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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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向公共行政体制转变。行政管理体制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代特点，行政管理范围较为广泛，造成政企不分、政事混乱的现象，最大的弊端是造成了政府权力过大且集中，形成严重的官僚作风，脱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革开放以后，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经过治理，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负面影响因素并没有完全消除。有一些政策已经融入体制，要彻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就必须通过体制转型来实现；体制转型的目的是突出公共意志，制定公共政策，即实现公共行政体制的建设。事实上，我国从行政管理体制向公共行政体制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为了满足各项公共事业的需求，政府必须完善自身的体制和能力；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主体是在同样公平、开放的环境中发展的，政府不应该做过多的干预。

2“官本位”向民主法治转变

“官本位”思想即长官意志，是一种糟粕般的价值观，应该受到摒弃和抛弃。在我国悠久的文明历史中，“官本位”思想的影响非常严重，并在政府机关人员的价值观里形成了一种潜在意识作用。在建国早期由于缺乏民主法治建设，导致行政管理体制中“官本位”思想泛滥，长官意志、官僚作风等问题严重，肆意，贪污腐化，等事件频频发生。在党的以后，我国政府开始针对官本位思想进行治理，但就目前来说，在很多地方和政府机关中，官僚作风依然很严重，而且逐渐向基层蔓延发展。通过构建公共行政体制作为民主建设的基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缺乏社会民主，就不可能形成公众意志，政府的执行监督也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法制建设是实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为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政府执行力作用奠定基础。

3“放权”向“分权”的转变

放权是针对集权而言的。在建国初期，为了加速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实现物资的统一调配管理，我国实行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种流通表现。相对应的，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也实行了权力集中制度，这一体制的主要缺陷如下：第一，容易导致个人权力膨胀，形成家长制作风。权力的过分放大会导致权利所有者独断专行，忽视党内外民主观念，缺乏集体主义意识，甚至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容易脱离群众，出现决策失误的情况，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第三，容易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责任意识淡薄，相互推诿的情况出现。鉴于这种情况，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开始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市场建设和繁荣。放权和分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放权是指权力下放，指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但依然是相对的集中；而分权是指合理分权，将国家的行政权力合理地分配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当中，用来实现政府更多的职能。

4体制改革向机制创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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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膨胀———欲拨不能的困惑

  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该体制借鉴了原苏联的政权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前提和基础,以部门管理为主要标志和特点。近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即1951年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1956年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权力,中央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1988年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六次机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却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政府职能放量扩大。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党政职能交叉、政企不分,许多本应由党或企业管理的职能被政府所取代,导致政府职能过多,管理过宽,势必相应增设一些机构,从而使机构进一步膨胀。二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水平和质量还不高,随着行政主体的地位、影响和权能的不断变化,政府职能被不断地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和调剂配置,越切越细,越分越乱,切出来的新”部分越来越多,职能越来越被人为放大,对设立新机构、增加新人员以便加强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三是二十世纪,政府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瓦格纳法则,在由农业和自给自足的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渡时期,许多原来由家庭或私人供给的货物和服务转而由国家和政府来供给,因而产生了对政府绩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进行辅投资。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处在瓦格纳法则所论述的社会过渡时期。加上一直受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该由市场取代政府的职能也基本被政府担负了。综合经济管理职能、社会工作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职能的扩展必然带来机构的膨胀。因为政府职能的实现靠政府机构来完成,政府机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主体,依职能而设,随职能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府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机构膨胀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要转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科学界定好政府职能,该归位的要归位,该释放的要释放,既不能把政府办成一个万花筒”式的组织,也不能使政府出现职能空位。当前要重点理顺好以下两种关系,即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理顺党的工作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关系;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事实上存在着能进、能上、能高”而难出、难下、难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与压力,也没有严格的奖惩考核制度。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机会就升级;政府机构一有条件就升格,一开口子就增加职数,机关变成解决就业和待遇的福地,致使干部队伍和机构迅速膨胀。我国供养比例(即总人口与财政负担人员之比),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今天为40∶1,即使按8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4个官员,25个吃财政饭的人;而7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17个官员,65个吃财政饭的人;5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04个官员,167个吃财政饭的人。政府官员猛增,直接造成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直线上升,1995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达9965亿元,占国家预算的146%,比1978年的53亿元,平均年递增189%。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近一半的县财政为吃饭”财政,政府根本拿不出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如陕西省有90多个县,其中约60个县发工资困难,有些乡镇干部甚至数月或半年拿不到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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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经济职能；途径；内涵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204-03

一、政府经济职能的含义

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含义，国内理论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童本立认为，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在组织、领导、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优化资源配置或实现某些特定的宏观经济目标，从而对内对外进行各种经济活动时所履行的经济、法律、行政职责及相应发挥的功能。黄素蕙认为，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担负的职责和功能。这种观点从动态的角度说明了政府经济职能是发展和变化的。朱光华认为，政府经济职能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就开始存在，这不只是国家维护阶级统治的要求，更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客观需要。这种观点强调了政府经济职能是随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客观需要而存在的。

笔者认为，政府经济职能应该是以政府机构为行为主体，从社会生活总体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的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的各种方式、方法的总称。从上述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政府经济职能的行为主体是政府机构，而不是任何其他经济组织、单位和个人。（2）行为的目的是为达到一定的政府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都是代表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其经济职能也一定是为达到政府目标和维护公众利益而施行的。（3）行为的实施范围是具有全局性的。

