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实践报告范文
时间：2024-02-20 17:42:3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合作社实践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 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国家的粮食战略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农业作为一种天然的弱质产业，具有投入时期长、收益较低等特点，同时，由于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自然条件、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农业又成为一种高风险产业。传统上，我国是以小农经济方式进行生产和经营的，这直接导致了农业从业者抗风险能力的缺乏。首先社会实践论文，个体小农没有足够的能力对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其经济决策经常不能反映市场需求。其次，小农因为生产规模小，市场谈判能力较弱，而无法通过谈判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论文开题报告。因此，农户希望能通过一些制度和组织，与同业经营者，与上下游经营者进行结合，以减少风险，增加收入。于是，农业合作社划时代地产生了。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兴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各种形式和产业的合作社工作开展地如火如荼。特别是2006年《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农业合作社得到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推广，农业生产和经营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但是，目前的农业合作社出现了求量不求质、管理不规范、利润分配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实践论文，农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针对农业合作社所存在的问题，大批专家和学者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并提供了政策建议。一部分专家从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入手，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内源性根据；也有一些专家着眼于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从管理和组织的角度进行探讨；另外，也有相当多的专家通过研究认为合作社的立法才是关键之处。总之，专家们的研究大多是针对组织自身开展的，而针对农户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微观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的态度和意愿直接决定了合作社的发展。
因此，本研究正是从农户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统计描述的方法，分析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的现状与态度，并计量分析农户参加合作社的行为对收入的影响，从而为发展农业合作社规模、推广合作优势、更好地以合作社形式增强农业竞争力、保障农户利益提供政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二）文献综述
杨惠芳（2005）认为，解决农民增收的关键在组织创新,建立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使我们找到了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和载体。
韩洁、薛桂霞（2007）认为，农业合作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不仅表现在其市场经营和谈判能力的增强社会实践论文，更与生产一体化、二次分红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王新利,李世武（2007）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优越性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基础的。要使这类组织获得长远而良好的发展，进而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帮助，政策的实行需要遵循这一基本原理。
二、 数据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次数据由本班四位同学利用暑假时间前往丹阳市丹徒区实地调查获得，我们走访了当地茶叶合作社周边的4个村落，共发放问卷220份，通过剔除信息明显错误、前后矛盾和异常的问卷21份，实际有效问卷为199份，有效率高达90.45%。
（二）数据分析
1、数据分析分为描述分析和计量分析两部分。在描述分析中，将参加合作社农户与未参加合作社农户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身份（是否村干部或党员）以及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产品销售价格等指标做横向的比较，以此对这两个群体的特征做出基本的描述。在计量分析中，选择农户总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家庭种植规模、非农收入、是否加入合作社、生产资料成本为解释变量，采用Cobb-Douglas模型进行计量。
2、描述统计：
（1）年龄：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为47.36岁，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为47.40岁，且两个群体中户主年龄都是呈正态分布的，因此，户主年龄没有显著差异论文开题报告。
（2）文化程度：将户主受教育程度按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分别赋值为1、2、3、4、5社会实践论文，则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这五项比例依次是0，8.82%，47.05%，26.47%，17.65%，平均值为3.14，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这五项比例依次是0，12.12%，76.97%，4.84%，4.84%，平均值为3.11.从各种文化程度分布比例来说，未参加合作社的户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总体均值较为接近，这是因为当地的教育模式以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主，大部分户主的文化程度都是初中社会实践论文，以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户主绝对人数较少。
（3）身份：在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村干部或党员的比例占到了50%，而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村干部或党员的比例仅为7.88%，有理由相信，身份的区别对参加合作社与否是有着较大影响的，这也与理论分析的结果吻合，通常认为担任村干部或党员的农户觉悟较高，能够积极响应号召，另外也需要起带动作用，因此参与的意愿与可能性更高。
（4）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在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平均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为64.67%，而对于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平均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为64.13%，同时两个群体也符合正态分布。
（5）农产品销售价格：本次调查对象为当地的曲阿茶叶合作社，通过调查了解到，大部分农户每年采摘两次茶叶。从问卷反映的情况来看，对于参加合作社的农户社会实践论文，第一次茶叶的平均出售价格是328.1元/斤，第二次茶叶平均出售价格是235.2元/斤；对于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第一次茶叶出售价格为319.6元/斤，第二次茶叶出售价格为227.4元/斤，且上述数据分布都较为紧凑。
3、计量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总收入，以Y表示。解释变量见下表：
表1 实证模型解释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D1 是否加入合作社：是=1，否=0 0.23
X1 种植规模：农户耕种的总面积(亩) 3.43
篇2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中同类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劳动者自愿联合组成的互经济组织，其建立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实行社员民主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农业龙头企业领办，在原来“龙头企业+农户”的基础上转型而来的；一类是由农村经济精英们领办，依赖精英们良好的市场营销意识和经验，将周边村镇的同业农户组织在一起而成。任何一个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充裕的资金支持。资金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得以正常运转和取得成功的关键。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村信用社、农行、农发行的贷款，以农信社为主体。另外一部分资金来自少量的政府补贴。但是以上贷款和补贴的资金金额有限，很难满足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信贷，信贷资金在实际中取代三农贷款、政府补贴已经成为合作社重要的资金来源。但信贷成本高、信贷方式与生产经营的周期性、季节性不适应的信贷问题，成为影响多数合作社在发展中信贷资金的大难题。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难现状描述
经过起步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迈向成长—成熟阶段时必定会产生大量的融资需求。与原有的社员入资及自身盈余积累形成的资金相比，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不仅具有量的优势，更能及时满足资金需求。如上文所述，信贷成本高、信贷方式与生产经营的周期性、季节性不适应的信贷问题，构成成为合作社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为了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难，我国农业部会同银监局多次下发联合文件，主要的内容有：“发挥金融机构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形成功能互补、错位竞争、差异安排、分工协作的支持合力””；“将各类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纳入信用评定范围，建立信用档案，做实信息基础”：“顺应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服务需要积极开发贷款业务新品种，针对不同类型和经营规模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需要，提供差别化的融资方案”等。简而言之，联合文件要求金融机构采取积极措施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但由于联合文件的内容原则性强，且不具有强制力，这些文件并没有明显改善农民合作社信贷难的处境。由于农村的“熟人社会”禀性，农村信用社在人合性质上具有基于地缘、血缘所形成的“乡村信用”。而对此信用，银行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者显示不同的态度。银行金融机构不认同“乡村信用”，其贷款强调风险原则、效益原则，对于涉农贷款往往通过提高利率来防范风险，“据湖南省13个地市的调查数据，农村信用社对于合作社的短期贷款利率采取‘一浮到顶’，集中在6%—12%之间，贷款平均年利率在10%以上[1]”。相反地，民间借贷者对有“乡村信用”的农村合作社，往往能采取灵活的措施满足其贷款需求。因此，虽然民间借贷利率高，但贷款手续简便、放贷时间短，适应农业周期性的要求，吸引了农村合作社进行借贷。考虑到金融机构贷款的交易费用，信贷利率与民间借款利率相差无几，很多农村合作社并不愿意向金融机构借贷。从长期发展来看，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成为金融机构的信贷优质客户。农业合作社具有三大突出的优势：第一是信用资源优势，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信用资源包括了乡村信用、社会声誉和市场交易信用；第二是组织专业农户优势，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组织专业农户将分散农户的信贷需求集合，能够降低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的监管成本、信息采集成本；第三是政府支持的优势，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推进农村征信系统的建设，为合作社提升信用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合作社这些优势其实可以化解信贷困境，一直处于闲置状态，需要政府、银行金融机构予以重视。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难原因
1.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须的原材料和物质基础———粮食。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一直持续增长，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长到2013年的57121万吨。而用于农业贷款的资金规模，从改革开放前的10%一直降至5%。例如2008年，全国农业贷款仅占当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5.63%，而农业总产值占全国GDP的比例为11.3%。显而易见，农业信贷的资金量与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很不协调，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产出贡献不匹配。这种现象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农业金融的排斥。已经有研究表明，1995年至2005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县级机构后，农村金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信用社成为金融支农的主力军，但同时在农村也产生了金融真空现象，农村范围内金融服务严重不足。目前，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机构，形成垄断经营的格局，农村金融市场没有形成有效竞争，导致农村金融服务的总量、质量难以提升。2.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水平有待升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是农民社员，他们虽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但文化素质水平低，欠缺合作社的财务管理、产权制度等知识。实践中，很少有合作社会聘请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政府工商部门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商登记条件比较宽松，农业指导部门由于人手缺少，用于指导和监管合作社规范运作力度不够。这些因素，决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经验管理的层次，也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章程制定的规范性、财务管理的透明性、重大事务决策的民主性，不符合现代农业企业的基本标准，与银行金融机构支持企业“产权明晰、管理规范、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偿还能力”等基本要求差距明显。“信用镇”、“信用村”的农村征信工作在建设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欠发达的农村、山区的工作进展缓慢，影响到农户的授信额度；二是征信数据质量不高，特别是没有开发适合农户特点的信用信息征集指标，信用报告质量有待提升；三是由于评选标准各异，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信用评级“孤岛现象”，互不承认对方的评选结果，信用评级的作用难以体现。3.银行金融机构服务创新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在资金、结算、理财、保险、信息等方面都有金融需求。而现在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少，主要是农信社承担支农服务。但是农信社提供的金融服务比较单一，无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不能满足农民合作社经营中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除了提供日常的存贷、汇兑业务外，农信社的服务产品中市场信息、农业保险偏少，即使是信贷产品，也只有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和抵押贷款，难以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高效的结算要求。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配置，银行金融机构往往会采取慎之又慎的做法，原因是：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品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大，产品经营受市场波动影响大；二是金融机构存在严厉的内控制度、责任追究制度，造成“承贷主体不明的不会放贷，担保抵押不实的不能放款，财务报表不全的不敢放款”[5]。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多数金融机构产生“风险畏惧”心理趋向保守，导致业务创新的动力不足，表现在：一是信用贷款以一年期的短期贷款为主；二是对信贷项目进行考察论证，审批手续复杂。这种情况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以一年期以下的短期贷款居多，较长期限的信用贷款则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产品交易的频繁性又要求了贷款资金能及时到位，但银行金融机构对信贷项目进行考察论证和层层审批，往往错过了合作社的资金需求期限，影响了农业生产。4.金融扶持配套措施落实不到位。《合作社法》中明确业务指导主要是农业主管部门执行，由其提供资金协调、项目立项、管理培训等服务，但是相关的协调工作则涉及多个政府主管部门，在缺少有效的制度实施细则下，协调工作很难沟通顺畅，导致相关的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贷款贴息支持、专业人才引进支持等配套政策难以落实；政策性金融尚未介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缺失，合作社的产品和服务都缺少风险补偿。国外农业合作社除了获得政府的农业补贴之外，政府还有推进参与农业保险、财政资金与金融机构信贷上的协调支持政策，以提高信贷支持合作社效率。然而国内这些与金融支持相关的配置措施缺乏有效的组织协作，如税收与信贷扶持、贷款贴息支持等间接导致了金融支持合作社的效果不佳。有必要通过创新财政投入的方式创新、农业保险机构的介入与银行金融机构共担风险，解决合作社信贷担保体制缺失问题。
