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新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经济新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心理预期　博弈　政策制定者　公众　宏观经济政策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资者信心崩溃。如何树立“比货币、黄金还贵重的信心”，已成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初实体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恶化，只是由于虚拟经济的波动拖累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动，大周期”。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据IMF统计，美国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规模不足1.4万亿美元，已将全球经济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见，金融经济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来则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经获批的救市方案金额已逾4万亿美元，救市规模已远远大于次贷规模，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联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驱散次贷危机的阴影，达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显，金融危机期间负向波动被金融市场缺陷和人们的悲观预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机并从中摆脱出来，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关键要治疗公众的悲观预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机，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场缺陷和心理预期在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传导机制，才能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1、国外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市场缺陷――市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预期偏差角度间接描述了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费舍尔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认为，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微观主体乐观预期导致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基于悲观预期的“债务清算”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危机爆发后企业为清偿债务而廉价销售使净值下降，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甚至破产，进一步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心理预期是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都与之有关。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导致企业净值降低，外部融资困难，从而使得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危机进一步加剧。米尔顿从委托一问题的逆向选择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微观主体中锻行的行为：负向冲击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贷资金将减少。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挤兑危机”和“流动性困境”，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可贷款规模减小，成本上升。投资急剧减少，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

2、国内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心理预期角度论述了微观主体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刘骏民，许圣道等认为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传导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虚拟经济是以心理为支撑的价值系统。其独特的定价方式与人们的预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决定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注定了虚拟经济具有过度波动性和敏感性。刘春航，张新指出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心理预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间接影响投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对各种宏观政策信号作出及时地反应，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心理预期在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起了推波助谰的作用。

三、治理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大部分研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危机时都忽视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张选择明确的扩张财政政策。辅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甚至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期间当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再也不会使利率下降，进而不会使投资和产出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从而主张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治理衰退。货币主义学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认为。应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央行都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以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危机期间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经典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做出合理预期，事先估计扩大货币供给带来的物价上升，从而在物价上涨之前。工人就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从而导致雇主因为成本增加而放弃扩大生产的打算，因此货币政策失效。但是。在这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就业压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资的动机和谈判筹码，结果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同时利率下降，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从而最终导致企业因为投资成本降低而扩大雇用人数，扩张生产，提高产出水平，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从逻辑上讲，扩张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恢复最有效，扩张货币政策则对恢复虚拟经济最有效，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继而拖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衰退是因，实体经济衰退是果。如果只重点治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仍未恢复的话，实体经济还是会被虚拟经济拉入泥沼。所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乐观心理预期，有利于恢复虚拟经济进而使整体经济复苏。

四、一个简单博弈模型

在上一节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论证和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机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基于市场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政府通过发送各种信息或信号――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企业和家庭观测到信号后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政府根据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再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在详细描述博弈模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函数：

1、企业产出函数：

式中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u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为

公众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b0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产出的作用。这个产出函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意料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影响产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数：

这个收益函数的含义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使“产出低于目标水平的损失”与“宏观经济政策松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声誉损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有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益函数中的权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关心失业或产出增长更甚于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干预，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以获取较低的失业水平或较高的产出水平，即。

3、企业的收益函数：

企业收益函数告诉我们企业总是试图正确预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在时他们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具体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企业和家庭)；

Ⅱ　政府类型：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Ⅲ　博弈顺序：

a　自然赋予政策制定者某种类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众发出选择紧缩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

b　公众形成对第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c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预期，其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第一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d　公众观测到(但不能观测到政策制定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形成对第二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e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然后选择第二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两阶段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告诉我们：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能够明确判断出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因而他们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与政策制定者实际实施的宏观政策能都达成一致，从而不会形成悲观预期，能够做出与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较快走出危机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只能够观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行政策，而无法观测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即不知道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悲观预期和风险厌恶的双重约束下，公众可能减少投资，因而不利于经济恢复。为了让公众明确自己的类型。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时，可以通过突破以往尺度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类型，使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会继续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直至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公众信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复苏起来。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因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

