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优惠政策范文
时间:2024-02-20 17: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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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服务业;税收;国际借鉴
一、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的国际经验
(一)美国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
美国对现代服务业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产业、现代农业服务业、公益行业、中小服务企业等领域,以鼓励这些产业与行业的发展。美国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代表性税收政策总结如下:1.与贸易、商业活动或高新技术有关的研究或试验支出,直接作为可扣除费用予以抵扣,而不作为资本支出;2.若当年研究与开发支出超过前3年的研究与发展支出平均值的,其增加部分给予25%的税收抵免,该项抵免可以向前结转3年,后结转15年;3.对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开发用仪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折旧年限为3年;4.服务业净营业亏损可以向前结转2年,如果亏损还有剩余,还可以向后结转20年;企业向高等院校和以研究工作为目的的非营利机构捐赠的科研新仪器、设备等,可作为慈善捐赠支出,在计税时予以扣除。
(二)韩国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
韩国服务业的发展源于第二产业的带动。90年代以前,在服务业内部结构中,批发、零售、饮食、旅店,一直居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首,90年代后期由于政策倾斜和对外开放,加上信息产业的带动,金融保险不动产与运输仓储、通讯业等生产业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
韩国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代表性税收政策总结如下:1.自2002年起扩大税收减免范围,对属于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及创业型中小企业实行税收减免由6个税种增加到18个,对中小企业特别税额扣除由13个增加到24个;2.服务企业自新建后首次盈利年度起享受6年减半征收的优惠;3.5-10人以上创业企业自所得税发生的第一年起减免法人税50%,之后3年内按雇用人数增加比例最高可享受100%的法人税减免优待;4.为在国内服务的外国技术研发人员,从其提供劳动之日起5年内的劳动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提取未来投资准备金、风险基金和科研准备金。具体规定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在其年底资产价值为20%以内设立的投资准备金,可在税前扣除,对相应企业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准备金也可按一定比例在税前扣除。对技术转让和风险投资的资本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5.自2005年起,影视业、表演业等一些服务业实行50%-100%的法人税减免。
(三)新加坡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
新加坡在金融、会计、律师、审计、交通、商业、酒店餐饮等领域发展迅速,被公认为是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运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现代服务业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中商业服务(包括对外贸易)、交通、通信、批发零售、金融服务等是服务业最重要的行业。
新加坡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代表性税收政策总结如下:1.对具有新技术开发性质的产业给予5至15年的免税期;对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服务、农业技术服务,医药研究、试验室和检测服务等生产和服务公司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支出允许双倍扣除;2.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性营运总厂提供优惠,只征收10%的公司所得税,为期十年,对这类公司的分配股利免征所得税;3. 金融等风险性较高的服务业在投资的最初5-10年完全减税,若连续三年亏损者,可获得50%的投资津贴,对在新加坡进行的离岸金融业务的收入免征所得税;4. 对固定资产投资在200万新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或营业额在100万新元以上的咨询服务、技术指导服务等企业,所得税可减半。
二、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借鉴
(一)构建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体系
许多国家在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仅停留在对原有优惠政策的重申,而是以独立、集中制定出台专门、系统的现代服务业税收优惠特别法。制定税收优惠特别法的目的,在于提高税收优惠法律的权威性,消除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条款之间的重复和低效,加大税收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
我国可以借鉴此经验,来解决现行现代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繁杂、零散问题。这里所指的 “特别法”,区别于我国现存的特别行政区域相关法律,此处提到的“特别法”限于现代服务业行业性质,不限于区域位置,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考虑到现代服务业税收优惠特别法实施的可操作性,在现代服务业税收优惠特别法中,应明确规定优惠的对象、目标、原则以及审批程序等。尤其需重点考虑的是优惠对象,即我国现代服务业具体包含哪些行业,应进一步凝练出衡量现代服务业行业的定性及定量标准,并实行动态跟踪评估,以确保享受现代服务业税收优惠的企业身份“名副其实”。
另外,建议现代服务业税收优惠特别法的制定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分三步走:第一步,将各个税种中涉及到现代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条款进行梳理,在各税种中独立成章;第二步,将逐渐成熟的独立成章的税收优惠条款进行整合,形成现代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法规;第三步,适时将整合的条例和法规通过必要的程序上升到法律层次,单独立法。
(二)推行税收信贷优惠方式
税收信贷一词是本课题提出的新提法。在已有的研究中,虽然在形式上把税收、信贷两词合并使用,但所表达的意思仍然各自独立,税收调控和信贷影响两方面含义。但此处税收信贷,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本质上,都将二者合二为一,原理在于使企业将原本应上缴的税金作为自己的资金使用,相当于从政府手中获得一笔无息贷款,即通过税收的形式实现信贷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
从现行的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来看,税收优惠形式偏重于结果优惠,而忽视过程优惠、起点优惠。借鉴国际经验,在采用直接优惠的同时,配合使用投资抵免、亏损结转等注重长期效果的间接优惠形式,例如韩国通过提取风险、科研准备金,美国对研究开发所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对有关研究试验支出可进行投资抵免,新加坡对于某些服务业的研究费用实行双倍扣除等,对于生产业的税收优惠更多地采取延期纳税、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加计扣除等间接优惠方式,尽量减少使用减免税额、降低税率等直接优惠的方式,保持一种系统的、一以贯之的政策取向。从根本上解决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升服务业发展的质量水平,就要注重把服务性企业的创业和经营过程纳入到税收优惠政策当中,降低服务性企业创业初期的投资、经营风险。以加速折旧、即征即退为代表的优惠政策,会使企业将原本应上缴的税金作为自己的资金使用,相当于从政府手中获得一笔无息贷款,从而起到鼓励企业增加科技开发投入、加快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的作用,这就实践了税收信贷的机制理念,倡导“授之以渔”的“蓄水池”政策意图,避免“授之以鱼”的政策导向。
(三)契合行业特点解决瓶颈问题
按行业特点划分,将我国现代服务业分为高附加值类,高技术类和高风险类。建议针对于不同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制定具有行业特点的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由于现代服务业涉及面广,因此,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分门别类制定鼓励投资和业务拓展的税收政策,有的放矢地促进各项服务业齐头并进。
以金融业为代表的高风险服务业,应侧重从降低行业风险角度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金融业本身经营风险较大,并决定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稳定,因此,应对这些经营风险较大的服务业采取相应的减免税政策。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过多个税种优惠政策的实施,来降低金融业经营的风险性,例如新加坡对高风险服务业创业实施完全减税政策,在规定的经营初期,还对亏损者实施投资补偿。韩国允许金融企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提取风险基金等。对金融业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来讲,应逐步降低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在税率上体现国家对金融保险行业的鼓励和扶持,并改革目前金融保险业以营业额全额征税的征税方式,实行差额征税,降低金融业行业风险,为高风险服务业创设良好的经营环境,促使部分资本从其他行业流向金融业等高风险服务业,促进其发展和繁荣。
以信息服务业、科技教育业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应侧重从鼓励技术研发角度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应多采用间接优惠方式,例如加速折旧、亏损结转等。具体来讲,首先,建立加速折旧制度,使用的先进设备或专供开发用的设备、建筑可以实行加速折旧,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来核定加速折旧的程度,这样可以加快企业资金的周转速度,增加企业用于更新设备和技术进步的可支配资金,并且缩小资金的周转周期;对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实行税收抵免政策。允许企业将R&D投入以一定比率或全部从应税所得额中作为费用扣除。对信息服务业、科技教育业实行税收抵免政策不仅可以增强企业开发、运用和转化科研成果的积极性,也可以促进企业和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提高高技术业自主创新的能力。通过税收手段,降低开发与研究成本,提高社会、企业人力资源开放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全力推进服务业的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1]王良杰,石丽丽. 现代服务业概念界定[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
[2]黄海梅.对现代服务业财税政策的探讨[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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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试论海南省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引言
离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无甚联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传统的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货币信贷、投资、结算、外汇买卖、黄金买卖、保险服务和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伴随着新一轮全球性经济衰退,各国对游资监管力度加大,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前景逐渐黯淡,离岸金融业务也积极寻求着转型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之下,海南省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相关研究更显必要、紧迫。