四、农业专业合作社信贷难题解决路径
1．开发和维系信用资源。（1）农村信用资源。现代农村社会依然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合作社的成员之间具有血缘、亲戚、朋友的关系，相互信息对称而且透明，“声誉”、“名誉”是村民在交往中重视的道德要求。“声誉”差或“名誉”差的村民将被其他人排斥，甚至无法立足。“熟人社会”的声誉机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乡村的非正式信用制度[5]。这种传统的声誉机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得到广大农户认可、承袭，迄今在农村社会仍然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农村合作社作为社员的人合组织，当然也具有“声誉”或“名誉”，它在农村享有的“声誉”或“名誉”的好坏程度，应该是参与征信评级的重要基础资源。（2）市场信誉资源。农村合作社是联结生产农户与市场消费者之间的重要纽带，市场信誉是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建立的，反映了消费者对合作社农产品的认可、评价。要赢得并保持消费者的信誉，合作社就必须十分注重农产品的组织生产、质量控制和品牌建设。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技术进步迅速的时代，市场信誉是企业竞争力的直接表现，值得市场主体格外珍惜。市场信誉具有一个不同于有形资产的独特之处，即建设和维系的投入极高，一旦受损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更多的投入进行恢复。因此，市场信誉不仅内化为企业价值，而且被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形式。（3）政府信用资源。政府扶持合作社发展在国内外都是普遍现象，我国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赋予合作社法人地位并保护社员合法利益，而且还明确了地方政府扶持合作社发展的责任。目前“农超、农校对接”、“农产品洽谈会”、“合作社人才培训”、“示范项目建设”、“示范社评选”等多种扶持发展绩效与竞争性遴选机制彰显出背后的政府信用，便利了银行金融机构甄别信贷合作对象。将以上信用资源纳入合作社信用评级的有效依据，还需要银行金融机构主动开展调研，切实掌握合作社及其社员的经营项目、股权结构、经营管理、资金需求等真实信息，综合判断，有针对性地制定信贷扶持计划，研究信贷投放的重点和风险控制的策略，确保“放得出、用得好、收得回”，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2．引导合作社规范发展、可持续发展。（1）改善治理结构。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户社员异质性明显，这是我国合作社的特色之一，既有利于社员之间集体行动，也导致了目前不平衡的产权结构，即少数大户社员控制了合作社运作，大部分小农户社员产权权益有被侵犯的风险，这样抑制了社员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合作关系，殊不知这也是合作社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障。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资金投入、示范社遴选、项目竞争配置等过程中应严格审核合作社治理状况，去伪存真，扶优扶强。（2）培育市场竞争优势。政府应鼓励合作社在本地区、本产业内专注于优势产品，打造产品特色，实施标准化生产，以质量求胜，以技术含量求先，逐渐成为能够“兴一方产业、富一方农户”的产业化经营组织。主要是完善组织经营管理制度，包括产品销售策略、资金筹集方式、经营人才聘用方式等，在坚持民主管理、民主控制的基础上寻找能够为组织及社员带来更多优质服务、更大幅度的价格优惠。（3）增强自身盈利能力。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主要服务于社员的非营利性经济组织，但是市场经济下“优胜劣汰”的规则是所有市场主体需要面对的。国外农业合作社的内部制度安排的变迁正是顺着“适者生存”法则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金融支持合作社发展从根本上是增强合作社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盈利能力。3．优化银行金融机构服务。（1）银行金融机构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在结合自身特征优化组织机构的同时将审批权限下放，提高网点机构的授信额度；以客户为中心不断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审批环节，提高服务效率；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阶段和信贷需求，提供差别化的信贷方案，尤其是开发多种融资产品，如订单融资、动产质押、应收账款保单等，支持、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资生产企业、供销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之间的合作。将合作社纳入信用评定范围，信用评定结果与信贷授信相结合，在同等条件下将贷款优先给予对信用等级较高的合作社，并实行利率优惠的激励机制。（2）农村各类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应发挥比较优势，按照《中国银监会、农业部关于金融支持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指导意见》形成功能互补、错位竞争、分工协作、差异安排的金融支持合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其应强化政策性金融服务职能，重点信贷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涉农商业性金融业务，可以侧重涉农大客户，以满足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金融需求为重点；而农村信用社（或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在服务农户的基础上，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作为支持重点。4.发挥政策性激励作用。（1）整合目前各类涉农资金，对财政支农的传统方式进行创新。地方政府要结合财政实际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有效撬动信贷投入，合理弥补农村金融风险成本；探索建立信贷资金风险补偿或担保基金等形式，拓宽农村金融风险分散途径，增强银行金融机构支农服务的内在动力。改变财政资金逐级拨付、资金管理环节过多、资金投放多重的格局，提升资金使用的监管效率；辅之建立严格的资金使用考核机制、奖惩机制、风险分散机制，发挥财政资金撬动民间资本、信贷、保险等的激励作用，引进商业性资金注入农村金融市场，改善农村金融供给服务供给，为解决合作社信贷难题创造金融服务多样化的信贷选择。（2）加强政府支持保障体现建设。由于合作社经营的高风险性，银行金融机构不愿给予信贷支持，或者利率上浮幅度很高；保险机构不愿给予承担风险，保险险种和范围较小。政府应借鉴国外支持合作社发展经验，通过部分或者全部的利率补贴促进银行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积极性；通过政策参与、财政补贴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及经营管理费，引导和吸引保险公司自愿扩大涉农保险范围，保证合作社得到充分的信贷支持。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政府成立专门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对部分农作物采取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增强合作社的抗风险性。
参考文献：
[1]黄健.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情况及金融支持———对湖南156家农合社及94家基层金融机构的调查[J]．金融经济，2011（8）：116-119.
[2]周脉伏，徐进前.信息成本、不完全契约与农村金融机构设置———从农户融资视角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4（3）：:38-43.
[3]丁俊峰.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金融结构转型分析[J].经济学家，2009（5）：69-75.
[4]中国银监会焦作分局课题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9）：72-77.
篇3
长期以来，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中有一种倾向，即简单地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财政杠杆作用。因此，在实践中也更加注重发展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特别是2007年以来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加快推进，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费收入迅速提高，据中国保监会统计，2010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35．68亿元，农业保险覆盖农户1．4亿户次，共有约2100万户次的受灾农户得到保险补偿①。但也要看到，这些保费收入大都来自于粮食生产大省，并且所参保品种主要集中在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所涵盖的农产品品种，而那些没有获得财政补贴的商业性保险业务则发展得十分缓慢，总体上仍不适应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保险事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国家鼓励支持农村合作经济发展，部分省市开展了农业合作保险的试点工作，主要有相互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两种形式，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成效。比如，2002年成立的北京房山农业风险互助保险协会，由2004年农业互保面积5万多亩快速扩大到2006年的14万多亩②。又如，黑龙江垦区农业互助保险局在探索农业保险14年的基础上，于2005年1月成立了阳光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形成了以会员为单位、统一经营为主导、保险社互助经营为基础的相互制保险经营模式，2006年公司实现农业保险保费收入2．28亿元，农险赔款1．9亿元，赔付率83．97%，农险保费占全国总收入的27%③。这些农业合作保险模式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比较大的成效，究其原因在于其制度优势和经营优势，这是它们成功的共同点。
一、农业合作保险具有直接服务“三农”的本质特征
目前，我国农业的风险保障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主办和政府组织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模式以政府为主导，采取农业保险机构和政府管理机构相结合，注重规模经济效益，具有使农业巨灾风险在最大时空上有效分散的优势。但由于受到国家财力的限制，投入资金十分有限，带动作用较小，2010年其保费收入135．68亿元，仅为财产保险的3．48%，赔款支出101亿元，而当年我国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158亿元④，所赔付费只能属于补偿性质的灾害救济。同时，这种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财政补贴负担加重、补贴效应递减，尤其是补贴标准难以合理确定，这也是世界上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突出难题。另一种是在政府支持下，由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农业保险，这种商业保险模式具有成熟的经营保险技术和专业人才，以及信誉度相对比较高，容易获得农户的认可和接受等优势。但由于农业保险规模小、方式单一，远不能填补受灾农户的损失，而且在1994年实行新的财务核算后，出于盈利目标考虑，对于那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大幅压缩，农险的保费收入少、承保金额增长比较缓慢，1995年保费收入仅为4．96亿元，到2006年也只有8亿元，10多年间仅增加3亿多元⑤。总体上看，仅仅依靠以上两种农业保险供给，显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农业保险合作，这种以互保、互监、互检、互助的农业合作保险模式的出现，有助于弥补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加快完善我国农业保险体系，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服务，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农业合作保险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真正立足于服务农村、农业、农民，是以产业化农业为纽带、以农业合作组织为载体平台、以中小农业生产经营者为主体，在自愿互利基础上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将处于同样危机中的少数农户由于遭受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等不可预测因素而受到损失部分，由未遭受损失的多数农户共同分摊，以排除或减轻灾害损失，实现经济上的确定性代替生产和生活中风险的不确定性。二是具有合作经济的基本特征，即实行入保自愿、退保自由，社员共同管理、互相监督，决策由社员大会集体决定;保费收费较低能为农户所接受，业务流程易为农户理解掌握;经营方式多样，体制机制灵活，管理成本费用较低;定损和理赔比较客观公正、合理准确、便捷快速，能够及时补偿受损农户，确保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三是其宗旨在于成员间的互助共济，不以营利为目的，适合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些是农业合作保险机构区别于通常的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其他保险组织形式所不具备的优势，是所不可替代的。
二、农业合作保险具有产权明晰以确保组织健康运行的基础
首先，农业合作保险组织产权清晰，投保人同时也是保险组织的所有者，股权完全为成员所有，利益高度一致，可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成员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依照信用合作社的原则和规定，政府不能任命或指定农业合作保险组织的管理者，而只能由组织的全体成员选举产生，合作保险组织管理者必须对全体成员负责;合作保险组织按照规定必须向全体成员通报经营情况，每年都要召开成员大会，报告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确保成员能够真正行使所有者的各项权利和获得自己的收益。其次，农业合作保险产品不仅适应投保户的需求，而且具有价格比较低廉的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投保户不必要的负担。同时，在合作保险模式下，农户在自愿参保后，能够积极主动采取措施防止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在灾害发生后会在第一时间内采取尽可能的办法防损，特别是定损、理赔等关键环节上也不太可能产生故意夸大损失程度来获得超额的赔款。再者，农业合作保险组织在提供保险服务的同时，如果合作保险组织运行非常健康，经营有方，财务状况良好，成员还能够有一定的返利分红，虽然返还的绝对数额并不大，但这是成员权益的最好体现，也是保证农户利益与合作保险组织利益高度一致的关键所在。
三、农业合作保险具有创新管理服务的内在要求和动力
近年来，农业保险合作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活动来加强经营管理，创新组织方式，化解市场风险，提供对路的保险产品以更好地为成员提供良好的服务。
