表征，涉及的是互联网经济概念界定的外延。

长话短说，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国内外把互联网经济界定得太肤浅，强调的主要是ICT化。ICT化对于互联网经济来说，只是皮毛现象。

这种皮毛化，是由美国人开启的。1962年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1977年波拉特的9卷本《信息经济》，开始了从技术特征(猪的皮毛)，而非经济本体(猪本身)来解释新经济的过程。马克卢普、波拉特这种语势非常弱，与斯密、马歇尔具有境界高下之差。因为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经济学子学科的位置，而没有从根上梳理(象张伯仑那样)。

信息经济一开始，就是打破经济同质化的过程。如果换了斯密、马歇尔再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恐怕要直捣黄龙，提出差异化——也就是异质性——的经济性这个根本问题，从经济学前提假设这个最高点开始，重新梳理思路。

马克卢普、波拉特带来的这种“皮毛论证法”的后遗症突出表现在新经济的外延划定上，信息产业和服务业成了两张皮(各统计各的)，信息经济理论与服务经济理论成了两个理论。后来的理论家一遇这样的问题就卡壳：农业、工业之后是什么，是信息业，还是服务业？

其实，如果不是从子学科看问题，而是从母学科(理论经济学)看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这只不过从差异化经济这个本体的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信息业是差异化(能力)的供方，服务业是差异化(解决)的需方。就这么简单。

从这个新视角望去，互联网经济的外延就忽然扩大了许多。除了互联网产业(包括设备制造、软件和服务)外，还要包容产业互联网(“互联网+”)，乃至整个经济(一产、二产和三产)的互联网化。各行各业的互联网化，实质在于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化。如果抽象到理论经济学，“基于互联网”这个条件也可以抽象掉，就只剩下服务化。抽象隐含的意思是说，如果不基于互联网，就不可能达到相关服务化的最优。因此这个条件成为不言而喻的。传统服务业，只不过是这种服务化的非最优状态(服务业的最优要以体验为标准)。而服务化的标志，是质量(用质的差异程度来测度的量)。互联网经济的增长属于高质量的GDP增长。

正如黄少军早在2000年就指出的：“现代社会服务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信息化’”。这是道行极深的领悟，它给互联网经济外延划分以重要启示。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把原来不相干的事情，看成一体。这样才能把互联网经济参透。

互联网经济行规律：大而全到小而美的转型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经济规律永远不会变化。互联网经济也是经济，因此与一般经济的规律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认识言下之意，把互联网当作工具，而不是生产方式。认为互联网经济只是工具改变，但经济本身不变。既使认识到互联网代表不同生产方式，也会有进一步的观点认为，不同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相同。小农经济、工业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对应的是同一种经济规律。

这不是老百姓的一般见识，在专业经济学家中，这种见解也有深厚根基，这种根基就是经济学的普遍主义。经济学普遍主义的特点是把工业经济的特殊经验加以普世化，无限放大为所有经济的一般规律。究其实质，无非是近300年来，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的有限的道理。

回应经济学的普遍主义，不能仅靠经验的方法，罗列互联网经济中的反例，而需要透过经济学的保护带，在体系核心上把问题挑明。经济学普遍主义观点有一个著名的特点(也是软肋)——它不承认生产力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任何科技因素，都不可能改变经济规律，当然互联网也不例外，我们需要由此入手破解问题所在。

对症回应传统观点，关键是要从核心上说清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承认不承认技术的作用(技术是否内生，对应报酬递变规律)，是区分经济学两大主要流派的标准之一。持经济学普遍主义观点、不承认技术作用的，叫新古典主义理论，所持的立场是报酬递减或报酬不变；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立场则是报酬递增。

哪个对现实的解释性更强？自从上世纪中叶工业化越过后，在生产函数的实测中，资本和劳动要素之外的余值(相当于技术要素)对增长所起的作用，在美国已超过50%。显然，报酬递增的观点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看法，那种认为技术不具有对经济内在影响的观点，在经济学内部，已属占下风的观点。这意味着，认为互联网经济不会有自己的经济规律的看法，它在经济学底层逻辑上就不占上风。

从实践看，就在本月，中国正越过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减型经济(工农业产值大于50%)向技术(包括信息与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增型经济(服务业产值大于50%，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的最后关口。因此认为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经济规律，会得到越来越多事实的印证。

但仅仅根据上述这一点，还不能把技术的作用具体锁定到互联网技术，不能具体说明互联网经济存在特殊规律。为此还要继续深算。

在同样支持技术内生、报酬递增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内部，有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支通向工业化经济，一支通向互联网经济。主流的一支，持规模报酬递增观点，认为技术对经济规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规模经济与报酬递增的结合上，这一支目前已拥有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斯蒂格里茨与美国当红的学术明星克鲁格曼等；更新的一支还是支流，支持的是范围报酬递增，认为技术对经济规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范围经济与报酬递增的结合上。

“互联网经济”具有哪些新的经济运行规律，其与传统经济的主要不同之处何在？现在到了揭晓时刻。经济运行规律千头万绪，但涉及传统工业经济与互联网经济区别，又能归纳到经济学主脉焦点上的，只有一条(其它都可称为鸡毛蒜皮)：传统工业经济(特别是近代以后)的基本规律是规模报酬递增，对应到现象上，就是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例如传统中国制造；互联网经济的基本规律是范围报酬递增，对应到现象上，就是小批量多品种，例如创新驱动的中国创造。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许多现象级的规律，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上述逻辑之中。例如，作为互联网基本模式总结的长尾曲线，实际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等成本线，在“数量-品种”底平面的投影。描述的是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到小批量多品种的经济转型。这就是托夫勒指出的第三次浪潮趋势。

规模报酬递增这条规律，可以说是迟来的总结。工业化发展到尾声阶段，才发现支持经济增长的，不仅是资本和劳动，还有技术。只不过沿普遍主义思维惯性，经济学家把所有技术当成了一种技术，好比没有把人辩别为男人与女人。

范围报酬递增的发现——美国西北大学潘泽教授对此居功至伟——让我们发现，原来造就规模经济的技术，只是工业化技术，它让世界因大而美；而互联网技术，更多属于范围经济的技术，它让世界因小而美。在实践中，马云力主因小而美，可以视为对同一潮流的敏感的响应。

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作用好比海面下的冰山，经济好比海面上的冰山。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作用于经济，内化为经济规律，都可以归结为范围报酬递增。它就好比海面上能见的冰山。此刻，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在经济学公式中隐而不见了，但它所推动改变的经济规律却象壮丽的冰山，巍峨屹立，成为新世纪的一道风景线。

篇5

关键词：专利 创新 劳动生产率

引言

伴随着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日趋提升，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逐渐加强，尤其是加入WTO之后，随着专利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国内各种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都保持空前的增长率。2001年以来，我国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量均达到有记录以来的90%以上。由于专利文献蕴含着大量的科技、情报等信息，同时专利的引用过程又是一种潜在的知识演进活动，近年来对专利展开的相关研究便成为学界的热点之一。在科学计量学领域，专利主要是被看作一种类似于论文的文献信息进行可视化研究。实际上，目前对专利研究最多的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和科技进步程度，尤其是中国专利的爆炸式增长被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然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或许更具有代表性。

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在技术创新条件下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因为生产率体现了要素投入的产出效果，不仅影响要素的边际报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生产力水平提高，从而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企业来说，生产率是决定短期经营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在短期内，高生产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在长期内，高生产率可以带动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从而更加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发展。

因此，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视角，生产率的发展都被看作科技进步的象征，而专利又是创新活动的重要标志，所以学者们可以根据各种统计数据很方便地研究专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作用上，和其它因素相比，如内部需求、外部市场、融资来源、产业集聚等，创新驱动作用是否更加显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创新是生产率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和持久源泉，生产率的提高又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而整个过程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研发、技术、生产、市场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经济节点。

当然，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任何因素的变化都会对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学者们由于样本数据选取的差异、研究方法的不同会得出不太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之前众多的研究都习惯把专利看作变量之一，直接纳入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许多富有政策含义和理论研究价值的结论，这一做法确实能揭示一定的问题，但是由于不同专利类型对生产力的作用力度和时间有较大差别，所以如何将不同专利有机联系起来而又能有区别地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为基础构造创新产出变量，结合资本存量、市场化水平、出口规模等因素考察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情况。虽然申请的专利最后不一定被授权，但是申请量可以直接反应一个地区的创新程度，所以本文采用专利的申请量而非授权量。

为了更加全面研究创新产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在全国层面的基础上，分别从三大经济区的角度来详细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划分情况是：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广西、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专利太少，因此将之除外。本文采用王贤文的做法，将广西归入西部而非东部，主要是由于该自治区与东部其它发达省份经济差距较大，而与西部省份相近。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设计

