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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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 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 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 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 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 (附图 [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 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 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 [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 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 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 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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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院 品牌经营认识误区无形资产医疗服务

【Abstract】 As a new subject,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theory, brand management for the hospital, there a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Internal and external brand is the hospital, static and dynamic organism intangible property, the hospital's own positive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organic unity of the external. Hospital implementation of brand management is not only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demands more medical car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herent nature of the industry requirements.

【Key words】Hospital;Brand management; Misunderstanding; Intangible assets; Medical services

引言

在去年上海举办的首次全国性医院品牌营销论坛中，有专家提出：“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提升技术竞争实力的目的，品牌战略越来越受到医院管理者的重视和青睐，并跃然于医院经营策略的日程之上。但是，医疗领域的品牌战略是一项全新的战略、一个陌生课题，有待于我们借鉴企业和发达国家有益的经验，用我们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中国医院的品牌。”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院长和专家们的一致肯定，由此可见中国众医院已经将目光聚焦到医院品牌的经营上，甚至很多院长都认同在市场竞争的趋势下“中国医院的品牌经营时代已经来临”。虽然医疗界纷纷意识到医院品牌经营的时代已经来临，但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医疗界对于医院品牌经营的认识是不完整的，甚至在理论上存在一些认识误区。

一、对现代品牌以及医院品牌内涵认识不完整

国内研究医院品牌的学者在论及品牌时往往爱引用世界著名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博士的定义，“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图案设计，或是它们的相互组合和运用，其目的是使客户借此辨认某个或某群产品供应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别。”这一传统的定义无疑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其从经营标志的角度出发，仅仅描述了品牌作为经营标识的区别功能。依其理论品牌无非就是经营者的商标、商号和企业名称等经营标识类财产。从知识产权最基本的理论来讲，作为经营主体的这类经营标示功能财产应是一种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财产。然而当代知识产权界正在突破知识财产的传统界限，中国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吴汉东先生就提出：“在民法学的研究中，要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财产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财产的非物质形态（知识经验形态、经营标记形态、商业资信形态）所生的权利。相对于医院而言，知识经验形态的财产就是指传统的智力创造成果，包括如作品、专利、非专利技术、特色经营模式和商业秘密（如病历资料、诊疗工作统计、医教科研管理数据等各类医院信息）等；而经营标记类财产就是指医院的各类经营标志，如商标、商号、医院名称、院徽院标以及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标记；而商业资信类财产则是指医院的商业信誉、声誉、信用、荣誉称号、从事特殊诊疗试验的许可以及整体形象（如医院文化、医疗服务质量水平）等财产化的商业形象利益。由此看来菲利普.科特勒博士关于品牌定义的内涵已经不能适应当代无形财产的发展扩张趋势。

二、缺乏对品牌经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认识

能认识到品牌经营是市场竞争的需要，但未意识到医院实施品牌经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必然要求。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工业经济时代表现为经营者追求规模经济，相对于有形资产和金融资产，无形资产的价值创造作用非常有限。在当今经济一体化和开放的市场竞争背景下，普通产品和服务的物理差异越来越小，导致规模经济的增长已趋于极限，使得有形资产的投资开发难以成为可持续增长的主导。

三、普遍强调医疗技术的重要性而忽视医院品牌 经营

首先，不同于商品生产企业提供有形的实物产品，医院主要是提供无形或软性的服务产品，即医疗服务。无形和软性的医疗服务产品缺乏统一、有效和明确的优劣判断标准，难以象有形的实物产品那样进行优劣区分。由于医疗服务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疗技术的水平，于是中国医院普遍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医疗技术是吸引顾客的关键，医疗品牌就等同于医疗技术品牌”。看重技术品牌的核心作用是对的，但医院品牌是技术、服务、管理和文化品牌的综合和互动，缺一不可。

结语

随着我国医院品牌经营时代的到来，我国医院不仅要意识到在医疗体制改革和市场竞争的趋势下，医院的竞争逐渐会上升为品牌的竞争，同时还要意识到实施品牌经营不仅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更是医疗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我国医院只有全面认识品牌的无形资产内涵，加强对无形资产的经营和管理，将医院的经济增长从医疗设备和药品销售的规模竞争转移到以技术和服务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模式上，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综合竞争力，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品牌动力。

【参考文献】

【1】张澄宇现代医院品牌建设的策略研究中国医院管理2006，26（5）

【2】李九大医院品牌经营初探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5，21（9）

【3】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第8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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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银行规模效率概述

所谓规模效率，是指银行是否在最节省成本的状态下提出，即当银行在扩张存款、贷款或资产时，其单位成本的状况。如果产出的增长高于成本的增长，则一该银行处在规模效率状态中，通过扩大规模和提高产出水平，银行可以更有效率地经营；如果产出的增长低于成本的增长，或者说，成本的降低将一导致产出更快地降低，则该银行处在规模无效率状态中；如果产出的扩张所引起成本的增加没有变化，则该银行处于常数规模效率状态。

产业经济学家一般以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的关系来区别规模效率和规模无效率。如果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则存在规模效率；反之，如果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则不存在规模效率。

二、商业银行规模效率的成因分析

规模效率的成因可以归结为提高收入、降低成本和分散风险3个方面。

首先，从提高收入方面而言，规模较大的银行享有更高的声誉，从而也就更容易开展业务，获取更多的收益。同时，实现管理分工和提高管理专业化水平也需要规模。规模较小的银行，因管理人员绝对数量少，每个人承担多项管理工作，专业化分工不强，因此效率不高。规模较大的银行则可以按照最优组织结构，设立专业化的职能管理部门，管理人员通过合理分工，承担专一的管理任务，从而有利于经验累积，也有利于提高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

其次，规模较大的银行在进行管理信息系统、办公室白动化、数字化改造和巨额的广告费用支出时，可以在更大的业务规模上进行分摊，从而降低成本。同时，管理信息系统和智能办公系统的使用，也可以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从而降低平均管理成本。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工程学的发展和完善，银行产品推陈出新。由于技术日益复杂，新产品开发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产品开发后，只有在大规模产品上进行分摊，才可能有利可图。而且，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上，大银行可以以更低的利率吸收存款、发行债券，也更容易在股票市场筹集资金，从而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特别是在“脱媒”的外在环境下，大银行依靠其完善的信息网、多样化的融资手段以及良好的信誉，在获取资金时比小银行具有更大的优势。2004年通过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允许银行根据内部评级结果来计提资本，而采用内部高级法所需计提的资本比低级法和外部法都少，从而可以节省资本。从资产组合而言，规模较大的银行的贷款更容易进行组合以降低风险，从而也可以少计提资本。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规模较大的银行可以节约资本成本，从而使大银行获得了更优越的竞争条件。

最后，银行规模越大，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越强。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规模越大，覆盖面越广，所面对的债权就越多，所有债权同时提取存款的可能性也越低，银行面临挤兑的可能性也越低；另一方面，规模越大的银行面对的债务人越多，贷款的风险也就越分散，从而增强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三、商业银行规模效率研究