二、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宏观环境
(一)天然优势的地理区位
海南省位于华南和西南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的结合部,内靠我国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邻亚太经济圈中最活跃的东南亚。海南省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对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亟需大量的资金及金融服务的支持,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能有效满足此类需求;其次,毗邻香港有利于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加快发展,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兴起能有效辅助、巩固香港确立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最后,海南省与祖国大陆间的天然屏障可以作为防范省内与大陆境内金融系统协同干扰的“防火墙”。
(二)增长迅速的国民经济
(三)发展迅猛的金融行业
(四)持续加快国际化进程
随着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海南省抓住与国际市场、机构、法人等接触的契机,推动海南省产业升级转型。一方面,海南省不断强化自身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核心地位,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旅游、交通、商贸等方面的互惠合作,另一方面,海南省寻求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旅游、金融、环保等领域的交流。
三、海南省离岸金融的模式选择
通过对现有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模式特征及要素需求的考量,不难发现海南省省域内要素不满足内外一体型关于区域建设环境的需求。而避税港型模式本身即为了让离岸公司机构规避母国关于税收等非运营支出而诞生的一种形式,且随着近年来全球性受游资冲击而导致的全球、区域性金融危机频发,黑市洗钱现象不绝,现阶段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国联盟加强对此类模式地区的监管,从而使得一些区域离岸市场“形同虚设”,不仅如此,海南省较其他避税港型地区并不具有明显横向竞争优势,因此本文认为海南省不适宜避税港型模式。
剔除了以上两模式后,本文侧重与海南省选择以内外分离型为基础的适用性模式。首先就内外分离型模式而言,海南省现阶段国际旅游岛建设亟需相应配套资金的支持,据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相关专家的测定,海南省国际旅游岛至少需要15万亿元资金的注入建设,而相对于海南省入不敷出的财政资金而言,数目之庞大犹若星河,因此本文认为海南省应采用单向渗透型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OUT IN),即允许离岸市场内资金有限渗透到在岸市场的模式。但受限于现阶段海南省金融软硬件实力,初期阶段仍以内外分离型模式,待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档次,再权衡利弊适当冲破“屏障”,施行有限渗透的策略。 四、海南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目定位
(一)助力海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为核心
必须遵循关于“十二五”时期的规划路线,从而进一步助推海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等改革目标的实现升华规划中关于相关产业发展的理念,拓展海南省经济、产业发展的可行域,创造海南省与国际优秀产业、高新技术接触的契机,争取将海南省提升为“离岸金融-旅游服务”复合型海岛特区。
(二)开展以境外人民币离岸业务为内容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
(三)形成“港琼”离岸金融犄角为目标
香港作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国际化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业务规模大、服务水平高、市场监管有效性强。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就其本身规划而言,具有浓烈的地域性特色,因此可以有效完善犄角内“业务池”构建,且海南省离岸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减缓香港受指向性游资的冲击,发挥犄角规模优势,有效规避相应风险。
五、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内容框架
(一)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品种遴选
1.银行类离岸金融业务
一是离岸存款业务。可接受开立“非居民”的美元、港币等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存款账户,亦可接受开立人民币非自由兑换货币存款账户。
二是离岸结算业务。海南省可以依托离岸金融机构为平台,开展一系列如客户办理汇兑、接受和开立信用证、提供保函、光票托收、跟单托收等业务。
2.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
海南省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也应选取金融机构债券、利率掉期(SWAP)等为主的相对低风险性业务为主,从而做到降低风险,有限提升市场流动性。
3.保险类离岸金融业务
开展有利于海南省海洋产业发展的船舶险种,根据海南省特殊海洋、渔业状况,推陈出新具有离岸属性的创新型保险品种。
(二)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监管体系
1.离岸金融机构准入及退出机制
海南省离岸金融机构的准入应遵循“机构规模优先、良性内控优先、业务面广优先、效率服务优先”等原则,准入机构在进驻省内以前应具备外汇汇兑、业务办理、业务结算等基础性资质,并在此基础上报备国务院、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政府等相关机构审批、备案等基本程序。
2.离岸金融业务范围约束性
主要监管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五项原则主要:一是审慎性原则,以风险相对较易控制的业务为主;二是可操作性原则,即以简单可行出发,以传统业务为主;三是灵活性原则,在监管下适度放宽业务选择的区域;四是锁定交易性原则,通过账户的分设和严格管理,确保离岸业务的有效监控;五是差别监管原则,对外资银行及中资银行进行区别性管理。
(三)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优惠政策
1.税收优惠政策
借鉴国内外离岸金融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海南省实际,对在离岸区内开展离岸服务外资金融机构,可考虑在2020年以前按10%税率减征所得税,免征印花税,对风险较大的离岸贷款实行专项贷款风险准备金,由金融机构申请,报外汇管理部门备案,同级主管国税机关审批后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对金融机构高管个人所得税按三免两减半征收。
2.费率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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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金融发展的本质内涵剖析
1.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增长系数,从而促进农村、农业和农民三方的全面发展。例如,可以通过调整农村贷款利率来减缓农民的贷款压力,从而使农民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或农业技术学习之中,进而在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率的同时,增加农民的农业收益。
2.农村金融发展的依托保障:政府的宏观调控。由于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本身就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加之收益周期较长,很多农民不得不向金融机构申请补给。但是由于正规的金融机构手续烦琐,且供给能力不足,从而致使很多农民不得不向风险系数较高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因此,农村金融的发展势必需要政府加以宏观干预和调控才能有序、健康地发展。
3.农村金融发展的控制要点:加强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由于农村金融的服务对象整体经济基础薄弱,主要为部分中小企业和农民群体,一方面,服务对象不符合正规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抵押物条件;另一方面,该群体的贷款业务存在周期短、频次高的特点,所以很多农村金融机构不愿意办理涉农业务,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村金融、农村经济的协同发展。因此,要将二者的协同一致发展纳入到农村金融发展的本质内涵之中。
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现状
目前,在农村金融领域发展中,涉农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村镇银行等。
1.农村信用社的税收优惠政策。近些年,农村信用社能够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对于中西部地区、参与试点改革的农村信用社而言,实行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政策;第二,对于其他普通地区、参与试点的农村信用社而言,要按其应缴纳税额的50%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三,农村信用社按3%的营业税税率缴纳税额等等。
2.涉农银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就农村金融机构而言,财税(2014)规定,对于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所形成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其次,对村镇银行、有银行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保险收入,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最后,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等。
3.金融企业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对金融企业涉农贷款业务、中小企业贷款业务而言,其实行贷款准备金税前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另外,在对贷款风险进行识别分类的基础上,要按照相应的比例计提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且能够在计算应纳税额时进行扣除。
三、加强税式支出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要点
1.不宜采取以财政直接投资为主的农村金融发展策略。(1)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有限。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典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一方面,其资金来源渠道主要包括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存款、财政支农资金等;另一方面,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粮、棉、油收购资金贷款业务、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的中长期贷款业务和农业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业务。由此可见,农业发展银行在业务模式上有所拓展,突破了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限制,但是其对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和推动作用仍然十分有限。(2)农村正规信贷机构的放款效率低下、手续复杂。农村正规信贷机构在业务办理上不具有资源优势,且在合同执行上也不占优势。首先,当放款机构为政府机关时,出现违约情况时则难以有效应对;其次,对信贷机构员工的激励作用难以找到准确的借力点;再次,信贷分配受政治要素的影响较大;最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难以发挥独特优势。总之,我国不宜采取以财政大规模直接投资为主的农村金融发展策略。因此,可以适当地扩大业务范围,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财务压力。
