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金融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化金融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24；F830.59

一、引言

2010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北京市经济也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进行转变。从最能体现经济运行的GDP指标看，三季度增长率下滑至7.7%，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接近政府调控底线；并且内生动力不足，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看，投资增速虽然在下半年企稳，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9月，同比增长10.2%、12.1%、9.2%、7.3%、7.4%、7.8%、7.8%、8.2%）；消费增长虽然在下半年止跌趋稳，但相比去年，增幅下降明显（3～9月，同比增长7.8%、11.9%、5.6%、7.4%、9.7%、7.1%、8.0%，比去年同期平均水平下降2.4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呈重心下移的态势（2～9月，出口同比增长11.90%、1.40%、9.90%、9.88%、2.90%、6.39%、7.50%、5.77%）。在此情况下，为确保社会稳定，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实现稳增长。从北京市经济特点看，消费对GDP贡献率最大，平均超过70%，但其主体是市民，刺激政策见效慢，作用不显著，投资就成为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当前我们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政策的制定就成为重中之重。本文从经济增长模型入手，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优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历年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到北京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或行业，并且研究成果也不尽相同。如阿肖尔 （Aschauer；1994）以西方7国的数据为基础，认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民间投资[1]；Khan等学者 （1990）以24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发现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大于政府投资[2]；Fisher和Turnovsky（1998）发现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入效应，能促进经济的增长[3]； Nader和Migue（1997）通过研究墨西哥的历史投资数据，发现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4]。

国内对此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定性的方法，从民间投资的特点出发，定性分析促使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提出政策建议，如田剑英 （2002）[5]、孟耀（2004）[6]、丁松林（2003）[7]等。二是利用历史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模型，如梁毅华（2011）[8]、郭卫东（2011）[9]、陈真玲（2010）[10]、韩学广（2012）[11]等。三是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钞小静（2008）[12]、方俊智（2011）[13]等。

从结果看，钞小静 （2008）等学者认为，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短期来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具有促进作用。陈真玲（2010）等学者认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将促进经济增长，但政府投资的效果小于民间投资。陈献（2009）[14]、曹建海（2006）[15]等认为政府投资的效果大于民间投资。

三、模型的建立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Q为索洛余值，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作用，L为人口，I为资本。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该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存在缺陷。20世纪80年代后，新增长理论逐渐发展，将不同因素从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并将其内生进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部分学者强调发展研究是经济刺激的产物，也就是意识的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L为人口，I为资本，A为发展研究。

考虑到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则模型变形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L为人口，Ig为政府资本，Is为社会资本，A为发展研究。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生产函数，被用来描述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本文假定政府资本、民间资本、人口和发展研究的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要求，表现形式为：

其中Yt为第t年的GDP， At为第t年的发展研究， Igt为第t年的政府投资，Ist为第t年的社会投资，Lt为第t年投入的劳动力， εt为第t年的随机误差项， Ct、τ、α、β、γ为待估参数，用以衡量发展研究、政府资本、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公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即可得到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政府资本、民间资本、人口等因素的优化模型：

四、数据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部分分以下几个方面。

1.原始数据选择（见表1）

现有北京市统计年鉴中，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注册类型划分为国有、集体、股份制、港澳台商、外商、私营个体经济、其他经济共7类，没有按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进行划分。各学者通常用相关数据进行替代，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郭卫东（2011）、钞小静（2008）等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其余集体、股份制等6类非国有投资代替民间投资；

（2）郭栋（2004）[16]等学者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集体、私营个体、股份制投资代替民间投资，其余定义为外商投资；

（3）部分学者用国有投资和国有控股的混合经济代替政府投资，集体、私营个体、非国有控股经济、外商、港澳台商及其控股经济代替外商投资。

考虑到北京市为配合国务院的新36条，出台 《引进社会资本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其本质针对的是社会资本，所以本文接受第一种划分方法，即用国有投资代替政府投资，其余集体、股份制等6类非国有投资代替民间投资。

技术进步难以用统计数据直接反映，有的学者利用科研投入数据反映发展研究，有的利用专利审批量或申请量反映，鉴于北京市统计年鉴中缺少该两项的长期历史数据，本文采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近似代替。

2.数据处理

在统计年鉴中，可得到GDP、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就业人口和受教育人数，其中GDP、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为按当年实际价格计算的数值，考虑到价格因素，为增加可比性，需要处理。其中GDP数值按GDP平减指数折算为以1981年为基数的时间序列；由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从1990年开始编制，1990年以前指数借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7]，据此，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折算为以1981年为基数的时间序列。

3.资本存量的处理

（1）基本公式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投入因素为资本，而统计年鉴中为投资，无法直接利用，需要将投资额度转化为各年资本存量。目前测算物质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为：

其中， 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 Kt-1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 It为t年的投资量， δt为资本折旧率。

（2）资本折旧率的确定

目前不同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折旧率，本文接受马栓友（2003）[18]等人的研究成果，设定综合折旧率为5%。

（3）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

根据国际常用方法，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基年资本存量：

其中， I0为基年投资，α为样本期投资平均增长率，δ为平均折旧率。

由此计算得到基年政府资本和民间资本存量为：

（4）最终数据

最终的数据，如表2所示。

（二）模型检验

本部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回归分析时，所采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影响分析结果。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判断各时间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时，为便于得到平稳序列和消除异方差问题，分别对各个数据取自然对数，同时以AIC或SC最小为原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Eview5.0软件进行计算，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的水平值均大于临界值，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序列不平稳；一阶差分均小于10%的临界值，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序列平稳，因此他们均是一阶平稳数据I（1）。

2.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原理，进行检验的序列，单整阶数必须相同，经检验证明选取的5个时间序列数据均为一阶平稳，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Johansen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协整检验，其中滞后阶数按AIC和S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4。

从检验结果看，在5%的检验水平上，迹统计或最大特征根的统计量均存在小于临界值的情况，说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他们之间通过某种线性组合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线性组合为：

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为验证协整关系是否正确，将线性组合改写为：

θ=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对该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5），发现其水平数据为平稳序列，验证协整关系是正确的。

因此，长期来看，lnGDP、lnGOV、lnPOPU、lnSOC和lnEDU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3.验证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北京市的历史数据分析表明，政府资本与民间资本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但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要小于民间资本。

第二，由于资本与投资具有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认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的作用与政府资本和民间资本作用一致。

第三，除资本外，发展研究对经济也具有拉动作用。

五、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对当前形势下北京市投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充分肯定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政府投资是拉动经济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可以避免经济大幅波动，确保充分就业，是保障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也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导向作用。因此，在当前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不能谈政府投资就色变，应充分肯定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二，选择政府投资最适合的方向。政府投资应避免在现有经济结构上简单的增加产能，加剧当前的过剩程度，应该充分发挥“四两拨千金”和“筑巢引凤”的作用。一是加强交通、电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水平，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二是强化重点功能区建设，提升承载水平，为“功能特色化、产业集群化”方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条件；三是完善医院、学校、养老等民生设施，让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更契合百姓生活；四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建立各种建设基金，广泛吸引民间投资投入城市建设，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第三，深刻认识民间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分析看出，民间投资不但对经济发展起直接推动作用，效果强于政府投资，而且根据相关研究，民营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吸纳就业数指标均高于国有经济，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和抗冲击能力，能有效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利于改变原先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与国有投资相互配合，形成多元主体和适度竞争的格局，保障公共产品供给。因此，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民间投资的重要作用。

第四，创造条件扩大民间投资作用。利用一系列政策组合，解决民间投资“有钱难投”和“有钱不敢投”的问题。一是在国务院新36条基础上，制定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措施，将其固化为现有投资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提高民间投资意愿与信心；二是实施广泛的行业准入，促进民间投资进入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和基础产业，创造投资机会；三是制度创新，推动金融体系改革，扩大融资渠道，同时制定贷款担保、贴息、贷款优惠等政策，解决民间投资融资难问题；四是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水平，降低民间投资成本，同时灵活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提高民间投资盈利水平。

第五，努力提高发展研究水平。从实证分析看，发展研究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是改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建议：一是增加科研投入，改变长期以来科研投入占GDP比重过低的局面；二是加强监管，提高科研投入的使用效率，避免虚支冒领、经费多用于会议差旅、设备重复购置等现象；三是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产学研衔接，加快科研向生产力的转变。

参考文献：

[1]Aschauer，D. The Investment Output Ratio in Growth Regression[J].Applied Economic Letters，1994（5）：74-76.

[2]Khan，Mohsin S.， Reinhart，Carmen M. Priv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World Development，1990（18）： 19-27.