本文拟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创新产出等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到滞后期对自身的影响之大，本文把生产率的滞后一期纳入自变量的范畴；由于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始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本文把资本深化纳入模型。本文用Y表示区域国内生产总值，L表示区域就业人员数，K表示区域资本存量（这里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则y=Y/L就表示区域劳动生产率，k=K/L表示区域人均资本投入（也即资本深化）。为了便于对比，对于创新产出变量，本文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分开进行考察。考虑到分析结果的稳健性，除了所重点关注的创新产出这一因素外，在模型中还引入地区工业化水平（industr）和出口规模（export）两个控制变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首先给所有变量取对数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异方差，模型具体设置如下：

（1）

（2）

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上标-1表示变量的滞后一期，μ为随机误差，对其它变量进行说明：

地区工业化水平，考虑到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而对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经济体来说，工业化对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本文纳入该变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用区域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代替。

出口规模，经济全球化能使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快地渗透到本国经济中来，从而影响生产率的发展，由于对外贸易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影响生产率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为了客观地对生产率进行考察，本文将纳入出口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用出口占对外贸易额的比重来表示。

创新产出水平，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含量”有很大差别，受保护的期限不同，那么即使在经济发展的同一阶段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应该有比较大的差别。为此，二者被分开建模，分别用innov和utility表示两者所占份额。

（二）数据说明

限于统计部门统计口径的变化，为了保持所采集数据的一致性，本文选取的时间区间为2004-2011年，各省市自治区的GDP、就业人数、工业和进出口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检索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其中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均以2004年为基期进行了调整。

专利数据检索自我国专利信息服务平台（CNIPR）。CNIPR是在原中外专利数据库服务平台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先进专利检索系统的优点，采用国内先进的全文检索引擎开发完成的。该平台主要提供对中国专利和国外（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EPO、WIPO、瑞士等98个国家和组织）专利的检索。检索功能包括中外专利混合检索（在原平台基础上，检索功能新增跨语言检索、语义检索、相似性检索、公司代码检索、相关概念推荐等）、行业分类导航检索、IPC分类导航检索、中国专利法律状态检索、中国药物专利检索。检索方式除了表格检索、逻辑检索外，还提供二次检索、过滤检索、同义词检索等辅助检索手段，使用该平台检索出的专利数据更准确、更全面。

实证结果及分析

考虑到本文采用的为短期面板数据，因此采用静态面板分析法对上述模型分别进行回归。本文利用stata12.0软件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设定形式的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三大经济区的角度，两个模型均原假设，因此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接着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两个方程分别进行估计。

（一）以发明专利为创新产出变量的估计结果

全国层面的以发明专利为创新产出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滞后期、人均资本均对我国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滞后期的影响弹性系数高达0.7以上，人均资本的影响达到0.38以上。地区工业化水平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正，这说明工业化对劳动生产率还是有正向作用的，只是不太显著而已。而出口规模的影响虽然没有通过检验，但系数为负，这说明出口对劳动生产率有不太显著的反向作用。然而创新产出变量的估计结果在5%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但系数为负，这说明我国现阶段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创新产出对劳动生产率有较为显著的反作用。

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劳动生产率受自身滞后期的影响非常显著，东部地区最高系数达到0.8以上，最低的西部地区在也在0.5以上，并且呈现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生产率滞后期的影响越大的规律；三个区域人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作用也非常明显，东部最低为0.25，西部最高为0.6，说明经济越是落后地区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越强；所有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影响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东部和中部系数为正，西部为负，这说明工业化对西部影响是反作用的。出口规模仅东部通过了检验但系数为负，另外中部系数为正，西部为负；创新产出变量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系数均为负，仅西部在5%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也就是说，该变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均是负的，且西部更加显著。纵向来看，东部地区资本的影响仅在10%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资本的影响不仅弹性较小而且显著性也不太强，出口规模也在10%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这说明出口的负作用较为明显，创新产出有不太显著的负作用；中部地区除滞后期和资本之外，其它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中部地区工业化和出口规模的正向影响及创新产出的负作用都不显著，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处在资本推动阶段；西部地区除了滞后期、资本两变量显著为正外，工业化和出口规模都表现出不显著的负作用，而创新产出在5%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但系数为负，这说明西部地区以发明专利为代表创新产出变量对劳动生产率反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

（二）以实用新型专利为创新产出变量的估计结果

全国层面的以实用新型专利为创新产出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依然是滞后期与人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化水平有不显著的正影响，出口有不显著的负作用。但与发明专利回归结果不同的是，此处的创新产出水平却在5%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实用新型专利对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分区域回归的结果显示：三大经济区的生产率滞后期和人均资本均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化水平均有不显著的影响（其中西部为负，其它地区为正），出口规模均有着负作用（除东部在10%水平下显著外，其它均未通过检验）。而创新产出变量却相反，此处的符号均为正，尽管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实用新型专利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纵向分析情况除了创新产出变量的符号外，均与发明专利情况相同：对全国层面的分析情况来看，除出口规模外的所有变量对劳动生产率都表现出比较积极的影响，而且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系数在0.1以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创新产出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东部地区除了滞后期外，资本深化和出口规模均在10%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二者符号相反，这说明对于该地区来说，资本的作用不如其它地区明显，而出口的反向作用却比其它地区都要显著；中部地区所有变量的符号都为正，说明本文所涉及到的因素对现阶段中部省份的劳动生产率都表现出积极的作用；西部地区除了滞后期和资本深化表现出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外，其它变量均没有通过检验，与前文分析相同的是工业化和出口规模依然表现出反向作用，而创新产出变量的系数在三大区域中是系数最大，尽管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实用新型专利对该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较大。

结论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针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区域进行了静态面板OLS分析，结果发现：

第一，滞后期和资本对劳动生产率有着极其显著的推动作用，弹性系数都非常高，而且表现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二者的影响就越大的规律，从这一点来说，我国经济的增长可能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主要依靠投资的拉动。

第二，工业化的影响不太显著，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来说，工业化都能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当地生产率的提高，但对于落后的西部来讲，盲目推动工业化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第三，出口规模除中部地区外都有负作用，也即是扩大出口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刺激经济发展，但我国现阶段出口对生产力的影响已不如预期。

第四，发明专利的影响都是负的，而且越是落后地区，其负作用越显著，专利是技术的法律保护，是赋予专利权人一定时期的垄断权限，而垄断不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发明专利的垄断时间长达20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很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这也许正是本文实证结果的原因所在。

第五，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是正的，而且越是落后地区，其作用越大，实用新型专利是就产品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在“技术含量”上不如发明专利，保护期限较短，所以能在短期内就能对劳动生产率表现出积极的影响。

相关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加快中国工业转型和通过出口刺激经济增长的认识，对我国走创新驱动之路更同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十报告特别强调要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并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国内产业结构尚不够优化的先决条件下，鼓励专利申请，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很有必要的，但短期内这种做法未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走创新驱动之路又不能不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到平衡至关重要。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经济增长的动力上下功夫。虽然增加资本能对劳动生产率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在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的趋势下，资本的边际产出会逐渐减小，经济增长不会长期停留在资本推动阶段。目前我国工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至于采取怎样的措施利用自身条件及各地潜在优势，将现有资源更好地转化为推动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动力，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进一步的探讨已经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本文后续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杨中楷，梁永霞，刘倩楠.专利引用过程中的知识活动探析[J].科研管理，2010（31）

2.杨中楷，孙玉涛.基于专利引用的国家技术力量指标比较[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10）

3.康宇航，苏敬勤.技术创新机会的可视化识别—基于专利计量的实证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8（26）

4.向希尧，蔡虹.组织间跨国知识流动网络结构分析—基于专利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1（29）

5.刘凤朝，马荣康，孙玉涛.基于专利技术共现网络的纳米技术演化路径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2（30）

6.Kumar R， Tripathi R， Tiwari M. A case study of impact of patenting in the current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Asia[J]. Scientometrics， 2011，88（2）

7.Hu AG， Jefferson GH. A great wall of patents： What is behind China's recent patent explos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90（1）

8.Mainwaring L， Moore NJ， Murphy PD. A regional comparison of enterprise patent holdings： A study of British and Irish data[J]. Research Policy， 2007，36（10）

9.Moser P. Patent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Economic History[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3，27（1）

10.张继红，吴玉鸣，何建坤.专利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1）

11.刘小玄，吴延兵.企业生产率增长及来源：创新还是需求拉动[J].经济研究，2009（7）

12.朱英明.区域制造业规模经济， 技术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0）

13.王贤文.基于 GIS的区域科技发展空间结构与合作网络分析[D].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篇6

[关键词] 农村、抽水效应 贷款 区域合作 纵向一体化

一、“抽水效应”

“抽水效应”形象的比喻了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等发达地区的经济现象，主要表现为“存易贷难”、“金融机构对农业贷款所占比重低”以及“以高利贷为代表的民间资本盛行”等。造成抽水效应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市场规律、经营风险及宏观政策三个方面。农业在我国属于弱势产业，近10年间,我国GDP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 相应第二、三产业上升10多个百分点，其生产具有经营分散，成本高，风险大，收益率低等特点。受利益驱动，设立在农村的金融机构不愿将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与建设中去，而是将大量从农村吸储的资金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邮政储蓄系统三大渠道投入到回报率高、风险低的行业和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使大量农村资金“非农化”，加剧了农村信贷资金的供需不平衡。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所提供的贷款数量之和仅能满足农村10%的贷款需求，除了64%的贷款需求由民间提供外，仍有26%的贷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2001年～2006年间，仅从农村信用社流出的资金就由4677.98亿元增加到6723.7亿元，增幅达43.7%。向人民银行提交准备金、购买债券和资金拆出是三种主要的资金流出方式。因此，可以说现有的农村金融系统是将农村资金引流到城市的一个桥梁，是造成农村经济“失血”的无形杀手。政府补贴杯水车薪，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