2.?乃爸平峁钩龇⒎治鏊笆沼呕菡?策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首先,在税制结构上,我国的税制主要将商品课税作为税收主体,这是因为我国尚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要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如果强制推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则容易造成税源的流失,进而影响国家财政系统的稳定性。其次,从农村金融机构的本质属性来看,其属于金融保险业的范畴,因此,按照现行的税收机制,农村金融机构需要承担金额较大的流转税。因此,为了促进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运而生,虽然这些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税收政策与税制结构的不匹配和不对称、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面狭窄等。最后,通过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税收优惠激励政策,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村金融运营的积极性,从而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1.涉农金融机构的流转税负整体偏高。由于营业税的计税标准是应税务劳务而向业务人收取的全部款项,包括利息收入部分,而且其征收具有强制性,不会考虑企业或金融机构是否盈利。因此,营业税与所得税相比而言,会加重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负担,从而使农村金融机构不得不将资金用于项目投资上。另外,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较低,其单笔贷款所发生的成本费用与城市金融机构相比要高出许多,加之其风险高、收益低,所以其流转税负整体偏高。
2.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按照机构主体确定减免政策。目前,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主体为金融机构,即以机构作为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而不是将金融业务作为主体,这种主体定位的缺失,会致使部分农村信用社转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以后,难以再继续享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削弱了整个农村金融的发展。
3.缺乏健全的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由于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在政策改制中变化的频率较高,如果长此下去,不?H不利于健全的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的形成,而且在政策变化的影响下,农村金融发展会面临着外部市场环境变化风险和政策风险,从而不利于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良性、有序和稳定的发展。
五、构建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的策略
1.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流转税税负。首先,就营业税政策而言,为了减少对农村金融机构税负的重复征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差额征税政策,从而降低了应纳税额的额度;其次,要加强对农村金融服务领域流转税税务的优惠和减免,必要情况下,可以适当地对农村金融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将其纳入到增值税范畴;最后,在出台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后,要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试行和监督,以确保农村金融流转税税负的有效降低,从而增强农村金融为三农提供长远金融服务的能力,进而解决三农资金问题。
2.加强税收优惠主体由机构向业务的转变。首先,要对涉农金融机构所从事的涉农业务进行分类,然后按照涉农业务或涉农贷款的金额,给予相应比例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借助优惠政策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开展涉农贷款业务的积极性;其次,采用“涉农业务+纳税主体”的方式来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的确定和创新,从而使所有农村金融机构都能在涉农贷款上实行普遍优惠;最后,科学、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对农村金融机构起到激励的作用。因此,在财政政策的改革上要坚持以税收优惠为中心,并在确定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的基础上,确定税收优惠的标准。
3.积极构建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修改频率的加快,虽然能够对农村金融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但是反过来看,整个税收优惠政策机制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则较差。因此,积极构建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至关重要。首先要加强对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的市场调研,然后在现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用长期发展的眼光和预测工具,对农村金融税收政策进行优化和调整,从而提高财政税收优惠体系的稳定性。
4.积极大胆地试行和推广新型税收优惠政策。要建立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长效机制,就要加强新型税收优惠政策的创新,从而在试行成功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于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进行长效机制构建。例如,推行免除部分涉农机构营业税的优惠政策。此外,加强税收优惠政策应用的灵活性,如对部分农村金融税收进行特定比例的财政返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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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业的税收政策主要是由我国中央政府决定的。而我国银行业现行税收体系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确立的,期间虽经几次调整,但其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金融业的税收政策存在以下问题:
(一)个人所得税税制不合理
上海的个人所得税总体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一方面,我国将个人因任职、受雇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和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我国对个人从境内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可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对境内上市公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单位转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同为个人取得的非勤劳所得,有的征税,有的减轻课税或免税,有失税收垂直公平原则,有碍所得税再分配作用的发挥。这将至少从两个方面对金融、保险、证券活动产生影响:一是总体税负水平偏高时,直接减少储蓄和投资的数量和欲望;二是从金融、保险、证券业储蓄和投资获利的比重下降,降低了金融、保险、证券业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与香港相比,上海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偏高,而且是分项征收,税前扣除项目少,扣除标准偏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标准的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纳税能力以及纳税人的住房、养老、失业和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子女教育等因素,对净所得征税的特征表现不明显。综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像我国这样费用扣除不考虑家庭支出的制度是较为少见的。
(二)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偏重
据上海市的统计,全市内资金融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高于其他内资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14.2个百分点,个别银行的税率高达50%左右。外资金融企业税负率高于其他外资企业税负率3.6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内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25%后,还是高于香港16.5%的税率。由于中国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体,同样的所得税税率给企业带来的综合税收负担已经偏重,而我国银行业的呆账准备金计提标准过高、呆账损失审批过严等问题尚未解决,呆账损失、足额的呆账准备金难以在税前扣除,从而增加了金融企业所得税税负。在此情况下,若不采用较低的所得税税率,必然导致企业总体税负过重,缺乏竞争力(辛浩等,2007;刘馨颖,2011)。
二、对上海金融业税收激励的政策建议
上海作为人民币金融中心,正在进一步朝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方向努力,设计一个合理的税收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目前,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正在崛起的国际金融中心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为金融行业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是十分关键的。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除了伦敦、纽约、日本、法兰克福等传统国际金融中心以外,在资金、监管及人才方面的便利使得一批小型的税收天堂,如泽西岛、开曼群岛等,在竞争力方面已经超过了上海等大城市。因此,与各国不断调低金融行业税收的实践相比,中国内地金融行业的税收制度调整还比较缓慢,金融行业的其他税收负担也相对较重。因此,上海要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调整金融行业的税收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一)在所得税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
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实行国际通行的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相结合、以综合征收为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其中,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生产、经营所得等主要项目实行综合征收,按月(次)预征,年终汇算清缴。调整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适当提高纳税人的基本扣除额,增设赡养人口和老人、儿童、残疾人等扣除项目,调整住房和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扣除项目,按照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合理制定并适时调整相应的扣除标准。允许资本损失从资本利得中扣除,但是扣除额不得超过当期的资本利得,扣除不完的部分可以从以后的资本利得中扣除。适当降低税率,近期可以考虑将工资、薪金所得的最高税率降为40%。
(二)改革金融业营业税的征收方式并适当降低税率