[3]Walter H. Fisher， Stephen J. Turnovsky，Public Investment， Congestion， and Private Capital Accumulation[J].The Economic Journal，1998（18）：399–413.

[4]Nader Nazmi，Ramirez Miguel D.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1997（15）：65-75.

[5]田剑英.拓展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15）：61-65.

[6]孟耀.我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发展演变[J].财经问题研究，2004（2）：28-31.

[7]丁松林.我国民间投资问题研究[D].广西大学，2004.

[8]梁毅华，陈文静.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深圳市数据实证[J].北方经济，2011（6）：16-17.

[9]郭卫东，穆月英.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影响分析—以山西为例[J].经济问题，2011（1）：56-59.

[10]陈真玲.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

[11]韩学广.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协同发展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12.

[12]钞小静，任保平.经济转型、民间投资成长与政府投资转向-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8（2）：5-15.

[13]方俊智，伏润民.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兼论云南省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J].商情，2011（8）：41-42.

[14]陈献.温州政府、民间、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及关系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09.

[15]曹建海，朱波，赵锦辉.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向量误差修正模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26）：1-7.

[16]郭栋.民间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4.

篇2

（一）互联网的概念

互联网金融是指以依托于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云计算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的融通、信息中介和支付等业务的新兴金融。互联网金融实现的基础是移动、安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金融企业通过现实客户的需求，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发和设置新兴的金融业务，在通过互联网的宣传和运作实现金融的交易。

（二）互联网金融的特点

互联网金融利用网络平台实现金融企业的金融产品信息宣传，客户根据网络了解的产品信息进行产品的选择和交易，节省了金融企业的营业网点开设资金，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都是互联网金融的技术支持，实现了金融产品计算、办理和交易的高效化。互联网金融依托的网络技术具有覆盖面广泛的技术特点，这为金融业务的推广、购买提供了广泛的覆盖基础。我国计算机技术处在发展和完善的阶段，我国的信用体系、金融法律法规等的不完善，都为互联网金融发热发展带来风险。

二、互联网金融的金融风险

（一）金融风险形成的宏观因素

1、国家宏观金融政策、法律政策缺失的风险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水平为参照标准进行实时的经济政策，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差异对宏观金融政策的实现和执行力度不同，发达地区可以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金融衍生工具的多样化等，形成健全的金融市场，对政策的实现效果明显。落后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完整造成金融组织和金融工具的单一化，金融市场的不健全等，不能对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执行，导致各类型的金融风险。②我国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的建立处在起步阶段，对金融操作中的金融企业、金融产品、金融客户的众多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尚未明确，法律体系的完备，导致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实现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资金监管、计算机技术、身份认证等互联网金融重要元素的确认。

2、政府监管不到位带来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导致风险跨机构、跨时空关联的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上升，同时风险的扩散速度极快，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对跨度较大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不充分不到位。互联网金融中出现了大量的虚拟货币交易，虚拟货币的交易不适用传统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央行对金融货币的信贷调控难度增加，削弱了中央政府信贷政策的效果。互联网金融的网络交易方式和终端的多元化对政府监管是很大的挑战，互联网金融的经营对象、业务和过程、地点等都是数字化虚拟化的，政府的监管措施不能有效地涵盖金融网络的交易范围。

（二）金融风险形成的微观因素

1、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面临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机构利用政府监管的空白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进行避谈风险、违规承诺高收益等，对金融客户采用回扣、送礼物等方式进行风险产品的售卖。消费者对互联网形式下的金融也了解掌握不够，不能准确的理解金融产品的性质和服务，网络交易方面的操作不规范，不能正确的规避风险、实现自我的权益保护。互联网金融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对客户的兴趣偏好和消费习惯进行搜集和数据分析预测，精准的实现产品的销售，对客户信息的搜集方式和方法没有明确的法规政策进行约束，对顾客的隐私产生不良影响。

2、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运营风险

计算机技术下的金融业务风险主要包括：计算机操作风险、纵向竞争风险、市场选择风险、征信风险、信誉风险及破产关停风险等。金融业务主体为客户提供信息不明确、表达不准确的金融信息，存在市场欺诈行为，使客户的资金流失；金融企业制订的多层级金融计划，层级低、定价低、服务质量不到位的低端产品容易被接受，高端产品无人问津。技术风险。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性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风险关系密切。现行的互联网技术中加密技术不完善，病毒的入侵或黑客的恶意攻击，会造成客户金融信息出现破坏或损失。TCP/IP协议的安全性能差，不能在信息的传递和资金的转移过程中进行强有力的风险防范。金融企业的网络化金融产品的设计技术不规范不到位，引发操作缺陷。部分金融机构受设备设施的影响，不能最大化运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的计算机技术脱轨，不能最好的实现产品的营销，影响本企业系统的运行。互联网金融的隐蔽、快速的特性，被不法企业拿来进行洗钱、套现操作，引发洗钱风险。

三、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策略

（一）宏观方面

1、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

加大立法的力度。对互联网金融的组织形式、资格条件、监督管理、风险防范、经营模式等进行明确的规范，明确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制定法规法律措施明确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责任，对利用互联网金融进行的洗钱、非法避税、欺诈行为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构建明确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准入门槛进行行政设定，规范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内控制度建设和运营规则，保证经营主体的规范。制定详细的、合乎实际的公平交易规则。对交易中出现的电子交易协议、电子交易凭证、数字签名、信息保护等方面进行规则的制定。法律法规的指定要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相结合，要与外延的拓展主体和行为进行结合，对涉及互联网金融的细节进行法规处理。

2、加强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监管

明确政府监管思路，构建完整的监管体系，制定科学的监管制度，加强监管能力的建设。政府要充分调研现阶段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对市场中需要实现政府监管的环节和行为进行监管，监管方式要考虑到行业的健康发展，不能过分干预市场的宏观调控。根据互联网金融的有效分析扩建监管部门增加监管队伍人数，运用先进的技术措施实现监管体系的构建，制定对互联网货币交易和流动、金融的统计检测、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等有关的基础性防控措施。将保险制度运用到金融业，建立完善的互联网金融基金的筹集、运作和救助。建立互联网金融市场的预警机制，创新应用先进的数字化、信息化监管手段，实现全时段、全方位的市场监管。

（二）微观方面

1、技术方面

购置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设备，增强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和协调性，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对互联网的加密技术、密钥管理技术和数字签名技术，提高关键设备和关键技术的安全防御能力。

2、加强行业自律，提高消费者的安全意识

发挥行业协会的规范作用，运用国家制定的法规约束行业行为，为客户提供安全、规范的行业服务，进行有效的信息披露，保障客户的知情权。加快金融业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从法律规范和行业服务标准等方面提高客户的权益保护，普及金融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四、结束语

篇3

关键词：矿山机电；发展现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407文献标识码： A

一、矿山机电业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能源化的国家，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但是机械技术的落后是制约我国进一步开采煤矿的因素，我们从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科技技术到现在自主研发，从过去的模仿到现在的自行摸索，可以说我国的煤炭业在一直向前发展壮大。此类机械的进步和全新的科技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由于经济的高速前进，此时对于煤炭的需求总数切实的提升，上世纪末国家决定重点开发晋陕蒙宁地区的煤炭，此类区域的煤炭的总数在国家的总量中占据百分之五十的比例，而且经常的使用大面积的开采活动的进行，由于开发面积的扩张，对于此类机械的需求量也变多了。不过我们国家的此类设备在特性和稳定性等层次上已经无法合乎开采方面的规定了，此时就规定机械要切实的革新发展，在缩短我国煤矿机械设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能够满足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对煤矿机械的需求。

二、矿山机电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矿山机电产业发展时间长，产业链的基础雄厚，但是由于没有及时的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研发更高级的矿山机电设备和技术，及时的把握市场动向，导致我国矿山机电产业内部的协作机构失调，丧失提升经济效益的价值链，轻者降低矿山机电企业的经济效益，重者对矿山机电企业造成亏损，甚至是影响到我国矿山机电业的健康发展。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中，行业内的人才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关键，但是我国在矿山机电产业方面，科研人员比较少，缺乏高级的专业化的人员，严重影响我国矿山机电行业的持续发展和竞争力，而且矿山机电企业的管理存在很多的弊端，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培养不重视，近年来，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竞争压力的增大，这种弊端也越来越明显。而且我国卷入金融危机后，经济力量受到一定程度地削弱，国家对于矿山机电产业的投入也相应地减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矿山机电产业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加上全球内的金融风暴的影响，对外融资更加困难，矿山机电设备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升，劳动力资源的缺口和成本的逐渐上升，导致我国矿山机电产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同时也是一个赢得发展的重要机遇。

