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监管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绿色金融监管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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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唯一开始把气候限制纳入金融监管的经济大国（除非有人把斐济当作经济大国，其央行为斐济的银行贷款制定了强制性要求）。虽然这些新的调控政策仍处于发展阶段，但中国已经为未来几年的全面监管改革做好了准备，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金融界脱碳。

这些政策中，“绿色信贷政策”一直都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一政策启动于2007年，2012年修订为 《绿色信贷指引》。虽然许多绿色信贷政策针对的是过程（而非结果），但二者已经开始有关联了。如今，银行需要提供与《绿色信贷指引》有关的KPI报告。对于未能遵守这一规定的中层管理者，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中国银监会可以据此阻止其在中国国有银行中担任要职。尽管银监会还未使用过这一否决权，但这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约束银行管理者，使其合规而行。

尽管《绿色信贷指引》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但一系列附加措施已付诸实施。因此，中国的银行都必须向银监会报告跟其投资有关的所有环境法律责任和附加的大量“环境指标”。欧洲也有类似的做法：德意志银行除了要向德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联邦财政监督管理局，或最终向欧洲央行提交财务报告，还要提交环境指标和法律风险报告。虽然中国的银行目前正在努力应对会计和监管问题，尤其是在界定什么是“绿色”方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报告将会更细致。

有趣的是，中国某些行业的新“公共环境信息披露要求”表明，金融业的公开披露即将浮出水面。事实上，一些有关企业环保表现的报告已经有金融体系监管结果的内容了。某些行业的中国企业现在要面对“四色”环保信用评级。今后，不鼓励银行给获得“红色” （最差）评级的企业贷款。

然而现在讲改天换地还为时过早。许多政策仍在制定、微调和扩充中，与这些项目相关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常常最多只是个温和的鼓励，眼下仍然难以提炼这些政策的实际影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煤炭投资尽管从去年开始趋于平稳，但过去十年中平均增加了10% 。这表明中国金融体系仍是“高碳”的。诸如限制房地产行业贷款等调控政策甚至可能与鼓励向高能效产业投资的政策背道而驰。然而，这些措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领先了欧美的政策，欧美国家似乎完全忽视了“绿化”金融监管的问题。

尽管如此，事实上却存在许多针对金融系统气候友好型投资的不利因素。由于能效项目大部分的价值在于项目设计和非设备成本，因此贷款时，这类项目的抵押品要被打更多的折扣。《巴塞尔协议III》和《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将有可能从系统上对长期的“绿色”资产投资造成不利影响。在围绕气候和碳风险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所有这一切都与潜在的高碳“搁浅资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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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金融体系；信息化；监管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073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0 引 言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银行金融领域也逐步地加快了信息化的进程。可以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金融监管得到了飞速增长。银行金融属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对我国经济发展、国民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我国来说，做好银行金融监管方面的管理对我国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的作用尤为突出，其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能否健康的顺利发展。金融监管是金融各项政策中的关键组成内容，能够有效地改善银行金融行业管理运转的方式，为了确保银行金融的快速发展，解决好银行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必须要做到银行金融监管方面的高效化、规范化，这也是符合现代化银行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并且能够逐步发挥出广大银行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当前的国际金融经济形势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时常出现一些局部金融系统秩序失控的严重问题。在面对外界和内部金融体系的影响和冲击时，我国金融银行业仍然能保持一定的稳健秩序，并整体上体现了较为良好的运行态势，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信息科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信息技术在银行金融监管方面的广泛应用和发展。

1 银行金融监管信息化的重要意义

1.1 有利于提高银行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银行金融监管系统的信息化有利于促使银行金融监管过程的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分开。一般来说，银行金融的非现场监管过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公开性，它是在后台进行全部银行业网点等机构的金融数据进行集中采集处理，然后由专门的管理人员对其数据进行审核、检查和公开披露。这样有利于实现对银行业机构数据的汇总分析，大大地降低了银行金融监管的成本，保证了一种持续性的监管方式，实现了银行金融监管的全面性以及系统性。而对于现场检查来说，银行金融监管系统的信息化凸显了现场检查的针对性。这可以在很多方面与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形成一定的数据信息共享，大大地提高了对违规问题以及专项风险的分析深度，全面地监管了整个银行的业务流程。

1.2 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息服务

对于银行建立的客户风险信息管理系统来说，这有利于银行实现对大额贷款客户的全面分析和掌控，同时也实现了跨行的数据汇总及分析功能。通过信息系统对客户信息的联网，能够定期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给出警告和提醒，有利于银行及时掌握个人客户信贷不良的信用信息服务。这种方式显著地降低了银行对客户的盲目性，有效地改善了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提高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有利于风险控制以及预警一体化。各类系统综合应用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风险，同时信息共享系统也能及时地发现企业在银行监管部门和国税管理部门的数据信息差异，加强了不同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工作，实现了数据支持服务。