二、农业信贷推行的困难与问题

农村信用贷款是指农村信用社基于农户信誉，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贷款。该项措施本应对于缓解“抽水效应”，增加农业资金供本应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目前效果并不明显。

农业信贷推行遇到的主要问题与困难有以下几点。首先，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条件有限，历史包袱沉重，业务水平不高，发展后劲不足。其次，农村的传统思想使得农民惧怕“负债生产”，加之办贷手续繁琐使得农民整体对于贷款热情不高。再次，贷款农户信用评价体制不完善，投资回收期过长，贷款管理成本过高。并且农民多为消费性贷款，生产性贷款需求不足甚至缺乏借贷载体。农民经营水平不够，导致还债率低。最后，大量金融机构从农村撤并，导致金融服务工具匮乏，“高利贷”卷土重来。

三、农村金融改革的主流思维与局限

目前，国内关于解决农村资金匮乏问题的主流思维是在政府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加快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加强农业金融体制建设，然后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金回流。具体的措施有：1、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相关部门的紧密配合；2、重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金融机构；3、完善贷款制度，调整利率，进一步扩大放贷范围;4、按照WTO 的宗旨和原则,适当鼓励和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5、规范民间借贷行为；6、直接限制县域资金外流等。

以上提到的解决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疏通农业资金回流渠道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讲，我国小农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完全由市场自发配置难以完成，必须由政府政策支持、引导和推动。农村生产力低下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难题，在中国尤其严重。农业产出无法达到社会平均回报率，从而无法对资本产生吸引力，试图仅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农村资金流向近乎不可能。因此，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贷款制度的完善等措施治标不治本，甚至一个更加完善的金融系统会导致农村资金更有效率的流出，可以说恰好起到相反的作用。而在农业产业不成熟的前提下，盲目引入外资的后果不但会阻塞本土资源流通，甚至产生破坏性的作用。因此，解决农村资金流向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外部制度的成熟与否，而关键在于农业生产水平本身。

四、农业贷款的对象调整与新思路探究

那么究竟如何合理解决农村资金短缺的“抽水”问题呢？如何调整现阶段农村的生产关系以适应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呢？针对以上几点原因，调整农业信贷的贷款对象，形成以村镇为单位的农村经济区域合作模式与开展“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是目前最为可行的方案之一。

农村经济区域合作模式是指以村或镇为基本单位，由当地农民采用入股集资的方式自发组成生产性的互助组织，选举产生领导机构，然后以之为单位开展农业生产。从国际经验来看, 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利润率, 不可能依靠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模式来实现, 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提升生产单位的层次和规模。

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是指政府放开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个领域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农民参与到农业生产的上下游，逐步延伸产业链条，培育新的增长点，拓宽增收渠道。然后，农村金融机构以生产互助组织为单位，按其信用评级统一发放贷款，使资金回流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终拉动产业增长。

具体来讲，例如某村农民可以采取一人一票制，以一定金额作为入会费组建股份制生产合作社，通过选举产生领导委员会，对外统一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统一组织检疫与销售；对内开展农业知识讲座与技能培训，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对于有能力的合作社，可以开办化肥生产厂和农产品加工厂，提高产品的单位附加价值。合作社还可以进入包括设备制造、运输、零售、餐饮等其他与农业有关的领域进行经营，形成三大产业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局面。政府在这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与帮助扶持，例如采取免税或补贴政策，加大政策性银行的支农力度，重点扶持示范性农业等，同时适度引入竞争机制，保证农业产业稳步发展。此时，作为农村金融体系核心的农村信用社以生产合作社为单位发放贷款，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收益，还可以极大的活跃农村金融市场，引导资金回流。

采取“区域合作”与“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的优势在于：首先，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个体农户由于缺乏知识技术或必要的培训，往往经营收益微小甚至亏本，采取合作生产的方式不仅可以提高经营水平，增加农业产出，还可以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优势，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增强农业生产的风险抵抗能力。其次，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了坏账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农民在使用资金时不够谨慎以及还贷意识不强，而区域合作体制要求生产互助组织整体作为信用单元参与信用的评级与核算，使得资金应用效率提高，减少了出贷单位的坏账损失。在浙江省的部分农业试点中，信用机构针对合作社可以做到当天发放贷款且坏账率仅为0.6%。最后，大幅减低了贷款的管理成本。例如目前农信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小额贷款业务采用的是一家一户式的小农资金投入形式，贷款金额一般在1000～10000元之间，最高仅可以达到50000元。这一小额分散经营的模式使得出贷单位难以有效管理出借款项。资料显示，支农贷款每增加1500万元, 农户面要增加近1000户。采取集体借贷，统一核算的区域合作制度将使得这一过程变得简便，易于有效控制，且有利于农户联保制度的推行，从而促进贷款的回收与再发放。

需要注意的两点是：首先这两种经营模式的开展是相辅相成的，仅采取“区域合作制度”无法使得农业生产水平有所进步，农村生产力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提高。同时，不以合作经营为前提而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其他涉农行业是极其危险的，不仅成功率极低，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上辅之以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可以进一步稳固和促进发展。其次，区域合作模式中的生产合作社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有着严格的区别，目前乡镇体制改革已全部到位，政府行政机构不再参与其中，完全靠农民自发组织，自我管理，政府权力机关仅从宏观政策方面给与帮扶，而不直接参与具体经营活动。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目前农村资金外流的现象可以归结为农村生产力发展滞后，并且没有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之匹配的问题，而并非由于农村金融体制不健全或市场化程度不够。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性角度入手，通过“区域合作”与“纵向一体化”的方式调整农业贷款对象，同步改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投资环境恶化，农业资金匮乏，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农业现状。

参考文献：

[1]侯芳妮:从“ 抽水效应”看农村信贷资金短缺.财会月刊[J]，2006年第3期

[2]袭磊滨:对农村资金严重短缺问题的思考.秘书之友[J]，2003年第11期

[3]郭玮:城乡差距扩大得表现、原因与政策调整.农业经济问题[J],2003年第5期

[4]韩崇胜:发展农村金融业解决农村资金短缺之探讨.甘肃农业[J]，2005 年第1 期

[5]徐长春李宾:农村地区贷款难与难贷款问题的对策思考.海南金融[J]，2007年第11期

[6]褚保金于佳:农村资金短缺、资金非农化与信贷支农，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4年第14期

[7]:农村资金为何短缺.经济研究参考[J]，2004年第87期

[8]刘雪雁尹锋:农村资金短缺问题分析.河北农业科学[J]，2007年第11期

[9]戴运财:改变农业落后和解决农村资金短缺的探讨.广西金融研究[J]，2003年增刊第1期

[10]王宝贵:对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的研究.消费导刊[J]，2007年第12期

[11]张杰: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政策调整，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农村金融[J]，2007 年第23 期

篇7

关键词：云计算； 新战略； 释放潜能； 欧盟

1 云服务的灵活版权许可

在欧盟的报告《知识产权单一市场》中有这样的预言：在线版权许可欧洲框架的诞生会催生一大批受保护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合法的方式面市。现代许可技术能把更多的在线服务提供给全欧洲的用户①。

1.1 建立一个高效透明的机制用于云计算的权利许可证和数据管理

针对云计算服务及所有的在线服务，应找到让版权许可变得更加高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权利许可证流程应当高效透明，特别是对于共有权利。许可申请流程的简洁有助于推动创新和给版权持有者创造更多的收入。欧盟委员会②最近提出的法律建议将能全面改善集中权利管理作用的发挥，并简化网络上音乐使用许可证的申请流程。这将改善在线音乐的存取状况，并提供更多的在线音乐。

此外，欧盟委员会已宣布将鼓励和支持开发自动化和集成化的标准权利管理基础设施的项目。

这些以行业为主导的项目主要关注版权许可链条上的信息质量以及高效流动问题，这些项目包括相关内容同盟③（Linked Content Coalition，目标是开发标准的通信基础设施用于高效管理在线版权）和全球曲目数据库④（Global Repertoire Database，项目旨在能首次提供一个综合的且授权的音乐代表作品全球曲库）。

同时，英国还提出了数字版权交换（Digital Copyright Exchange，DCE）的概念。继Hargreaves报告之后，英国政府委托Richard Hooper先生开展了DCE可行性调查。如果成功的话，DCE将能推动版权许可内容的信息交换，并打造一个连接版权所有者和用户的在线平台。

1.2 在云中存取内容

如果电子商务的跨国障碍得到妥善解决，消费者和企业都能从单一市场提供的规模经济中获益。新的数据存储方式如云计算将提高音频视频等相关行业的产能。云计算的多国使用将产生更大的规模效益，而从本质上说，这项技术也会越来越国际化。