笔者认为，就当今政府而言，其一般经济职能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社会经济在遭受供需不均衡的冲击后，市场机制本身虽然可以使经济从一个非均衡状态恢复到均衡状态，这要求政府在宏观层面上通过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去影响和调节引导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经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代价再度恢复到均衡状态，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2）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就是指的是通过公共部门收支活动以及相应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实施，实现对社会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结构与流向的调整与选择，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3）政府的社会分配调节职能。政府必须制定符合战略目标的收入政策，利用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以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分配悬殊的问题进行调节，以求得分配公平，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变迁

从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来看，经历了以下的几个理论变迁过程：

（一）亚当·斯密的“消极政府”理论

自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历史中，政府经济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1930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亚当·斯密的“消极政府”理论占有主导地位，其主张最低限度的政府作用，认为“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要求废除一切特权和限制，建立一个“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在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政府经济职能只是建设和维护一些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基本上不参与经济的发展，政府担当“守夜人”的角色。

（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学说理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的一场经济浩劫后，使人们从亚当·斯密制造的神话中清醒过来，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学说逐渐占了主流。凯恩斯认为私人经济制度的自发调节，很难实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如充分就业、收入分配等。为此，需要扩大政府功能，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和调节。政府的经济职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是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来维护市场功能，弥补市场缺陷，矫正市场偏差，行使职能的范围是市场失灵的领域，这一时期政府扮演着“道德人”的角色。

（三）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新综合理论

然而面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中出现的滞胀现象，使西方经济繁荣了半个世纪的“看得见的手”丧失了有效的解决能力。凯恩斯式的政策主张受到了挑战，最终促成了新综合理论的诞生，即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使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在运作前提、功能、实现方式上互相补充。新综合理论指导西方政府再次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市场经济存在市场失灵，同样地政府干预也存在政府失灵，但政府和市场都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干预并不只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她肩负着实现国家整体目标的重任。这一时期，政府主要的经济职能是从宏观上调控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国家的整体目标。

政府经济职能的不断演变是由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有与之相应的经济职能。中国正处在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的新阶段。在这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又有了新的要求。

三、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现状分析

（一）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变迁

考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我们发现，自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经历了集中和分散的交替变化。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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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竞技体育 高水平运动员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学院化” 培养模式

1.引言

竞技体育一直是衡量一个国家体育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则是一个国家竞技体育发展之源。各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兴衰均与其后备力量状况紧密相关，因而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差异，竞技体育体制不同的国家也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培养策略，以解决其后备力量补充的问题。建国初期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建立起的“三级训练网”竞技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即“业余体校—地方队—国家队”，以其独特的资源整合优势，确保了我国竞技体育初期的超常规发展，为我国竞技体育的起步、发展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高水平运动员人才的传统培养体制也正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社会关注。因此，及时了解世界体育强国后备人才培养的新动态。加快实现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力量培养体制改革的目标，一直是我国政府、体育职能部门及全社会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即围绕转型时期中国高水平运动员人才的培养问题，对比国外体育强国，特别是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力求对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举国体制相配套的新体制和新的运行机制，以保证体育人力资源及竞技体育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得到解决。

2.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系的发展和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建国后我国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竞赛体制不断发展完善，大致经历了竞赛体制的初步形成阶段、“举国体制”基本形成阶段、“”时期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完善与初步改革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体育改革等五个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确立的体育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总目标，就是要改革现有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渐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的转变，逐步建立符合现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体育体制改革尤其是竞赛体制的改革遇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现存的竞技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相当牢固，竞技体育部门的发展过快，高等院校的竞技体育难以正常成长，发育十分不健全，高校竞技体育不仅没有竞赛市场，也很少培养出优秀的体育人才，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窘况。同时高教体制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高度统一，高度集中，使得从属于高教体制的高校体育只适合于开展体育教学、课外活动、业余训练等。竞技体育的发展无法寻求自身的增长点，高校的竞技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业余水平。总结种种这些困境，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三级训练网”体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的失衡。

计划经济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三级训练网”人才培养体系是借助于国家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得以建立和实施的，具体表现为：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由上而下地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系统。这一系统虽然以各级“体育学校”或“竞技体育学院”等教育类组织命名，但其特定的组织功能仍然是培养、选拔和输送高层次的运动员，因此在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的实践配置、师资配置、财力配置、物资配置等方面都呈明显的“失衡”局面，对运动训练与竞赛上的投入远远高于文化教育。尽管国家体育行政部门曾多次发文，要求各培养单位加强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并已引起了部分单位的重视，但就总体而言，这种“失衡”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由这种“失衡”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直接反映为不利于运动员自身素质的均衡全面发展。