银行是否存在规模效率是银行业效率研究中最早提出的问题。1954年，Alhadeff对加州210家银行1938一1950年的经营绩效采用财务比例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他最早提出银行业存在递增的产出规模效率和递减的成本规模效率。1969年，Bell和Muephy运用边际分析技术，对不同规模银行的成本弹性进行了研究，证明了银行成本规模效率的存在。1981年，Benston，Hanweck和Hum-phrey等人从单一银行制和分支机构银行制的比较角度进行了研究，其结论都证明银行存在明显的规模效率，即银行成本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在某一点后停止下降并逐步上升。有关银行规模效率研究的大部分文献都认为，银行的平均成本曲线呈平坦的U型，这说明中等规模的银行比大银行和小银行更具有规模效率。银行可以通过在更大规模上分摊固定资产投资和巨额的营销费用而降低单位成本；可以通过劳动力的专业分工来配置更多的资本以降低单位资金成本；也可以通过资产的投资组合降低风险，相应减少银行风险资本准备，从而实现财务上的规模经济。20世纪90年代，小型零售银行的出现以及大量银行购并事件使规模效率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Tseng（1999）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银行业规模经济的研究表明，加利福尼亚州银行业在1989一1991年间存在规模无效率，而在1991一1994年间则具有规模效率，并且工资成本与贷款成本对总成本有着显著的影响。1990年，Tichy对小型零售银行进行研究，他提出，购并对银行成本和收益效率的影响不同。1997年，Akhavein提出，购并提高了银行的成本效率。

总之，理论与实践都证明，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超过了一定规模则表现为规模无效率。所以，规模效率研究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确定何种规模对银行业最具有规模效率，即u型曲线中的规模效率点在何处。遗憾的是，正如Humphrey（1990）所指出的，规模效率点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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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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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企业并购 动因分析 购买法 权益结合法 利弊分析 防范对策

一、企业并购的概念及类型

1.企业并购的概念

企业并购是“兼并”、“合并”和“收购”的统称，既区别于企业重组、资产重组等概念，又区别于战略联盟。从本质上看，企业并购是指在市场经济的体制条件下，两个或更多的企业根据特定的法律制度所规定的程序合并为一个企业的行为。

2.企业并购的类型

企业并购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做不同的分类。按并购双方的产业特征，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按并购的实现方式，分为承担债务式、现金购买式和股份交易式并购；按照目标公司管理层是否合作，分为善意并购和敌意并购；按照并购的法律形式，分为吸收合并、创立合并和控股合并；按照企业合并的性质，分为购买性质的合并和股权联合性质的合并。

二、企业并购的动因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实施并购行为，往往存在以下动机：（1）获取企业发展机会的动机。企业发展一是通过企业内部积累，二是通过并购其它企业，来迅速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相比而言，并购方式比内部积累方式速度快，效率高，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未来的发展机会。（2）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动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追求企业长期利润最大化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根本宗旨。

三、企业并购传统的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并购的会计方法包括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购买法将企业合并视为一个企业购买另一个或几个企业的行为，其基本特点是购买企业按取得成本记录被并企业的资产与负债，同时按取得成本与所取得的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商誉，收益包括合并企业当年实现的收益和合并日后被并企业所实现的收益，因此企业留存收益可能因合并而减少但不会增加，被合并企业的留存收益不得转入实施合并的企业；权益结合法又称联营法，该法将企业合并视为参与合并各方所有者权益的结合，其主要特点是双方的资产负债均按原来的账面价值记录，不确认商誉，被并企业的留存收益全部并入其当年收益，并且继续被并企业利润。两种处理方法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在企业合并业务的会计处理中是否产生新的计价基础；是否确认购买成本和购买商誉；合并前收益及留存收益的处理；合并费用的处理。

四、企业并购的利弊分析

1.成功的企业并购的优点

当两家或更多的公司合并时会产生协同效应，既合并后整体价值大于合并前两家公司价值之和从而产生1+1>2的效果。企业的并购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助于企业整合资源，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2)有助于企业以很快的速度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确立或者巩固企业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

(3)有助于企业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

(4)有助于企业降低资金成本，改善财务结构，提升企业价值。

2.企业并购可能带来的潜在危机和风险

尽管兼并和收购是推动公司增长的最快途径，兼并的优势也很多，但根据统计显示70％的并购案都是以失败告终,如洛阳春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企业并购潜在危机和风险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1)营运风险。即企业并购完成后，可能并不会产生协同效应，并购双方资源难以实现共享互补，甚至会出现规模不经济。

(2)融资风险。企业并购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如果企业筹资不当，就会对企业资本结构和财务杠杆产生不利影响，增加企业财务风险。

(3)反收购风险。如果企业并购演化成敌意收购，被并购方就会不惜代价设置障碍，从而增加企业收购成本，甚至有可能会导致收购失败。

五、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防范对策

1.统筹安排资金，降低融资风险

并购企业应该结合自身能获得的流动性资源、股权结构的变动、目标企业的税收情况，对并购支付方式进行设计，合理安排现金、债务、股权各方式的组合，以满足收购双方的需要。通常情况下，应考虑买方支付现金能力的限度，力争达到一个较合理的资本结构，减轻收购后的巨大还贷压力。

2.加强营运资金管理，提高支付能力

支付能力是企业资产流动性的外在表现，而流动性的强弱源于资产负债结构的合理安排，所以必须通过资产负债相匹配，加强营运资金的管理来降低财务风险。其中较为有效的途径是建立流动资产组合，在流动资产中,合理搭配现金、有价证券、应收账款、存货等，使资产的流动性与收益性同时兼顾,满足并购企业支付能力的同时也降低财务风险。

六、结论

综上所述，企业并购往往是把双刃剑。运用的好企业发展极快，企业竞争力增强。反之，问题百出、陷阱重重，甚至使企业面临破产清算的危险。因此企业在进行并购时，只有经过客观、详尽的评估分析，采取科学的方法作好企业并购整合规划工作，才能真正实现企业并购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王铁峰.中国企业并购分析及价值创造[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2]董力为.企业并购会计问题研究[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3]张文贤、高建兵.高级财务会计[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篇6

关键词：模式；；异同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66-02

一、三种模式的相同点

认为，提出“模式”的概念有利于采取比较的方法，但也必须防止侧重于各模式之间不同点，而忽视其共同点。

1.企业兴起的基本背景条件相同

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各地都实行公社制度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农民在集体组织下从事以种植为主的粮食生产，没有支配自己劳动时间和对象的自由，人多地少，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直到80年代初期，农村进行了体制改革，得到落实，农民才获得对自己劳力的支配权。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开辟各种生财之道。二是三地都地处沿海，人口密集，人多地少，单靠农业不能养活当地人口，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2.适用于当地经济发展条件，取得了高速发展，受到社会各界认可

从区位特征、传统文化、基础设施条件、资金来源等各个方面考虑，温州地区适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苏南地区适于发展乡镇企业，珠江三角洲适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因此这三种模式都顺应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区域经济迅速发展，使得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翻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3.都在进行模式的演进和创新，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