《知识产权单一市场》中强调欧洲应开发版权许可服务，并兼顾网络的应用和工具，以此推动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发展，让所有成员国的民众都能轻松且合法地使用和共享出版的书籍资料和娱乐信息⑤。

对数字内容的自由存取是云计算服务最主要的优势。无论这些内容是音乐、音频视频资料，还是书籍，云服务供应商都能让用户从不同设备存取这些内容。这样一来，无论用户用哪个设备或是在外地出差度假，都可以自由访问自己的“图书馆”。

服务供应商应和版权所有者协商达成许可协议，这样消费者才能在全欧盟合法地消费内容。还应支持达成这些服务的跨国许可协议，为版权所有者创造更多的收入。

现有的版权法律框架足以应对适用多国的许可证问题。但是，还应出台更多创新且灵活的应对云计算服务中受版权保护作品的许可证颁发问题，并应出台让版权所有者在多国共享作品的激励机制。还要鼓励云服务供应商提供多国服务，让消费者从不同的成员国都能享受到这些服务。

最近，欧盟最高法院对斯诺克超级联赛一案的判决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即虽然版权所有者可以在某一属地申报自己作品的版权，但不能对服务的自由移动进行限制。所以，版权所有者可以得到适当的补偿，但没法把作品属地化。尽管这一判决只限于体育权（体育权不受欧盟版权法的保护），但它会改变其他内容在欧洲单一市场获得许可的方式，从而满足消费者更高的需求。即将出台的《在线传播音频视频作品绿皮书》（《音频视频白皮书》①）将分析如何利用这一判决更好地建设单一市场。欧盟委员会将在报告中着重关注原产国规则的相关问题。

2 数字议程行动“让在线和跨国交易更直接”

信息社会服务供应商对他们传播和存储的内容了解有限。电子商务指令②的第12到14条介绍了一系列关于在线中间商的免责情况③。

电子商务指令的第12到14条提出了所谓的“安全港”，其中有三种类型在线中间商的活动可免责。这三种类型的活动如下：

（1）“单一渠道”服务，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或网络传输服务（如网络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

（2）“缓存”服务（缓存常被认为是一个用于改善用户体验的技术流程），包括暂时的和自动数据存储，旨在让信息的进一步传输更加高效（如网络提供的服务）；

（3）“存储”服务，包括其他用户提供的数据存储服务，被存储的数据通常是这项服务的用户选择性上传的，并且可进行不限时的存储。

此外，服务供应商可以开展各种中间性质（即服务供应商用第三方来传输或存储信息）或非中间性质的活动。免责情况只适用于第一种活动，而且不能延伸到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其他活动（见电子商务指令的第42到46条）。

最近的电子商务公告④中总结道，尽管电子商务指令旨在技术中立，但自2000年这个指令以来，经济的发展使得对上述条款的解读更加充满挑战，因此有必要澄清信息社会服务供应商的责任分工，并采取额外措施让指令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份公告的公众意见征集期，利益相关者指出各国法律在“新服务”的免责问题上有不同的规定，而这一点在电子商务指令中没有提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管理上的不确定性⑤。

这种不确定性的案例之一是“Usenet”这一案件。Usenet被德国慕尼黑法院定性为缓存服务供应商，而被其他法院定性为存储服务供应商⑥。在另一个案子中，意大利上诉法院⑦认为PrivateBay不是存储服务供应商。然而，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⑧发现PirateBay提供的某项服务中，用户可以在网络上上传和存储torrent文件，因此把这项服务定性为存储服务。

3 数字议程行动建立数字自信心

在欧洲，向企业用户推广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国际法规允许某些国家的执法部门和安全服务机构未经审查就进入存储在非欧盟本土的云供应商处的欧盟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数据保护法如何应用就变得很重要。

云计算利益相关者的主要顾虑在于现有欧盟数据保护法律框架的执行范围以及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的权责分工。其中一些疑问也在第29号工作组报告中有所反映。这也意味着，有必要在欧盟层面上出台一个更加明晰和完整的法律框架。

3.1 利益相关者的顾虑

在云计算公告①和欧洲议会云计算调研②的征集公众意见和背景调查的准备期，大家认为云计算有助于推动改革，其目标是打造一个稳定连贯的欧盟管理体制，确保有效的数据保护，为云服务供应商建立信任③。

此外，2011年的报告《从云的角度来理解安全、隐私和信任危机》指出了当前欧洲云计算相关政策的缺陷。在数据保护指令方面，它指出了以下法律缺陷：

（1） 数据控制者/处理者的定义以及这些定义在云模式中的适用性；

（2） 对个人数据的控制；

（3） 所处位置作为法律执行的标准以及各国的法律区别；

（4） 关于权责的规定可能不是最优的④。

《关于欧洲云计算战略方向的行业建议》⑤中写道，在云计算环境中，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更加复杂。控制者、处理者、下一级处理者以及功能分布等都让数据保护法令中现有的一些定义变得不适用。该行业建议中还强调“对相关法律问题缺少澄清，特别是跨国的情况下，数据、控制者、处理者和处理程序都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云计算供应商的属地可能很难界定，如一个非欧盟用户使用一个非欧盟供应商设在欧洲的数据中心。欧盟委员会最近建议出台一个欧盟层面的数据保护法规，在和云关系最紧密的领域实行“一站式执行程序”⑥。这一法规为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基础。欧盟委员会将和欧洲议会一起努力推动该法规在2013年的出台。在现行的数据保护法令95/46/CE中，欧盟委员会将出台特殊措施，确保数据保护的相关条款也能在云环境中有效执行。同时，第29号工作组最近也强调“大规模部署云计算有可能导致数据保护风险，主要是缺少对个人数据的管理，以及关于数据是如何，在哪里和被谁处理的信息不充分。”这一意见涉及“和其他方共享资源，多方处理商和分包商的外包链条缺乏透明，全球共同数据便携框架的缺失以及对欧洲经济区以外的云服务供应商传输个人数据进行批准的不确定性”等问题。

云用户和供应商的主要顾虑是欧盟数据保护指令的适用范围，特别是设备的标准问题。云计算利益相关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当前的框架下，云供应商可能需要同时遵守多国法律。这一方面会给云供应商造成极大的负担，另一方面，假如某些地区的数据保护条例严于其他地区，还会导致挑选法院的情况发生。

3.2 《数据保护规定》的建议

在给欧盟提《数据保护规定》建议时，他们充分考虑了云运营商和用户的顾虑。

在此基础上，《规定》在欧盟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条款以及 “一站式执行”的流程⑦。这就意味着，无论云服务供应商身处何处，整个欧盟范围内只有这一个规定适用。该规定为未来云计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的责任分配问题，《规定》把它留给了运营商，让他们自行决定相互关系和责任分配。云计算复杂的服务供应链条中不仅包括云供应商，还包括基础设施和通信的供应商，在规定框架下，用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把这一链条变为一个稳定的系统，确保全欧盟执行一个综合的法律。

篇8

关键词　国际语言 现代经济竞争力　有形力量　无形力量　新元素

随着经济形态从原始经济形态演变成商品经济形态，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向更高更新阶段的演变，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时代的演变，国际语言便成为科学﹑技术﹑人力技能﹑环境等经济竞争力因素的构成要素，并成为新的﹑潜能巨大的推动和制约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在商品经济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通过价值规律起作用，以其有形力量——本国与它国的语言教育相对成本和绝对价值加强其现代经济竞争力；以其无形力量——在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推动或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

1 经济形态演变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和条件

1.1 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第六”元素的前提

商品经济形态是一门语言可成为国际语言的前提和条件。在原始经济形态，出于对部落﹑社会形成的需要，产生了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只是在区域内交流，被地域和区域原始经济所分割，其远远未达到国家的语言标准，更不用说是世界语言。这些语言的典型如中国当时春秋战国的各国文字，如：秦国文字﹑齐国文字﹑楚国文字﹑韩国文字等。在封建经济形态下，由于封建国家的形成和统一，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多种语言逐渐被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民族或者国家的语言取代。但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形态下，即使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其语言都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其原因正如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一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语言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如当时的中国，其唐代，元﹑明﹑清以及罗马帝国，古印度等当时的大帝国，其经济势力在当时雄霸世界，但这些国家的语言，在当时都没有成为世界语言。只有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自由竞争和寻找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区域界限被打破，使得最有经济竞争力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成为可能。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英语成为了国际语言。随着商品经济的演变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一些新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如汉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因此，商品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

1.2 商品经济形态演变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包括了自由竞争﹑垄断竞争﹑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等。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在自由竞争阶段，语言的国际化是实现国际贸易的前提和条件。在垄断竞争阶段，跨国公司的出现，学习﹑培训和使用国际语言是从事国际经济的重要内容。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阶段，为国际语言服务于经济向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因素和其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元素转变质变做准备。