2.2运动员出路不畅，体育后备人才严重流失。

与过去业余体校招生时的门庭若市相比，目前我们多数体校的招生工作困难重重，面临着生源紧张的困境。这严重影响了地方体校向各省市、国家高水平专业队输送新鲜血液的能力。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我们认为就在于专业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们观念的转变，现在很多退役运动员由于缺乏基本的劳动就业技能，在就业时竞争能力严重不足。很多退役运动员长期安置不出去，滞留于运动队，占据人事工资指标，致使新运动员不能及时入队，直接影响了优秀运动队的人员更新。优秀运动员代表邓亚萍同志在十届人大会议上提出的议案指出，目前我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状况十分紧迫，每年退役的运动员中大约有40%无法适时安置。不少亚洲和全国冠军退役后不得不看大门、看车棚，或者干脆找不到工作。此外长期向极限挑战的专业训练往往会致使运动员留下不同程度的伤病。种种不利条件使得家长们越来越不愿意送孩子进入体校和专业队。这个问题对于竞技体育的影响越来越大，将会直接导致今后我国奥运会上出现竞技人才危机。然而可喜的是，我们看到各级政府和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已经开始对当前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提高了重视。2003年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编委、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和劳动保障部6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可以说是迄今关于解决运动员退役安置工作问题相当有权威性的一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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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的内容

1.会计学内容与我院会计专业相比较

很庆幸自己选择了会计专业，曾经幼稚地认为它就像古代账房先生算算账那么简单，可真正接触到这个专业却感觉并非所想。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及其他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进行记录、计算、控制、分析、报告，以提供财务和管理信息的工作。会计的职能主要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过程，保证会计信息的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为管理经济提供必要的财务资料，并参与决策，谋求最佳的经济效益。一般人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会计工作广泛运用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在各方面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代替了会计人员的手工劳动，不需要现在这么多的会计人员，这些多余的会计人员，应从会计的核算工作转向会计的管理工作，提高会计工作的水平，更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在这种条件下，会计更重要。我国原来的会计模式是建国初期为克服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局面，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借鉴前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企业和预算会计制度的拟定、实施和决算的编审为主要内容。1978年党的的以后至今，我国的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直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与此相适应，会计改革也正是紧密结合经济体制的转换稳步推进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以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工作更艰苦。

会计学是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研究如何对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活动进行计量、记录和预测；在取得以财务信息(指标)为主的经济信息的基础上，监督、控制价值活动，促使再生产过程，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一 门经济管理学科。它是人们对会计实践活动加以系统化和条理化，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会计的所有方面，如会计的性质、对象、职能、任务、方法、程序、组织，制度、技术等。会计学用自己特有的概念和理论，概括和总结它的研究对象。在中国对会计的解释有“管理活动论”、“工具方法论”和“经济信息系统论”等三种主要不同观点。按照“管理活动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学就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按照“工具方法论”，会计是一个反映和控制生产过程的方法和工具，会计学应当视为一门为经济管理服务的方法学或方法论的科学；按照“经济信息系统沦”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会计学应当既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又是一门方法论的科学。

我们学校的会计学专业主要发展方向是税务，把税务作为第一位。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能在各类工商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经济管理部门以及研究机构和学校等从事会计师实际工作和本专业教学、研究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跟随社会的发展潮流，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就业方面是永远也不会垮下去的好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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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法理念；市场经济；劳动者

关于何为劳动，认为，劳动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所进行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是生产的最基本要素。马克思将劳动提升到全人类的高度，其对劳动的重视不言而喻。对于普通人来说，劳动就是干活领工资，它能使自己活下去，不论是脑力的还是体力的，必须去劳动，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

当代普遍认为调整劳动关系是劳动法的核心，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其重点，其目的是在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在我国劳动法中体现的尤为突出，我国劳动法第一条开篇立意就写到：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一、计划经济下的劳动法理念

建国初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本稀缺， 但劳动力供给丰富的中国社会资源条件下实施， 必然要以人为地扭曲市场要素（ 包括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等） 价格， 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为手段， 这就排除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可能， 而必须依靠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计划配置，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因之产生。在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当时的劳工政策和劳动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 劳动力价格被人为扭曲，否定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关系的调整，劳动关系是靠政府行政力量来维持，市场机制无法对劳动关系进行调整。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生产、劳动用工还是分配等各项决策， 政府都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 劳动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以纯粹政府权利为主的特征，因此，这一时期劳动立法主要体现为劳动基准的制定和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上，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合同用工自由根本无从谈起。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法理念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和其诱发的传统经济体制在经过近二十年年曲折的发展后，最终由于和社会资源结构的严重冲突而不得不进行改革。在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方面， 政府不再充当定价人， 而是逐步向市场定价机制转变，中国劳动力市场价格体系逐渐形成， 定价机制由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逐渐转变。在上诉转变中，劳动关系随着价格形成和劳动关系缔结市场化的劳动政策的实施而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宰模式向政府协调下的市场机制调节模式转变。

在此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劳动法理念也有着鲜明的特点，由于劳动法以保障劳动，限制资本为目的，公权干预为手段，刻意维护劳动者利益是劳动法的价值取向，“现代劳动法是劳动者保护法”是我国对劳动法性质的定位，根据这种定位我国劳动法理念具有重意识形态轻经济，重劳动，轻资本，重政府，轻市场，重干预，轻自治，重公平，轻效率的传统。根据中国传统劳动法理念，资本和劳动不可兼得，只有压制资本才能保障劳动者权益。这也就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的劳动法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劳动法理念的形成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的，从计划转到市场，很多东西的配套都不完全，长时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里的人们对于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的认识还十分欠缺，计划经济重政府干涉的习惯也延续到劳动法的调控中，所以形成这样的劳动法理念也在情理之中。