第一，创新风险管理，保证农业合作保险组织的健康运行。比如，有些农业合作保险组织与合作经济组织建立互助合作资金以保护保费安全并帮助组织站稳脚跟。这种互助合作资金不仅是独立的风险承担者，而且也是风险管理者，其基本职责是在农业合作保险组织不能提供有效赔付的情况下，起到了担保农业合作保险组织理赔偿付的责任。当然，作为管理互助合作资金的组织也赋予一定的管理职责，确保资金的保值、管理和经营;同时，也肩负起为农业合作保险组织制定业务标准，并监测合作保险组织运行的权力，也发挥了在合作保险组织遇到与理赔有关的风险时指导其采取适当干预措施等功能作用。#p#分页标题#e#
第二，创新组织方式，推进农业合作保险组织适度规模发展。随着农业合作保险组织的发展壮大，针对各合作保险组织的保费情况、理赔情况以及现金流情况参差不齐的情况，尤其是抵御风险能力弱的突出问题，加强各合作保险组织的联系甚至结盟就成为推行保险业务标准化经营和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必然选择。农业合作保险组织可以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合并，以有效扩大组织的规模。这种合并后的组织实际上充当了某个地区农业合作保险中心组织的角色，这有利于壮大合作保险组织的实力，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第三，创新保险服务项目，为成员提供更加实惠更加优质的保险服务。从农业保险需求的特点看，我国幅员辽阔，气象条件复杂多样，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各地遭受自然灾害也不尽相同;还有，农产品需要等到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结束后，才能根据生产和市场情况进行生产调整，农业生产对跨生产周期的风险分散有较高需求。这就对农业保险产品提出很高的要求，并且农业保险产品一定要适合农业生产经营的独特特点。而这正是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难以做到的，它们的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过程复杂而且时间长，不适应农业保险及时性、季节性的需求特点。在现实中，商业保险公司在发展保险业务时，创新和推出任何一个保险新品种，需要经过逐级上报审批核准，再推向市场的过程，况且有些产品如果被上级公司或保监会认为设计不合理，还需要返回根据新的要求重新筹划和设计，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农业合作保险组织则可以发挥经营灵活的优势，根据投保户多种需求迅速提供新的保险产品，还可以因地制宜厘定费率、设计条款，做到“量身定做、送货上门”，为投保户提供急需的保险服务。
四、农业合作保险具有制度适应性的独特优势
首先，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选择，要与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相适应。改革开放30多来，我国在广大农村实行，我国农业生产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以小规模个体农户分散经营为主体的生产经营形式。这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既符合我国农村发展实际需要，也为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了基础，在我国农业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大力发展农业合作保险具有深厚的基础条件，广大农民和农村中小经济体与保险合作组织具有天然的兼容性，有利于农业合作保险组织在广大农村的建立和发展。
其次，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选择，要有利于组织目标定位的实现，即是直接服务于“三农”发展。与城市经济相比，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数量庞大的农户作为生产单位，因而发展水平低、规模小且极其分散。我国农村经济不仅与城市经济存在巨大差异，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农村经济和部分已经在农村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很大不同。这种二元经济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这是我国的国情。而保险从本质看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因此保险发展的模式不能脱离所依托的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二元经济的大背景下，试图以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的思路、以“现代”保险公司为主导来解决农业保险需求是不现实的。在农村经济得到有效改善，直接服务于“三农”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机构充分发挥作用之前，应该大力扶持发展农业合作保险。此外，以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的思路发展农业保险，必然要求改造和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信用评级制度等，难度较大，耗时较长，以此为基础的农业保险发展，近期内较难有所作为，也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保险机构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而且要尽可能地实现农业保险产品成本的最小化，以实现满足农户保险需求和保险机构盈利的“双赢”。从我国农户经营生产的特点来看，农业生产规模普遍较小，农业经营收益较低，保费支付能力也比较弱;同时，目前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达到80%，而70%赔付率是保险界公认的盈利临界点①，商业保险公司扣除经营成本后难以获得相应的利润，甚至出现做得多就亏得多的状况，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是太高。如果按商业化操作的要求制定保险费率，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参加投保，而且也没有能力缴纳相应的保费;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险费率，则保险公司要承担巨大的亏损风险，有可能是血本无归。还有，对于从事商业保险公司中涉农险业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特的要求，不仅要有相应的农业知识，也要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营实践经验，缺乏病虫害防治、灾害预防、价值评估及定损等涉农知识，使得商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难以有效开展。农业保险事故的发生往往比较突然，并且需要及时做到理赔、定损工作，否则可能导致损失的扩大和产生新的损失，而这需要一支强大的涉农险专业定损理赔队伍来作保证。针对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现状，目前理论界比较倾向于大力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这种做法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也值得商榷。一方面，目前我国有2000多个县(市)、4万多个乡镇，如果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部村镇开展业务，需要建立数量庞大的营业机构，仅仅组织成本、办公费用就会给各级财政增加巨大的支出;另一方面，实践也表明了政策性机构开办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容易产生腐败和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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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农业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以优化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取得了一定成效。
##镇现有农村人口4万，农业从业人员约1.5万人，可耕地面积3.8万亩。已形成西甜瓜、水蜜桃、特色蔬菜、水稻、名优水产品等五大主导产业。2008年全镇农业总产值4.1亿元，亩产值近5千元。
(一)种植业结构持续调整，成绩显著。优质西甜瓜﹑翠冠梨等市场适销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品牌效应明显提高，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粮经比例23：77，种植业总产值稳中有增。
(二)林果业健康发展。至2008年末，全镇林地和经济果林总面积已达到9000亩，林地覆盖率已达26%。林业建设的质量和生态效益大幅度提高。
(三)农业产业化得到初步发展。全镇以“打造农业产业集群﹑延伸农业产业链”为目标，已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30余家。2008年农业产业化经营产值达5千多万元，“田博”、“君安”成为全市知名品牌产品，其中“君安”在2008年被选为奥运会特供蛋品。产品通过国家级无公害产品认证，全镇已有“田博”等多家专业合作社的耕地通过无公害产地认证。
(四)现代农业先行区初现雏形。镇内完成了两港大道以东为条状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引入了青扁豆、西甜瓜、百果园、特色蔬菜、生态片林、特色水产品等一批项目。现代农业先行区生产总面积已达3000余亩。
二﹑##农业的发展方向
(一)指导思想
根据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农村新郊区的总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工作布局，以科教兴农﹑深化经营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为动力，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构建现代都市型生态农业的基本构架。
(二)目标任务
重点推进农业发展“四大转型”和“五化建设”。
1、“四大转型”
一是产业功能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大胆开拓和创新，积极探索和建设具有##特色的现代都市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积极扶持现代农业合作社﹑品牌农业﹑生态休闲观光旅游开发和建设。基本构筑起现代都市型生态和服务农业的基本框架。
二是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转型。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为主要抓手，积极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新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向产加销一体化、直销配送、连锁经营的方向发展，努力创新和提升农业的产业业态。
三是产品结构和市场的转型。强化品牌建设和推行标准化生产，以龙头企业或合作社为依托，在各主要产品生产上，做好做强1-2个品牌，以品牌的质量、形象和诚信，拓展超市、专卖店、宾馆酒店等中高端市场，实现农产品生产的升级和市场转型。通过休闲农业、品牌农产品等服务性农业发展，不断提高服务性产品的比重，实现农业生产、服务和市场的多元化。
四是生产布局空间结构的转型。以条状现代农业先行区的布局模式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并与临港新城、安置小区和其他非农集聚区有机组合，形成和谐有序的区域空间结构，建设田园化都市农业区域。
2、“五化建设”
一是农业装备现代化。以高产粮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蔬菜瓜果园艺设施工程，以及农产品保鲜加工﹑贮运配套设施建设工程为主要抓手，努力推进农业设施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装备现代化水平。
二是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以品牌﹑技术服务和统一销售的横向联合和多种合作，探索和建立现代农产品物流﹑加工配送直销等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中各环节利益协调极致和模式，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建设，提升发展水平。
三是农业科技现代化。以新品种﹑新技术引进和推广应用﹑现代信息和生态农业中的实践应用为重点，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能力建设，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
四是农业品牌和标准化建设。如在西甜瓜和水果生产上，以“田博”和“生清”品牌战略为抓手，在各生产点建立配套的产品技术标准、标准化生产技术和操作规范，带动全镇同类农产品的标准化品牌生产，大幅度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五是农业生产规模生态化。以循环经济和生产链衔接，实现生产过程中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化肥和农药的“双减”使用，生产、生态和景观效益的有机结合为主要目标，加大对农业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开发建设的投入和扶持，促进农业生产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三)具体措施
1、种植业
重点抓好各村高产粮田示范基地基础设施建设，达到市政府要求的最低保有量，增强抗御自然风险能力和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强化测土配方，提高土地肥力;进一步调优夏﹑秋熟种植结构，发展无公害和绿色农产品。切实抓好待开发过渡性地区存续期内的种植业生产。
2、林果业
以桃、梨、桔为主的经济果林，要重点扶持优质品种的开发、引进和推广，调优品种结构;建设生态型果园，拓展生态景观和休闲观光功能积极开发衍生服务产品。继续强化大治河沿岸的千亩桔林的生产和自然生态景观。
3、养殖业
要稳步调减总量与规模;适度引进养殖新品种，优化养殖产品的结构和产品质量;逐步完成镇规模养殖场的标准化生态改造，支持“君安”品牌成为2010年世博会专供蛋品供应商。
4、休闲观光旅游农业
重点依托##人家、百果园、上海鲜花港、森林公园、大治河沿岸林果带等优势资源条件，以农村文化﹑民俗风情﹑景观生态﹑参与体验为主题，生产经营与休闲观光有机融合，率先打造一批有特色的休闲观光农业精品。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体验农村生活的休闲场所。
5、农业服务体系建设
以镇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站为中心，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多层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涉及农业各产业、农业生产各环节、点面结合的专业农技推广服务队伍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为农业生产提前、产中、产后的各种配套服务。以“科技强农”为载体，立足自主创新、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加强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强化农民技术培训、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切实把农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6、农业标准化
要进一步强化标准意识，积极扶持标准化生产示范项目建设，努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在主导产品生产上，品牌合作社辐射带动全镇范围内能基本实现标准化生产。同时，加强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大农产品产地认定和质量认证工作力度，努力提高无公害和绿色产品认证率，无公害和绿色产品生产比重逐步提高到50%以上。加强动物防疫和植保体系建设，切实做好重大动物疫病和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7、种养业向规模化和深加工方向发展
为提高生产效益和水平，应积极支持土地向大户集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大力推动土地流转承包经营机制，确实以规模产生效益。同时，引进食品加工企业，特别是像桔﹑梨﹑桃等水果产业，只有在延长产业链基础上，才能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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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县域经济 新型城镇化 现代农业 新路径
一、绪论
1、研究背景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是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之一。同时，新世纪对中国发展的三大挑战中，城镇化是居于首位。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一个自然渐变的过程，将城镇化率由30%提高到60%，中国计划30年完成这个阶段。中国要依靠现代农业来保证全国对农业的产业需求，这样我们才能支撑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实现。其次，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需要城镇和乡村的资源要素重组与产业结构升级，并需实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关联推进”的战略。新型城镇化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前提，要大力发展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特色城镇。