2 国际语言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论

2.1 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分析

(1)经济学原理认为，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对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分析也要从生产领域来分析。在从生产领域来分析要明确几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语言不是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而只有成为了国际语言的语言才是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就目前而言，只有英语等少数几门语言才是生产力的因素。因为其他语言还未参与语言的国际分工，因此还不能成为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其次，在分析生产要素的时候，学习本民族语言与学习国际语言其比较成本要归结到生产的成本中；再次，学习它国的国际语言与它国学习本国的语言（如果本国语言成为国际语言）的收益差，是分析的关键。

(2)生产领域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三要素中，国际语言首先成为培养劳动者的新要素。对劳动者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接受教育培训中，接受国际语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花费在这其中的成本，变成为产品的成本。因此，此成本的花费与国际平均成本（即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学习同一国际语言的成本的平均值）相比，花的成本越少，产品价值实现后的绝对剩余价值就越多，企业或者国家在贸易中就盈利。反之，则亏损；其次，国际语言转化成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人们使用生产工具生产，不可避免的使用语言，从信息要素来说，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生产要素。使用语言生产比较抽象，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它区别于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观念的大变革。

(3)从购买生产资料，投入生产到产品产出流通到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货币充当了核心，语言充当了桥梁。如果采取了非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和价值实现则还是要选择国际语言。如果生产采取的是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实现则无须再选择其它的语言，本身不需要桥梁，可实现价值的实现。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便成为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基本内容，其学习的成本比构成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成本比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英语是国际语言，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学习英语成本是其它国家学习英语成本的几分之一或者几十分之一，而且向那些学习英语的国家输出师资和学习资料，并组织各种英语考试，其成本比和语言产品输出，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新要素，也是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同等条件下的比较成本优势。

2.2　生产新要素分析

(1)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随着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赋予了生产要素以新的内涵，并扩展了生产要素的外延。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还包括技术﹑人力技能﹑研究与开发﹑信息﹑规模经济与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但是也忽视了国际语言对经济的作用。笔者从生产力新要素中分析国际语言对经济竞争力的作用，并从新要素角度说明国际经济和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格局变化。

(2)技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所积累的技术，可以提高社会和个别生产率。国际语言作为世界科学技术的载体，作为技术和知识的载体和桥梁，是技术要素实现的载体和桥梁。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惊人，用于提高生产力的科技应该为全世界服务。承载这些科技的语言总是而且是必须要通过国际语言的传播和传载，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转化成先进的生产力。因此，要获得先进的科技，必须学习承载这些科技的载体，即国际语言。在学习国际语言的过程中，学习方作为消费者，国际语言国家作为生产者，双方以语言这一特别的商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上进行交换。因此，国际语言便转化成商品，这种商品也具有一般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市场的作用下，有其生产成本和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过这种商品是极其特殊的商品，其生产和消费比一般商品更容易掩盖其实质。有关理论，有待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商品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全部内容和生产力的体现，因此国际语言成为商品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

(3)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人力技能的差异。技能劳动即进行专门培训形成一定的劳动技能进行的技术性劳动。对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成为人力技能要素的最重要元素之一，评价标准和重要内容，是企业和国家用人的标准之一，是定义和评估人力技能要素资本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4) 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信息要素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重要，有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信息时代来临的观点。不管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多高，国际语言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语言是一种能创造价值并能进行等价交换的无形资源，由于其历史原因和语言学的特点，使得这一要素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传统意义上与一般商品相异，其交换价值取决于知识市场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政治发展的政治力量。在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下，密码形式的语言是国际语言的特殊表现形式，好比商品中的古董和历史遗迹。

2.3　价值分析

篇9

关键词：环首都经济圈；文化产业链；错位；延展；补充；对接；协同发展；世界城市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111-05

继“环首都经济圈”（以下简称“环首区”）布局后，河北省紧接着又规划了“环首都文化产业带”，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反映了双方优化产业结构和保护环境的共同需求。显然，河北省以政府战略的形式构设了环首区发展的美好蓝图，为其承接首都“溢出效应”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然而，与首都的协同难题仍是制约该区域文化产业链完善的关键因素。产业发展实践表明，只有理顺产业链，才有可能将良好愿望转化为生产力；准确对接首都文化产业链，有助于推进绿色无污染产业的发展。为探寻环首区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笔者所在课题组多次深入该区14县、区实地考察，对影响产业发展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产业链相关理论，提出完善文化产业链、优化价值链核的对接思路。

一、文化产业链对接相关理论

（一）产业链内涵界定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Adam Smith）基于社会分工的“迂回的链条”说，被视为产业链思想的萌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将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进一步突出了企业间分工协作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将研究的视域逐渐扩展到了企业外部。1958年，在《经济发展策略》一书中赫希曼强调了产业链环节“前向”和“后向”的关联效应，自此，“关联效应”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内容。国内相关研究，是在供需链、企业链、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区域产业发展实践进一步深化扩展的结果。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不仅把产业链作为一种单独的经济组织形式加以理论化，还将“产业关联”理论扩及不同产业间和不同区域间，拓展了西方研究由微观到中观的探索路径。

自20世纪90年代傅国华开始使用产业链概念以来，国内对产业链的概念、内涵、类别等方面的讨论逐渐深入，但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理论体系。就现有文献分析，关于产业链概念内涵的界定主要有如下三类。（1）定位在产业内关联。认为产业链是“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等经济活动过程按内在的技术经济关联要求将有关的经济活动、经济过程、生产阶段或经济业务按次序联结起来的链式结构”。[1]（2）跨产业关联，产业链不必局限于同一产业间。刘贵富总结了简新华、杨公仆、龚勤林等相关说法，认为产业链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同一产业部门或不同产业部门某一行业中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及其相关企业，以产品为纽带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关系，联结成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链网式企业战略联盟。[2]刘志迎根据经济学中标准的定义，更进一步强调跨产业的特征，“产业链既涉及不同分工形成上下游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又伴随着知识、技术等的传递，因此并非仅指某种最终产品所在的产业，产业链应该是跨产业的一个概念，单独一个产业无所谓产业链。”[3]（3）跨区域关联，关注区域市场间的关系。郁义鸿将产业链抽象为由两个相关产业之间或相邻市场之间的关系，将这类关系分为上下游产业之间的纵向关系和并行产业之间的横向关系两类。[4]

本文综合以上三种界定，重点探讨文化产业链节点间关联效应对区域经济的作用，而不着意区别商品链、生产链、供应链以及价值链等概念。因而，产业链概念既包括实体存在的企业、产品，也涵括了企业之间的技术、经济、品牌形象认同等联系，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产业链要素。一条完整产业链由创意设计、生产、交换、消费环节组成，但不同企业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与之相应的市场活动，确定适宜的产业链节点，在特定区域内构成不尽相同的供需链。增值性是构建、优化产业链的主要诉求，完善的产业链，能够实现1+1>2的乘数效应。一般说，产业链越长，链核越强大，增值、辐射效应越明显。在出版产业中，一条包括了上游版权、中游出版物、印刷和下游的光盘生产，甚至延至境外合作出版等活动的产业链所带来的范围效应就会很突出。拓宽、延伸产业链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二）文化产业链构建是一个涉及多部门的系统工程

依以上界定，文化产业链可概括为：各文化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因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环境，由不同的产业价值环节连缀而成的链式形态。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推进，文化产业不仅包括新闻服务、出版和广电等传统业态，还涵盖了手机出版、交友平台、视频网站等由传统文化符号和数字技术融合所产生的新兴业态。在产业链中，文化符号的数字化开发、创意设计居上游高端层，中游是文化内容产品的大量复制生产环节，下游是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推广和消费，处低端层。当前，我国文化园区雨后春笋般出现，文化产业确已“做大”，但规模不经济、范围不经济现象严重。许多地方还只是园区型、板块式单打独斗发展。产业链不完善，链条短、链核缺失等问题突出。

文化产业链的完善，超过了单一的文化产业层面，其产业链的构建涉及到多种因素。文化产业不仅具有跨行业、跨市场的特性，还颇具融产业特征。产业形态不仅涉及文化部门、广播电视部门、工业信息部门，而且也将农业、工业等产业形态涵括进来，比如观光农业、旧工业区创意改造等。向勇等以迈克尔·波特钻石理论分析框架为蓝本，总结了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相互关系，得出如图1所示的中国文化产业本土实践分析框架，对完善环首区文化产业链具有一定启示。

从图1[5]可以看出，在文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中，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环节的有效对接，不仅要考虑特定政治、经济等宏观背景，同时也要利用科技力量并及时把握新出现的机会，变不利因素为有利条件。当前，环首区产业发展在宏观环境利好的背景下，突破点是中观层面整合区域内外资源、把握时机理顺产业要素供求关系，使之顺畅运行。

（三）环首区文化产业链对接集中在三个方面

环首区产业链完善的复杂性，不只表现在一区自身产业对接，而是要力促跨区域、跨市场、跨行业的有效对接。在环首区这样可囊括所有环节的大经济区，完善产业链不仅要构建设计完整的产业链，更要动态关注关键环节的优化提升。所谓优化提升，是指借助品牌影响力或资本、科技优势、政策推动平台以及资源配置、创新等力量，将主要的增值体能、增值空间较大的链核环节做强，发挥其辐射力和产业拉动力。优化产业链环即可看作一种方法，也可视为一种对接方式，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与构建产业链按先后顺序展开，也可同步渗透。