三、对劳动法理念发展的看法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劳动法理念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挑战，它自身的许多问题也显现了出来，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对立的观念处理劳资纠纷，总觉得劳资双方的矛盾必须要通过比较激烈的方面才能解决，即使是通过仲裁协商也很难做到双赢，总是要牺牲一方的利益。其次是在选择价值保护上比较单一，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企业经营利益和劳动者生存利益的矛盾，劳动者的生存利益应该予以优先考虑，调节劳动关系的手段单一化，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行政手段依然是最被优先考虑的手段。最后是奉行平均主义的公平或平等观，将保障劳动者权益目标孤立化，倾斜保护劳动者被认为是实现劳动法正义的根本。

劳动法理念的创新，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进行：

1、价值选择的重新定位，保护劳动者与促进经济并重。保护劳动者是为了使其更好的生活，如果在保护劳动者中过于倾斜，使企业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反过来又会损害劳动者权益。一直以来有个调侃法国劳工的段子盛为流行，说法国工人一年有一半时间在休假，剩下的一半时间在罢工。咋听这下对于劳工的保护可谓做到了极致，可是有个很简单的问题，谁去干活呢？没有劳动那里有经济的发展呢？欧洲经济长期的低迷虽说不是由于此，但我认为和劳工权益的过度保护是有一定关系的。劳动法不仅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还是调节促进经济的重要手段。

2、重新定义公平效益，建立科学的公正理念。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道：“社会共同生活使制度性差异和其他角度差异――也就是不平等――不可避免。强行拉平某些不平等本身就体现了不公”。所以要建立一种科学的公正观，正确处理效率与公正的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一切社会进步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效率的提高，效率决定公平。效率是公平得以提升的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公平只是坐而论道的空谈，对公平的追求如果超越了经济条件的限制，不仅是一种空想，还会从根本上损害效率。因此效率的提升是实现劳权保障目标的物质前提。承认差异的存在，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言，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逆的。根据差异原则，公正的劳动立法还应当尊重资本合法权利。对资本权利的限制应当严格限定在法定范围内，劳动立法不能不加分析地限制企业的权益，以牺牲企业的合理经济利益来保障劳动者权益。

3、劳动自由，劳资自治理念。工会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地位极其尴尬，本来是劳工代言人的工会却成了政府的附庸，经常出现的是全体工人被工会的情形，工会成了过年过节发油和面的部门，甚至更为诧异的是在某些工人与企业的诉讼中，工会竟然和资方坐在一起，共同对抗工人，令人唏嘘不已。工会的没落和异化，深刻的说明了劳资自治理念的匮乏。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劳资自治理念是基本的原则，工会是自治的标杆。当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更多地提倡劳动自由劳资自治，逐步减少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劳动运行规则的必然要求。同理劳动自由，劳资自治也不是无限制的，在现实中应该采取劳资自治和行政干预双管齐下的方式，单纯依靠任何一种方式是不能实现对劳动法的调整的。

【参考文献】

[1]蔡红.论我国劳动法理念的创新[J].理论月刊，2006（08）.

[2]刘苓玲，晋利珍.论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的历史变迁与趋势[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12）.

[3]曹燕.从“自由”到自由：劳动法的理念缘起与制度变迁[J].河北法学，2007（10）.

[4]郭庆松.当代劳动关系理论及其最新发展[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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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用 改革 城市化 补偿标准 再分配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起源于建国初期，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时代，曾前后多次被修改，不同时期的征地补偿方式和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集体的土地被征用，随着现有产权制度的确立，不少农民对被征土地提出了产权要求，希望分享土地功能扭转后所产生的增值。

然而，按照现有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农民所获得的土地补偿非常有限，不仅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甚至连基本生活水平也得不到保证。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自从建国以来，当土地征用制度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会对该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后的一段时期内，土地征用制度能为经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的优势将逐渐消失，其弊端也将逐步体现并开始阻碍经济的发展。

此时，新一轮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也将拉开序幕。据有关学者研究，土地征用制度的发展曾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1950年到1957年：土地征用立法起步阶段；1958年到1964年：土地征用制度的调整阶段；十年：土地征用制度的停止阶段；1982年到1997年：土地征用制度的发展阶段。1998年至今：土地征用制度的全面改革阶段。这五个阶段所实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各不相同，当时代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时，土地征用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参照历史，任何时代所实行的土地征用制度都存在一定的适用时期。某时期土地征用制度仅仅同该时期国家的发展形势相适应，当形势发生变化后，这种适应性也将消失，旧的制度将被新的制度取代。所以，土地征用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土地征用制度的不断变革和其内在的时代局限性有很大关系。

土地征用制度的决定因素

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行政法律制度以及产权结构在不同时期有着显著差异，而这些因素的决定了相应时期的土地征用制度。而这些因素的变化也决定了不同时期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

改革开放前的土地征用制度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当时的经济增长目的是保证农业和工业的均衡发展，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因此，我国采取了较低的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同时给予失地农民新的土地，鼓励其继续务农。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法律缺乏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农地的产权完全归集体所有，农民个人不拥有任何产权。虽然农民仅能获得土地调整期的补偿，补偿标准非常低，尽管农民仍然能够安心的接受这一补偿。

改革开放中前期的土地征用制度

改革开放后，社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来源于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城市能够为工业带来产业聚集效益，能够为工业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持，城市中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服务性第三产业是工业企业发展壮大的必要保证。