2、研究意义
我国农业资源与其他国家相比非常稀缺，这决定了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否能选择一条以集约、节能、生态发展的新路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否可以顺利地转移，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也会影响内需的变化；同时，我们也要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创造合适的条件，以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其县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紧密地影响着全省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湖北县域农业发展新路径，对于提高我国县域农业现代化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新型城镇化给县域农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机遇
（1）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和新农业技术的采用都需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同时，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也需要吸纳农村就业人员对工业与服务业的补充。
（2）现代农业产业的建设要求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机械化信息技术的引入，不仅需要对专业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发展模式的实践，还需加快对农产品流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的探索，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商业体系。
2、挑战
乡村生态环境不仅自身面临着农业化学品污染和工业、矿业污染物的大规模排放，而且城镇建设也会使部分污染产业转向乡村耕地、水域等排放污染物。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新型农业工程系统的建设都需大量的资金做为支撑，应避免资金由乡村流向城市，由西部流向东部，由农业流向非农产业等趋势，创新投资、融资的运行机制，健全城乡一体融资服务体系。城乡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分散化，无线与有线系统的非区域化，信息资源、技术、服务等系统未能有效支撑，需实现城乡在信息化方面的关联推进。
三、湖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及其问题
1、湖北省县域农业发展概况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应加快发展我国现代农业，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独立有效供给。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大省，全省的绝大多数人口在县域，尤其是在县域农业经济方面密切地影响着该省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随后，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中具体着重强调大力推进本省的农业现代化，努力把湖北省建设成为农业的强省。在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在2015年力争国内生产总值（GDP）过百亿元的县（市、区）达到60个，计划在县域范围中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预期达到县域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0%以上。
2、湖北各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实践
（1）荆门“中国农谷”。在2009年编制的《屈家岭管理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总体规划》中，著名学者张健华、张培刚等提出了在湖北荆门建设“中国农谷”的构想，集中力量打造绿色、创新、富民的农业示范区，率先在该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此构想将以科学发展为主要指导思想，以“三化同步”为主要工作原则，以泛农发展为前进方向，以科学技术作为产业链的支撑，成立华中农业示范区。“中国农谷”涵盖着荆门市管辖的多个县区，以屈家岭为中心部。在该辖区内已有众多著名的食品加工企业和科技园区，并且还将新成立农村社区。在进入下一发展阶段时，“中国农谷”将加速对该品牌的宣传力度，发展多个具有特色产业的集群，加强对该区域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的建设，使农民从中受益。
（2）利川“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近年来，湖北省集中力量成立了多个高山生态蔬菜种植专业村，给利川的特色农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截止2013年第一季度，利川的绿色生态米基地已达到36.8万亩、生态高山蔬菜基地32万亩，生态高山茶叶基地达到16.7万亩。截止2012年，全市已拥有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多家，特色的生态农业总产值已达41.66亿元[。在标准化生产基地在创建工作过程中，各级领导重视，组织制度健全，生产管理科学，农业投入品管理规范，技术服务配套，监督体系健全，基础设施完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达到了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要求。
（3）浠水“现代渔业”。湖北浠水依据自身靠近湖泊的优良地理环境，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渔业”。首先，由原先的露天育种方式发展为车间室内育种的科学发展模式，同时联合中科院水生所等多个科研单位，开发培育特优苗种。其次，该养殖区域成立多个水产合作社，免费对渔民进行科学的养殖技术培训，全县已有多个国家级和省级养殖示范基地。第三，重点发展对鱼虾等初级农产品的深加工，形成一条“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的产业链。第四，着力发展第三产业，筹建一个以生态种植、度假、垂钓为一体的休闲中心。该县围绕建设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稳步提高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该县由水产大县向水产强县的建设步伐。
（4）天门“专业+股份”合作模式。自2012年以来，天门市加快开展新型农业合作社规模化经营，注重把土地整治与新型合作社模式有机的结合起来，成立了湖北省第一个以农民为自建者的土地整治项目。该项目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以村为单位对农民土地进行集中开发利用，并对农业合作社社员采用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推广宣传科学的种植技术，使其达到土地规模收益的最大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该模式中农民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新型农业合作经营模式的规模不能盲目扩大，参与的农民数量应与合作社的规模成一定的科学比例，一旦该模式出现比例失衡，将会导致农民生产加工成本增加，收入利润下降。所以，应走适度规模的农产品深加工与种田产粮相结合的发展路径。
3、湖北省各地在发展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县域经济呈边缘化发展趋势。近年来，我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远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二者在经济总量的差距上不断拉大。县域与城市的发展本应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协调发展，并应在产业整合、分工协作等方面形成有效的协作机制，但实际上城市与县域之间的互为辐射带动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仍存在着城市与县域之间对项目、资金等资源的恶性竞争，城市与县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并未形成协调发展、统筹规划的发展模式。
（2）县域民营经济融资环境恶劣。在县域农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融资环境恶劣、筹资渠道过窄、资金制约严重等都是其发展阻碍。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尤其是在县域经济主体为民营经济时，资金短缺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第一，政府部门对银行向县域民营企业发放贷款缺乏有效重视，导致无法刺激金融机构对县域民营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从而客观减少县域民营企业贷款融资的渠道。第二，我国对货币政策调控力度的逐步加强，导致各个商业银行对自身经营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客观上冲击了县域民营企业在银行的融资。第三，县域民营企业大多没能力拥有进入证券市场的资格，因而民营企业无法通过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等获得直接融资的渠道，这些制度性的障碍不利于县域民营企业获得直接融资发展县域经济的条件。因此，拓展县域民营企业持续经营的融资渠道，已经成为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县域民营企业稳健发展的首要问题。
（3）县域农产品加工业多数为粗放经营模式。如今的县域农业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大多仍旧是“农产品—初级加工—销售”为主要形式的粗放式经营，初级加工的农产品特色不明显，科学技术含量低，优势产品竞争力弱，难以形成在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经济中本地区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严重制约县域农业的发展。这需要我们转变对县域农业发展的经营理念，不应再过度依赖以政府为主导，应运用市场经济的思路来规划对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模式。
四、新城镇化背景下湖北县域农业发展新路径
1、推广特色农业产业理念
湖北省拥有丰富种植生产农产品的地理环境优势，也是全国主要粮食主产大省，长江、汉江流域都被列为全国优质稻谷、双低油菜产业带，鄂北岗地被列为中低筋专用小麦产区，全省的46个县（市）被列为全国粮食主产县（市）。油菜籽产量居全国的第一位，稻谷产量居全国的第四位。同时，我省也拥有发达的现代物流体系以及居全国领先地位的高校、研究院等，拥有强大的农业科技创新力优势，并且丰富的粮油资源也为我省发展粮食加工业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全面建设绿色县、生态特色县，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推进从传统农业向生态特色农业、现代都市农业发展，从而力争使湖北省成为“国家种业中心”。
2、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优势
我省已在2013年打开县域农业发展新局面，首先重点扶持发展75个成长型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可过百亿元甚至千亿元农业产业集群和基地，加快发展一批有特色、高度集中、关联性强、高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我省也将建立健全新的用地机制，集约利用农民土地，针对该区域农业、工业、现代服务业的特点与发展水平执行差别化的用地政策，力争用最小的单位资源消耗实现各项产出的最大化。坚持以农业产业兴镇，首先要依据本区域的土地资源特征和新城镇规划、功能的定位，以促进农产品和农产品深加工相结合的产业发展路径，形成可支撑该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避免形成“造城”的不良之风而引发的城镇化“空壳”现象。我省将一直坚持以资源共享、品牌效应、产业创新与聚集效应相结合，发展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新战略。
3、建立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据2013年湖北省政府的《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以“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原则，将继续保持高质量的农业种植水平，进一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坚持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培育新一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以公司、基地、农户三者为核心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构建一个“专业化、组织化、集约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与此同时，湖北省也出现了一批新型农业经营的好典型，以龙头企业带动镇域“四化同步”发展的“福娃模式”，创新土地利用机制建设农村新社区的“尹集模式”，多产业发展镇域经济的“大冶经验”，以土地流转推进股份合作的“龙岗模式”，以合作社全程机械化服务推进规模经营的“华丰模式”。各个县市区应选择一个典型乡镇、一个模范村因地制宜的运用在自身的发展中，通过树立典型乡镇、村，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引导全省新一轮城镇化建设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有序推进。
4、建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永恒的动力。中国正经历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这极大的提升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只有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农产品的供给才能安全保质保量的完成。建立“一主多元”科技推广体系是适应我国的现有国情。政府应鼓励企业成为应用型农业基础创新的主体，建立多个企业服务站，可由原本的产品销售和产品应用服务向综合发展，进一步提高服务的能力、服务的程度以及服务的水平，又可与国家所建立的综合体系相配合。与此同时，注重信息化在农业产业化中的推广与应用，以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培育新兴农民，大力推动现代农业科技的加速发展。我们要以龙头企业为先锋，打造“五位一体”的农业科技产业链，提高农民群众科技、文化、信息的接收水平和运用能力，善于利用信息技术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综合监管，提高管理与服务的水平。
五、结论
文章以我国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分析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县域农业经济存在着呈边缘化发展趋势，民营经济融资环境恶劣，农产品加工业多数为粗放经营模式等诸多问题，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农业产业新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机械化信息技术的引入、城镇污染产业对乡村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城乡金融体制的有待完善、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就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提出中国要依靠现代农业来保证全国对农业的产业需求，才能支撑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实现，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创造适合的条件，以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最后，以湖北省县域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实践为例，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现代农业的新路径，并提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农业发展的一些建议对策。
【参考文献】
[1] 梅方权：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关联推进的战略分析[N].科技日报，2013-10-31.
[2] 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湖北省统计局：2012年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报告[J].当代经济，2012（7）.
[3] 黄德斌、焉潮：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五三农场调研时强调：打造“中国农谷”推动跨越发展[J].中国农垦，2011（10）.
[4] 郑凯、肖传武、蔡忠平：促进利川优先发展工业的对策与建议[J].世纪行，2012（6）.
[5] 刘杰：发展专业合作社加快农机化步伐着力将天门打造为“全省农机化第一市”[J].湖北农机化，2010（1）.
[6] 沈昌发：关于湖北省粮食产业化发展战略的构想[J].中国粮食经济，2007（10）.