1.3 有利于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管理

一般来说，银行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均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的设计理念以及思路开展的，这也符合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的风险管理目标，而银行金融监管体系监控标准的制定以及对信息的掌控，能够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银行金融现场检查系统信息化可以跟踪整个业务流程，及时发现银行流程的疏漏，为内部的流程管理提供了依据。且银行金融监管系统信息化能够随时按照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进行重点改造和升级，显著提高银行金融自身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 在落后地区银行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发现，部分比较落后的地区仍然没有实现银行金融监管方面的信息化，忽视了信息化的重要性，没有积极利用信息化开展实际的银行金融监管方面工作。目前一些地区银行金融监管管理并没有实现明显的信息化，长期以来，从事银行金融监管管理工作的人员存在一些个别缺乏专业知识的现象，一些银行是通过干部银行金融监管工作，没有专业的监管人员从事银行金融监管管理工作，使现今仍有很多地方的信息化普及程度有待提高，银行金融监管管理工作不够规范。很多地区的银行金融监管方面仍然采用人工查账的方式，这样不但工作效率低下，而且对后续的监管工作也带来了很多不便，不利于统一的监管和处理。由于人工监管和信息化监管的方式及内容不同，因而不利于银行金融监管方面的统一发展。

2.1 银行金融监管流程不规范

在银行金融监管管理中，现场检查是基础，是银行金融规范管理的保证。然而现在银行金融监管管理存在一些现场检查问题，很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现场检查不够重视，把关不严，造成许多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出现。比如，现在部分地区的银行存在违规的形式化检查以及不合规定的招待支出，这些都是不符合规定的流程，长此以往，将会在银行金融监管管理中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在银行金融监管管理中，必须要加大内部现场检查的管理力度。

2.2 银行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

银行金融监管管理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监管制度不透明，未能实现民主全民监管。很多设置的自主监管委员会大多形同虚设，银行金融监管只是由部分人T安排决定，监管制度的公开化、规范化没能得到落实。还有部分地区的银行金融监管方式落后，仍然采用人工查证的方式，经常出现账目混乱、账务丢失的情况，给监管报表统计、计算等带来不便，使监管工作效率低下，资金管理不便利，人力资源浪费，给银行金融监管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规范银行金融监管制度，可以避免一些突况的发生，且完善银行金融监管制度，对促进金融经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3 缺少专业银行金融监管人才和软件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银行金融管理的重视，逐渐将银行金融问题的解决作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在现代银行金融发展中，专业监管人才缺失始终是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一些银行的监管人员都是都由部分领导的，对专业知识比较匮乏。此外，银行金融内部的自主监管缺乏专业软件，监管工作效率低，容易出现突况。针对这些问题，基层的金融管理部门必须要争取各级支持，吸引银行金融监管人才，增加银行金融监管设备的资金投入，加大扶持力度。

3 推进信息化在银行金融监管中应用的策略

3.1 加强金融管理部门的引导，大力支持

在银行金融件管理中推进信息化就需要加大金融管理部门的支持。基层金融管理部门必须要争取各级支持，增加银行金融监管新设备的资金投入，加大扶持力度。地方金融管理必须要全权负责本地区银行金融监管信息化的发展推进工作，要注意加强信息化的日常宣传工作，做好信息化的落实工作。银行金融机构要采取成立领导小组的方式，负责本机构监管信息化工作从无到有的改革，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应用信息化，提高银行金融工作的效率。

3.2 加大银行金融监管人员的信息化培训工作

银行金融监管的科学化、规范化，对银行金融监管信息化的专业人才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监管人员要懂得基本的信息化设备使用原则，尤其是与账目处理相关的操作，此外基本的信息化知识也是必须要有的。这就需要加大对专业监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专业人员的信息化素质，各基层金融监管部门应该统一招聘优秀的信息化人员，对员工进行专业信息化培训，明确金融监管人才信息化培训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化人才培养目标必须要符合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高素质专业型信息化人才，且不能让这一类型的监管人才从事其他工作，而是从事银行金融监管信息化的推进工作，着眼于在实际的监管，解决信息化实际问题。这就要求这些监管人才除了具有信息化的实践能力，还要有一定的信息化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进行应用和创新。因此，加强监管信息化人才培养符合银行未来发展的需求。

3.3 完善银行金融监管信息化制度

为了促进银行金融监管信息化发展，就需要不断完善银行金融监管信息化的相关制度，确保基层监管部门充分发挥其信息化监管职能。除此之外，金融监管部门也应该在政策上给予银行金融监管工作一定的支持，及时对银行金融监管进行调控，加强银行金融监管部门与其他基层金融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使其能够协调发展。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也必须要全权负责本地区银行金融监管的推进工作，加强银行金融监管信息化的宣传，并成立领导小组，使其负责本银行金融监管的信息化工作，提高监管工作的效率，保证银行金融监管的透明度。

4 结 语

我国部分地区银行金融监管管理没有实现明显的信息化，没有专业的信息化监管人员从事银行金融监管管理工作，导致现今仍有很多地方银行的信息化普及程度有待提高。但是，近年来，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银行业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信息化的全面建设，在银行金融监管方面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信息化方面的创新，支持了业务的发展，也不断提高了风险管理的水平，加强了不同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工作，全面监管了整个银行的业务流程。

主要参考文献

[1]姜建清.数据化、信息化时代的银行业变革[J].市场观察，2016（9）.

[2]屠春枝.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分析[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15（11）.

[3]方智勇.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创新实践与相关政策建议[J].金融监管研究，2016（6）.

[4]潘静，柴振国.中国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研究――运用市场约束优化政府监管[J].现代法学，2013（5）.