当工业集中在城市时，也会为城市发展提供大量的资源。所以，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发展，政府为推动城市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也在我国逐步确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意味着我国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产权，国家不再通过调换土地的方式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国家更加重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农民对更高征地补偿的要求有了部分理论依据。

在经济建设为主要目的大环境下，原有的征地补偿标准虽然有利于城市化进程，但是无法体现出对农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政府在保证城市化进程能够顺利实施的前提下，适度提高了农地征用补偿的标准。

改革开放后期土地征用制度

在改革开放的后期，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我国仍然坚持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途径，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城市规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导致的农地征用补偿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加2640万亩，其中81%的新增建设用地来自于对耕地的占用，被占耕地共有2138万亩。进一步，在目前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各部门已提出的2005年-2020年新增建设用地高达6750-7500万亩。土地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大土地开发力度，以保证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在我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地的产权结构进一步明晰，农民要求获得更高补偿的法律依据更加充分。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日益升高，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需要更高的补偿标准。然而，现有征地补偿标准与实际需要的差距过大，城市化进程导致土地被占用的农民人数也与日俱增，这些都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由于改革的矛盾在这一阶段集中出现，保持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任务的必要补充。新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既要保证城市化的继续进行，又要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为此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再一次提高了土地征用补偿的标准。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源动力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而这一必然性背后则隐含着土地征用质地改革的源动力。

通过分析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几次改革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每当一个土地征用制度建立之初，都能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农民权益之间找到平衡，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平衡就将被打破而产生一系列社会矛盾。而这一系列矛盾则推动了下一轮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产生于建国初期，当时土地的一切权力都归国家所有，征地后根据年产值的倍数给予补偿合情合理。可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仍然沿用了这一标准。该标准降低了农地征用的支出，保证了政府能获取土地的增值收益。

政府获得这部分收益后，往往将该收益投入到城市建设中，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就是说，我国政府通过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将农地开发所产生的收益在城市和农村间按比例进行了再分配。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再分配会导致城乡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此时，我国政府则通过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的方式，调整再分配的比例，暂时缩小城乡差距以缓和矛盾。可是，改革并没有消除这种再分配现象，政府仍然从农地开发中获取增值收益，再将该收益用于城市建设。

只要这种再分配现象仍然存在，城乡差距仍将继续扩大，由此导致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也必然会出现。因此，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所蕴含的城乡差别，决定了该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相比而言，由于欧美国家实行以市价为基础的征地补偿标准，其制度并不存在内禀的城乡差别，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土地都按统一标准进行补偿，因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但由于我国城市化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需要大量的土地进行城市化建设，故并不适合采用这种相对较高的补偿标准。

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7%以上，美国三大城市群GDP占全美份额的67%；我国2005年城市化率仅为42.99%，我国三大城市圈的GDP仅仅占全国份额的38%左右，我国的城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比，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现阶段实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仍应以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工业水平为主要目的。在该制度的实行过程中，则要切实加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统筹兼顾社会各界的利益。根据本文的论述，由于该制度内禀的城乡差别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社会矛盾的积累，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政府必须果断的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改革，探索更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

参考文献：

1.李珍贵.美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国土地，2001

2.蒋省三,刘守英,常红晓.土地解密.财经网络版，2006

篇8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法作用；政府定位

中图分类号：F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192-02

一、经济转型的界定

（一）经济转型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进入到转型阶段，处于改革的关键时刻，因而在内涵上面具有一定特殊性含义。现阶段，对于我国经济转型的内涵主要在三个方面上理解。首先，经济体制进行转型，也就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格局逐渐进入到市场化经济格局之中；其次，经济发展阶段性质的转型，也就是由原有低级经济格局逐渐转变为高级发展阶段；最后，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之间的结合，也就是从原有单一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不同结构生产关系之间都在发生改变。

我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不仅需要对于经济体制进行转型，同时还需要对经济方式进行改变，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传统经济格局的改变，将经济发展放在高新产业结构上面。按照我国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经济转型不仅仅需要将原有市场定位予以改变，同时还需要不断对于经济结构进行完善，提高高新技术在社会经济内所占比例。

（二）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虽然已30余年，但是经济转型对于我国社会发展还是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整个经济还处于粗放型阶段。同时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我国要在这个阶段内完成经济转型，就需要充分抓住这次机遇[1]。

（三）经济转型的特征

我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主要受到自身特色政治因素及经济体制的影响。同时，由于现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性时间段内，所以，国家与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应有相同的理念，充分展现出我国经济转型所具有的特征。

1.政府促进

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式将原有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一直是在政府部门推动之下，政府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上通过由上到下的模式，促进我国经济转型的完成。我国制度变迁中所具有的目标属于双向性质的，也就是在完成社会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下，同时完成政治建设目标。在这种经济转型大背景之下，政治目标在经济转型内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

2.经济方式与经济结构同步转型

我国在建国初期，就已经确定了计划经济制度，这样就造成我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首先就需要将原有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同时这个目标也是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一直努力的目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落实，先进科学技术在经济转型内所具有的作用愈加突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生命力。这样也就表明，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定要提高对于先进科学技术因素的关注程度，逐渐将原有粗放型经济格局转变为集约型经济格局，提高知识经济与科技技术在社会经济体系内所占有的比例，并不是通过简单加工产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3.法律制度欠缺