三、矿山机电业存在的问题

1、产品的性能不高、质量、可靠性较差

虽然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但由于对技术的吸收程度不一，所以短时间内不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导致市场上的矿山机电产品的供应量不够。国外的矿山机电中普遍采用微电子技术，实现了一体化，同时实现了产品的安全、节能、动力与传动系统等工况的最佳匹配，提高了对产品运行的监测和自动调控能力，而我国在这方面刚刚起步，水平不高，质量也不稳定。

2、产品的品种规格不全

我国的矿山机电产品的品种规格不全，我国所生产的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型的，而小型和大型产品不多。随着大型的矿山项目的投入生产，大型的矿山机电设备的需求量就加大，而我国的大型矿山机电设备很多还依赖于进口。

3、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矿业资源的需求量也增大了，必然对矿山机电的需求量大增，因此我国将是矿山机电业的最大市场之一。我国的矿山机电产品的价格相对比较弱，但中国加入WTO后的相关的进口税率降低了，因此矿山机电设备的进口价格与国产价格的差距缩小了，从而对我国矿山机电业的市场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我国矿山机电产品性能不高、技术水平和质量较差，售后服务水平跟不上等因素，都对我国的矿山机电的市场竞争力产生较大的影响。

4、企业规模小，缺少管理型人才

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制度，管理体制上也存在许多的弊端，许多经营者墨守成规，缺少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管理人才和运作机制。尤其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竞争机制转换以及国家对金融政策的变化，我国的矿山机电业从1996年以来，渐渐地步入了低谷。主要体现在市场的需求不旺、任务不足、资金紧张、效益下滑明显，出现了全行业亏损，造成了矿山机电业元气大伤，一些生产企业更是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四、矿山机电业的发展趋势

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矿山机电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现代科学技术和整个工业水平也息息相关，特别是与机械工程科学和采矿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连，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将改变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矿山机电业也产生了新的要求和期望。矿山机电工程作为机电工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先进性与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所以，新世纪机电工程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提高企业经济规模，走专业化生产道路

企业要加大改革力度，建立健全的企业运行体制，按照国际惯例和规范来组织生产和销售。企业间可以加大合作，或者组合成若干个企业集团，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经济，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对于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要尽快调整产品方向或者调整专业结构。

2、矿山机械产品开发数字化

产品开发数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品开发和产品性能的可预测性。制造过程数字仿真的目的是借助于建筑在物理学和数学基础上的计算模型、计算机预演等手段，揭示制造工艺过程的本质，获得知识及进行制造工艺装备的自主设计，实现对产品制造、装配乃至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过程的预测和优化控制能力。目前像挖掘机，装载机等矿山机械产品的开发呈现数字化、并行化、集成化和知识化的趋势。其中数字已成为实现快速创新开发的核心技术。产品开发数字化的基本构思是利用数字对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包括图形、数据、知识、技能等，进行定量表达、存储、处和控制，从而实现以快速市场响应和创新开发为目标的全局优化运算。

3、矿山机电业发展趋势分析

分析了矿山机电业的发展现状之后，我们对其存在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此，就可以更好地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笔者结合自身的经验，就如下几个方面对矿山机电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3.1智能化煤矿开采

随着自动控制技术、遥感技术的发展，就可以实现更加便捷的电子化控制，利用实时控制系统进行遥感采矿，这样不需要复杂的手臂动作就能实现对设备的精确操作，相关操作部件只需要我们用手指就能触动。我们还可以在矿山开采中利用智能结构系统，其包括传感器、控制器与执行器三个组成部分，主要完成损失自愈合、健康自诊断等功能，这样不但使结构更加安全、性能更加，也使得设备的质量和结构的安全得到了更好地保证。此外，为了实现更复杂条件下的开发，我们还可以研制矿山机器人，这样就能完成人类难以完成的工作，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

3.2数字化开发产品

为了使产品的适应性和多元化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未来的矿山机电产品的开发和产品性能将可预测，实现数字化开发，之所以进行数字仿真，主要就是为了借鉴物理学、数学的计算机模型、预演等手段，对机电生产的工艺本质进行深入地揭示，这样不但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知识，还可以实现工艺装备的自主设计，这样就能预测和优化对产品制造、装配的控制能力。当前我国的挖掘机、装载体等已经初步呈现出数字化、集成化趋势，在实现快速创新上面，数字已经成为核心技术。利用数字对产品开发的信息进行定量表达、存储、控制是产品开发数字化的基本构思，以求能够更好的适应市场的发展要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3.3电子商务交易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现在电子商务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展现出其巨大的吸引力。实际上，电子商务是将生产商、消费者、供应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产业的紧密联系，将生产者和消费者整合到一起，更好地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相关企业通过电子商务的组织，使价格机制更加健全、透明，这样就使得中间环节得以减少，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更好地保证。电子商务面对的是无形的市场，但是其覆盖的范围、交易的便利是有形的市场难以比拟的。日益完善的网络技术，流通和集成了设计制造各个环节的信息和知识，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更加便利，这样就使企业组织机构的扁平化成为可能。技术含量高、投资大、工作环境恶劣、试验期长等都是矿山机械设备的重要特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能够灵敏地实现全球资源最优配置，满足顾客价值最大化的根本需求，促进矿山机电业的发展。

4、加强科技能力，提高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

集中优势力量建设好大型企业集团的技术研发中心，努力提高大中型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能力，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同时调动科研所、高等院校等该行业内的科技力量和人才资源，与市场相结合，满足生产的需要，进行创新科技的攻关和产品的开发。今后的创新技术来源要逐步由国外引进转向国内为主，在掌握已引进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地自主开发和创新，紧随世界矿山机电业的发展趋势，最大程度上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矿山设备的研究和开发面临巨大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因此，应不断积蓄和挖掘创新设计的综合能力，把创新的设计理念和当今的先进技术手段、数字化技术、电子商务化技术、智能化技术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设计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受用户欢迎的产品。

参考文献

[1] 张媛. 我国机械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J]. 中国市场. 2011(15)

篇4

里夫金书中提到的“数字生产革命”，成为《经济学人》想要突出的主题，即制造业正朝向数字化发展的数字化革命。而这正好和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正面临的制造业乃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关系密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新的时代背景下，倘若中国不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赢得主动，不能搭上这一波工业革命的快车，那么，在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走向何方？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否成为中国崛起“终结者”的隐忧和“狼来了”的迷雾中，我们该如何清醒认识并有效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向创新型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我们的创新如何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律动？9月4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办公室，冯飞部长与朱敏总编就此倾情对谈，其观点极具理性与前瞻性。

变革“初现端倪”

朱敏：当前有不少热门的经济话题，其中有一个深刻影响全球格局和未来趋势的，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掀起“第三次工业革命”舆论热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前者著书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经济模式是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融合；后者撰文强调，3D打印机、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现代装备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正带领工业社会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此之前，中国学者有没有类似的洞察？

冯飞：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国外主要是这两个说法。其中，里夫金主要是从技术变迁的角度，预测和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而《经济学人》杂志侧重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主要讲数字化制造引发的一系列讨论，如就地化生产和个性化产品服务等。

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中国学者，最起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早在两年前做战略新兴产业研究的时候就有判断：全球正处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高层领导的判断也是这样，总理在很多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判断还早于里夫金和《经济学人》。当然，我们的分析没有提第几次，但我们谈到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特点时，讲到了技术群体涌现和多点突破的特点，这和前几轮工业革命有些不一样：前两次工业革命是以一个和几个技术的突破引领为特征，如蒸汽机、电器、通信和半导体；这一次的特征是多点突破，包括多能源、生物、IT，也包括新材料等领域群体涌现的特征。

朱敏：除此之外，在您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还有哪些显著有别于之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新特征？

冯飞：前几次工业革命，特别是能源上引发的变革，对经济系统是个正效应，无论是蒸汽机还是电器化，源自经济系统的需要是很强大的，带来了生活便利和生产效益的提高。但这一轮的重要驱动力，不是经济内部的驱动而是外部的驱动，更多是社会和环境上的驱动，带来的更大效果体现在社会上和环境上。这样的驱动就意味着，一方面制度设计很重要，另一方面新能源引领的过程比前两轮要长，源自经济系统的需求不像前两次那么强大，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和我们的分析差不多。

朱敏：那么，国内学者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认知与国外学者分歧在那里？

冯飞：分歧可能在于，这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究竟是第几次。除了第三次的说法外，还有的分析我们已经一共经历了四轮，也有的从科技和技术的角度认为我们经历了六次。但其实第几次的说法并不重要。

朱敏：也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目前而言，您判断我们究竟处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哪个阶段？