苏南乡镇集体经济，在80年代以后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逐渐变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了企业集团化和股份制。温州模式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演进，先是进入80年代中期的“股份合作制”阶段，使家庭手工业、个体私营企业走向联合；后是进入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的新阶段，出现了“两个趋势、三大变革”，市场网络更加完善。珠江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90年代，顺德等地率先在全国实现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理顺了政企关系，走在了苏南前面。三个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但从总体上看，三种模式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已趋于同向性，即：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走向股份经济；企业的产品结构都在升级之中，以科技为支撑，发展规模经济；建立产权明晰、竞争规范的企业制度。

二、三种模式的不同点

1.历史传统和特定社会条件不同

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是人多地少、农工相辅。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内在的动力，农工相辅的实现还需要外在因素的触发。苏南社队工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加上依托上海，一大批技工被“内战”驱赶到乡下。“农村劳力要找活路，城里下放的技工要工作，公社、大队等行政机关由于‘分灶吃饭’需要自己找财源，最终是社会需要商品，这众多的因素凑合在一起，就出现并形成了初期社队工业的基本模式。”

温州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农商结合，即石刻、竹编、弹花等百工手艺人和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他们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就当地的条件来说，温州同样面对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很多的情况。但与苏南相比，温州还面临着国家投资很少、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也很差的情况，而且也不具备苏南社队工业、集体经济的底子，温州农民要想向非农业转移，只能沿袭传统从商，并且只能从投资少、成本低、技术简单、起步快的小商品开始。

珠江三角洲具有交通便利、毗邻港澳的优势区位，且华侨、港澳同胞众多，珠江三角洲可以依托华侨、港澳同胞资金和创业经验，港澳的国际信息、技术、人才和设备。另外，珠江三角洲直接受益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具有过国家优惠政策倾斜的优势。再加上“香港和大陆两地工资和低价差额所构成的一股气流”，使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形成了密切相连的前店后厂的新形势。

2.基本经验不同

苏南模式中致富的关键是发展社队工业，即后来所称的乡镇企业。社队工业是由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工业。在农村改制过程中，苏南农民并没有把社队工业分掉，而是保存了集体的经济实体，更名为乡镇企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农副业三种不同层次生产力浑然一体的区域经济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制度下中国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另外，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农村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形成了大批兼业人口，建设了小城镇。

温州模式的基本经验是在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温州农民依靠他们传统的才能和遍布全国的手艺人，形成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而且这一市场不仅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和深入，而且市场结构在分工联系上、内在性质上也不断发展。出现各式各样为生产者服务的方式。

珠江模式的基本经验是发展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外向型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形式。这种方式对于内地缺乏启动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农村来说是绝好的发展机会。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脱贫致富，为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打下了基础。

3.所有制不同

苏南模式初期的社队工业是社队所有制，是公社或生产队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具有不在计划内的“小国营”的性质。公社制度改革后，社队工业没有分，公社改名为乡，生产队改成了村，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起初只是名义上的，还保留着政企不分的性质，后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经营管理不断进步，开始向地方政权领导下的社区集体所有制演化。“社区集体所有制是指以村、镇等基层社区为单位，由全体住户联合成的经济实体，属合作性质。”

温州虽然也有和苏南有类似的乡镇企业，但是主要是家庭企业，就是所谓个体户，属个体所有制。后期，个体之间出现联合的趋势，不同的个体企业联合起来按“合作社”的原则来经营，这是一种合作性质的集体所有制。

珠江三角洲各县的乡镇企业的所有制则是介于前两者之间，既有集体也有个体。

4.主导力量不同

总体来说，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带有浓厚的“内发型”意味，是农民利用城市的协力自己创造出来的企业，而珠江模式则外地企业在当地农民自愿的情况下扩散进入的企业，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劳动力进行生产，而订货、购料、运销等活动都在香港进行，面向国际市场，是一种外向型的经济。“我所看到的这种珠江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说主体也部分在外，因为掌握着经营管理权的并没有脱离它原来的中心，而且利润主要部分是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

苏南和温州虽然发展的都是内发型经济，两者也有所区别。苏南模式发展初期“集体资产是由政府管理的，乡镇企业继承了这个遗产，在计划经济力量仍然强大的时候，政府能够为企业做的事情很多，企业的原料、资金、销售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所以可以称为“政府主导型”，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这种模式初期存在能够有效积累启动资金，集中力量发展的优势，后期则逐渐暴露出政企不分的弊端。与之相较，“温州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发生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大市场’，家庭工业可以说是依托这个大流通网络的附属品。”可以将温州模式称为“市场主导型”的经济类型。温州企业发展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政府的管理职能相对弱化。

5.发展阶段及重点不同

1952―1978年，苏南形成了社队工业，1978年农村改制后，社队工业改为乡镇企业。当1999年回访苏南时，苏南已经实行了第一次改制。一部分乡镇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已经集团化了，对于大型企业而言，总的趋势是股份制，改变了过去的乡镇企业的所有制。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把发展重点从劳动力转移到技术和资本上，开始裁员，“不得让过去离土不离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了”。但是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没有根本改观。所以苏南又实行政企分开、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让市场发挥作用的第二次改制，这是费老书中没有提到的。

将温州模式的发展归结为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就是温州模式的雏形，即在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市场的自发性和原始性所带来的局限性就会暴露出来，如盲目性、规模小、技术底、质量不高等。于是温州出现了“走向联合”的需要，即从个体经济走向股份合作经济，迈上第二个台阶。当1999年三访温州时，温州模式已经迈上了第三个台阶，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了“两个趋势，三个变革”。“一是集团化的趋势，二是大量的股份合作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轨的趋势。三大变革是，产权制度变革、董事会制度变革和企业家制度变革。”同时，温州的市场也在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国际化，一个综合的流通基地正在建成。

珠江模式初期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前店后厂。这种形式对内地城乡来说不需要投入启动资金，只需提供土地和劳动力，适应20世纪80年代初期珠江三角洲城乡经济的水平，所以很快得到发展。这种形式也为珠江三角洲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乡镇企业提供了人才、资金等基础。由于这种方式利润大头在香港，当地人逐渐不满足于“借船出海”，而是向“造船出海”转换，即将这种方式消化吸收成为自主经营的合资企业，利用外资来改善生产条件，改造原来的乡镇企业。1998年三访珠江三角洲时看到这里面临新的挑战，如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等。他提出“香港自身的经济需要更深一层地考虑如何进入国际市场，珠江三角洲地区新兴的经济中心和中等城市也需要从战略上考虑其腹地的建设。”他还指出要提高经营大市场的能力，在新时代的跨国经济联系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学会掌握主动权和自。这也是珠江三角洲今后的创新及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窦开龙.“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比较研究及启示[J].重庆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

[3]张应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发展现状比较[J].甘肃社会科学，2002，（6）.