我国在刚开始进行经济转型时，有关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不断深入，人们对于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视程度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这样就造成了我国经济在建设过程中对于法治认识上出现错误观点。这种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就造成社会经济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出现有法不依或者是执法不严的事情，甚至还出现了。我国经济在转型阶段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对于经济活动不断进行完善，调整社会经济在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性操作，从而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在建设过程中所具有的公平正义[2]。

二、经济法的作用

（一）调整功能

经济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有效落实，对于我国社会经济活动开展与经济政策制定具有调控作用，甚至还能够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济法产生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有效调整我国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与政府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这同时也是经济法落实的主要作用。在现代化的经济制度之下，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调节好政府与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关系十分重要。经济法在落实过程中，需要始终发挥公有制与国家整体管理作用，但是同时也需要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建设，市场经济在自由发展过程中需要得到法制保障[3]。

（二）指引功能

任何法律所具有的最为基础就是指引功能，主要表示法律对于人的行为举止进行引导性作用，从而让其能够在实际生活及工作过程中选择正确并且合法的行为方式。经济法是法律体系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也就具有指引功能。经济法在落实过程中发挥着自身所具有的作用时，对于经济参与者行为举止进行引导，进而对于市场经济活动开展具有规范性作用，保证市场经济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经济法在落实过程中，还能够对于市场经济建设内所存在的不足进行调整，使市场经济趋于健康发展[4]。

（三）保障功能

法律自身具有救济权利，从而为法律在落实过程中提供一定保障。在我国宪法内，规定人们具有自主开展经济活动的权利。经济法能够对人们所具有经济权益进行充分保障，保障经济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经济法所具有的保障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公民之间的平等上面，更为关键的是保障公民在享受自身权利的过程中，不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降低国家对于经济活动开展的影响，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5]。

三、经济转型中经济法所起到的作用

（一）经济法应当成为调整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

我国在治理过程中一直秉持着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这也就表示，经济法在落实过程中，对于经济活动能够进行调整，充分体现出经济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经济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主要调整手段，不仅能够对于经济活动内的各个因素之间关系进行调整，保证权利之间所具有的稳定性，同时还能够对政府部门权利进行调整。经济法能够为经济活动在开展过程中提供法律上的保证，有效改变人们在传统思想观念内所存在的错位思维模式，让经济活动在开展过程中能够做到依法治理[6]。

（二）经法应维护经济转型的顺利开展

经济法在落实过程中应该有效保证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建设，最大程度保障经济参与者的合法权利，真正发挥出竞争在市场经济建设内所具有的作用。很多国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反垄断法一直都是经济法落实的有效依据。反垄断法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个性化法律活动，充分发挥出自身在市场建设内所具有的调配性作用，对于经济活动成本及对象等等因素进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法在保证经济公正性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7]。

（三）经济法应限制政府权力

经济法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作用应该就是能够对政府部门权力进行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所具有的职能已经发生了本质性转变，但是政府部门始终都是市场经济建设内的重要参与者与管理者。在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可以说是经济建设的管家，社会经济建设全部活动都在政府部门的掌控之下，如生产、分配、消费等等环节。同时，政府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具有绝对掌控性作用，企业在经营建设过程中所具有的主动性一直在不断下降。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在建设过程中，经济体制也真正得到完善，政府部门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并不具有掌控性作用，社会内任何活动全部都是由市场自主进行调控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矛盾，一直在相互竞争。这种模式属于极端性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有效掌控[8]。

参考文献：

[1] 侯自赞.经济法强、弱势主体限制与保护模式探析[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12）：38-42.

[2] 鲁颖嘉.试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法[J].商场现代化，2016，（7）：258.

[3] 刘强.经济法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6，（8）：164.

[4] 刘强.经济法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6，（8）：164.

[5] 刘芳芳.经济法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中的措施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3，（5）：280-285.

[6] 苏丽芳.政府权力清单与经济法权力干预耦合研究[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5，（2）：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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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税收增长；理性认识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4－0005-04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放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不管从绝对额、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还是占GDP的比重，总体上都在不断增长，因此，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作为这种长期增长趋势的一种延续和集中体现，似乎也无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中国税收比重步入“最佳”区间，对于其未来走向我们应当有理性的认识。

一、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历史分析

（一）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绝对值角度

从表1和图1不难看出，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迅猛，从1950年的不足50亿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30 000多亿元，增长了600多倍。尽管这一期间中国税收收入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但并不能说其增长过程是一帆风顺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收，为此后建国初期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奠定了基础。1958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简化了工商税制，仅设9个税种，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导致此后数年间税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间，已经简化的税制仍被批判为“繁琐哲学”。1973年，对工商税制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仅剩7种税。这一时期尽管税收收入仍有所增长，但显然不能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税收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1980年、1981年中国相继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建立了一套涉外税收制度。从1983年开始，中国分两步实行了利改税改革，初步确立了企业所得税和产品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制度，税收收入增长平稳。1994年中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呈现跨越式增长。

（二）中国税收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在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从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经济发展进入正常阶段，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企业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51.44％①；这一时期，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不到50％，在1953~1975年间甚至低于“（国有）企业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经历了由税收与企业收入并重到以税收为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变化也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反映。1954~1979年，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大约都在40％以上，企业收入的比重一度还要高于税收收入。从1980年开始，企业收入的比重开始迅速下降；1985年的利改税改革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结构的分水岭②（见图2），由此前的税收收入与企业收入并重转变为以税收收入为主；1985年企业收入比重下降到了1.74％，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收入形式。从1994年开始，企业收入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干脆就不存在了，税收成为中国惟一的基本收入形式。