产业链对接的内涵，在环首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区域功能对接。河北省提出按照“六基地”（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农业、绿色有机蔬菜、宜居生活基地）规划布局，以“绿色”环保为核心价值诉求。这种注重生态的发展目标，一方面适应了产业转型、打造河北经济“增长极”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主动服务首都“世界城市”建设的态度。为此，文化产业发展需沟通协调，通过产业链完善实现共赢。二是政策对接。这是跨区域发展中最棘手的问题，如纽约都市圈、长三角区域发展都经过了不断磨合的过程。施祖麟认为不能只为北京考虑，而是“应该结合河北省，整体上对这14个县、区应该有个明确的省内定位，不能光说是环首都经济圈、绿色经济圈。要给他们什么优惠政策，而且这个优惠政策是向省要，还是向北京或者中央要，这很重要。”[6]这就需要双方在土地、税收、人才等问题上协调，力避政策不一、割裂式产业格局的出现。三是文化产业发展理念对接。京冀双方产业发展理念是否对接，关系到产业政策制定，更直接影响着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的贯通。文化产业发展需产业化运作，应借鉴美国迪士尼、韩国影视产业链构建的成功经验，以科技创新、品牌带动、衍生品开发的方式延伸产业链，以期收获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之效益。

二、环首区文化产业发展理念、发展态势分析

环首区文化产业发展处在大北京经济区域环境下，京冀双方协同发展难题由来已久，一直存在着发展诉求、资源禀赋基础、传统经济活动的惯性等差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京冀区域间的产业关联效应更加突出，双方协同发展渐成共识，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对接思路不明晰也阻滞环首区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协同发展已为京冀双方共识

从发展目标看，首都以生态为取向，而河北致力于经济发展，这对矛盾曾严重影响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市委研究室“首都经济圈研究”课题组研究指出：“京、津两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远未发挥出来，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虹吸现象，在使京津周边成为经济发展的谷底的同时，也导致自身出现了众多的大城市病，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现状的时候了。”[7]环首区战略的“绿色”定位可视为双方协调的表现，低碳概念利于河北产业转型，也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需要。

1. 环首区担负着河北省新“增长极”的重任。对于处在贫困带的环首区来说，多年来不仅未得到首都经济的“溢出”效应，还在人才、资源方面受巨大磁场的吸引，经济发展落差极大。一方面，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偏低，配套设施不健全，产业开发能力受限。该区域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缺乏现代化科技设备和高档次的影院、演出场所，加之图书陈旧，远远不能满足区域内外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对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和利用，多停留在名胜遗址的简单修复和静态观展层面，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无从实现。

为改变这种状况，2010年10月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战略提出举全省之力打造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随后又出台了《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逐步引导形成‘四带一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总体布局”，并按照“协同与共赢、借力与错位”等原则，打造跨区域协调发展的“环首都文化产业带”。在具体支持措施上，管理层不仅在资金上支持（自2011年起，河北省将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从每年1 500万元提高到2亿元），而且还依照经济特区的优惠幅度进行引导，其中在土地供应、工商登记、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之大在国内领先。与之相应，环首区所涉的4市及14县、区也相继出台了支持配套措施。

2. 北京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问题”突出，“世界城市”建设任务急迫。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对文化的消费逐渐增多，消费能力增强。2010年北京市人均GDP就已超9 295.48美元，2011年则超1.2万美元，2012年更是超过1.3万美元，恩格尔系数降至了36%左右，已达到世界中等富裕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十一五”时期，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3%；2011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1 938.6亿元；2012年，实现增加值2 189.2亿元（增长情况参见图2）。

然而，随着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等突出问题，制约了北京的进一步发展。从1990年开始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且在逐年加重。《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247.9万，占总人口的19.4%；80岁及以上人口38.6万，占总人口的3%。老年抚养系数高达27.6%，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从需求看，首都“大国首都、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城市空间布局要重新调整、产业要转型升级，这就需要周边区域的强力支撑。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依赖城市周边区域发展体系的共同发展，而绝非孤枝独秀。在韩国，首尔经济圈GDP经济总量占到了全国的67%。而北京首都经济圈（京津冀三省市）在2009年只占国家经济总量的10.9%，2010年仅为10.8%，远不及长江三角洲经济圈，2010年其16个城市GDP经济总量占比达17.6%，2011年占到17.4%。显然，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北京，周边存在这样一个贫困带，无法匹配“世界城市”发展的蒸蒸气象。

环首区对于拓展产业空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都市圈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首都各界也已逐渐达成共识。2011年12月在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环首都圈与北京对接发展论坛”上，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金良浚指出，北京在金融业、文化产业、高端服务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必须实施部分产业向环首都圈转移。更要指出的是，在国家“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将打造“首都经济圈”定为“十二五”国家战略，明确“首都经济圈”包括“环首都经济圈”。由此可知，环首区发展已不再是河北“一厢情愿”式的“单相思”了，而是变为共同愿望。

（二）环首区文化产业发展虽有一定基础，但产业链对接思路有待明晰

可以说，环首区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处地利又得天时，不仅资源丰富，而且有的企业已经自觉应对首都出版业需求，发展态势良好，形成印装产业集群。但对于多数县市来说，还在盲目模仿，尚未找准产业链中的价值增值环节，消弱了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1. 环首区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具备一定基础。（1）文化遗产形态多样，生态环境良好，利于休闲娱乐产业发展。该区域涵盖了三祖文化、三国文化、元文化、明文化及清文化等文化形态，分布着遗存230多项，仅涿鹿一县就有中华三祖堂、中华合符坛、逐鹿狩猎场多达17项。而且，文化资源开发方式不断创新。滦平县为扩大国际影响力，利用“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优势，开展国际长城马拉松赛、金山岭长城徒步大会等体育活动，促成了美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基地（PSA China）落户金山岭长城。从生态环境看，该区域有多处风光独特、气候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不仅有野三坡、雾灵山生态旅游胜地，还有潮白河、滦河等河流资源。（2）文化产业发展初具规模，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商务会议会展、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二是印刷复制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廊坊的香河县、三河市、安次区的数字印刷、彩色印刷具有专业化和快速的特点，满足了北京众多出版社的需求，规模化效应显现；高氏集团、华林印务等年产值上亿的龙头企业，具有了集约化的产业特征；三是演艺影视业已有一定知名度。大厂评剧歌舞团演艺公司、国华影视公司、央视涿州影视基地的品牌影响，已有一定的文化产业辐射力。

2. 文化产业发展方向还不明确。环首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其表现可概括为“十五多十五少”：因地制宜多，关注产业结构少；内向眼光多，外向关注少；自说自话多，主动对接少；历史多，现实少；静态多，动态少；场地园区建设多，内容少；硬件多，软件少；小巧有余，宏大不足；零碎多，规模少；传统多，现代高科技少；浅尝辄止多，深入耕耘少；现成利用多，创意少；谈投入多，谈效益少；本土多，世界少；园区项目多，商业模式少。对以上现象进行分析可总结出以下特征：（1）产业链对接意识较弱，产业观念有待强化。（2）先进生产要素缺乏，产业链不完整，辐射力弱。

三、环首都经济圈文化产业链对接思路

环首区文化产业要实现跨越发展，应在生态性、整体性原则下，依据首都需求以及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自身区域比较优势，以优区位理念设计产业发展格局；再从首都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着手，延展、补充产业链；进而以错位发展思路，优化产业链、追求超越。

第一，从区域功能定位出发，依照首都布局和文化产业链现状，分级设计产业对接格局。环首区对于京冀双方发展诉求来说，是承担着特殊功能的特区，既承担着为首都发展提供绿色保障的重任，也负载着河北省打造新增长极的期待，要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基于此，若对应“世界城市”的目标，建设14颗耀眼闪烁的“世界一流”绿色卫星城环绕北京，那自然会相得益彰。这就需要根据北京市的规划格局和文化产业分布的状况，通过循优推移将产业链的各个节点配置到适合其经济活动诉求的特定位置，即优区位。

首先，从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规划考虑，可分级设计北京的卫星城格局。对于首都经济圈发展布局，刘永瑞认为“以首都为圆心、以100公里左右为半径的环带是核心圈层，应加强对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态发展的规划和推进，大力发展无毒、无害、无污染的产业或行业，为首都地区营造更加宜人的居住环境。”这种区域功能定位体现在产业链的设计中，既要在环保的前提下承接首都“溢出效应”，更要打造河北绿色文化产业政策实验和品牌集聚的平台。作为第二层级的固安和大厂可以承接高端商务会议，发展总部经济，满足首都高层交流的需求；也可利用生态优势建设休闲度假基地，开发体验经济。作为第三层级的张、承六县可开发原生态旅游基地，为首都提供绿色屏障。功能定位及产业发展方向参见示意图3。