[5]马勇.社会自律文化、银行发展与金融监管[J].当代经济科学，2013（4）.

篇3

“我们分行成立才8个月，但绿色信贷已经占贷款投放总量20%多，意向合作金额超百亿元；此外还积极向节能环保企业推广‘绿色债券’，目前已储备三支，金额有20多亿元。”恒丰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助理宫海雷告诉记者。

环境治理的迫切要求，使得北京乃至整个京津冀成为当前绿色融资需求最旺盛的地区。据华夏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肖钢介绍，该行已在京津冀做了21个项目，通过转贷世界银行和法国开发署资金加上华夏银行配套资金达十几个亿。截至2015年6月末，该行绿色信贷余额417.5亿元，较年初增长23.1亿元。

各家银行开始在绿色信贷上“摩拳擦掌”，在宫海雷看来，主要因为环保是一个朝阳行业，从行业前景来讲有无限空间，这对银行来说就意味着利润。华夏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许明也表示，过去环境产业盈利主要是靠政府补贴，但其实现在一些环保企业盈利能力很强，特别是上市公司收入成倍增长。

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介绍，未来5年，中国每年至少需要绿色投资2万亿元，而政府的财政预算只能拿出3000亿元，其余的则需要通过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来激励民间资本投入环保行业。按此计算，银行未来5年将面临8.5万亿元的市场蓝海。能不能“吃到这块蛋糕”，则考验银行的“眼光”和专业水平。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技术是环保项目首要关注的问题。”宫海雷说，“我们支持过一个做变频空调的民营企业，年销售额一个亿，给了3000万元贷款，很多银行都不敢相信，我们就认为它的技术确实是无可替代，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专家表示，绿色信贷尚处发展初期，总体规模还是偏小。尽管近两年绿色信贷方面贷款增加较多，但和经济转型的要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节能环保企业和项目大多科技含量较高，投资周期较长，预期效益不确定性很大，这让一些商业银行“望而却步”。特别是中小企业，没有抵押品，也找不到担保，贷款更是难上加难。

恒丰银行研究院常务院长胡海峰坦言，总体看环保行业特别是其中的民营企业融资还是比较困难，由于投资巨大、周期冗长，企业能承担的贷款利率往往比较低，但风险又低；有的新兴技术刚开始看不到前景，“见效”很慢，能不能投、投多少，这对银行的专业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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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政府；市场；金融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2-0034-03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解决我国当前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思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改革，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和深化金融改革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实现金融领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正向作用，备受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一、转型时期金融特征与新常态政府职能转变

著名的米什金“金融谜团”描述了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有现象：金融体系是经济中受到政府最严格管理的部门之一。它说明了政府介入金融市场在现代经济中是一种常态，但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政府对金融业介入一般不采取直接“提供”或“生产”的做法，而是采取提供基层性纯公共产品――正式金融规则（法律法规等）的形式对金融业进行规制，所涉及的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其他行业所不及的，包括：市场准入与退出限制、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等结构性规制，以及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准备金要求、资产质量标准、流动性标准、贷款期限和结构的限制、存款保险制度等市场行为的规制。

转型时期的中国金融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异性，其特殊性在于金融市场的“零起点”和在改革初期的绝大部分构成要素都是由政府（中央或地方）主导和“生产”出来，其复杂形态主要表现在：政府在分权过程中逐步“创造”出一个金融市场；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替代一部分尚不发育的或残缺不全、运行失效的金融市场机制；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决策经营运作等手段，组织金融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

三十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可以概括为：第一，多年来整体金融运行基本稳定且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性奇迹；第二，促进我国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金融大国，有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有高达52%的全社会总储蓄率和20%左右的家庭储蓄率等重要资源。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和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体系至今仍然存在着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发展的“高速低效”路径依赖、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依然低下、融资结构扭曲和直接融资体系内结构失调以及继续改革有难度与推进阻力加大等。这也意味着，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金融改革的主攻方向。

政府职能转变也就意味着在面对政府与金融市场关系问题时，需要探索和厘清不同改革阶段的差异性，理解现阶段政府在金融体系发展中的正向作用机制，并按照“依法治国”理念对政府行为边界用法规予以界定和约束，让金融领域微观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性，使我国丰富的金融资源成为提升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引导性力量，实现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指引下一步的金融改革与实践工作，实现有效政府和有效金融市场双重目标。

二、新常态下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十大作用

政府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在转型时期的我国是一个演变和与时俱进的过程。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实现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我国“十三五”期间金融法治工作内容之一，而金融法治的第一个经济作用是约束政府，第二个经济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那么，服务于我国经济的金融体系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后，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作用的机制和内容是什么呢？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执行货币发行、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等国家金融管理和宏观经济调节职能。政府（一般由中央银行执行）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运用各种金融宏观调控手段和货币政策工具等保持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它是在现代经济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之一。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及时监控经济运行状况，实行灵活且适度的货币供给，发挥宏观经济稳定器作用，有效地应对经济萧条和推动就业，抑制经济的过度繁荣和通货膨胀，防止金融动荡和维护金融安全，保障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