篇6
一、安阳县土地流转和高效农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安阳县委、县政府坚持把推进土地流转发展高效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突破口，采取有力措施，强力推进，全县土地流转高效农业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县土地流转面积达2.2亿平方米，占耕地面积的30%；流转土地经营权农户达4.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9％。全县建成了吕村、辛村、永和等12个高标准乡级土地流转服务大厅，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大厅、村有信息员的土地流转管理体制。全县土地流转呈现出形式灵活多样、秩序更加规范、规模日益壮大、主体趋向多元、范围不断扩大的特点。转包、出租、互换、招标、拍卖、反租倒包等多种土地流转模式“百花齐放”。2012年，我县投资50多万元新建了占地300平方米的县级土地流转大厅，设政策咨询、信息服务、收益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一站式”服务窗口5个，为土地流转提供全过程、全方位服务，实现了土地流转的电子化管理。
通过土地流转我县培育出全国种粮大户、全省种粮标兵康伟，全国种粮售粮大户王海旺等5个67万平方米以上的种粮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化合作社、工商企业、大学生参与到农村土地流转中，创办了各具特色的高效农业基地和园区，创造了种养结合、立体经营等多种现代农业经营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全县土地流转的层次和水平。土地流转工作步入科学、高效、规范发展的新轨道。
土地流转促进了高效农业的快速发展，高效农业面积从2005年的800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6200万平方米，高效农业示范园34个，一举成为全市的典范，涌现出了吕村绿康、天康、崔家桥清河、蒋村丰润等一批标准高、带动能力强的先进典型和亮点，被农业部确定为蔬菜种植示范县。高效农业呈现出发展快、布局优、模式新、亮点多、效益高的特点。
二、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意愿不尽统一，增加了流转难度。由于就业不充分、非农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一些农民对土地是“守着不甘心，丢下不放心”，怕丢掉承包权，失去生活保障，担心承包者破坏土地，不能兑付租金；有的不顾实际，在流转中漫天要价。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恋土情结较重，视土地为保命田，虽无力种地，也不肯流转。流转中往往因为一户或几户不能谈妥，难以形成规模，影响了土地流转。
（二）贷款门槛过高，制约了业主发展。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政策，创新了农村金融产品，比如农业银行的“惠农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小额贷款困难。但规模经营大户在前期投资、基础建设、提前支付承包费用等方面资金需求很大，小额贷款杯水车薪，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银行超过5万的大额贷款，均要求有抵押或者担保，农民手中的房产、土地、农机具不能作为抵押物，担保又必须是具有公职的国家公务员、人民教师等，一人担保贷款额度有限，多人担保人难找，政府担保中心又只对中小企业等法人实体，不对自然人。规模经营大户贷款困难重重，有的只好采取民间高利借贷无奈之举。
（三）投资主体不足，影响了流转进程。近年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等优惠政策，农民的种粮效益较过去有明显提高。但与二、三产业相比，还是弱质低效产业，加上农业面临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业主对投资农业开发极为慎重，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多选择二、三产业，参与土地流转的较少，土地流转市场支撑不强，后劲不足。
（四）配套政策缺失，影响了流转活力。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土地流转只是从宏观和原则上做出了一些规定，不具体、不细致，还存在很多盲点。比如在农业大户用水、基础设施占地、农民实物抵押、农业合作组织法律界定、合同终止设施产权归属和补偿、国有农场土地流转后国家补贴的归属等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说法和规定，使基层在处理土地流转中的矛盾和问题时无据可依。此外，缺乏鼓励流转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对规模种粮大户、高效农业大户的有效扶持鼓励、信贷支持、土地流转收益保护、项目建设、专业合作社发展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三、建议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高效农业的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日趋活跃，并呈规模化和多样化趋势。如何因势利导，引导农村土地合理规范有序流转，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推动规模、效益农业发展，已成为目前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急需破解的一个课题。笔者认为，必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合理规范有序流转，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现代农业快速发展。
（一）要进一步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引导流转。农民群众是土地流转的直接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要通过宣传引导、效益吸引、典型带动、科技推进等措施，让农民充分认识到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重要途径，增强其土地流转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之成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和实践者。
（二）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保障流转。必须面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新机制。要进一步明确土地权属，保障农民权益；要建立土地流转扶持资金。对于全部转出土地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助，扶持其进城务工创业。对于引导农户大规模流转土地、增收效果显著的乡镇和行政村给予适当奖励。对于通过转包、租赁、入股等合作方式集中农户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并能切实带动农户增加收益的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给予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的扶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人口养老保险制度，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让农民放心流转土地而没有后顾之忧。
（三）要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规范流转。按照“流转形式多样化、运作方式市场化、实施程序合法化、流转合同规范化”的要求，健全土地流转各项机制。要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强化管理服务。结合中低产田改造、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工作，对农村闲杂地、荒地、旧宅基地等土地进行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加快土地流转步伐。
（四）要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促进流转。加快培养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种养大户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土地流转。重点要大力扶持有发展潜力的省市县农业龙头企业，促进农户之间通过土地置换、转包等形式，使土地相对集中用于发展规模经营。要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规范发展。引导农村能人领办专业合作社，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创办各类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承包租赁土地集中连片开发，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
篇7
一、研究假说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现将农户们是否选择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成以下几组，提出相应假说。
（1）户主特征。主要是指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从理论上讲，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是否选择新技术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但已有研究多数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与新技术的采纳呈正相关④。我们假定：户主年龄、性别对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而受教育水平及其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才是决定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个人特征。
（2）家庭特征。主要是指家庭劳动力人口数以及土地面积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劳动力人口及耕地资源特征，反映了农户家庭人口压力及其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而农业收入水平高低则反映了农业在农民家庭中相对重要性及其采用新技术的意愿与能力，这对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浙江农村而言无疑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假定：以上三者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正向的。
（3）环境特征。主要是指农户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含交通、通讯条件及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等）。朱希刚等(1995)的研究发现，乡集镇与农户的距离与新技术的采用表现出极大的负相关⑤；在对贫困山区农户杂交玉米采纳行为的实证研究中，赵绪福(1996)发现：一个地区越是远离技术成果的发源地，人们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就越少，技术的空间传递时间越长，从而纵向扩散的速度越慢。但随着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意识的增强，昔日城郊型畜牧业已遇到了巨大挑战；此外，发达的民营企业在促进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镇郊区生态环境破坏相对比较严重以及人地矛盾更加紧张的现实⑥。因此，我们假设“是否地处城镇郊区”对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
（4）政府扶持引导。主要是指政府在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的支持与引导。为推进高效生态农业，浙江省政府出台了不少扶持政策与措施，“农民信箱”的创建与推广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地方政府还对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性金融与保险等方面支持，极大解决了农户的资金困难与后顾之忧。此外，各地有关高效生态农业的宣传与技术培训也比较到位。因此，笔者预期当地是否开通“农民信箱”以及农户是否贷过款、是否参加过有关部门组织的高效生态农业“宣传与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有正向效应。
（5）社会化服务。主要是指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及各类中介组织，以及是否参加农业龙头企业、是否与企业签订合同等方面。这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将是影响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影响到农户采用该模式后其产品价值的实现以及能否增值问题，也将密切关系到核心技术（或服务）的获得与实际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因此，笔者预期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农业龙头企业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6）质量安全及生态意识。主要是指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及其知识积累情况。实际上,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并非只受经济因素影响，多数情况下还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生态观念与健康意识⑦。在具体调查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对生态省建设及其相关理论或具体实践措施还是比较了解的，而对“循环经济”这一相对较新的理念，有4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未曾听说过。因此，这里选择“是否听说过循环经济”来衡量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及生态意识，并预期其对于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正向的。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笔者及浙江大学三农协会会员利用暑假时间进行的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以浙江省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县的参与者为主，调查内容涉及了农户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除了农户所在地基本情况、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情况外，重点调查：①农户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思想、过程及影响农户决策是否参与、如何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因素，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决策行为的变迁情况；②农户在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生产、销售、收益等方面问题与变化，以及③农户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提出何种新的要求及其满意程度等。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由调查员在所在县（市）随机抽取一两个规模较适中的乡镇,在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一两个规模适中的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中随机调查5户。全部调查都以调查员直接对农户进行面对面的询问和农户自填的方式进行。正式调查前，笔者曾在两个比较典型的县（乡）进行了预调查，并对问卷进行了必要修改、补充；同时对协助调查的浙江大学三农协会会员进行了必要的集中培训（为保证问卷调查质量，每位同学至少调查两个村，最多不超过20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339份,剔除漏答关键信息及出现明显错误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17份,回收比例为79.3%。
2．样本特征
①被调查地问卷分布在全省11个地市30个县（市、区）的91个乡镇，并以绍兴、台州、衢州、湖州和杭州等5地（市）为主。从地理位置看，地处城镇郊区的有149个样本（占有效总样本数的47.0%，下同），并以平原、山区和丘陵地区为主。所在村庄已开通“农民信箱”的，有217户（占68.5%）。②被调查户主全部有效问卷中，样本农户多在40-55岁（占71.7%），平均45.2岁；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样本农户多在8或9年（相当于初中毕业，占51.4%），平均8.2年。有202位受访者有外出务工经历（占63.7%），253人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占79.8%）。已参加涉农技术培训的受访者中，有74.2%的受访者认为培训效果较好或很好；共有26位女性接受了调查。③受访者家庭样本户平均家庭人口4.1人，平均劳动力2.7人，其中纯农业劳动力以2人为主，只有1/3左右家庭存在半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从耕地面积看，样本户并无多大规律，但以2-5亩为主（135户，占42.4%），平均15.8亩；在1-4公顷的共48户（占15.0%）。从收入结构看，农业收入多在6万以下（占75.6%），平均9.5万。以上家庭劳动力结构及收入结构等，也可以从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及户主的职业选择得到进一步反映（表1）。这是否说明，一方面是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阅历比较丰富、科技水平比较高、市场意识比较强的户主们的踊跃参与；另一方面是随着高效生态农业的逐步发展，农业的比较利益有所提高，已把不少非农为主兼业的户主们重新吸引到崭新的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来。
三、模型的选择与解释变量说明
Logistic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的有效工具之一。模型中的因变量（一个事件发生与否）只有两种选择，分别用0或1来表示⑧。在本研究中，农户选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时用0表示，反之用1表示。为了检验上述农户选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的假说，进一步明确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有必要应用上述317个农户样本构建出农户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选择模型。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其分析说明