具体的产业链环节的确定，需要根据北京文化产业布局而选择。北京现有的31个大型产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内容创意及现代科技传播等产业上游环节：在影视业，北京集全国70%以上的影视公司、发行公司和后期制作单位；在艺术品创作展示产业有798园区，“到北京，游长城、吃烤鸭、逛798”的说法即为明证；在数字产业，仅石景山基地注册上亿的数字娱乐企业已超过500家；新媒体产业，有大兴国家新媒体基地；动漫产业，有石景山国家动漫基地。从分布看，大型项目主要集中在朝阳区、海淀区和通州区；从结构上看，以上游创意为主，软件与计算机网络服务、设计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四大行业规模最大。从所涉及行业看，主要有艺术品交易、影视及新媒体制作、主题游乐项目、出版影视、IT业、艺术设计业、传统古玩业以及旅游业。可见，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强大竞争力，不仅资金、人才、市场等要素最齐备，而且产业门类比较齐全、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突出。环首区产业布局应避免直接和首都形成竞争态势，而是要对应“六基地”目标，根据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这十大产业门类的经济特点，根据优区位原则分别安排创意、生产、销售、消费、再消费诸多环节。

第二，按照“绿色”价值诉求，围绕“生态”目标选择产业链对接策略。对接北京，可根据出版传媒业、文化休闲娱乐业等对资源禀赋的不同要求，选择切入点，或者集聚或者分散，确定适宜的产业链对接方式。

从延展、补充环节着手，搭建文化服务平台。“补充”策略是该区的首选方式。众所周知，在北京的电视台、影视公司，规模都很大，而规模所带来的创意内容和高科技优势，环首都地区难以企及。大兴区的北京星光影视园便是利用地利优势，选择“补充”方式运作的成功案例。由做灯光设备到建摄影棚承接贵州电视台拍摄龙永图《论道》等节目制作，再到把新华网、搜索等国家级媒体引进影视园，陈瑞福这种“补充”式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大兴文化产业发展。环首区可借鉴参考这一思路，重点发展生产和销售、服务业，着力点应放在延展、补充、服务环节。可从两个方向布局：一是建设文化产业衍生产品基地。将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成果，采取景观化手段集中演示并力求产业升级，构建北京各大文化产业聚集区产业延伸的“后台”——生产基地，如文化产业公园、衍生品研发制作、专业化、定制化的后续服务等；二是建设文化产业“前台”，即试验基地，为北京市文化产业提供经营、生产、推广等环节的前期试验服务，例如动漫、影视、演艺等。如香河，可发挥家具产业优势，提供大型影视剧特定场面的道具、布景、服装、甚至延伸到化妆服务等环节。

以错位、迂回思路，追求超越。要推动环首都区域文化的共同发展，首先就需要从空间资源的整体性和产业关联性出发，编制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把14县、区利益与区域大局统一起来，设计区域内的错位布局，探索引领方式。廊坊市曾提出“引领北京”的设想。引领，首先要错位。北京拥有国家大剧院、北京工体、宋庄、潘家园等相当成熟的文化市场主体，环首区不宜硬碰硬竞争，发展只可“迂回”行进，找错位思路。环首区可规划北京没有的项目或者薄弱环节，如高科技全息演唱、未来体验、太空舱的体验、概念车、智能家居等，有可能实现“引领”，甚至“超越”。也可借独具的资源优势，建设原生态基地，通过温泉养生旅游、农业体验观光旅游、休闲体育健身旅游产业，延长产业链以带动环首区发展。

第三，增加高科技和文化元素的注入，优化产业链，以名品打造核心价值链辐射力。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文化资源转化成产业，特别需要现代科技作为桥梁，借助高科技打造影响力。在法国，为鼓励出版行业技术化和完善产业链，文化和交流部制定了系列优惠政策，年资助额度高达四亿欧元。环首区应将文化与科技创新作为未来发展的驱动力，通过政策激励以文化引领休闲时尚、以科技创造全新体验，布局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的示范区，打造有影响力的文化名品。比如，环首区可以建设以“科技、互动、娱乐、体验”为特点的大型航天主题公园和国家级航天科普馆，开发具有航天气魄、草原风情、民族特色的航天主题体验城。金山岭长城的原味文化底蕴，可用数字声像技术再现。韩国名将张保皋借韩剧《海神》得以传播，同样，抗倭英雄戚继光修筑长城的聪明才智，也可借力现代影视技术传播，以拓展文化旅游宽度。涿鹿县三祖遗产的开发，可采用影视等娱乐的方式吸引注意力，然后再将独特又丰富的“釜山合符”内涵，借数字技术展示出来，使优秀文化得以传承、产业的文化内涵得以提升。兴隆县的体育训练基地、大厂的评剧也可考虑与动漫、数码科技链接，向节庆会展延伸，进行深加工。

同时，重视产业间融合发展，为传统产业注入文化、科技内涵。传统产业要主动借用文化元素，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满足现代文化需求。平泉的活性炭开发可作为范本推广，把传统农业通过工业加工、艺术构想创意使文化产品为现实生活服务，螺旋式上升，打通产业门类，实现产业融合。丰宁草原旅游可以谋划与奥迪绿色驾驶活动联姻，香河的家具设计也可向城市建设、文化地标设计渗透，开拓出产业间大市场，扩大文化资源的品牌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新生.产业链与产业链打造[J].广东社会科学，2006，（4）：30.

[2]刘贵富.产业链：内涵、特性及其表现形式[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3）：114.

[3]刘志迎.产业链概念、分类及形成机理研究述评[J].工业技术经济，2009，（10）：52.

[4]郁义鸿.产业链类型与产业链效率基准[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1）：36.

[5]向勇，刘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十年进程：一个实践分析框架研究[J].福建论坛，2009，（8）：115.

篇10

欧元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来自于欧元区特有的优势:欧元区内部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开放度为欧元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当然，欧元区实体经济的规模、优势以及同全世界其它经济体之间的联系都是不可忽略的，这些特有的优势可以为欧元的发行区域以及欧元的使用国家带来使用欧元的规模经济效应(Hartmannetal，2002)。除此之外，欧元币值的稳定以及投资者对欧元未来走势的信心，使各国投资者选择欧元，欧元逐渐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经济往来中占据支配地位，其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从日元来看，除了阿根廷与巴西以外，日元成为了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俄罗斯、新加坡和南非的主要“货币锚”。

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南美国家的一篮子货币中，日元的地位较为重要，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依据日元币值的波动对本币外汇汇率进行调整，希望通过这一调整来达到一种最优水平，以保证国内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Kearneyetal，2007)。就回归系数来看，除了人民币、新加坡元和泰铢以外，其它国家的货币均为负值，说明这些国家的本币外汇汇率随着日元币值的升高而缓慢降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带来经济严重衰退，日本资产价格的减缩，银行货币供给政策也给金融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在东南亚地区，一些经济体的对外经贸往来却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选择日元作为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的计价货币。究其原因，主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边际产业扩张，日本企业对东亚国家投资，转移国内淘汰产业，在国外加工为半制成品以后再进口到日本国内。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规避投资或贸易带来的汇率风险，日本企业都倾向于采用日元作为主要的计价、结算货币，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日元的国际化;同时，也导致这些国家本币外汇汇率波动同日元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Yasuhiro，1993)。

从英镑来看，除了阿根廷、巴西、韩国、智利和泰国以外，英镑成为中国、哥伦比亚、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俄罗斯、新加坡和南非的主要“货币锚”。就回归系数看，全部显著性水平显著的国家货币均为正数，说明这些国家的本币外汇汇率随着英镑币值的升高而缓慢升高。全球性“英镑—黄金本位制”在19世纪70年代形成，英国兼具陆权、海权、空权等地缘政治优势，以英国为主导的经济区建立成功，英镑的国际化也得到推进，英镑曾经也在这一时期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牛凯龙，2009)。而自工业革命后，现代运输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出现，使得地缘政治的主导力量偏向了美国，英镑的“货币锚”地位也受到了挑战。英镑已经不再是很多国家的主要“驻锚”货币，这些国家的货币对其币值波动的反应都变得不显著了。但是，从本文计量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新兴市场样本国家中不少国家依旧选择英镑作为一种货币锚，英镑的国际化进程在缓慢推进。如果说英镑过去主导世界货币的原因来自于英国的综合经济实力(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的话，那么现阶段英镑成为一部分国家“驻锚”货币的原因可能更多来自于英镑依旧是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元，在对外经济往来中选择英镑作为计价、结算和储备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金融投资的风险，分散单一的国际货币储备所带来的系统风险。

总之，传统意义上的美元“货币锚”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转变，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已经日益成为了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锚”，这些货币国际化程度得到提高，其中新兴市场样本国家中很多国家明显表现出对欧元和日元币值波动的反应。货币锚的决定因素是一国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优势的变化。那么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进程的金融市场因素是什么?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

影响货币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发展因素分析

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发行国际化货币的国家需要在国内形成以货币为中介的银行、证券、保险、期货、信托、基金和中介机构等金融商贸总部的聚集