冯飞：从全球来讲，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目前还主要是体现在新兴技术领域中，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应该是“初现端倪”。如果判断已经形成影响则还为时尚早，但苗头性的趋势值得警惕。特别是对我们搞政策研究的来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把形势估计得严峻点，这样制定政策才能更加从容。

朱敏：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欧美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出现了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现象。您如何看欧美制造业的变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联？

冯飞：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后的低迷状态，但制造业的复苏和进展出乎意料。尽管全球很多国家都提到再工业化和复苏的问题，我认为美国是率先实现再工业化复兴的国家，欧洲目前还看不出苗头。

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一定关联，但主要还是基于三个因素的作用：一是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本差距在缩小。这主要还是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跟上；二是美国已经形成了能源价格洼地，能源价格明显低于欧洲，甚至低于中国。比如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突破进展，使得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是中国进口天然气价格的1/5到1/6，是日本、韩国的1/7，而且美国很多州的工业电价已经低于中国工业电价。美国现在天然气化工有非常快的复苏势头，大的天然气化工项目已经开始建设；第三，美国正凭借低成本和高效的物流体系实现制造业复苏。从物流来看，美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9%，中国则占到了18%。美国制造业复苏主要是这样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然，美国在制造业实现复苏的一些方面，是在向新能源、数字化等方面提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到的一些领域中增长也很快。但我想，数字化制造等因素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显著的影响。若干年后，当技术因素进入以后，可加速其复苏势头，缩短其复苏进程。

强化市场的力量

朱敏：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工业革命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虽仍是“初现端倪”，但以您对经济趋势的预见，它将会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政经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冯飞：首先从要素投入来看，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面前，劳动力成本要素的重要性下降，技术的重要性提高。这一轮新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产业革命的内涵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问题，这个融合的趋势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看来，在影响制造业竞争力方面，服务业延伸是重要的方面。很多制造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转型为方案解决公司，它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集成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上体制创新。这些很重要的创新，都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手段。

“数字化制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意味着，机器替代劳动是一个大趋势，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智能机器对劳动的高级替代。数字化制造提出来的大背景是西方制造成本不具备优势，所以要想办法弥补成本的劣势，就是要靠智能化的机器替代劳动。从中国当前来看，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也不断削弱，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比较快。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提法，中国劳动力成本经过劳动生产力矫正之后的综合成本，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以这个趋势，201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要提高到占美国劳动力成本的45%左右。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相对优势，如果叠加上以数字化制造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综合比较优势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进而会改变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格局。实际上，我们正在和OECD（世界经合组织）联合搞一个研究，OECD提出“新要素增长战略”，就是不再更多地关注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等有形要素，而是更加关注研发、设计、品牌、软件这些无形要素。

朱敏：软件等要素，正是和“数字化制造”直接相关的无形要素。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即将带来的影响还有哪些？

冯飞：带来的很重要一点是，市场的力量在增强。数字化制造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是能对市场形成快速反应。贴近市场是数字化制造的重要特征，就地生产、分散生产，这是重要特点。也就是说，在数字化制造时代，对市场反应越快速，越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产业越有竞争力，这样的分工方式就可能带来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一方面可能还是延续全球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就地化生产是一种新的实现产业分工的因素，对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一定的新结构性变化特点。

朱敏：我们知道，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兴衰更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于不同的产业，应该也各有不同的影响。对中国经济来说，哪些产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面临的冲击更大一些？

冯飞：的确不同的产业，受到的影响不同。前面讲了，就地化生产，使得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对于贴近市场终端需求的产业，特别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产业，这种国际分工会带来一些变化；而原材料、零部件等一些产业还是会延续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对中国来讲，我们恰恰是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加工组装、生产制成品大规模出口这样的产业格局，所以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所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

与此同时也会给政府、企业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从而对决策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创新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非常强，从供给侧来讲，就是就地化生产和分散式生产，供应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这样的大背景，对分散型决策和促进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有着非常高的需求。而我们过去主要是追赶式的决策，追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过于集中决策。这样的管理体制恰恰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新要求，集中决策的不适应性比其他国家更大。

中国崛起“终结者”？

朱敏：毫无疑问，随着市场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日益变强，那些传统决策机制仍占主流的企业和社会被敲响了警钟。就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号角响起之时，有人开始鼓吹，称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中国崛起的“终结者”。对这样的论调您是如何看待的？

冯飞：我并不认同所谓的“终结者”之类的判断。目前，中国仍拥有世界上比较少有的两大既有比较优势：

一是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依然存在。尽管与美国这些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成本相对优势在减弱，但优势依然还在。如果我们把劳动生产率改善幅度再提高，来弥补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的劣势，那么，中国的优势、全要素生产率（TFP）可能还维持得住。实际上，我们的要素低成本过去较多体现在一般劳动力上，如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要素低成本由一般性的劳动力转到技术科研人员的低成本上，还会有更多的优势体现出来。目前中国一年新增的本科生、研究生毕业生都是全球总量第一，2010年博士生毕业的人数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总量也是全球第一。

二是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依然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市场力量非常强，这恰恰是中国的优势：13亿人口的市场，内需释放的潜力比其他国家大。现在我们将需求不足用积极的说法来讲，就是潜力非常大。这一块是支撑我们应对就地化生产的条件，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能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可能创造出新优势的方面。

朱敏：除了这些目前既有的比较优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转化为优势的因素？

冯飞：同时还要创造另外的优势，那就是技术上的优势。从整个新兴经济体来看，中国的技术进步要快于巴西、印度等国家，特别是近些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在20%以上。总体来看，我们在一些领域中面临着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特别是新兴领域，如果在技术创新方面能够持续支持，我想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是有可能的。

如果把成本、市场、技术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起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崛起而言不是终结，而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的观点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

朱敏：您所讲的“近期”，具体指几年之内？

冯飞：三年。

朱敏：也就意味着，近三年是尤为关键的。中国面临的这场挑战，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全球经济格局的动态性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各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主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

冯飞：首先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应进一步重视和提前部署。前两年中国做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在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做了一些部署，现在看来要进一步加强。还要围绕数字化技术做一些提前的部署，特别是向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方面加强。这些可能是改变未来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些关键技术手段。实际上像 3D打印，我们曾在全国30多个企业做了一些调查，苏州、北京都有一些企业，当初不叫3D打印，叫快速成型技术。

其次是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决策机制的不适应和体制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体制机制的改革，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激励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把体制性的束缚松开，激发创新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体现了从产业组织政策到科技政策再到金融政策，一系列政策怎样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这种转型，可能是一种系统性的转型，不是某一方面的突破，所以转型的难度和压力非常大。这也是怎么去鼓励分散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核心。我们提出人口红利拐点可能明年要出现，要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最关键的是形成一批能驾驭新经济、新技术、新装备的人才。我特别强调技术工人、技能人才的培育。一方面强调高技术、管理型人才和拔尖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是技能人才的培育；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应该是作为重要的应对方面。

四是提高认识。对第三工业革命，我们要有一个战略的眼光，要有敏锐的捕捉能力。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从决策层的角度上来讲，对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格局转变的影响。现在影响在慢慢显现出来，但还需要动态跟踪，制定一些计划和规划，很关键、很迫切。

“守法而弗变则悖”

朱敏：中国今年出台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承载了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使命。但当前，战略新兴产业的某些行业也出现了无序竞争及产能过剩等一些问题。那么，支持和引导战略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积极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秉持怎样的发展思路？

冯飞：支持和引导战略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积极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从这样四个方面，深刻认识战略新兴产业的特点和规律。

第一，战略新兴产业是创新驱动型产业。换句话也是高技术产业，是技术不成熟的产业、技术在不断进步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创新为特点，往往会出现一个颠覆性的创新问题，一个新的技术突破，对既有的技术和产业是破坏性的。在这样的产业发展中，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拿来的技术追求的是规模急剧扩张，这不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其中隐含着巨大的技术风险和投资风险。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做法都是拉项目、争投资，搞不好的话，如果一个新的重大技术出来，产生一种颠覆式的创造性破坏，前面的投资都会打水漂。而且新兴产业它是这样多个技术都在探索，目前来看可能产业前景较好，但很有可能一两年后，一种新的技术冒出来，也许是颠覆性的。所以，如果这种客观认识规律都把握不好的话，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完全复制传统产业赶超型的、技术拿来主义的发展思路，这样的做法有可能是新一轮的低端制造，里面隐含了巨大的风险。

第二，商业模式创新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构成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我们很多新兴产业不缺乏技术，但商业模式不成熟，也很难使技术转化为产品，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

