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计划范文
时间：2024-02-19 18:13:2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计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改进建议
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收益分配统计中，将外出的个体工商业者、异地办企业所获收入，统计在农民家庭经营的相关产业中；将农民家庭经营中雇请人员的支出统计在费用中。一些集体再分配收入指标的统计，包括干部报酬、抚恤金、优抚金、退休金、社会性奖金（如合己救人奖、精神文明奖、计划生育奖等）和土地征用补偿等，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应加以完善，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一、外出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异地办企业的，按照有关规定如果统计在农民家庭经营的相关产业中，就会出现与国家统计的税收不相一致的问题，甚至可能出现重复统计的后果。农民外出劳务收入是指本村人员受雇于本村和本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通过出卖个体劳动得到的净报酬收入（即收入总额扣除相对应的非生活消费方面支出后的余额），这里主要指外出打工人员（含异地承包人）所得报酬收入。外出的个体工商业者、异地办企业所获收人，按照有关规定统计在农民家庭经营的相关产业中。对农民带资异地承包的问题要视具体情况进行统计，异地承包所获收入应统计为外出劳务收入，投入资金所获收入应统计为家庭经营收入。如果这样统计，外出的个体工商业者、异地办企业的税收就统计在本地，但实际上外出的个体工商业者、异地办企业所纳的税收是交纳在外地（在办企业的地方）。这样统计，就会导致统计数字失真。
二、农民家庭经营中雇请外来人员的工资支出如果计入费用中，就会减少外来人员带来的劳务收入。外来人员劳务收入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所属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外部人员（农民工）以雇员的身份在本企业劳动，所获得的工资收入部分。农民家庭经营中雇请人员的工资应计入费用中。按此指标解释，农民家庭经营中雇请外来人员获得这部分劳务收入就没有统计在本地产生的劳务收入中，就会发生前述的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
三、国家补助或发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干部报酬、抚恤金、优抚金、退休金、社会性奖金（如含己救人奖、精神文明奖、计划生育奖等）和土地征用补偿等收入，不应统计在农民从集体再分配收入。农民从集体再分配收入是指农民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初次分配结束后，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得到的再分配收入，包括干部报酬、抚恤金、优抚金、退休金、社会性奖金（如合己救人奖、精神文明奖、计划生育奖等）和土地征用补偿等收入。根据这一指标规定，国家补助或发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干部报酬、抚恤金、优抚金、退休金、社会性奖金（如舍己救人奖、精神文明奖、计划生育奖等）等，应统计在农民从集体再分配收入，但这样统计与实际不相符。以上所述的补助和奖金款项的发放主体实际上并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农民从国家获得的再分配收入，因此不应该纳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再分配收入范围。土地征用补偿收入中包含多个部分，其中土地补偿费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性收入或其土地使用权收入，应当纳入公积公益金核算，而不是从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再分配收入；安置补助费具有专门用途，是补助给需安置的农民，不属于农民从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再分配收入；地上附着物是补偿给所有者，不管是补偿集体的还是农民的地上附着物，都属于财产性收入，也不是农民从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再分配收入；青苗补偿费属于集体的，统计在集体经营收人串，属于农民的，统计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也不能作为农民从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分配收入。
四、随着农经统计报表逐步与国际标准化接轨进程的加快，作为农经收益分配统计年报，必须突出“农村”这个特性，全面把握农村经济主体的基本情况极其特性指标，以便与工业、商贸等行业统计报表有明显的区分，凸显其“个性”，真正起到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指导和参考的作用。结合本职工作就改革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年报制度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1、为了实现农经统计年报的严密性和完整性，满足县乡政府及农村经营管理部门指导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掌握农村社会经济运行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减少统计失真的可能性，应将农村经济统计年报的最基本填报单位统一设定为――社一级，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真实、具体地体现出农经统计年报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从而可以提高农经统计年报的指导性。
2、本着科学、适用、可比的原则合理地设置农经统计指标。
（1）取消重复设置，实践意义不大的诸如人口、资产等附报指标，减少基层农经统计人员的工作量，消除具体工作中不必要的疑虑。
（2）科学调整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年报的指标设置，将农村耕地面积、人均占有耕地、撂荒面积、失地农民数量、粮油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人均占有粮食、人均口粮等指标设置到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年报的合理位置，这样就可以很好地掌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突出反映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显现村级组织发展的“瓶颈”因素，有利于加强经营管理和宏观指导的决策性，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3）农民人均所得指标应增设农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纺计指标，而且应将上述两个指标作为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年报的核心指标予以重点填报。在此基础上，为了凸现农业现金收入部分的重要性，还应将出售种植产品收入、出售林业产品收入、出售牧业产品收入、出售渔业产品收入作为主体指标予以填报。这样就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还可以全面有可比性地反映出农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农民实际收入增加的状况及其潜在的发展趋势。
经过上述调整以后，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年报既可以为各级党政领导和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指导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全面、真实、有效、可靠的数据资料，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又可以满足农业部门以及各级经营管理部门指导农村经济工作的需要，真正发挥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年报的经营管理和服务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泽厚.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学科建设的开拓性成果──《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评介[J]. 统计研究. 1994（01）
篇2
失地失业农民不断增多，对我国城乡社会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其原因在于征地补偿理论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本文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在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着力构建失地农民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
一、失地失业农民增多对城乡社会的影响
最近，笔者对西部地区一些城市进行了调查，有的地方在解决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情况令人堪忧。据调查，目前被征地农民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反映较为强烈：一是普遍反映补偿标准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而相对于土地预期收益而言，郊区农民的年纯收入一般在4000元以上，按土地承包期30年计算，其预期收益约为12万元，扣除已承包年份，也在10万元左右。如果将1.8万元全额直接代农民进入社保，按失地农民平均50岁、预期寿命72.6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金，远远低于当地近郊现行最低生活保障费180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500元的水平。据报道，浙江省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采用一次性现金补偿的额度约为每亩3—12万元；南京市按市政和非市政项目类别补偿，安置标准为2.8—4.0万元。总体上看，东部地区补偿标准要高于西部地区，加上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东部地区失地农民重新就业的渠道相对较多，而西部地区失地农民维持长远生计的压力则相当大，矛盾也尤为突出。
二是对征地安置方式和平调村民集体资产的行为不满。西部地区一些城市从2000年开始，统一征地时不再留部分土地给农民。在人员安置上，对男性50—60岁、女性40—50岁人员实行自谋职业安置或退养安置，1.6—1.8万元补偿费直接支付给个人。同时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依法全部征用、农业人口全部安置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由上一级组织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理。部分农民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对此不满。
三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满。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低成本从农民手中征地后，在土地交易中得到较为可观的收益。农民希望能分享这些增值收益。加上有些农民征地补偿费被拖欠、挪用、克扣，更激化了农民的不满情绪。据调查，2002年，西部地区某省的农民因土地问题上访人次比1998年增长了5.8倍。
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导致失地农民问题越来越突出，已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征地补偿理论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有关专家认为，造成农民失地失业的真正原因不是城市化进程，而是现行的征地制度。
由于我国现行征地制度是在建立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实际形成并沿用至今，其征地补偿理论和制度设计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明显。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条件下，仍按计划经济的思路进行，必然引发重重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法律规定不完备，导致征地权运用的不规范。《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具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有，一种是农民集体所有。《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显然指集体所有土地。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其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征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与《宪法》精神有出入。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地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的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统征后高价转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