(一)金赫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依然有效

对实体经济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使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明朗，减弱谨慎动机，提高消费倾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投资成本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公众信心恢复。有利于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莫迪利安尼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进一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从经济周期中恢复过来。

(二)政策制定者辟递政策信号的明确性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机期初选择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为完全信息，从而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众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树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机治理态度后，要保证按照态度传递的信号制定政策并严格执行，以向公众巩固其在危机中的积极态度，从而有利于经济恢复。

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框架；新常态；金融改革；价格型工具 一、 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金融改革也进入新的时期。关于构建适应经济、金融“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新常态”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讨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探索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在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陆续推出了众多新颖的货币政策工具、探索利率走廊构建以及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等。中国金融和宏观调控都步入了新的时期。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与宏观经济、金融的关系极为密切，包括经济走势、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等都是货币政策转型的重要影响变量。因此，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没有标准答案，它和中国经济全局的变化息息相关。讨论货币政策框架变化必须研究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对货币政策框架的影响。

Woodford（2003）指出在完全信息和高度有效金融市场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在无法控制货币总量的情况下可以利用隔夜利率政策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在完全信息和金融市场高度有效的条件下，由于不同市场工具、不同期限的收益率差异而产生的套利机会会立刻被消除，对隔夜利率的未来预期路径的决定实际上决定了长期利率。西方“常态”化的货币政策框架，即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实施的货币政策框架，就是以短期利率为唯一手段，以总体物价稳定为唯一最终目标。我国的金融市场因为尚处于转型期，距离Woodford所讲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完全信息等条件还很远，因此不能盲目模仿西方模式，需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操作模式以及转型策略。

本文将分析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的若干重要特征，然后探讨这些特征对货币政策框架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最后总结货币政策框架变化的主要方向、面临挑战和演变预期等。 二、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金融改革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内涵以增速下行、需求切换、动力转型为核心特征。伴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金融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初步完成、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发展也步入了“新常态”。

从宏观上看，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结构调整阵痛加剧，我国经济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产业活力分歧较大。传统制造业持续低迷，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PMI指数持续偏冷；房地产业处于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周期；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2015年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增长17.3%。二是通缩压力持续不减。从价格上看，近年我国呈现出CPI指数和PPI指数背离的情况，基本上CPI涨幅在1%-2%的区间，PPI则始终为通缩状态。从产业上看，PPI长期为负的产业主要是采掘业和原材料行业，也凸显了以上所说的产业活力分歧。三是杠杆率持续攀升。2015年底中国全社会杠杆率达到260.8%。其中，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最高，2015年底达到156.1%，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杠杆率持续攀升，增幅达到90%以上（任泽平等，2016）。四是货币政策效力减弱。截至2014年年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122.8万亿元，与名义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100%上升至2014年年末的193.3%。尽管货币供应总量很大，但我国借贷成本居高不下、流动性趋紧（甚至“钱荒”）现象依然存在。另外，尽管近年人民银行屡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但商业银行贷款总额中执行基准利率上浮的比例却不降反升。综合看，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力均在减弱。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同时，中国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创新日新月异。一是利率市场化初步完成。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96年正式启动，距今已有20年。2015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利率市场化下的特征之一是货币资金价格要真实反映供求，市场供求的变化导致资金价格也是变化的，市场资金价格波动加大。二是商业银行监管环境发生新变化。首先是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我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经过多年努力，2015年5月1日我国正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向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缴纳保费，如果银行破产，储户将获得最高50万元赔偿。其次是存贷比监管调整。2015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贷存比不得高于75%的上限，从而为商业银行信贷“松绑”。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的时期。四是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脱媒愈演愈烈。近年来多种新型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相继出现，互联网金融、产业资本、民间金融等新金融业态发展迅速，金融业态呈现多样化、边界模糊化趋势。另外，金融脱媒愈演愈烈，社会融资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2002年为91.9%，2013年为51.4%。十年左右时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重下降了40个百分点。在人民币贷款占比下降的同时，众多形式的直接融资快速增加，对银行贷款形成很强的替代效应。考虑到未来债券与股票融资将继续保持快增长势头，预计人民币贷款占比将跌到50%以下。 三、 对货币政策框架产生的影响和要求