从税收法治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比重的下降也是必然的③。为了防止政府利用政治权力获取超额的财产收益，形成对一般市场主体的不公平竞争，需要对政府拥有的经营性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国家才被称为“无产国家”，“无产国家”必然只能凭借政治权力取得收入，因此才形成了所谓的“税收国家”④，这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

可见，中国税收比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今天这一比重殊为不易，应当珍惜，但因此就否认税收过快增长和过重税负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对的。

（三）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变化

由表2和图3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间，中国税收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0％~15％之间。这一时期中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不高，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有国有企业收入，甚至后者的比重还要更高一些。因此，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不高，并不代表中国当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高，政府从国民经济中的财政汲取能力差。1985年两步利改税改革之后，中国税收收入迅猛提高，达到了22.8％。应该说，这一比重是中国此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真实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城市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善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在农村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所有这些措施都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体现在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收入比重的降低上。1996年，税收收入比重最低降到了10.2％。应当说，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然会带来政府规模的缩小。然而，税收收入比重过低势必会削弱国家的财政实力、妨碍政府职能的实现，最终对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步入新的快速增长期，这时中国税收体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比重从1996年开始稳步上升，2004年已经超过了18％。

税收收入的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税收收入增长过缓不利于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相反，税收收入增长过快，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996年以来，税收收入的增速均快于GDP的增速（见表3），有些年份甚至接近GDP增速的3倍，特别是这一期间中国经济一度处于通货紧缩时期，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所形成的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解和非议。同时，考虑到中国除了税收收入外，政府收入中还包括大量的其他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就不得不使人担心中国过快增长的宏观税负。当然，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收入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但从短期来看，税收收入的增长应当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过快或者过慢都是不正常的。

二、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进一步认识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换句话讲，税收规模过小固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税收规模过大同样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类似地，税收增长过缓无法满足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而税收增长过快同样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潜力。

（一）基恩・马斯顿的分析

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恩・马斯顿（K.Marsden）选择了21个国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人均GDP增长率高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要高于高税国家⑤；低税国家的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也要高于高税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负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了一条普遍的规律。

那么，一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是多少，或者说，税收收入增长到什么程度就应当适可而止、有所收敛了呢？世界银行1987年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⑥，一国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正相关，人均GDP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GDP750美元左右的中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20％左右；人均GDP在2 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23％；人均GDP10 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30％左右。可见，中国近年来19％的税负已逼近中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接下来应当是稳步增长，而不是继续“高歌猛进”。

（二）布坎南：怪兽模型

此外，学术界还对政府税收过快增长的合理性提出了置疑，有的学者甚至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现代政府税权的扩张并不是完全因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⑦，政府在税收增长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自己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有利地位，攫取了不合理的税收。尼斯凯南（Niskanen William Jr.）认为，政府是一个有很多个人组成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人就是所谓的“官僚”。“官僚”在其任期内追求的目标就是预算收入的最大化。这样，作为“官僚”集合体的政府也总想尽量多的筹集收入、课征税收，尽量多地支出。可以说，政府课征税收和进行支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在学术上，布坎南等人将政府的这种特性概括为“Leviathan Model”，即“怪兽模型”。“利维坦”是圣经传说中的一种怪兽，非常贪吃。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早在1651年就发表了题为《利维坦》（Leviathan）的政治哲学论著，从哲学角度讨论了国家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政府规模不断膨胀，几乎超越了私人经济正常发展所能接受的临界点，这时布坎南对霍布斯300多年前的“利维坦”作了全新阐释，得出了近乎邪恶的“怪兽模型”，认为政府对税收和支出的贪婪就像“利维坦”这种怪兽对食物的贪婪一样，主张人们不能对政府规模的膨胀无动于衷，必须加以约束和限制。

西方学者对税收收入过度增长的历史反思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是中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过重的税负势必抑制经济活力，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当前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这时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把握税收增长的正确方向。

注释：

①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64页。

②我国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就进行了国营企业利改税改革的试点。1983年我国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了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这两步利改税改革的完成使我国的财政收入格局实现了由“税利并存”向“以税代利”的转变。

③张斌：《经济学与法学中的税收》，《税务研究》（2004/7）。

④其实，自近代以来，各国税收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提高，现在许多国家都高达90%以上，所以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mpeter）早在1918年就提出了“税收国家”的概念。

⑤在经济学上，消费、投资、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⑥转引自：安体富等，《税收负担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⑦皮库克（A. T. Peacock）和威斯曼（J. Wiseman）、马斯格雷夫（R. A. Musgrave）和罗斯托（W. W. Rostow）等人分别从内因与外因、经济发展阶段等角度，对主要由税收形成的财政支出扩张的合理性给出了解释。

［参考文献］

［1］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斌.经济学与法学中的税收［J］.税务研究，2004，（7）.

［3］王大成.改进现行财政体制的建议［J］.财政与税务，2006，（10）.

［4］高培勇.由“积极”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历经艰难抉择［J］.财贸经济，2004，（8）.