地，形成金融产业的集群，以建立面向全世界的货币结算中心，这一系统的建立对货币的国际化、金融制度的调整与改革、金融自由化的推进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例如，在日元国际化的过程中，经历了1970—1980年的迅速发展后，境外对于日元的需求大量地增加。1984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与美国共同组建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就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日元国际化以及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日本金融和资本市场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政策报告。此后，日元国际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1986年12月东京离岸市场建立，1989年5月日本向国内开放中长期欧洲日元贷款，同年6月日本对欧洲日元债和居民的海外存款实行自由化。

同时，欧洲日元市场的发展加速了日本金融制度的自由化改革，金融自由化进一步促使日元国际化(Wing，2009)。除此之外，发行国际化货币的国家需要实施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和本币价值稳定的政策。大部分金融机构在推出金融理财产品时，为规避汇率风险，会考虑选择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而国际化的货币往往具备这个特点，因此发行国际化货币的国家必须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随着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世界大量的金融投资理财产品选择它们作为计价货币，除了考虑政治因素外，其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性也是重要原因。货币的国际化促进了金融的一体化，带来金融风险的降低、金融产品集中度的提高以及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Obstfeld，1994)。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会促使货币大量进入资本稀缺的国家，进而保证货币流入国家的经济实现增长。货币资金的流动必然会促进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健全国内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体系的竞争能力(Boydetal，2001)。

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得它们日益成为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本币汇率变动的“货币锚”。本文选择美国、欧元区创始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爱尔兰和芬兰11国)、日本及英国的货币作为研究对象，来进一步探讨金融市场发展对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影响。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为了恰当地衡量影响一单位SDR(特别提款权)的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币值的因素，本文采用国际金融市场中商业票据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发行的数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表示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表3中可以看出，一单位SDR表示的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币值数量与商业票据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发行数额的相关系数|r|=0．6023927479655795。一般的，0．4≤|r|＜0．7为显著性相关，表示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性的线性相关关系。因此，选择商业票据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发行的数额作为一单位SDR的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币值的变量是合理的。

2．解释变量的选择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择，需要测算国际化货币发行国家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的发展程度。首先，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货币的国际化会对其产生一个溢出效应。例如美元在国际市场币值的波动与标准普尔指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992—2002年期间，美元的汇率与标准普尔500指数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变动联系，这对于美国以外的投资者投资美元债券市场而言产生了有效的投资指导作用(Johnsonetal，2004)。为此，本文认为首先需要考虑资本市场的发展规模，选择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尽管这个指标并不是一个最优的指标，但是，该指标由本年股票市场中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组成，可以大致反映出该国公司的资本化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该指标并不包括投资公司、共同基金和其他的金融投资企业。

其次，为了反映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本文选取股票周转率(%)和股票交易比重(%)两个指标。股票周转率是用一定时期内股票流通的数额除以股票市场市值的平均值(平均股票价值可用某一段时期期初与期末流通的股票市值总数的平均数得到)，该指标越大，说明股票流通的速度越快，也意味着股票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越低。股票交易比重则是某一段时期内股票市场交易的价值总数除以GDP总值，该指标可说明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交易额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产出量的多少，交易额越大，意味着该国经济的流动性也就越快。该指标与股票周转率有所区别，它所侧重的是整个股票市场相较于国民经济的流动性，而股票周转率说明的是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说，一个规模很小的资本市场可能有很高的股票周转率，但是股票交易比重可能会很小。最后，银行系统发展程度是一个非常难以量化的指标，可以用“M2/GDP”来对金融深化来进行测算。但是，这个变量无法量化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负债规模，也难以对金融深化的程度有一个准确的界定。有学者用“商业银行和其它储蓄机构的贷款数量/GDP”来表示银行发展规模的概念(Laneetal，2007)，这个指标可以很好地测算出金融系统中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信用公司和其它银行中介机构的发展规模，进而反映银行系统的发展规模。综合前人的研究，本文运用“国内银行信贷额/GDP”作为变量，这个指标是以除中央政府以外所有银行系统的信贷发放数量为基础，能够较为恰当地反映银行金融系统的发展现状。本文所有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数据为1999—2011年的年度数据，来自BIS网站、世界银行网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另外，为了让所有数据之间的比较更有意义，也为了避免违背回归BLUE假定的出现，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即对所有的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再代入模型中进行测算。

3．回归模型的建立

为了研究金融市场发展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联系，本文借鉴Beck和Levine(2002)研究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和商业银行发展的方法，该方法用于1976—1998年间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股票市场和商业银行发展可以显著地促进经济的增长。本文定义回归模型的形式为:这里，I代表第i个国家在t时期或t－1时期的货币国际化程度;X表示第i个国家在t时期的资本市场发展、商业银行系统发展的具体指标;η表示模型中具体国家不可观测到的效应，也就是固定效应，这可能包含截面与时期的固定效应，究竟包含哪个方面，需要在下文实证分析中来研究;ε是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为了防止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对模型(2)采用差分的形式来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出现的问题。模型(2)η的存在，可能会违背OLS方法的假设条件，导致估计的结果失效。本文采用差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滞后一期得到模型(3)4．模型回归分析(1)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检验在对原模型进行分析之前，需要确定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首先进行模型设定形式的检验，对于模型固定效应的检验，本文采用LR检验来选择面板的模型。经过反复测算，发现原模型的截面与时期同时包含固定效应(表4)，符合原模型(2)的基本假定，所以对于模型的检验采用两个效应的联合检验。(2)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结果经过了LR检验以后，对模型(6)回归的结果见表5。

从表5中可见，MCA(公司市值比重)影响比较显著，临界值p＜0．01;而TUR(股票周转率)、DCR(国内银行信贷比重)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临界值p＜0．05;STR(股票交易比重)的影响不特别显著，临界值p＜0．1。从变量的系数来看，MCA、TUR、DCR系数均为负数，其经济含义可以解释为:这些变量的提高对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商业票据发行的数额影响是负向的，不利于国际化货币商业票据的发行，不利于国际化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推进;只有STR系数为正数，其经济含义可以解释为:该变量的提高会提高国际化货币的国际化程度。(3)回归结果分析从国际化货币的推进与发行国际化货币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检验结果看，首先，STR(股票交易比重)对国际市场中使用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计价的商业票据数额的增长起到了显著正向作用，意味着股票市场中的交易额越大，该国股票市场对该国货币国际化的促进程度就越大。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的国际化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1989年6月对欧洲日元债和居民的海外存款实行自由化后，伴随着货币国际化过程的推进，日本的股票市场得到迅速发展，股票的总市值位居世界前列，一半以上的交易量由海外投资者完成，东京证券交易所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野村证券，2010)。

其次，TUR(股票周转率)的提高对国际市场中使用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计价的商业票据数额的增长起到显著负面的不利影响，股票周转率每增长1%，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计价的商业票据数额就会下降2．89264%。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虽然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股票市场被视为是当今世界最为健全的市场，但是过高的股票周转率意味着市场价格的波动，对投资者而言，带来的是市场不稳定性在增强的信号，因此过于活跃的本国资本市场反而会使国际投资者减少使用该国际化货币。

再次，MCA(公司市值比重)的提高对国际市场中使用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计价的商业票据数额的增长起到了显著负面的不利影响，公司市值比重每增长1%，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计价的商业票据数额会下降2．58887%。产生这一现象的最大原因在于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资本市场对于国际化货币的影响相当有限，发达国家中的经营效益较好、规模较大的实体经济企业是不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扩大经营规模的。由于本文所选择的这个指标并不包括投资公司、共同基金或其他的金融投资企业，致使本文得到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不利于货币国际化推进的结论。

最后，DCR(国内银行信贷比重)的提高对国际市场中使用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计价的商业票据数额的增长起到显著负面的不利影响，国内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每增长1%，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计价的商业票据数额会下降6．061142%。一般而言，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金融结构非常类似，这一指标的升高意味着国际化货币发行国国内的所有银行系统信贷发放数量在大量地增加，市场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这会带来金融系统的系统风险。而金融资产价格的急剧升高会提高金融系统危机产生的概率，影响到国际化货币的国际地位。

同时，过高的信贷资金实际上是政府的一种负债行为，只会导致发行国际化货币的国家国内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影响以国际化货币计价、结算的国际金融投资产品的发放，加速金融风险的传递效应。资产价格的“泡沫”只会带来国内经济的低迷，而持有该国国际票据市场产品的投资者有很大的比例是外国投资者，这意味着投资风险较大。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随着美国、欧盟、日本、英国货币国际化的推进，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在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考察美国、欧盟、日本、英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内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该国货币国际化的推进;第二，股票周转频率过大意味着市场价格波动增大，这将不利于资本市场体系的协调发展，将给国际化货币发行国带来国内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风险，不利于该国货币国际化的推进;第三，国内银行信贷的急剧增加会给投资者传递不利于投资的信号，增加货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的危机成分，无法保证国际化货币所能带来的货币收益及其世界货币职能的实现;第四，综合竞争国力是货币国际化的支持与保证，一国日益提高的国际政治地位、不断增加的经济与贸易总额、具有活力的技术创新机制，将提升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使其成为全球主导性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