朱敏：商业模式创新理应是纯市场的事，需要政府做的就是“放开”，减少管制和干预，给企业释放空间。从政策上来讲，还没有太多支持性的政策或消除束缚性的体制机制的东西出来，包括松绑和消除行业壁垒。

冯飞：所以我一直讲，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很重要。从创新成果的角度来看，创新激励政策一个是供给侧，一个是需求侧。我们比较习惯于供给侧的创新刺激政策，如国家给很多项目，支持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但我们往往看到的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很多不在国家支持范围内的企业，特别是民营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成果比政府支持的还要好。对这些创新成果，政府怎么支持？这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我们过去是重供给、轻需求，国际上是两者并重。我们无法完全转到需求侧，而应该是供给与需求并重的创新激励政策。所以，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政府还有一招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比如政府采购、面向消费者的补贴政策、针对需求侧的税收激励等一系列政策。

第三，创新型小企业在战略性产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至是创新源。美国创新源90%来自中小企业，比起大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动力非常强，很多原始创新来自中小企业。大企业的优势，在于其产业化能力。美国的一套制度，可以把小企业的一些创新想法，转化为一些产业化的成果。有很多采取整体收购的方式，如微软走的就是“拥抱”战略，收购了很多创新团队纳入到微软团队。当然还通过资本市场，还有金融的重要性，特别是针对创新型小企业的金融工具，如风险投资（VC）、股权投资（PE）等。我们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整体上看到的是大企业、大项目，这种做法可以迅速看到投资的效果，有产出的话可以迅速转化为GDP，但创新的基础不牢固。

第四，新兴产业除了面临传统产业一般性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还有一些特殊性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生物医药有药品审批制度问题，审批时间过长；再比如IT的三网融合问题，谈了20年了还没有更本质性的转变；新能源汽车的准入问题，等等。可以说，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没有哪个不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机制问题。正是因为有这种一个特点，我强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三类创新要同时推进，不能偏颇某个方面。我一直讲，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探讨两件事：一是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要建立产业技术体系；二是新的政府支持管理方式，主要体现在激励创新上，发挥全社会的创造力，调动全社会的创造力，而不是追求规模扩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包括无序竞争、产能竞争，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有了一些思路。

朱敏：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这样三类创新中，是不是可以认为：体制机制创新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前提？

冯飞：体制机制创新是重要保障。

朱敏：您前面提到美国创新源90%来自中小企业。比较中美两国工业化进程，在科技创新和产业技术创新上，两国存在的最显著差异是什么？

冯飞：一比较就比较到体制上来。我只说一句话：美国于2009年、2011年两次修订了国家创新战略，这是非常少见的高频度修改。它的国家创新战略中有一句话很实在：“发挥美国分散决策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优势”，再加上美国金融和技术的结合。金融危机后我们都抨击美国的金融创新，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美国的金融创新，就没有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一些金融创新有些过头和脱离实体经济是它的主要问题，另外是它的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

朱敏：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代之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由此看来，要能引领工业革命的发生，也如您前面提到过的，主要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冯飞：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时间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还有一定必然性。主要还是中世纪之后冲破了思想的束缚，英国的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复兴，以及观念上的一些更新，带来人们创新冲动的提高。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中国综合国力并不是没有，主要问题还是思想的束缚。《吕氏春秋》有句话非常有哲理，2000年前悟出的道理：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

创新与变革的律动

朱敏：中央近期提出下半年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一方面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另一方面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如何在新形势下平衡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

冯飞：这两者不能矛盾对立起来。调结构一方面是增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是传统产业过剩产能的退出问题，既有增量的增加也有存量的退出。战略新兴产业增量的增加，对稳增长是正贡献；存量的退出方面，很多产业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导致价格急剧下降。如钢铁价格回到18年前，如果有相当产能退出，价格能回归到合理水平，这对稳增长也是正贡献。认识到存量退出也是正贡献，能更好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关系协调好、处理好。

朱敏：但从存量的退出来讲，一些地方可能并不会愿意以降低自己眼前的GDP，来为提高全国经济质量的平均数做贡献吧？

冯飞：是的，涉及到的地方问题和部门问题比较复杂。中央应该有一些措施，一方面应该把节能减排的目标硬化到行业中去，对一些重要行业，通过节能减排的标准强迫使其破产和尽快退出。当然，退出需要机制，有些还需要建立退出援助机制，特别是对退出后找不到工作的要加强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避免在调整过程中引起比较大的社会问题。节能减排是推动存量调整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中央政府要把节能减排这个工具用好来推动存量调整。主要还是一个标准的问题，要建立更加透明的机制。

当前从增量来看，战略新兴产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已经在显现出来。尽管按中央政府划定的七大产业，占GDP比重并不高，大概4%左右。两年前起草国务院决定时摸底，2009年战略新兴产业占到GDP的3.5%。从目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战略新兴产业对沿海地区、东部地区转型的支撑作用非常大，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地区40%～50%的工业投资增长来自战略新兴产业。

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中，中国面临双重任务：一个是传统工业化我们依然要走，另一个是要抓住新一轮的机遇，跨越式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在创新上取得一定的突破。这种创新的突破我们很难追求全面推进，只需局部取得一定成果甚至在国际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就能取得非常大的进步。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对战略新兴产业再进一步聚焦，看哪些方面真正能有所突破，而不应该像美国那样全面推进。我们现在没能力去做全面推进。

朱敏：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发展目标，2020年中国要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在您看来，衡量一国是不是创新型国家的指标是什么？

冯飞：从我的角度来看，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指标还是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只是因素之一。关于产出指标，我认为，要和我们的发展阶段相对应，不能完全和发达国家比创新能力。当前阶段性的目标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提上去，这个是当前的核心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两个方面，理论上都有，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体制。从中国的TFP来看，波动性非常大。中国经济从2003年进入高增长周期，到2008年恰恰是全要素TFP下降的时期。对应来看，我们的R & D的投入，不看它占GDP的比例，其投入增长很快，达到20%左右。投入增长和我们的产出现在出现了一些对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对立？我认为，一个方面，投入需要时间和过程才会有产出；另一个方面，还是由于体制机制问题，有一些束缚，改革推进较慢，使得效率提高的因素下降。前些年我们的技术也没有取得太大的进步，但全要素生产率在提高，这主要还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制度的贡献导致效率提高。当然，目前中国资本的工业增加值率为26%，美国为44.9%，如果中国要素配置能到美国的程度，增长潜力将非常大。但关键看能否达到这样的配置效应。

朱敏：当前，中国经济身处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在向创新型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我们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等，如何与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律动？

篇5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next]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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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融资 小微企业 众融 金融社交化 金融创新

一、引言

融资难是制约我国小微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一方面小微企业贷款需求旺盛，另一方面融资成本高挂。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化，一种建立在网络在线平台中介服务基础上的数字化融资方式――网络融资借贷模式应运而生。

受国外网络融资平台成功运营的影响和国内小额借贷市场强劲需求的驱动，近年来网络融资模式在我国迅速兴起。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上规模的网络融资企业已有200多家，影响力较大的有红岭创投、宜信网、人人贷、E速贷等。电子商务龙头企业阿里巴巴、网盛生意宝等也开通了第三方网络融资服务平台，推出各种在线融资借贷产品。运营模式从最初两端都是自然人，发展到两端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机构。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积极鼓励开展中小企业网络融资创新服务，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以浙江省为例，截至2012年5月，该省仅阿里巴巴、全球网、数银在线、经钱网4家网络融资服务机构就帮助15.23万户中小微型企业获得共计468.7亿元的网络融资，其中阿里巴巴的小额贷款不良率仅为0.96%，低于大型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

二、网络融资的现状

在2012年电子商务融资平台上，上演了一出不折不扣的“三国杀”。再融资活跃度，即融资客户数量排行上，广州以超过20 000家拔得头筹，杭州以超过18 000家排列第二，上海则迈过16 000家屈居第三。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阿里金融累计服务的小微企业数量已经超过20万家，均为阿里巴巴、淘宝网、天猫等电商平台上的小微企业或个人创业者，其中，尤以淘宝、天猫上的卖家为主。广州、杭州、上海三地的具有融资经历的卖家最多，无疑印证了三地在国内电子商务尤其是网购市场发展中的地位。而从省份来看，仍然是三强鼎立。在卖家融资活跃度前30强城市中，广东、浙江、福建三省合计占据14席。

（一）惹眼的低利率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根据阿里巴巴金融的放贷的相关运营数据，客户实际付出的年化利率成本仅为6.7%。与其他小额贷款公司动辄20%的贷款年利率相比，阿里金融产品利率之低很是惹眼。阿里金融依靠阿里巴巴在杭州、重庆设立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向阿里巴巴平台上的用户提供淘宝（天猫）订单贷款、信用贷款以及阿里信用贷款等小微贷款产品。