［5］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财政政策新思路［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篇10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我国投资体制的历史沿革分析，指出了新经济时资体制转变的迫切性，提出了新经济时资体制选择的方向。

一、我国投资体制的历史沿革

投资体制是指国家组织、领导和管理投资经济活动所采取的基本制度和主要方式、方法。川投资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投资体制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前的投资体制时期，二是改革开放后的投资体制时期。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投资体制表现为国家充当投资主体，直接由国家筹措资金和分配资金的投资分配制。而且，人们认为投资就是搞基本建设，搞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这种投资体制在建国初期是比较可行的，它能够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用于符合经济规模的大型骨干项目，保证国民经济急需的建设。但随着国民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这种投资体制的单向流所产生的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从“七五”计划开始，提出要把经济增长方式从追求速度的外延性扩大再生产转到注重内涵性扩大再生产轨道上来。但实际上并未取得长足进展，人们往往把基本建设投资同技术改造投资一起安排，认为是固定资产投资。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投资体制全面推进拨改贷，逐步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局面。目前，在国家是投资主体的同时，地方、部门、企业、金融机构也都成为投资主体;资金来源上，有国家预算资金、地方和部门机动资金、银行贷款、利用外资等，有时还向社会发行证券筹集资金。投资方式上，也逐步从行政分配转向招投标，引人竞争机制、租赁补偿贸易、国内合资、中外合资等，现在又逐步发展到企业兼并和企业集团重新组合等。

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与西方国家经济规则接轨，我国的投资体制不断调整和转变，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国家的投资体制必然要顺应和适应这一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递进，使我们已经走进了新经济时代。我们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投资体制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调整我国的投资体制并加快其战略、战术上的转变。

二、新经济时资体制的转变

我国传统的投资体制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它抹煞了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形成了投资需求的“饥饿症”，限制了社会资本的形成，降低了投资的效率和质量。居民投资渠道太少，企业融资渠道比较单一，间接融资比重较高，加上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效率，尤其是网络革命的到来，都要求我国的投资体制必须转变、

199!〕年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将“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是以知识和思想为基础的经济”。fz]还有经济学家把“新经济”定义为是“以现代高科技为支撑，以知识经济和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创新为推动所引起的经济发展新格局”。[3]美国作为新经济代言人，我们关注其经济增长的同时，发现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据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国股市的狂热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其二，在美国的新经济中，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络为标志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提高了经济的供给能力。同时由高科技股推动的股市飘升刺激了经济需求，这种由高科技带动的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造成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归纳起来，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在新一代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产业化以及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呈现出了经济全球化、资金流动国际化、金融自由化以及资金配置最优化等特点，由此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说明高科技产业是个支点，而资本市场是个杠杆。

“资本市场”这一全球化概念在我们国家已不再陌生，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01年大陆100首富企业家榜首的刘永行曾坦言，做产品是一分一分地赚，做品牌是一毛一毛地赚，做资本是一块一块地赚。海尔在冰箱、彩电大举占领全球市场后，现在也要进军金融市场，企业融资进人资本市场已成为我们社会微观经济细胞的未来发展走向。

目前在金融市场上，世界虚拟资本已经超过实物资本60倍，全球每年150万亿美元的交易额中，98%都与实体经济无关。根据国际权威组织的计算，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已达301800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1999年全球生产总值为30100亿美元，这意味着全球股票生产与全球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超过100%。另据统计，全球每年的实物贸易总额约为6万亿美元，而金融贸易却高达600万亿美元。资本市场的超高速发展证明了新经济的主要市场已变成资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超高速发展已经把实体经济远远抛在了后面。[4]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衍生出的中国股市已风风雨雨走过了10个年头。十年来，中国证券市场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内市场总值达4万多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上市公司已超过1000家。[5]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依然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何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融资体制与结构更加科学，保证股市走向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如何引导上市公司的产业布局和地区布局，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推动“二板市场”的创立，为中国企业改善融资环境，为风险融资提供退出通道，全国巨额存量资产如何通过流动和重组来发掘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中国企业如何实施兼并、收购和重组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资本怎样运营和扩张;如何发展中国的投资，建立优势企业集团等问题，都是我们在完善投资体制时应重点考虑的。

三、新经济时资体制的选择

透过新经济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新经济”的实质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时代，它以高科技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如何由外延性投资体制转变成内涵性投资体制，劳动密集性产业变为技术密集性、知识密集性产业，改造传统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中国未来工业发展的龙头?笔者认为就是要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生产力，要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同开发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在产品结构上，加快从传统模拟技术为主，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过渡;在技术支撑上，加快从依赖引进为主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并举方向转移;在市场结构上，提高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分工水平，加大技术开发投人，培植技术开发能力，以现代技术成果改造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品换代、技术更新、产业升级;以信息技术改造企业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和营销能力;要紧紧抓住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机制。

融资是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融资体制建设是完善投资体制的重要方面。在新经济时代，要以投为主，投融并蓄。在改革传统的、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投资体制下，巩固和完善新经济时代所要求的投资体制，要进一步加强融资体制建设，引人新的机构投资者，打开融资渠道。

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投资活动各环节的调节作用;充分运用经济手段解决投资经济问题，要依据我国情况合理制定投资计划，通过财政、金融的杠杆作用，有效调节投资活动;建立有限责任制度和破产兼并制度。有限责任制度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动员，国有企业利益独立化;兼并破产制度可以监督资本、配置资本，从而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