1．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317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但由于35份调查数据存在信息缺失，入模型的样本为282份，其中选择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241份、未选择的41份)。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笔者采用了向后筛选法⑨。即：首先将所有的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进行模拟计量，得到估计模型1；然后将Wald值最小的解释变量剔除，再进行回归，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为止。一共得到了12个计量估计结果。从各模型运行结果看，模型整体检验基本可行。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列出了估计结果中的两种(模型1与模型12，表5)。模型12去除了那些影响不够显著的变量（剩下4个解释变量），且从解释变量显著性和Wald检验值来看，模型12解释变量的显著性都优于模型1。因此，计量分析以模型12为主。模型12分析报告的显著水平P=0.000,说明假设模型整体检验十分显著，预测的整体准确率达85.5%⑩。表4和5即为最终方程结果，最终模型变量系数均在10%显著水平显著。此间，在步骤2至12中，分别先后移去的变量为：龙头企业、培训活动、外出打工、性别、教育年限、技术培训、年龄、劳动力、循环经济、农民信箱以及是否城郊等。
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表3、4、5），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如下：
（1）家庭耕地面积大小与农业收入水平高低对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与预期结果相反，模型12的估计结果（表5)表明，家庭耕地面积系数值为正（0.018）。说明家庭耕地面积越大，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农户并非越倾向于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而且耕地面积增加一个单位的变化将导致发生比变化1.018倍。耕地面积与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呈负相关，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浙江省人地关系紧张，户均耕地规模较小且难以扩大，农户们不得不在有限土地上集约经营，以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这与高效生态农业的普遍要求与出发点也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可能主要是由于浙江省农业劳动力雇佣成本相对较高，农户们与其长年雇工集约经营还不如自已投身二三产业收入高。在对平湖市等县(市)进行实地调查中发现，由于优质优价难以实现等各种原因，那些实际经营面积较大的种粮大户，就倾向于不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研究假说一致，模型12估计结果表明，家庭农业收入水平高低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系数值为负（-1.279），且达到1%显著水平。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农业收入水平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这可能是由于农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初步尝到了效益农业建设的甜头，而且他们支付新技术成本的能力及承担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较倾向于接受新技术。说明从事高效生态农业有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可以推广这些农户的经验。这也就部分验证了高效生态农业建设至少需要解决的3个基本问题，即：农业生产要有效益，并且要有较高的比较利益；农业剩余劳动力要有出路，且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生产经营要有一定规模，耕地不能过于分散。但与预期结果相反，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不显著，可能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规模与人口结构大同小异有关。
（2）政府扶持、尤其是金融与保险服务等，是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促进因素。模型12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户是否获得贷款在2.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为正（1.155），获得过信贷支持的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发生比是没有信贷农户的3.173倍。这与预期结果是一致的，也与实际生产中广大农民对当前金融服务普遍表示不满及对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的强烈呼唤是相吻合的。说明当前情况下，能否获得信贷是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促进因素，政府应该给予高效生态农业农户更多金融支持。但当地是否开通“农民信箱”以及是否举办过有关高效生态农业的宣传与技术培训等影响不显著，这与政府的初衷也是相反的，可能是由于这些活动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甚至于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全省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否说明农户们真正希望得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实实在在的支持，而且政府在这些方面支持得越多，农户们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意愿也就越强。事实上，不断加强、改进农业金融与政策性保险等方面支持，是国际上农业政府支持与保护的共同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探索。
（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相关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有助于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预期的结果一样，模型12估计结果表明，农户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社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为正（3.077）；模型12的估计结果还表明，与农业合作社有密切联系的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发生比是未参与农户的21.690倍。这就清楚地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联系越密切，越倾向于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值得深思的是，“是否参与农业龙头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而且成了模型估计过程中第一个被剔除的变量，究竟是调查样本的原因，还是龙头企业的功能削弱了，有待进一步分析、检验。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龙头企业与农业合作社间的功能存在部分交叉，且其职能已部分为日益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替代。何况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确实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其组织形式与服务功能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如何进一步研究、借鉴台湾地区农会的实践经验，进而在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逐步增强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金融与保险方面的职能与服务能力，将是一项新的、非常重要的现实研究课题。
（4）户主特征变量、环境特征变量以及质量安全与生态意识变量，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受的影响不显著。即使是人们研究、关注较多的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或者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等特征变量，其影响也不显著。说明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受这些变量的影响很小。从受教育程度看，这可能是因为农村教育对农民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没有起到针对性作用。“是否地处城镇郊区”作为“环境特征”的综合变量，其影响也不显著；与预期假设相反，质量安全及生态意识变量的影响也不显著。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农户新技术采用行为将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在现阶段有些影响并不显著的因素也许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凸显出来（张云华，2004），但更深入、具体的原因尚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1．主要结论
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受其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是不同农户个体在利益驱动及政府宣传发动下，根据自身禀赋和既定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条件下进行的一项复杂选择行为与决策活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户是否采用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主要受其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水平，以及农户们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否获得过金融贷款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也不尽相同，但户主特征变量、环境特征变量以及农户质量安全与生态意识变量的影响似乎很小，没有进入到最终估计模型中。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受调查资料限制，不同农业生产模式的生产成本及其相应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与价值实现问题等因素没有得到具体的反映；二是具体实践中，不同农户对高效生态农业具体发展模式的选择采用行为的差异性，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而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重要问题。
2．政策含义
篇8
[关键词] 农业；科技投入
一、罗源县农业科技经费投入与成效
据罗源县农业局统计，包括中央、省、市、县各级农业项目推广经费，全县每年用于食用菌、茶叶、畜牧业等科技经费投入约300万元。食用菌重点推广工厂化栽培和无公害病虫防治应用新技术；茶叶重点推广无公害栽培、机械采茶、绿乌红茶兼制技术；渔业大力发展鱼类、鲍鱼、白对虾、海参等品种养殖规模，积极推广水产健康养殖技术；畜禽推广零排放和生物安全饲养技术；蔬菜重点推广穴盘基质育苗、无公害栽培等生产技术。
近年来，在全县农业科技工作中，我县相关部门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上，科学规划，有所为，有所不为，全力推进特色农业发展。围绕菌、茶、畜、蔬四大支柱产业，抓龙头，建基地，送科技，搞服务，积极发展特色高效现代农业，全县农业科技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全县共有12个农产品通过有机、绿色或无公害认证。通过几年的发展，福建益升食品有限公司、华源菌业、罗源长兴食用菌种植场、罗源长盛水产有限公司等18家企业被评为2011-2012年度福州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先后创建了罗源县食用菌行业协会、县科源食用菌技术服务中心、起步镇上长治希望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等一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17家，各类会员达到500多人。目前，罗源飞竹绿丰食品公司注册了“飞竹”牌商标，起步宏发香菇保鲜厂注册了“选择”牌商标，福建益升食品公司申报了“益秀”秀珍菇的无公害产品使用标志，此外还有“富和”、“长兴”牌秀珍菇，并成功申报罗源秀珍菇地理标志。这些措施促使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农业科技水平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
1.食用菌方面
罗源县在巩固大宗食用菌产品生产的同时，积极优化品种结构，大力推行珍稀菌类，重视产品质量，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食用菌生产取得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全县建成标准化秀珍菇栽培固定厂房703座，年栽培量100万袋以上的菇场有7家，50万袋以上有53家，30万袋以上有73家，15万袋以上有179家，年栽培5万至8万袋的农户有数千家，形成全国最大的秀珍菇生产基地县。由于罗源县秀珍菇种植基础好、原料来源丰富、效益高，已被罗源县列为“十二五”重点发展的农业支柱产业。为适应秀珍菇工厂化栽培需要，福建华源菌业、福建益升公司、福芳席业公司、罗源新咏农场等4家菌包生产企业，不断提高菌包生产质量，加快生产，全县机械化生产菌包日产能力达40万袋，基本满足了菇农生产需要。全县从事食用菌产品销售的企业有19家，每天销售量在100t以上，逐步形成良好的交易氛围，为食用菌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2011年罗源县秀珍菇种植面积达到2.3亿袋，年产值6.75亿元。全县农村有30%的农民从事秀珍菇生产，从业人员达3万多人，拥有食用菌行业协会1个、专业合作社12个，会员14000多人。
罗源县科源食用菌技术服务中心承担《福州“三农”科技创新服务平台》项目，从台湾、上海、三明等地引进金福菇、秀珍菇、姬菇、白背毛木耳等珍稀食用菌新品种16种，并进行试管母种提纯复壮，分别在罗源起步长兴菇场、松山茂盛基地、福建益升食品有限公司基地试验研究，通过两年的初试研究，从5个秀珍菇品种中筛选到适合反季节栽培的秀珍菇HC810。
2.茶叶、果蔬方面
实施沿海、平原、山区梯度开发，选择推广市场效益型优势品种，推行设施农业，实行基地化运作，鼓励土地合理流转。近年来，县财政扶持开发乌龙茶、名优水果，基地化运作种植大棚蔬菜、反季节蔬菜、茭白、毛豆、黄色韭菜、西甜瓜等，全县水果、蔬菜、茶叶面积分别达到5.3万亩，7.5万亩，4.3万亩。同时，财政专款扶持新建乌龙茶加工厂4座，在建7座，新上红茶加工企业1家，为果蔬茶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3.畜牧业
罗源县在畜牧业发展上，实施抓大放小，生态循环，规模扩张，集体发展战略，引导禁养区、传统分散型畜牧养殖逐年淡出。引进4家投资千万元以上零排放规模养猪场，新上国家级福建山羊保种基地1项，扶持4家标准化养猪场发展，扶持2家大中型沼气项目，目前全县规模化养殖达到18家。引导山地生态养鸡，生态休闲养殖农场模式，新上生态休闲养殖农场15家，畜牧规模成倍扩张，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畜牧业发展的新选择，为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前景。
4.渔业
大力发展鱼类、鲍鱼、白对虾、江蓠、海参等品种养殖规模，积极推广水产健康养殖技术，加强水产疫病测报与防治，开展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科技下乡普及等活动，使我县渔业经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形成了鱼、虾、贝、藻类全面发展格局。2011年全县水产品达11.8万t，总产值达17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61.95%，取得了较好成效。
5.林业
竹类加工生产逐渐向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竹制品加工由原来零星家庭作坊式生产竹扫把、箩筐、竹家具等手工副业型逐步向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批量加工生产竹凉席、竹筷、竹签、竹工艺品等系列开发利用发展。据统计，目前全县竹加工企业7个，笋加工企业1个，产值约1600万元，产品涉及竹制品、竹工艺品、竹笋产品等三个系列。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业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薄弱
主要表现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偏少，农业科研机构实力不强，设施不够完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农业和农村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集约化经营程度不高，市场竞争能力弱。
2.科技投入不足
近年来，除了省、市主管部门投入农业科技经费外，县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相对偏少，特别是大多数产业化龙头企业自身研发经费投入少。在缺乏科技经费情况下，我县农业企业难以承担科研项目和新品种引进、示范与推广，造成整个农业科技发展后劲不足。
3.闽台农业示范区有待完善
我县现有台资企业有罗源茂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福州日胜食品有限公司、罗源山林食品有限公司等，但规模偏小，档次较低，技术支撑能力弱。
4.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素质偏低、观念落后