（二）现行征地制度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就是以村为单元的所有农民共同所有。除了《六十条》对此有界定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农民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代表是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任何个人和组织拥有某项财产的所有权，他就相应地应拥有对该项财产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但现行征地制度，在承认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在征地时又剥夺了农民对集体土地拥有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使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土地所有权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三）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不够科学合理。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说服力较差。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因为土地征用单位在实施征地过程中，基本都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征地补偿，按传统的粮经作物比测定前三年的农业产值，没有或较少顾及到现在的城郊农村，农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现代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价值已完全不是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可比的。因此，这样形成的土地征用价格当然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产出价值，是偏低的价格。第二，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农地一经征用后，其用途的改变通常会导致地价的飙升。但是，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根据马克思地租理论，级差地租可以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级差地租Ⅰ形成的原因之一是土地位置的差异，级差地租Ⅱ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同时，按照马克思的地租分配理论，级差地租Ⅰ应该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级差地租Ⅱ应当由土地所有者和征地者共同所有。而当今土地征用后之所以会产生增值，是由于土地的位置差异、国家规划和开发投资两部分造成的，增值部分当然就包括两种形式的级差地租。
因此，在对增值部分的分配上应考虑、被征地者的利益。第三，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导致地区地价差异上欠考虑。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农地产值的一致性趋势，各地类的产值，特别是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的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就无法反映地区的地价差异。
（四）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除划拨）及其它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取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惟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观没有得到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培根的话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真正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
三、着力构建失地农民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
（一）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目前，征地补偿是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能获得的最直接的经济效益，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同时也是最容易引发征地矛盾的焦点。因此，寻找政府、征用地主体、失地农民间最佳的利益联结，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一是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补偿费标准。土地征用补偿要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应该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测算能领到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作为参照系，将现行补偿标准提高。这仅仅是静态预期补偿标准，今后应逐步调升。政府要通过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适当降低税、费，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二是在统一征地中逐步推行土地“片区综合价”。坚持市场化方向，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按地段、地类等将城市土地划分成若干个区片，每一区片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在统一征地时，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三是研究实施分类征占补偿办法。兼顾国家、市场征占主体和农民利益：①对纯公益性项目用地（如无经济收益的城市道路、绿地、水库等），仍由国家统征后拨付，但国家应提高征地补偿标准；②对准公益性项目用地（如有收益权的高速公路、标准厂房、各类商品市场、污水及自来水厂等），除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外，还应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同征地主体平等协商谈判，让农民在所征土地的增值收益中分享利益（如高速公路建设公司股权分红，商品市场、标准厂房产权，水厂产权或股权分红等），避免土地被“买断式”征占；③对开发性项目用地（如房地产开发等），引入谈判机制，允许集体土地逐步进入一级市场或一级半市场，让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一方，逐步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四是为集体经济组织保留部分财产。鉴于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许多公共性社会经济职能，因此，在征地过程中应划出或置换部分土地、资产，由集体经济组织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兴办二、三产业，发展集体经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并为以后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过渡创造条件。五是加快“城中村”农民建房制度的配套改革。以“城中村”连片改造和建设村民公寓为契机，按城市功能分区要求统筹安排各类建设用地，将城市整体规划与村一级管理体制协调起来，打破行政村的界线，采取组团式集中连片与局部分散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形成在地域上相对集中、新转居人员与老市民混居的具有规模效益的功能小区。
（二）建立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机制。为了最大限度规避政府目前低成本征地、延置社会高风险的问题，在目前农村社保尚未立法，且社保制度建设基本是空白的情况下，应当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与城镇社保的对接。现实的做法是，设计一个与城市居民相对接近、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操作方案，先养老保险，后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城镇养老、医疗、低保应扩大覆盖面，首先覆盖失地农民，社保标准要逐步提高，失地农民享受低保标准应等同城镇居民。建立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机制，提高养老保障成效。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或社区，建立完善互助医疗合作制度，并实行医疗产品配送下乡。
建立失地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其资金筹措应按国家、集体、个人及市场征地主体“四个一点”的思路解决。政府应规范明确各类征地主体无论是进行何种用途的土地征用，均应在土地收益中留出一块作为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资金，并专户储存、专门机构管理；鉴于目前农民理财能力差和货币化安置存在一些弊端，应引导农民在土地补偿中拿出部分资金，购买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出资补贴一点；政府从经营土地收益中拿出一点。
（三）建立教育培训保障机制。对进城入镇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保障，主要包含四大块：一是子女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失地农民进城后，其子女入学应与城镇居民的子女一视同仁，享受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所赋予的所有权利。二是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目前，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就业渠道不畅和就业技能缺乏。因而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转岗再就业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加强失地农民的培训时，还应对其他农民进行培训，因为今天的有地农民可能就是明天的失地农民。加强教育培训，首先应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其次是各级财政应拨出专款，建立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专项资金，以党校、职工校、乡职业教育中心和农技推广中心、乡村成人学校等为载体，建立培训基地，充分利用公共财政资源，开展免费培训。三是对农业结构调整后的农村富余人员和失地农民进行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转岗再就业技能培训。四是把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
（四）建立再就业创新机制。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是农民就业的社会化、非农化和充分化。顺利实现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保证。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制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一是要引导和教育失地农民转变观念，破除“等、靠、要”思想，提高自谋职业、竞争就业的自觉性和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化就业。鼓励、扶持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应享受城镇下岗人员自谋职业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对开展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农村信用社应继续发放小额贷款给予支持。二是鼓励征用地单位和其他工商企业尽量消化失地农民，对吸收失地农民的企业，应享受安排城镇下岗人员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
三是建立以市、县两级劳动力市场为中心，以街道、乡镇劳动力管理服务站为网点的就业服务网络。打破城乡“藩篱”和所有制界限，取消对土地被征用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变“户籍门槛”为“素质门槛”。
篇3
关键词：股份合作制；集体经济；意义；形式；程序；建议