第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法治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中的“软”设施，它属于公共品范畴，主要包括：法律基础设施、信息和公司治理基础设施以及流动性基础设施等内容，而且，金融基础设施的效率是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上限，金融基础设施安全是我国金融安全的最根本保障。由政府主持且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科学立法的方式，实现金融法治和金融改革决策相衔接，是充分体现有效政府的途径之一。新常态下加大金融“软”设施的投入，为金融微观主体“提供”或“生产”更加完善的公共品，成为政府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

第三，政府金融规制改革和金融规则协调。金融规则的公共规制一般由各国立法机构和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等多个部门以多个层级的形式来共同实施，并以法律、法规、条例、规章等正式金融规则形式表现，对金融业的规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其他行业所不及的。我国经济和金融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法律规则体系“不完备性”使得金融规则体系的形成路径往往是由政府及其金融专业部门主导，这意味着政府实施的金融规则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问题。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实际上包含重要金融规则制定和金融规则执行与监督两部分的工作内容，在新常态下推动政府金融规制改革是我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涉及的内容包括：统一政府金融规制机构的设置、政府内部立规与执行机制相互分离、政府金融规制制定过程的流程化设计（社会参与与评估机制）等。

我国金融规则体系已经形成了货币规则、金融监管规则、金融组织规则和金融市场交易规则等四个层次约4000项的复杂体系，这是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政府行政性分权与金融分权逐步形成的；从其内部构成来看，不同规则之间专业要求的差异性所造成的摩擦和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单单依靠现有“一行三会”内部系统是难于协调的。因此，金融工作的内部协调是新常态下政府的重要职责。

第四，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对于现代社会秩序来说，金融规则体系由法律和法规来规范是主要特征之一，但这一规则体系的执行与遵守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监管机构的能力与水平、监管机构之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监管体系的完备性、司法机关及时和有效的介入，以及金融规则自身的合理性等。其中，金融规则自身的合理性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金融监管是实现金融规制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直接影响金融规制的效果和目标的实现。

新常态下金融业发生重大变化，如：互联网金融、金融信息安全、区域金融和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等，政府金融创新表现在，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或相应的机制设计对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构成中微观主体不能够“提供”或“生产”的部分进行必要的补充。

第五，外汇管理。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种国民财富。管好和用好外汇储备，实现其保值增值、支持我国企业实行战略性对外投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投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和服务于经济新常态下国际金融的新发展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第六，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金融智库，支持我国金融改革。党的十以来，多次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成为新常态下的“国家战略”。我国金融经过多年改革，已经形成了特有的金融规制体系与市场结构，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往往是“牵一发动全身”和“系统工程”的重大改革。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集思广益的决策部署过程，符合我国实际的改革设计，实施方案达到决策需求的专业化水准，需要政府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金融智库并调动这些智库力量，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开展相应的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为规制方案和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第七，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与推动我国征信业发展。信用既是金融业生存的根基，又是金融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为弥补我国转型经济中的企业信用与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滞后、解决企业与个人的信用报告作用不显著等问题，政府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等措施，开展信用信息共享、整合和服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信息安全，为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特别是小微金融）提供基础和支持。

征信业是金融体系分工的自然结果，它降低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的成本。在经济新常态下，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和企业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在完善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的基础上，政府应通过必要的手段培育征信业务、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等，促进我国征信业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的征信体系，逐步把握国际评级的“话语权”。

第八，推动政策性金融改革与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政策性金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产业政策等特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金融手段。目前，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改革方案已经启动，随着“一带一路”、“棚户区改造”和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政府加大政策性金融改革力度，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

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内生弱质性”是各国政府介入的基本逻辑。农村金融既是支持和服务我国“三农”的重要力量，但同时又是多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当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资金外流、农民贷款难、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信用环境不好和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低下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业界和决策层。构建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体系配置效率，促进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有效结合，实现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模式，有效利用政府支农政策资金，吸引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支持我国城镇化改革与新农村建设，成为新常态下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

第九，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金融业是服务业，它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外部环境。鉴于我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金融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涉及地方政府的行政边界，地方政府干预具有较强的临时性、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地方政府行为对于构建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防范区域金融风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应通过营造政策环境、法律环境、人才环境和诚信环境等措施，以及加强地方政府治理、地区经济基础、区域金融发展以及金融信用的制度基础等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第十，国家金融战略与国家金融安全。国家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时代要义和核心内容之一，实施国家金融战略是实现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基础，是政府必须考虑和实施国家金融战略的重大课题。

国家金融战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深远的角度综合设计，一方面要依靠中央政府主导并组成相对固定的领导团队和专业团队，同时调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不同专业领域的社会智慧和力量，就我国金融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如何“对外”和“对内”提出切实可行和逻辑严谨的方案；另一方面要助推和支持金融技术、金融互联网服务设备和金融风险防控软件系统以及金融安全设备等的“国产化”建设，逐步解决我国目前金融服务后台设备与技术过多地依赖于国外的现状。

The Ten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e New Normal

Chen Jingwei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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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银行业；挑战；机遇；发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期，由于中国政府在金融业领域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提出一系列治理措施，尤其加大了金融监管的力度，从而规范了金融市场的秩序，由此中国银行业顺利度过了上世纪末的危机。