货币政策框架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大部分，其中货币政策目标又分为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总体上，货币政策框架可以理解为货币当局运用政策工具、借助传导机制以实现最终调控目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长期以来，中国建立了以数量型手段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主要通过宏观审慎管理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来调控信贷总量，进而调控M2，同时辅之以法定准备金率与公开市场操作调节流动性数量和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控制，来帮助实现M2调控。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及金融改革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旧货币政策框架产生影响：

首先是要求货币政策从普遍灌水走向精准刺激。实体经济中产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活力分化，银行的信贷需求也出现分化趋势，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差异较大，这些都要求货币政策走向精准刺激。过去那种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只能加剧产能过剩和结构扭曲，定向、局部、精准、有效成为货币政策需要追求的新目标。精准刺激的难度较过去有很大提升，一是要兼顾去产能和扶持过剩产能行业的优秀企业，难在甄别；二是要有效帮助新兴活力产业，难在传统金融和轻资产不易对接，需要新的金融模式；三是要避免造成失业、青黄不接等问题，难在步骤合宜。

其次是要求货币政策更加重视价格型工具。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将继续混合使用，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将较长期处于两者并重、更多重视价格型内涵的嬗变区间。有如下原因导致价格型工具将更加受到重视：一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使数量型工具日见其弊。首先是使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经济目标的关联性越来越弱；其次是使货币需求变得不稳定和难预测，盯住货币供应量容易导致利率大幅波动；最后是使货币创造渠道更加多元，数量型工具的传导渠道更难把握，刺激途径愈发模糊。二是“新常态”下数量型工具难施其功。经济杠杆率高企和泡沫化制约了货币供应高速增长，经济增速下行又制约了货币供应回落，盯住供应量将难有作为。

再次是要求货币政策更加重视金融稳定。在经济、金融“新常态”下，信用风险日益突出，新型金融业态可能隐含未知风险，资本流动性增强，汇率风险加大，价格波动增大，货币政策框架必须更加兼顾金融稳定问题，防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 货币政策框架转变方向

2012年以来，伴随着金融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开始逐渐转变并呈现如下主要特征：

一是更加重视定向调节。转变中的货币政策框架更多使用定向调控政策注入流动性以促进信贷结构优化，从过去“挖坑防水”向“开渠引水”转变，利用流动性供给工具创新使货币政策操作更加精细化，并考虑分配、金融准入等新问题。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手段频繁使用，抵押补充贷款（PSL）、信贷质押再贷款等诸多新工具推出，引导信贷走向，推动定向精准调节。

二是持续加强“价格型”角色。中介目标放弃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名义锚，改为以市场利率、信贷总量、社会融资总量、货币供应量为观测目标的新框架。中国人民银行对政策利率体系持续改革，尤其突出中期利率的作用，并对利率走廊建设持续加强，用以调控短期利率。2015年11月20日下调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标志着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进一步明确，下限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走廊中枢则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如7天回购利率），央行的利率走廊机制初步形成。

三是金融稳定受到重视。广义宏观审慎框架得到不断扩充。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开始执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标志着央行监管职能的加强和中国探索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开端。MPA是对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进行"升级"，特点是更为全面、系统，更加灵活、有弹性；核心是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关键变化是从以往的关注狭义贷款转向广义信贷；重点考察利率定价行为。

五、 货币政策框架转变面临的挑战和演变预期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和试错的过程。从实际困难上看，尤其从价格型工具的应用上看，依然存在很多挑战。

首先是价格型工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尚不成熟。从利率工具看，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不够，利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我国尚未摆脱旧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调控模式。其次，从汇率的市场化看， 目前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参考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跨境流动更加剧烈，人民币汇率在不能及时调整到位的情况下国内的流动性将受到一定冲击。