目前，我县农业部门及各乡镇在职从事技术推广高级职称人员偏少，科技力量薄弱。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较多，特别是近年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第二、第三产业或外出打工，实际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素质更低。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沿用传统办法种田，对新的优良种苗、栽培技术和农药、肥料的性能弄不懂，即使将新型的技术送到户，也往往不能灵活运用，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三、提高罗源县农业科技含量的对策与建议
1.进一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技术平台
一是着力提高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主要培育和建立一批企业技术研发机构，以提升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通过企业研发机构的培育创建，提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促进外源技术的内源化。二是着力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培养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企业。三是着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加快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不断提高产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四是着力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主体。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以及农业成果推广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加快培育一批产学研结合、机构灵活、优势明显的多元化农业科技创新主体。
2.进一步加强科技示范、科技成果应用和成果转化
大力培育、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村（户），努力使其成为科技应用推广转化的主体。一是开展各种类型的农业科技成果展示和技术示范活动，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针对农业生产需要和农民需求开展技术研发与科技服务，构建课题来源于实践、成果应用于生产的有效机制。要大力推进农科教结合、产学研协作，充分发挥农业科研院所、民营企业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积极作用。二是建设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的农技创新成果推广机制，形成一支业务素质较高、数量稳定的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加强产学研的结合，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活动。三是整合各方面科技力量和科技资源，形成共同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合力。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多途径开展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对先进技术的接受能力和应用水平。重点在茶叶、食用菌、水产、竹木加工、畜牧业、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和质量安全技术等领域中，选择一批适合罗源经济特色的成熟科技成果，进行成果转化和推广，带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竞争力，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3.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
增加科技投入是科技兴农基础。各级党政领导要牢固树立起科技投入是生产性投入、战略性投资的观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全社会科技经费对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逐年提高。要尽快建立并完善以财政拨款、企业自筹资金、金融贷款、社会集资、引进外资等多渠道科技投入体系。一是财政拨款是基础性、引导性投入，县、乡、村资金再紧再缺都必须按规定从当年财政正常支出中划出部分金额，作为农业科技经费。有条件的乡镇、村居还要适当提高财政对科技投入的比例。二是龙头企业是技术开发投入的主体，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舍得投入搞技术开发、技术创新，舍得花钱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行政措施鼓励和引导龙头企业增强技术开发与创新。三是金融贷款是科技投入的重要渠道，各专业银行要大幅度增加科技贷款规模，支持农业科技项目的开发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四是社会集资也是一种量大面宽且具有长久效应的科技投资，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村组织、乡镇企业和家庭增加对科技投入，花一部分钱投到科普学习上，从根本上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在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要用好用活科技资金，要把这些资金用在刀刃上，从人员培训、资源培育、示范试验、新技术推广应用、新工艺引进、新品种开发等方面贯穿于农业开发的全过程。要加强产学研协作，提高农业科学经营水平，以科研促发展。特别是要增加科技经费用于农业科研开发和高优技术、品种推广引进与示范。
篇9
初步实践：
紧扣经济规律科学发展
近年来，南溪区紧扣中央、省、市农村土地流转相关政策和经济发展规律，以出租、转包、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流转。
坚持政府引导，构建土地流转管理体系
编制《“十二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南溪区现代农业产业示范片总体规划》等农业发展规划，对全区农村土地流转区域、用地规模、发展方向进行统一规划，发挥土地流转集聚效应。同时，出台《关于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通知》、《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合理流转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减少土地流转纠纷，提高土地流转质量。
发展特色产业，壮大土地流转产业支撑
坚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蔬菜、白鹅、林果、特色水产四大主导产业，鼓励引导农民将土地向主导产业和规模基地集中，形成了土地流转与产业规模同步增加、同步发展的良性循环。目前，全区已建成蔬菜基地4万余亩，工业原料林基地6万余亩，花卉苗木基地5000余亩，特色畜牧水产养殖基地5000余亩，对农村土地流转形成了有力的产业支撑。
注重资本扶持，培育土地流转经营主体
一方面，依托龙头企业推进土地流转。通过扶强做大娥天歌、徽记食品、三江食品等一批省、市级龙头企业，有效带动特色农产品基地的规模扩展，促使农民自愿转租承包土地，并就近转化为产业工人，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扶持专业组织促进土地流转。积极鼓励和扶持农村专业技术能人、专业大户和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专业化、系列化服务，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能力，解决农业分散经营的缺陷。
推进项目建设，完善流转土地要素保障。坚持土地流转到哪里，项目就跟到哪里。将新村建设、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等项目整合到土地流转区域，不断完善土地流转区域周边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流转土地生产能力。
主要问题：机制不健全配套不完善
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
由于大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部分的农村土地流转仅有口头协议。即使有部分农民签订了合同，合同内容也是漏洞百出，一旦出现问题维权难度极大，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
土地流转层次较低、规模较小
南溪区地处川南丘陵区，土地呈细碎化分布，农村土地受让方想要取得适度规模的农村土地，需商谈农户较多，交易成本较高。同时，土地经营权的股份制合作这一有效流转形式未能大面积推广，导致南溪农村土地连片流转面积最大的仅为650亩，难以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的要求，且南溪现有龙头企业和专合组织，总体规模较小，带动作用尚不明显。
土地流转金融支持手段匮乏
土地流转后集约经营需要大规模资金支持，但由于流转后的土地不能作为资产抵押，加之农业产业投资大回收期长，土地承租人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大额资金贷款，发展资金只能靠自筹或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积极性，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流转。
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
目前，南溪的土地流转管理办法、价格协商机制、风险防控机制都还不健全，而中央、省、市又无相应具体指导性文件，导致在农民与经营业主价格协商、土地流转后农民生活保障和流转风险预防控制等问题上，没有统一解决方法。同时，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完善，未建立农地流转服务平台，且土地流转中介组织、评估机构和仲裁机构缺乏，导致土地流转信息不畅，造成转入转出两头难。
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
农村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普遍把土地看作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对于流转土地存在后顾之忧。同时，南溪区工业和城市产业发展仍属起步阶段，规模小，产值低，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有限，且大部分农民文化素质较低，转移就业能力较差，农民进城还存在许多困难与问题，成为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
应对：因地制宜解决问题
加大金融扶持，激活资本活力
协调本地农商行、邮政储蓄等农村覆盖网点较多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多种方式扩大涉农业务范围，解决农村土地流转缺血难题。逐步放开民间金融，鼓励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农地服务互金融机构，加大农村土地流转资金支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抵押贷款办法，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体系。
培育经营主体，做强产业支撑
围绕农业主导产业，逐步壮大本地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牧）场，加大招商选资，引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企业生产经营就地就近配套，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同时，充分整合南溪职中、农广校、就业培训中心等培训资源，增加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科目，着力培养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能手等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非农就业率。
推广先进模式，拓展流转途径
探索成立农业股份公司，实行“村企合一”管理模式，使土地使用权逐步向专业化公司、业主集中，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逐步推广土地股份合作模式，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借鉴现代企业制度成功经验，采取农村土地使用权入股形式，参与龙头企业、业主从事规模经营，实现土地利益最大化。
篇10
关键词：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经验借鉴
Abstract：Currently，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s one of the hot and difficult issues in c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worl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stepping into the advanced stag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hile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lso started a series of exploration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se countries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useful results and experience besides having obtained initial effe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e as well as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views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The development theory，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odes are summarized here.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historical propertie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specially about their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planning， we here provided a reference experience and route of development to China on curr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thus enriching the research fruit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Key words：urban-rural integration；development mode；experience reference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11-38（6）
1 发达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特征分析
1.1 英国
1.1.1 城市村庄是联系城乡统筹建设的纽带
自20世纪末以来英国的居住郊区化持续蔓延，为扭转传统中心城区的破败迹象，欧洲人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复兴运动，力图让中产阶层重新回归城市，“城市村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最初的倡导者认为，英国城市的建设应努力营造出一种具有传统乡村特色的环境特征，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市村庄可以看作联系英国城乡之间的纽带[1]。城市村庄思潮产生初期，在空间建设上强调规模适宜、形式紧凑、密度合理，强调在土地、空间和建筑物混合利用的基础上让不同阶层的居民能够更好地生活在一起，并提供便利的服务设施和优美的乡村环境，让那些不同邻里的人群集合起来，即城市设施布局在城乡最佳融合区域。城市村庄规模一般大致3000-5000人，村庄中心地带布局广场、绿地等开放性空间。
1.1.2 配置适合于乡村居住的规划建设标准
除了在空间建设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外，英国政府在城乡规划管理领域也非常注重城乡环境公平发展，英国政府在题为《我们的乡村：未来》的《2000年乡村发展白皮书》中，对未来英国乡村的发展进行了描述，那就是“适合居住的、有工作可干的，环境得到保护的、居民社区参与的（乡村）”[2]。针对这个目标制定了相关规划指标：①每个乡村社区要配置若干商店，给予一定的政府奖励；②每个乡村社区都应配置邮局、流动图书馆、社区办公室、托儿所等；③教堂是乡村的开放中心，围绕教堂布局其它开放性设施；④现有乡村中小学全部保留，不能合并或者关闭，同时政府给予全额的教学补助；⑤设置公共汽车站牌、紧急救护车、消防车等生命安全设施；⑥过境道路不能穿越乡村，建有标准的乡村道路安全设施。
1.1.3 通过市镇规划发展多样化的乡村经济
英国政府非常注重乡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要提高就业率，必须解决乡村经济发展问题，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就业。然而英国乡村产业发展潜力受交通、信息、资金、劳动力等因素的影响，发展缓慢。政府选择环境和区位优良的小城镇作为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着力点，通过市镇（Market Town）[3]为大量的农村腹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机会，让乡村人口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农产品通过市镇交通枢纽获得进入市场。1996年起英国政府开始研究建设市镇规划标准，围绕乡村零售业发展目标，强调市镇对乡村的引导作用，主张从新鲜地方食品市场、零售和服务中心、公共交通枢纽、保持历史文化特色等方面进行规划建设。
1.1.4 制定完善的城乡一体发展政策和法规
英国在城乡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其所制定和实施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是密不可分的。一系列的政策都得到很好的实施，如《斯科特报告》（Scott Report）、《中心居民点政策》、《城乡规划法》、《英国绿带政策》、《国家公园与乡村进入法》等[4]。早在1942年提出的《斯科特报告》就强调乡村保护和发展，着重对乡村社区提供社会服务，挽留乡村人口，注重乡村休闲产业的发展，提高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严格管理乡村土地利用，保障和满足农业用地的基本需求等[5]。在《斯科特报告》出现以后，英国开始提出了《中心居民点政策》，主张把乡村居民点划分为可以扩张的和不可以扩张的，政府要集中精力发展可以扩张的居民点，类似今日中国的“拆村并点”。1947年英国又颁布了《城乡规划法》着重从城乡土地利用层面控制大城市对乡村地区的无序蔓延。其后一直到1990年，又出台新的《城乡规划法》，但核心内容基本没有变化。1947年之后，为了更加有效地配合《城乡规划法》的实施，英国又出台了《绿带政策》、《国家公园和进入乡村法》[6]，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乡村自然和历史景观，有利于城乡和谐发展。