21世纪已走过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政府抓住有利时机对几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实施了重大改革，为扩大资本金规模，改善资产质量，商业银行经历了改制、重组、上市和引入战略投资者；法制建设方面，先后制定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伴随着金融机构监督管理职能的加强，中国银行业又一次成功应对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如今我们已经迈入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代变迁日新月异，全球的经济金融体系、金融竞争格局及金融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此时中国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人口红利的衰退也使中国经济发展环境面临瓶颈。中国银行业作为中国金融发展和改革的先行者，必须认清当前的机遇和挑战，只有未雨绸缪，坚持改革创新，科学发展，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繁荣，并支持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一、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银行业在未来的十年将要迎接的挑战可分别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环境来预见。

国际市场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欧美主要经济体缓慢的复苏和不断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严重制约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主要国家政府及中央银行可能会持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赤字财政政策，由此可能会造成物价水平以及汇率市场的大幅波动，同时经济和金融的保护主义可能会有所增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的增长与稳定。

二是通过总结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国际监管标准提高了对银行资本质量和流动性水平的要求，新巴塞尔协议即将在国际社会全面实施，新一轮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也随之启动，全球进入加强金融监管的周期，这不仅约束了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发展中国家银行业追赶国际水平的步伐。

而来自国内的冲击主要来源于不断推进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当其冲的便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要求极易压缩通过利差盈利的空间，尤其给以存贷款为主营业务的中国银行机构带来更大的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其次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成为我国近几年顺应国际趋势而选择的道路，而中国银行业将要面临来自汇率波动、资本外逃和热钱流入等棘手问题的压力。

当然，中国银行业在挑战面前不必过于悲观，未来十年新的市场环境中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国际方面，发达经济体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以及严格的国际监管标准的制约，将会不得已放缓其金融机构的扩张，从而为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的银行业国际化进程释放了较大的空间。

国内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市场对对金融服务业提出更大更深层次的需求，为中国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二、以改革为契机发展银行业

结合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未来十年趋势的预判，中国银行业可以推导出一条发展路径，即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坚持科学发展之路。

第一，深化银行体制改革。一方面弱化政府行政化管理，强化银行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加强市场机制在信贷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体现；另一方面鼓励市场化的收购兼并、转让重组，银行机构要充分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优化股权结构，规范人制度，完善激励机制，以更好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

第二，完善自身发展方式。为配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要求，银行机构要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和效率提升来改善金融服务质量，以满足由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的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在产业和行业支持方面有所倚重，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为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注入更多的能量。

第三，提升国际化水平。为顺应我国经济金融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新要求和国际金融业调整的新格局，以及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的新形势，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风险管控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境外资产和利润的比重，真正实现从大变强。中小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增强发展的活力，突出差异化、特色化、本地化的特点，在支持中小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提高抗风险能力。银行机构必须加强资本和流动性管理以适应金融监管加强周期中新的国际监管标准的要求，要更加注重提高风险识别、风险度量和风险定价能力，提高逆周期管理和抗风险能力。要增强审慎意识、合规意识、风险意识、资本意识、安全意识、声誉意识；要更加关注资本的优化配置和使用，更加关注资产的质量和结构，更加关注市场信誉和社会声誉。要在合规与创新、激励与约束、盈利与安全之间建立良好的平衡。

第五，重视金融创新和金融人才。为了在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取得在国内和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我国首先需要建立强大的金融人才储备，制定符合当前发展趋势的人才培养方案，尤其要注重金融创新知识和意识的普及。银行机构只有在清晰的发展战略指导下，才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产品创新，在产品创新中培养高端的金融人才，从而形成一个金融创新和金融人才的良性循环。（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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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ABS）试点。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是落实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决策部署的具体措施，也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举措，可以有效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金，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会议确定，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试点工作。要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可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在加快银行资金周转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作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统一产品标准和监管规则，加强证券化业务各环节的审慎监管，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风险较大的资产不纳入试点范围，不搞再证券化，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商务部 ：辟绿色通道，助跨境电商

商务部网站8月29日下发《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的意见的通知 》，该通知要求自2013年10月1日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实施 ，从一定程度上为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开辟了绿色通道，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健康快速稳定发展。

商务部称，自《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的意见》之日起，先在已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通关服务试点的上海、重庆、杭州、宁波、郑州等5个城市试行相关政策。《意见》分为3部分，共12条。包括具体的支持政策、实施要求和其他事项。其中提出了鼓励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支付服务，实施适应电子商务出口的税收政策与建立电子商务出口信用体系，主要用以解决相对薄弱的支付服务配套环节，出口退税问题以及信用体系和市场秩序问题。

安徽：病死猪肉案

抓捕24名犯罪嫌疑人

8月29日播发新华社记者《一头死猪为何能“摁住”八个部门？——4万斤病死猪肉流入皖苏豫鲁市场事件调查》的报道后，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就此事作出批示，安徽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及宿州市迅速行动，在全省开展拉网式打击肉及肉制品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24人，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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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今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为全球首个政府主导的较为全面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在您看来，国家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可能会给经济与环境带来哪些影响和挑战？

刘优辉：一方面，绿色金融将成为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发展绿色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国家确定了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同时全力推进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正是贯彻中央调整经济结构决策部署的具体措施。