一、农村股份合作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高速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人们高度关注集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与集体经济收益的分享，迫使人们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在不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社区集体经济财产折股量化到人，并参照股份制的组织治理结构成立股份合作组织，统一经营，民主管理，按股分红。这种典型的“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形式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它有利于聚集生产要素，明确产权关系，增强劳动者主人翁意识；有利于促进农村社区各项公共事业发展，推动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有利于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二、农村股份合作制建设的主要形式
（一）企业型股份合作制
企业型股份合作制最初是由过去的乡村集体企业改造而来，后来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也开始向股份合作制转化，逐渐演变成各种所有制企业相互参股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一般是将集体资源性资产作价量化入股，村民以现金入股，吸收社会法人或自然人入股，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
（二）社区型股份合作制
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是指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农民，以土地为纽带联系起来，按合作社原则，采取股份制、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新型集体经济产权形式。集体净资产划分为集体股、按人口量化的基本股、按工龄量化的贡献股。这种形式能够极大地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并能加强对生产经营的监管，是比较典型的股份合作制。
（三）土地股份合作制
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在按人口确定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农户依据所持有土地股权参与集体土地经营收益的分红。这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股份合作制形式，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无论是城乡结合地区还是偏远农村，都可采用这种形式。土地股份合作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集体福利目标和土地利用效率目标的统一，比较好地协调解决了农村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一度成为许多人积极推崇的一种制度安排。
（四）股份制
股份制是股份合作制发展的高级形式，是在进行集体资产股权量化的基础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组建公司。股份制的特点是不留集体股，即把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统一折成股份，全部配发给个人，股权可以自由转让；由村民会议民主决定股权设置、股权分配、股权重组和公益性费用提取的方案。
三、农村股份合作制建设的程序
股份合作制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就是要让改制区域集体成员达成共识。具体来说，也就是要让集体成员充分理解股份合作制建设的必要性、程序和效果。当然，相关政府部门做好指导和监督工作，也是股份合作制建设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农村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股份合作制形式，但是，不管采用哪种形式，其建设程序都是有规可循的。根据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股份合作制建设的经验，一般可以参照以下程序。
（一）可行性研究
首先，村委会要通过外部考察或学习相关资料，加深对农村股份合作制的认识。其次，利用会议和宣传资料做好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并通过走访调查、会议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村民对于股份合作制建设的观点和意见。最后在外部环境分析和内部条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股份合作制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报上级组织或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二）建立组织机构
得到上级组织或相关部门的批准后，需要成立股份合作制工作小组，负责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具体操作。小组成员一般有村集体党委和村委主要成员、政府主管部门人员、外聘专家和村民代表，需要明确小组成员的分工与责权利。
（三）拟定相关制度
根据国家法规、政策，就资产确认、人员确认、入股资格等拟订相关制度，同时，拟订好股份合作制建设工作计划。拟订的制度与工作计划，需要征得上级相关部门和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大会的同意，并予以公布。
（四）资产核定
根据已经确认和公布的相关制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开展清产核资，摸清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等各类资产家底。在清产核资的过程中，一定要增加透明性，加强监督性，必要时可以请外部独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核定。
（五）人员核定
根据已经确认和公布的相关制度，由股份合作制工作小组对可享受股份的人员进行登记和确认，设立人员档案，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这是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最敏感、最关键的环节，它涉及到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操作。
（六）设置权股
一般情况下，可以设置集体股、人口股和贡献股。集体股的比例根据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和村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而设置，股权收益主要用于村日常的行政、社会事业开支；人口股量化到村民，它应该占到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村民根据有关政策与制度享受股份收益；贡献股是为那些为村集体经济做出贡献的村民而设计的，需根据其贡献大小进行科学的量化。
（七）股权量化
根据村有资产总量的构成情况、村集体经营性净资产的形成过程、村级公共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因地制宜地确定个人股中人口股和贡献股的比例。人口股的量化，一般是依照实行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建设时户籍在村的实际人口平均分配系数；贡献股根据村民在村的劳动年限和具体贡献（这需要由村委会讨论确认，并经村民大会通过）情况，按照分期、分级定档的办法，合理确定每个人在贡献股中的分配系数。人口股、贡献股可依法继承，不得退股及转出。
（八）拟订《股份合作制章程》
《股份合作制章程》是股份合作制建设的核心文件，是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得以有序运行的保障，由股份合作制工作小组拟订。其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资产、股东（村民）与股权、股份管理、组织机构、财务管理、收益分配及附则等。
（九）成立股份合作组织运营机构
在资产量化到人后，确定组织名称，选举产生股东代表，召开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成立大会，讨论通过《股份合作制章程》，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并由董事会组建经营管理班子，到此，股份合作制得以完整建立。
四、农村股份合作制建设的建议
（一）农村股份合作制建设不宜盲目推广
目前，农村股份合作制建设在沿海发达城市的郊区和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因为这些地区的集体经济发展迅速，土地价值也因城市发展而飙升，农民十分关注集体资产流失和土地收益的分配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模糊的集体产权，以维护自己在集体中的权利和利益。然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农村地区，土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价值，集体经济也十分薄弱，农民对明确集体产权的需求并不迫切。因此，实施农村股份合作制建设需要考虑地域差异和具体的实施环境。根据改革成功地区的经验，实施股份合作制建设的村集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村集体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集体净资产；具有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村级领导班子凝聚力强，有较强的改革意识；大多数群众有改革的要求和愿望。
（二）取消集体股，促进股权个体化
股份合作制建设的过程中，许多农村以“办公开支、各项公益性事业开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名设置集体股。实际上，办公费用的开支可以列入日常管理费用，发展集体经济，开展各项公益性事业的开支可以通过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法定盈余公益金以及经股东（代表）大会讨论提取一定比例的任意公积金来解决。由此可见，产权模糊的集体股没有必要设置。所以要逐步减少集体股，可以将一部分集体股量化为募集股，另一部分结合企业改革，实行管理者持股。
（三）破除区域封闭，拓宽发展空间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还停留在村级组织内部，因而资金、人才、技术、管理都受到很大的局限性，集体经济组织规模小、产业结构升级慢。所以，需要破除区域封闭，允许并鼓励股权合法流转。首先，允许个人股在经济组织内部继承和转让；其次，允许经济组织甚至村级组织以外的资金、技术或其他生产要素进入并股份化。当然，在拓宽发展空间过程中，要防止因治理不善或寻租而导致集体资产的流失。
（四）完善政策措施，创造宽松环境
当前，村级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建设中还存在着起点不高、内部管理不规范、政策法规不健全等问题，要深入推进这项改革，必须认真梳理制约因素，制定扶持政策，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一是要制定法律法规，对村级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的独立法律地位予以确认，促进其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依法发展。二是要制定扶持政策。要在工商登记、税费减免等方面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引导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要加大对股份合作制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促进其规模化发展。三是上级组织和村委会要为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提供信息支持和智力支持。具体来说，要及时、有效地提供投资指导，尽可能投资那些风险小、收益稳定的行业和领域；收集市场需要信息，利用政府组织资源，帮助股份合作组织开拓市场，做大做强；为其提供经营管理的参考意见。四是要从制度上明确村级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的管理班子与村委会领导班子的关系。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的管理班子是以组织的经济建设为已任，他们是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应该不受村委会领导班子的干扰，能够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股份合作制章程》独立地开展工作。村委会领导班子是以村集体行政管理为已任，其任命是民主选举和上级确认的结果，应该专注于村务治理，为村级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发展提供服务并实施科学的监督和指导，而不能出现村委领导班子取代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中领导班子的现象。
参考文献：
1、简新华,曾一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和建设途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
2、刘炜.农村集体经济产权的股份制改革及其优化[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解安.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J].甘肃社会科学,2002(2).
4、绍兴县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EB/OL].zjagri.省略,2006-02-06.