目前我国内地金融业的间接税采用的是营业税而不是增值税,而且营业税的税基是银行的贷款利息和收费等收入,而不是针对银行的经营利润等收入征收。这使得银行业的间接税负担相对较重。这一制度不仅无法与香港等不征间接税的城市相比,而且也比大多数有间接税的金融中心要落后,成为影响上海金融中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银行业营业税税率在目前5%的基础上可以适当降低。由于各银行总行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属于中心财政收入,为了不大幅度减少中心财政收入,可以逐年降低营业税税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直到营业税税率降至2%或更低。这样可以提高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补充资本金,提高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此外,为了和外资银行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建议取消内资银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三)争取降低或取消金融行业印花税
目前我国金融业缴纳的印花税可以分为贷款合同印花税、房产合同印花税和股票交易印花税等。虽然印花税的税率较其他税种低,但是从贷方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借方的贷款成本的角度来看,印花税也占有一定的比重。目前,很多国家都取消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印花税。相对而言,我国内地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相对较高,而且不稳定,调整十分频繁。这几种印花税叠加后,加重了金融企业的流转税负担,应该适当降低或者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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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业 税收政策 银行税制
金融是一国经济的动脉,银行又是金融的核心。银行业发展的好坏决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 5年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银行业已经全面开放,国内银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税收杠杆在诸多经济杠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行业的经营绩效的高低,因此研究银行业的发展状况,应先研究银行业税收制度。
一、税收对银行业的影响
税收主要是通过影响金融商品市场均衡价格来矫正金融负外部性和促进金融创新,从而实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运行效率。政府各方面的管制和税收政策的变化对金融创新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金融机构处于中介机构的位置,流通性较大,通常具有较大的经营风险。税收正好在这一环节中对银行的风险程度产生影响。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税收会在非储蓄银行机构与储蓄银行两者的内部构成以及两者之间的构成等多层面上调节银行业结构,直接左右银行的收益率,从而影响银行业的规模。银行业税负与其他行业相比较,太高会导致资本流向其他行业,反之则造成金融业的萎缩。
二、我国现行银行业税收制度
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消费税和教育费附加等税种是我国现行的银行业所涉及的主要的税种。
(1)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总体上,我国银行业的综合税率是呈下降趋势的,所得税率下降幅度较大,营业税率则小幅变动。但考虑到由于营业税是对银行营业额征税,虽然税率历年来不断下调,最终已经从2000年的8%降至现在的5%,可营业税收入依然是银行缴税中的主体部分,还是银行业税收中的第一大税。
(2)营业税
营业额是银行营业税的税基。银行发放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买卖外汇、有价证券的差价收入,各种手续费收入是计税依据。营业额一般包括贷款业务、手续费收入,以利息收入、手续费收入等;规定的外汇转贷业务以贷款利息减去借款利息以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外汇、有价证券、期货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1994年我国金融业的营业税税率为5%,到1997升至8%,而中国加入世贸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又规定分3年将金融企业营业税税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由8%降至5%。我现在的银行业营业税率仍5%,营加上其附加的总税率为5.5%。
以所得税为主是发达国家银行业税收制度主要做法,将金融业务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也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做的,但非主营金融业务征收只是发挥补充作用。如企业所得税在美国的联邦和州地方政府的银行业设置的税种中起主要作用。多级累进税率是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的常态形式,而在联邦一级在税率上没太大差别,企业所得税在州一级上对金融行业有专门的税收规定,税率差别较大,介于6%-10%之间。
三、我国银行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现行的金融税制已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入, 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
(1)税负偏重,税制设计不合理。首先, 建筑、邮电通信、交通运输、文化体育业的营业税税率都是3%,而金融业营业税在多次下调后税率仍为5%,而金融业与上述行业相比,盈利水平不高,反而具有不良资产比率高、风险大且滞后的特点。因此,一方面要设计合理的规范的税制,如对离岸金融业务规定较低的所得税率、营业税率,给予较多的税收扣除,向境外机构拆借资金一律以不高于同业拆借利率进行扣除。另一方面,要加大对金融业改征增值税时适当降低税率。增值税的征收可以避免重复征税, 但现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适用税率为17%,对金融业改征增值税时,适当调低金融业增值税税率。
(2)内外资两套机制,收入确定和成本费用扣除方面区别很大。内外资机构在坏账损失、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计税工资、固定资产折旧、职工福利费等方面有很大区别。其次,税收优惠政策不同。内资金融机构基本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政策, 而外资金融机构享受到的很多优惠政策。因此要在统一内外资银行税收制度方面继续努力。
(3)部分金融领域的税收制度不完善。首先, 衍生品征税规定仅覆盖期货和股票期权方面, 而对投资联结保险这一类新险种的分红收益, 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取向。其次, 实际具有投资性质的融资租赁业务,不能享受正常的投资抵免政策。因此要加快税收政策的创新,早日完善我国在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衍生工具、金融信托方面的税收制度, 消除双重征税问题,对我国金融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4)加强网上交易金融服务监管。网上金融服务飞速发展, 税收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税务部门应加强建设金融网络交易税收征管系统,增进立法,堵塞金融网络交易税收征管漏洞, 做到管理、征收、稽查三个环节相互衔接、相互配合,互通信息,有序运转。
参考文献:
[1]王刚、陶能虹,我国银行业税收制度研究[J]金融论坛,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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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改增;金融业;税务风险;风险管理;防范措施
税务筹划是企业一项合理的减轻税收负担的活动,做好税收筹划工作,能够减轻企业的纳税重担,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企业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就容易出现各种税务风险,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与管理。在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给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不少的冲击,金融企业纷纷提高对纳税筹划以及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提高对增值税以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了解程度,进而来提高企业税务管理的有效性,增强税收筹划方案的可行性,以此促进企业能够更好的发展。
一、营改增后,金融企业存在的税务风险分析
在实施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之后,金融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调整纳税规划,提高对增值税的认识程度,就容易加大税务风险出现的概率。对金融企业来说,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遇到巨大的挑战。一是,企业的税负可能会有所增加,虽然说采用增值税进行征收,能够避免重复征收的现象出现,但是由于金融企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特性,在加上我国金融市场上各项机制还不够完善,不能够完善确定增值税征收的税负效应,就有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税负重担。二是,由于金融企业经营的特殊性,导致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取得上与一般企业相比有所不同,存在着进项税无法抵扣的情况,在与上下游企业之间进行合作的时候,就会出现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抵扣不够充分的情况,使得一些企业的税负增加。三是,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一些金融企业出于降低企业税负,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达到多范围的进行增值税的抵扣,就有可能会选择代开或者是虚开增值税的专用发票。这样做,不仅违反税收筹划的原则,还会加大企业的税务风险,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二、金融企业税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因素是引发企业税务风险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外部环境,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发生变化,就有可能引发企业税务风险。虽然说,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有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发展的机遇。但是,从税务风险管理的层面上来说,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纳税筹划具有重大的影响,也是金融企业税务风险产生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发展的新常态下,由于资金脱实入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发展,金融市场上涌入了大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企业,就会影响整个市场的秩序,进而加大企业的税务风险,给税务风险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当税收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的时候,也会加大企业的税务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税法法律法规需要不断的修改与完善,从而来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在社会发展下,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市场上商品的生产可能需要有多个企业来共同完成,就会放大营业税征收时重复征税的缺点,在2016年的5月,就全面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在营改增后,对企业来说,如果没有及时的了解相关的税收法律政策,更新税法的知识,就容易引发企业的税务风险,进而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内部因素是引发企业税务风险的关键原因