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将成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调节和引导作用，绿色金融是绿色产业繁荣发展的推动力，发展绿色金融是从应对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方向进行的改革发展举措，有利于遏制环境恶化趋势，同时对国家提倡的绿色事业给予资金支持，对社会资本起到先导信号作用，激发广大社会资本的投资兴趣，这将有力促进环保节能领域的技术进步，促进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实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经济》：去年年底国内绿色债券市场正式启动后，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很快成为了绿色金融的重要融资渠道，但相关监管标准、配套政策尚不健全。就您了解，目前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还需要做出哪些优化？

刘优辉：一是适时调整优化《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充分考虑“三农”项目。建议适时修订目录，将生态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棚改建设等与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相关的产业项目列入支持目录。

二是整合绿色金融相关优惠政策并促进其落地生根。目前诸多政策还停留在“鼓励”层面，或者短期内无法落实，例如财税优惠包括价格补贴、贴息、减免税收等，需要金融监管部门与财税部门沟通协商尽快落地。

三是创新和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要积极发展绿色证券指数、绿色指数基金、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债券和相关投资产品，丰富投资选择，鼓励机构投资者投资于绿色金融产品，不断拓展绿色金融市场空间。

四是统一绿色金融投融资项目认定标准。目前央行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和发改委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均对我国绿色债券项目分类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但两者口径略有差异，应探索对两个目录的互相认可和整合。

五是统一境内外绿色债券标准，积极吸引境外机构到中国境内发行绿色债券以及鼓励境内机构到境外发行绿色债券，满足不同投资人和发行人的需求。

六是加强债券信息披露和规范第三方认证体系。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发行主体的增加，项目透明度和“绿色”的认定将成为绿色债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

《经济》：绿色经济转型所需的资本规模庞大且周期较长，因此如何拓展绿色投融资渠道也备受关注，除了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基金等领域也在积极创新。以目前的市场情况看，您认为，这将给投资市场带来哪些“福音”？

刘优辉：首先，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提高绿色信贷流动性，一方面为银行挪出信贷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在公开市场发售为绿色资金寻求更多的投资者。其次，绿色基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绿色投资先行者的功能，通过特殊政策支持，动员和激励民间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投资中。最后，各种类型的绿色指数基金也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分享绿色发展成果的手段，有利于扩大融资渠道，活跃绿色金融市场。包括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等在内的绿色金融工具、产品创新将有助于丰富投资者选择，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发行人参与绿色金融，实现绿色发展收益共享，最终实现绿色金融体系长期可持续发展。

《经济》：在经历经济增长下滑后，我国将着眼于绿色发展，金融部门也将迎来一次绿色金融大发展的良机，您觉得未来经济的绿色转型将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刘优辉：“声誉效应”十分显著。“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正积极寻求兼具环境和经济效益的投资渠道，在追求商业回报的同时，收获良好的社会声誉，这样不但能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还体现了保护环境、造福后代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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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承诺，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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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内银行 绿色信贷 实践 建议

绿色信贷是指绿色信贷是指利用信贷手段促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及实践。其主要内容包括：利用贷款种类、期限及额度等政策和手段支持环保和节能项目或企业；对违反环保和节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项目或企业采取停贷、缓贷、甚至收回贷款等信贷处罚措施；贷款人运用信贷手段，引导和督促借款人防范环境风险，履行社会责任，并以此降低信贷风险。它是国家通过规制性政策和监管性措施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自愿承担和履行社会环境责任的措施之一。

自2007年之后，中国的绿色信贷进入一个稳步发展时期，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十分活跃的环境经济政策更是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国内银行业也意识到这一重要发展机遇，逐步响应绿色信贷政策。回顾这三年来中国银行业绿色信贷的实践情况，可以欣喜看到我国在绿色信贷实施中取得不少进步，但同时也不难发现存在的各种障碍和隐患。

一、中国银行业绿色信贷的主要特点

（一）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推动绿色项目发展

工商银行在国内银行中率先提出“环保一票否决制”，即以符合环保标准为基础,严格信贷市场准入条件,对不符合环保要求与工行绿色信贷标准,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一律予以否决。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也紧随其后推行这种制度。此外，工商银行在2007年对有融资余额的客户开展环保调查，按照企业面临的环境风险将客户划分为九类，并在业务操作系统(CM2002)中添加客户环保信息标识。2009年工行进一步细化贷款项目分类，并于2010年健全新的四级十二类绿色信贷分类标准。

各银行还积极扶持绿色项目的发展。2007年9月，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银行和工商银行在上海共同为100个能效合同项目提供了1亿人民币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于2007年启动了自己的绿色项目行动计划，包括为环保项目提供总额为890亿的贷款，为减排项目提供296亿贷款。根据工商银行2010年度企业责任报告书中指出，该行环境友好及环保合格客户数量和贷款余额占全部境内公司客户数量和贷款余额的比例均保持在99．9%以上。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工行有融资支持的项目达257个,贷款余额633．9亿元,预计年减排二氧化碳总量为7,180．19万吨,温室气体减排效果明显。