篇7

内容摘要：在来自欧美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不断产生摩擦的形势下，日本却始终保持对中国纺织品的较高需求，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将从七个方面来分析中国纺织品为何大量出口日本。

关键词：经济不景气；配额；综合商社；比较优势；规模经济；重叠需求

一、我国纺织品出口日本的状况

目前，我国的纺织品在日本进口已拥有绝对占有率。在2004年，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中国对日纺织品出口总额约达180亿美元，占日本进口总额的70%以上。中国已成为日本成衣和各类纺织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我国两纱两布产品除棉纱是日本第四大供应国外，其他三类商品均为日本第一大供应国，市场占有率超过50%。棉花T/C花布均为日本的第二大供应国，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4.63%和13.97%，人造棉布排名第三，化纤布排名第一。比如日本男装制造商希望把中国作为其精纺西装衣料的主要源地，仅2005年上半年，日本从中国购买了5800万平方米的精纺毛料。且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之大可以从以下的统计数据看出：

表12001-2005年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

年度进出口总额出口出口同比

2001年167.18137.203.345%

2002年159.22131.18-4.49%

2003年183.31152.2212.5%

2004年206.59171.5312.7%

2005年1-7月110.5091.036.4%

由上表可知2001年—2005年中纺织品是大量出口到日本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纺织品能大量出口到日本市场呢？

二、原因

1、日本本土纺织业实力较弱

首先，由于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使日本纺织业走下坡路。虽在90年代前日本纺织业是日本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但自从80年代中期的日元升值及后来的泡沫经济的影响，致使日本纺织业的衰败。其次，日本是一个原材料稀缺的国家，制造纺织品的原材料需要大量的进口。再次，日本国内生产纺织品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位于是世界前列，生产成本高昂，许多日本纺织品企业实行海外战略。目前日本中小型纺织品生产商纷纷进入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设厂，从而使日本本土纺织业实力下降。由此日本必须大量进口纺织品，而中国却是日本邻国且在纺织品上竞争力强，中国纺织品能够大量出口是必然的。

2、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进口没有配额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自然日本在对中国纺织品出口是没有配额制的。如果有配额的话，中国纺织品出口到日本市场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配额制是要求一出口国出口到进口国的产品数量是有限制的，像美国和欧盟在2005年5月1日之前一直对中国纺织品都实行配额制，使得我国纺织品出口到欧美市场有限。正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纺织品没有配额才能使中国纺织品大量出口日本。

3、日本综合商社的推动

日本一直是一个以贸易主导的国家，因此在贸易方面发展较快。综合商社是一个起源于日本而服务于日本贸易的一种贸易机构，可以说综合商社在日本贸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综合商社在强化收集及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政经信息、产业及企业信息、高科技信息、市场及营销信息、法律及税务信息的基础上，制订科学的经营战略和发展规划，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提升信息的高附加值化和速度化。就中日纺织品贸易中，综合商社进行与中国进出口公司做生意，通过中国进出口公司进出口货物，再把货品分销给大卖场，百货店等专业批发零售点。在此过程中减少了很多贸易摩擦和提高贸易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纺织品出口日本。

4、中国在纺织品上的优势

纺织品一直是我国竞争力最强的行业之一，在价格上一直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近年来随着我国纺织品行业的发展，其规模越来越大，纺织品企业日益增加，可以说中国纺织品行业已具有了外在规模经济。而且在许多纺织品企业中实行了计件生产和区别定工资制度，即纺织工人根据生产的纺织品数量的多少来领取工资。这样就使得纺织生产的效率提高，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图示如下：CAC0Q1Q0Q2Q

图1规模经济

在图中的0—Q0这一区间是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长而降低，而我国的纺织品行业则处于这一区间内，我们知道AC=TC/Q=（FC+VC）/Q=FC/Q+VC/Q，其中Q增加，FC/Q一定减少，又因为纺织品行业中可变成本只有一些工资和一些日用费用。在我国工资费用是非常低的，日常费用数额也不大，那么VC/Q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中国纺织品企业在成本低的情况下可以降低自己的销售价格，而日本生产的纺织品的销售价格远高于我国，因此中国纺织品在日本销路好是勿庸置疑。

5、日本消费者能够从中日纺织品贸易中得到更大的消费者剩余

一种产品的市场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是市场中的

PS日S中S1E2P2S2E1P1DQ2Q1Q

图2消费者剩余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而中国纺织品能够大量在日本市场上销售，主要是因为日本老百姓认为他们在购买中国产品时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就拿中国纺织品与日本纺织品给日本消费者带来的消费者剩余来看，如上图所示：在图中可以看出，如果仅有日本厂商来供应的话，日本消费者能够得到的剩余只有S1，但换作是由中国的厂商供给的话，消费者除了能够得到S1还能得到S2部分的消费者剩余。既然日本消费者从购买中国纺织品中能够得到如此大的利益，多购买中国纺织品也是必然的。

6、中国纺织品出口日本，有利于提高双方的福利

众所周知，日本制造业在全球屈指可数，无论生产什么，日本都要强于中国，但日本生产电子产品和化工产品的利润，要高于生产纺织品的利润。所以在中日贸易中，日本选择生产高科技产品，因为其在高新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生产纺织品是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占了绝对优势。这样两国都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民众。

如图6所示，A点表示中国在没有贸易之前的生产点和消费点，但由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生产确定了新的生产点B，在与日本进行贸易后，中国的消费点是在E点，曲线CIC1移到CIC2处，所以中国的福利也增加。同样A`表示日本在没有贸易之前的生产点和消费点，日本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生产确定了新的生产点B`，在与中国进行贸易后，消费点为E`，曲线CIC1`移到CIC2`，无疑是日本的福利也得到了改善。

纺织品纺织品

CIC2`E`BCIC1`A`B`EC‘

CACIC2CIC1

0中国电子产品0日本电子产品

图3比较优势

而就纺织品在中国和日本生产其要素组合是不同的，还是以中国纺织品与日本电子产品为例，如下表所示：

表2要素禀赋理论

纺织品电子产品

密集度

K纺/L纺〈K电/L电

丰裕度

i纺/w纺〉i电/w电

中国日本

从上图表中K纺/L纺〈K电/L电，可知中国纺织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且i纺/w纺〉i电/w电，说明中国的纺织品是资本不丰裕的产品，因为资本丰裕度与利率成反比，而相反，日本的电子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且日本是资本丰裕的国家，因此，中国在纺织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日本在电子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所以要使各国都获利，中国应该生产并出口纺织品进口电子产品，日本则反之。从现实情况来看，日本的电子产品确实也大量出口到中国，其金额已达到671亿美元。当然中国的纺织品大量出口到日本无论从贸易互等还是贸易互利的角度来说都是说的通的。

7、中日纺织品贸易有较大的“重叠性”

由于中日两国都是东亚的国家，而且是邻国。在消费偏好方面来讲还是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的，就对纺织品的观念上就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各国对纺织品

ADS1S2S3

消费者偏好

图4消费者偏好

的设计，款式有很大的重叠需求。加之纺织品不是奢侈品，其价格不高，对其需求受两国经济水平发展状况影响不大，所以两国在纺织品上能够进行大宗贸易，用图4表示为：图中S1表示日本愿意消费的，而中国人不愿消费的。S2表示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愿意消费的，S3表示中国人愿意消费的，但日本人不愿意消费的。既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中国产的纺织品消费上存在如此大的需求重叠，为中国的纺织品能够大量出口日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三、结语

本文通过以上七个原因来分析我国纺织品能够大量出口到日本的这样一个事实。就现状来说我国对日本纺织品的出口量大对我国纺织品行业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件让人喜闻乐见的事，然而对中国的纺织品贸易，也同时存在一些阻碍因素。近来由于人民币面临的严峻的升值压力，我国纺织品价格将会有所升高，那么我国纺织品在价格方面的优势也必然受到影响，从而削弱我国对日本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降低出口；且不久之前日本政府对我国纺织品进行限制出口增长的措施等，此类因素也将会影响中国纺织品进一步对日本的出口。但本文仅分析我国纺织品能大量出口日本的原因，就上述所涉及的问题故不作详细阐述。

参考文献

［1］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7.