一方面,企业在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时,如果有关的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彻底或者是在使用的时候,存在着违法的行为,就会导致税务风险的发生。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能够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税负重担。相应的,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能够享有其优惠条件的企业会提出许多的要求。如果企业不熟悉这些要求与条件,就有可能会错过享有优惠的权利。另一方面,企业人员自身素质不高,缺少税收常识也会加大税务风险。企业的涉税人员需要掌握有关的税法基本常识,如果对这些常识的了解不够透彻,就会加大企业的风险。但是,从当前来说,企业内部的很多员工对税法基本知识不够了解,将税收缴纳工作看作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认为财务部门需要专门负责公司的财务计算,而业务部门则需要开展业务范围,并没有深刻的意识到,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业务部门与税收缴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当业务部门中的有关人员对增值税的知识不够了解,没有拿到增值税的专业发票,就存在无法抵扣进项税额的问题,或者是业务部门拿回来的发票十分的混乱,存在虚开发票的行为,无形中就会加大财务部门工作的难度与压力,也会提高企业税务风险发生的概率。
三、营改增后金融企业提高税收风险管理的措施
(一)正确的解读金融业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
在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为了进一步促进该项政策的顺利实施,政府与有关的税制部门会不断的出台新的税收政策,如:针对于金融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而金融企业为了对提高税务风险的防范力度,就需要能够精准的把握新的税收政策中的有关内容,并且积极的参与各项培训活动,来提高对税收政策的熟悉程度。一些税务机关或者是中介机构会定期的举办各种有关的培训活动,帮助企业更好的了解金融业税收政策中对于财务以及税务中有关的规定。金融企业需要提高对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能够区分营业税与增值税这两种征收方式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在推动增值税之后,能够及时的改变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如果对政策内容有疑惑的地方,就应该要向当地的税务机关咨询,进而来减轻税务风险发生的概率。
(二)构建税务内部控制制度
对于金融企业来说,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除了是税种与税负发生了改变之外,企业的经营环境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就需要按照金融业自身的特点,来重塑对金融企业增值税发票管理的业务流程。所以,就需要在税务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来构建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对税务风险防范的重视程度,加强对各项风险的识别力度,提高监督与管理的能力,进而来避免税务风险出现的机率。企业需要强化增值税发票管理,严格按照增值税的发票来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在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时候,需要得到专用的增值税发票,并且开具的时候要符合相关的规定,严格的禁止虚开或者是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此,在营改增后,金融企业需要优化税务内部控制的流程,加强对各项纳税环节的控制力度,进而来避免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税务风险。
(三)规范企业的依法纳税行为
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金融企业要提高税务风险的防范能力,就需要规范企业的依法纳税行为,也就是要规范企业的纳税行为,降低税务风险出现的概率。首先,在采用增值税进行征税时,纳税申报表填制的难度上升,这就要求金融企业内部员工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与对税收政策的熟悉程度,填制好相关的纳税填报表,能够规范企业的纳税申报行为。其次,需要规范金融企业的账务处理程序,能够完善内部的会计管理,做到有账可查、有错可改。再次,还需要提高对防伪税控系统的使用力度,在增值税实施之后,注意抵减相关的进项数额,以此来减轻企业的税务风险。最后,需要强化内部的合同管理,特别是在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的时候,要提高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重视程度,进而来提高税务风险的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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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离岸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监管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9-0051-05
一、离岸金融相关问题概述
(一)离岸金融的概念界定
1.离岸金融的内涵与外延
学界对于离岸金融的定义尚无统一看法,现研究的离岸金融是指,在不具有金融市场所在国国籍的非居民之间进行的不受一国国内金融法律法规影响且与一国国内金融体系相隔离的资金融通行为。
离岸金融主要包括离岸货币业务与离岸资本业务。离岸银行业务是最主要的离岸货币业务,约80%以上的离岸金融业务是银行间同业往来。离岸资本业务主要为离岸证券业务,其中包括离岸债券、离岸股票、离岸期货、离岸期权等。
2.离岸金融的性质与特点
相较于国内金融和传统的国际金融,离岸金融具有真正的、彻底的国际性。离岸金融交易主体大都不具有金融交易市场所在国国籍,具有非居民性;离岸金融所指的“岸”不仅是地域概念的边界,还是抽象的一国的货币循环系统,离岸金融交易所使用的货币是游离于一国货币循环系统之外的货币,如欧洲美元市场是指在伦敦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用美元作为交易货币而进行资金融通的国际资金借贷市场。
离岸金融的作用与影响具有全球性,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打通了全球范围内的资金投融资通路,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被称为现代意义的国际金融的离岸金融具有真正的、彻底的国际性,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
除了上述离岸金融的本质特征之外,离岸金融市场还具虚拟性、监管的多头性和松散性的特点。
离岸金融市场通常以被获准从事离岸业务的银行将境外业务另立账户处理或是在交易商之间通过电子通讯手段的方式进行,没有柜台设施类的物理上的交易场所,所以离岸金融市场交易平台是无形的,使得离岸金融带有虚拟性的特点。就在岸市场而言,离岸金融的市场监管除了可以受到市场所在国和金融机构母国的监管之外,还涉及货币发行国、筹资者母国、资金提供者母在内的多个国家事项,离岸金融带有完全的涉外因素,离岸金融的监管必然带有多头性的特点。离岸金融交易成本低,交易量大,政策优惠多,各个国家均对离岸金融采取宽松的监管手段以吸引外资,看似各个国家都对离岸金融进行监管,实则任何一国家对于离岸金融都没有做到完全的监管,这导致了离岸金融监管的松散性。
(二)离岸金融的发展与现状
1.离岸金融的历史发展
(1)国际历史发展
离岸金融市场起源于欧洲美元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欧洲市场上的交易的货币从单一的美元增加到了多种当时世界上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欧洲马克市场、欧洲日元市场及欧洲法郎市场相应出现,各国随之纷纷开始建立本国的离岸金融市场。
通过新加坡、香港及菲律宾等地的不断探索,亚洲离岸金融市场最终建立。大西洋沿岸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岛国家通过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为吸引国际资金,繁荣本国经济,也形成了目前避税港型的离岸金融市场。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国际银行业设施,日本也在大藏省的支持下于1986年建立了东京离岸金融市场,自此,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拥有了离岸金融市场,标志着离岸金融开始具有全球性。
(2)国内历史发展
我国离岸金融业务试点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5月招商银行在深圳开办离岸银行业务,标志着我国离岸金融业务开办的开端。1998年底,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国内银行离岸资产面临巨大压力,我国离岸金融业务被迫停业整顿。2002年6月,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恢复开办离岸业务,我国离岸金融业务再次起航。
2006年9月,天津批准设立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试点,开办离岸金融业务。2013年,银监会批复浦东发展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四家具备经营离岸业务资格的中资商业银行可授权上海自贸区分行办理离岸业务,标志着我国自贸区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已经起步。2015年4月,天津自贸区正式成立,银监会允许有资格的中资银行在天津自贸区开办离岸银行业务,这是继上海自贸区被获准开办离岸金融业务之后的又一新发展,是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2.天津离岸金融的发展定位与现状
通过借鉴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的发展经验,天津自贸区离岸金融发展的内容包括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多项内容,自贸区内的离岸金融发展必然与自贸区的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国际实践表明,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是实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天津是我国北方首个自贸区,也是我国新时期推进金融创新的主阵地之一,其战略定位挂钩京津冀协同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配合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辅助上海、深圳金融中心的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加速发展,为处于经济换挡升级关键时期的我国释放巨大的市场活力。
2011年至今,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离岸金融业务经过四年的发展,融资租赁业全国领先、离岸业务发展成果显著并将在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但随着天津经济的发展,当前自贸区离岸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自贸区离岸资金需求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现实的自贸区离岸资金供给因受到当前政策的制约增长缓慢,导致离岸资金供求不平衡,严重影响天津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
2.离岸金融市场准入监管
市场准入监管是保障金融安全运行的第一道屏障。首先我国需明确离岸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以及离岸金融机构的准入许可方式,然后对离岸业务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重新整理。
(1)离岸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
我国可以规定在自贸区开办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采取分公司的形式进入离岸金融市场。由于在自贸区从事离岸业务的跨国银行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格,跨国银行分公司的母公司为其行为承担后果,由母行为子行承担清偿责任,向债权人负责。所以,采取分行的形式使从事离岸业务的跨国银行分公司得到其所隶属的整个跨国银行资本的支持,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障离岸客户的资金安全,历史上我国也更青睐于金融机构设立离岸业务部、分支机构的形式参与我国离岸业务的经营。
由于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格,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如果允许跨国银行的子行从事离岸业务,子行仅能以其自身的资本对债权人承担责任,这将使债权人的权利不能很好的得到保障。因此,为更好的保障投资人的权利,保持离岸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最好要求境外金融机构以分公司的形式进人我国离岸金融市场。