篇4
1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时代意义
在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迅速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嘉善整体的统筹城乡综合发展水平位列全省第七，全市第一，率先进入全面融合阶段。但是，相对城市，嘉善农村的经济发展还相对滞后，农民收入持续增加还相对困难；农民融资需求强烈，却缺乏有效抵押担保物，导致农村市场资金有效需求和供给之间一直存在较大缺口；农业规模经营还不成气候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关键就在于激活农村资源，把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让农村“沉睡资源”变成“活动资金”。推进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关键就是要通过改革激活农民手中的资源，让资源确定为产权，让产权转化为资本，有效地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发展资金短缺和农民自主创业融资难问题，才能推进耕地有效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从根本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1.1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迫切要求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加快转型发展，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不断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化。农村产权作为依附于农民身份上的权属，长久以来一直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瓶颈障碍，通过有效确权赋能，破除城乡两张皮现状，让农民放心带权入城，将为城乡一体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1.2科学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措施
党的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宏伟目标，实现收入倍增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通过有效激活农民手中的各项产权，赋予农民最为充分的产权权能，确保农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利，使农民具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能力。让沉淀的农村产权激活形成有形的发展资本，让农民用自己的产权转变形成自己的创业资本，将为农民持续增收创造充分条件。
1.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助推器”、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定心丸”、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和引导农民放心进城的“保险带”。通过深化改革，就是要在城乡发展上实现产业兴、生活好、社会稳和通道畅，将为率先建成小康社会筑牢最强基础。
1.4依法规范村域治理的必要手段
村域治理是全面依法治理的关键领域和重点内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就在于实现农村资产向资本的有效转化，有利于全面构建农村产权确权赋能、活权运转和交易服务三大机制，建立和完善权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严格、分配规范、流转顺畅的更具活力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从而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规范产权流转运行规则，将为城乡健康有序发展注入最强保障。
2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嘉善实践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内容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主要抓手，通过“确权赋能、活权运转、有效保权”，从强化“三权”确权着手，以“三权三抵押”为切入点，进行大胆探索和实践，改革红利效应逐步得到显现，改革工作进入健康有序推进的轨道。
2.1“三权三抵押”的含义
“三权三抵押”是指：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抵押、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和农村住房财产权抵押。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抵押，允许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以所持有的农村集体经济股权为抵押担保物，在明确合法用途的前提下申请办理抵押贷款，原则上以已完成股改且具备收益分配条件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准入范围。
第二，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在坚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基础上，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用活土地经营权，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明确合法用途的前提下抵押，以推进现代规模农业发展。
第三，农村住房财产权抵押，允许农民以依法取得的农村住房财产权作为抵押物，在明确合法用途的前提下申请办理抵押担保贷款，原则上在通过农房集聚形成的有条件的城乡一体新社区范围先行先试，条件成熟后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
第四，农村综合产权抵押，为充分挖掘农村产权权能，允许农民可以自由选择一种或者几种产权进行综合抵押贷款。
2.2完善农村三权确权赋能机制
第一，把好确权关，把权能明晰到位。确权是推进改革的先决条件，通过多年努力，嘉善县农村三权确权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县土地承包权确权面积达到34.11万亩，完成土地流转面积14.59万亩；118个村级组织117个完成股改，对24.33亿元集体资产进行彻底清产核资，并全面推行股权静态管理，12个经济强村率先开展收益分配，累计股经分红总量达7935.52万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面积达到770余万平方米。据统计测算，全县农村三权确权后价值约150亿元左右，巨大的存量产权基本实现了明晰到户和确权到人。
第二，把好登记关，把权属备案到位。产权登记备案是确权的具体形式。根据部门分工，明确了县农经局为集体经济股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部门，县住建局和国土局分别为住房财产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单位。根据抵押工作要求，由县农经局和住建局承担了各自权种抵押登记职能，并首创办理了三权抵押他项权证。依托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对20亩以上土地规模流转经营权进行登记，并增设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功能。通过登记备案，建立了完整的农村产权档案信息系统，实现了动态登记和规范管理同步运作。
第三，把好颁证关，把权益保障到位。权证颁发是农民产权权能的实现形式。全县在股改同时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权证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确权发证69203本，并同步开展流转经营权证发放；农村宅基地使用已确权发证67940本，在此基础上启动农民住房财产权证发证工作。在农村三权“确权、登记、颁证”三到位同时，同步实现“权可抵押、权随人走、带权入城”，让农民权益在改革过程中不受侵犯，得到充分保护。
2.3深化农村三权活权运转机制
2.3.1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
2009年，嘉兴市在全省范围内率先试点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当年出台了《嘉善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设在县农经局的农村土地流转中心和县农商行分别开办了抵押登记和贷款办理业务。
第一，实行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前提是规范农村土地流转。2009年，嘉善县出台《关于加快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2009年年底县土地流转服务中心、9个镇（街道）流转服务所和103个农村服务站全部挂牌成立。2010年5月，全县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正式启用了农村土地流转网络平台，实现农村土地流转三级网络实时动态管理。确保了土地流转情况实时可查，流转去向用途清晰可见，金融机构服务有据可依。
第二，实行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放贷流程。嘉善县农商行是首个探索实施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构建起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放贷流程。只有凭抵押登记部门县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出具的《嘉善县农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登记证》，并通过农业部门和县农商行审查后，县农商行方能放款。并考虑到嘉善实际情况依托县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平台，县农商行在实际操作中还将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范围扩大至流转土地剩余年限租金、地上（含地下）附着物价值及流转土地预期收入等，有效提高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价值及其应用价值。
2.3.2深化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度改革
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继承权。允许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后予以工商登记，明确其法人地位，建立法人治理机制，保障集体经济收益权。完善集体资产经营机制，鼓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社员、企业等主体合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一，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抵押贷款改革主要得益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2004年，李家社区率先开展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股改有效拓展了农民的收入渠道，李家社区去年村级可支配收入达到1139万元，连续第五年排名全县第一。自2004年以来，李家社区农民人均收入从13352元增加到20500元，年均分配收益在200万元以上，其中2013年分配了352.1万元，人均享受分红突破2400元，使得股东财产性收入比重达到15%，远远高于全县平均水平。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改革基底的强度。李家社区能够在全县范围内率先实施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抵押贷款改革，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正源于此。
第二，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抵押贷款改革前提在于推进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2004年李家社区开展股份合作制改革，到目前我县117个村集体中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对村级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股份经济合作社社员，如有创业、生产经营、消费等信贷需求，可凭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本人家庭人员相关资料提出贷款申请，贷款额度一般不超过股权评估价值的70%，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以内，最长不超过3年。对符合信贷条件的，在办理股权抵押登记后，金融机构就可以发放贷款。农户在办理股权抵押贷款后，并不影响继续享受分红，而且只要按时还清贷款，仍可继续申请新一轮贷款，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户创业融资的可持续性，使农户手中的“硬本本”成为随时可用的“活资产”。对于村级集体经济而言，随着股权证能够转化成“活资产”，通过活权赋能将为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全面提速提供有力支撑。