篇8

【关键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经济法主体

【英文摘要】Economic law is the law aims to overcome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Sociality is the nature of economic law． As the complementarity and balance between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the Third Sector is a new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government adjustment and market adjustment mechanism， which incarnates the sociality nature and value of economic law， thus the Third Sector is an economic law subject matter．

【英文关键词】market failure； government failure； economic law subject matter

一、经济法是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干预经济关系的法

在经济资源配置中，人们对市场和政府各自应起多大作用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源能够目动达到最优配置，利己主义动机会驱使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实现社会利益；而政府，尽管是出于良好愿望和社会利益，试图干预资源配置过程，也往往会适得其反。斯密把政府活动仅限于国家安全、法律秩序的维持和部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斯密给人们树立的是这样的信念——自由放任，听之任之，不要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信仰，通过引进边际分析、效用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来论证市场机制的完美无缺。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上，消费者偏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资源的配置方向。而资源是否得到最优配置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市场调节方式是边际微调，通过资源在各种用途上的边际对比来驱使资源流向最有利的方向实现帕累托最优境界，出自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主张政府介入资源配置过程。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系列弊端如失业、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经济危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

在市场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但市场调节及价格机制发生作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市场供求力量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那么它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假设条件之上的：首先，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一个企业有影响市场价格的市场势力；其次，不存在外部性，市场结果只与市场的参与者（买者与卖者）有关，对旁观者的福利没有影响；第三，不存在公共产品。但这种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

（一）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就是某个经济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外在于市场体系的外在影响或效应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及收益。依据个人或社会是否无偿地享受了额外收益或是否承受了不是由他导致的额外成本这一标准，外在性可分为积极的有利的外部性（或称为外部经济）与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或称为外部不经济）。外部性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市场失灵，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原因在于消极的外部性会引起供给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而积极的外部性会引起需求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会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由此必然会使市场供求失衡，使社会资源配置偏离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公共物品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问题是与外部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表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关于公共物品，在经济理论上，萨缪尔森、桑德莫、植草益、布坎南等西方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定义与说明。一般地说，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费上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或者说，把“这种消费排除困难性和消费区分的困难性较明显的物品”称为真正的公共物品，也就是“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之所以会产生市场失灵，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打破了私人物品在市场均衡或最优供给数量条件下的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条件。第二，在公共物品消费上，会出现“免费搭车”问题。从公共物品的消费角度看，由于公共物品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以消费者会产生一种隐瞒或低报自己对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从而达到不付成本或少付成本地享受公共物品的倾向，由此致使在公共物品的消费中出现“免费搭车”问题。一般来说，公共物品覆盖的人数越多，则免费搭车问题越严重，公共物品由私人市场提供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小。概括地讲，消费者免费搭车动机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公共物品不可能由交易市场来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也不能由私人生产和供给。第三，在公共物品市场上，价格信号失灵。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公共物品消费过程中的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使公共物品在价格形成与决定上会产生相当的困难。特别是“纯公共物品”，更是不可能形成价格，对于那些“准公共物品”也只能部分地形成价格。这样，市场价格信号便不能引导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由此而产生市场失灵。

（三）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问题。在市场交易中，一方面，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交易的有关信息，另一方面，信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不可能免费提供。这样，市场机制本身不可能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使市场交易总是处于一种不完全信息状态。这将会带来市场价格信号失灵、交易者之间相互“欺诈”和“寻租”问题。

市场的缺陷及市场的失灵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或者用布坎南的话来说：“市场可能失败的论调被广泛地认为是为政治和政府干预作辩护的证据”{1}13“某些东西市场无能为力，所以要避开市场。例如，市场不能提供国防的需要”，“市场活动会使交易的后果（盈利或亏损）对交易双方以外的其它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2}65—66“即使市场机制是完全地发挥作用，也还解决不了全部问题。”{3}24“市场机制有其自身所固有的自发性，即使在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自动回避由这种自发性所产生的各种弊端。”{4}101即使市场机制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有必要成立一个负责政府干预和控制的高层次结构，以便“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来完成取代它们。”{5}2

法律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而应当是促进经济的一种内在因素。经济学论证了以国家干预市场的必要性，但市场属于市民社会领域，公权力进入不仅意味其行为要影响整个市场中的资源配置，而且意味着对市场主体市场进入和经营行为自由的限制。在宪法和行政法未授权政府可以介入市场的前提下，尽管政府进入市场是必要和合理的，而从形式上必然会破坏原有的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

要适应市场经济对国家干预的合理需要，应当有法律对政府干预市场予以授权，而传统法律部门是难以完美地实现这一任务。通过经济法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法律的形式调整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这一选择实非出于偶然。经济法是伴随着政府干预市场的活动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法律形式，它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的民商法，也区别于传统国家管理的行政法，在调整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经济法的特殊功能是民商法和行政法所无法替代的{6}国家通过经济法形式将干预经济的权力授予政府，解决了政府进入市场合法性问题，满足了市场对政府干预的需要。因此，对政府来讲，经济法是授权法和干预经济的法律依据。

二、经济法是克服政府干预失灵的法

市场失灵的领域，正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自然包括：由政府负责提供不能通过市场有效供给的公共物品；由政府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促使外部效应内在化；由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禁止垄断，维护市场有效竞争；由政府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节，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由政府担当起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任务，干预经济的运行。

但如同市场本身是有缺陷的，市场会失灵一样，政府同样会失灵；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而且政府失灵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的灾难，造成更大资源浪费。

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失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公共决策失误。公共决择主要就是政府决策，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公共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公共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困难、障碍或制约因素，使政府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导致公共决策失误。这非但不能起到补充市场机制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市场失灵，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及社会灾难。

第二，政府扩张。帕金斯定律早已证明，政府自身具有扩张的本性。政府扩张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资源配置低效，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开支的增长，还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

第三，官僚机构的低效率。（1）官僚机构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竞争；（2）政府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3）缺乏对政府官员的监督。