截至2012年底，阿里金融累计借贷的小微企业数超过20万户，这些企业全年平均占用资金时长为123天，实际付出的年化利率成本为6.7%。以日息为万分之五的订单贷款产品为例，2012年所有客户平均全年使用订单贷款30次，平均每次使用4天，以此计算客户全年的实际融资利率成本仅为6%，仅相当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尽管对计算方法说法不一，阿里巴巴仍坚持其“随借随还”机制降低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单从产品表面利率来看，现有微贷产品的利率无疑高于基准利率，但通过微贷技术以及产品设置，可以让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所付出的实际利率远远低于纸面上的年化利率，其奥妙在于“随借随还”。阿里金融单笔小微信贷的操作成本为2.3元，而银行的单笔信贷操作成本在2 000元左右。业内人士分析，阿里金融实现低信贷成本的奥妙在于“互联网微贷技术”，简单形容，即用户的申贷、支用、还贷均可在网上完成。

（二）细分的小微客户与银行小贷形成互补

对银行来说，一笔50万元的小微贷款和5 000万元的大额贷款的成本大抵相同，但收益却大大低于后者，加上大多数银行对小微贷款的考核机制尚未明晰，客户经理缺乏动力。阿里巴巴做的生意是银行不愿去做的。由于小微企业缺少传统抵押品且财务报表不健全，能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屈指可数。一些银行虽有将客户结构下沉至小微企业的想法，但实际上贷款金额仍是几百万的量级，小微企业往往不需要这么多资金。阿里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电商平台上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其客户户均贷款约在6-7万元之间，抛开银行不说，即使是小贷公司，能够下沉到如此低额度的也很少，因此阿里金融与其他信贷机构更多是互补，而非竞争。阿里金融冲击最大的可能是民间借贷，因为二者的客户群体都是在传统信贷机构难贷到款的小微企业。

三、网络融资助力小微企业融资的未来

（一）“众融”颠覆传统金融的私密性

奥巴马签下JOBS法案（《创业企业扶助法》）的那一刻，很可能会成为金融业摒弃华尔街的没落而重整旗鼓的重要分水岭。尽管有很多人声称他们已经了解过这个法案，并为其中所蕴含的未来WEB.2.0模式在金融领域走向应用的可能性而感到兴奋。

整部法案分成七个部分：为新兴成长型公司重开美国资本市场；为创造就业者提供融资渠道；大众融资；小公司融资；非上市公司弹性与增长；资本扩张法案；宣传法律修订情况。它的想象力在于，在整个市场一片喊打喊杀的“加强监管”的呼声中，清晰地区分了哪些是应该加强监管的领域，哪些是需要加强市场功能的领域――要知道，这不是每个社会和每个决策机制都能够弄清楚的逻辑。

法案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实际上是对众融方式的肯定。所谓众融，可以理解为向普通大众寻求资金供应者并以之作为新兴项目的创业资金的过程。企业家和小企业主可以完全绕过风险资本和天使投资人，直接将自己的想法传送给网络的日常使用者，而这些网络使用者将为企业主提供资金的支持。我们所熟悉的微博用户、美空网的艺术家、人人网的同学们利用这样的平台发表自己的见解、展示艺术气息、与其他粉丝好友联系，或找到你心仪的人士，给其私信或留言。实际上，在传媒、社交等领域，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商业模式。只是，少有人将其和金融联系在一起。

而众融，则是将所有这些机制引入到融资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主页或网页项目有关信息，用创意和前期工作来打动和吸引投资者和消费者。众融让公司相对更容易地与其基础客户进行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可以自我维持的。投资者可以是消费者也可以是帮助公司推广的传播者。投资者往往会自愿维持这种联系，因其感受到了存在和参与，使得众融的项目成为他们信任的一部分。

众融一个较少被提及的重要特色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传统金融的私密性，打开了储藏秘密利润的金融盒子，撕掉了银行家们用于掩盖脆弱的洋装，把融资还原到它本来的状态。想象一下：你有一个绝妙的创意，于是将其搬到网络上，尽情地进行展示，和所有人讨论它的经营前景，创意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但也很快就出现了模仿者。来自模仿者的竞争，迫使你更加认真地思考你的项目如何才能彻底区分于你的竞争对手，提供差别化的产品和服务。

“革命”正在到来，对于我们的监管当局来说，所要解决的问题，却不只是要不要学习众融模式那么简单。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如何构建我们的决策程序，这个程序不仅为加强权力集中控制、增设准入门槛等服务，更可以辨明主次，分清急缓，用市场而不是权力的逻辑来推动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

（二）社交化革命“战火”已燃起

社交网络本身就有虚拟货币、电子商务、信用卡支付等的服务，像是Facebook的F币Facebook Credits、Twitter和Paypal合作的Twitpay等，都和传统金融业者所做的事极为相似，只是发生的场域不同罢了。而且社群网站在提供这些服务时，多半需要实体金融业者的支持或串接，两者的关系愈来愈紧密。陈一舟和他的人人公司4 900万元投资SoFi（Social Finance）便是标志之一。此番谋求在社交网络与金融行业之间寻找切入点，此前包括社交游戏和社交电子商务的兴起可称作社交化浪潮的开端，而下一波社交化革命将改变的是金融领域。

资料显示，人人所投的SoFi公司主业是为帮助学生以低于美国联邦政府贷款的利息获得教育贷款。2011年，SoFi由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群学生组建，并成功拿到美国国家许可。到如今，SoFi已发展成一家成熟的金融服务公司，可提供多种借贷服务，业务遍及几十所高校。不过，虽然SoFi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业务运营却纯粹是通过互联网手段，做的是所谓“P2P”（Peer to Peer，端到端）平台贷款，业界俗称“人人贷”。

有数据披露显示，目前美国学生贷款债务的总额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了信用卡债务和汽车贷款的总量，成为美国第一大债务市场。SoFi就将自己的目标用户定位为在校大学生，致力于帮助他们从校友那里寻求以低于美国联邦政府贷款的利息获得教育贷款的途径。在联邦斯・塔福德（Stafford）贷款的利率为6.8%，Direct PLUS大约是7.9%，而私人贷款则高达16%。相比之下，固定利率为6.49%的SoFi相当有吸引力，并且，此利率还可以在毕业后下降到5.99%。到目前为止，SoFi的服务已经覆盖了78所高校。

不仅如此，SoFi还创建了一个社交平台，通过与校友投资者建立良好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来保证借款人的质量。人人公司的创新动力来源于不断挖掘社交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利用“实名社交”在规模上放大其产品的研发、市场推广和，以谋求在新一轮社交化革命浪潮中利于不败之地。因此，人人网便顺理成章地意图将SoFi的P2P商业模式移植过来。人人网的社交属性也让双方在这一点上形成默契。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P2P模式相当成熟。尽管仅成立一年多时间，但成熟的市场环境为SoFi公司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土壤。据了解，SoFi启动的新一轮融资金额已达到7 720万美元，而公司近期更称，其已经收到了超过6 000万美元的贷款申请，并有望在2013年超过2亿美元。

但在国内，P2P业务的最大需求群体还仅限于中小企业，陈一舟表示，大学生群体申请社会贷款还受家庭观念及国家金融政策等多因素限制，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难以成型。人人网在学生群体和毕业几年的职场小白领中拥有绝对的资源优势，只要条件成熟，这一优势未来随时可能转化为市场潜力。

事实上，投资SoFi尝试“人人贷”只是其探路金融社交化，实现人人公司商业模式全面升级的“试金石”。在人人网更深的战略考量中，包括信用卡、个人贷款和电子银行等三大主流业务的社交化尝试，将是未来潜力无穷的“蓝海”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网络开始从事金融服务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如社交网站会员资料的授权、线上金融的安全性等等，而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来自银行界对于社交网络金融形态的兴起可能会危及自身生存的忧虑。在中国，实名社交网络与银行之间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天然同盟军。实名社交网络目前可以做的是为银行带来终身优质客户，进一步提高其数据营销能力。这对银行来说是绝对的利好。

参考文献：

1.吴晓光.浅谈商业银行网络融资业务的风险控制[J].新金融，2011，（07）.

2.吴晓光.网络金融的创新与监管[J].征信，2011，（03）.

3.马玉峰.商业银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困境及出路解析[J].经营管理者，2008，（15）.

4.彭爱武，陈妞.网络金融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9，（04）.

篇7

CITYIN: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今银行业的服务功能也越发多样化,就银行业来说,这种转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便利呢?