(2)离岸金融机构的准入许可方式
目前存在四种不同的市场准入的监管原则:自由主义、特许主义、准则主义与核准主义。我国应参照大部分国家离岸金融市场准入的通行做法,实行核准主义的准入原则,即金融机构在进入离岸金融市场时不仅应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还应经过政府的批准。我国政府应坚持审慎准入的原则,既要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水平做出合理规定,还要考虑银行业务能力等实质性条件。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放牌照的做法是更为普遍的离岸金融机构的准入许可方式。具体来说,我国可以学习新加坡的三级银行牌照制。以银行的具体条件为标准,发给资本实力和信用状况不同的银行以不同的离岸业务执照,以实行不同的监管政策。普通执照银行可以办理在岸金融业务,但不能办理离岸金融业务。全面性执照银行既可以经营在岸银行业务也可以经营离岸银行业务。离岸执照银行只能在固定的区域(自贸区)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不能开展在岸业务。这种三级银行牌照制在保证了离岸业务的审慎监管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对离岸业务注入了活力。
我国在离岸金融业务重新开办时期发给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全面性执照,而给予工行、农行和广东发展银行的深圳分行离岸业务执照,这表明我国也正在向发放离岸银行牌照的准入方式进行转变。
3.离岸金融市场退出监管
国际上对离岸金融的监管实践证明,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通常政府会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救助、收购、破产等多种措施,使失去竞争力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维护良性的竞争秩序。
目前,我国法律仅对离岸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措施过于单一,显然不利于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时退出市场。
参照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我国可以有选择地采用最后贷款人制度和离岸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人制度被大部分国家所采用,即当离岸银行暂时发生信用危机时,由中央银行为其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帮助危机银行走出困境,摆脱危机,以防止由单个银行引起的挤兑和破产风潮,引发系统性银行业危机。通过存款保险制度,使经营离岸存款业务的银行按规定费率向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金,当离岸银行面临支付风险、破产倒闭的情形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离岸银行提供流动性资金进行救助,保障离岸存款人的利益能够得以实现。
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可以用法律规定建立以上两种市场退出监管制度,以维护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
4.税收监管及优惠政策
世界各国的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历程已充分证明,税收政策是否优惠是离岸金融业务开展成败与否的关键,税收优惠甚至免税是离岸金融税收制度的主旋律。大幅度的税收减免是大多数离岸金融市场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
目前,我国离岸业务的税收法律还没有明文规定,我国应当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明确离岸金融业务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尚未制定出统一的离岸金融市场的税收法规之前,自贸区可对从事离岸业务的银行先实行部分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如:营业税、印花税等,尤其是对于在天津自贸区从事跨境租赁、航运金融的金融机构应适当减免利息税、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扣税等。
5.离岸金融市场风险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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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金融顺势兴起
顺义是北京重点建设的三个新城之一,是首都东部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和璀璨明珠,发展定位是“现代国际空港、区域产业引擎、绿色宜居新城”。
以首都机场为核心的全市六大高端功能区之一的临空经济区,是顺义区最具物流优势的地区,通过机场高速、机场北线高速、机场南线高速、六环路、京承高速、京平高速等多条高速路与北京市区、天津、河北等地相连,首都机场密集的航线更使其成为环渤海地区航空物流的窗口。
来往于全球200多个城市的以电子、医药、纺织、精密器械、速递包裹为主的高附加值货物,需要在临空经济区完成通关、检验检疫、运输、储存、集装分装等业务,有些还要进行较高水平的保税仓储和进一步的保税加工,在顺义区形成了巨大的物流市场。
顺义区为更好利用临空资源和物流优势,在临空区域陆续规划建设了林河经济开发区、空港经济开发区、天竺出口加工区、空港物流基地、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国门商务区,2008年7月经国务院又在该区域批准设立了天竺综合保税区,这些产业园区以巨大的政策优势和临空优势吸引了多家大型企业入驻。位于首都机场以北6公里的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在2009年9月成功举办了中国第七届花卉博览会,开启了临空花卉物流发展的新篇章。
依托首都独有的l临空优势形成的巨大物流市场,为顺义的物流金融兴起培育了独特的发展土壤,依托临空优势发展物流金融也是顺义以一、二产业推动第三产业,以第三产业服务一、二产业的最佳着力点。所谓物流金融是面向物流业的运营过程,通过应用和开发各种金融产品,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货币资金的运动。这些资金运动包括发生在物流过程中的各种结算、融资、投资,信托、租赁、抵押、贴现、保险、有价证券发行与交易,以及金融机构所办理的各类涉及物流业的中间业务等。
物流金融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而产生,主要涉及三大主体:物流企业,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物流金融的特点是并不仅仅服务于物流业,它对物流业、制造业和商贸业都能够起到良好的金融服务作用。
多途径发展物流金融
综合分析国内外发展物流金融的经验,以服务对象划分物流金融的服务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金融机构直接为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保险、结算、投融资等金融服务。这类服务既能提升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服务水平和经营效益,又能为企业融资、提升资本运用的效率,还可以降低物流运营的风险;二是金融机构和物流企业合作,共同为工商企业提供动产抵押融资、代客结算、物流保理等金融服务。这类服务能够帮助企业以较低的资金购置大型物流设备,降低工商企业由库存商品产生的资金占用,提高其资金流动速度。
顺义的物流金融发展,首先将切入点放在了依托密集储运装卸活动开展的物流保险业务。顺义临空经济区的物流服务对象多为航空运输货物,具有高频率、小批量、高附加值等特点。密集的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和流通加工过程存在因火灾、车祸、设备故障、管理不当而导致货物损坏、丢失、送达延误等风险,这些情况一旦发生,第三方物流公司则面临投诉和索赔。传统的货运保险由于保险环节单一、保费高、服务项目少等缺点,已经不能解决一体化物流服务所面临的风险。在物流业发达的临空经济区引入金融机构,综合评定各种物流风险的概率,为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涵盖物流链条各个环节的完整的保险解决方案,可以化解并分散物流企业的各类风险,同时金融机构也实现扩大经营、获得保费收益。
其次,针对高价值物流设施和库存商品,顺义将积极开展物流融资业务。由于服务对象多为高端产业和航空货物,临空经济区物流企业的运营中涉及到多种高价值物品,这些物品中适宜开展融资业务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物流设施设备,如价值较高的起重设备、运输车辆、信息设备等;另一类是库存商品,如因销售有季节性而周期库存较高的家电产品、农用品,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医药产品。
对于高价值物流设施设备,金融机构可以采取抵押贷款、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向资金不足的物流企业提供资金,物流企业以较低的首付实现对高价物流设备的使用权,在按期还本付息或支付租金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对设备的占有权。对于高价值库存,金融机构可以与物流企业合作开展融通仓业务,即在物流企业提供监管和保证的前提下,金融机构针对工商企业的信用或高价值库存可有效利用,直接向工商企业提供资金。融通仓业务主要有仓单质押和保兑仓两种模式,可以为工商企业降低库存成本、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提供帮助,实现金融机构、物流企业、工商企业的多方共赢。
另外,天竺综合保税区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第一家依托空港口岸的综合保税区,具有与首都国际机场无缝对接的区位优势,具有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先天优势。天竺综合保税区叠加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的所有优惠政策,是目前全国综合保税。(港)区内政策最优惠的地区之一。各类外贸企业、物流企业如将存款贷款、货币兑换、国际结算等金融业务在综合保税区内完成,可以享受更优惠的税率、更简便的手续、更高的存款利率、更低的外汇风险和更多的币种选择。
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利用综保区广阔的金融市场和开展综合贸易的优惠条件,以服务跨国企业的全球性国际结算和国际融资为主。顺义区希望通过政策创新、监管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延伸服务贸易的价值链,防范外汇风险,实现跨国企业全球性业务结算环节在综合保税区的完成。
再有,在物流企业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在取货时向上游企业提供垫付货款,在货物送达时再代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收取货款。临空经济区物流企业类型服务项目多、涉及行业广、服务对象遍及多个国家和地区,仅以物流企业的自有能力无法为这些客户提供结算服务。这为在物流结算中引入金融机构提供了机会,运用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金融机构的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进行结合,对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的产品,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结算服务便成为了可能。这种结算服务如发生在综合保税区,还能够享受保税区在税收、外汇、利率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全方位政策支持
物流金融业是物流业和金融业都发展到较高水平,并通过产业融合而形成的新兴行业,虽已在部分企业中开展了一些业务,但并没有实现大规模发展。顺义临空地区是物流业发展的前沿。聚集了众多国内外大规模物流企业,具有发展物流金融业的良好基础。为了进一步吸引金融企业入驻,与物流企业合作开展特色金融业务,顺义区正积极创造条件支持以物流金融为主的特色金融业加快发展。
信用作为买卖双方交易完成的根本保障,是构成契约关系最重要的基础,物流金融服务的发展更是需要以工商企业、物流企业的信用为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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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城市一系列指导意见以及鼓励政策的出台,使得京沪两地关于内地金融中心的争夺愈演愈烈。而2007年以来,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转变,私募股权投资活动作为中国内地一个新兴之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就在这场金融中心之战尚未分出胜负之时,一场PE中心的争夺之役已悄然打响。两地在纷纷提出建设PE中心口号之际,各自采取了哪些扶持措施,两地的政府引导基金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两地是否能够有效带动周边地区,产生联动效应呢?