第四，寻租。所谓寻租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而所谓的租或租金，按布坎南的说法是指支付给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寻租活动导致“政府失败”，因为它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扭曲，或说它是资源无效配置的一个根源；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并不增加任何新产品或新财富，只不过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把更大一部分的国民收入装进私人腰包；寻租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官员的争权夺利，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不仅要确认政府的干预，同时还应当规范政府的干预，“权力运行和权利的实现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控制”。在国家权力中“最需要控制的是行政权力，这是由行政权的特点所决定的”{7}。“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和特征，而且其扩张总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利实现的。在国家侵权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8}。“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我国经济立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法应当具备的功能的全面发挥。”{9}80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关键是应该把握一个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政府的干预推向极端，而是应该尽可能地把它放在一个足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框架之内。”{9}81经济法在授予政府干预权力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如何防止其干预权的滥用；既要从公共利益出发，为政府分配适当的干预权，也要从行政权的特点和一般公权力的本性出发，谨慎地为政府配置权力。

经济法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政府干预进行制约。程序既有保障权利的功能，也有限制权力的功能。正当程序作为行使干预权力机关的一种行为规则是对其滥用干预权力的直接限制，因此是一种最直接和有效的制约。要保证政府干预符合经济规律和有效弥补市场调节不足的实质性要求，还必须通过经济法在实体上进行制约。

三、第三部门在克服干预失灵中的作用

缘于“国家——市场”完全平行、对立对等、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和分析框架，政治层面构造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层面构造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一系列“二元结构”，{10}260—270法律层面引申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的基本特点是：将国家和市场作为对立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在回答国家和市场在经济体系中承担何种职能，发挥怎样作用的问题时，“要么是在相对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或不充分的市场间进行选择，要么是在相对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或不充分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11}5将国家或市场分别作为理想的、优于另一方的资源配置机制；当一方出现所谓失灵或失败现象时，认定另一方即是弥补该缺陷的合适选择。

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能涵盖整个社会管理领域。由于市场的变动性极强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影响，要设立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干预标准又是十分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现代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复杂化，政府（国家）面对着多元化的个人利益和不同利益群体，已不能以唯一拥有理性原则和整体利益的代言人自居，需要同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建立一种保持接触的、平衡的关系。

在国家领域（公域）和市场领域（私域）之外存在的非政府及非营利的第三部门的潜力是巨大的，它为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供了新的可能，第三部门及其社会机制将是社会管理与发展的又一基本组织体系。当代社会发展表明，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不能互相替代，在人类社会中，不仅需要以市场调节机制为特征的竞争机制，更需要以社会调节机制为特征的合作机制，以实现社会生活的健康、稳定和有序。

第三部门构成了一种介乎于现代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与调节机制，此“中间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府（国家）与市场两个方面的缺陷与不足，起到政府与市场不能起的作用，把原本属于政府的部分经济管理权分给第三部门去行使，可以减轻政府的权力负担，也能充分运用第三部门拥有的雄厚社会资源（如行业专家、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等等），更好地完成调控、干预经济运行的目的，让政府行为与中间调节机制相互协调、相互弥补，更好地实现国家的职能。{12}对此，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做出了深刻论述，他说：“不要将市场与政府对峙起来，而应该是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因为有可能存在足够多的中间形态的组织（包括那些以地方政府、合作社等为基础的中间形态）。”{13}303即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之间引入“第三只手”，即第三部门。它是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体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并介乎于两者之间，起到过渡和平衡作用。

具体而言，第三部门能够取如下作用：

（一）提供公共物品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排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哈耶克曾指出，经济学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两分法往往误导人们认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也是两分的，即公共物品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私人物品由市场（私营部门）提供。这样，提供公共物品的权利也应当由政府独享。事实上，对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所作的界分作这样的理解是毫无道理的。他认为，尽管政府应该提供某些物品或至少为其生产提供资助，但也不应当允许它在这过程中攫取垄断特权。人们动辄求诸政府的习惯以及人们动辄把既有可见的救济措施即刻适用于任何场合那种短视的欲求，常常会使政府抢先控制某个服务领域，结果堵死了人们获取更好结果的路径。正如科努尔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和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有一个第三领域乃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第三领域就是人们所谓的独立部门：它常常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大多数当前仍由政府提供的服务。{14}

（二）降低干预成本

国家干预存在着干预成本，这种成本是市场预后获得效率的资源代价。在国家干预进程中，当干预成本大于干预收益时，干预是不经济的，是与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原则相悖的，因此是不必要的。政府干预成本的一个很大的构成部分，是维持其庞大的机构和人员增长的成本。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在当代治理主义的精神下，政府组织在整个社会中依然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合法地使用暴力，决定重大的公共资源分配方向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公平价值等方面，政府仍将发挥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功能的唯一权力核心。这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公民自组织等第三部门将与政府一道共同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些组织的权利也将得到社会和公民的认可。

第三部门作为政府权力职能转移的主要承接载体，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和精简机构的顺利实现。以往政府的公共权力大于社会权力，本来一些权力是社会的公共权力，由政府去做，必然设置相应的执行部门，导致社会自主管理的权限发展不起来，同时导致政府机构膨胀，管理和干预成本增高。随着政府对微观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放开，使得政府不必再设置许多微观经济管理部门，而是集中力量管好宏观，实现政府规模适中，人数适中，干预经济与社会事物的范围适中，干预经济方式适度的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促进精干政府的形成。

（三）克服国家干预的低效率

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15}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国家干预的低效率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干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干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干预的效率和效果。

独立自主的第三部门组织是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交流的有效渠道，是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中介。第三部门利用各种方法进行社会动员、利益整合、利益表达、凝聚社会共识等活动，形成包含利益要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公共舆论，这种信息通过一定的渠道输入决策系统，或者不输入决策系统，而是广泛流布于决策系统外部，作为影响决策的压力。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所表达的信息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表达的信息则是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反馈信息，第三部门的这些功能为政府合理决策、为政策执行中的自我纠偏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四）克服政府干预的非公正性可能

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可能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nalities）现象并非罕见。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是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三部门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的存在，使公民社会成为较为有序化的稳定性的社会。在公民社会里，由私有产权制度所衍生的利益自主的社会个体在面临国家政治权力的威胁时，会自发组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职业的等等之类的社会团体来抵御这种威胁，保护个体或团体自身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免除政治上、经济上的动荡。这种功能无疑有助于社会的有序化，而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一是稳定性的有序化社会。通过增加透明性、社会公开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有利于制约腐败的产生，增进公共利益。

四、第三部门是经济法主体

某一特定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享有特定的权利、承担特定义务参与者，经济法主体与其他法主体的区别在于参与者参与到了不同其他法律关系的经济法关系中，从而享有经济法上所特有的权利、承担经济法上特有的义务，才有了显著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特征。