2.3.3探索农村宅基地确权和农房抵押改革
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截至2015年年底，全县宅基地应发证面积881.98公顷（13229.7亩），已发证面积871.01公顷（13065.2亩），发证率98.76%；应发证宗地80258宗，已发宗地79281宗，发证率98.78%。需要按新方法更新宗地25000宗，已更新宗地12812宗，更新比例51.25%。
完善农村住房财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和抵押工作在城乡一体新社区率先开展。桃源新?住户都是将原来在农村的住房经过置换后居住在桃源新?，但是在申请农业贷款方面尚未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仍受限于传统信贷模式。通过改革建立农房登记管理办法和抵押工作相关规定，桃源新?的房子也能像城里房子一样抵押贷款，截至目前，已办理单数44单，发放贷款650万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解决的不仅是农户贷款难题，更是对农房改造集聚的一次改革延伸。凭借此项改革，桃源新?住户也有了自己的“产权经济”，住房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居所，而是可用于创业致富的活资产，让农民享受到的是金融方面的均等化待遇，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扣上了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内容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后一环。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构成了嘉善农民手中最重要的“三权”，如今的“三权”都能用以抵押贷款，意味着农民具备了更富多样性的融资手段，夯实了农民创业致富的经济基础，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民市民化，这对于加快推进示范点城乡统筹先行区建设意义尤为深远。
2.4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特点
第一，统。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业务类型看，嘉善推进农村综合产权抵押贷款所选取的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和农村房屋产权是三项最重要的农村产权，它更大的亮点和创新在于率先把将三权统为一体，形成三权自由组合抵押贷款；从抵押贷款对象来看，嘉善县在推进农村综合产权抵押贷款的过程中，县农商银行、农业银行、村镇银行和邮储银行四家涉农金融机构全部参与承办相关抵押贷款金融业务，并且实现了将人民银行组织四家涉农金融机构抓抵押贷款和农经局牵头住建局、统计局等单位抓确权登记两条主线统一起来。
第二，惠。农村产权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改革为了人民，让改革成果惠及人民。嘉善县推进的“三权三抵押”改革工作真正做到了“惠民”“为民”。主要表现：优惠的贷款利息。针对农民在创业、生产经营、消费等信贷有效需求，四大涉农金融机构出台了资金优先解决、利率适度优惠、办贷程序简化等配套优惠政策，农民通过“三权”，即可获取一般贷款期限为一年，贷款利率按银行利率定价，根据信用程度等级给予适当优惠，利率通常比商业银行利率低20%左右。
第三，稳。这里的“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风险防范体系上注重“稳”。由于嘉善县是个国土面积仅有500多平方千米的小县，再加上并村重组后，各个乡村居住相当集中，金融机构通过向各村派驻信贷员，通过走访调查，能够熟悉掌握村里每户家庭的信用等级和经营状况，从而降低了银行抵押贷款风险。另一方面在推进农村综合产权抵押贷款过程中追求“稳”。嘉善县根据现实条件采取试点先行，然后全面推进的做法，从而坚持了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如在推进农村产权交易权种方面，针对10大类交易品种，嘉善采取从易到难分两批次推进，实现了又稳又快又好的推进。
第四，便。无须抵押担保，与全国各地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相比，“三权三抵押”只要求农民拥有“三权”及家庭成员相关材料即可直接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实现了用自己的产权解决自己的资产，有效解决了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审批快，通常农民申请抵押贷款，需要通过层层审批许可，不仅耗时耗力，甚至延误农民创业、生产经营，而“三权三抵押”对符合信贷条件的，在办理产权抵押登记后，就直接发放贷款，从而简化了抵押贷款手续流程，方便了农民创业。
第五，全。形成比较完整的改革体系和办法，环环相扣。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已于2009年发文实施。经过调研论证，已经初步形成整套改革方案体系：《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农村住房抵押贷款实施办法（试行）》《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深化完善嘉善县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改革方案等。当前，嘉善的综合产权抵押贷款已初步取得成效。截至2015年2月底，已累计发放抵押贷款155单，金额达1.897亿元，让改革红利充分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3关于完善“三权三抵押”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3.1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是坚持于法周延的原则。处理好依法办事和改革创新的关系，进一步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利益，依法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二是坚持民主公开的原则。在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确保改革工作程序严明和手续规范；三是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从镇域村域实际出发，精心组织、稳妥推进，确保农村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四是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将改革工作与统筹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探索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紧密结合，构建农村股份合作制长效运行模式，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2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克服的障碍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一项民生改革工程，这项改革由于涉及面广、历史沿革长、运行推进复杂，又事关农民群众和村级集体根本利益，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复杂性，深刻认识改革遇到的障碍。
第一，思想认识障碍对改革有序推进产生的影响。思想认识是改革工作的必要前提，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基层干部群众不理解的情况，怕烦畏难的情绪还时有存在，越到改革的深水区，越是缺乏钉钉子的精神，面对复杂的改革过程，攻难克险的精气神不足，影响了改革有序推进。
第二，政策支撑障碍对改革稳步推进产生的影响。目前法律法规对农村产权相关规定还相对滞后，中央深改工作意见和相关改革文件虽然明确了诸多改革信号，但在后续推进中具体改革事项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保障，出现纠纷时会呈现有政策文件但无法可依情况，影响了改革稳步推进。
第三，推进力量障碍对改革深入推进产生的影响。从目前推进这项改革配备力量分析，镇一级力量还显得配备不足，推进工作专业人员相对缺乏，这项工作又需要丰富的农村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也要熟悉法律法规和农村政策。而开展此项改革相关力量储备不够，影响了改革深入推进。
3.3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3.3.1农村产权确权方面
推进三权三抵押前提在于确权到位、权属清晰，目前三大权在确权过程均涉及部分历史遗留问题。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土地承包权方面主要是因在二轮承包时工作不规范，有放弃手续不齐全的、有权证面积与实有面积不符的、有空间位置不明的、有登记簿不健全的等，尤其是搞两田制的乡镇问题更多，有个别村、组承包权证还没有下发的，还有跨社承包的等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历史问题不解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无法推进，农民的土地权益就得不到保障。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股权主要涉及土地集体补偿费不到位、三资管理不规范等遗留问题和确权的静态化时间截点问题。实行静态化管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年过去了或者十年过去了，新生儿越来越多，年纪大的越来越少，这个时候还是按照原来确定的时间截点就显得不合理了，那么按照什么时间截点来确定人口股呢？
第三，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财产权主要涉及违法用地和违章建房等遗留问题。在桃源新?和李家社区均遇到由于土地耕占税未交纳导致宅基地使用证无法办理，进而影响到住房财产权确权和抵押工作顺利开展，全县部分城乡一体新社区均涉及这一问题。
3.3.2深化活权运转工作方面
在确权基础上，全面建立“三权”流通交易平台。
第一，要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支持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配套的抵押资产处置机制、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制和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制度。要进一步规范工商企业租地行为，引导农户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共生共赢，促进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第二，要盘活农村集体经济股权。要探索股权继承、有偿退出和内部转让相关机制，推进股权社员配股，鼓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社员、企业等主体合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展集体股权抵押贷款工作，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解决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贷款的难题。
第三，要激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在依法、自愿、有偿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宅基地在县行政区域范围内有条件置换、有偿使用、有偿退出机制。同时，要积极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转让，可选择基础条件相对好的村，在较小范围内试行，并适时在符合条件区域进一步扩大改革面，条件成熟后全面铺开。
3.3.3有偿退出的条件问题
假如有村民想利用有偿退出分配集体资产怎么办？退出时集体股的股价是按照原始股价还是市场股价？市场股价由谁来评估？
3.3.4法律法规红线问题
目前法律法规对农村产权相关规定还相对滞后，中央深改工作意见虽然明确了诸多改革信号，但在后续推进中，涉及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风险防范体系设计中，由于宅基地使用权无法律依据处置，带来一定政策风险；涉及农村集体经济股权还未明确可以外部转让，抵押风险目前还停留在内部处置；农村产权交易中涉及继承、转让、有偿退出和置换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保障，出现纠纷易出现有政策文件但无法可依情况。