其次是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尚未畅通。第一，我国尚未形成具有市场指导意义的收益率曲线，我国央行的短期政策利率尚不能很有效地向中长期利率传导。从原因上看，首先是我国利率具有多重性特点，一个有效的基准利率体系尚未形成。我国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存在严重分割，货币市场利率对信贷市场的影响十分微弱，尚不具备成为基准利率的条件，而央行短期政策利率无法有效传递到所有市场和经济部门，也无法成为金融市场的利率“锚”。其次是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指导性作用不强，目前我国国债市场自身存在期限结构不合理、产品品种有限、市场参与者不足、功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纪敏、牛慕鸿，2014），国债收益率曲线尚无法作为金融市场定价的基准。第二，社会经济主体对利率信号的敏感度依然不够。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制约了利率信号对实体经济的传导作用。

这些挑战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新框架的构建并不能局限在货币政策本身，必须抓紧推进各方面配合性的改革，包括发展金融市场，打破市场分割，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进国企改革、政府财政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等。

从中国货币政策转型方向上看，目前以短期利率走廊辅之于中期政策利率构建的做法是符合国情的。一是在我国短期利率锚暂时无法形成时，利率走廊可以构造一个“边界”来稳定利率的波动，从而有利于稳定利率体系。另外，利率走廊也有利于培育有效的政策利率，降低短期利率的波动幅度则是有效政策利率形成的前提。但是，利率走廊本身无法解决利率从短端向长端的传导问题。故此，引导中期政策性利率成为必要选择。二是中期利率具有若干优势。由于借贷行为主要以中期以上为主，相比于短期利率，中期政策利率可以更有效的影响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实体经济。从经济增长和通胀目标出发，中期利率在时间的一致性上较强。中期利率调节相比于短期利率更能发挥市场自身的主动性，而且由于我国市场分割严重，调整一个市场的短期利率对全局的影响弱于中期利率。三是以利率走廊机制加中期政策利率的做法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情况。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等对银行信贷利率影响很弱，相反信贷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力很大。因此，在现阶段尚不能从货币市场入手进行利率调控。

从更远期看，我们对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变作三点预期：

一是金融持续深化将是趋势。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是未来中国金融的主轴，中国将逐步打通分割的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货币市场也将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更大作用。利率走廊将收窄为有效的短期利率“锚”，市场收益率曲线形成，则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可能会向西方“常态”货币政策框架收敛。

二是债券回购利率将成为基准利率的主要选项之一。基准利率在整个金融市场利率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谓“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基准利率应该由市场形成、具有对相关利率的广泛影响、波动稳定、可测可控。从近年数据上看，货币市场中的银行间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最大微观组成部分，其中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又是最大组成部分。2015年，银行间市场拆借、现券和债券回购累计成交608.8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成交64.2万亿元，同比增长70.5%；债券回购成交4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04%；现券成交8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4.9%。另外，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的参与主体非常广泛，包括大中小型银行、证券基金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因此，从交易资金体量和参与主体上看，银行间市场的债券回购利率应该成为基准利率的主要选项之一。

三是汇率制度将更具弹性。2012年之前外汇占款是中国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外汇占款大量增加给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带来很大障碍，央行不得不使用数量型工具对冲基础货币投放。从2012年开始，我国外汇占款增速出现下降趋势，2014年之后外汇流出逐渐加快，2015年外汇储备减少约5 000亿美元。截至2015年12月末，央行人民币外汇占款由11月末的25.56万亿元下降至24.85万亿元，当月减少7 082亿元，创历史最大降幅，同月中国外汇储备下降超过1 000亿美元。外汇占款的大幅下降不仅给人民币带来进一步贬值压力，也给央行的流动性释放带来压力。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理论，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上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目前我国的资本流动性已经比较高，预计未来资本自由流动的程度还会进一步提升，为了货币政策效力的有效发挥，可以预期未来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将更富有弹性。

参考文献：

[1] 纪敏，牛慕鸿.确立央行政策利率预期锚[J].中国金融，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