石嘉:最简单的一个变化是,一张小小的卡片承载了我们个人金融的主要内容。不再是柜台前长长的队伍,不再是鼓鼓的钱袋甚至厚厚的现金纸包。个人消费已经更加便利和安全。无处不在的银行自助设施甚至是网上银行业务,大家可以非常自由自主地进行交易。应该说银行服务功能的多样化其实是一种社会人性化发展的体现。

CITYIN:您刚才说到社会的人性化发展,其实也是一种人文气质的发展,从“生存”到“生活”,人们物质文明发展后对精神生活的诉求就更高了,那么咱们银行业对人们享受生活的这种消费需求又有哪些促进和帮助呢?

石嘉:其实银行是从打理生活这个基础层面开始为大家服务的。银行服务功能的增多进一步培育了人们财富观念,其实理财本身就是一种对经济生活的科学打理,我们抛开直接的财经类理财,可以看到诸如珠宝黄金、书画文物、红酒等很多项目门类,这让更多人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个人修养和品位都得到了更大的提高。多种形式的银行活动使得很多客户扩大了交往,增加了商机,并且促进人们学会享受生活,体验劳动创造财富、财富创造幸福的过程。

CITYIN:你刚才说到财富创造幸福,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我们如今在这个城市的幸福生活,肯定也有咱们中信银行默默无闻的灌溉。您能简单地说说我们银行在城市发展这个项目上的支持吗?

石嘉:多年来,我们一直对城建、交通等基础产业给予大力的资金支持。这是为老百姓营造更加舒适的硬件生活。同时我们还开展水、电、气、暖的代缴费结算服务,这是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便利的软件生活。针对一些企业,我们常年做投资引导以及企业经营生产的资金供给和收集结算服务等。这一切都是保障城市持续发展的良好金融动力和金融秩序。

CITYIN: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代缴费业务,应该说这是我们消费方式的一种变革,那么您对我们未来的金融消费生活又是怎样看的呢?

石嘉:我个人认为首先变革的就是消费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电子科技手段米完成消费支付目的的模式日趋增多,比如我们现在的网络银行支付以及手机银行等等,银行的身份也会转变成为一个理财师的角色为人们服务。甚至会出现企业和个人将逐步由单纯的客户变为银行的伙伴而共同投资的现象。知识型经济将日益明显,到那时我们的消费方式和习惯应该是更加时尚化和数字化。

CITYIN:说到理财师,您本人一定也是一个高手,那么针对现在个人消费者投资房产和投资教育两种趋势,谈谈您自己的看法?

石嘉:投资是因人而异的,不过根据中国传统观念,房产还是生活的必需品,更是生活质量提升的替代品,同时也是个人财富分布的一种形式,作为理财手段来说也是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之一。说到教育投资,可以根据投资对象不同分为三种:自己、子女和老人。为自己投资教育属于有效投资,未来获益很容易判断和获取;而为子女投资则属于储蓄型投资,是让子女接受更高水平的深造;为老人的投资就属于医疗性投资,使老人充实自我的保健知识等。说得简单点,投资房产是为了得到更高的生活保障,而投资教育则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CITYIN:您刚才说了对投资的看法,那么作为一个金融达人,您自己在理财上一定有很多心得,可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吗?

石嘉:真正的理财是懂得如何消费。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价格购买合适的商品或服务,而且一定要合理分配自己的财富,一定要和个人的收入、家庭结构、身体状况、年龄等紧密结合。理财是一个学习消费的过程,而最主要的就是理出快乐的感受,当财富打理成为负担和忧虑时,理财就成了最大的亏损。当收益不是很高,但自己却收获了满足、充实、快乐和知识,也应该是理财的盈利。

CITYIN:大家都知道金融行业的严谨,然而这样严谨的生活就会给人以呆板的印象,那么,除了金融政策和数据报表之外,您的生活乐趣,或者说是您的幸福感来自哪里呢?如果有机会放您一周的假期,您会如何安排?

石嘉:人们生活的乐趣大都来白干家庭、单位和朋友。我个人认为自己的劳动能够给家人带来生活保障,给单位带来收益和贡献,给朋友带来关心和支持,我想这样的人生就应该感到满足吧。如果有假期,我想我会和家人一起去海边住几天,比如说马尔代夫或者是夏威夷群岛,在海滩小憩也很惬意。

篇8

关键词：机电一体化、形势、对策、趋势

中图分类号：TH-39文献标识码： A

机电一体化发展至今也已成为一门有着自身体系的新型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不但发展，还将被赋予新的内容。但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机电一体化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综合运用机械技术、微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传感测控技术、电力电子技术、接口技术、信息变换技术以及软件编程技术等群体技术，根据系统功能目标和优化组织目标，合理配置与布局各功能单元，在多功能、高质量、高可靠性、低能耗的意义上实现特定功能价值，并使整个系统最优化的系统工程技术。由此而产生的功能系统，则成为一个机电一体化系统或机电一体化产品。

一、我国发展“机电一体化”面临的形势

机电一体化工作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用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其目的是节能、节材，提高工效，提高产品质量，把传统工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一步；二是开发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机电产品，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机电一体化产品功能强、性能好、质量高、成本低，且具有柔性，可根据市场需要和用户反映时产品结构和生产过程做必要的调整、改革，而无须改换设备。这是解决机电产品多品种、少批量生产的重要出路。同时，可为传统的机械工业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活力，把机械生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实现文明生产。 另外，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由于我国研制、开发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历史不长，差距较大，许多产品的品种、数量、档次、质量都不能满足需求，每年进口量都比较大，因此亟需发展。我国亟须大力支持机电一体化发展

二、我国发展“机电一体化”的对策

1、加强统筹安排，协调发展计划

目前，我国从事“机电一体化”研究开发及生产的单位很多。各自都有一套自己的发展策略。各单位的计划由于受各自立足点、着眼点的限制，难免只考虑局部利益，各主管部门的有关计划和规划，也有统一考虑不足，统筹安排不够的问题，同时缺少综观全局的有权威性的发展计划和战略规划。因此，建议各主管部门责成有关单位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统管全局的“机电一体化”研究、开发、生产计划和规划，避免开发上重复，生产上撞车!

2、强化行业管理，发挥“协会”作用

目前，我国“机电一体化”较热，我国有必要明确一个“机电一体化”行业的统管机构，根据目前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以及机电一体化行业特点，我们建议，尽快加强机电一体化协会的建设，赋予其行业管理职能。“协会”要进一步扩大领导机构——理事会的代表层面和复盖面，要加强办公室、秘书处的建设；要通过其精明干练的办事机构、经济实体，组织“行业”发展计划、战略规划的拟制；指导行业布点布局的调整，进行发展突破口的选择，抓好重点工程的试点和有关项目的发标、招标工作。

3、优化发展环境、增大支持力度

优化发展环境指通过宣传群众，造成一种社会上下、企业内外都重视、支持“机电一体化”发展的氛围，如尽快为外商到我国投资发展“机电一体化”产业提供方便；尽可能为兴办开发、生产机电一体化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开绿灯；尽力为开发、生产机电一体化产品调配好资源要素等。

增大支持力度，在技术政策上，要严格限制耗电、耗水、耗材高的传统产品的发展，对未采用机电一体化技术落后产品限制强制淘汰；大力提倡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对有关机电一体化技术对传统产业乾地改造，对有关技术开发、应用项目优先立项、优先支持，对在技术开发、应用中做出贡献的单位领导、科技人员进行表彰奖励等。

4、突出发展重点，兼顾“两个层次”

机电一体化产业履盖面非常广，而我们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抓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时不能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应分清主次，大胆取舍，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注意抓两个层次上的工作。第一个层次是“面上”的工作，即用电子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在传统的机电设备上植入或嫁接上微电子(计算机)装置，使“机械”和“电子”技术在浅层次上结合。第二个层次是“提高”工作，即在新产品设计之初，就把“机械”与“电子”统一起来进行考虑，使“机械”与“电子”密不可分，深度结合，生产出来的新产品起码正做到机电一体化。

三、我国机电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机电一体化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是许多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当然，与机电一体化相关的技术还有很多，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技术相互融合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广阔发展前景也将越来越光明。

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机电一体化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应用的。虽然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为了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需要我们在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和市场导向上，对机电一体化技术和产业予以积极支持，主要包括：国家在政策上对机电一体化技术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涉及基础技术、综合技术等方面，要给予强有力的财政和各种扶助。由于机电一体化技术是各种高新技术的综合和升华，需要多学科、多技术、多种机构协调研发，这也对技术研发机构和产业界的协调能力提出了挑战，因而需要继续发挥主管部门的作用。要明确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发和产业化推广的主力军是企业，在这方面，技术和综合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把发展机电一体化技术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鼓励和促进企业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同时，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升级来逐步达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目的。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政府采购、项目设立等措施，达到支持和鼓励自主创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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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2P；网络借贷；网络监管；互联网金融