具体政策比较
北京,历来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方面自然也不甘示弱。随着北京市政府提出的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伟大战略目标的确立,PE中心作为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宏伟规划也“跃然纸上”。2008年4月,《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的,为包括股权投资基金在内的金融机构廓清了诸多优惠框架。2009年1月19日,北京市金融办、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以及工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为PE行业在北京的发展制定了系统性的优惠政策。《意见》明确了长期困扰PE行业的税收优惠问题,明确鼓励各类金融主体依法进入PE行业,并就PE投资和退出设置了一定扶助措施,其诸多配套服务措施也非常具有吸引力。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协调作用,也是北京政策的一大特色。
上海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上海良好的工业化基础与其所处的沿海地理位置,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成为其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也使得上海成为了中国内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2020年将上海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蓝图更是为上海确立了更加明确的定位。今年3月17日,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在PiperJaffrayChinaVenture举办的2009年中国投资年会上表示,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把发展PE、VC等资产管理业务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其实,在继京津两地吸引私募股权落户相关文件出台之后,上海亦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08年8月,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联合了《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对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注册资质、工商登记、税收政策等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2008年12月,浦东金融办和浦东财政局共同拟定《浦东新区促进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发展的实施办法》(下称《办法》)。《通知》与《办法》的出台,使得上海在与北京争夺PE中心的战役中增添了强有力的武器。
从国外PE行业数十年的运作经验来看,PE基于当地政府的扶持政策会有一部分投资优先考虑投入当地的产业项目上。因此,长期来看,PE集中于某一地区,会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拉动作用。这也是京沪两地竞相推出PE优惠政策的原因之一。
在这场“PE双城记”中,北京与上海两地在税收、基础支持设施、投资与退出方式等方面有何差异?各自又有何优势呢?
税收:北京政策优势更明显
北京方面:
《意见》中对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较大篇幅的阐释,使其成为其中最大的亮点之一。《意见》规定注册在北京的合伙制股权基金和合伙制管理企业不作为所得税纳税主体,采取“先分后税”方式,由合伙人分别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而合伙制股权基金和合伙制管理企业的合伙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合伙制股权基金和合伙制管理企业代扣代缴。其中通过法人单位分得的个人所得,由该单位负责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合伙企业的纳税原则。
《意见》还进一步规定,合伙制股权基金中个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者“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而合伙制股权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该收益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直接分配给法人合伙人,其企业所得税按有关政策执行。对于合伙制股权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以无形资产和不动产投资入股的参与利润分配和股权转让行为不征收营业税。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制管理企业,自获利年度,所得税区县所得部分按照两免三减半,即前两年按照其所缴企业所得税时全额奖励,后三年减半奖励。而且,市政府给予股权基金或管理企业有关人员的奖励,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
此外,《意见》还鼓励PE通过发改委备案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符合一定条件的管理企业,亦可以直接享受北京市给予金融企业的优惠措施,实现新优惠政策与既有优惠政策的有效对接。
从上可以看出,《意见》以十分清晰的方式明确了以各种法律形式在京注册的私募基金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
上海方面:
《通知》规定,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普通合伙人征收5%-35%的个人所得税。不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所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按所得税法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办法》则称,2008年1月1日以后在浦东新区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比照法人金融机构,可以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根据其注册资本规模,给予一次性的奖励―注册资本达5亿元的,给予500万元;达15亿元的,给予1000万元;达30亿元的,给予1500万元。另外,以合伙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根据当年实际募集资金规模给予一次性奖励―10亿元给予500万元;30亿元给予1000万元;50亿元给予1500万元。
浦东金融办贺金波还表示,一系列开办奖励都将以现金形式给予,募资规模可按多只基金额累计,“这是其他省市都没有的优惠”。“此次上海《办法》的出台,很好地填补了优惠政策上的空缺,相信将会吸引更多股权投资企业”,一位风险投资人士表示,以前很多股权投资企业就是因为上海缺乏一系列优惠政策,而放弃上海。
同时,《办法》还制定了针对股权投资机构高管和骨干的激励方法。对于公司制股权投资企业,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在内的高管,按照其当年薪水形成全部财力(即纳税总额)的40%给予补贴;担任投资经理或项目经理职位的骨干人员,按照其当年薪水形成全部财力的20%给予补贴。如果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注册资本金达到5亿元以及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的资本达到10亿元的,给予高管每人一次性住房或租房补贴20万元。此外,投资于新区公布的鼓励投资产业目录下的企业或新区鼓励发展的其他新兴产业项目的,所获投资收益形成的新区地方财力,按50%标准给予奖励。陆家嘴和张江功能区租赁办公用房或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的股权投资机构,也可获得一定额度的补贴:按实际租赁面积,给予500元/平方米/年的房租补贴;在上述区域购买自用办公用房,按购房房价给予1.5%补贴。
对比两市已经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可以发现,北京所采取的“先分后税”方式、两免三减半原则,以及合伙制股权基金中个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等,其实质是从政策上解决了PE的双重征税问题,都使得北京在税收方面政策优势明显,业内人士也称,北京的政策与上海、天津、重庆、深圳等城市的政策相比,有更多的优惠条件。虽然上海对于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征收不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但是一系列的现金奖励性补助与对投资机构高管和骨干所采取税收补贴细则具体,这些则是上海的独特优势。
基础设施:京沪侧重点不同
PE的大力发展与PE中心的建设离不开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但是光有税收优惠,缺少了办公用写字楼、工作人员公寓、会展中心以及商业休闲等建筑基础设施作为硬件基础,大力推进PE也将是举步维艰。
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在北京PE协会成立大会上曾表示,北京市将全力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在北京的发展。其中在金融街选择即将竣工的楼盘,建立PE中心大厦也位列政策支持之列。不仅如此,今年3月17日,北京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开发建设实施的工作意见》正式,标志着丽泽金融商务区的建设全面启动。丽泽金融商务区已被纳入首都“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金融业发展规划布局之中,将与海淀中关村西区、东二环交通商务区一同成为北京市新兴金融功能区。
与金融街主要聚集国家级金融机构总部,CBD主要面向国际金融机构的定位不同,丽泽金融商务区主要聚集创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新兴金融机构和交易所、期货市场等主要要素市场等,这使得它与金融街、CBD形成功能互补的特色金融区。建设周期12年,投资600亿元,采取“三步走”发展模式的丽泽金融区,可说为是北京市高度重视PE发展的一个有利明证,也为其在PE中心之争中提供了强有力的砝码。
上海方面,对于金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十分重视。在著名的陆家嘴金融区扩容加速的情况下,外滩金融集聚带的建设已被提上日程。集聚带将与陆家嘴金融城错位互补、协同发展,总体上以金融为主体,集聚发展金融业及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为陆家嘴发展金融要素市场、集聚重要金融机构和外资总部提供服务,重点吸引证券、基金、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融资服务等金融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资产管理、资本运作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
而自2007年底,杨浦区就开始了打造长三角风投中心的征程。杨浦区位于上海市东北部,先以老工业区著称,后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知名高校闻名。杨浦区正依托1亿元政府引导基金、大学资源以及创智天地项目,争取吸引更多风投企业的落户。
至于原有陆家嘴金融核心功能区的扩建,更是对于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一系列举措的重要前提之一。未来,陆家嘴金融区将倾向于引进三类实力派、特色派的机构投资者及其金融服务机构:基金管理公司,包括公募和私募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注重风险控制和长期投资的保险资金和养老金管理机构等;具有专业特色的私人银行等。
从京沪两地发展金融中心、PE中心的基础设施对比来看,北京的分工更为明确,互补性更强;上海则更加偏重于分层次、分功能地建设各大金融区。
PE退出方式:京沪争相拓展中
在当前资本市场低迷,股权投资企业难以通过IPO方式实现有效退出的环境之下,京沪两地能否为PE投资提供卓有成效的退出渠道,也是极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北京颁布的《意见》提出支持在京注册的PE免费分享政府上市后备企业数据库系统,推荐优秀企业给在京注册的机构,这就为PE寻找和进入投资项目提供了便利的制度条件。对股权基金投资的本市企业,优先列入上市后备企业培育计划,支持其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另外,在中关村代办股份系统挂牌则为投资机构提供了退出方面的政策导向。
对于PE的退出方式,上海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目前正在积极申请OTC(场外交易市场),并计划将该市场落户于浦东张江。
而在全国范围内,深圳创业板的进一步布局,也为未来PE的退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其他配套措施:京沪各具特色
除了以上三大具体扶持措施,北京与上海还在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配套措施。
北京方面:《意见》支持企业年金、地方社保基金按照有关规定于在京注册设立的股权基金。国有参股的非上市企业,可以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合伙制股权基金或合伙制管理企业。鼓励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京依法合规投资或设立股权基金或直接投资公司。有PE人士称:“这就为PE基金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来源。”
《意见》的政策导向具有开创性,回应了业界呼吁已久的地方社保和企业年金出资参与PE的问题;同时,为各类金融主体深度参与PE行业,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发展北京PE行业指明了方向。