（二）限制向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贷款

为加强绿色信贷审批，国内银行均积极支持国家“有保有压”的指导方针，对“两高一资”行业进行贷款限制。建设银行根据国家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有关政策要求，制定了53个基本涵盖产能过剩行业的审批指引；严控对钢铁、水泥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放；对不符合绿色信贷要求的客户进行退出，2009年退出不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污染及其它行业贷款的累计金额达到767．24亿元。国家开发银行也表示加强对“两高一资”行业的贷款控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项目，对限制类和淘汰类行业一律不予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则制定了《中国进出口银行项目环境与社会评价指导意见》，规定“在贷款审查时，除考虑贷款姓名的经济效益外，还要考虑社会效益和环保要求”，“境内项目应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控制和压缩高污染、高能耗和生产力过剩行业的信贷投入，退出对落后产能和工艺等淘汰类项目的授信支持。”招商银行对“两高”行业主动调控贷款规模和增速，高度重视资产质量的管控，对火电、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纺织等高耗能或高污染行业设置了严格的准入标准。截至2009年末，该行对“两高”行业的贷款余额为962．45亿元，占境内公司贷款的14．88%，比年初下降1．95个百分点；当年增幅11．74%，远低于境内公司贷款的平均增速26．38%。“两高”行业不良率为0．62%，低于公司贷款不良率1．18%和全行自营贷款不良率0．83%。

（三）中小型银行试水绿色信贷

国内中型银行是绿色法规和国际可持续性规范最积极的实践者。兴业银行签署了三项国际环境标准，包括加入赤道原则，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它还同招商银行和上海银行一起加入了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是第一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国内银行。作为国际金融公司中国公用事业能效融资项目的合作伙伴，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和浦发银行都是较早为能效项目融资的银行。兴业银行在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组织圆桌会议上宣布它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绿色的银行。而一些中小型银行也表示赤道原则会改善银行的贷款质量。这些银行如此积极实践绿色信贷主要是由于它们规模较小，管理灵活度高，同时可以借助与国际规则接轨来提升银行形象。

二、中国银行业绿色信贷实践中的缺陷

(一)配套法律制度薄弱

从贷款管理看，一方面信贷从业人员对绿色信贷及环境和社会风险责任认识不充分；另一方面，目前国家对绿色信贷的政策规定大多是综合性和原则性的，商业银行在操作过程中，没有具体的参照目录和参照标准，无法准确作出对某些企业耗能、排污的环保评价，环境和社会风险贷前评估、贷后风险管理和风险防范与化解手段还十分薄弱，造成贷款流程不适应绿色信贷要求。加上当前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建设滞后，缺乏有效的法律惩戒机制、环境保护的行业自律公约，造成银行若不遵守相关原则要求，也不会受到相应处罚，不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银行机构可能获得更强的竞争力，金融机构可能作出反向选择。

(二)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

目前，我国环保政策和信息零散、缺乏统一管理与机制，加上环保专业性强，银行信息搜集成本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信贷的推行。从企业能耗信息看，地方能源监察管理体系不完善，对企业的能评工作刚起步，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不强，银行无法获得有效信息。从环保信息看，虽然目前国家环保部和人民银行已就征信系统环保信息共享达成协议，根据共享文件精神，环保部门每半月更新一次，但环保部门只在年终环保执法检查结束后才更新一次，由于环保部门信息报送滞后导致信息实用性打折，使得基层商业银行审查贷款时，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难以查询到企业有用的环保信息，不利于金融部门对企业环保信息作准确判断。

(三)缺乏激励机制

一方面，虽然实施了《节约能源法》，但对节能减排激励政策没有明确规定，仅限于如“国家实行有利于节能和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限制发展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节能环保型产业。”等概括性的规定。且节能标准、标志的制定和修订较为滞后，能效标准较少考虑未来的技术进步；《节能产品目录》尚未，无法对相关企业实施有效的政策补贴或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国家对金融支持节能环保企业可能出现的信贷风险也缺乏必要的财政贴息、所得税减免等相应的激励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信贷支持节能环保项目的积极性。

（四）绿色信贷政策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中国绿色信贷的国家政策导向性很强，并且依赖于环保部门和政府提供的数据资料。中国目前的绿色信贷政策仅适用于国内相关行业，而使国外融资暴露在环境污染的风险之中。相比之下，很多国际性银行制定了作为信贷管理工具的环境标准和政策。它们开发了内部环境政策、程序、标准和专业技能，而不仅仅依靠外部信息来进行授信审批。这有利于银行识别和避免一系列技术风险、法律风险或政治风险。另外，发展内部环保能力还增加了银行开发可持续性金融新产品和服务的可能。

（五）监管措施不到位

在做好节能减排工作过程中，央行未能与银监局形成合力，还未建立起完善的监管激励与约束政策、以及现场检查制度。虽然，“两高”行业贷款呈逐步下降趋势，但增长的基数仍不容乐观。监管部门未将节能减排工作作为监管的重要内容，缺乏对未能落实节能减排政策金融机构的处罚措施，并且对金融机构尚未形成定期的专项检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支持节能减排工作的效果。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不到位，疏于对各金融机构进行节能减排相关内容的培训。金融监管者与环保部门的协调沟通不足，未能及时完善和细化节能减排的行业目录、节能减排准入标准、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名录，也未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关人员开展培训，缺少各部门之间相互交流成功经验的平台。

三、国内银行业绿色信贷的改进建议

（一）制定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和信贷行业政策

关注环境与社会问题不仅是银行的社会责任，也关系到银行业务活动的开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银行的战略层面，转变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传统理念，把可持续发展和银行社会责任作为现代银行业的价值导向，积极推广绿色信贷。