社会性是经济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经济法的社会性至少包含这样的含义：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社会性，指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人性。同时社会性也与公共性、公益性和干预性相联系。{16}因此，可以认为，公共经济利益的享有者、公共经济义务的承担者才能具有经济法主体资格。也就是说，是否享有公共经济利益、承担公共经济义务是界定经济法主体的根本依据。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的补充和制衡，构成了一种介于国家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新的沟通和协调机制。这一点正符合经济法“社会本位”宗旨的内涵，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其宗旨是在国家干预下使整体经济和谐有序地发展，保障经济运行中各个方面和环节的有机配合，防止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的破坏。经济法价值取向是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又不使政府的权力过度扩张从而保障市场的自由，这与第三部门的功能具有极大的重合性。可见，第三部门体现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它和市场、政府一起组成经济生活运行的有机体，享有公共经济利益、承担公共经济义务，自然具有经济法主体资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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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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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方式；选择依据；选择方案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8-0071-03

一、关于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方式的理论综述

从自然垄断产业中厂商的成本条件及其生产的特征来看，一个产业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最为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自然垄断产品的有效供给，政府都会出面对市场进入进行干预。让一家企业垄断。赋予特定企业以垄断经营权。另一方面，独家垄断地位可能会造成价格歧视、寻租等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因此，自然垄断产业常常使政府陷入一种社会福利与企业利益取舍两难的境地。面对这种两难的选择。世界各国治理自然垄断产业的方式可以归结为规制(内生规制与外生规制)和国有化两种。

史普博在《管制与市场》一书中将规制定义为，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性规则和特殊行为。实质上，规制就是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具体干预。维斯库西等人(2000)认为。在自然垄断行业，社会最优目标是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社会分配效率，即垄断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向社会提品或服务，并按照正常利润成本来定价。如果由私人资本垄断经营，其只能以获取垄断利润为目的，忽视消费者利益，从而造成消费者剩余损失。亚当斯在《政府与产业行为关系》一文中讨论自然垄断问题时，主张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实行必须的规制。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自然垄断性要求政府提供市场的进入规制，以便让一家企业垄断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自然垄断中的定价冲突同时要求政府提供价格规制，不仅使自然垄断产业资源配置更效率，而且收入分配也更合理。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还要求政府提品和质量等方面的规制。以便纠正信息的不对称。此外。自然垄断企业的负外部性表现，也要求政府提供社会性规制，以便诱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将其产出限制在使全社会达到最适度状态而非个人达到最适度状态的产出水平点。然而，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政策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积极有效的。比如。在规制机构设立及政府制定和实施规制政策的过程中，都会发生规制成本，在某些规制活动中，规制成本甚至大于规制收益，从而导致规制无效率。另外，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使规制者难以有效监督企业的行为，导致政府规制的实施结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产生相反结果。此外，还可能存在规制俘虏问题，从而使规制政策的制定偏离公共利益的目标。

治理自然垄断产业的另一个思路是政府建立国有企业，直接对其垄断经营。将公共所有权作为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手段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公共利益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政府部门在处理与行业之间的关系时，力图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为这些政府机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应该按照公共的最大利益行事。从产业组织学的视角看，国有化是一种特殊的政府规制方式。特别是当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产业政策工具时。其规制性质和作用体现得更加明显。政府在具有准公共产品特征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国有化经营，也可以看作是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的延伸，而实行商业化(实现管理和财政上的自治，以向用户收费为基础实施独立预算)和公司化(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使之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公司)经营的目的在于提升其效率和责任感。从这一角度认识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经济，即可将之视为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制度安排或策略。约翰・维克斯在《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提出，“公有制为政府提供了一些附加的政策工具”。在理论上。国家所有权与政府的产业规制都具有追求“公共利益”的诉求，政府在处理与行业之间的关系时，都力图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通过国有经济来介入和引导此类产业的发展。被视作是一种特殊的产业规制政策，即通过企业治理的权力来实现产业规制的目的。规制与国有化的主要区别表现在规制方式赋予了企业剩余索取权，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内在动力。

梅乔恩认为，上述两种治理方式都存在失效的可能。因此，各国均对自己所采用的制度方式进行了改革。对于原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欧洲国家，其通过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外加完善政府规制政策和规制机构的手段来治理自然垄断产业；对于采用以规制手段为主的美国，其不断改进规制手段的同时。也未完全放弃少数但仍存在自然垄断产业的国有企业。两种治理方式各有利弊，从生产效率的观点来看，偏好哪一种处理自然垄断问题的方法是一个经验性问题。经济学家对内生规制与外生规制进行了理论比较。克鲁和克林多佛尔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即配置效率、x效率、动态效率、规模效率、价格控制、公平、治理的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等，运用一个简单的排序体系，对自然垄断产业各种规制模式进行比较。根据对绩效属性的判断，将认为“好”的规制模式赋值为1，将认为“不好”的规制模式赋值为0。各种规制模式的效率属性之间的排序如下：激励性规制绩效较好；报酬率规制绩效一般；内生规制(国有企业)以及不受规制的垄断绩效较差。此外，李特查尔德也进行了类似比较。按照他的评分标准，最好的是外生规制，即激励性规制。对自然垄断产业规制进行比较，可以更好的评价现存的各种治理方式，有利于自然垄断治理制度的正确选择。实际上，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完全由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当前还不可能。世界各国对介于两者间的混合方式更加青睐。佩洛蒂认为，国有股权的保留可以提高私有化公司的信誉度。

二、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方式的选择依据

选择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方式的重要依据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环境符合哪种前提条件要求，就应当在现有情况下选择哪种方式。

采取规制方式治理自然垄断产业需要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相关制度。各个国家的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行为规范和管理规章等)禀赋和规制机构的成熟程度有所差异，这将导致不同的治理结构。规制机构的有限理性(其获得的企业相关信息是不完全的或者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很高)会导致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自然垄断产业通常需要在固定资产上进行巨额投资，而私有资本在这方面所投固定资本的资产专用性可能会导致规制机构的机会主义。因此，规制制度的设计必须有效处理这两种机会主义，通过宪法和较完善的行政程序是有效规制的重要前

提条件。在美国的自然垄断产业中，规制合同之所以能够有效的维持是因其拥有较好的制度基础。在美国。司法部门与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实现了较为有效的分立，其独立性很强。同时，美国具有较为完善的行政诉讼程序，而且可以不断修改行政诉讼程序和规制判例法，可以有效约束规制机构或垄断型基础设施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很多西方国家并不具备像美国这样完善的行政诉讼程序。其中，一些国家可以通过特殊的规制立法来限制规制机构或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智利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如何详细、具体地设定电力和电信行业的规制价格，如何确定公平的回报率(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如何制定价格指数，如何解决冲突等。这种方式要求相关法律必须是难以改变的，同时要求司法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自然垄断的国有化方式完全有可能实现自然垄断效率，但其也是有若干前提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时，自然垄断效率就不可能发挥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政府监督的质量。自然垄断的国有企业是在政府监督下运营的，由此产生了委托――的问题。政府可以授权经理层进行日常管理，经理层则向拥有相当自的董事会报告，但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其仍然保留有直接干预的权利。Stigliz(1971)认为，“两种(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当政府试图干预生产活动时，政府要面临交易成本。在公有制下政府干预的成本一般较小，但在私人生产的情况下，不干预的承诺更为可信并且具有有利的激励效应。”可见，由于国有化内在的制度安排结构，自然垄断实行国有化运营方式将面临潜在的由制度产生的交易成本。如果这种交易成本变大，就可能抵消和扭曲自然垄断效率，从而使国有化表现出低效现象。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国有企业低效，不如说是政府监督制度的低效。因此，对国有化的自然垄断效率而言，政府监督质量是其存在的重要前提。而要达到政府监督的高质量，就必须建立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合理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但是，国有化需要的合理制度安排，并非易事，甚至需要高昂的监督成本代价。国有化存在的制度难题实际上揭示了政府监督制度的合理程度只是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实现自然垄断效率的一种外在约束，自然垄断效率的实现更根本的是必须对自然垄断企业提供一种内在动力，这种动力的存在将使国有企业持续关注自然垄断企业的运行状态，分析企业是否在规模经济上、价格上实现了自然垄断效率的优越性。只有国有企业实现了这一优越性，才可能在市场上具备效率。对动力机制的寻求，使规制理论和有效竞争理论发展和丰富起来。此外，国有化的选择还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而言，其存在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应该选择更适合国有经济的领域，才能促进自然垄断效率的发挥。