篇5
[关键词] 农村经济统计 重要性 存在问题 对策及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2-0011-02
农村经济统计简称“农经统计”，是农村社会经济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营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是一项研究农村各种经济现象的数量表现，要求用科学的方法去搜集、整理、分析现实农村经济情况的数据，并通过统计指标体系来反映这些经济现象的规模、水平以及相互的依存关系，以揭示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工作。为党和政府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为各级领导研究农村经济问题，指导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为检验、监督各部门贯彻执行农村经济政策情况，提供重要依据。因此，认真做好农经统计，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基本情况
宁洱县位于云南省南部、普洱市中部，所辖9个乡（镇），85个村民委员会，1178个村民小组，4.1264万户农户，农业人口15.8419万人，2013年农村经济总收入19.582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026元，2013年全县有耕地面积33.8675万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57.4317万亩，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我站共有农经统计人员14名，担负着全县的农经工作。农经工作主要突出了农民负担监管、土地承包及流转、村级财务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四大管理”职能，农经统计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内容涉及农村经济情况以及农经工作的方方面面，而宁洱县的农经统计工作在2009年以前施行手工汇总，需要县、乡、村三级逐级汇总上报。各级要汇总1000多个指标、几十万个数据，工作量庞大，任务繁重，且容易出现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统计手段也逐步提高，自2009年开始施行电脑软件汇总，统计效率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影响统计工作开展的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二、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利益的驱动，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统计数据本身的属性，从客观上为纂改统计数据提供了可乘之机。历来统计数据是反映政绩的重要方面，并且统计数据不同于会计数据，允许有一定的误差，即便有《统计法》，也由于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严格执法也无从谈起。这就造成了一些领导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自然而然地从统计数据上做文章，计划目标越订越高，统计数据越来越偏离实际状况，有的地方农村乡村企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就是上级订的目标、下级编报完成的。
2.现行农村经济统计制度不够完善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结构多样化，经济运行方式多层次、多渠道，现行农村经济统计制度不够完善，使统计指标体系的设置无法适应。从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方案看，在经营方式上划分为村组集体经营、乡村企业、农民家庭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而目前有些农村又出现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伙经营、三资企业，联合经营等新的经济成份；在产业上，农民除了在居住地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外，还跨区域从事经营，或异地承包或以雇员的身份从事生产服务活动，生产领域和空间不断拓展；从收益分配关系看，以前农村只有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关系。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村表现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农民与国家有关部门的关系；农民与集体组织、与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农民与集体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关系；集体与国家、及所属企业和农户的关系，集体与外部单位和个人等的多种分配关系，这使农经统计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及时进行统计制度改革，统计方法改进，统计指标调整，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新财务会计制度改革的需要。
3.统计人员少，部分统计人员业务不熟，整体素质不高，工作难尽力，质量难保障
2013年底，宁洱县农经部门实有农经人员42人（编制为58人），其中县级农经人员14人，6镇3乡农经人员28人，人员数量明显不足，同心镇、德化镇现无农经人员，同时农经人员管理和归属不明，宁洱县乡（镇）农经站归属于农业服务中心，不利于上下业务联系。统计人员业务不熟，在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时，必然统计办法简单、潦草，要么照搬照套，要么胡编乱造，结果是错了改，改了错，既不符合实情又不符合逻辑，他们认为，只要领导签章认可，就交差了事，造成统计数据与实际不符。数据质量难于保障。
4.农民的整体素质相对较低
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经济体制下的农民，商品观念淡薄，思想封闭，政治文化素质不高，造成了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的难于开展， 所统计数据准确性不高，表现为农民参政意识较弱，家庭记账责任感不强，及记账不及时，不准确等原因，同时有的保守农民不愿公开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怕露富，也造成统计数据随意性大，此外，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各家各户对经济指标理解程度不一致，统计出来的数据内容也就不同，失去可比性。
三、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中的对策及建议
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中存在这些问题，影响了农村统计数据质量，不利于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的健康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做好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以自己据几十年的工作实践，认为现阶段应重点采取以下对策。
2009年农业部出台《农村经营管理情况统计报表制度》，将农经统计年报报送方式改为网络在线报送，并对农经统计报表制度进行了改革，完善了现行的农经统计报表体系，主要涉及农村经济基本情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负债情况、农经机构队伍情况等方面相关内容。修改后的报表制度充实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资源条件和运行情况的统计；细化了农户家庭经营，尤其是土地流转、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和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情况的统计；突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统计；将原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情况统计表改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情况统计表，报表的主体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情况作为附报统计；增加了反映经管工作开展情况和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情况的统计。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领导对农经统计工作的思想意识，保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作风
加强领导对农经统计工作的思想意识，认清数据不实的危害，改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在实际工作中，实地核查上报指标的质量，挤出水分，防止弄虚作假。不搞形式主义，多做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实事，各级领导还必须做“说实话、鼓实劲、办实事”的表率，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要求，也是党的政治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要求，只有领导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统计数据才能真实可靠。
2. 完善统计方法，科学统计
农经统计报表制度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农村财务会计制度改革的需要，已经进行了大范围指标体系的调整，但仍存在不断完善的问题。农经统计的对象是农村的千家万户，集体组织和企业单位，统计资料的取得相当困难，统计调查方法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统计调查方法，对搜集的数据进行修订调整，使统计数据更加真实，更符合实际。特别是家庭经营部分在农村经济指标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科学地统计家庭经营部分的经济情况显得尤为重要。所以首先要科学地等距抽样。再次，对家庭记账户进行培训，准确的进行统计。对家庭记账户进行培训。一方面，要让他们学习统计知识，正确理解农村经济统计各项指标的含义，准确统计。另一方面，要向他们宣传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树立主人翁责任感，提高农户的参政意识，让农民认真负责地及时记录，为农村经济统计提供真实可靠的第一手统计资料。
3.积极争取领导重视和支持统计工作
在目前情况下，任何一项工作必须引起领导重视和支持，才能得到充足的经费，健康的发展。农经统计工作也不例外，农经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及时、方便，就为各级领导提供了完整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恰恰也是各级领导所需要了解和掌握的。这样领导才不会导致决策失误。才能根据本地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经济。因此，农经部门要认真深入地进行统计分析，主动及时地向各级领导报送分析报告，反应问题，取得他们对农经统计的重视和支持。
4. 实行统一管理、层层负责、一级管一级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一级统计部门有对下一级上报的数据提出复核的权力。因此，各级农经部门需充分运用这一权力，层层包干，层层负责，上一级要管好下一级，避免填报数据的随意性，调查方法的随意性、统计人员安排的随意性，确保农经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5.加强农经统计队伍建设，提高农经统计人员素质
农经统计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实践性。农经统计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搞好农经统计工作，必须加强农经统计队伍建设，提高农经统计人员素质。
5.1 要有法制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是搞好农经统计工作的法律保证和行为准则。这就要求农经统计人员牢固树立法制观念，提高思想认识，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和义务，反对弄虚作假和浮夸作风，制止和纠正统计违法行为，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5.2 要有求实精神