1.2 美国
1.2.1 注重分散式乡村居民点的建设
美国乡村居民点地处美国国土面积95%的广袤空间中，从美国城市出发约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美国的乡村。虽然美国是世界城市郊区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城乡规划非常注重乡村保护与建设，乡村的大量土地被用作一种战略的安全策略加以农作物种植，而不是用于开发。美国乡村居民点的人口规模大约7000人左右，全美国的注册农户大约650万人，大约6000万人居住在乡村居民点里。[6]美国乡村居民点建设还非常注重人居环境安全，如每个乡村居民点都有由地方政府委托的污水处理设施、消防安全设施、医疗卫生设施、集中供水水塔、垃圾收集设施、商店、邮局、小企业等，乡村道路是按照村民的自愿性进行随意改造，而不是统一的乡村道路建设标准。
1.2.2 注重相关规划对居民点的管理
总体而言，美国乡村建设相对于英国乡村建设较为随意和自由，但是美国的乡村建设并不是随便而建的，也是受到相关规划指引的，如《清洁空气法》、《分区规划》、《清洁水法》、《濒危物种法》等，这些法规统领着美国的乡村规划建设。美国的乡村居民点的土地使用是受《分区规划》控制着的，从而减少每一块宅基地的规模和退红，规定中要求尽量降低道路宽度、营建适合步行道路等级，而且乡村住宅也围绕乡村道路进行适当布局[7]。由于美国乡村土地是私有制，因此在利用分区规划做相关建设管理的时候，一般要充分考虑原住民的意见，进行公众参与；在分区规划中还特别注重对乡村土地使用功能的分区，道路一般被看做是各功能分区的分界线，主干道和高速公路通常用来划分居住区和农田，开放空间通常成为农业生产区和居住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商业区点缀在居民区中间，组团式的布局模式把乡村居民区和周边的开放空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开放空间规划建设受《清洁水法》的控制，目的就是营造出一种具有乡土自然特色的优美乡村。
1.2.3 注重城乡不同发展模式的探索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就着手开始进行城乡规划改革，力图摆脱传统分区规划对乡村土地开发的硬性指导，并积极关注乡村建设。美国联邦农业部就公布了乡村发展的一些政策，主要包括农业发展、乡村设施、乡村住宅、乡村企业、土地开发权等计划。在土地开发权方面，购买开发权是一项重要的措施，通过开发权购买程序来保护美国乡村农田[8]。1990年代这项提案在美国密歇根、加利福尼亚等重要农业州新增的保护项目非常盛行。土地开发权价值评估决定了拥有开发权和没有开发权之间的土地市场价格差。相对于传统美国区划，这种方法能较好地保留住大片农田，并给予农场主一定的补偿。同时，美国联邦农业部还专门针对乡村发展提供若干资金支持，如乡村公用设施的资助、乡村道路建设的资助、乡村社会福利等，充足的乡村建设资金是美国城乡发展的一大特色。
1.3 德国
1.3.1 科学合理的城乡规划体系
德国的规划体系由综合性的空间规划，以及城市、交通、土地利用等专业领域的规划构成。规划领域主要与政府公共职责密切相关，对主要靠市场调节的领域，政府一般不编制规划。通常德国的空间发展报告是每4年编一次，在1999年通过的空间规划主要内容涉及乡村建设内容有：①乡村居民点规划：包括乡村居民点的规模及相关商业和服务设施配置情况；②乡村绿色开放空间保护的基本原则；③乡村基础设施规划等。不仅如此，德国还非常注重城乡规划法律法典的系统完善，国家层面有专门的宪法进行保障，联邦和州层面的相关法典，有《建筑法典》、《土地建筑利用条例》、《空间规划法》等。除联邦法律之外，各州享有制定本州空间规划法律的权利[9]。
1.3.2 城乡等值化均衡发展理念
德国的城乡发展经验主要在于其倡导“城乡等值化”的发展理念，并且扎实地付出实践建设[10]。
（1）城乡空间布局的均衡化
德国城乡规划体系在空间布局上强调按照主城区、新（副）城区、小城镇、乡村聚落的等级模式进行合理布局，围绕大城市建设众多小城镇，但是大城市并不拥挤和庞大，大城市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1/3，其余2/3的人口大都分布在小城镇当中。为了防止大城市过度拥挤，大城市周边专门建有不同大小的副中心城镇，这些城镇集聚了功能齐全的相关服务设施，而且有便捷的交通来链接中心城市[11]。在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周边又分布有众多的小城镇，通过小城镇的枢纽传导，实现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小城镇与乡村聚落的一体化；在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方面也非常强调等值化，在乡村和小城镇建设方面，都比较注重对基础设施的完善化建设，尤其注重设施一体化、生活水平的均衡化建设。宪法保障德国公民，无论乡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都应享有在选举、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没有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异，从而使得德国乡村和城市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和大城市并无多大差别。
（2）土地发展的规模合作化
德国在乡村土地利用与开发上强调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从而促进乡村农业稳定发展。德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制定了专门的《农业法案》、《土地整理法》[11]，允许城乡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租赁，规划调整零星小地块并集中连片，从而使得原本规模较小、经营分散的小农场变为规模化农场，既盘活了土地资本，又实现了农业规模化。为鼓励土地集约化经营，地方政府通过信贷和补贴方式鼓励小地块土地所有者进行土地置换买卖，实现土地自由流通，促进德国农场规模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1967年德国又多次修改了《合作社法》，通过合作社的建设实现德国农业的购销合作、流通合作、生产合作、资金合作 [12]。德国农民自愿加入合作社，通过分红和资源共享获得较高农业经济利润，从而推动农业发展。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德国已经形成了“地区合作联盟”，农业合作组织已经达到了3500多家，大部分农民成为合作联盟的成员分子。
（3）城乡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
德国非常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尤其表现在农业用地结构上。德国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农业发展，在农业产业规划上，往往根据自然资源特点发展生态可持续农业，如畜牧业、小麦、玉米、大麦、牧草、葡萄等种植业，这些种植业不仅满足当地的需求，还具有高度国际化特征，属于高效优质类型的农业产业。在整个德国乡村农产品当中，初级产品占据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国际农业市场需求以及迎合国际贸易政策调整而种植的相关农产品[13]。在德国的巴福利亚州，大约有75%左右的村镇都布局有乡镇企业，围绕农产品加工和规模化农业经营为主。在优美的田园风光中镶嵌一些乡镇企业，成为德国村镇产业发展的特色。为了积极带动就业，当地还特别专门开辟一些景观优美的村镇发展旅游、餐饮、娱乐等，从而壮大村镇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目标[14]。
1.4 韩国
1.4.1 统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在韩国的城乡统筹劳动力转移模式当中，主要凸显以下几个方面[14]：
（1）建立工业区人口集聚区：20世纪60年以来，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众多的工业区，有的分布在城市郊区，有的分布在部分村镇当中。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韩国已建立各类工业园区达50多个，这些工业园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集聚节点，对韩国的城乡统筹发展起到了集聚带动的作用。
（2）规模经济助推人口集聚：早期发展工业园区大部分是较小规模的园区，为了实现更大经济带动效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施了培育大企业集团的五年发展计划，韩国政府在政策、资金、产业引导等方面针对乡镇企业园进行合并和重组，形成规模化的经济形式，从而壮大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增强了工业区在城乡统筹中的带动作用。
1.4.2 依托“新村运动”统筹城乡发展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韩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特征，加上当时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比较落后，农业发展出现衰退的迹象。为此，韩国政府在1970年代开始，着手开始“新村建设运动”，重点解决乡村社会发展问题，并实施五年发展计划，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试点的重点，并进行一系列农业开发项目。政府提高资金和对口保障支援，有条件的乡村进行自主开发，通过新乡村建设，实现“政府+农业+企业+工厂+学校+城市+……”为一体的新村建设活动，从而促进韩国城乡统筹发展步伐。通过新村运动，韩国农民素质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农民获得了启蒙教育，农民更加自信自己赖以生存的乡村的发展价值，更加自发地融入建设新乡村的运动当中[13]。新村运动对乡村发展的重大贡献在于韩国的农村环境得到了很好地改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使乡村生产环境、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从而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1.4.3 实行城乡统筹的社会制度保障
韩国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当中，另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实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乡村居民养老、健康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公共救济、社会福利分红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不存在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而是相统一的[15]。在韩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社会保险则是最为主要的社会保障方式。韩国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实现了农民基本利益的全保障，“国民年金”扩大覆盖面到农村、农民和渔民范围之内，对65岁以上的老人无偿提供土地补助，从而置换闲置农地，既提高了农田的利用效率，还提供较为完善的保障利益来保障社会公平；医疗保险则有专门的《医疗保险法》，并通过自愿性保险，较早在农村进行试点，使得大部分农民能够获得保险的收益。除了在社会制度方面提供保障，城乡规划建设技术规范上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以确保韩国农村建设具有统一的规范和规定。如为提高乡村环境，相关规定要求针对乡村环境应改善农村排污系统、卫生系统、提供公共浴池、公用水井、道路兴修与扩展、灌溉工程和水坝修建、统一进行房屋屋顶改造、房屋维修和乡村重建等，从而切实保障每个村庄的发展权益。
2 中西城乡统筹发展的比较性分析
2.1 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
2.1.1 城乡统筹编制技术
目前国内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学者根据学科特色构建了不同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由单一的层次分析法逐渐转向客观赋权法、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比较法等方法综合应用，评价模型逐渐多元化、科学化。在城镇体系之间的城乡空间发展模式上，注重空间发展绩效的系统定量化研究，城乡指标体系的制定综合考虑整个区域以及不同类型区影响因素的不同。
2.1.2 城乡统筹动力机制
国内城乡统筹发展注重基于不同地域导向下，从乡镇企业发展、乡村工业化、小城镇发展、乡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等方面进行关注，形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今后应主要加强对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空间因素的分析和关注，如城乡间历史文化的联系、意识形态、共同发展意向等，重视对城乡统筹发展的空间基础性因素研究。
2.1.3 城乡统筹空间模式
目前大部分地区所编制的城乡统筹规划相对来说都具有典型特征，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农村全面发展模式和城市带动发展模式，对不同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今后应转变城市的优先发展和农村的自我发展的传统发展意识，重视城乡联系对城乡统筹发展机制、模式和动力促进的影响，遵循城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2.1.4 城乡统筹实施途径
目前大部分学者从乡村城镇化、文化整合、城乡信息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特色产业集群、相关政策制度等各个不同角度探讨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多种途径，有利于指导不同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即所谓的地域导向下的城乡统筹模式。今后实施途径应强化宏观、中观、微观实施策略的结合，注重对不同类型区城乡统筹发展途径的研究，尤其针对山地城乡统筹发展策略的研究，根据地域特色，提高城乡统筹规划建设的可操作性。
2.2 中外城乡统筹发展比较经验分析
通过对国外城乡统筹发展经验和国内关于城乡统筹研究进展的梳理，可以发现，自城市和乡村诞生以来，城乡关系问题就一直存在着，关于城乡问题是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话题，各国针对城乡发展建设模式和特征也是存在差别的，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经验之处：
（1）城乡发展不能就城市论城市或就乡村论乡村。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看，城市发展必须要有适当的发展规模，城市不可无序蔓延扩张侵占乡村领域，城市应有适当合理的控制范围。乡村发展也不能单纯从乡村基础设施上着手，还应考虑如何借用城市发展的活力来激活乡村发展的潜力，同时应建设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并制定适宜的控制指标来保障社会公平与公正。
（2）应建立完善、系统的城乡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城乡统筹发展基础，支持农村快速发展。如果仅仅靠规划建设，而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加以保障，所有的蓝图到最后只能是一张空头口票，在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发达国家都建有比较系统完善的城乡规划体系，从区域到乡村规划设计都有相对成熟的规划体系来支撑，并有相应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来保障执行，从而保证战略规划的最终实现。
（3）在城乡统筹发展建设当中，发达国家的乡村建设都比较注重对乡村历史文化环境的保护，尤其是在乡村自然生态环境营造方面，创造具有广域开放尺度的乡村开放空间景观是欧美乡村景观的重要特征，这不仅塑造了优美的乡村生活环境，也为永续的城乡生态安全格局提供了保障，相对于我们国家的部分地区的乡村城市化建设趋势而言，具有值得深思和借鉴之处。
总之，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课题，针对中国城乡建设模式的探索，既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也不能完全否定西方经验。同时，中国幅员辽阔、地域特色明显，那些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入探索，从而创新世界城乡发展的中国典范。
参考文献：
[1] 叶齐茂.发达国家乡村建设考察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 叶齐茂.发达国家郊区建设案例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in Town and Country： Urban Design Campaign[R].London：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1994.
[4] 佚名.英国城市规划史上的三个重要报告[EB/OL]. （2012-08-11）[2010-1-09] http：//：8080/international/message/showmessage.asp？id=1543.
[5] 杨小鹏.英国的绿带政策及对我国城市绿带建设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0，（1）.
[6] 叶齐茂.美国的乡村建设[J].城乡建设.2008，（9）：74-75.
[7] 朱晨，岳岚.美国都市空间蔓延中的城乡冲突与统筹[J].城市问题，2006，（8）：87-92.
[8] 黄河新闻网.借鉴德国城市化理念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EB/OL]. （2012-09-11）[2010-11-04]http：///comment/comment_content/2010-11/04/content_692197_2.htm.
[9] 周季钢，阳炆杉.德国：“城乡等值化”理念下的新农村建设[EB/OL]. （2012-10-11）[2011-09-09]：http：///20110909.shtml.
[10] Tang， W. and H. Chung. “Urban-rural transition in China： beyond the Desakota model”， in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M]. ed. S.Li and W.Ta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 Press.2000：309-350.
[11] 易鑫.德国的乡村规划及其法规建设[J].国际城市规划，2010，25（2）：11-16.
[12] Richard T.T.Forman.Land Mosaics[M].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30-40.
[13] 郝万喜.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价值工程，2011，（21）：5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