三、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方式的选择方案

如前所述，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任何一种治理方式都不能很好的发挥功效。对于规制的治理方式而言，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其缺乏用来形成履行特定社会目标的私人承诺的规制控制权，这将导致最终控制权分配的不确定性。因此，规制必须要明确，这样，才能使公共政策和私人行为更好地得到公众的监督。

对于我国而言，目前还缺少重要的制度来支持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治理。比如，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较差(东亚地区常见的行政强于司法的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相关的立法，如反垄断法和很多部门法(如电信法)都未出台或是很不完善，行政诉讼程序和其他反映民众或企业意愿的渠道(如各种听证会等)也都不够完善。这些说明，我国大部分的自然垄断行业都不具备实施有效规制的相关制度基础。特别是对于电信等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寡头垄断行业来说，这些行业合理的市场竞争格局尚未形成之前，整个行业可能会被由某一种经济成分所控制的寡头企业所主导。如果我国放弃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经济控制，这个行业很可能会被国内私有资本或国外资本所垄断。国内私有资本或国外资本垄断下的自然垄断产业更需要有效的规制。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放弃国有化的治理方式，可能会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失去控制的经济体系。因此，国有控制是有必要的。在考虑缩小国有化速度时必须谨慎。部分的、暂时的国有产权，可以为确立所需要的制度和规制结构创造出所需要的时间。

总之。在自然垄断行业放弃国有经济的控制权需要有效的制度条件，包括独立的司法机构、完善的立法、有效的行政诉讼程序等。因此，在有效规制不足的情况下，国有经济就成为了我国控制自然垄断产业合理的和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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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经济法”这一概念早在18世纪就已经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首先提出，而其真正兴起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于民商法等传统部门法，经济法是一项新兴的法律部门，具有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独特功能。本文着眼于西方经济法起源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在要素，试图通过对其起源地详细分析，得到经济法的基本功能，进而揭示出西方经济法起源与其基本功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1.1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动因

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核心条件之一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正是主张自由竞争的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斯密认为，只要能保证市场充分自由竞争，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利对经济的干预就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事实上，市场失灵似乎才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常态。如1873年后，相继五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加剧了企业的兼并活动，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主要行业无可避免的被一家或者几家超级企业控制，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出现了。这说明垄断、外部经济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等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都在证明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存在着客观缺陷。

此外，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还表现在对经济总量无力调节，忽视长期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特点。这一切要求必须借助另一种外在力量去弥补缺陷，而国家干预正是弥补市场调节缺陷的必要手段，正如弗里德曼所说，“自由竞争的存在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这些规则执行的裁定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失灵构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内在需求，而经济法的产生就是为了确保国家干预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因此，可以说，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动因。

1.2政府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客观需求

由上文论述可知，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内在缺陷要求国家干预经济，而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和规范性问题又构成了经济法的重要内涵。事实上，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藉此，凯恩斯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理论体系。在面对1929一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凯恩斯主张要依靠国家的干预来刺激有效需求，保证整个社会充分就业状况的实现。战后，英国政府发表的《就业白皮书》(1945年)和美国的“就业法案”(1946年通过)都反映了凯恩斯所倡导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至于上台伊始即遭遇自1929　年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奥巴马政府，更是采取了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干预政策，以至于美国保守政治人物惊呼：　奥巴马要把这个国家推向社会主义!由此也引发了关于政府经济社会职能限度的争论。

国家干预的实现要借助于国家权力机制的运行，而国家权力本身也存在着天然缺陷。例如政府的权利寻租行为、谋私行为以及由于对政府过于依赖而产生的权力膨胀。20世纪70 年代的经济滞胀和经济危机很好的验证了政府的过度干预的严重后果。由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法律体系来监督约束政府的干预行为，厘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和方式。一方面保证国家干预职能的落实，另一方面也制约国家干预职能的过度行使。正如李昌麟教授认为的那样：“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因此，可以说，政府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客观需求。

2.　经济法的本质内涵及其基本功能

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工具和重要制度载体，应当从单纯地关注市场失灵，转向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均作为自己的调整目标，以保证国家权力作用于市场的及时与适宜。事实上，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那么由上述对经济法起源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经济法本质内涵，一是经济法为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平衡之法;二是经济法为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并举之法;三是经济法-社会本位之法。

基于对经济起源以及其本质内涵的认识，可知经济法具备调节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功能、对市场环境进行规制的基本功能、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功能以及实现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而这四项基本功能也构成了经济法的主体内容。综观现代经济法的内容结构可知，经济法包括了公司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国有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银行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房地产法律制度、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优抚安置法律制度等。　其中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国有企业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法等凸显了经济法对市场调节机制的修正，是调整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法律规范。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证券法、房地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凸显了经济法对市场环境与秩序的维护和保障，也是调整市场经济主体行为一系列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的内容体现出了经济法是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平衡之法的内涵。税收法律制度、银行法律制度的等则凸显了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功能，是调整政府干预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现了经济法是政府干预和敢于政府的并举之法的内涵社会保险法、有福安置法、劳动保护法等则凸显了经济法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注，凸显了其服务于社会，追求社会公平与效益的立法宗旨，从而也体现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的内涵。

3.　经济法的起源与其基本功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分析

上文对经济法基本内容、基本功能、本质内涵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归结。那么正如本文所提出的经济法的起源与其基本功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通过本文第一、二段的论述，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关结论，应该说，经济法的起源同时也构筑了经济法的本质内涵、调整范围、主要内容和基本功能。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逻辑纽带。具体的内在逻辑为市场失灵要求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的制度载体是经济法，国家干预的缺陷产生政府失灵，政府失灵需要经济法的规范和约束。故，简言之，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常态存在必然催生经济法，经济法是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之上的国家干预的法律依据。那么，经济法又必须具备哪些基本功能和内容才能与其起源的诉求相匹配呢?这也是本文要揭示的内在逻辑。其所具备调节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功能、对市场环境进行规制的基本功能、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功能以及实现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恰恰与经济法的起源和本质内涵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