农经统计人员，要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敢于坚持原则，对党和人民负责，坚决维护统计的客观性，真实性，排除各种利益主体的干扰。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尤为重要。
5.3 要加强学习
一方面，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农经统计人员思想觉悟，增强对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农经统计人员要钻研业务，精通农经统计知识，认真学习农村经济统计业务知识，掌握统计方法，熟悉报表指标体系，弄清各项指标的统计范围，数据取得的方法及有关指标之间的平衡关系，逻辑关系。
5.4要有竞争意识
随着社会竞争机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经统计人员要具有竞争意识。科学、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农村的基本情况。为党和政府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落实政策。这就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6.加快统计工作的法制建设，加强执法监督
所谓法制，是以一套完整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来立国、并以这样的法律制定和体系来治国。即依法立国、依法治国。农村经济统计的法制建设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得以健全、完善。依法统计才能制止在统计上弄虚作假，对于违法的行为，执法人员要严厉惩处，决不能随意性的处理。对违法行为要敢于“曝光”，绝不能心慈手软。加强执法监督、接受上级、群众监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数据真实性、客观性。保障农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为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尽一点微薄之力。
7 .改善条件，提高农经统计人员的待遇，稳定农经统计队伍
稳定农经统计队伍的关键是提高对他们的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及生活条件。农经统计工作比一些部门辛苦多了，但他们的待遇无论是工资还是住房都很差。这就使一些高素质人员外流、造成农经统计人员素质偏低。没有形成事业留人，待遇留人和感情留人的好氛围，宁洱县农经部门的编制为 58 人，实有 42 人，中职只有8 人，占总人数的19.05%，（因中职取得必须参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并通过）造成人员大大外流。使整个农经统计工作发展不顺，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8. 理顺管理体制，确保农经职能履行，促进农经统计工作的健康发展
2011年底，宁洱县乡（镇）机构改革，宁洱县乡（镇）农经站归属于农业服务中心，造成人员不专，农经管理执行力不强。应按照“管理规范、制度健全、保障有力、监督到位”的要求明确职责，设置专门工作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做到“有机构管事，有专人理事，有经费办事”。使宁洱县的农经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更加完善，从而促进农经统计工作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存玲.青海省农经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青海统计，2009（9）
[2] 张强.农经统计报表质量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J].农业知识：科技与三农，2009（3）
[3] 胡美华.浅议提高农村经济统计质量的途径[J].农村财务会计，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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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实践
国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相关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五种形式：第一，土地发展权的购买（PDR）或转移（TDR）。PDR是从耕地“产权束”中分离出土地非农化发展权，并由政府购买，耕地拥有者得到相应补偿，必须保持耕地农用，并可交易除土地发展权外的其他土地权属，非农化只有在耕地拥有者购回发展权时才能够发生，但有极其严格的购回条件[27]。美国通过PDR保护了约200万英亩耕地，但政府为此支付了高达15亿美元的费用[28]，高昂的成本催生出了另一种做法，即TDR。TDR与PDR的不同之处在于，由开发商在农地保护区购买土地发展权，并获得在土地开发区建设更高或更密建筑的许可，政府基本不干涉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的土地发展权交易过程[29]。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通过设立土地发展权，补偿农地保护者的土地开发机会成本。第二，税收优惠或减免。美国的农地减税方法包括，农地的“特惠估税值”，即不附带条件的纯粹减税；区别征税，即依据农地开发时间征收不同比例的税金；限制性协议，即农地持有者同意在规定的期限内保持农地农用，以获得税收减免，否则将归还减免的税金[30]。加拿大对农户之间保持农用的耕地交易征收较低的资产税。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瑞典和荷兰免除耕地的一切财产税，英国的涉农建设也免税[31]。第三，农业补贴。一类是针对农地质量提高和农业环境改善的直接补贴。例如，美国的耕土地保护计划，政府对有益于环保的农地保护和利用行为提供奖励补贴或成本分担[32]；欧盟的环境敏感地区项目（ESA），以每个会员国确定的本国最低良好耕作实践水平为基准[33]，进行第一阶段的政府补贴，包括价格支持和农业补贴，若农民通过不懈努力超过基准水平，则相应获得更多补贴[34]。另一类是通过农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提供技术或信息服务等的公共投资，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增强竞争力的间接补贴。美国、加拿大、英国、韩国等国家都有此类做法。第四，生态补偿。美国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土壤保护，鼓励农民休耕或退耕，并给予农民相应的经济补偿，50年代末出台的“土地银行政策”就属于此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生态补偿的领域从最初的土壤生产力和土壤侵蚀，扩宽到后来的农业用水污染、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和湿地保护等，都对相应群体提供经济补偿。欧盟也有类似的休耕项目，每年每英亩的补偿额高达650美元[35]。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将对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融入生态补偿的政策。第五，为农地的景观游憩价值付费的乡村旅游。在以色列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南部）和瑞士（北方）等，城市居民到乡村度假，需要为其享用的农地景观效益付费，是对农民提供农地外部效益一定程度上的补偿[36]。
国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理论研究
国内有关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研究最早体现为对耕地资源价值的研究，随后是对耕地保护外部性和耕地保护区域补偿的研究，近年来才扩展到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
（一）耕地资源价值研究
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开展，学术界对耕地（农地）资源价值和价格的研究应运而生，早期的研究侧重于价值理论和价格评估理论。学者们对耕地（农地）资源价值理论的探讨可谓百家争鸣，主要包括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多元价值论等[37]，其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成为国内主流的价值理论。耕地（农地）价格评估理论方面，王万茂和黄贤金提出了农地估价的技术路线和程序等[38～39]。对耕地资源价值的核算仅限于市场价值，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收益还原法[40~41]。深入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地非农化、征地补偿费偏低等问题日益凸显，迫切需要重新审视耕地资源价值，为我国建立科学的农地流转价格体系、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供理论支撑[42]。该时期的研究侧重于对耕地资源价值内涵的挖掘，及其在征地补偿标准确定中的应用。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耕地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等外部性价值，应在征地补偿中显化以上外部性价值。根据所采用的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评估方法，可将已有研究归为两类，一类研究多运用替代法、成本法等。郝晋珉，任浩在核算2000年耕地资源价值的基础上，认为现行征地补偿只显化了平均占耕地资源总价值16%的经济价值，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均未体现[43]。陈思源，曲福田等认为农用地转用价格包括三部分，即农用地质量价格、农用地社会价值量、地面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并结合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了农用地社会价值量的评估方法，公式为：农民人均年农业纯收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农用地社会价值量/社会价值量[44]。边学芳，吴群等以江都市为例，采用假设开发法、替代法、成本法分别测算了耕地所有权价格、耕地社会保障价格和粮食安全价格、耕地生态安全价格，并依此确定耕地的征收价格[45]。王仕菊，黄贤金等依据耕地总价值测算出2007年全国征地补偿标准为49万元/hm2，是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的2.51倍[46]。另一类研究则运用CVM等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法测算耕地资源的外部性价值。蔡银莺，李晓云，张安录运用CVM的调查和研究表明，武汉居民每年保护耕地的支付意愿价值为9.67×109元，由此测算出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为5917l元/hm2[47]。高魏，闵捷，张安录运用CVM测算出江汉平原耕地非市场价值每年的支付意愿为5.31×108元～6.46×108元，并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和环境经济学解释[48]。张鹏运用CVM评估农地价值，并将该理论数据同实际征收补偿数额比较，发现现行土地征收补偿政策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49]。王湃，凌雪冰，张安录采用CVM估算出武汉市和平农庄休闲农地的存在价值为3.368416667×107元，应在估算农地总价值及农地保护决策中引起重视[50]。聂鑫，汪晗，张安录基于对四座城市失地农民以及相关主体的调查，运用收益还原法、替代法和CVM法分别测算了农地的经济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和外部效应，结果显示，基于公平思想的水田、旱地、菜地的总福利补偿价值分别为3414447×106元/hm2、3.4269945×106元/hm2和5.1589725×106元/hm2[51]。
（二）耕地保护外部性的研究