《意见》还从PE的融资环节出发,鼓励商业银行在京开展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和并购贷款业务,支持其依法合规以信托方式投资于股权基金。该项举措对于改变中国PE过于单一的业务结构(并购业务规模在整个中国PE行业比重中严重偏低),对引导北京乃至中国的PE机构走向多元化发展道路,进一步优化PE行业业务结构及其PE的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支持与指导作用。
行业自律机构在PE行业发展过程中往往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在继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成立之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也于2008年6月20日正式成立。北京PE协会已经针对符合北京优惠条件的股权基金提供了快速注册服务,通过发改委和工商局等监管部门会商程序,创造性地为PE注册开启了一条简单明了的绿色通道,这充分显示了其行业自律组织的巨大作用。
上海方面:配套措施虽然不及北京那么具体,但是上海创业投资协会、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等行业协会成立时间较早,协会运作经验较为丰富,且其中的会员投资成功的案例包括百度、尚德电力、如家、分众传媒、携程、阿里巴巴等优秀企业。上海行业协会成员成功的项目运作业绩、规范运作模式与专业运作经验,是目前上海在该方面所独有的优势。
政府引导基金比较
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谷、中国政府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之际,各地政府引导基金正如雨后春笋般地集体涌现。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5个省市建立了引导基金,其中8只基金已完成募集,募集金额达到44亿元人民币。仅今年一季度,浙江便成立了5亿元创投引导基金,其中北京市创投引导基金招募第三批的工作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早在2006年3月执行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就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上海市浦东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和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最先成立。
针对风起云涌的政府引导基金,有的PE热情拥戴,有的则依旧保持冷静。各PE/VC机构人士对于政府引导基金在出资比例、地域限制、支持PE/VC还是支持产业等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分歧。
“有些地方引导基金提出出资额配比的要求,比如一个亿的基金,引导基金和我们各出5000万,这就违背了引导基金的要义。政府资金占10%或8%比例较合适,关键是要把民间资本吸引过来。”北京硅谷天堂创业投资公司执行总裁鲍钺说道。
引导基金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民间资本,对于其投资起到一个宏观的产业导向性作用,应不以盈利作为第一目标。青云创投董事长邓华表示,只有民间资金和管理团队跟政府的产业方向和政策相契合,同时跟政府的项目源结合起来,才能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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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促推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抢占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一、理论依据
金融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产业政策。金融倾斜又可以分为自然倾斜和人为倾斜,自然金融倾斜是由于金融业作为服务产业,其存在是依托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金融业的发展选择必然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过程,或者说金融集中发展区域必然是一个经济发展层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与经济相生相伴的金融产业也往往是相对落后的。因此,作为国家支持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选择人为金融倾斜的政策可能更符合国家鼓励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本质上属于产业发展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在把某些优惠政策措施应用于某一区域后,由于金融业的弥散、渗透功能,金融业对区域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企业经营运作都发挥了其作为资本聚、散纽带的资金配置职能,同时提供了资金与效率的支持。
在区域金融倾斜政策的制定方面,由于金融业牵涉的面广,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极为谨慎。目前金融政策的制定者是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者是银监会,考虑到金融的风险和监管的困难,在区域金融倾斜上,很少见到针对某一地区特点的金融扶持政策。虽然央行可以在政策性金融领域发挥应有的对区域经济的支持作用,或者可以在区域的宏观上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贴现政策,欠发达省区可比发达省区低若干比率,用以增加货币供给,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更快速的发展。然而由于政策性金融的局限性和金融政策出台的谨慎性,市场化的发展需要市场化运作的金融体系。因而央行与银监会在研究制定金融政策时应更多地考虑地区性金融特点,在深入研究区域地方经济特点基础上,制定针对地方特点的金融业务和风险监管活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建立专门性质或以某种业务、功能为主的区域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是以经济区域为基础而形成的以金融机构集中、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信息灵敏、金融设施先进、金融服务高效的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资金融通和聚散的枢纽、货币金融业务的汇集和转口地。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除了需要有一个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城市外,还需具备优良的经济金融发展环境、金融市场发育健全、金融人才资源充足等条件。
区域金融中心定位从中央的角度上看更多体现的是微观层面的目标,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中心的清晰明确的定位对其形成是至关重要的。金融中心定位上:一是区域定位。在金融中心的服务区域定位上,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战略步骤:首先确立中心城市,然后再在稍大范围内的区域建立金融集中区。在这个基础上,必须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寻求更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在全国的城市区域分工中确立自己有利、合适的位置,再进而确定发展区域金融中心的主要服务方向。二是金融业务定位。一个功能业务全面的金融中心包括建立地区性融资、投资、产权交易中心以及地区性商业银行等等服务于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潜力产业。区域金融中心建立之初其金融业务定位应更倾向于先建立专门领域的金融中心,而不是考虑首先建立一个功能全面包含广泛的金融中心。三是金融功能定位。金融功能包括金融的外部效应和金融体系的内部效应,其对经济有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是金融体系整体对经济与社会的总体相协调、适应、吻合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体现在它的配置功能上,其功能已经辐射外化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因此区域金融中心的定位应逐步有所扩大,可以考虑发展金融业成为地区性的支柱产业之一。四是区域金融的结构定位。在既定的银行主导融资环境下,商业银行为控制风险,必然导致优势企业可以获得充裕的资金,一方面大量企业又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的局面,因此必须在这个银行主导融资的环境中,先建立深刻熟悉和掌握地区经济特点的区域银行,建立地区信用融资模式,以扶持本地区支柱和潜力产业为发展目标,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再发展到市场主导主导融资的结构模式。
二、实践与建议
近几年,兰州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出现了积极变化,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改善。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机构不断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资产质量,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积极稳步推进,商业化经营步伐加快,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逐步规范。地方金融机构通过深化改革和综合治理,产权结构和经营机制出现了积极变化,资本充足率提高,资产质量明显改善,风险控制能力增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全面清理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风险得到有效化解,资本市场发展进一步规范。保险业改革不断推进,市场开拓能力明显增强,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构建兰州区域金融中心,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是我们实践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而金融中心对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打造一个兰州区域金融中心,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实践中,在区域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上,金融带动经济发展已经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成功经验。我国,金融资源的聚集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主导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兰州投资拉动增长特征明显,而且固定资产投资与银行贷款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这不仅为项目融资规模扩大开辟了新的市场发展空间,而且也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发达地区。打造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就是为了更加积极地应对挑战,努力掌握金融资源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把金融作为重要抓手,有效突破加快发展的资本瓶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是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要求,做大做强石化、有色、冶金、能源等优势主导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活跃的经济群体就是中小企业,他们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催生新兴产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打造金融中心,就是为了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强力推动金融与工业的互动发展,通过金融资源的快速积聚和集中,带动并促进工业企业和工业产业集群、实现跨越式发展。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金融中心,目的就是要鼓励支持金融业率先发展、加快发展,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为此,必须做到:宏观层面:一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兰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到战略层面;二是成立区域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协调小组,加强组织保障;三是规划先行,推出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四是立法推动,加强法律保障。微观层面:一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金融人才中心和金融灾备中心,完善金融市场诚信体系;二是吸引和培育金融机构,制定促进金融机构发展的优惠政策,扶持兰州银行等本土金融机构;三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设立有色金属商品交易所,扶持低碳企业上市、发债;四是创新金融业务,开展装备制造业投融资、碳权质押贷款和金融服务外包等业务。
参考文献
[1]李波.武汉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几个问题[J].长江论坛,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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