[DOI]10.13939/ki.zgsc.2016.32.161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对P2P网贷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是目前P2P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英国，它们作为P2P网贷交易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在P2P网贷交易方面监管制度的嬗变，可以给我国些许启示。下面首先要说明一下P2P网络借贷的起源与监管方面的发展，并根据国外的经验总结出对我国的启示意义，以便可以促进我国网贷事业的发展。

1 P2P网络借贷的起源与监管方面的经验

1.1 P2P的起源

P2P主要是指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在收取一定费用的前提下向其他个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P2P小额借贷是一种将非常小额度的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商业模型。它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满足个人资金需求、发展个人信用体系和提高社会闲散资金利用率三个方面。

随着互联网用户的普及、技术的进步与货币数字化的迅速发展，P2P应运而生。而最初P2P网贷模式的雏形，是英国人创造的。P2P网贷最初起源于2005年的英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P2P网贷平台――Zopa，便是成立于2005年的伦敦。在此之后，P2P网贷开始往美国、德国等地发展，并逐渐深入到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所以英国是P2P网贷的发源地，因为宽松的政策、良好的环境使得英国P2P平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后因在美国的巨大发展而引起广泛关注。

1.2 P2P监管方面的经验

1.2.1 P2P借贷机构的管理经验

美国P2P的发展依然被业界视为典范，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监管重视并及早介入、立下规范。正因为这样，美国P2P借贷行业保持很高的活跃度但没有乱象丛生。美国的互联网借贷平台Lending Club是全球最大的P2P平台。国外P2P服务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经营模式变革的P2P平台，具有传统银行无法比拟的优势，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准入门槛低、可得性高。第二，利率优化。第三，简便快捷。第四，支持创新。第五，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高。P2P平台以充分的信息及竞争的定价实现金融资源的自主、最优配置。这种发展模式也可以为我国提供相应的经验。

1.2.2 P2P机构的安全监管方面的经验

国外的经验证明，即使在最主张市场自由的美国，P2P一样是要监管的，无非是按照发行债券的要求监管，或者按照金融服务的方式监管，或者按照财富管理的方式监管。无论如何，行业的公开、透明、自律互律是第一步。大体而言，对P2P网络金融，金融监管体制要能做到既不抑制行业创新，又能提高新型金融产品的透明度并保护借贷双方。业内人士、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P2P借贷需要监管。美国现行对P2P没有专门的监管机构和适用法律，而是实行多部门和联邦与州的双层多头监管。SEC和州的证券监管机构主要是通过强制要求证券发行商和销售商即P2P平台披露信息，反诈骗和其他相关责任来保护投资者。此外，为了保护P2P中的投资者和消费者，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凭着现有监管体制下联邦消费者保护法赋予的制定规则的权力，在收集整理消费者投诉的数据库开始运作后，将会在对借款人的保护中发挥作用，对P2P进行了相对严格的限制。这些标准控制着P2P市场，一般而言，是为了防止不成熟、没有受过培训的、轻信的投资者失去巨额资金或全部金融资源。美国很多金融政策都是在大萧条时期出台的，在这个时期金融投资者从富有变为贫穷并不鲜见。美国证监会希望在允许这些公司进入美国P2P市场之前能确保P2P公司坚如磐石。联邦政府不希望除了目前的美国人之外，再有任何对财政部门的不信任的情况出现。

2 P2P网贷行业对中国市场的启示意义

经过数年发展，P2P网贷借贷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型的资金融通渠道和理财方式，P2P网贷行业对我国的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

2.1 利于金融互联网的建立

理财属于金融的一个分支，而金融所归属的大类为服务类，消费体验毋庸置疑是今后整个服务行业的发展方向，首先网贷是金融的一个部分，金融是服务业的一个部分。任何时间、地点、方式的消费体验，将成为今后整个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在未来，懂得享受的人们不会去专门花费时间去排队存款赚取微利息，P2P网贷理财则提供了这样一种互联网理财途径。消费者不会专门去为购物跑一趟，消费者同样不会专门去为存款跑一趟。帮助人们更舒适享受理财生活。

2.2 促进金融产品创新

P2P网贷在中国发展已超过6年之久，P2P行业的监管正在逐步迈向正规化。所以，P2P市场的这块蛋糕会越做越大，越来越正规。P2P网贷作为一种投资理财项目，年收益率在12%左右，远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当面临倒闭的风险后，银行曾经的辉煌一去不复返。面临同样的风险时，收益的高低成了评判的唯一标准。用户们为了收益，就会将目光投向收益率高而且风险较小的P2P网贷项目。那么选择一个好的平台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贷贷富财富平台在跑路成风的时代凭借着高度准确的市场风控能力，以及运筹帷幄的统筹力一直稳健发展。所以P2P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产品创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2.3 对小微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P2P网络借贷最早起源于英国，由于该模式比银行灵活便捷、投资回报利率高，很快在全球得到复制，并于2007年引入中国。P2P网络借贷行业爆发的背景与中国长期的金融压抑和信贷约束紧密相关，立足于小微市场，对正规借贷市场起到补充作用。P2P网贷作为银行业务的补充，解决了中小微企业借款难的问题，为中小微企业借款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通过P2P网贷平台可以降低向社会公众集资的成本，又可以突破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与此同时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吸引了大批的投资人。目前，中国P2P网贷行业正处于成长期，盈利模式已形成初步的框架。P2P网贷行业由于进入门槛较低、盈利模式简单、投资周期较短，又因缺乏相应的监管机构和措施，导致P2P在国内发展碰到很多困难，因为这些困难P2P在国内的发展并不顺利。

3 完善国内P2P网络借贷监管的相关举措

我国需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监管P2P借贷和众筹行业的法律法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以此明确监管主体及相应的监管职责，建立各行业的准入门槛、市场准入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参与主体的交易行为，保护知识产权和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人人公平竞争的环境。从美国在P2P网贷交易监管方面的实践，给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方面。

3.1 加快监管立法进度

目前我国的P2P 网络借贷具有明显的监管套利特征，大量业务模式处于灰色地带。政府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完善司法体系，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只有在清晰的法律规范之上，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与我国P2P 网络借贷相关的法律涉及民间借贷和融资担保等内容，正是我国法律体系的薄弱环节，而相关法律的完善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所以要加快监管立法进度，出台相应监管法律法规以便为P2P网贷行业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法律框架，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淘汰欺诈平台，为保护投资人等金融消费者权益提供基础和依据。不仅如此还对我国金融业的良性发展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3.2 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

要想强化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应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出发点审视P2P网贷监管措施和具体交易评价的规则体系建设。区分一般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风险提示，强化投资者适合性制度设置，赋予投资者一定冷静期，以便于行使后悔权；整合梳理散存于我国央行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自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的职能分工，便于金融消费者进行维权。

3.3 增强商业银行的发展动力并且加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银行业和互联网仿佛是天平的两端，这两个行业对国民经济都很重要，P2P和众筹都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取互联网技术和商业银行的运营二者之长，以一种新的商业面孔登上了历史的舞台。P2P和众筹不是在和银行竞争，而是在帮助银行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只有顺势而为，主动拥抱技术变化，更加贴近消费者，凭借自身专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庞大的客户基础等固有优势，通过跨界创新，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的特征之一就是去中心、平民化。未来，我国普惠金融的概念将深入人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即将到来，通过互联网的发展让广大中小企业和草根阶层也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现代金融服务，进而为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发展动力。

4 结 论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开放以及经济迅速的发展，中国的金融管制逐步与世界接轨，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日渐旺盛的融资需求下、落后的传统银行服务状况已无法满足人们理财的需求。以往银行存款是国人最普遍的投资选择，可是随着银行利率的大幅降低以及物价的上涨，银行存款已难以“跑赢”通胀，广大投资者需要高收益的理财方式，为P2P行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这种网络借贷新型金融业务有望在中国推广开来，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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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绘，沈庆.P2P网络借贷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2）：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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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小艳.美英P2P网络借贷监管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武汉金融，2014（9）：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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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步入新世纪的今天，经济的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网络的产业化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在包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的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看来，四个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是不能同时达到的。但是，在今天时兴的新经济中不可能变为了可能。而在现代中央银行都将这四个目标列入基本的货币政策目标中。这也使得央行的职能和运做方式需要进行变革，以适应现代经济的"新"。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