耕地保护外部性的研究是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之一，随着对耕地资源价值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并展开了深入探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耕地保护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具体表现、负面影响及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等。首先，对耕地保护外部性产生原因的探讨，范少冉认为是由于我国各地区承担着不同的耕地保护责任，某地区耕地过度非农化导致其他地区保护耕地的机会成本增加[52]。邵建英、陈美球认为是由于耕地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为全社会的稳定及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效益[53]。牛海鹏，张安录认为耕地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导致了耕地利用和保护的区内外部性问题和区际外部性问题[54]。其次，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具体表现，牛海鹏，张安录认为主要包括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生态效益具体有涵养水源、水土保持、改善小气候、改善大气质量、生物多样性和土壤净化效益，社会效益具体有粮食安全、社会保障、开敞空间及景观、科学文化效益[55]。再次，耕地保护外部性的负面影响，范少冉认为，一方面耕地保有量多的地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牺牲了自身的多元化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极易造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耕地保护行为和目标的冲突，不利于农业发展[52]。孙海兵，张安录认为不能在市场中经济体现的农地外部效益的存在，导致农地比较效益低下，土地资源配置个体决策往往倾向于农地城市流转，使得农地供给不足，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利或损失[56]。牛海鹏，张安录认为耕地保护外部性问题是耕地非农化速度加快的根本原因，影响和制约着耕地非农化驱动机制的作用过程，决定着耕地非农化驱动力的大小和方向[54]。最后，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钱忠好认为可采取政府直接管制、市场经济激励、自愿协商、社会准则或良心效应等四种方法[57]。范少冉认为应建立耕地保护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奖励或激励包括制定农用地的政府补贴政策、农产品价格补贴与保护政策等[52]。邵建英、陈美球提出应科学评估耕地价值，建立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重构耕地保护的利益分享机制[53]。孙海兵，张安录的构想是增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农民，国家筹资组织购买以实现经济激励和补偿[58]。蔡银莺，张安录运用CVM估算出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为4.8658×104元/hm2，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应在经济上实现[59]。牛海鹏，张安录主张将耕地保护机制和经济补偿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耕地保护基金，落实对农户保护耕地的直接补贴[55]。
（三）耕地保护区域补偿的研究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是经济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补偿原因和补偿机制架构展开了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问题的探讨。对区域补偿原因的探讨，吴泽斌，刘卫东通过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耕地保护政策执行力的测度和评析，认为在耕地保护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区域的差异性，把土地利用分区和土地利用收益分配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区域间的利益补偿机制，矫正耕地保护政策执行较好区域的外部经济损失问题[60]。方斌等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从耕地保护易地补充的客观实际需求出发，结合已形成的易地补充的雏形市场，探讨了耕地保护区域经济补偿的可行性[51]。纪昌品，欧名豪从经济发展带来的耕地面积减少、区域间耕地保护压力与机会成本差异、区域间耕地保护责任与义务不对等方面阐述了耕地保护区域协调的客观性与必要性[52]。对区域补偿机制的架构的研究，根据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主张建立以耕地资源价值为核心的区域补偿机制。张效军、欧名豪等[53～64]提出建立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思路：确定补偿的价值标准；测算各区域最低耕地保有量，计算耕地赤字或盈余；确定面积标准，折算标准面积；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其中价值标准的确定依据耕地资源价值，但并非完全补偿，其研究表明，我国耕地的价值为112.68万元/hm2，经核算，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07.03万元/hm2。纪昌品，欧名豪提出了政府主导型-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主导型-区域之间协作的区域补偿途径[62]。苑全治，郝晋珉等以经济外部性理论为依据，建立了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理论模型重点模拟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影响及对策，而经验模型则探讨了补偿的主体、补偿标准的计算、补偿方式、制度保障和机构设置[65]。另一类研究主张建立以农地发展权为核心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臧俊梅等认为农地发展权是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载体，应以农地发展权为基础构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下的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通过产权手段解决“异地指标调剂”的跨区域耕地保护问题[66]。任艳胜构建了基于主体功能分区的农地发展权补偿机制，即由开发型区域（优化、重点开发区）对保护型区域（限制、禁止开发区）因农地保护行为而引发的农地发展权损失进行的补偿，补偿标准对应于功能分区所造成的受管制农地发展权价值，而农地发展权价值通过农地最高回报价值与农地农业用途价值之差衡量，补偿资金分配模式有政府主导性补偿与市场补偿两种[67]。
（四）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集中于从宏观层面上探讨机制的整体框架问题。首先，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原因、依据和基本思路。朱新华，曲福田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为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分析表明粮食主销区的土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愿望，并提出了机会成本税、GDP增长提成、基于市场贸易的产销区购销协作三类补偿途径[68]。姜广辉，孔祥斌，张凤荣等认为耕地多功能外溢引发的耕地利用低收益和耕地非农化的低成本，以及耕地保护的巨大机会成本是耕地转用的根本所在，由此应建立由两大部分构成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即基于耕地利用多功能外溢效应补贴的农户补偿机制和基于发展机会成本补偿的耕地保护区域平衡机制[69]。周小平，柴铎，卢艳霞等认为耕地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建立经济补偿机制的原因，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是通过重新调整耕地价值分配、使耕地价值的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其基本思路是“公平优先、效率跟进”[70]。其次，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具体运行机制。原光，任德成认为利益平衡是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运行机制的基本原则，补偿方式包括资金补偿、实物与科技补偿、保障补偿等，补偿标准的确定应以耕地的综合价值为依据[71]。陈会广，吴沅箐，欧名豪认为耕地保护补偿的理论依据包括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服务功能理论，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与代际补偿和以市场为主导的土地开发（发展）权转移与交易两种模式并存的补偿机制构建思路，以及加强法律政策、基金运作、土地规划、标准评估、市场交易等配套体系建设的建议[72]。牛海鹏将耕地保护外部性界定为耕地的生态社会效益，并认为耕地保护总体外部性=耕地保护区内外部性+耕地保护区际外部性，相应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由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机制构成。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分别运用综合方法（当量因子法、替代/恢复成本法的集成综合）和条件价值法测算了耕地保护最高和最低经济补偿标准，表现为弹性区间，并可进行动态修正[32]。周小平，柴铎，卢艳霞等依据福利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分配论以及外部性内部化的基本原理得到了耕地保护补偿的三大基本条件，指出确定补偿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依据是外部性的提供或接受情况，补偿额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耕地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的正外部性价值和耕地保护主体的机会成本损失，并应根据各地的占地压力实际进行梯度化补偿[70]。雍新琴提出以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为依据确定经济补偿标准，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直接机会成本损失等于土地出让金纯收入，农户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等于耕地作为建设用地与用于粮食生产用地的收益差额。补偿机制通过建立耕地保护台账、签订耕地保护合同和设立各级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委员会得以运行[73]。
国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实践
1999年～2003年连续5年粮食产量的下滑，催生出了以2004年～2009年连续6年中央1号文件为标志，包括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和促进耕地保护的惠农支农政策，以上政策可视为国家对耕地保护的微观主体——农民在经济上一定的补偿。实践证明这些旨在调节利益分配的补偿政策是有效的也是可行的，2004年～2008年粮食产量和粮食种植面积均实现了稳步增长，2008年粮食产量刷新历史最高水平，达到52850万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粮食生产下滑和耕地保护乏力的态势。现有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农业税的减免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粮食直补的直接到账方式广受农民们好评等。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诸如补偿标准太低，单纯的政策性补贴导致农民和地方政府对其长期性的预期不稳定，资金来源及运作方式成本较高等。因此，创新现行耕地保护制度，建立长效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显得迫切而重要。近年来，国内一些省、市也开始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74]。《佛山市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实施办法》规定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划定的基本农田进行补偿，标准为800元/亩•年，每5年调整一次。东莞市从2008年1月1日起，对属于村集体超额分摊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和非经济林地统一实施财政补助，标准为500元/亩•年。成都市设立了耕地保护基金，建立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和契约式管理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耕地保护基金主要用于农业保险补贴、耕地流转担保、耕地保护责任农户养老保险补贴和耕地保护责任集体经济组织现金补贴，标准为一类耕地400元/亩•年、二类耕地300元/亩•年。以上实践为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和建立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