而绿色信贷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其基本依据是行业性指导政策。该政策的缺失将导致银行在授信审查中界限不明，难以执行。制定细致的行业性指导政策有利于银行的具体实践，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项目。

（二）强化绿色信贷授信管理

授信是商业银行落实绿色信贷政策，降低环境风险的主要手段，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法规是商业银行贯彻绿色信贷这一理念的重要手段。在未来的信贷业务发展中，银行要牢固树立产业政策标准和节能环保标准的“双高标准”意识，即在选择信贷支持的企业和项目时，将严格信贷准入标准，不仅要满足国家产业政策标准，还必须满足节能环保标准。形成符合绿色信贷理念、体现绿色信贷要求的决策机制。再造绿色信贷管理风险流程，进一步规范信贷审批部门绿色信贷授信业务审批操作，优化审批流程，促进信贷审批工作流程管理的制度化，稳步提高审批工作质量和效率，制定可操作的审批办法，聘请专业机构和专家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和咨询。

（三）落实贷后跟踪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建立持续跟踪监测机制，将环保风险管理纳入日常贷后管理工作中，并逐步理顺预警管理流程，从环保信息的收集、分析、核实、预警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评价和风险监控，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里的退出类客户实施了系统锁定，加大退出力度。针对绿色信贷管理过程，严格分社调查、审查、决策岗位，分权限进行控制欲管理。形成互相制约的贷款管理制度，严格落实贷款责任问责制，各岗位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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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22日到3月2日近10天里，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分别就保险、证券、银行的市场发展和监管情况举行了新闻会。在三场会中，三位主席的思路惊人的一致，而且金句频出，一改往年画风。

提出共同的关键词

记者梳理发现，作为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掌舵人，在郭树清、刘士余、项俊波的新闻会中，三个共同的关键词是必提的。

其一，监管。郭树清：29次谈到监管，让监管成为看门人。刘士余：22次谈到监管，撸起袖子抓监管。项俊波：25次谈到监管，全面严格依法监管。

其二，风险。郭树清：32次谈到风险，防风险放到突出位置。刘士余：3次谈到风险，围绕防风险这个大局。项俊波：46次谈到风险，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其三，稳。郭树清：10次谈到“稳”字，稳中求进，平稳健康，稳妥。刘士余：25次谈到“稳”字，稳中求进，步子稳，稳扎稳打。项俊波：11次谈到“稳”字，稳定，稳健，稳中求进。

这三个词中，“风险”被提到的次数最多，高达81次，可见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y象，今年将是整顿监管年。

画风改变金句频出

譬如，郭树清说：千万不能将民营银行变成个人的提款机。如果民营银行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自己特殊目的的投资，风险就会非常大。针对金融乱象，他说，2017年全国银行业要坚决治理，比如部分交叉性的金融产品跨市场，层层嵌套，底层资产看不见底，最终流向无人知晓。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监管制度缺失，犹如“牛栏里关猫”。

刘士余更是段子手。他说，在金融市场上，金钱的诱惑是巨大的，“天使”和“魔鬼”就在一念之差，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家和“金融大鳄”只有半步之遥。证监会的首要任务是监管，如果说还有第二任务，也是监管，第三任务还是监管。

针对IPO堰塞湖难题，刘士余没有被市场绑架，他认为从长远看，通过减少或暂停IPO的方法来稳定市场的效果并不好，最重要的是要解决IPO质量关。

保监会对市场的监管思路也是一致，项俊波说：坚持“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决不能把保险办成富豪俱乐部，更不容许保险被金融大鳄所借道和藏身。

金融圈“两会”提案集锦

张红力：建议以托管机制破题跨境资管协同监管

一直以来，跨境资管领域通过试点模式由监管部门多头推进，累积至今造成各通道相互重叠，监管政策口径不一。如QFII与RQFII制度由证监会和外管局审批投资我国股票市场和银行间市场，随后人民银行推出的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同样向境外机构投资者开放。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认为，国内大资管行业是在分业监管体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主体采用的是信托模式。破除跨境资管领域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顶层监管的协同机制，而执行层面的关键则在于资产托管制度功能的全面发挥和落实。

闫冰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科技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闫冰竹一直关心中小银行发展，关注我国金融体系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机结合。今年提交了四项提案，分别聚焦“稳步推进中小银行发展，支持‘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科技创新”、“推进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金融与‘双创’结合，优化创业创新生态体系”等话题。

赵宇梓：建议减免国有银行信用卡欠款利息

全国政协委员、建设银行原信用卡中心总经理赵宇梓曾多次提出关于信用卡的提案，2017年“两会”，赵宇梓提出，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卡不良资产处置政策的建议。近期国务院要求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探索多样化处置方法，在小额信贷方面尤其是信用卡业务，其涉及笔数多、金额小，核销周期长、成本高的矛盾仍旧比较突出，他建议应完善信用卡不良资产处置政策，其中，建议允许国有银行对信用卡欠款利息予以减免。

戴皓：建议为险资创造另类投资宽松环境

在低利率、项目荒、“资产荒”的环境下，另类投资配置已经成为保险资金投资的主要渠道。然而，另类投资在办理土地、房产、在建工程抵质押环节中，目前的相关政策要求具备金融许可证，而相关部门不认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金融机构地位。为此，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建议住建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放开管制，扩大险资的另类投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